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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浙江省历来就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之称，是经济发达地区，近年来，农业的发展也得到了很大提升，其中2012年，全省农副产品出口额约97.2亿美元，蚕丝、茶叶、兔毛、蜂产品、羽绒制品、鲜香菇出口更是排到全国首位。
（一）农副产品出口额占浙江省出口总额的比重
从农产品出口额来看，根据表1中数据显示，浙江农副产品出口额基本是逐年增加，但是从农副产品出口额占浙江出口额的比重来看，其增速在缓慢递减。自2001年我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以后，浙江特色农产品出口持续增长，并且连续几年在全国位列前茅。但是从2009年金融危机以后，浙江农副产品出口额在浙江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从5.07%下降到4.60%，连续几年下降，打破了农产品出口多年来连续增长的趋势。
（二）特色农产品出口种类
从农产品出口的产品结构来看，浙江省出口的农产品高达十几种。根据图1的统计，以2011年数据为例，其中主要出口特色产品有水产品、畜产品、茶叶、蔬菜等，是以农副加工产品出口为主。2011年浙江省出口的特色农产品中水海产品出口额为177399万美元，畜产品出口额为51809万美元，茶叶出口额为48616万美元，蔬菜出口额为37666万美元，蚕丝出口额为7504万美元，中药材出口额为4656万美元，花卉出口额为4335万美元；同比增长率分别为91.3%、 39.73%、 23.43%、 10.37%、 14.51%、 5.27%、 8.77%。特色农产品出口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大部分实现了以土产品为主向以畜产品为主的转变，从以传统农产品为主向以高新技术产品为主的转变，从以初级农产品向有高附加值产品发展。
由此可见，浙江特色农产品的出口中，水海产品、畜产品、茶叶和蔬菜的出口比重较高，蚕丝、中药材、花卉等特色农产品的出口额相对偏小，但是其增长速度较快，尤其水海产品以91.3%的增长速度，显现出浙江特色农产品优良的出口状态。
（三）主要出口市场结构
从特色农产品出口的市场结构来看，尤其以日本、欧盟、美国及韩国等市场为主，对这几个市场出口额基本占到浙江省特色农产品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二。以2011年出口额为例，根据图2所示，浙江省对欧盟的出口额达专业提供专业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到215639万美元，对美国的出口额达到168858万美元，对日本的出口额达到159642万美元，对韩国的出口额达到56298万美元；分别占浙江省特色农产品出口总额的22.30%、17.50%、16.5%和5.8%。
由此可见，浙江省特色农产品出口市场比较单一，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及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就农产品出口额而言，对欧盟市场出口最多。这种相对集中的出口市场分布现状具有一定的风险，这些特色农产品出口会过于依赖这些国家，并且这些发达国家的环境保护意识较强，对外实施环境规制严格，农产品环境标准较高，而目前浙江省出口的特色农产品的环境标准都普遍不高，经常遭到其他国家的各种环境壁垒，对农产品的出口造成了很大影响。
三、浙江省特色农产品出口应对环境规制的对策
（一）制定绿色农产品生产战略
绿色产品的开发有利于当前生态环境的保护，能够提高农产品的质量档次，使得浙江省特色农产品树立起一个崭新形象。在开发绿色产品的同时，也要支持绿色包装产业的发展，让浙江省农产品出口改变传统的观念，努力建立起环保的农产品绿色包装体系，使环保包装意识能够得到强化。制定绿色农产品生产战略，为浙江省特色农产品的出口奠定一个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能够更好的应对国外环境规制的不良影响。
（二）搜集国外环境规制信息，完善市场出口预警机制
企业和政府必须搜集国外名目繁多的农产品相关的环境壁垒信息，主动协调降低不合理或苛刻的环境规制对浙江特色农产品出口造成的影响。浙江特色农产品出口企业要密切关注目标市场的环境规制标准的变化，及时跟进，根据了解到的具体环境规制特点和技术标准，有针对性地提高和改进浙江省特色农产品的标准和检验检疫水平。浙江省政府应该完善农产品市场出口预警机制，对于不合理的环境壁垒，政府应该积极主动地介入，对外谈判、协调，以改善浙江特色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国际环境，维护农产品出口企业的权益。
（三）降低农产品出口的市场集中度，拓展多元化国际市场
在当前农产品出口态势严峻的情况下，应该积极地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在继续稳定和扩大原有传统出口市场的同时，更要积极开拓中东、拉美、非洲等新兴国家市场，尽量改变农产品出口过度依赖欧美日国家的格局，促进浙江特色农产品出口的持续稳定增长。通过出口市场的多元化和产品结构的多元化战略，降低浙江特色农产品出口的风险，逐步实现农产品出口的低碳化，有效突破国外环境壁垒的限制。
（四）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积极应对环境规制
近年来，浙江特色农产品出口屡屡遭到欧美日等主要贸易伙伴国环境规制的影响，这些目标市场国对浙江特色农产品出口的检测要求苛刻，对此，应该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作用，维护企业的出口利益，加强农产品行业间 专业提供专业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的协作与自律。浙江特色农产品出口应该充分利用当前现有机制与WTO规则，联合政府、企业与行业组织三方一起，对带有歧视性或违反WTO规制的农产品环境规制进行强有力的申诉，从而达到消除进口国不合理的环境规制的限制。
（五）提高特色农产品生产技术，专注产品创新
浙江省特色农产品出口都是以农副产品加工品为主导，但是附加值低，科技含量不高，很难与国际市场上的其他高品质农产品相竞争。因此，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增加农业科技的资金投入，对于政府、高校等研究部门有关重大农业科技研究项目给予基金支持。鼓励有能力的农产品出口企业引进高新技术设备和工艺，成为农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加强制度建设，做好政府的职责，为农产品企业的出口提供更好的平台。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应该加大农产品生产技术的升级，提高生产技术，将先进的生产技术融入公司的经营体系中。
参考文献：
[1]赵敏.环境规制的经济学理论根源探究[J].经济问题探索，2013（04）.
[2]陈莹.国际环境规制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与对策[J].对外经贸实务，2012（05）.
[3]谭晶荣.浙江省特色农产品贸易现状、结构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J].农业经济与管理，2013（03）.
篇2
税收优惠是我国主要的税收支出形式，他是政府为实现一定的政策目标，在法定基准纳税义务的基础上，对一部分负有纳税义务的组织和个人免除或减少一部分税收。而一般认为，税式支出(TaxExpenditure)是指政府为实现一定的社会经济目标，通过对基准税制的背离，给予纳税人的某种优惠安排。税式支出的主要形式主要有：税收豁免、税额减免、纳税扣除、税收抵免、优惠税率、税收递延、盈亏相抵、优惠退税、税收饶让、加速折旧等。从严格定义来讲，税收优惠的范围广于税式支出，但从实践来看，应使税收优惠尽量多的纳人税式支出体系，以便于对范围和数量进行分析，从而增加对税收优惠的管理和控制，优化税收政策。
我国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是20世纪70年代末即年代初逐步确立和发展起来的，随着改革的深化，也出现了税收优惠不统一、内容不合理等诸多问题。
一、新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的内容
所谓税收优惠，实际就是指政府利用税收制度，按预定目的，以减轻某些纳税人应履行的纳税义务来补贴纳税人的某些活动或相应的纳税人。政府实施税收优惠并不是一种随意行为，而是政策的需要，以期促进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税收优惠政策是指税法中规定的对某些活动，某些资产，某些组织形式以及某些融资方式给予优惠政策待遇的条款，其实质就是减免其优惠对象的税负，但方式多种多样，如对制造业的投资给予免税期和税收抵免，给予特定资产以加速折旧，对小企业按低税率征税，对债务融资和股票融资的税收待遇不同，对住房所有权的估算所得不征税，对无形投资的投资区分研究和开发支出等。
新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细则对现行的税收优惠进行了有效的整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税收优惠币点转向“产业优惠为主、地区优惠为辅”
新企业所得税法对原有优惠政策进行了整合，重点转向“以产业优惠为王、区域优惠为辅”，对国家重点扶持和鼓励发展的产业和项目给予所得税上的优惠对待，发挥了税收优惠在体现税法政策性上应有的积极作用，有效配合了国家产业政策的实施，明晰了国家产业扶持的重点。
2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三免三减半”
新税法将基础设施项目优惠政策适用范围由部分地区扩大到全国，适用对象由外资企业扩大到所有企业，并实行统一的优惠方式企业从事港口、码头、机场、铁路、公路、电力、水利等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经营的听得，实行自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三免三减半”的优惠政策。
3非营利公益组织收入免征所得税
新税法中新设了此项优惠，对各类非营利公益组织取得的收入，予以免征所得税优惠。同时，严格规定非营利公益组织享受税收优惠的条件，防止偷漏税现象发生。
4农、林、牧、渔业项目继续实行免征优惠
新税法继续实行税收优惠向农业产业倾斜的政策，统一了内外资企业从事农林牧渔业生产的所得免税政策并实行统一的优惠方式。企业从事农、林、枚、渔业项目的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企业从事花卉、茶以及其他饮料作物和香料作物的种植以及海水养殖、内陆养殖的所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5从事环保节能项目的所得实行“三免三减半”
企业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的所得，实行自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三免三减半”的优惠政策。
6赋予民族自治地方在税收优惠上的一定自力
在以产业优惠为重点的同时，新税法仍然保持了对区域优惠的关注赋予了民族自治地方在税收优惠上的一定自力。
二、税收优惠的积极作用
1吸引了大量外资，引进了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
我国实行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各种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以来，为外资企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外商来我国进行投资。吸引了一批外资来华投资建场，外资的进入，促进了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和管理的改善。
2配合国家的产业政策，积极引导投资方向
我国税收政策通过采取各种优惠措施，积极鼓励企业投资于国家急需的行业和地区，对我国产业政策的调整起到了良好的配合作用。社会需求总量由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构成，税收是消费和投资的一个变量因素，对个收入和支出增税将影响个人的消费支出；对企业收入和支出征税，将影响企业的投资支出。税收对需求总量的调节作用，主要是根据经济情况的变化，制订相机抉择的税收政策来实现经济稳定。在总需求过度而引起经济膨胀时，选择增税的紧缩性税收政策，以控制需求总量；在总需求不足而引起经济萎缩时，选择减税和实行税税收优惠的扩张性税收政策，以刺激需求总量。3扶持补贴的迅速及时，增强政策效果
税收优惠形式的税式支出，是税收收入过程和补贴过程同时实现的，减少了税收收入的征收、入库等过程，直接形成了财政的补贴，因此，较直接财政支出更为及时，减少了政策的时滞，增加了政策的时效性。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取决于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劳动和投资三个基本要素。土地要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经济的增长，但不会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的作用，这已为世界各国的经济建设实践所证明。劳动要素由于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存在无限供给和发达国家的高失业率，也不会构成经济增长的首要约束条件。因此，投资形成的快慢，将构成经济增长的首要约束条件。
4实施出口退税政策，推动了我国出口贸易
需求、投资和出口被称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三架马车，我国的出口退税政策，推动了通过对出口商品实行出口退税政策，推动了国家进出口贸易的飞速发展，提高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并增加国家外汇储备。在总需求和总供给关系中，如果出现总供给过大或过小的经济失衡，既可以通过控制需求来取得经济平衡，也可以通过控制供给来实现经济平衡。因总供给不足引起的经济失衡，通常是由于供给结构不合理造成的，我国国民经济中的某些部门，如高新技术产业、能源、交通、通讯等部门发展滞后；而其它一些部门，如纺织、机械、建材、钢铁等出现了供给过过大的情况。在这些情况下，就要通过调整供给结构来调节供给，促进经济的平衡发展。
三、税收优惠的政策控制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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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江、浙等省在松树上发生了一种毁灭性的国际检疫对象，该松树危险性病害致病力强，寄主死亡速度快，传播扩散迅速。辖区内松林均为该危险性病害的感病寄主。其传播媒介昆虫——松褐天牛分布广泛，气候条件又属于该病害发生的适生区，为其自然传播蔓延提供了有利条件。周边邻省也已发生危险性病虫害。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同国内各城市商品交流日益频繁，危险性病虫害随松材及其制品、包装材料等人为传入我区机会与日俱增，该松树危险性病害已成为威胁我区林业和生态建设的心腹大患，防范工作形势十分严峻。若不及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予以防范，数百万亩松林必将遭受毁灭性的破坏，全市乃至全省的松林也将面临毁灭性的危险，对林业和生态建设以及对外出口贸易将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把危险性病虫害的防范工作列入生态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各级政府和各有关部门高度重视。为了把危险性病虫害的侵入所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应采取以下除治与预防措施：
1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
1.1以系统工程和可持续控制为指导，以保护森林资源和维护国土生态安全为目标，贯彻“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坚持除治与预防并重，坚持防治与营林相结合的原则，加强依法防治，强化政府行为，倡导群防群治，依靠科技进步，加大资金投入，实行分类指导，分区施策，达到有效遏制其扩散蔓延的目的。
1.2具体措施：①坚持除治与预防并重的基本方针，认真扎实抓好预防监测工作。②坚持分类指导，分区施策的基本方针，以预防的总体战略出发，根据有关因素对全区除治与预防工作进行科学区划、实行分类指导，分区施策，对不同类型区的目标任务和对策都要有所区别，分清主次，抓住主要矛盾。③坚持政府组织，全社会参与、群防群治的基本方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各级政府是危险性病虫害防范的责任主体，负有首要责任。预防工作政策性强，涉及社会各个方面，是一项集政府行为、社会行为和部门行为于一体的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求各个部门协调配合，全社会共同参与，走群防群治的道路。④坚持法律、行政、经济和技术手段相结合的基本方针。在危险性病虫害防范过程中，认真贯彻《植物检疫条例》和《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以法律为武器，坚持依法除治，依法预防，防止人为传播。进一步完善规章制度，强化行业管理。法律、行政、经济、技术手段缺一不可，只有把四者有机结合起来，建立有效的病虫害控灾机制，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取得理想效果。坚持依靠科技进步，全面提高除治与预防水平的基本方针。除治与预防工作技术性强、难度大、要求高，在深入了解病虫害的发生与发展的内在规律基础上，不断研究出先进除治预防手段，积极引进和推广国内外先进技术，不断提升除治预防水平，提高除治预防成效。
2认真开展危险性病虫害疫情监测调查
为了切实加强危险性病虫害的防范工作，要及时组织实施疫情监测调查，对松林进行全面、认真普查，对旅游景点进行常年定点监测，及时了解掌握危险性病虫害的疫情动态，以便提出有效的防范措施。发现极个别松树枯死，立即取样送上级林业科技部门检验，发现重大的危险性病害后，要立即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参加国家林业局、省林业厅组织的调查培训，并立即对全区松林进行危险性病虫害普查。根据松树危险性病害除治与预防方案要求，全面加强危险性病虫的监测普查工作，实行定点监测，定期巡查与全面普查相结合，做到及时发现疫情及时彻底除治。
3及时对森林虫害进行化学药物除治与预防处理
3.1积极筹集资金、加大投入。积极争取各级财政的资金投入，为彻底除治危险性病虫害奠定基础。
3.2营林措施。要尽快完成工程治理范围内所有枯死木、濒死木清理工作，对林地剩余的其他风折木、砍伐后遗留下来的剩余松树枝桠也一并清除，按有关技术方案要求，全面进行药物除害处理，要求松褐天牛除治死亡率达到100％；完成工程治理范围内的所有枯死侧枝清除和除害处理工作，要求松褐天牛除治死亡率达100％；完成因郁闭度大、需要进行卫生伐的全部作业。将所有松木枝桠和松木药物处理后按方案要求集中指定地点烧毁。
3.3化学药物处理。开始挂设天牛成虫诱捕器：完成林内喷洒16％虫线清乳油，名木古树每木注射16％虫线清乳油等化学防治松褐天牛。
4加强检疫检查执法力度
4.1对本辖区范围内所有的松林进行严格封锁，不准调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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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优惠是我国主要的税收支出形式，他是政府为实现一定的政策目标，在法定基准纳税义务的基础上，对一部分负有纳税义务的组织和个人免除或减少一部分税收。而一般认为，税式支出(taxexpenditure)是指政府为实现一定的社会经济目标，通过对基准税制的背离，给予纳税人的某种优惠安排。税式支出的主要形式主要有：税收豁免、税额减免、纳税扣除、税收抵免、优惠税率、税收递延、盈亏相抵、优惠退税、税收饶让、加速折旧等。从严格定义来讲，税收优惠的范围广于税式支出，但从实践来看，应使税收优惠尽量多的纳人税式支出体系，以便于对范围和数量进行分析，从而增加对税收优惠的管理和控制，优化税收政策。
我国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是20世纪70年代末即年代初逐步确立和发展起来的，随着改革的深化，也出现了税收优惠不统一、内容不合理等诸多问题。
一、新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的内容
所谓税收优惠，实际就是指政府利用税收制度，按预定目的，以减轻某些纳税人应履行的纳税义务来补贴纳税人的某些活动或相应的纳税人。政府实施税收优惠并不是一种随意行为，而是政策的需要，以期促进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税收优惠政策是指税法中规定的对某些活动，某些资产，某些组织形式以及某些融资方式给予优惠政策待遇的条款，其实质就是减免其优惠对象的税负，但方式多种多样，如对制造业的投资给予免税期和税收抵免，给予特定资产以加速折旧，对小企业按低税率征税，对债务融资和股票融资的税收待遇不同，对住房所有权的估算所得不征税，对无形投资的投资区分研究和开发支出等。
新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细则对现行的税收优惠进行了有效的整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税收优惠币点转向“产业优惠为主、地区优惠为辅”
新企业所得税法对原有优惠政策进行了整合，重点转向“以产业优惠为王、区域优惠为辅”，对国家重点扶持和鼓励发展的产业和项目给予所得税上的优惠对待，发挥了税收优惠在体现税法政策性上应有的积极作用，有效配合了国家产业政策的实施，明晰了国家产业扶持的重点。
2 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三免三减半”
新税法将基础设施项目优惠政策适用范围由部分地区扩大到全国，适用对象由外资企业扩大到所有企业，并实行统一的优惠方式企业从事港口、码头、机场、铁路、公路、电力、水利等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经营的听得，实行自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三免三减半”的优惠政策。
3 非营利公益组织收入免征所得税
新税法中新设了此项优惠，对各类非营利公益组织取得的收入，予以免征所得税优惠。同时，严格规定非营利公益组织享受税收优惠的条件，防止偷漏税现象发生。
4 农、林、牧、渔业项目继续实行免征优惠
新税法继续实行税收优惠向农业产业倾斜的政策，统一了内外资企业从事农林牧渔业生产的所得免税政策并实行统一的优惠方式。企业从事农、林、枚、渔业项目的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企业从事花卉、茶以及其他饮料作物和香料作物的种植以及海水养殖、内陆养殖的所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5 从事环保节能项目的所得实行“三免三减半”
企业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的所得，实行自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三免三减半”的优惠政策。
6 赋予民族自治地方在税收优惠上的一定自主权力
在以产业优惠为重点的同时，新税法仍然保持了对区域优惠的关注赋予了民族自治地方在税收优惠上的一定自主权力。
二、税收优惠的积极作用
1 吸引了大量外资，引进了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
我国实行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各种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以来，为外资企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外商来我国进行投资。吸引了一批外资来华投资建场，外资的进入，促进了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和管理的改善。
2 配合国家的产业政策，积极引导投资方向
我国税收政策通过采取各种优惠措施，积极鼓励企业投资于国家急需的行业和地区，对我国产业政策的调整起到了良好的配合作用。社会需求总量由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构成，税收是消费和投资的一个变量因素，对个收入和支出增税将影响个人的消费支出；对企业收入和支出征税，将影响企业的投资支出。税收对需求总量的调节作用，主要是根据经济情况的变化，制订相机抉择的税收政策来实现经济稳定。在总需求过度而引起经济膨胀时，选择增税的紧缩性税收政策，以控制需求总量；在总需求不足而引起经济萎缩时，选择减税和实行税税收优惠的扩张性税收政策，以刺激需求总量。
3 扶持补贴的迅速及时，增强政策效果
税收优惠形式的税式支出，是税收收入过程和补贴过程同时实现的，减少了税收收入的征收、入库等过程，直接形成了财政的补贴，因此，较直接财政支出更为及时，减少了政策的时滞，增加了政策的时效性。在 现代 市场 经济 条件下，经济增长取决于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劳动和投资三个基本要素。土地要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经济的增长，但不会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的作用，这已为世界各国的经济建设实践所证明。劳动要素由于在广大 发展
4 实施出口退税政策，推动了我国出口贸易
需求、投资和出口被称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三架马车，我国的出口退税政策，推动了通过对出口商品实行出口退税政策，推动了国家进出口贸易的飞速发展，提高了 企业 的国际竞争力，并增加国家外汇储备。在总需求和总供给关系中，如果出现总供给过大或过小的经济失衡，既可以通过控制需求来取得经济平衡，也可以通过控制供给来实现经济平衡。因总供给不足引起的经济失衡，通常是由于供给结构不合理造成的，我国国民经济中的某些部门，如高新技术产业、能源、 交通 、通讯等部门发展滞后；而其它一些部门，如纺织、机械、建材、钢铁等出现了供给过过大的情况。在这些情况下，就要通过调整供给结构来调节供给，促进经济的平衡发展。
三、税收优惠的政策控制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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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化白瓷是最先被欧亚各国作为本国学习标本试烧成功的先师；
在自宋代以来的千年时空中，德化瓷以其难以想象的巨大体量和完整的先进生产工艺，提升和改善了世界各国的社会生产和物质生活，推进了世界物质文化的进步；
以明清德化白瓷为代表的中国瓷艺产品，成为几百年来世界性的传统文化艺术珍品而广为传承和笈藏。
最早和持续历史最久的中国外销瓷窑系之一
最早开始外销瓷的专门生产和国际运销
德化窑系不仅最早参与了外销瓷贸易，而且是重要角色。始于北宋的成规模的中国外销瓷贸易，其生产地以东南沿海的青瓷、青白瓷和白瓷各窑系为主。散布在亚非等外销瓷贸易接受国的中国瓷器遗存中，都有德化窑实物，有的地方还占有很大的比重，且与中国的德化窑址出土器直接对应。至南宋时期，泉州港的地位提升，更使得德化窑系产品的出口量大增，元朝政府更加鼓励对外贸易，至元十四年在泉州设市舶司，更使身处泉州当地的德化窑系成为了对外贸易的主力。有学者考证，“宋代以来外销瓷的一大部分，是从泉州登舟发舶的。到了元代，泉州便扶摇直上，升为世界贸易大港，陶瓷由此外运，数额更大”。那么，位于泉州境内的德化窑及漳州、晋江等窑就承担了泉州的刺桐港的外销瓷贸易的主要生产任务。被欧洲人称为中世纪四大游历家之一的摩洛哥人伊宾·拔都他（亦译伊本·白图泰）于元至正七年游历中国，约在当年的夏季到达泉州（依张星琅先生说）。拔都他的《游历中国记》中说：“中国瓷器，仅产于剌桐（即泉州）、兴克兰（即广州）二城，乃得诸地山上之土，燔烧而成者。……中国人将瓷器转运出口，至印度诸国，以达吾故乡摩洛哥。此种陶器，真世界最佳者也。”此说虽有偏颇，但显示了德化为代表的泉州诸窑在元代外销瓷中的影响是何等的巨大。他还说道，他在印度港口所见，中印之间的贸易船只都掌握在中国人手里。中国的大船可载一千水手和随船士兵，每船皆有四层，公私房间极多，以备商客之用，厕所秘房，无不设备周到。而所有中国的船舶，皆造于刺桐及兴克兰二埠。以此进而推之，元时期的外销瓷贸易，很大份额也在泉州地方经营。
以东南亚为例，菲律宾专家庄良有先生说，“在菲律宾所发现自北宋至明的福建瓷，数量可观，其中以德化白瓷为最”。他发现，菲律宾发掘出土的北宋青白瓷，和德化碗坪仑遗址下层遗存一致；南宋遗存则大致与碗坪仑上层遗存有对应关系。元时期的遗存大致和德化屈斗宫遗址的遗存相对应。颇有意义的是，菲律宾出土的元时期白釉花卉纹四系瓜棱形罐（元一类罐）和意大利威尼斯圣马可教堂收藏的“马可·波罗罐”完全一致（庄文《德化陶瓷研究论文集》2002），这类资料也见于J.M.ADDIS《菲律宾出土的中国瓷器》（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ll Society 37卷）。虽然这类器形在德化屈斗宫地层中还没有见到，但据徐本章、苏光耀、叶文程先生证实，在碗坪仑窑址采集到相似的瓜棱形“罐形壶”标本两件，肩部和腹部印莲瓣纹和卷草纹，与菲律宾出土的标本完全相同（《考古》1979年第2期）。以上三个地点的信息证实了意大利这件被史称为由马可·波罗从泉州带回去并被欧洲所尊崇的珍品，的确是元代德化白瓷。欧洲大陆的历史传说，穿越千年时空，竟然和东南亚和中国的现代考古发现相拥抱，诉说着他们来自同一个的故乡——中国德化的故事！
最早输出窑炉技术
制坯和窑炉技术在世界的传播，也是德化瓷的一大历史贡献。就目前所知，除德化窑以外，还没有发现中国各大窑系的这类资料。我们可以从以下两方面予以观照。
德化白瓷外销的同时，瓷器制作技术工艺也传播至东西方世界，促成了各国制瓷业的兴起和发展，促进了中国陶瓷文化的传播和世界陶瓷文化的交流。宋代德化窑盛行的伞形支烧窑具，使用高12厘米、直径8厘米左右的黏土柱，支撑一个直径40厘米左右的圆盘，圆盘中心又立一柱，柱上再置圆盘，形如多级伞状，如此层叠直至窑顶，高度可达2米左右，每层圆盘的四周放置粉盒、碗、碟之类的小件器物。这种窑具后来传人日本，提高了产品的装烧产量。明代德化由一个个像馒头的窑室单独砌就而又相互串联的阶级窑，也在明末清初传人日本，成为日本“串窑”的始祖，使当地瓷器的烧制质量得到了较大的提高。
17世纪左右，欧洲瓷业处于萌芽时期，工艺技术直接师从德化白瓷，并于18世纪初首先试制成功。首先是由德国麦森的匠师柏特格（Johann Friedrich Bottger，1682-1719年）根据神圣罗马帝国萨克森选帝侯、波兰国王奥古斯都二世（1670-1733年）的指令完成的。柏特格1715年左右仿制德化白瓷，成功制作了两件，一件是圆柱形烛台，上饰浮雕图案，丝毫未杂入以往流行的繁琐的巴洛克艺术风格；另一件是五英寸的小型笑弥勒坐像。在柏特格的仿制成功以后，欧洲各国掀起了模仿德化白瓷的热潮，德国的制瓷工匠被各国聘请去，传授德国消化的德化瓷胎釉和窑炉技术。英国的“弓”瓷器工厂和切尔西工厂根据英女王的指令在清乾隆五年（1740年）后仿制德化白瓷，上饰葡萄、李子等浮雕图案。法国的科得和钱蒂雷工厂、丹麦的哥本哈根皇家瓷器工厂，都吸收了德化窑的工艺技术烧出白瓷产品（朱培初《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
站在这种角度看，是明清德化白瓷引导和照亮了十七八世纪欧洲瓷业的诞生和发展之路。德化人民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化平凡之土为高贵圣洁，架起了中外文化交流、经济贸易、友好往来的伟大桥梁。
规模巨大的出口量
德化瓷既是出口贸易历史最长的，又是在出口瓷中占到很大分量的，加之我们在世界各地看到的大量德化瓷实物，因此德化瓷的出口规模是巨大的。目前还没有研究成果显示我国历史上外销瓷贸易的总数，但我们可以举出一些单体案例，感受到德化瓷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巨大贡献。
世界各地海域古代沉船的发掘中，几乎都有德化瓷现身：
1974年在泉州湾后渚港发掘宋代沉船，出水大量宋代德化窑产品；
1975年在韩国新安发掘南宋商船，出水1万多件宋代瓷器，其中一部分是德化窑产品；
1984年荷兰商人米歇尔·哈彻在南中国海海域发掘“哥德马尔森”号沉船（属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752年沉没），出水瓷器14万件，内有大量德化白瓷和青花瓷；
1986年开始的瑞典“哥德堡号”商船的发掘，持续了十年。这条船隶属于瑞典东印度公司，它于1745年1月11日从广州满载中国货物启程回国，同年9月12日沉没于哥德堡港区。据唐纳利（P.J.DONNELLY）说，船上载有福建德化瓷商品；
1999年荷兰商人米歇尔·哈彻在印尼一侧的中国海海域发掘中国清代“泰兴号”沉船一艘，除去残损的65万件，获德化瓷器35万件，由斯图加特纳高拍卖公司悉数拍卖；
2007年在广东阳江海域发掘的“南海一号”南宋商船沉船，出土大量外销瓷器，其中德化瓷占大宗，
2005年福建平潭海域“碗礁一号”沉船的发掘，出水清早期德化窑系的青花和五彩瓷器1.6万件；
2009年南澳海域“南澳一号”明代商船的发掘，出水大量德化窑产品。
根据有关资料推断，德化瓷的外销量也是巨大的：
欧洲对华贸易中最早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是与德化瓷生产关系十分密切的贸易公司。根据该公司来往信函统计，估计在1602至1682年的八十年中，有1010万件中国瓷器被运往欧洲等地销售。这其中很大部分应是德化产品；
根据英国资料，172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哈雷孙号（Harrmon）从厦门港运载了十余万件瓷器回国。其中肯定是以德化窑产品为主。
最深层次交流的世界文化融合
德化瓷与世界陶瓷艺术的对话和交融，是很少见到的文化现象，理应引起文物学界和美术学界的探究。在长达千年的历史中，德化瓷不间断地巨量地被输送到欧亚和世界各地，必然会对接受国的文化产生深层次的影响、感染和共鸣。同时，作为生产地的德化，也必然会被接受国的固有文化影响、感染进而去吸收它。
首先，是大家经常讲的，中国生活用瓷器输往外国，大大提升了接受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程度，改善了生活质量云云。这点自不多言。单就德化瓷所带来的双方的文化共鸣和吸收，我们深究一下。
世界各地对德化瓷的深爱，原因何在？简而言之，一是德化瓷的润白细腻的胎釉效果，使得爱好洁白的欧洲等地人民在文化传统习惯上产生了心理共鸣；二是德化瓷的突出的圆雕、贴塑和模印艺术，使得爱好个体形象展示和雕塑艺术的欧美等地人民在艺术追求和审美习惯上产生了精神共鸣；三是德化瓷雕塑艺术中的来源自然、本自善良、追求美好的艺术特质，使得热爱自然、崇尚美好、追求自由的欧美等地人民产生了思想情感共鸣。
比如，德化白瓷的统计数字显示，在人物造型中神佛造像作品采集数据854件中，观音像就占到552件，占造像的64.6%。相比其他造型，观音像的类别也是最多的，艺术成就也是最高的。其原因，一方面是明中期以来中国南方汉传佛教中观音崇拜的流行（这和观世音道场普陀山邻近闽南有关）；在欧美方面，则是唤起了天主教的流行中对圣母形象的感受和膜拜，这是德化观音雕塑在欧洲流行的宗教共鸣和审美需要。不言而喻，观世音和圣母的造型和情感感染效果，都有很近的相似之处。德化的生产者肯定接受到了欧洲的信息，他们或是迎合这一需要，或是欧洲商人带来了圣母的形象资料，在明末清初，观音像中的送子观音和观音童子这两种形象出现并逐步成为主流。及至康熙时期，干脆就来样加工，产品脱观音形象而完全成为圣母形象。德化观音的这三段演化，过程完整自然，历时两百年上下。中国的瓷艺家，是何等的伟大！可惜留下姓名的只有十几人。
再如，大约明晚期的德化雕塑作品中，有一部分的主题来自于世俗生活，例如“窥春”，表现的是明代一对青年男女在谈情说爱，屏风后面一位胡须长者掩身窥看的情景，令观者忍俊不禁。这是何等的自然天生，何等的市井真实！这类雕塑作品，被荷兰东印度公司看中，成为长期的订货。因为，这种开放自然、人性流露的雕塑，受到欧洲人的喜爱，作为家中的艺术摆设而进入他们的生活。而且，这种产品在进入他们的生活之后不久，就慢慢地生出了变异——三位明代服饰的男女主人公，竟然变成了荷兰人模样。这样的产品，当然还是我们那些德化的瓷艺家生产的。
以上这样的现象，在德化瓷产品中还有不少。在这里，瓷艺作品和相关产品的使用中，显示出与生活用瓷不同的现象，即：后者作用的是贸易接受国的生活质量和习惯，当然不免也附带一点审美效果；而前者则是直接而正面地以其艺术身份介入贸易接受国人民的心理层面、精神层面和思想情感之中。其深度的融合之后，又有力地返回到生产国和生产者，影响和感染他们的心理、精神和情感。这样的结果，绝不是任何外销产品都可以做到的。德化瓷的千年成功外销以及艺术成就的世界公认，成为中国罕有的被世界公举的文化财富，皆肇始于德化瓷至深的本性和她真正做到了和世界的共鸣、交融。
细细想来，前述三点，恰好是德化白瓷能够千年屹立于世界艺术之林的精髓所在！而且是具体的实在的存在。只可惜国人从未深思。这样的共鸣，难道不是文艺复兴以来人类上下追索而生成的普世价值的物化和体现吗？美之为美，一定是千百万人不大自觉的社会活动所自然汇聚成的大潮，而言之为普世共识，因此这既是人为产生的，又是不可以以局部个体的意愿而扭转的。
最广泛为世界接受和笈藏的艺术财富
德化瓷以其超高级的文化艺术成就和超越国别和民族区分的艺术共识，在各国人民中产生心灵共鸣，独立命名予以尊崇，成为各国精神文化的财富。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为包括景德镇等各窑系的外销瓷中所仅有。从中我们可以体悟到，真正高尚的文化艺术产品，绝不会包含侵略性，也不会带有任何形式的局限，而是在潺潺流水和斗转星移的自然时空之间，被世界人民发心认同和喜爱，进而永恒传世的。
德化瓷在世界的传布，始自她被外销之时起，就被视为艺术品。随着时间推移，偏于实用的那些产品被慢慢消耗，积淀下来的则是艺术价值相对高的艺术作品，或者是最能体现德化胎釉和窑炉技术特征的实用品和观赏品这两种。自三百年前，她们就相继被各类收藏机构笈藏，甚至每一座世界最高层次的艺术殿堂里都有她，包括国内众多博物馆。
世界各地收藏至今的德化瓷，种类繁多。
按色釉区分，主要脉络是：宋代为青白釉和白釉，无纹饰或采用模印花纹装饰；元代至清代为白釉，无纹饰或采用模印花纹和贴塑装饰；明晚期至清代为五彩、青花、粉彩和描金装饰，偶见紫金釉、黑釉。
按器物用途分，主要是雕塑和装饰艺术品、生活用品两大类。生活用品的外销数额占最大份额，延续年代贯穿宋至清；雕塑和艺术品则主要是明中期以后至清，明早期以前少见，对我们当下了解和收藏德化瓷更有实际作用。
雕塑作品是德化瓷中最具艺术成就的类别，也是价值最高的一类。主要类别有佛教造像、道教和地方神祗、中外民间生活等。
佛教造像中，佛造像分坐像和立像，有汉传和藏传两种风格，坐像以藏传风格为主，立像大多是汉传风格。以阿弥陀佛（接引佛）为多见。
传世数量最多的是观音菩萨造像，也分坐像和立像，包括休闲作观音、持经观音、如意观音、鱼篮观音、白衣观音、善财观音、不二观音、渔女观音、坐岩观音、立岩观音、立云观音、持莲观音、渡海观音、立龙观音、坐莲观音、立莲观音、送子观音、观音与善财童子、净敏观音、骑狮普贤菩萨等。此外藏传佛教风格的有十二臂观音（准提观音）坐像等。坐像和立像之外，还有山形设计的普陀山观音及童子的群像造型。在明末清初，由送子观音造型演化出圣母、圣母与圣子及圣母抱基督遗体造型，亦偶有所见。
佛教题材的造像中最具雕塑气势的是达摩和罗汉造像，精品甚众。达摩作渡海立像，和观音一样，有一些出自何朝宗和他的后人之手，属于德化雕塑的顶级杰作。还有弥勒佛、布袋和尚等。也是有坐像、立像和山形背景的十八罗汉群像。清中后期出现四大天王立像作品。达摩立像在清早期演化出基督的圣心立像。
各种狮子圆雕作品和狮形香插、孙悟空（小乘佛教的一位神祗）造型生动，大多具有明代风格。
道教和地方神祗范畴造像中，最早和最优秀的是文昌帝君和文武财神坐像作品，其中有的是明代何朝宗等大师所制。其后作品题材涉及真武大帝、玄武大帝、西王母、姜太公、老子、朱熹、魁星、李白、刘海、八仙人物、和合二仙、关帝骑赤兔马、鹤鹿同春以及闽南地方神祗福德正神等。
民间生活雕塑则更是五花八门，妙趣横生，有戏剧人物、乐舞人物、仕女、家庭生活、山中棋奕、泛舟、莲藕、南瓜、梅树、烟斗以及猴、狗、猪、鸡、鹦鹉、马、牛、猫、大象和太平有象等动物圆雕。
从17世纪末期开始，出现完全欧化的人物造型，大都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定制商品。这些充满异国情调的雕塑，从各种角度展示出欧洲文化和物质生活的样式，且极具幽默情趣和生活气息。德化瓷的这类艺术创作，是激发欧洲持续几百年的瓷艺人物雕塑的肇始者，所以被他们代代心手相传珍藏至今。
德化瓷的生活用品在国外的留存数量也很多。遍及各国的海捞青花瓷器是最普通的。被他们珍藏的德化瓷生活用品，还是集中在明清生产的白瓷上。
宋元时期的各类青白瓷、白瓷，器形有军持、印花卉粉盒、罐、花口瓶、马可·波罗式四系罐、炉等，存世量不多，极为珍罕，大多藏在博物馆和私人手里，很少见到流通。
入明以来，数量和类别激增。择其要者列下。
明代以来至清早期的各式香炉，是生活用品中价值最高的。一方面炉是文化生活的必备文物，类似礼仪之器，大多继承了《宣德彝器图谱》的最典型器形，所以艺术成就最高；其次，德化瓷艺家把德化瓷的优点在炉体上施放到极致，跟清雅神交于一体。所以这类作品超越了生活用品范畴，而介入了人们审美意境的精神层面，值得我们特别关注。记得几年前一家国际大拍卖公司的一件簋式炉估价几百万元人民币。
源自明代器形的，生产于明晚期至清中期的各种瓶类立件，也是德化精品。例如雕螭龙的盘口瓶、杯口瓶、蒜头瓶、活环瓶、琮式瓶、双联瓶、象耳筒式瓶、铺首瓶、合卺瓶等，还有仿商周青铜觚的作品，从明中期连绵至清晚期，深受各国藏家喜爱。
壶和杯、爵，其样式堪称一绝，流传数量较多，应是出口数量大的原因。据说因德化的茶具和福建的茶叶，引发了东南亚、西亚、中亚和欧洲的饮茶风尚。故这类器具在清早期之前，就是完全中国化的样式。这一时期的茶壶和茶杯上，尽情地展现着德化瓷艺家的娇柔细腻婉约莹润的质地和线条之美，因而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分。其中还有一些器身上有瓷艺家信手刻画的诗句、签名，更加可贵。
文房用具有笔筒、砚台、印盒、印章、水丞、笔洗、笔山等。其中笔筒和印章颇受各国青睐，爱尔兰还有人专门为德化瓷印章撰文著说，在许多博物馆都有收藏。德化瓷笛和瓷箫很罕见，仅在中国、日本和法国等地博物馆存有几支而已。据说瓷笛笛声凄婉动人，胜过竹笛。
结语
在总体评价德化窑系对外销瓷的贡献和地位的基础上，我对中国外销瓷的定义及研究路径提出以下粗线条的思路：
——诚如美国学者甘雪丽（SHIRLEY GANSE）所说，中国外销瓷，作为一个经济领域的概念和文物考古的概念，在国内和国际，其内涵都处于模糊状态，有待厘清（甘雪丽《中国外销瓷》2011）。
——中国外销瓷的概念，不应局限在克拉克瓷、欧洲皇室来样订烧的纯外国样式等类的出口瓷这样狭小的范围内。这是不科学的，人为切割了一个宏大而又漫长的历史事件，会给开展深入研究制造诸多障碍。
——中国外销瓷的历史，是以先进的制瓷技术和高级的物质文化产品作为物质载体，为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社会进步提供巨量的动力的历史，所以，这个载体中的文化特征，在前、中期必然是完全的中国式样的。把这部分排除在外销瓷概念之外，显然是不可以的。
——中国外销瓷的历史，又是遵循中外优秀文化相互融合、从陌生到共鸣、从相异到趋同的历史法则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复杂交错的，是双方因素互相影响的过程，而不是一道命令那样明了可断。
篇6
中国象牙雕刻经过数几千年的发展，清代中期陆续形成了若干个相对集中的中心生产地，主要以苏州、广州、北京为代表，各自形成了地方牙雕的色彩。苏州牙雕典雅醇厚、文化气息浓厚；北京牙雕古朴典雅、带官宦气质；而广州牙雕精细工整、玲珑剔透、富有装饰性。
广州牙雕工艺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秦代，广州就有象牙雕工艺了。在《淮南子》卷18《人间训》中说：“秦始皇统一岭南，其目的之一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1983年，在广州市象岗山西汉南越王赵昧墓西耳室，就出土了5支原支象牙，但已全部朽裂，同时出土了其它牙雕器物，如象牙厄、象牙泡钉、象牙算筹，残牙雕器等，这是广州最早的汉代象牙雕刻品的历史实物见证。晋代，广州出现了象牙编织的精湛工艺，据王隐的《晋书》记载：“车永为广州刺史，永子溢多，使工作象牙细簟”。足证当时广州工匠已掌握了牙雕塑技艺。在南越王宫遗址唐代地层里出土了象牙圆雅人头像及一些象牙加工碎料，这说明广州的牙雕工艺一直在持续发展。但是，清初前，广州牙雕并未形成自己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苏州样，广东匠”说明广州牙雕尽管工艺水平高，但还处于对苏州牙雕的模仿状态而已。到了清代，由于优越的地理环境和繁荣的对外贸易，促使广州牙雕迅速发展成为在中国牙雕史上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南派牙雕。
一、广州牙雕地位的确立
1644年，清世祖统一中国，各行各业都有待重整旗鼓，百业待兴。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朝廷实施“海禁”政策，广州成为对外贸易的唯一港口。东南亚、非洲等地的象牙大量输入广州，为广州牙雕工艺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这种得天独厚的地位，使广州文化、经济得以繁荣发展；中西文化的交汇，带动了广州牙雕工艺水平的提高，广州牙雕在这个大前提下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一）广州象牙雕刻和牙丝编制的工艺精细巧美，深得宫廷显贵喜爱
广州象牙大多来自东南亚，广州象牙雕刻与牙丝编制工艺凭借进口象牙的方便条件得到发展。精美的象牙制品被清代广东官员作为土贡进贡朝廷。据《宫中・进单》所记可以窥见一斑：雍正九年五月初一日广东巡抚鄂弥进象牙面扇5柄；同年四月二十一日广东总督郝玉麟进象牙扇4柄；雍正十年二月二十八日广东巡抚鄂弥达进牙扇5柄；同年四月二十一日广东总督郝玉麟进牙扇4柄；雍正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广东巡抚杨永斌进象牙葵扇50柄、鹤顶牙扇5柄；同年二月二十八日广东总督鄂弥达进牙扇5柄，牙牌掌扇50柄，牙香囊100枚；雍正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广东巡抚杨永斌进牙扇5柄、牙席2副、牙枕4个、牙座褥4副；同年四月二十五日广东海关监督毛克明进象牙席2床；雍正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广东巡抚杨永斌进象牙扇5柄；同年闰四月十九日广东巡抚杨永斌又进象牙扇5柄。上述雍正时期广东官员贡进内廷有象牙雕刻和牙丝编缀两种。牙丝编缀在清代广州象牙工艺中堪称一绝。它首先将硕大而坚硬的象牙劈成篾子，再编缀成席、枕、座褥等凉爽宜人的夏季用品，以及编缀大小龟背纹或线纹等牙丝工艺品。由于用料贵、耗料大、工程复杂、劳民伤财，激起民愤。雍正二十年降旨严禁广州编制牙席，乾隆朝继之，牙席编制遂绝；然而，牙丝编缀工艺仍代代相习，根据宫廷装饰陈设需要，设计制作用料较少的工艺品，如牙丝编织扇、牙丝编织灯笼、花篮、香薰等，象牙工匠师精心构思、精工细做，将编织与浮雕巧妙结合，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独具特色的新型装饰风格。广东官员向内廷进贡牙丝宫扇即为明证。乾隆五十九年四月十八日两广总督长麟仍进牙丝宫扇5柄；同年四月二十三日广东巡抚郭世勋也进牙丝宫扇5柄。据《宫中进单》所记，从雍正至乾隆年间，每年岁贡中，广东官员均以牙丝编织执扇五柄或十柄按数向朝廷交纳。这些进贡用来陈设用的象编织扇，有的交到圆明园，有的直接交到宫内敬事房，也有的被送往热河等行宫。可见，广州牙丝编缀因其工艺精巧细密、雍容华贵，迎合了宫廷显贵的需求，并深得其喜爱。
（二）广州牙匠当差宫廷造办处，影响了整个内廷的象牙雕刻艺术
广州象牙工艺精湛，技艺高超，作品美仑美奂，得到雍正乾隆等历朝皇帝的欣赏。据《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活计清档》记载，自雍正至咸丰年间（1723年-1861年），留有名字的广州牙雕艺人就有十五名之多，他们为宫廷牙雕的繁荣发展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雍正七年（1729年）由广东巡抚祖秉圭荐举，陈祖章入清宫造办处牙作当差。当时，施天章等人在造办处牙作已效力多年（施天章，嘉定人，封锡禄入室弟子），善工竹雕，雍正时期在造办处极为活跃，担任“序班”。陈祖章进入牙作之后，施展技艺，在苏州南匠控制的牙作内显露锋芒。因失势，施天章辞职回乡。乾隆五年由陈祖章领着一班广东牙匠顾彭年、萧汉振、陈观泉（祖章之子）以及常存，按画院处员外郎陈枚的画稿用了一百多天时间完成象牙雕极品“月漫清游”册12页，此册页刻画宫中仕女从正月到十二月的节令生活，均以象牙雕刻为主，分嵌各种彩石、青白碧玉、红蓝宝石及玛瑙、玳瑁等，布置成各种景物。它是一种风俗性的牙雕杰作，“月漫清游”册运用广州牙雕特有的“镶嵌”技法，集中了能工巧匠于一堂，反映了十八世纪牙雕工艺和镶嵌技术的发展水平。它标志广东牙匠开始垄断宫廷牙雕的创作，地位越来越显赫。乾隆时期被召进宫廷造办处当差的广州牙匠有李裔唐、萧汉振、黄振效、杨维占、司徒胜、黄兆、李爵禄等人。他们都是出类拔萃、技艺高超的牙雕艺匠。其中，黄兆从乾隆十四年进内行走起至乾隆六十二年，在造办处牙作效力达四十八年之久。可以说，乾隆时代造办处牙作是以广东牙匠为主体的，内廷的象牙雕刻艺术基本上由广东牙雕艺术变化而来的。
在《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活计清档》和广东地方志等都记载了广州牙匠在宫廷造办处当差的相关活动资料。
陈祖章清代著名广州象牙雕刻家。在清宫造办处当差共十四年，为清宫制作了许多象牙雕刻品，以“月漫清游”册最为突出，最后以“年迈眼迟，不能行走”为由，“恳祈回籍”。
萧振汉清代著名广州象牙雕刻家。乾隆三年（1738年）入清宫造办处当差，乾隆六年（1741年）参与牙雕“月漫清游”册页的创作生产活动。
黄振效清代著名广州象牙雕刻家，是擅长高浮雕的高手。因雕刻象牙“渔家乐笔筒”进献清宫而受到乾隆赏识，于乾隆三年（1738年）奉召入清宫造处牙作供职。他制作的象牙雕刻品有笔筒、臂搁、火镰套和花囊等。因技艺高超，故有些作品被乾隆帝恩准刻上其名款。乾隆九年因患重病而回乡。
黄兆清代广州著名象牙雕刻家。他从乾隆十四年（1749年）进入清宫造办处，至乾隆六十二年（1797年）为止，在清宫当差效力达四十八年之久，曾雕刻过“五百罗汉朝圣”等作品。
李爵禄清代广州著名象牙雕刻家。乾隆二十年（1755年）进入清宫造办处牙作，至乾隆四十年（1775年）为止，他在造办处二十余年，专做象牙活计，以“仙工”出名。制作了“象牙雕玲珑套盒”、“象牙仙二塔”、“象牙佛”、“象牙观音”、“象牙花篮”等作品。
杨有庆清代广州著名象牙雕艺人。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由广东海关监督德魁荐入清宫造办处牙作当差，接替当时患病已欲告退的象牙雕艺人李爵禄之职。杨有庆入值造办处牙作提交的第一件“试做”成果是一件精巧的小象牙盒和一份他设计的图样，乾隆帝过目后，对其手艺表示满意，遂获准正式进造办处牙作供职，专做象牙小盒活计。
清代雍正至乾隆年间，广州著名象牙雕艺人入值清宫造办处当差的还有杨维占、陈观泉，司徒胜等人，他们在清宫中用他们灵巧的手艺，高超的技艺，创作了许多艺术精品。
从《清档》记载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乾隆时期广州牙雕在造办处南匠中的地位渐高，而作用与日俱增。由雍正时期附庸于苏匠的地位，经过乾隆初年与苏匠的反复较量，终于取得优势。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作为地方特色的广州牙雕正在影响宫廷牙雕。二、行业组织的成立
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广州象牙雕刻品作为西方人的旅游纪念礼品和外销品出口到西方。乾隆年间（1736年―1795年），在广州现在的解放中路和惠福路交界附近出现了专营象牙制品的店铺。清嘉道年间，广州牙雕业迅速发展，居全国前列。清道光年间（1821年―1850年），出现了牙雕业行会，以规范行业的运作。清末，又成立了大牙行，且在广州小新街设有象牙会馆。这标志着广州象牙雕刻行业能有序地持续发展。
（一）象牙会馆
咸丰三年（1853年），中国民间的牙雕艺人在广州成立了我国第一个象牙手工业行会组织―――象牙会馆。象牙会馆下设两个堂口：“慎玉堂”和“怀仁堂”。“慎玉堂”又称贡行，是以经营艺术性较高的商品，并兼做牙雕贡品为主，如：人物（以历史故事题材为主）、象牙球、象牙塔、梳妆用品等精致高档的象牙雕刻。经营方式是由商号承包，产品制成后，先由地方官员或粤海关有关的官员过目认可，贡给朝廷珍藏，其余由商号自行处理，或零售或出口外销。当时贡行行址在今广州海珠路三府前41-43号。著名的贡行商号有联盛号、同盛号、同兴号、顺记、伍晋记等。贡行的所有商店负责人，均是学徒出身的手工业作坊业，他们实行“师傅带学徒”的方式传承，严禁妇女从事象开雕刻工作。贡行的产品独精，均由闻名的工艺牙匠设计制作，工艺品的风格化和多样化是贡行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支撑点，是区别洋行的主要原因。
“怀远堂”又称洋行，是以制作光身的民间生活用品为主，大多是内销。产品有筷子、烟嘴、图章等。虽有制作出口人物象牙球类，但艺术价值较低，主要以统一规格，批量出售。从业人员不少。
（二）大牙行
清末民初出现了大牙行，由于严格的行规，使得一些不属于贡行或洋行出身的自学成材的象牙手工业作坊主不能自立门户，于是成立大牙行。他们以别具风格的作品示众，得到欢迎。大牙行比贡行的陈规陋习简便，以带徒为主；在组织原料的进口上，对贡行有所威胁，于是贡行商号开始转向大牙行，大牙行成为民国初年贡行的替身。
三、广州牙雕三大工艺特点
（一）精雕细刻、玲珑剔透
精雕细刻、玲珑剔透是广州牙雕的工艺特点，也是广东雕刻工艺的特点。广州乐雕吸收了木雕，竹雕的技巧，并有所创新。广州气候温暖湿润，象牙不易脆裂，故刀工技法多种多样，尤善于综合起突、隐起、阴刻、镂雕、钻雕于器物一身。镂雕一般要综合运用拔镂、透雕技法才能实现。至清晚期，这一特点更加发展并走上极端。如最具代表性的“镂雕多层象牙球”、为祝贺慈禧太后40寿辰而制作的贡品“象牙船”，就是明显例子。与镂雕相近的技艺有通雕，把镂雕、通雕结合运用是广州牙雕的一大特点，其代表作如“画舫”。
象牙圆雕一般采用整段象牙材料，雕刻成具有三维空间的立体造型。一般桌案摆件和人物类雕像多采用这种表现手法。广州市文物总店藏有一件清代“大国大封相”的人物象牙座件，它运用了镂雕，通雕，圆雕等多种技法完成，人物形态各异，雕工精细，充分体现牙雕工匠鬼曲神工的超群技艺。
浮雕是在平板材料上表现立体层次的雕刻方式，在造型上有明显的前后层次关系和半立体效果，是一种应用范围较广的造型形式。象牙浮雕可分为“高浮雕”、“浅浮雕”、“薄意雕”、“线雕”等，广州象牙雕刻往往根据器物形状巧妙地进行各种浮雕，在有限的空间内营造出立体感很强的层次效果。广东省博物馆藏有一件清代象牙雕花卉圆粉盒，此盒作于19世纪中叶，是广州象牙作坊牙匠根据使用者的身份、地位，特意为清宫的嫔妃精心设计制作的。作者采用深浮雕技法，在立体圆形的象牙粉盒盖顶端，围盖钮刻着两条戏珠行龙，行龙威猛且盘绕。盒壁通体深刻牡丹、、月季、葫芦等果实花卉图案，寓意“富贵平安、福寿绵长”。盒盖内壁嵌有一面小圆镜，灵巧方便，配上规矩工细，构图考究的盒壁，使作品显得雍容华贵，充分体现出清代广州象牙雕刻的风格。
（二）讲究牙料漂白，善用“茜色”，富有装饰性
广州牙雕讲究牙料漂白。广州牙雕在雕刻之前，首先对材料进行特殊的漂白处理，使牙雕作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能保持象牙质白莹润的效果。这是广州牙雕与苏州牙雕最明显的区别。苏州牙雕一般不做漂白处理，接触空气和尘土后，牙雕表面泛黄，时间愈长，黄色愈重。
广州牙雕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运用“镶嵌”和“茜色”的特殊工艺，突出象牙雕刻制品在视觉上的华美和新奇。牙雕中的镶嵌，是指象牙雕件与其他多种材料（如：柴檀木、犀角、玳瑁、翠羽等）巧妙地组合镶嵌于同一件器物上，使图案的层次鲜明，立体感强，同时这种镶嵌榫接，突破了以前整块牙料雕镂不能做大作品的局限。在象牙制品上“茜色”为清代广州牙雕的一大特色。“茜色”即染色，是用茜草等各种植物的色料，涂染在象牙雕作品的表面。广州牙雕的茜色，色彩斑烂，更富装饰性。清代“牙雕广东十三行图插屏”，工艺精湛，茜色淡雅，是广州牙雕巧妙运用茜色的代表作。
广州牙雕中的镶嵌、茜色，强调的是工艺作品的整体装饰性和立体感，与苏州牙雕中维持或突现象牙质地的美感，透出典雅厚重的文化内容截然不同，是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毋庸置疑，广州牙雕的这种追求，与它的进出口贸易地位和所受的外来文化艺术的影响是息息相关的。
（三）题材丰富、造型百态
清代广州以其天时地利的特殊条件―――唯一贸易港口，促进了其牙雕工艺市场的繁荣和发展。牙雕作品除了进贡朝廷和内销外，还成为主要的外销工艺品。广州牙雕在充分发挥雕刻、镶嵌、编绘的技巧上，注意品种创新，并以其丰富的题材，千姿百态的造型，赢得人们的喜爱，如：显示其镂雕技艺的象牙球、香熏、宫灯、花篮，火镰套，方盒、镜奁和瓶类；显示其编织技巧的象牙席、开扇、灯罩；显示其“茜色”和“镶嵌”工艺的立屏、挂屏、笔筒、鸟笼等。
为了适应外销的需要，牙雕作品上的装饰除了传统的题材，还吸收了外国一些图案。如大卷叶西蕃莲纹、写实花卉等，整体布局繁而密，不见留空。同时吸收了西方美术中的明暗对比法，使作品更有层次，更富有立体感。
四、清代广州象牙雕刻的典型特色
在广州牙雕的丰富品种中，以象牙扇、象牙球、象牙灯、象牙龙船为清代广州象牙雕刻的典型特色。它们集中反映了广州牙雕精雕细刻、玲珑剔透、纷繁奇丽、装饰性强的特点。
（一）象牙扇
牙扇是用象牙劈丝、磨光、编织等技法制成的。清代广州象牙扇奇丽精巧、雅逸华贵，充分展现了牙雕匠师高超的审美情趣和编织技艺，创造了工艺品的典型。广东省博物馆藏的清代象牙镂空嵌画折扇，制作于十八世纪，做工奇丽精巧。该扇由二十八档象牙片组成，两条边上是粗档，中间的牙片厚薄均匀，上下一致。每档扇骨以极细密的镂空金线纹为地，扇骨的上部顶端，修刻成半圆状，镂空雕出瓣纹，扇中央有三个开光区，左右分别雕饰镂空斜方格网状纹和瓣纹。中央的开光区嵌绘一幅小的山水人物画，画中描绘一对男女在园林中漫步的情景，此画设色艳丽清雅，线条明暗分明，显露画工吸收了西洋绘画的技法。
（二）象牙球
象牙球在明代又称“鬼功”，是最富特色的广州象牙雕品种。其独到之处是用一块完整的象牙料巧妙地镂空成层层相套的球体，球体精巧剔透，各层镂空雕花，转动灵活。清代嘉庆年间，广州牙雕艺人翁玉章在继承前人技艺的基础上，能够镂雕多层可以转动的牙球，成为广州近代象牙球镂雕工艺的创始人。象牙球制作要经过选料、裁料、铣车成球、钻孔眼、镂脱分层、球面浮雕，内层戳花，打磨成品等多道工艺。其中镂脱分层技术性强、难度大，制作者无法看到刀具在球内的游刃，全凭感觉和技艺控刀，堪称鬼斧神工。
（三）象牙灯
象牙灯早期多为顶立式，和瓷器中的薄胎皮灯造型相似，比较简单，后来，牙雕艺人注意品种的改良创新，通过把人物故事与雕刻技艺相结合，创作出具有代表性的大型雕刻“宝莲灯”。宝莲灯是一盏玲珑通透，子母结合的大型走马灯。它外面刻有几组莲花形状的浮雕图案，内层的转桶雕有“初会”和“劈山救母”两幅代表故事的图画。一只展翅飞翔的云鹤衔吊着走马灯，在它的下边是一群载歌载舞的仙女和底座上三圣母与刘彦昌成亲的欢乐喜庆的情景相映。整体华丽堂皇，观赏性强。
（四）象牙龙船
象牙龙船为广州牙雕出类拔萃的又一代表作品。它是先按牙料大小设计并雕刻船身造型，再从船身自下而上逐层进行立体设计，雕刻每层所需的构件，然后把雕好的各个构件以多种拼接方法镶嵌成多层的大型牙船。这些牙船如微缩的古代豪华游船，船中亭台楼阁、雕梁画栋，门窗开合自如，人物众多，神态各异，配上精致的灯饰、飘扬的彩旗，气势雄伟壮观。广州博物馆藏有清代象牙雕龙船，此船长93厘米，宽17.5厘米，最高点53厘米，是当时为慈禧太后40岁诞辰而制作的贡品。船体用多块象牙拼装而成，分龙头、龙身、龙尾三个部分。船舱分三层，船底层有28人，其中船首5人，舱内6人，左右船舷浆手各8人，船尾舵手1人，中层13人，顶层刻2鸟，各层布局合理，构思巧妙。船体保持象牙质地天然白色，人物、花草、旌旗等多施彩绘，相映之下更色彩鲜明，另外在人物的刻划布置上则寄寓万寿吉祥之意。该象牙龙船采用通雕工艺，使作品整体玲珑剔透，精巧富丽。它充分地反映了清末广州牙雕工艺的高超水平。此船于1963年5月北京故宫博物院移交广州博物馆收藏。
清代广州牙雕是岭南最具地方特色的传统工艺，在全国牙雕艺坛上独占鳌头一百多年。它显现了东方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的多样性，并以其技艺精湛、形式多样、题材丰富等多方面艺术成就令世人叹为观止。它给后人留下繁花似锦、争妍斗丽的艺术财富是不可言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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