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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不仅使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面临着新的挑战，同时在农村地区进行核心价值建设也显得更为迫切和必要。因此，在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的转型与变革之中，必须重视农村成员经济自救与道德建设的结合，以保证农村社会的健康转型和全面发展。尤为重要的是，必须认清农村基本特征，坚持正确的价值方向，促进社会道德建设，以文明科学的现实生活促进农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
(一)农村社会成份的混合性
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运行机制的深层变革加剧了中国农村的社会转型。这种转型从社会形态上看，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农村社会的转变;从个体劳动者的角度看，是从传统的依附于土地的“农民”向现代的农业劳动者和“农民工”的转变。三十年来，这种社会经济转型的量和质的积累，使广义上的中国农村成为一个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具有多种经济成份和社会元素并存的混合体。
整体上说，中国既有东南沿海地区较为现代的农村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又有中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农业生产。与传统农业社会相比，在同一农村地区，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也有着不同的表现，农村社会劳动力的构成等生产和生活要素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此相应，其经济成分、所有制形式、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和经济成份也就愈加复杂。甚至在同一个村庄，在不同的生产者那里，其经济形式、生产和经营方式和水平也都可能大相迥异。
显然，不论是宏观上还是微观上，当代中国农村的一个最大特点即是其社会生活和经济元素愈来愈具有强烈的混合性。
(二)农村社会成员个体属性的模糊性
身份认同的危机是当代工业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和社会心理现象。随着正在加快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大量传统农村人口以不同的方式工作和生活于城市。由于现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对立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消除，即使他们已经在城市中扎下了根，但在心理上和现实处境上他们仍然被认为或自认为是“农民”。加之农村劳动力的持续转移，还有一部分农民在城市和乡村、沿海和内地之间频繁地往返，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在“农民”和“农民工”、农业和工业之间不断地改变身份。这些都造成了“农民”的社会属性变得更为复杂和模糊，他们亦工亦农亦商亦城亦乡，但受制于现实的社会经济原因，他们又仿佛非工非农非商非城非乡。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正在变成一个具有多种经济成分和水平的混合体，农村中的每一个劳动者都成为一个社会属性相对复杂的个体，身份的复杂性和模糊性造成他们对自己个体属性的认识模糊。“我是谁”已经成为许多农民工心理上一个挥之不去的困惑，造成了他们对自身主体价值的怀疑。在他们的生活方式选择中:一方面是心中对都市文明的向往，是对身份逐渐改变的喜悦;另一方面又有着对自己未来不确定的不安。正是由于对陌生的现代道德的仿徨和恐惧、向往和模仿，也造成了他们在情感选择方面的徘徊。
由于他们在就业、医疗、子女求学等方面没有得到充分的“市民”待遇，使许多人有着一种社会边缘人的心理，或者自我边缘于城市主体社会。这不仅容易引发各种心理问题，也影响到城乡社会的和谐发展。事实上，与经济问题一样，今天农民工身份的模糊性间题已经成为困惑和影响农民工精神和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
(三)农村社会信息传播的复杂性
随着教育的普及和经济的发展，现在农村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状态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时，由于信息来源渠道的丰富性、信息传播方式的多样性，这就决定了信息传播内容的复杂性。
第一，随着农村人口在城市和乡村、沿海和内地之间的频繁往返，重商主义、市场经济和都市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已经影响到曾经相对简单、纯朴的农村社会和文化生活，影响了传统农村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人际关系及其原则;第二，农村经济的发展和教育的相对普及，使农村人口的文化水平得到相应的提高，他们对一些事情有了不同于传统的看法。由于有了一定的法制观念，他们基本明白自己的权利，并知道得到这种权利的方式。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敢于主张这种权利;第三，以电话和电视为代表的现代通讯手段和信息传媒为农村社会造就了一个异样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尤其是通过影响力和受众面越来越大的卫星电视和网络的力量，国外的一些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通过电视剧和新闻节目，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曾经闭塞的农村，西方政治形态、西方社会文化思潮也对农村和农民有着十分显著的影响力;第四，传统的封建迷信内容往往以新的形式、以科学的面目在农村得到继续传播，甚至有时在一些地区造成十分明显的负面影响。
如何正确认识这些纷繁复杂或光怪陆离的多元文化，解决它们对农村人口造成的精神困惑和道德建设上的干扰，是在农村地区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城市，有公共图书馆，有各种免费的公益讲座和讨论，可以有助于人们对各种社会思潮内涵的认识。但是，由于农村的具体情况，有些人不仅不能正确吸收其中的有益因素，甚至可能因为对其内容良秀不分而影响到广大农村人口尤其是青少年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从而也对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
(四)农村生活方式的多元性
农村劳动者个体身份的不断改变，一方面造成了他们面临着自己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市民的身份认同的困惑，并因之造成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挫折和人格分裂;另一方面，他们又因受到工业文明和城市生活方式对传统社会冲击的影响，而日渐动摇自己长期以来从父辈那里继承和习惯了的根深蒂固的道德信念。在生产方式改变的同时，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传统思维模式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传统农业社会已经被打上现代都市生活的重重痕迹，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也因之带有了浓厚的重商主义特点，长期融于农村生活之中的生活方式不仅有了明显改变，甚至也因打工者的不断返乡而融人了学者所言的后现代社会的某些道德观念，从而造成农村和农民生活方式和价值判断的多元性。
篇2
当前，我国社会处于“黄金发展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的相叠加的特殊时期，各种社会问题不断涌现。正如《公民道德建设纲要》中指出社会的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行为时有发生，不讲信用、欺骗欺诈成为社会公害，，腐化堕落现象严重存在。从职业道德的角度看，国家公务人员职业道德的缺失导致腐败滋生，不仅阻碍了整个社会的道德发展，而且影响了国家发展的稳定。公共服务事业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的缺失加剧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医患纠纷”不断升级，“教育失德”不断出现，成为的新燃点，加剧了社会道德滑坡的速度。而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工程质量等诸多问题则一次次拷问“社会的良心”都去哪了。从社会诚信体系的内容看，个人诚信缺失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假文凭、假证、假发票等等；企业失信则更是比比皆是，恶意违约、制作假账融资、百年老店使用过期原料等等；政府失信表现为“朝令夕改”、“暗箱操作”、“欺上瞒下”等等，这些行为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影响了经济运行发展，更动摇了国家稳定的根基，甚至损害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形象。究其原因，有历史遗留的问题，有法制体系不健全的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壮大，物质文明急速增长，而精神文明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物质文明的发展，社会道德体系建设并没有实现与时俱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着巨大的反作用，在社会经历巨大经济变革的同时，原有的道德规范被打破，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使得新的道德规范无法在短期内完全达成社会共识，造成了社会道德迷失的真空期，多举并发不如逐一击破，因而以职业道德建设为突破口构建社会诚信体系成为不二之选。
3以职业道德建设为突破口构建社会诚信体系
职业道德建设的继承性为构建社会诚信体系奠定了历史的基石，而职业道德建设的多样性为构建社会诚信体系铺垫了最广泛的人际基础，同时其特有的实践性也为构建社会诚信体系快速实现与时俱进提供了可能性。职业道德建设包含多方面内容，必须抓住要点，以点带面，推动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
3.1追本溯源———加强职业道德教育
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就是通过培养社会成员的职业道德意识，通过意识影响行动，把内化的职业道德素养外化为良好的职业道德行为。通过教育这一途径，树立社会成员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并在具体社会实践中不断强化这种正确的理念，把思想转变成习惯，实现遵守职业道德的自觉性，实现内在自省，外在自律的常态化。而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必须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要不断提高教师的胜任力，只有一支具有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才能充分发挥职业道德教育的正效应。
3.2画龙点睛———营造社会舆论正确导向
职业道德建设需要良好的社会舆论导向，正如英国思想家赫青黎所说“,在许多情况下,人们之所以这样做而不那样做,并非出自对法律的畏惧,而是出自对同伴舆论的畏惧”。社会舆论能为职业道德建设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正确的社会舆论可以起到道德监督员的作用，而错误的社会舆论则使得职业道德在社会实践中出现校正的偏差。在全球化的今天在互联网时代，人际关系的紧密程度超过以往的任何一个时期，而职业道德的建设除了依靠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外，必须接受社会舆论的价值评判，因而打造客观、公正的社会舆论环境是职业道德建设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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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道德教育功能是非营利组织的应有之义
20世纪80年代，非营利组织在国际范围内迅速发展，被称为出现了一场“全球结社革命”。从北美、欧亚的发达国家到非洲、拉美和前苏联集团中的发展中国家，非营利组织数量都呈现出惊人的增长势头。根据((经济学家》杂志2001年度趋势报告，截止2001年，全球已有30000个国际性非政府组织。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非营利组织比较研究中心莱斯特·M"萨拉蒙基于对世界22个国家非营利组织的分析指出:“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里，都存在着一个由非营利组织或非政府组织组成的庞大的非营利部门，这个部门的平均规模大约是:占各国GDP的4.6%，占非农就业人口的5%,占服务业就业人口的10%，相当于公共部门就业人口的27%，在非营利部门中，包括大量志愿者的参与，志愿者规模大约占非营利部门的总业人口的三分之一。..(z](PSS)据民政部提供的资料，截止2002年12月底，我国非营利组织的数量共13.3万，民办非企业单位11.1万家，基金会1268个。
对非营利组织的称谓，由于强调的角度和重点不同，国际上对非营利组织(non一profitorganizalion)也有不同的称谓，如“第三部门”(thethirdsector),“非政府组织”(non一governmentorganization),“公民社会”(civilsociety),“慈善组织”(charitablesector),“志愿者组织”(voluntarysector),“免税组织”(tax一exemptsector)等等。
非营利组织具有组织性、志愿性、公益性、非官方性、非营利性、自治性等特点。组织性和非官方性是指非营利组织是具有一定制度化的正式组织，但它不是政府组织的组成部分，是与政府组织相分离的;志愿性是指它经常开展活动，但它的活动是以志愿精神为基础的;公益性和非营利性是指它成立的目的不是谋求利益，而是服务大众，为公共利益服务是非营利组织开展活动的目标。因此，从非营利组织的自身特征我们可以知道它蕴含有丰富的伦理道德色彩以及崇高的价值诉求。华东师范大学余玉花教授在《公民社会形成过程中的伦理文化建设》一文中指出，公民社会本身包含着道德的内涵，它的发展始终离不开伦理的引导和支持;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张利平博士在《关于非政府组织的伦理学思考》一文也指出，非政府组织作为一种组织创新，具有更为丰富的伦理蕴含和浓厚的道德色彩:社会公益性、志愿性、人道主义精神、民主和平等精神等。同时，非营利性组织的出现也弥补了正式组织社会教育功能之不足，因为形成和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品质、道德情操和高尚的精神境界，这是社会的要求和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要有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途径和方法。过去我国的公民道德教育活动主要由党政部门统筹安排、实施，取得了极大成效，但也遇到过不少问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权力与公民社会日益分离，使得单纯政府行为的道德教育和社会服务受到限制，一方面社会分化明显，阶层和群体多样，政府难以调动所有社会力量;另一方面，许多事务由政府包办就会出现困难，因此，在现代公民社会里，那种依靠人为地制造共同价值目标或者通过行政手段强行推广道德意识的做法已被历史经验所否定，早已不合时宜。这时，非营利组织“产生出来主要就是为了表达其资助者与支持者的社会的、哲学的、道德的或宗教的价值”，它们所开展的活动是“在表达着一种市场上所不存在的特殊的价值，这种价值可被称为是爱、关怀、慈善或者别的什么”，因而，非营利性组织既对社会和他人有帮助，又是公民道德自我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有效途径、方法和手段。
因此，从非营利组织的自身特征和它所蕴含的伦理道德特征和价值诉求来看，它本身确实具有道德教育的功能，社会道德教育功能是它的应有之义。
二、非营利组织社会道德教育价值目标
(一)以人为本。推崇以人为本的理念，是非营利组织共同的价值取向。非营利组织格守尊重人的原则，信奉人的尊严和价值，提倡人文关怀，倡导建立一个公义、平等、互爱的社会，帮助所有人获得均等的发展机会，以实现非营利组织成员潜能并贡献社会。香港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际大都市，拥有近700万人口，香港的非营利组织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举足轻重，不可或缺。香港的非营利组织就是一个极力推崇以人为本理念的典型。香港大多数非营利组织都以帮助个人或团体开发潜能、实现价值、贡献社会为宗旨，以促进社会福社、公义和公平为目标。它们这种体现人文精神和社会责任的价值观，在香港得到了不同政治主张、、文化素养、职业状况等社会阶层的广泛认同，对动员香港及至海外的民间力量参与公益活动起到了很好的感召效应。
像这类体现“以人为本”的非营利组织在国内外大量存在。例如中国的“临终关怀医院”，这类医院的医护人员就是抱着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去帮助病人，使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活得更有意义，更有尊严。实际上，临终关怀也是传统伦理道德的延续，它是对人的生命和尊严的最深切关注，它关怀肉体也关怀心灵，它用一种组织的特殊的照顾和服务减轻病人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
(二)公平正义。公平正义“乃是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的永恒不变的意志”。市场的快速发展导致我国社会的贫富分化日益明显，这就意味着社会公平正义的严重缺失。我们可以用城市民工为例来进行说明。当城市民工在劳动权益、人身安全等方面受到企业主的侵害时，要出面维护民工的利益，就需要与企业主抗衡，需要投人一份相当的努力。当政府部门认为他们的努力超出他们的界限时，他们的维权行为就会终止。但非营利组织不同，他们代表着整个社会中的公正性维护者的产生机制，代表着社会本身。当他们出现时，必然同时伴生着为正义而投人的热情与个人牺牲精神，因为他们不是表达着社会少数消费者的特殊偏好，而是表达社会共同的公正愿望，表达着社会向政府的要求或抗争。例如北京打工妹之家，为了维护外来打工妹的合法权益，经常费尽周折为受害者调查证据并与厂方据理力争，直到完全获得她们的合法权益。
同时，非营利组织在维护社会公正方面的功能还表现在，首先，非营利组织通过将分散的利益个体组织起来，参与政府的决策过程，以维护自身权益的公平正义。“如果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的人们没有结成社团追求政治目标的权力或倾向，他们的相互依赖将面临巨大的威胁……如果人们仅仅依靠一己之力而失去了争取伟大事务的能力，却又没有获得联合起来争取他们的方式，将很快坠人荒蛮状态。这种“联合”的行为产生两个方面的效果，一是参与政府或其它部门的决策，维护自身权益;二是与政府或其它部门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也是维护社会公正、实现良好发展的重要条件。其次，非营利组织开展的形式多样的捐赠、扶助等慈善活动，实际上是一种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在客观调节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分配机制，缩小了贫富差距，弥补了目前我国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缺陷。
(三)人道主义。人道主义的道德原则，是将人当人看、使人成为人、善待一切人的道德原则。由于非营利组织服务的对象通常是被政府、市场等所忽视的或排斥的弱势群体，奉行的价值理念是利他主义和人道主义，因而它们的活动很明显地体现出扶贫济弱的人道主义精神。他们极力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关注那些被政府所忽视的重大社会问题，如消除贫困、保护环境、实施人道主义救援，以及对穷人、失业者、残疾人等提供仪器、教育、卫生保健、住房等帮助。志愿精神是非营利组织的非常重要的精神资源，基于志愿精神形成的志愿活动及其经常化是非营利组织的重要特征之一。非营利组织的这种志愿精神，非常集中地体现在他们的人道主义的救助和捐赠上，尤其是社会在发生重大天灾人祸的时候，非营利组织能够更加及时和更加专业地开展救助和捐赠活动，例如在日本1995年发生的阪神大地震，在台湾1999年发生的“9·21”大地震，在美国2001年发生的“9·11”恐怖袭击事件，都有一批非营利组织迅速、及时地开展人道主义救援和捐赠活动，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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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现实社会，个人要想融人其中，接受、承认并且遵守社会道德是一个必备条件。举例来说，在一个健全的市场中信守承诺之类的现代商业道德法则，得到了绝大多数市场主体的广泛奉行，因为这是他们长期立足市场并自主活动的一种必要条件。马克思·韦伯在谈到“资本主义精神”时也曾指出只要个体涉足于市场关系之中，资本主义经济就会迫使其服从资本主义的活动准则。任何一个社会，不讲信用，恶意欺诈等不道德现象，主体活动空间必将受到压缩。然而在网络社会中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从个体作为社会成员参与之时起，就已经开始了欺骗，作为现实存在的人在网络社会中变成了一个代码，一个符号，从姓名、性别到情感、心理等诸多方面的随心所欲，都成为遵守网络行为规则的一种表现。现实社会的不道德在这里反而成为大家都认同并且都付诸实践的一种道德行为，主体的活动空间也并不因为这种现实生活中认定的不道德行为而受到压缩，相反，其活动空间扩大到整个世界。这种与现实社会道德相左的道德现象大致分为三类:
一、网络社会中的无责任现象
在网络社会中，人是一种非现实的存在，人以数字化的方式出现，因而他在现实社会中的角色及其关系在网络社会中也会发生变化，形成与现实社会中不同的主体存在方式，“人在网络中就是非现实的虚拟方式，其活动也是非现实的虚拟活动，由于这种虚拟特性造成网络社会中的个体都具有“怀疑一切”，“批判一切”的倾向，自身的不真实性导致对所联系的对象的真实性的批判，成为怀疑论者”。而这种怀疑性也就使虚拟个体认为根本不用考虑从而放弃了对其相联系的另一个虚拟个体的责任感，同时在网络社会中又没有健全的社会关系、道德关系及客观的社会道德加以要求，这种不负责任的现象成为必然。只有这种行为上升到损害现实社会中具体的某一个体或某一群体的切身利益时，行为主体才会受到现实社会中的道德规范乃至法律规范的制约和审判。同时，在网络面纱之下的非现实的虚拟个体代替现实社会中的具体存在的个体思维来批判现实社会，这种批判则作用于现实社会，对现实社会造成积极或消极的影响，而这种批判则是以无责任为前提的有感而发，只要是无损现实社会的根本利益，行为主体都不用也不会考虑到现实社会的道德谴责。
二、网络杜会中的绝对自由现象
仅就自由这一要概念来说，自由是同受限制相对立的。“人只有摆脱了外在力量的限制才会感到无拘无束，才会感到自由，因此，自由就是对外在限制的摆脱”。哲学家们对于自由的这种一般含义是普遍认同的。哲学中则以积极能动的社会实践的观点来说明自由的本质，自由与客观规律是相互依存的，人不能不受到外在客观必然性的限制，完全摆脱约束，不要任何限制的绝对自由是不可能存在的。然而在网络中却有一种特殊情况我们不能不考虑，就是这个社会上的社会成员不是具体实在的人，而是代表具体实体的机器背后的数字符号。作为现实社会中的个体，必然是要受到客观规律的制约，对客观规律性认识得越准确，人的自由程度越高，而在网络社会中，对规律认识的主体是虚拟的符号，获得自由的主体也是虚拟的符号。网络社会中的规律对现实社会中的个体的限制是间接的，因而作为现实社会中的个体可以相对地摆脱网络中规律的限制，网络社会中的大部分人群认为网络社会是个大同社会，网络上的东西是共享的、无限的和自由的。网络信息是无限的，拷贝是自己的，拥有知识或信息是每一个网络个体的权利，任何人都可以平等地获取、修改、下载信息而不被限制;网络信息又是自由的、完全的不受到任何权力机构的制约。因为信息的共享无限和自由，所以大多数人认为对计算机网络的访问是无限制的、完全的，对网络信息的修改、删除和窃取都是正当的，是自己的一项不可质疑的权利，是绝对自由的。由于这种大多数人普遍认同的行为，直接影响到了现实社会的经济利益，在网络发展的初期有关版权、知识产权等方面的争论就已经开始了，庆幸的是现今已经出现了限制这种“绝对自由”的规范和法则，然而这些规范和法则只有在行为主体对现实社会利益有所触及的时候，才能对其有所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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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均主义分配体制的突破和竞争意识的激发有助于德育功能的发挥
改革开放以来，原有的平均主义分配体制在社会分层的作用下逐渐式微，人的积极性得以提高极大，从而有助于大批人才的涌现和道德教育功能的发挥。多元化社会分层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原有分配体制，人的积极性空前膨胀并不断提高，这对高校德育教育功能的发挥十分有利。鼓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引发人们思想观念的重大变革，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客观上促进了竞争氛围的形成和人才的涌现，这符合于德育教育的激励原则，有助于德育功能的发挥。当代高校人才辈出所造成的浓厚竞争氛围符合高校德育教育的激励原则，客观上有助于发挥高校的德育功能并促进创新型人才的大量涌现，从而对整个社会有所贡献。平均观念为竞争意识所取代，大学生价值观教育工作的活力与动力得以极大地调动并被激发出来，有助于改进与完善德育工作的态度与方法并提高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工作的成效。
（三）用人体制、范围的突破、解构与人才流动有助于德育外部环境的改善
计划经济时代实行的传统用人体制使得个人被局限于某一个固定的单位中，个人的工作、学习、生活等活动无不严重依赖于其所属的单位，人才缺乏流动机会且流动频率低。而多元化的社会分层使得原有用人体制与壁垒被逐渐打破，人才的合理流动不断加快，一方面营造了高校开展德育工作的良好氛围，另一方面提供了学生思想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客观条件。社会智力资源能否合理配置和知识结构的优化与整合有赖于社会上人才的合理流动。社会流动机制使道德教育的外部环境得以改善，有助于大学生不断增强开拓创新、竞争和效率意识，有助于大学生树立一种信念，即每个人的生命轨迹和理想抱负都有可能通过其学习知识、努力工作而获得改变和实现。同时，社会分层使人才得以合理流动，客观上促进了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也给德育教育的开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有利于知识结构的优化整合和社会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
二、社会分层对高校道德教育提出的挑战
总而言之，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的主流是积极、健康、向上的。然而，毋庸讳言，部分大学生道德方面存在的问题比较严重。
（一）社会分层使得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强化
当前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由于消极腐败、分配不公、不正之风等现象的存在而进一步强化，容易造成青年学生对社会分层的合理性的质疑，给思想道德教育工作提出了严峻挑战。一方面，部分学生由理想主义转向现实主义，更加关注实现自我价值而忽视社会整体价值的实现；无法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他人和社会利益的矛盾并表现出行为选择上的多变性、易变性；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至上思想在部分青年学中大行其道。另一方面，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一些非正常现象导致“道德滑坡”、“道德失范”等现象加剧，部分大学生的道德情操出现诸多问题，诸如艰苦奋斗精神泯灭、诚实守信意识缺失，敬业奉献精神淡化，极端个人主义膨胀，实用主义抬头，社会正义感、责任感弱化，人际关系冷漠，团结协作精神消弭等。
（二）社会分层使得价值观念呈现多元化和紊乱化趋向
首先，价值观念日益个体化。不少大学生无法正确处理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的关系，个人本位超越社会本位乃至凌驾于其之上。部分大学生的个体意识随着个人本位意识的不断强化而极度膨胀，凡事以自我为中心，积极追求个人的利益需求和价值实现，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奉献服务精神淡化，甚至将其自我价值的实现与社会价值对立起来。其次，价值取向趋于功利化。部分大学生过于追求金钱、权力和地位，功利主义、实用色彩浓厚，过分看重其行为的实际功效。比如，一些大学生热衷于追求入党，却仅仅是将入党视为实现其个人利益的垫脚石和敲门砖，希望在就业择业时增加一些筹码。再次，价值追求趋于庸俗化。部分大学生的价值追求发生嬗变，价值观防线趋于失守，难以抵制不良之风的冲击和腐蚀，缺乏脚踏实地的奋斗精神、实现社会价值的理想追求，价值追求方面呈现出日益明显的拜金主义、庸俗主义等特点。最后，价值观的知行矛盾化。当代部分大学生虽然认识到正确的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的的重要性，但因其自律能力比较差，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无法做到身体力行，以身作则，或者不能一以贯之，在处理价值观的知行关系上产生矛盾与对立。
（三）社会分层进一步加剧了大学生的心理问题
大学生与其他群体相比具有相似性，同时又有大学生群体自身的特殊性。大学生的生理上、心理均处于由不成熟到逐渐成熟的不断变化和过渡时期。尽管其生理方面基本成熟，但由于其阅历不深、社会经验相对不足，因而对自身缺乏全面而正确的认识，同时，由于其心理脆弱敏感而易于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和冲击，从而产生各种各样的心理冲突和矛盾。而社会分层造成的流动机制导致竞争不断强化，社会变化的节奏不断加快，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紧张度不断增强，使得大学生普遍感到心理压力增大，产生了诸如焦虑、抑郁、浮躁等心理困惑，“心理障碍的比例有上升趋势”。一方面，高校的评价标准呈现出日益多元化的趋势。由于家庭条件和受教育机会的差异，导致来源于不同阶层的大学生在综合素质方面产生了较大差异。面对日益多元化的评价标准，不同阶层的大学生的心态迥然不同，综合素质较好的学生基本能够从容自信地面对和处理，而部分综合素质较差的学生则日益出现无所适从和自卑情绪。另一方面，随着社会贫富差距在校园中日益显性化，物欲刺激导致部分学生心态逐渐失衡。来源于富裕家庭的学生往往表现出狂妄浮躁和张扬自负，而来源于贫困家庭的学生则往往表现为封闭抑郁、自卑敏感、自尊与自卑的冲突以及忧郁与焦虑的并存，贫富差距的巨大落差及经济重负甚至使其出现逆反心理，对周围的人和事心存怨恨，从怨恨父母家庭发展到怨恨他人、社会，甚至有的因心灵扭曲而出现“仇富”心理，有的则不思进取而自暴自弃，有的追求高消费、盲目攀比，甚至因此步入违法犯罪的歧途。
三、社会分层视域下大学生道德教育的路径选择
社会分层的客观现象既给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带来了积极影响和机遇，同时，也给大学生德育工作提出了严峻挑战，要求高校德育工作者从新视角、新路径来推进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
（一）坚定指导地位以引导学生正确对待社会分层现象
社会分层造成的日益物质化、经济化倾向使许多大学生过于关注物质领域的追求，而对人文情感、理想信念和道义力量的追求日益淡化。因此，要坚持的指导地位，加强人文主义和理想主义教育，纠正片面重视物质利益的思想。社会主义人文精神的根本点是以为指导，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主旋律，反对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低级情趣；其根本任务是使学生树立科学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其内容包括进行情感意识、创新意识、、协作精神和生态意识等教育，使学生成为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爱惜生命关、心他人，具有崇高责任感、使命感和健全人格的公民。引导大学生学生理解并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无可避免，随之而来的社会阶层分化属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而合理的社会分层属于正常的社会现象并给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更多活力，有效地激活了人的巨大潜能，使积极进取向上的社会竞争意识与机制得以形成。强化社会分层的正功能和正能量，树立正确的社会分层观和流动观，使学生保持健康向上的积极心态，引导学生参与公平正当的竞争，倡导诚信守信的价值理念，又要树立“爱拼才会赢”的竞争意识，让学生意识到其社会地位改变的有效途径就是其自身的努力。
（二）注意道德教育的层次性以增强其针对性
高校学生德育工作应注意道德教育的层次性问题，其现实依据就是高校学生出身于不同社会阶层社会分层和社会分层对学生价值观产生影响这一客观事实。一方面，对部分来自于低收入社会阶层家庭的学生来说，要着力于表扬其勤勉踏实、艰苦朴素等优点，鼓励其克服自卑心理，积极主动地融入于学校集体生活，踊跃参加社会实践，对其自身的生活环境和源于别人的帮助要有正确的看法，直面现实生活，保持开放乐观的心态，使其树立自立、自强的意识，通过努力实现其人生目标并改变其社会地位，从而使自己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同时，在德育教育中要呵护好其自尊心。另一方面，对部分来自于高收入社会阶层家庭的学生来说，要着力于表扬他们表现积极、性格开朗、求知欲强、兴趣广泛和知识面广等优点。针对其因物质生活优越而产生的自私自利、奢侈浪费和炫富行为等不足，引导其追求物质生活的“平民化”意识和精神生活的“贵族化”意识，从而树立正确的金钱观、价值观。通过营造一些受挫情境使其抗挫折能力得以增强，使其懂得劳动的伟大与生活的艰辛，抑制其好逸恶劳的习性，树立科学合理的消费观，使其意识到目前家庭给其提供的优越的生活环境并不意味着以后其前途注定会比别人而更好，将来的社会地位就注定会比别人更高，个人的人生目标唯有通过自身努力奋斗才能得以实现。
（三）注重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
社会分层使得大学生群体的差异性更加突出。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加强和改进道德教育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用正确方式处理人际关系。”必须以人为本，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切实提高高校德育教育的实效性和针对性。社会分层现象是不争的客观事实，社会各阶层因其所拥有的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数量多少不同及综合实力的强弱而确立了其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社会阶层位序”。高校不能以社会阶层位序的眼光看待学生。通过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立足个人的人文关怀，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和谐这一四位一体的目标。社会分层的现实背景导致部分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层出不穷、与日俱增，由此，要本着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加强对其进行心理关怀和疏导，促进其自由、全面的发展，这是当前高校德育工作中一项意义重大而日益紧迫的战略任务。
（四）加强德育实践以正确理解社会分层现象
加强大学生德育实践是深化大学生德育内涵的重要环节和有效平台，是衡量和检验大学生道德教育效果的重要标尺。德育教育中的实践性环节有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有助于提高其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能力。关注并把握大学生的思想动态，将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转化为大学生的良好行为习惯，有助于提升高校思想德育教育的效果。大学生群体并非生活在“象牙塔”和真空之中，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与社会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因此，要解决其思想困惑，不能简单地与其空谈理想信念和道德追求。要正视客观存在的社会分层现象和社会问题，不能采取回避态度，要把上述问题作为德育实践的首选内容，让学生通过开展各种社会活动得以接触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阶层，全面了解各个社会阶层的生活状况和真实的社会面貌，给自己一个正确而科学的社会定位。同时，对一些与学生密切联系的问题和社会现象要做出科学合理的理论分析，引导学生辩证地看待社会现象以唤起其社会责任感，引导其为努力改变不良社会现象而做出努力。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是道德从外化到内化必须经过的个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要不断总结实践经验，组织学生敞开心扉谈体会，给学生以足够的反思空间，从而把德育实践转换为学生的自觉行动，实现高校德育内容的内化和德育工作“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境界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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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人道德社会化的内容
成人道德社会化主要包括家庭婚姻道德社会化、职业道德社会化以及社会公德社会化等方面。家庭婚姻道德社会化是指成人运用社会道德准则的统一要求，来规范家庭婚姻行为及协调家庭成员关系的过程。它的一个主要任务是使家庭成员明晰社会对他们的道德期望，并尽可能的去实现这些道德期望。职业道德社会化是指成人形成与自身职业有关的职业道德标准和与之相符合行为的过程，如职业作风、职业态度等的社会化。不管是服务业还是金融业，各个领域的职业道德都逐渐被趋同化，以适应吃苦耐劳、积极进取、敢于拼搏的时代精神。社会公德社会化是指成人将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内化，并以此支配自己行为的过程。随着社会发展，我国公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以社会公德来调节社会生活显得尤为重要。
（三）成人道德社会化的特征
一是与未成年人不断接受道德教育以内化为自身所有不同，成人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将已具备的道德观念、道德准则外化为行为。二是成人承担着多种社会角色，他们可能既是子女又为人父母，既从事着某一职业又作为学生在校进修，因而他们道德社会化的内容更加繁杂，道德社会化面临的压力也更大。三是作为社会的主体，成人参与社会生活、承担社会职责主要体现在日常的工作中，因而他们的道德社会化相对更为突出。四是由于成人在年龄、职业、生活经历、受教育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他们道德社会化的具体内容、方式及结果的差异性也较为显著。
二、成人道德社会化面临的困境
成人道德社会化的完成有助于增加社会所需要的具有优秀道德品质的成员，也有助于继承和发展民族优良的道德传统，从而使得社会的道德秩序能够更好的维持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从原有的计划经济转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迈向现代工业社会，从落后的穷国发展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国。这些变革所带来的震荡，导致社会各方面发生急剧变化，其中道德领域出现的新变化及其呈现出的新特点使成人道德社会化面临着一系列困境。
（一）道德观念与道德行为存在偏差
所谓道德观念，是指“由善和恶、荣和辱、正义和非正义等概念组成的道德意识的最基本形式。是人们在社会实际生活中，在感觉和知觉的基础上，对具体道德现象的内在联系和本质特征的认识”。道德行为是指“在一定的道德意识支配下自愿自主的、涉及他人和社会利害的、能进行道德评价的行为，包括善行和恶行，即道德的行为和不道德的行为”。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的偏差主要表现在成人一般都具有较强的道德观念，知荣辱、明是非，但在道德行为的具体实施方面有的成人却不能与道德观念同步。比如，遇到抢劫、偷盗等违法犯罪行为时，在道德观念上，人们可以明确判断出抢劫、偷盗属于违法行为，应当见义勇为，伸出援助之手。但是，当涉及到具体的道德行为时有的人难免有些犹豫不决，寄希望于他人，期待他人能够挺身而出。也有少数人明知插队等一些事情不文明，但是为图一时方便，往往违背自己的道德意愿。成人的道德行为在受自身道德观念支配的同时，又受到社会道德状况的直接影响，如看到老人摔倒，本应该毫不犹豫地将其扶起，但近来做好事反遭讹钱的情况时有发生，致使成人往往避而远之。这种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的不协调、不统一，正是由于成人道德观念的理想性与道德行为的现实性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而造成的。
（二）道德取向趋于功利化
总体而言，目前社会上存在着三种类型的价值观。一是我国大力弘扬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利他主义价值观，与传统上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正其义不谋其利”、“大公无私”一脉相承，属于主流价值观。二是个人主义价值观，即在不超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底线的情况下，“先己后人”、“利己不损人”。三是违背社会公德的“个人至上”、“损人利己”的价值观，这是一种异化的价值观。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由于受多元价值现实的影响，有的人信奉“无私奉献、不计回报”等主流价值观，对物质利益过度追求，以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为出发点，为了牟利甚至不惜违背社会道德。这一点在食品行业尤为明显，防腐剂、瘦肉精、地沟油、速生鸡等问题让消费者防不胜防。另外，现有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对道德行为的约束力不够，市场秩序还有待规范，这也助长了一些人道德取向的功利化倾向。
（三）道德情感有所缺失
道德情感是“指人们依据一定的道德标准，对现实生活中的道德关系和道德行为等所产生的好恶、爱憎、信任、同情等内心体验和主观态度”，它具有评价、调节和向他人传递道德行为价值的信息等作用。个人的道德情感一旦形成，就会积极地影响其道德选择，而这种道德情感一旦扩展为社会性的情感，就会不同程度地影响社会道德风尚。道德情感的缺失有其客观原因，如由于住房环境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人住进高层小楼，不利于相互之间的交流、沟通；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计算机和网络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办公中十分普遍，它们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悄悄的改变人们的交流模式，使得人们从面对面的交流转变为以计算机为中介的网上交流。尤其对刚刚进入职场的年轻人来说，工作生活压力过大，往往将网络作为排遣孤独、宣泄不满的渠道。长期以往，他们在与现实的人和社会接触时容易产生障碍，造成道德情感逐渐萎缩和淡化，容易出现沉默寡言、孤僻冷漠、不谙世事等现象。
（四）道德标准和评价主观性增强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思想更加开放，价值选择更加多元化，因此对道德标准和评价突破了以往的固定模式，有了更多的自我看法。加上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跨地区文化差异大、人们从事的职业各式各样，一旦出现争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样就很难再用统一的标准和模式来评价相同的事物和行为。由于人们往往依靠个体的主观判断，观念稍有不同，便可能会带来不良后果，增加道德社会化的风险性，微博上经常爆发的“口水战”即是道德评价标准混乱的典型代表。
三、成人教育促进成人道德社会化的策略
（一）鼓励成人参加道德实践，促进道德的“知行合一”
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社区之内，社区文化对成人道德社会化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社区成人教育工作者可以充分利用社区内既有的资源，针对不同年龄段的成人开展不同类型的知识讲座，通过典型案例、典型人物的讲解，强化成人的“慎独”精神，使他们即使在个人独处时，也能够自觉地严于律己，谨慎地对待自己的所思所行，避免出现违背道德的欲念、产生违背道德的行为。社区广场、文化馆等作为传播社区文化的场所，对社区内居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居民可以自主选择，在上述场所中娱乐自己、表现自己和充实自己，因此加强社区精神文明建设至关重要。可以通过加强社区文化设施的建设与管理、弘扬主流道德文化、开展丰富多样的社区文化活动来提升成人的道德意识。此外，社区内其他与成人有关的组织，如村委会、居委会、妇联等，可以通过评选“文明家庭”、“好媳妇”、“模范职工”等活动，强化道德行为的榜样力量，推广社会所认可的榜样形象，鼓励成人主动参加道德实践，促进成人道德的“知行合一”。总之，成人只有将内化了的社会道德规范外化为道德行为，道德社会化才得以实现。
（二）加强道德宣传，提升成人的自我道德意识
由于覆盖面广、传播速度快，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是进行社会道德教育的最佳途径。在电视、网络上可以定时播放一些有关道德的公益广告，在公交站点、商场等成人较多的场所设立公益广告牌，在热门手机软件如微信上建立有关道德的公众账号，通过宣传传统的道德价值取向，提供正面角色参照，引导人们辨证地对待“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等思想，从而树立正确的个人利益观和财富观。通过教育使个体意识形态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相吻合，克服个体私欲，促使个体追求崇高的道德理想，提高个体的理性判断能力和综合素质。如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感动中国》栏目，通过传递我们身边的大爱，感动了亿万同胞，唤醒了无数沉睡的心灵。其他类似的节目也在提升成人自我道德意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利用网络课程和传统学校成人教育课程，促进成人道德社会化
传统学校的成人教育课程多集中在提升成人的知识与技能方面，对成人情感的关注有所欠缺。近年来微课、慕课等网络课程的兴起，成为弥补学校课程不足的重要途径，网络、计算机的普及又为其提供了契机。网络课程开发者可以与成人教育工作者合作，以现有的成人教育理论知识为指导，走进成人的“生活世界”，切合成人生活实际，针对目前成人道德情感方面出现的主要问题，开设专门的情感品质培养、道德情感调节等课程。课程形式可分为直播和录播，以满足不同成人的需求。课程内容要重视对成人心理健康的教育，还要教授成人一些自我调节情绪的心理学方法，挖掘成人情感底蕴，指导成人对自身道德情感进行完善。此外，所开设的课程应提倡在日常生活中“居敬”、“内省”、“省察克己”、“积善成德”，使成人的意识形态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相吻合，帮助成人克服个体私欲，追求崇高的道德理想，提高理性判断能力和综合素质。传统的成人教育学校或机构要紧跟时代的变化，在教学中给予成人更多相互交流的机会，改变传统的“教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模式；积极引导成人确立并坚持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等道德原则，帮助成人确立合理的道德标准；引导成人以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为标准，调整和理顺多方面的道德关系，构建严整周密的适合社会生活各领域需要的道德标准；引导成人理性对待周围的一切人、事、物，不以自我为中心盲目评判他人的道德行为。成人教育学校或机构还应多组织一些群体性活动，帮助成人在人与人的融洽相处过程中熏陶自身的道德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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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染、林白等一批大多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女作家从开始在文坛上崭露头角时，就处在文学、媒体以及其他社会环境的论战中，遭受着被非议的命运。她们空前的自由和貌似被丢弃的社会道德成为非议的焦点。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学环境里，女性“个人化写作”的突起本身就是一种时代变革的象征。她们的创作让读者感受到了深入心灵的文学体验，但她们的创作自由对传统文学形式和内容的颠覆，消解了一些人心中社会道德的神圣地位，也导致她们自身在创作自由和社会道德面前难以两全的悖反境地。
创作自由:女性“个人化写作”的精神和灵魂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开明，女性作家开始主动出击，在男性创作空间之外的精神领域中，寻找更大限度的自由范畴。她们对精神空间探求的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也使她们的创作在文坛占据了独特的地位。被称作“新三巫”的陈染、林白、海男，以及同为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徐坤、虹影等作家，她们用鲜明的文学立场表达了新时代女性的意识和观念，用一种完全主体的姿态站到了文学的立场上述说感情、经历、观点，甚至。在这里，创作自由成为了她们创作的精神与灵魂。可以说，没有了自由，就没有了她们的地位，没有了她们目前在文坛上拥有的一切。
女性“个人化写作”的自由首先表现为女性作为平等主体—人本质的根本自由。创作自由使女性作家真实的心声得以最大限度地展现，她们在写作中寻找到了自由的快乐和满足。林白表述她关于“个人化写作”的观点是:“个人化写作是一种真正的生命的涌动，是个人的感性与智性，记忆与想象，心灵与身体的飞翔与跳跃，在这种飞翔中真正的、本质的人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林白将“个人化写作”诊释为“解放”，也就是“自由”。自由在她们笔下成了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名词，女性“个人化写作”依赖于这样的意义取得了它本身在文坛上的地位，并且日益冲击着文坛及文学人的观念、审美和评判。
女性“个人化写作”的自由也表现为表达方式的自由。仅从文字上看，这批女性作家书写的文字脱离了传统男性书写的厚重和深沉，以一种轻盈、飘逸、灵动的面貌在文坛登陆。看陈染的作品，我们会惊叹于她极度的想象力和挖掘力。其作品的题目就足以让人感叹，《站在无人的风口》、《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巫女与她的梦中之门》、《秃头女走不出的九月》……这需要怎样纵深的遐想和冥思。王蒙曾评价陈染的作品:“她的小说诡秘、调皮、神经、古怪，似乎还不无中国式的飘逸空灵与西洋式的强烈与荒谬，她我行我素，神啦巴卿，干脆利落，飒爽英姿，信口开河，行于当行，止于所止，坦诚得让你心跳，不仅有着自己独特的语言方式，而且她的造句与句子后面的意象也是与众不同的。这就是独一无二的陈染!她有自己的感觉，自己的词汇，自己的世界，自己的符号!还有她的稀奇的比喻和暗喻，简直是匪夷所思!.这就是陈染放纵、自由的文字。林白等人尽管有其不同的常用语言、词汇，但她们的文字都是一种自语式的自由，显现着女性的丰富世界;她们的视角是千变万化的，从内心到内心的另一面，从女性到男性，不受拘束;她们的方式是随兴的，哪怕是缺乏逻辑到只有美丽文字的流淌。
女性“个人化写作”的自由还表现在对创作空间的拓宽上。她们把文学的表现范围扩张到男性作家不能触及的女性内心最隐秘的地方，把人与人之间、人自身隐性的任何感情都表现得极度唯美。在《一个人的战争》中，林白把女人内心的迷狂用跳跃的、支离破碎的文字进行深刻的描绘，竭力刻画了女人的独特的体验和精神的呼唤，显示出一种孤芳自赏式的挣脱。由于是对自我内心情感的体验和把握，在自己的笔下转化成文字自然也就游刃有余。在描写男女情感时也表现出女性的视角，突出女性的生存与体验，突出她们对自由的向往与态度。女性作家们就是用这样一种“让世界看我”的开放式书写来展现自由。她们的敏感足以让她们感受到女性精神世界里最细微的波动，使得女性的精神和灵魂在她们的文字间游走.并将之毫不掩饰地摆在世人面前。
社会道德:女性“个人化写作”的隐性尺度
以陈染为代表的女性“个人化写作”之所以在文坛掀起轩然大波，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她们张扬的自由旗帜，背叛了社会道德的要求。我们认为，文学自由不是道德的终结，而是在新的时代进程中体现社会道德的一种全新形式，是一种促进文学繁荣的表达方式，社会道德则是隐含在这种方式中的理性意义。它作为女性“个人化写作”的隐性尺度，是女性文学可以经受历史检验，并使之得以长存的内核。
从创作风格上看，这些女作家们的作品在貌似“标新立异”、大树自由旗帜的表层，涌动着深层的社会道德取向和自我的道德判断。以陈染为代表的一批女性创作被誉为“个人化写作”，所谓的“个人化”实际上只是形式上的个人化。其中个人化的体验几乎可以从所有女性身上找到相同或相似的经验。陈染对于她的“个人化”有一种自觉:“她是‘她’，即她是‘全体’。她具有独特性的个体，她又是人类全部特征的代表。她们关注自我，关注个人的出发点正是关注变化着的社会，关注以往被遗忘在孤独一角的女性生活。个人只是她们用来借述的一个符号，通过这个符号和符号所隐含的信息来传达具有人类社会普遍意义的生命意识。她们用女性的方式宜扬社会道德在时代变革中的演化和表现形式，其作品也因此具有了社会性的普遍意义。
事实上，从作品本身的审美价值来看，陈染她们的作品也是经得起推敲和考验的。在以道德为隐性尺度的前提下，陈染她们的作品让我们感受到了女性心灵的颤动，张扬了女性特有的生命意识和生存哲学。陈染在她的《无处告别》中描写了一个鲜明的女性形象—黛二小姐，一个神经质又让人怜的女子。其中也写了黛二小姐和不同男人之间的关系，但绝不是简单的关系，而是无处不在地显现着黛二小姐作为一个柔弱的女子在“现代文明”中的无奈和思索。“她探信女人是用情绪思索，男人是用屁股思索。在描写刻画当中，处处体现出作为一个女性所能具有的优越感，同时又流露出“无处告别”的无可奈何。这不仅是黛二小姐的感觉，也是很多女性共同的感觉。小说的几个部分:“黛二小姐与朋友”、“黛二小姐与现代文明”、“黛二小姐与世界”也处处突出黛二小姐作为一个个体在世界中的体验和她作为一个典型的普遍生命意识。“现代文明留不住她，移民留不住她，约翰·琼斯那充满激情的身体留不住她。她就是要表现这样一种女人独有的孤独和虚弱感。陈染的创作方式是新颖的、自由的，描写的对象是个性、个体的，出发点却着眼于整个外部世界。从个体身上，我们可以找到所有女性曾有过的、正在感受的或即将产生的心灵轨迹。她描写人物貌似偏离道德的行为，目的却在于揭示关于女性生存的种种问题。
一种新的视角:多样性文学观下创作自由和社会道德的宽容与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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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德绑架概述
道德绑架即以自身观点去要求他人，通常人们容易忽略非常重要的三点：第一，道德的范畴是什么，即怎样是道德的而怎样又是不道德的，这样的道德标准衡量虽大体上一致，但具体评判标准却还是因人而异的；第二，道德是用来律己而不是用来律人，在苛责别人之前应设身处地想想如果这件事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么自己又会如何做；第三，自己能做到的事情，无须强求别人也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大家都懂，但己所欲亦无需强加于人的道理却显得不甚了了。凡进行道德绑架者，归根结底是源于自身思想模式固定化，且对某些人与事缺乏包容性，简而言之便是：我认为它是对的，但你没有这么做，所以你是错的。事实上，一件事情我认为对，那么我自己这么去做即可，他人没有义务遵循我的思维模式去行事，且别人做或不做与我并不相干，更进一步说，我并没有权利去要求一个不相干的人如何行事。由于国人思想在某些方面相对保守，许多既定思想被沿袭至今，就大方向而言，人们的包容度在某种方面也体现了社会的发展程度与幸福指数。
二、道德绑架的几种形式
许多道德绑架观点有着看似正确实则荒谬的逻辑，毕竟每个人所处环境与个人特性均有不同，对于每件事的看法、感知和处理方式必然有所差异，不能一概而论。
1、 大家都认为这样才是对的，所以你得这样，否则就是不对。汶川地震时有人买了新车在微博上发图，
舆论却将事件推向了道德层面，无数批判性话语以倍增速度相继出现。当人们质问着“你有钱为什么不拿去捐”时，却自动屏蔽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你自己捐了吗，捐了多少；第二，也许实际上他捐了，因为捐款与买车并不冲突；第三，他捐或不捐究竟是该由他的良知来决定还是由别人的道德观来支配？
事件发生，国人爱国情绪高涨，这是好事。然而，无数暴力事件因此相继在国内出现，砸店毁车甚至伤人，损害的都是国人自己的利益。中日关系并非历来如此，在事件发生之前，卖日系商品、购日系车的这一类人并没有预知能力，在事件发生之后，他们或许只是没有经济能力关店换车，何况他们购买的钱已经给出，此时再来关店换车不会对日本经济造成任何影响，反会影响国内经济。在特殊时期可以拒绝日货，但这个意思仅仅是不再购买，并不是毁掉已经属于国内的日货，更不是伤害曾买日货的同胞。打砸者忽略的是，打的是自己人，砸的是自己人的东西。对同胞的道德绑架以及一系列过激行为并非爱国，仅仅是偏激心理作祟，却因此伤害无辜。
某明星宝宝出生时正赶上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她分享喜悦却换来骂声如潮甚至被逼道歉。恐怖事件的受害者当然是应当被哀悼的，每个人都会为他们的不幸而感到痛心。但同时应注意的是，恐怖事件并不是由无辜被骂者所造成，只是她的喜事刚好与这件悲事在时间上相冲撞，为宝宝的出生而开心并不代表不为受难者而悲痛，毕竟人们在哀悼的同时仍要继续正常生活，各人对于各事的处理表现亦均有不同。况且，是否她不发宝宝照片而沉浸在痛苦之中便能让死者死而复生？哀悼是出于人类的情感本能，但哀悼这件事本身并不能对事件起到多大作用，予以关注是应该的，但不必让它影响到自身，若真对此事十分在意，那么可以直接去做一些对此事有帮助的实事，而不是在网络上进行道德审问。
留守儿童及留守老人问题至今仍是我国亟待解决的问题，大量农村父母为养家而外出务工，他们身上往往背负着全家人生活费用、医疗费用与孩子教育费用的重担。每当此类新闻播出，评论往往一方面责怪政府保障机制不全，另一方面责怪父母不该远离家庭。如果理性地分析一下这个问题，会发现几个不合理的责备点：其一，离家不是本意，而是经济所迫，若不拼命挣钱则会衣不遮体食不果腹，若放弃工作谁来承担一切，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其二，政府早已在努力，但贫困人口众多，暂时无法顾及全面应当予以理解；其三，大多数评论者并未处于或曾处于这种环境中，也许并无设身处地想想他人境况，且他们在虚拟网络中叫嚣道德的同时，也许并未做出相应实事为其分担。
此类事件不胜枚举，亦如许多人将结婚生子与孝道扯上关系，其实这仅是个人选择，父母希望儿女幸福，自然会对孩子产生许多希冀，其中当然有些能做到而有些做不到，做不到绝非不孝。无需用既定规律来指责差异，对于别人与自己不同的做法，可以不理解，但是应尊重，切忌用恶言恶语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
2、我认为这样才是对的，所以你得这样，否则就是不对。校园暴力事件时常上演，部分原因是抢劫或纯粹欺凌，而更多是因矛盾而斗殴。中小学生三观尚未完全成型，看待人事物不甚全面，更易于从自身角度出发，往往以自身道德观约束他人道德行为，自己认为不对的事如果他人做了，便认为自己有资格对他人进行所谓道德批判甚至道德惩罚，无数殴打、逼跪、扒衣、事件就此发生，究其根源也许仅仅是背后议论、观点不同、恋爱纠纷、看不顺眼某种行为等完全不用上升至道德层面的事。此类暴力事件通常非一人之力所能为之，但纠集身边小圈子内朋友亦十分容易，因为友情会对中小学生本就模糊的道德观造成二次影响。道德绑架常具有的特点是跟风，某种理论无论对错与否，如果身边认可的人多了，便会成为看似正确的存在，然后所谓真理拥护者愈加增多。三个非常重要的点被忽视：其一，道德是用来律己的，不是用来律人的；其二，任何个人都无从做别人对错的审判者；其三，任何个人对他人的审判行为，本身就有悖道德。
3、你既然做了这件事，就该一直做下去，否则就是不对。某位明星无私资助贫困学生183人，共计捐献三百多万，为助人而拼命演出，年复一年不求回报，然而后来他身患胃癌，不再有能力继续这种行为，曾受他资助的人不仅无一人去探望，甚至对他冠以各种猜疑和谩骂。恶语如刀，伤人无形，“为什么不继续出钱了，要我们今后怎么办”、“你什么时候才能治好病继续演出挣钱啊”、“你肯定自己留了不少钱吧”，多年付出竟换回如此冷漠的伤害，实在令人痛心。对于别人的馈赠，人们最初总是心怀感激的，但当它成为一种习惯，部分人便会认为这些行为是理所应当的，甚至会提出更多希冀与要求，得不到满足时便勃然大怒。“你本该帮我，却没有帮我”，在提出这样的质问前，是否应考虑对方有没有能力和义务去帮助你呢？这位明星在健康时从未吝啬给予，因病不得不终止善行也不是他所希望的，如此道德高尚之人，凭何受到道德指责？
某位学生品学兼优，从小到大一直是标榜性的存在，顺利毕业考入重点大学后却毅然退学改做小本生意。尽管他过得很开心也经营得很顺利，但此事一出反声如潮，评论几乎一边倒地认为这是在浪费精力财力、白熬十年苦读、辜负父母期望、断送自身前途。事实上，无论他从事何种行业，所学知识和文化修养并不会因此消失，他做出这样的选择必然是基于自身实际并清楚相应后果的，旁观者作为外人，无权对他的生活指手划脚，更无资格去对其进行抨击。当一个始终优秀的人，某日突然偏离原本道路，不再遵循大家所认为的优秀原则，并不代表他不再优秀，仅仅是他选择了另一条也许会更优秀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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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民信息传播主体化
相对于传统媒体的单向信息传播模式，博客是一种全新的自由发表个人思想的网络出版方式。并且实现了个人网页自我表达与论坛公众性两个特点。当今社会，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意愿的愿望，传统媒体只是一个主流声音的表达，为了能够实现党和政府舆论监督的职能，传统媒体中的信息的需要经过一些审核，这些信息都是代表主旋律的内容，而真正发自个人内心的作品未必能够通过审核，或许由于内容上的偏颇，或许又是由于文采方面的匮乏，总之这是个比较难的门槛。在博客上，博客个人可以通过网络发表自己独立的对事件的看法，信息传播主体地位的改变，让博客受到了人们的追捧，也对信息的传播变得更加的精彩，于是“全民博客”现象的出现成为一个时期讨论的重点。
（二）信息形式多样化
作为一个新兴的网络信息形式，博客让普通民众拥有了更多的个人言论的权利。从这一层面来说，博客的出现为“言论自由”提供了媒介上的可能，使“言论自由”这一法律内涵拥有了更多的可操作性。博客文章内容题材和形式多样，因而更容易受到用户的欢迎。专业的博客网站用户数量大，有价值的文章通常更容易迅速获得大量用户的关注，在推广效率方面要高过一般的网站。如果博客拥有个人网站，也可以自己希望发表的任何信息，但是相对于博客网站来说，个人网站的影响力通常比较弱，而且在创建内容和品牌可信度方面有一定难度，合理利用博客工具有利于弥补个人网站宣传功能的不足。在博客世界里，任何一个独立的个人视点描述的真实，都具有新闻传播的价值，平民精神与草根和边缘意识始终贯穿在博客写作之中。
（三）博客使用者独家新闻
目前，传统意义上的由一家新闻机构单独报道的“独家新闻”,在现实的传播环境中仍然存在，但从一定意义上讲，它其实是信息发展不均衡、信息渠道不畅通的产物。很多突发性事件是转瞬即逝的，不可能事先守候，不可能按照传统的新闻采写流程来计划安排，因此能偶尔捕捉到时间发生那一瞬是记者最大的运气。而专业的新闻工作者是没有这个条件整天蹲守在街边等待突发时间发生的。即使发生事件后，媒体组织记者及时赶往现场，而此时往往已经“事过境迁”。但是市民博客作者却广泛分布于城市的各个角落，虽然他们没有经过专业的新闻写作培训，然而只要手上有一定的工具，几张事件发生过程照片的拍摄和对事件的简单描述是没有问题的。
（四）发表对事件的个人看法
从互联网进入人们的生活之后，网络的巨大信息存储使得很多人渐渐习惯在网络中查找知识和信息。在博客盛行后，查询的结果很多都显示为博客网页。也就是说博客作为一个载体起了信息和信息反馈的双重作用，博客的作者在个人博客是是传者，而在看别人博客的时候又是受受者。传者和受者在博客传播中没有明显的界限。众多的读者可以成为众多的作者，在上面加上自己的内容和链接，使这个文本的资源大大丰富。就个人知识的角度来讲，博客代表着个人知识的过滤积累以及相互之间的深刻交流，是就某些只是的社会交流辩论的新方式。一个博客把在网络浏览中获取的知识和自己的感想，经过一番思考和升华张贴到自己的博客网页上，这是经过摘录、诠释的知识，于是，有着共同兴趣的博客，在博客网站里建立起共享的社区，并在其中不断把知识再生产出来，继续与他人共享，从而组成一个个“博客圈”。
二、规范博客在社会热点事件中的言论传播
网民通过博客的形式参与到社会热点事件的传播中来，这成为新闻传播中言论自由的一个表达形式，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目前的一些不良博客中的传播现象，这对于博客的言论自由来说一个重要的考验，为了能够让网民自由的通过博客参与到信息传播中来，具体的来说，规范博客在社会热点事件中的传播方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式：
（一）及时公开新闻信息
当社会重大热点事件发生后，无论是对于媒体还是对于政府来讲，都要通过各种渠道努力地反映事件的真实一面，给受众最权威的信息解释，而不是采取瞒报的方式来解决，特别是在现在的信息高度发达的现状下，网络对于信息的传递方式可以说是飞速的。利用博客的形式进行的信息传递，有时候甚至可以说是对信息的一些负面方向进行曝光处理，因此这个时候要及时进行信息的公开成为媒体的一个重要工作内容。
（二）政府加强对网络的管理
网络虽然是一个自由的地方，网民可以发表对事件的真实看法，但是对于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媒体工作来说，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高涨，当博客成为网民参与社会事件管理的重要方式，在开放化的情况下，给政府的管理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政府应采取措施寻求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之间的相对同步。政府应建立和完善网络传播的政策，建立一套适合和谐社会发展需要的科学的控制和管理制度，达到自由与管制平衡。通过政府加强对于博客内容的管理来实现对互联网在社会热点事件的传播中的管理成为网民关注的焦点，今年年初的关于低俗网站的整治和管理中，国家相关部门不断加大打击力度，先后公布了几个批次的低俗网站，并给与一定的治理措施，从这样的管理来看，对不良网站的管理的同时也给博客管理带来一定的警醒作用，是显现博客良性传播方向发展的一个教训。
（三）发挥网络把关人的职能
1.加强网络信息管理
中国互联网协会了《文明上网自律公约》写召广大网民从自身做起，以积极态度促进互联网健康发展，承担起应负的社会责任。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言论空前开放的网络社会中，网络上的语言暴力是相当严重的，而论坛往往成为网络暴力的发源地。在缺少道德规范作为指导的虑拟空间里，网民的行为只能依靠自律意识来进行约束，因此必须加强网民自身的思想道德教育，在良好的自律意识支配下与他人进行交往。
2.网民自身的素质提升
在网络提供的充分的言论自由的前提下，一方面网民获得了自由表达对事件看法的机会，但是另一方面，在群体情绪的影响下，网民的言行也有可能演变为一种“集体暴力”。网友们针对不平的事件，可以谴责、抨击，可以发表评论，这此对推动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和制度建设都大有益处。但是，通过网络追查井公布传播当事人的个人信息，代替法律的制裁而自设道德审判庭，煽动和纠集人群以暴力语言进行群体围攻的做法就是滥用了手中的话语权，让人感到了一种狂热。为了社会的和谐发展及洁净的网络环境，广大网民要尊重自己手中的话语权，不要让自己手中的工具既伤害别人又伤害自己。
3.加强互联网的网络规范
互联网的出现有助于维护公众的知情权，但它也是一把“双刃剑”。一系列网络事件提醒我们，有必要划清言论自由与侵权之间的界限，对于侵权的网上言论，要有一套有效的机制进行监督，使侵权者无法逃脱应负的法律责任。无论用匿名还是真名，人们在行使个人自由权利时，都不得侵犯他人的同等权利。我国应制定专门法律来保护公民的网络隐私权。其中，应该详细规定公民网络隐私权的内容。具体应包括知悉权、选择权、控制权、女全请求权等。同时，需要完善其他与公民隐私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使之与一般性规定和专门法律规定相配套，能够更好地起到保护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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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章琰.进化还是异化[D].南京理工大学.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8年,第63-69页.
篇11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社会正逐步从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迈进)为迎接21世纪的挑战，各国正在规划和实施适应信息时代的全国性、乃至全球性高速信息公路。世界土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已相继建成了国家级的计算机网络，并相互连成覆盖全球的国际性学术计算机网络Tnternet据统计一，到19年1月为止，全球已有194个国家和地区联人了Tn-ternet。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新的信息网络革命，它将比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技术革命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带来的冲击更为巨大，它将改变我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作和学习方式
1道德意识方面(领域)
1.1道德相对主义盛行
后现代主义的道德相对主义(“你想怎样就怎样”或者“怎样都行”)，非中心主义，多元化，表面化，无终极目标等等，直接源于后工业社会生产形式、组织形式和文化格局但是在信急高速公路的雏型Tnternet网络世界中，道德相对主义却找到了它最适宜生长繁延的领域。这是因为:
(1)Tnternet没有中心。在科学家们设计Tnternet的前身ARPANET时，军方就要求这个网络没有中心这样做的理由是.不管网络的哪一个特定的点受到攻击，’它的其他部分都能够正常工作。这样Internet就成了一大片相互联接在一起的网络，没有哪片网络统治哪片网络，也没有哪片网络是主要的Internet成了一个绝对没有中心的网络世界
(2)Internet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从地理角度讲，Internet覆盖在整个地球的表面。而地球也是一个球体，在这个覆盖于球体的网状物中，既没有开始的地方也没有结束，意味着没有终极。一进人这个由光纤电缆和调制解调器构成的世界，你就变成了电子化的飞速运动的存在。这种状态，除了使人忘记对终极目标的追求外，也会让他不想对任何东西负责。因为作为一个个体，陷在无边无际之中，他无法觉得自己有能力对任何事情负责。也就是说，小小的个人在无边无际的网中的无能为力，为道德相对主义提供了最好的土壤和借口，造成道德相对主义的盛行。
1.2无政府主义泛滥
Internet当初的设计思想，是让信息在网络中能够自由的传播，这样，当网络的一部分遭到袭击时其它的部分依然能够正常运转。当这种思想变成现在的Internet事实之后，使你在网上实施言论控制成了一种不太容易的事情。
眼下的Tnternet像一片藤草丛生的荒野。在这里，还没有政府机构诞生。所有的人都是自己的领导和主人，因为所有的人都拥有网络的一部分。没有谁独自拥有Internet，因此，Internet就没有一个最终的管理者。美国政府和各个地方以及机构的网络，再加上外国的网络造成了今天的Internet。在这当中，谁都没有绝对发言权，没有谁说了算。但同时，谁又都有发言权。
这样，Internet成了一个容许真正言论“自由’，的地方，一个彻底“民主”(或无政府主义)的地方，一个无法无天的地方。在这里，任何人可以按照他自己的原则(或者不要原则)说任何话，做任何事。在Internet上，一个人不需要承担自己的义务和责母，由此可以滥用自由的权利。
1.3人际情感的疏远
人际情感是需要人与人的社会交往来维持的。而在网上交流时，我们的言谈举止都被转换成二进制的语言，我们的音容笑貌以数字化字符方式在屏幕上传播，我们成了数码化的存在:Degital Beingo Internet改变了人际交往的方式，使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成了人与机器之间的交流，这与现实生活中人与人的直接交往相比，人与人之间的隔离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大了。尤其是Internet所提供的跨时空，跨地域的多人参加、多向交流的技术，使人们更容易沉溺于网上交际，使现实生活中的交往机会减少，人与机器的接触却日益频繁，而终日与电脑终端打交道，同他人的社会交往会被削弱，使家庭成员之间，邻居之间，同事朋友之间的感情联系淡薄。
2道德规范方面
2.1对传统的道德规范形成冲击，其约束力减弱
网络社会是人类为自己开拓的另一个生存空间，这个崭新的信息世界，基本上还是没有法律规范，没有道德规范的寝化社会，人们只是按照自己在现实社会中的人生体验来约束自己。这对建立在现实社会基础上的传统的道德规范形成巨大的冲突，使之约束力明显下降。目前网上的道德规范是非强制性的，只能靠个人的内心信念来维系，这样网上人是否遵从道德规范，也不易察觉和监督，而不像现实社会中的道德要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内心信念三者同时来维持。因此建立在网上的道德规范约束力减弱。
2.2使道德规范在量的规范上不断扩张
篇12
报道播出后，不少热心人联系记者和节目组，要为小碧心捐出善款。2011年10月5日，《新闻日日睇》再次对小碧心事件进行追踪，报道了热心人的捐赠情况，选取了几个捐赠者进行采访，希望通过他们的想法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同时呼吁更多公众向小碧心伸出援手。
2012年的1月31日，时隔近4个月后，《新闻日日睇》再次对小碧心病情的进展情况进行报道。报道中先是提及小碧心找到了合适的骨髓的好消息，继而摆出了残酷的现实——手术费需要60万，这对小碧心一家来说根本是一个天文数字，又一次引起公众对小碧心命运的关注。但这次的报道并没有单纯呼吁人们捐钱，施以援手，而是突出了碧心爸爸希望通过自己的劳动，为女儿赚取手术费，有尊严地接受帮助。记者在报道中提到，准备帮碧心爸爸办一次义剪筹款活动，并以节目为平台，向全社会发出呼吁，征集场地，召募想加入义剪的发型师以及想剪发的热心市民，希望通过义剪活动为小碧心筹款。
从一开始的单篇报道，到后来的后续追踪报道，再到筹备义剪活动，充分体现了媒体在这个新闻策划中的积极性。媒体对新闻事件从报道到参与其中，形成了报道思路，并积极主动地进行反映，充分发挥了报道者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掘出新闻的价值。新闻工作者通过报道为民分忧，也增强了新闻媒体的公信力。
小碧心报道策划
对社会舆论的影响
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大众传播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以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电视媒体对小碧心事件的追踪报道，对网络、报纸等其他媒体，对公众行为甚至政府行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首先是对媒体行为的引导。就在《新闻日日睇》发起全城义剪活动的号召后不久，当地网民“巴索风云”就通过微博，呼吁媒体合力帮助宣传义剪。随后广东电视台、南方电视台、《新快报》《信息时报》等电视、报纸和网络媒体纷纷对小碧心的情况进行报道，媒体合力报道的态势初见端倪。2012年2月7日，《新闻日日睇》公布了2月26日广州爱心义剪活动的相关信息。媒体人刘颖婷认为挽救碧心时间紧迫，于是联合各方力量，发起2月12日“爱从头开始 十万火急救碧心”的全城媒体联动的爱心义剪活动。在义剪活动开始前几天，广州电视台、广东电台、广州电台、金羊网、大洋网、《广州日报》《羊城晚报》《南方都市报》等媒体都开始报道相关信息，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的报道铺天盖地。义剪前一天，“中国广州”公布了第二天的活动信息，广州市政府新闻办、广州地铁等官方微博跟着转发，舆论势头到达高峰。义剪行动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单纯的公益个案。关于小碧心报道的策划，对各媒体的行为起到了引导作用，把广州全城媒体之力聚于一处，共同为挽救白血病女孩的生命作出努力。
其次是对公众行为的引导。自从《新闻日日睇》播出了小碧心的报道后，很多热心市民纷纷向小碧心一家伸出援手。在义剪行动开始前，小碧心就收到了三万多元的捐款。自从《新闻日日睇》播出了碧心爸爸希望通过剪发赚钱为女儿治病后，很多市民就选择了找碧心爸爸剪发这种令他更容易接受的方式来帮助他们。短短几天，碧心爸爸就靠剪发赚了四千多元。另一方面，名为“剪·爱”的网络募捐也在进行，销售爱心剪发卡。姚晨、文章等名人也积极参与其中，他们认购剪发卡的影响迅速蔓延，为小碧心筹得30万元善款。在2012年2月12日全城义剪当天，从早上9点到下午4点半，超过两千名爱心人士进场捐款或剪发，参加义剪的发型师接近200人，共筹集款项39万多元，加上其他善款，已经筹够了小碧心的医疗费用。义剪行动从前期的策划报道造势，到后期的执行实施，对公众援助小碧心的行动起着重要的影响和引导作用。
第三是对政府行为的影响。小碧心事件引发了社会对大病儿童救助制度的反思。在义剪活动现场，另一位白血病患儿的爸爸哭得撕心裂肺，责备自己无能力挽救女儿，只能看着女儿离去。还有不少像小碧心一样的重病儿童，却没有小碧心幸运，能够得到全城媒体的倾力相助，而只能听天由命。小碧心是个例，这个典型难以复制，但是患重病等待救治的儿童却有很多。义剪活动后，各大媒体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对大病救助制度的反思。《新闻日日睇》通过报道碧心爸爸当初向相关部门求助的困难经历，对现行救助机制的不完善、流程的繁琐提出质疑。报媒也发表了相关文章。如《广州日报》的《如何让“小碧心”们永远放心？》、羊城晚报的《媒体救得了几个小碧心？》等，呼吁政府建立完善的救助制度。
2012年2月25日，有民间组织牵头，举行了“为了千万个小碧心——儿童重疾救助机制研讨会”，市民政局有三位官员出席，并透露了年内广州将出台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专项制度。3月17日，由社会慈善公益机构天涯公益、微基金联合本地多家媒体共同举办的“儿童大病救助，路在何方”公益沙龙在广州召开，沙龙再次以“小碧心事件”为线索，探讨儿童大病救助问题，致力推动医疗保障体系的制定和建立，广东省民政厅社会福利慈善处也参与了讨论。
媒体议程在某些方面影响公众观念，或者与之发生相互作用，而公众议程在某些方面影响政策制定者所重视的事物，或者与之发生相互作用。从媒体对小碧心事件的新闻报道和活动策划中，可以看到议程设置功能的作用，从“感知”到“重视”，从媒体、公众到政府，都在这个新闻事件的报道和活动策划中，作出相应的反应和行动，越往后效果越大，影响越深。
小碧心事件体现出媒体的社会责任与人文关怀
新闻媒体应当对社会公众担负起公正、客观、真实地传播信息、传承文明、沟通社会的责任。而热心公益、体现人文关怀、动员社会力量对社会弱势群体和困难群众提供帮助，就是媒体社会责任的一种体现。
篇13
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制度，是公共选择的结果，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点，即具有社会性、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自身实践活动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现代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使它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起着“减震器”和“安全网”的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的作用也显得越来越重要。
社会医疗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护社会稳定担负着巨大作用，因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非常重视医疗保险，政府以各种形式来组建、完善和提供社会医疗保险。在理想的情况下，医疗保险的提供不应改变被保险事件发生的概率和医疗费用的变化，也就是说，保险当事人的行为不应该影响保险事件发生的概率及增加医疗费用的支出。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一条件是很难满足的。在医疗保险中，医疗费用并不是完全由个体所患疾病来决定的，它还受个体对医生的选择、就医习惯和医生提供的医疗服务内容等因素的影响。大量的事实表明，由于医疗保险的提供，它为患者提供了过度利用医疗服务的动机和激励机制，也给医疗机构的过度供给创造了更多机会和条件。即通常会引发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
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是医疗保险机构所面临的一个最重要风险，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在我国如何减少道德风险，提高对有限资源的利用率，防止对医疗卫生资源的过度消耗，却值得我们认真去探讨与研究。
二、道德风险及表现形式
在保险领域里，道德风险是任何一个保险人都必须面对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风险。国家实行基本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后，使医疗机构和患者都成为“经济人”，而“经济人”在做决策时就会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其出发点。我国的基本社会医疗制度推出时间较晚，医疗卫生体制也存在诸多的缺陷，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在我国就更为严重。如何对其加以有效的防范与控制显得极为迫切。
（一）道德风险的概念及其影响
道德风险最早源自于保险业，现在已经被广泛应用到经济生活中各个领域的各个方面，成为微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道德风险亦可称之为“败德行为”，一般是指一种无形的人为损害或危险，是市场失灵的一种形式。泛指市场交易中一方难以观测或监督另外一方的行为而导致的风险。[1]在医疗保险领域，道德风险是指一方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
在经济活动中，道德风险问题相当普遍。获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斯蒂格里茨在研究保险市场时，发现了一个经典的例子：美国一所大学学生自行车被盗比率约为10%，有几个有经营头脑的学生发起了一个对自行车的保险，保费为保险标的15%。按常理，这几个有经营头脑的学生应获得5%左右的利润。但该保险运作一段时间后，这几个学生发现自行车被盗比率迅速提高到15%以上。何以如此？这是因为自行车投保后学生们对自行车安全防范措施明显减少。在这个例子中，投保的学生由于不完全承担自行车被盗的风险后果，因而采取了对自行车安全防范的不作为行为。而这种不作为的行为，就是道德风险。可以说，只要市场经济存在，道德风险就不可避免。
（二）不同角度下的道德风险
1、从时间的角度分析道德风险。道德风险来自于个人的机会主义倾向，机会主义倾向假设以有限理性假设为前提。[2]是指人们借助于不正当的手段谋取自身利益的行为倾向。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以发生时间上的先后为依据，可以将道德风险分为事前的道德风险和事后的道德风险。事前的道德风险与事后的道德风险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
（1）事前道德风险。保险可能会影响被保险人的防灾、防损措施，改变被保险人的行为，个体通过选择不同预防措施会影响自身疾病发生的概率。事前道德风险会对被保险人疾病发生的概率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增加保险人在医疗费用方面的支出，给医疗资源带来更多的消耗。
心理风险是与人的心理状态有关的一种无形的因素，它指由于人的不注意、不关心、侥幸或存在依赖保险的心理，以致增加风险事故发生的概率和损失幅度的因素。如企业或个人投保了财产保险后放松对保险财产的保护措施；投保人身保险后忽视自己的身体健康等。逆向选择是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现象。逆向选择是说一个制度的实施非但没有把好的对象选出来，反而使比较差的入选了，逆向选择的存在说明此项制度是不合理的或者说是有待改进的。利用制度缺陷而获得额外利益的行为肯定是非道德的，或者是道德水平下降的。逆向选择使社会承担的风险随着道德水平的下降而提高。心理风险直接影响个体的逆向选择，也影响事后道德风险发生的概率。个体的心理活动必须通过其行动来实现其目的，但心理风险是个体的心理活动，法律无法对其加以控制，只能通过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对其具体行动进行约束来减少心理风险。事前道德风险的发生是制度安排不合理所造成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扭曲的现象。
（2）事后道德风险。个体在患病后相应的治疗成本不是固定的，患者可以在从便宜到昂贵的各种治疗方案中进行选择。实际上，对于治疗方案的选择并非越昂贵越好。由于这种形式的道德风险对于医疗费用的影响更大，因此，在医疗保险中，事后道德风险的防范就显得尤为重要。由于道德风险的发生与疾病费用的价格弹性有关，价格弹性大的医疗服务可能产生更大的道德风险。在这种道德风险的作用下，享受医疗保险待遇相对较高的个人可以靠玩弄道德风险来解决不能享受医疗保险或享受待遇较低的家属及亲戚朋友的看病吃药等问题。[3]因此，在经济学中，将道德风险看作是人们医疗保健服务价格的需求弹性造成的经济激励机制的理性反应。
2、从微观的角度分析。根据道德风险中不同主体在微观上的表现，可以将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分为患者的过度消费引起的道德风险和医疗服务人员的诱导性需求而引起的道德风险。
（1）患者的过度消费心理。患者在投保之后，其实际承担的医疗费用下降导致其对医疗服务需求的上升现象。由于社会医疗保险的提供减免了个体所需支付的部分或全部医疗费用，造成个体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就会比没有医疗保险时的需求量大，从而导致对医疗卫生资源的过度利用。
（2）医疗服务人员的诱导性需求。医疗服务人员利用其信息优势诱导患者接受过度医疗服务的现象。在诱导需求中，患者的不合理的医疗需求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被医疗服务人员激发出来的。医生兼具医疗服务的指导者和提供者的双重身份，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信息又存在严重不对称，医疗服务机构和医生的收入与医疗费用的高低成正比，促使医生对诱导需求产生强烈的愿望和动机。他们就会通过增加服务量和提高服务价格来实现自己目的。
三、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分析
医疗服务具有准公共性及专业性的特点，决定了其在提供服务价格和数量时，可能偏离市场的实际需求水平，造成医疗费用的过快增长。经济学对医疗服务的观念，在于强调医疗服务的需求是强调医疗服务是消费者用于生产健康的投入要素。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或不受伤害，而且还是生理、心理和社会幸福的完好状态。由于疾病风险的不确定性，医疗服务又具有高度专业性，这导致消费者和医疗服务的提供者之间的信息严重不对称。信息不对称使得医疗服务的供给方缺少内在的成本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甚至可以造成供给方的诱导性需求，必然使医疗费用上涨的趋势得不到有效抑制。
确立医疗保险制度，其初衷在于分散疾病风险，减少因医疗费用开支过大而造成的家庭收入水平的大幅度下降，从而保障公众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但是，医疗保险制度的实施，客观上提高了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水平，加大了对医疗卫生资源的消耗。我们必须看到，医疗保险制度在其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造成了消费者的道德风险意识，使得人们对医疗服务产生过度消费，进而导致全社会医疗费用开支不合理的过快上涨。
医疗保险领域所涉及的医院（医生）、患者、医疗保险机构三方都非常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并且都会尽量维护自己的利益，相互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微妙的博弈关系，于是，道德风险也由此而生。在医疗保险运行过程当中，无论是医疗机构还是患者都不需要自己掏钱，而是由第三方来支付的，因此造成道德风险的概率就大大增强。
四、道德风险产生的途径
探讨如何防范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必须首先对道德风险产生的途径进行分析，才能对如何防范道德风险提出有针对性建议。医疗保险市场与普通的市场相比有它的特殊性，医疗保险市场实际上存在三个主体，即：保险人、被保险人和医疗服务提供者。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也来自这三个方面，即：一是被保险人（患者）；二是医疗服务提供者（医院）；三是保险人（医疗保险机构），医疗保险机构的职能是直接由法律、法规规定的，因而其实质上属于医疗卫生体制范畴。在我国，由于体制原因而给医疗保险带来的道德风险更为严重。
（一）患者的道德风险
作为医疗保险的需求方，患者就诊时医药费不需要自己支付，而由第三方（即医疗保险机构）来支付，患者的医疗消费需求可能会无限膨胀，出现小病大养、门诊改为住院等现象。在参加医疗保险的情况下，人们将面临较低的医疗价格，当消费者只需支付其医疗费用的一小部分，且他们的消费行为又难以观察时，过度消费医疗服务的需求就不可避免。这种因医疗服务的提供使社会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而形成的过度使用医疗服务资源的道德风险与医疗保险的目标相冲突，不利于医疗风险的完全彻底转移。而且会严重破坏医疗保险系统的正常运行，造成医疗保险机构支出增加，甚至亏损，正常运行难以为继，进而导致医疗保险市场萎缩。患者对医疗服务需求的膨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预防的忽视从而增加疾病发生概率。众所周知，良好的生活习惯、合理的饮食结构、自我保健行为可以预防疾病的发生，减轻疾病造成的危害。参加医疗保险后，被保险人往往认为自己参加了保险，患病时医药费可以报销，不需要自己掏钱，对如何避免风险的工作可能就会较少去做，如吸烟、不太注意饮食和不太注意锻炼身体等等；个人减少了健康预防措施，从而改变疾病发生的概率，增加了医疗费用的支出，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短期内虽然无法观察到，从长期上看却增加了医疗卫生费用的支出。
2、患者的“过度消费”心理。参加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后，患者就诊时不需要自己付费或付费很少，部分患者会提出要求给予过度检查及选择昂贵治疗方案。“过度消费”的心理倾向很普遍，人们普遍存在着一种“多多益善”的消费动机。许多患者会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在许多情况下，治疗方案的选择可以有多种，使用其中任何一种治疗方案都可以使患者恢复健康，而使用何种方案取决于医生的偏好和患者个人的意愿，在提供社会医疗保险的条件下，患者相互之间存在攀比心理，使用低成本方案治疗的患者会觉得自己吃亏，因此往往会放弃“便宜”的治疗方案而选择“昂贵”的治疗方案，出现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的现象，从而影响医疗保险机构的成本控制。
（二）医疗服务提供者的道德风险
在医疗卫生服务过程中，医、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以及患者对医疗知识的匮乏，使患者缺乏对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数量进行事先判断的知识和能力，缺乏对医疗服务的提供者所提供服务的质与量是否符合自己病情的准确信息。国家不允许其他资本进入医疗市场，医疗行业具有较高的垄断性，造成医疗服务提供者的道德风险是各类道德风险中最为严重的。
1、医疗机构对医疗服务的垄断性。医生在其提供医疗服务的整个过程中，掌握着主动权，对医疗技术又拥有足够多的信息，患者在接受治疗时不能讨价还价，难以控制卫生消费的种类与数量，加上疾病具有突发性和需求缺乏弹性的特点，患者的被动地位非常明显。病人在接受医疗卫生服务时，通常不能像在完全竞争市场上购买一般物品那样可以通过比较的方式来进行选择。医生则可以通过抬高医疗费用，或降低收治标准或分解住院套取结算单元等方式增加医疗机构收入。在医疗卫生市场，病人获得的信息是相当不充分和不透明的，如医疗卫生的服务质量，医生的工作资质与技术水平等几乎找不到客观真实的鉴别资料。尤其对要支付的价格具有不可预测性，病人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就更没有选择余地，一直要到医疗服务提供结束后才能知道。医疗卫生市场存在的这些信息障碍使其不能正常而又有效地运转。
2、医疗服务的过度供给创造了需求。较高的专业性使医疗服务常常处于垄断地位，医院具有医疗服务供给的排异特权，不允许外行提供医疗服务。在信息不对称严重存在的情况下，医生要求病人做什么检查，吃什么药，病人只能唯命是从。一方面，医生为了保护自己，减少医疗事故发生的风险，存在着不适当服务现象，医务人员从最大限度减少自身利益损失的角度出发，要求患者做“高、精、尖”医疗设备的检查，甚至在病情已确定的情况下，仍然建议患者做这些检查。另一方面，来自医疗服务提供者的道德风险表现为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过度供给”行为，也就是在传统的按服务付费制度的情况下，医疗服务提供方因为其提供服务越多，得到的收益就会越大，医生的收入与其提供服务量的多少是成正比的，这种经济利益上的好处往往鼓励医疗服务提供者提供过多的或昂贵的医疗服务，从而诱发了需求。并且医院和医生的收入与其所提供的医疗服务数量相联系时，在利益驱动下，开大处方、小病大医等就成了一种必然出现的现象。由于医疗行业的特殊性，通过更换不同剂量的药品，提高用药档次，将过去价廉、疗效高、实用的药品变为价格昂贵的药品。这就是所谓的医疗服务领域的“萨伊定律”：医疗供给创造医疗需求。[4]
（三）医疗卫生体制造成的道德风险
我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医疗卫生体制，也使我国医疗卫生领域道德风险更具有复杂性。实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后，对基本医疗保险政府在认识上存在误区，认为医疗卫生服务不创造经济效益，为减少医疗卫生费用的支出而把医疗卫生事业市场化、产业化，许多道德风险也由此而生。
1、“第三方支付”制度
医疗服务提供者的道德风险在很大程度上与“第三方支付”的制度设计有关，医疗服务的费用不是由被保险人本人直接支付，而是由第三方支付。这种“第三方支付”的特点和结果是：（1）患者（被保险人）和医生（医疗服务机构）在“交易”过程中的感觉是“免费的”。在“第三方支付”制度下，尽管医疗费用在交易过程中金额可能很大，但他们双方在整个“交易”过程中都面临着“零”成本；由于医疗服务的需求者并没有受到其支付能力的限制，其结果必将是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背离。（2）在“第三方支付”制度下，医生事实上是被保险人和保险人这两个委托人共同的人，在这复杂的委托关系中，由于信息严重不对称，医疗机构、保险机构、患者三方之间信息不通畅，加之健康的标准和治疗的效果与其他服务相比很难界定和度量。所以，“健康”这个标准就难以写进合同之中，更何况一种疾病存在着多种治疗方案，不同个体之间在体质上也存在差异，采取哪一种为最佳就更难以明文规定了。由于医、保、患三方权利义务的不对等，医务人员和投保人为了各自的利益可能联合起来对付保险机构。[5]
2、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
我国对卫生资源的配置过多地集中在东部地区、大城市、大医院，集中在医疗上，而不是公共卫生和广大农村基层，造成了卫生资源分配的不合理状况。受市场经济作用的影响，卫生资源的重复配置所形成的闲置和浪费，加上医疗机构基础设施的改造、医疗补偿机制不完善所引发的诱导需求等因素。[6]
表1
卫生总费用
年份卫生总费用
(亿元)卫生总费用构成
(%)城乡卫生费用
(亿元)卫生
总费
用占
GDP%
合计政府预
算卫生
支出社会
卫生
支出个人现
金卫生
支出政府
预算
卫生
支出社会
卫生
支出个人
现金
卫生
支出城市农村
1978110.2135.4452.2522.5232.247.420.43.04
1988488.04145.39189.99152.6629.838.931.33.27
19983678.72590.061071.032017.6316.029.154.81906.921771.84.70
19994047.50640.961145.992260.5515.828.355.92193.121854.384.93
20004586.63709.521171.942705.1715.525.659.02621.691964.945.13
20015025.93800.611211.433013.8915.924.160.02792.952232.985.16
20025790.03908.511539.383342.1415.726.657.73448.242341.795.51
20036584.101116.941788.503678.6617.027.255.84150.322433.785.62
注：①本表系调整后的测算数；②按当年价格计算；③2001年起卫生总费用不含高等医学教育经费。
数据来源：卫生部《2005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数据显示，从1978年到2003年，卫生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3.04%上升到1988年的3.27%，1998年则上升为4.7%，特别是1998年到2003年的短短5年，上升到了5.62%（见表1）。卫生总费用的筹资渠道不外乎三种：即政府、社会和家庭。政府财政预算中用于卫生的总费用在全国的卫生费用支出中所占比重从1982年最高时38.9%下降到2000年最低时的15.5%。家庭筹资却从1978年20.4%上升为2001年60.0%，并且城乡差距越来越大。
我国政府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不断地大幅度减少，个人支出自然大幅度增加。最后都表现为个人看不起病、吃不起药。国家相对减少对卫生事业的投资和拨款，又对集资加以限制，鼓励卫生医疗机构广开财源，提高效益，采取的措施是把医药费收入与医院利益挂钩，把医疗卫生事业作为一个产业来经营，这一切都具有促使卫生保健系统进入市场，或使其逐步适应商品化的倾向。医疗机构对资源的利用极不合理，存在极大的浪费。
3、医疗保险覆盖范围太窄。目前，我国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非常低（见表2），承保范围和水平也有很大的不足。新实行的基本医疗保险也没有为职工家属和学生提供保障，在实际运作中更没有覆盖城镇非正规就业的劳动者。从表2中我们可以发现，截至2003年底，基本医疗保险仅覆盖城镇职工人口的31.10%，其所占城镇总人口的比例仅为20.81%（不包括全国农民）。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过窄，造成一种普遍的现象就是一人生病，全家吃药，一卡多用（医疗保险卡）等中国特有的风险问题。
表2
我国城镇社会医疗保险发展概况
年份参保职工
人数
(万人)离退休人员
(万人)基金收入
（亿元)基金支出
（亿元）参保人数占城镇
就业人口%参保人数占城镇
总人口%
1994374.6025.703.202.902.011.17
1995702.6043.309.707.303.692.12
1996791.2064.5019.0016.203.972.29
19971588.90173.1022.9017.107.654.47
19981508.70369.0019.5015.606.984.51
19991509.40555.9024.5016.506.734.72
20002862.80924.20170.00124.5012.378.25
20015470.701815.20393.60244.1022.8515.16
20026925.802475.40607.80409.4027.9518.72
20037975.002927.00890.00654.0031.1020.81
数据来源：根据各年度“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有关资料汇总
4、医疗制度不完善
具体表现为政府制定的“以药养医”政策，使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医院）必须依靠销售药品实现自己的生存，并且还要从药品的销售中获利，医务人员的收入也与开出药品价值的多少相联系。医生的工资奖金与医院的经济收入挂钩，想方设法从病人身上创收就成了医生的本能选择。部分地区出现平时不参加社会医疗保险，身体出现不适需要住院，就以自由职业者身份去参加医疗保险，出院后就停止缴费。也是制度上的缺陷。
常宁市中医院的“经济管理方案”，就是一种“以药养医”政策的具体体现。这种制度的存在更促使医疗机构想方设法从患者身上创收，并且这种制度并未触犯现有的法律和政策。院方声称，经济管理方案符合《劳动法》第47条和国家三部委2000年31号文件，具有明确的政策法律依据。[7]这种“不给钱给政策”的方式已经成为主管部门纵容医院乱收费的通行方式。政府一味鼓励卫生行业去讲究经济效益，财政自给，这就相对地转移开了对“预防为主”政策的关注，因为预防和保健在经济上是不盈利的，因此出现了整个社会对预防保健和公共卫生事业越来越不重视的倾向，从而给未来的健康和医疗埋下了巨大的隐患。湖南等地几乎灭绝的血吸虫病又有复发抬头的迹象，就是忽视预防和公共卫生事业的恶果之一。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国家体制和政策造成的。
五、道德风险的防范
以上分析了道德风险产生的原因及其根源，道德风险给多方的利益带来了损失，是各方主体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以及制度约束软化而导致的一些不符合社会道德和法规的社会现象。加强对道德风险的防范也是势在必行。如何防范道德风险自然应从其产生的根源着手。
（一）对被保险人的防范措施
1、适当提高医疗保险自负的比例。提高医疗费用的个人支付比例，可以鼓励参加保险的患者参与成本管理，监督医疗供方道德风险并防止其与医生合谋。但是，患者在医疗服务市场上处于劣势，医生对医疗费用的影响力远远强于患者，且患者的过度消费也必须通过医生的配合才能实现[8]。由此可见，这种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此种方法必须与其它方法配合使用。
2、基本医疗保险实行全民覆盖。当前，我国应取消二元社会，不应该像现在这样搞城乡二元化的社会管治，通过户籍管理制度强化社会等级身份等歧视性的制度，扩大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真正实现广覆盖。如果全社会中每个公民都享有基本的卫生医疗保健，根本就不可能也不会出现中国特有的一人生病，全家吃药，用别人的医疗保险卡来冒名顶替的现象。国家应强制无论从事何种职业均应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不允许“想保就保，不想保就不保”的现象。
3、提高全民的卫生保健意识。参加医疗保险后，参保人认为自己拥有保险，患病不需自己付医药费或只需支付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往往会放松对自己的卫生保健工作。针对此种情况，可以采取经医疗机构诊断，因患者吸烟、酗酒等不良卫生习惯等原因而直接引起的疾病提高自付比例或者拒保。而对很少患病的参保者则可采取降低自付比例、提供免费体检等方法作为一种奖励。鼓励大家加强自我保健，增强体质，减少疾病的发生。城市以社区、农村以村庄为单位，定期举办卫生保健知识讲座，提高人民的卫生保健意识。
（二）医疗服务机构道德风险的防范与控制
医疗机构是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医、患双方的信息存在严重不对称，现行的“以药养医”的医疗服务价格补偿机制，医务人员的个人收入与医务人员为医院创造的经济效益挂钩，也推动了医疗机构道德风险的滋生和蔓延。
1、改革医疗服务机构的管理部门。当前我国医疗机构的管理机关是各级卫生部门，而保险机构作为“第三方支付”者，没有对医疗机构的管理权，起不到监督作用。应对卫生医疗体制进行改革，将医疗机构的管理权交给保险机构，卫生部门则监督医疗机构和保险机构相互之间业务往来关系，对医疗机构提供技术上的指导。
2、行使对医疗机构的检查权。医疗保险机构要定期对病人的付费单据对照病历、处方等进行核对检查。要建立和加强医疗服务质量的评审和鉴定制度。社会医疗保险机构、企业和病人对医院服务质量、费用等有权进行监督，包括对不合理的医疗服务拒绝支付医药费，索取赔偿直至解除医疗保险合同。[9]也可以参照商业保险的做法，即在病人住院后的规定时间内，必须向医疗保险机构报案，否则，医疗费用将要被保险机构扣除一定的比例，医疗保险机构则应及时派人员到医院进行实地检查，予以核实。在患者治疗过程还应不定期进行巡查。
3、切断“以药养医”的渠道。政府及有关管理机构应该加大药品市场改革力度，一方面，加大医药产品生产结构的改革，规定医疗机构采取招标采购，提高采购的透明度避免众厂家竞相向医疗机构推销药品，暗地给付医生回扣，导致医药价格严重偏离成本；另一方面，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实行医药分离，即医生只拥有处方权，医院只提供诊疗服务，除备有急救所需药品外，不能直接向患者出售药品，患者凭医生的处方在定点药店购买药品。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医院和医生不直接涉及药品利益，可以有效地遏制医药费用的大量增加。
（三）改革现行的医疗卫生体制
现存的许多医疗道德风险从表面上看是医院和患者两方造成的。笔者却认为，其实许多问题都是政府在体制上没有理顺，各职能部门没有负起应承担的责任而引起的。必须对现行的医疗卫生体制进行改革。
1、改革药品生产和流通模式。药品由药品生产企业流通到消费者身上时，是通过层层加价的方式进行的。我国生产药品的企业有5千多家，存在药品生产企业重复建设多、规模小、水平低，竞争激烈，药品超额利润多数被药品经销商所赚取，企业在销售领域投入的经费过大，销售成本过高，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对现有的药品生产企业进行兼并，减少企业数量，提高规模生产能力。药品营销企业更有1万7千多家，同样存在小而多的现象，相互之间为生存，不断进行着恶性的竞争，经销商为了使自己的药品及医疗器械能推销出去，采取给医生药品回扣、对招标方或医疗机构的人员进行商业贿赂等方式，成为医疗界的一个毒瘤。可以实行由药品生产企业直接参与投标，减少中间环节。也可以采取药店直接由医疗保险机构经营，药品生产企业只需要通过竞标的方式与社会医疗保险定点药店之间产生业务往来，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2、将事后按服务项目后付制改为按病种预付制。按病种预付制，就是根据病人的年龄、性别、住院天数、临床诊断、病症、手术、疾病严惩程度等因素，将病人归入不同组，每个分组都代表具有相似病症和适用相似治疗方案的病例。再根据疾病轻重程度及有无合并症、并发症等将每组分为若干级，对每一组及其不同级别都制定相应的支付标准。[10]借鉴国外一些国家的成功经验，按病种预付制强化了医院降低成本的动机，使医疗服务提供者承担了部分医疗成本风险，同时考虑不同病种和不同医院的级别，议定各项服务的合理收费标准。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实施按病种定额预付制后，在促进医院努力提高医疗服务的有效性、避免不必要的支出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按病种预付制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竭力推荐的一种支付方式。
3、提高国家在卫生费用方面的投入。尽管卫生费用的总额增长较快，但卫生事业本身的发展却赶不上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且这种增长是在国家投入不断减少，个人支出不断增长，个人在卫生费用支出所占的比重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实现的。只要多数百姓自费就医，看病贵就永远是制度难解之痛；只要多数医院还要直接向病人赚取维持运转的费用，看病贵就是社会挥之不去的阴霾。不从根本上改革现行的医疗卫生筹资机制，不从分配制度上兑现宪法的承诺，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就会一直持续下去。因此，提高国家对卫生事业的投入是根本。
4、加强疾病的预防和保健工作。国家对预防和公共卫生事业的忽视，也体现了这种重眼前而忽视长远的社会哲学。今天忽视了对慢性病发生和扩散的主要危险因素的预防，如吸烟、高血压、食物构成、环境污染等，今后将要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更何况健康方面的损失具有不可逆性。世界银行1992年的一个研究报告预测，按照中国目前的人口、健康及政策状况发展下去，卫生健康费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将由今天的3.4%增长到2030年的24%。如果是加强预防，提高现有的医学水平和服务效率，这个比例到2030年则可以保持在10%左右；而仅仅是预防本身就可以把这个比例降低15%。可见预防对整个国民经济是一种效益极高的投资，它对中国未来的健康卫生状况、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建议将基层的卫生医疗机构改为保健康复机构，为本社区的居民提供医疗保健及预防知识。
六、结语
本世纪上半叶我国人口进一步老龄化，对现有的医疗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构成双重的压力。目前我国医疗保险制度仍然存在成本高、效率低与公平性差等问题，不深化改革就难以应对经济转型和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我国医疗保险制度进一步改革的关键是更加有效和充分地提高医疗服务资源利用的效率，同时强化政府在保护消费者利益和为弱势群体提供最后医疗保障等方面所肩负的职责。
表面上看，患者、医疗机构存在的道德风险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根本的原因是国家对医疗卫生事业的管理与政策体制不符合医疗卫生事业。只有国家改变认识，改革目前的医疗制度，才能改变目前的状况。不管是从社会效益还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国家都应该更加重视医疗保健事业，应该把预防疾病和公共卫生事业建设用法律的形式变成国家行政和财政支出固定的一部分。预防为主，免除后患。曾被联合国称赞的初级卫生保健网和公共卫生网是中国的长处，是中国能在短期内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法宝，应该保持和发扬。应该使公共卫生事业制度化、规范化、群众化。当前，我国医疗保健的重点已不再是流行病和急性病，而是预防和治疗慢性病；不再仅仅是妇幼保健问题，而是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的健康问题；不再仅仅是饮食和水的卫生问题，而是综合的环境污染和生活方式变迁所带来的健康问题。
健康是人类共同美好的追求，每一名患者都应该享有平等的受治疗的权利，医疗卫生服务不论从经济，还是从医疗的角度，均应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国家理应实现全民医保，不要再让“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只是一句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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