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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职校招升困难重重
首先，进入20世纪90年代，台湾人口出生数呈逐年减少趋势。据统计，90年代初台湾人口出生大约维持在32万人，1993学年度学生数更是国民中学三年级的395，920人降至国民小学一年级仅309，106人。未来台湾学生来源将日趋减少，各校（包括各职业院校）招生也必然更感困难；其次，近年来台湾教育主管部门不断出台措施，扩充高中（职）等招生规模，以致国民中学毕业生升学机会得到进一步提升。据统计，近些年台湾每位应届国民中学毕业生的升学机会率高达123％。升学机会扩充使学生选择学校就读的意愿更有了弹性，但也造成了各类职业院校生源不足、学生素质低下，甚至中途退学等，如1994学年度，全台湾高级职校退学人数就高达1.18万人之多，其中多数为自愿退学；再次，普通大学的迅速扩招，形成了普通高校招生的强势，也必然造成职业高校招生的弱势。表（一）显示：台湾普通高中毕业生升读大学及大专的机会，1992学年与1993学年分别为11O.5％和105.2%，而同期高级职校毕业生升学的机会则仅仅分别为27.9％和28.3％。显示高级职校升学机会十分有限，就读职校事实上就成了终结性教育，难怪职校招生困难重重。
3．师资设备仍显不足
首先，技职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培育各类技术人力，所以开展各个层次职业技能的学习与实务训练是其中心任务。在台湾，高级职校教师主要由师范院校培养。由于长期没有解决好师范院校的理论学习与职业院校所需要的实际技能之间的脱节问题，使各职业院校师资虽然有一定的知识及学术水准，但其职业科类、专业实践知识及技能往往十分有限，因此也就无法满足从业时的需要；其次，在台湾，尽管部分职业院校与企业之间建立了建教合作方式，但并没有像德国那样在全社会建立一种“双元制”职教体制，也没有像美国和日本那样积极推行产学合作的职教模式，其结果是职业院校与产业界经常保持沟通的管道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在产业及职业结构发生不断变迁的当今台湾，职校教师因未能及时了解业界发展的实际情况，导致其现有的知识及技能结构与现实社会的要求产生了日益严重的脱节现象；第三，在职教师进修意愿不强。即使进修由于所修课程大多为理论科目，实践知识及实用技能的学习并不多，所以进修后对提升现任教师的业务水平没有太大的帮助。第四，台湾各专科、技术学院教师主要是由各大学研究所培养的，而一般大学研究所也比较缺乏职业教育需要的实践教师及相关设备，所以研究所的毕业生到大专职校任教，也往往缺乏开展职业教育的实践能力，当然所培养出来的各类职业人才，也就难以符合产业界所需的标准。
4.职校投资捉襟见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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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行并强化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这是国家干预职业教育的基本策略之一。目前德国、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以及新近工业化国家如韩国等，都颁布并实施了国家职业资格标准。澳大利亚从90年代开始逐步对各行业制定全国统一的职业技术教育标准，颁发统一的资格证书。英国1986年由国家资格委员会创设了全国职业技术教育文凭??国家职业资格证书，该证书几乎覆盖了英国所有的职业领域，在英国境内都得到承认。1992年又实施了普通国家职业资格，该资格既可作为就业的依据，又可作为升大学的依据，使学生在升学和就业方面更具灵活性。在法国，由于农村职业教育学制和专业不同，法国大学以下有五种证书：农业徒工证书、农业专业能力证书、农业专业技术员证书、职业教育证书、农业高中证书(准备上大学)。
4．实行普职分流英国的义务教育是到16岁，义务教育阶段后实行普教与职教分流，据1993?1994年统计，普教职教就学人数分别为42％和58％。法国的义务教育也是到16岁，义务教育阶段后普教职教是在16～19岁这4年逐年分流．重点是在16岁分流，据1993?1994年统计，普教职教就学人数比例分别为47％和53％。
二、实行多层次、多形式、多元化办学上述国家和地区，除国家举办职业教育外，还积极鼓励各部门、行业、私人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举办多层次多形式的职业教育。在西德，许多大型企业把执行职业教育法作为企业对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应尽的义务，企业提供的职教经费达155亿马克，是各级政府支付额的7倍多。日本职业教育的办学类型有正规学校教育中的职业教育、企业内部的职业训练和公共职业训练机构的职业训练。还有一些欧洲国家由于地理位置冬长夏短，学生不能在漫长的冬季进行农田作业，在短暂的夏季为了抓紧农田作业，就不安排课堂教学，而采用季节制；农村职业中学以完成义务教育后的农村青年为对象，利用2～3个冬季，每季有4个月的时间进行教学；为便于农民子弟就近上学，这些学校的位置都距家近，学校规模小但分布广。
其他一些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韩国等，也都十分重视多主体举办职业教育，私立学校在职业技术学校中占有很大的比重。美国培养技术人员的五年制高等专门学校有23％是私立学校，韩国这一类的学校甚至超过90％。可以说多层次、多形式、多元化办学，是这些国家职业教育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重视对职业教育教学和培训过程的改革80年代以来，职业教育逐步超越了传统的“为经济服务的”的思想，而被认为是实现人们“在就业、地位和个人发展上创造公平机会”的途径。因此，这些国家和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已突破了传统狭隘的职业教育观，而逐步确立了包括职业教育、技术教育与培训在内的大职业教育观，并使职业教育成为终身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观念主导下，职业教育也随之发生着相应的变革。
1．增强受教育者的职业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为防止受训者狭隘的专业化，德国要求获得某一职业资格的受训者熟悉7～8个工种所要求的岗位技能。
2．调整专业设置一是针对与农业相关的职业的不断出现，对农业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进行调整，开设与农业生产相联系的和与农村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关的专业，如装潢园艺、农业供应、农业机械、农业设备、农业市场等；二是打破行业、企业界限，以“通用工种”为标准，对工业职业教育相关的专业进行合并，组成新的综合化专业。如德国已将12种工业电子专业的职业学徒培训合并为4种。
3．改革课程内容一是强调多学科的交叉渗透，培养复合型人才；二是在强调能力本位的同时，普遍强化课程的基础知识和共性知识，为学习者个人生活和提高工作效能，以及升入高等学校提供更广泛的准备；三是强调创业精神和创业能力的培养，并把这方面的能力作为职业教育的核心能力看待；四是更加关注外语能力和信息技术水平的提高，使受训者更有效地运用对外交往的工具。目前，德国、法国、英国等正采取拓宽专业的措施，重新安排培训内容，编制“宽基础、活模块”的课程，为受训者提供更宽的知识面和职业能力。
4．不断完善职业教育体系一些国家和地区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都有不同类型和水平的职业教育体系相匹配。如韩国从1945年到60年代初，主要是个农业国，教育的重点集中在扫盲和基础教育上，职业教育发展较慢且以农业职业教育为主。1960年，全国职业高中279所，其中农业高中129所，占46.2％。60年代初期韩国开始进入工业化阶段，职业高中由279所增加到1970年的479所。其中，农业高中减少到123所，而工商等其他职业高中达356所，占74.3％。70～80年代是韩国经济大发展的时期，经济形态由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逐步实现在技术密集型基础上的工业和科技升级。因此，该国在持续稳定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同时，以专科学校为代表的高等职业教育开始出现，并得到迅速发展，专科学校在校生人数1970年还是零，1980年增到16.5万人，1990年增到32.3万人。90年代后，为适应科技的飞速发展，同时满足受教育者终身学习的要求，韩国采取了多种措施对职业教育体系进行调整。一是调整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的学生比例，从1990年的68∶32调整到1995年的50∶50，并通过在普通高中开设职业课程等多形式发展高中阶段职业教育。二是大力发展专科学校和开放大学，1995年这两类学校学生数为1990年的1.84倍。三是鼓励高等专科学校招收在职人员，灵活办学，对劳动者进行更广泛的继续培训。四是在中等教育阶段开设升学与就业指导课程，根据学生的成绩与爱好提供多种选择。
四、重视毕业生的职业指导和就业一些国家为加强毕业生的职业指导和就业工作，制定了保护毕业生就业的法规。如英国1948年通过立法规定了学校对毕业生实施就业服务有四项任务：一是传递工作信息；二是给予工作选择指导；三是毕业生职业安置；四是保持与离校但未找到工作的毕业生的联系。日本对高中阶段毕业生的就业制订了《就业保障法》，使招工过程成为一个在法律保护下有序的教育竞争过程。通过竟争，企业招到了满意的人才，学校做好了就业服务，学生树立了刻苦的学风，国家收到了职教的投资效益。
五、保护农业职业教育一些国家和地区尽管农业劳动力和农产品产值所占比重很小，但为了满足本国、本地区居民的农产品需求，扩大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份额，这些国家和地区仍然把农业发展和农业劳动力素质提高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加强对农业职业教育的保护。
1．明确提出培养新一代农民的目标如韩国政府1981年开始组织实施农渔民后继者培养工程，政府的支持工作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是选拔，通过宣传教育，父母的劝导，让农村青年报名，再通过一定程序公开、公平、公正选拔录取；第二步是培养，对选拔录取的对象，通过农业院校或职业中学进行有针对性的培养培训，使之成为合格的农渔民后继者。我国台湾地区，70年代初期以培养农业经营者为目标，制定了培养8万“核心农民”的计划，先后在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和农业专科学校试办农场经营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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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外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发展经验
国外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发展各有特色。英国是最早提倡终身教育的国家，并不断完善其继续教育和成人教育。德国非常注重员工培训，政府官员、管理人员、企业内部各级人员都要接受成人继续教育，并建立起以动手能力为特色的职业培训体系。美国以社区学院为特色，成为职业教育和培训发展规模最大的国家。加拿大的教育很注重能力培养，其最突出的是建立起以能力为教学基础的CBE教育思想体系。日本积极推进终身教育，是经济飞速发展的国家。虽然各国职业教育和培训各具特色，但体现着共同的发展趋势。
（1）建立需求导向的培训制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韩国首尔召开了第二届国际技术与职业教育大会，教科文副总干事鲍维尔在主题报告中提出：“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是通向未来的桥梁，但是，必须有一条由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作为导向的就业道路，否则我们就是在制造新问题。由此可见，我们需要的不仅是重振活力和更加协调的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计划，而且是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就业结合的新局面——我们需要把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联系起来的新模式，使教育、培训、就业和社会福利几个方面工作在一个国家内、在国际范围内联系起来。”近年来，社会伙伴合作办学已成为发达国家职业教育和培训的主流模式。社会伙伴合作办学就是政府各级教育部门、就业部门与社会的工业部门、雇主组织和工会组织等通力合作，对于职业教育的办学体制、方向、内容等进行协商，同时就业部门、经济部门、雇主组织等越来越多地参与职业教育的管理和决策。在这个机制中，政府除了从事技术和职业教育的实际办学以外，还要起到组织领导、协调办学、建立质量保障制度等作用。而各种社会组织，特别是企业在其中的作用主要是提供就业需求的信息，提供有效的实习、培训场所和就业渠道，使学员在学习过程中能够了解和掌握企业的动态，提高培训质量，建立需求导向的培训制度。
（2）职业教育和培训终身化。第二届国际技术与职业教育大会会议主题是“终身学习与培训——通向未来的桥梁”，这表明职业教育终身化的趋势已被国际社会所重视，并因其重要的意义而被提倡。目前，世界各国职业教育正逐渐融入终身教育体系，职业教育不再被看做是终结性教育，过去那种认为只靠一次教育或培训就能享用终身的想法或做法已经过时了。20世纪90年代各发达国家纷纷实施“终身学习”或“继续学习”计划。例如，瑞士的终身职业教育体系，包括更新知识和技能、获得新资格的职业继续培训和高级专业考试，面向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培训等。英国于1998年提出了建立“产业大学”和“个人学习账户”的设想，以便使人们能够更加方便地接受开放式的远程教育和实施“终身教育”计划。日本提出终身职业训练及终身技能评价是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并努力建设面向21世纪的终身职业能力开发体系。美国早在1971年就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终身化的职业教育——生计教育。生计教育作为一种终身意义的职业教育，它的推行实施得到美国联邦政府及美国职业协会等组织的广泛支持。
（3）职业教育和培训内容的综合素质化。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不同之处在于强调职业技能的培养，以能力为本位。过去的技能主要是指任务能力，即与完成具体任务相对应的具体操作技能。在此基础上，能力标准就是任务技能清单，培训课程就是在此基础上开发的一系列任务技能（或称教学模块），能力评价的依据就是直接观察个体对这一系列具体任务的完成情况。这种任务能力观是传统的职业教育、职业培训内容设计的理念基础。在现代职业发展的基础上，又产生了新的能力观。一种观点认为，个体的一般素质对于有效的工作表现是至关重要的，一般素质是掌握那些特定的、具体的任务技能的基础，也是促进个体能力迁移的基础。一般素质包括相关知识、分析与综合能力、批判思维能力、判断力、创造力等，它们往往能应用于许多不同的工作环境中。在此基础上的职业教育的内容，强调的是一般素质的培养。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应将一般素质与具体的职业岗位或工作情景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的职业教育的内容是将一般素质与任务能力结合起来。最近，德国、澳大利亚提出的关键素质概念，英国的核心能力概念，美国劳工部提出的包括资源合理支配、人际关系处理、信息获取利用、系统分析综合、多种技术运用的五种能力以及技能、思维、品德的三种素质，等等，都是新的能力观的体现。
（4）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国际联合化。全球经济一体化，导致劳动力在国际和国内流动量加大，顺应这一变化趋势，职业教育与培训也开始建立国际化的职教合作网络和运行机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世界职教领域国际合作的主要组织者，目前已建立的联合国职教信息网络，是连接了128个国家的一个职教实施中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要在德国波恩建立一个国际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中心，提供职教研究与发展信息，培训职教人员。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也在发展。中德两国政府近20年来进行了下岗妇女再就业、关键素质培训等多项专题项目合作，最近又结合中国政府西部开发战略，实施以西部人力资源开发为目标的综合性职教合作项目。在世界范围内双边以至多边的合作办学或合资办学，成为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又一新形式。
2．国外职业教育和培训经验的三点启示
（1）职业教育和培训是培养实践应用人才的重要途径。开发人力资源的重点是培养，关键在应用。职业培训从其本身特点看，是由实践上升为理论再指导实践的知识螺旋积累过程，是发现人的潜能的重要途径。在经济建设中真正需要的就是这种理论与实践知识相结合的人才，要培养造就的也是这种不断更新知识和思想理念的专业人才，书本理论知识只是对这种专业人才的一个基本要求。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既要重视人才的开发，又要重视人才的应用；既要重视人才的引进，又要重视人才的自身培养；既要重视人才的基础知识，又要重视人才的知识更新。这里说的培养和知识更新的重要途径就是职业培训。
（2）政府部门在职业培训中要站准位置，发挥作用。我国加入WTO后，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政府有关部门除了必须重视职业培训外，还应该摆正位置，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一是要发挥对职业培训的规范作用；二是要发挥对职业培训内容的指导作用；三是要发挥对培训市场的监管作用；四是要发挥对职业培训的激励作用。
（3）树立终身教育理念，协调好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从教育规律和各层次教育对象的特点分析，基础教育是国民教育的基础环节，是公民必须经历的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阶段，重点是系统学习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书本理论。它以提高公民的学历层次为主要特征，为提高公民素质和就业准备打好基础。职业教育是公民到达就业岗位后的一种继续教育，学习内容主要是与工作岗位有关的知识、技能，并根据社会科技发展水平，不断更新和掌握新知识，从而提高工作的适应性和开拓能力，进一步开发人的潜能。如果说基础教育重视的是提高人的学历文凭的话，那么职业培训、继续教育就应注重提高人的工作水平，职业培训是终身教育的基本形式。
二、我国职业教育和培训建设的实践和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面对我国就业问题的挑战，展开了以就业、转业、创业能力建设为本的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体系建设。职业培训教育在适应市场需求、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员素质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现行的职业培训教育无论在体制上，还是其他方面，都存在许多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问题。这与“缺乏一个既符合国情市情又符合市场运作规律、适应职业培训需求的体系”有关。
1．职业教育和培训建设中的主要问题
第一，政府及企业在职业教育、培训中的职能问题。全社会的职业培训应该有一套完整的法规制度。具体来讲，就是要对培训对象、培训内容、培训时间、培训收费和培训管理权限等方面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统一、规范政府部门、企业、社会培训组织、人员在职业培训方面的权利、义务等具体事项。目前，我国在职能界定方面，一是政府对职业培训应提供何种支持和服务，承担何种责任和义务界定不够明确；二是企业及中介组织各自的责任和义务界定不够清楚。
第二，职业培训教育的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市区无论在政策与财政支持、还是在实践方面发展速度较快，农村职业教育发展严重滞后。二是企业间发展不平衡。有的企业职业培训有声有色，对企业经营起到极大推动作用，而另外一些企业欠缺开展岗位技能培训意识。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48．4％的被调查者表示自己所在单位没有对技术工人实行中长期培训计划或措施。在问及“您参加工作后获取新知识、新技术主要来源”（多选择题）时，90．2％的被调查者表示是自己在工作中的积累；31．1％的被调查者表示是参加单位的培训；18％的被调查者表示是参加社会有关部门的技术培训。三是学历教育和职业教育发展不平衡，人们在观念上存在重学历教育，轻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情况。
第三，培训内容缺乏针对性、实用性，不能满足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下岗职工就业的需要。各种培训班名目繁多，费用不少，并且存在形式主义现象，培训效果有待提高。多层次、专业化培训体系有待建立。
第四，培训经费筹措和使用方面的问题。目前，除下岗失业人员培训经费由国家全额负担外，其他培训资金均由国家、用人单位和个人担负。对于下岗失业人员培训经费，调控力度不够、经费投入不足、使用不规范，有些部门把其看做创收手段。在农村缺少政府有效组织的农民教育培训专项经费。
第五，宣传导向和观念方面存在一定问题。被扭曲的教育价值观和人才观是当前阻碍职教发展的重要因素。现行教育的选拔功能被过分扩大，并且往往只以一种标准分数为依据，从而使教育过程演化成为应试能力竞争。在应试教育的环境中，人的多样性和社会需求的多样性被忽视，教育类型的多样化被异化为等级化，不同教育类型的分流变为选拔和淘汰者的归类，行行出状元的思想被否定，往往认为学业失败的学生才进入职业教育学习，对通过岗位职业培训和自学的人，其工作能力再强，也会因没有文凭而不被重视和重用。职教的发展得不到公正的对待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反映在政策上是待遇过低。
国内外的经验证明，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是提高就业能力、创业能力和职业转换能力，促进就业和再就业的有效手段。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就业能力，加快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增强自我创业、自我发展的能力，也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升级需要大量高技能人才，而我国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中确实存在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一是总量不足；二是流失严重；三是技术结构不合理。以天津为例：截至2003年底，在83．5万技术工人中，技师和高级技师仅占1．27％，高级工占9．83％，中级工占27．3％，初级工占61．6％。呈“金字塔”型，塔基过大，高级技能人才严重不足。发达国家的技术等级结构呈“钻石”型，高级工占35％，中级工占50％，初级工占15％。
2．我国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建设的框架
（1）将全面开发人力资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第一任务”，确立第一资源战略和实施能力发展战略。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劳动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但不是人力资源强国。劳动力素质偏低，就业、转业和创业能力不强，科技创新能力不高，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一个瓶颈。同时，与其他国家相比较，人力资源是我国最具比较优势的潜在资源。把潜在优势变为现实优势，将成为我国今后一二十年所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因此，必须确立人力资源“四个第一”的思想，即人力资源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第一资源；全面开发人力资源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第一任务；全面开发人力资源是实现富民强国的第一国策；全面开发人力资源是各级政府的第一任务。实施能力开发战略，实现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从学历本位向能力本位的转变，以提高全民的学习能力、就业能力、创业能力为核心，加强教育和培训的能力建设，使职业教育、职业培训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成为开发利用劳动力资源、解决人民群众生存和发展、促进社会安定的重要手段。
（2）充分发挥政府在职业教育和培训中的指导作用，努力增加职业教育的投入。政府在职业教育中承担的首要责任是政策制定、提供经费、协调关系、制定标准。技术和职业教育的特殊性决定其政策制定和办学必须由政府、产业部门和社会三方面建立新的伙伴关系来实现，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以行业为依托，以加强职业院校学生实践能力和职业技术为核心。在职业教育中增加公共财政的投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示范性职业学校和实训基地建设，为强化高技能性和实用型人才培养创造条件。加大对贫困家庭学生的资助力度，通过减免职业学校学生的学费，使技术与职业教育的对象更广，受教育的机会更大。在职业培训中要抓住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抓住市场需求信息，引导培训机构的培训方向，即以劳动保障信息平台为依托，通过网络招投标方式确定培训单位，由政府购买培训成果，以确保培训的实效；二是抓住职业技能鉴定和发放资格证书两个环节，确保培训的质量。实现职业培训运作市场化，社会培训资源集约化，培训考核鉴定标准化。
（3）树立学习型社会的理念，推进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的整体改革。职业教育与基础教育除了教育共性之外，具有明显的区别。职业教育是公民到达就业岗位后的一种继续教育，学习内容主要是与工作岗位有关的知识、技能，并根据社会科技发展水平，不断更新和掌握新知识，从而提高工作的适应性和开拓能力，进一步开发人的潜能。职业教育应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和综合性。基础教育重视的是提高人的学历文凭，职业培训更注重提高人的工作水平。“职业教育的发展使教育第一价值得到提升”，因为，职业教育是面向全民的教育，用教育的方法使人的生活具有乐趣，职业教育给人们提供更加多样化的课程类型，使更多的人找到适合自己学习和发展的空间，从而使整个教育事业关注全民成为可能，关注每一个人，这是以人为本的认识基点。
（4）坚持市场导向，突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用性，提高培训质量。要坚持正确的方向，面向市场，面向企业，面向劳动者，为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劳动就业、提高企业竞争力和满足劳动者终身学习的需要服务。一是要根据劳动力市场需求调整和把握培训方向；二是要根据企业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设置课程。密切结合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第一线的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教学重点，不断更新教学内容；三是与用人单位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实行“订单式”定向培训。职业培训机构要向多功能、综合性方向发展，为受训者提供职业培训、技能鉴定、职业介绍、就业服务为一体的“一站式”服务。围绕提高职工队伍的整体素质，适应支柱产业的发展，制定新的岗位技能标准，加强岗位培训。为培养一支有较高职业技能的劳动后备军，进一步提高新生劳动力的就业培训；围绕经济结构调整，结合我国工业东移、国有企业改制重组，做好劳动力结构调整和职工转业转岗培训。围绕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实行市场化、社会化再培训机制；围绕统筹城乡发展，做好农村劳动力培训。
（5）完善职业培训政策，确保目标任务的完成。一是推行“双证”就业制度，把就业与提高劳动者素质紧密结合起来；学历证书加职业资格证书相结合，“先培训后就业”，完善就业准入制度是提高劳动者素质的保证；二是鼓励和支持民办、中外合办职业培训机构，发挥各方面积极性，实现培训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有效利用；三是制定完善高技能人才鼓励政策；四是加大培训资金投入。培训经费应采取政府、企业和个人三方共同负担，将财政拨付的再就业培训经费落实好，提高再就业培训的实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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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英国现行行政管理机构及职能
英国的教育行政是由中央教育行政机构与地方教育行政机构共同组成的。学校主要由地方教育局管理,中央不直接设立和管理学校。学校校长权力很大,有决定课程的权力。中央教育行政机构只通过财政援助、视导工作和其他协助方式进行指导和监督。英国的教育行政体现了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的结合和合作,这是它的一个特色。
(一)中央管理机构及职能
英国现行的中央教育行政机构是教育与技能部。1899年以来,英国的中央教育行政机构称为教育署,1944年改称为教育部,从1964年起更名为教育与科学部;1995年教育部与就业部合并,改名为教育与就业部,2001年6月,英国大选之后,工党政府即把教育与就业部更名为教育与技能部。由于英国的英格兰以外的三个地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存在着某种分权状态,因此,英国现行的中央教育行政机构只有下列两项职权:对苏格兰的各级各类教育进行指导和监督;指导大不列颠的大学、学术研究和文化艺术工作。北爱尔兰是完全自治的,不受教育与技能部的领导。教育与技能大臣通过内阁向国会提出教育法案,而论文后根据国会的决议命令和制定有关学校和教师的各种规章制度,同时对地方教育行政当局和私立学校进行指导和监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臣的权力有所加强,但也只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使权利。为了防止独断专行,设立各种咨询机构,如中央教育咨询委员会等等;规定大臣的行政措施必须经过议会的承认和质询;为大臣和部规定权力的界限,如不能直接控制大学,不直接开设和管理任何学校,不管教师的任命和升级事宜,不决定课程、教科书和教学方法。
在英国教育与技能部,职业教育主要由基础教育四司、成人高等教育二司和成人高等教育三司管理。基础教育四司一处负责城市技术学院的管理工作;成人高等教育二司负责制定有关成人教育的政策及拨款事宜,与成人教育拨款委员会及就业部门保持密切联系,为十六岁以上青年制定职业技术培训标准;成人高等教育三司负责成人教育,其中包括扫盲和函授教育、基本技能培训及远程教育,负责职业继续教育。
(二)地方行政管理机构及职能
英国地方教育行政机构就是各地方的议会、教育委员会、教育局和教育局长。议会是地方自治的最高机关,同时也是地方教育行政当局。从英国的地方行政体制来看,以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为例,该地区设有47个非都市郡议会、36个都市郡区议会、33个伦敦自治市镇议会和郡一级的夕利群岛议会。这些议会均为地方一级的行政机构,也是负责本地区有关教育事务的法定机构,即地方教育行政当局。目前,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的地方教育行政当局共有117个。议会由民选的议长和议员组成。英国的地方议会是兼有决议和执行两种职能的机关,有权开办学校,任用教师,分配补助金,提供教材、设备等,即对本地区的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继续教育行使行政权力。不过事实上是委托教育委员会、教育局长和教育局行使这些权力的。每个地方教育行政当局都设有教育委员会,这是一个法定的机构。教育委员会由议员和专家组成,其比例一般为二比一。但各地方教育行政当局具体工作的执行机构是教育局,它通常设立在当地政府大楼内。大的郡通常还会在各地设立教育分局,负责片内的教育事务。教育局通常采取三级行政官员结构,从高到低分别是教育局长、副局长和助理局长,后者的人数通常为5名,教育局长由议会任命,他是教育行政事务的负责人。另外,各地方教育当局还存在与局内科室部门并列的直属于局长的称之为总顾问、高级顾问和顾问的人员结构。他们主要负责学校的视导和督察工作。地方教育行政当局在继续教育方面具备某些职责和权利,主要负责16~19岁青少年的部分时间制教育,并在成人非职业教育、青年培训、就业指导方面承担职责。
二、英国现行业务管理机构及职能
(一)课程与资格委员会
20世纪80年代中期,英国的教育制度在提高劳动者素质和能力及参与国际竞争上,遇到严峻的挑战,英国在职业资格体系上进行了巨大的变革,这一变革给国家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带来了一场革命。1986年10月,国家职业资格委员会成立,它是代表政府劳动就业部门具体负责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职业资格制度的权威部门,后与教育部门的课程委员会合并,现名为课程与资格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各级学校校长、教育和工商业界知名专家和政府官员组成,其职能是设计、管理和调整全国性职业资格标准,开发全国性的职业资格体系,鉴定、认可与授权颁证机构并对其进行监督、检查;收集、分析和利用国内外有关职业资格信息,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该机构实质上是在教育与就业中提供的政府框架内的一个公共机构。
(二)产业指导机构
产业指导机构一般都是行业性的民间机构。目前英国有150多个产业指导机构,覆盖了所有主要的产业部门。该机构代表产业界的利益,负责本行业国家职业资格标准的制定。它接受教育与就业部和课程与资格委员会的指导。每一产业指导机构都必须得到教育与就业部的认可,产业指导机构也要把他们开发新标准的计划通知课程与资格委员会。当这些标准得到教育与技能部和课程与资格委员会批准后,其具体实施也由该机构负责。除此之外,许多产业指导机构也具有工业培训的职能。
(三)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颁证机构
英国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颁发是由各相关领域或行业的颁证机构负责的。这些机构都是经过国家职业资格委员会批准授权的。其主要职责是:颁发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具体负责审定和设立鉴定站,审定鉴定站的考评员和检查员的能力水平,管理鉴定站的鉴定工作,培训督考员,对鉴定工作的质量负责。伦敦行业教育协会、商业与技术教育协会、皇家艺术协会是三家最大的颁证机构。
三、管理途径与手段
(一)改革教育体制,加强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沟通
英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其历史上的绅士文化传统对英国的文化教育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在英国,以培养绅士为目的的公学和传统大学格外受尊重,而各种类型的职业教育在主流社会中却被看成是下等知识和下等职业的化身。直到20世纪60年代,在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英国各种与职业教育紧密相关的技术学院和技术大学才得到较大发展。但由于受到绅士文化的影响,招生人数严重不足。为了扭转这种对国家长远发展极其不利的局面,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政措施,改革现有的教育体制,打通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间的通道。首先,英国政府于1986年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并使职业资格证书与普通学历文凭相沟通,在两者之间建立起对应关系。如职业资格证书NVQ4级大体相当于学士学位,NVQ5级大体相当于硕士学位,同时可以相互转换。获得职业资格证书三级,可以直接申请进入大学学习学士学位课程,经过大学预科学习达到Alevel而没考上大学的学生,也可以转入职业资格证书体系中进行学习。其次,英国政府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把一批成立于20世纪60年代的技术学院改名为大学,与英国传统大学并列,结束了技术学院与传统大学分道行走的历史,使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互相融合。
(二)改革就业制度,加强职业培训
在职业资格制度推行以后,英国政府规定新就业或再就业人员必须持有GNVQ或NVQ证书。企业不同的技术岗位必须录用具有与其相应等级的GNVQ或NVQ证书的人员。此外,英国政府还加强了职业培训的管理。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政府开展了系列培训活动。1978年针对未就业青年开展“青年机会计划”,针对已就业而未接受正式职业经验及培训者开展“统一职业准备”,1983年开展“青年训练计划”,1988年推行“共训工程”,1994年实施“现代学徒计划”等。进入21世纪后,英国政府在全新理念的指导下,制定了一些非常有力度的职业教育管理措施,以期对新世纪的职业教育与社会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2002年底,英国教育技能部《2006年战略计划》对未来四年英国教育的目标和策略作了非常具体详尽的阐述。其中提出从2002~2004年,取得二级水平证书的19岁学生的比例以每年3%的速度递增,到2006年,再增加三个百分点;为成人提供更多学习机会;2003~2004年,在一半以上的继续教育学院新建“卓越职业教育中心”;在每个地区建立2所技术学院;推行国家“生活技能”战略,从2001~2007年,将累计提高150万成人的基本技能水平,从2003~2006年使100万的已就业人员取得国家职业资格。
(三)引进经济手段辅助管理
为了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英国政府设立了与普通大学教育基金并列,由政府拨款的职业教育基金会。该基金会负责制定一套完整的资助评分标准,对每一所接受拨款资助的职业学校进行质量评估,将评估结果与该校每年的在校学生人数结合起来确定拨款数额。英国职业学校每年的经费有75%来自政府职业教育基金。除直接给职业学校拨款外,英国政府还给培训与企业协会拨专款,并对参与GNVQ和NVQ学习与培训的人员给予经济上的支持,制定相应的政策对重视职业教育的培训单位和个人给予经济上的资助。如通过调整工资和扩大级差的政策来鼓励进修,对未就业者给予免费学习,对已就业者给予带薪学习或减免税金的优惠,并建立个人学习账户,政府为其注入资金。
四、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生产力得到高速发展,社会对职业技术人才的要求从数量到质量都有了极大的提高。我国有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但是,当前一些地区和行业却出现了“民工荒”的现象,这是我国劳动力市场人才“结构性”短缺的征兆。这种现象与英国20世纪60~70年代的情况颇为相似。更主要的是,中国与英国在文化教育方面有着相似的历史背景。中国的科举文化与英国的绅士文化一样,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对职业教育的态度。“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点已经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心灵土壤之中。因此,虽然中国政府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就大力提倡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可是二十年来成效却不显著,职业技术学校普遍面临招生严重不足的困境。这种困境的摆脱,极大地依赖于国家行政管理的到位。英国职业教育行政管理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一)教育与就业统筹管理
英国政府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以教育部和就业部的合并为标志,最终结束了职业教育中教育与培训分离的局面,使英国职业教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我国现阶段同样面临着英国当年教育与培训分离、教育部与就业部(劳动部)各自为政的问题。我国职业教育总的来看有两个体系,一是隶属于教育部门管理的职业学校,一是隶属于大型企业或行业管理的技工学校,它在行政上接受劳动部门的管理。这种管理上的分治局面极不利于我国新时期职业教育的发展,尤其不利于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推广。我国现行的职业资格管理办法是由劳动部负责制定职业技能国家标准和职业技能鉴定政策。但教育部却为自己管理的职业学校大开方便之门,不参加统一的职业技能鉴定,获得职业资格,而是以学历证书等同于职业资格,这就使职业资格证书的严肃性大打折扣,职业教育的质量缺乏应有的保障,同时,劳动部门管理的技工学校及其他岗位培训在教学方面也不接受教育部门的管理,教育教学的科学性也难以得到保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英国的经验给我们很好的启迪,我国职业教育要迈上新台阶,必须在统筹管理上做好文章。
(二)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分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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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业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的意义和作用
1．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提高我国教育的国际竞争力。《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指出：“国家鼓励引进外国优质教育资源的中外合作办学”，“国家鼓励在高等教育、职业教育领域开展中外合作办学”。全球化背景下的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不仅要重视人才培养的规模效应，而且还要注重国际化的办学标准，通过中外合作办学的各种形式，迅速引进国外优质的教育资源，提高我国教育的国际竞争力，缩小我国职业教育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2．合理引进国外先进职业教育理念、课程体系及教学模式。我国的职业教育没有得到社会的足够认识和认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本身缺乏职业教育特色，课程设计过于传统，忽视实际技能的培养，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外职业教育项目的引进，有利于形成“能力本位”的办学理念，给职业教育的发展带来一种新的思路。同时，国外职业教育教学模式过程中强调“以学生为中心”，采用以学生自主发展和自主学习为中心的教学模式。重视使学生学会如何学习，成为学习的主人；注重让学生通过参与各种教学活动来获取相应能力，强调通过课业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以学生的学习成果作为教学评价的依据等。这些对于我们更新教育观念，改革职业教育模式、教学内容，提升我国职业教育的办学能力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3．培养国际化人才，应对经济全球化的需求。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和我国加入世界经贸组织，跨国公司的大量资金和技术持续加速涌入我国，对高素质、国际化的各类管理技术人才需求增加，引进国外优质职教资源，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对我国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是非常有益的。通过积极借鉴发达国家职业教育成功的办学经验，使我国的职业教育能较快地与国际教育水平接轨，使受过职业技术培训的人才尽快适应国际和国内劳动力市场的需要。
二、职业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的模式
职业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存在多种不同的合作模式，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
1．政府合作项目。如1985年4月上海市仪表局、上海电子工业学校与德国慕尼黑汉斯、赛德尔基金会合作引进德国“双元制”职业技术教育模式，目前已进入第六期合作阶段。2003年3月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重庆旅游学校、重庆龙门浩集团职业高级中学、重庆电子职业技术学院、重庆江津工商职业高级中学等5所职业学校参与澳大利亚政府援助中国政府的教育项目——“中澳(重庆)职业教育与培训”项目。
2．整校制合作模式．如1996年九州集团与日本天富株式会社合作的“九州现代艺术职业技术学校”，1994年上海长乐职业技术学校与澳大利亚霍尔姆斯学院合作的“长乐——霍尔姆斯职业学校”。
3．部分专业合作模式。一些学校通过引进1—2个专业为突破口，探索与国际接轨的方法，借鉴国外的教学经验，以促进学校办学水平的整体提高。如上海商业学校、二医大卫校、商业会计学校，开办英国BTEC项目HNT课程的新疆医科大学和新疆农业大学、北京育达工商专修学院等。在第一、二类合作学校模式中，外方直接投入资金，在合作办学过程中中外双方职责共施，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在教学模式方面，引进对方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和相关教学手段，把国外合作项目的教学模式与我方的教学模式完全地融合在一起；聘请对方教师来讲课，派遣我方教师去对方学习进修；引入对方的教学方法，如课堂讨论、实践环节、案例教学等。第三类合作模式外方不直接投入资金，只负责提供部分外籍教师，承担部分英语和专业课教学工作，分享合作专业学生学费的部分收入。合作办学双方商定，中方发学历文凭，外方发职业资格证书，凭该资格证书在该国可继续就读或就业，承认其学历和职业资格能力。如信息技术学校中澳合作班学生可获在澳州及英联邦国家都认可的四级资格证书。
三、职业教育中外合作办学中应注意的问题
1．综合考虑外方合作者的资质和项目的市场需求。具体需考虑如下因素：首先，注重与国际上知名项目的合作以保证办学质量。学校可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寻找合适的合作方式及对象，防止与一些不具备办学资质的学校签订办学合作项目，造成行政成本的浪费，危害求学者的利益。其次，应考虑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和城市现代化发展水平以及劳动力就业市场的需求，尤其是三资企业对人才的需求状况，项目的开办应主要考虑让国内的学生有出路。再次，应考虑当地教育资源满足需求的程度、学生的入学水准以及家庭的支付能力等。引进国外项目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市场调研，确定家庭有支付能力基础上的有效需求，学生所学技能及所获证书的市场需求情况，毕业生出国深造的种种有利条件和障碍因素。
2.加强师资培训和教师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引进国外合作项目，大多数学校由于经费问题，不可能完全聘用外籍教师，许多课程仍需由国内教师担任。但由于国外课程的理念和体系与国内有很大不同，对教师的教学要求与我国传统的教育有很大区别，因而对教师是个严峻的挑战，如外方强调课堂上师生、学生之间互动，鼓励学生提问参与讨论，不允许学生被动听讲。而我国教师习惯于传统的以讲授为主的教学方式，忽视课堂上师生间直接积极的双向交流和思想碰撞，影响了学生个性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另外，使用外方教材要求中国教师要有一定的教学经验和实际工作经验，既懂专业又有较高的外语水准。这些都要求在开办合作项目之初就注意采取一定措施对教师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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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于2006年春赴英国剑桥进行了访问，期间对英国的教育（包括职业教育）有一定了解，英国发展职业教育的经验对于我国的职业教育有很多可以借鉴的经验。
英国是世界最早的工业化国家，也是现代教育的发源地。英国的普通教育曾经引领世界，英国的职业教育比起普通教育发展较迟。在欧盟等发达国家中，英国的职业教育比较法、德等国也有一定距离。英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才开始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采取了包括推行职业技术教育试点、建立国家职业资格制度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得英国的职业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进入20世纪90年代，英国政府又陆续了《面向21世纪的教育与培训》政府教育白皮书以及“国家教育和培训目标”等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有关法规，把加强职业教育与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以期振兴英国的经济。我国的职业教育是在上世纪末学习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德国、加拿大）的成功经验而兴办起来的，起步较晚，但发展势头强劲，政府重视，并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近年来，我国的职业教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这种发展更多地表现在数量与规模上，而质量与特色则没有跟上来。我们认为，对于职业教育的内容与方法，应该更多地向德国、加拿大、美国、日本等国学习；而在制度与政策上的国家与政府作为，我们应该更多地学习英国。
二、英国职业教育对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启示
1．消除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文凭差别
为了有效地增加青少年受教育年限，提升教育水准，2001年英国教育与技能部提出了14—19岁教育阶段的概念。他们认为，14—19岁是人生观及知识、技能形成的关键时期。2001年1月24日时任教育与就业大臣的大卫·布鲁凯特（DavidBlunkett）在经济协会年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随着就业性质和经济行为的变化，拥有灵活的技能和技术的劳动者必须能够保持相应的变化，这对于经济的竞争力是至关重要的。同年6月教育与就业部颁布的《国家技能纲要》，进一步强调了加强中等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具体实施意见。后来的教育大臣埃斯特尔·莫里斯(EstelleMorris)和现任教育大臣查尔斯·克拉克(CharlesClarke)都坚持了同样的观点。2002年4月，教育与技能部《14—19岁，更多机会、更高水准》咨询报告，提出了延长义务教育时间，推进职业教育，提高社会劳动力素质的具体方案，职业教育被摆在14—19岁教育阶段的重要位置。一是在国家课程中增加职业类课程的比重。继续在必修课中保留科学和技术两个科目，在其他学科中渗透技术和技能教育，增加职业指导内容。二是建立职业和普通教育的混合考试机制。鼓励学生在14—16岁阶段选择职业方向。这个阶段考试，既可选普通学术科目，也可选职业类科目,由学生按兴趣自由选择。2005年，设立8个职业教育考试科目。三是鼓励青少年积极参加公民责权、职业性方面的学习以及广泛的课外活动，例如艺术、音乐和体育。四是打破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界限。在正式表述中，义务教育阶段的GCSE证书和高中阶段的文凭（Alevels）不再冠以职业的或学术的。如工程机械与数学、艺术和设计等有同等地位。
我国于1996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八届人大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国务院在2005年召开的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又印发了《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会议和《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十一五”期间我国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目标任务。具体是：到2010年，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达到800万人，与普通高中招生规模大体相当；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占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一半以上。“十一五”期间，为社会输送2500多万名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1100多万名高等职业院校毕业生。各种形式的职业培训进一步发展，每年培训城乡劳动者上亿人次，使我国劳动者的素质得到明显提高。在国家目标的宏观指导下，各地也相应制定了地方发展目标。以湖南为例，该省《关于加快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明确指出：职业教育发展目标是到2010年，全省中等职业教育年招生达到35万人，在校生达到100万人左右；高等职业教育年招生达到20万人左右，在校生达到60万人左右；年培训农村劳动力500万人次，年培训在职职工200万人次，年培训下岗失业人员10万人次。湖南省教育的“十一五”发展目标，提出了重点打造的“八项举措”，其中一项谈到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并举，到2010年，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含中专）的在校生人数应该大体相当。但职业教育的实际又是如何呢？随着我国高校的扩招，近年来普通高中得到发展，而职业高中与中等职业学校的规模却在萎缩。1998年，全省中等职业教育招生26.72万人，占全省高中阶段教育招生的58.29%，全省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为54.12万人，占整个高中阶段在校生总数的52.86%。1999年，全省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比上年下降2万多人，2000年比1998年减少约1万人。2000年11月，湖南省对岳阳、常德、怀化3个市的农村职业教育进行了实地调查，农村职业学校招生占高中阶段招生份额，已从1997年的49.07%下降到2000年的40.15%。2001年，全省中职学校招生数占高中阶段招生总数的37.64%，2002年进一步下跌至35.65%。至于办学条件与办学经费，职业学校离要求更是相差甚远。2000年，湖南省对11所农村中职学校调查，生均专业教学设备为1369元，与正常标准相差254元。农村中等职业学校中，本科以上学历仅占专任教师的42%，比农村普通高中学校低19个百分点［1］。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社会的重普教而轻职教，如果政府能从证书上取消二者的差别，统一学历，也就从根本上消除了对职业教育的歧视。
2．不断创新职业教育证书制度和办学体制，设立职业教育的学位序列
中等教育上连升学和就业，下接初等教育，具有升学准备和就业准备功能。如何实现这双重功能，历来是个棘手的问题。从建立文法中学和技术中学的双轨制，到推行兼顾升学与就业的综合中学，再到实施中学后就业培训计划，英国人从未放弃对中等教育功能实现路径的探索。证书制度的变革是其中重要一环。1994年德林报告（DearingReport）提出，学生在义务教育结束后应有三条出路：直接就业者参加国家职业资格（NVQ）考试；学术升学导向者参加高级普通教育证书考试（ALevel）；职业升学导向者参加普通国家职业资格（GMVQ）考试。根据英国政府1991年5月《21世纪的教育和训练》白皮书规定，这三类证书在国家资格框架内相互融通。其中1992年专为16—19岁青年设置的GNVQ最有特色。它介于普通教育证书与国家职业资格之间，采用单元课程与单元学分累积制的方式，使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通过中介性课程过渡成为可能，构建了普教与职业课程一体化的技术平台。GNVQ一经实施就得到中等学校的广泛欢迎。1992—1999年有189000名学生注册，涉及2000所学校。2002年6月，66000多人参加了中级GNVQ课程的学习，参加初级GNVQ课程学习的人数达到14500余人。2003年5月，英国课程与资格委员会宣布，将于2006年8月逐步以职业课程普通教育证书(GCSEsinvocationalsubject)取代中初级GNVQ。这个变化很值得注意，它标志着英国人又在审视GNVQ实施中的新问题，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证书制度，力求从根本上解决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融通、与劳动就业的结合问题，最终实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等值。
我国的职业教育仍然定位在专科层次和职业培训、减轻政府的就业压力上。教育部长周济明确指出职业教育就是就业教育。职业教育的这种定位，形式过于单一，而且不设学位，没有形成序列。这种短期的教育培训形式在客观上必定受到就业形势的影响而变化不定，对市场的依附性太强，缺乏教育主体的主动性和科学性。职业教育自身没有高等教育，独立设置的职业技术学院名义上为高等教育，其办学条件无论是设备、师资、资金投入等都不能与普通高校同日而语，其生源质量也是最差的。职业教育“先天”就不足，后天又缺乏营养，只是一时应急之举，权宜之计，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生自灭。职业教育既然是与普通教育并重的一种教育形式，为什么不能设立职业教育的本科、研究生教育，并授予自己的学士、硕士、博士呢？说到底我国现行的职业教育政策，还只是缓解政府就业压力的一种策略。
3．改革职业教育的管理体制，为职业教育正名并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
体制不顺，是制约职业教育发展的一大顽症。对这个在许多国家都没有解决好的问题，英国人率先提出了大胆的解决方案。近30年来，英国中央教育行政管理机关几经变化。1991年由教育科学部更名为教育部；1995年教育部与就业部合并，更名为教育与就业部（DepartmentforEducationandEmployment）。两部合并从宏观管理层面上解决了教育与就业之间的矛盾。此前英国与许多国家一样，教育部和就业部在职业教育的管理上职能相互交叉、相互制约，彼此有着很多矛盾。英国于1986年成立了由就业部领导的国家职业资格委员会，负责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实施。政府明文规定，职业资格与普通教育文凭互通。这无疑侵犯了教育部的利益。后来发生了两部对培训和资格证书及其授予权的争夺战。两部合并后，1997年原教育部所属的学校课程及评估委员会与国家职业资格委员会合并，争夺战也由此而告终。此举不仅得到了本国工商界和学术界的赞同，而且也为世界各国解决教育与就业的管理提供了借鉴。同时，两部合并为长期分离的学术和职业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为职业教育成为与普通教育等值的教育提供了可能，是职业教育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篇章。2001年6月大选结束后，教育与就业部又更名为教育与技能部（DepartmentforEducationandskills）。新的中央教育行政机构将提高全体劳动力技能水平作为政策核心，突出了对技术教育的重视。新机构成立两年多来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说明了这一点。
我国的职业教育在管理体制上，高等职业院校并没有归入高教部门，而是单设了职成司、职成处，把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放在一起。成人教育在上世纪80年代曾盛极一时，在上世纪末，基本上烟消云散了。现在的职业教育如果不引起国家与政府主管部门的重视，很可能要重蹈成人教育的覆辙。过去，设置高等职业技术学院要由国家教育委员会审批，现在下放到省市，国家连审批都不管了。审批权下放到地方后，高职院校的数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地方政府对这种很难显示自己政绩的职教工程是只批不管，更不愿意出钱，挂完牌就万事大吉了。
由于没有列入教育部门专管，在社会上职业教育也很难得到认可。港商与爱国人士对教育的捐献，普通高校、普通中学甚至希望小学都能得到，唯独职业院校从来没有得过一分钱。从理论上说，职业教育关系到国家千千万万的第一线技术人才的培养与造就，它的回报率是最高的，也是最需要大力投入的，只有先进的设备、先进的实验实训条件、最好的师资才能培训最优秀的人才，但实际情况却是职业技术院校的实验实训条件远远不如先进企业的生产设备。这就好比一个发展中国家培养的学生到一个发达国家去就业，能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吗？一些地方政府宁愿花钱修建一些使用几天，闲置一世的楼台场馆（如一次性使用的体育赛事场所）也不愿给当地的高职院校出资。
4．发展教育事业的自身诉求与教育产业的双重动力
世界上排名第一的美国哈佛大学，排名第二的英国剑桥大学（上海交大的2006年世界大学排名）都是私立大学。按照经济规律，资本的投入是以赢利为目的的。据世界有关机构调查，全世界赚钱的行业中，教育培训排在中上的位置。20世纪90年代，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投资收益率是12.3％，在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这一指标更是高达20％。在英国，教育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产业。剑桥、牛津这样的城市就是靠大学支撑的。每一个中国学生自费到英国读大学（预科两年，大学三年）约花费100万至200万元人民币。英美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国际学生都要收取比本土学生高得多的高昂学费。留学生交纳的不仅仅是高昂学费，还有生活费、住宿费及其他费用，带动了第三产业。每一个留学生同时也给留学国家增加了一个就业机会。目前有超过60000名的中国大陆学生在英国接受全日制教育，占到所有欧盟国家中国留学生总数的60％。2006年赴英国留学的中国学生签证发放数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增加了21％，达到20640份。英国的海外留学生中，中国学生占到将近15％，绝大多数是自费留学。除了学历教育外，英政府还大力兴办专为非英语国家幼儿提供全日制教育的寄宿学校，以及与之相衔接适合各年龄段的各类学校。据英官方统计，仅英语教学这一产业每年即可为国家积汇10亿英镑。英国还在全球设立英语水平等级考试与培训，如英国文化委员会设立的雅思考试和剑桥大学设立的剑桥商务英语考试。这两种考试也形成了一个产业。2006年，140000名中国学生参加了雅思考试。中国加入WTO后，教育作为一种跨国服务行业，已经向世界开放。目前，82所英国高等教育机构（约占全部英国高等教育机构的一半）正致力于在中国开展教育交流活动。英国已经在中国建立了两所中外合作高等院校，它们分别是宁波诺丁汉大学和西交利物浦大学。
发展职业教育事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自身诉求。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一个经济上的穷国。我国有13亿人口，近10亿农村人口正在走向城市成为农民工。如何把这样一个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人力资源无疑是一个明智之举。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舒尔茨早在20世纪60年代明确指出，人力资本的收益高于物质资本。发展职业教育对提高国民的科技素质，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另一方面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留住本国教育资本同时吸引外国资金。我国邻近的东南亚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如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等国家，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学习的榜样。同时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汉语的国际地位也越来越高。开发与利用我国文化资源也能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兴办教育，招收国际学生无疑是一条传播中华文明与提高教育收益的双赢之路。但时至今日，独立设置的高职院校还没有招收过一个国外学生，招生市场眼睛向内抢生源而不能到国外去争取一席之地根本原因是政府政策的制约。
实际上，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职业教育与培训都具有巨大的潜在市场。有资料显示：中国培训教育市场的潜在规模达3000亿元，并保持着迅猛的发展速度。IT培训、英语培训和少儿教育已成为目前培训教育业的三大支柱。2005年整个IT教育和培训服务市场销售额达到41.49亿元，并仍然保持着年增长率30%以上的发展势头。当前中国英语培训市场的市场总值大约是150亿元，预计到2010年，我国英语培训的市场总值将会达到300亿元人民币。在未来五六年中，我国婴幼儿教育市场消费额将达到上千亿的规模［2］。2006年9月7日，新东方在美国成功上市，成为我国首家在美国上市的教育企业。这也说明职业教育不仅仅是投入，也有产出。但必须投入在先，产出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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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职业教育发展规律的实践考察
职业在内涵上具备两层含义，即一般职业和专门职业，其中，专门职业较一般职业更强调其作为“有学问的职业”（LearnedProfessions）的内涵，是职业发展的高级层次。要从事这样的高级职业，需要经过专业的高层次教育并取得相应的从业资历。一般职业要成为专门的专业，就必须在掌握基础操作性技能的基础上进一步习得知识和掌握技能。在以美国为代表的社会职业发展与分类丰富发达的国家，其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乃至更高层次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始终与社会行业需求保持高度的相互依存与促进关系。反观我国，职业教育一直面临高等教育学术性优于职业性的观念困境，即社会中人们单纯以学历作为评价个人能力和择才的标准，导致产生盲目追求高学历的教育价值取向。α职业教育体系中高层次学位的缺失，导致人们对职业教育一直存在误解和歧视，并进一步将教育的职业性与学术性异化为精英教育模式与大众化教育模式的对立。因此，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应包含高层次的职业教育，高等教育阶段应包括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融合，两者应合理分工，以实现高等教育职业性与学术性的统一。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通过融合、互认或形成双轨制体系，都能实现职业性与学术性的调和。从当前各国(地区)的职业教育发展实践来看，职教体系建构主要存在四种类型：第一类是普职融合的单轨制教育体系，即在这种体系下通过全纳性的学分互认和转换机制，实现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融通。这种类型主要以美国为代表，其职业教育涵盖了中等教育、中等后教育和高等教育几个阶段，其中，四年制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大部分属于应用性教育，可以有效实现与高等职业教育的衔接，满足不同需求层次受教育者的学历要求。第二类是基于国家统一资格框架下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如英国和澳大利亚。英国目前主要通过全国统一的资格与学分框架（QualificationsandCreditFramework，QCF），来实现普职教育中不同层次教育间的相互等值和融通。第三类是双轨制职业教育体系，以我国台湾地区为代表。该体系在中等教育后期开始划分为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双轨并行，其中，职业教育体系自行整体连贯，教育机构从职业学校到技术学院再到科技大学，在学位上包含中等、专科、本科到研究生各个层次。第四类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双元制”体系，由学校教育和企业培训并举开展职业教育。每一种体系虽然形态各异，但都在升学上实现了职业教育从中等教育和专科层次教育向高层级教育的融通。
二、消解职业教育目的的矛盾性
各国的职业教育实践中都表现出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前者认为职业教育不同于普通教育，其职业性决定了应根据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进行教育活动；后者则主张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一样，应以个人的自身发展和完善为本位进行教育活动。以社会本位为出发点的职业教育，主张将个人培养成对社会发展有用的人，在实践中容易步入教育工具主义误区，出现“订单式人才培养“”就业本位”等实践问题。
1.职业教育发展的工具主义困境
当前我国普遍将职业教育视为一种传承技能的工具，教育被异化为一种制造工具的过程。工具主义关注社会的系统和结构，强调教育手段和途径的实用性以及实现结果的效益性。当教育演变成纯工具性活动时，教育不仅不会发展人的本质，反而会成为个体内化的约束。具体来说，这种工具化的教育形式仅仅将教育视为一种传承技艺和促进物质文明发展的工具，忽视了教育的文化育人功能。这种强调实用与效率的功利教育思想，使得教育过程变成单纯的劳动力生产过程，使教育创造力失去了生长的土壤。从职业教育历史起源得知，“学徒制”是职业教育的一种原初形态，在近代学校教育出现之前，通过师傅带徒弟进行学习的方式十分普及，教育的目的也十分明确，就是通过学习进而成为某个特定行业领域的专业人员，满足基本的生计需求，这是职业教育以职业为本位的体现。我国目前的职业教育方针是“以就业为导向，以服务为宗旨，走产学研结合之路”。在工具主义观念环境下，我国的职业教育观由“职业本位”逐渐异化为“就业本位”。“以就业为导向”被解释为“以就业为根本”，“以服务为宗旨”也逐渐演变为单纯以用人单位的现实需求为宗旨和出发点，于是在职业教育中出现了订单式培养模式。订单式培养模式虽然实现了教育与社会需求的直接对接，但容易走入另一种误区，即对职业与个体的关系进行一对一的严格固定，并用职业需求这一尺度来衡量个体，难以真正体现个体的身心发展诉求。正如新托马斯主义者认为的，当人们的专业能力训练局限在越来越狭小的领域时，他们会逐渐失去对超越自身能力事物的判断力，即失去最基本的人性生活，甚至出现马利坦说的“人类心理渐进的动物化”。
2.学位制度建构的人文学术内涵
学位产生之初是一种教师的任教资格证书，获得学位成为教师资格准入的一种资格证。现代意义上的学位制度是在19世纪初的德国产生的，旨在培养能够从事高深科学研究的高学历科研或教学型人才，学位由此具备了学术性的特质。与精英时期的高等教育理念一致，学位是大学对拥有一定学术成就的学生授予的被官方承认的称号。从学位授予仪式的庄严性可以看出，学位对于受教育者而言不仅是一种资格，更是一种学术荣誉和成就的象征。这种学术成就不仅代表学业能力的高低或成果的多寡，还体现了一段系统的专业学习经历和大学人文精神的濡化过程。可以说，学位不仅关注受教育者应对社会需求的水平，也关注受教育者的人格发展诉求，即在注重个体工具性价值的同时，帮助个体养素质。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各国高等教育学位制度都涵盖多个层次，如美国的专业研究生教育表现出普职教育融通的一种开放性和全纳性，在应用型人才的多层次培养中充分体现教育职业性、学术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反观我国现行的学位体系，学术性占绝对的主导地位，与之相对应的职业教育没有相应完善的学位体系支撑，不得不屈从于市场的需求，过多强调教育的工具性和实用性。当职业本位的教育在实践中成为就业本位时，教育的目标与方法仅仅以社会经济效率与个人职业效率作为考量指标，而对于受教育者的人文生活、精神世界等非职业方面予以忽略。然而，无论是普通教育或职业教育，教育的本质目的都要培养学生获取知识的能力、健全的人格与坚强的意志，以适应社会中各类职业生活，进而协助实现社会的幸福。α因此，健全的高等教育学位制度不应局限于对普通教育的支持和发展，而应在职业教育体系中获得新的功能扩展和层次提升，在社会发展和个体发展双重向度的价值选择中彰显个体发展的教育多维性和终身性。
三、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合理发展
事物的合理性在于其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协调统一。一方面，合目的性应以合规律性为前提，即教育目的的确立与实现都要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等条件大体相符，正确反映教育主体的需要，并与教育实践要素保持内在一致性；另一方面，合规律性应以合目的性为指导，即教育主体应在确立与实现教育目的的过程中探讨并遵循规律。现代职教体系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最终目的在于实现职业教育对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统一。职业教育的发展正是在教育的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中面临冲突和选择，在“钟摆”的价值取向中呈现波浪式发展。可以说，现代职教体系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一方面体现了职业教育从为“职业”准备的社会本位向为“职业生活”准备的个体本位的转向；另一方面则反映了社会发展现状对职业教育的职业性与人文性走向融合的内在规律性规约。
1.社会本位与个体本位的统一
自教育产生以来，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就成为教育活动实践的根本目的与基本功能，更是教育产生与发展的逻辑起点。两种教育取向在教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矛盾关系，并成为教育波浪式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本位目的论认为，教育的一切发展应以社会为本位，应根据社会的发展需要来构建各种教育活动；个体本位目的论则认为，教育的一切活动都应根据个体自身完善和发展的需要进行构建。α无论是以社会发展作为职业教育的目的，还是以个人发展作为职业教育的最终目标，这种单一的教育目的观都不利于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职业教育应体现其教育属性，即应以受教育者的利益和发展诉求为主体，并在明确教育属性的前提下突出其职业特性，即应以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导向，实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错位发展。从世界职业教育发展的现状和趋势来看，职业教育走向终身性已成为必然。发展完整的、满足终身学习需求的专业学位制度，能较好地实现职业教育的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的价值统一。一方面，“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应遵循的职业性原则；另一方面，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的职业动态性并不意味着没有永恒的教育目的。事实上，任何一种层次的职业教育都应代表人类的彼岸追求、终极关怀，即追求有永恒价值的知识和追求人性的解放。可以说，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应是以促进人的发展作为终极使命，在相对有限的学习时间内给予学生最有价值的知识。α正如赫钦斯认为的，真正的教育应能够发展人的理性，为人类谋求幸福，不应将服务和改造社会作为根本目的，因为社会改造是教育自身不可推卸的本质功能，是其实施后的必然结果，无须人们刻意追求。可以说，最好的职业教育应是包含了人的理性发展的教育。α因此，合理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应是在目标上培养出适应和胜任职业生活变化的技能型人才，体现职业教育的现实功用；在内容和方法上注重培养学习能力、创新能力等通识能力，消除和改变对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不同行业的观念误区，顺应科技水平提升与人文精神培养相结合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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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认识到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任何行业和部门质量、效率都是最重要的，对教育来说“质量”主要体现在教学质量上。
近年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蓬勃发展，在校生总人数占高校总人数的半壁江山，为企业、事业单位培养了大量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也丰富了高等教育体系结构，形成了高等职业教育体系框架。随着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创新型国家对高技能人才要求的不断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既面临极好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高等职业院校教师要深刻认识全面提高教学质量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必然要求，也是高等职业教育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高职院校要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应适当控制高等职业院校招生增长幅度，稳定招生规模，把工作重点放在提高教学质量上，全面推行教学改革，一切围绕社会需要的技能开设课程，加强实习、实训环节。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结合发展道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千百万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和服务型人才，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对学生加强素质教育，培养职业道德
高等职业院校要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高职院校一定要把素质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作为开学第一课上好，德育教育是学校的首要任务。由于高考人才选拔体制的原因，导致高职院校是最后批次录取，进入高职院校的学生大多有自卑的心理，认为职业学院是最低等的高校，认为是因为考不上本科才来职业院校，有些同学在学习、生活上还有自我放弃的想法。教师在课堂上应告诉同学，高等职业教育是区别于本科的一种特殊类型的教育，以培养学生的技能为最终目标。他们高考成绩不好，只能说明他们不适应高中的学习方式，而高职院校是以培养技能为目标。而不是天天学习理论知识，应当在入学教育时帮助学生提高认识，对学生心理的健康发展和职业道德的培养有积极意义。
三、服务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就业为导向，加快专业改革与建设
针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要求，灵活调整和设置专业，是高等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特色。高等职业院校要及时跟踪市场需求的变化，主动适应区域、行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根据学校的办学条件，有针对性地调整和设置专业。例如。黑龙江大庆职业学院办学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服务大庆油田六大石油石化企业，服务哈大齐工业走廊区域经济发展，所以，大庆职业学院设置了以石油化工为龙头，以机电机械、数控技术、物流管理等为支撑的专业体系，提高了学生的就业率，学院选择了特色鲜明、办学水平和就业率高的专业进行重点建设，优先支持在工学结合等方面优势凸显以及培养高技能紧缺人才的专业；发挥行业企业和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的作用，加强专业教学标准建设。逐步构建专业认证体系，与劳动、人事及相关行业部门密切合作，许多专业已经建立了职业技能鉴定机构，开展了职业技能鉴定工作，在推行“双证书制度”(即毕业证和技能资格证)方面，大庆职业学院走在了前列。
四、进行课程建设与改革，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
课程建设与改革是提高教学质量重要一环，也是教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高等职业院校要积极与行业企业合作开发课程。根据技术领域和职业岗位(群)的任职要求，参照相关的职业资格标准，改革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建立突出职业能力培养的课程标准，规范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提高课程教学质量。“十一五”期间，国家将启动1000门工学结合的精品课程建设，带动地方和学校加强课程建设，在精品课程建设方面高职院校应突出重点专业、重点课程和特色课程，防止一哄而上。应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融“教、学、做”为一体，强化学生能力的培养，加强实验、实践教学和毕业实习指导。积极参与教材建设，重点建设好3000种左右国家规划教材，与行业企业共同开发紧密结合生产实际的实训教材，让学生用上实用的教材。重视优质教学资源和网络信息资源的利用，把现代信息技术作为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不断推进教学资源的共建共享，提高优质教学资源的使用效率，扩大受益面。
五、推行工学结合，突出实践能力培养，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要积极推行工学结合，把工学结合作为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一个切入点。带动专业调整与建设，引导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点是教学过程的实践性、开放性和职业性。应重点突出实验、实训、实习环节的教学。要重视学生校内学习与实际工作的一致性，探索企业对在校学生实践考核的可行性，积极促进课堂与实习地点的统一；积极推行订单培养，探索工学交替、任务驱动、项日导向、顶岗实习等有利于增强学生能力的教学模式；引导建立企业接收高等职业院校学生实习的制度，加强学生的生产实习和社会实践。六、加强校企合作，加强实训、实习基地建设
加强实训、实习基地建设是高等职业院校改善办学条件、彰显办学特色、提高教学质量的重点。高等职业院校要按照教育规律和市场规则，本着建设主体多元化的原则，多渠道、多形式筹措资金；要紧密联系行业企业，厂校合作，不断改善实训、实习基地条件；要积极探索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的校企组合新模式，由学校提供场地和管理，企业提供设备、技术和师资支持，以企业为主组织实训；加强和推进校外顶岗实习力度，使校内生产性实训、校外顶岗实习比例逐步加大，提高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发虚拟工厂、虚拟车间、虚拟工艺、虚拟实验。“十一五”期间。国家将在重点专业领域选择市场需求大、机制灵活、效益突出的实训基地进行支持与建设，形成一批教育改革力度大、装备水平高、优质资源共享的高水平高等职业教育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要积极抓住这一机遇促进学院发展。
七、加强“双师”教师队伍、专兼结合教学团队建设，改革人事分配和管理制度
高等职业院校教师队伍建设要适应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需要，按照开放性和职业性的内在要求，根据国家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的总体部署，改革人事分配和管理制度。要增加专业教师中具有企业工作经历的教师比例，安排专业教师到企业顶岗实践，积累实际工作经历，提高实践教学能力。同时，聘请行业企业的专业人才和能工巧匠到学校担任兼职教师，加大兼职教师的比例，逐步形成实践技能课程主要由具有相应高技能水平的兼职教师讲授的机制。重视教师的职业道德、工作学习经历，引导教师为企业和社区服务。逐步建立“双师型”教师资格认证体系，研究制订高等职业院校教师任职标准和准入制度。重视青年教师的培养和教师的继续教育，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与教学能力，高校教师要加强自学能力，在学校没有足够条件把每位教师送出去培养的情况下，要积极自学，提高理论和实践教学水平。
八、加强教学评估，完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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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青年教员所具备的优势
第一，思想解放，勇于开拓。青年教员思维敏捷，精力旺盛，思路开阔，勇于创新。第二，具有良好的智能结构和成才意向。第三，易于与学员进行心理上的沟通。
2.青年教员存在的不足
第一，职业道德素质亟待提高。目前青年教员的人生观、价值观、职业道德观的教育还存在很多问题，爱岗敬业、刻苦钻研业务的精神远远不够。
第二，教学培训还不够。近年来，我校青年教员绝大多数都毕业于工科院校，而直接毕业于师范类院校的也甚少。作为一名教员他们还缺乏一定的培养和训练，教育学、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匮乏。
第三，教学中要求不严。一方面，青年教员相对学历都比较高，大部分都具有眼高手低的心理，自我感觉良好，在教学中对自己要求不严；二是青年教员与学员的关系比较融洽，这常常导致青年教员对学员的缺点和错误过于迁就，课堂管控不及时，影响了课堂秩序。
二、青年教员素质的培养模式研究
1.“请进来，走出去”——理实结合，交流互惠
教员作为素质教育的直接实践者，是全面高质量实施素质教育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因此，如何提高青年教员的师德素质师能力素质、身心素质等，以适应素质教育的要求，已是当前学校师资队伍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
对青年教员培训的方式方法很多，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其中一种就是校本培训，这种培训方法具有见效、针对性强、连续性好等许多优点。目前学校中的教员大多数都是青年教员，有些教员还处在教学的适应期。虽然他们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较深的知识功底、健康的心理，但在师德素质、师能素质、身心素质上与新世纪高素质的教员尚有一定距离。
其次是聘请外校教员来本校上课评课，鼓励本校教员外出培训，即“请进来，走出去”，加强学校与学校之间的联谊。学校分期分批派本校各专业青年教员到相关学校参加专业备课、集休教研、说课听课、评课等活动，聘请外校教员来我校上课及指导教研活动等。拓宽教员的视野，学习外校优秀教员的先进的教学经验和方法。
2.“师徒结对”——以老带新，师徒共议
对年轻教员的培养，学校要采取向老教员和专业教学骨干教员“师徒结对”的形式。青年教员参加教育时间较短，没有形成自身的教育教学方法，在老教员和骨干教员的帮助下，能够少走弯路，加快适应教学工作。事实上将青年教员安置在一些经验丰富而肯于指导合作的骨干教员的身边学习，使青年教员得到支持、指导与反馈，通过他们之间相互听课、交流充分发挥骨干教员的传、帮、带的作用；在教学授课安排上尽量推选一般教员与骨干教员结合共同担任同一门课程的方法，利用联谊形式促使青年教员在日常教学中实实在在地参与学习和研究。
3.“教学反思”——剖析教学，完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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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5222 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现状、问题与方略 韩永强 《职业技术教育》 2015年第7期 10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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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3678 高职院校主动服务“三农”的问题与对策 白朴 等 《教育发展研究》 2013年第3期 8600字
19823679 地方农民学院办学模式的实践研究 王柱国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13年第6期 6600字
19823680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教育培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梁燕 《职业技术教育》 2013年第4期 10500字
19823681 农业高等职业教育面向“三农”人才服务策略研究 丰玮 等 《职业教育研究》 2013年第2期 6700字
19823682 浙江省农民生产技能培训调查与分析 房风文 等 《职教通讯》 2013年第4期 8200字
19823683 非洲成人扫盲培训成效分析——以乌干达成人功能性读写能力培训项目为例 戈君宇 《世界教育信息》 2013年第4期 7600字
19823684 破解新生代农民工高培训意愿与低培训率的困局——从人力资本特征与企业培训角度分析 和震 李晨 《教育研究》 2013年第2期 10600字
19823685 河北省职业培训机构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 闫志利 等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13年第6期 9800字
19823686 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朱远胜 《职业教育研究》 2013年第2期 6700字
19823687 新生代劳动力移民培训中职业技能框架的构建——基于职业技能分类的视角 曹洁 等 《职教论坛》 2013年第4期 8100字
19823688 教育生态学视域下工作场所学习及其对职业教育实习实训的启示 唐林伟 《职教通讯》 2013年第4期 8200字
19823689 论构建高校继续教育质量管理体系 史仁民 《中国成人教育》 2013年第4期 4200字
19823690 我国民办教育改革的合理路径探析 王誉 《教育发展研究》 2013年第3期 10300字
19823691 独立学院法人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黄勇 《中国高教研究》 2013年第2期 12500字
19823692 高职学生就业情况调查与对策研究 朱兆平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13年第6期 6600字
19823693 我国民办高校的分类管理体制研究：一个比较的视角 王勇 《中国成人教育》 2013年第3期 6000字
19823694 国内开放大学核心竞争力培育对策理论的缺陷研究 周安敏 《中国远程教育》 2013年第3期 7600字
19823695 高职院校创业教育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张赵根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13年第6期 8200字
19823696 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基于双证书制度的思考 李红卫 《职业技术教育》 2013年第4期 8800字
19823697 论德育的过程本质 杜时忠 管贝贝 《教育科学研究》 2013年第2期 7700字
19823698 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及素质教育的辩证思考 刘长虹 《职业技术教育》 2013年第5期 7100字
19823699 论现代职业教育的“善” 宋晶 《职业技术教育》 2013年第4期 10500字
19823700 中职生职业成熟度和专业承诺发展水平调查分析 曹金华 等 《职业技术教育》 2013年第4期 8800字
19823701 英国职业教育改革中市场和政府的角色变迁 王雁琳 《职业技术教育》 2013年第4期 10500字
19823702 美国社区学院中的转学教育对我国专升本之启示 万瑶 等 《职业教育研究》 2013年第2期 10100字
19823703 韩国农村教育政策及发展新趋势 董博清 等 《外国教育研究》 2013年第2期 10700字
19823704 英国职业教育质量评价探究 吴雪萍 等 《比较教育研究》 2013年第2期 8400字
19823705 印度中等职业技术教师教育管窥 屈书杰 《比较教育研究》 2013年第2期 8200字
19823706 发展技能促进农村转型——国家、国际和比较的视角 维纳·契纳巴 《世界教育信息》 2013年第3期 76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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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5788 2030年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前瞻 潘懋元 李国强 《中国高等教育》 2016年第17期 7100字
19825789 发展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的利益、冲突和问题 劳赐铭 《中国高教研究》 2016年8期 11200字
19825790 职业教育成本分担的政治经济逻辑分析 张文玉 刘明兴 《职教论坛》 2016年第22期 10100字
19825791 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的本质属性及其衍生特征 雷世平 《职教论坛》 2016年第22期 10100字
19825792 “职业教育质量”概念考析 梁卿 《职教通讯》 2016年第22期 7600字
19825793 我国新建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研究综述 李红卫 《教育与职业》 2016年第15期 9600字
19825794 我国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制度困境与突破 多淑杰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16年第24期 9800字
19825795 应用型本科建设的时代逻辑、国际经验与路径选择 朱国华 吴兆雪 《职业技术教育》 2016年第22期 10500字
19825796 天津海河教育@区高职院校专业设置现状、问题及优化布局策略 王振刚 《职业教育研究》 2015年第8期 10300字
19825797 天津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水平评价与分析 王良 《职业技术教育》 2016年第22期 10500字
19825798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策略变迁机理及政策启示 潘海生 高常水 《教育研究》 2016年第8期 10500字
19825799 行业组织参与职业教育的问题及路径研究 刘根华 胡彦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6年第4期 8800字
19825800 论创新人才和工匠人才培养的可能性――基于升学立交桥的视域 张健 《职教论坛》 2016年第22期 10200字
19825801 竞争性合作与保护性约束：一个动态背景下的校企合作分析框架 朱俊 李亭 《教育与职业》 2016年第15期 11500字
19825802 论应用技术大学专业建设的基本特征 吴仁华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6年第4期 7200字
19825803 优化高等职业教育服务产业布局研究――基于经济理论视角 邱少煌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6年第8期 8400字
19825804 我国职业教育课程观的反思与重构――整体主义视角 陈鹏 《职教通讯》 2016年第22期 12000字
19825805 发展性评价视阈下高职院校内部专业诊断研究与实践 谢敏 吴立平 徐涛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16年第24期 8200字
19825806 关于我国职业教育国家课程建设的思考 吴云川 《职业技术教育》 2016年第22期 10500字
19825807 职教师资“高职―本科―专硕”一体化培养模式初探 曹俊 李仲阳 唐智彬 《中国高教研究》 2016年8期 12300字
19825808 职业教育教师专业素质的模型建构及提升策略 李锋 闫智勇 《教育与职业》 2016年第15期 11500字
19825809 连片特困地区非学历职业教育精准扶贫问题探析――以滇桂黔石漠化地区为例 邓廷云 唐志明 《职业技术教育》 2016年第22期 8800字
19825810 我国成人教育学科体系构建研究 张品茹 《中国成人教育》 2016年第15期 6200字
19825811 民办本科院校专业设置的问题、成因与对策 潘奇 阙明坤 《教育发展研究》 2016年第17期 10200字
19825812 民办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发展研究综述 张修哲 谢茂康 2015年第8期 10200字
19825813 开放大学教师专业化发展的若干问题――定位、角色和职责与职业发展 冯立国 刘颖 《中国远程教育》 2016年第8期 12600字
19825814 论高职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心理认同” 邹金霞 《高教探索》 2016年第8期 6800字
19825815 澳大利亚弱势群体技能培训探析 阚唯 《职业技术教育》 2016年第22期 12300字
19825816 中国对非职业教育援助与合作的实践发展及战略意义 陈明昆 张晓楠 李俊丽 《比较教育研究》 2016年第8期 101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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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5856 工匠精神的当代价值意蕴及其实现路径的选择 叶美兰 陈桂香 《高教探索》 2016年第10期 9200字
19825857 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理论的概念体系建构 王良 梁卿 《大学教育科学》 2016年第5期 9000字
19825858 当代职业教育学内涵的突围――基于人权学的研究视角 胡莉彬 桑宁霞 《职教论坛》 2016年第28期 10100字
19825859 普通高中与高职教育的接续研究：背景、逻辑与思路 肖龙 陈鹏 《职教通讯》 2016年第28期 10500字
19825860 职业教育助推“一带一路”战略的先行策略 邓泽民 张源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16年第30期 6600字
19825861 共生理论视阈下职业教育治理模式创新研究 南旭光 《职业技术教育》 2016年第28期 10500字
19825862 深化高职院校招生模式改革的思考――以浙江省为例 雷炜 《中国高教研究》 2016年第10期 12200字
19825863 优化高等职业教育服务产业布局研究 邱少煌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6年第10期 8400字
19825864 区域职业教育合作发展的影响因素 贾敏 胡秀锦 郭燕妮 《职教论坛》 2016年第28期 8100字
19825865 苏南地区中职生职业意识现状调查及其培养 冯胜清 卢敏 《职教通讯》 2016年第28期 8800字
19825866 甘肃民族地区发展职业教育与消除贫困的思考 保承军 岳桂杰 《职业教育研究》 2016年第10期 6800字
19825867 应用型人才培养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体制路径构建 陈正权 全 《职业技术教育》 2016年第28期 10500字
19825868 校内“补差式”顶岗实习模式的构建与实践――以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解太林 孙海泉 王寿斌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6年第5期 10200字
19825869 校企合作职场学习加工有效实践路径探析 徐向平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16年第28期 12300字
19825870 培养卓越的轨道交通创新人才 曹国永 《中国高等教育》 2016年第20期 7100字
19825871 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的功能定位及其实现路径 成军 《中国高教研究》 2016年第10期 10100字
19825872 论学徒制与职业教育的技能精英人才培养 和震 谢良才 《江苏高教》 2016年第5期 11200字
19825873 建筑业农民工职业成长历程研究 沈文 张英 《职业教育研究》 2016年第10期 6800字
19825874 职业教育绿色技能开发的现状、问题与建议 刘育锋 《业技术教育》 2016年第30期 8800字
19825875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提升路径――基于江苏省的实证调查 郑爱翔 刘轩 《职业技术教育》 2016年第28期 8800字
19825876 转型语境下的成人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探略 聂琴 《中国成人教育》 2016年第19期 9800字
19825877 终身教育理论下我国高校成人非学历继续教育研究 李响 《中国成人教育》 2016年第19期 8100字
19825878 学习者和管理者视角下现代远程教育服务质量评价体系研究 张庆堂 等 《中国远程教育》 2016年第10期 13200字
19825879 美国创新创业教育体系的建设与实施 郝杰 《中国大学教学》 2016年第10期 11600字
19825880 美国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与来源分析 张晶晶 《职教论坛》 2016年第28期 10200字
19825881 国际职业教育合作的质量与效益――以中德合作为例 赵志群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16年第30期 8500字
19825882 职业培训在美国移民融入中的作用及启示 杨梦颖 关凤利 《职业技术教育》 2016年第28期 10500字
19825883 美国专业硕士培养现状、特征及争议 范冬清 《比较教育研究》 2016年第10期 99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