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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过度放牧近年来，依赖天然草地资源自由放牧获得畜产品的落后生产方式仍占主导地位，牧民人为侵占、乱占湿地，盲目开发、过度放牧的现象十分严重，草地资源长期处于无法恢复状态，形成恶性循环，加剧了草地生态环境的恶化。据兴安盟2011年天然草原生产力监测报告显示：2011年天然草原牧草总产量为110492.92万公斤；天然草原暖季载畜量为151.36万个绵羊单位牲畜，实际载畜量为400.42万个绵羊单位牲畜，超载249.06万个绵羊单位牲畜。
1.4河道挖砂严重洮儿河流域河道被挖得千疮百孔，这样滥采滥挖砂石，不仅河势被改变，河床被破坏，加快了湖底的“沙漠化”，还毁坏了洮儿河流域的生态环境，给洮儿河流域防汛造成了极大的隐患，给人民群众的生产带来不应有的困难。1998年的大水，洮儿河流域特大洪涝灾害的发生，这些现象的产生与洮儿河流域自然环境的破坏有着直接关系，非法过度采集河道砂石就是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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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霖认为经济体制是人类为解决资源配置和动力问题而确定的一组机制，包括决策、信息、激励、约束的机制，强调所有制和协调机制并不是经济体制的构成要素，进而又把上述四种机制分为两组，即决策—信息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13]。张仁德认为经济体制是借助于经济体制实行资源配置的一整套经济系统，或者说是对资源配置作出决策和执行这一决策的一整套组织安排[14]；樊纲、光认为经济体制是一定的经济制度或者生产关系所采取的具体组织形式和运动方式，包括社会组织和管理经济的制度、形式、方法及经济运行机制[15]。上述定义从不同角度揭示了经济体制的特征，笔者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对经济体制的含义进行重新界定。经济体制主要是指资源配置的方式，这种方式也可以认为是在一系列机制运作下的制度安排，不仅仅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和企业所有制结构，还包括整个国民经济的管理体系和制度，主要分为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两种。计划经济体制是指经济运行主要通过政府在整体的宏观调控、总量控制、结构调整、经济布局等方面发挥作用，其主要特征是计划成为配置资源的基本方式、国家通过指标的方式直接管理企业、国家所有制是经济体制的基础、强调国家利益等[16]；市场经济体制是指经济运行主要通过市场在微观经济领域、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和有关资源配置等方面发挥作用，其主要特征是市场通过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高效率地配置资源，生产者和消费者是决策的主体，追求个人、企业利益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动力[17]。
计划经济的生态环境效应分析
（一）“公地悲剧”的产生马歇尔•戈德曼（MarshallGoldman）曾对这个问题有过简练的描述，计划经济形成了个人理性与集体经济的偏离，由于不存在资源的私有产权，工厂经济不必为其使用的土地和资源付费，这就导致了对资源的过度使用。从理论上讲，计划经济体制可以避免外部性问题，只有按照自己的方式处置资源时，真正的“公地悲剧”才会产生。整个社会或者多个单位共同占有公共资源，公共资源的产权清晰而使用权模糊，经济主体往往可以以较小的成本就可以获取公共资源，最终会使公共资源枯竭[18][19]，计划体制对资源的配置效率低下和企业将追求利润作为经济业绩，也浪费了大量的资源和污染了生态环境。此外，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生态环境政策、制度、观念不完善，往往导致资源的过度使用和生态环境污染。另外，国家作为社会成本的承担者和强制执行者，仅具有纯理论的意义，企业使用资源和排放污染物不需要支付成本或者支付很小的成本，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运营机制和价格机制也加速了资源的过渡利用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力度；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制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也对资源生态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重工业为重心的工业建设、和化运动造成了资源的大量浪费、“大三线”和“小三线”建设使得错误的工业布局引发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以钢为纲”、“以粮为纲”方针忽视生态规律，造成生态生态环境的极大破坏。
（二）重工业优先发展赶超战略的负作用由于当时的国际背景和国内背景，迫切需要尽快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尽快实现工业化，我国采用苏联的工业化发展战略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道路，然而重工业这种资金、资源密集型产业并不符合我国的优势，因此重工业的发展必须在扭曲的宏观政策中得以生存和发展。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表明：重工业结构是生态环境效应的主要因素，是影响生态环境质量的主要驱动因子[20]。纵观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计划经济时期的重要特征之一。我国重工业化时期大致分为五个时期，即1949年～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重工业优先、“一五”期间的重工业化、“二五”期间的“”对重工业的强化、1961年～1964年对“”的纠正、1965年～1978年备战和三线建设对重工业优先的再次强调[21]。长久以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的畸形产业结构，重工业的发展不仅消耗了大量的资源，而且使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研究员认为重工业一般具有两大特征：一是高污染的特征，传统的重工业发展模式往往是粗放的、外延式的发展道路，重工业的过度发展造成本来已经很脆弱生态生态环境加速破坏；二是资源的高消耗特征，重工业的加速发展必然使得本来已经非常短缺的水、土、煤、电、油等基本资源高度紧张，企业的正常生产和群众的正常生活都受到负效应的影响[22]。
市场经济的生态环境效应分析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生态环境正效应
1.市场机制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市场经济最重要特征就是市场机制或称为价格机制，市场机制在反映资源稀缺性、提高资源更有效率的利用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微观层面上，企业对于市场上的价格信号能够做出灵敏的反应。市场价格的波动，及时地反映出市场对各种产品的需求，以及各种资源的稀缺程度，通过企业的自发行为，促使生产要素流动，经过一定的过程，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23]。宏观层面上，由于坚持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和宏观调控，价格信息真正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导向作用，市场经济体制资源配置实现较计划经济体制高的效率。以水资源为例，研究表明，市场发育程度越高，水资源配置效率越高，反之越低[24]。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无偿供水或者低价供水，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的价格也是严重扭曲，极为严重浪费水资源[25]。由于水资源的无价或低价，使用者很难通过技术创新来减小成本，据调查灌溉农田比喷灌、滴灌分别多耗水30%、70%，粗放使用不但加剧了水资源的浪费，还造成了土地盐渍化和地面沉降等生态生态环境问题出现。市场经济体制下水资源有偿使用法律、办理办法等明确规定了各类用水全面实行有偿使用[26]，不仅使供水单位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而且对节水工作的开展，提高用水利用效益，均起到了经济杠杆的作用。另外，市场机制促进了非国有企业的发展，集体、三资、私营等各种产权类型的企业大量出现，这些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在能源、原材料的需求上展开了竞争。市场机制的引入建立了资源市场，在价格机制的引导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扩大。
2.市场化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全要素增长率和产出增长的贡献率远高于传统经济时期，这将有利于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10]。高投入、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在前苏联、东欧国家及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由来已久，政府多次强调转变经济方式却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其原因何在？[27]著名学者樊纲认为归根结底这不是认识、管理、政策问题，也不是发展战略问题，而是体制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我国外延式发展的问题不可能根治[28]。刘国光学者也认为，相比较而言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对经济增长方式制约性更大，这种制约性不仅反映在微观层次的企业经营机制上，而且体现在宏观层次的经济调控体系和调控手段上[29]。刘传江学者认为传统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因其忽视个人利益和经济激励、排斥市场制度与市场机制，因而不仅会因为缺乏技术创新、缺乏高效率的激励和动力机制而内生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而且还决定了这种增长方式的锁定状态[27]。上述观点表明，经济体制转变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应该是同步的，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市场化可以通过三个渠道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第一，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形成灵活、准确反映各类自然资源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体系，逐渐替代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不合理的资源价格体系，从而为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优化配置提供前提[10]，目前价格几乎全部决定市场上供需变动的产品，受指令性价格影响的工业品占工业总产值的份额较低；第二，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通过市场调整，形成有别于计划经济体制的高度化和协调化的产业结构；第三，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促进企业研发和采用新技术以在竞争中保持优势，以增进资源配置效率和降低生态环境污染程度。
3．市场化有利于生态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生态环境政策是协调发展与资源生态环境之间矛盾的手段，同时也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延伸和实现其发展目标的重要调控手段[30]。生态环境政策包括生态环境经济政策、生态环境法规制度、生态环境公众参与等三个方面。目前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态环境经济政策，主要包括排污收费、排污权交易、生态补偿、资源生态环境税收等方面，生态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对于降低生态环境保护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减少政府补贴、扩大财政收入以及提高公众生态环境意识诸多方面起到了较好的效果。在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渐进的改革时期，这些带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生态环境政策与市场经济手段相结合，比较有效地缓解、控制了污染排放[31]。目前，主要存在两种手段，一种是政府干预的方式解决环境问题的经济手段，如环境资源税、环境污染税或排污收费、环境保护补贴、押金退款制度等。另一种是市场机制的方式解决环境问题的经济手段，如自愿协商制度、污染者与受污染者的合并、排污权交易制度等。近年来国家积极推进环境税费改革、环境价格和收费改革、绿色资本市场完善、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排污交易市场的试点、绿色贸易和绿色保险的实现、环境污染责任强制保险、企业环境行为信用评价、绿色信贷和银行绿色评级、企业环保债券等体现了我国环境管理的市场手段更加健全，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建设日臻完善，注重市场机制在解决环境问题中的作用。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生态环境负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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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数据来源及处理
山东省作为国内的经济大省、农业大省、人口大省，处于南北经济连接处，研究其环境-经济系统，有其良好的借鉴与推广价值.总体来说，近年来山东省GDP呈不断增长的趋势，“十一五”年均增长12.3%.2011年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GDP达到了45429.2亿元，比上年增长10.9%.2012年GDP实现50013.2亿元，比上年增长9.8%.年均增长率在10%左右，总量居全国第三位.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省.根据经济-生态环境系统的划分及特点，本文主要按照科学性、代表性、实用性等原则，借鉴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评价体系研究成果［13-14］.构建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两系统发展的指标体系，选取了山东省1996—2012年的数据进行分析.数据来自1997—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山东统计年鉴》、《山东省环境状况公报》及山东省统计局的官方网站，个别年份数据的缺失采用相邻年份值插值法补齐.
2实证分析
根据、计算得出1996—2012年山东省经济综合发展指数f(E)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指数f(C).可以看出，1996—2012年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两系统都呈曲折缓慢上升态势.其中，生态环境系统指数在2008年出现了一个峰值，这与2008年青岛市作为奥运会分赛场，政府加大环境治理投入有关.经济系统指数经历了“九五”（1996—2000年）期间的缓慢增长后，从“十五”初期（2001—2003年）开始，山东省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开始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为了更清楚地反映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在时空上的特点，根据表2绘出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度演化图（图2）.可以看出：1996与1997年山东省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协调耦合度处于区域Ⅰ，经济和生态环境相互影响极低，处在低级协调阶段.1998年开始一直处于区域Ⅱ，经济和生态环境处于协调发展阶段.其中，1998—2001年，0°<α≤45°，说明系统处于协调发展阶段，经济与生态环境相互影响，共同发展.2002—2012年，45°<α≤90°时，1<tgα，经济系统的演化速度快于生态资源系统的演化速度，生态环境为了满足经济发展，表现为资源消耗的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发展速度，生态环境开始制约经济发展.两系统协调耦合度于2011年缓慢到达最大值，随后出现缓慢下降趋势.
3结论及政策建议
3.1结论
1）山东省的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之间没有呈现完整“倒U型”曲线关系，而出现“倒U型”的前半段，但该省近几年加大了对环境治理的重视力度和投资，2011年耦合度数到达了顶点，2012年出现了下降趋势，也就是拐点已经出现，表明环境与经济系统的演化速度更加适宜，开始从生态环境制约经济的发展（45°<α≤90°）向环境经济共同发展的方向转变.
2）山东省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往往处于“不进则退”的相持阶段，现阶段为了更好地实现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其重点在于控制环境排放和加强环境治理上.经济排放不是环境治理的格兰杰原因，环境污染排放的冲击对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说明山东省在发展经济时，不应该采用粗放式发展模式，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
3）经济增长是环境治理的格兰杰原因，环境治理却同样产生负效应，这与许多研究提出环境治理会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不一致，产生这个结论的原因是：第一，山东省现阶段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对治理环境的设备、资金投入，环境治理依然是被动地受限于经济系统，环境治理投入短期内表现为消耗经济发展的成果.第二，环境治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具有一定的门槛效应.耦合分析认为，山东省在研究期内主要处在资源消耗速度大于经济发展速度的阶段，长期以高速消耗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环境治理水平相对较低.这就造成了环境治理的投入和效果实际上没有和经济增长的演化速度相适宜，从脉冲分析的结果看，达不到许多研究者得出的环境治理促进经济增长的响应效应.
3.2政策建议
1）处于经济高速发展中的中国，容易形成经济系统演化速度高于生态环境系统演化速度，如果不对经济与生态环境进行合理的控制，很有可能走向两个系统崩溃的结果.虽然经济与生态环境系统长期处于协调发展的状态之下，两系统间的内在作用情况也是十分复杂并没有固定规律，所以，为了使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制定其宏观政策与治理方式要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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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评价方法按照IBI的建立方法对松花江流域水生态环境质量进行评价［19］。IBI的评价标准，采用所有采样点指数值分布的95%分位数法建立，评价等级按照IBI分值由高到低分别定义为优、良好、一般、较差、很差共5个等级。参照点以生境状况中人类活动和土地利用一项得分大于13分和有襀翅目昆虫存在这2个原则确定。各参数间的Pearson相关分析在SPSS15.0中完成。
2结果与讨论
2.1IBI的建立和评价结果根据IBI建立的方法，研究确定S1～S10作为参照点，其余20个点作为监测点。利用底栖动物和着生藻类的调查数据，计算得到总分类单元数、密度、优势种比例、敏感物种分类单元数等共25个候选生物参数，通过敏感性分析、相关性分析，去除辨别力低的参数和冗余信息，最终筛选出总数量、EPT分类单元数、EPT密度、敏感种分类单元数、敏感种分类单元比例、Hilsenhoff生物指数(HBI)6个核心参数，构成松花江IBI评价的指标。根据所有采样点指数值分布的95%分位数法划分IBI评价等级标准:IBI＞35.84为优;IBI=26.88～35.84为良好;IBI=17.92～26.88为一般;IBI＜8.96为很差。研究区调查的30个采样点的IBI评价结果如表1所示。参照点中，50%评价为优，40%评价为良好和一般，仅10%评价为较差;20个监测点中，65%评价为较差和很差，25%评价为一般，评价为优和良好的占10%。
2.2IBI评价结果与生境质量和水质评价结果间的关系利用Pearson相关性和散点图，分析了采样点的IBI评价结果与其生境质量间的关系。从图1可见，IBI和生境质量评分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生境得分较高的采样点，IBI也普遍较高。参照点的IBI普遍比较高，大部分在21以上，生境质量评分也较高(69～89);IBI在8.2以下的低分采样点，生境质量评分也较低(41～51)。由于栖息地生境与生物群落的关系密切，而且在河流生态环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分析生境状况的破坏是影响生物完整性和造成松花江流域水生态环境质量受损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各采样点水质参数1—9月的平均值监测数据分析(见表2)，松花江流域水质污染主要的超标项目为CODMn、BOD5、NH3-N、COD、TN、TP。调查区域水质以III类水质为主，水质达标采样点比例占67%。S1、S11等6个采样点为IV类水质，S14、S252个采样点为劣V类水质。IBI评价结果对于劣V类的2个采样点均评价为较差;III类水质各采样点中除生境评分比较低的，IBI评价结果基本在一般到优的等级，虽然IBI结果同时还受到生境质量的影响，但总体上IBI评价结果与水质是基本符合的。
2.3生物参数与生境和水质参数的关系对10项生境参数与26项生物参数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表3结果表明，除河岸土地利用类型外，其他9项生境参数分别与不同的生物参数间呈现出显著或极显著的相关性，这进一步说明了流域的生境状况会对河流水生生物状态产生影响作用。其中，生境总得分与EPT分类单元数、敏感物种分类单元数、底栖动物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等多项生物参数间存在显著/极显著的正相关;同时，生境总得分与耐污种分类单元比例、生物学污染指数间存在显著/极显著的负相关。其次，速度与深度结合性、河岸稳定性、河水水量情况等指示河流水文和河岸状况的生境参数也与多项生物参数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关系。总体上呈现出与表征生物质量良好、水质清洁的生物参数存在正相关，与指示水体污染的参数存在负相关，这说明河流水文和河岸参数对河流水生生物状态也会产生比较显著的影响和变化。同时，河流水流情况、植被多样性、水质状况和人类活动强度这4项参数与IBI之间呈现出显著/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这些生境条件更明显地引起生物完整性的变化。对以上这些数据的分析表明，河流的生境质量与河流中水生生物的状况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生境质量受损和退化会显著地反映在生活其中的生物的变化情况，如敏感物种数量和种类的减少、耐污物种数量和种类的增加、耐受污染能力增加等变化。对辽河的研究也表明，辽河栖息地质量与多项底栖动物生物指标显著相关［2］。相关学者在生境对生物影响的关系研究中发现，卵石和大石基岩等好的底质能保持河床稳定性［23］，好的生境条件可以为底栖动物提供稳定且多样的栖息空间，支持多样的底栖类群。综上分析，栖息地生境质量的受损和破坏，确实是影响松花江流域水生态质量的一个重要环境因素。为恢复和改善流域的水生态质量，其生境质量应该受到重视和保护。
研究还发现，生境总得分、速度与深度结合性、河岸稳定性等几个生境参数都与着生藻类的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和Pielou均匀度指数间存在显著/极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通常情况下，多样性和均匀度越高，指示生物状态越好，水体污染越轻［26］，但是本研究数据表明，生境质量的破坏会引起着生藻类多样性和均匀度的增加。底栖动物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多样性和丰富度指数都与生境存在正相关关系。分析认为，着生藻类多样性的变化可能是由于耐污种种类和数量的增加所引起，所以这种情况下，着生藻类多样性和均匀度指数不适合单独用于松花江流域的评价，相比底栖动物更适合应用在松花江流域的水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中。对超标的水质参数与各生物参数、IBI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4。从表4可以看出，电导率和溶解氧与多项着生藻类的生物参数存在相关性，溶解氧与藻类多样性指数、HBI、耐污种数量等呈显著负相关，说明耗氧污染物的减少会使得底栖动物耐污种数量下降，反映有机物污染的指数值也随之下降。电导率与藻类多样性指数呈显著正相关，与底栖动物密度、耐污种数量等呈极显著/显著正相关，与敏感种分类单元比例呈显著负相关，说明有机质污染导致底栖动物耐污种的数量增加，敏感种种类减少，底栖动物总密度的增加分析可能是由于耐污种数量的增加引起的。有研究发现，营养物质浓度的增加，可能引起底栖动物的总密度减小［27］，也可能引起底栖动物总密度增加［28］。CODMn与底栖动物敏感种数量比例呈显著负相关，BOD5、NH3-N、COD、TN、TP与总密度间呈极显著正相关，6个污染因子与污染指数间呈极显著/显著正相关，这进一步佐证了上述结论。其次，有机质污染引起藻类多样性增加，分析可能是耐污种藻类的产生和繁殖的结果。耐污种数量、耐污种数量比例、HBI及污染指数这4个指示污染程度的生物指数分别与CODMn、BOD5、NH3-N、COD、TN、TP几个超标污染因子显示出不同程度的正相关，这样的结果进一步说明了有机质和N、P等富营养化元素的污染对于松花江流域水中生物的多样性分布，耐污种敏感种的出现和繁殖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但IBI并未与这些化学参数显示出明显的相关性，但这并不影响化学污染的压力在单个生物参数上产生的显著影响，虽然利用单个生物参数评价生物质量不够全面，但是可以依赖其寻找潜在化学压力，为水质治理和防护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持。河流水生态环境质量的评价，除了了解河流的生物状态，更重要的还是要解决污染因子和生物质量间的关系［29］，这样评价工作才能有效的为河流污染的治理和修复提供有利支持。已开展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BOD5、COD、TN、TP、浊度等综合性的污染因子与生物参数间存在的相关关系上［1，5］，尚没有深入分析直接引起生物状态变化的化学影响因子及其之间的影响方式。目前，在松花江还无法确定其有机污染物的种类，对于针对松花江流域生物状态和特征有机污染因子间的关系的研究，还需要更长时间的研究来进一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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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湖泊河流水位的影响
水利设施中的水坝建设，具有拦截泥沙的功能。在进行泥沙拦截时，河道内泥沙减少，流速增快，对大坝的发电具有一定利处。而另一方面，水库的修建，原本流动的水因为水库的围栏，水流变缓，水温上升，水质变差，引起水库内水污染现象，甚至出现水体富营养化。并且水库修建后，由于流速减缓，区域内的水面起伏小，水面扩大，蒸发量增加，致使水蒸气聚集，空气内湿气增大，降雨量增大，河流水量增大，容易引起水库内的泛洪。
（3）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以江河内的淡水洄游鱼类为例。每到秋末，它们要到江河中下游度过季冬，而次年的春天它们再原路返回，到中上游产卵。而水利工程的建设阻碍了洄游生物的正常运动，它们的生命活动也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更对鱼类繁殖造成迫害，这就是生物物种越来越少的原因，以致生物的灭绝。
（4）对降雨量的影响
降雨量的增加，是由于水库修建后，库区大面积的蓄水，蒸发量会增加迅速。降雨在地区分布上的变化，水库蓄水后会对库区和周边地区的降水量有着一定影响。一般来说，库区和近库区的降雨量会有所减少，在库区的地区降水量增加。在地势高的地区，且是迎风，降水量会增加。相反的情况，降水量则减小。
（5）对气温的影响
水利工程的建设，让下垫面有所变化，使原本的陆地变为水面。而之前陆地比水的比热容小，再将陆地变为水面后，比热容上升，所以气温总体上来说是升高的。
（6）对湖泊的影响
湖泊对生态的调节起着非常有利的作用：净化空气、防沙除尘、美化环境、维持生物多样性、提供氧气等，在生态系统中如一个净化器，对周围的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对湖泊也有着两面性的影响。一方面，在湖泊区建水库，能够加大对湖泊内泥沙的拦截，为湖泊周围的农业生态发展提供着大量的肥料来源，间接促进着该区域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湖泊内本身流动性较差，水电设备在此建设，继续减少了湖泊水流动性，泥沙沉淀后也为湖内有机生物的繁衍提供饵料，如果不及时清理这些生物，久而久之会对水体造成富营养化现象。
（7）对人群生活的影响
人群的居住地成为水利水电工程实施地点时，大量的人群移民状况也是十分严峻的挑战。人类长期的居住，用时间和生态系统构成了一个较为和谐稳定的体系。而水电设施取而代之，人类不再成为此生态系统中的生产消费者，这些设备也对生态系统的发展构成了新的威胁。而人类作为生物中的一类，对环境的依耐性也是靠时间来磨合的，人类迁移也对迁入区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威胁。两者的融合也需要花费很长时间。
2水利水电工程在建设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水利水电的建设过程是一个耗时长，任务重，范围广，参与人员多，参与设备种类繁的庞大工程。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各个细节都会制造出污染。在施工过程中，大气污染，水污染，噪声污染，土壤污染都是亟待注意的问题。除此之外，机械占地、土料占地、废物堆积、建设营地等活动再次对地表进行了破坏。这种形式的地表破坏也是大气污染的直接原因，加上其施工时间之久，对地表的损害程度远远超过了环境自净能力程度，所以尽管在搬除机械设备、恢复好植被、清理掉垃圾后，环境的承载力也会大大降低，对整个生态系统仍然会造成巨大损失。施工中，废水渗漏、油污的产生、生活废水的排放，加上生产中烟尘、灰沙的侵蚀力度进一步扩大，也大大加重了整个施工区域的土地、空气、水质的污染。废料在堆砌时，随着时间的长远，有些金属、碱性物质和空气产生的化学反应制造出的一系列有害气体，不仅给大气造成染污，也威胁着人类的身体健康。基于这些，施工过程造成的不利影响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水利工程工程量巨大，且施工时间长，施工人员也较多，对整个施工系统，不管是操作还是人员生活，都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考验。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要严格把关，不论是施工还是施工滞泄物，都得做到生态环保。在施工人员的管理方面，也要做到以人为本，人员的专业素质不仅要提高，生活质量也要有所改善，在保证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再考虑专业技能的培训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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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园林管理措施相对落后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城镇园林建设管理的队伍也在不断发展壮大之中。但在进行园林管理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些问题。首先体现在对绿化废弃物的处理上。许多绿化产生的废弃物都被当作是城镇垃圾丢弃，增加了垃圾处理的压力，其实这些碎草、枝叶是可以作为植物的有机肥使用的，一旦丢弃反而会使植物丧失了有机肥。此外，园林管理过程中还存在重建设、轻管理的情况。许多园林绿化仅仅在建设之初保持良好的状态，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绿化缺乏管理与保护，在影响市容的同时，还增加园林绿化的费用。
1.3对生态作用不重视
由于在进行城镇园林设计规划阶段时，设计者往往重点关注园林设计方案的创意，却忽视了生态功能。由于植物生长周期以及景观生态的限制，要想让园林绿化起到改善生态环境的作用，就应结合植物的生长周期和景观生态的要求，重视园林绿化的生态作用。针对一些园林绿化单位只考虑设计，忽视了实际情况和生态作用的行为，应当充分考虑成本问题，在追求形式上美感的前提下，提升园林绿化的生态作用，充分发挥园林绿化的生态效益。
1.4城镇总体建设和园林绿化建设不协调
由于一些城镇在进行规划建设的过程中，预留绿地面积过少，因而对于城镇建筑用地和园林绿化用地的分配并不协调，这就造成了一些道路中的绿化带并不能完全贯通。城镇的总体园林绿化面积过小，不仅限制了城镇园林绿化的设计，也限制了园林绿化发挥其生态作用。
2城镇园林绿化的发展对策
2.1始终坚持城镇建设与园林绿化相协调
城镇绿化具有重要的作用，对于城镇发展具有重要的生态意义。因此，城镇园林绿化是城镇建设中的重要部分。城镇建设包括现代化高楼大厦建设等，所以在建设园林绿化的过程中，应当使城镇建设与园林绿化协调发展。在充分保障城镇绿化用地的同时，控制城镇建设用地的占地面积。严格按照城镇的总体规划建设城镇园林绿化，保证城镇建设中园林绿化的比例。
2.2坚持与当地环境相协调
对于城镇园林绿化来说，应当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本地种植的植物、与本地特色有关的设计方案进行建设。应当对本地的植物群落以及环境发展规律等内容进行研究，充分考虑园林设计中植物的适应性。选择具有较强适应性、经济实惠的植物。一方面，要重视城镇园林绿化的生态效益；另一方面，应当在城镇园林绿化建设中展现城镇的文化内涵和底蕴。例如，可以在主要的路口、街头等地方结合园林绿化的特点设计一些雕塑，展示当地的风土人情，真正做到园林设计与当地实际情况相协调，做到因地制宜。
2.3重视绿化资金的筹集
在绿化建设中，资金的筹备状况也会对城镇园林绿化产生一定的影响。对于绿化资金的来源，应当通过企业、个人、集体等多个渠道进行筹集。在吸收多元资金的过程中，应当坚持将政府投入作为主要部分，落实城镇公共财政中对于城镇绿化建设的资金投入。特别是对于城镇道路两旁的绿化隔离带以及公园绿地的建设，更是需要政府资金的支持。同时，还应当积极拓宽资金筹集的渠道，将一部分社会资金引导投入到城镇绿化建设中来。
2.4提高城镇居民的绿化意识
对于城镇园林绿化来说，提升城镇居民的意识是关键。只有城镇居民的意识得到了充分的提升，才能意识到城镇园林绿化的重要性。一旦居民意识到城镇园林绿化的重要生态意义，居民会自发保护城镇绿化，这样才能实现城镇绿化长远的保护，减少维护城镇绿化所需要的资金，使城镇绿化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同时，可以通过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提升城镇居民的绿化意识。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让城镇居民更加配合园林部门和规划部门的工作，更好地保护城镇园林绿化。
篇7
1．2试验设计
2011－2013年冬小麦生长季进行，共设旋耕（RT）、深松（SRT）、深耕（MRT）3种耕作方式处理，每处理3次重复，小区面积60m2，随机区组设计：（1）旋耕，前茬玉米秸秆全部粉碎还田撒施底肥1GN－180型大型旋耕机旋耕2遍（深度15cm）耙地2遍机播。（2）深松，前茬玉米秸秆全部粉碎还田撒施底肥2FS型深松旋耕一体机作业1遍（深松深度30cm，旋耕深度15cm）耙地2遍机播。（3）深耕，前茬玉米秸秆全部粉碎还田撒施底肥1L－525铧式犁耕翻（深度20cm）旋耕机旋耕1遍（深度15cm）耙地2遍机播。供试小麦品种为良星99（冀审麦2004007号）。播前底肥施纯氮240kg／hm2，P2O5112．5kg／hm2，K2O112．5kg／hm2，小麦10月10日趁墒播种，基本苗密度为3．15×106株／hm2，2个年度均只在春季灌水2次，每次灌量82．5mm，时间分别为2012年4月6日和5月1日、2013年4月7日和5月2日，随春季第1次灌水追施纯氮135kg／hm2，6月15日收获。
1．3试验方法
10月15日开始，每隔1个月，分0－5cm，5－10cm，10－20cm，20－30cm，30－40cm5个层次采集原状土样，采用环刀法［7］测定土壤容重，计算0－10cm，10－20cm和20－40cm土层平均容重。土壤总孔隙度计算公式为：Rt＝（1－RS／DS）×100。式中：Rt为总孔隙度（％）；RS为容重（g／cm3）；DS为比重（g／cm3）。于冬小麦播前和收获后，按五点取样法采集土样，用平板表面涂抹法对样品中的真菌、细菌和放线菌进行分离计数。分离真菌采用马丁氏培养基，每10ml培养基加入0．03％链霉素溶液1ml（含链霉素30μg／ml）；分离细菌采用牛肉膏蛋白胨培养基；分离放线菌采用高氏Ⅰ号培养基。其中马丁氏培养基和高氏Ⅰ号培养基平皿倒置于28℃培养箱中培养4d计数；牛肉膏蛋白胨培养基平皿倒置于37℃培养箱中培养3d计数。在播种－返青、返青－抽穗、抽穗－成熟期3个阶段，按五点取样法采集土壤样品，每阶段采集3次，测定相关酶活性、养分和有机碳含量。土壤碱解氮测定采用碱解扩散法，速效磷测定采用碳酸氢钠浸提－钼锑抗比色法，速效钾测定采用乙酸铵浸提－火焰光度法，有机质测定采用重铬酸钾容量法－磷酸浴法［1］；土壤脲酶（UE）活性测定采用靛酚比色法，碱性磷酸酶（ALP）活性采用磷酸苯二钠比色法，过氧化氢酶（CAT）活性采用高锰酸钾滴定法［8］，土壤多酚氧化酶（PPO）活性采用邻苯三酚比色法［9］；土壤有机碳（SOC）含量测定采用重铬酸钾容量法；土壤微生物量碳（SMBC）含量测定采用氯仿熏蒸－K2SO4浸提法，SMBC＝Ec／KEC。式中：Ec为熏蒸和未熏蒸土壤K2SO4浸提液的碳含量差值（mg／kg）；KEC为转换系数，取值0．38［10－11］。土壤呼吸速率测定采用动态密闭气室法［12］，测定仪器为Li－6400（Licor，USA）。土壤含水量采用德国IMKO公司生产的TRIME－PICO型便携式水分测定仪（TDR）测定。土壤温度测定采用HL20型自动气象数据采集器（锦州阳光气象仪器公司生产）。每小区布设8个温度感应器，感应器埋深10cm。播种后，间隔5～7d测定1次0－180cm土层体积含水量，每20cm测定1次，雨后加测；温度采集器采集周期设定为1h。
1．4数据统计分析
对2011－2013年2个生长季试验数据进行巴特勒检验（Bartletttest），趋势相同数据取平均值分析。相关数据统计分析采用SPSS12．0和DPS7．05软件；用Excel2010软件作图。
2结果与分析
2．1不同耕作方式下土壤容重与孔隙度
播种至11月上旬各处理0－10cm土层呈现容重大幅度上升、孔隙度明显下降趋势。11月中旬到次年3月中旬，各处理土壤容重缓慢下降、孔隙度则缓慢上升。播种至4月上旬灌溉春一水前，旋耕、深松和深耕处理容重分别上升6．1％，5．2％和7．3％，孔隙度分别下降4．8％，4．1％和5．3％。此阶段，深耕处理容重最低，孔隙度最大，深松处理和旋耕处理无显著差异。春季灌水和降雨的叠加效应是各处理土壤容重均出现大幅度上升，总孔隙度大幅下降。通过回归模拟，春一水灌溉后30d，旋耕、深松和深耕处理容重分别上升7．4％，6．6％和8．5％，总孔隙度分别下降6．5％，5．8％和7％。5月份以后，各处理物理性状基本趋于稳定，至成熟期处理间差异不显著。10－20cm土层各处理容重与孔隙度变化趋势与0－10cm相似，但变化幅度较小。在该层深松和深耕处理总孔隙度显著高于旋耕处理，而容重则低于旋耕处理。20－40cm土层，通过多元方程模拟发现，土壤总孔隙度随时间推移缓慢下降，容重则缓慢升高。播种至灌溉春二水，深松处理孔隙度最高，容重最低。随后深处理间差异逐步缩小，至生长季结束差异不显著。进一步分析图1发现，灌溉春二水后，0－20cm土层各处理容重出现小幅下降，孔隙度小幅提高。推测可能与土壤温度升高加速玉米秸秆腐解有关。
2．2不同土壤耕作方式下土壤水热状况和呼吸速率
2．2．1土壤水分状况由图2可知，播种至返青期，40cm以上土层，旋耕处理含水量最高，为23．8％，分别比深松和深耕处理高3．9％和8．2％；40－80cm土层，深松处理含水量最高，为26．3％，分别比旋耕和深耕处理高10．5％和4．0％。返青至抽穗期，0－20cm土层含水量表现为旋耕＞深松＞深耕，20－100cm土层深松处理含水量最高，为25．7％，旋耕和深耕处理分别为24．2％和23．4％；各处理100cm以下土层含水量无显著差异。抽穗至成熟期，2011－2012年各处理0－20cm土壤含水量差异不明显，20－120cm土层深松处理含水量显著高于另两处理。2012－2013年，20－120cm土壤含水量变化规律与上一年度相似，但旋耕处理0－20cm土壤含水量明显较高，可能与当年小麦开花后降雨量较多（46．6mm）有关。2．2．2土壤呼吸速率及其与10cm地温的相关性土壤呼吸是土壤碳库向大气碳库输入碳的主要途径，土壤碳库的变化将对大气圈CO2浓度产生明显影响。由图3可知，小麦越冬前，深耕处理土壤呼吸速率最高，峰值为2．9μmolCO2／（m2·s），分别比深松和免耕处理高5．5％和11．5％。越冬期各处理土壤呼吸速率均快速下降，处理间差异不显著。返青后各处理土壤呼吸速率均快速上升，至孕穗期均达到第二个峰值，此时深耕处理最高为3μmolCO2／（m2·s），比深松和免耕处理分别高7．1％和11．1％。另外，土壤不同耕作方式也明显影响到麦田土壤温度。小麦播种至越冬，旋耕处理10cm土壤平均温度为9．2℃，深松和深耕处理分别为8．9℃和8．3℃。越冬期，旋耕、深松和深耕处理土壤温度分别下降10．7，10．7，10．9℃。返青后深耕处理上升最快，深松处理其次，旋耕处理相对平缓。拔节至成熟期，深耕处理10cm土壤平均温度为23．6℃和22．3℃，分别比旋耕处理高5．8％和2．8％。说明深耕和深松均有利于提高春季地温。另外，通过对不同耕作方式下麦田10cm深度土壤平均温度与土壤呼吸速率进行Pearson相关性分析（表1）发现，土壤呼吸速率与地温呈显著正相关。
2．3不同耕作方式对麦田土壤酶活性的影响
土壤酶是土壤生物过程的主要调节者，参与土壤环境的一切生化过程，与有机物质分解、营养物质循环等密切相关。由表2可知：①0－10cm土层，抽穗前不同处理麦田土壤脲酶（UE）和过氧化氢酶（CAT）活性均无显著差异，抽穗后深松处理UE和CAT活性上升较快，并均显著高于旋耕和深耕处理；10－20cm土层，返青前各处理UE和CAT活性差异不显著，返青后处理间差异扩大，深松处理UE和CAT活性最高，分别为0．3mg／（g·d）和2．99ml／（g·h）；20－40cm土层，返青前各处理UE和CAT活性无显著差异，返青后深松处理2种酶活性均显著高于其他处理。②0－10cm土层，小麦播种至抽穗阶段，免耕和深耕处理土壤碱性磷酸酶（ALP）较高。抽穗后，深松处理土壤ALP活性明显提高，为36．3g／kg，分别是旋耕处理和深耕处理的1．17倍和1．18倍。③10－20cm土层，小麦抽穗前深耕处理土壤多酚氧化酶（PPO）活性分别比免耕和深松处理提高78．9％和43．2％；抽穗后，深松处理土壤PPO活性最高，并显著高于其他处理；20－40cm土层，小麦抽穗前各处理PPO活性无显著差异，抽穗后深松处理PPO活性最高，分别比旋耕和深耕处理高78．6％和19．0％。
2．4不同耕作方式对麦田土壤养分的影响
0－10cm土层，旋耕处理碱解氮含量在小麦抽穗前较高，深耕处理则是在抽穗后较高。10－20cm和20－40cm土层，深松处理碱解氮含量始终最低，抽穗期仅为52．3mg／kg，分别为免耕和深耕处理的92％和79％；全生育期平均为46．1mg／kg，分别为免耕和深耕处理的77．1％和81．6％。0－10cm土层，旋耕处理速效磷含量最高，有“表层聚集”现象，全生育期平均含量37mg／kg，分别是深松和深耕处理的1．15倍和1．29倍；10－20cm土层，抽穗前旋耕处理速效磷含量最高；抽穗后处理间差异不显著；20－40cm土层，深松处理速效磷含量最高。0－10cm土层，小麦抽穗前，旋耕处理土壤速效钾含量最高，为106mg／kg，分别是深松处理和深耕处理的1．26倍和1．22倍；抽穗后，深耕处理土壤速效钾含量最高。10－20cm土层，抽穗前，旋耕处理速效钾含量也最高，抽穗后各处理无显著差异。20－40cm土层，深松处理速效钾含量最高。0－10cm和10－20cm土层，返青至抽穗阶段，深耕处理有机质含量较高，其他时期各处理无显著差异。20－40cm土层中，返青前旋耕处理有机质含量较高，深松处和深耕处理无显著差异。返青后深松处理有机质含量为12．28mg／kg，分别比深松和深耕处理高80％和74．6％。
2．5不同耕作方式对麦田土壤微生物与有机碳的影响
2．5．1真菌、细菌和放线菌数量由表4可知：①旋耕处理各层土壤真菌数量均呈下降趋势，深松处理土壤真菌数量在各土层均为上升趋势，而深耕处理则在0－20cm土层表现为下降，在20－40cm土层上升。2个生长季深松处理土壤真菌数量平均增加69．9％。②旋耕处理土壤中细菌数量在0－20cm土层中表现为增加，而在20－40cm土层中则下降，深耕处理与旋耕处理相反。深松处理土壤细菌数量在各土层均表现为上升。2个生长季深松处理细菌数量平均增加91．1％。③0－40cm土层，各处理放线菌数量均呈下降趋势。其中，深耕处理放线菌数量下降最明显，全生长季平均下降31．5％。2．5．2土壤SMBC和SOC含量微生物量碳（SMBC）对土壤扰动非常敏感，可反映土壤养分状况、生物活性和微生物数量。由表5可知，0－10cm土层，深耕处理SMBC含量最低，为134．5mg／kg，分别均相当于旋耕处理的84．9％。10－20cm土层，小麦播种至返青阶段，深松处理SMBC含量最高；返青至抽穗阶段，旋耕处理SMBC含量最高。深耕处理SMBC含量始终最低，全生育期平均仅为176．3mg／kg，分别仅相当于旋耕处理和深松处理的77．7％和73．9％。这可能与深耕对土壤扰动大，土壤团聚体遭破坏，土壤呼吸速率和能量消耗加快有关。20－40cm土层，小麦抽穗期前，SMBC含量为旋耕处理＞深耕处理＞深松处理；抽穗后，深松和深耕处理无显著差异，但均显著高于旋耕处理。总有机碳（SOC）是表征土壤肥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影响着土壤渗透、抗蚀、持水和养分循环，协调土壤水、肥、气、热等［13］。0－10cm土层，深耕处理SOC含量最低，全生育期平均为9．4g／kg，分别相当于旋耕和深松处理的91．9％和91．0％。10－20cm土层中，返青前，旋耕处理依然最高。返青后，深松和深耕处理SOC含量则呈明显增长趋势。20－40cm土层中，返青前，旋耕处理SOC含量最高；返青后，深松处理SOC含量最高，为19．2g／kg，分别是旋耕处理和深耕处理的1．75倍和1．22倍。2．6不同耕作方式对小麦产量和水肥利用的影响由表6可知，2个生长季深耕和旋耕处理总耗水量均较高，分别为430．3mm和430．9mm，深松处理仅为409．4mm，比旋耕和深耕节水6％；深松处理产量最高，平均为8550．0kg／hm2，分别比旋耕和深耕处理分别提高15．4％和6．9％，水分利用效率分别高22．7％和13．7％；深松处理N、P、K肥料偏生产力最高，其中N肥平均偏生产力为22．8kg／kg，分别比旋耕和深松处理高15．2％和6．5％。
3讨论
3．1耕作方式改变对麦田土壤物理性状与水热状况的影响
物理结构、储供水和热量循环能力是耕地质量的重要表征。研究显示，长期单一的土壤耕作方式均会影响土壤物理性状，如长期翻耕土壤失墒大，形成犁底层，影响土壤蓄水能力；长期少、免耕，表层土壤体积质量会增加、犁底层上移、耕层变浅。Milton等［14］报道免耕土壤总孔隙度较低。Borghei等［15］报道，多年免耕导致土壤压实、容重增大、产量降低。Hou等［16］报道，与常规耕作方式相比，在夏闲期间，采用免耕与深松相互交替可提高0－20cm土层含水量3．9％～7．8％，而在作物生长及季节则可提高8％～8．6％。Qin等报道，深松可增加降水入渗，提高土壤贮水能力。苏衍涛等［18］报道，免耕在冬小麦越冬期表现增温，活动期表现降温。本研究表明，深耕处理和深松处理分别有利于0－20cm和20－40cm土层土壤容重下降和土壤孔隙度增大。旋耕处理有利于表层土壤水分储蓄，深松处理有利于20－120cm土层水分储蓄。深耕有利于提高土壤温度，分别比深松和旋耕高5．8％和8．8％。深松对土壤扰动深度较大，可更好地储蓄水分，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类似。深耕比深松可更有效提高土壤温度，且温度变幅更大，这与陈继康等的研究结果相似。而深耕由于加深犁底层的同时，造成了表土大面积翻动，破坏了团粒结构，实际并未对土体储水起到更好的效果，所以频繁深耕必然对耕地质量产生较大影响，这也支持了前人的研究结果。有关耕作方式改变后土壤水热状况的改变是否有耦合效应并影响作物生长，还需进一步研究。
3．2耕作方式改变对麦田土壤酶活性与养分含量的影响
养分循环是农田生态系统最基本功能之一，其中农田三大养分要素N、P、K的循环与平衡则是农田生态系统稳定性与区域农田生产力状况的具体反映。不同栽培制度和管理措施等都会影响土壤酶和养分空间变异和生物活性变化，而土壤酶活性与土壤养分之间关系密切，可间接反映氮、磷等养分转化与供给状况。本研究表明，小麦返青至成熟，深松处理可提高土壤过氧化氢酶和脲酶活性，且深松处理还可提高小麦抽穗后土壤碱性磷酸酶活性；深耕处理和深松处理可分别在抽穗前、后提高表层土壤多酚氧化酶活性。深松处理可降低碱解氮含量而促进速效磷和速效钾积累；深耕处理可提高表层土壤有机质含量，旋耕处理和深松处理则分别在返青前和返青后提高20－40cm土层有机质含量。本研究还得出，旋耕处理速效磷有“表层聚集现象”，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由此可见，深松处理对于提高土壤酶活性有着特殊意义，而土壤酶活性提升又直接加速了对土壤中养分的分解和利用。由于研究角度侧重不同，不同耕作方式下土壤酶活性与养分变化相关性将另外报道。
3．3耕作方式改变对麦田土壤呼吸和微生物的影响
由于土壤微生物比土壤理化性质对土壤质量变化能做出更快速响应，所以土壤微生物土壤污染监测评价和生态修复等方面的研究受到普遍关注。不同耕作措施创造不同的土壤环境，影响土壤微生物数量和组成。研究显示，土壤呼吸是一个复杂的土壤生态学过程，土壤呼吸季节变化一般呈现单峰型特点［21］。不同耕作措施可改变土壤物理结构和水热特性，进一步影响土壤呼吸状态。张俊丽等报道，深松耕处理小麦农田呼吸速率最高，显著高于深耕和旋耕处理。任景全等研究也认为，免耕可降低土壤呼吸速率。本研究表明，深松有利于真菌和细菌增殖，旋耕有利于放线菌增殖。这可能与深松和深耕提高了土壤温度，而温度提升加速了土壤内植物残体降解，腐殖质含量提高有关。Riley曾报道耕作方式对微生物的影响与土质关系密切，因此本研究结果还需在其他土质中进一步印证。本研究还显示，深松处理和旋耕处理分别在不同生育时期可提高土壤SMBC含量。旋耕处理在小麦返青前土壤SOC含量较高，深松处理则是在返青后最高。深耕处理土壤呼吸速率最高，2个生长季平均为1．76μmolCO2／（m2·s），分别比旋耕处理和深松处理高8．0％和4．8％，这与前人报道吻合。且本研究也证实呼吸速率与土壤温度呈显著正相关，而深耕可提高土壤温度，研究前后可互相印证。深耕处理SMBC含量SOC含量较低，这与Compton等［25］提出的土壤温度高可提高SMBC含量不一致。这可能与试验区土质有关，因为土质不同会影响SMBC的周转速率有关。有关不同耕作方式下麦田土壤呼吸和微生物的关系及其在不同土质上的表现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篇8
2）法律法规不健全。
环境治理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健全也是城镇化进程中生态环境治理工作不理想的主要原因之一。西方国家在环境治理方面有着十分丰富的经验，我国的环境治理工作起步较晚，治理经验不足，在法律法规方面还需要改善与健全。一直到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才通过了环境保护法，之后又出台了十多部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法规措施、法律。尽管如此，但在法律法规等方面仍存着很多问题：首先，在范围上。我国关于环境保护的立法范围过小，对于一些需要重点保护的领域，没有提出明确的法律规定，法律界定尚不清晰。缺乏对违法企业进行惩治的处罚标准，执法难度较大。其次，在数量上。我国环境保护方面的立法数量与西方国家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第三，我国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律已经落后。目前，我国很多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律与法规都是在很早以前制定的，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当下的社会发展要求，在具体实施中存在很多盲点。第四，对政府环境行为规范方面，缺少具体的法律法规，造成政府下级单位应付上级单位现象越来越严重。第五，现行的环境法律过于宽泛，没有具体针对性。大多环境污染防治法律法规都是针对城市的，没有具体针对城镇化建设的环境保护法律。当下，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环境问题越发严重，完善法律法规已经势在必行。
3）治理方式单一。
在城镇化建设中，人口多、环境污染严重、经济条件不足等因素严重影响着我城镇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治理工作。我国在城镇化环境治理方面经验不丰富、研究不充分，治理方式单一又落后，且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一方面，政府直接控制治理模式虽然具有行政优势，但在生态环境治理中政府不但要发挥主导作用，还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且治理的长期性决定了政府主导的长期性和资金投入的长期性，这将给政府带来沉重的工作负担和经济负担。另一方面，我国在生态环境治理方面主要采取的手段是单一式的行政手段。虽然行政手段具有效果快、无偿性、权威性、以及强制性等特点，但政府关注的重点还是效果快这一特点。很多政府官员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或是提高自己的政绩，采用行政手段在短时间内取得治理效果，忽视了生态环境需要长期治理的特点。比如，汽车的单双号限行、高污染企业搬迁或是暂时停止生产等，这些都是短期的环境治理手段，并不能从根源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二、解决的对策
（一）提高政府人员与大众的环境保护意识
我国政府人员与普通大众的环境保护意识明显不足，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提高与加强。第一，教育部门应将环境保护学习纳入教学内容中，在幼儿园、小学、中学中加设环境保护课程，从小培养国民的环境保护意识，让其了解环境保护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进而树立环境保护观念，通过实际行为真正做到保护环境。同时，学生的环境保护教育还可以影响到其整个家庭的环境保护意识和行为。第二，我国成人人口占总人口的74.0%，占据了人口数量的大半部分。成人群体是环境保护的主力军，同时也是需要进行环境保护教育的主体。因为成年人的观念已经形成，要培养其环境保护意识具有一定的难度。可以通过开设免费环境保护课堂的方式对成年群体进行环境保护教育，或者在网上专门开通环境保护资源下载渠道，免费为广大群众提供环境保护学习资源。
（二）完善法律法规
通过完善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可以提高政府对环境保护的监管力度，在立法上保障生态环境治理工作顺利开展。主要措施有：第一，用法律形式明确企业在生态环境治理工作中的义务与权利，采用激励政策促进企业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发挥自己的力量，提高企业环境保护的意识和责任感；第二，完善我国环境保护与环境治理方面的法律法规，提高执法的可操作性和规范性；第三，国家应制定详细而又严格的处罚条例，加大对环境违反行为的检查与打击力度，健全环保部门的责任制度，对于环境违法情况，既要处罚违法人员或单位，还要对环保部门的相关负责人进行处罚，从而有效的减少环境违法现象。
（三）改善环境治理手段
目前，我国生态环境治理还主要依赖政府的行政手段。政府通过采取强制性的措施来强行进行环境治理工作，但效果并不理想。强制性的方式不但很容易引起群众的反抗心理，还会导致企业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大大降低。结合西方国家的环境治理经验，在未来，我国可以采用经济手段来进行环境治理。比如，采取污染税制、自愿协议等。加强激励手段的运用，充分调动企业环境治理的热情，让更多企业自发的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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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草畜双承包制度是草原生态环境退化的根源
自1983年开始在全国率先推行了“草场共有、承包经营、牧畜作价、户有户养”的草畜双承包责任制.在人口与草场比例失衡的状态下，牧民只在自己的牧场上完成日复一日的放牧活动既不科学又不合理.草场承包制限制了四季轮流放牧的可能，这种使草原分片承包，牲畜作价归户的“双包制”使得经营畜牧业和经营草原紧密联系.牧民承包以后年复一年都在固定的放牧圈里活动，牲畜昼夜啃食同一个牧场，在居民点、卧盘、水井附近出现许多直径60米至95米的同心圆，平均每个居民点退化105亩至310亩左右的草原“.草畜双包制”导致草原的不科学使用，牲畜以牧户为中心每天从定居点至饮水点不断践踏和啃食一片草地从而导致了蹄灾.同时，这种把草原一片一片圈起来的制度不仅使草原载畜力降低而且加大了牧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最终造成牧民之间的恶性竞争.
2.2新巴尔虎右旗旅游业对草原生态环境的影响
截至2014年11月，新右旗共接待游客496191人次，同比增长9.1%，其中接待国内游客473860人次，同比增长8.9%；接待国外游客22331人次，同比增长13.1%.②通过对一个在旅游基地工作多年的同学进行电话采访了解到，游客进去之前和出来之后的地面状况完全不同，塑料袋、矿泉水瓶、饮料瓶等满地都是，加上草原生态系统本身的脆弱性也会对草原植被、动物、土壤产生影响.土壤遭到破坏之后导致其结构的变化，并引发土壤上层植物的大量生长，终将造成动物的迁徙或减少.旅游者丢弃的废弃物严重污染环境，超过了草原生态的承受能力，导致水质和土壤质量变差，环境和旅游之间是既有冲突也能共存的关系，环境保护依托于游客们的环保意识和环保素质.
2.3过度放牧使草畜得不到平衡发展
全旗总面积25194平方公里，草原面积3444.2万亩，可利用草场面积2716.7万亩.牧业户3909户，牧业人口1.5万人，2006年全旗牲畜总头数突破205.3万头只.随着人口的增长草原的载畜量已经超过其载蓄能力，新巴尔虎右旗属于干旱草原，生态系统非常脆弱，而且年降水量少，冬季干冷，夏季炎热,2010年退化草原已达1208万亩，占可利用草场的44.5％.过度放牧的大多是外来人口，他们承包本地牧民的草场，大量引进牲畜，短时间内过度使用牧场，破坏了草原生态环境.近年，新巴尔虎右旗牲畜数量愈发增多，对现有的草场容量已经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如果不防止过度放牧草原生态系统会遭到破坏，因为牲畜数量的增加，造成草场压力变大且得不到有效恢复，致使草场退化，也因此引起草原沙漠化的蔓延.
2.4外来人口过度开采导致草原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2008年至2011年，金山矿业和新鑫矿业为利益所驱使，在新巴尔虎右旗草原上进行非法开采并向周围排放三废（废水、废气、废渣），这些对地表水、土壤、空气和人的身体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从开发到完成，牧民始终是弱势群体，不但没有利益而且还要遭受开采过程中所带来的环境污染.每年来新巴尔虎右旗挖药材的流动人口约260人，而且很多人就地搭帐篷过夜，连续几天不停的采挖，严重破坏了牧民的居住环境.2013年7月，公安机关在药材密集地抓获数名违法作案人员，没收作案工具数把，去年新巴尔虎右旗查获违法采药人员143人，没收非法采集的药材将近1027公斤，过度采挖使草地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3关于新巴尔虎右旗人为因素对草原生态环境影响的对策
3.1合理利用草原资源
对草原进行科学地开发利用和建设是保护草原生态系统的重要措施.很多鼠目寸光的人为了眼前利益去破坏草原，如开矿，滥挖，滥櫵，过度放牧等等.2007年旗长白爱军接受采访时说过：“牛羊还是太多，还要往下减！”.草原受到破坏就等于广大牧民的利益也在遭受损害，但光靠他们的力量无法制止这些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相关部门应及时并强力打击破坏草原的多种行为，促进经济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发展.
1、制定具体的草原生态环境保护政策.严格执行相关法律，同时应根据破坏活动的程度进行批评或处罚，发现问题应及时整改.
2、坚持保护是为了利用，利用一定要保护原则.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任何人开发之后都要进行付费，获取利益之后都要进行补偿，开发之前应制定相关的保护措施，坚持保护和开发并行，不能盲目的开发要遵循客观规律和经济规律.
3、严格检查流动人口，禁止其破坏草原.新巴尔虎右旗有众多流动人口，由于他们对草原的不了解和文化以及生活方式的不同，被利益所驱使就很可能会造成环境的破坏.2012年全旗投入约300万元组建了“草原110”，设立多个流动报警点以及固定警务室.必须“治沙止漠，刻不容缓，绿色屏障，势在必得”.③
3.2从经济上帮助牧民,减轻对草原生态的压力
有效地限制过牧行为实属不易，在政府的强力管理下过牧活动依然存在.牧民的过牧行为会受到草原监管部门的制止，然而，这会影响到牧民的生计，如果超载被发现监管部门会对牧民进行罚款，虽然有相关的法律政策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相关部门往往只对过牧行为进行罚款了事而对超载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应当按照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保护和建设，例如从2002年以来惠及牧民的退牧还草补偿金约1500万元，约716万亩牧场得到休养生息，同时政府投入约1460万元有效的控制了10多万亩草场的持续沙化局面，制造并投入使用移动篷车近400辆，棚圈近600座.
3.3合理控制外来人口持续增长
外来人口的增长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牧区的平衡发展，新巴尔虎右旗在1990年总人口近2.5万，1997年总人口3万，现在全旗人口近4万人.不有效合理的控制外来人口的持续增长会给新巴尔虎右旗以后的发展带来阻碍和困境.新巴尔虎右旗现在的常住人口为26420人，总人口近4万，外来人口近10000人.人口的增长及不可持续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造成了牧民赖以生存环境的恶化和资源的浪费.应把控制外来人口持续增长的工作重视起来.
1、充分认识人口增长给有限资源带来的困境.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对周围环境和资源的需求量就会不断加大，这不利于草原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应当从长计议使有限资源科学搭配人口数量，鼓励牧民有效利用草原资源.
2、禁止外来人口进行养殖活动.现今外来人口对草原的使用主要是代放牧，他们从牧民手里购买牲畜之后让牧民代放，间接地使用草原，加大了草畜矛盾.
3、成立户籍制度改革小组，通过合理的户籍制度改革，有效控制外来人口的持续增加，加快建立外来人口动态监测长期工作机制.
3.4保护草原旅游资源环境
选择科学的开发利用模式，明确旅游资源与市场需求相互平衡原则，要顾及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可承受能力等.现在的旅游业和消费文化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冲击力很大，必须采取适当措施保护草原旅游环境.
1﹑发挥政府的管理作用.政府在旅游环境和资源管理上进行战略性调控，使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并肩而行，确保旅游资源的长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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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对生态环境现状进行评价
2.1.1土地资源被破坏
当前，由于受到植被被破坏、土地沙化严重以及矿业过度开采等因素的影响，土地资源破坏情况比较严重，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比如，在对煤炭进行开采的过程中，由于对环境保护不够重视，所以经常会对周围的环境造成破坏，导致土地的土壤成分结构失衡，不再适合植被生长，进而造成破坏。在对林木进行砍伐的过程中同样如此，大部分人员只重视眼前利益而不重视长远、持续发展，滥砍滥伐，最终导致植被被大量破坏，土地沙化严重，破坏了原有生态环境。
2.1.2水资源被污染
水污染已经成为当前环境污染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水污染不仅会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还会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导致一系列疾病的出现，对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具有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而导致水污染问题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农药残留，二是生产企业废水不达标排放。
2.1.3大气污染
大气污染是导致全球气候变暖以及近年来空气PM不断升高的主要原因，其不仅会对生物的正常生长造成影响，还会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较为严重的影响，危害比较大，是当前全球所面临的环境污染的主要问题。而导致大气污染问题出现的原因主要与两方面有关，一方面是生产企业的废气不达标排放，另一方面是因为汽车数量增多，尾气排放量增加。
2.2对生态环境进行改善
2.2.1对土地资源破坏区域进行综合治理
为了能够有效改善生态环境，就需要对土地资源被破坏的区域进行综合治理，在控制土地资源破坏情况恶化的同时通过综合治理来进一步改善生态环境。比如，在对沙化土地进行治理的过程中，就可以通过逐渐提升绿化面积和逐步改善土壤成分的方式来对生态环境进行改善。在对矿业污染区生态环境进行改善的过程中，可以通过修建地下污水沉淀处理池和提高绿化铺盖面积的方式对矿业开采，尤其是煤矿开采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有效改善。
2.2.2对废气、废水排放进行控制
当前水资源污染和大气污染问题比较严重，对生态环境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破坏，因此，为了能够有效解决该问题，对生态环境进行有效改善，就需要对作为主要污染源之一的生产企业的废水和废气排放进行严格控制。在生产企业废水废气排放的过程中，应该严格要求企业废水废气达标排放，如果发现违规排放企业，则要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其进行判罚，并要求其对自身所造成影响进行挽回，以此对废水废气的排放量进行严格控制。
2.2.3做好绿化和废弃土地再利用
在有必要的情况下，实施封山育林政策，采取植草、人工造林等方式不断提高我国的绿化面积，提高地表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能力，以此来对生态环境进行有效改善。同时，还应该加强对沙化土地和矿区土地的再利用效率，通过重新开垦和覆盖生命力旺盛的植被等方式不断改善土地土壤，最终达到提高植被覆盖面积、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
3环境监测评价在绿色产业发展中具有的重要作用
在对绿色产业进行发展的过程中，环境监测评价是其基础保障，只有做好环境监测评价工作，才能够更好地推动绿色产业的发展。
3.1环境监测评价是绿色产业发展的基础
环境监测评价是确保绿色产业能够得到健康发展的基础保障，因此，在发展绿色产业的过程中一定要对环境监测评价引起足够重视。首先，在绿色产业开始进行发展的初期阶段，就应该通过环境监测评价对产业基地以及产业自身发展的环境质量标准进行精确判断，判断其是否符合绿色产业发展需求，并以此为基础对绿色产业的发展目标和发展策略进行有效制定。其次，在绿色产业发展和生产过程中，也需要合理利用环境监测评价对产业的生产过程是否符合绿色产业发展需求，是否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进行判断；同时，在此过程中利用环境监测评价，还能够对产品原料的来源地和来源途径进行有效分析，对其是否满足绿色产业生产要求进行判断，避免因为生产原料问题而对绿色产业的发展造成影响，确保绿色产品的生产质量。
3.2有效推动绿色产业的发展
在绿色产业发展过程中，环境监测评价所起到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通过环境监测评价，能够对绿色产业中的基地管理和原料质量进行严格控制，使其能够满足绿色产业发展需求，而不会出现污染环境等问题。在此过程中，通过环境监测评价能够对基地管理方的管理行为进行有效约束，使其在管理过程中能够制定切实有效的绿色发展计划，对农药、肥料以及兽药等可能影响绿色产业发展的药物进行有效控制。同时，其还能进一步促进生物防治技术和绿色生产技术的发展，全面推动绿色产业的进步和完善。
（2）在绿色产业的发展过程中，通过环境监测评价能够对产业发展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有效控制。在绿色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除了要生产无公害、健康产品，持续拉动经济的增长，还应该担负起恢复自然环境和改善生态环境的重任。因此，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制定相应的自然和生态环境保护对策，比如，在产业发展过程中要扩大地方绿色植被覆盖面积，要对地方的物种多样性进行维护，要对地方的自然环境和空气环境进行有效改善等。而以上这些，对环境监测评价都具有一定的依赖性。
（3）确保绿色产业的产品质量。确保绿色产业所生产的产品质量能够满足绿色产业发展需求，是绿色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而要想对绿色产品的质量进行有效保障，最佳方式就是在绿色产业发展过程中对环境监测评价进行合理利用。首先，通过绿色评价对绿色产业基地和原料质量进行严格监测，确保其能够满足绿色产业发展需求，尤其是原料质量，务必确保其达标之后方能投入生产。其次，通过环境监测评价对产品生产过程进行严格监督，严格要求其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生产，不能对环境造成破坏，也不能使其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威胁，确保产品的质量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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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村金融机构稳健运行，综合实力不断提升
现阶段，河南农村金融机构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小型农村金融机构（如农村商业银行等），另一类是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如各种农村资金互助社等）。2013年，河南省农村金融机构无论在资产规模方面，还是在利润方面，均呈持续上升趋势，银行业机构体系被注入了新的活力，机构个数明显增多，从业人员也稳中有升。2013年，河南省小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资产总额为8078亿元，较2009年上升3730亿元；河南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资产总额为411亿元，较2009年上升253亿元。
2.创新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持续提升
以农村金融创新示范县（市）争创为代表的诸多活动的开展，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地方政府投身农村金融创新工作的积极性，不仅打开了创新思路，而且改善了县域范围内的金融生态环境，使得农村金融服务质量不断上升，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本省“三化”协同发展中所面临的资金短缺问题。截至2012年末，河南省农村金融领域的8大类产品等获得了全方位的推广，在省内的1874家和农业金融有关的网点中得以尝试，不仅实现了金融产品多样化，而且实现了服务对象层次化，同时还实现了参与主体多元化等基本目标。值得一提的是，涉农贷款余额稳步增长，为2008年的2倍。
3.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不断优化，金融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2011年，河南省颁布和实施了《河南省金融生态环境建设评价办法》，选取以行政服务环境为代表的诸多视角对辖区内的109个县（市）所取得的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成效予以全面且客观的评价。2012年，河南省初步建立了省辖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县域评价制度予以进一步完善，使得全省社会信用体系的构建前进了一大步。截至2013年末，河南省的征信系统初见规模，已经为本省4554万自然人建立了与之对应的信用档案。
三、低碳经济时期河南省农业金融面临的低碳困境
1.农村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偏低
河南省属于传统农业大省，在推进现代农业的进程中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仍旧以家庭式自给性生产模式为主，因而在农业生产和发展中缺乏足够的竞争力。就农业生产条件而言，缺乏和现代化农业有机匹配的基础以及保障性设施，所以，农业生产表现出极为显著的弱质产业特征，甚至可以认为农业风险无处不在，上述问题将会给农民贷款带来直接且严重的阻碍。最近几年，部分地区的农村信用社在支农工作中，将支持重心放在了“大户”（如种养业大户等）身上，然而相当一部分地区由于农业产业化经营较晚，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大部分农民仍旧从事着分散形式的农业生产活动。这种家庭式小规模农业经营模式很难获得当地金融机构的资金和政策的倾斜。
2.法律环境有待完善
对于农业金融生态环境而言，法律制度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保障，同时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现阶段，农村金融法制环境尚存在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基础薄弱问题尤为严重，给农村金融生态的正常运行和高效运行带来了诸多不利的影响。首先，农村法制建设起步较晚，以农户这一群体为主的债务人由于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制约法律观念较为淡薄，因而人为逃废债等不良状况屡见报端，如此一来，给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的债权保障问题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其次，与农村金融组织相关的立法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金融组织的建立和进一步发展。
3.社会信用体系尚不健全
对于农业金融环境建设而言，“诚信”是其基本内容与核心内容。而在河南，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在速度上还无法跟得上经济发展的脚步，伪劣产品、虚假广告以及价格欺诈等诸多不讲信用现象层出不穷，给市场的正常秩序带来了极大的干扰，一方面有损河南的健康形象，另一方面对全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形成了严重制约。究其根本在于信用立法工作相对滞后，信用评估程序不严，社会整体缺乏足够的信用意识。社会信用的严重缺失，在很大程度提高了商业银行的运作风险，使其有钱不敢贷，与此同时，企业和农户缺钱借不着，并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给全省农业金融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重阻碍。
4.农村金融产品种类单调
农村金融产品相对偏少，金融服务种类仅有少数的几种，部分地区甚至只有存款业务和贷款业务，中间业务少之又少；农民贷款难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最近几年，农村信用社虽然在积极尝试诸如小额农贷发放办法，然而受当前管理体制的制约，贷款程序仍旧十分复杂和繁琐。与此同时，受农村融资渠道狭窄的制约，部分地区的农村信用社甚至处于垄断经营地位，因而在审批方面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在处理农户贷款业务时经常采取利率上浮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农民获取贷款的成本；农户很难获得大额贷款。农村资金需求规模不断增大，现阶段的小额度贷款越来越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如此将会对农业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产生十分不利的负面影响。
5.业务和管理人才缺乏
对以村镇银行为代表的诸多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而言，由于起步相对较晚，仍旧属于新兴事物的范畴，因而人们对其了解还不够全面与深入，所以，这一类金融机构在引入人才方面仍旧面临一定的困难，如目前急需的业务以及管理人才很难引进，因而更多的情况下，仅能通过内部培训或者以老带新等方式来暂时缓解和应对专业人才短缺问题。由此可见，业务以及管理人才的缺乏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此类金融机构的进一步发展，使得以村镇银行为代表的诸多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日常业务的处理中，没有人手和时间对本机构的长远发展进行科学规划，导致其发展之路堪忧。
四、基于低碳经济时期农业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化措施
1.推动农村经济体发展，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化奠定基础
河南省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表现出来的一系列问题中，最为关键的还是农业本身的弱质性问题，而最根本的措施便是推动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其核心在于不断提升农民的经济实力，一方面要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要强化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现阶段，国家特别重视“三农”问题，并采取了一系列具体且有效的措施，包括降低税费负担，提高种粮补贴以及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向城市的输入等，明显提高了农民的整体收入水平。在不断强化支农力度的同时，国家还积极强化农民抵御各种农业风险的能力。首先，改变农民生产长期存在的分散性问题，从而规避传统市场交易过程中的弱势弊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理念和模式为农民生产模式的转变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政府有必要在法律、政策以及资金等诸多方面提供帮助，大力推动不同形式的产业化组织模式的建立、发展和创新。其次，为农民生产提供最先进的技术以及最新的市场动向，从而强化农民对市场的适应能力。再次，应建立健全以农业保险制度为代表的相关保障制度，从而为农民的生产活动保驾护航，有效抵御来自自然和社会的各类风险。
2.加快法制建设进程，为农业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化工作保驾护航
在推动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不断优化的工作中，法律制度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一，应重视并推动与农村经济金融建设有关的立法工作，对以《物权法》为代表的一系列法律法规进行不断地修订与完善。以《商业银行法》为基础，结合农村金融的发展现状，尽快制定和实施《合作金融法》一类的法律法规。第二，应积极宣扬依法行政的理念，并真正落实到位。在开展农业金融事务的工作中，应认真履行“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原则，作为地方政府应积极扭转自身的地方保护主义思想，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第三，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惩处力度，进一步加大违约成本，从而严厉打击以逃债、赖债以及废债为代表的各种失信行为，从而有效维护守信者的各项合法权益，彰显法律的严肃性和威胁力。最后，应大力推动农村金融市场的进一完善，通过市场机制来惩处那些失信者，从而规范他们的行为，使其自觉遵守相关原则。
3.做好社会信用环境整治工作，构建一个理想的社会信用体系
首先，应重视并加快地方金融立法。不断强化执法部门执行能力，有效落实各类金融案件的侦破等工作，从而保护债权人的合法利益不受非法侵害，进而起到维护农业金融生态环境稳定的目的。其次，应重视并加强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和健全，积极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信用文化氛围。大力支持企业以及个人征信系统建设和完善，采集企业以及个人的信用信息，并加以整理，从而有目的且有计划地将质量检验信息、缴税信息以及案件判决信息等详细统统纳入企业以及个人征信系统，为金融机构相关工作的开展提供更多、更有效的信息支持。再次，应建立健全守信激励以及失信惩戒机制。对信用表现良好的市场主体，政府有关部门在诸如项目审批等一系列工作中予以优先考虑，金融机构在授信额度、期限以及利率方面予以一定幅度的优惠；对于那些信用较差的市场主体，一方面应借助新闻媒体等方式进行曝光，同时联合各金融机构对其进行相应的信用制裁，另若其不讲信用给社会带了损失，司法部门应根据法律法规追究其法律责任。
4.创新农村金融产品，积极推出符合农村市场需要的中间业务
首先，创新支持土地流转信贷产品。大力推行国家颁布的惠农政策，选取那些实力雄厚、影响力大、思路开阔的农村土地流转大户为主要的扶持对象。其次，创新大额支农贷款产品。立足于本省粮油生产等支柱产业，对农村信贷投向进行优化调整，大力扶持粮食生产大户等的发展，加大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最大限度地发掘他们的模范带头作用。再次，创新小额支农贷款品种以及贷款方式。除去常规的农户联保贷款之外，还可以适当推出一些新型贷款，如大学生返乡创业贷款等，以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在贷款方式上，建议采用农户小额贷款“一卡通”的做法，将农户贷款和银行卡有机地捆绑在一起，在授信额度方面采取“一次授信、分次使用、循环放贷”的管理办法，如此一来，能够最大程度保障随用随贷，使得贷款更加效率和方便。立足于“三农”经济中“生产供应销售”不同环节的金融需求，提供结算等一系列金融工具以及产品，从而满足不同地区以及不同群体的农村金融的实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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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真实性原则
真实性也即原生态，指没有被特殊雕琢，存在于民间原始的、散发着乡土气息的表演形态，它包含着原生态唱法、原生态舞蹈、原生态歌手等。从原生地移动到高校环境，尽可能保持本土音乐文化的真实性、原生性，特别是本土音乐文化展览馆的建设更需要真实性。本土音乐文化的乐器要老艺人使用过的，乐谱也要没有经过更改的原乐谱。要经常请老艺人到学校表演原生态歌舞，为大学生提供最为真实的原生态音乐标本，以供学生学习本土的草根音乐文化。
（三）综合性原则
本土音乐文化既有物质的也有非物质的，建设物质的好做，而建设非物质的相对困难，如何把握需要综合考虑，即做好物质的也要做好非物质的建设工作；重要的和不太重要的如何取舍，也需要综合考虑。同时需要做好原生态和次生态的本土音乐文化建设，既要考虑经济的因素也要考虑社会的因素问题，总之，需要综合把握建设环境因素。
（四）保护性原则
在做好本土音乐文化传承创新工作的同时，需要保护好本土音乐文化，当保护与发展发生矛盾的时候，要以保护为主，不能因为创新发展而已破坏性为代价。特别是建设高校本土音乐文化生态环境过程中，一定要以保护本土音乐文化为前提，宁可不发展也不能破坏本土音乐文化。这是建设生态环境的重要原则。
（五）教育性原则
高校在建设本土音乐文化生态环境时，要考虑建设后的教育性，从本土音乐课程设置、教材选择、师资力量、教学方式等考虑对大学生的本土音乐文化教育效果。包括网络建设对大学生的环境影响，从而构成立体化的本土音乐文化教育空间环境。
二、建设高校本土音乐生态环境的途径与方法
（一）建设方法
1.学校自建。
高校有责任有义务建设本土音乐文化生态环境，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该积极主动地搞好本土音乐文化生态环境建设。建设的方式一般是以展览馆的形式为主的物质性的本土音乐文化环境，同时构建非物质的本土音乐文化环境。建设资金可以分期分批投入，也可利用本土音乐文化带来的经济效益实行再投入再发展。建设的先期要合理规划，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建建停停，既要有长远规划也应有近期任务，注重建设工作的可持续性和工作的可操作性。
2.合作共建。
高校虽有责任建设本土音乐文化环境，但由于学校的资金紧张，往往会受到资金的限制而达不到预期的目标任务，因此合作建设是可以选择的方向。合作的方式多种多样：一是可以和当地政府合作，充分利用政府的平台及资源，比如和文化部门合作，有传统文化节日活动时，把政府组织的活动放到高校开展，可以说是“借鸡生蛋”，不花一分钱还能办大事；二是可以和音乐协会合作，发动群众组织的力量，利用协会成员的采风活动，收集整理本土音乐文化的珍贵资料，实行本土音乐文化资源共享；三是可以和各地的本土音乐文化传承人合作，把原生态的资料拿来共享；四是可以和社会市场合作，将已有的研究成果转化成经济效益，实行本土音乐文化产品和本土音乐文化环境建设相对接，实现校企合作，达到合作共赢或多赢。
（二）建设途径
1.本土音乐自然环境建设。
高校的本土音乐文化自然环境建设主要包括：本土音乐文化研究所、展览馆、微环境建设等。特别是本土音乐文化展览馆，它是自然环境建设的主要阵地，把各种本土音乐演奏的新旧乐器、服装、乐谱等收集起来，在展览馆展出；本土音乐文化微环境建设，就是把相关的本土音乐文化资料，包括图片、音像资料等在相对集中的场地进行布置，比如本土音乐文化墙建设等。通过自然环境的建设，为教师、学生提供试听环境，引发对本土音乐文化的感悟，为研究当地的本土音乐文化提供参考。
2.本土音乐生活环境建设。
将本土音乐文化融入生活环境之中，为校园文化建设提供丰富的内涵资料，比如在校园内建设道路和景点时以当地的本土音乐文化中著名的传说故事、人物等命名，如将开天传说为学校花园命名为“开天园”；用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音乐故事将学校其中的道路命名为山伯路和英台路等；在学校的广播站定时播放当地的民歌与戏曲节目；定期举办当地的民俗文化节；将本土音乐与现代传媒技术结合，进行本土音乐文化的产品开发与销售，将本土音乐的文化与经济相结合，走文化经济的发展道路。
3.本土音乐网络环境建设。
利用网络技术建设本土音乐文化网站，网络环境建设具有很多优势，一是容纳量大，大量的视听资料都可以在网络存放，而且能够时时更新；二是传播速度快，便于学生学习，学生在收集和网络环境建设过程中提高了对学习本土音乐文化的兴趣。网络环境建设需要整体设计，在前期的框架设计好后逐步添加内容，可将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下的本土音乐文化放置于网络环境之中，在教师指导下全部由学生动手完成。
4.本土音乐教育环境建设。
本土音乐文化在高校中的教育环境下得以生存与发展，教育环境建设极为重要，一是将本土音乐文化课程化，在大学生中进行本土音乐文化的课堂教学，让学生在教师和本土音乐文化传承人的教育下，形成全面的本土音乐文化系统的知识结构与能力，为本土音乐文化的发展培养传承人；二是把本土音乐文化形成教材，进行学校与社会的传播。三是校园内定期举办本土音乐文化节、本土音乐文化原创作品大赛等；四是以本土音乐文化研究所为依托，开展本土音乐文化研究，将研究成果转化成社会产品，为保护传承本土音乐文化提供理论支持。
三、建设高校本土音乐生态环境的困境与对策
（一）资金不足问题
地方高校在建设本土音乐生态环境方面，最大的困难就是资金问题，特别是像黄淮学院地处经济欠发达地区，建一个本土音乐文化展览馆需要购买的乐器就占很大资金，只靠学校的资金是不行的。我们的做法是：学校建设场地、环境等，由建立的合作联盟单位出一部分资金进行实物建设，并且是分期分批建设；另外，靠社会的其他渠道捐助，比如本土音乐文化传承人对乐器的捐赠、黄淮学院往届优秀毕业生的捐赠等；通过以上几项措施，基本解决了高校本土音乐文化环境建设中展览馆建设的难题。
（二）持续发展问题
本土音乐文化生态环境的建设有物质和非物质属性，既要注意物质的环境建设，同时也要注重非物质的本土音乐文化环境建设，建设过程中需要注意本土音乐文化的原生性。在建设过程中需要注意发展的可持续性。正确处理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发展中保护，保护中发展，避免发展中对原生态本土音乐文化的破坏。高校的本土音乐文化环境建设是次生的本土音乐文化建设环境，利用高校中的人才和资源优势搞好本土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传承要求音乐文化的原生态的持续性，创新要求音乐文化的变化性。要树立传承中的创新理念，对本土音乐文化的创新即是传承，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过程中传承本土音乐文化。比如进行高校中的本土音乐文化原创作品大赛，要求大学生利用高校中的本土音乐文化资源创作新的本土音乐文化作品，以此推动本土音乐文化的持续发展。也可利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创新传承模式，走出一条经济与文化相结合的路子，但不能以经济为主，更多的需要注意社会效益，寻求本土音乐的社会、经济、文化效益的同步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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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诚实守信为核心的独具保险特色的文化理念真正贯穿于保险公司新产品设计、承保、理赔、服务等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和整个行业的经营与管理始终;完善失信惩治机制，建立起一整套和保险市场主体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准则，把保险公司诚信纳入法制的轨道，形成有法可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的法制环境，维护和培育良好的保险市场信用秩序;完善公司考核制度，保险经营主体在保费规模和经营利润为基本考核指标的体系中引人诚信评价机制，将诚信真实与业务员晋升和公司经营指标挂钩，建立有效的奖惩制度;四是建设优秀文化队伍，引导广大从业人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养成感恩客户、回报社会的自觉行为，通过诚信文化建设促使保险业内部、行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更加顺畅，交易成本更低，资源得到有序开发，推动保险生态环境地改善和净化。以保驾护航的资任文化优化保险生态环境保险的社会功能决定了其为社会大众保驾护航的责任使命，从生态环境角度来说，就必须形成浓厚的责任文化氛围。一是发挥好保险的功能和作用，不断提升其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增强全社会的风险抵御能力，形成“服务大局，勇担责任，团结协作，为民分忧”的行业精神，真正在社会危难之际全面履行社会责任。二是提供优质服务，实现和维护好被保险人利益，对客户负责;三是为企业员工提供良好的成才立业平台和环境，对员工负责;四是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扶危济贫、回馈社会，对民众负责;五是实现自身持续健康发展，对股东负责。
保险行业通过弘扬责任文化实现对社会、对大众、对自身的责任履行，提高行业的社会地位和影响，更好地促进行业生态的动态均衡。以遵规守法的合规文化优化保险生态环境合规经营已经成为当代保险公司的核心经营原则，建设合规文化，倡导合规价值至上，是优化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一是要实现人人合规，这不仅需要从高层奠定公司合规文化的基础，更需要将合规理念贯彻普及到每个员工和每个岗位之中，将合规制定成为每个员工的行为准则，渗透进工作流程的每个细节;二是要强化以守法维权为主导的合规文化，始终把防范经营风险放在各项经营工作的首要位置，切实完善风险控制体系，提升风险管控能力，树立维权意识，避免部分不诚信客户利用法律空子破坏损害保险公司利益;三是构建完善的合规文化制度体系，利用健全的制度巩固合规文化内涵、设计严密的合规流程管理，形式统一的评价标准体系，对合规经营进行严格把控。各保险主体只有在合规的基础上建立起良比的生态环境，进而扩大业务规模，才能够保证业务发展更加持久健康。
以合作共橄的经曹文化优化保险生态环境要建立以健康、持续、科学发展为远景的经营文化，以合作共赢为目标，推进保险生态环境优化。一是保险业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合作共赢。保险业要坚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加快发展策略转型，由外延式向内涵式转变，用更健康持续的发展发挥更多的社会功能，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二是保险企业之间的合作共赢。保险机构之间要有行业意识，实现资源共享，扩大保险覆盖面，深化保险业对经济社会的渗透度，以推进保险业可持续发展;三是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合作共赢。保险企业要积极推进产品细分和差异化管理，积极开发新产品，以满足不同群体的保险需求;四是保险企业与监管部门的合作共赢。保险企业要坚持依法经营，严格落实监管制度要求，不断减少销售误导和理赔不到位;五是保险企业内部的合作共赢。保险企业要营造良好的职业发展氛围，促进员工人生价值的体现和实现。保险行业树立起合作的经营意识，实现保险行业和社会、行业之间、企业内部的和谐共赢，最终会推动保险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以客户至上的服务文化优化保险生态环境保险市场的不断开放，消费者对保险的认知能力不断提升，让弘扬客户至上的服务文化成为实现保险生态环境优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一是树立客户至上的服务准则，日益成熟的保险市场竞争点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产品和价格上，而是更多的体现到了服务品质上，保险企业要始终坚持把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保险需求作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始终坚持把为客户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作为不懈的追求，始终坚持把维护好、实现好被保险人的利益摆在工作的突出位置.二是提升服务品质，要形成崇尚专业的良好风尚，努力提供专业化、精细化的服务，以客户为中心细分市场、清分渠道，构建起“区域一产品线一渠道”三位一体的销售组织架构，并通过实施销售人力资源改革，逐步实现产品、渠道、人员与客户的精准对接，开展第三方客户满意度调查和内外部测评，有力支持公司客户服务举措的持续创新和客户服务承诺的不断升级，发挥服务价值链传导作用，实现后台与销售服务前端的有机融合和良性互动，最终提高客户端口的响应速度和服务效能。作为金融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险业最终价值来源于客户价值，弘扬客户至上文化，有利于保护保险消费者的权益和推动保险客户服务水平的持续提升，既是破解当前行业发展困局、改善行业形象的客观需要，也是优化行业生态环境，实现整个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以与时俱进的创新文化优化保险生态环境创新是保险业发展进步的源泉创新文化的建立，一是需要创新发展方式;各保险机构要树立集约化经营和以效益为中心的市场观念，切实把转变发展方式作为全行业的共识，努力从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变，依靠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从业人员素质、改善经营管理，提高行业整体竞争力;要从同质化竞争向差异化竞争转变，着眼于经济社会发展对保险业的广泛需求，不断培育新的业务增长点;要从粗放开发资源向和谐利用资源转变，注重公司和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为社会公众提供诚信、优质和高附加值的保险服务;二是着力调整结构。
作者：赵芳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