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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前提条件是清楚的，即一个好的运行环境是有利的，而一个坏的运行环境则是有害的。但是，针对组织问题和目标，人们喜欢聚焦于利益相关者及其关系的影响，而尽量简化利益相关者所处的混乱和复杂的背景环境。许多学者就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地讨论，并且Vidgen等（1996）将利益相关者定义为能够影响一个人类或非人类组织单元的政策，或者受到一个人类或非人类组织单元的政策影响的所有人类或非人类组织单元。虽然此定义可能有失公允，但是其目的是想引起人们对利益相关者所处环境因素的重视。尽管Rowley从社会网络的视角切入了对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的研究，重点关注了网络密度和中心性，实现了对于二元关系视角的超越（Rowley，1997）。但是，他过分关注网络的整体属性而忽视了利益相关者分析所坚持的主体属性分析，使得网络中节点间互动关系中的结构和行为要素无法进入分析范围。林曦以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融合关系行为和网络结构维度，得出了一些整体结构分析无法得出的结论和启发（林曦，2013），但是她并无法清晰阐释利益相关者互动行为的发生机理及其过程。这种情况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利益相关者网络结构形态模型缺乏对利益相关者主体行为的影响、承受和表现载体的考察，即利益相关者行为运行环境。基于此，本文试图引入行动者网络理论重新构建利益相关者网络结构形态模型，弥补传统社会网络模型的缺陷，拓宽对于利益相关者及其行为分析过程的理解。ANT有利于帮助匹配影响组织成功的利益相关者（人类主体）和其运行环境（非人类主体），其贡献在于明确了利益相关者网络结构及其形成机理，因为它强调谈判和协商的作用，并承认非人类主体作为组织、群体和个体环境的重要性，将人类主体和非人类主体共同纳入网络结构形态模型当中。
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法国学者MichelCallon、JohnLaw和BrunoLatour为代表（巴黎学派）的社会科学家共同提出了行动者网络理论，为诸多学科领域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思想和理论。ANT认为应该平等地看待“人”与“非人”的网络要素，通过“异质性”网络模型刻画社会实体之间的关系，并认为网络结构环境对单一行动者提供了机会和限制，以及个人、群体或组织的行为受到了其他网络行动者关系的影响。此外，ANT强调联合整个行动网络的价值，重视行为主体之间的利益协调与整合，主张通过社会行动者之间的沟通、谈判、协作等社会互动行为来将社会冲突转化为秩序，为研究利益联盟网络的形成提供独特的视角和方法（王爱民等，2010）。行动者网络理论是以三个核心概念为基础，分别为行动者、广义对称性和转译。ANT将有主观目的和意图的人类主体和非人的观念、资本、科技等主体认为是行动者，即任何可以改变事物状态的东西。这些“异质性”行动者构成了网络的基本要素，具有一定的影响能力。广义对称性认为应该克服传统社会学中的二元划分，整合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以完全平等的方式对待网络中的“异质性”行动者，打破以人类行动者为中心的传统思维。转译概念是ANT的中心，是事实建构者给出关于他们自己的兴趣和他们所吸收人的兴趣的解释，反映了行动者之间相互作用的途径以及其网络形成的过程，并且刻画出在构建网络过程中利益嵌入的特征。转译成功的关键在于每个行动者都获得满意的角色，将处在各个领域的异质性行动者联结起来，构建起一个处于动态稳定的网络。行动者网络理论，又称为转译社会学，认为只有过转译才能构建起行动者网络。行动者网络的构建并不是原有预定的行动者简单组合，而是每一个行动者的利益、角色、功能和地位都在新的行动者网络中重新加以界定、安排和赋予。1986年，Callon通过对圣柏鲁克湾的海扇贝养殖案例的分析，描述了一个由海洋学家、渔民、海扇贝、海湾以及多样的技术等元素所构成的网络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并辨出五个转译的关键环节，分别为问题呈现、利益赋予、征召、动员和异议。在此转译过程中，还应设立一个强制通行点（ObligatoryPas-sagePoints，OPP），OPP是指核心行动者的问题成为实现其他行动者目标或利益的必经之点，是所有行动者进入网络的唯一选择。在此研究基础上，许多学者通过结合特定的研究问题和情景进行了对应的行动者网络转译分析，那么针对城市环境污染问题，城市环境治理异质行动者网络的转译和构建过程可如图2所示。根据图2可知，城市环境治理异质行动者网络的人类行动者包括政府、企业和公众，分别代表国家、市场和社会力量，而非人类行动者则包括生态、政策、资金和资源等，并且一般由政府部门承担着核心行动者的角色，因此OPP可设定为治理环境污染，实现清洁环境。尽管这些转译环节看似分开的，但是它们并不总是可分的，有些环节可能会重叠。此外，成功转译后所构建的网络也有可能遭到某些因素的破坏，并且一旦网络结构发生变化，新的转译将重新开始，更多利益需要再次协商。总之，转译是一个实体引导其他实体朝其所期望的目标前进而必须经过的路径，并最终说服其他行动者被征召和动员进网络。
四、城市环境治理利益相关管理过程分析
城市环境治理是一个基于“满足-理解-管理（Meet-Understand-Manage）”的过程，其中多方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和知识将被关注和采纳，而不仅仅只是规则制度（Parr等，2003）。城市环境治理的概念内涵表明其需要解决两个基本问题：多元利益主体的作用范围和正当角色；多元利益主体采取什么样的行为来达到城市环境治理的目标。同时，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过程还应充分考虑某些条件影响因素，如社会文化、政治、法律、技术、时空和生态等。也就是说，城市环境治理利益相关者管理应该符合地方背景和实际环境情况。那么，行动者网络理论通过平等地看待人和非人行动者，将所有影响核心组织目标实现的要素纳入到网络中，因此城市环境治理也可认为是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网络组构过程，即多方利益相关者的不同利益取向和行为方式在其运行环境背景和条件下透过转译建构起一个动态稳定的异质行动者网络。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一个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城市环境治理利益相关管理过程分析框架，并说明了其具体步骤和详细内容，请见表1。根据表1可知，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城市环境治理利益相关管理过程试图将治理理论、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融合在一起，通过良好的城市环境治理利益相关者管理，提升城市环境治理效率和水平，以期创建一个推进城市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过程，其具体步骤如下：
1.明确治理对象并界定所需解决的核心问题。
目前，我国城市大气、水和土壤污染治理最为紧迫和重要，并以大气污染治理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考虑到不同的环境污染问题具有不同的属性特征，如污染来源、途径和方式等，明确具体的治理对象是有必要的。ANT表明应该将问题呈现作为转译的第一阶段，而问题呈现是围绕核心行动者进行的。尽管政府不再是城市环境治理的唯一主体，但是以政府主导的国家力量依然是城市环境治理的核心主体，是不可替代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因此，以政府环保部门为代表的国家力量应认定为核心行动者，即核心利益相关者，其急需解决城市环境污染问题，以实现城市环境清洁的目标。然后，根据核心行动者的目标，设置一个强制通行点（OPP），将核心行动者的问题成为其他行动者目标实现的必经途径。
2.识别利益相关者的关键利益以及各自差异。
城市环境治理要求治理主体多元化，即除了政府外还需要其他行动者参与到治理过程中。Carole提出在城市治理过程中政府应将更多基础设施和服务的提供义务和责任转移给其他组织，如企业、NGO和公众，强调开发和管理不同类型的组织间网络的必要性（Carole，2001）。同时，国家、市场和社会三元理论也表明了城市环境治理不仅只是政府干预，还应该发挥市场和社会的调节作用。基于这一宏观选择范围，并结合核心行动者的问题，辨识出城市环境治理的利益相关者，并明确各自的关键利益。其次，界别利益相关者在资源、权利、意识和知识等方面所存在的差异，有利于进行合理的利益赋予、征召和动员。此外，还应明确利益相关者在网络中为了达到其所期望的目标所需排除的主体障碍。
3.勾画人和非人异质行动者的网络关系图谱。
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三者协调稳定发展，并且这种平衡会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城市环境治理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取向和选择。因此，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经济效率、社会公平和生态和谐三者应该确定为异质行动者网路的系统属性，即系统行动者。一般而言，利益相关者行为分析包括利益相关者的实际行为、合作意愿和冲突威胁。那么，这就有必要首先界定和明确利益相关者的行为选择范围和行为期望，并且辨识出能够影响利益相关者行为的其他非人类行动者，包括政策、资金、资源和其他等。最后，在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的基础上，初步勾画出行动者之间的网络关系图谱。
4.赋予利益并进行网络行动者的征召和动员。
根据资源依赖理论，依赖体现了组织与其环境之间的利益交换关系，并且这种利益交换是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进行的。分析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资源依赖，有利于理清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和行为关系，以进一步识别利益相关者行为支持/反对态度和认知相似度，为转译过程中的赋予利益环节提供可靠的基础依据。然后，根据核心行动者的目标，赋予其他网络行动者利益或角色，以激起其加入网络的兴趣，并召集所有异质行动者，进行初步的讨论和协商，以达成行动共识。从国家、市场和社会的逻辑出发，设计人类和非人类异质行动者的互动机制，并动员所有行动者进入到治理网络当中，实现城市环境治理行动者网络的初步建构。最后，辨析和评估核心利益相关者目标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目标的内在契合度，并重新识别和定位利益相关者群体的核心价值，以巩固和稳定异质行动者网络。
5.制定具体的利益相关者管理策略和计划。
如何制定利益相关者管理策略是利益相关者管理研究的重要问题，特别是不同利益相关者类型匹配不同的管理策略。因此，结合异质行动者网络建构过程，分别从个体（合作意愿和冲突威胁）、关系（兼容性和必要性）和网络（网络密度和核心组织的网络中心性）角度，制定具体的利益相关者管理策略。然后，分别针对整体和具体的利益相关者，制定详细的利益相关者管理计划，以利于城市环境治理工作的有序进行。此外，通过采用听证会、座谈会和专家论证会等，评估城市环境治理利益相关者管理策略和计划可行性。
篇2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工业化技术向农村生产领域的渗透以及城市污染向农村地区的转移，农民自身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在城市环境趋于好转的同时，农村环境却逐渐恶化，这不仅干扰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更直接危害农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而且环境问题没有城乡差别，日益严重的农村环境问题在波及城市环境的同时，更会通过农业食品链条给城市居民的身体健康带来隐患。因而，关注农村环境，致力农村环境问题解决，不仅仅是农民的事情，而应得到全体社会成员的关注。
自上世纪以来，农村环境问题作为“三农”问题的重要内容受到党和国家政府的高度重视。2008年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电话会议，把农村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放在了十分突出的地位，而且随后国务院在其转发的《关于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中指出：“开展农村环境连片整治，是加快推进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重要举措，是生态建设示范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现阶段建设农村生态文明的有效途径。”[1]以此为契机，农村环境问题治理得到了国家、各级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注并得以在我国广袤的农村大地轰轰烈烈地开展。与此同时，我国学者也一直关注农村环境问题，他们认真调查农村存在的环境问题，仔细分析农村环境问题的成因并具体设计农村环境问题的解决对策，并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以学术论文的形式体现出来，以供我国农村环境治理工作实践借鉴。
尽管我国政府对农村环境问题高度重视，我国学者对农村环境问题的解决也极为关注，但我国的农村环境治理工作并未取得实际成效，农村环境问题依然严重，这一切都昭示着我国在农村环境治理环节存在着阻碍我国农村环境治理工作开展的某种问题，只有找出这一问题并加以解决，才能推动我国农村环境治理工作顺利进行。为此，笔者在概览学者关于我国农村环境治理的学术文章的同时，又深入苏北农村地区进行调研，对苏北地区农村环境问题的范围、种类及其成因进行了详细了解和深入分析，发现我国农村地区环境治理工作踟蹰不前的症结所在，那就是无论是我国政府，还是国内学者，其在农村环境问题的认知环节出现了偏差或错误，没有正确把握我国农村环境问题涉及的范围、存在的类型以及产生的根源。为了消除我国农村环境治理的障碍，有效推动我国农村环境治理工作的顺利开展，需要认真分析当前我国农村环境问题存在的认知误区并及时加以纠正，为此，笔者以在苏北地区农村的实际调研资料为基础，并对照我国学者有关农村环境问题的理解观点，对当前我国农村环境治理环节中存在的关于农村环境问题的认识误区予以具体分析，并提出相应的纠正对策，以期能扫除我国农村环境治理停滞不前的基础，以推动我国农村环境问题的根本解决和农村环境治理目标的最终实现。
二、我国农村环境问题的认知误区
由于受到传统环境保护和治理观念的影响，再加上社会各界缺乏对农村及其环境的深入了解，而且在当前“城市中心主义”的模式下，国内民众在用看待城市环境问题的眼光来看待农村环境问题的同时，又把本具有同质性的农村环境问题看作是不同于城市环境问题的异类，在此种观念和思维模式的影响下，国内民众在理解农村环境时难以避免地会出现认知偏差。具体而言，当前国内学者对我国农村环境问题的认知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误区：
1.对农村环境问题的认知范围不全面。由于人类最早接触的环境问题是污染问题，而且长期以来人们所关注的城市环境问题也主要是城市污染问题，再加上农村环境问题进入人们的视野而获得关注也是因为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严重，因此，我国学者在关注农村环境问题时便将农村环境问题等同于农村环境污染问题，而忽视了农村环境问题所包含的另一重要内容，那就是农村资源和生态的破坏问题。与城市不同，农村地区的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都直接和自然界发生关系，无论是农民的正常生活，还是农业生产的正常运行，都离不开农业资源的合理维持和农业生态系统的有效维护，一旦农业资源和农村生态系统受到破坏，其给农村乃至城市环境带来的危害并不亚于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因此，要解决农村环境问题，就不仅要关注农村环境污染问题，还要关注农村资源以及生态保护问题。但事实上，我国民众在关注农村环境问题时，只关注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对农村资源及生态所遭受的破坏问题却少有涉及，反映出我国民众包括学者们目前对农村环境问题的认知范围还比较狭隘，无法认识农村环境问题的全部。
2.对农村环境问题的认知类型不彻底。为了充分认识环境问题，并依据不同环境问题的各自特征采取针对性的解决对策，经过对环境问题的逐步了解，我国学者按照相应的标准对环境问题予以相应分类。如依据人类对环境影响的方式，可以把环境问题分为环境污染问题和资源破坏问题；按照被影响的环境要素予以分类，可以把环境问题分为水环境问题、大气环境问题、土壤环境问题以及生物环境问题等。[2]依据上述分类，我国学者对环境问题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针对性解决措施，这对环境问题的顺利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上述分类还无法满足农村环境问题的彻底解决，那就是目前国内民众对面源性环境问题的认识仍然不足，无法满足农村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所谓面源性环境问题，和点源性环境问题相对，是按照环境问题产生源的确定与否而区分的一对环境类型，其中所谓点源环境问题，是能够具有确定产生源的环境问题，对于此类问题，只要查明该问题的源头并对其源头进行治理，环境问题即可消除。而对于面源性环境问题，由于其产生源无法确定，与点源环境问题有很大区别，而且由于面源性环境问题发现较晚，尽管目前学者对农村面源性的环境问题已有所认知，但还存在一些认知误区。具体而言，当前社会对面源性环境问题的认知主要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误区。首先，我国民众对面源性环境问题分布范围的理解有错误，许多民众认为面源性环境问题只存在于农村，城市里不存在面源性环境问题，甚而有学者把面源性环境问题作为农村环境问题区别于城市环境问题的重要特征加以研究，并主张要创新农村环境保护的法律制度来应对农村的面源性环境问题，但事实上是，在我国城市也存在面源性环境问题，其中城市居民生活所带来的污染问题就是典型的面源性环境问题；其次，尽管我国国内社会对农村点源环境问题和面源环境问题作了区分，但却没有厘清二者的实质不同，因而在治理面源性环境问题时也没有有效的对策，要么避而不管，要么把点源性环境问题的治理和面源性环境问题的治理混为一谈，用点源环境问题的治理模式来处理面源环境问题，从而使农村的面源环境问题无法得到针对性的治理，阻碍了农村环境问题的顺利解决。
3.对农村环境问题的根源认知不准确。针对农村环境问题的产生根源，国内的学者展开了大量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观点，而且有不少学者的观点具有一致性，看似发现了农村环境问题的产生根源，但笔者通过对苏北五市农村环境问题的调研，发现上述学者的观点与农村环境问题的现实存在一定偏差，他们并未准确发现农村环境问题产生的真正根源。具体而言，当前我国学者对于农村环境问题根源的认知主要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误区。误区之一：农民环境意识不强。当前许多学者认为农民环境意识不强是农村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但笔者认为，尽管农民环境意识不强与农村环境问题的产生有一定的关系，但如果将其归结为农村环境问题存在的根源则实在言过其实，甚而存在错误。为了验证这一问题，笔者对苏北地区农村村民的环境意识进行了问卷调研，在笔者所做的调查问卷中，除了个别村民对农村的环境问题漠不关心之外，大部分村民在表示对过去良好农村环境的怀念和留恋之时，都表达了对当前农村环境问题的忧虑和关注，他们对农村大气、水、土壤以及生物资源发生的不利变化都有切身体会，都有改变当前环境状况的愿望但都苦于无能为力。这一调查结果充分表明了农民的环境意识并不缺失。而近期在浙江、福建以及江苏地区出现的群体性环境事件也直接表明了当地农村居民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以及对自身环境权益受侵的焦虑，同时也是对“农民环境意识不强”论的有力反击。由此可见，农民环境意识不强并不能作为农村环境问题的产生根源，农村环境问题的根本解决也不能寄希望于提高农民的环境意识上面，因为农民的环境意识本来就不低。误区之二：农村环境法制建设不健全。众多学者把农村环境法制建设不健全作为农村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认为当前我国环境立法体系中有关农村环境的立法缺失、农村环境执法体系不健全以及农村司法救济途径不通畅是造成农村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诚然，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城乡差距比较大，在法制建设方面农村地区滞后于城市也并非没有可能，而这对农村环境保护工作也可能会起到一定的掣肘作用，但是，如把农村环境法制建设不健全作为农村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来进行解读，则不仅无法发现农村环境问题产生的真正原因，更会将农村环境治理工作引向歧途，反而会阻碍农村环境问题的解决。因为农村环境问题的真正原因是城乡二元化模式造成的结果，要想真正解决农村环境问题，就必须消除城乡二元化模式，在城乡一体化视野下实现对城乡环境的同等保护、同等治理，[3]而那种“农村环境法制建设不健全以及对农村环境单独立法”的论调看似对农村地区予以特别优待、特别保护，但实质上依然是在延续着城乡二元论的基调，不仅有害，也无必要。这是因为，首先，从立法层面上讲，由于农村环境问题和城市环境问题并无本质的区别，当前我国的相关环境立法不仅在城市地区可以适用，在农村地区也可以适用，如果立法有缺失的话，也应该是全国层面的缺失，而不会单单是农村地区缺失，因而没有必要单独为农村地区的环境立法；其次，对于农村执法机构和司法机构的建设，目前的机构设置已足以承担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重任，如再在乡镇一级设立相应机构，不仅不能实质性地改善农村地区环境执法和司法状况，而且还会增加农村地区环境执法和司法成本，白白浪费国家的执法和司法资源。由此可见，在农村地区，环境问题的处理并非无法可依，而环境执法机构和环境司法机关也并不缺失，反而是在城乡二元结构理论影响下，国家的环境保护法律无法在农村地区顺利实施，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和违法不究的现象对农村环境问题的加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应引起国家、社会和学者的关注。
三、我国农村环境问题认知误区的纠正
我国农村环境问题的认知误区严重阻碍了国家、社会对农村环境问题的正确认识，导致国家难以针对农村环境问题采取有效的解决措施，直接影响农村环境问题的顺利解决。因此，要想彻底解决当前我国农村地区的环境问题，就必须纠正我国农村环境问题存在的认知误区。
1.全面把握农村环境问题的范围。要解决我国农村环境问题认知范围过窄的问题，就必须全面把握农村环境问题的范围。同城市面临的环境问题不同，农村除了面临来自于农业生产、农民生活以及工矿企业所带来的污染威胁的同时，还面临着上述环节所带来的资源退化、生态失衡等环境问题，而且由于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的特殊性，其对资源、生态的依赖性要远大于城市的生产、生活。由此可见，除了污染会对农村的生产、生活活动造成影响之外，农村资源可持续利用以及农村生态系统的维持平衡对农村地区生产、生活的正常进行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不仅要关注农村存在的环境污染问题，更应关注农村地区的资源退化和生态失衡问题，而且我们在设计措施来防治工农业生产以及农民生活对农村环境造成的污染的同时，更应关注农村资源以及农村生态系统的保护问题，在设计农村环境保护措施时，要将农村污染防治、农村资源养护以及农村生态保护综合考虑，将三者予以一体化的制度设计，如此方能有望全面彻底地解决农村环境问题。
2.彻底认知农村环境问题的类型。如文中所言，当前我国农村环境问题类型的认知误区主要存在于公众对农村面源性环境问题的认识层面上，因此，为了彻底厘清农村环境问题的类型，有必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明确农村面源性环境问题的相关内容。首先，要明确面源性环境问题并不是农村地区特有的环境问题类型，在我国城市也存在面源性的环境问题，只有明确这一点，我们才不会把农村环境问题当作异类而将其孤立于城市环境之外，并且还可以从城市面源性环境治理实践中吸取有益的治理经验。其次，要深刻理解点源性环境问题和面源性环境问题的区别，从理论上讲，任何环境问题都有其产生源，因而从实质上讲面源性环境问题也是点源环境问题，只是由于面源环境问题的产生源具有随机性、移动性，难以查明和确定。另外，还有一些面源性环境问题的产生源单独不能造成环境危害，而是众多面源性环境问题的产生源共同交织作用才造成了环境问题，这都和传统的点源性环境问题有区别，因而在治理面源性环境问题时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传统点源性环境问题的治理模式中使用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以及责任追究制度无法在面源性环境问题领域适用，需要对此种问题单独研究，单独处理。为此，我们可以借鉴城市面源性环境问题的治理经验，把面源性环境问题的治理当作公共服务而由国家承担，发挥政府在面源性环境问题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增加国家在面源性环境治理过程中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以促进农村面源性环境问题的顺利解决。[4]
3.正确认识农村环境问题的根源。我国农村环境问题的根源既不是农民环境意识不高，也不是农村环境法制建设不全，而是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所带来的城市和农村环境保护问题上的差异所致。在此种结构模式的调控下，我国对城市和农村地区的环境实行差别化管理，致使农村地区的环境保护标准和资金投入都低于城市，农民的合法环境权益也常常受到漠视，我国城市环境逐步改善的同时，农村地区的环境则趋于恶化，并使人产生了“农民环境意识不强，农村环境保护法制建设不全为农村环境问题成因”的假象。[5]因而实事求是地讲，成因与其说是农民环境意识不强，倒不如说是城乡二元模式下农民合法环境权益被漠视，农民环境知情权、参与权、请求保护权得不到保障的结果；与其说是农村环境法制建设不健全，倒不如说是城乡二元模式下政府在农村环境保护中的地位缺失，致使农村环境保护标准降低、农村环境保护投入不足造成的，甚至在农村个别地区出现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
因此，要真正消除农村环境问题的根源，彻底解决我国农村地区存在的环境问题，就必须要取消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模式，在环境保护问题上实行城乡一体化建设模式，实现国家对农村、城市环境的一体化考虑和同等保护。具体来说，对于农村地区的点源性环境问题，要严格执行现有的环境保护法规，真正发挥法律的调控作用，切实保护农民的合法环境权益；而对于农村地区的面源性环境问题，则要增强政府在农村环境保护中的主导性作用，增加政府对农村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并通过政策扶持和财政激励等物质引导措施向农村引入“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生产生活方式，从经济上鼓励农民采取健康、环保的生活方式，利用财政支持在农业生产领域大力推广生态有机农业和循环经济模式的应用，控制农药、化肥的使用并减少废物向农村环境中的排放，只有如此，才能彻底解决农村地区的面源性环境问题。
结语
由文中的论述可知，要彻底解决农村环境问题，就要全面理解农村环境问题的范围，彻底把握农村环境问题的类型并准确分析农村环境问题的根源，这样，我们才能针对目前的农村环境问题采取有针对性的解决对策。但正如文中所言，我国农村环境问题的根源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模式，只有废除这一模式，农村环境问题的解决对策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可喜的是，伴随着人们对城乡二元结构弊端的深入认识，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日益引起社会的关注并得到国家政府层面的认可和采纳，目前我国各地都围绕着户籍、经济、环保的城乡一体化问题开展了理论性探讨和实践性探索，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已成为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潮流，在此背景下，我国环境保护领域的城乡一体化建设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这让我们看到了彻底解决农村环境问题的希望。
参考文献：
[1]徐培华，包文兵.当前农村环境整治存在的问题及思考[J].淮海文汇，2012，（1）.
[2]吕忠梅.环境法导论（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6-7.
篇3
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活动的场所，也是向人类提供生产和生活所必须的自然资源的供应基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明确指出：“本法所称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动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其中，“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就是环境的科学而又概括的定义。它有两层含义：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所说的环境，是指以人为中心的人类生存环境，关系到人类的生存与毁灭。同时，环境又不是泛指人类周围的一切自然的和社会的客观事物整体。比如，银河系，我们并不把它包括在环境这个概念中。所以，环境保护所指的环境，是人类生存的环境，是作用于人类并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外界事物。
（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环境这个概念也在发展.如现阶段没有把月球视为人类的生存环境，但是随着宇宙航行和空间科学的发展，月球将有可能会成为人类生存环境的组成部分。
二、环境问题可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由于自然环境因素的破坏和污染所引起的。如：火山活动，地震，风暴，海啸等产生的自然灾害，因环境中元素自然分布不均引起的地方病，以及自然界中放射物质产生的放射病等。
另一类是人为因素造成的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破坏。在人类生产，生活活动中产生的各种污染物(或污染因素)进入环境，超过了环境容量的容许极限，使环境受到污染和破坏；人类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时，超越了环境自身的承载能力，使生态环境质量恶化，或出现自然资源枯竭的现象，这些都属于人为造成的环境问题。我们通常所说的环境问题，多指人为因素造成的。当前人类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于是人们呼吁“只有一个地球”，“文明人一旦毁坏了他们的生存环境，他们将被迫迁移或衰亡”，强烈要求保护人类生存的环境。环境问题的产生，从根本上讲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伴生产物。具体说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由于人口增加对环境造成的巨大压力；
2．伴随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产生的环境污染；
3．人类在开发建设活动中造成的生态破坏的不良变化；
4．由于人类的社会活动，如军事活动，旅游活动等，造成的人文遗迹，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的破坏，珍稀物种的灭绝以及海洋等自然和社会环境的破坏与污染。
三、环境治理和保护
在环境治理和环境保护方面，郑州市这几年下了很大的工夫。对于母亲河的治理就已经略见成效。2007年5月，总书记亲临黄河视察工作，黄河市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我们一定要把她治理好，一定要把环境治理好。
以前，由于自然因素和人为的破坏，黄河两岸的环境一度非常恶化，绿城经常在开春的时节会经受一次又一次沙尘暴的洗礼，而我们的母亲河也在很多河段出现了断流的现象。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今天，在人们日益追求生活环境优化的今天，城市环境艺术设计和环境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激化了。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研究，可持续发展战略已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我国也将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城市环境艺术设计的生态设计”正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在设计领域的一种战术回应，城市环境艺术设计也因此从观念转变到理论建构乃至设计，创作的方法技巧等方面都必将得到重大的发展。此间，“生态经济”，“生态产业”，“生态美学”及“生态建筑”等新概念应运而生，冠以“生态”的各种词汇频频出现在各行各业的文本中，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实现城市环境艺术设计的生态设计绝非易事。
城市生态环境系统规划是在城市发展战略或城市总体规划纲要指导下相对独立的规划体系，与城市总体规划同步进行。从宏观到微观可分为：
城市生态环境系统规划———绿色空间系统规划———环境设计三个层次。每一层次含空间性质，功能，生态质量，绿化，环卫，人群特色及景观风貌等研究内容。
1．制定城市生态环境系统建设的总体目标。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城市生态环境系统在不同发展时期的生态平衡质量，绿化水平，社会服务及特色风貌等指标，在定性的基础上逐步定量化，使目标体系具有可操作性。
2．城市人群休闲行为的研究和预测。其中包括价值观念，心理需求，文化取向；人口规模，人口特征(年龄，职业，性别，消费层次等等)；人群在城市空间系统中的流动，集散和停留时间等规律；休闲方式选择与休闲文化取向。
3．城市生态环境空间序列规划。对城市的生态绿色空间进行调整，空间规划从用地规模，空间规模，空间序列组织，空间视线及环境效益等方面综合研究，形成“点，带，场”相结合的空间系统。这些空间包括有：城市广场，主要步行街道，城市滨水地带，公共绿地，居住小区绿地，大型建筑庭院及市郊农产品绿地等。
4．城市空间环境功能规划。包括生态效益功能，活动利用类型(游憩，娱乐，运动，集会，展示，分隔，交通……)，人流及文化艺术表达等各项功能。规划同时要对城市各主要空间作出系统的主次功能的认定。
5．城市特色风貌的规划。在总体特色风貌目标的控制下，充分考虑环境主要空间的艺术风格和文化主题等方面的规划。
6．绿化规划对空间进行全面的指标控制。基于各空间功能，生态指标，建设条件确定各空间绿化指标时效要求。绿化指标包括绿化覆盖率，绿地率，郁闭度及叶面系数等。绿化规划要对各主要空间值等特征加以规定。
7．局部空间环境规划。对城市“绿色空间”的人口容量进行测算，制定生态环境目标(空气，湿度，土壤，灰尘，噪音及风等)和环境保护治理的措施。
8．城市生态环境系统与区域生态系统的关系。城区与郊区绿地系统的协调关系，区域空间调节关系，休闲人口流动的关系等等。
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的开发和建设现今已经即将完工，首先从设计和规划上来说就是与国际接轨的，世界著名建筑师黑川纪章对整个新区的建设做了一个全面而又详尽的规划和设计，无论是从制定城市生态环境系统建设的总体目标、城市人群休闲行为的研究和预测、城市生态环境空间序列规划、城市空间环境功能规划、城市特色风貌的规划、绿化规划对空间进行全面的指标控制、局部空间环境规划、城市生态环境系统与区域生态系统的关系等等这些入手，都是将城市环境艺术设计和环境很好的融合到了一起，很好的解决了当地环境和城市环境艺术设计在某些问题上的矛盾。
很好的解决环境问题和城市环境艺术设计，美化环境，造福子孙后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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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现状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的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伴随着经济发展的同时，环境以及由环境引发的问题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痼疾，由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近年来高发不断，据环保部原总工程师、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杨朝飞透露的数据显示：“自1996年以来，环境群体性事件以年均29%的速度递增”。环境群体性事件尤以城市环境群体性事件更广泛、更复杂、影响更大。这些规模巨大的城市环境群体性事件给当地的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有的甚至演化为暴力事件，出现人员的伤亡，城市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频繁发生，不仅暴露出当前工业化以及城镇化改革进程的一些遗留问题，更暴露出各级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职责的缺憾，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广大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作为公众“委托人”行使权力的政府的权威性受到了挑战。
二、城市环境群体性事件高发的原因
（一）地方政府唯GDP是首务，缺乏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观
理性“经济人”总是在追求自己经济利益的同时不断增进社会的利益或集体的利益，当然，地方政府追求自身的发展也就无可厚非，但是片面追求以GDP为代表的经济发展，缺乏环境保护的意识，这就很容易引发环境利益和经济利益方面的冲突，这也是近年来城市环境群体性事件不断高生的一个重要原因。GDP不仅是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一把重要标尺，同时，也是一个地方经济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更是完成年终目标的重要凭证。为此，各级地方政府大量引进企业项目，而在项目的监管跟进过程中，一方面，政府对于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的设立审批存在一定的骄纵，出台各种各项优惠政策，有些政策甚至与当地的特色经济发展相冲突；另一方面，在发现企业有违法排污或造成对周边环境的污染后，政府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就潜在的纵容了企业的这种行为，为后期的环境群体性事件埋下了不定时炸弹。
（二）信息不对称，决策缺乏科学性和民主性
信息不公开、不透明导致了民众与政府和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政府要上一个项目，几乎政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民众要等到项目开工才知道，民众以及相关的利益者没能参与到决策的过程中，民众有表达自己利益的权利但没有表达的机会，有的在环境风险评估的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的行为，有的甚至没有环境风险评估，在没有考虑对周边环境带来潜在的风险下，仅从经济效益角度考虑就做了相应的环境风险评估报告，这样的决策科学性受到质疑，同时也为潜在的环境群体性事件埋下了祸根，地方政府本应该为广大的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项目的发展也能带动当地的就业问题，“多赢”的本质却出现了“多输”的局面，多方的利益格局被突如其来的事件打破，这样的后果是决策不民主造成的，是意外却又是在情理之中，没有公开透明的信息，没有科学而又民主的决策，企业在追求自己利益的本能下很可能越走越远，民众的环境权利渐渐被侵害而得不到相应的补偿，环境权利的诉求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回应，极易采取极端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三）企业追求经济利益，缺乏社会责任感和环保意识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企业片面追求经济利润，缺乏社会责任感和环保意识，忽视了对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周边民众的生命健康财产的影响，这也是近年来城市环境群体性事件高发的重要原因。企业追求最大化的利润是无可厚非的，但要实现科学可持续的发展就必须得以人为本，只有在实现人的利益最大化从而带给企业的利润最大化，才能使企业持续健康的发展，获得持久的利益。很多的化工和重金属企业，本来就对环境带来很大潜在的危害，在当地政府的保护下就直接排污或者有环保设施不用而交纳低额的污染费，这些企业缺乏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环保意识，使得周边的环境渐渐恶化，以致使得民众的生存健康权和经济权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民众不得不聚集起来向企业或政府声讨自己的权益，在多次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情况下，民众的不满情绪积聚爆发，使得出现了打砸企业设备，捣乱工厂，围堵交通要道，甚至出现暴力群体性事件。
（四）政府公信力下降，民众环境权利意识提高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成就有目共睹，温饱问题已经成为过去式，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是逐级上升的，在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得到满足后人们开始逐渐追求更高层次的生活，开始注重人居环境的质量，更多注重精神上的享受，维权意识也在逐渐提高，相反，政府的公信力却受到人们的质疑，各地的反PX项目集体事件常有发生，为什么谈到PX人们就开始恐慌？这要归结于地方政府的职责，在引进大型化工项目时，没有充分考虑潜在的环境风险和对周边民众健康以及经济的影响就匆匆上马，演绎的却是一出出环境群体性维权事件，广州茂名反芳烃项目游行示威就是在历年各地PX炼油等项目遭民众抗议的引导下进行的，项目的“秘密开工”导致了对政府的不信任，民众不得不聚集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单光鼐也认为政府公信力下降是近年来环境群体性事件高发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有效预防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关键是提升政府的公信力。
三、城市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对策探析
（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树立生态文明发展理念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 2012年党的十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更高的层面，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这充分说明生态文明建设已纳入了国家发展战略的日程，体现了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这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重要内涵。摒弃过去的“先污染后治理”、“先经济发展后环境治理”的老路，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对地方政府引进的有潜在环境危害的重大化工项目，要施行全过程的环境监督，从审批到生产的全过程，严格执行相关环保标准，对不达标的企业严格限制其投入生产使用，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加强生态文明城市的建设，建设和谐社会，实现美丽中国，切实保障民众的生存健康环境权利，从源头上杜绝城市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二）畅通民众利益诉求渠道和搭建沟通平台
沟通是理解和认知的桥梁，而沟通的前提得有表达的渠道，畅通民众的利益诉求渠道和搭建有效的沟通平台，可以有效预防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环境群体性事件一般都有一个长期累积和发展的过程，有很长的潜伏期，一般来说，环境群体性事件是由当地的环境污染的不断加重或者恶化，或者潜在的危害已经让当地的民众感到恐慌，社会成员的正当环境权益受到了严重侵害。社会成员为维护正当的环境权益，经过合理的诉求没有得到及时和有效的回应，不得不采取集体行为”。在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展进程中，有效的预防将其扼杀在摇篮里才是重中之重，而这其中，民众有良好的利益诉求渠道是关键，政府在项目的环评前就应通过公告、通知、新闻媒体、网络通讯等多种渠道方式告知公众，避免新媒体时代下“小道消息”被误信误传。城市的民众环境权利意识比较强，维权意识高，合理的权益表达无果的情况下容易被煽动，所以，政府及时而有效的回应才能使得政府与民众实现良好的沟通。浙江启东风波乍起的8月中旬，环保部就发文要求：“更好地保障公众对环境保护的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自2012年9月1日起，建设单位向各级环保部门报送环境影响报告书，应同时提交报告书简本”。这也说明了对民众的参与权和知情权的重要性。
（三）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严格环境执法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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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垃圾处理产业中邻避现象的内涵与本质
邻避现象的 英文 涵义是“Not In My Back Yard”,简称为“NIMBY”, 即一般所谓的“不要在我家后院”,指的是当国家推行某些对社会整体而言是必要的政策时, 政策的目标地区却强烈反对把当地作为政策目标的草根运动。邻避现象展现出特定的大众自我矛盾的态度: 原则上赞成政府施政的目标, 但该目标的预定地不能与我家“后院”毗邻。邻避现象广泛存在于诸如兴建监狱、 工业 区、游民收容所、核电厂等许多领域。伴随着垃圾处理量的日益增加, 垃圾处理领域中邻避现象也日趋严重。为了解决垃圾问题, 大家都认为政府设置垃圾焚化炉或掩埋场是合理的, 但决不同意把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在自家住地的周围, 也就是说,只要别在我居住的周围建设这些设施, 就非常赞同建设垃圾处理设施( Fischer,1995) [1]。
同人类与垃圾相伴生一样, 垃圾处理和邻避现象也是共存的。尤其是近年来, 随着人们对健康居住环境要求的提高, 邻避事件的发生更是日趋频繁, 几乎成了全球性的难题。上个世纪初, 美国的一些城市( 比如纽约) 为了图省事而将垃圾直接运往别的城市或外州进行填埋, 引起了垃圾接受地居民的强烈反抗,为了积极抵制垃圾运进“自家后院”, 他们有效地组织了“NIMBY”运动。[2]现如今, 在我国的许多大城市也都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浙江省环保局固体废物管理中心主任张福健认为,“固废填埋场对于地质条件的要求很高, 而且要离居民区一公里以上, 老百姓对此非常的敏感, 填埋场还不能远离危险固废的产生地,所以征地就异常的困难。”这位官员所说的“敏感”实际上就是邻避现象的一种表现。
垃圾处理是随着人口在空间的集聚( 城镇化) 、不可分解垃圾的增多、垃圾数量的巨量增加而逐步凸现的。随着 科学 技术进步, 人类合成了众多诸如塑料之类的不可分解或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分解的化合物, 加之人口的空间集聚, 使得在狭小的空间区域产生了密集的垃圾。如此就产生了垃圾的成份和数量远远超出了大 自然 的自我净化能力, 从而出现了垃圾集聚、垃圾围城等非均衡现象。在现有技术条件下, 尽管资源回收的广度和深度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总体上来看, 垃圾还是一种会给人们带来痛苦感受的“负 经济 品”。垃圾处理能够清洁人们的居住环境、防止病毒、细菌的滋生和扩散, 是人类生活所必须的, 因而是一项价值创造活动, 是 现代 人类社会所不可或缺的生产活动。
但是, 在现有的经济、技术、 法律 条件下, 垃圾处理过程是一个具有重大外部性的生产活动。本文认为, 垃圾处理产业中的邻避现象的本质正是来源于这种特殊的外部性。在仔细考察垃圾处理中的外部性后发现, 垃圾处理的外部性存在两个层次并且在每个层次上具有完全相反的表现形式。从全社会范围看, 垃圾处理美化了人们的居住环境而存在正的外部性, 因而得到绝大多数居民的赞同; 从垃圾处理所在地这一狭小的区域范围看, 因为垃圾处理本身存在产生“二次污染”的巨大风险, 因而垃圾处理过程存在明显的负外部性, 因而常常被周围居民所抵制。
因此, 现代社会的垃圾处理模式使得要在某一地点集中处理所有人产生的垃圾, 并存在“ 二次污染”风险, 这一模式实际上是把垃圾对人类造成的危害集中到了某一狭小区域的居民身上, 造成了他们的成本与收益的巨大分离, 是少数人的利益受损换来了多数人的环境收益。当成本与收益的脱节超出了人们的忍受极限时, 对垃圾处理的抵制就不可避免了, 反抗将随之而起, 从而产生了邻避现象。因此, 垃圾处理产业中邻避现象的本质可以简单地归纳为, 垃圾的广泛产生和集中处理之间、垃圾处理的外部性在不同层次之间、垃圾处理的收益和成本之间的矛盾和剧烈冲突。
二、垃圾处理中产生邻避现象的基本原因
目前, 学术界对于邻避现象的研究较少, 已有的研究基本上是从民主、环境正义等 政治 学、伦 理学 的角度来阐述邻避现象产生的原因。 台湾 的张震东教授在其着作《正义及相关问题》中认为, 民主国家在形式上赋予了自由平等权, 并奉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但在此社会原则之下却容易形成“多数总是对的”的道德权威, 甚至以多数为名而滥用权力来压制少数, 造成所谓的“多数暴虐”[3]。文森特·奥斯特罗姆( Vincent Ostrom) 等人也认为, 相信多数决策原则就必然意味着多数人能够做出决策, 而这种决策是与少数人的利益相悖的。[4]可见, “多数暴虐”实际上是通过现代民主制度, 实现由少数人来承担使得多数人受益的项目的成本和风险。而当这部分人认为这种成本和风险异常大时, 人们所固有的自利倾向将会转化为一种强有力的反抗。垃圾处理产业中出现的邻避现象正是被有效组织起来的利益受损的“ 少数人” 对这种“多数暴虐”的抗争。台湾东吴大学的陈俊宏认为, 代议制民主制度是邻避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 并提出了他认为能够与环境治理等可持续发展政策推行相兼容的审议式民主理论。[5]从以上学者的研究结论可以归纳出,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 产生邻避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在现代代议制民主制度下, 由于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基本决策原则, 产生了多数人获得的利益却由少数人来承担成本和风险的不对称现象, 而当这种不对称在某种条件下变得不能被少数人所容忍时, 反抗就成为了必然的结果, 邻避现象的出现也就在所难免了。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产生邻避现象的原因也许更加直接和清晰。邻避现象的本质是边际收益、边际成本在处理地居民和全社会之间存在的巨大偏离, 又可以把它分为正常偏离和非正常偏离。非正常偏离是由于人们在认识和观念上的扭曲而导致的, 对于垃圾处理所产生的外部性认识偏差, 它实际上是一种虚幻的外部性。正常偏离是指在现代垃圾处理模式下, 人们利益结构的调整未能到位而形成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偏差, 是客观存在的外部性。
( 一) 非正常偏离的原因
具体到垃圾处理产业, 本文认为, 产生非正常偏离的基本原因来自于以下两个方面:
1. 人们对于 历史 上曾经出现垃圾危害的恐惧感认识的深入有利于人类更科学地对待和处理垃圾,但是, 认识的深入同样加深了人们对于垃圾处理的恐惧感。在前文提及的纽约、新竹等邻避现象的案例中,都曾经出现过由垃圾处理而造成对环境和资源的巨大破坏的经历。曾经真实存在的对于垃圾危害的认识,加剧了人们对于垃圾的恐惧, 从实践经验看, 不能不说这是垃圾处理产业中引起邻避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2. 垃圾处理的负面新闻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人们的判断。
随着污染控制技术的进步, 垃圾处理过程所产生的二次污染已经获得极大遏制, 能够达到各种环境标准。以垃圾焚烧处理为例, 自从上个世纪90 年代, 在城市固体废弃物焚烧炉(MSWI)的飞灰中检测出二恶英后, 焚烧排放作为二恶英的环境来源, 已经越来越受到环境 科学 家的重视。同时, 由于其高毒性特征二恶英也成为环保团体反对垃圾焚烧最有力的证据。但从近一两年检测机构对烟气回收设施完善、设计合理的焚化炉所排放烟灰的检测结果看, 二恶英的排放完全能够达到环保标准。据2004 年9 月14 日《光明日报》报道, “我国的垃圾焚烧处理技术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经他们检测的国产立式气旋热解气化垃圾焚烧炉的二恶英排放仅为0.011 纳克, 是国家标准的五十分之一, 日本及欧盟标准的十分之一, 且燃烧效果远优于价格昂贵的进口焚烧炉。”[6]
尽管如此, 由于新闻媒介对于日本等国家早期建造的垃圾焚烧工厂排放的二恶英的负面报导, 还是导致了人们对于垃圾焚烧造成二次污染“谈虎色变”, 即存在“负面新闻扭曲了人们对于垃圾焚烧的观念”的现象, 这就是负面新闻的副作用之一。《芝加哥 论坛 报》前任总编辑杰克·威廉·富勒认为,“相对于好事情而言,灾难总是更容易成为某个社区的谈资。麻烦事易唤起一些人的同情心, 而易使另外一些人产生宿命感, 恐惧和愤怒比仁爱具有更大的冲击力。”[7]
( 二) 正常偏离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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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村环境污染的分类和根源
就农村而言，其环境污染问题在当前复杂的背景下，根据造成农村环境污染的污染物来源不同，至少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外源污染，二是内源污染。
所谓外源污染，指来自农村以外的污染。例如，城市中的垃圾运往离城市比较近的郊区，即农村进行填埋；为了城市环境的改善，对城市中污染比较重的工业企业外迁至农村等；还包括环境污染物的自然迁移至农村，例如城市工业企业产生的大气污染物（粉尘、SO2、CO2、NOx等）随大气迁移至农村地区，直接污染农村地区大气或是随降水进入农村土壤、水体等。
所谓内源污染，主要分以下4种情况：一是农业生产资料的不合理使用。例如化肥的不合理应用，农药的不合理应用；二是农村生活污染。农村生活过程中产生废水、废气和废渣，小城镇和农村聚居点的生活污染物，因为基础设施和管制的缺失，一般直接排入周边环境中，造成严重的“脏乱差”现象：每年产生的约为1.2亿吨的农村生活垃圾几乎全部露天堆放；每年产生的超过2 500万吨的农村生活污水几乎全部直排，使农村聚居点周围的环境质量严重恶化；三是农村生产污染。这类污染是由于饲养用于生产或是经济用途的动物对农村的污染，这类污染在南方有散养牛、猪、鸡、鸭，传统的地区尤为严重。另外，还包括农业秸秆的污染，无论是在东北还是在中西部，都有农业秸秆污染问题存在，东北主要以玉米秸秆为主，而中西部农村主要是小麦和水稻秸秆；四是本地乡镇企业对农村环境产生的工业污染。受乡村自然经济的深刻影响，农村工业化实际上是一种以低技术含量的粗放经营为特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反积聚效应的工业化，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不仅造成污染治理困难，还导致污染危害直接。目前，我国乡镇企业废水COD和固体废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占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的50%以上；而且乡镇企业布局不合理，污染物处理率也显著低于工业污染物平均处理率。
2农村环境恶化的微观经济分析
2.1农村居民收入、财富效应与环境变化的关系分析
2.1.1由收入效应引起的环境问题。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发展，至少在短期内，意味收入的增加；而收入增加的直接后果是社会增加对包括“环境”在内的正常物品的需求。由收入效应引发的环境问题，我们将农民面临的购买选择分为环境物品和非环境物品，经济发展使预算线右移，农民不仅提高非环境物品的消费，同时也增加环境物品的消费。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先发展后治理”，还是“边发展边治理”，在“发展”过后，几乎都会有反省“治理”不足的反应。
2.1.2由财富效应引起的环境问题。经济发展带动了产权制度、产权关系的调整，就一般而言，产权制度的演进朝逐渐明晰的方向发展。假设在产权制度调整之前，环境物品的产权归属是模糊的，“模糊”比较方便的理解是个人拥有的环境物品的价值被制度性低估了，政府强制性要求提高环境质量，政府只需要给予农民几乎为零的物质补偿。当农民拥有环境物品完整的产权，环境产权的明晰在经济上意味着赋予了农民更多的财富，而农民财富的增长会转变为对环境物品需求的增加。经济发展与产权制度改革相结合从根本上对环境保护起促进作用。
2.2保护农村环境的价值分析
2.2.1文化的价值。农村维系着的传统的生活方式，是城市传统文化的基因库。因此，欧洲国家激进、固执地保护城市边缘的农村，使之在强大的工业文明下得以继续生存。
2.2.2生态的价值。农村不应在城市化过程中遭受破坏，相反应该从城市化过程中获得更丰富的生存和发展机会。发达国家的经验也表明，好的城市化不是取代农村，而是使农村发展更好。以农村的农地为例，农地一般意义上的固有功能，如防洪、涵养水源和防止土壤侵蚀，传统的这些功能主要服务农业和农村；但是，伴随着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城市也开始受益于这些功能。此外，如净化和景观功能，随着城市化进程，近年来得到很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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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保障城市生存和发展的价值。城市化绝非意味着消灭农村，而是要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使农村处处赏心悦目，适宜于居住、郊游、体验、野营、观光等。城市的发展，使农村传统农产品生产基地的角色重要性下降了。总体上，农村需要实现从传统产品经济向新型服务经济的转型。我们认为，农村对我们国家环境保护的成败起决定性影响。此外，农村环境问题长期被忽视，国家主要集中在城市的巨大环境投入，也很难维持“长治久安”的治理效果。由于我国农村污染治理体系尚未建立，环境污染不仅将迅速从“小污”变“大污”，而且已经“小污”成“大害”，给作为弱势产业的农业和弱势群体的农民带来了显著的负面影响。
3当前农村环境问题的对策建议
3.1加强环境保护教育，搞好农村生态环境建设规划
科学规划是合理建设与健康发展的前提。在所在区域城乡建设总体规划及环境建设总体规划的框架下，村镇生态环境建设规划主要应遵循以生态学及规划理论为指导，与村镇建设总体规划同步制定，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应能不断提高村镇的生产生态位和生活生态位。村镇生态环境建设应立足于促进生产，方便生活，使生产区和生活区布局协调，生产功能和生活功能逐步提高。
3.2积极建设生态型产业体系，推进农村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
地方政府的领导者可能从政绩的角度，在短期内，严格执行国家在农村地区的环境标准，甚至会超前发展。但只要农村基本的利益格局没有改变，经济发展一定是更大的政绩，地方政府的领导者会很快地转向“经济优先”。从长远看，建设“生态型”产业体系可能是解决农村生产垃圾减少的唯一出路。国家应从战略的高度，规划、组织农村地区的产业生态建设。在城市工业有计划地向农村地区扩散的同时，我们认为，应根据“产业生态”的原则，将经过组织的“产业共生体”成建制地向农村扩散。
3.3扭转二元结构下的农村边缘化
回顾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可以发现，刘易斯预期的通过城市部门的经济扩张改善农村部门的人地关系，并长期随着农村“单位劳动产出比”的上升，最终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会面临挑战：一方面，农村人均收入下降引起农村地区环境需求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公共物品的积累以加总的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为基础，“富有”农民的退出会导致农村总的环境支付意愿呈“指数”下降，从而从供给的角度看，城市化引起“农村边缘化”，加剧农村的环境恶化。
3.4农村环境保护与垃圾处置的财政制度创新
根据城市的经验，逐年攀升的垃圾产出给财政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垃圾处置，尤其是“垃圾填埋”，不仅仅是资金问题。由于需要占用土地，城市垃圾的基本出路因此大体可以描述为“城市向农村的迁移”。在垃圾堆场占地问题上，城市与近郊农村的矛盾越来越大。 改革现有环境治理资金筹措模式的时机和条件已基本具备。我们的基本立场是：在建设“零售附加”税收系统的同时，发展“环保政府债券”；系统梳理目前的税收体系，对不符合产业发展、污染严重的行业和部门率先启动“零售附加”；在政府财力允许的前提下，在引入“零售附加”的同时，取消、降低现存的一部分税收项目。在加入WTO以后，城市通过农产品补贴对农村回哺的政策空间已经非常有限。从未来农村主导功能转换的角度出发，将这部分补贴转向农村环境建设，建设以“农村景观与生态服务”为核心的新的农村支持系统，是中国未来农村环境政策的一个发展方向。
4参考文献
[1] 苏扬.浙江经验：“三生统筹”理念下的农村环境综合治理[J].环境保护，2006（4）：79-84.
[2] 吴晓青.实施农村小康环保行动计划建设新农村新环境[J].环境保护，2007（1）：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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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在我国国内到处可以看到，无数的江河水资源被污染，土地被破坏、沙漠化，空气质量差，气候恶劣。论文百事通引起这些问题的原因多种多样，即使从经济的角度而言也是种类繁多，故笔者对这些纷繁的原因进行简要的归类，总结出以下两个主要的方面：
1、国内经济主体保护环境意识淡薄。
在市场中，存在着许多经济主体。他们之间在进行交易，通过多次的交易，逐渐形成了多个市场的均衡价格。经济学证明，在没有外部性的情况下，市场中的交易是有效率的。但是现实情况却往往无法与理论保持一致，任何经济主体的个体行为，都会对第三方产生外部性影响，以钢铁、有色金属、造纸等行业为例，他们要生产产品，就必然会产生对环境产生危害的物质。虽然这些有害物的产生的无法避免的，但是我国国内经济主体由于他们单纯追求个体企业账面成本的低廉以及对环境保护意识的淡漠，而随意排放这些污染物进入自然环境，对经济产生了极大的危害。
2、发达国家的部分产业输出，转嫁本国环境危机。
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公害与污染、转嫁本国的环境危机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直接投资进行转移；二是通过垃圾废物的出口。
（1）、由FDI引发的环境污染。
西方一些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由于其国内严格的环境标准和高昂的环保费而无法立足，往往以国际经济合作、国际投资的名义或直接通过跨国公司将某些污染严重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我国相对宽松的环境管制导致国外污染密集型产业向我国转移，从而加重了我国环境污染的程度。我国在引资过程中，之所以会产生很严重的环境污染负效果，除了发达国家和国外企业的原因之外，也是由于我国目前存在的不足而导致的。一方面，我国的外资政策显得过度优惠。为了吸引更多的外资，往往忽视环境污染。一些境外投资商以此为契机，在我国兴建污染防治费高、处理难度大、易给东道国带来严重污染的企业以获取高额利润和逃避严格的污染治理。另一方面，环境法律、法规不健全。我国很早就开始运用法律手段来调整外商投资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但关于外商投资环境保护问题法律、法规不完善，而且执法不严，为国外污染密集型产业向我国转移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法制环境。
（2）、用做原材料的进口废物对环境造成的破坏。
我国进口废物用作原料加工利用已有十几年历史，进口废物数量一直保持高速增长趋势，对于增加再生资源供给、缓解原材料供给不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据中国废钢铁协会统计，我国近些年废钢铁进口量每年都维持在1000万吨左右，2004年我国钢产量达到2.7亿吨以上，全年共消耗废钢4707万吨，其中进口废钢铁1023万吨，占全国废钢铁消耗量的20%。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国家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背景下，进口废物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还会不断提高。目前我国进口废物加工过程中的二次污染问题非常突出，非法进口垃圾的事件时有发生，大量危险废弃物通过夹带或走私等途径进入到国内，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三、协调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对策
1、完善产权制度
单个经济企业的外部性与产权制度的不完善相关，因而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方法，首先应该是政府对产权制度的改进。在今天我们讨论克服破坏环境和耗竭资源的问题时，首先也应该依赖于对产权制度的改进。我国产权制度还很不成熟，所以还有通过改进产权制度解决环境问题的大量空间。通过改进产权制度以达到治理污染的目的，其实质是将外部性内部化，将公共物品“改变为”私人物品。实际上，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的重要区别，即可否排他地占有或消费，可以转换为是否可以单个地向消费者收费。论文百事通
2、政府的税收
建立健全环境税征收机制。自20世纪70年代起，不少发达国家将税收作为保护环境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把环境税引入其税收制度。纵观这些国家的环境税收，都是依据“谁污染，谁缴税”的原则，涉及大气、水资源、生活环境、城市环境等诸多方面，其课征范围极为广泛，并都把环境税收取得的收入专项用于环境保护，使环境税在环保工作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新晨
3、调整产业结构。
应对我国现有产业结构进行必要的产业指导，限制严重污染项目，对能源、原材料工业等，通过产业政策进行干预。我国目前还是农业大国，绝大部分的劳动者还是农民，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向前发展，我们逐渐认识到，仅仅发展第二产业是完全不够的，第二产业的过渡发展使得一些城市发展进入了瓶颈阶段，而与此相比，我国的第三产业发展却特别不足，我们需要做的必须是加大力度发展第三产业，均衡各个产业的发展，使得我国的经济能够和谐发展。这么做的同时，也可以有效的节制我国目前第二产业对环境破坏的程度和第三产业一些行业对环境保护的力度。
4、完善法律法规。
制定进口废物管理法律法规、标准、政策的规划，逐步完善进口废物管理的规章制度。疏堵结合，避免社会争端激化。在加强进口废物管理时，应注意使用疏堵结合的方式，谨慎使用“一刀切”，以“堵”为主的管理模式。对地方政府和环保部门而言，“堵”是一个短期行为，而“疏”才是管理的侧重点，在加强环境监管的同时，要积极寻求解决思路，建设加工园区，实施圈区管理，在提高环境“门槛”的同时要给与企业发展的空间，使“堵”与“疏”充分结合，才能引导进口废物加工产业的规范化、规模化发展，避免因管理不适引发的社会争端。开展征收进口废物环境治理费的研究和论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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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垃圾处理产业中邻避现象的内涵与本质
邻避现象的 英文 涵义是“Not In My Back Yard”，简称为“NIMBY”， 即一般所谓的“不要在我家后院”，指的是当国家推行某些对社会整体而言是必要的政策时， 政策的目标地区却强烈反对把当地作为政策目标的草根运动。邻避现象展现出特定的大众自我矛盾的态度: 原则上赞成政府施政的目标， 但该目标的预定地不能与我家“后院”毗邻。邻避现象广泛存在于诸如兴建监狱、 工业 区、游民收容所、核电厂等许多领域。伴随着垃圾处理量的日益增加， 垃圾处理领域中邻避现象也日趋严重。为了解决垃圾问题， 大家都认为政府设置垃圾焚化炉或掩埋场是合理的， 但决不同意把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在自家住地的周围， 也就是说，只要别在我居住的周围建设这些设施， 就非常赞同建设垃圾处理设施( Fischer，1995) [1]。
同人类与垃圾相伴生一样， 垃圾处理和邻避现象也是共存的。尤其是近年来， 随着人们对健康居住环境要求的提高， 邻避事件的发生更是日趋频繁， 几乎成了全球性的难题。上个世纪初， 美国的一些城市( 比如纽约) 为了图省事而将垃圾直接运往别的城市或外州进行填埋， 引起了垃圾接受地居民的强烈反抗，为了积极抵制垃圾运进“自家后院”， 他们有效地组织了“NIMBY”运动。[2]现如今， 在我国的许多大城市也都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浙江省环保局固体废物管理中心主任张福健认为，“固废填埋场对于地质条件的要求很高， 而且要离居民区一公里以上， 老百姓对此非常的敏感， 填埋场还不能远离危险固废的产生地，所以征地就异常的困难。”这位官员所说的“敏感”实际上就是邻避现象的一种表现。
垃圾处理是随着人口在空间的集聚( 城镇化) 、不可分解垃圾的增多、垃圾数量的巨量增加而逐步凸现的。随着 科学 技术进步， 人类合成了众多诸如塑料之类的不可分解或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分解的化合物， 加之人口的空间集聚， 使得在狭小的空间区域产生了密集的垃圾。如此就产生了垃圾的成份和数量远远超出了大 自然 的自我净化能力， 从而出现了垃圾集聚、垃圾围城等非均衡现象。在现有技术条件下， 尽管资源回收的广度和深度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总体上来看， 垃圾还是一种会给人们带来痛苦感受的“负 经济 品”。垃圾处理能够清洁人们的居住环境、防止病毒、细菌的滋生和扩散， 是人类生活所必须的， 因而是一项价值创造活动， 是 现代 人类社会所不可或缺的生产活动。
但是， 在现有的经济、技术、 法律 条件下， 垃圾处理过程是一个具有重大外部性的生产活动。本文认为， 垃圾处理产业中的邻避现象的本质正是来源于这种特殊的外部性。在仔细考察垃圾处理中的外部性后发现， 垃圾处理的外部性存在两个层次并且在每个层次上具有完全相反的表现形式。从全社会范围看， 垃圾处理美化了人们的居住环境而存在正的外部性， 因而得到绝大多数居民的赞同; 从垃圾处理所在地这一狭小的区域范围看， 因为垃圾处理本身存在产生“二次污染”的巨大风险， 因而垃圾处理过程存在明显的负外部性， 因而常常被周围居民所抵制。
因此， 现代社会的垃圾处理模式使得要在某一地点集中处理所有人产生的垃圾， 并存在“ 二次污染”风险， 这一模式实际上是把垃圾对人类造成的危害集中到了某一狭小区域的居民身上， 造成了他们的成本与收益的巨大分离， 是少数人的利益受损换来了多数人的环境收益。当成本与收益的脱节超出了人们的忍受极限时， 对垃圾处理的抵制就不可避免了， 反抗将随之而起， 从而产生了邻避现象。因此， 垃圾处理产业中邻避现象的本质可以简单地归纳为， 垃圾的广泛产生和集中处理之间、垃圾处理的外部性在不同层次之间、垃圾处理的收益和成本之间的矛盾和剧烈冲突。
二、垃圾处理中产生邻避现象的基本原因
目前， 学术界对于邻避现象的研究较少， 已有的研究基本上是从民主、环境正义等 政治 学、伦 理学 的角度来阐述邻避现象产生的原因。 台湾 的张震东教授在其着作《正义及相关问题》中认为， 民主国家在形式上赋予了自由平等权， 并奉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但在此社会原则之下却容易形成“多数总是对的”的道德权威， 甚至以多数为名而滥用权力来压制少数， 造成所谓的“多数暴虐”[3]。文森特·奥斯特罗姆( Vincent Ostrom) 等人也认为， 相信多数决策原则就必然意味着多数人能够做出决策， 而这种决策是与少数人的利益相悖的。[4]可见， “多数暴虐”实际上是通过现代民主制度， 实现由少数人来承担使得多数人受益的项目的成本和风险。而当这部分人认为这种成本和风险异常大时， 人们所固有的自利倾向将会转化为一种强有力的反抗。垃圾处理产业中出现的邻避现象正是被有效组织起来的利益受损的“ 少数人” 对这种“多数暴虐”的抗争。台湾东吴大学的陈俊宏认为， 代议制民主制度是邻避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 并提出了他认为能够与环境治理等可持续发展政策推行相兼容的审议式民主理论。[5]从以上学者的研究结论可以归纳出，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 产生邻避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在现代代议制民主制度下， 由于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基本决策原则， 产生了多数人获得的利益却由少数人来承担成本和风险的不对称现象， 而当这种不对称在某种条件下变得不能被少数人所容忍时， 反抗就成为了必然的结果， 邻避现象的出现也就在所难免了。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产生邻避现象的原因也许更加直接和清晰。邻避现象的本质是边际收益、边际成本在处理地居民和全社会之间存在的巨大偏离， 又可以把它分为正常偏离和非正常偏离。非正常偏离是由于人们在认识和观念上的扭曲而导致的， 对于垃圾处理所产生的外部性认识偏差， 它实际上是一种虚幻的外部性。正常偏离是指在现代垃圾处理模式下， 人们利益结构的调整未能到位而形成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偏差， 是客观存在的外部性。
( 一) 非正常偏离的原因
具体到垃圾处理产业， 本文认为， 产生非正常偏离的基本原因来自于以下两个方面:
1. 人们对于 历史 上曾经出现垃圾危害的恐惧感认识的深入有利于人类更科学地对待和处理垃圾，但是， 认识的深入同样加深了人们对于垃圾处理的恐惧感。在前文提及的纽约、新竹等邻避现象的案例中，都曾经出现过由垃圾处理而造成对环境和资源的巨大破坏的经历。曾经真实存在的对于垃圾危害的认识，加剧了人们对于垃圾的恐惧， 从实践经验看， 不能不说这是垃圾处理产业中引起邻避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2. 垃圾处理的负面新闻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人们的判断。
随着污染控制技术的进步， 垃圾处理过程所产生的二次污染已经获得极大遏制， 能够达到各种环境标准。以垃圾焚烧处理为例， 自从上个世纪90 年代， 在城市固体废弃物焚烧炉(MSWI)的飞灰中检测出二恶英后， 焚烧排放作为二恶英的环境来源， 已经越来越受到环境 科学 家的重视。同时， 由于其高毒性特征二恶英也成为环保团体反对垃圾焚烧最有力的证据。但从近一两年检测机构对烟气回收设施完善、设计合理的焚化炉所排放烟灰的检测结果看， 二恶英的排放完全能够达到环保标准。据2004 年9 月14 日《光明日报》报道， “我国的垃圾焚烧处理技术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经他们检测的国产立式气旋热解气化垃圾焚烧炉的二恶英排放仅为0.011 纳克， 是国家标准的五十分之一， 日本及欧盟标准的十分之一， 且燃烧效果远优于价格昂贵的进口焚烧炉。”[6]
尽管如此， 由于新闻媒介对于日本等国家早期建造的垃圾焚烧工厂排放的二恶英的负面报导， 还是导致了人们对于垃圾焚烧造成二次污染“谈虎色变”， 即存在“负面新闻扭曲了人们对于垃圾焚烧的观念”的现象， 这就是负面新闻的副作用之一。《芝加哥 论坛 报》前任总编辑杰克·威廉·富勒认为，“相对于好事情而言，灾难总是更容易成为某个社区的谈资。麻烦事易唤起一些人的同情心， 而易使另外一些人产生宿命感， 恐惧和愤怒比仁爱具有更大的冲击力。”[7]
( 二) 正常偏离的原因
正常偏离意味着垃圾处理地的居民实际获得的收益少于应该得到的收益， 而实际支付的成本却多于应该支付的成本。根据基本的 经济 学原理， 政府应该通过环境补偿机制对处理点居民所承受的损失进行补偿。根据“成本- 收益”这一基本分析框架， 当获得的补偿等于或超过了所受到的损失时， 集中处理点的居民会接受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例如， 台湾 新竹市市政府执意要在原来掩埋场旧址建设焚化炉， 承诺焚化炉营运后将给周围居民种种回馈， 包括温水游泳池、运动场、社区公园、电费减免和回馈金时， 有些居民和议员就“松口”了。然而， 按照目前的经济、技术水平， 构建完善的环境补偿机制却是极其困难的， 这一判断基于以下原因:
1. 垃圾处理过程造成的“二次污染”的知识并不充分， 存在众多的不确定性。对垃圾处理过程产生的“二次污染”的认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这样一种渐进的认知过程会在人们头脑中产生“污染严重程度具有不确定性”的思维惯性， 进而导致补偿标准制定过程的复杂化。
2. 环境资源定价的困难性。垃圾处理外部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造成环境污染， 减少处理地的环境容量， 必须对遭受损失的环境容量进行补偿。[8]然而， 产权、外部性和环境修复成本的不确定性和事后性都导致了环境容量定价的困难， 进而引起了政府与居民之间在确定环境补偿标准上的巨额议价成本， 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环境补偿机制的有效实施。当然， 除了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之外， 在操作层面上， 补偿资金的欠缺也是引致环境补偿机制缺失的重要原因。
三、结论
如果把垃圾处理设施看作人类社会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进而实现可持续 发展 的规范性目标的具体途径，邻避现象反映了这些途径对于人们现有的利益和权利结构的改变。本质上来说， 垃圾处理产业中的邻避现象是垃圾的广泛产生和集中处理之间、垃圾处理的外部性在不同层次之间、垃圾处理的收益和成本之间的矛盾和剧烈冲突。在现有的 政治 、经济、 法律 、技术条件下， 这种冲突往往会由于人们对垃圾危害认识的深入、负面新闻对于垃圾处理观念的扭曲以及环境补偿机制的缺失而深化和变得更为持久。本文认为， 破解垃圾处理领域存在的邻避现象基本思路是消除处理地居民和全社会在边际收益、边际成本上的差异， 其基本途径在于: 加强社会公众、技术人员和政府官员之间在垃圾处理方面的信息沟通和交流， 在公众中形成客观的垃圾危害观念; 消除负面新闻的观念扭曲效应; 建立和完善对于垃圾处理地居民的环境补偿机制。
参考 文献 :
[1]Fischer，F.，1995， Hasardous Waste Policy， CommunityMovements and the Politics of Nimby:Participatory Risk Assessmentin the USA and Canada in F.Fischer&M.Black (eds) GreeningEnvironmental Policy:The Politics of a Sustainable Future， ST.Martin’ Press，165- 182.
[2]Michael Valenti， 1995， the early days of incineration，Mechanical Engineering， May95， Vol. 117， Issue 5， p72- 77.
[3]张震东. 托克维尔论民主社会之自由问题， 载于戴华， 郑晓时主编《正义及相关问题》[M]. 台北: 中研院社科所， 1991.
[4]文森特·奥斯特罗姆， 等. 美国地方政府[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12.
[5]陈俊宏. 永续发展与民主: 审议式民主理论初探[J]. 东吴政治学报， 1998， ( 9) : 85- 122.
篇9
一、垃圾处理产业中邻避现象的内涵与本质
邻避现象的英文涵义是“NotInMyBackYard”,简称为“NIMBY”,即一般所谓的“不要在我家后院”,指的是当国家推行某些对社会整体而言是必要的政策时,政策的目标地区却强烈反对把当地作为政策目标的草根运动。邻避现象展现出特定的大众自我矛盾的态度:原则上赞成政府施政的目标,但该目标的预定地不能与我家“后院”毗邻。邻避现象广泛存在于诸如兴建监狱、工业区、游民收容所、核电厂等许多领域。伴随着垃圾处理量的日益增加,垃圾处理领域中邻避现象也日趋严重。为了解决垃圾问题,大家都认为政府设置垃圾焚化炉或掩埋场是合理的,但决不同意把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在自家住地的周围,也就是说,只要别在我居住的周围建设这些设施,就非常赞同建设垃圾处理设施(Fischer,1995)[1]。
同人类与垃圾相伴生一样,垃圾处理和邻避现象也是共存的。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健康居住环境要求的提高,邻避事件的发生更是日趋频繁,几乎成了全球性的难题。上个世纪初,美国的一些城市(比如纽约)为了图省事而将垃圾直接运往别的城市或外州进行填埋,引起了垃圾接受地居民的强烈反抗,为了积极抵制垃圾运进“自家后院”,他们有效地组织了“NIMBY”运动。[2]现如今,在我国的许多大城市也都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浙江省环保局固体废物管理中心主任张福健认为,“固废填埋场对于地质条件的要求很高,而且要离居民区一公里以上,老百姓对此非常的敏感,填埋场还不能远离危险固废的产生地,所以征地就异常的困难。”这位官员所说的“敏感”实际上就是邻避现象的一种表现。
垃圾处理是随着人口在空间的集聚(城镇化)、不可分解垃圾的增多、垃圾数量的巨量增加而逐步凸现的。随着科学技术进步,人类合成了众多诸如塑料之类的不可分解或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分解的化合物,加之人口的空间集聚,使得在狭小的空间区域产生了密集的垃圾。如此就产生了垃圾的成份和数量远远超出了大自然的自我净化能力,从而出现了垃圾集聚、垃圾围城等非均衡现象。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尽管资源回收的广度和深度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总体上来看,垃圾还是一种会给人们带来痛苦感受的“负经济品”。垃圾处理能够清洁人们的居住环境、防止病毒、细菌的滋生和扩散,是人类生活所必须的,因而是一项价值创造活动,是现代人类社会所不可或缺的生产活动。
但是,在现有的经济、技术、法律条件下,垃圾处理过程是一个具有重大外部性的生产活动。本文认为,垃圾处理产业中的邻避现象的本质正是来源于这种特殊的外部性。在仔细考察垃圾处理中的外部性后发现,垃圾处理的外部性存在两个层次并且在每个层次上具有完全相反的表现形式。从全社会范围看,垃圾处理美化了人们的居住环境而存在正的外部性,因而得到绝大多数居民的赞同;从垃圾处理所在地这一狭小的区域范围看,因为垃圾处理本身存在产生“二次污染”的巨大风险,因而垃圾处理过程存在明显的负外部性,因而常常被周围居民所抵制。
因此,现代社会的垃圾处理模式使得要在某一地点集中处理所有人产生的垃圾,并存在“二次污染”风险,这一模式实际上是把垃圾对人类造成的危害集中到了某一狭小区域的居民身上,造成了他们的成本与收益的巨大分离,是少数人的利益受损换来了多数人的环境收益。当成本与收益的脱节超出了人们的忍受极限时,对垃圾处理的抵制就不可避免了,反抗将随之而起,从而产生了邻避现象。因此,垃圾处理产业中邻避现象的本质可以简单地归纳为,垃圾的广泛产生和集中处理之间、垃圾处理的外部性在不同层次之间、垃圾处理的收益和成本之间的矛盾和剧烈冲突。
二、垃圾处理中产生邻避现象的基本原因
目前,学术界对于邻避现象的研究较少,已有的研究基本上是从民主、环境正义等政治学、伦理学的角度来阐述邻避现象产生的原因。台湾的张震东教授在其著作《正义及相关问题》中认为,民主国家在形式上赋予了自由平等权,并奉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在此社会原则之下却容易形成“多数总是对的”的道德权威,甚至以多数为名而滥用权力来压制少数,造成所谓的“多数暴虐”[3]。文森特·奥斯特罗姆(VincentOstrom)等人也认为,相信多数决策原则就必然意味着多数人能够做出决策,而这种决策是与少数人的利益相悖的。[4]可见,“多数暴虐”实际上是通过现代民主制度,实现由少数人来承担使得多数人受益的项目的成本和风险。而当这部分人认为这种成本和风险异常大时,人们所固有的自利倾向将会转化为一种强有力的反抗。垃圾处理产业中出现的邻避现象正是被有效组织起来的利益受损的“少数人”对这种“多数暴虐”的抗争。台湾东吴大学的陈俊宏认为,代议制民主制度是邻避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并提出了他认为能够与环境治理等可持续发展政策推行相兼容的审议式民主理论。[5]从以上学者的研究结论可以归纳出,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产生邻避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在现代代议制民主制度下,由于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基本决策原则,产生了多数人获得的利益却由少数人来承担成本和风险的不对称现象,而当这种不对称在某种条件下变得不能被少数人所容忍时,反抗就成为了必然的结果,邻避现象的出现也就在所难免了。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产生邻避现象的原因也许更加直接和清晰。邻避现象的本质是边际收益、边际成本在处理地居民和全社会之间存在的巨大偏离,又可以把它分为正常偏离和非正常偏离。非正常偏离是由于人们在认识和观念上的扭曲而导致的,对于垃圾处理所产生的外部性认识偏差,它实际上是一种虚幻的外部性。正常偏离是指在现代垃圾处理模式下,人们利益结构的调整未能到位而形成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偏差,是客观存在的外部性。
(一)非正常偏离的原因
具体到垃圾处理产业,本文认为,产生非正常偏离的基本原因来自于以下两个方面:
1.人们对于历史上曾经出现垃圾危害的恐惧感认识的深入有利于人类更科学地对待和处理垃圾,但是,认识的深入同样加深了人们对于垃圾处理的恐惧感。在前文提及的纽约、新竹等邻避现象的案例中,都曾经出现过由垃圾处理而造成对环境和资源的巨大破坏的经历。曾经真实存在的对于垃圾危害的认识,加剧了人们对于垃圾的恐惧,从实践经验看,不能不说这是垃圾处理产业中引起邻避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2.垃圾处理的负面新闻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人们的判断。
随着污染控制技术的进步,垃圾处理过程所产生的二次污染已经获得极大遏制,能够达到各种环境标准。以垃圾焚烧处理为例,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在城市固体废弃物焚烧炉(MSWI)的飞灰中检测出二恶英后,焚烧排放作为二恶英的环境来源,已经越来越受到环境科学家的重视。同时,由于其高毒性特征二恶英也成为环保团体反对垃圾焚烧最有力的证据。但从近一两年检测机构对烟气回收设施完善、设计合理的焚化炉所排放烟灰的检测结果看,二恶英的排放完全能够达到环保标准。据2004年9月14日《光明日报》报道,“我国的垃圾焚烧处理技术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经他们检测的国产立式气旋热解气化垃圾焚烧炉的二恶英排放仅为0.011纳克,是国家标准的五十分之一,日本及欧盟标准的十分之一,且燃烧效果远优于价格昂贵的进口焚烧炉。”[6]
尽管如此,由于新闻媒介对于日本等国家早期建造的垃圾焚烧工厂排放的二恶英的负面报导,还是导致了人们对于垃圾焚烧造成二次污染“谈虎色变”,即存在“负面新闻扭曲了人们对于垃圾焚烧的观念”的现象,这就是负面新闻的副作用之一。《芝加哥论坛报》前任总编辑杰克·威廉·富勒认为,“相对于好事情而言,灾难总是更容易成为某个社区的谈资。麻烦事易唤起一些人的同情心,而易使另外一些人产生宿命感,恐惧和愤怒比仁爱具有更大的冲击力。”[7]
(二)正常偏离的原因
正常偏离意味着垃圾处理地的居民实际获得的收益少于应该得到的收益,而实际支付的成本却多于应该支付的成本。根据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政府应该通过环境补偿机制对处理点居民所承受的损失进行补偿。根据“成本-收益”这一基本分析框架,当获得的补偿等于或超过了所受到的损失时,集中处理点的居民会接受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例如,台湾新竹市市政府执意要在原来掩埋场旧址建设焚化炉,承诺焚化炉营运后将给周围居民种种回馈,包括温水游泳池、运动场、社区公园、电费减免和回馈金时,有些居民和议员就“松口”了。然而,按照目前的经济、技术水平,构建完善的环境补偿机制却是极其困难的,这一判断基于以下原因:
1.垃圾处理过程造成的“二次污染”的知识并不充分,存在众多的不确定性。对垃圾处理过程产生的“二次污染”的认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样一种渐进的认知过程会在人们头脑中产生“污染严重程度具有不确定性”的思维惯性,进而导致补偿标准制定过程的复杂化。
2.环境资源定价的困难性。垃圾处理外部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造成环境污染,减少处理地的环境容量,必须对遭受损失的环境容量进行补偿。[8]然而,产权、外部性和环境修复成本的不确定性和事后性都导致了环境容量定价的困难,进而引起了政府与居民之间在确定环境补偿标准上的巨额议价成本,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环境补偿机制的有效实施。当然,除了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之外,在操作层面上,补偿资金的欠缺也是引致环境补偿机制缺失的重要原因。
三、结论
如果把垃圾处理设施看作人类社会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规范性目标的具体途径,邻避现象反映了这些途径对于人们现有的利益和权利结构的改变。本质上来说,垃圾处理产业中的邻避现象是垃圾的广泛产生和集中处理之间、垃圾处理的外部性在不同层次之间、垃圾处理的收益和成本之间的矛盾和剧烈冲突。在现有的政治、经济、法律、技术条件下,这种冲突往往会由于人们对垃圾危害认识的深入、负面新闻对于垃圾处理观念的扭曲以及环境补偿机制的缺失而深化和变得更为持久。本文认为,破解垃圾处理领域存在的邻避现象基本思路是消除处理地居民和全社会在边际收益、边际成本上的差异,其基本途径在于:加强社会公众、技术人员和政府官员之间在垃圾处理方面的信息沟通和交流,在公众中形成客观的垃圾危害观念;消除负面新闻的观念扭曲效应;建立和完善对于垃圾处理地居民的环境补偿机制。
参考文献:
[1]Fischer,F.,1995,HasardousWastePolicy,CommunityMovementsandthePoliticsofNimby:ParticipatoryRiskAssessmentintheUSAandCanadainF.Fischer&M.Black(eds)GreeningEnvironmentalPolicy:ThePoliticsofaSustainableFuture,ST.Martin’Press,165-182.
[2]MichaelValenti,1995,theearlydaysofincineration,MechanicalEngineering,May95,Vol.117,Issue5,p72-77.
[3]张震东.托克维尔论民主社会之自由问题,载于戴华,郑晓时主编《正义及相关问题》[M].台北:中研院社科所,1991.
[4]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等.美国地方政府[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2.
[5]陈俊宏.永续发展与民主:审议式民主理论初探[J].东吴政治学报,1998,(9):85-122.
篇10
就目前我国大多数城市的排水管网来说，按照“谁排污谁负责”的要求，管网系统基本上分为公用主干管网和专业管网两大类别，其中，公用管网一般由政府出资建设，由排水管理处进行审批、管理维护；而专用管网则由工矿、企业出资建设，其所有权属于工矿、企业。无论在功能还是在结构上，城市排水的管网系统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是，由于主干管网与专用管网之间管理主体的不同，造成了一些两类管网之间的衔接问题。
1.1 管网管理真空问题 如责任管理单位土地产权结构发生变化后，土地的使用权可由所有者自由支配，因此导致了专用管道的所有权及维护责任不清晰；又如随着一些工矿、企业的倒闭，其专用管网则将失去正常的维护保养；这些问题都会造成该部分专用管网成为无人管理的“真空地带”。[1]
1.2 管线情况复杂，排水设施存在未交接等问题 根据调查，新疆排水管理处现辖的人行道、房产直管房院内及开放式物业小区排水管线均未经过正式的交接验收，设施极不规范且管线情况不明，部分设施超期服役情况严重，养护维修困难；此外，近年新建的道路排水设施，由于施工单位众多，施工质量良莠不齐，造成交接困难，市民反应强烈。
1.3 责任单位不负责任问题 如在地下管线施工过程中，排水设施经常遭到破坏，由于排水管线出现问题后反映周期较长，发现问题后责任单位一般不能及时处理，造成了排水管理的被动和对城市环境的污染。
这些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公用主干管网与专用管网之间管理的良好衔接，依赖于政府管理体制和方式的改进，依赖于政府与社会相关方面之间的无隙合作。
因此，如何借助于现代经济理论和管理理论，结合国内外市政排水事业的运作模式和改革经验，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城市排水管网的长效管理机制，消灭城市排水管网衔接管理方面的空白和缺位，将是本论文研究的核心问题。[2]
2 市政管网建设解决管理问题的对策
2.1 政府机构的调整 对于城市公共事业管理部门调整的依据，在理论上，依据系统集成方法，根据当前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密切程度，相互之间耦合程度较高的，可以通过重组形成新的系统，相互之间耦合程度不高，可通过设立公共模块，将其中的有一定相互关系的模块，构成非实体的子系统。而在实践当中，可以参考的重新调整公共事业管理部门的依据是：①管理的对象，如供水、排水管理部门管理对象是水及相关设施等；②部门的职能，当前公共事业管理部门的职能主要包括，城市规划，法规制定，法规的执行和监察等；③部门之间的协调程度，即在发挥部门职能时，需要同其他部门进行配合的程度。[3]
2.2 政府职能改进 为了使得当前具有不同资产属性的管网能够发挥协同效应，第三方的政府应在其中扮演相应的角色，除了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并按照规定执行之外，还包括下列的职能。
2.2.1 经济措施的支持 排水管网和附属处理设施的建设和运营是关系到居民生活，关系到城市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的大事，因此，包括我国在内的各级政府都通过各种经济措施支持其建设和运营，主要的方式有：①政府直接投资。当前，我国政府的国债方面的一个重要的应用，主要就是在公共设施的建设上，未来应继续这方面的应用，并可以通过财政直接投资的形式加以建设。[4]②财政转移支付。对于城市主干网等设施的运营企业，由于当前各地排污费尚未完全征收，征收标准也尚未到位，监管力度也尚未达到应有水平，这些原因都可能导致管网以及相关设施的运营企业出现排污费用不能弥补其运营费用的情况，需要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形式进行补贴。
2.2.2 加强对管网运营的监控 政府对管网运营监控的职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①对专用管网的监控。由于管网运营企业没有处罚的权限，因此，对于专用管网的监控就必须掌控在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手中，通过技术的手段，对专用管网的排污情况进行监控。此外对于产权分散的业主所拥有的专业管网，需要对物业运营进行一定的监控，提前干预，以避免业主和物业之间的矛盾所导致的群体性事件。②对排水主干网的监控。监控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以资产所有人的身份，对于管网运营者的运营行为进行监控，并实施所有人的相关权限；其次是以政府管理者的身份，对运营情况进行监控，并接受投诉等，特别是对于资产可能不属于国有资产的污水处理厂的处理进行有效地监控。
3 结语
城市排水是城市市政工程的主要基础设施之一，有效地控制城市排水，同时也是控制水污染、改善和保护环境的重要措施，对城市社会和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的重要影响。加强城市排水管理，对于保障城市排水设施安全正常运行，防治城市水环境污染，对保护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保障人民的健康安全，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影响。但从目前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改革来看，或局限于污水处理领域，或局限于排水管网的技术性问题，对于多元责任主体下的管网管理模式的研究还基本属于空白，本文的研究将不仅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对于更好的开展我国城市排水管理的实际工作，解决实际管理工作中的困惑和难点，更具特别的实践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1]刘建华．论市政排水管道工程施工质量控制[j]．大众科技，2008（5）：36-37.
篇11
随着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的潮流,发展循环经济已成为全人类的共识,并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因此推行环境会计、进行其信息披露对于加强我国环境保护,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循环经济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我国在2009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中指出,循环经济是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等过程中进行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活动的总称。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循环经济改变了传统经济“资源—产品—废物”的线性增长方式,取而代之的是“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发展模式,通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资源消耗,降低污染排放,实现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系统的良性循环,促进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其重要意义在于:发展循环经济是我国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循环经济可以充分利用资源,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循环经济符合经济全球化和打破国际贸易壁垒的要求;循环经济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能够有效保护环境和维持生态平衡,有利于提升社会发展水平。
二、环境会计对发展循环经济的作用
(一)环境会计可以客观评价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
环境会计所提供的信息应该揭示企业对社会的环境责任与义务,评价企业的社会效益,以满足社会各方信息使用者的要求。因为对企业的评价不仅应以企业自身经济效益为准,还必须站在整个社会的角度考虑其社会效益。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我国经济增长的GDP中,至少有18%是依靠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透支获得的,拉动GDP增长的几乎是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由于传统的会计核算未将环境资源的消耗和补偿列入国民经济的核算体系,不能充分反映企业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从而导致了GDP的虚增,国民经济的虚假繁荣。环境会计则恰好能弥补传统会计在这方面的缺陷,将涉及资源和环境的经济业务纳入核算对象,将企业在资源循环利用中发生的相关活动及其对企业财务的影响进行充分的揭示,以客观、公正、准确地评价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
(二)环境会计可以核算循环经济给企业带来的收益
循环经济模式强调对资源的不断循环利用,要求及时提供资源投入、产出、使用效率及环境变化的信息,而传统会计未将环境要素纳入其核算体系,提供的信息无法满足循环经济发展对环境资源信息的需求。而环境会计最终的目标是要提供并公示这些环境会计信息。循环经济要求将生产出现的废物尽量转化为其他生产的原料,这必然就节约了资金的耗费,而传统会计对此并未过多关注。环境会计则要求核算资源重复利用的成本,其中也就包括了循环经济模式下将产品变为再生资源的支出。同时,由于合理地利用了产品和废弃物,产生了一定的收益,如国家补贴、减少对稀有资源的购买等。
三、循环经济模式下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内容
我国目前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尚未有统一的规定和标准。会计界有的将环境会计信息按传统会计的六要素,即环境资产、环境负债、环境资本、环境收入、环境费用、环境利润来进行讨论。但其确认、计量等许多问题尚未解决,在操作上有相当的难度,可行性较差。借鉴世界各国已有的研究成果,以及结合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要求,我国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主要应包括能以货币单位计量的环境成本、环境收益以及不能以货币单位计量的环境绩效两个方面,这样便于操作。
(一)货币化信息——环境成本和环境收益
1.环境成本
关于环境成本的定义,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第15次会议认为:环境成本是指本着对环境负责的原则,为管理企业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采取或被要求采取措施的成本,以及因企业执行环境目标和要求所付出的其他成本。这一定义指出了环境成本的形成来自企业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据此,我国可以将环境成本分为以下六个方面。
(1)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成本,是指为了直接降低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不良环境影响而发生的成本。包括防止公害、保护环境、循环利用资源所发生的成本。(2)生产经营前后过程中发生的成本,是指为了抑制在生产经营之前及之后对环境造成的不良影响而付出的成本,以及为了抑制包装物等的消耗和废弃而付出的成本。主要包括:购买环保设备、环保材料等发生的绿色采购成本;为了降低包装物等造成的不良影响而发生的成本;为了对产品、商品等的回收、循环利用、再商品化及适当处理所发生的成本。(3)环境管理活动中发生的成本,是指在保护环境的管理活动中发生的为了降低不良环境影响所付出的成本以及与社会交流所付出的成本。具体包括:环境管理体系的完善及运行成本;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及环境宣传成本;环境监测成本;环境教育经费;景观维护等改善环境措施而发生的成本。(4)环境保护的研究开发成本,是指用于研究开发的成本中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成本。主要包括:环保产品及增加原产品环保功能的研发成本;材料选择、生产工艺流程设计、环保包装设计的研发成本。(5)社会环保活动中发生的成本,是指在社会活动中发生的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成本,这些成本支出虽与生产经营活动没有直接关系,但有助于企业提高社会整体环境保护效益。主要包括:对从事环保工作的社会组织、团体、个人等给予的捐赠、赞助;向当地居民提供环境信息所发生的成本。(6)环境损害成本,是指因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已经给环境造成损害而发生的成本,即企业对环境损害作为补偿和赔付而支出的成本。主要包括:排污费、专项治理费用;赔偿金以及罚金。
2.环境收益
环境收益是指由于企业积极实施各种环保措施并参与环境治理给企业带来的能以货币单位计量的直接或间接经济效益。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
一是取得的实际收益。主要有:对回收的产品、商品进行处理后得到的有价物的销售收入;利用三废生产的产品收入;由于采取某种污染控制措施(如购置环保设备、环保技术研究等)而从政府取得的不需要偿还的补助或补贴;国家颁发的对环保作出贡献的奖金;国家拨给企业的用于治理环境的专项资金;接受环境保护方面的捐赠收入。二是费用的节减。主要有:利用三废生产的产品将会享受到流转税、所得税等税种减免税的优惠政策从而减少了税费支出;资源投入费用的节省。如由于循环利用或有效利用资源引起的原材料费用的节省,由于水的循环利用引起的用水费用的节省等;企业治理环境污染所发生的支出可能会低于过去交纳的排污费、罚款等支出;从金融机构取得低息或无息贷款,从而节约利息支出。
(二)非货币化信息——环境绩效
环境绩效是指企业所做的环境管理工作及其效果。例如,对国家环境法规执行得如何,对环境造成了多大的污染,对环境保护作出了哪些贡献,环境质量有何改善等等,有些难以用货币单位计量而只能采用某种技术的或实物的计量手段去衡量。
1.环境质量情况
环境质量情况是披露企业环境绩效的最重要的内容。环境质量主要包括以下项目:能源的耗用量;污染物排放量;使用过的产品、容器、包装物等废弃物回收、循环利用情况;主要环境质量指标的达标率;发生的污染事故情况及对环境的危害情况等。2.环境污染治理情况
由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对环境造成污染时,自然就要进行污染治理,因此,披露环境污染治理情况也是反映企业环境绩效的一个重要方面。主要项目有:污染治理情况,包括污染治理投资额、项目完成数、污染物处理能力、污染物治理设施运行状况等;从事环境治理、检测、研究的机构和人员情况;建立治理污染的管理制度和管理体系的情况;污染物回收利用情况等。
3.环境法规执行情况
我国按照协调发展、预防为主、环境责任和公众参与这四项原则制定了一系列的环保法律、法规。那么企业的执行情况如何也应反映。主要包括:“三同时”制度的遵守情况;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执行情况;环境目标责任制的落实和执行情况;对纳入城市环境综合整治的事项、原因、分配的责任指标及其完成情况,以及在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工作中的成绩和问题;排污申报登记、排污许可证的取得情况等。
4.其他
其他还有如企业执行的环境政策、企业的环境管理体系、环境审计情况等等。
四、循环经济模式下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模式
根据上述分析,我国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主要可分为货币化信息和非货币化信息,其披露模式就可以从货币化信息披露模式和非货币化信息披露模式两方面进行探讨。
(一)货币化信息的披露模式来源于/
1.在现有财务报告框架内披露
(1)在现有财务报表内披露,但不单独立项。这是将货币化环境会计信息融合到现有财务报表的有关项目之中予以披露,而不单独立项的一种披露模式。我国现行会计制度和实务中采取的就是这种做法。例如,将企业交纳的排污费视同一般费用计入管理费用;用于环境保护的设备列为一般的固定资产,不作特别披露。这种方式下无法体现企业环境管理的状况和水平,而且会使那些注重环境管理的企业因环境支出导致费用增加、净利润减少,挫伤企业的环保积极性。显然,这种做法不能适应环保新形势的需要,因此并不可取。
(2)在现有财务报表内披露,并单独立项。这是一种把货币化环境会计信息直接添加到现有的会计报表正式项目中予以披露的一种模式。即在现有的会计报表内增加项目,以某种合适的项目名称对货币化环境会计信息进行单独披露。例如,在利润表中增设如排污费、环保研究开发费、政府发放的污染治理补助等专门项目,以反映发生的环境成本以及披露控制环境污染和保护生态环境所导致的收益。
(3)在附注中披露。货币化环境会计信息除了可以在财务报表内反映外,还可以在附注中披露,这些补充资料可以是文字的或是数字的,详细的或是简略的,相互连贯的或是独立的。
2.编制单独的环境成本报表和环境收益报表
前两种披露模式都是将环境会计信息与传统的会计信息合并披露,并没有对原有会计报表的模式和结构进行太大的改动,便于操作,易于为会计人员所接受。但是,这种模式容易引起混乱,导致对会计信息的错误理解。因为传统会计信息和环境会计信息所反映的内容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如果将二者合并在一起,使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无法对企业的经济责任和环境责任的履行情况作出客观而准确的评价,并降低了环境会计信息的重要性。如在附注中加以说明,等于把环境会计信息置于传统会计信息的附属地位看待,这与目前循环经济对环境信息的需求很不相称。因此,为了强调突出环境会计信息的重要性,便于环境会计信息使用者一目了然地了解到与环境问题有关的货币化信息,企业可以编制单独的环境成本和环境收益报表,单独披露在环境方面的耗费和收益。
(二)非货币化信息的披露模式
由于环境绩效信息主要以非货币性信息为主,而且环境科学方面的技术指标值非常专业,因此一般应以编制单独的环境绩效报告为宜,使环境绩效的披露更加集中、全面和系统。在编制初期,为易于操作,不妨先以文字、图形、表格和实物数量、技术指标等为主;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之后,环境绩效报告应以列示一系列环境技术和经济技术指标为主,并逐步过渡成为一种通用、正规、严谨的信息报告工具,以便同时满足多方面的信息需求,使企业对外披露的环境信息能够发挥最大程度的效用。
基于以上分析,在环境会计实施初期,以及环境问题并不突出的行业,利用现有的披露形式(不单独立项的做法除外)予以披露是可行的,但是随着环境会计理论与实践的逐步成熟,特别是在环境问题突出的行业里,最终还是应该编制独立的、通用的环境会计报告书。
在借鉴国外环境会计理论的基础上,我国一定能够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模式,使环境会计信息披露逐步规范化和制度化,为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必要而有效的服务。
【参考文献】
篇12
垃圾处理是随着人口在空间的集聚(城镇化)、不可分解垃圾的增多、垃圾数量的巨量增加而逐步凸现的。随着科学技术进步,人类合成了众多诸如塑料之类的不可分解或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分解的化合物,加之人口的空间集聚,使得在狭小的空间区域产生了密集的垃圾。如此就产生了垃圾的成份和数量远远超出了大自然的自我净化能力,从而出现了垃圾集聚、垃圾围城等非均衡现象。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尽管资源回收的广度和深度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总体上来看,垃圾还是一种会给人们带来痛苦感受的“负经济品”。垃圾处理能够清洁人们的居住环境、防止病毒、细菌的滋生和扩散,是人类生活所必须的,因而是一项价值创造活动,是现代人类社会所不可或缺的生产活动。
但是,在现有的经济、技术、法律条件下,垃圾处理过程是一个具有重大外部性的生产活动。本文认为,垃圾处理产业中的邻避现象的本质正是来源于这种特殊的外部性。在仔细考察垃圾处理中的外部性后发现,垃圾处理的外部性存在两个层次并且在每个层次上具有完全相反的表现形式。从全社会范围看,垃圾处理美化了人们的居住环境而存在正的外部性,因而得到绝大多数居民的赞同;从垃圾处理所在地这一狭小的区域范围看,因为垃圾处理本身存在产生“二次污染”的巨大风险,因而垃圾处理过程存在明显的负外部性,因而常常被周围居民所抵制。
因此,现代社会的垃圾处理模式使得要在某一地点集中处理所有人产生的垃圾,并存在“二次污染”风险,这一模式实际上是把垃圾对人类造成的危害集中到了某一狭小区域的居民身上,造成了他们的成本与收益的巨大分离,是少数人的利益受损换来了多数人的环境收益。当成本与收益的脱节超出了人们的忍受极限时,对垃圾处理的抵制就不可避免了,反抗将随之而起,从而产生了邻避现象。因此,垃圾处理产业中邻避现象的本质可以简单地归纳为,垃圾的广泛产生和集中处理之间、垃圾处理的外部性在不同层次之间、垃圾处理的收益和成本之间的矛盾和剧烈冲突。
二、垃圾处理中产生邻避现象的基本原因
目前,学术界对于邻避现象的研究较少,已有的研究基本上是从民主、环境正义等政治学、伦理学的角度来阐述邻避现象产生的原因。台湾的张震东教授在其著作《正义及相关问题》中认为,民主国家在形式上赋予了自由平等权,并奉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在此社会原则之下却容易形成“多数总是对的”的道德权威,甚至以多数为名而滥用权力来压制少数,造成所谓的“多数暴虐”[3]。文森特·奥斯特罗姆(VincentOstrom)等人也认为,相信多数决策原则就必然意味着多数人能够做出决策,而这种决策是与少数人的利益相悖的。[4]可见,“多数暴虐”实际上是通过现代民主制度,实现由少数人来承担使得多数人受益的项目的成本和风险。而当这部分人认为这种成本和风险异常大时,人们所固有的自利倾向将会转化为一种强有力的反抗。垃圾处理产业中出现的邻避现象正是被有效组织起来的利益受损的“少数人”对这种“多数暴虐”的抗争。台湾东吴大学的陈俊宏认为,代议制民主制度是邻避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并提出了他认为能够与环境治理等可持续发展政策推行相兼容的审议式民主理论。[5]从以上学者的研究结论可以归纳出,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产生邻避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在现代代议制民主制度下,由于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基本决策原则,产生了多数人获得的利益却由少数人来承担成本和风险的不对称现象,而当这种不对称在某种条件下变得不能被少数人所容忍时,反抗就成为了必然的结果,邻避现象的出现也就在所难免了。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产生邻避现象的原因也许更加直接和清晰。邻避现象的本质是边际收益、边际成本在处理地居民和全社会之间存在的巨大偏离,又可以把它分为正常偏离和非正常偏离。非正常偏离是由于人们在认识和观念上的扭曲而导致的,对于垃圾处理所产生的外部性认识偏差,它实际上是一种虚幻的外部性。正常偏离是指在现代垃圾处理模式下,人们利益结构的调整未能到位而形成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偏差,是客观存在的外部性。
(一)非正常偏离的原因
具体到垃圾处理产业,本文认为,产生非正常偏离的基本原因来自于以下两个方面:
1.人们对于历史上曾经出现垃圾危害的恐惧感认识的深入有利于人类更科学地对待和处理垃圾,但是,认识的深入同样加深了人们对于垃圾处理的恐惧感。在前文提及的纽约、新竹等邻避现象的案例中,都曾经出现过由垃圾处理而造成对环境和资源的巨大破坏的经历。曾经真实存在的对于垃圾危害的认识,加剧了人们对于垃圾的恐惧,从实践经验看,不能不说这是垃圾处理产业中引起邻避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2.垃圾处理的负面新闻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人们的判断。
随着污染控制技术的进步,垃圾处理过程所产生的二次污染已经获得极大遏制,能够达到各种环境标准。以垃圾焚烧处理为例,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在城市固体废弃物焚烧炉(MSWI)的飞灰中检测出二恶英后,焚烧排放作为二恶英的环境来源,已经越来越受到环境科学家的重视。同时,由于其高毒性特征二恶英也成为环保团体反对垃圾焚烧最有力的证据。但从近一两年检测机构对烟气回收设施完善、设计合理的焚化炉所排放烟灰的检测结果看,二恶英的排放完全能够达到环保标准。据2004年9月14日《光明日报》报道,“我国的垃圾焚烧处理技术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经他们检测的国产立式气旋热解气化垃圾焚烧炉的二恶英排放仅为0.011纳克,是国家标准的五十分之一,日本及欧盟标准的十分之一,且燃烧效果远优于价格昂贵的进口焚烧炉。”[6]
尽管如此,由于新闻媒介对于日本等国家早期建造的垃圾焚烧工厂排放的二恶英的负面报导,还是导致了人们对于垃圾焚烧造成二次污染“谈虎色变”,即存在“负面新闻扭曲了人们对于垃圾焚烧的观念”的现象,这就是负面新闻的副作用之一。《芝加哥论坛报》前任总编辑杰克·威廉·富勒认为,“相对于好事情而言,灾难总是更容易成为某个社区的谈资。麻烦事易唤起一些人的同情心,而易使另外一些人产生宿命感,恐惧和愤怒比仁爱具有更大的冲击力。”[7]
(二)正常偏离的原因
正常偏离意味着垃圾处理地的居民实际获得的收益少于应该得到的收益,而实际支付的成本却多于应该支付的成本。根据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政府应该通过环境补偿机制对处理点居民所承受的损失进行补偿。根据“成本-收益”这一基本分析框架,当获得的补偿等于或超过了所受到的损失时,集中处理点的居民会接受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例如,台湾新竹市市政府执意要在原来掩埋场旧址建设焚化炉,承诺焚化炉营运后将给周围居民种种回馈,包括温水游泳池、运动场、社区公园、电费减免和回馈金时,有些居民和议员就“松口”了。然而,按照目前的经济、技术水平,构建完善的环境补偿机制却是极其困难的,这一判断基于以下原因:
1.垃圾处理过程造成的“二次污染”的知识并不充分,存在众多的不确定性。对垃圾处理过程产生的“二次污染”的认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样一种渐进的认知过程会在人们头脑中产生“污染严重程度具有不确定性”的思维惯性,进而导致补偿标准制定过程的复杂化。
2.环境资源定价的困难性。垃圾处理外部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造成环境污染,减少处理地的环境容量,必须对遭受损失的环境容量进行补偿。[8]然而,产权、外部性和环境修复成本的不确定性和事后性都导致了环境容量定价的困难,进而引起了政府与居民之间在确定环境补偿标准上的巨额议价成本,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环境补偿机制的有效实施。当然,除了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之外,在操作层面上,补偿资金的欠缺也是引致环境补偿机制缺失的重要原因。
三、结论
篇13
二、城市生态敏感区
鉴于城市处于快速拓展阶段，特别是建设需要大量土地资源，为了保障其建设的完整性和连续性，应对城市空间作生态敏感性分析，并划分出不敏感区作为城市优先发展区用地。
生态敏感性分析通过对城市化特别敏感的自然生态因子加以叠加，用以界定易受人类损伤的敏感地带，加以控制保护。一般从饮用水资源、自然生态要素的人文价值、生态资产、工程地质情况等指标进行处理分析。根据生态敏感性程度，将市区划分为生态最敏感区、敏感区、低敏感区和不敏感区4种类型。空间落实如下：
生态最敏感区主要分布在山脉、河流水系的两侧。该区生态敏感性很高，外来干扰不仅对其自身影响反应剧烈，甚至有可能波及其他地区，对整个生态系统带来破坏，故应属重点生态保护区，城市发展过程中应重点考虑与该区的关系。
敏感区分布在山体边缘地带、建成湖泊湿地地区以及老城中心。该区生态敏感性较强（包括历史文化因子的敏感性），对维护最敏感区的功能以及整体生态效果起重要作用，故开发建设亦应慎重。
低敏感区以大片农田景观为主，少部分为城区内历史文化保护地段或文物密集区，该区不宜强度开发，而应作为大地园林化的主要构成成分或历史文化控制建设地段。
不敏感区主要分布在城市周边县城区一带，是城市发展的良好用地。
三、生态的绿化
随着环境资源被不断开发利用，经济的高度增长，工业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局部地区后工业社会的逐渐到来，利用绿化技术对受损环境与被破坏环境进行生态与景观恢复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
生态处理手法是值得大力推广运用的，但以为设计人造的绿色空间，植林挖池就具有生态效益，未免是将复杂的生态系统简单化了。从表象上看，城市景观大都体现了绿色的主题，但绿色的不一定是生态的，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才能形成和保持的景观效果并不是生态意义上的“绿色”。自然有其演变和更新的规律，站在生态的角度上看，自然群落比人工群落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充分利用乡土植物种类，尊重场地的自然再生植被，为自然再生过程提供条件或是充分利用基址上的原有植被，发挥自然系统的能动性，这才是绿色生态设计。
（一）屋顶生态绿化
在建筑密集的城市环境中，屋顶生态绿化作为一个比较有效的空间绿化手段，常常出现在高密度的建筑群中。屋顶绿化对建筑本身的承载力和防渗透要求相对较高，因此，一般建筑只能栽植浅根系易于生长的花灌木及地被。但基本上只是的达到了绿化的效果，在生态多样性方面太过单一了。值得我们考虑的是如何更高效的发挥生态绿化的作用，建立生态多样性空中绿化。
韩国环境部《建设高效率的生物栖息空间》项目之一“天空乐园”——把建设生物栖息场所的市内生态公园的概念引申到屋顶绿化中。把空间分为“野生绿地”、“灌木丛”、“湿地”等，并种植了八十多种植物。屋顶小生态系统建设后，高为12层的建筑，取暖能源减少了14%，空调使用减少了13%.建设两年后屋顶小生态系统植物种类达到了150种，昆虫种类达到了二十多种，鱼类、两栖类、鸟类生存环境优化。由此看来，在屋顶上建设生物栖息空间，给城市带来了生态环境的多样化。
（二）依据潜在植被理论进行恢复树种规划
城市发展在基础建设和道路建设中几乎不可避免对自然植物群落的破坏。依据潜在植被理论进行恢复被破坏的植物群落系统，其在绿量和生物多样性比自然再生的恢复速度快很多城市发展在基础建设和道路建设中几乎不可避免对自然植物群落的破坏。依据潜在植被理论进行恢复被破坏的植物群落系统，其在绿量和生物多样性比自然再生的恢复速度快很多。
城市发展在基础建设和道路建设中几乎不可避免对自然植物群落的破坏。依据潜在植被理论进行恢复被破坏的植物群落系统，其在绿量和生物多样性比自然再生的恢复速度快很多。
绿化树种规划的方针：
1.以当地景观与植被构成为主的乡土群落为复原目的；
2.早期形成绿量的速生树种的落叶树（先驱种）与远期形成景观的常绿树按一定比例搭配。
首先通过调查当地周围的自然植被，在土壤贫瘠的条件下，生长发育着的稳定的树种规划为远期构成树林群落的树种。其次选用当地的速生树种，利用速生树种确保绿化初期的绿量，并为慢生树种提供夏季遮荫。并根据对当地自然植被林缘树种的调查研究，在林地边缘选择适当的抗性强的树种栽植。
从效果来看，而采取这种生态恢复绿化方法仅需用4～5年的时间，即与其周围没有遭到破坏的植被在绿量方面达到了基本的一致。比任植物自由萌发与生长快几十年。随着时间的推移，植物群落的构造发生相应的变化，动植物种类也开始自然增加。为保障远期形成景观的常绿树健康地生长，必须对恢复地植被进行适当的养护管理及对早期形成绿量的速生树种（先驱种）进行移植。
四、城市特殊地区更新
生态学的引入使景观设计的思想和方法发生了重大转变，甚至改变了景观的形象。充分利用场地原有的建筑和设施，赋予新的使用功能。再生原料支撑的材料，将场地的材料循环使用，最大限度的发挥材料的潜力，减少生产、加工而消耗的能源，减少施工废弃物等。今天，景观设计师面对的基址是越来越多的那些看起来毫无利用价值的废弃地和被生产破坏的区域。更多的是为我们的城市治疗疮疤，用景观的方式来修复城市的肌肤，促进城市各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
德国埃姆舍公园（IBAEmscherPark）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设计者巧妙的利用旧工业区原有的采矿基地和大量建筑，改建成公园休闲、娱乐的场所。不仅尽可能的保留了原有的工业设施作为地区的历史延续，并有效的节约了资源，同时创造了独特的工业景观。这项环境和生态综合整治工程，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地由于工业衰落带来的环境、就业和经济发展等诸多难题，并赋予旧工业基地新的生机。
俞孔坚教授主持设计的中山岐江公园，也是典型的充分利用原场地的造船厂房及机器设备作为景观的组成部分。对工厂的原有设施加以提炼和修饰，使其赋予新的审美和使用功能，并引发游客对历史的回顾和思索。
五、水环境治理与保护
水资源的循环利用和可持续性是生态设计的重点。生态水环境终目标是使流入自然流域的水实现污水“零排放”。城市里一般污水都被收集到污水处理厂，处理之后再排回河道中。但水处理厂的排水一般为三级排放，仍然携带大量污染物质，所以排放到自然河道仍然是超V类水体，易引发诸多问题。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闻会上，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指出，根据去年的检查，我们国家600多个城市中间有230多个城市的污水处理率等于零。也就是说，这些城市的污水是直接排放的，对环境造成了极大的污染，而且也使水的循环利用在这些城市受阻。为了扭转该现状，根据生态设计理念在规划中，我们应分考虑了污水治理、中水回用、雨水收集回用以及水质保持的问题。
（一）综合形的生态处理方法
污水处理厂的排水推荐采用一些先进的生态污水处理措施，如太阳能水生物污水处理系统（SAS），处理后将清洁的水回用当地的生产。中水和雨水集中净化处理可利用城市林地作为生态过滤系统，同时加速水的蒸腾和下渗，保障了水系统的循环，并且可创造出一个非常适合植物生长的环境。这种设计理念有多方面益处：它首先解决了水资源不足的问题；给当地提供了清洁的淡水资源；回灌了土地，补充了地下水资源；进入河流的水质达标，确保河水恢复为奔流的河流，而不是一条排污的渠道。一方面提高了水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通过生态恢复手段维持水循环过程，以便持续地获得可供利用的水。新晨
（二）湿地
湿地作为生态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持区域生态平衡、保持生物多样性和珍稀物种资源以及调节气候、蓄洪防旱、水质净化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天然的生物基因库和人类文明的摇篮。
湿地具有巨大的净化、降解有毒物质的能力。试验表明，湿地对采油污水中油的净化率可达80%以上，对落地原油和钻井泥浆的净化作用也十分明显。此外，湿地的功能还表现在供给水源、重要物种栖息地、动植物产品的开发、科学研究、文化教育、旅游和休闲等方面。因此，利用各类湿地来构筑城市的生态系统，投入最少，养护费用最低，却能为城市带来显著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三）人工浮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