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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手工技艺往往承载这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记忆，包含了当地人们生活方式、、审美习惯和文化内涵等诸多信息，手工艺并非独立存在的艺术形式，而是与音乐、舞蹈、宗教等其他民间艺术形式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这些都是手工艺品艺术感染力的来源，同样也是展示的重点内容。以湘西苗绣为例，苗族没有民族文字，其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主要靠口传文学、诗歌、舞蹈、刺绣、织锦等艺术方式留存下来。苗族服饰刺绣纹样中，就有一些形象固定、代代相传的纹样来表现苗族迁徙史，最典型的就是湘西苗族刺绣中最常见的“弥埋”纹和“浪务”纹，“弥埋”花边中间是抽象的骏马奔驰在一条大河中间的形象，两边则是层层叠叠的代表高山的纹样，代表了苗族祖先迁徙时骑马越过高山，跨过大河的历史。而“浪务”纹则表现苗族先祖居住的地方。可以说苗绣的每一种图案都有其特点的意义，有些象征了氏族符号，有些代表了图腾崇拜，有些记载了美好的民间传说，其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因此，苗族服饰被称为“穿在身上的史诗”。同样，土家织锦“西兰卡普”也与土家族人的生活与信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例如土家织锦中的阳雀花就讲述着关于土家织锦女神西兰的美丽民间传说；还有一种专用于小孩摇窝盖裙上的纹样“台台花”，这种纹样呈三向围边的装饰样式，中心图案是一个抽象的虎头的二方连续，其来源是湘西土家族特有一种保护小孩，驱除白虎侵害的民间巫术活动——“赶白虎”。这些都说明手工艺能够反映出一个民族极为深层的民俗内涵。在展现手工艺的人文内涵时，为了不影响苗绣和织锦艺术品本体及其技艺的展示，可以充分利用那些具有流动性、开放性、过渡性的次要空间和虚空间，例如天花、地面、过道、拐角等范围相对不确定的空间。在较大面积的空间，可以采用投影设备播放与苗绣织锦艺术相关的民俗风情视频，使观众能够感受到当地少数民族的生活与文化气息。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展示在主体展品的附近，投影的视觉冲击力就不能太强，不可过度干扰观众对主体展品的注意力，要恰到好处地完内涵和民俗风情的渲染效果。在一些较小和隐秘的空间，例如两个展区相连接的通道或者是拐角处，可以开辟一块相对安静的空间，设置若干互动虚拟点播系统，将与展品人文内涵相关的影片、画面解说，或者民间故事动画片等内容分类存储在里面，观众可以自由选择所要观看的内容，并可以采用耳机来播放声音，使观众能更完整和不受干扰地观看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当然设计几个仅能容纳少数观众的小演播厅，也能起到相应的作用。总之，对手工艺人文内涵的展示要根据不同空间灵活利用数字媒体手段，做到既不喧宾夺主，又能提供相当的信息量，深化主题，烘托气氛的效果。
三、数字媒体技术的应用应满足观众的体验需求
传统的展示方式认知模式十分单一，信息的传达方式是一个被动接收的过程，显然已经不能适应现代人饱受信息刺激的心理需求和情感需求，现代人在获取信息的同时也追求“娱乐性”和“体验感”。同时，手工艺是一门依赖人的操作经验和技术才能实现的艺术，人在技艺中起主导作用，因此，观众的参与感与体验感在传统手工艺展示中就显得尤为重要。有些展览馆会采用邀请观众参与到手工艺品的制作过程中来进行操作体验，这样的做法当然有其积极的意义。然而实际中受到展厅空间、观众人数、观展时间和操作难度的限制，这种方式多数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以苗绣和织锦来说，二者都是极为耗时和对技艺熟练程度要求很高的手工技艺，在观展的短时间内根本不可能让多数观众进行体验。这个时候，利用互动多媒体来设计操作体验模式显然是更为恰当的方式。织锦的工艺特点主要包含两个核心部分，一是通过对纹样的理解来选择经线和纬线的色彩及穿插次序，二是在织机上地实际操作的身体动作。数字媒体技术需要解决的就是让观众对两个核心技术内容进行操作体验。因此可以将体验设计成两个主要模块，一是由观众在多媒体操作界面上根据指导图形选择不同的经线和纬线的颜色，并控制经纬线穿插的顺序，用电脑生成由观众主动选择所计算出的图形效果，这个模块的功能是让观众理解织锦纹样的设计原理；二是建立一个传统织机织造的三维虚拟现实系统，支持观众主动操作旋转及伸缩画面，以满足全方位深入观察织机构造及织造过程的需求，利用动作捕捉设备捕捉观众的织造动作，让观众在屏幕上观察自己的动作实时生成的模拟动画，并随着织造动作的重复在屏幕上快速显示出观众先前选择的色彩经纬线逐步形成的纹样。这个技术需要精度较高的捕捉系统及动作差异化矫正技术以实现较好的观众参入体验。苗绣的工艺技术强调的是手指的精细动作，要通过数字媒体系统来实现操作体验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可以考虑用具有娱乐性的体验方式来增加观众观展的愉悦感。由于苗绣多是装饰于苗族人民服装上，而观众对传统苗族服饰往往有较强的兴趣，因此可以利用类似虚拟试衣系统的装置让观众快速体验穿上苗族服饰的效果。这个系统需要设置一个摄像头支持实时拍摄观众2D全身照或者捕捉实时动态，观众可以随意选择预存在系统中的不同苗族服饰，选择完毕后系统通过计算将随试衣者身形自动适配虚拟服装的大小。观众将方便快速地体验到换上苗族服饰的新鲜感，并且可以选择打印照片或者直接分享照片至网络公众平台。显示屏在没有观众使用时还可以播放与苗绣织锦相关的影片、动画等内容。这个系统在保护了实体展品不会由于触摸和试穿受到损坏的同时，又可以让较多的观众人群在较短时间内进行体验，增加了展示的趣味性和娱乐性。
四、数字媒体技术的应用要遵循合理、适度的原则
数字媒体展示技术的出现弥补了传统实物展示中的许多不足之处，能够将大容量信息以更高效、更有吸引力的方式进行展示。但是，传统手工艺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展示应该始终重视对艺术文化知识的传播，不能一味地追求用短暂“眼球效应”来吸引观众，应该注重展示内容的可持续发展性才能获得长久的生命力。因此，只有在确定数字媒体技术能够拓展展示内容的深度和广度的情况下才应该使用。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一种新技术的出现并不意味着能够完全取代旧的技术模式，正如计算机的出现并没有取代纸笔，飞机的出现并没有替代轮船，技术并没有高低之分，而是适合于不同的对象和场合。同样，用传统展示方式能够达到展示效果，就没有必要非得用高新媒体技术来实现，毕竟传统展示方式具有更高的安全性、更低廉的价格和更便于维护。另外，在使用数字媒体展示技术时尤其要注意适度性。由于观众的注意力是有限的，而对动态对象的视觉加工尤其耗费人的精力。因此，数字媒体展示的设计应该尽量保持清晰、有序，引导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到有效的内容上，并限制恰当的时间长度，避免过度展示导致注意力的疲惫和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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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对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实施保护的必要性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置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存在两种文化遗产形态，一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另一种是物质文化遗产。[1]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都是我国古代文明沉淀下来的宝贵财富，其二者存在密切的相关性。谈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的传统建筑营造技艺，主要侧重营造技艺和相关文化内容。而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的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则以建筑实体的形态、体量、材质为主。由此便可以清晰探知，虽然同属于营造技艺，但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和在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的传统建筑营造技艺还是有明显的侧重点的。前者注重技艺，由技艺探究建筑实体。后者与之相反。因此，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涵盖的内容一定与其营造工艺、相关习俗和文化空间有关。
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对象涵盖了五种内容，其具体包括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表演艺术、社会实践（或者仪式、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以及传统手工艺。[2]而就传统建筑营造技艺来说，它从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各级名录中的传统手工艺一类。与此同时，传统建筑营造技艺集技术性、艺术性、组织性、民俗性为一体，是不可多得的一种技术活动形式。[3]传统建筑营造技艺，通俗些讲，就是设计、建造的一种建筑形式。其中涉及的内容却非常多，不仅涉及建筑的一些基本内容（譬如建筑设计构造知识、工序和做法、材料选取与工具使用等），还涉及当时的风土人情（譬如与建造相关的仪式、禁忌和习俗等）。[4]从有形的文化遗产中窥探出无形的文化内容，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有益之处显而易见。通过保护传统营造技艺，可以深刻了解其中隐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是一项宝贵的财富。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死物，其在不断地传承中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因而又被称为活态遗产。而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就是这活态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对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实施保护非常有必要。
2 传统建筑营造技艺面临的窘境
2.1 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传承机制过于落后
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传承，是保护该技艺的关键。但是，从当前的现状来看，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传承后继乏人。以苏州香山帮为例，从其传承方式上就可以探知整个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传承方式。苏州香山帮匠人的精湛技艺代代相传，其擅长复杂精细的中国传统建筑技术，其传承方式主要还是口传心授。这种传承机制是我国传统技艺延续和发展的基础。这种家族传承和师徒传承机制有效地将传统建筑营造技艺传承下来，让现今的人们看到了如此令人称颂的营造技艺。但是，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致使这种传承方式逐渐暴露出明显的弊端，也正是因为这样，香山帮也逐渐走向衰落。调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名单，可以得知，传统技艺的传承人年龄普遍偏高，基本上都是老年人。这是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传承机制所暴露的一个弊端。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老龄化严重对于之后的传承造成巨大的阻碍。以中国木拱桥营造核心技艺为例（如图1所示，中国侗族木拱桥），其传承人最年轻的已经有70多岁，因而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的传承堪忧。
虽然在《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含有中国传统营造技艺。但是，实际情况不容乐观。中国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传承人屈指可数。目前，拥有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工匠越来越少，其生存空间受到严重挤压。针对传承人的保护工作也做得不到位，以至于中国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传承人寥寥无几。[5]
2.2 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存在的价值受到质疑
在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传承举步维艰的情况下，社会各界对于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存在的价值存在争议。现如今，大家都推崇现代工业生产方式，这是新工业时代提高生产效率的一种有效方式。[6]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手工存在的意义逐渐被磨灭。以苏式彩画（如图3所示）为例，如若采用现代工艺，即印上图画，效果不佳，但是工期较短，施工限制不多；而采用传统手工技艺手绘的效果很好却施工局限大，工期较长。
除此之外，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传承方式在操作方面还存在较大的疏失。中国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是营造技艺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分支，它在我国已经延续了七千年之久。[7]在这期间，这种技艺也被传播到其他国家，足以见得该技艺的优秀。但是，在面对经济社会时，该技艺的传承仍然面临诸多问题。部分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传承人在生活上得不到保证，难以吸引学徒学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年轻人学艺的积极性严重打折，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社会化传承走得非常艰辛。另外，国家对于中国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缺乏正确的政策引导，也是导致中国传统建筑营造技艺逐渐走向消亡的一个原因。有部分传统建筑营造技艺传承人和相关工作者，为了避免传统建筑营造技艺流失，想出了著书的形式。但是，收效甚微。同时，部分传承人文化水平有限，难以采用此种形式保留技艺。上述这些问题都是传统建筑营造技艺面临的现实问题，需要逐一解决。
3 针对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实施保护的几点建议
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在时代的变化过程中存留至今，受地域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其展现出历史价值和自己特有的表现形式。随着国家对传统建筑营造技艺重视程度的加深，相应的也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保护方式，包括名录式保护、传承人保护、资料性保护以及修缮性保护，这些保护措施对于保留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大有帮助。但是在实际执行当中，这些保护措施仍不免遇到问题，为此，有必要对此实施改进，更好的保护传统建筑营造技艺。
3.1 实施整体性保护
对于保护传统建筑营造技艺而言，首先需要从整体性方面实施保护。所谓的整体性保护，代表着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的传统建筑营造技艺进行保护时，还要将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的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纳入到保护行列中。这二者是动态与静态、 有形与无形的关系，因此，不能仅仅只重视保护其中一方的内容。同时，与之相关的建筑营造技艺及其附属的其他技艺、 等也是整体内容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应忘却。以木构建筑营造技艺为例，其技艺精湛，涉及的内容非常多，包括选址相地、规划布局、功能设置、 体量尺度、 选材加工、 制作安装等方面，如若漏掉任何一项，将难以达到良好的统一。由此可见，要对木构建筑营造技艺进行保护，对于这些相关内容也应该实施保护。这种整体性保护才符合保护标准。与此同时，针对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保护，从整体性实施保护的第一要务是重视某项技艺本身的传承与保护。在此基础上，还应该结合中国建筑营造技艺的发展情况进行前瞻性保护。以上述提到了木构建筑营造技艺保护来说，除了注重木构建筑营造技艺本身的传承与保护之外，还要将其放到中国木构建筑营造技艺整体中来进行分析，实施保护。
3.2 重视活态性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的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可以说是中国宝贵财富中的活化石，极具价值。因此，除了整体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的传统建筑营造技艺之外，还应该重视积极的介入性保护。简而言之，就是重视活态性（ 活化） 保护。从手工技艺本身来说，只有将其运用在具体的事物上，才能凸显其价值，才能更好地保存。另外，手工技艺本身也受到周围文化生态要素的影响，对其实施保护，应该让其适应当下的生存发展状况，才能让手工技艺得以发展。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的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将其放在一个相对完整的生态环境中，实施全面保护，这就是活态性保护的根本，必须有规划的创造一个适合其生存的区域生态环境，再实施保护。这对于传统建筑营造技艺整体的传承与保护非常有利。一般而言，传统建筑营造技艺所创造的集体记忆、文化认同与社区归属的文化空间价值远远超越技艺造就的建筑本身价值。从这一点上来看，传统建筑营造技艺更应该重视活态性保护。
3.3 采用需求性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的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可以说是一种传统手工艺。这种传统手工艺形成的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而这种文化的存在以及其产生的影响都离不开社会。有社会，就存在需求。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的传统建筑营造技艺需要传承，就得有传承技艺的手艺人，而手艺人要生存，就需要有市场需求。因此，采用需求性保护必不可少。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的传统建筑营造技艺要想在现代社会中实现生存和发展，则必然通过以下两种模式实现，其一，固守传统建筑营造技艺所创造出的既定的样式；其二，将传统建筑营造技艺进行整合，实现创新应用。这两种模式中，后一种模式更具发展价值。传统建筑营造技艺涵盖的内容复杂，包括普通技艺与特殊技艺、辅助技艺与核心技艺。处理好这些技艺的关系是关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一些非核心要素的创新上。以木材的处理技艺来说，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属于普通技艺。但是，现如今，可以用现代机械对其进行处理，以此取代普通技艺。如此，传统核心技术就能得以保留，而效率也得到了提升。提升效率正是现代社会对建筑建造提出的一项需求。
4 结语
在建筑营造技术体系中，中国传统建筑营造技艺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的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应该得到很好的传承和保护。传统建筑营造技艺传承遇阻，则表明我国文化遗产的存续正在遭受严峻的情势。针对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实施保护，是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内容，也是保有我国完整而发达的手工生产体系的有效方式。
参考文献：
[1] 李永革，王俪颖.最后的工匠 故宫里的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J].中国文化遗产，2013（03）：24-33+8.
[2] 张欣.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的传统建筑营造技艺[J].中国文化遗产，2013（03）：48-54.
[3] 赵巧艳.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传统技艺的传承与保护――以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为例[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5）：89-94.
[4] 熊璐.中国传统建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语法化数字模型探索――以广东竹筒屋和侗族鼓楼为例[J].古建园林技术，2012（02）：60-65.
[5] 刘托.中国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整体保护[J].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12（04）：54-58.
[6] 冯晓东，许建华.香山工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探索之路[A]. 2007民族和地域建筑文化可持续发展论坛论文集[C].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2007中国民族和地域特色建筑及规划成果博览会，2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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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市的旅游过去一直是以黄山自然风光游为主体，自20世纪90年代徽州人文旅游大规模开发以来，徽州人文旅游的总人数，2002年，历史上第一次持平了黄山风景区；2009年，则达到了黄山风景区的1.75倍。徽州人文旅游目前已经是黄山市的支柱产业之一。
2．徽州传统非物质文化的遗存直接导致了徽州传统工艺的产业化开发。在林林总总的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目前得到产业化开发的主要是一些传统的工艺和技艺，据笔者的调查，至2009年底止，其产业化经营已经具有一定规模的至少有27项，其中，属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9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12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6项，它们还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属于徽州传统产业的技艺，其自古至今一直是获得产业化开发的，如徽墨、歙砚、万安罗盘、各种茶叶制作技艺、新安医学等。另一类是原本只是用于满足徽州传统社会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习俗和精神需要的技艺，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特别是黄山市旅游事业的发展而得到新开发，从而走向市场、走向产业化经营发展道路的，如新安画派、徽派版画等艺术和徽派传统民居建筑营造技艺、五城豆腐干制作技艺等。
这些已经开发的徽州传统技艺所产生的效益是巨大的。经济效益，笔者无法统计；社会效益，仅以万安罗盘为例。罗盘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指南针的延续和发展，既能用于辨别方向又能用于风水占卜。万安罗盘是中国现存唯一以传统技艺手工制作的罗盘，因诞生、生产地为休宁县万安而得名，其制作业至迟兴于元末，明代得到发展，清代中叶进入鼎盛时期；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吴鲁衡毓记”罗盘、日晷获得了金奖；2009年12月，休宁县万安罗盘厂又成为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特许生产商，生产的万安罗盘被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认定为2010年该会特许(文史论文)商品礼品。
3．徽州古代文献文书的遗存直接促进了徽学事业的发展。传统的徽州社会与文化既是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典型投影，又是典型缩影，具有“标本”的价值和地位。因此，早在20世纪20年代，国内外就有人专题研究徽州问题：30年代，黄宾虹先生正式提出了“徽学”的概念：进入80年代，一门以“徽学”命名的新兴学科广为传播，90年代后大踏步地走向世界；在21世纪，徽学已是被学术界、文化界及社会各界共识为走向世界的显学。二1j但徽学这门学科之所以能够成立，大量典籍文献和文书的遗存是极为重要的支撑。特别是徽州文书，它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美国学者约瑟夫·麦克德谟特在不多的几位传承艺人在黟县的西递、宏村、南屏等地开设了个人作坊，有了作坊式的经营；2002年以后，这项艺术的开发才真正走向产业化的道路，如在合肥市成立了安徽华韵徽雕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在雕刻上的产值达到400多万元人民币。位于黄山市屯溪区的黄山市百鸟亭古建筑构件设计制造有限公司，2004年初成立，原本还是小作坊式的、以从事小工程建筑业为主，之后才重点转向从事古建筑构件的砖雕、木雕、石雕、彩画的制作、安装、销售；现有员工20人，2009年的产值才150万元人民币，但产品销售到了上海、湖南、浙江、江西及安徽省的合肥、马鞍山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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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顶目】 本文系“景德镇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景德镇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法规与保障体系研究”课题的研究论文之一。
景德镇市是国务院公布的首批二十四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沧海桑田，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保护方式的不当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因此，探究适当且有效的保护方式成为景德镇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首要解决的问题。
一、景德镇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
景德镇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式的选择必须建立在对景德镇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征深刻理解基础之上。只有适合景德镇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征的保护方式才是我们应当采用的保护方式。
（一）景德镇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特征
景德镇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极其丰富，且形式多样，数量繁多。探究景德镇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有利于全面把握景德镇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提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水平。景德镇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可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
1、口语遗产。景德镇市有着丰富的口语遗产。浮梁县地方方言极多，可谓村村皆不同。这些方言是研究浮梁县历史变迁的活化石，非常珍贵。景德镇市还保留有大量的民间谚语、歌谣、传说等。这些民间谚语、歌谣、传说等多与吴越文明、陶瓷文化相关，是研究吴越文明对景德镇地区影响力和研究景德镇陶瓷我们的重要资料。
2、传统表演艺术。景德镇市民间至今仍流传着一些传统表演艺术。
3、民俗活动、礼仪及节庆。景德镇地区的民俗因为历史、地理的原因，具有形式多样、内容繁杂的特点。
4、传统手工业技艺和民间美术。景德镇市是千年瓷都，陶瓷手工技艺享誉世界。
（二）景德镇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性
1、非物质性特征。非物质文化主要通过口语和形体语言来表现，它既然不需要以物质形式为载体来体现和传承，非物质性就是其最重要的属性。景德镇市是以陶瓷文明著称于世的千年古都，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刻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性”特征有助于采取适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式。
2、环境性特征。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和存在依附于特定的环境，具有历史文化属性和区域性。景德镇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基于自然经济状态下农耕文化环境（农村）和发达的手工业经济（城镇）环境下产生的。如在世界上都极具代表性的陶瓷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与景德镇古达的陶瓷手工业和陶瓷商业密切相关。
3、人身依赖性特征。非物质文化既然是通过口语和形体语言来体现，那就不开人这个主体，具有极强的人身依赖性。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否得到有效传承与传承人的个人技能水平和兴趣密切相关。如景德镇陶瓷制作传统手工技艺逐渐消失就与其学习难度高，民众不愿学习有关。正是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人身依赖性特征，许多独特的工艺技能，如再无人传承，就会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三）景德镇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鲜明的陶瓷文化特色
景德镇市作为千年瓷都，其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鲜明的陶瓷文化特色。陶瓷文学、陶瓷技艺、陶瓷风俗遗留极其丰富。如景德镇传统珐琅彩瓷制作技艺；景德镇传统玲珑瓷制作技艺；景德镇传统雕塑瓷制作技艺；景德镇传统特殊工艺瓷制作技艺；景德镇传统制瓷柴窑烧成技艺；景德镇传统制瓷工具制作技艺；景德镇瓷用毛笔制作技艺；景德镇瓷业祭拜习俗；景德镇中秋烧太平窑节俗；竟成镇风火仙师祭祀等。
二、适应景德镇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征的保护方式
景德镇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等特点，在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践中，各级政府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构应当秉持正确的保护理念，勇于探索适合景德镇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特点的保护方式。既要全面保护，又要突出重点。以传承式保护方式为核心，并辅以开发式保护方式；以文字和影像为载体的存档方式；以博物馆为载体的存储、展示的方式等保护方式。
1、传承式保护
景德镇非物质文化遗产以陶瓷生产技艺为代表，这些陶瓷生产技艺很难用现代科技加以固化，而是以师传徒方式代代相袭。这种具有极强人身依赖性的传承方式极易因传承人死亡或传承人学艺不精而消亡。政府应采取有力措施加强传承式保护。一是对积极授徒的传承人予以奖励；二是提高传承人的待遇，鼓励民众学习技艺。目前，景德镇市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以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如给予少数著名艺人政府特殊津贴。但这远远不够，还需要政府采取更多更有效的措施来鼓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如可建立景德镇陶瓷文化生态保护区，将与陶瓷文化相关的陶瓷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中到保护区内保护。
2、开发式保护
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相结合，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造福当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对有开发价值的传统手工技艺和民间艺术，可以合理开发利用，在开发中保护。开发式保护能赋予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时代生命力，有利于更好地传承与发展。
在开发式保护的实践中，有些地方通过开展各种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利用活动，如民间文化艺术节、旅游节、民间歌舞比赛等，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既促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又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景德镇市政府应积极探索将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开发与陶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结合的方式方法，在发展旅游经济与文化创意产业过程中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3、存档式保护
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时代变迁，失去了生命力，成为化石般的存在，继续传承困难很大。为了不使其消亡，就需要进行存档式保护。所谓存档式保护，就是指通过录音、录像、文字记录等方式将频临消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固化成资料，然后整理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档案，永久保存。景德镇市许多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频临消亡，急需进行存档式保护。市、县（市、区）两级政府应当组织人力物力，深入调查、深入挖掘，及时完成对频临消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档式保护工作。
4、博物馆存储、展示式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丰富民众文化生活，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功能。博物馆是存储、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直观展示给民众欣赏、利用的最适当的场所。景德镇市市、县（市、区）政府应当尽快筹建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为景德镇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存储、展示场所。
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先人们留给瓷都人的宝贵财富，保护好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景德镇市政府和景德镇人的历史责任。只有寻求到做好的保护方式，才能承担起保护责任。
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观念问题，一些与现代人生活方式、生活观念、生活环境不协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只能任其自然消失。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不同和价值大小采取不同的保护方式。对还有生命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采取传承式保护；对有生命力又有开发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采取开发式保护；对已没有了生命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则采取存档式保护，并通过博物馆存储与展示。
参考文献
[1] 曹新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研究》[J].《法商研究》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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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椅释名
恩施家椅，又称“凉椅背篓”，是背篓的一种变体，专用于背负尚处在哺乳期的婴幼儿，其主要特征为：主体骨架材料多为整段竹管制成（也有少数家椅是木质榫卯结构的），主体部分的竹质骨架不剖不编，只以切口榫接，多为直腹、平口带弧弯型背靠。主体以背篓特有的双肩系子（背带）相连，以便能固定在成人背部。
家椅的“家”从字面意思讲，也可写作“枷”，因其为竹木材料制成框架格档，起着限制婴孩活动范围的作用，然而从其限制功能的本来目的而言，它却完全不同于古代用以惩罚囚徒的“枷”，而是表达着双亲对于婴幼儿的一种呵护，是家庭温暖的一种缩影。尚无正常行为能力的婴幼儿，往往喜欢到处爬，又缺乏安全意识。成人所认为平常的火塘、水池、地窖、沟坎等地方，对于婴幼儿而言却是十分危险的；婴幼儿也有可能因碰触、误食不洁净的东西而生病，这些潜在的危险对于劳作繁忙时的成人而言是必须要考虑的。家椅是父母用来在山地环境中背负小孩行走，或因临时忙于劳作来不及照顾时为小孩提供的一种坐具。因此，这种具有约束功能的育儿用具从本质上而言既满足了山区家庭育儿活动的需要，也体现出了山区手工艺文化中的亲情之美。
目前，恩施及周边地区的家椅大致可分四脚单座家椅、五脚单座家椅和四脚双座家椅三种样式，主体部分多为水竹材质。单座家椅较为常见，只能承载一个婴孩；双座家椅比较少见，主要用是为喜得孪生宝宝的家庭订制的。
二、亲情之美在设计构思中的体现
格尔茨曾引用S・兰格的话说：“凭借我们（人类）的思维和想象，我们不仅有了感情而且有了感情生活”。[2]他还特地补充道：“一个孩子……在用‘心’感受之前用皮肤感受。不仅思想，还有情感也是文化的造物”，[3]传统的民间手工艺设计并非只有实用功能，而无情感表达，或者二者互不兼容，实际上从设计构思的角度而言，这两方面的因素是密不可分的，家椅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首先，恩施家椅的形制本身就是一种爱的符号，它表达的是一种精致的温情。
一方面，家椅是为婴幼儿量身定做，因而形态小巧玲珑。由于普通竹材过于粗大，只能剖成篾片才可制作，然而篾片的断口比较锋利，容易划伤小孩子的娇嫩皮肤，而水竹的成体细小，用它的整段竹管制作的家椅则能有效避免这一问题；另一方面，水竹表面光滑，质料细密、结实，制成榫卯结构，有利于小孩在炎热的夏天能够透气、凉爽，更舒适。
其次，家椅在社会文化功能上充满了关于爱的艺术意义，这种艺术意义主要体现于三个群体：手工艺文化的创造者――篾匠（成年男性）、文化的应用者――婴幼儿的父母亲以及爱的受益者――婴幼儿，而家椅正是这三个群体之间情感交流的具体物质呈现形式。与我们所理解的艺术品有所区别的是，家椅之美无涉于主流社会和公共空间的展示，而只存在于各个山区家庭的微观单元之内和具体生活的应用情境之中，是生活内容之一。家椅不是一种仅供观看、欣赏之物，它的天然材质所造就的舒适感和耐用的品质只有婴幼儿才能体会得到，但是小孩子毕竟还在呀呀学语，无法言说这种坐具（对于婴幼儿而言是坐具）的好处，但父母们却能够从与孩子的沟通交流中体会到他们的愉悦。
来自男性（篾匠、父亲，有时两者合二为一）与来自母亲的爱在家椅上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前者体现在设计制作和购买行为方面；后者体现在使用文化方面。
家椅的设计制作者――篾匠是一群匠心独运的人。虽然在很多时候，技术常常被误解为谋生手段的代名词，但在这些制造家椅的工匠们身上却彰显出他们在技术之中凝结的智慧与爱的表达：
篾匠基本上都是成年男性，然而他们却能设身处地从婴幼儿被呵护的需要出发，进行换位思考，他们按照孩子的身体发育特征进行人体工程学意义上的设计构思，制作出各式各样的家椅――譬如在材质选用方面，要满足婴幼儿凉快舒适，不生疮痱的生理需求。
在制做工艺上确保其安全，既要非常结实，不易崩坏，又要非常光滑，不伤婴幼儿的娇嫩皮肤，因而采用嵌合榫接的方式，这种设计虽然麻烦，但却比常用的背篓剖篾编织工艺要好。
此外在细节处理上，如背靠部分用炙烤而不用拼接的工艺，可以增加舒适感，又在婴幼儿手可触及的前方添加了玩具杠这样的益智、娱乐设施。这样一件作品的创意构思中，无疑使父母对儿女的亲情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恩施黄泥塘乡的篾匠毛贤才说：“家椅的做法跟其它背篓很不一样，主要是用榫接、“迂”（竹器制艺之一种，即在火上边炙烤边用力弯曲，使之定型后不再抻直，当地人称之为“迂”）、穿线（在竹管上钻小孔，并以麻线缚之）等方法，这样做出来的东西才漂亮，小娃娃坐进去才舒服。”
家椅的这些细节之处既体现出技术功能背后亲情之美的创造动力，又体现出篾匠们在处处体现实用之美的艺术情趣。即使家椅的受益者婴幼儿并非篾匠自己的孩子，篾匠仍然以非常细腻的心境去制造一个个家椅。在以机器取代手工和社会化大生产为特征的现代制造业兴起以来，我们往往习惯把“美”和“用”作为两个彼此相区别的概念指标，来审视和评价我们生活中的各种人造器物，但在为数不多的、尚在延续的乡土传统中，“美”与“用”却经常表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点，家椅的舒适感本身就是一种美，又是一种用，它独特的整体质感既体现出篾匠对竹子材料性质的深刻了解，又体现出他们对人，尤其是婴幼儿的温馨爱意。
虽然，恩施家椅常常以商品的形式传播到周边，但它们的制作者们长期以来所得到的只是些许微薄的回报，但他们存在于传统价值观尚未完全消逝的土家族、苗族、侗族村落之中，把自己的身心融于生活的乐趣，因此所做的活计并非不单是为了养家糊口，而且也是通过造物之美验证着人的智慧。柳宗悦曾指出：“美的境界意味着什么？这就是把美普及到所有的大众生活中。不要把美限制在特殊的场合或特别的器物之上，而应该使美回归到最平凡的器物之中。”[4]家椅的设计、制造者独到的匠心体现了“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中华民族古老美德。
三、制作技艺的传承与保护
虽然恩施家椅一直受到当地城乡用户们的广泛欢迎，但其传承保护问题实际上并不容乐观，根据笔者调查，家椅制作工艺主要分布在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及其周边地区水竹资源较为丰富的广大农村地区，如恩施、宣恩、咸丰等市县。以恩施市为例，近些年来，健在的、能够制作家椅的篾匠人群每个乡几乎不到3人，主要集中在恩施市的芭蕉乡、盛家坝乡一带，他们大多以务农为主，兼做篾匠营生，这项古老技艺的传承方式本身既缺乏稳定性，又面临着现代化生活方式带来的强大冲击力。目前就其传承活动的保护工作而言，既有不利之处，也有有利之处。
从不利的方面而言，由于家椅造匠只是篾匠群体之中的凤毛麟角，而且他们的技艺传承方式往往既非家传，亦非师传，而多采取的是一种以“自学”和“瞄眼学”为特征的不稳定型非正式传承方式。[5]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日渐明显，新生儿的比例在逐年下降，因此家椅的销售市场也正在逐年萎缩；加之如今的年轻人愿意从事这项工作并能胜任者非常少(根据笔者在恩施市芭蕉、盛家坝两乡的调查统计情况表明，在目前十万多村镇居民中，能够制作家椅者不到10人)，因而其所面临的困境用“濒危”二字来形容是毫不夸张的。
但从有利方面而言，作为商品而受到地方人群的普遍欢迎，且由于家椅本身为榫卯结构，制作工具简单易学，熟稔篾艺和藤编的农村手工艺人只要能够获得足够的实物模型和相关数据，大多都比较易掌握，因此当前此项民间手工艺的传承并未陷入绝境。
根据以上情况，笔者认为：恩施家椅的相关保护工作应当采取多种方式进行，一方面借助旅游业开发的机遇，扩大其影响力，帮助他们提升产品在市场中的竞争潜力；另一方面，依靠各县、乡文化部门，为手工艺传承人提供必要的经济支助，对愿意从事该项手工技艺学习的年轻人予以奖励，并形成对应的县、乡级文化遗产保护机制。在当前，只有充分调动这两方面的积极因素，家椅手工技艺和家椅文化才可能良好地延存下去。
注释：
[1](英国)马凌诺斯基《文化论》[M]，译，第21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
[2](美国)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阐释》[M]，韩莉译，第100页，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11.
[3] (美国)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阐释》[M]，韩莉译，第101页，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11.
[4](日本)柳宗悦《工艺文化》[M]，徐艺乙译，第186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
篇6
长株潭地区是湖南省经济文化中心，伴随该地区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步伐，其空间布局、功能定位、经济结构和社会形态等都发生着迅速而深刻的转型。在现代强势文化的冲击下，一些优秀的民间美术文化遗产的生存空间不断受到倾轧，其原本依托的生态环境也已经或逐渐被破坏殆尽。如何挽救长株潭地区濒危的民间美术文化遗产，并对其进行“活态”地保护与传承，是必须直面的问题。从“活态”角度研究其传承模式，不仅延续了历史与文化脉络，更有利于传统工艺美术在现代社会焕发蓬勃生机。
一、重构文化生态，打造传承载体
民间美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类别，它的存在和传承方式有一定的特殊性。它不仅有可供静态展示和流传的“有形”艺术品，还承载着诸多 “无形”的文化特征，如手工艺和民俗等。谈到民间美术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和延续，就必须考虑到这种精神性的存在对生存环境的特殊要求，它不能脱离文化遗存原本存在的土壤，只能在特定的“文化生态空间”中生存。在长株潭城市一体化的高速进程中，大量民间美术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基础事实上已经不复存在了，能否重构这种文化生态，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一）建立民间美术文化遗产活态展示馆。
长沙的“湘绣博物馆”馆藏了大量湘绣名家的绣品，但这只是对民间美术文化遗产的“静态”保护，近年来，在杭州和江西等地新建的“手工艺活态展示馆”采用“情景还原”的方式对“文化生态”整合与重构做了一些探索和尝试。此类博物馆一般分为：陈列展厅，用以介绍各类工艺品的历史渊源、制作流程、艺术特色等；另设手工作坊厅及兴趣室，由艺人为参观者表演传统工艺，游人也能动手操作，现场体验同时兼有教学功能；此外还有配设有生产厂房和营业厅等。这正是“活”态保护的一种形式，长株潭地区亦可借鉴这种保护范式，建立“民间美术文化遗产活态展示馆”，将展馆作为文化的传承载体，“静态”展示与“活态”传承并行，实现民间美术文化遗产在当代乃至未来的不断延续和发展。
据2012年普查的情况，长株潭地区民间美术类文化遗产的分布状况为：长沙市26个，株洲市14个，湘潭市5个。①可将湘绣、火花、铜官窑陶瓷、浏阳石雕、望城剪纸、棕叶编、醴陵皮影戏、中国红釉上彩绘技术、株洲县朱亭邹桂文木雕、株洲县刘双喜油漆画、芦淞区百井剪刻纸艺术、蓝印花布等内容遴选后纳入展馆，展馆不仅展示完成的作品，还同时展示制作过程和工序，如能以展示、教学、体验、生产、销售结合的形式呈现，则较之静态的实物、文字、图片更为全面，能让文化遗存保持鲜活而持久的生命力。
（二）保护民俗文化，全民参与，营造适宜的社会环境
尽管以“活态展馆”的形式能呈现传统手工艺的部分形态，但毕竟是一种标本式的保护，已经全然脱离了民间美术的生长环境，且保护的种类有限，只能是挽救濒危文化遗产的权宜之策。“上导之为风，下行之为俗。形成习惯，世代传承，是为风俗。”②唯有形成风俗和习惯，民众才会自觉自发地将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关注融入日常生活。在这个问题上，最关键且长效的办法是需要政府积极引领保护民俗文化，全面提高公众的文化自觉意识，全民参与保护与传承，营造适宜的社会环境。譬如在高度现代化的日本和韩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依然中会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集中展示各类传统工艺品；在政府划分出来的历史街区和民俗村，工匠依然在手工作坊从事着传统工艺，生产和售卖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实用品。也唯有如此，各类民间美术文化遗产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活态”的保护和传承。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和韩国的做法切中肯綮，我们当效法之。
二、赓续文化薪火，构建传承体系
（一）传承人、后继者、民间协会共同构成的传承队伍
民间美术文化遗产实现“活态”保护与传承的另一个关键是保护“人”，作掌握特殊技艺的民间艺人是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他们是极其珍贵且濒危的文化资源。要解决民间美术传承人“断代”问题，我们应该通过宣传和激励提升民间艺人和传统工匠的社会地位，使全社会意识到他们的文化价值，将他们等同于“艺术家”而非“工匠”来对待。此外，还需要定期向公众开放手工作坊，吸引公众注意，提升艺人自豪感和对自身价值的认同感；要求传承人不断研修、学习以促进技艺的提高；再以文字、图片、录音、录像等方式全面记录他们掌握的民间美术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技艺和知识等；分阶段、有计划地征集并保存他们的作品，制作成教材和宣传片，以电子媒界的形式传播等。
民间美术文化遗产要保持“活态传承”的状态，还要注意艺人工艺技术的继承与改善以及“后继者”的培养。尽可能为艺人提供活动空间，定期组织手工技能表演，以展览或竞技等形式供艺人交流、施展和拓展技艺等。提升年轻人学习和从事传统技艺的兴趣；通过媒体传递授徒信息，在全国范围开展拜师学艺活动、组建民间协会等都有利于“传承人队伍”的形成，能确保该项遗产后继有人。
（二）将民间美术与学校教育结合，持续培养有生力量
培养民众的民间美术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开发和利用地方美术资源，自觉自发地参与保护与传承，需要将民间美术文化遗产课程纳入整个教育体系，使民众从小接受民间艺术的熏陶和潜移默化，成为传承与保护工作中可持续发展的有生力量。
幼儿的民间美术教育主要是对孩子进行有目的渗透和熏陶。通过家长带领幼儿参与民俗活动；在幼儿园设立民间美术体验教室来欣赏作品，培养儿童对艺术品的感觉、知觉和美感意识；选取能进行实践操作的民间美术样本进行临摹和创作等；激发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对家乡传统艺术的热爱。
小学阶段，长株潭地区各学校可以因地制宜，与校内资源进行整合，进行校本课程的研发，如蓝印花布、火花设计、剪纸等易于实践的内容等，都是丰富的民间美术课程资源。可通过让学生动手操作、体验制作过程并举办展览，引导学生参与文化的传承和交流。此外，还可以以“民间美术文化遗产”为主题，定期举行全省绘画和作文竞赛，通过这种方式促进儿童对当地民族民间美术文化遗产的认同感。
中学阶段，注重拓展对民间美术文化遗产认识的广度和深度。培养学生对本土的民间美术的关注，了解地方民间美术的发展历史和现状，熟悉当地民间美术的主要种类、地方民间艺术造型特点、审美特征、工艺流程等。在日常教学中以“熏陶、渗透、融入、践行”的方式培养保护与传承的后备人才。
地方高校应邀请民间艺人进课堂授“绝活”，鼓励美术教师向老艺人拜师学艺，将民间美术文化遗产课程列为必修或选修科目。有条件的高校，还可成立民艺系，培养有志从事民艺工作的专业化人才，肩负起传承民族民间文化的重任。
三、振兴传统工艺，摆脱传承窘境
长株潭地区民间美术文化遗产的种类繁多且分散，除“湘绣”已形成规模化发展外，其他多属于规模极小的零散作坊，处于无序发展和自生自灭的状态，因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面临濒危窘境。要避免单一以“遗产”或是“馆藏”的方式存在的局面，就应该让民艺作品成为民众生活的一部分。不断被生产和销售，在发展中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真正的“活态”存在方式。
这需要政府职能部门承担具体而有效的工作。首先通过调查研究，不断开拓市场，为该地民艺作品的生产和销售提供信息，再设立长株潭地区工艺品信息网，搭建艺人与消费者沟通和对话的平台。其次，对在传承发展传统技艺、大力培养后继者以及拓展销售渠道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民间艺人进行表彰和奖励，以促进传统工艺的振兴。第三，对学习民艺品制作的年轻人发放生活补贴，保障其生活，能专心致志从事民艺传承工作。第四，定期举办民艺作品的展览和展销活动，让民间艺人彼此交流和展示技艺，以促进技艺的提高。
振兴传统工艺，走产业化发展道路，是民间美术文化遗产摆脱传承窘境的有效途径。要建构合理有效的手工产业，长株潭地区应该将经济价值较高的民间美术文化遗产加以利用，如重点扶持和建立湘绣、铜官窑陶瓷、浏阳石雕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作为展示与宣传民间艺术的窗口；帮助长沙粽叶编、石、醴陵皮影、株洲县朱亭邹桂文木雕、株洲县刘双喜油漆画、芦淞区百井剪刻纸艺术、蓝印花布制作等民艺品走向市场，吸引更多民营资本进入民艺产业等。
科学合理的产业化既能为民间艺人带来理想的经济收入，改善其生存状态，又可以更好的发挥其文化价值。以传统文化拉动地方经济，又能推动民艺品与市场结合。从“湘绣”的保护来看，在产业化后得到了稳定的传承和发展，已经成为长沙市经济产业和居民生活的组成部分，不仅为社会提供了所需的产品，还使“湘绣”本身找到了存在价值，更为重要的是保持了民间美术文化遗产的“活”性，使活态传承成为可能。
四、尝试创新思维，实现传承发展
在现代工业化生产的背景下，由于民间美术作品墨守成规和因循守旧，不可避免地经历了由盛而衰的过程，被视作粗鄙俗气的物品而遭到疏离，正在逐渐淡出人们的日常生活。如何让传统工艺和民间美术作品融入现代社会，既满足民众生活物质与精神的双重需求，并最终成为现代化自身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现代文明的发展和民艺品的使用并非不可调和的矛盾，倘若两者能互为补充、相互融合，往往能创造出令人惊讶的经济和文化奇迹。
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寻求变革与创新，实现民间美术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倘若一味只依靠政府投入来保护，那注定只能是苟延残喘，逃不过湮灭无形的命运。更何况“持续变化”本就是活态美术文化遗产的基本属性，正是一代代民间艺术家们的继承与创新，才使得遗产本身不断增值。
石涛说过：“笔墨当随时代”，民间美术之所以逐渐淡出时代潮流之外，其主要原因依然是维持固有形式，没有紧跟时代步伐。就像长株潭地区濒危的遗产蓝印花布，其图案的依然只停留在传统的形式――二方连续、吉祥图案等规整的纹样。如果能在图案的设计上寻求创新，结合现代艺术形式、融合传统与当代艺术，立刻就能拉近与世界流行时尚的距离，从而广受欢迎。此外，我们还能在蓝印花布的功用上做文章，比如设计整合含蓝印花布元素的坐垫、抱枕、腰靠、汽车内饰、包装盒、旅游纪念品等等，都能引领时尚，让这门古老的艺术焕发生机，重回民众的日常生活。
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曾说：“旧邦新命”，“旧邦’是应当保持且珍视的文化传统，“新命”当指随时代而变，对传统文化进行改造和推陈出新。也唯有不断地吐故纳新，才能增加民间美术文化遗产对现代社会的适应性，参与现代化的构建，时刻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劲的发展动力。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资助科研项目（11c0096）
注释：
①徐美辉著.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报告.艺术中国，2012年第10期.
②顾禄著，王昌东译.图说古风俗：清嘉录.北京，气象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篇7
大洋洲工艺美术作为海洋文化的一个重要代表，具有独特而鲜明的艺术风格。这其中，独木舟艺术作为海洋文化的一个象征，在大洋洲工艺美术中有着独一无二的地位。独木舟的存在与发展集中体现了大洋洲民族的生活特征。从巨大的远征用独木舟，到最简单的捕鱼用独木舟，独木舟为太平洋的岛民们带来了食物，同时也带来了便利的交通。
大洋洲地区群岛分布广阔，每一个地区都会由于特定的地理环境而拥有特定的造船材料，这就形成了各地区各具特色的独木舟制造。此外，根据教材记载，“对土著人来说制造独木舟是件神圣的事。有关船只的尺寸和造舟的各种技艺，均由祖传世袭的制船师所掌握”。所以，研究各地区的独木舟制造形式的差异是十分必要的。以下就大洋洲的三大群岛，简单介绍几种不同的独木舟制造形式。
在三大群岛中，美拉尼西亚群岛盛产高大的树木，所以独木舟的制造是最为发达的。人们会选用优质树种的高大树干，将中部挖空，制作真正意义上的独木舟。
右图为一名巴布亚新几内亚人，正在用一根树干制做独木舟。
在密克罗尼西亚群岛，可以直接用来制作独木舟的高大树木很难找到，所以这个地区的独木舟制造与美拉尼西亚地区相比，有很大的差异。人们通常会将木板用胶液黏合（胶液通常来自一种叫做面包果树的树液），再用椰子的纤维部分制作绳结，用来固定木板。这种船只的制造技术从严格意义来说，不能称之为“独木舟”，但根据现有资料的记载，通常还是将其看成是独木舟艺术的一种形式。
在三大群岛中，波利尼西亚群岛距大陆及其他文明最远，想必这一地区的独木舟制造应该是十分发达的。但根据现有的资料搜集，这一地区独木舟制造的特征很不明显，没有形成统一的制造传统。但通过一些图片资料，还是能够感受到独木舟制造的发达，尤其是用于远洋的船只制造。
左图是一艘仿制的玻利尼西亚远洋舟（voyagingcanoe），运用传统的手工技艺与材料，在夏威夷岛完成。这种远洋舟在玻利尼西亚的祖先中，运用得十分广泛，在广袤的太平洋上航行，来往于太平洋的中部岛屿以及复活节岛等地区。
以上分析了大洋洲独木舟制造形式的地区差异。事实上，制造形式的地区差异仅仅是一个方面，大洋洲的各个地区在独木舟的装饰上，体现出更加明显的艺术风格差异。下面就几个装饰风格突出的地区加以分析与比较。硕士论文，大洋洲。
一．美拉尼西亚群岛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地区：
该地区的独木舟装饰艺术风格，与河流有着密切的关系。硕士论文，大洋洲。不同的河流出现了不同的独木舟装饰风格。
a.拉穆河（Ramu River）流域
拉穆河是巴布亚新几内亚最长河流之一，源出东南部的克拉特凯(Kratke)山，西北流经中部洼原。根据资料记载，巴布亚新几内亚地区的独木舟装饰风格分为两种，分别代表了拉穆河中游以及拉穆河下游的装饰风格。中游的装饰，往往会表现先祖的面容。这种表现先祖面容的装饰形式与原始宗教有密切的联系。右图中的这一木刻作品是独木舟的零件，刻于独木舟的船桨的上部，属于拉穆河中游的作品。
b.Sepik River流域
Sepik River同样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重要河流。在这里居住着一个叫做Iatmul的民族。这个民族有一种特殊的信仰，他们相信自己是从鳄鱼背上诞生的。所以鳄鱼的头经常被刻在独木舟上以及独木舟的船桨上部。图中的这一独木舟就是一个典型作品其全长11英寸,中间有12'宽。美丽的对称图形刻于船的两侧，船头则雕刻成一个鳄鱼头的样子。驾驶独木舟的人站在船的中央划桨。
二.美拉尼西亚地区的索罗门群岛地区：
索罗门群岛的独木舟船桨，具有独特的装饰风格，运用极浅的浅浮雕创作鸟纹或者一种叫做Kokorra的变体纹样。Kokorra通常以蹲坐的姿势出现，两手叉腰，头部带有巨大而突出的头巾，如同那些成年的男子。硕士论文，大洋洲。虽然kokorra在北索罗门群岛十分的普遍，但没有人知道这种纹样的精确含义。由于kokorra经常出现在与宗教有关的物品上，人们猜测kokorra可能具有某种超自然的重要性。
左图中的船桨，是索罗门群岛的Buka岛或Bougainville岛的作品。发现于19-20世纪。其中的装饰图案就是这种kokorra的变体纹样。
三．新西兰毛利人地区：
根据教材记载，“毛利人的装饰工艺常有表现鱼和鸟人的纹样或图形，这大概与他们及其祖先长年与大海相伴为生有关。”这种装饰特征在毛利的独木舟艺术中得到体现。
上图中的作品是早期毛利人创造的独木舟船头，属于Te Tipunga时代（1200年~1500年）。
这个船头雕刻体现了毛利特有的艺术风格，该风格是从其祖先的传统雕刻中演变而来的。据教材介绍，“毛利人源出自玻利尼西亚人”，这就可以解释，为何一些资料称该作品的造型与装饰仍然保留了一部分波利尼西亚的风格。同时，该雕刻这种形似龙头的造型很像后来毛利族的manaia——一种毛利独有的形似鸟类或爬虫类的风格。
此外，还有一些直接刻画祖先像的雕刻运用于毛利的独木舟艺术装饰中。
图中的作品曾经是征战用独木舟的船头横向甲板，29.5英寸宽。该作品以其精致的雕刻而著名。自然主义的男首领跪像雕刻，面对着独木舟的划船者。男首领的雕像由背后的菱形几何纹衬托。从风格上来说，属于新西兰的东北部风格。硕士论文，大洋洲。
最后，谈一下大洋洲独木舟艺术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状况。大洋洲的独木舟艺术品，作为一种文物具有很高的市场价值。苏世比拍卖行的拍卖纪录有关于大洋洲独木舟艺术品的纪录。
右下图是一个独木舟的船头装饰，来自索罗门群岛。这个8英寸高的物件预估价格为30,000至50，000，美元。硕士论文，大洋洲。1906年收集。
左下图所示的这个独木舟船头，是新几内亚独木舟的一部分。83英寸高，这个船头装饰附着在船头巨大的突梁上。保守拍卖估价为6万至9万美元。最后的拍卖价格为55375美元。
拍卖价格有力的说明了大洋洲独木舟艺术品在当今社会的受重视程度，从这方面来看，可以说它已经被当今社会所接受。但与此同时，从学术角度来看，我认为对于大洋洲艺术的研究是很不够的。硕士论文，大洋洲。在本人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感受到这方面资料的严重匮乏，国外的研究著作都尚未有中文译本，并且这些著作也没有建立起完整的体系。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社会对于大洋洲工艺美术的认识，还仅仅停留在一个比较肤浅的层面，需要继续深化与扩充。
篇8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繁多，内容复杂，有它的基本特点，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具有不同的类别，如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传统的手工艺技能、民间文学等，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自己的特殊性，表现出了社会性、多元性、活态性、民族性、本土性、整体性等多种特征。而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日益深入人心，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的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展示了独具特色的价值，其文化价值、历史价值、传承价值一直是被人们认可，但随着近些年旅游业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体现了其重要的旅游价值，使人们在旅游过程中通过欣赏、参与体验进一步了解其文化、历史价值，也可以说旅游开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另一种保护方式。
一、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简介
河北历史上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河北文化资源丰富，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近年来才开始重视的。2002年6月7日，518项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正式公布，我省共39项入选。在全国居第四位。6月8日，河北省确定的13类130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式公布。河北省绚丽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在这份名录中得到充实印证。虽然这些不能完全涵盖河北的整个文化遗产，但毫无疑问，在一定范围里它们是河北文化遗产最杰出和最典型的代表，构成了河北独具风味的深厚文化背景。
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按地域主体分类遍布全省11个市30多个县区，其地域分布范围较广，但相对分散。按国家划定的表现形式主体分类，河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也是种类丰富，涵盖了全部10个大类。河北省国家级和省级的非物质遗产就有230项之多，民间文学类有9项，包括伯夷、叔齐的传说、契丹始祖传说、邯郸成语典故文化、孟姜女故事传说、牛郎织女传说等；民间美术类有12项，有武强木版年画、衡水内画、蔚县剪纸、丰宁满族剪纸、曲阳石雕、无极剪纸、白沟泥塑、八沟石雕工艺等；民间音乐类共34项，有丰宁满族吵子会、涉县寺庙音乐、任丘大鼓等；民间舞蹈类共35项，有昌黎地秧歌、井陉拉花、丰宁蝴蝶舞、曲周龙灯、二贵摔跤等；传统戏剧类共40项，有河北梆子、评剧、唐山皮影戏、定州秧歌戏、冀南皮影戏等；曲艺类共15项，有西河大鼓、燕山大板（三河市、平泉县）、木板大鼓、乐亭大鼓、西河大鼓、京东大鼓等；杂技与竞技类共24项，吴桥杂技、邢台梅花拳、杨氏太极拳、沧州武术等；传统手工技工艺类共41项，有著名的板城烧锅酒五甑酿造技艺、衡水老白干传统酿造技艺、刘伶醉酒酿造技艺、刘美烧鸡手工制作技艺、山庄老酒酿造技艺、直隶官府菜系烹饪技艺等；还有民俗类24项及传统医药类1项。如此之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多样的旅游开发价值，但是不能泛泛开发，要与某些旅游资源进行整合开发，才能发挥其更大的价值。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整合开发原则
原真性保护原则。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其产生的特定历史社会文化背景，经过长时间的历史人文积淀形成的，具有特定的文化空间，在进行旅游开发时，一定要保持原真性保护原则。有些地方为了大肆开发旅游业，不顾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将其舞台化、不正当的演绎，单纯为了利益或开发而开发，不能体现非物质文化遗的真正价值，失去了其旅游开发的真正意义。
可持续利用原则。目前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人们关注的焦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旅游资源进行开发也要注重可持续发展及可持续利用原则。在开发过程中，一定要注重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载体、民族的和地方性的原生态文化环境以及遗产传承人，这样才可以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永续利用。
利益均衡原则。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不单纯是某个部门的工作，需要多个部门的协调、配合共同完成，这样在开发过程中就会遇到各方利益不均衡的情况。所以在开发过程中不仅要照顾到某些部门的经济利益均衡，更重要的是要考虑传承人的利益、考虑旅游开发空间的环境效益及社会效益，要从全局及长远利益考虑，使所有的参与者及至全民族世代都是受益者。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整合开发策略
1.借助著名旅游景区整合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此种开发模式主要可以整合对旅游都吸引较小的遗产类型，如民间文学类、民间音乐类、民间舞蹈类和民俗类遗产，因为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旅游者的吸引力不强，单独进行旅游开发的难度较大，因此将其依托著名旅游景区，辅助开发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样人们在旅游的同时可以顺便欣赏、了解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提高对此类遗产的认识。例如，契丹始祖传说、乾隆民间传说、丰宁满族吵子会、承德清音会等可依托著名的承德旅游景区进行开发表演；孟姜女传说可依托山海关及长城景区进行开发表演等。
2.借助产业及产业旅游整合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此种开发模式主要可以整合民间美术、传统手工艺类遗产。一些企业在生产加工此类遗产时，可以在美术品上附着产品文化简介、粘贴或内赠非物质文化遗产简介的标签等，如将蔚县剪纸、武强年画等做成小型产品或标签样式，在山庄老酒、板城烧锅酒、刘美烧鸡等外面贴上标签或盒内放置标签，小型工艺品等，并可以借助商场、超市等商家进行促销、采用包装内附简介或集标签等活动，通过促销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知识，拓宽公众了解的渠道。还可以开展产业旅游的形式吸引游客观光、体验、学习。
3.借助非遗文粹园整合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此种开发模式可以整合各种类型的遗产资源。如建立一个非遗文粹园，将全部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园中，在园中按一定时间进行展示、展演、销售等活动。在园中不仅可以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载体，如服装、道具等，还可以现场展演技艺，如表演音乐、舞蹈、曲艺、杂技竞技、传统工艺技艺等精美的技艺，使人们在现场了解其全过程，更重要的是可以让人们共同参与、亲身体验，人们可以亲自娱乐，或亲自参加传统工艺品制作，还可以品尝美味，同时开发单位还可以向人们进行产品销售，有人们亲身参与的宣传应该会收到不错的销售效果。
4.借助媒体整合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此种开发模式可以整合各种类型的遗产资源。首先，可以借助电视，拍一些纪录片，在省市台进行专题介绍民间传说、民俗、音乐、舞蹈、美术、传统技艺等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介绍其历史、现状、表现形式等多方面的内容，加大宣传力度；还可以借助电视，编排一些动人的短片，优美动听的歌曲，做一段央视的广告进行播放，效果会大大不同，如现在央视播出的五粮液的广告，配以歌曲、短剧《香醉人间三千年》，使得五粮液广告家喻户晓。其次，可以借助网络，建设专题网站介绍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将遗产的图片、简介、视频等资料全部放在网上，便于人们随时在网上查阅、了解、学习。此外，还可以借助报纸、杂志等媒体进行连载介绍。
5.借助名人效应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此种开发模式主要适合于商品类遗产。现在许多产品都借助名人效应，无论是日常用品、食品还是家具家电，甚至是药物，只要有名人做广告，产品的知名度就大大提高。如，板城烧锅酒的代言名人是杜雨露，衡水老白干的代言名人是胡军，其他商品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可以采取这种方式扩大知名度，深度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
当然，在具体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时候，要针对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特点进行准确、适度开发，确保开发的投入与效益的比例关系，也真诚地希望更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实现其旅游价值，为人们所熟知。
参考文献：
[1]张捷．区域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类型及旅游业价值研究[J]．人文地理，1997 (3)：20~24．
[2]巴兆祥．中国民俗旅游[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9）：244－246．
[3]刘茜．试用科学发展观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J]．西北民族研究，2005(2)：179~184．
篇9
新技术；景观艺术设计；设计思维
虽然当今社会的新技术日益更新进步，但是这局限于技术层面，而在艺术，比如本论文涉及到的景观艺术层面上还有所欠缺，归根结底是缺乏将技术性和艺术性相融合的一种思维。信息时代的到来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使景观艺术在这一背景之下面临着机遇和挑战。论文接下来将从新技术对景观艺术设计的影响以及其带来的利弊层面进行分析。
1简析新技术背景
伴随着社会经济和环境的改变与发展，景观艺术设计领域也从传统的园林艺术向现代化景观进行转变，在转变的过程中，新技术背景为景观艺术的转型与升级提供了新的战略机遇，更加多样化的形式与可供利用的技术手段不断更新着现代景观艺术设计思维。
1.1新技术
新技术的独特性就体现在第一个字上，所谓“新”强调了与以往传统技术的升级与创新，表现出与传统技术相比下新技术的优越性。新技术指的就是新的材料、结构和工作方法，并且以计算机网络的发展为依托，在景观艺术设计领域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
1.2社会各阶段的技术与景观艺术状况
工业社会前期，手工技术的景观形态是当时的主要内容，在这一时间段，技术手段与艺术想法比较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园艺工作者的整体意识强烈，对细节了解充分，这使得景观艺术得到了整体性发展。工业革命之后，科学技术的作用逐渐在人们的工作和日常生活中显现出来，这一时期科技的发展为大工业生产带来了革命性的成果，尤其是在建筑领域，与之相辅相成的景观艺术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但是单一化的艺术并不是主流，这让人们想要追求更加多样的艺术形式，景观艺术受到冲击。进入当今信息时代，网络技术的应用和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又对社会上的不同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景观艺术的发展也在这个新技术背景之下被推进。西方国家的技术发展较我国早，所以我国在当今技术背景之下的景观艺术发展与西方的景观艺术设计轨迹具有相似性，对现代技术的应用也有我们可以借鉴的地方，但是应该立足我国国情，取其精华，中国的景观艺术设计应该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2新技术带给景观艺术设计的影响
国家的社会制度、经济、文化等背景都会给那个时代下的艺术领域带来很大的影响，本篇论文以景观艺术设计为研究的对象，以新技术作为时代的背景，具体分析了新技术背带给景观艺术设计思维的影响。
2.1新技术背景的组成要素
新技术是一个比较难以界定的范畴，因为技术的形态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改变，但是我们可以总结出新技术背景的基本要素以供理解。新技术背景的基本要素兹列如下：①新技术是以网络信息和数字化概念为核心驱动力的新的技术形态，新技术的基础是计算机技术，传输方式更加丰富多样，信息处理和传输速度更加流畅快速；②新技术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概念，它是由文字、图形、音频、视频等多种形式共同构成的组合型技术，技术含量较之前传统技术更高，新技术在各个方面的交流与互动性更强；③新技术的形态是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发展的，所以其更新换代和创新性更强。
2.2新技术的优势
新技术的独特优势就表现在它的高效性、智能性和不可替代性，新技术的应用使得社会上的各领域工作的效率更高，不仅节省了社会资源的应用，而且针对一个行业或经济体而言，可以极大地减少其投入的成本。新技术的智能性使得各个领域的应用方式和形态以及呈现出来的成果具有更多样化的特点，更加新颖灵活。新技术的不可替代性是因为新技术的开发和使用必须具备相当高的专业性与技术性，一般的技术形态并不能满足新技术背景下的需求和应用条件，所以新技术在社会上的各个领域中的应用是具备绝对优势的。具体到景观艺术设计方面，新技术会在景观设计的结构与规划中发挥效用，而且其抽象性可以在景观设计完成之前得到景观艺术设计最后的整体性效果，这样就可以对其进行及时地调整，除此之外，新技术还可以是景观艺术设计的效果更加符合现代化社会下人们的审美需求，满足社会的需要。
2.3新技术对设计思维未来发展的影响
当今社会迅速发展，信息时代到来，新技术也随之取得了更多的突破性成果，它对景观艺术设计思维的影响力也不断增强，因此新技术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到景观艺术设计之中，这使得景观艺术设计思维变得更加活跃开放，不仅仅是沿袭传统的景观设计精髓，景观设计师们的思维也逐渐向着更加全面发散的方向靠近，景观艺术设计的专业人士不必再受到传统艺术设计思维的限制，可以紧跟时展的潮流，设计出符合现代化甚至是后现代化的景观艺术作品。新技术背景之下不仅仅对解放景观艺术设计思维具有变革性的意义。同时对景观艺术设计过程中应用到的方法和技艺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上文提到了新技术的独特优势，在景观艺术的设计应用过程中，现代化的技术是景观艺术设计可以采取更加高效智能的手段，而不是像传统景观艺术设计一样停留在手工画图，人力操作的低级阶段，这同样是新技术背景对景观艺术设计带来的巨大影响。
3结束语
在信息革命之后，整个世界进入了信息化时代，应运而生的新技术在社会上的各个领域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力，上述论文以景观艺术设计为例，阐述了新技术下景观艺术设计思维的变革，思维的进步是艺术进步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环节。同时，新技术还给景观艺术设计的过程带来了更加先进的实施方式，这也给景观艺术设计提供了新的发展潜力。当然，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新技术的发展在给景观艺术设计带来众多积极影响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弊端，只是就现在而言新技术带来的影响是利大于弊的，但是我们仍然要防患于未然，正视新技术背景对景观艺术设计的影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只有这样才能让新技术的进步为景观艺术设计带来更多的福音。
作者：廖夏妍 单位：乐山师范学院美术学院
参考文献：
[1]林挺.新技术背景下的景观艺术设计思维初探[D].江南大学,2009.
篇10
关键词:黑格尔；美学；艺术；手工业；马克思
中图分类号：J0-02文献标识码：A
黑格尔在西方美学史上较早揭示了艺术与人类劳动之间的生成关系。“手工业”不仅被他追溯为艺术的起源所在，而且某种程度上被视为艺术技巧的本质特征与魅力所在。“艺术很接近手工业”是凝聚黑格尔相关思考的基本命题。该命题贯穿于黑格尔的艺术史叙述，鲜明表征了其美学视阈、研究方法、价值关怀的独创性与时代特色。马克思指出中世纪“手工”劳动具有“半艺术”性质，①并以此为参照，将完全丧失“半艺术”的资本主义机器生产称为“异化劳动”。马克思还由此提出一个关于人类理想劳动的著名观点：“人也按照美的规律建造”。如果说黑格尔是由研究“艺术”而沉思“手工业”，那么马克思则主要由探寻“异化劳动”出路而提出其美学理想。②黑格尔该命题迄今鲜受注意，本文因以提出讨论。
一、“艺术”起点与“手工业”劳动
黑格尔一段代表性论述如下：
艺术创作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即艺术外表的工作，因为艺术作品有一个纯然是技巧的方面，很接近手工业；这一方面在建筑和雕刻中最为重要，在图画和音乐中次之，在诗歌中又次之。这种熟练技巧不是从灵感中来的，它完全要靠思索、勤勉和练习。一个艺术家必须具有这种熟练技巧，才可以驾御外在的材料，不至于因为它们不听命而受到妨碍。 ③
黑格尔这里由考察艺术各门类的相通之处而聚焦于艺术“技巧”，由此揭示它“很接近手工业”的性质，这个思路首先表明，黑格尔是从重视艺术技巧的视角而提出“艺术很接近手工业”论断。艺术技巧在今天的美学阐释中被视为艺术“本体”所在，据此可说，黑格尔该论断触及的是艺术“本体”问题。黑格尔美学的最基本命题是：“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该命题的基本意蕴是：在艺术创作中，“理念”作为人的精神必须通过“感性”形式才能显现。而“感性的即物质的”；④因而，“感性”的艺术实践，也就是“驾御外在材料”的活动，这个活动显然主要通过人的“手工”而进行。由此可见，“艺术很接近手工业”这个论断与黑格尔最基本美学命题有逻辑关联。
黑格尔《美学》整体上主要通过对艺术发展的历史叙述而展开，这个过程的先后阶段与环节呈现为一系列逻辑进程。黑格尔叙述的艺术史递次经历三个阶段：象征型（建筑艺术为代表）、古典型（雕刻艺术为代表）、浪漫型（绘画、音乐、诗歌为代表）。在这个进程中，各阶段代表性的艺术形式，其“感性”的物质因素不断降低，而“理念”的精神因素不断提升；最终是“理念”脱离“感性”的物质形式而导致艺术“终结”。这个过程与上引黑格尔论各类艺术“很接近手工业”的程度序列相吻合：象征型的建筑艺术的物质成分最多最大，古典型的雕刻艺术其次，而在浪漫型的图画、音乐、以及诗歌中，“感性物质”成分不但最少而且递减。由此又可见，“艺术很接近手工业”命题是贯穿于黑格尔关于艺术史的叙述中，其具体表现则是与“感性物质”相联系的“手工”成分的不断递减。换言之，最接近“手工业”的是最初物质形体巨大的“象征型”艺术，艺术发展史则呈现为一个不断摆脱和最终脱离“手工业”的趋向“浪漫型”的过程。
“手工业”这个词通常指谓用手工进行制作的劳动，人手是人类进行所有劳动的主要器官，在这个意义上，“手工业”诚可谓代表和象征人类劳动。“艺术很接近手工业”命题意味着对劳动的重视。“象征型”的建筑艺术在黑格尔所举所有“艺术”门类中具有最多的“物质”、“手工”与“劳动”性质，黑格尔的艺术史叙述起始于“建筑”门类并非偶然。黑格尔以前的西方美学史很少关注“建筑”，更鲜有对它专门考察；与此鲜明对照的是，黑格尔《美学》关于“建筑”的论述不仅是其全部论述的起点，而且形成容量颇大的专章，其篇幅长达近百页之多。黑格尔推举为建筑艺术之典范的是古代巴比伦、印度、埃及等古老文明国的著名金字塔与地上、地下的宫殿等。这些建筑规模极其宏大，物质材料十分沉重，它们的建造过程凝聚了巨大规模和数量的手工劳动。黑格尔写道：“这类作品的建造花费过整个时代的整个民族的生命和劳动。” ⑤
黑格尔对埃及的建筑艺术有如下评论：
“如果要找最完满的例子来说明象征型的艺术在它所特有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两方面都达到完善，我们就得到埃及艺术中去找。”
“埃及人在前此提到的几个民族之中要算是真正的艺术的民族。”
“这个奇特国家的人民不仅是从事农业的，而且也从事建筑的。这个民族从各个角落里翻动土壤，挖湖开运河；凭借艺术本能，他们不仅在阳光下建成一些庞大无比的建筑物，而且还在地心中大力进行极大面积的建筑工程。⑥
黑格尔不仅把最具体力性的手工建筑的劳动纳入了艺术考察范围，也不仅将之作为人类艺术史的起点，还把创造了“庞大无比的建筑物”的民族称为“真正的艺术的民族”，乃至把这个民族的建筑劳动视为出于“艺术本能”的活动，这在西方美学史上是首创而耐人寻味。
“艺术很接近手工业”命题的意味显然不仅在于指出一种以往未所关注的历史事实，而且包含新的价值判断。它表征了黑格尔对人类劳动、尤其是人类的物质生产在艺术起源意义上的重视。黑格尔由此对更早的希腊神话的分析也别有所见，他特别重视的是其中一些与手工艺相关的“诸神”：
“普罗米修斯把火带给人类，使人类有可能满足自己的需要，从事发展各种技艺；从此技艺才不再是自然的东西，过去巨灵族好象和技艺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 ⑦
“普罗米修斯把火带人类，但是技艺却是由赫斐斯陀斯和她的女助手雅典娜带给人类的。这里可见出火与就生糙材料加工的技艺是分得很清楚的，只有火才是普罗米修斯带给人类的。” ⑧黑格尔推崇普罗米修斯的主要原因，不是由于这位神给人类带来火，使人类走出了生食自然产品的原始阶段；而是因为他带来的火使人类获得了“从事发展各种技艺”，即进行手工劳动的必要条件。赫斐斯陀斯是执掌铁匠与火的神；雅典娜既是雅典城邦的守护神，也是执掌纺织技艺的神。我们知道，希腊艺术的基础是手工艺，其时的手工艺主要是制造铁器和从事纺织；而铁器的制造直接需要用火冶炼，纺织器的制造也需要用火锻造的金属工具。因此，把火带给人类的普罗米修斯对于希腊“手工业”具有前提条件的意义。显然，黑格尔将并无特别技艺、却为人类带来火的普罗米修斯，与执掌冶炼技艺的赫斐斯陀斯，以及执掌纺织技艺的雅典娜这三位希腊神相提并论，其关注点在于说明“手工艺”的起源条件。黑格尔讨论美学课题而特别分析这三位希腊神的相互关系，这是基于他“艺术很接近手工业”的论断和思路。
这一分析思路也贯彻于黑格尔对更早时代神话的阐释中。黑格尔认为，人类最早的宗教意识是大自然崇拜，这种崇拜意味着人类生活还停留在直接索取自然产品的阶段，人类还没有学会依靠自己劳动以生产生活必需品。因此，“对自然事物的素朴的崇拜，即拜自然和拜物的习俗，还不是艺术。” ⑨黑格尔认为，最早的艺术起源于人类对自身劳动的崇拜。在说明这种崇拜劳动之意识的起源时，他特别引述了古代波斯教中一个“金剑劈地”的神话：受崇拜的部落首领将一把黄金制作的剑传授给他的儿子，儿子用这把剑在大地上划分出三百个地区，并用它劈开大地，“他这一劈就替该地人民带来了幸福，于是家畜野兽和人群都成群结队地在一起奔跑。”黑格尔接着对该神话加以如下阐释：
用剑劈地是暗指农业，这在该故事中固然没有明白说出，故事中并不曾把劈地和耕种生产联系在一起；但是这一个动作显然除掉翻土松地之外还有更多的意义，不免令人从中去寻找它的象征意义。⑩
这个阐释至少包含两层意思：其一，该神话的意蕴涉及农业劳动的创始，而农业“翻土松地”的劳动不同于前此单纯索取自然产品的活动，它是人类有意识地生产农作物的活动，因此它本身是一种需要“技艺”的劳动。其二，该神话所崇拜的是发明农耕技艺、开创农业劳动的原始部落首领人，而非被人索取的自然对象；因此它与“不是艺术”的自然崇拜不同，已经进入“象征意义”的艺术阶段。我们还可循此思路进一步补充，这个神话传说提到了“用剑劈地”，而剑这个工具本身是手工劳动的产品。因此，该神话与“艺术很接近手工业”命题吻合。
有趣的是，黑格尔从艺术起源角度对该神话的阐释，与中国古汉语“”字本义不谋而合。古汉语“艺”（）字之义有三：其一是指农业种植活动，《诗经•唐风•鸨羽》：“王事靡W，不能艺蜀黍”；其二指各种形而下的技艺，《论语•子罕》有曰：“吾不试，故艺”；其三是泛指所有活动的法度规则，《左传•文公六年》：“陈之艺极，引之表征”，注曰：“艺，也”。B11可见在中国古代早期语言中，“艺”最初与农艺直接相关，而后与各种实用技艺相关；由于“艺”指合乎规律的制作技能，因此它又引申指各门类领域中的法度规则。换言之，黑格尔所提示的“艺术”最初起源于与农耕相关的技艺，在中国古代可得佐证。
二、“艺术技巧”与“手工艺技能”同源同构
“艺术很接近手工业”命题也提示着“艺术”与“手工业”的某种区别，黑格尔使用“接近”显然经过斟酌。事实上，黑格尔《美学》确实多次谈论艺术与手工业的区别，例如他写道：
“艺术应该只满足心灵的旨趣，必然排除一切欲望。”B12
“艺术不是单纯的机械工作，不是单凭感觉的熟练手腕所达到的那种漫不经心的轻巧操作……在艺术创造中，心灵方面和感性方面必须统一起来。”B13
这里，黑格尔至少指出了艺术与手工业的两个不同：一是就内容而言，心灵表现是“艺术”的必要甚至主要的旨趣所在，而在“手工业”中，心灵表现则通常处于次要的、服从实用目的或“欲望”的地位。二是就技巧而言，“艺术”不仅应该追求娴熟巧妙的境界，而且这种娴熟巧妙必须也同时是“心灵”旨趣；而在“手工业”中，熟练的技巧常常导致“漫不经心”的操作，手工技巧也因此沦为某种“单纯机械工作”。
然而黑格尔对艺术的实际考察表明，他所谓的这种区别是相对的，换言之，在“艺术”与“手工业”之间并没有一条截然分别的界限。就“艺术”而言，它的任何一个门类或样式，其创作或制作都需要某种“手工”技巧，因而“艺术”都有某种“手工”成分；就“手工业”而言，任何一门手工艺都需要特殊技巧，手工艺者也都可能达到技巧的娴熟与圆熟，其制作过程也都可能臻于“心灵灌注”境界，因而“手工业”蕴含“艺术”的天地。黑格尔对古典型艺术与象征型艺术之关系的分析，清晰揭示并凸出了两者的同构关系。两者都包含“手工艺”技巧，并且都有巧拙之别：
“这种手艺成规必须先已存在（尽管还有些拙劣离奇），然后古典美方面的天才才可能把机械的熟练加以改造，使它到达技巧的完美。因为只有到了单纯的机械性的技艺已经不再成为困难的时候，艺术家才能致力于自由塑造形式，这中间实际的练习
同时也就是一种深造或改进。”B14
黑格尔一方面将埃及建筑和希腊雕刻同视为真正的“艺术”史对象而叙述，另一方面又指出两者之间整体上有着从“机械的熟练”到“技巧的完美”的区别与联系。埃及建筑作为一种最初的“象征型”艺术，其中“机械的熟练”成分较多；希腊雕刻作为一种典范的“古典型”艺术，已经达到“技巧的完美”。两者之间在手工技巧上，是一个从比较简单、粗糙、机械，而逐渐发展到复杂、精致、娴熟的过程。在黑格尔看来，当一种“艺术”包含的手工技巧比较简单时，这种艺术是接近于“手工艺”；当一种“手工艺”发展到完美境界时，这种手工艺便无异于“艺术”。
由此，一种通常被视为“手工艺”的活动也完全有理由纳入“艺术”的讨论范围。正因此，黑格尔《美学》将一些在以往、当时和今天看来都属“手工艺”的门类纳入其“艺术”论域。例如除“建筑艺术”外，他还谈论过“园林艺术”，指出其中蕴含“整齐一律”的艺术法则；B15他又谈论过“裁缝艺术”，强调“具有艺术性的服装有一个原则：这就是它也要象建筑作品那样来处理”。B16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关于服装艺术的有趣观点，他将古希腊罗马的典范服装与其当时所见的“近代服装”加以比较后作了如下褒贬：
我们近代衣服比较起古代的较富于观念性的服装，确实是很不艺术，很平凡乏味。这两种服装的目的是相同的，都是为着遮蔽身体。但是古代艺术所表现的服装本身多少是一种无形式的平面，只是因紧贴身体，例如肩膀，才得到某种确定的形式。这样确定的形式见出服装外表只表现出身体上所显现的心灵的变化，所以服装的某一特殊形式，皱折，下垂和上耸，都完全取决于内在生命，适应某一顷刻的某种姿态或运动――这样取得的确定形式就形成了古代服装的观念性。我们近代的服装却不然。近代服装的形式一般固然取决于四肢构造的形状，但是它只是拙劣地模仿体形，或是按陈规，趋时尚，对人体加以歪曲，一次剪裁制成了就始终是那样僵硬，姿态和运动都不能影响它的形状。（中略）B17
译者朱光潜注：“希腊罗马衣服不是量身体而制作，而是一整幅布披在身体上，所以较易于随身体姿势而变更形态。”黑格尔贬斥的“近代服装”姑且撇开不论，他所推崇的古希腊“一整幅布披在身体上”那样的服装，在我们今天看来显然过于简陋单调。现当代服装艺术较之古希腊罗马服装，无论在质料、颜色、款式等方面，无疑都要千百倍地丰富多彩。不过这里重要的是，首先，黑格尔把能否贴切表现身体姿态和心灵变化作为服装艺术的评价尺度，这符合他“理念的感性显现”的美学法则；因为在他看来，身体及其姿态是属于“理念”范畴的心灵精神的感性显现。其次，根据这一法则，服装之美在于表现心灵、精神或气质方面；在这个意义上，今天人们千姿百态的服装至少是人们不同个性及其喜好的“感性显现”，因而符合黑格尔美学法则。更重要的是，黑格尔对于裁衣制服这门直接关乎日常生活的“手工业”如此兴趣盎然予以讨论，并提出依据其美学法则的独特见解，这足以表明他所谓的“艺术”，不仅在理论上包含了服装艺术之类的“手工业”，而且在实际展开的具体阐释中，也实践了他的内涵独特的“艺术”观。由此观之，他的“艺术很接近手工业”命题，也意味着“手工业很接近艺术”；换言之，“艺术”与“手工业”是同构而互文足义。
把手工业也视为艺术，确切地说，把达到精神表现境界的手工业视为艺术，这样的艺术观在中国古典中并非没有。例如在庄子著名的“庖丁解牛”寓言中，那位庖丁的解牛技巧达到了“游刃有余”的境界；解牛时的一招一式都宛若舞蹈（“合于《桑林》之舞”）；发出的声音合于节奏，近乎音乐（“奏刀d然，莫不中音”）；解牛完毕后又满怀享受的喜悦（“踌躇满志”）；更重要的是，这位庖丁本人也把“解牛”过程视为享受乃至“养生”之道，而非辛苦乏味的谋生活动：“臣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这个寓言完美表现了一种工艺活动可以达到完美艺术的境界。庄子的其他寓言，诸如“梓庆削木为L”、“北宫奢制钟”、“工旋而盖（尚）规矩”、“Y偻承蜩”等也都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说明了各种“手工业”劳动都可以达到堪称“艺术”极致的境界。B18
既然艺术与手工业之间并没有截然分别的界限，那么在艺术天才与精湛的手工艺技能之间也不是截然隔离。黑格尔指出，所谓“艺术天才”并不限于诗歌音乐等“纯艺术”领域，它也可能出现于手工劳动中；“艺术天才”也并非仅仅来自天赋，它的形成条件包括类似手工艺制作的娴熟技巧。他举青铜器冶炼技术为例说明：
在熔炼青铜器的技术方面，古代人达到了难以置信的精巧，因此能熔炼出既细而又坚固的青铜板。人们也许会把这种本领看作与艺术无关的一种单纯的技巧。但是每个艺术家都要运用一种材料来进行工作，而能完全驾御材料正是天才所特有的本领，所以技巧和手艺方面的熟练才能就是天才的一个组成因素。B19
一方面，“天才”的超级能力可以显现于某种手工业作品的“难以置信的精巧”中；另一方面，“技巧和手艺”本身是“天才的组成因素”。这段论说包含着对一种流行的偏颇观念的纠正。在黑格尔之前的西方美学史上，长期流行的“艺术天才”的观点是，或者剔除“技巧和手艺”，将之完全归结于“天赋”之类；或者排除“手工业”，将之限定于非实用领域。例如最早的柏拉图把“天才”视为诗人受神灵凭附后“代神说话”的能力，它与“手工业”技巧风马牛不相干。而离黑格尔不远的康德则断言：“天才是替艺术定规律的一种天然资禀”，“天才只限于美的艺术”，而“纯粹美”只属于那种“没有目的地交织在一起的线条”之类的形式。B20黑格尔则认为，即便是在劳动强度很大、具有实用目的、与“诗人”创作距离甚远的“熔炼青铜器的技术方面”，也能够达到“难以置信的精巧”境界，从而毫无愧色地接受“天才”称呼；即便是在康德所谓与实用目的全然无关的“纯粹美”领域，“天才”也需要类似手工艺技巧的“熟练才能”。
因此，甚至在“诗”这个“感性物质材料”最稀薄的艺术门类中，黑格尔也看到了其中蕴含的“制作”性。他在界说艺术作品与自然产品之区别时，特别以诗歌这一样式为例：
一般说来，诗按它的名字所含的意义，是一种制作出来的东西，是由人产生出来的，人从他的观念中取出一种题材，在上面加工，通过他自己的活动，把它从观念世界表现到外面来。B21
黑格尔这里从语源上强调“诗”与“制作”的原初关系，今查西方语言中的“诗”：英语为“poem”，法语为“poème”，拉丁语为“poema”，其共同语源为希腊语的“poêma”；后者又源于古希腊语“poieō”，英语对该词本义的解释是“to make”。B22可见西方语言中“诗”的最初本义确实是“制作”。这个事实有力证明了至少在西方最初观念中，诗歌艺术与手工制作的技艺是同一回事。黑格尔对于“诗”之“制作”本义的强调所提示的是，连诗歌这种“感性物质材料”最稀薄的“纯艺术”门类，都具有“制作”性，并且在起源时就被以“制作”命名，遑论其他艺术门类。
黑格尔这个诗学观点似乎极其独特乃至听来怪异，其实在中国古代文论中也可得某种印证。例如被赞誉为“体大思深”的刘勰《文心雕龙》，其书名是以“雕龙”比喻诗文创作：“雕”为雕刻，“龙”喻想象之物；“雕龙”者，谓诗文技巧与雕刻技能本质相通也。《文心雕龙•神思》因此又有“独照之匠，窥意像而运斤”之类的比喻。在比《文心雕龙》早出的晋代陆机《文赋》中，也将诗歌创作比喻为“操斧伐柯”、“意司契而为匠”的手工劳动。一般认为，《文心雕龙》与《文赋》标志着中国古代文艺观念发展到“自觉”阶段，而其中仍然将诗文技巧视为其本质与手工技艺相通，乃至非以“雕”、“匠”之类标志手工劳动的词语比喻之，就不足以揭示其特质。“艺术”与“手工艺”的同源同构之关系，由此又可见并非只限于西方文艺之范围。
三、近代艺术的“模糊观念”与“强加暴力”
“艺术很接近手工业”的提法容易引起一种联想，即无论如何，艺术总是高于手工艺。这种联想也是基于一种由来已久的传统美学观，然而黑格尔认为它也未必不可质疑。黑格尔特意将实用目标的“技术发明”与纯粹游戏的“模仿艺术”作如下比较：
一般地说，模仿的熟练所生的乐趣总是有限的，对于人来说，从自己所创造的东西所得到的乐趣，就比较更适合于人的身份。就这个意义说，每一个微细的技术品的发明在价值上也要比模仿高。一个人发明了斧子钉子之类的东西，比起做了一个模仿的巧戏法，也应该更值得骄傲。这种在模仿上争一技之长的勾当就好比一个人学会百无一失地把豆粒掷过小孔的那种把戏，这人有一次在亚历山大面前献技，亚历山大为了酬劳他的这种空洞无用的熟练把戏，就赏了他一斗豆子。B23
技术发明虽然是一种有功利目标的活动，但是它也需要独创性和想象力，它也是发明者的个性、才智乃至情志的对象化成果，因此它也完全符合“理念之感性显现”的美学法则。而“模仿的巧戏法”虽然也有技巧难度，却是限于“熟练”，止于“模仿”，满足于“空洞无用”。黑格尔这里把显然具有实用目标的“技术发明”置于“模仿性艺术”之上，这个褒贬在西方美学史上堪称破天荒，并蕴含针对性的颠覆意味。
众所周知，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美学长期把艺术称为“模仿”。然而较少意识到的是，该专用术语最初正是为了将史诗戏剧等“文艺”活动与手工艺类的“制作”加以截然分隔而提出。西方美学的奠基人物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把后人称为“文艺”的对象归于“模仿”名目之下。柏拉图《理想国》中明确地界定工匠是“制造者”，而画家、悲剧诗人等则是“模仿者”。B24亚里士多德《诗学》中，史诗、悲剧等都被归类为“模仿”活动。英国近代美学家鲍桑葵《美学史》对此变化有专门分析：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当时的概括方法可以充分证明这一原则是多么深入人心，他们两人都把我们今天所谓美的艺术归在“模仿性的”，即“制造形象的”技艺名目之下。这首先是同“制作性的”，即“制造物品的”技艺相对立的。B25
据此看来，上引黑格尔对“微细的技术品的发明”与“模仿的巧戏法”的比较与褒贬，确实是颠覆了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以来“深入人心”的美学原则，后者则是打破了更早的“艺术”观念。在古希腊最初观念中，“制造形象的”技艺与“制造物品的”技艺，两者并无区别与褒贬。“艺术”（tekhne）一词在古希腊的最初含义与后人指谓文学艺术的“艺术”迥然不同，它泛指一切需要专门知识或技艺的活动：音乐、雕刻、绘画、诗歌之类固然是“艺术”，手工艺、农艺、医术、烹调乃至骑马射箭等也是“艺术”。B26古希腊最初的“艺术”观不仅包括精神生产领域中的创作活动，而且包括物质生产领域的技艺性工作；确切地说，最初并无“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分离。值得注意的是，前述中国古代汉语中的“”字本义最初是指农耕技艺，后来泛指各种技能活动的法度规则。而作为复合词的“艺术”的出现相对较晚，其本义也是泛指各种形而下的实用技能。例如《后汉书》卷二六“伏无忌传》：“校定中书五经、诸子、百家、艺术”，注曰：“艺谓书、数、射、御，术谓医、方、卜、巫”。《晋书•艺术传序》：“详观众术，抑惟小道，弃之如或可惜，存之又恐不经。”B27可见，中国古代“艺术”一词不仅也是指谓各种实用技艺，而且也曾被视为“小道”。
古希腊柏拉图等学者何以要把当时已经约定成俗的“艺术”观与史诗戏剧类的“模仿”活动加以区分？朱光潜的分析是：“古希腊时代的雕刻、图画之类艺术活动，与手工业、农业等物质生产活动一样，都是由奴隶和劳苦平民去做，奴隶主贵族不屑于做这类事情，因此后者通常鄙视‘艺术’活动。”B28这一解释不无道理。例如在柏拉图构造的“理想国”图式中，从事“制作”实用产品的手工艺者是位列最低下等级。亚里士多德则直接将主要从事手工艺劳动的奴隶界定为“一切工具中最完善的工具”；B29他还多处强调：“奴隶是活的工具”，B30“一个公民不应该过一个匠人的或者农夫的生活，因为这样一种生活是不光彩的”。B31显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所以新造“模仿”一词替代原先使用的“艺术”，之所以将“制造形象”与“制造物品”两者加以区别，根本原因在于希腊奴隶制社会的意识形态的需要。
黑格尔一方面将早已被古希腊哲学家剔除于文艺之外的“手工业”重新纳入其《美学》叙事，另一方面批评他所处时代的流行“艺术”观为“模糊观念”，甚至是“艺术主体强加于自己的一种暴力”：
我们如果坚持近代关于理想艺术的模糊观念，就会觉得艺术好象应该和这种相对事物（即手工业制作等活动，引者按）的世界割断联系，因为这外部世界的各方面比起心灵和它的内在世界来都是低劣的、无价值的。按照这种看法，艺术是一种精神力量，能使人完全超越生活需要、必然性和依存性的领域，艺术不应降低身份来管这个低劣领域中的事。但是对于理想性的艺术来说，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它一方面是没有勇气去应付外在世界的近代主体性格的高度抽象化的结果，另一方面它也是主体强加于自己的一种暴力。B32
所谓“关于艺术的模糊观念”显然是指排斥和轻视“手工业”的艺术观念。黑格尔严厉批评这种“模糊观念”同时也是“一种暴力”。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黑格尔心目中的“理想艺术”与他如下的艺术价值观相连：
艺术作品之所以创作出来，不是为着一些渊博的学者，而是为一般的听众，他们须不用走寻求广博知识的弯路，就可以直接了解它，欣赏它。因为艺术不是为少数有文化修养的关在一个小圈子里的学者，而是为全国的人民大众。B33
由此观之，黑格尔“艺术很接近手工业”这一命题的潜在意蕴还在于：艺术应当“很接近”主要从事“手工业”劳动的“人民大众”的审美需要。显而易见，这一思想与后来的马克思美学已经“很接近”；换言之，黑格尔不仅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来源之一，也是马克思美学思想的来源之一。
四、“艺术很接近手工业”与“按照美的规律建造”
然而，黑格尔虽然看到了“艺术很接近手工业”的一面，提出了前者不应疏远和排斥后者的美学理据，乃至批评流行的“近代艺术观”是“主体强加于自己的暴力”，但是他却并没有指出这种“强加的暴力”乃是现实的社会关系使然，是人类劳动分裂成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现实与必然的结果，因而它本身具有其“合理”性。而根据黑格尔本人的一个著名命题即“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应该不难发现“艺术”与“手工业”相分离的“合理”逻辑。
黑格尔的片面性还在于，他仅仅试图在观念领域内力图弥合“艺术”与“手工业”的疏远与分离，而没有意识到观念领域中的努力至少是效果有限。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评是切中肯契的：“他看出了劳动的本质”（即“手工业”与“艺术”的本源与同构关系）；但是“黑格尔只承认劳动的一种方式，即抽象的心灵劳动。”B34
并且，即便在黑格尔关于美学的“心灵劳动”中，其叙述也包含内在矛盾：一方面，他把物质与精神达到平衡相融一致的古希腊雕刻推崇为“理想艺术”之典范，另一方面却又把以精神摆脱物质为标志的“浪漫型”艺术视为艺术的最高阶段：“对于这个最后的艺术阶段来说，古典理想的美，亦即形象最适合于艺术的美，就不是最后的（最高的）美了。”B35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他的“艺术很接近手工业”命题蕴含某种艺术理想的因素，那么根据他的“历史与逻辑一致”的美学史叙事法则，这种理想因素也只能属于“古典型”艺术时代，而无法在后来的“浪漫型”时代回归。用马克思的话说，它早已成为类似古希腊艺术与莎士比亚戏剧那样的，后人“不可企及”的艺术范型了。
黑格尔“艺术”观的片面性更在于，他把“诗”这一显然是人类历史上最早艺术形式之一的门类宣称为艺术发展到“浪漫型”的最后阶段，乃至该最后阶段的终点：“建筑家、雕刻家、画家和音乐家所运用的都是完全具体的感性材料（物质媒介），他们必须通过这些材料来表现他们的内容。……诗则无须通过一种特殊的物质媒介。”B36因此，把“诗”这一无须与“物质媒介”打交道的艺术样式置于艺术史的终结点乃至“最高美”之上，这在逻辑上意味着所有其他必须通过“物质媒介”而显现的艺术已经历史地成为相对低级的艺术，更意味着直接与“物质媒介”打交道的手工业劳动不再值得美学关注。黑格尔通过这一自相矛盾、牵强附会的艺术“终结”论，可谓是亲自割断了他曾经一再强调的“艺术”与“手工业”本来具有、理应保持，乃至坚守发扬的“很接近”关系。
黑格尔在他的时代未能也不可能充分看到和意识到，当他主张“艺术”应该保持古典时代那种“很接近手工业”的优秀传统时，现实历史进程中的“手工业”已经开始逐渐瓦解，而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的“机器劳动”所替代。后者的赢利法则导致劳动过程日益疏远乃至丧失“手工业”时代的劳动所可能具有和享有的“半艺术性”，马克思由此而称之为“异化劳动”，由此而提出“按照美的规律建造”的人类劳动的理想。因此，如果说“艺术很接近手工业”命题在黑格尔时代具有揭示“艺术”与“手工业”分离的美学矛盾的现实意义，那么这种意义在马克思所处“资本主义机器生产”时代则已经趋于衰微，因为“手工业”的生产方式本身已经衰微。
正是在黑格尔美学的这个有局限的终结点上，也正是在黑格尔所仅仅关注的“抽象的心灵劳动”之外，马克思意识到具体而现实的劳动状况与美学观念的相关性。马克思由此进入政治经济学领域，开始研究人类劳动与审美活动相“异化”的现实机制，以及人类劳动如何可能实现“按照美的规律建造”的理想。B37
① 马克思《致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74页。
② 参见陆晓光《黑格尔美学中的劳动本体――关于马克思美学的思想资源》一文，《美学研究》第8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③ 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卷一），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5页。
④ 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三卷上），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93页。
⑤ 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三卷上），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5页。
⑥ 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69页。
⑦ 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99页。
⑧ 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00页。
⑨ 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4页。
⑩ 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41页。
B11 参见《辞源》，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B12 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6页。
B13 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9页。
B14 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73页。
B15 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16页。
B16 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三卷上），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61页。
B17 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12页。
B18 参见《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上册“庄子”部分，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
B19 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三卷上，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93页。
B20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66页。
B21 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卷一），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12页。
B22 ［英］Della Thompson编《牛津简明英语词典》，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B23 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5页。
B24 柏拉图著，郭斌和、张竹明译《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91页。
B25 ［英］鲍桑葵著，张今译《美学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5页。
B26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7页。
B27 参见《辞源》，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B28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8页。
B29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上古部分》，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15页。
B30 罗素著，何兆武、李约瑟译《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27页。
B31 罗素著，何兆武、李约瑟译《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49页。
B32 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13页。
B33 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47页。
B34 马克思《为神圣家族写的准备性论文》，转见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84页。
B35 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75页。
B36 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三卷下），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2页。
B37 参见陆晓光《马克思美学视阈中的“汉特医师”们――重读〈资本论〉》，《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Art Is Very Similar to Handicraft"
-On One of Hegel's Aesthetic Proposition
LU Xiao-guang
(Chinese Depart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篇11
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工业化进程越来越快，在这高速运行的社会生活下，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便捷，很多消遣类产品如雨后春笋般。然而人们在忙碌之时开始怀念童年时代的无忧以及那时造型各异，形态质朴的玩具。
现如今我国手工业日益衰退，阳谷哨是我父亲儿时的玩具，它存在我家里很多年。对它，我也是从不喜欢到发现它的美。父亲给我讲诉了很多关于它的故事，我觉得应该让它被人了解，让人喜欢。因此，以“传承，唯真”的风格理念进行阳谷哨LOGO及相关品牌视觉系统和品牌推广设计。寻找一条发展的道路，让更多的人去熟知它了解它。让它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得到关注。
选题理由在于对阳谷哨独特的情感，以及对传统文化的珍惜。利用阳谷哨传统文化VI设计，以“传承，唯真”为理念进行设计，寻求一条发展道路，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并加入到保护传统文化的行列中来。 有道是：“六十三年手艺传，哨声不歇情意浓”。
阳谷哨，上个世纪70年代，有位走街串巷的老人将它带到人们的视线内，用它吹奏出一首首动人的旋律，带着的是最真实的情感，带来的是我们无尽的欢乐，童年从哨声中得到一丝乐趣开始。现在由第二代传承人辛福春接替。学做“阳谷哨”，现为“阳谷哨”的唯一传人的阳谷哨为纯手工制作，具有风格独特性，不易被复制，只是现如今没有品牌宣传等的推动。现在要做的就是做到品牌原创性，对品牌的原创敢于探索和挑战，以全新的面貌展现，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度也会大大增加，给人呈现耳目一新的传统文化品牌。
“阳谷哨”传统文化品牌的提出，从构思，内涵，发展等方面都深入考究，它只为留住传统老工艺，还原当初最原始的律动。用创新，质感，朴实的风格，来真实的记录阳谷哨的成长，真实的让它展现在眼前。 阳谷哨属于传统文化，准确的人群定位和市场前景是关键，而品牌的名称和品牌形象设计最直观传播给消费者，能够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并能得到消费者的信任。目前市场并没有系统完善的传统文化品牌及包装产品展示。 阳谷哨传统文化的品牌设计应该是展示清晰的“视觉力”结构，从而准确的传达独特的阳谷哨形象，以达到宣传的效果。让更多的人知道并了解“阳谷哨”这个品牌，以丰富多样的应有形式，进行最直接的品牌宣传。“阳谷哨”会更加系统的为消费者展现。
标识的辅助图形也是必不可少的，阳谷哨的制作过程中主要原料就是泥土，所以在设计辅助图形的概念上，我提取了泥土的形态做变形处理。辅助图形也采用圆形和标志统一。辅助图形的设计灵感取自于泥土的色彩表现，去繁就简让大众更能识别记忆，通过土色系列的色彩使它于标志统一协调。标志标准色是焦茶灰，焦茶灰代表厚重质朴的感觉。标志辅助色为土棕色和灰色，代表沉稳，古朴。体现体现出时代的感觉。采用阳谷哨形态为手册元素，开本是长方形，用哨子声音扩散的音率感。用丝网印应用体现手工的质朴感，凹凸的手感让人更加清晰的感受。手册采用了漏脊锁线达到手册的翻阅的便捷，在品牌宣传时既有手册的所需的严谨又不失品牌理念的图特性。
在基础应用，如展示所用的组合式包装，适用于日常购买的牛皮包装，适合收藏的抽拉结构的木盒包装以及透明包装组等等一系列的，在这一系列的基础应用中都已棕色贯穿其中，形成统一整体视觉感受，同时又符合阳谷哨传统手工艺的特性，更完整的塑造企业品牌形象，为企业创造无形的资产产品设计是一个品牌独特的一部分，该产品设计，也是采用了动物的形态作为元素，用制作阳谷哨时泥土处理时的一个形态做图形提取变色。让标志更具识别性，让品牌更加深入人心。延展设计，宣传册设计主要以简洁大色块为主，两本宣传使用的册子，一本主要介绍阳谷哨产品特色，一本主要介绍标志的特点。让人们更加了解阳谷哨。更有助于企业形象的传播和企业长远的发展。
在毕业设计实施的过程中才发现有很多是和自己最初设想有出处的地方。在这个时候态度端正，认真求学，问题才能真正得到解决。这个道理我明白的不算早，我希望也不算太晚。总的来说，我的设计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例如整体性如如何再加强，统一性如何更完美，如何让视觉效果更强。总之，阳谷哨民俗文化品牌的宣传与推广离不开完整的视觉识别系统和实用产品的开发。
篇12
一
、先进的设备也需要有过硬的基本功所谓基本功，就是在加工和烹饪食物时，不仅要熟练地掌握各个环节的技能技巧，还要有一定的基础理论知识。它的内容主要包括 ：加工菜品时精细的刀工，烹调菜品时能够 自如的翻锅 ，需要时能正确的掌握糊浆的均匀适度，要能对油温有着正确掌握与识别 ，恰当的勾芡 ，灵活恰当的掌握火候 ，准确适时的投料 ，及时的出锅，熟练的装盘等等。对于餐饮服务人员而言，烹饪行业上把刀工 、勺功 、宰剔 、挂糊作为入门的必备基本功，从事餐饮行业的人 ，没有不把烹饪基本功作为 自己必修课的。当今，在实际工作操作中很多高附加值的大化，课内课外结合最优化，真正提高学生处理烹饪设备在广泛应用，这样烹饪加工技术的技术含量大大地提高了。现在在许多地方 ，常用的厨房设备有搅拌机、切片机 、压片机等，这些机器加工工艺优 良，加工速度快，规格一致 ，因此被广泛应用 ，然而传统的手工加工工艺遇到了挑战。对于一些年轻的餐饮服务人员来说 ，总是过分的依赖这些设备 ，从而严重的影响到了餐饮服务人员们本应该具有的苦练烹饪基本功的热情 ，最后也忽视了对烹饪基本功的训练。笔者认为 ，纠正这种错误的思想是非常必须的，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做好烹饪基本功的练习才是最重要的。实际情况证明，烹饪机械不能完全代替手工劳作，烹饪技艺的许多加工过程都非常繁琐和复杂 ，绝不是现在的简单机械所能完全代替的了的，烹饪技艺中有许多加工非常难以把握 ，仅凭机械设备难以实现。当然，科学技术的发展一 日千里 ，或许有一天机械能将人们从劳累的工作中解放出来 ，但是目前还不可能完全代手工劳作。
手工劳作仍是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烹饪的主要工作方式。当前有着千变万化的菜肴的烹饪，可对烹饪的基本功训练是不可以随行就市 ，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的强化烹饪基本功。无论采用哪一种烹调方法来烹制何种菜肴 ，都离不开烹饪的基本功，餐饮服务没有了这些烹饪基本功也就谈不上什么餐饮服务了。
二、扎实的基本功是磨炼出来的 烹饪基本功是烹饪专业的基石 ，也是一名优秀餐饮服务人员所不可缺少的功课。刀工是厨艺一个很关键的部分，要经常练习方可掌握。如何握刀，如何站立，都有讲究的，一丝一毫都不能马虎，不然，加工的菜品就不能满足成品的要求。通过长时间的练习，要熟练掌握切、砍(劈 )、削、片(批 )等刀法，而每一种刀法中又细分为多种 ，如 ：切可分为直切 、拉切 、镑切 、滚刀切 ，等等。要准确地知道用什么刀法进行处理哪种材料最合适 ，同时掌握加工后成块、片、丝、丁、米茸的刀法技巧。
在烹饪中，勺工也是非常重要的，在烹饪菜品时所运用的翻勺动作，勺功根据加工菜肴所需要的力度和方向的不同，有推、拉、转、翻、颠等动作 ，一道菜能否得到食客的认可，勺功可以说是一勺定生死。能否灵活激动的掌握勺功，制出可口的菜品，绝不是一 日之功。面点是筵席中一个重要的组成成分。面点制作不仅要求美味，而且要求美观 ，笔者曾品尝过一款点心 ，名为“玲珑玉兔”，其实就是一种豆沙包，但它不仅口感细软香甜，外形更是栩栩如生，足见制作者的功力。要做好面点 ，需熟练掌握面的发制 ，柔制的擀制方法 ，水 的用量 ，油酥的制作方法 ，不同的面(面粉、米面、糯米面)及馅料的选择，面点配料(如鸡蛋 、黄油 )的使用 ，面点外形的制作 ，蒸制、烤制或炸制的时间控制等等。如有可能，高校餐饮服务人员还要进一步学好蛋糕的制作，西点的制作以及各种奶油花饰的挤压成型方法。山西面食
源远流长 ，久负盛名。制作工艺出众 ，花色品种繁多。史书曾赞誉“一面百样好吃”看上去普普通通的面粉，可以运用煮、蒸、焖 、炒、烩 、炸 、烙、拌等方法 ，变上300多种花样 ，上至高档面点 ，待客佳品，下至风味食品 ，时令小吃，应有尽有，风味独特 ，使你满口生津。坚实的烹饪基本功，能够为从事餐饮服务打下牢固的基础。我们的祖国世世代代延续下来的烹饪技能 ，如果不经过长期的基本功的训练 ，是不可能练出精湛的烹饪技术的，可见烹饪基本功对餐饮服务业来说是十分的重要的。
三、优秀的餐饮服务人员需要过硬的基本功是否具备扎实的基本功是衡量～名合格餐饮服务人员的标准 ，因此要想成为优秀的餐饮服务人员 ，就必须苦练烹饪基本功。首先要明确指导思想 ，从严要求，将烹饪基本功牢牢掌握好。餐饮服务人员大多从粗加工和精加工做起 ，对烹饪的理解也是从那时开始的，如果没有那时对烹饪技术的兢兢业业的刻苦学习，就谈不上发展。对一个餐饮服务人员来讲对烹饪的理论知识和饮食文化的自我理解 固然重要 ，但是还是应当更加重视烹饪的技术 ，许多传统名菜都有着不简单的烹饪技巧，这些菜名大多讲究制作方法 、原料的高档 、高难度的操作水平 ，但这样的层次对于一般的餐饮服务行业的人来说是很难达到的。试想 ，如果在平常不对基本功下苦功夫，那如何能做出合格的菜品呢。在平时对基本功的练习中，要强调动作规范、姿势正确 、精益求精。规范的动作才能加工出合格的菜肴 ，正确的姿势才是对合格菜肴的重要保证 ，如果没有这些就会对操作者的身体造成损害 ，所以说 ，想要加工出合格的菜肴就只有扎实学好烹饪基本功。
四 注意学习和研究烹饪基本功的理论体系，加强素质的修炼21世纪是科技的时代 ，餐饮业对人才的要求也从工匠型、技能型转向了人才型、理论型。虽然动手操作是烹饪基本功的传统 ，但在动手的过程中更应注意一些变化：如用力学分析大翻锅 、刀工对肉馅腻子持水力的影响、花刀形成的原理等 ，通过理论与实际的联系 ，让练习基本功更加的规范化、科学化。作为一名高校餐饮服务人员 ，面对师生员工 ，虽然是后勤服务 ，但也是窗 口、是一线 ，还是风景 ，所以，必须加强 自身的人文素质的培养，做好与师生员工的沟通，使餐饮服务工作上层次、上台阶。
篇13
1.1 人文素质含义
人文素质是由知识、观念、信仰、情感、意志等诸多因素综合而成的一个人的内在品质和外在风貌，体现在文化素养、审美情趣、理想追求、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等方面，强调人文知识与人文精神的综合，即人文素质强调的是通过获取人文知识并使之内化为人文精神的结果。
1.2 人文素质教育的定义
人文素质教育，就是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通过知识传授、环境熏陶以及自身实践使其内化为人格、气质、修养等个性特征，成为人的相对稳定的内在品质，其目的主要是引导学生如何做人，包括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以及自身的理性、情感、意志等方面的问题，它是维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1.3 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教育的概念
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十二届大会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的概念及所包括的范围做了详细的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
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就是运用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教育资源，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授和环境熏陶，使人类优秀的人文成果及其所蕴含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人生态度、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内化为大学生的品格、气质修养、处世哲学，使其提升自身的人文素质。
2 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影响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图1更为形象地说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及渠道，非遗蕴含的丰富人文知识提升学生的知识含量，为大学生人文素质夯实基础，同时学生通过参与非遗活动可以强化其人文精神，为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提供内在动力，而良好的大学生人文素质有利于非遗的保护和发扬[1]。
3 大学生人文素质的构建
人文素质内涵强调人文知识与人文精神的综合，即人文素质强调的是通过获取人文知识并使之内化为人文精神的结果。因此人文素质的构建要通过以下方面来构建。
3.1 协调人文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
素质教育就是克服我国高等教育长期存在的重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轻人文素质培养的倾向。首先，我们必须转变教育观念，树立长远教育的思想，要确立人文学科教育在大学教育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在课程设置、经费投入、资源配置、师资培训上保证人文学科教学需要，重视人文学科发展，只有人文学科发展起来，才可能使整个高等教育得到持续发展。因此，我们必须保证人文教育与专业教育均衡、协调发展，以实现从单一的专业教育向综合教育转变[2]。
3.2 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课程
课程确立了以人文知识传播为基础，向社会实践延伸的课程建设思路，教学内容突出原始性与活力性。
3.2.1 基础课程以普及知识、注重思想性教育为主要立足点
要想让大学生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习增加人文知识，首先必须让学生了解该类文化遗产概况，要让他们由衷地钦佩文化遗产的博大精深与神奇，并让他们深刻地感受到文化遗产可以开拓他们的视野，丰富他们的人文知识。由此，非物质文化遗产基础课程应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1）课程设计要通俗化、生动化。充分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隐形课程资源，充分拓展学生的自主学习空间。因此，课程内容要避免过多理论性的说教，而是要选择有利于拓展学生思维的素材，并尽可能以视频、图片、实物展示等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学生展示博大精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让学生陶醉在精湛的技艺和古老的传说中，畅游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海洋中，使学生深深地迷恋上传统文化。
2）课程设计要突出精神内核，坚持情感和意志教育相融合。现存的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与传统道德观念有关，特别是以孔子“仁爱”思想为主，弘扬“孝梯”为本的伦理道德观念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随处可见。如戏剧中的“岳母刺字”、“秉烛夜读”；木版年画中的“二十四孝图”、“孟母三迁”、“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它们或提倡精忠报国思想，或劝人行孝、与人为善，或劝人从小事做起不要好高骛远，感情真挚、质朴，具备实用和传承的特征[3]。通过课程，使学生明白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一部作品或一种技艺，而且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和精神特质，这些是创作者用心塑造的表现中华传统思想和道德取向的文化载体。因此，以课程介绍单个文化遗产的内涵为契机，向学生进行有效的思想教育，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并引起文化共鸣。
3）课程设计要联系实际，鼓励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丰富的历史、经济、文化、教育、审美等价值，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静态性与快速发展的动态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下，其生存空间越来越狭小，拓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空间，提升其文化影响力和生存力，是课程的目标之一。所以课程内容要鼓励大学生不仅要增强历史使命感，勇敢承担传承优秀文化遗产的重任，更要鼓励学生进行文化创新，赋予文化遗产新的时代意义，使中华文化永葆生机和活力。
3.2.2 提高教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能力
教师是人文素质教育的实施者、引导者，因此教师的人文素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为了适应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人文素质教育载体的要求，高校应探索形成双师型的教师团队模式：“教师 =传承人”、“教师 +传承人”。“教师 =传承人”模式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传承人聘为传习课程专业师资，该模式中的教师含义更为宽泛，积极借用校外资源是其最大特点，而“教师 +传承人”模式是通过民间艺人与高校教师共同参与、同台授课的方式，组建了 “高校教师 + 传承人”的教学团队，形成了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专业化教师队伍。
3.3 人文知识内化为相对稳定的人文精神
3.3.1 实践课程以培育学生学习兴趣
人文知识必须通过一定的教育和实践活动“内化”为学生稳定的素质和自觉的行动后，才会成为受教育者的素质，因此加强实践课程的设计显得尤为重要。“实践课程”，即学生人文知识的内化通过学生亲身体验和拜师习艺的方式学习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强化，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融入高校人才培养。“实践课程”，包括以其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要对象，实现技能培养和社会实践与学生日常生活合而为一，在提升学生实践能力的同时，也增进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和热爱，进而增进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
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中有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戏曲、曲艺、民间杂技、民间手工技艺及游戏、传统体育与竞技等17项。实践课程根据学校的自身情况选择性的开设实践性的课程。通常实践性课程以音乐、舞蹈、武术及绘画等为主线。在实践课程开设方面，湖南吉首大学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设了陀螺、千秋、抢花炮、高脚马等民族传统项目的教学、研究和推广，但由于受技术主义的影响，在教学过程中往往只注重田径、球类、体操等专项技术的传授，而忽视其发展历史的研究；在缺乏素质教育意识的年代，学校对学生的考核也主要从专项技术方面评价，当市场开放后，学校大力加强实用主义课程的教学，导致学生知识素质被社会主流品味同化。技术主义和实用主义影响了学校的课程设置，因此实践课程缺失也是必然，师生缺乏人文教育的学习和了解，制约了人文知识内化为学生的人文素质。
3.3.2 让学生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
人文知识内化为人文精神的过程，也是学生自觉传承和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因此充分培育学生的文化自觉性显得尤为重要。为充分培养学生的文化自觉，高校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尝试：
1）成立学生文化社团，如书法与绘画协会、手工艺协会、民俗社团等，把热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学吸引到社团中来，通过策划一系列有意义的活动，让其亲自传承和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
2）增强学生的实践和创新能力。学校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搭建一系列平台，组织或鼓励学生亲自去改编或演唱民间歌谣、表演民间曲艺、制作民间工艺等，从而让文化遗产在校园遍地开花。
3）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社会调研活动，让学生采集自己家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并以影像、图片、实践报告等形式的材料进行展示。以此途径“让大学生亲近民间生活，接触民俗传承人，了解民俗文化和民间文学的精彩魅力，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培养锻炼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4]。引导学生走向社会，以自己的行动唤醒大众尊重、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和行为。大学生在自觉传承文化遗产的基础上，还应以自己的行动如向公众宣讲、表演、制作图片展等形式，影响和感化身边的人投入到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洪流中。
参考文献：
[1] 刘静江.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关系研究[J].科技广场，2012（10）.
[2] 周春燕，程康.大学人文素质教育及人文精神的构建[J].江苏高教，20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