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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过度放牧近年来，依赖天然草地资源自由放牧获得畜产品的落后生产方式仍占主导地位，牧民人为侵占、乱占湿地，盲目开发、过度放牧的现象十分严重，草地资源长期处于无法恢复状态，形成恶性循环，加剧了草地生态环境的恶化。据兴安盟2011年天然草原生产力监测报告显示：2011年天然草原牧草总产量为110492.92万公斤；天然草原暖季载畜量为151.36万个绵羊单位牲畜，实际载畜量为400.42万个绵羊单位牲畜，超载249.06万个绵羊单位牲畜。
1.4河道挖砂严重洮儿河流域河道被挖得千疮百孔，这样滥采滥挖砂石，不仅河势被改变，河床被破坏，加快了湖底的“沙漠化”，还毁坏了洮儿河流域的生态环境，给洮儿河流域防汛造成了极大的隐患，给人民群众的生产带来不应有的困难。1998年的大水，洮儿河流域特大洪涝灾害的发生，这些现象的产生与洮儿河流域自然环境的破坏有着直接关系，非法过度采集河道砂石就是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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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霖认为经济体制是人类为解决资源配置和动力问题而确定的一组机制，包括决策、信息、激励、约束的机制，强调所有制和协调机制并不是经济体制的构成要素，进而又把上述四种机制分为两组，即决策—信息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13]。张仁德认为经济体制是借助于经济体制实行资源配置的一整套经济系统，或者说是对资源配置作出决策和执行这一决策的一整套组织安排[14]；樊纲、光认为经济体制是一定的经济制度或者生产关系所采取的具体组织形式和运动方式，包括社会组织和管理经济的制度、形式、方法及经济运行机制[15]。上述定义从不同角度揭示了经济体制的特征，笔者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对经济体制的含义进行重新界定。经济体制主要是指资源配置的方式，这种方式也可以认为是在一系列机制运作下的制度安排，不仅仅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和企业所有制结构，还包括整个国民经济的管理体系和制度，主要分为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两种。计划经济体制是指经济运行主要通过政府在整体的宏观调控、总量控制、结构调整、经济布局等方面发挥作用，其主要特征是计划成为配置资源的基本方式、国家通过指标的方式直接管理企业、国家所有制是经济体制的基础、强调国家利益等[16]；市场经济体制是指经济运行主要通过市场在微观经济领域、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和有关资源配置等方面发挥作用，其主要特征是市场通过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高效率地配置资源，生产者和消费者是决策的主体，追求个人、企业利益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动力[17]。
计划经济的生态环境效应分析
（一）“公地悲剧”的产生马歇尔•戈德曼（MarshallGoldman）曾对这个问题有过简练的描述，计划经济形成了个人理性与集体经济的偏离，由于不存在资源的私有产权，工厂经济不必为其使用的土地和资源付费，这就导致了对资源的过度使用。从理论上讲，计划经济体制可以避免外部性问题，只有按照自己的方式处置资源时，真正的“公地悲剧”才会产生。整个社会或者多个单位共同占有公共资源，公共资源的产权清晰而使用权模糊，经济主体往往可以以较小的成本就可以获取公共资源，最终会使公共资源枯竭[18][19]，计划体制对资源的配置效率低下和企业将追求利润作为经济业绩，也浪费了大量的资源和污染了生态环境。此外，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生态环境政策、制度、观念不完善，往往导致资源的过度使用和生态环境污染。另外，国家作为社会成本的承担者和强制执行者，仅具有纯理论的意义，企业使用资源和排放污染物不需要支付成本或者支付很小的成本，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运营机制和价格机制也加速了资源的过渡利用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力度；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制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也对资源生态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重工业为重心的工业建设、和化运动造成了资源的大量浪费、“大三线”和“小三线”建设使得错误的工业布局引发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以钢为纲”、“以粮为纲”方针忽视生态规律，造成生态生态环境的极大破坏。
（二）重工业优先发展赶超战略的负作用由于当时的国际背景和国内背景，迫切需要尽快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尽快实现工业化，我国采用苏联的工业化发展战略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道路，然而重工业这种资金、资源密集型产业并不符合我国的优势，因此重工业的发展必须在扭曲的宏观政策中得以生存和发展。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表明：重工业结构是生态环境效应的主要因素，是影响生态环境质量的主要驱动因子[20]。纵观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计划经济时期的重要特征之一。我国重工业化时期大致分为五个时期，即1949年～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重工业优先、“一五”期间的重工业化、“二五”期间的“”对重工业的强化、1961年～1964年对“”的纠正、1965年～1978年备战和三线建设对重工业优先的再次强调[21]。长久以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的畸形产业结构，重工业的发展不仅消耗了大量的资源，而且使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研究员认为重工业一般具有两大特征：一是高污染的特征，传统的重工业发展模式往往是粗放的、外延式的发展道路，重工业的过度发展造成本来已经很脆弱生态生态环境加速破坏；二是资源的高消耗特征，重工业的加速发展必然使得本来已经非常短缺的水、土、煤、电、油等基本资源高度紧张，企业的正常生产和群众的正常生活都受到负效应的影响[22]。
市场经济的生态环境效应分析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生态环境正效应
1.市场机制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市场经济最重要特征就是市场机制或称为价格机制，市场机制在反映资源稀缺性、提高资源更有效率的利用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微观层面上，企业对于市场上的价格信号能够做出灵敏的反应。市场价格的波动，及时地反映出市场对各种产品的需求，以及各种资源的稀缺程度，通过企业的自发行为，促使生产要素流动，经过一定的过程，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23]。宏观层面上，由于坚持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和宏观调控，价格信息真正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导向作用，市场经济体制资源配置实现较计划经济体制高的效率。以水资源为例，研究表明，市场发育程度越高，水资源配置效率越高，反之越低[24]。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无偿供水或者低价供水，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的价格也是严重扭曲，极为严重浪费水资源[25]。由于水资源的无价或低价，使用者很难通过技术创新来减小成本，据调查灌溉农田比喷灌、滴灌分别多耗水30%、70%，粗放使用不但加剧了水资源的浪费，还造成了土地盐渍化和地面沉降等生态生态环境问题出现。市场经济体制下水资源有偿使用法律、办理办法等明确规定了各类用水全面实行有偿使用[26]，不仅使供水单位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而且对节水工作的开展，提高用水利用效益，均起到了经济杠杆的作用。另外，市场机制促进了非国有企业的发展，集体、三资、私营等各种产权类型的企业大量出现，这些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在能源、原材料的需求上展开了竞争。市场机制的引入建立了资源市场，在价格机制的引导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扩大。
2.市场化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全要素增长率和产出增长的贡献率远高于传统经济时期，这将有利于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10]。高投入、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在前苏联、东欧国家及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由来已久，政府多次强调转变经济方式却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其原因何在？[27]著名学者樊纲认为归根结底这不是认识、管理、政策问题，也不是发展战略问题，而是体制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我国外延式发展的问题不可能根治[28]。刘国光学者也认为，相比较而言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对经济增长方式制约性更大，这种制约性不仅反映在微观层次的企业经营机制上，而且体现在宏观层次的经济调控体系和调控手段上[29]。刘传江学者认为传统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因其忽视个人利益和经济激励、排斥市场制度与市场机制，因而不仅会因为缺乏技术创新、缺乏高效率的激励和动力机制而内生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而且还决定了这种增长方式的锁定状态[27]。上述观点表明，经济体制转变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应该是同步的，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市场化可以通过三个渠道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第一，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形成灵活、准确反映各类自然资源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体系，逐渐替代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不合理的资源价格体系，从而为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优化配置提供前提[10]，目前价格几乎全部决定市场上供需变动的产品，受指令性价格影响的工业品占工业总产值的份额较低；第二，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通过市场调整，形成有别于计划经济体制的高度化和协调化的产业结构；第三，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促进企业研发和采用新技术以在竞争中保持优势，以增进资源配置效率和降低生态环境污染程度。
3．市场化有利于生态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生态环境政策是协调发展与资源生态环境之间矛盾的手段，同时也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延伸和实现其发展目标的重要调控手段[30]。生态环境政策包括生态环境经济政策、生态环境法规制度、生态环境公众参与等三个方面。目前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态环境经济政策，主要包括排污收费、排污权交易、生态补偿、资源生态环境税收等方面，生态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对于降低生态环境保护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减少政府补贴、扩大财政收入以及提高公众生态环境意识诸多方面起到了较好的效果。在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渐进的改革时期，这些带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生态环境政策与市场经济手段相结合，比较有效地缓解、控制了污染排放[31]。目前，主要存在两种手段，一种是政府干预的方式解决环境问题的经济手段，如环境资源税、环境污染税或排污收费、环境保护补贴、押金退款制度等。另一种是市场机制的方式解决环境问题的经济手段，如自愿协商制度、污染者与受污染者的合并、排污权交易制度等。近年来国家积极推进环境税费改革、环境价格和收费改革、绿色资本市场完善、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排污交易市场的试点、绿色贸易和绿色保险的实现、环境污染责任强制保险、企业环境行为信用评价、绿色信贷和银行绿色评级、企业环保债券等体现了我国环境管理的市场手段更加健全，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建设日臻完善，注重市场机制在解决环境问题中的作用。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生态环境负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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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数据来源及处理
山东省作为国内的经济大省、农业大省、人口大省，处于南北经济连接处，研究其环境-经济系统，有其良好的借鉴与推广价值.总体来说，近年来山东省GDP呈不断增长的趋势，“十一五”年均增长12.3%.2011年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GDP达到了45429.2亿元，比上年增长10.9%.2012年GDP实现50013.2亿元，比上年增长9.8%.年均增长率在10%左右，总量居全国第三位.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省.根据经济-生态环境系统的划分及特点，本文主要按照科学性、代表性、实用性等原则，借鉴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评价体系研究成果［13-14］.构建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两系统发展的指标体系，选取了山东省1996—2012年的数据进行分析.数据来自1997—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山东统计年鉴》、《山东省环境状况公报》及山东省统计局的官方网站，个别年份数据的缺失采用相邻年份值插值法补齐.
2实证分析
根据、计算得出1996—2012年山东省经济综合发展指数f(E)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指数f(C).可以看出，1996—2012年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两系统都呈曲折缓慢上升态势.其中，生态环境系统指数在2008年出现了一个峰值，这与2008年青岛市作为奥运会分赛场，政府加大环境治理投入有关.经济系统指数经历了“九五”（1996—2000年）期间的缓慢增长后，从“十五”初期（2001—2003年）开始，山东省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开始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为了更清楚地反映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在时空上的特点，根据表2绘出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度演化图（图2）.可以看出：1996与1997年山东省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协调耦合度处于区域Ⅰ，经济和生态环境相互影响极低，处在低级协调阶段.1998年开始一直处于区域Ⅱ，经济和生态环境处于协调发展阶段.其中，1998—2001年，0°<α≤45°，说明系统处于协调发展阶段，经济与生态环境相互影响，共同发展.2002—2012年，45°<α≤90°时，1<tgα，经济系统的演化速度快于生态资源系统的演化速度，生态环境为了满足经济发展，表现为资源消耗的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发展速度，生态环境开始制约经济发展.两系统协调耦合度于2011年缓慢到达最大值，随后出现缓慢下降趋势.
3结论及政策建议
3.1结论
1）山东省的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之间没有呈现完整“倒U型”曲线关系，而出现“倒U型”的前半段，但该省近几年加大了对环境治理的重视力度和投资，2011年耦合度数到达了顶点，2012年出现了下降趋势，也就是拐点已经出现，表明环境与经济系统的演化速度更加适宜，开始从生态环境制约经济的发展（45°<α≤90°）向环境经济共同发展的方向转变.
2）山东省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往往处于“不进则退”的相持阶段，现阶段为了更好地实现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其重点在于控制环境排放和加强环境治理上.经济排放不是环境治理的格兰杰原因，环境污染排放的冲击对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说明山东省在发展经济时，不应该采用粗放式发展模式，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
3）经济增长是环境治理的格兰杰原因，环境治理却同样产生负效应，这与许多研究提出环境治理会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不一致，产生这个结论的原因是：第一，山东省现阶段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对治理环境的设备、资金投入，环境治理依然是被动地受限于经济系统，环境治理投入短期内表现为消耗经济发展的成果.第二，环境治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具有一定的门槛效应.耦合分析认为，山东省在研究期内主要处在资源消耗速度大于经济发展速度的阶段，长期以高速消耗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环境治理水平相对较低.这就造成了环境治理的投入和效果实际上没有和经济增长的演化速度相适宜，从脉冲分析的结果看，达不到许多研究者得出的环境治理促进经济增长的响应效应.
3.2政策建议
1）处于经济高速发展中的中国，容易形成经济系统演化速度高于生态环境系统演化速度，如果不对经济与生态环境进行合理的控制，很有可能走向两个系统崩溃的结果.虽然经济与生态环境系统长期处于协调发展的状态之下，两系统间的内在作用情况也是十分复杂并没有固定规律，所以，为了使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制定其宏观政策与治理方式要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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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评价方法按照IBI的建立方法对松花江流域水生态环境质量进行评价［19］。IBI的评价标准，采用所有采样点指数值分布的95%分位数法建立，评价等级按照IBI分值由高到低分别定义为优、良好、一般、较差、很差共5个等级。参照点以生境状况中人类活动和土地利用一项得分大于13分和有襀翅目昆虫存在这2个原则确定。各参数间的Pearson相关分析在SPSS15.0中完成。
2结果与讨论
2.1IBI的建立和评价结果根据IBI建立的方法，研究确定S1～S10作为参照点，其余20个点作为监测点。利用底栖动物和着生藻类的调查数据，计算得到总分类单元数、密度、优势种比例、敏感物种分类单元数等共25个候选生物参数，通过敏感性分析、相关性分析，去除辨别力低的参数和冗余信息，最终筛选出总数量、EPT分类单元数、EPT密度、敏感种分类单元数、敏感种分类单元比例、Hilsenhoff生物指数(HBI)6个核心参数，构成松花江IBI评价的指标。根据所有采样点指数值分布的95%分位数法划分IBI评价等级标准:IBI＞35.84为优;IBI=26.88～35.84为良好;IBI=17.92～26.88为一般;IBI＜8.96为很差。研究区调查的30个采样点的IBI评价结果如表1所示。参照点中，50%评价为优，40%评价为良好和一般，仅10%评价为较差;20个监测点中，65%评价为较差和很差，25%评价为一般，评价为优和良好的占10%。
2.2IBI评价结果与生境质量和水质评价结果间的关系利用Pearson相关性和散点图，分析了采样点的IBI评价结果与其生境质量间的关系。从图1可见，IBI和生境质量评分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生境得分较高的采样点，IBI也普遍较高。参照点的IBI普遍比较高，大部分在21以上，生境质量评分也较高(69～89);IBI在8.2以下的低分采样点，生境质量评分也较低(41～51)。由于栖息地生境与生物群落的关系密切，而且在河流生态环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分析生境状况的破坏是影响生物完整性和造成松花江流域水生态环境质量受损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各采样点水质参数1—9月的平均值监测数据分析(见表2)，松花江流域水质污染主要的超标项目为CODMn、BOD5、NH3-N、COD、TN、TP。调查区域水质以III类水质为主，水质达标采样点比例占67%。S1、S11等6个采样点为IV类水质，S14、S252个采样点为劣V类水质。IBI评价结果对于劣V类的2个采样点均评价为较差;III类水质各采样点中除生境评分比较低的，IBI评价结果基本在一般到优的等级，虽然IBI结果同时还受到生境质量的影响，但总体上IBI评价结果与水质是基本符合的。
2.3生物参数与生境和水质参数的关系对10项生境参数与26项生物参数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表3结果表明，除河岸土地利用类型外，其他9项生境参数分别与不同的生物参数间呈现出显著或极显著的相关性，这进一步说明了流域的生境状况会对河流水生生物状态产生影响作用。其中，生境总得分与EPT分类单元数、敏感物种分类单元数、底栖动物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等多项生物参数间存在显著/极显著的正相关;同时，生境总得分与耐污种分类单元比例、生物学污染指数间存在显著/极显著的负相关。其次，速度与深度结合性、河岸稳定性、河水水量情况等指示河流水文和河岸状况的生境参数也与多项生物参数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关系。总体上呈现出与表征生物质量良好、水质清洁的生物参数存在正相关，与指示水体污染的参数存在负相关，这说明河流水文和河岸参数对河流水生生物状态也会产生比较显著的影响和变化。同时，河流水流情况、植被多样性、水质状况和人类活动强度这4项参数与IBI之间呈现出显著/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这些生境条件更明显地引起生物完整性的变化。对以上这些数据的分析表明，河流的生境质量与河流中水生生物的状况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生境质量受损和退化会显著地反映在生活其中的生物的变化情况，如敏感物种数量和种类的减少、耐污物种数量和种类的增加、耐受污染能力增加等变化。对辽河的研究也表明，辽河栖息地质量与多项底栖动物生物指标显著相关［2］。相关学者在生境对生物影响的关系研究中发现，卵石和大石基岩等好的底质能保持河床稳定性［23］，好的生境条件可以为底栖动物提供稳定且多样的栖息空间，支持多样的底栖类群。综上分析，栖息地生境质量的受损和破坏，确实是影响松花江流域水生态质量的一个重要环境因素。为恢复和改善流域的水生态质量，其生境质量应该受到重视和保护。
研究还发现，生境总得分、速度与深度结合性、河岸稳定性等几个生境参数都与着生藻类的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和Pielou均匀度指数间存在显著/极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通常情况下，多样性和均匀度越高，指示生物状态越好，水体污染越轻［26］，但是本研究数据表明，生境质量的破坏会引起着生藻类多样性和均匀度的增加。底栖动物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多样性和丰富度指数都与生境存在正相关关系。分析认为，着生藻类多样性的变化可能是由于耐污种种类和数量的增加所引起，所以这种情况下，着生藻类多样性和均匀度指数不适合单独用于松花江流域的评价，相比底栖动物更适合应用在松花江流域的水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中。对超标的水质参数与各生物参数、IBI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4。从表4可以看出，电导率和溶解氧与多项着生藻类的生物参数存在相关性，溶解氧与藻类多样性指数、HBI、耐污种数量等呈显著负相关，说明耗氧污染物的减少会使得底栖动物耐污种数量下降，反映有机物污染的指数值也随之下降。电导率与藻类多样性指数呈显著正相关，与底栖动物密度、耐污种数量等呈极显著/显著正相关，与敏感种分类单元比例呈显著负相关，说明有机质污染导致底栖动物耐污种的数量增加，敏感种种类减少，底栖动物总密度的增加分析可能是由于耐污种数量的增加引起的。有研究发现，营养物质浓度的增加，可能引起底栖动物的总密度减小［27］，也可能引起底栖动物总密度增加［28］。CODMn与底栖动物敏感种数量比例呈显著负相关，BOD5、NH3-N、COD、TN、TP与总密度间呈极显著正相关，6个污染因子与污染指数间呈极显著/显著正相关，这进一步佐证了上述结论。其次，有机质污染引起藻类多样性增加，分析可能是耐污种藻类的产生和繁殖的结果。耐污种数量、耐污种数量比例、HBI及污染指数这4个指示污染程度的生物指数分别与CODMn、BOD5、NH3-N、COD、TN、TP几个超标污染因子显示出不同程度的正相关，这样的结果进一步说明了有机质和N、P等富营养化元素的污染对于松花江流域水中生物的多样性分布，耐污种敏感种的出现和繁殖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但IBI并未与这些化学参数显示出明显的相关性，但这并不影响化学污染的压力在单个生物参数上产生的显著影响，虽然利用单个生物参数评价生物质量不够全面，但是可以依赖其寻找潜在化学压力，为水质治理和防护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持。河流水生态环境质量的评价，除了了解河流的生物状态，更重要的还是要解决污染因子和生物质量间的关系［29］，这样评价工作才能有效的为河流污染的治理和修复提供有利支持。已开展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BOD5、COD、TN、TP、浊度等综合性的污染因子与生物参数间存在的相关关系上［1，5］，尚没有深入分析直接引起生物状态变化的化学影响因子及其之间的影响方式。目前，在松花江还无法确定其有机污染物的种类，对于针对松花江流域生物状态和特征有机污染因子间的关系的研究，还需要更长时间的研究来进一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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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以人为本的原则就是当下我们国家城市中河流综合治理与生态建设应遵循的首要原则。这样我们可以很好的规避水灾或者水污染造成的一系列影响。所以，我们要最尽最大的努力使得河流的治理以及周边生物以及环境的协调发展。要让河道周边的景物以及人类的生存环境相融合，这样才是可持续发展的要义。另外，我们知道，我们在城市之中的不断更新换代中可以感受的到城市向着集群化的发展方向在不断的发展之中，从而可以改善人们的生活状况。城市河流水环境是城市居民最宝贵的自然资源、物质财富,城市河流水环境的改善能推动市民物质收入和精神需求两方面的提升。所以，我们应该注重河流的治理以及生态建设的内在联系，一定要改善河流治理的综合环境要在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上进行治理和规划，要采用科学的，有效的方式和方法，巧妙的将景观生态学原理、恢复生态学原理、生态工程学原理,采用近自然治理方法很好的结合起来，使得河流在治理中不断的回复生态升级。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保障河流周边生物的多样性，在河流治理的过程中要不断的体现出保护的心态。再次，为了提升人们的生存空间可以进行合理的空间规划，有效的设置文化、健身、娱乐和观景场所使人与水进行亲切的交流,建设出水清、岸绿、突出河流自然属性的城市河流。这样可以使得我们真正的做到了生态环境的建设，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从而子啊人类智力河道的过程中，很好的保障了生态文明的发展，为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3标本兼治,控制河流污染,恢复河流自净能力的原则
在河道的治理中，笔者认为只是治标不治本是不行的，我们不能本着先将河水进行肆意的污染，再去全身心的治理的传统道路，这样是不科学的。我们在首次河流治理的时候就要坚持标本兼治的方式方法，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很好的控制河流的自净能力，这样才有利于河道的治理与生态的完美结合，达到了保护生态环境的最终目标。要想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还要做到很好的清理河水，整理绿色河岸的目的，从而达到从根源上治理问题的目的。可以说，在河流污染的处理中，我们应该坚信，我们要始终保持全流域有效治理，不嗯能够分流与治理，厚此薄彼。我们要充分的实现全流域共同治理,下游治理,上游我行我素,那么所有的治理功夫都会变为空谈，最终达不到效果，所以我们在研究河流治理的过程中，还要注重方式与方法的结合，这样才能达到河流生态治理的良好效果。最终才可以使得城市的发展向着更高更远的方向迈进，我们才能在美好的环境下创造更加多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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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像人一样生活：需要与生态的内恰
人要像人一样生活，首先就必须理解什么是人，什么是人的本质。雅斯贝尔斯认为，我们应当认识人的真正存在、了解人的真正自由和理解人的真正本质。他进而认为，人的真正存在与自由，并不像现代社会中不断发展的各门关于人的科学那样，仅仅将人当作一种客体，通过各种层面的知识就能够被认识。我们认为，对人的认识必须从总体上进行把握。人是物质性与精神性的统一，由于人的物质性存在是有限的，而精神性存在可以无限，所以这种总体状态与人的需要是相互对应的。因此，人要像人一样生活，就意味着人必须成为一个物质需要有限而精神需要无限的存在者，换而言之，就是要在满足人之基本物质需要的条件下着力于其精神世界的开发，促进人的健康全面发展。但是过去的无限发展理论，却并没有受导于如此的认识，而是将人的物质需要从自然限度中释放之后，就让需求如脱缰的野马任其狂奔。人们沉醉于对物质利益永不停息的追求和满足之中，物质需要成为人们耗费精力而永无注满的无底深潭，使人们沉溺于无止境消费和无意义的生活。如前所述，无限发展带来的生态问题是严重的，而要摒弃无限发展主义，保护好生态环境，就必须使人回到人本身的本然规定之中，即成为一个物质需要有限、精神需要无限的存在者。而要如此，首先就得让人类习以为常的无限的物质需求“回归”到它的一定的应有限度之内，即必须对人的物质需要进行合理调控。那么如何进行调控？这是一个复杂问题，但其中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人类物质需求必须符合自然生态的平衡发展，必须限定在自然能够提供相应需要的限度之内，人类物质需求应当是一种被调控的生态化的物质需求。要对人类的物质需求进行生态化调控，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培养人们物质需求的生态化意识。人们只想到其无限的物质需求应当不断地被满足，而很少考虑那些无限的物质需求本身是不是合理，更没有考虑到它们有没有符合生态要求，是不是具有内在的生态合理性。面对如今严峻的环境恶化形势，我们必须对自己的各种物质需求进行生态化考量，在考察它们是否具有生态合理性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必要的调整。而要进行这种合理考量，就得有这样的意识准备：一是树立物质需求的生态有限意识。人类需求内含物质需要与精神需求，是二者构成的总和，我们能够说人的精神需求可以无限发展，而人的物质需要则不能无限发展，它必须受到限制。二是建立物质需求的生态有度意识。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有其内在节度，物质需求也是如此。物质需要须符合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个体生态的内在节度，任何超出这些节度的物质需求，都可能对人类带来危害，都必须得到调整。三是确立物质需求的生态合理意识。物质需求的生态合理性包括需求本身的生态有利性、需求对环境的生态维护性以及对实现需求的条件可能性，从这三个方面对人的物质需要给予全面考量。那么，如何培养人之物质需求的生态化意识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有许多可借鉴的思想资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寡欲思想对于控制我们过多的欲望，对于我们物质迷狂精神的生态化“整肃”是有积极意义的。孟子曰：“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道德经》则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可见，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认为寡欲可以养生、养性，而这种养生、养性原则因天人合一而完全内恰于生态要求。荀子则认为相对于总体上谈欲之多寡，不如谈欲本身的性质规定。他说：“凡语治而待去欲者，无以道欲而困于有欲者也。凡语治而待寡欲者，无以节欲而困于多欲者也。有欲无欲，异类也，生死也，非治乱也。欲之多寡，异类也，情之数也，非治乱也。……心之所可中理，则欲虽多，奚伤于治！……心之所可失理，则欲虽寡，奚止于乱！故治乱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亡，虽曰我得之，失之矣。”他认为欲望本身的合理性非常重要，不合理的欲望多了容易扰乱社会秩序，合理欲望的增长则无伤于社会秩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寡欲思想，其实主要是谈寡物质之欲，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如果关涉到精神以及道德之欲，我们则认为不但不能减少，反而更应当增多。这是因为我们对精神对象的分享不仅有利于人们生存境界的提升，而且也不会造成其自身的减少，就更不会因此带来生态问题。那么如何开发人的精神领地、如何发展人的精神需求———即如何使人成为一个重心偏于精神的存在者呢？我们认为至少得注意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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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毛乌素沙漠化的原因有两种说法，即人为因素说和自然因素说。在同一气候条件下，不合理的人为活动占据主导时就是本区沙漠化加速发展时期，是典型的负环境效应，而现代积极的人为活动（如退耕还林／草等政策的实施）对沙漠化的逆转也有促进作用，是正环境效应。对于毛乌素沙地的沙漠化问题，众多学者通过自己的研究工作给出了不同的见解［10－12］，但很少有研究从土地利用政策和能源利用入手来深入分析［13］。许多研究通过对气候数据、遥感数据与统计资料的分析发现，现代毛乌素沙地退化加速，其沙漠化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增长的巨大压力及各种破坏性的人为活动［14－17］。人类不合理的耕作和放牧等活动破坏地表植被，对流沙面积的增加和草地、湿地面积的减少等非地带域环境变化的作用明显，而对受自然因素控制的地带性显域环境变化的影响并不显著（如流沙分布南界变化）［18］。黄银洲等［19］认为，人为活动不但是沙漠化的主要原因，而且是导致沙漠化过程与气候过程不同步的主要原因。虽然如今沙漠化程度有所缓和，但这也只是基于植物耕作本身的控制［20－21］。有研究则认为，自然因素是主导因素，而人为活动只起到了加速的作用［22］。毛乌素沙漠化是在特定的自然条件下过度的人为活动导致的“古沙翻新”的结果，如果未来温室效应继续致使全球变暖，毛乌素沙地便不会南侵，有向北退缩的可能［23］。毛乌素地区生态脆弱是沙漠化加剧的内因，人为活动是沙漠化的主要驱动因素，而其中人口增长是人为活动强度的内驱力［24］。也有学者通过遥感数据发现，近30年毛乌素沙地的部分区域沙漠化进程在时空上出现了逆转，主要是积极的人为活动作用的结果［25］。对于人为活动与毛乌素沙漠化是如何关联的问题，马玉芳［26］展开了细致入微的研究，从某种具体的人为活动行为入手，综合考虑农户经济行为面对的资源禀赋、政策环境、市场因素等，探析该地区农户土地开垦、畜牧业生产和薪柴利用等行为及相关因素与沙漠化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对毛乌素沙漠化的研究结果大部分都表明该地区生态环境在逐步恶化，但在局部地区或部分时间段有逆转现象存在。探究该地区沙漠化因素发现，历史上从农耕文明出现以来主要是人为因素主导，而在此之前主要是自然因素起主导作用。无论是哪种因素，现在还未能清晰地区分它们各自对毛乌素地区环境变化的贡献程度，以及它们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尤其是重要人为活动对沙漠化正逆过程的影响缺乏明确的对应分析。
3土地利用／覆被变化
土地利用／覆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文和自然因素都很活跃的“热点区”和“脆弱区”［27］。在毛乌素沙地这样的生态脆弱区开展相关研究，有利于人们认识其形成演变机制、揭示各种自然和人文因素对土地利用可持续性的影响。现代随着空间科技的发展，对毛乌素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的研究多数都是利用遥感的手段，对不同时间段土地利用／覆盖数据加以对比，结合其他数据和指标（如地形、水文、气候等自然指标，交通、居民点、人口、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居民调查数据等）来分析并揭示人为活动与气候变化在土地利用／覆被变化中所起到的影响作用以及更为复杂的驱动机制［28－30］。如今众多研究都是围绕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驱动机制而展开的，而各种人为活动作为重要的驱动因子备受科学家们关注。蒙吉军等［31］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对毛乌素土地利用变化的因素进行多尺度研究，认为不同尺度下的土地利用变化的自然与人为影响因素各有差别，尤其是社会政策等经济因素会影响到区域宏观的土地利用变化情况。国内近些年不少研究是围绕重大的环境建设工程和政府相关政策实施对土地利用／覆被情况变化的影响而开展的。从景观角度入手研究人为活动对毛乌素沙地土地利用的影响发现，人为活动强度的大小与景观的破碎化程度有最直接的关系［32］。随着退耕还林（草）工程的实施，积极的人为活动会使毛乌素一些区域林地面积增加、水体面积增加、耕地和草地面积减少等，产生一定的正环境效应；而与此同时，未利用土地和建设用地的持续增长又会造成当地土地退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剧等负环境效应，该地区的景观格局变化以1995年为转折点，至2010年人为活动在空间上的影响作用更为明显［33］。如果以城镇为核心来研究人类活动对土地利用格局的影响，会发现人为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当地的土地利用格局，但在此过程中也会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虽然气候因素是驱动土地利用／覆被的重要自然因素，但政策制度的导向、人口压力及社会经济活动会直接影响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时空分异，驱动了土地利用／覆被格局的变化［35］。在土地覆被的预测研究方面，有学者对毛乌素沙地植被覆盖的动态变化进行定性、定量的分析，并运用马尔科夫模型预测研究区未来21年的植被转化情况，综合了自然和人为因素分析，认为毛乌素沙地总体气候变化有利于植被生长，但其不合理的人为活动将会直接产生负环境效应，导致植被退化等环境恶化问题［36］。国内诸多关于毛乌素沙地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监测及其解释。近些年也有不少研究工作开始进行土地利用变化在区域尺度上的环境响应与驱动力研究，并从多尺度开始研究各个因子的综合作用及其相互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对其变化状况的预测与评价研究。
4植被演变
对于毛乌素沙地的植被演变问题，大多是针对植被退化方面。针对温度、降水、沙尘暴频率、风、植被的空间结构及其变化等自然因素与植被退化之间关系，更多是在关注人为活动所导致植被退化等负环境效应［43］。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频繁的人为活动及其不合理性对当地的植被造成影响，以至于沙地植被退化严重，这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①人口及牲畜量的增加使原本承载力较低的土地不堪重负而导致的植被覆盖度的退化与植被种类的退化［44］。由于过度放牧使草场的生长不抵消耗，草原面积减少；而与此同时，当地植被优势物种的减少使一些有毒物种趁虚而入，造成了草场植物物种变化，比如说毛乌素沙地植物老瓜头（Cynanchumkomarovii）就是由于重度放牧而入侵的有毒物种［9］。②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使得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植被也因生长环境的恶化而逐渐退化。国内学者通过1950年至20世纪90年代共35年的统计数据结合遥感数据对比分析得出，由于过度放牧、过度开垦等原因，该地区东部和南部极少范围沙漠化有逆转现象，其余大部分地区植被退化，地表景观遭到破坏，植被覆盖减小［21］。③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大规模的农场和牧场开发、商业性采伐、采矿等行为没有得到合理的规划和治理［45］），使得矿区部分地区植被遭到人为大规模的破坏而导致了退化。如高国雄对毛乌素地区煤矿开发引发的环境问题进行研究表明：在矿区，道路挤占、地下开采引发地面塌陷、地下水位下降、滑坡、岩崩及矿渣矸石堆放占地等各种因素，都会造成矿区植被大面积退化、生态环境恶化。毛乌素沙地不合理的人为活动所导致的植被演变产生了诸多负向的环境效应，不少研究围绕着生态恢复问题而逐渐开展。对于积极的植被演变方面的研究，除了对生态恢复方法技术的关注，有不少工作是从不同的角度着眼于环境建设改变植物生长从而产生相应的环境效应而进行相关研究的，至今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毛乌素沙地种植草对遏制该区域的沙漠化进程效果不佳，而种植灌木是减缓沙漠化的最佳途径［47］。Runnstrom［48］利用毛乌素地区某时段内NDVI值，通过计算与分析得到人为干预的地区（如耕地和人工林地）其生物量都有明显的增长；植物群落可以作为一个指标，从侧面反映不同年限内、不同区域里环境恢复措施的恢复效应［49］。通过实际验证，毛乌素沙地腹地的乔木林、灌木林以及草原群落的群落盖度、重要值、生物量、植物多样性在经过多年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之后，植被得到明显恢复，植被群落正趋于稳定［50］。
5人为活动的生态环境效应评估
鉴于对中国北方生态安全的特殊性与重要性，毛乌素沙地成为中国生态恢复及评价实践研究的重要区域之一。毛乌素沙地现代重要的人为活动主要有1955—1956年、1958—1962年及1970—1973年3次较大范围的开荒；1978年开始实施三北防护林的生态建设工程；1983年以后又实行包地到户；20世纪80年代后期沙地牧区限养山羊；1998年以来开始实施国家退耕还林还草政策。由于这一系列重要人为活动对当地的生态环境产生了广泛且深刻的影响，对其生态环境效应的评估研究与实践也在随之发展起来，但许多评估方法和体系都处在探索阶段。在对毛乌素沙地现代人为活动所产生的环境效应进行评估时，国内有些研究主要是反映单项环境要素的某些指标，而专门分析土地利用环境影响指标体系的研究工作不多，其中大部分研究都是有关生态脆弱性的评估。相关研究主要有：从气候变化、水资源变化、生物变化、气象灾害、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以及沙漠化状况等几个方面分析环境脆弱性变化特征，并建立评估模型对其环境脆弱性进行评估并提出治理对策与开发利用模式［51－52］；借助GIS空间分析技术建立生态脆弱性评估模型对特定时段内毛乌素草地生态脆弱性进行动态评估［53］；从人文调查的角度对毛乌素地区生态足迹与生态风险进行分析与评估，采用生态盈亏平衡分析方法定量分析该地区的生态风险并对其进行评估［54］。有研究工作发展了构建沙漠化逆转和发展过程中不同气候变化和人为活动作用情景下的评估方法，来评估气候变化和人为活动在沙漠化过程中的相对作用。同时根据当地居民对沙漠化的感知与适应的相关调查数据，多学科结合并使用专业分析方法讨论了生态环境政策的实施效应［56］。目前的生态环境效应评估还存在许多不足，如评估指标体系的量化和尺度选择的局限、评估方法在定量化与客观性方面的欠缺、在价值计算与经济可比性方面的严重不足，使得各种评估实践与研究都处在初级阶段。国内众多对毛乌素沙地人为活动的环境效应研究，都是针对某一时间段内的环境事件，从不同的侧重点或方法入手在不同的时空尺度下进行研究，或构建相应的模型来讨论生态环境政策实施的生态效应。不同的指标体系与评估模型各有其侧重点，研究工作更倾向于各种因素的综合分析和各种指标模型的有机结合。而国外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环境影响评估、森林开采活动的环境效应、人为活动对流域开发的环境影响等方面，常将研究区植被的动态（常以净初级生产库NPP和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来表示）作为衡量气候变化和人为活动作用的指标［57－58］。对流域进行评估或通过花粉等指标来研究历史上人为活动的环境效应，也有学者主要从人为活动（如农药化肥等的使用）来研究对当地渔业的影响及其他一些生态灾难等问题［59－61］。对农牧交错的沙漠地区人为活动的生态环境效应的研究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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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律法规不健全。
环境治理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健全也是城镇化进程中生态环境治理工作不理想的主要原因之一。西方国家在环境治理方面有着十分丰富的经验，我国的环境治理工作起步较晚，治理经验不足，在法律法规方面还需要改善与健全。一直到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才通过了环境保护法，之后又出台了十多部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法规措施、法律。尽管如此，但在法律法规等方面仍存着很多问题：首先，在范围上。我国关于环境保护的立法范围过小，对于一些需要重点保护的领域，没有提出明确的法律规定，法律界定尚不清晰。缺乏对违法企业进行惩治的处罚标准，执法难度较大。其次，在数量上。我国环境保护方面的立法数量与西方国家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第三，我国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律已经落后。目前，我国很多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律与法规都是在很早以前制定的，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当下的社会发展要求，在具体实施中存在很多盲点。第四，对政府环境行为规范方面，缺少具体的法律法规，造成政府下级单位应付上级单位现象越来越严重。第五，现行的环境法律过于宽泛，没有具体针对性。大多环境污染防治法律法规都是针对城市的，没有具体针对城镇化建设的环境保护法律。当下，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环境问题越发严重，完善法律法规已经势在必行。
3）治理方式单一。
在城镇化建设中，人口多、环境污染严重、经济条件不足等因素严重影响着我城镇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治理工作。我国在城镇化环境治理方面经验不丰富、研究不充分，治理方式单一又落后，且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一方面，政府直接控制治理模式虽然具有行政优势，但在生态环境治理中政府不但要发挥主导作用，还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且治理的长期性决定了政府主导的长期性和资金投入的长期性，这将给政府带来沉重的工作负担和经济负担。另一方面，我国在生态环境治理方面主要采取的手段是单一式的行政手段。虽然行政手段具有效果快、无偿性、权威性、以及强制性等特点，但政府关注的重点还是效果快这一特点。很多政府官员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或是提高自己的政绩，采用行政手段在短时间内取得治理效果，忽视了生态环境需要长期治理的特点。比如，汽车的单双号限行、高污染企业搬迁或是暂时停止生产等，这些都是短期的环境治理手段，并不能从根源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二、解决的对策
（一）提高政府人员与大众的环境保护意识
我国政府人员与普通大众的环境保护意识明显不足，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提高与加强。第一，教育部门应将环境保护学习纳入教学内容中，在幼儿园、小学、中学中加设环境保护课程，从小培养国民的环境保护意识，让其了解环境保护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进而树立环境保护观念，通过实际行为真正做到保护环境。同时，学生的环境保护教育还可以影响到其整个家庭的环境保护意识和行为。第二，我国成人人口占总人口的74.0%，占据了人口数量的大半部分。成人群体是环境保护的主力军，同时也是需要进行环境保护教育的主体。因为成年人的观念已经形成，要培养其环境保护意识具有一定的难度。可以通过开设免费环境保护课堂的方式对成年群体进行环境保护教育，或者在网上专门开通环境保护资源下载渠道，免费为广大群众提供环境保护学习资源。
（二）完善法律法规
通过完善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可以提高政府对环境保护的监管力度，在立法上保障生态环境治理工作顺利开展。主要措施有：第一，用法律形式明确企业在生态环境治理工作中的义务与权利，采用激励政策促进企业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发挥自己的力量，提高企业环境保护的意识和责任感；第二，完善我国环境保护与环境治理方面的法律法规，提高执法的可操作性和规范性；第三，国家应制定详细而又严格的处罚条例，加大对环境违反行为的检查与打击力度，健全环保部门的责任制度，对于环境违法情况，既要处罚违法人员或单位，还要对环保部门的相关负责人进行处罚，从而有效的减少环境违法现象。
（三）改善环境治理手段
目前，我国生态环境治理还主要依赖政府的行政手段。政府通过采取强制性的措施来强行进行环境治理工作，但效果并不理想。强制性的方式不但很容易引起群众的反抗心理，还会导致企业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大大降低。结合西方国家的环境治理经验，在未来，我国可以采用经济手段来进行环境治理。比如，采取污染税制、自愿协议等。加强激励手段的运用，充分调动企业环境治理的热情，让更多企业自发的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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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草畜双承包制度是草原生态环境退化的根源
自1983年开始在全国率先推行了“草场共有、承包经营、牧畜作价、户有户养”的草畜双承包责任制.在人口与草场比例失衡的状态下，牧民只在自己的牧场上完成日复一日的放牧活动既不科学又不合理.草场承包制限制了四季轮流放牧的可能，这种使草原分片承包，牲畜作价归户的“双包制”使得经营畜牧业和经营草原紧密联系.牧民承包以后年复一年都在固定的放牧圈里活动，牲畜昼夜啃食同一个牧场，在居民点、卧盘、水井附近出现许多直径60米至95米的同心圆，平均每个居民点退化105亩至310亩左右的草原“.草畜双包制”导致草原的不科学使用，牲畜以牧户为中心每天从定居点至饮水点不断践踏和啃食一片草地从而导致了蹄灾.同时，这种把草原一片一片圈起来的制度不仅使草原载畜力降低而且加大了牧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最终造成牧民之间的恶性竞争.
2.2新巴尔虎右旗旅游业对草原生态环境的影响
截至2014年11月，新右旗共接待游客496191人次，同比增长9.1%，其中接待国内游客473860人次，同比增长8.9%；接待国外游客22331人次，同比增长13.1%.②通过对一个在旅游基地工作多年的同学进行电话采访了解到，游客进去之前和出来之后的地面状况完全不同，塑料袋、矿泉水瓶、饮料瓶等满地都是，加上草原生态系统本身的脆弱性也会对草原植被、动物、土壤产生影响.土壤遭到破坏之后导致其结构的变化，并引发土壤上层植物的大量生长，终将造成动物的迁徙或减少.旅游者丢弃的废弃物严重污染环境，超过了草原生态的承受能力，导致水质和土壤质量变差，环境和旅游之间是既有冲突也能共存的关系，环境保护依托于游客们的环保意识和环保素质.
2.3过度放牧使草畜得不到平衡发展
全旗总面积25194平方公里，草原面积3444.2万亩，可利用草场面积2716.7万亩.牧业户3909户，牧业人口1.5万人，2006年全旗牲畜总头数突破205.3万头只.随着人口的增长草原的载畜量已经超过其载蓄能力，新巴尔虎右旗属于干旱草原，生态系统非常脆弱，而且年降水量少，冬季干冷，夏季炎热,2010年退化草原已达1208万亩，占可利用草场的44.5％.过度放牧的大多是外来人口，他们承包本地牧民的草场，大量引进牲畜，短时间内过度使用牧场，破坏了草原生态环境.近年，新巴尔虎右旗牲畜数量愈发增多，对现有的草场容量已经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如果不防止过度放牧草原生态系统会遭到破坏，因为牲畜数量的增加，造成草场压力变大且得不到有效恢复，致使草场退化，也因此引起草原沙漠化的蔓延.
2.4外来人口过度开采导致草原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2008年至2011年，金山矿业和新鑫矿业为利益所驱使，在新巴尔虎右旗草原上进行非法开采并向周围排放三废（废水、废气、废渣），这些对地表水、土壤、空气和人的身体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从开发到完成，牧民始终是弱势群体，不但没有利益而且还要遭受开采过程中所带来的环境污染.每年来新巴尔虎右旗挖药材的流动人口约260人，而且很多人就地搭帐篷过夜，连续几天不停的采挖，严重破坏了牧民的居住环境.2013年7月，公安机关在药材密集地抓获数名违法作案人员，没收作案工具数把，去年新巴尔虎右旗查获违法采药人员143人，没收非法采集的药材将近1027公斤，过度采挖使草地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3关于新巴尔虎右旗人为因素对草原生态环境影响的对策
3.1合理利用草原资源
对草原进行科学地开发利用和建设是保护草原生态系统的重要措施.很多鼠目寸光的人为了眼前利益去破坏草原，如开矿，滥挖，滥櫵，过度放牧等等.2007年旗长白爱军接受采访时说过：“牛羊还是太多，还要往下减！”.草原受到破坏就等于广大牧民的利益也在遭受损害，但光靠他们的力量无法制止这些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相关部门应及时并强力打击破坏草原的多种行为，促进经济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发展.
1、制定具体的草原生态环境保护政策.严格执行相关法律，同时应根据破坏活动的程度进行批评或处罚，发现问题应及时整改.
2、坚持保护是为了利用，利用一定要保护原则.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任何人开发之后都要进行付费，获取利益之后都要进行补偿，开发之前应制定相关的保护措施，坚持保护和开发并行，不能盲目的开发要遵循客观规律和经济规律.
3、严格检查流动人口，禁止其破坏草原.新巴尔虎右旗有众多流动人口，由于他们对草原的不了解和文化以及生活方式的不同，被利益所驱使就很可能会造成环境的破坏.2012年全旗投入约300万元组建了“草原110”，设立多个流动报警点以及固定警务室.必须“治沙止漠，刻不容缓，绿色屏障，势在必得”.③
3.2从经济上帮助牧民,减轻对草原生态的压力
有效地限制过牧行为实属不易，在政府的强力管理下过牧活动依然存在.牧民的过牧行为会受到草原监管部门的制止，然而，这会影响到牧民的生计，如果超载被发现监管部门会对牧民进行罚款，虽然有相关的法律政策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相关部门往往只对过牧行为进行罚款了事而对超载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应当按照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保护和建设，例如从2002年以来惠及牧民的退牧还草补偿金约1500万元，约716万亩牧场得到休养生息，同时政府投入约1460万元有效的控制了10多万亩草场的持续沙化局面，制造并投入使用移动篷车近400辆，棚圈近600座.
3.3合理控制外来人口持续增长
外来人口的增长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牧区的平衡发展，新巴尔虎右旗在1990年总人口近2.5万，1997年总人口3万，现在全旗人口近4万人.不有效合理的控制外来人口的持续增长会给新巴尔虎右旗以后的发展带来阻碍和困境.新巴尔虎右旗现在的常住人口为26420人，总人口近4万，外来人口近10000人.人口的增长及不可持续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造成了牧民赖以生存环境的恶化和资源的浪费.应把控制外来人口持续增长的工作重视起来.
1、充分认识人口增长给有限资源带来的困境.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对周围环境和资源的需求量就会不断加大，这不利于草原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应当从长计议使有限资源科学搭配人口数量，鼓励牧民有效利用草原资源.
2、禁止外来人口进行养殖活动.现今外来人口对草原的使用主要是代放牧，他们从牧民手里购买牲畜之后让牧民代放，间接地使用草原，加大了草畜矛盾.
3、成立户籍制度改革小组，通过合理的户籍制度改革，有效控制外来人口的持续增加，加快建立外来人口动态监测长期工作机制.
3.4保护草原旅游资源环境
选择科学的开发利用模式，明确旅游资源与市场需求相互平衡原则，要顾及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可承受能力等.现在的旅游业和消费文化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冲击力很大，必须采取适当措施保护草原旅游环境.
1﹑发挥政府的管理作用.政府在旅游环境和资源管理上进行战略性调控，使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并肩而行，确保旅游资源的长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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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对生态环境现状进行评价
2.1.1土地资源被破坏
当前，由于受到植被被破坏、土地沙化严重以及矿业过度开采等因素的影响，土地资源破坏情况比较严重，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比如，在对煤炭进行开采的过程中，由于对环境保护不够重视，所以经常会对周围的环境造成破坏，导致土地的土壤成分结构失衡，不再适合植被生长，进而造成破坏。在对林木进行砍伐的过程中同样如此，大部分人员只重视眼前利益而不重视长远、持续发展，滥砍滥伐，最终导致植被被大量破坏，土地沙化严重，破坏了原有生态环境。
2.1.2水资源被污染
水污染已经成为当前环境污染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水污染不仅会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还会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导致一系列疾病的出现，对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具有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而导致水污染问题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农药残留，二是生产企业废水不达标排放。
2.1.3大气污染
大气污染是导致全球气候变暖以及近年来空气PM不断升高的主要原因，其不仅会对生物的正常生长造成影响，还会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较为严重的影响，危害比较大，是当前全球所面临的环境污染的主要问题。而导致大气污染问题出现的原因主要与两方面有关，一方面是生产企业的废气不达标排放，另一方面是因为汽车数量增多，尾气排放量增加。
2.2对生态环境进行改善
2.2.1对土地资源破坏区域进行综合治理
为了能够有效改善生态环境，就需要对土地资源被破坏的区域进行综合治理，在控制土地资源破坏情况恶化的同时通过综合治理来进一步改善生态环境。比如，在对沙化土地进行治理的过程中，就可以通过逐渐提升绿化面积和逐步改善土壤成分的方式来对生态环境进行改善。在对矿业污染区生态环境进行改善的过程中，可以通过修建地下污水沉淀处理池和提高绿化铺盖面积的方式对矿业开采，尤其是煤矿开采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有效改善。
2.2.2对废气、废水排放进行控制
当前水资源污染和大气污染问题比较严重，对生态环境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破坏，因此，为了能够有效解决该问题，对生态环境进行有效改善，就需要对作为主要污染源之一的生产企业的废水和废气排放进行严格控制。在生产企业废水废气排放的过程中，应该严格要求企业废水废气达标排放，如果发现违规排放企业，则要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其进行判罚，并要求其对自身所造成影响进行挽回，以此对废水废气的排放量进行严格控制。
2.2.3做好绿化和废弃土地再利用
在有必要的情况下，实施封山育林政策，采取植草、人工造林等方式不断提高我国的绿化面积，提高地表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能力，以此来对生态环境进行有效改善。同时，还应该加强对沙化土地和矿区土地的再利用效率，通过重新开垦和覆盖生命力旺盛的植被等方式不断改善土地土壤，最终达到提高植被覆盖面积、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
3环境监测评价在绿色产业发展中具有的重要作用
在对绿色产业进行发展的过程中，环境监测评价是其基础保障，只有做好环境监测评价工作，才能够更好地推动绿色产业的发展。
3.1环境监测评价是绿色产业发展的基础
环境监测评价是确保绿色产业能够得到健康发展的基础保障，因此，在发展绿色产业的过程中一定要对环境监测评价引起足够重视。首先，在绿色产业开始进行发展的初期阶段，就应该通过环境监测评价对产业基地以及产业自身发展的环境质量标准进行精确判断，判断其是否符合绿色产业发展需求，并以此为基础对绿色产业的发展目标和发展策略进行有效制定。其次，在绿色产业发展和生产过程中，也需要合理利用环境监测评价对产业的生产过程是否符合绿色产业发展需求，是否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进行判断；同时，在此过程中利用环境监测评价，还能够对产品原料的来源地和来源途径进行有效分析，对其是否满足绿色产业生产要求进行判断，避免因为生产原料问题而对绿色产业的发展造成影响，确保绿色产品的生产质量。
3.2有效推动绿色产业的发展
在绿色产业发展过程中，环境监测评价所起到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通过环境监测评价，能够对绿色产业中的基地管理和原料质量进行严格控制，使其能够满足绿色产业发展需求，而不会出现污染环境等问题。在此过程中，通过环境监测评价能够对基地管理方的管理行为进行有效约束，使其在管理过程中能够制定切实有效的绿色发展计划，对农药、肥料以及兽药等可能影响绿色产业发展的药物进行有效控制。同时，其还能进一步促进生物防治技术和绿色生产技术的发展，全面推动绿色产业的进步和完善。
（2）在绿色产业的发展过程中，通过环境监测评价能够对产业发展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有效控制。在绿色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除了要生产无公害、健康产品，持续拉动经济的增长，还应该担负起恢复自然环境和改善生态环境的重任。因此，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制定相应的自然和生态环境保护对策，比如，在产业发展过程中要扩大地方绿色植被覆盖面积，要对地方的物种多样性进行维护，要对地方的自然环境和空气环境进行有效改善等。而以上这些，对环境监测评价都具有一定的依赖性。
（3）确保绿色产业的产品质量。确保绿色产业所生产的产品质量能够满足绿色产业发展需求，是绿色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而要想对绿色产品的质量进行有效保障，最佳方式就是在绿色产业发展过程中对环境监测评价进行合理利用。首先，通过绿色评价对绿色产业基地和原料质量进行严格监测，确保其能够满足绿色产业发展需求，尤其是原料质量，务必确保其达标之后方能投入生产。其次，通过环境监测评价对产品生产过程进行严格监督，严格要求其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生产，不能对环境造成破坏，也不能使其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威胁，确保产品的质量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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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村金融机构稳健运行，综合实力不断提升
现阶段，河南农村金融机构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小型农村金融机构（如农村商业银行等），另一类是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如各种农村资金互助社等）。2013年，河南省农村金融机构无论在资产规模方面，还是在利润方面，均呈持续上升趋势，银行业机构体系被注入了新的活力，机构个数明显增多，从业人员也稳中有升。2013年，河南省小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资产总额为8078亿元，较2009年上升3730亿元；河南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资产总额为411亿元，较2009年上升253亿元。
2.创新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持续提升
以农村金融创新示范县（市）争创为代表的诸多活动的开展，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地方政府投身农村金融创新工作的积极性，不仅打开了创新思路，而且改善了县域范围内的金融生态环境，使得农村金融服务质量不断上升，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本省“三化”协同发展中所面临的资金短缺问题。截至2012年末，河南省农村金融领域的8大类产品等获得了全方位的推广，在省内的1874家和农业金融有关的网点中得以尝试，不仅实现了金融产品多样化，而且实现了服务对象层次化，同时还实现了参与主体多元化等基本目标。值得一提的是，涉农贷款余额稳步增长，为2008年的2倍。
3.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不断优化，金融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2011年，河南省颁布和实施了《河南省金融生态环境建设评价办法》，选取以行政服务环境为代表的诸多视角对辖区内的109个县（市）所取得的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成效予以全面且客观的评价。2012年，河南省初步建立了省辖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县域评价制度予以进一步完善，使得全省社会信用体系的构建前进了一大步。截至2013年末，河南省的征信系统初见规模，已经为本省4554万自然人建立了与之对应的信用档案。
三、低碳经济时期河南省农业金融面临的低碳困境
1.农村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偏低
河南省属于传统农业大省，在推进现代农业的进程中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仍旧以家庭式自给性生产模式为主，因而在农业生产和发展中缺乏足够的竞争力。就农业生产条件而言，缺乏和现代化农业有机匹配的基础以及保障性设施，所以，农业生产表现出极为显著的弱质产业特征，甚至可以认为农业风险无处不在，上述问题将会给农民贷款带来直接且严重的阻碍。最近几年，部分地区的农村信用社在支农工作中，将支持重心放在了“大户”（如种养业大户等）身上，然而相当一部分地区由于农业产业化经营较晚，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大部分农民仍旧从事着分散形式的农业生产活动。这种家庭式小规模农业经营模式很难获得当地金融机构的资金和政策的倾斜。
2.法律环境有待完善
对于农业金融生态环境而言，法律制度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保障，同时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现阶段，农村金融法制环境尚存在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基础薄弱问题尤为严重，给农村金融生态的正常运行和高效运行带来了诸多不利的影响。首先，农村法制建设起步较晚，以农户这一群体为主的债务人由于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制约法律观念较为淡薄，因而人为逃废债等不良状况屡见报端，如此一来，给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的债权保障问题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其次，与农村金融组织相关的立法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金融组织的建立和进一步发展。
3.社会信用体系尚不健全
对于农业金融环境建设而言，“诚信”是其基本内容与核心内容。而在河南，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在速度上还无法跟得上经济发展的脚步，伪劣产品、虚假广告以及价格欺诈等诸多不讲信用现象层出不穷，给市场的正常秩序带来了极大的干扰，一方面有损河南的健康形象，另一方面对全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形成了严重制约。究其根本在于信用立法工作相对滞后，信用评估程序不严，社会整体缺乏足够的信用意识。社会信用的严重缺失，在很大程度提高了商业银行的运作风险，使其有钱不敢贷，与此同时，企业和农户缺钱借不着，并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给全省农业金融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重阻碍。
4.农村金融产品种类单调
农村金融产品相对偏少，金融服务种类仅有少数的几种，部分地区甚至只有存款业务和贷款业务，中间业务少之又少；农民贷款难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最近几年，农村信用社虽然在积极尝试诸如小额农贷发放办法，然而受当前管理体制的制约，贷款程序仍旧十分复杂和繁琐。与此同时，受农村融资渠道狭窄的制约，部分地区的农村信用社甚至处于垄断经营地位，因而在审批方面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在处理农户贷款业务时经常采取利率上浮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农民获取贷款的成本；农户很难获得大额贷款。农村资金需求规模不断增大，现阶段的小额度贷款越来越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如此将会对农业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产生十分不利的负面影响。
5.业务和管理人才缺乏
对以村镇银行为代表的诸多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而言，由于起步相对较晚，仍旧属于新兴事物的范畴，因而人们对其了解还不够全面与深入，所以，这一类金融机构在引入人才方面仍旧面临一定的困难，如目前急需的业务以及管理人才很难引进，因而更多的情况下，仅能通过内部培训或者以老带新等方式来暂时缓解和应对专业人才短缺问题。由此可见，业务以及管理人才的缺乏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此类金融机构的进一步发展，使得以村镇银行为代表的诸多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日常业务的处理中，没有人手和时间对本机构的长远发展进行科学规划，导致其发展之路堪忧。
四、基于低碳经济时期农业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化措施
1.推动农村经济体发展，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化奠定基础
河南省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表现出来的一系列问题中，最为关键的还是农业本身的弱质性问题，而最根本的措施便是推动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其核心在于不断提升农民的经济实力，一方面要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要强化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现阶段，国家特别重视“三农”问题，并采取了一系列具体且有效的措施，包括降低税费负担，提高种粮补贴以及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向城市的输入等，明显提高了农民的整体收入水平。在不断强化支农力度的同时，国家还积极强化农民抵御各种农业风险的能力。首先，改变农民生产长期存在的分散性问题，从而规避传统市场交易过程中的弱势弊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理念和模式为农民生产模式的转变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政府有必要在法律、政策以及资金等诸多方面提供帮助，大力推动不同形式的产业化组织模式的建立、发展和创新。其次，为农民生产提供最先进的技术以及最新的市场动向，从而强化农民对市场的适应能力。再次，应建立健全以农业保险制度为代表的相关保障制度，从而为农民的生产活动保驾护航，有效抵御来自自然和社会的各类风险。
2.加快法制建设进程，为农业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化工作保驾护航
在推动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不断优化的工作中，法律制度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一，应重视并推动与农村经济金融建设有关的立法工作，对以《物权法》为代表的一系列法律法规进行不断地修订与完善。以《商业银行法》为基础，结合农村金融的发展现状，尽快制定和实施《合作金融法》一类的法律法规。第二，应积极宣扬依法行政的理念，并真正落实到位。在开展农业金融事务的工作中，应认真履行“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原则，作为地方政府应积极扭转自身的地方保护主义思想，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第三，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惩处力度，进一步加大违约成本，从而严厉打击以逃债、赖债以及废债为代表的各种失信行为，从而有效维护守信者的各项合法权益，彰显法律的严肃性和威胁力。最后，应大力推动农村金融市场的进一完善，通过市场机制来惩处那些失信者，从而规范他们的行为，使其自觉遵守相关原则。
3.做好社会信用环境整治工作，构建一个理想的社会信用体系
首先，应重视并加快地方金融立法。不断强化执法部门执行能力，有效落实各类金融案件的侦破等工作，从而保护债权人的合法利益不受非法侵害，进而起到维护农业金融生态环境稳定的目的。其次，应重视并加强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和健全，积极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信用文化氛围。大力支持企业以及个人征信系统建设和完善，采集企业以及个人的信用信息，并加以整理，从而有目的且有计划地将质量检验信息、缴税信息以及案件判决信息等详细统统纳入企业以及个人征信系统，为金融机构相关工作的开展提供更多、更有效的信息支持。再次，应建立健全守信激励以及失信惩戒机制。对信用表现良好的市场主体，政府有关部门在诸如项目审批等一系列工作中予以优先考虑，金融机构在授信额度、期限以及利率方面予以一定幅度的优惠；对于那些信用较差的市场主体，一方面应借助新闻媒体等方式进行曝光，同时联合各金融机构对其进行相应的信用制裁，另若其不讲信用给社会带了损失，司法部门应根据法律法规追究其法律责任。
4.创新农村金融产品，积极推出符合农村市场需要的中间业务
首先，创新支持土地流转信贷产品。大力推行国家颁布的惠农政策，选取那些实力雄厚、影响力大、思路开阔的农村土地流转大户为主要的扶持对象。其次，创新大额支农贷款产品。立足于本省粮油生产等支柱产业，对农村信贷投向进行优化调整，大力扶持粮食生产大户等的发展，加大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最大限度地发掘他们的模范带头作用。再次，创新小额支农贷款品种以及贷款方式。除去常规的农户联保贷款之外，还可以适当推出一些新型贷款，如大学生返乡创业贷款等，以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在贷款方式上，建议采用农户小额贷款“一卡通”的做法，将农户贷款和银行卡有机地捆绑在一起，在授信额度方面采取“一次授信、分次使用、循环放贷”的管理办法，如此一来，能够最大程度保障随用随贷，使得贷款更加效率和方便。立足于“三农”经济中“生产供应销售”不同环节的金融需求，提供结算等一系列金融工具以及产品，从而满足不同地区以及不同群体的农村金融的实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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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真实性原则
真实性也即原生态，指没有被特殊雕琢，存在于民间原始的、散发着乡土气息的表演形态，它包含着原生态唱法、原生态舞蹈、原生态歌手等。从原生地移动到高校环境，尽可能保持本土音乐文化的真实性、原生性，特别是本土音乐文化展览馆的建设更需要真实性。本土音乐文化的乐器要老艺人使用过的，乐谱也要没有经过更改的原乐谱。要经常请老艺人到学校表演原生态歌舞，为大学生提供最为真实的原生态音乐标本，以供学生学习本土的草根音乐文化。
（三）综合性原则
本土音乐文化既有物质的也有非物质的，建设物质的好做，而建设非物质的相对困难，如何把握需要综合考虑，即做好物质的也要做好非物质的建设工作；重要的和不太重要的如何取舍，也需要综合考虑。同时需要做好原生态和次生态的本土音乐文化建设，既要考虑经济的因素也要考虑社会的因素问题，总之，需要综合把握建设环境因素。
（四）保护性原则
在做好本土音乐文化传承创新工作的同时，需要保护好本土音乐文化，当保护与发展发生矛盾的时候，要以保护为主，不能因为创新发展而已破坏性为代价。特别是建设高校本土音乐文化生态环境过程中，一定要以保护本土音乐文化为前提，宁可不发展也不能破坏本土音乐文化。这是建设生态环境的重要原则。
（五）教育性原则
高校在建设本土音乐文化生态环境时，要考虑建设后的教育性，从本土音乐课程设置、教材选择、师资力量、教学方式等考虑对大学生的本土音乐文化教育效果。包括网络建设对大学生的环境影响，从而构成立体化的本土音乐文化教育空间环境。
二、建设高校本土音乐生态环境的途径与方法
（一）建设方法
1.学校自建。
高校有责任有义务建设本土音乐文化生态环境，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该积极主动地搞好本土音乐文化生态环境建设。建设的方式一般是以展览馆的形式为主的物质性的本土音乐文化环境，同时构建非物质的本土音乐文化环境。建设资金可以分期分批投入，也可利用本土音乐文化带来的经济效益实行再投入再发展。建设的先期要合理规划，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建建停停，既要有长远规划也应有近期任务，注重建设工作的可持续性和工作的可操作性。
2.合作共建。
高校虽有责任建设本土音乐文化环境，但由于学校的资金紧张，往往会受到资金的限制而达不到预期的目标任务，因此合作建设是可以选择的方向。合作的方式多种多样：一是可以和当地政府合作，充分利用政府的平台及资源，比如和文化部门合作，有传统文化节日活动时，把政府组织的活动放到高校开展，可以说是“借鸡生蛋”，不花一分钱还能办大事；二是可以和音乐协会合作，发动群众组织的力量，利用协会成员的采风活动，收集整理本土音乐文化的珍贵资料，实行本土音乐文化资源共享；三是可以和各地的本土音乐文化传承人合作，把原生态的资料拿来共享；四是可以和社会市场合作，将已有的研究成果转化成经济效益，实行本土音乐文化产品和本土音乐文化环境建设相对接，实现校企合作，达到合作共赢或多赢。
（二）建设途径
1.本土音乐自然环境建设。
高校的本土音乐文化自然环境建设主要包括：本土音乐文化研究所、展览馆、微环境建设等。特别是本土音乐文化展览馆，它是自然环境建设的主要阵地，把各种本土音乐演奏的新旧乐器、服装、乐谱等收集起来，在展览馆展出；本土音乐文化微环境建设，就是把相关的本土音乐文化资料，包括图片、音像资料等在相对集中的场地进行布置，比如本土音乐文化墙建设等。通过自然环境的建设，为教师、学生提供试听环境，引发对本土音乐文化的感悟，为研究当地的本土音乐文化提供参考。
2.本土音乐生活环境建设。
将本土音乐文化融入生活环境之中，为校园文化建设提供丰富的内涵资料，比如在校园内建设道路和景点时以当地的本土音乐文化中著名的传说故事、人物等命名，如将开天传说为学校花园命名为“开天园”；用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音乐故事将学校其中的道路命名为山伯路和英台路等；在学校的广播站定时播放当地的民歌与戏曲节目；定期举办当地的民俗文化节；将本土音乐与现代传媒技术结合，进行本土音乐文化的产品开发与销售，将本土音乐的文化与经济相结合，走文化经济的发展道路。
3.本土音乐网络环境建设。
利用网络技术建设本土音乐文化网站，网络环境建设具有很多优势，一是容纳量大，大量的视听资料都可以在网络存放，而且能够时时更新；二是传播速度快，便于学生学习，学生在收集和网络环境建设过程中提高了对学习本土音乐文化的兴趣。网络环境建设需要整体设计，在前期的框架设计好后逐步添加内容，可将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下的本土音乐文化放置于网络环境之中，在教师指导下全部由学生动手完成。
4.本土音乐教育环境建设。
本土音乐文化在高校中的教育环境下得以生存与发展，教育环境建设极为重要，一是将本土音乐文化课程化，在大学生中进行本土音乐文化的课堂教学，让学生在教师和本土音乐文化传承人的教育下，形成全面的本土音乐文化系统的知识结构与能力，为本土音乐文化的发展培养传承人；二是把本土音乐文化形成教材，进行学校与社会的传播。三是校园内定期举办本土音乐文化节、本土音乐文化原创作品大赛等；四是以本土音乐文化研究所为依托，开展本土音乐文化研究，将研究成果转化成社会产品，为保护传承本土音乐文化提供理论支持。
三、建设高校本土音乐生态环境的困境与对策
（一）资金不足问题
地方高校在建设本土音乐生态环境方面，最大的困难就是资金问题，特别是像黄淮学院地处经济欠发达地区，建一个本土音乐文化展览馆需要购买的乐器就占很大资金，只靠学校的资金是不行的。我们的做法是：学校建设场地、环境等，由建立的合作联盟单位出一部分资金进行实物建设，并且是分期分批建设；另外，靠社会的其他渠道捐助，比如本土音乐文化传承人对乐器的捐赠、黄淮学院往届优秀毕业生的捐赠等；通过以上几项措施，基本解决了高校本土音乐文化环境建设中展览馆建设的难题。
（二）持续发展问题
本土音乐文化生态环境的建设有物质和非物质属性，既要注意物质的环境建设，同时也要注重非物质的本土音乐文化环境建设，建设过程中需要注意本土音乐文化的原生性。在建设过程中需要注意发展的可持续性。正确处理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发展中保护，保护中发展，避免发展中对原生态本土音乐文化的破坏。高校的本土音乐文化环境建设是次生的本土音乐文化建设环境，利用高校中的人才和资源优势搞好本土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传承要求音乐文化的原生态的持续性，创新要求音乐文化的变化性。要树立传承中的创新理念，对本土音乐文化的创新即是传承，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过程中传承本土音乐文化。比如进行高校中的本土音乐文化原创作品大赛，要求大学生利用高校中的本土音乐文化资源创作新的本土音乐文化作品，以此推动本土音乐文化的持续发展。也可利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创新传承模式，走出一条经济与文化相结合的路子，但不能以经济为主，更多的需要注意社会效益，寻求本土音乐的社会、经济、文化效益的同步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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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诚实守信为核心的独具保险特色的文化理念真正贯穿于保险公司新产品设计、承保、理赔、服务等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和整个行业的经营与管理始终;完善失信惩治机制，建立起一整套和保险市场主体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准则，把保险公司诚信纳入法制的轨道，形成有法可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的法制环境，维护和培育良好的保险市场信用秩序;完善公司考核制度，保险经营主体在保费规模和经营利润为基本考核指标的体系中引人诚信评价机制，将诚信真实与业务员晋升和公司经营指标挂钩，建立有效的奖惩制度;四是建设优秀文化队伍，引导广大从业人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养成感恩客户、回报社会的自觉行为，通过诚信文化建设促使保险业内部、行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更加顺畅，交易成本更低，资源得到有序开发，推动保险生态环境地改善和净化。以保驾护航的资任文化优化保险生态环境保险的社会功能决定了其为社会大众保驾护航的责任使命，从生态环境角度来说，就必须形成浓厚的责任文化氛围。一是发挥好保险的功能和作用，不断提升其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增强全社会的风险抵御能力，形成“服务大局，勇担责任，团结协作，为民分忧”的行业精神，真正在社会危难之际全面履行社会责任。二是提供优质服务，实现和维护好被保险人利益，对客户负责;三是为企业员工提供良好的成才立业平台和环境，对员工负责;四是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扶危济贫、回馈社会，对民众负责;五是实现自身持续健康发展，对股东负责。
保险行业通过弘扬责任文化实现对社会、对大众、对自身的责任履行，提高行业的社会地位和影响，更好地促进行业生态的动态均衡。以遵规守法的合规文化优化保险生态环境合规经营已经成为当代保险公司的核心经营原则，建设合规文化，倡导合规价值至上，是优化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一是要实现人人合规，这不仅需要从高层奠定公司合规文化的基础，更需要将合规理念贯彻普及到每个员工和每个岗位之中，将合规制定成为每个员工的行为准则，渗透进工作流程的每个细节;二是要强化以守法维权为主导的合规文化，始终把防范经营风险放在各项经营工作的首要位置，切实完善风险控制体系，提升风险管控能力，树立维权意识，避免部分不诚信客户利用法律空子破坏损害保险公司利益;三是构建完善的合规文化制度体系，利用健全的制度巩固合规文化内涵、设计严密的合规流程管理，形式统一的评价标准体系，对合规经营进行严格把控。各保险主体只有在合规的基础上建立起良比的生态环境，进而扩大业务规模，才能够保证业务发展更加持久健康。
以合作共橄的经曹文化优化保险生态环境要建立以健康、持续、科学发展为远景的经营文化，以合作共赢为目标，推进保险生态环境优化。一是保险业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合作共赢。保险业要坚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加快发展策略转型，由外延式向内涵式转变，用更健康持续的发展发挥更多的社会功能，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二是保险企业之间的合作共赢。保险机构之间要有行业意识，实现资源共享，扩大保险覆盖面，深化保险业对经济社会的渗透度，以推进保险业可持续发展;三是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合作共赢。保险企业要积极推进产品细分和差异化管理，积极开发新产品，以满足不同群体的保险需求;四是保险企业与监管部门的合作共赢。保险企业要坚持依法经营，严格落实监管制度要求，不断减少销售误导和理赔不到位;五是保险企业内部的合作共赢。保险企业要营造良好的职业发展氛围，促进员工人生价值的体现和实现。保险行业树立起合作的经营意识，实现保险行业和社会、行业之间、企业内部的和谐共赢，最终会推动保险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以客户至上的服务文化优化保险生态环境保险市场的不断开放，消费者对保险的认知能力不断提升，让弘扬客户至上的服务文化成为实现保险生态环境优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一是树立客户至上的服务准则，日益成熟的保险市场竞争点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产品和价格上，而是更多的体现到了服务品质上，保险企业要始终坚持把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保险需求作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始终坚持把为客户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作为不懈的追求，始终坚持把维护好、实现好被保险人的利益摆在工作的突出位置.二是提升服务品质，要形成崇尚专业的良好风尚，努力提供专业化、精细化的服务，以客户为中心细分市场、清分渠道，构建起“区域一产品线一渠道”三位一体的销售组织架构，并通过实施销售人力资源改革，逐步实现产品、渠道、人员与客户的精准对接，开展第三方客户满意度调查和内外部测评，有力支持公司客户服务举措的持续创新和客户服务承诺的不断升级，发挥服务价值链传导作用，实现后台与销售服务前端的有机融合和良性互动，最终提高客户端口的响应速度和服务效能。作为金融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险业最终价值来源于客户价值，弘扬客户至上文化，有利于保护保险消费者的权益和推动保险客户服务水平的持续提升，既是破解当前行业发展困局、改善行业形象的客观需要，也是优化行业生态环境，实现整个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以与时俱进的创新文化优化保险生态环境创新是保险业发展进步的源泉创新文化的建立，一是需要创新发展方式;各保险机构要树立集约化经营和以效益为中心的市场观念，切实把转变发展方式作为全行业的共识，努力从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变，依靠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从业人员素质、改善经营管理，提高行业整体竞争力;要从同质化竞争向差异化竞争转变，着眼于经济社会发展对保险业的广泛需求，不断培育新的业务增长点;要从粗放开发资源向和谐利用资源转变，注重公司和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为社会公众提供诚信、优质和高附加值的保险服务;二是着力调整结构。
作者：赵芳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