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政治时事论文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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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逐步开展主题教学，引导学生主动探索
学政治并不是闭门造车，也不是单纯学习理论知识，相对而言，政治应该是高于生活但同时与生活有极大的联系性的基础学科。在对政治课程的学习过程中，将具体的学习与生活巧妙地联系起来，不但有利于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还有利于将学生的思维从书本中脱离出来，逐渐将自身的视角从理论学习转移到社会生活中来。以近期比较火热的“青奥会”为例，“青奥会”本身与青少年的成长紧密相关，因此，与“青奥会”紧密相关的各类时事新闻均可以在课上以主题讨论会的形式来进行。但是在针对新闻话题展开分析之前，建议教师不要采用传统的教师挑选题，学生被动参与的方式，而应由学生根据时事的变化自行选择与课上内容讲解相关的话题作为材料。此种教学模式，将原本以如何应对答题的知识点固有化和模式化所带给学生的压力，从根本上进行了缓解，枯燥无味的教学开始因为学生的积极主动性而变得更具有趣味性。
(二)巧妙设计课堂内容，融入时事新闻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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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导入时事新闻加深学习印象
根据以往教学经验可知，课堂中对时事政治的引入能积极调动学生的爱国情怀，也在主题教育中提高感情基础，这也在时效性上给予政治课充分的肯定。在针对时事政治的实际教学中，教师首要做到的是导入国内、国际大型事件，继而引入课堂内容，比如：我国现阶段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问题，使同学们利用政治、经济以及哲学等眼光和思路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由此，可以让同学们了解最新社会动态，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教材滞后、枯燥的缺点。
（三）作业与练习中引用时政材料
政治课堂作业或练习能够有效辅助学生巩固知识，但要注重学生的知识运用能力培养。在此情况下，教师应该在教中深入练习，合理带领学生在政治理论的基本前提下，进行对知识的分析和理解并充分挖掘政治内涵。由此，不但能巩固政治的基础性知识理论，而且还能引起学生对时事热点的关注，准确把握时代规律和特征。充分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实现理性与感性的有机统一，更可实现学以致用的目标。
二、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重要性
（一）有助于激发高中生政治知识的兴趣
在实际教学中，吸引学生的最主要的方法就是激发他们的兴趣。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可以实现极佳的教学氛围和效果，一般而言，现今的会对新鲜事物产生兴趣以及好感，可以把新颖、新鲜的事物引入课堂，就会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能够够让学生会作出自己的分析，还能使学生相互间实现评论，进而准确、全面、系统的进行讨论和分析，实现良好的课堂氛围和课堂效果，这也对学会生的总结和归纳知识点最为有力。
（二）有助于转变高中传统政治教学观念
一般而言，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能对有效转变传统政治教学课堂模式，实现全新的政治教学极佳效果。新课改下的高中生不再是知识的接受、传递的主要对象，而已经演变为课堂教学的新主体，由此以来，就要教师在公平、平等、开放的政治教学环境下，充分关注学生的学习爱好和学习兴趣并予以激发，系统合理的引导学生体验和观察社会生活，从而不断提高中生在面对各项问题中的判断能力，积极把改变高中传统政治教学观念引向深入。
（三）有助于高中政治教学的时效性
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具体可表现为以下三点：第一，合理的引入时事政治能完善教材的内容，有助于学生在利用教材内容和方法解决对时事政治的基本问题，并使教材内容形象化、具体化和抽象化，更加便于学生理解。第二，将时事政治引入到实际教学课堂中，由学生在教师的指引和帮助下作出思考和判断，能延伸课堂、丰富知识以及提高学生爱国情怀。第三，时事政治的引入和运用，能使学生在繁忙的学习过程中对社会事件进行关注，有效防止学脱离时代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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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新闻节目中，时政新闻一直都是“重头戏”，其承载大量的政策和信息，代表了党和政府对重大问题的看法、主张和-方针、政策，集重要性、时效性和广泛性于一身，因此，时政新闻是城市电视台成为主流媒体的一个重要标志。如何将时政新闻这一个优势转化为核心竞争力，成为城市台抢得市场份额的有力武器?本文以厦门广电集团《厦视新闻》为例，对城市台在时政新闻的创新、探索作一番梳理。
《厦视新闻》是厦门电视台建台以后自办的第一个新闻栏目。在以往的操作中，《厦视新闻》以传统意义上的时政题材为主，包括会议、领导活动、部门动态等等，前几年《厦视新闻》的收视率与其他新闻栏目相比，始终未见优势。2008年3月31日，栏目进行改版，时长从15分钟增加到25分钟，并且对其标识、色系、标题条、字幕等全部重新设计，同时在报道领域、报道视角和报道方式均进行了调整。2009年在新闻栏目群的收视数据呈整体下滑趋势，《厦视新闻》却逆势大幅上扬。2009年的市场份额为8.63％。改版收效成绩不俗，笔者认为，《厦视新闻》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突破：
一、拓宽报道领域，树立“大新闻”意识
一直以来，城市台时政新闻报道容易出现领域固定、单一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活动报道、会议报道、成就报道、典型人物报道、重大节日报道。枯燥、乏味的报道不免使观众收视兴趣淡然。
《厦视新闻》在实践探索中发现，时政新闻关注点除了领导动态和会议报道，还可以是地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总体进程、社会发展各领域出现的新生事物、民主与法制的进步、思想观念的冲撞与突破、经济、文化建设中的新成就、新问题以及市民生活的新动态等等，特别是要抓住当地领导和群众关注的结合点，为观众提供更有效更具可看性的新闻，并集中时间、力量、篇幅报道，形成声势，使之成为舆论热点和新闻亮点。在这样的节目理念下，《厦视新闻》既保持它原本的使命，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完成主要领导的活动、时政会议、重要部门动态的报道，同时也高度关注了社会民生，诸如应对金融危机、抗震救灾、社会热泌话题等等。2008年，厦门确定援建四川彭州四镇之后。新闻中心主动联系厦门前方指挥部和彭州电视台，组织精干队伍前往彭州采访，推出系列报道“挺起彭州”，这组报道延续至今，反响不俗。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厦视新闻》推出“东进新曲”大型组合报道，反映厦门环东海域开发的新成就。新闻、深度报道、评论、言论多种体裁并举，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和应对金融危机的两大背景下。成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振信心的力作，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主流媒体的地位得以彰显。
二、调整报道角度，体现时政新闻的权威价值
观众之所以对时政新闻提不起兴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新闻报道的切人点没有选择好，这让本来关乎民众的新闻看起来只是政府在自说自话。只要调整报道角度，我们就可以从中找寻不少新闻点，也能得到观众的关注。
1、新闻报道中突出“贴近性”，实现平民化视角
时政报道在操作中需要认真考虑观众的需求和收视心理，在党委、政府要传达的内容和观众感兴趣两者之间找到一个结合点来处理。大体说来，时政报道切人的角度大致可以分为：由热点问题与本地的关注点切人；由新闻背后的故事切入；由事件引发的反思切入；由社会健全发展的关系切入……切人的角度很多，关键是要从民众的需求出发，为他们提供有价值的新闻。
在具体操作上，着力调整电视新闻的报道视角，重点选择“党委政府重视，民众关心”的事进行报道。比如，市政部门经常会举行各种新闻通气会，介绍本部门的工作进度或者工作重点，我们可以从中找到民众比较关注的兴趣点：旧城区改造、公共设施建设、新建道路等等，一个工作简报因此成为民众热议的话题。比如，在厦门人民面对交通难、就医难、就学难的时候，《厦视新闻》推出系列报道“厦门模式再解读”，介绍厦门在建立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和破解“就医难”方面的做法。分别以厦门实现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全覆盖；“一老一小”都有了基本医疗保险；多层次城乡居民医疗保障体系蔚然成形；社区医院“变身”，民众心态“转型”等为题目制成系列报道，通过这一系列报道给市民全方位地介绍厦门的医疗保障体系，方便市民得到厦门的医疗保障体系的救助。这一变化使新闻以一种更广阔的视野，一种以与人为善的姿态，建设性的思路出现在观众面前。
2.挖掘观众深层需求，体现主流媒体的权威价值
除了在选择新闻时要严格按照新闻价值来进行选择以外，时政新闻不能停留在仅仅满足观众需求的层次。很多重要问题，在它的初发阶段很难引起观众本身的主意。观众没有显示出强烈的需求，没有在社会上形成热点、难点、焦点，这些问题就形成了观众的隐性需求。所以，要保持时政新闻类栏目在电视新闻中的主导地位，就要高瞻远瞩，深入报道，发掘难点热点，担当起“社会守望者”的角色。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民众普遍对经济类新闻提升了关注度，厦门广电集团新闻中心将镜头对准我市上上下下应对金融危机、坚定信心促发展的生动实践，并在《厦视新闻》栏目中开辟“坚定信心促发展”专栏，从政策解读、行业逆势成长透析、以及基础设施、重点工程、投资片区建设情况等多角度人手，为广大市民和企业了解政府相关扶持政策和厦门建设发展打开了一扇窗口。《厦视新闻》通过“98贸洽会”、教师节、中秋节、爱牙日、无车日等等节日为由头，制造了一系列有意义的新闻，通过爱牙日、无车日等纪念目的新闻来关心平时容易被忽视的话题，有益于促进社会的文明和对生命的关爱。
三、创新报道形式，提升时政新闻的活力
当前，城市电视台时政新闻报道模式固定、单一，其报道手法、切入角度、报道口径以及画面、语言的风格都非常雷同。这不但直接损害了时政新闻本身的传播价值，而且在观众当中也引发了或轻或重的逆反心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整档节目的收视率。因此，不妨把时政新闻做“软”一点，在报道方式上尽量地人性化、趣味化、形象化，采用观众喜闻乐见的报道方式。超级秘书网
1、缩短新闻篇幅，将几条会议精炼出最主要的内容，缉合成一组，以“要闻快报”的形式集中播发。如此处理，既避免节目出现拖沓的现象，节目的信息量也得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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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思想政治素质
政工师要具备高度的政治敏感性以及坚强的政治责任感，必须能够在重大问题上保持清醒的头脑。第二，则是实事求是，政工师在工作的过程中，需要对所有的员工要保持平等对待，要实事求是的处理所遇到的各种情况与问题。第三，则需要以身作则，政工师一定要严于律己、真诚待人，关心与帮助员工解决所面临的困难，用自己良好的品行和实际行动来感化员工，并以此来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共同的为企业的发展而努力做贡献。
二、加强企业政工师思想政治理论学习的路径与方法
（一）加强政工师的思想政治理论学习
要提高企业中政工师的政治素养与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就必须高度的重视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的学习与掌握，只有熟练掌握思想政治理论的相关知识。才能更好的在企业员工中开展自己的工作。才能为思想政治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培养优良的思想道德修养
要做一个优秀的企业政工师，除了其自身要具备的政治素养与思想政治理论水平之外，还必须重视培养优良的思想道德修养。政工师必须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其中更要做到以德服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对员工起到指导与教育作用。政工师必须要保持良好的工作态度和生活作风，随时的深刻反省自己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且做到严以律己，通过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来为同事和员工树立榜样。
（三）重视实践锻炼
政工师的工作能力与实践才能都是在实际工作中锻炼出来的。通过实践锻炼，能够有效的增强企业政工师的社会责任感并且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觉悟，同时使他们在实践生活中增长才干，而且这还对加强他们的思想政治理论学习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在实践工作的过程中，企业政工师还能够了解当前的国情形势，了解社会现实存在的复杂性，明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艰巨性。通过增强历史责任感与时代紧迫感，海能促使政工师更好的开展日常工作，为企业的发展和整个社会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
（四）自我反思，与时俱进
企业的政工师对于自己的工作生活情况，应该及时的进行自我反思，自我检查与自我解剖。时刻的联系思想政治理论实际，对于发现的工作中所存在的各种问题，应当虚心的听取他人的意见和建议，并以此来不断的完善和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同时在实际工作生活中，要虚心学习以博采众家之长，并根据自己所面临的新情况与问题来采取新的措施，真正的做到与时俱进，以更好的适应政工师所面临各种实际工作，提高思想政治理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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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视建设前期阶段的工程造价管理
这里所讲的前期阶段是指工程项目从可行性研究到初步设计完成止的工程建设阶段。长期以来，人们普遍都注重施工阶段的造价管理，因为从表象上看，工程项目的合同价格形成于施工招标投标阶段，而占造价比重最大的人、财、物的投入主要在施工阶段。但事实上，一个工程项目的决策是否正确，方案是否经济可行将直接影响到整个工程造价。一项数据表明，投资决策阶段对工程造价的影响度达到80%。大量的事实证明，市政项目前期投资估算的偏差是造成其投资效益低下、三超现象屡禁不止的根源。前期工程造价管理的失误也往往为后期施工阶段的技术变更和投资超额留下活口。由此可见，只有加强项目决策的尝试，建立项目优化评选，采用科学的估算，细致做好投资估算，形成投资最高限额，以便有效遏止“三超”现象。但就目前市政工程计价依据而言，缺少工程建设前期评估依据，对做好前期的投资控制带来一定的困难，我们建议省造价管理部门在做好新的市政预算定额颁布实施的基础上，搜集已建的市政工程结算资料，做好市政工程概算定额的编制出台工作，为建设前期阶段提供一个合理的造价确定与控制保障。
二、把握设计阶段造价的重点控制
我们之所以把设计阶段的工程造价管理作为一个重点来进行控制，是因为在投资控制完成后，有效地控制造价就从设计阶段开始。只有在设计工作尚未完成，在设计图纸未交付实施之前就把好工程造价管理第一关，才能为总体工程造价控制打好基础，因为后续的造价控制都是在施工图预算的基础上进行调整的。如果设计人员在设计阶段未能肩负起优化设计与有效控制造价两重担，则势必增加工程不必要的投入，造成浪费。例如一个城市路网改造排水项目，通常采用的施工方法有开槽埋管施工和顶管施工。在设计时我们应当根据现场的路况、土质情况，分析这两种施工方法的合理性，并比较两者的造价经济性后再选用合适该工程的设计方案，而不能想当然，凭自己的想法作决定，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再例如某市政主干道排水设计项目，采用开槽埋管施工，根据地质资料情况分析，在沟槽土方开挖后，采用原土分层夯实回填，就能保证上部路面基层的强度要求，但由于设计人员仅仅根据当地常规做法，未对地质资料进行充分的分析和计算，就采用石粉和石碴回填，这样，不但增加了回填石粉和石碴的费用，还要承担开挖土方外运的额外费用。经过测算，一个采用土方回填只需500万元造价的排水工程，在采用石粉和石碴回填后造价竟然增加了100多万元。这仅是一个工程的例子，如果一个年基础设施投入在几十个亿的地区土质情况相似，均采用以上设计方案，那造价上的浪费则不敢想象。因此，设计阶段的工程造价管理工作不但必要而且很重要，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在设计一开始，就应将控制投资的思想根植于设计人员的头脑中，通过设计阶段开展限额设计、设计方案竞标及运用价值工程原理等优化设计方案，提高设计质量，做到技术与经济相统一。工程造价管理人员在设计过程中要积极参与设计项目的投资分析，能动地影响设计，以保证造价的有效控制。
三、加强实施阶段的造价管理
建设项目实施阶段，即是把设计图纸和原材料、半成品、设备等变成工程实体的过程，是建设项目价值和使用价值实现的主要阶段。据统计，建设项目在实施阶段工程施工费用约占整个工程造价的60%左右，因此工程实施阶段对工程造价的直接影响很大。实施阶段的工程造价管理主要包括三个环节：招标管理、施工管理和结算管理,在这一阶段,本人认为主要应做好以下几点:
1、规范招投标活动，积极推行工程量清单招标。工程项目招投标是项目实施阶段的第一道工序，是确定工程合同造价、择优选取施工单位的关键阶段，因此非常重要。招投标阶段对工程造价的控制重点应放在规范招投标活动和招标方式的确定上，招标评标应实行合理低价中标。随着工程造价体制和管理模式改革，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在全国得到了较好的推广和实施。工程量清单招投标即由招标人按统一的工程量计算规则，计算并提供工程量清单，投标人视自身的技术、管理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以及市场价格进行自主报价。我省应随着浙江省2003版计价依据的出台，配合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的有关规定,制定相应的工程量清单指引,首先在几个较大型建设项目的招投标活动中推行工程量清单计价。工程量清单计价对透明招投标活动、减少施工合同纠纷、推行竞争和以市场定价、控制工程造价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2、认真、严格地对待现场签证。现行的市政工程项目一般都实行监理负责制。作为进驻施工现场的监理人员在熟练掌握现场施工和管理的同时，应熟悉工程造价知识，对由施工单位填写的签证，一定要认真核实后方能签字盖章，对不应该签证的项目不应盲目签证，对施工单位在签证上巧立名目，弄虚作假，以少报多，蒙哄欺骗，遇到问题不及时办理签证，结算时搞突击，互相扯皮的现象应严格审查。市政工程项目的建设，地下隐蔽工程较多，一个不符合现场实际的签证往往对工程造价造成重大的损失。比如，市政道路工程中的石碴基层填筑，石碴方量的计算，一般采用现场丈量体积，按实结算。但如果在丈量时施工单位弄虚作假，或监理人员不负责任，签证时填筑厚度比实际厚度多出10厘米，则对于一个面积在10万平方米的道路工程，石碴方量则增加1万立方米，按石碴填筑综合单价40元/立方计算，则只此项造价就增加40万元。又如，某市政管道开槽铺设工程，在预算编制时，沟槽开挖工作面按每侧1：0.75放坡系数考虑，沟槽底宽按定额规定进行计算，但实际施工时，由于地质、施工方案等因素，沟槽开挖工作面每侧仅按1：0.3放坡系数考虑，沟槽底宽也比原来减少了近三分之一，这样以来，土方开挖量及回填量都比原预算方量少了很多，如果监理人员不及时做好现场丈量签证工作，项目完工后实际结算时工程量则难以复查，只能按定额规定进行结算，从而造成造价费用的大大增加。因此现场签证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就显得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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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必须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思想。教书育人是一种比较枯燥的工作，讲台、粉笔加黑板，站的累、讲的累、写的也累，年轻一点的体力好，能支撑，感觉还好一点；年纪长一点的教师就感觉比较累，如果政治教师少了，课程多了就会累上加累。这种时候，如果没有一种不怕苦，不怕累的思想支持，精神就会崩溃，就会越想越感觉不是滋味，就会不想照亮别人了。所以，政治教师只有在主观上树立一不怕苦，二不怕累的思想，才能在讲台上站的稳，站的正，站出政治教师的精神和品格，站出学生良好的思想道德情操。
政治教师如果做好了以上几点，本身就是一种人格魅力，就会对学生产生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这就是为人师表的良好效果。这就直接教育学生，要爱岗敬业，无私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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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职生对价值观的多元化方向发展，在言行与对事物的评判上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这就与教师的思想产生了不一样的判断，是教师在思想理论上过于传统，还是学生对事物的判断过于片面，如何辩证的判断两种情况，就需要教师从多方面的角度出发，综合考虑，不能仅靠自己的主观意识直接否定。现如今，在市场经济的不断快速的发展下，单纯依靠对与错已经是能评判事物的标准了。所以这就要求中职学校的思想政治教师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积极接受新事物的出现，对自身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改正，深入探究，不断地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完善自己的文化修养。
三、根据每个人的差异，采用区别对待的方式进行教育
在中职学校的政治教学过程中，采取赏识教育要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允许存在不同的见解。正处在中职教育过程中的学生，对人生观与价值观都有着不同的认识，在兴趣爱好与个人能力上都存在着差异，如果还是沿用统一的赏识教育，就会起到相反的作用，所以在实际上课过程中，要求教师要主动的了解每一位学生，根据学生的主观意识与思想道德观念，区别对待，积极采用赏识教育，注意对度的掌握，因人而异。
四、深入挖掘学生的潜能并激发学生的潜能
从教育的角度来说，赏识教育就是对学生进行表扬与赞赏。赏识被分为两种，一种是对已经发生的事物提出赞扬，这种赞扬是对学生的肯定。另一种是对没有发生的事物先提出赞扬，这种赞扬是对学生的鼓励。在实际过程中，通过对学生进行全面的分析，从学生感兴趣的方面入手，挖掘学生的潜能，并激发学生的潜力，最终实现学生成才目的。在进行教学过程中，借助成功的理论基础，把对学生进行的赏识教育看作为对学生的激励教育，向学生介绍他们自身与达到目标之间的差距。教会学生承担责任，激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积极性，在不断的展示自己的过程中，接近目标，最终实现目标。
五、致力于学生的内心世界，引导学生积极思考
在对中职生进行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要坚信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始终确信每一个学生都拥有潜在的能力，都是极具创造力的学生。在发现学生的潜能后，积极鼓励学生，赞赏学生的个人兴趣，鼓励学生发挥自己的特长、鼓励学生在面对教材中的误区进行大胆的质疑，制定目标，不断的进行自我超越。且在中职教师对学生进行中职教育的同时，探索学生的内心，在学生面对问题时及时进行引导，把对学生的赏识教育看做对学生的激励教育。
六、提升中职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师的综合素质与人格魅力
一个具有人格魅力的教师，对中职生的影响也是十分重要的，它是在人与人的实际交往过程中所逐渐建立起来的，它对于学生有着号召力与吸引学生的能力。在对学生进行赏识或者评判时把握好尺寸，依然可以让学生在接受批评的过程中的自信心不受到任何的损伤，在与学生进行交流的过程中对学生达到思想政治教育。在不断地对学生进行培养的过程中，身为中职学校的思想政治教师也要不断的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准以及自己的文化素养，要通过在于学生交流的过程中达到相互信任，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在学生心中建立起威信，且身为中职学校的思想政治教师，还应当要掌握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让自己始终高于学生，在学生提出问题时，教师要能够及时的解答出学生疑惑，让学生对教师产生崇拜的思想，吸引学生，感召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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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良好的生活是什么?什么是人类可欲的生活状态?这都是理性为指引人类努力的方向所提出的问题。也只有在对这些原问题的不断追问、思索、努力实现中，人类才不断超越着现存的生活状态，而有可能获得更高质量的生活。虽然不同时代、文化背景下，人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是不同的、所推崇的核心目的价值也大相径庭，但有一点是一致的：所有人都认为，要实现良好的生活状态，必须具有与之相匹配的秩序；秩序是人类生存中的基础性价值。“除了极少数试图从混乱中渔利的坏人，绝大多数人，不管他来自哪个阶级、阶层，担任何种社会角色，都希望某种秩序的存在。秩序构成了人类理想的要素和社会活动的基本目标。”
一、人类追求秩序的意义
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秩序是人类生活的基本价值，因为人类群体生活的有序、稳定是人类自身存在、延续和发展的前提。“必须先有社会秩序，才谈得上社会公平。……如果某个公民不论在家中还是在家庭以外，都无法相信自己是安全的、可以不受他人的攻击和伤害，那么，对他侈谈什么公平、自由，都是无意义的。”正是有了秩序，人类的其他价值与共同生活才成为可能。
秩序不仅是人们生活的一种环境和状态。同时秩序还代表着人们认识自己的需要。当人类的理性能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开始反思自己生活价值时，就需要求助于秩序的理解。因为“生活本身是变动不定的，但是生活的真正价值应当从一个不容变动的永恒秩序中去寻找。”秩序就是解释人们现实活动的价值和意义之源。在古代，人们为了解释自我生存的环境、确认自己的确定性与在其中的位子，就创立了各种“神话”，把生活环境中各种现象的杂多还原为一种统一、有序。这是人类把握自我生活意义的一种努力，而这种努力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即使当人类社会中出现了权力、统治、国家等政治现象后，即使国家已成为人们自我组织生活的最高形式，现实中的人成了人们的统治者，生杀予夺；人们仍然需要一种作为价值尺度和意义解释的秩序，甚至这种需要变得更为迫切。因为人类需要对自我的生活安排进行辩护，并且需要对自我生活的安排进行指导。正如恩格斯所言，人一方面是必然的存在，他必须遵守外在环境的客观规律，但同时他还自由的存在，他可以在认识、尊重必然的基础上，把自己的意志投射到对象中去，可以通过实践来影响、改造环境：而秩序作为对人类整体活动的反思和把握，正是指导人实践活动的需要。因为秩序意味着对事物连续性、规律性的认识，意味着对事物各个组成部分的整体把握，意味着把事物放在确定性的价值序列中，对它存在意义的确认。因此，科学家把秩序的存在当作他们的假设前提，哲学家是把反思秩序作为自己工作的开始和目的。而政治(哲)学家，为了指导政治实践、引导人们过上更优良的生活，也需要对人类赖以依存的生活环境安排进行反省、形成整体上确定性的把握，他们一直在对什么是良好的政治秩序进行着孜孜的探求。从古代中国儒家的理想：“有道之世”；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符合最高善的城邦，到中世纪符合上帝意志的国家；从霍布斯的“利维坦”、康有为的“大同世界”，一直到当代罗尔斯正义观念下的“良序社会”。人们追问秩序问题就是在表达不断超越现实，追求更优良生活的愿望。
政治秩序是从整体上对政治生活的一种反思、把握，由此所形成的认识对于政治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上个世纪90年代前后，前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突然解体震惊了全世界：人们纷纷对此重大事件展开研究和反思。政治学界认为此事件充分证明了一点：“政治秩序”是人造的，而不是仰赖于其他超验因素(上帝、自然)；人的因素在政治秩序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因为人可以把一个政治秩序安排得好一些或差一些、稳定一些或脆弱一些；人们对政治秩序的理解与调整决定了一种政治秩序在面对环境变化、发展时的存亡，决定了该政治共同体所有成员的命运和生活质量。因此，需要对建构一种优良、稳定的政治秩序的各种条件进行充分的研究，需要探讨实现良好政治秩序的各种可能性，并借鉴各国的经验。
二、政治秩序的政治哲学意义
政治生活需要秩序，政治理论家也偏爱着秩序，“历史表明，凡是在人类建立了政治或社会组织单位的地方，他们都曾力图防止出现不可控制的混乱现象，也曾试图确立某种适合于生存的秩序形式。这种要求确立社会生活有序模式的倾向，决不是人类所作的一种任意专断的或‘违背自然’的努力。”这可以说是人类本性的需要，它体现在人类实践活动的历史中：而对应于此的理论家也继续着人类对于秩序的依赖与推崇。“没有一位政治理论家曾主张一种无秩序的社会，也未曾有那位政治理论家提议以不断的革命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从逻辑的关系上说，正是由于人类群体生活或者政治生活离不开秩序。秩序才成为政治实践和政治学研究的可欲价值与基本问题。
而且，如前所述：“人(应当)是什么”、“政治秩序(应当)是什么”这类问题属于对人类自身存在状况的反思活动，它是人类永恒的问题，不可能有一个确定性的判断结果，因此我们在讨论这类问题时所使用的方法也具有不同的要求。正如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与玻勒马霍斯、色拉叙马霍斯讨论“正义是什么”的问题时，苏格拉底自己并不提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他只是在不断地指出其他人具体定义的矛盾之处。这并不是苏格拉底的狡猾策略；卡西尔指出，这是一种新的认识方法：它不同于以往人们对物理事物本性的认识，那可以通过对各种客观现象的观察与描述来形成：而对人类本性的认识，必须通过一种“对话式的亦即辨证的思想活动”才能达到。也就是说，真理不是某种现成的东西，它不可以被思考者静态地完全把握：正像柏拉图所说的，往一个人的灵魂中灌输真理，就像给一个天生的瞎子以视力一样是不可能的。真理“它必须被理解为是一种社会活动的产物”，它只呈现在人类理性的不断探究，不断地超越狭隘、错误，不断地把认识向前推进的过程中。因为人被宣称为是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态度中。
其实，我们讨论政治秩序问题，在根本上也是对人类自身生活状况的一种反思活动；它不可能存在着一种确定性的最终答案。它需要我们理性的坚强，通过不断的对已有认识的反问和自我否定，而推进我们的探索。人类的认识也才由此趋近于“真”，人类的实践生活也才由此不断地获得更多的“善”。
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秩序还承载着人们更高的期待；人类对政治秩序的追求决不仅仅是追求一种统治的形式，人类追求的是一种符合其道德判断的政治生活安排。正如斯特劳斯指出的：“如果人们不按照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标准，认真地提出明确的或含蓄的主张，也就是如果人们不按照某种善或正义的标准去衡量政治事务，人们也就不会理解政治事务是什么。”当我们开始认真反思作为我们整体生活安排的政治秩序时，有关价值判断(正义)的问题就同时发生了。英国学者巴里(Brian Barry)指出：“柏拉图对正义问题的追问，可以说开创了西方政治哲学的传统。可是，只要是一个社会的社会成员对他们赖以依存的社会安排进行深入思考的时候，这一问题便不可避免地发生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可以这样说，人类组织自我的群体生活就是具有秩序的群体生活，而之所以要进行这种活动，是因为它能够带来一定可欲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对正义价值和秩序概念的自觉，都是人类对自我群体生活反思的开始。因此从一开始人们就把政治秩序与人们良好生活的观念绑定在一起。它们不仅在认识上体现着人类自我认知和反思，同时在社会实践中还具有着密切的一致性、统一性：
首先，政治秩序所体现的理想价值。是社会整合的基础。
整合相对于分歧、分离，它是指一定范围内的个体在一定程度上服膺于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规范准则，从而个体的行为表现出一定的一致性、可预期性与和谐；因此，只有当一个社会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规范准则，它才能在整体上呈现出有序、和谐的状态。这是社会实现整合的一种良好、可欲的方式，罗尔斯对此比较赞同。他曾经讨论过如何实现社会整合的方法，主要列出了三种：一是我们可以称之为目的论的学说，它们以某种全整性学说为基础，认定了人类个人、群体生活的某种终极目的，个人、群体的一切有意义活动都应当以它为皈依，它就成其为社会整合的基础。罗尔斯举出古典学(如亚里士多德)、基督教传统(如阿奎那)以及古典功利主义为例。第二种就是霍布斯式的权宜之计(modus vivendi)：在所有人完全为自己的利害考虑的情况下，产生在现有条件下大家均可接受的某种秩序安排，形成社会整合。第三种就是罗尔斯自己提倡的“政治自由主义”：冲突各方可以对适用于社会基本架构的政治性正义原则形成重叠共识，以此作为社会整合的基础。麦金太尔也总结过人类为规范行为、实现社会整合，所存在的几种不一样的实践合理性标准：一方认为，在实践上是合理的，就是要在计算每一种可能的选择方针及其结果对人自身的损益之基础上行动。而对立的一方则认定，在实践上是合理的行为，就是要在任何有理性的个人――即能够有不带任何自我利益特权的公平个人――都会一致同意去服从那些约束下来行动。第三方也会争辩，认为在实践上是合理的，就是以一种能够达到人类终极善和真正善的方式去行动。我们姑且不论这些文明、思想传统的优劣得失，但这两位不同阵营的自由主义者、社群主义者共同支持的是，以特定的价值判断作为社会全体共享的一致标准，使得人们可以合理地调节彼此的行动、形成整体的有序和谐，同时使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能够接受以此为基础的社会共同的制度和基本框架安排。
这实际上就是罗尔斯所认识到的正义的社会作用，他说一个正义概念要实现它的社会作用。就必须使公民都具有良知，拥有大致相同的信念，大家通过认可由这个正义概念所支撑起的慎虑的框架。而体认到彼此的观念是充分的融通在一起。建构此正义概念的目的，就是要满足社会生活中的实践需要；并为公民评判公共制度的正当性，提供一个共同的平台。在这里，价值判断作为人们共享的观念，它成为个体与整体之间联系的桥梁，是形成稳定政治秩序的基础。关于这一点的认识，亚里士多德早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他说：“城邦以正义为原则。由正义衍生礼法，可凭以判断[人间的]是非曲直，正义恰正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后世很多学者也都发现，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我们都没有超越亚里士多德，而且亚氏这个思想也同样适用于我们今天，如麦金太尔就感叹“当亚里士多德把正义誉为政治生活的首要德性时，他这样说就是指出，一个对正义概念没有实际一致看法的共同体，必将缺乏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必要基础。这种基础的缺乏也将危及我们自己的社会。”
这里我们不去讨论亚里士多德的正义与我们今天正义内涵的区别，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古今皆同的是：这种价值判断对于政治秩序的存在的重要意义，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从个体对整体的需要看，公民需要对整体生活安排进行一定的评判，整体生活安排必须经受人们实践合理性的拷问、具有公共认可的正当理由的支撑，成为人们一致接受的公共生活形式。另一方面，从整体对个体的要求来看，整体生活安排要求个人对其规定形式的遵从，而当整体具有价值正当性的证明时，它进一步要求个人对其的服从具有一种内在的约束力，这就是政治义务的产生。正如罗尔斯所说的：“……一个基本的自然义务是正义的义务。这一义务要求我们支持和服从那些现存的和应用于我们的正义制度。……如果社会的基本结构是正义的，或者相对于它的环境可以合理地看作是正义的，每个人就都有一种在这一现存的结构中履行自己职责的自然义务。”政治义务的形成，可以说是政治秩序在个人处得以稳定的标志。从此，我们就可以看出价值判断在形成政治秩序中的重要作用。罗尔斯一直把这种价值判断的形成看作是形成“良序社会”的核心，他的良序社会的三方面内涵完全是围绕着正义而展开：其一，在该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接受、且知道所有其他人也接受相同的正义原则；其二，它的基本结构――也就是说它的主要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以及这些制度如何共同适合于组成一种合作系统――被人们公共地了解为、或者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它能满足这些理由；其三，它的公民具有正常有效的正义感，所以他们一般都能按照社会的基本制度行事，并把这些社会基本制度看作是公正的。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人们公共认识到的正义观念确立了一种共享的观点。从这一共享的观点出发，就能判定公民对社会的要求是否正当。在罗尔斯处。正义不仅是政治秩序存在的前提，而且也是建构政治秩序的核心内容、维系政治秩序的保障。在这个意义上，罗尔斯苦心经营的正义理论，实际上是在建构当代政治共同体的基本公共秩序。
其次，政治秩序所体现的价值判断，代表着人们所追求的可欲的生活理想。
人类生活的本质是合目的性的生活。任何理性健全的个人、共同体，都对自己行动、生活的意义有着一套清晰的解释，这种解释无不指向于他们判断为良好的目的。因此，斯特劳斯在解释人类的“政治现象”(the politeia)时说：“生活是一种指向某种目标的活动；社会生活是一种指向只能由社会去追求的目标的活动；为了追求社会这种特定的、全整性目标，就必须以符合这一目标的方式把社会加以组织、排序、建构与安排……。”这种目标其实就是善、正当(正义)。按照伦理学的术语，当人们用符号来表达某种目标是可欲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判断这个目标是善的、正当的；“善是客体有利于满足主题需要、实现主体欲望、符合主体目的的属性。意味着：善乃是人或主体的一切活动或行为所追求的目标 ……‘善意味着：它是适合选择或追求的客体。’”人类的实践活动都是以这种判断来进行指导的。无论一个人希望选择任何职业：教师或者商人等等，他确立的目标对自己而言都是善的；人类政治生活的所有活动，无论是为了维持守成还是为了变革图新，也都是如此。正如斯特劳斯所指出的那样，在我们希望维持现状时，是要预防向更坏的方向发展；当我们期待变革时，是希望情况变得更好(善)些。一切政治活动都受到这种善、恶判断的支配。当我们开始自觉地反思这种善的观念，明确地把握对它的认识。并主动把这种对善的认识运用于指导我们自己的活动，那么这种善的观念就不再是一种意见而成为了人类具有确定性的知识。人类的所有活动都是以这种善的知识作为指导，“所有的政治活动本身都是以善的知识――关于良善生活的知识、关于良善社会的知识――为指向、目的。因为良善的社会就是完美的政治性善。如果这种指向、目的明确了，如果人们把获得关于良善生活和良善社会的知识作为明确的目的时，政治哲学就产生了。”
篇10
作者：叶世隆 张根生 张伟 单位：云南中医学院
英•甘地(1966年—1984年)
1.绿色革命的实施1966年尼赫鲁的女儿英•甘地上台执政，面对迅速增长的人口和日益严重的粮食危机，英•甘地调整了尼赫鲁的农业发展战略，开始逐步在全国采用以技术变革来带动农业生产增长的新战略即“绿色革命”。所谓“绿色革命”，就是在特别的地区，采取增加农业投资，引进现代农业生产技术的办法，提高农业生产率，以促进粮食生产。具体说，就是选择耕作条件好，雨量充足又有一定水利基础设施的地区，采用优良品种、化肥、农药和灌溉配套的现代农业技术，以及必要的农业机械，大幅度地提高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自绿色革命实施以来，印度政府在高产品种的使用和推广、化肥的使用、农药的施用和农业机械化方面取得显著的进展。在高产品种的使用和推广方面:1966—1967年度，印度使用高产品种的农田面积为189万公顷，1971—1972年度上升到1540万公顷，到1980—1981年度达到4310万公顷;在化肥使用方面:1960—1961年度，印度生产的全部化肥为15万吨，消费量为29.2万吨，进口量为41.9万吨，到1980—1981年度，相应的数据分别是300.5、551.6和275.9万吨;在农药的施用上:1960—1961年度农药的消费量是6000吨，到1980—1981年度为45000吨;在农业机械化方面:1961年，印度每10万公顷耕地的拖拉机可得量是20台，1970年上升为60台，1980年时为270台。同期，印度的电动水泵是131台、817台和2286台;每公顷耕地的用电量为5.5度、23度和71度。一个最显著的成果是到1978年，印度已经在低水平上解决了粮食自给。对印度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同时又促进了农业资本主义发展，增加了就业机会，提高了下层人民的收入水平。尽管绿色革命的成就斐然，但是也存在着局限和不足之处。绿色革命主要在基础设施较好的几个地区取得成功，致使地区发展不平衡加剧;作物产量增长的不均衡，小麦的单产和总产量有很大的提高，粗粮的产量和面积只有微不足道的增加，豆类生产几近停滞。由于只注重粮食作物的增长，经济作物中的油料作物因为技术落后、播种面积有限，产量不能满足国内需求，每年都需要进口大量食用油;在绿色革命中受益最大的是大农，农村中的小农、边际农和无地的农业工人由于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投资现代农业，只分得了绿色革命的残羹冷炙，农村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大农在农村中的地位进一步巩固。由于经济上的弱势地位，导致了农村政治结构发展的不平衡，基层的政权组织为贫苦农民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微弱了。增施化肥导致土地肥力下降，大量农药的施用，对环境造成了一定的污染，也不同程度上破坏了生态的平衡。2.的继续进行英•甘地政府在农业发展上实施绿色革命的同时，在土地制度改革方面又作了一些新的努力。英•甘地在1967年的十点计划中提出迅速实行措施，重点放在实施土地最高限额上。采取这项措施的目的是想获得剩余土地，让更多无地和少地的人得到土地。实行土地所有最高限额，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60—1972年为第一阶段，1972年以后为第二阶段。第一阶段各个邦并没有按要求执行中央政府土地限额的原则。结果土地依然由大土地所有者把持着，土地占有不平衡的矛盾十分突出。针对60年代前后制定的土地所有最高限额法收效不大的情况，印度政府要求各邦重新修正的最高限额法不迟于1971年1月24日生效。有17个邦制定的土地最高限额法降低了土地限额标准(见表3)。1972年7月23日，国大党政府在德里召开各邦首席部长会议，制定了“国家指导路线”。根据“国家指导路线”，各邦大体上都对原有土地所有最高限额法进行了修改，从此进入了实行土地最高所有限额的第二阶段。随着土地限额法的实施，印度政府共获得剩余土地734.8万英亩，449.2万英亩分给了415.2万人。在分得土地者中，有203.3万人(占45%)是表列种姓。这次改革和60年代相比虽有一定的进展，但是进展仍是缓慢的，同预期的目标相距甚远(表略)。连印度计划委员会也不得不成认:“规定最高限额的计划在实施当中被冲淡了。法律本身存在各种缺陷，法令生效和实施的拖延、迟缓都造成了大规模的逃避。作为规定限额的主要目的———以合理的价格向农民分配土地———基本上是失败了。”印度政府希望通过来改变农村生产关系、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做法又一次未能实现，农民的土地问题只是部分得到解决。
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
绿色革命实质上就是一场农业生产技术革命，提高了印度农业生产力，增加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产量，实现印度粮食低水平的自给。但是，印度粮食总产量小，人均占有粮食低，生产率低且增长缓慢。据有关资料显示，印度农业生产率明显低于世界许多国家。印度农业生产率低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技术因素。技术因素中有:灌溉设施的缺乏、化肥使用的限制、高产品种推广的局限、植物病虫害防治、农业机械化程度低、水灾和土地侵蚀等。二是制度因素。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应用是以生产部门的现代制度为基础的，如果建立具有创新性的制度，它能鼓励农民采用先进的技术。制度因素主要有:的局限、农村债务、市场体系不健全等。这样，由于技术、制度以及技术和制度的相互作用导致了印度农业生产率低。
篇11
现实表明，中国证券市场的许多层次和环节都出现了问题和偏离。本文借用生态学的概念，把中国证券市场比作一个生态系统——股市生态。现在出现的问题，说明中国股市已经发生了严重的生态失衡，证券市场生态的治理fgovernanceofecol0gYforsecuritymarket)已到了非进行不可的关键时刻。下面对中国证券市场生态及其治理进行分析。
一、股市生态现状
周小川(2004)等采用“金融生态”的概念，论文来比喻金融运行的外部环境，它主要包括经济环境、法制环境、信用环境、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等。金融生态囊括了企业诚信、会计准则、法律制度、征信体系、地方政府按市场规律办事等内容。尽管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的金融生态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一些制约金融健康发展的外部因素尚未得到根本改善，当前的金融生态还存在四方面的主要缺陷：金融市场体系的不完善、法律环境不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滞后、直接或间接的执法不力。
证券市场是整个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股市生态也是“金融生态”的一个重要分系统。股市生态本身又包括许多分生态系统和“食物链”。这好比是一个大海，有浮游生物，有水草，有小鱼、大鱼等，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生态环境。在股市生态系统里，有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生态”，散户
和机构投资者之间关系的“投资者生态”等。比如，股市中机构投资者与散户之间的关系就是自然界中大鱼和小鱼之间的关系，“食物链”非常简单。要使“大鱼”能够维持正常生存，就应该使“小鱼”保持足够多的数量，否则，“小鱼”被吃光，“大鱼”也无法生存。
美国股市生态和我国股市生态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们有丰富的“水草”——E市公司红利，“大鱼”不一定要靠吃“小鱼”来维持生命，而且可以直接吃丰富的“水草”。而我国上市公司的分红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即使分红多数也是圈钱的陷阱，股票分红对投资者没有吸引力。也就是说，美国的股市生态的食物链比中国长而复杂，而我国股市生态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系统。
我国股市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带来问题的严重性凸显在各个方面。
多年来，与证券市场深度下调如影随形的是，层出不穷的“股市黑幕”和花样翻新的“金融诡计”时时冲击着投资者孱弱的信心，证券市场生态环境已被逼向“严重失衡”的境地。
上市公司高管频繁出事是近年来资本市场上一道令人尴尬的风景。硕士论文而作为金融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又严重地影响着整个金融环境。不完善的金融生态孕育了高管们违规的土壤，于是一个恶性循环的金融生态出现在众人的视野。
银广夏等案件又表明，在上市公司“造假流水线”的各个环节上，提供信息的金融中介——证券分析师、会计师、律师们都发生了道德风险行为。不光是公司治理出了问题，“公司治理的生态”(ecologyofcorporategovernance)也出了问题(李曙光．2002)。
股市低迷、道德滑坡、信用危机等现象的出现，与经济快速发展也极其不协调，并已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强大因素。市场交易中因信用缺失、经济秩序问题造成的无效成本已占到我国GDP的10％～20％，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每年高达数千亿元。
如同自然界的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会导致自然灾害一样，股市生态破坏以后，股灾的频率必然增加。现在，由于生物多样性的被破坏，我国股市已经出现生态环境恶化的后果。我国股市在2000年以前的10年间，发生过一次“危机”时刻和两次“紧张”时刻。但我国股市在2000年以后的几年间，已发生过两次“危机”时刻和两次“紧张”时刻。比较而言，我国股市危机的发生频率有了明显提高，股市危机的发生激烈程度也有了明显提高。
我国股市的运行安全主要受到两个方面的严重威胁：一是粗放式、掠夺式股市发展模式造成股市生态环境的全面恶化，正严重威胁我国股市的运行安全；二是我国股市的流动力提供机制正遭致不断破坏与削弱，同样已严重威胁我国股市的运行安全。
二、股市生态失衡成因
中国股市生态出现严重失衡，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制度原因，有文化原因，也有社会背景等方面原因。
首先，中国股市的生存危机是一种复合危机，是由多种因素组合并且具有多重影响的深层制度危机。正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股市的基本制度缺陷在长时期中被忽视、被容忍、被放纵，使得市场中的消极因素日益累积、相互交织，积极因素不断削弱、相互掣肘，以至于最终演化为危及股市根基的全面生存危机。中国股市已经成了没有自身供求关系、没有价格决定基础、没有内在选择空间的混乱与无序的市场。
其次，我国信用制度十分薄弱。当前，中国人均受教育的程度、职业道德、社会公德、信誉和风气方面都存在着诸多缺陷。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信用经济。信用危机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市场经济秩序的混乱，影响社会的稳定。
信用制度为股市制度之本，一个没有任何信用的股市就正如吴敬链先生所说的连赌场都不如。但是，虚假报表、黑幕交易、价格陷阱、伪装上市、合同欺诈、假冒伪劣、地方保护等恶劣行为不时动摇着信用的基石。中国证券管理层在一系列基本制度创新上，错失机遇，在套牢了整个市场的同时也套牢了自己；上市公司的造假、银行的连环担保、政府官员的寻租、证券公司挥霍挪用保证金等等的全行业危机交织在一起，使市场的信用基础已经丧失殆尽。这些负面因素对中国股市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负面影响，导致中国股市所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环境——社会环境、舆论环境与心态环境——都出现了自股市产生以来从未有过的严峻局面。信用的缺失，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基础，动摇了市场存在与发展的信心，挫伤了投资者的积极性，侵蚀着社会的公平正义。
再次，我国证券市场连年走低，固然与股权分置等深层次问题和结构性矛盾迟迟未能妥善解决息息相关，但市场违法违规盛行而投资者保护公信力孱弱显然也是重要原因。大量事实表明，在公司治理失灵、法律失灵、监管失灵等现象仍在一定范围内普遍存在的情况下，优质上市资源和资金资源的外流，更加重了这层隐陇。在此情况下，如果相关惩戒措施未能对弱势群体予以特别保护，以使其能够“与强共舞”，强势主体也因未受到足够的约束而拒绝与弱势群体和平共处，则中小投资者这些“小物种”将因受不到保护而黯然离场，其“生态灭绝”也会使基金、券商等机构这些“大物种”因缺乏“游戏玩伴”而孤独致死。
此外，我国股市的生态危机也有深刻的社会背景。一是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方面的某些固有矛盾，在民主法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在社会转型、利益调整中被放大、激化；二是中国正处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根据后发国家的发展经验，处于这一时期的国家普遍都会遇到因为转型而带来的各种经济社会矛盾。2003年，我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达到1090美元，2004年人均GDP达到1269美元，2005年达1703美元①。根据国际经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处于1000—3000美元这一时期，也是社会矛盾尖锐化时期、社会问题多发期、社会最不稳定期；从收入差距来看，基尼系数上升到O．4，就超过了国际警戒线标准，虽然这只是一种可能，但确有不少国家基尼系数超过0．4
①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以后就进入了一个社会不稳定期，甚至发生大的社会动荡。
许小年有关中国股市制度建设“金字塔”的观点，与股市生态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认为，中国股市缺乏资本文化、法律、监管、公司治理机制——四层制度体系的支持，这个体系应当是一个“正金字塔”；中国的现状恰是一个“倒金字塔”型制度结构，这样的资本市场无法发挥应有功能，而且其发展不具备可持续性。位于“金字塔”最底层的是资本文化，包括股权文化和债权文化，具体表现为社会意识、社会道德和社会风气等对资本市场的支持，这是资本市场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在全社会都接受的和谐的资本文化基础上，需要一套完善、有效、独立的法律体系；“金字塔”自下而上的第三个层次，是完善、有效、独立的监管体系；监管体系之上，位于制度体系最上端的，是公司治理机制。
公司治理机制是保护投资者利益最直接的制度安排，它的有效性依赖于其他三项制度基础的坚实程度。在现实经济中，如果资本文化的意识薄弱，法律体系和监管体系也不完善，因此，也就很难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
在许小年看来，这是一个倒置“金字塔”型的制度结构，而中国资本市场正是在这样一个制度环境中运行。结果是上面的市场规模越大、公司越多，倒塌的可能性就越大。这样的资本市场不仅无法发挥应有的功能，而且其发展不具备可持续性。
三、股市生态治理
由于中国股市的生态危机是一种复合危机，股市生态的治理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远见、需要决心、需要措施、需要执行。
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必须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一个和谐的证券市场，改变过去政府及上市公司对投资者只讲索取，不讲回报的常态，建立起一种彼此共生共荣的环境，追求共同的利益，即以法制为依归，构建各个利益主体都能得到均衡、和谐保护和发展的证券市场生态环境。
对证券市场的功能也要有正确认识。职称论文《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即国九条，2004年2月2日颁布)提出，证券市场要“促进资本形成、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所有这些功能都在实体经济中。一句话，股市要为实体经济服务，股市不能自我循环、自成体系。股市发展得怎么样，光看指数、交易量、开户数是不行的，最终要看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实体经济中长期资本的形成，要看在多大的程度上促进了实体经济中的资源优化配置，要看在多大的程度上促进了实体经济中的结构调整，要看在多大的程度上完善了公司治理机制。只有大家形成这样一个共识，资本市场才可能健康地成长。
同时，要使股市的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改观，必须做好以下几点工作：
第一，必须推进股权分置改革，巩固股权分置改革的成果。虽然解决股权分置不是万能的，但不解决股权分置是万万不能的；
第二，切实促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改善公司盈利状况。这是证券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根本所在；
第三，积极推进证券公司的综合治理；
第四，科学发展机构投资者；
第五，完善证券市场的法制建设，加强政府监管力度。
其中，调整股市结构、改善公司盈利状况、强化政府监管，是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健全中
国股市的必由之路，只有三管齐下，才能够使中国股市走上良性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波涛．谁来为低迷股市提供流动力[J]．证券市场周刊，2004(12)
[2]邓妍．中国股市制度结构本末倒置[J]．财经时报2004(3)
[3]杜亮．许小年：我从来都没主张过激进改革[J]．中国企业家，2004(4)
[4]李曙光．公司治理的生态危机[J]．财经，2002年(16)
[5]刘松．低效率股市投资理论及制度创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篇12
在教学中我充分发挥学生的联想去揭示汉字的造字原理和字形、字义的关系。通过直观手段、形象语言、生动故事，把一个个抽象的汉字演化成一幅幅图画，或一段段小故事。
如教“游”时，我一边讲故事，一边在黑板上逐一写出笔画：一个小孩子(子)戴着一顶游泳帽(丿一)，在方形的水池里游泳。
如学“呆”时，有个学生说：“一个人张大嘴巴(口)，像木头一样一动不动，原来他是发呆呀。”
在这样的识字教学过程中，既培养了学生仔细观察的习惯，又发展了形象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
2.借助字谜，乐记字形
在识字教学中，为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有时我先给出谜面，让学生尝试写出字形。如：教“王”字时，告诉学生：“王”就是“一”加(＋)“一”。怎么写呢?孩子们动手动脑，拼拼凑凑，就已经掌握了。
此外，我还设立“编字谜有奖”作业，激励学生观察字形，展开联想，自己编字谜。这样的作业避免了学生单调枯燥的重复抄写，有趣味性，有创造性。如“头戴一顶帽，忠实又可靠--实”；“十张口，一颗心，猜猜看，动脑筋--思”；“山上山--出”；“工人力量大，建功立业少不了他--功”等。
二、丰富想像，鼓励创新
1.给生字配画，让生字充满活力
在生字字形教学中，我不失时机地让学生发挥自己的想像，给生字配上“身体动画”“思维动画”，运用想像，让字在脑海里如动画般流出来，让一个个静止的生字都活起来，初步培育他们的创新能力。
2.见生字质疑，激活创新意识
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重要的环节是培养学生的质疑能力。
有一天，一个学生问我：“老师，‘篮球’不是用竹子做的，可‘篮’为什么是‘竹’字头的呢?”我趁机说：“这么平常的一个字你就能提出这样高深的问题，老师真佩服你!如果你也能解答出这样高深的问题，你就更不同凡响了。回去想想好吗?”
第二天，他告诉我，通过上网找资料，他果然找到了其中的奥秘，而且在全班同学面前做起小老师，使他感到十分自豪。
三、拓宽途径，培养能力
1.自作“识字课本”
学生日常生活中常常碰到食品、饮料的包装、家用电器的广告，还有各种报刊杂志的刊头等。这些都是儿童识字的最好材料。让他们收集起来，剪剪、画画、贴贴，就成了图文并茂的“识字课本”。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动手、动脑，收集、整理、编排，正是一个创造的过程。
篇13
现行的村民自治实践所暴露的农民公民意识不强，是由深层次的经济原因决定的。马克思认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过去把社会存在主要归结为生产方式是不全面、不准确的。马克思认为，社会经济发展三形态(或三阶段)对人们的意识其有决定性影响，为我们解惑意识之谜提供了一把钥匙。自然经济(农业经济)是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本特征。它是权力集中、人身依附关系，与此要适应的“人治”等级观念，特权思想，奴卑意识赖以存在的基础。在现代社会中，经济落后的第三世界及不搞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程度不同地存在此类现象；交换经济(马克思虽然没有使用市场经济的概念，但实质上已经揭示了市场经济的本质和规律)是以物的依赖性人的独立性(即人依赖于物的价值形态——货币，但人的人格是独立的、自由的)为特征。亿万次交换既是破除自然经济——人身依附关系的利器，又是形成独立、自由、平等的基础与前提。交换的主体必须是独立、自由(不能把一方意志强加于另一方0、平等(地位平等、内容等价——或认为是等价)交换才能正常持续恒久地进行下去。社会主义从原来经济落后的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超越了市场经济阶段，实质上是在现代经济(世界范围内)条件下放大了自然经济，从而在很多方面不自觉地把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的某些观念当作社会主义的意识来坚持。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市场经济体制写进与宪法只有近十年时间，对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过程来说只是暂短一瞬间。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农民缺乏政治民主与公民意识是十分自然的。具体表现如下：
1、缺乏法治观念。中国农民老实，“权大于法”的观念仍禁锢着农民的思想和行为。农民还较普遍地习惯于行政越权安排。特别是一些基层政府的行政人员中仍认为村委会是乡政府的“腿”，是自己的行政下属，而广大村民也习惯接受“上级”领导，即使侵犯了自身政治权利，也很少感到有什么不对，即使感觉到了也能容忍。
2、缺乏自主、自立。在一定意义上，村民自治是国家对村民的一种民主承诺，村民委员是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并要求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种以村民个人权利为本位的村民自治体制，要求村民逐步树立自主、自立意识。因为村民有了强烈的自主、自立的主人翁意识，行使国家赋予的种种权利和应尽的各种义务，村民自治才能落到实处。
3、缺乏合作意识。中国农民最大的特点是善分不善合。善分，并非是中国农民的弱点。西方人比东方人更善分，中国农民分到家庭为止，西方人分到个人。中国农民的天然弱点在于不善合。他们只知道自己的眼前利益，看不到长远利益，更看不到在长远利益基础上形成的各农户间的共同利益。所以不能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形成超家庭的社会、经济等联合体。个人在面对强大政府的种种不公时，往往表现出无能为力。在村民自治实际中，很少有村民个人能够与其它同胞联合起来影响或改变政府或村委会的想法或决定，不知道这样的合作是增加自己的影响力的有效办法。
4、缺乏权利责任意识和独立人格。公民之所称“公”，不但要意识到自己和他人都有不可剥夺的自由平等之基本权利，而且还在于每一个公民都有相应的、无可推御的社会责任，公民权利与社会责任不可剥夺，不可回避，不可转让，公民不但有责任和义积极参与与共利益相关的公共事宜，还有责任对公共权力机关进行认可，监督和支持，不断促进完善政府的工作，使政府职能既要到位又不越位。而农民在村民自治过程中的种种心理和表现，反映出我国大部分农民还停留在传统的官管民的思维中，没有意识到每一个人作为公民，有不可剥夺的自由平等之权利。在农民村级选举中，许多人对村级领导班子评价不高，意见甚多，愤愤不平，但对基层选举却又缺乏参与热情，不肯积极地通过选举来改善村民自治的权力运行，认为选举没有太大作用。大部分农民缺乏强烈权利责任意识和独立人格，不能正确利用国家赋予自己的选举权利，不善于、不敢于用法律抗拒来自乡政府或宗族的种种不合理要求，认为自己“人微言轻”，只好默默地忍受种种不公。农民缺乏独立人格，进而缺乏充分的民利意识，使得奠基于政治参与基础之上的村民自治的发展失去了内源性动力。
二、培养农民向公民意识转型的具体对策
村民自治的主体由于缺乏公民意识，致使作为乡村社会民主政治发生了异化变形，实现向公民意识的转型，根本上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冲击农村的自然经济结构和落后的小生产方式，为农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转型奠定社会经济基础。同时要大力发展农村的科学技术，实现农村工业化，为农民意识向公民意识转型奠定物质技术基础。
第一、加强法治教育，为农民意识向公民意识转型奠定思想基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尤其需要一种具有“主体自由追求和自律精神”相统一的公民意识，它在法律上表现为：一是主体地位意识。我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公民的绝大多数是国家权力的主体。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因此，实际生活中这一点往往被遗忘和颠倒，变成了“当官的为民作主”，人民的“主人”意识由此被削弱和淡化。因此，必须强化人民权利意识，维持人民权利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加强公民的权利意识教育。坚信法律具有极大的权威和最高的效力。简言之，就是“法律至上”观念。认识到法律是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基本手段，一方面，唯有法律才能充分保障公民的权利，另一方面，只有法律才能制约权力的运作，防止权力的滥用。正因为如此，法律才被人们信仰，由此生发出公民自觉的守法精神和护法精神。这种精神是法律信仰的灵魂，它要求公民不仅遵守法律，更重要的是把守法内化为道义上的一种义务，变被迫守法为自愿守法，由强力守法到良心守法，由他律守法到自律守法，并把这种行为视自己应承担的义务，把维护国家法律制度的严肃性、权威性，当作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