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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SVM算法SVM算法最初是由Vapnik等人在1995年提出的一种可训练的机器学习算法．依据统计学习理论、VC维理论和结构风险最小化理论，从一定数目的样本信息在学习能力和复杂度（对训练样本的学习程度）中找到最佳折中，以期望获得最好的推广能力（或称泛化能力）．
2．2基于SVM的医疗数据分析模块将SVM分类算法应用到医疗数据分析模块中，进行疾病预测．基于SVM的医疗数据分析模块，通过数据交换模块获取原始组数据（患病病人医疗数据和对照组病人数据）．通过特征选择过程输入到SVM分类器中进行训练，训练后可以对新的医疗数据进行分析预测．
3改进的医疗数据交换模块
3．1医疗数据交换模块在原始的医疗数据交换模块中，数据请求原语只由4条通信原语组成．由原始医疗数据分析模型的3个模块构建，其中在医疗数据分析模块与医疗数据提取模块之间的4条通信原语包括2条请求和2条应答．由于医疗数据的维度极大，属性很多，但是在预测某个疾病时，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属性会对分类预测产生影响．这样的全部维度的数据都需要传输，浪费了时间，降低了数据传输效率，影响了医疗数据分析模块的算法效率．
3．2改进的医疗数据交换模块在改进的医疗数据交换模块中，在数据传输协议中增加了4条原语．在每条原语中不仅有医疗记录条数的要求，还包括对所请求医疗数据维度和属性的具体说明．医疗数据分析模块先请求一小部分全部维度的数据，对这小部分数据进行特征选择．然后医疗数据分析模块只请求特征选择出来的对预测相关的属性的剩余所有医疗数据．最后通过SVM分类算法进行训练和预测．在新的医疗数据交换模块中，大部分数据中只有小部分相关属性被传输到数据分析模块，极大地减少了数据传输总量，也同时增加了分析模块预测算法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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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烟田监控：实现对烟田、育苗大棚内实时监控；
（2）烟叶收购站监控：实现对烟草所有站点烟叶收购全流程监控视频调看、查询、巡视、控制的功能；
（3）生产及公用设施区监控：主要用于监控车间内重要设备、生产线运行、物流线路及环境状况，以及动力中心车间内空调、锅炉等重要设备的运行及环境状况，防止灾害和事故的发生。
（4）烟草物流配送中心监控：对物流配送中心进行实时监控；
3视频大数据分析的技术需求
随着视频监控在烟草行业的大规模应用，视频数据量的增加，每天产生的数据量都是以TB（1000GB）级别计算的，若是利用传统的技术手段对每天的视频进行检索和分析，则需要数小时的时间才能够完成，工作量及工作难度可想而知；而对于更高级别的视频数据，如PB（1000TB）级别的视频数据进行分析和检索时间那就是很多天了。视频检索与分析的效率低下，也是目前视频数据利用效率及数据价值低下的首要原因。为此，如何提高视频数据分析与检索的效率，如何针对PB（1000TB）级别甚至EB（1000PB）级别的海量数据进行分析与检索，提升视频监控数据价值，成为了当前用户的首要需求，也成为了当前视频大数据分析技术的难点及关键点之一。同时，在对视频进行检索与分析的过程中，需要考虑检索结果的准确性。由于视频图像信息为非结构化数据，如何合理有效地对非结构化的数据进行检索分析，优化计算机图像识别算法，是提高视频大数据分析准确性关键所在。再者，当完成视频检索与分析后，如何做好视频数据与非视屏数据的整合与关联工作，是后期视频数据应用时重点考虑的内容。
4视频大数据在烟草行业的应用思考
时下，烟田监控、烟叶收购站监控、生产及公用设施区监控、烟草物流配送中心监控等的视频监控数据较多仅仅用作安防视频使用，还未涉及到与烟草业务的关联；随着视频监控建设的完善及视频大数据技术发展，各类监控视频数据量的增加，考虑到投资回报比，是否可以通过视频大数据分析，将烟草业务与视频监控相关联，在海量的视频监控数据中提取有益于烟草行业发展的变革或新技术呢？
4.1安防业务
基于传统视频监控，安防业务是传统业务之一，通过大数据分析，有效快捷的提取安防所需要的视频片段。同时基于视频行为告警策略，及时告警。
4.2安全生产
结合视频大数据分析，将以往多次生产事故监控视频整合，通过对多次生产安全事故的分析，总结出更为安全可靠的生产规则；再则通过视频监控与生产行为的结合，制定安全生产标准，通过声音报警或警示灯报警等技术，在不符合标准视频监控预定义的安全规则情况时，能够及时报警。通过视频监控分析，提升生产的安全性。如采用彩色网络快球摄像机和彩色固定网络枪式摄像机，彩色网络快球摄像机的预制位设置应优先，根据视频大数据分析后，系统可提供不同故障区域或设备的故障信号，各工艺段或设备的操作运行信号，通过系统集成与生产监控实现联动，平常摄像机对正在操作或运行设备进行监控，一旦某个故障点报警，摄像机立刻自动转动到报警点，监控中心的NVR主机开始录像等。
4.3效率生产
结合视频大数据分析，通过分析各个不同烟站或烟厂中的同一种生产行为，结合对海量数据进行智能分析，提取出价值数据片段，形成元数据信息库，再通过人为加工后期数据，总结形成效率生产有用的价值信息，提供生产借鉴，提高生产效率。
4.4创新生产
通过视频大数据分析，将以往的视频通过轨迹分析，得出以往生产过程中各类生产动作中不必要或者多余的部分，简化或者优化生产规则；通过对给类生产行为的总结，提出合理的建议，为生产提出创新性意见或建议，提高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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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底开始的农村家庭承包制改革，使农户成为其边际劳动努力的剩余索取者，从而解决了制度下因平均分配原则而长期解决不了的激励问题（meng，2000）。与此同时，政府开始对价格进行改革，诱导农民提高农业生产率。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被释放出来后，非农产业活动更高的报酬吸引劳动力转移（cook，1999），从而推动农村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原来主要集中在农业的劳动力开始向农村非农产业、小城镇甚至大中城市流动。
由于各种阻碍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尚未拆除，以及政府鼓励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政策引导，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劳动力转移以从农业向农村非农产业转移为主，主要是在乡镇企业中就业，即所谓的“离土不离乡”。但随着乡镇企业遇到来自国有企业、“三资”企业和私人企业越来越强劲的竞争，必须提高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因而乡镇企业资本增加的速度逐渐加快，吸纳劳动力的速度相应减缓。农村劳动力面临着越来越强烈的跨地区转移的压力。与此同时，外商投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私营企业和股份公司等其他非国有部门在东部地区发展较快，扩大了对劳动力需求，并成为消除制约劳动力流动体制障碍的一支重要力量。
随着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渠道日益狭窄，1983年政府开始允许农民从事农产品的长途贩运和自销，第一次给予农民异地经营以合法性。1984年进一步放松对劳动力流动的控制，甚至鼓励劳动力到临近小城镇打工。1988年中央政府则开了先例，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入城市务工经商。到20世纪90年代，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采取一系列措施，适当放宽对迁移的政策限制，也就意味着对户籍制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例如，许多各种规模的城市很早就实行了所谓的“蓝印户口”制度，把绝对的户籍控制变为选择性地接受。此外，1998年公安部对若干种人群开了进入城市的绿灯，如子女可以随父母任何一方进行户籍登记，长期两地分居的夫妻可以调动到一起并得以户籍转换，老人可以随子女而获得城市户口，等等。虽然执行时在一些大城市遇到阻力，但至少在中央政府的层次上为户籍制度的进一步改革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城市福利制度的改革也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创造了制度环境。80年代后期开始逐步进行的城市经济改革，如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粮食定量供给制度的改革，以及住房分配制度、医疗制度及就业制度的改革，降低了农民向城市流动并居住下来和寻找工作的成本。
与其他方面的政策改革相比，户籍制度改革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成为劳动力流动的最大障碍。所有在就业政策、保障体制和社会服务供给方面对外地人的歧视性对待，都根源于户籍制度。随着时间推移，两方面的因素变化推动政府对迁移政策进行改革。一是城市户籍制度不再拥有外部或隐含的福利，也就是地方政府不再根据个人的户籍来提供就业、社会福利等各方面保障。这样，城市人口规模扩张不会给地方政府增添额外财政负担。二是地方政府意识到，劳动力流动不仅带来资源重新配置，而且也是城市融资的一个重要来源。这样，市场化发育水平相异的城市根据各自目标来推进城市户籍制度改革。
可见，通过户籍制度及一系列其他阻碍人口迁移的制度因素的改革而推动的劳动力流动，不仅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整个经济体制向市场机制转变的重要进程，并且以其他领域改革的进展为前提。这个转变或改革的结果便是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发育，劳动力资源越来越多地由市场来配置。而在整个经济不断市场化的过程中，人口迁移也表现出转轨时期的特点。这是中国转轨时期人口迁移的特殊性所在。本文旨在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来分析人口流动与市场化之间的关系。
一、转轨时期人口迁移理论
人口和劳动力在地区间的流动，是劳动力市场在空间上从不均衡向均衡转变的过程。发展中国家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大量农村人口和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流向生产率较高的工业部门。刘易斯（lewis，1954）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农村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和隐蔽性失业，农业中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几乎等于零或为负值，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出不会对农业产出带来负面影响，反而使留在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不断提高；随着城市中劳动力数量不断增加，城市工资水平开始下降，直至城市部门的工资水平与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相等，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才会停止。在刘易斯的模型中，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可以自由流动，不存在显著的制度。城市现代部门的较高工资水平和传统农业部门的低工资水平，是劳动力在城乡之间流动的驱动力量。在托达罗（todaro，1969；harris和todaro，1970）两部门模型分析中，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的迁移取决于城市的工资水平和就业概率，当城市的预期收入水平和农村的工资水平相等时，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分配和迁移都达到均衡。
由于城市经济存在着现代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之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首先进入非正规部门，然后才有可能进入正规部门就业。城市正规部门就业创造率越大，越有利于将更多的非正规部门劳动力转入正规部门；城乡收入差距越大，从农村流向城市非正规部门劳动力数量越多，城市非正规部门劳动力规模也越大。由于城市正规部门的就业创造率取决于工业产出增长率及该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城市工业的快速增长将有利于提高正规部门的就业创造率，从而减少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规模。但是，这个效应有可能被城市工资增长所诱发的大量新增农村劳动力流入所抵消。因此，城市正规部门的就业创造结果带来了城市失业率的上升。
费尔茨（fields，1974）认为，托达罗模型中没有考虑农村劳动力在城市正规部门寻找工作的概率问题。由于非正规部门劳动力获得正规部门就业机会的相对概率较低，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大多数只能滞留于非正规部门。他们之所以能够接受较低的工资水平，主要是在于他们预期能够从得到的城市正规部门工作机会中获得补偿。在托达罗模型基础上，费尔茨引入了搜寻工作机会的观点，一方面强调了城市制度工资和相对就业概率对迁移过程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指出，非正式部门大量不充分就业的劳动力保证了劳动力市场实现均衡时的失业率低于托达罗模型得出的估计。非正式部门大量不充分就业的劳动力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的失业问题。
随着劳动力流动，城乡劳动力市场开始相互作用。但是，根据托达罗理论，城市失业率上升将起到减缓人口继续向城市迁移。如果依据费尔茨的观点，城市劳动力市场似乎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不大。相比之下，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城市的失业率是影响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托普尔（topel，1986）利用美国人口普查资料研究发现，1970～1980年，美国东部、中部和北部各州的平均失业率相对于全国水平上升了23%，同时西部和西南部各州的失业率却显著下降。同期，人口迁移的空间流向恰好与此相反，人口净流入地区为西部和西南部地区，东部、中部和北部均为人口净流出地区。
中国的人口迁移不仅具有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特征，而且还有经济体制转型的独特之处。如前所述，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及其改革过程，为人口和劳动力自由流动和择业提供了制度基础，这也是研究其他国家人口迁移的理论没有遇到过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各项市场化改革措施必然对人口与劳动力迁移产生显著影响。同时，城市就业环境变化也为我们观察城乡劳动力市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条件。
首先，不仅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驱动人口的迁移，市场化水平在城乡和地区间的差异也直接影响农村劳动力迁移决策，从而形成特定的迁移流向。在经济发展的初期，资本相对稀缺而劳动力相对丰富。因此，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下，由于政府采取人为扭曲资金价格的方式，在资金密集型产业上投资过多，抑制了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导致产业结构的扭曲，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经济改革以来，通过一系列制度变革，资源配置逐渐转向劳动力较为密集的产业，较好地发挥了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带来了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改善，对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cai等，2002）。由于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上在地区之间不平衡，这种资源重新配置的效果主要体现在沿海地区。2000年，92.1%进出口贸易集中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分别为4.3%和3.6%.同年，86.5%的外商直接投资集中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分别为8.9%和4.6%.因此，劳动力迁移在东部地区更为活跃，迁移的流向也以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为特征。
其次，正如在其他国家观察到的那样，较大的迁移距离增加了交通成本、弱化了社会网络关系和目的地的就业信息，减少了迁移者的收益预期，因此，迁移距离上升降低了迁移发生概率。工作的不稳定性和信息获得的不确定性，不仅造成了迁移流向是一个从县内流向县外，从省内向省外的渐进过程，而且使得亲友等社会网络成为迁移者获得非正规部门就业信息的主要方式。格林伍得（greenwood，1969）认为，迁移存量对人口在地区之间迁移扮演着社会网络的作用。先前的迁移可以为后来者提供信息和其他方面的帮助，减少迁移风险，从而对后期的迁移产生影响。蔡fǎng＠①（cai，1999）研究发现，75.8%的省内迁移者、82.4%的跨省迁移者的就业信息获得是通过住在城里或在城里找到工作的亲戚、老乡、朋友获得的。因此，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通常受到距离所反映出的社会网络强弱的限制，形成分阶段迁移。
第三，尽管户籍制度继续阻隔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但市场化改革使得城乡劳动力市场开始融合，城市就业环境变化必然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带来影响。随着国有企业亏损和非国有部门扩大，越来越多的原国有企业职工开始和迁移者在非正式部门展开就业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劳动力“是走还是留”，取决于正式部门和非正式部门的就业状况，而且其决策通常是暂时的，而不是长期的。这与harris和todaro（1970）模型中所讨论的情况（迁移者在非正式部门临时就业、等待得到正式部门就业机会），以及sethuraman（1981）观察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大多数迁移者将他们在非正式部门就业视为永久性的）都有显著差异。一个普遍观察到的现象是，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发达地区流动，通常具有季节性特点，最多以年为单位在原住地和迁入地之间往返，呈现出“钟摆式”的流动模式。正如solinger（1999）指出的那样，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大量需求是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必要条件。在非国有经济、特别是外商投资较快的地区，市场力量日益显现，迁移受到鼓励。
二、空间分布特征变化
1990年以来，中国地区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吸引了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向东部地区流动。同时，要素市场发育及资源配置市场化程度，对地区经济增长越来越起着主导性的作用。东部地区不仅对外开放时间早，而且市场发育迅速，较高的市场化水平不断消除了劳动力等要素跨地区间流动的制度，以至成为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吸纳地区。而劳动力向东部地区流动反过来也推动了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改善了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cai等，2002）。表1显示了人口迁移空间分布状况的长期变化。1987～2000年，人口迁移的空间分布特征是：地区内部迁移（其中主要是省内迁移）比例始终高于地区间的迁移比例。但地区内部和地区之间的迁移比例则随着时间不断发生变化。东部地区内部迁移比例提高，东部地区流向中西部地区的比例下降。而中西部正好与此相反，中部和西部地区内部迁移比例趋于下降，中部向西部、西部向中部的迁移比例也在下降，而中西部向东部地区流入比例不断上升。
注：（1）从统计口径上看，1987年迁移数量包括迁入时间在半年以上的市、镇和县之间的迁移人口；1990年迁移数量包括迁入时间在1年以上的市、县之间的迁移人口；1995年迁移数量包括迁入时间在半年以上的市，区、县之间的迁移人口；2000年迁移数量包括迁入时间在半年以上的乡、镇、街道之间的迁移人口。（2）全部迁移人口包括地区内部和地区之间的人口迁移，不同年份在迁移时间规定和迁移范围上的差别对地区之间分布会带来一定影响。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比较不同年份之间迁移流向的变化。
资料来源：《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
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10%资料显示，全部迁移人口数量为1246万，占总人口的10.6%，其中省内迁移为7.7%、跨省迁移为2.9%.在总迁移人口中，省内迁移的比重始终很高，为73.4%.当我们描述跨省迁移的流向时，其主要以东部地区为迁移目的地的倾向更加明显。表2给出了三类地区跨省迁移比例的空间交叉分布。2000年，东部地区跨省迁移近65%集中在东部其他各省（市），中部地区跨省迁移超过84%集中在东部地区，西部地区跨省迁移超过68%集中在东部地区。从时间趋势上看，1987～2000年，东部地区内部跨省迁移比例上升了近15%，而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迁移比例上升将近24%，后者比前者高出9个百分点。
从流动的出发地和目的地看，迁移可以被划分为城市到城市的迁移、城市到农村的迁移、农村到农村的迁移和农村到城市的迁移四种主要类型。从这种类型划分来观察地区间迁移的流向，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转轨时期中国人口迁移的特点。从全国来看，城市到城市的迁移和农村到城市的迁移是目前迁移的主要形式。2000年，两者合计占总迁移人口的77.9%，而且农村到城市迁移的比重（40.7%）大于城市到城市的迁移（37.2%）。农村到农村的迁移比重较低，仅占全部迁移的18.2%.而城市到农村的迁移比例最低，不到总迁移人口的1/25.从时间趋势看，城市到城市的迁移所占比重，在东部、中部和西部三类地区都呈现上升趋势，而农村到城市的迁移比重略呈下降趋势。
三、迁移的决定因素：计量分析
在迁移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中，早期的迁移模型将重力迁移模型和就业为目的的迁移模型合二为一，假定迁移数量不仅与迁入地和迁出地的人口和迁移距离有关，而且取决于两个地区之间的工资和失业率的比较。通常，采用下列双对数模型来分析这些因素对迁移流向的影响（lowry，1966；greenwood，1969；fields，1979）。即：。式中，m为迁移率，x为影响迁移流向的各种因素，d为迁移距离，i，j分别为迁出地和迁入地。
舒尔茨（schultz，1982）认为，人口变量反映的是其他影响迁移而没有在模型出现的社会经济变量的作用，它没有行为学上的意义。由于迁移是人口增长的一部分，在迁移实证模型中引入人口规模会带来计量上的共同偏差（fields，1979）。而且，由于迁移存量实际上是人口规模的一部分，如果在实证模型中同时引入这两个变量，将带来严重的多重共线问题，大大降低回归参数估计的效率。因此，通常做法是在实证模型中不引入人口变量。
在回归方程的函数形式选择上，费尔茨（fields，1979）认为，迁移决策本质上是在相互排斥的替代方案之间的一种选择，非对称模型比对称模型对人口迁移具有更强的解释能力。此外，双对数线性回归方程还能够消除奇异值和异方差对估计效率的影响，满足理论上就业机会与工资之间的乘积要求，以及提高回归方程的拟合程度等。他选择了滞后解释变量办法来消除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我们也采用了所有解释变量数据均为1995年数据的办法来解决迁移模型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数据来自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资料（10%样本）和微观数据（长表1%样本），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及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6）》。在数据处理上，正式出版的第五次人口普查长表资料没有农村向城市跨省迁移劳动力数量及其失业率数据，我们利用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微观数据计算了这些数据。用于回归分析变量的统计值见表3.
表3用于回归分析变量的统计值
注：*根据微观数据计算。
迁移率的计算，我们采用格林伍得（greenwood，1969）的定义，用1995年11月1日至2000年10月30日从省迁到省的人口数，除以1995年11月1日以前住在省的人口数。根据长表计算得到的迁移率，包括了所有年龄段跨省农村到城市、城市到城市、农村到农村、城市到农村的四种类型迁移人口；用微观数据计算15～64岁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率。按照这种方法计算得到的两个迁移率的平均值都不高（见表3）。
迁移距离为省会之间铁路公里数。中国地域辽阔，铁路是中国跨省迁移的主要交通方式。这点可以从每年春节农民工返乡造成的铁路拥挤状况中得到印证。迁移距离不仅反应了用于直接交通费用的高低，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迁移所带来的心理成本大小。随着迁移距离增加，迁移带来的不确定性和迁移风险也会上升，迁移成本随之增加（schultz，1982；greenwood，1975）。这在劳动力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直接用城市工工资收入和农村人均纯收入来作为工资率的变量显然不合适。随着收入多元化，相当于实际收入的部分并没有反映到名义收入之中，城乡收入在可比性上也存在一定问题（solinger，1995；jefferson，1992）。奥尼尔（o''''neill，1970）建议采用消费指标来克服收入指标作为工资率变量上的不足。我们利用各省城乡人口作为权重，对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进行加权平均，作为各省的工资率变量，预期工资率对迁移流向存在两种不同的效应。其中，迁入地为正向效应，而迁出地为负向效应。
1995年全国1%抽样调查和第五次人口普查都对城乡劳动力的就业状况进行了统计。1995年调查问卷中有三项指标用来测度劳动力在调查前一周是否处于失业状态：第一项是从未工作正在找工作，第二项是失去工作正在找工作，第三项是企业停产等待安置的劳动力。2000年人口普查只包括前两项。据此可以计算得到1995年和2000年城乡劳动力的失业率，分别为2.2%和3.6%.由于城乡劳动力的失业率包括了农村劳动力，这低估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状况。《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公布了分城市、镇和农村的经济活动人口资料，据此计算的城市、镇和农村的失业率分别为9.4%、6.2%、1.2%.利用2000年微观数据计算的城市本地劳动力、城市向城市迁移劳动力、农村向城市迁移劳动力的失业率，分别为9.1%、7.9%和3.6%.如果在迁移模型中忽略了迁移存量，将导致高估其他解释变量对迁移的影响（greenwood，1969）。按照格林伍得的方法，迁移存量应该是以1995年为时点，计算出生在省且居住在省的所有人口。由于中国人口普查资料只提供了出生后一直住在本地和1995年11月1日之前迁入本地等资料，因此，我们采用1995年11月1日之前迁入本地人口指标作为迁移存量的变量。本文中长表的迁移存量包括所有人口，微观数据的迁移存量只包括15～64岁的人口。我们预期迁移存量对人口迁移有正向效应。
在分析地区人均收入差异和经济增长中，贸易开放程度通常被看做是影响地区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barro和sala-i-martin，1995；cai等，2002）。贸易开放程度越高，参与国际市场一体化程度也越高。但是，扭曲的贸易和发展战略也同样起到扩大出口，提高gdp中的贸易份额比重。相比之下，外商直接投资是国外投资者的选择。从长期来看，为了获得最大利润和规避风险，国外企业在其投资过程中要对各地的产品和要素市场发育情况、体制与政策的透明度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并最终做出投资选择。外资企业进入之后，它利用劳动力市场来解决用人需求，这与国有企业的人事制度形成鲜明对比。因此，我们选择了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市场化程度的变量，来分析它们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改革以来，虽然所有省份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都在增加，但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异在不断扩大。中国人口迁移流向分布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这与东部地区对市场化改革程度较高是分不开的。四、回归结果与讨论
方程1～3是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长表资料得到的回归结果，方程4、5是利用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得到的回归结果。由于海南、重庆、与其他省会之间距离未能得到，在回归中剔除了这3个地区，长表资料中实际用于回归的样本数量为756个。在微观数据中，由于有些省份的迁移率或农村向城市迁移劳动力数量为零，取对数后，这些数据变成缺省值，所以用于回归的样本数量为506个。
从表4回归结果看，利用长表资料得到的回归方程，解释了大约60%的所有人口跨省迁移的行为；用微观数据得到的回归方程，解释了大约30%的跨省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行为。表4的非对称双对数迁移模型估计结果也表明，迁入地社会经济变量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大于迁出地这些变量所发挥的作用。
回归方程1～5中大多数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t值，如迁移距离、人均消费水平、失业率、迁移存量等，都达到了1%或5%的显著性水平，并且作用方向上与前面的理论预期结果也基本一致。
表4中回归方程1和2的区别是采用了不同的失业率数据，前者是1995年的失业率，后者是2000年的失业率。使用1995年失业率数据虽然有助于克服内生性问题，但方程1中迁出地失业率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大于迁入地失业率回归系数的绝对值，这个结果可能与现实情况并不吻合。
1995～2000年，中国城市就业环境发生了急剧变化。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和城市社会福利体制改革，企业大量富余人员被释放出来，城市失业率迅速上升。为了解决本地城市职工就业问题，不少地方政府采取了城市就业保护政策，这势必对以就业为目的的劳动力流动产生较大影响。迁移者是理性的，如果目的地的就业机会较小，迁移者将选择不流动，以减少迁移风险和成本。这样，迁入地的就业机会就显得更为重要。
表4迁移决定因素回归结果
注：（1）采用异方差检验方法（breusch-pagan/cook-weisberg）发现，表中回归方程的依次为：7.85、1.54、1.38、2.80、4.85.我们对回归方程1、5采用robust估计来消除异方差的影响。（2）方程1和5的括号内为robustt值，方程2～4括号内为t值，*代表5%显著性水平，**代表1%显著性水平。
考虑到2000年失业率真实地反映了就业环境的变化，我们以回归方程2为基准，分析不同因素对迁移的影响，并进行比较。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迁移距离上升1%，迁移率下降1.08%.受迁移距离的影响，2000年跨省迁移人口比例不到30%，绝大多数迁移人口选择了省内流动。迁移距离在空间位置上是固定的，但改善交通运输条件和制定合理的交通价格有利于减少迁移者的迁移成本，促进劳动力流动。
在做迁移决策时，潜在的迁移者不仅要考虑两地之间直接的收入差距，而且还要考虑到就业机会大小。在回归方程2中，迁入地人均消费水平回归系数在绝对值上是迁出地的近4倍，但迁入地失业率回归系数在绝对值上是迁出地的3倍以上。迁入地失业率对迁移决策较大的边际影响与迁移者面临的选择有关。本地劳动力市场状况是既定的，迁移者对它别无选择。相反，迁移者对迁入地劳动力市场是可以进行选择的，失业率越高的地区，迁入数量就会下降。
目的地的就业信息提供和帮助，对迁移决策有重要作用。迁移存量的回归系数也证实了这一点。社会网络等非正规信息渠道虽然在迁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随着人口流动规模扩大，加快劳动力市场信息体系建设就显得非常重要。
将外商直接投资变量引入回归方程2，就得到回归方程3.引入这个变量之后，迁移距离和失业率等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及其显著性变化不大，而人均消费水平的回归系数及其显著性发生较大改变。从绝对值来看，方程3中的人均消费水平回归系数小于回归方程2中的回归系数估计值，迁出地人均消费水平的回归系数显著性有所下降，主要是人均消费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较高相关关系导致的结果（注：人均消费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系数为0.56.）。跨省人口迁移比例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它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注：外商直接投资与迁移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76.），引入外商直接投资变量之后，迁移存量的回归系数数值下降约50%.为了观察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农村劳动力迁移决策的影响，我们利用微观数据做进一步分析。回归方程4引入了农村迁移劳动力的失业率，回归结果进一步支持上述发现，即迁入地的就业机会对迁移者来说更为重要。回归方程5引入了城市劳动力失业率。结果表明，城市失业率对于农村劳动力跨省迁移率有显著性影响，其回归系数在绝对值上不仅大于回归方程4中失业率的回归系数，而且大于回归方程2中的回归系数，这说明城市劳动力市场就业形势确实对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决策有重要作用。改善城市就业环境将有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起到加速城市化的作用。
五、结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出现的大规模人口迁移现象，不仅具有发展中国家从落后的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的一般特征，还具有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特殊性。将二者结合在一起，既有助于考察中国独特的制度特征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又能够通过对中国案例研究来拓展迁移理论。
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发育程度在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决定了人口迁移的基本方向不仅是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而且是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的迁移。既然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仍然有赖于从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从而劳动力流动中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注：约翰森（johnson，1999）认为，在今后30年，如果迁移障碍被逐渐拆除，同时城乡收入水平在人力资本可比的条件下达到几乎相等的话，劳动力部门间转移可以对年经济增长率贡献2～3个百分点。），加快中西部地区市场制度的建设，特别是清除阻碍劳动力市场发育的各种制度，可以引导和规范人口迁移，使其不仅具有微观理性，而且具有更加理性的宏观后果。市场化改革措施（如扩大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等）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将有助于获得“一石二鸟”的功效，也就是讲，它为劳动力流动不断营造同样的发展环境，并在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推进城乡户籍制度改革。
「作者简介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德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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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三)面板回归
1．财税政策改革对经济发展的整体效应。研究财政分权对GDP的影响，本文参考黄显林发表于2013年的《财税政策演进对地区产业结构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基于分权背景下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中的研究方法，以GDP为被解释变量，R、EDU、GYH、F为解释变量，建立如下回归模型:本文同时采取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同时应用Eviews6．0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对模型进行估计，以免去对模型进行异方差检验，然后通过F检验和Hausman检验为各个样本组选择混合OLS模型，或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面板回归模型选择F检验的P值为0．0000，拒绝原假设，可认为应该建立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同时Hausman检验结果对应的P值也为0．0000，拒绝原假设，也认为应该建立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因此2007～2012年31个省市的年度数据应该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结果表明，回归方程整体显著(F=2470．712，P=0．000000＜0．01)，各回归系数在0．05显著性水平下均显著不为0，调整后的样本决定系数为0．997802，模型拟合得非常好。EDU对GDP的影响最大，R、F次之，GYH最小。同时，R、EDU和F对GDP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系数分别为0．350122、0．484144、0．066664，说明财税分权、教育支出水平、税收水平等都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GYH的系数为－0．041997，这说明工业化进程对经济的发展有轻微的反向作用，这说明工业化进程的加大并没有强烈促进经济的发展。
2．财税政策改革对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效应。由于地方的经济水平、人力物力资源等的差异，具体财税政策改革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可能会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因此有必要通过建立变系数模型来分析财税分权对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效应。使用Eviews6软件分别对本文的面板数据进行变系数、变截距、不变系数模型的估计，得到残差平方和，通过建立协方差分析，构建F统计量的方法来判别。根据变异系数模型估计出31个省市的结果，在10%置信水平下，相关变量系数大部分都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拟合程度很高。
二、结论及相关政策建议
(一)财税分权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中国财税分权水平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在今后的财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中，地方政府应该向中央争取更大的财税政策权力空间。根据楼继伟《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再思考》一书，下一步应按外部性、信息复杂程度、激励相容三原则划分政府间事权，逐步理顺政府间财权－－事权关系，即财政权力－－财政义务的关系，特别是要把区域性公共服务作为地方事权，并要把区域性公共服务的责任交由地方政府负责承担。
(二)各地区应因地制宜的改善本地区的财政分权水平的财政支出项目。影响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因素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效应，各地区应该根据自身的情况，有针对性的改善本地区财政分权水平和财政支出项目。如在通过本文的面板分析可知:部分地区教育水平系数基本为正，这说明地区教育程度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基本上呈现正向相关关系。
篇5
1.2发电竞争
发电竞争模式，竞争主要体现在发电环节，输电和配电仍然采取垄断经营。在电力经营过程中对电力市场进行开放，引入发电企业，在市场中由垄断企业对发电企业生产的电力进行买断，然后由垄断企业统一卖给电力用户，这种供电模式的引入加大了市场中电力的供给量。
1.3电力转运
电力运转模式就是合理的将发电、输电、配电三个过程进行分离，每个发电厂都独立成为一个企业，各个发电厂之间采取公平竞争。市场中的用电大户，可以低价从电力企业直接购买电力，利用统一电网实现电力运转。在电力运转模式中，部分竞争市场、垄断经营市场和竞争市场同时存在。
1.4配电网开放
配电网开放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发电、输电、配电三个环节适当分离，三个环节都各自成为独立的经营体系，三者之间存在电力买卖关系。这种经营模式将发电、输电、配电三者打破了传统的电力运营管理模式，电力市场形成了多种商家相互竞争的形式，这不仅增加了发电企业之间的相互竞争，客户可以通过自己的需求来选取适当的发电商，而且电力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真正的买卖格局，从而为电力显示商品特性提供了便利条件。
2企业多维数据分析具有的特点
2.1多维性
多维数据分析的一个最重要特点就是多维性。多维性不仅体现了人们在观察世界时的多角度，同时也体现了多层次观察。例如，在销售量数据的查看上可以从时间维入手，同时还可以从年、季、月等时间层次上进行查看。对数据进行分层查看，不仅符合事物的客观运行规律，而且也能让用户全面地掌握数据情况。
2.2实时性
实时性不仅满足了用户在时间上对信息的需求，而且可以快速查找多维数据的分析结果，同时实现了实时的接受用户所反馈的数据。
2.3开放性
多维数据分析支持多数据源和系统平台。因此，在实际工作中，不论数据存储量有多大，存储在何处，采取何种方式对数据进行存储，都可以及时获取到存储的数据，并且可以以多种方式将分析结果提供给不通过平台上的客户使用。
2.4可分析性
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数据的最大值、平均值、最小值、汇总进行记录和处理，将庞大的有用数据提供给客户，此外还具有数据分析和数据查询等能力。
2.5安全性
确保信息的安全，避免受到欺诈，对用户进行分级管理，数据分析过程中，对于数据分析结果只能提供给相应的用户。如果在实际工作中，存在多个用户共同应用同一个分析时，应当对客户的级别进行合理划分，依据客户所处的安全级别，允许客户查看对应层次的信息。
3电力营销多维数据分析过程
（1）依据决策者和企业业务在信息上的需求，对多维数据分析主题进行确定，在进行多位数据分析时，依据面向主题分析获取信息，从而实现为决策者提供信息的目的。
（2）收集数据，目前供电企业信息系统收集了电量的业务数据，这些数据都存储在各个供电企业的信息系统中，为了使其能够更好的为企业所用，应当建立数据库服务器，采集供电企业中数据。多维数据分析在电力决策的实际应用中，数据采集工作需要依据多维数据分析主体进行，要对数据库系统进行确认，并且在构建面向分析时选择数据库，从数据库系统中抽取、转换企业需要的数据。数据仓库是集成的、面向主题的且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容易因为时间变化而发生改变的一个数据集合。数据仓库是企业为数据分析工作而设计的，利用数据仓库可以为多维数据分析提供更加稳定且具有针对性的数据，目前许多电气企业都构建了数据服务器。
（3）多维数据模型的建立，多维数据分析需要以多维数据模型为基础，从哪些角度对多维数据模型进行观察，对哪些数据进行分析，可以通过多维数据分析决定哪些数据需要仔细分析历史数据结构来获得，从获取的数据中找到有用的数据构建成适当的度量、维度从而构成高效的多维数据模型。
（4）设计人员依据现有的多维数据模型，选取适当的度量和维度，结合报表利用适当的统计方法，通过图表直观地展现企业的大量了历史数据。
（5）信息，通过灵活的方式将电力企业想要的相关信息直接提供给决策者。
4分析电力影响数据主题
在电力营销决策中，每一个主体都对应一个具体的分析，表示一种营销决策者在工作中需要掌握的信息。本文在研究上将分析主体分为用户情况、购电情况、电价情况、电费回收、设备资产情况等，并对较大的主体进行了进一步划分，针对电力营销的数据分析，应当从宏观到微观，从多个角度对电气企业的数据进行科学分析，为电力企业的各级领导者提供决策信息。因此，在分析上还需要确定分析层次和分析角度。
篇6
普光气田天然气净化厂循环水应急池位于普光气田天然气净化厂一台地的填挖交界区域，地质状况复杂。水池平面尺寸110m×50m，深6m(泵区深6.5m)，设计有效容积30000m3，主要用于厂内紧急情况下循环水的应急排放。池体结构为钢筋混凝土，设有一纵五横6条沉降缝，池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为C30、抗渗等级为S6，基础采用C15毛石混凝土换填，换填深度为3m。
3沉降监测网的布设与施测
3.1沉降监测网的布设为了保证水池蓄水试验过程中，池体沉降监测的顺利进行，需在水池周边布设一个独立沉降监测网。沉降监测网布设过程中，考虑到新建沉降监测网基准点自身稳固需要一定的时间跨度和本地区常年多雨的气候条件限制，在沉降监测网基准点布设时不再重新埋设基准点，而是利用距离水池100m以外的3个厂内原有的、且经过施工期间多次观测精度可靠的控制点作为本工程水池沉降观测的基准点。为便于后期对池体进行沉降监测和能够反映出池体的准确沉降情况，沉降观测点设在最能反映池体沉降的沉降缝两侧及转角处。在池底板混凝土浇筑时预先埋设沉降监测点，沉降监测点埋设位置为距池壁外侧约50cm的底板上，沉降监测点分布原则为每条沉降缝两侧及转角处各埋设1个，共计28个。
3.2仪器选择与施测为了保证水池沉降观测数据的准确有效，为水池蓄水试验过程中池体结构安全提供参考依据以及为3个基准点赋予新的独立高程数值。蓄水试验前使用苏州一光EL302A电子水准仪对沉降监测网内的3个基准点，分别按照闭合水准路线和附合水准路线进行多次二等水准测量，其偶然中误差M和全中误差MW均小于0.8mm，完全符合二等水准测量的精度要求。
4沉降监测
4.1确定观测次数
为了取得水池沉降监测的参照数据，水池充水前应进行一次与沉降监测精度(二等)相同的水准测量，以测得的各监测点高程数据为基准，计算蓄水试验期间各监测点的沉降量。同时，为了保证水池蓄水试验过程中池体结构安全，避免因水池充水速度过快导致池体失稳垮塌，水池蓄水试验过程中应缓慢充水。每2m高度或每次充水观测一次，发生不均匀沉降时应停止充水，并增加观测次数，直至稳定后再继续充水;水池蓄水达到设计高度后，观测一次，24h后观测一次，连续观测3d，以后每15d观测一次，直至沉降稳定;放水前后再各观测一次。
4.2沉降监测
本工程沉降监测的测量仪器使用苏州一光EL302A电子水准仪。测量时除了转角点外，均采用间视法进行观测。但是，最长视线长度不得大于50m，最短视线长度不得小于3m，最低视线高度不得低于0.6m;观测读数应精确到0.01mm，从而达到保证测量精度的目的，以保证沉降监测数据的有效性。
5数据分析
5.1数据处理数学模型
为了保证沉降监测数据计算的准确无误，在数据计算时利用Excel表格进行［6］。同时，为了充分体现各监测点的沉降变化和不均匀沉降程度，首先用充水后的每次观测的各监测点的高程与蓄水试验前测得的相应点的高程进行计算比较，以取得各监测点的沉降量。计算公式如下:Si=Si前－Si后式中:Si前为蓄水试验前测得的点i的高程;Si后为充水后的每次观测的点i的高程，Si为点i充水以后相对蓄水试验前的沉降量。沉降速度计算可参照相关规范和公式，由于本工程水池的沉降在第3次充水后的第3天(3月27日)后已基本稳定，所以这里不再赘述该水池的沉降速度计算和数据处理等。
5.2数据处理结果与分析
根据每次观测的各监测点的高程，通过以上数学模型可以计算得出:各监测点的沉降量。若在沉降监测中发现建筑物有较大不均匀沉降时，需根据沉降量计算基础的倾斜度。因本工程沉降监测过程中未发现较大不均匀沉降现象，这里不再赘述。其计算方法可参照《建筑变形测量规范》(JGJ8－2007)中有关沉降观测的内容。通过表2中的相关数据可以清晰看出，在蓄水试验过程中各监测点均有不同程度的沉降，试验前期沉降量较大，随着试验的进行逐渐减小、趋于稳定，虽然沉降量的大小各异，但基本趋于均匀;总体来看，位于填方区的东南方向的沉降量大于位于挖方区的西北区域，但未出现较大的不均匀沉降现象;某些测点略有回升，也可能是由于测量过程中的误差造成的。另外，在蓄水试验完成水池内试验用水全部排出后，各监测点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升现象，其可能是因为水池基底土体受到的荷载卸载后，在基底应力场平衡的影响下，基底出现了回弹现象所致。
篇7
凯里供电局系中国南方电网公司和贵州电网公司领导下的国家大二型企业，担负供电辖区内15个县（市）及湘黔电气化铁路的电能供应、销售与服务任务，并为黔电入粤、黔电入湘的重要通道，为贵州电网公司代管县局最多（15个）的供电企业。该局年售电量40亿千瓦时，辖区内高能耗负荷企业占总负荷70％左右，该局目前营销工作面临负荷结构不合理、代管县局多的复杂管理形势。如何有效的调动代管县局主动做好辖区内的营销服务工作，培育更多优质负荷，提高企业的营销经营业绩，成为该局营销管理工作的研究重点。为此，该局通过建立电力营销数据分析系统，客观公正地评价下属业绩，导入竞争机制，不断提高该局的营销工作质量。
2建立实时数据跟踪监控系统
凯里供电局针对需要实时控制的电量及电费回收等指标推行日报表和帐目日报表、周期性报表制度，建立起销售状况的实时监控数据分析系统。这里重点介绍电量销售日报表和电费回收进度表。
电费欠费说明：
1.凯里供电局本月应收15478万，截至8月30日下午6:00,本月实收14090万，欠费1388万，回收率为91.03％。凯里系统本期合并口径新增欠费953万，月末应收电费余额增加额为673.57万，其中城区供电分局直管客户欠费191万（凯里纸厂欠费110万，城区小客户欠费81万），直管县局终端用户欠费566万（其中施秉恒盛公司欠495万，市郊局小客户欠23万、镇远局小客户欠47万）；台江局欠192万。
2.注意问题：凯里城区小客户本月欠费可能较多，要加大催费力度；同时对凯里纸厂进行跟踪催费。
销售异常势头，跟进弱势区域、弱势类别。
（2）电费回收进度表。
欠费数目越大，时间越长，追讨的可能性就越小，控制应收账款的通用原则是对赊销客户设定信用额度和信用期限。凯里供电局要求各分县局和大客户管理所在每月24日后按日上报电费回收进度表。每月最后两天在早会上通报。一方面提醒各分县局和部门注意正常欠费的关注和跟进；另一方面对异常欠款及时暴光，及时检点，及时追究，从上至下形成对应收账款追讨的巨大压力。3建立月度营销分析制度，做好营销数据的月度分析
对于市场营销部而言，简单地根据营销数据考核各分县局和部门工作没有任何意义，重要的在于你能引入公平的评估模式，让各分县局和部门的营销负责人心服口服。
完备科学的月销售分析应达到以下目的：
（1）分析整个地区局的当月电量、线损、欠费余额，同期增长率，教上月成长率。
（2）引导各分县局和部门营销负责人关注自己的电力销售和电费回收是否健康。
（3）引导各分县局和部门营销负责人关注当月重要客户的销售。
（4）排除市场容量不同、市场基础不同等因素的干扰，客观公正地评估各分县局和部门的销售贡献。
这里以月度下网电量分析表进行说明：
通过此表我们可以看到凯里供电局当月的售电量、累计售电量、成长率、同期增长率等,还可以看到各类别电量及所占的比例。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看到各分县局的售电情况,排名情况,对各分县局进行点评,还可以要求后三名说明原因，给其营销负责人相应的指导和压力。
4小结
通过建立有效的电力营销数据分析系统，凯里供电局实现了实时的销售监控和周期性的分析反馈及控制，为提高企业经营业绩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篇8
根据一份市场调查显示；卖家本身体现的实力给人与信任可依赖程度越高，用户越愿意来购买商品。
在我评论之前，我申明一下，一家之言只代表一个群体的言论，并不能涵盖每个人的想法与判断，电子商务的数据报告只能说明趋势，并不能完全反应出每个顾客真实的意图。卖家信誉-28%。价格-26%。网站的外观和感觉-16%。网站易用性-15%。商品打折-4%。快递和交付等原因-3%。出现在搜索引擎上-2%。
这是一份市场调查的结果，数据报告对实际商业产生怎样的影响，一个关键问题就是筛选问题的分类方式，他是否独立又相互依存，论点论据之间重合度越低，数据报告能说明的问题越准确。但在这之前首先是样本数据的获取与筛选方法，这里就不追溯了。我只是想根据个人对电子商务的理解，结合这份报告说点事，实际上这一组数据比较接近我个人对网购的理解，首先我们逐条说明这些影响一个网店的因素：
二、卖家信誉
之所以被普遍认为是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网购时并不真实的接触到产品，也并不了解向你推销商品的人是否值得可信，这都是顾客基本的一个需要认知过程，互联网上哪里去确认?当然如果你在一家多卖家的平台上，往往都会有商家信用，评论等功能，很容易通过别的顾客消费情况增加自己对商家的认知。电子商务为什么要打假信用?这只是顺应顾客需求，维护健康秩序所必须做的事情。所以作为卖家不要轻易尝试作假信用，或者你今天逃过一劫，但说不定你明天网店刚做大的时候被强行关闭了。
三、价格
价格是一道屏障，在相互比拼中，有人拼得起，有人拼不起，但如何更好的控制价格，削减顾客成本，不仅为自己赢得更多展示机会，也会赢得更多顾客。价格不会是越低廉越好，最好的平衡体系没有，只有一个方法，如何在综合上为自己赢得市场??有人习惯选一些比如3.99美元的价格，看上去不加拿一分钱顾客潜在心理是这个人没赚钱，但值得说的是商品定价因产品，因地域时间，顾客等因素制宜，现在的顾客不都是傻子，商品有的是比价机会。也有人选择款0利润或者赔本的商品推，但在商品里关联组合商品卖，通过吸引用户购买自己的组合商品或者别的商品来拉动自己销售利润；还有的人也是利用免费赠送或者赔本的方式挂商品，但通过物流利润来保证自己不亏本的方式拉动店铺其他产品行销。
四、网站的外观与感觉
有的人店铺半年一年都是淘宝默认的最烂的那套模板，也不知道为什么淘宝没更新还是咋的，我没卖过商品，还不是很了解那个，但我买东西基本不光顾这样的店铺，店主对店铺的打理程度决定了我对店主的看法，因为信用不是绝对可靠的；产品，服务好不好，全在你的形象与行为上。
五、网站易用性
你能忍受自己在一个网站哗啦了半天结果没搞懂应该怎么买商品吗?我一个朋友，按照我的认识他也是比较理性，属于心思敏捷的，他说他在XX网站搞了好久，都不知道怎么买东西，所以以后都没去过；虽然易用的应用都还是不能被所有人接受，但简单清楚的，没有歧义的每一步流程总是好的。不过这个虽然用户关注的多，但我觉得但凡有点认识的，认识相应语言的人大概都明白很多网购系统的操作流程。这里就不说什么了。
六、促销打折
商品打折也属于价格范畴，只是这里细化成了一个活动，活动可以是定期的比如每周二，三，四晚上限量抢购啊；选2款顾客竞价啊；前面“价格”里也提到的0价格换信用，换软文之类的啊；参与商盟联合促销啊；换季狂甩啊之类的。总之参与打折的，有资本经历运作打折的，只要PV高，顾客肯定不会少，除非你的商品含有价格，性能，服务等水分太大，用什么样的打折方法，最关键的你是销售一时还是为了希望吸引到长久的顾客而去设计。
七、快递与交付等原因
物流过程中虽然有很多不可控因素导致一些商品容易磨损之类的，但物流惧怕承担责任的态度决定了自己的发展框架，假设一下，你的企业就在你的心胸里；你心胸只有100㎡大小，即使你鼓足了劲你也最多到120㎡，这样的容量是没有办法和犹如大海宽广心胸的人比较的。我是没记住你，但有人记住你了，他下次要走物流，肯定不会选你，你损失的不只是一个用户，而是损失了一个未来。
八、搜索排名
我没有看到他们分析提交的数据时基于怎样的搜索引擎，这个分类其实很不准确，虽然数字已经很少了，我自己买商品在淘宝，有啊上都用他们站内的搜索引擎，如果我常用的几个排序商品方法筛选数据你都没排列在前三页，那么即使你离我最近，就住在我隔壁，你服务态度最好，商品也不必别人的差；但你离我还是太远了，我根本找不到你。
对我个人来说，像百度，GOOGLE的网页搜索这样的综合搜索出来的商品，对我吸引力太小了，综合搜索出来的商品并不是他信誉最高，价格最低，服务最好就显示在了综合搜索引擎上，只因为他的页面更适合搜索引擎逻辑而已。商品真正追求的东西不在文本上，而在商品与服务内在的东西里。当然，在同等条件下，不要错过这样一个增加PV与交易机会的机会。
九、总结
目前，数据挖掘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并且扩大着用户群体，在未来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拥有数据挖掘技术必将比别人获得更快速的反应，赢得更多的商业机会。现在世界上的主要数据库厂商纷纷开始把数据挖掘功能集成到自己的产品中，加快数据挖掘技术的发展。我国在这一领域正处在研究开发阶段，加快研究数据挖掘技术，并把它应用于电子商务中，应用到更多行业中，势必会有更好的商业机会和更光明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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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1978年底开始的农村家庭承包制改革，使农户成为其边际劳动努力的剩余索取者，从而解决了制度下因平均分配原则而长期解决不了的激励问题（meng，2000）。与此同时，政府开始对价格进行改革，诱导农民提高农业生产率。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被释放出来后，非农产业活动更高的报酬吸引劳动力转移（cook，1999），从而推动农村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原来主要集中在农业的劳动力开始向农村非农产业、小城镇甚至大中城市流动。
由于各种阻碍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尚未拆除，以及政府鼓励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政策引导，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劳动力转移以从农业向农村非农产业转移为主，主要是在乡镇企业中就业，即所谓的“离土不离乡”。但随着乡镇企业遇到来自国有企业、“三资”企业和私人企业越来越强劲的竞争，必须提高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因而乡镇企业资本增加的速度逐渐加快，吸纳劳动力的速度相应减缓。农村劳动力面临着越来越强烈的跨地区转移的压力。与此同时，外商投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私营企业和股份公司等其他非国有部门在东部地区发展较快，扩大了对劳动力需求，并成为消除制约劳动力流动体制障碍的一支重要力量。
随着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渠道日益狭窄，1983年政府开始允许农民从事农产品的长途贩运和自销，第一次给予农民异地经营以合法性。1984年进一步放松对劳动力流动的控制，甚至鼓励劳动力到临近小城镇打工。1988年中央政府则开了先例，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入城市务工经商。到20世纪90年代，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采取一系列措施，适当放宽对迁移的政策限制，也就意味着对户籍制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例如，许多各种规模的城市很早就实行了所谓的“蓝印户口”制度，把绝对的户籍控制变为选择性地接受。此外，1998年公安部对若干种人群开了进入城市的绿灯，如子女可以随父母任何一方进行户籍登记，长期两地分居的夫妻可以调动到一起并得以户籍转换，老人可以随子女而获得城市户口，等等。虽然执行时在一些大城市遇到阻力，但至少在中央政府的层次上为户籍制度的进一步改革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城市福利制度的改革也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创造了制度环境。80年代后期开始逐步进行的城市经济改革，如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粮食定量供给制度的改革，以及住房分配制度、医疗制度及就业制度的改革，降低了农民向城市流动并居住下来和寻找工作的成本。
与其他方面的政策改革相比，户籍制度改革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成为劳动力流动的最大障碍。所有在就业政策、保障体制和社会服务供给方面对外地人的歧视性对待，都根源于户籍制度。随着时间推移，两方面的因素变化推动政府对迁移政策进行改革。一是城市户籍制度不再拥有外部或隐含的福利，也就是地方政府不再根据个人的户籍来提供就业、社会福利等各方面保障。这样，城市人口规模扩张不会给地方政府增添额外财政负担。二是地方政府意识到，劳动力流动不仅带来资源重新配置，而且也是城市融资的一个重要来源。这样，市场化发育水平相异的城市根据各自目标来推进城市户籍制度改革。
可见，通过户籍制度及一系列其他阻碍人口迁移的制度因素的改革而推动的劳动力流动，不仅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整个经济体制向市场机制转变的重要进程，并且以其他领域改革的进展为前提。这个转变或改革的结果便是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发育，劳动力资源越来越多地由市场来配置。而在整个经济不断市场化的过程中，人口迁移也表现出转轨时期的特点。这是中国转轨时期人口迁移的特殊性所在。本文旨在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来分析人口流动与市场化之间的关系。
一、转轨时期人口迁移理论
人口和劳动力在地区间的流动，是劳动力市场在空间上从不均衡向均衡转变的过程。发展中国家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大量农村人口和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流向生产率较高的工业部门。刘易斯（lewis，1954）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农村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和隐蔽性失业，农业中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几乎等于零或为负值，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出不会对农业产出带来负面影响，反而使留在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不断提高；随着城市中劳动力数量不断增加，城市工资水平开始下降，直至城市部门的工资水平与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相等，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才会停止。在刘易斯的模型中，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可以自由流动，不存在显著的制度。城市现代部门的较高工资水平和传统农业部门的低工资水平，是劳动力在城乡之间流动的驱动力量。在托达罗（todaro，1969；harris和todaro，1970）两部门模型分析中，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的迁移取决于城市的工资水平和就业概率，当城市的预期收入水平和农村的工资水平相等时，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分配和迁移都达到均衡。
由于城市经济存在着现代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之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首先进入非正规部门，然后才有可能进入正规部门就业。城市正规部门就业创造率越大，越有利于将更多的非正规部门劳动力转入正规部门；城乡收入差距越大，从农村流向城市非正规部门劳动力数量越多，城市非正规部门劳动力规模也越大。由于城市正规部门的就业创造率取决于工业产出增长率及该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城市工业的快速增长将有利于提高正规部门的就业创造率，从而减少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规模。但是，这个效应有可能被城市工资增长所诱发的大量新增农村劳动力流入所抵消。因此，城市正规部门的就业创造结果带来了城市失业率的上升。
费尔茨（fields，1974）认为，托达罗模型中没有考虑农村劳动力在城市正规部门寻找工作的概率问题。由于非正规部门劳动力获得正规部门就业机会的相对概率较低，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大多数只能滞留于非正规部门。他们之所以能够接受较低的工资水平，主要是在于他们预期能够从得到的城市正规部门工作机会中获得补偿。在托达罗模型基础上，费尔茨引入了搜寻工作机会的观点，一方面强调了城市制度工资和相对就业概率对迁移过程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指出，非正式部门大量不充分就业的劳动力保证了劳动力市场实现均衡时的失业率低于托达罗模型得出的估计。非正式部门大量不充分就业的劳动力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的失业问题。
随着劳动力流动，城乡劳动力市场开始相互作用。但是，根据托达罗理论，城市失业率上升将起到减缓人口继续向城市迁移。如果依据费尔茨的观点，城市劳动力市场似乎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不大。相比之下，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城市的失业率是影响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托普尔（topel，1986）利用美国人口普查资料研究发现，1970～1980年，美国东部、中部和北部各州的平均失业率相对于全国水平上升了23%，同时西部和西南部各州的失业率却显著下降。同期，人口迁移的空间流向恰好与此相反，人口净流入地区为西部和西南部地区，东部、中部和北部均为人口净流出地区。
中国的人口迁移不仅具有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特征，而且还有经济体制转型的独特之处。如前所述，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及其改革过程，为人口和劳动力自由流动和择业提供了制度基础，这也是研究其他国家人口迁移的理论没有遇到过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各项市场化改革措施必然对人口与劳动力迁移产生显著影响。同时，城市就业环境变化也为我们观察城乡劳动力市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条件。
首先，不仅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驱动人口的迁移，市场化水平在城乡和地区间的差异也直接影响农村劳动力迁移决策，从而形成特定的迁移流向。在经济发展的初期，资本相对稀缺而劳动力相对丰富。因此，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下，由于政府采取人为扭曲资金价格的方式，在资金密集型产业上投资过多，抑制了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导致产业结构的扭曲，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经济改革以来，通过一系列制度变革，资源配置逐渐转向劳动力较为密集的产业，较好地发挥了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带来了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改善，对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cai等，2002）。由于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上在地区之间不平衡，这种资源重新配置的效果主要体现在沿海地区。2000年，92.1%进出口贸易集中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分别为4.3%和3.6%.同年，86.5%的外商直接投资集中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分别为8.9%和4.6%.因此，劳动力迁移在东部地区更为活跃，迁移的流向也以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为特征。
其次，正如在其他国家观察到的那样，较大的迁移距离增加了交通成本、弱化了社会网络关系和目的地的就业信息，减少了迁移者的收益预期，因此，迁移距离上升降低了迁移发生概率。工作的不稳定性和信息获得的不确定性，不仅造成了迁移流向是一个从县内流向县外，从省内向省外的渐进过程，而且使得亲友等社会网络成为迁移者获得非正规部门就业信息的主要方式。格林伍得（greenwood，1969）认为，迁移存量对人口在地区之间迁移扮演着社会网络的作用。先前的迁移可以为后来者提供信息和其他方面的帮助，减少迁移风险，从而对后期的迁移产生影响。蔡fǎng＠①（cai，1999）研究发现，75.8%的省内迁移者、82.4%的跨省迁移者的就业信息获得是通过住在城里或在城里找到工作的亲戚、老乡、朋友获得的。因此，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通常受到距离所反映出的社会网络强弱的限制，形成分阶段迁移。
第三，尽管户籍制度继续阻隔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但市场化改革使得城乡劳动力市场开始融合，城市就业环境变化必然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带来影响。随着国有企业亏损和非国有部门扩大，越来越多的原国有企业职工开始和迁移者在非正式部门展开就业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劳动力“是走还是留”，取决于正式部门和非正式部门的就业状况，而且其决策通常是暂时的，而不是长期的。这与harris和todaro（1970）模型中所讨论的情况（迁移者在非正式部门临时就业、等待得到正式部门就业机会），以及sethuraman（1981）观察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大多数迁移者将他们在非正式部门就业视为永久性的）都有显著差异。一个普遍观察到的现象是，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发达地区流动，通常具有季节性特点，最多以年为单位在原住地和迁入地之间往返，呈现出“钟摆式”的流动模式。正如solinger（1999）指出的那样，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大量需求是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必要条件。在非国有经济、特别是外商投资较快的地区，市场力量日益显现，迁移受到鼓励。、空间分布特征变化
1990年以来，中国地区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吸引了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向东部地区流动。同时，要素市场发育及资源配置市场化程度，对地区经济增长越来越起着主导性的作用。东部地区不仅对外开放时间早，而且市场发育迅速，较高的市场化水平不断消除了劳动力等要素跨地区间流动的制度，以至成为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吸纳地区。而劳动力向东部地区流动反过来也推动了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改善了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cai等，2002）。表1显示了人口迁移空间分布状况的长期变化。1987～2000年，人口迁移的空间分布特征是：地区内部迁移（其中主要是省内迁移）比例始终高于地区间的迁移比例。但地区内部和地区之间的迁移比例则随着时间不断发生变化。东部地区内部迁移比例提高，东部地区流向中西部地区的比例下降。而中西部正好与此相反，中部和西部地区内部迁移比例趋于下降，中部向西部、西部向中部的迁移比例也在下降，而中西部向东部地区流入比例不断上升。
注：（1）从统计口径上看，1987年迁移数量包括迁入时间在半年以上的市、镇和县之间的迁移人口；1990年迁移数量包括迁入时间在1年以上的市、县之间的迁移人口；1995年迁移数量包括迁入时间在半年以上的市，区、县之间的迁移人口；2000年迁移数量包括迁入时间在半年以上的乡、镇、街道之间的迁移人口。（2）全部迁移人口包括地区内部和地区之间的人口迁移，不同年份在迁移时间规定和迁移范围上的差别对地区之间分布会带来一定影响。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比较不同年份之间迁移流向的变化。
资料来源：《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
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10%资料显示，全部迁移人口数量为1246万，占总人口的10.6%，其中省内迁移为7.7%、跨省迁移为2.9%.在总迁移人口中，省内迁移的比重始终很高，为73.4%.当我们描述跨省迁移的流向时，其主要以东部地区为迁移目的地的倾向更加明显。表2给出了三类地区跨省迁移比例的空间交叉分布。2000年，东部地区跨省迁移近65%集中在东部其他各省（市），中部地区跨省迁移超过84%集中在东部地区，西部地区跨省迁移超过68%集中在东部地区。从时间趋势上看，1987～2000年，东部地区内部跨省迁移比例上升了近15%，而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迁移比例上升将近24%，后者比前者高出9个百分点。
从流动的出发地和目的地看，迁移可以被划分为城市到城市的迁移、城市到农村的迁移、农村到农村的迁移和农村到城市的迁移四种主要类型。从这种类型划分来观察地区间迁移的流向，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转轨时期中国人口迁移的特点。从全国来看，城市到城市的迁移和农村到城市的迁移是目前迁移的主要形式。2000年，两者合计占总迁移人口的77.9%，而且农村到城市迁移的比重（40.7%）大于城市到城市的迁移（37.2%）。农村到农村的迁移比重较低，仅占全部迁移的18.2%.而城市到农村的迁移比例最低，不到总迁移人口的1/25.从时间趋势看，城市到城市的迁移所占比重，在东部、中部和西部三类地区都呈现上升趋势，而农村到城市的迁移比重略呈下降趋势。
三、迁移的决定因素：计量分析
在迁移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中，早期的迁移模型将重力迁移模型和就业为目的的迁移模型合二为一，假定迁移数量不仅与迁入地和迁出地的人口和迁移距离有关，而且取决于两个地区之间的工资和失业率的比较。通常，采用下列双对数模型来分析这些因素对迁移流向的影响（lowry，1966；greenwood，1969；fields，1979）。即：。式中，m为迁移率，x为影响迁移流向的各种因素，d为迁移距离，i，j分别为迁出地和迁入地。
舒尔茨（schultz，1982）认为，人口变量反映的是其他影响迁移而没有在模型出现的社会经济变量的作用，它没有行为学上的意义。由于迁移是人口增长的一部分，在迁移实证模型中引入人口规模会带来计量上的共同偏差（fields，1979）。而且，由于迁移存量实际上是人口规模的一部分，如果在实证模型中同时引入这两个变量，将带来严重的多重共线问题，大大降低回归参数估计的效率。因此，通常做法是在实证模型中不引入人口变量。
在回归方程的函数形式选择上，费尔茨（fields，1979）认为，迁移决策本质上是在相互排斥的替代方案之间的一种选择，非对称模型比对称模型对人口迁移具有更强的解释能力。此外，双对数线性回归方程还能够消除奇异值和异方差对估计效率的影响，满足理论上就业机会与工资之间的乘积要求，以及提高回归方程的拟合程度等。他选择了滞后解释变量办法来消除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我们也采用了所有解释变量数据均为1995年数据的办法来解决迁移模型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数据来自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资料（10%样本）和微观数据（长表1%样本），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及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6）》。在数据处理上，正式出版的第五次人口普查长表资料没有农村向城市跨省迁移劳动力数量及其失业率数据，我们利用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微观数据计算了这些数据。用于回归分析变量的统计值见表3.
表3用于回归分析变量的统计值
注：*根据微观数据计算。
迁移率的计算，我们采用格林伍得（greenwood，1969）的定义，用1995年11月1日至2000年10月30日从省迁到省的人口数，除以1995年11月1日以前住在省的人口数。根据长表计算得到的迁移率，包括了所有年龄段跨省农村到城市、城市到城市、农村到农村、城市到农村的四种类型迁移人口；用微观数据计算15～64岁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率。按照这种方法计算得到的两个迁移率的平均值都不高（见表3）。
迁移距离为省会之间铁路公里数。中国地域辽阔，铁路是中国跨省迁移的主要交通方式。这点可以从每年春节农民工返乡造成的铁路拥挤状况中得到印证。迁移距离不仅反应了用于直接交通费用的高低，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迁移所带来的心理成本大小。随着迁移距离增加，迁移带来的不确定性和迁移风险也会上升，迁移成本随之增加（schultz，1982；greenwood，1975）。这在劳动力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直接用城市工工资收入和农村人均纯收入来作为工资率的变量显然不合适。随着收入多元化，相当于实际收入的部分并没有反映到名义收入之中，城乡收入在可比性上也存在一定问题（solinger，1995；jefferson，1992）。奥尼尔（o''''neill，1970）建议采用消费指标来克服收入指标作为工资率变量上的不足。我们利用各省城乡人口作为权重，对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进行加权平均，作为各省的工资率变量，预期工资率对迁移流向存在两种不同的效应。其中，迁入地为正向效应，而迁出地为负向效应。
1995年全国1%抽样调查和第五次人口普查都对城乡劳动力的就业状况进行了统计。1995年调查问卷中有三项指标用来测度劳动力在调查前一周是否处于失业状态：第一项是从未工作正在找工作，第二项是失去工作正在找工作，第三项是企业停产等待安置的劳动力。2000年人口普查只包括前两项。据此可以计算得到1995年和2000年城乡劳动力的失业率，分别为2.2%和3.6%.由于城乡劳动力的失业率包括了农村劳动力，这低估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状况。《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公布了分城市、镇和农村的经济活动人口资料，据此计算的城市、镇和农村的失业率分别为9.4%、6.2%、1.2%.利用2000年微观数据计算的城市本地劳动力、城市向城市迁移劳动力、农村向城市迁移劳动力的失业率，分别为9.1%、7.9%和3.6%.如果在迁移模型中忽略了迁移存量，将导致高估其他解释变量对迁移的影响（greenwood，1969）。按照格林伍得的方法，迁移存量应该是以1995年为时点，计算出生在省且居住在省的所有人口。由于中国人口普查资料只提供了出生后一直住在本地和1995年11月1日之前迁入本地等资料，因此，我们采用1995年11月1日之前迁入本地人口指标作为迁移存量的变量。本文中长表的迁移存量包括所有人口，微观数据的迁移存量只包括15～64岁的人口。我们预期迁移存量对人口迁移有正向效应。
在分析地区人均收入差异和经济增长中，贸易开放程度通常被看做是影响地区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barro和sala-i-martin，1995；cai等，2002）。贸易开放程度越高，参与国际市场一体化程度也越高。但是，扭曲的贸易和发展战略也同样起到扩大出口，提高gdp中的贸易份额比重。相比之下，外商直接投资是国外投资者的选择。从长期来看，为了获得最大利润和规避风险，国外企业在其投资过程中要对各地的产品和要素市场发育情况、体制与政策的透明度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并最终做出投资选择。外资企业进入之后，它利用劳动力市场来解决用人需求，这与国有企业的人事制度形成鲜明对比。因此，我们选择了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市场化程度的变量，来分析它们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改革以来，虽然所有省份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都在增加，但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异在不断扩大。中国人口迁移流向分布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这与东部地区对市场化改革程度较高是分不开的。
四、回归结果与讨论
方程1～3是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长表资料得到的回归结果，方程4、5是利用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得到的回归结果。由于海南、重庆、与其他省会之间距离未能得到，在回归中剔除了这3个地区，长表资料中实际用于回归的样本数量为756个。在微观数据中，由于有些省份的迁移率或农村向城市迁移劳动力数量为零，取对数后，这些数据变成缺省值，所以用于回归的样本数量为506个。
从表4回归结果看，利用长表资料得到的回归方程，解释了大约60%的所有人口跨省迁移的行为；用微观数据得到的回归方程，解释了大约30%的跨省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行为。表4的非对称双对数迁移模型估计结果也表明，迁入地社会经济变量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大于迁出地这些变量所发挥的作用。
回归方程1～5中大多数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t值，如迁移距离、人均消费水平、失业率、迁移存量等，都达到了1%或5%的显著性水平，并且作用方向上与前面的理论预期结果也基本一致。
表4中回归方程1和2的区别是采用了不同的失业率数据，前者是1995年的失业率，后者是2000年的失业率。使用1995年失业率数据虽然有助于克服内生性问题，但方程1中迁出地失业率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大于迁入地失业率回归系数的绝对值，这个结果可能与现实情况并不吻合。
1995～2000年，中国城市就业环境发生了急剧变化。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和城市社会福利体制改革，企业大量富余人员被释放出来，城市失业率迅速上升。为了解决本地城市职工就业问题，不少地方政府采取了城市就业保护政策，这势必对以就业为目的的劳动力流动产生较大影响。迁移者是理性的，如果目的地的就业机会较小，迁移者将选择不流动，以减少迁移风险和成本。这样，迁入地的就业机会就显得更为重要。
表4迁移决定因素回归结果
注：（1）采用异方差检验方法（breusch-pagan/cook-weisberg）发现，表中回归方程的依次为：7.85、1.54、1.38、2.80、4.85.我们对回归方程1、5采用robust估计来消除异方差的影响。（2）方程1和5的括号内为robustt值，方程2～4括号内为t值，*代表5%显著性水平，**代表1%显著性水平。
考虑到2000年失业率真实地反映了就业环境的变化，我们以回归方程2为基准，分析不同因素对迁移的影响，并进行比较。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迁移距离上升1%，迁移率下降1.08%.受迁移距离的影响，2000年跨省迁移人口比例不到30%，绝大多数迁移人口选择了省内流动。迁移距离在空间位置上是固定的，但改善交通运输条件和制定合理的交通价格有利于减少迁移者的迁移成本，促进劳动力流动。
在做迁移决策时，潜在的迁移者不仅要考虑两地之间直接的收入差距，而且还要考虑到就业机会大小。在回归方程2中，迁入地人均消费水平回归系数在绝对值上是迁出地的近4倍，但迁入地失业率回归系数在绝对值上是迁出地的3倍以上。迁入地失业率对迁移决策较大的边际影响与迁移者面临的选择有关。本地劳动力市场状况是既定的，迁移者对它别无选择。相反，迁移者对迁入地劳动力市场是可以进行选择的，失业率越高的地区，迁入数量就会下降。
目的地的就业信息提供和帮助，对迁移决策有重要作用。迁移存量的回归系数也证实了这一点。社会网络等非正规信息渠道虽然在迁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随着人口流动规模扩大，加快劳动力市场信息体系建设就显得非常重要。
将外商直接投资变量引入回归方程2，就得到回归方程3.引入这个变量之后，迁移距离和失业率等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及其显著性变化不大，而人均消费水平的回归系数及其显著性发生较大改变。从绝对值来看，方程3中的人均消费水平回归系数小于回归方程2中的回归系数估计值，迁出地人均消费水平的回归系数显著性有所下降，主要是人均消费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较高相关关系导致的结果（注：人均消费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系数为0.56.）。跨省人口迁移比例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它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注：外商直接投资与迁移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76.），引入外商直接投资变量之后，迁移存量的回归系数数值下降约50%.为了观察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农村劳动力迁移决策的影响，我们利用微观数据做进一步分析。回归方程4引入了农村迁移劳动力的失业率，回归结果进一步支持上述发现，即迁入地的就业机会对迁移者来说更为重要。回归方程5引入了城市劳动力失业率。结果表明，城市失业率对于农村劳动力跨省迁移率有显著性影响，其回归系数在绝对值上不仅大于回归方程4中失业率的回归系数，而且大于回归方程2中的回归系数，这说明城市劳动力市场就业形势确实对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决策有重要作用。改善城市就业环境将有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起到加速城市化的作用。五、结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出现的大规模人口迁移现象，不仅具有发展中国家从落后的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的一般特征，还具有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特殊性。将二者结合在一起，既有助于考察中国独特的制度特征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又能够通过对中国案例研究来拓展迁移理论。
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发育程度在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决定了人口迁移的基本方向不仅是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而且是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的迁移。既然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仍然有赖于从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从而劳动力流动中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注：约翰森（johnson，1999）认为，在今后30年，如果迁移障碍被逐渐拆除，同时城乡收入水平在人力资本可比的条件下达到几乎相等的话，劳动力部门间转移可以对年经济增长率贡献2～3个百分点。），加快中西部地区市场制度的建设，特别是清除阻碍劳动力市场发育的各种制度，可以引导和规范人口迁移，使其不仅具有微观理性，而且具有更加理性的宏观后果。市场化改革措施（如扩大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等）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将有助于获得“一石二鸟”的功效，也就是讲，它为劳动力流动不断营造同样的发展环境，并在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推进城乡户籍制度改革。
「作者简介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德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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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泉州儿童发展职业学院，是闽南地区重要的学前教育培养基地，每年都会为社会输送300~500名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分布在闽南、闽西和闽北等地区，为提升海峡西岸的学前教育质量做出贡献。为适应学前教育信息化进程，学院每年都会举办幼儿园信息技术师资培训，培训内容从以前单一的办公化软件应用基础，发展到现在的多媒体软件应用、课件制作等更高技能。
由于幼儿园教师多来自闽南三地，数量庞大，可以利用深度访谈、网上问卷、网下答卷等多种形式收集所需的信息，从而建立起相关的数据库。随着调查研究的展开，数据资料和信息量将会急剧增大。以泉州地区为例，截止到2004年共有幼儿园604所，加上各种幼教机构，将达到700个单位，一个普通幼儿园一般师资有40人左右，这样单单泉州地区从事幼教行业的人员就有近3万人，而每个教师的数据资料包含有多方面，其中包含着巨大的信息资源。要如何合理地、高效地挖掘出这些数据之间的关系，从而为我们的教育培训提供指导，单靠传统的数据分析手段是无法胜任的。因此结合笔者的实际工作以及所在单位的需要，引入一个新的研究方向：面向学前教育师资信息素养的数据挖掘技术研究。
数据挖掘，现在已经在一些领域上得到成功的应用，在高层次的教育管理领域的应用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不仅是师范院校、综合大学，包括很多大公司、大企业也参与到这项造福未来的事业中。
在学前教育管理领域上，数据挖掘还是个全新的课题。本文将利用数据挖掘方法，分析被研究对象——幼儿园教师在使用信息技术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信息素养，包括：
1.个人信息意识与态度，包括教师的业务能力、信息环境建设，以及教师的信息意识，利用信息手段解决工作和生活问题的主动性。
2.个人信息知识和技能水平，包括教师多媒体软件使用情况、多媒体课件制作能力、网络技能、知识技能与课件制作的能力。
3.个人信息素养综合因素以及学习目标，包括信息化教学意识、信息道德与安全、信息技术培训要求以及信息技术困难。
通过对以上三方面的研究分析，我们希望能从中找出影响教师信息素养提升的主观和客观因素，从而指导教师信息技术培训方案的制订，更有助于学前教育师资职前教学计划的制订以及培养目标的调整。
二、教育领域的数据挖掘技术应用现状
在教育管理领域内，数据挖掘技术正在慢慢地被推广，主要是应用在图书管理、教务管理、教学评价、数据分析等事务中，但总体上研究不够成熟。当前国内各大师范院校也意识到数据挖掘的重要性，在教育专业课程设置方面均开设了“数据挖掘”等相关课程，如南京师范大学的“Web数据挖掘与推理”、“数据库与数据挖掘”等课程。随着关联分析、聚类、概念描述、偏差检测等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数据挖掘必将在教育领域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同时随着人们对这一技术的日益关注，相信其在教育领域的应用范围也会越来越广，从而快速推进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在学前教育领域内，由于管理人员在技术上的不足，数据挖掘的相关应用基本上是空白，更多的是利用Excel图表或SPSS等工具对调查结果进行简单的汇总分析，得出结论。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学前教育界的专家也开始注意到信息素养的培养问题，并对幼儿园教师信息素养进行调查研究，但对于得到的数据、问题之间的内在关联、相互制约等关系，没能进行更有意义的发现、推理。
三、研究意义及方法
在学前教育领域中，作为主体的幼儿教师是一个特殊的年轻群体，她们普遍学历不高，研究水平有限，学习能力也不如中小学教师，但却是个充满朝气、积极向上的群体。由于特殊的教育环境、教学对象，使得她们需要借助更多高效的教学手段、教学模式来丰富课堂，吸引幼儿的注意力，提高教学效果，而信息技术正是最好的工具。因此，如何加强幼儿教师的信息技术能力，提升幼儿教师的信息素养，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笔者已通过调查问卷、网络答题等方式，不断地收集、积累相关数据，构建数据库，而如何利用有效的途径，并从这些数据中发现有用的信息，进而对信息技术教育课程改革提供指导，有着长远的意义。
因此，本次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可以概括为：
1.持续地通过问卷调查，网络答题等方式获取数据，形成“学前教育师资信息素养数据库”，并结合个别访谈形式，探讨泉、莆、厦、漳、龙岩等地幼儿教师信息技术整体水平；
2.根据领域专家要求，将各因素分成11个挖掘问题，并利用挖掘工具探索各因素之间的关系；
3.设计数据挖掘模型，利用数据挖掘工具，对不同的挖掘问题分别采用关联规则、聚类方法进行研究；
4.探讨不合理规则，利用测试数据集对挖掘结果进行检验；
5.挖掘结果可视化、直观化，方便用户对结果的理解。
参考文献：
[1]杜安平,周期玉.Big6与当代大学生的信息素养构建[J].实践研究,2006,(6):730-734.
[2]戴莹.东台市幼儿园教师信息素养调查研究[C].江苏省2005年度学前教育优秀论文,2005.
篇11
财务分析的主要目的是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其主要目的是保证会计信息资料的正确可靠性,以保证企业财产的安全性、完整性。比如某生态园林企业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完善生产基础设施,并保证现场作业的有序,如有必要还要投资于企业产品周边附属产业的发展,因此财务决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在财务决策中应用数据挖掘技术十分必要。财务分析中应用数据挖掘的基本流程包括问题识别、数据准备、数据开采及结果表达与解释等四个步骤,图1可将财务分析数据挖掘的过程直观的表达出来:
(一)问题识别
典型的财务决策包括投资决策、筹资决策、成本决策、销售决策等,企业要进行财务分析前必须识别决策问题,明确需要达到的决策目标等,再将决策目标转换为数据挖掘的目标,最后进行准确的数据定义。如企业需要投资企业产品周边附属产业,则需要利用数据挖掘技术明确以下问题:
(1)企业经营中可随时支配的资金额度,需要财务人员建立数据库模型,将可用于投资的资金情况准确、详细的计算出来;
(2)编制投资方案,即与本企业实际情况相结合,考虑具体投资计划,并对投资方案的可操作性进行分析,比如上述园林生态企业需要投资进口园林机械的项目,就需要在投资前对该项目的大小做出合理评估,了解该品牌园林机械在国际市场的占有份额、品质、成本及销售价格等信息;
(3)投资收益分析,投资的主要目的是获得更高收益,因此在数据挖掘过程中,问题识别时必须做出可靠的收益预算。
(二)数据准备
在完成问题识别后,需要根据不同的需求、从相关数据库信息中选择适用的数据信息,即进行数据准备,该过程需要收集大量与企业财务分析相关的数据信息,以保证数据挖掘的真实性、客观性,比如花卉市场分布信息、装饰装潢市场信息、园林设计与市场销售等信息。通常情况下,数据准备又可分为数据集成、数据选择及数据预处理等三个步骤,其中数据集成是把多数据库运行环境中的数据进行合并处理,去除信息噪声,剔除虚假数据;而数据选择则是分辨需要分析的数据集合,进一步缩小数据处理的范围,提高数据质量,从而保证数据挖掘的有效性;数据预处理的主要目的是解决数据挖掘工具局限性的问题。
(三)数据挖掘
当上述准备工作完成后即可进行深入的数据挖掘处理,挖掘过程中需要注意,必须以财务分析核心思想为指导,明确数据挖掘的目的性,数据挖掘的主要内容包括:选择合适的挖掘工具、具体的挖掘操作及证实发现的知识等,其中选择合适的挖掘工具至关重要,限于篇幅此处对神经网络及决策树两种方法进行简单介绍。神经网络是以自学习数学模型为基础的,利用该方法可以很容易的解决具有上百个参数的问题,为高复杂度的问题提供一种相对简单的方法;视经网络既可以表现为有指导的学习,也可以是无指导聚类,不过输入神经网络中的值均为数值型的。实际应用中通常采用该方法进行财务预警分析。决策树法是现阶段应用最广泛的归纳推理算法之一,其提供了一种展示在何种条件下会获得对应值的规则的方法,是一种简单的知识表示方法,在数据挖掘过程中,决策树法主要用于数据挖掘的分类。
(四)结果表达
结果表达即是在处理数据库信息的基础上客观的表达出数据挖掘的结果,以为企业财务分析提供可靠依据。可以说结果表达是数据挖掘的成果展示,其所表达的是最有价值的信息,如结果表达所提供的信息达不到决策的要求,则可重复挖掘过程,直至决策者满意为止。
篇12
1按照国家税务部门规定的相关税率计算个人所得税
首先根据工资额和纳税基数看所得税算法，因为不同的应税所得额有不同的税率和速算扣除数，其他复杂的情况都可在此方法的基础上变化得到:当月应纳税所得额=当月计税总额－减除费用－附加减除费用。
以X代表应缴税(减去免税基数)的工薪(这里的个人所得税仅以工薪为例),
Tax代表应缴所得税，那么：
当500＜X≤2000,则TAX=(X-500)×10%+500×5%=﹥TAX=X×10-25
当2000＜X≤5000,则TAX=(X-
2000)×15%+(2000-500)×10%+500×5%
=﹥TAX=X×15-125
……
根据《税法》规定依此类推，计算个人所得税的通用公式为：个人每月应纳所得税=个人每月应纳税所得额粮梅段奥剩偎憧鄢?
因此，扣除数=上一范围上限×本范围税率-上一范围上限×上一范围税率＋上一范围扣除数。
例1：某人将自有机器一台，转让给另一个人，取得价款15000元，减除机器原值及同时发生的拆迁费、运输费8800元，其应缴纳多少个人所得税？
应纳税额=(15000-8800)×20%=
1240(元)。
上述公式说明：个人每月应纳税所得额=月工资额-非纳税项目(如住房公积金等)-800（元）。
2使用函数法巧算个人所得税
了解了应税额的计算方法，具体计算操作如下：
2.1用函数法巧算个人所得税
（1）充分利用Excel中IF函数嵌套功能，可使上面问题得到解决，假设L列为“应纳税所得额”，M列为“应纳个人所得税”，在M列输入公式(假设首位人员应纳税所得额位置L2)：IF(L2<500，L2×0.05，IF(L2<2000，L2×0.1-25，IF(L2<
5000，L2×0.15-125，IF(L2<20000，2×0.2-375，IF(L2<40000，L2×0.25-1375，IF(L2<60000，L2×0.3-3375，IF(L2<80000，L2×0.35-6375，IF(L2<100000，L2×0.4-
10375，L2×0.45-15375))))))))
确认后，得出首位人员应纳个人所得税，拖动填充句柄，则所有人员应纳税额全部出来。该公式说明：①公式虽复杂，但只要一次输入即可自动完成全部计算；②此公式在计算个人所得税时可作为固定公式运用；③根据单位人员工资档次情况，可简化该公式。
根据税务部门要求，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做好个人所得税征缴和代扣代缴工作，现将在职人员个人所得税税率表(工资、薪金所得适用)予以公示。
（2）当月计税总额是指当月全部工资、薪金、讲课费、加班费、各项补贴、劳务等扣除公积金、社保支出后的余额。
（3）当月应纳税所得额是指当月计税总额扣除减除费用、附加减除费用后的余额。
（4）离退休人员的工资、国家各项政策性补贴不计税；其他部分不超过4000元的减除费用800元后按20%征收，超过4000元的减除20%的费用后按20%征收。
（5）外聘教师、其他劳务人员当月在本院各项不超过4000元的减除费用800元后按20%征收，超过4000元的减除20%的费用后按20%征收。
例2：在职教师王某10月份：①工资应发数为1850元(另扣公积金140元、社保支出40元)；②讲课费1200元；③校内津贴900元；④加班费200元；⑤其他劳务700元。则王某当月计税总额为1850-140-40+1200+900+200+700=4670元；其当月应纳税所得额为4670-800-400=3470元(800为全国统一减除费用额，400计税方法1：
3470元分为三级，500+1500+1470；第1级税款为500×5%=25元；第2级税款为1500×10%=150元；第3级税款为1470×15%=220.5元；王某应缴税款合计数为25+150+220.5=395.5元。
计税方法2：
3470×15%-125=395.5元(125为3470元所在第三级的速算扣除数)；王某应缴税款395.5元。
2.2常规方法计算个人所得税
（1）常规方法计算。扣除数=应纳税范围下限×本范围税率－应纳税范围下限×上－范围税率＋上一范围扣除数。
那么公式为(以E3为例)，E3=B3×D3-B3×D2+E2。E4～E10：根据E3填充得到。
（2）G4～G7分别输入：“工资总额”、“纳税基数”、“应纳税额”、“个人所得税”四项。应纳税额等于“工资总额”减去“纳税基数”，如果“工资总额”小于“纳税基数”，那么应纳税额为0，在H6=IF(H4－H5＞0，HE－H5，0)。
（3）选择“插入”｜“名称”｜“定义”，在定义名称对话框输入max，在引用位置中输入VLOOKUP($H$6,$B$2:$B$10,1),查阅应纳税额属于哪个扣税范围。
（4）选择H7=H6×VLOOKUP(max，$B$2:$E$10，3)－VLOOKUP(max，$B$2:$E$10，4)。
分析公式：VLOOKUP(max,$B$2:$E$10,3)查阅该扣税范围扣税税率；VLOOKUP(max,$B$2:$E$10,4)查阅该扣税范围应减的扣除数。
（5）在“工资总额”和“纳税基数”中输入数值，即可得到个人所得税额，也可以改变各应纳税范围的上限和下限以及税率。由于个人所得的税率分为九级，如果使用IF嵌套的方式非常复杂，而且容易出错，且一旦税率发生变化或税率等级增加，不宜修改。这里使用VLOOKUP函数来计算。
选择工作表Sheet2，更名为“tax”，然后输入所需税率及扣除数。其中，扣除数一列可以直接输入，也可以通过公式计算。那么公式为(以E3为例)，E3=C3×D3－C3×D2＋E2。E4～E10：根据E3填充得到。
计算个人所得税。选择单元格L2，输入公式-(K2×VLOOKUP(VLOOKUP(K2,tax!$C$2:$C10,1),tax!$C$2:$E410,2)－VLOOKUP(VLOOKUP(K2,tax!$C$2:$C10,1)tax!$C$2:$E$10,3))。
由于这里引用工作表tax中固定的单元格，所以使用地址的绝对引用，这样在后面用自动填充功能复制公式时，所引用的tax中的单元格地址才不会改变。公式前面加一个“-”(负号)，是因为在这个工资表中，所有应扣除项都是用负数表示。
分析公式，其中：VLOOKUP(K2,tax!$C$2:$C10,1)查阅应纳税额属于哪个扣税范围；VLOOKUP(VLOOKUP(K2,tax!$C$2:$C10,1),tax!$C$2:$E410,2)查阅该扣税范围和扣税率；VLOOKUP(VLOOKUP(K2,tax!$C$2:$C10,1)tax!$C$2:$E$10,3)查阅该扣税范围应减的扣税数。
利用自动填充功能，快速求出了所有职工的个人所得税。
最后计算实发工资，实发工资应为“合计应发”减去“个人所得税”后的数值，即在M2=J2+L2,然后利用自动填充功能，得到所有职工的实发工资。
2.3实际代扣个人所得税时使用“取整”函数的方法
计算的个人所得税额经常带有角、分单位，给实际发放工资时代扣个人所得税带来很多不便。如利用电话费的缴费方法，将使代扣个人所得税操作简便。
这一方法主要是利用取整函数ROUND()四舍五入，舍角分取元为单位，其多交或少交的差额在下次抵补，累计计算。计算时需增加“上次结余”、“累计应代扣额”、“实际代扣额”、“本次结余”四个栏目，其中“上次结余”是反映上次多扣或少扣的金额。
3使用排序分段核算法计算个人所得税
在工资表中只要增加“应纳税额”和“应纳个人所得税”两项。
（1）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对应发工资，薪金减除800元和扣除项目后，得出“应纳税所得额”。
（2）排序。将“应纳税所得额”应用Excel排序功能进行从小到大排序处理。
篇13
目前数据网络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日益广泛，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国家电力数据网一级网从1992年2月一期工程开始规划建设，到1997年7月二期工程开通运行，迄今已有近十年的发展历史。目前国家电力数据网同时承载着实时准实时控制业务及管理信息业务，虽然网络利用率较高，但安全级别较低、实时性要求较低的业务与安全级别较高、实时性要求高的业务在一起混用，级别较低的业务严重影响级别较高的业务，并且存在较多的安全隐患。随着信息与网络技术的发展，计算机违法犯罪在不断增加，信息安全问题已经引起了政府部门和企业的高度重视。因此根据调度自动化系统中各种应用的不同特点，优化电力调度数据网，建立调度系统的安全防护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电力系统中各类网络应用的特点
电力系统中网络应用的分类方法有许多种，根据业务类型、实时等级、安全等级等因素，电力系统的网络应用主要可分为生产数据传输和管理信息传输两大类，另外其他的应用还包括话音视频传输和对外服务等。不同的应用系统对安全有不同的要求，如图1所示。
图1基于数据网络的应用系统对安全性的要求
生产控制类中的基于TCP/IP的数据业务，速率要求不高，数据流基本恒定，但业务实时性较强，其中遥控遥调更与电网安全直接相关，可靠性要求较高；与计费相关的电力市场业务对安全性有特殊要求，不仅要求可靠，原始数据还要求保密。从应用范围来看，生产控制类业务分布在各网省调及大量发电厂和变电站，属于较特殊的一类窄带业务。
管理信息类业务突发性很强，速率要求较高，实时性不强，保密性要求较高，覆盖除生产控制类以外的所有数据业务，其网络布局集中于行政办公中心，一般要求为宽带网络。
话音视频类业务是指建立在IP平台上的电话及会议电视，对实时性要求高，安全可靠性无特殊要求，目前其质量还有待提高。对外服务类业务则是指根据市场的需要而建立的数据网络。
3．调度自动化系统的安全防护
3．1制定调度自动化系统安全防护策略的重要性
近年来调度自动化系统的内涵有了较快的延伸，由原来单一的EMS系统扩展为EMS、DMS、TMS、厂站自动化、水调自动化、雷电监视、故障录波远传、功角遥测、电力市场技术支持系统和调度生产管理系统等。数据网络是支持调度自动化系统的重要技术平台，一般要求数据网络安全可靠，实时性要求在秒级或数秒级，其中发电报价系统、市场信息等电力市场信息系统由于需要与公网连接，因而还要求做加密及隔离处理。
建立调度自动化系统的安全防护体系，首先要制定安全防护策略。应用系统的安全策略位于安全防范的最高一级，是决定系统的安全要素。从大的方面讲，安全策略决定了一个系统要达到的安全级别及可以付出的代价；从小的方面讲，安全策略的具体规则用于说明哪些行为是允许的，哪些行为是禁止的。系统是否安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最初设计时制定的安全策略，因为今后的安全措施，都围绕这一策略来选择和使用，如果在安全策略上出了问题，将会给今后的应用系统带来安全隐患，从而使将来的安全建设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因此考虑调度自动化系统的安全，应首先根据系统对安全性、可靠性、实时性、保密性等方面的不同特殊要求，按照国家有关部门的规定，从应用系统的各个层面出发，制定完善的安全防护策略。
3．2信息系统的安全分层理论
一个信息系统的安全主要包含五个层面，即物理安全、网络安全、系统安全、应用安全、人员管理。调度自动化系统的安全防护体系应包含上述五个层面的所有内容。
物理安全主要包含主机硬件和物理线路的安全问题，如自然灾害、硬件故障、盗用、偷窃等，由于此类隐患而导致重要数据、口令及帐号丢失，称为物理安全。
网络安全是指网络层面的安全。由于联网计算机能被网上任何一台主机攻击，而网络安全措施不到位导致的安全问题。
系统安全是指主机操作系统层面的安全。包括系统存取授权设置、帐号口令设置、安全管理设置等安全问题，如未授权存取、越权使用、泄密、用户拒绝系统管理、损害系统的完整性等。
应用安全是指主机系统上应用软件层面的安全。如Web服务器、Proxy服务器、数据库等的安全问题。
人员管理是指如何防止内部人员对网络和系统的攻击及误用等。
3．3国家对网络及信息安全问题的有关政策和法规
国家有关部门对安全问题的有关政策和法规，对制定电力调度控制系统的安全策略起到指导性的作用。
公安部是国家企事业单位及公共安全的主管部门，已经颁布了安全防护方面的一系列文件，正在制定安全保密和保护的等级，规定各部门应根据具体情况决定自己的安全等级，实行国家强制标准。公安部规定，从安全保密角度看，政府办公网应与外部因特网物理隔离，并认为自动控制系统应与外部网络绝对物理隔离，可根据业务的需要建立专用数据网络。
国家保密局是国家党政机关安全保密方面的主管部门，也颁布了一系列安全保密方面的文件。1998年10月国家保密局颁布的“涉及国家秘密的通信、办公自动化和计算机信息系统审批暂行办法”规定，涉及国家秘密的通信、办公自动化和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建设，必须与保密设施的建设同步进行，系统集成方案和信息保密方案不可混淆，应从整体考虑。1999年7月国家保密局发出的“关于加强政府上网信息保密管理的通知”、1999年12月10号文“计算机信息系统国际联网保密管理规定”和1998年1号文“计算机信息系统保密管理暂行规定”均确定，涉及国家秘密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不得直接或间接地与国际互联网或其它公共信息网络相联接，必须实行物理隔离。
1996年11月原电力部、国家保密局752号文“电力工业中国家秘密及具体范围的规定”明确了电力工业中涉及的国家秘密和重要企业秘密，均必须参照国家有关保密方面的规定。
电力生产事关国计民生，电力系统的安全和保密都很重要，电力自动化系统要求可靠、安全、实时，而电力信息系统要求完整、保密。两种业务应该隔离，特别是电力调度控制业务是电力系统的命脉，一定要与其他业务有效安全隔离。
3．4调度自动化系统数据网络的安全防护策略
3．4．1数据网络的技术体制
规划数据网络技术体制和电力系统安全防护体系，应根据电力生产业务对数据网络安全性、可靠性、实时性方面的特殊要求，并遵照国家对单位和重要设施在网络安全方面的有关规定。首先应根据网络的规模、目的、服务对象、实时程度、安全级别等综合考虑，确定最基本的网络技术体制。
从应用和连接方式来看，企业内部网络有两类：一类是与公网完全隔离、在链路层上建立的企业内部网络一般称为专用网络；另一类是连接于公网、并利用公网作为通道的企业内部网。第一类网络除了面临来自物理层面的安全问题外，主要面临内部的计算机犯罪问题，如违规或越权使用某些业务、查看修改机密文件或数据库等，以及从内部发起的对计算机系统或网络的恶意攻击。第二类网络除了具有上述安全问题外，还要承受来自公网的攻击和威胁，由于公网上黑客、病毒盛行，网络安全的攻击与反攻击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公网上。
由于电力调度数据网的服务对象、网络规模相对固定，并且主要满足自动化系统对安全性、可靠性、实时性的特殊需求，为调度自动化系统提供端到端的服务，符合建设专网的所有特征，所以电力调度数据网宜在通道层面上建立专网，以实现该网与其他网的有效安全隔离。
目前国家电力数据网同时承载着调度控制业务和管理信息业务，应当在将来通道资源允许的条件下，将现有电力调度数据网上的信息业务逐步分离出去，改造成为实时控制业务专用的数据网络。
电力系统中的光纤通信网络正在加紧建设，采用光纤+SDH+IP模式容易实现对不同IP应用业务之间的物理隔离，具有较高的传输效率，能满足控制、保护等电力系统的关键业务的要求，便于调度部门能对网络进行有效监控，并便于通信部门对外出租带宽。因此用光纤+SDH+IP模式建立调度数据专网是一个适当的选择，可以很好满足电力系统的下列要求：
（1）数据传输的实时性（继电保护毫秒级，自动化秒级），要求网络层次简化。
（2）传输的连续性，通信负荷基本恒定，需要恒定带宽。
（3）远方控制的可靠性（遥控、遥调、AGC等），要求有效隔离。
（4）因特网时代的安全防护体系（防黑客、防病毒、防破坏等）。
（5）网络拓扑结构必须覆盖远离城市的电厂、变电站。
（6）充分利用SPDnet的现有设备，节约大量资金，便于平滑过渡。
3．4．2调度专用数据网络的安全防护措施
调度专用数据网除了传送EMS数据外，还传送电能量计量计费、水调自动化、电力市场信息和调度生产信息（工作票和操作票、发电计划和交易计划、负荷预报、调度报表、运行考核等）。应根据各类应用的不同特点，采用不同的安全防护措施，如EMS等实时控制业务具有较高的优先级，应该优先保证，生产信息的优先级次之，而电力市场信息须进行加密处理等。
采用调度专用网络体制使数据网络在网络层的的安全得到最大程度的保证。但也不能保证100%的安全，对调度数据专用网络还必须做到技术措施和管理制度双管齐下，才有可能从根本上保障信息和控制系统的安全。在管理制度方面，要做到：
（一）对全网实施监管，所有与电力调度数据网连接的节点都必须在有效的管理范围内，保障安全的系统性和全局性。
（二）加强人员管理，建立一支高素质的网络管理队伍，防止来自内部的攻击、越权、误用及泄密。
（三）加强运行管理，建立健全运行管理及安全规章制度，建立安全联防制度，将网络及系统安全作为经常性的工作。
（四）聘请网络安全顾问，跟踪网络安全技术。
在技术措施方面，要做到：
（一）在网络传输层，为了保证数据网络的安全，又能向外传输必要的数据，必须坚持调度控制系统与调度生产系统之间、调度生产管理系统与企业办公自动化系统（OA/MIS）之间有效安全隔离，它们之间的信息传输只能采用单向传输的方式。常采用的措施包括防火墙、专用网关（单向门）、网段选择器等进行有效隔离。另外在调度数据专用网络的广域网和局域网上，根据不同的业务系统，还可采取以下技术手段：
（1）网络安全访问控制技术。通过对特定网段和服务建立访问控制体系，可以将绝大多数攻击阻止在到达攻击目标之前。可实施的安全措施有：防火墙、VPN设备、VLAN划分、访问控制列表、用户授权管理、TCP同步攻击拦截、路由欺骗防范、实时入侵检测技术等。
（2）加密通信技术。该措施主要用于防止重要或敏感信息被泄密或篡改。该项技术的核心是加密算法。其加密方法主要有：对称型加密、不对称型加密、不可逆加密等。
（3）身份认证技术。该项技术广泛用于广域网、局域网、拔号网络等网络结构。用于网络设备和远程用户的身份认证，防止非授权使用网络资源。
（4）备份和恢复技术。对于网络关键资源如路由器、交换机等做到双机备份，以便出现故障时能及时恢复。
（二）在系统和应用层面，包括计算机防病毒技术、采用安全的操作系统（达B2级）、应用系统的关键软硬件及关键数据的热备份和冷备份等。防病毒技术和备份措施是通常采用的传统安全技术，而安全的操作系统是一个新的发展趋势。
4．结论
电力调度数据网络是调度自动化系统的支撑平台，网络安全是系统安全的保障，专用数据网络是整体安全防护体系的基础，专网体现在网络互联、网络边界、网络用户的可管性和可控性。目前，国际上正在制定相应的自动化系统网络安全标准，国内也开始进行相关课题的研究，对于调度自动化系统及数据网络的安全防护措施，首先应在网络技术体制方面，采用光纤+SDH+IP的数据专网模式，在全系统实现电力调度专用数据网络与其它公用信息网络、电力生产控制系统与办公自动化系统等的安全隔离，同时在调度专用数据网及各相关应用系统上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技术手段，建立严密的安全管理措施，以确保电力调度系统和电力系统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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