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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儒家思想与素质教育
（一）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儒家思想的核心：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儒家以修身为本、以仁道为重心的人文理想是当代人文素质教育不可或缺的历史和传统纽带，“修身齐家”而后“治国平天下”、“崇德修身”、“建功立业”“整体为止”、“仁爱和谐”。儒学中善的观念是以仁、义、礼、智对人们行为的规范为基础的，它以君臣、父子、夫妻的伦理关系为出发点，以“仁”为灵魂，以“礼”为框架。“仁”的基本精神以孔子的说法可以概括为“爱人”和“忠恕”， 而“爱人”和“忠恕”的根本途径是“克己复礼”，可以说“克己”与“修身”是孔子道德修养论的一大特色，他提倡通过个体以仁为目标的道德修养来调整整个社会关系。
（二）素质教育的核心内涵
中国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当前的素质教育主要是人文素质教育，即弘扬人文精神的教育。国家教委《关于当前积极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中作了明确解释：“素质教育是以提高民族素质为宗旨的教育。它是依据《教育法》规定的国家教育方针，着眼于受教育者及社会长远发展的要求，以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宗旨，以注重培养受教育者的态度、能力、促进他们在德智体等方面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为基本特征的教育。“
（三）儒家思想与素质教育的契合点
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共识是素质教育应贯穿于专业和课程教学始终。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以学生的实际和学习需求把对学生进行人文精神熏陶和培养作为素质教育的理念。因为中国古代文学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教化色彩，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传统思想对古代文学有着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建功立业、治国平天下是大多数古代作家的共同人生目标；把文学作为道德教化成为我国古代重要的文学思想，“文以载道”是我国文学的基本精神。众多古代文学优秀作品具有极为丰富而深邃的人文精神；中国古代文学所展示的是中华民族的生活画卷，它真实深刻地反映了我们祖先的生活面貌，更真切地记录了他们心灵。在当今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我们要利用文学作品本身的教化作用，全面深入梳理挖掘作品的思想内容，阐释其思想意义或价值，明其所载之“道”，阐释作品包蕴的真善美的光辉，以触动学生的心灵，引导学生能更深一层体会我国文学的基本精神。
二、古代文学中蕴含的儒家思想
在中国古代文学价值理念大厦的构架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参阅文化历史不难发现，灿若星辰的中国古代文学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引领性的作用，大批优秀的作家群体、文学作品以及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学批评、文学理念本身就映射着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优秀成分，并将这种精神以文学文本的形式进行凝聚、传承、强化和进一步升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理想之塔的构成博大而深邃，精美而瑰丽，千百年来扩散着无尽的阅读、评鉴、感悟的品格张力，不同的文学家、批评家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理解和诠释不尽相同，常有精辟概括之词，不尽一致，各领。中国古代文学中映现出来的儒家理想价值体系，是构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主流因素。
（一）诗歌
诗歌作为人类文化活动的最古老的一种文学艺术形式，它的社会功能与人文价值，已被世界上各个民族的文化所认同。诗歌所蕴含的内涵主要体现为对人的生命价值、社会责任的实现与追求。
（二）散文
蕴含儒家思想的散文始终存在，作品反映的基本思想人生态度是积极用世，它的许多经世致用的优质是超越时空的，是中华民族文学永远的精神营养，在《论语》、《孟子》到《荀子》这些儒家哲理散文中，随处可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至理名言，社稷的存亡、天下的安危，社会人生和伦理道德成了儒家散文最关注的主题。
（三）小说
不仅诗歌、散文蕴含儒家思想，极具教化作用，小说也具有这样的功能，其作者也总是明确地以自觉推行教化为目地。中国传统小说弥漫着强烈的生命意识，处处显露着对人生存价值的思考和评判。
三、古代文学中蕴含的儒家思想对当代素质教育的启示
我国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全经济球化时代对人整体性综合素质的看重，要求大学教育必须着眼于学生可持续发展、和谐与法治并重、培育理想的人格和人性，而儒家人文思想的人本主义价值和当代大学教育的努力目标不谋而合。因此，提高大学生素质，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丰富素质教育内容，继承和发扬传统儒家人文思想价值体系，营造良好的弘扬儒家理想价值的校园文化环境。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再造和弘扬有着重要的的意义。
中国古代文学对生命价值精义的阐发，已深深渗透与中华民族的观念、习俗和思维方式之中，是民族传统拥有更多光华，使后人成长拥有更多钙质，为我们国人贮藏着取之不尽的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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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直至今日，儒家文化仍然渗透在人们生活中。学校教育的对象是学生，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学校教育的目的就是通过学习，让学生既可以从中获得丰富的科学知识，同时又能体味到文化的熏陶和洗礼，从而提升自己的道德素养。在学校的思想道德教育中，我们可以借鉴传统儒家文化，从中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精华部分，为我们的教学服务。
1儒家文化的“仁爱”、“贵和”思想，有助于师生关系更趋于“和谐”
“名师出高徒”，一个好老师，会让学生更爱学习。儒家文化开创者孔子，在那个时代就有弟子三千。孔子固然学识渊博，但未必全才。如果没有高度的人格魅力，达到这种成就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他的人格魅力，最重要的应该是他独特的道德魅力。儒家主张“克己复礼”、“仁爱”、“以德服人”，这与“教育的本质是爱和责任”的思想不谋而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在处理人际关系上主张“严己宽人”“谦恭礼让”。“仁者爱人”的博爱情怀，强调人与人之间要充满爱心，互助互爱，要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儒学还强调“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要做到“贵和”、“仁爱”，就离不开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而这种思想为师生关系抹上了一层极佳的剂。学生与教师是完全平等的关系，而德育的对象是学生，我们教师首先应该以平等的态度看待学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言传身教”“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切实地真心实意的给予学生关心、指导和帮助。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对教师尊重敬仰，自然也会亲近而体量老师，明白老师的良苦用心，进而响应配合老师，使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产生共鸣，达到和谐进步的境界。
2儒家思想“三人行必有我师”等观念有利于处理好同学关系，营造积极、健康、向上的学习氛围
《论语•述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孔子曾虚心地向师襄、苌弘、老聃等人拜师求教，这无疑是为学生树立了一个好榜样。学校教育中，学生学习的内容丰富、科目繁多，每位学生都有相对的特长，师兄弟间应当各自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这种融洽的学习氛围，无形之中对学生的成长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儒家认为：“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我们要做到自己对自己很有信心，但却并不骄傲自满，所以也就不会去和他人争强斗胜。群而不党也就是孔子在《为政》篇里所说“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的意思。周而不比就是群而不党，普遍团结人而不搞宗派，不拉小团体，不结党营私。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以上这些儒家关于处理人际关系的思想，都有助于学生处理好同学关系，从而形成积极、浓厚的学习氛围。
3儒家文化高扬生命意识、强调社会整体利益至上，倡导见利思义，有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使之成为推动学习的强大精神推动力
儒家强调对生命的敬畏和终极关怀，追求生命的不朽，同时又主张要把有限的生命作用于无限的奉献中，在自我提高发展的基础上，服务于群体利益，奉献于社会。提倡“舍生取义”、“威武不能屈”。当代大学生现在缺少的正是这种正义感，所以，用儒家所倡导的这些人生观来指导学校学生的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学生能形成积极乐观、健康向上的人生观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另一方面，在价值取向方面，儒家文化强调重义轻利、见利思义的价值模式。即，在遵从道德与物质利益双重关系的同时，更倾向于正确的道德价值取向观，要更重义轻利、见利思义。儒家道德教育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对理想人格的塑造与追求。在人格的塑造与追求上，儒家侧重对人的心性的教育与培养，提倡“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君子坦荡荡”，在人的心性培养方面，推崇以德为先，以大体为重，目光不可短浅，不能仅仅局限于个人小的幸福与利益，更不能急功近利、贪图物欲，提倡只有在遵守社会秩序的前提下，人的个性才能充分发展和张扬，而不能追求那种毫无限制的自由与理解。在此基础上，才能追求真正的真理与理想。儒家这种为国、为民、为群体的奉献精神与人生观有高度的相似性。儒家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可以指导我们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只有不断地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才能更好地培养其社会责任感，从而不断地自我完善，自我提升。
4儒家要求人们丰富自己的文化修养，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儒家强调，君子要重视提高自己，不断丰富自己的文化修养，在有生之年对社会多作贡献。只有不断地提升自己，注重仁德修养，对自己严格要求，才能更好的具备多种才能，进而服务社会。孔子认为，在自我修养的过程中，要重视“戒、畏、思”，要用这几项标准严格的要求自己，时时反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季氏》）。总之，这些思想从不同的角度对我们提出了要求，要想不断地自我提升，丰富自己的文化修养，需要时时严格要求自己，随时注意戒除个人的欲念，另外在为人处事中心存敬畏之心，切不可肆无忌惮，放纵自己。儒家思想对君子与小人之间的不同与差别，做过明确的描述，他们有着不同的人生态度、生活态度和人生追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是君子与小人之间最大的差别。孔子认为，君子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追求道义。另外，与人交往时，要“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不党”、“周而不比”。《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一种和谐的共生关系。儒家文化关于“君子”的诸多思想，对现在学生的全面发展方面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5儒家文化倡导胸怀天下、报国忘身，对加强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具有积极意义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每个人必须要有的社会责任，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休戚相关。在社会及国家遇到困难时，每个人一定要承担起相应的救国救民的责任。岳飞的“待从头收拾旧山河”，屈原的“哀民生之多艰”，霍去病的“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这些都是儒家高尚爱国思想的生动表现，生动体现了中国民族的优秀精神。自小就立下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志向，并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2011感动中国人物钱伟长，出身书香门第，年少时酷爱国学。他以文科双百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之下，后，当国家面临危难之际，毅然弃文从理，无视个人的风险得失，放弃名利，全身报国。诸多事实，可见传统儒家思想在爱国主义教育方面的影响力。所有这些都显示儒家文化饱含的浓郁的爱国情愫，非常值得借鉴。
6儒家人文思想中众多的道德条目有助于学校推动道德教育的具体化
儒家的道德规范可以用一系列的道德条目表现出来，主要包括：仁、义、礼、忠、恕、孝、悌、勇、宽、信、敏、惠、友、敬、慈、爱、温、良、恭、俭、让等，看似简单的条目却有着丰富的内涵，这些条目都可以指导我们的道德实践。现在的学校教育中，对于德育教育内容规定得过于空泛，缺乏一套系列的行为规范，有些流于形式。我们可以借鉴儒家的道德条目，从中得到启示，设计出一套切合学生实际的行为规范，并切实落实到学生的德育教育上，达到量化的目的，提高学校道德教育的可操作性。学校教育的根本是促进学生的发展，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儒家思想对学生的学习动机、学习氛围、学习动力诸多方面，带来全方位、积极有效的熏陶和影响，进而有力地推动学校教育工作，达到校园和谐的美好状态，最终有助于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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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承儒家教育思想，有效实施现代学校课程文化建设
今天我们进行教育改革，应当自觉地发扬光大儒家教育思想之精华，以使我们的教育走得更快，走得更稳，成效更为显著，培养出德才兼备的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需要的人才。儒家教育思想的基础是以人为本，即以学生为本，其核心是教化天下。当然我们今天的教化内容与传统儒家思想的教化有着本质的不同。在近几十年的教育改革过程中，课程和课程文化建设越来越注重这些至今闪光的思想与现代教育内容、方式方法的融合。课程是实现学校培养目标的载体，是一切教育活动的载体，课程和课程文化建设，是学校文化建设的支柱。课程不等于学科，它是教师、学生、教材、环境四因素的整合，其本质是一种教育进程，是一种实践状态的教育。[1]学校课程文化本身具有开放性、选择性和综合性的特点，这些特点本身就显示出儒家教育的光辉思想。而现代学校课程文化还应具有活动性，即开展活动课程，充分发展学生个性。这是也是对儒家教育思想的发展。儒家教育中学生以学习礼、乐、射、御、书、数为主，涵盖人文、艺术、科学各个方面，因此，儒家思想下的课程文化建设首先要丰富课程内容，提高艺术类、科学类课程在学校课程中的比重；其次，教材的选择和使用要不拘泥于统一编制的教科书，应大力开发校本课程，体现本土特色；第三，课程实施过程中，充分融入儒家思想元素，将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渗透在教学中，如音乐、美术课程包含经典民乐、民歌、民族戏剧欣赏和中国画、书法艺术欣赏的内容，体育课增加中国武术等教学内容等。学校可以秉承儒家教育思想，在课程文化建设方面，首先注重德育渗透，关注课程发挥的道德教育功能，提出“蒙以养正”的教育理念，意即通过启蒙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品行。如为了让学生拥有健全的人格，积极乐观地成长，面向学生和家长开设心理团辅课。整个课堂以活动为载体，在寓教于乐中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同时利用亲子活动，增强亲子交流，提高家长教育能力，实现义务教育与心智成长和谐递进，为塑造良好学习成长环境、促进身心健康发展打好基础。此外，注重课程建设的活动性，寓教于乐，知行合一。活动课程可以丰富多彩：“文明礼仪活动月”“艺术活动月”“体育活动月”“读书活动月”，每年四个主题周而复始，既丰富了学生的学习生活，又提升了学生的人文素养。为了增强学生的主人翁意识，还可以推行校内“志愿者在行动”，让学生参与学校的管理，比如食堂就餐的管理，做到三句要求：“进食堂，安静；餐盘里的饭菜，吃净；坐过的地方，更干净。”
二、传承儒家教育思想，有效实现现代学校教师文化建设
教师文化是教师在长期的教育教学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对职业、学生等一系列问题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主要包括教师的职业意识、角色认同、教育理念、价值取向、情绪和行为的反应等。[2]教师文化是学校的主流文化之一，学校教师文化建设的内容一般包括教师的教育理念、教学风格、行为风范等。儒家教育思想下的教师文化表现在：1.为人师表，认为一位称职的教师必须具备博学、勤习、求知、践行和谦让五方面的条件；2.教学相长，认为教育者只是相对高于受教育者，因此当他教育别人时，也是自我教育的过程；3.有教无类，认为无论什么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4.因材施教，认为对不同的材，进行相应的教育，使学生将其特长和本领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5.善于诱导，认为教师要善于启发引导学生，6.勤勉不辍，“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显然儒家教育思想强调教师的敬业精神、自我提升与教育教学方法等。承继儒家教育思想中对教师的要求，学校应将教师专业发展作为促进学校发展的重中之重，一方面对教师的师德师风提出要求，另一方面对教师个人专业素养提出要求，要求他们不断学习，更新和扩充知识体系，提升自我，以适应当代社会学生学习需要。学校还可以以师德师风建设为核心，围绕学习型学校的建设目标，利用一切机会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培训和学习的平台，在原则上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方式上侧重参与式培训与反思性教学，在内容上坚持通识培训与学科培训并举，在层次上全员培训与骨干培训相结合，逐步形成师德与业务并行、务实进取的教师文化。[3]如深入扎实开展师德师风建设活动，通过进行“身边人写身边事”，在全校树立起师德标兵，以先进的典型事迹引领全校教师修身立德、为人师表。同时，还将师德列入教师绩效考核范畴。此外，在终身学习理念的指引下，为促进教师专业发展，还可以组织教师每学年都参与教育局与中国教育学会联合开展的培训，北京、上海等地的学习交流和考察极大地拓展了教师视野，吸收了优秀的教育教学经验。为促进青年教师的成长，除为他们提供学习培训机会外，还可以在校内实施校内导师制，定期磨课、研讨，鼓励优秀青年教师加入县名师工作室等。
三、传承儒家教育思想，有效实施现代学校学生文化建设
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价值是教化天下，而教化的关键是修身正己，即所谓“内圣外王”，就是开掘道德潜能，追求道德人格，达到人格完善，“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儒家的修身正己有一套准则与规范，那就是仁、义、礼、智、信。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学生的学习和生活都有特定文化环境和氛围；不同的文化环境，学生群体必定持有与他们的文化环境一致的共同的价值观、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不同的文化环境和氛围，决定了不同的修身正己的准则和内容。因此人们常说，什么样的学校走出什么样的学生。可见，积极、健康的学生文化的形成与学校整体文化建设息息相关。积极健康的学生文化的形成取决于修身正己的准则和内容。修身正己的前提是立志。立志就是要确立远大的理想和宏伟的目标，树立起前进的方向，坚定前进的信心。其次要自强不息。儒家认为人应该坚忍不拔，志存高远，立功当代，扬名后世，生则有为，死则不朽，壮心不已，奋斗不息，以天下为己任，“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受儒家教育思想的启发，我们确立了“身心健康、品学兼优、做大写的中国人”的培养目标，形成了“勤学善思，知行合一”的学风，培育有理想、有担当、有爱国情怀的少年。儒家教育思想认为教育是形成于内而形于外的，修养的高低主要靠行动来体现，也只有按照道德规范身体力行，才能不断提高自身修养水平。为实现学校的培养目标，应做出以下努力：一是强化学生会职能，发挥学生会、学生文明岗在学校常规管理中的作用，强化班团干部的管理、使用；二是实行班级内部学生值日制度，设值日班长，每日轮流值周，引导学生积极参与班级管理，培养自主管理能力；三是充分利用好班会课这一主阵地，通过形式多样的主题班会，让学生自我设计、自我教育，给学生以展示自我的平台；四是依据学生的兴趣与发展需求开发了拓展性社团，有“黑鹰跆拳道社团”“飞翔田径社团”“铿锵玫瑰足球社团”“书画社团”“舞蹈社团”“百灵鸟合唱团”等等。儒家认为人性本善，可以通过教化，由善端发展为善行，或善质变为善行。根据儒家教育思想，学校应看重学生德行的养成教育，看重良好德行养成的具体内容与措施。为此，学校开展了三个德育专题活动：《做一个文明人》《干净整洁每一天》《自理自立我能行》。我们认为，学生从小养成了良好的行为习惯，必能为学生未来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我们不仅要关注学生的现在，更要关注学生的未来。我们知道，儒家教育的显著特点是启发人的内心自觉，教育人如何“做人”。所以，我们要让学生懂得，做事先做人，做人比做事重要，做事比做学问重要。我们注重学生的自觉自省，使他们成为管理自己学习和生活的主人，最终达到学习上自觉，主动参与和探究；生活上自立，主动自理与服务；行为上自律，主动约束与反省；交往中自强，主动合作与交流。通过系统全面的养成教育，从根本上培养学生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发展，让我们的教育影响孩子一生，成就孩子未来。
四、传承儒家教育思想，有效实施现代学校物质文化建设
物质文化一般指学校的绿化、美化、净化、文明化，具有美化作用、引领作用、育人作用、助推作用，这与儒家教育思想一脉相承。儒家教育思想充分利用人的社会化的本能和需要，重视在“导”字上下功夫。儒家认为，道德即人处于理智状态，当人们在道德无知状态下，要向人们灌输道德理性；当人们的理智在失控的状态下，要向人们进行道德理性的呼唤；当人们在道德迷惘的状态下，要向人们进行道德理性的启发。通过“导”寻求渐进的功效。[4]基于此，为进一步规范、细化校园物质文化建设，学校可以将物质文化进行这样的打造：走进我们校园，首先看到的是刻有《论语》经典论述的“孔子大道”，让学生每天行走在经典之中；“孔子游学”浮雕、儒家思想经典语录、校园展板、醒世警言，多姿多彩的班级文化长廊、班级宣传栏，都是一种无声的循序教导；班级里的图书角，每月一次的影视欣赏，陶冶学生情操，增长见识。学生作品的展示也为校园带来浓浓墨香。从教室文化、宿舍文化、餐厅文化、建筑文化、花园文化建设，让每一面墙、每一个角落都会说话，注重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的有机结合。把儒家思想、传统文化的精髓自然融入于学校物质文化之中，为校园文化建设铺下深厚的积淀，让学生耳濡目染，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儒家教育思想与现代学校文化建设一经融合，便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当然，目前学校儒家教育思想与现代学校文化建设的融合基本上停留在表层，形式居多，尚未完全内化进领导层的管理行为、教师的教学行为、教师与学生的修身中，尚未完全自然地融入于学校物质文化中；再者，还需注意学校文化设计上的整体性、创新性，要让学校文化具有旺盛的“生命”、鲜明的“性格”。我们相信，有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这块厚实肥沃的土壤，有我们自觉的继承与发扬文化传统的意识，我们一定能在日益开放、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中为学校发展谋得一席之地，彰显学校特色，培养出更多祖国建设需要的栋梁之材。
参考文献：
[1]程红兵.学校发展与现代学校文化建设[N].中国教育报，2007-11-13（06）.
[2]李金初课题组.学校文化建设：学校发展的精神动力[J].教育研究，2004，（12）:8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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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启发诱导思想对中学语文教学的影响
（一）孔子曾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由此可知，在教学中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是儒家的重要教育思想。在中学语文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也要不断引导学生们认真思考。多运用启发诱导的教学方法，让学生们独自探索，重视学生们对文章的个人感悟;多运用讨论、交流、问答的教学形式，不能教师一言堂;采取不断追问的指导原则上，提倡学生敢于质疑，不唯书、不唯上、只为实，反对学生们对课本、教师等权威的盲从。
（二）循序渐进。儒家从孔子时代就形成了循序渐进的教育思想。孟子也主张循序渐进的原则，他把学习过程比作流水，水在流动的过程中，是先注满一个坑洼再注下一个，学习也是这样，要一环扣一环的进行。因此，在中学语文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根据知识体系和学生们认知的先后顺序循序渐进地教学，按照拼音、字、词、句、句群、篇章的结构体系来逐步学习语文，不能跨越任何一步，因为学生不可能刚学会拼音和字，就能写出好的文章来，还需按照结构顺序按部就班地学习。
二、因材施教思想对中学语文教学的影响
孔子在长期的教学中发现每个学生的个性、智力、兴趣等都是不同的，并提出了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由于语文具有人文性特点和学生们个性化的特点，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语文教师要结合每位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有针对性地教学：
（一）“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儒家教育思想认为，只有了解每个学生的特点，才能教好学生。因此，在中学语文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有一定的教学敏感性，把握学生的认知情况，把握学生情感的触发点，根据学生们的课堂反应，及时调整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
（二）“教亦多术”。儒家提出要在了解学生差异的基础上，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采取多种方法进行有针对性地教学。因此，广大语文教师在教学中要在深入了解学生的情况下，针对他们的实际情况展开教学工作。例如，根据学生的智力水平和能力设置不同梯度的问题，把难度较大的问题留给那些程度好的同学;而难度较小的问题留给那些程度较低的同学。另外，还可以根据他们的学习状况进行分组，小组内的成员可以互帮互助，尤其是提倡那些学习成绩好的同学主动帮助学习成绩差的同学。
（三） “长善救失”。儒家在长期的教育中发现学生存在“四失”的现象，即在学习中出现贪多反而学得不扎实，片面专精，浮躁怠慢和畏难不前的情况，学生的心理是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在中学语文的教学中，教师要及时、全面了解学生的各种心理，在熟练掌握教材的基础上，结合学生们的心理以及需求、兴趣等及时调整、更新教学内容，创设巧妙的教学情境，以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并引起学生们的情感和心理共鸣，从而使学生在学习中扬长避短。
三、教学相长思想对中学语文教学的影响
教学相长是指在教师教和学生学的过程中，师生之间互相切磋、启发，进而互相学习、共同进步的状况。儒家思想认为学生具有超过老师的可能性，老师在和学生们一起讨论学习，或答疑解惑时，相互切磋、相互启发。鉴于教学相长的重要作用，语文教师在语文教学中要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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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学作为小学基础教学的课程之一，语文课程具有较高的综合性作用，不仅仅是其他学科教学的基础，并且与学生们的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也是学生生活交流的基础工具。
1.儒家思想在当代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具体应用
儒家思想自其出现以来，就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中国文化高度的繁荣，其主要原因应为受到了儒家、道家等众多思想的综合影响，这些丰富的思想也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所在。儒家思想在当代小学语文教学中的主要应用方法有一下几个方面：
1.1 因材施教。小学阶段的学生正处于身心发展的重要阶段，在@阶段当中不同的学习场所、学习内容以及不同的知识结构、学习能力等都集中体现在学生的成绩上面。因此教师必须具备灵活丰富的教学手段，尊重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以及性格特征，鼓励学习选择自己喜欢内容进行相关的学习，让全体学生可以达到共同成长的目标。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教师以及家长强调学生的学习成绩，希望学生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异，认为一个学生可以到达的高度其他学生同样可以达到，实际上并没有注意到学生个体存在的差异，只注重于眼前的利益而忽略了学生的个体利益，这并不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水平。
1.2 有教无类。有教无类思想最先是由孔子提出来的，其认为无论是什么身份的人都拥有接受教育的机会，打破了传统意义上，只有名门望族接受教育的守旧思想。虽然目前关于有教无类的研究内容十分的丰富，见解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并不能否认有教无类儒家思想在教育行业当中的重要地位。
如今随着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特别强调了教育资源公平共享的教学理念，让每一位学生都可以接受到平等的教育内容。但是实际的教学活动中，有教无类的儒家思想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实施。这一现象在村镇学校教育中表现的格外明显，此外在农村与城市之间也存在着十分显著的教育资源不平等的想象。教师在实际的教学当中，要秉持有教无类的儒家思想，避免出现摒弃成绩较差学生的情况，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够参与的学习活动中，让每一位学生都可以成为有利于社会的知识性人才。
1.3 师生平等。儒家思想当别重视"礼"、"仁"的教育，这其中以"礼"为中心的尊师重道的思想，以"仁"为中心的平等思想，经常会处于互相争论的境地。而实际上师生平等的观念，并不仅仅只师生身份上的平等，更加重视的是师生所处学习氛围的平等，强调了师生要构建一个和谐的学习环境。在实际的教学当中，教师并不是学习活动主宰者，而是教导与引导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师生之间应该保持良好的语言交流以及思想交流。
师生平等的思想在教学中的实际应用，应该以教师为引导者，鼓励学生打开自己的心房，采用丰富多彩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在课堂内外都可以进行学习活动，更加注重于培养学生的自主能力、创新能力以及实践能力等，这一过程中教师要给予学生充分的感情支撑。
1.4 启发教学。启发教学是儒家思想当中重要的教学原则，同时也强调了学无止境、活到老学到老的学习想象。目前启发教学的主要概念为教师通过采用启迪式、激发式的教学模式来激发学生的学习能力，让学生敢于、勤于参与到学习当中来。无论教师是否进行教学活动，学生都可以积极参与到学生当中，充分发挥自身的自学能力是启发教学的重要目标，也是教学互动的核心内容。目前已经有众多的学者参与到了启发学习的研究当中，详细的阐述了启发学习的重要性，提出了启发教学的具体应对措施，并且还整理出丰富的启发教学实践资料，为小学语文教师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
2.结语
综上所述，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传播者以及弘扬者，其提出的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师生平等、启发学习等思想，在当代小学语文教学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并且得到了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并且将其积极的运用到了实际教学活动当中。不断加深对儒家思想的研究，可以让人们认识到教育事业的核心本质，并且也为教师的教学实践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除此之外，也有利于解决小学语文教学当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不断的推动者我国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1] 康凯. 《论语》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作用[J]. 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10，03：125-126.
篇6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认为“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主张王道的核心就是“行仁政”(《离娄上》)。
仁学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深深地融入到古代文人的血液之中，进而表现在文学作品里，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富于民族特色的人文情怀。下面我们要讨论的是受仁学思想影响而形成的中国古代诗词中的人文情怀。
仁学思想与古代诗词中的亲情情结
《论语》中的“仁”，有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就是“孝悌”。孔子的“爱人”，是由爱亲发展培育起来的，是由“爱亲”推及“爱人”。“仁”的根本在儒家看来是“孝悌”。《论语・学而》篇载，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大意是说，为人孝顺父母。敬爱兄长，一般不会去触犯上级；不触犯上级的人，就不会犯上作乱。君子应该致力于根本，根本树立了。治国做人的原则就会形成，而“孝悌”二字就是“仁爱”的根本。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孝悌”二字是《论语》中“仁”的最本源的内容。
基于这种认识，儒家对“孝”极为推崇。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里仁》)孟子更是把孝提高到仁的高度，他认为：“仁之实，事亲是也。”(《孟子・离娄上》)“尧舜之道，孝弟而己矣。”(《孟子・告子下》)。
需要指出的是，在仁学思想中。狭义的孝，是指子女对父母的感情和礼节：广义的孝，是指孝道，泛指家庭伦理。儒家提倡一家人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由于儒家对孝的极致推崇，孝的思想融入到了中国人的思想之中。也渗透到了抒情言志的诗词之中，让古代诗词呈现出一种浓郁的亲情情结：孝顺父母、关爱亲人。亲情成为对仁的情感体验，亲情情结赋予中国文学以浓厚的人文情味，下面我们看看根源于孝悌思想的诗词中的亲情情结。如：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l心，报得三春晖。
孟郊的《游子吟》是一支亲切诚挚的母爱颂歌。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细节来描写伟大的母爱，也寄托着赤子对慈母发自肺腑的爱。
独在异乡为畀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这是王维在节日里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每逢佳节倍思亲”也成为传诵千古的思亲佳句。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是苏轼悼念亡妻之作。表达了作者对亡妻那“不思量，自难忘”的深切思念。出自肺腑，流于笔底，哀婉凄恻，十分感人。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孔子的“爱人”，是由爱亲发展培育起来的，但又绝对不局限于“爱亲”，是由“爱亲”进而推及“爱人”。如《论语・学而》篇载，子曰：“弟子人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这里的“泛爱众”超越了家族内部。超越了狭隘的爱亲范围。儒家认为，如果用对待父母的亲情去对待其他社会成员，必然会使全社会成员和睦相亲，就像《论语・颜渊》所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孟子也主张要推己及人，他要求人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
这样，在儒家那里，家庭伦理中的孝悌，很自然就放大成了一种社会伦理，对父母兄长的亲情之爱，扩充为对整个社会人群的博爱。由于儒家推已及入思想的倡导，讴歌友情也是诗词中亲情情结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白与杜甫曾在漫游中结下兄弟般的情谊，分别后，两人都深切地怀念着对方，李白对杜甫是“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杜甫更是相思心切，“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连梦中都想念着李白。
在难以计数的送别诗文中，流注其中的无不是浓郁的友情。如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王维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高适的“莫愁前路无知已，天下谁人不识君”，千载后读来。那深挚的友情依然具有感动人心的力量。
仁学思想与古代诗词中的乡土情绪
在诗词中表现对乡土的眷恋之情源远流长。如《诗经・采薇》中写道：“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饥载渴。我心伤悲，莫知我哀。”那如泣如诉的怀乡之歌，一直震撼着后人的心灵。血缘、地缘观念一直是古代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这与古代小农经济社会有关，而儒家思想强化了国人心中的乡土情结。
思念家中的亲人，当然也会思念家乡的山山水水，所以与上文所谈的亲情情结相联系着的就是乡土情结，思乡与尽孝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儒家对孝的极致推崇与古代农业型自然经济结合，造就了人们安土重迁的恋乡情结，在文学上体现为对于故乡家园的执著思念。我们以唐诗为例看看诗词中那浓得化不开的思乡之情。
日幕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颢)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王维)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
仲宣无限思乡泪，漳水东流碧玉波。(元稹)
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白居易)
仁学思想与古代诗词中关爱民众的人文精神
民本思想，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思想传统。西周时期就有“敬天保民”的思想，这是民本思想的萌芽。孔子继承了西周以来民本思想的优秀成分，并把“民本”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儒家“仁者爱人”思想是民本思想的基石。儒家把“仁者爱人”的思想用于国家政治生活中提出了德政思想。在《论语・为政》篇中，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
孟子则提出了影响中国几千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观点，成为历代开明统治者维护统治的座右铭。荀子也主张民为邦本，他指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君舟民水的比喻，传之久远，是历代为政者必修的一课。
这一系列重民思想，集中反映了儒家文化中民为邦本思想的发展和演进。民本思想也使中国古代文学呈现出了关爱民众的人文精神。主要表现为对百姓的关心，对国事的忧患，对腐败统治者的谴责，以及对清明政治和美好未来的向往，体现出中国古代文人同情众庶的人文情怀。
诗词中关爱民众的人文精神首先表现在文人忧国忧民的情怀上面。古代文人从儒家民难邦本、心忧天下思想出发，关心民生，忧民之忧，表达自己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如：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曹操)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杜甫)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一寸丹心为报国。两行清泪为思亲。(于谦)
衙斋卧听箫箫竹，疑是民间疾苦声。(郑板桥)
关爱民众的人文精神还表现在对腐败政治的讽刺和对广大民众苦难生活的同情。如：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甫)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李绅)
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陆游)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篇7
孔子去世后，对他真正意义的祭祀活动，首先产生于孔子弟子依孔宅立庙之后，具体体现便是孔门弟子后学对于孔子的祭祀。这不属于血缘性祭祀，但孔子以其伟大的人格魅力、渊博的阅历学识加之以慈父般的关怀，赢得了弟子们衷心的拥戴和尊敬。在孔门师生这里，“孝”这个原本属于血缘与宗法范畴的伦理概念，已经超越了狭义上的亲情。
孔门弟子们对孔子的“祭祀”活动，乃是模仿祭祖活动而来，但又超越了一般的亲情，开创了祭祀史上的一大变革，为其增加了一项新的内容——祭祀老师。这种祭祀老师的模式，因为儒家的推扬而延续下来并成为一种传统。局限于孔门弟子之间的“祭孔”，因之具有了“血缘性”与“非血缘性”并行的特征，使得文化传承与亲情延续的意味同时存在，并行不悖。将“师”纳入祭祀对象，成为中国文化“尊师重教”的重要标志。
其次，文庙祭祀体现了儒家的学术风向，也是历代“道统”与“治统”交争与融汇的集中展示。
历史上，孔子地位的起伏、儒学地位的升降，均可以在一部文庙祭祀史中得以展现。
也就是说，从文庙从祀制度的变革中，可以发现儒学本身的学术、信仰变化。唐代贞观年间，以左丘明等22人配享孔庙，其中多数为汉唐注疏专家，乃“传经之儒”。这显然与当时崇尚汉唐经学的风气有天然的联系。随着理学的兴起，孟子、子思地位升格，颜、曾、思、孟四配开始定型，而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朱熹等六人被尊为“先贤”，凌驾于汉唐诸儒之上。这一时期“明道之儒”地位的上升，无疑是理学道统观的直接体现。清代更是尊崇孔子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康熙皇帝亲自到曲阜孔庙行叩拜大礼，雍正时期破格准许只能是帝王宫殿建筑才能使用的黄色琉璃瓦用在各地的孔庙建筑之上。增祀诸儒中又出现了“行道之儒”，其中尤以诸葛亮、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为代表。他们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形势密切关联。
在儒者看来，对于孔子学说和儒家经典有所发明，有所维护，可以教化人心，所谓“扶纲常，淑人心”者，就应当被升入文庙从祀。但“孔庙从祀，非寻常事”，从祀诸儒的选择和晋升，均需受到官方的认可与节制。历代统治者热衷于此，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以此来取得政权的合法性。
再次，文庙祭祀还具有一定的宗教与信仰意蕴，是中国历代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
历代不厌其烦地兴建文庙、祭祀孔子，并非尊孔子为教主，立文庙为教堂，而是着眼于其现实的政治目的与文化道统的确立。孔子并不像老子被道教化身为神，文庙祭祀强调的是孔子的文化贡献尤其是其为人类所制定的纲常伦理、道德教化。然而，以另一角度看，儒学在历史上却又实在起到了宗教的某些作用。文庙祭祀虽不能完全等同于宗教活动，却无疑蕴涵着宗教的意义，发挥了宗教的部分功能。当然，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经过千百年来的贯彻实行，儒学作为社会教化准则已经为广大民众自觉不自觉地接受，既是理性教化的实体，也是一种情感态度。所以，儒学与其他的宗教不同在于，它是一种信仰，而不是一种完全神学的宗教。
文庙祭祀，包括其中的附祭系统，是彰显对于圣贤人格的推崇，是士人感受群体优越性和文化价值的一条重要渠道。如果能够进入文庙从祀，将证明其得到了儒学的正统地位。因此，某些儒生“梦在两庑之间”，以为“人至没世而莫能分食一块冷肉于孔庙，则为虚生。”（刘大鹏：《晋祠志》）不少人梦寐以求死后能够进入文庙从祀，一些大儒的门人后学也积极推动其宗师进入文庙，为自己和其学派争得一份殊荣。因此，人们认为：“从祀大典，乃乾坤第一大事。”
文庙祭祀与经典的诠释、科举制度的推行和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共同奠定了士人对于儒学和孔子的信仰。这种信仰尽管没有发展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宗教，但其对于古人“安身立命”的功能，完全可以与宗教相仿佛。张载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正是儒家优秀分子对于自身信仰和使命的自觉表达。
最后，文庙祭祀从本质上讲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尊重与传承。
历代重视文庙祭祀，当然首先在于尊重作为伟大思想家的孔子本人，尊重以孔子为代表的历代圣哲贤儒，同时，更是尊重以孔子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恐怕才是文庙祭祀的本质意义所在。
篇8
（一）
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学问，强调人与人的关系，重视现实的人与人生问题是其最根本的特质。作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学，更是注重探讨人的本性、人的价值以及人的实现等问题。儒学的人文思想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中逐渐形成的。
儒学的人文思想奠基于孔子“仁”的学说。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仁”在《论语》中出现最多，但其内涵总离不开“人”，如人性、人道、人生价值、人际关系等。孔子主张“爱人”，其基本要求是尊重人，他要求通过“敬”即人格的尊重来凸现人不同于物的人文本质，“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孔子强调爱人、尊重人的仁道原则应以孝悌为基础，从家庭敬爱父母兄长做起，然后推己及人，由近及远，以至于达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的广大境地，由此定下了儒学重人文的基调。
孟子沿着孔子仁者爱人和能近取譬的思路向前推进人文思想。他强调人人都有“恻隐之心”、“不忍之心”（《孟子·公孙丑上》），即人类的同情心，这就是“性善论”的内容和成人之道。他还把仁爱从人推及于万物，进而发展为“仁政”学说。他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人皆有不忍之心，先王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孟子·公孙丑上》）不忍人之政亦即所谓仁政。这样，从孔子的仁道到孟子的仁政，儒学人文思想便表现出一个深化的过程：它开始由一般的伦理要求，进一步提升为社会政治生活的准则。在孟子这里，儒学人文的价值取向已进一步趋向于定型。
重视人的价值和尊严，不仅是孔孟的主张，也是战国至汉唐儒者的共识。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董仲舒也说：“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故其可适者以养身体，其可威者以为容服，礼之所为兴也。”（《春秋繁露·服制像》）万物的存在，不过仅仅是为了满足人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人具有高于万物的价值，“人之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春秋繁露·天地阴阳》）。人的作用在于使天地所生所养的万物日臻完善，“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春秋繁露·立元神》）。唐中期韩愈对孔孟的仁者爱人更作了高度概括，提出“博爱之谓仁”（《原道》），可以说它是对孔孟泛爱说的人文思想的发展。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一历史时期里，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学为了适应大一统的文化需要，从“天人感应”的角度，强调“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从而将儒家伦理神圣化，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孔孟儒学执著现实的人文思想路径，也使得儒学被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但是，董仲舒所讲的“天人感应”是一种被人格意志化的自然与人之间的感应关系，他所精微论证的“天”仍是为了说明和解决现实的“人”的问题。有学者指出，董仲舒神学化的儒学中所透露出的是“要求君王实行儒家的道德理想，期望借助帝王推行儒家仁政以有助于人的实现这样一种向往”，即便是其后兴起的以名教与自然之辨为核心思想的魏晋玄学，也是“希望建构起一种无违于伦理名教，又能使每个人的自然之性得到充分伸展的理想模式”[1]67-68。虽然思维路向不同，但它们都是希望建立一种能尽量满足人性发展需要的理想的社会秩序，体现了儒学在特定时空下对现实的社会和人生所作的理论探索。
魏晋以后，特别是隋唐时期，佛、道二教风行，其间虽有韩愈等人极力捍卫儒家道统的努力，但社会上下对神的膜拜趋向渐渐使人自身的价值变得模糊，儒学的人文原则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于是，对人自身价值的重新确认，便历史地提到理学的面前。从肯定人文价值出发，理学对仁的内涵作了更多的考察。如张载认为，宇宙是一个大家庭，天地如父母，养育万物，人类如儿女，因而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西铭》），要求爱一切人如爱同胞手足一样，并进而扩大到“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正蒙·大心》）。他认为人的生命活动不仅有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意义，而且有调节人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超道德意义，因此人生的最高理想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元学案·横渠学案上》）包含了人与宇宙、人与人的双重和谐。这种“民胞物与”的观念，上承韩愈的“博爱之谓仁”之说，再现了先秦儒学从亲子伦常关系向外辐射的思路，同时又使儒家的仁道原则获得了更为宽广的内涵，强化了儒学的人文精神。王阳明对这一观念也作过发挥：“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王文成公全书》卷2，《传习录中》）相对于先秦儒家较多地注重亲亲的基础而言，宋儒和明儒则更多地由家庭关系的泛化即民胞物与，而将仁道原则引向天下之人，使儒学的人文精神进一步获得了超越宗法亲缘关系的意义。
（二）
儒学人文思想，起自先秦，历经汉、魏晋、隋唐到宋元明清，延续不断。仁的发展过程，也是儒学理性原则指导下的对人的本性、人的价值、人的实现等问题不断深入探索的过程。重人文，尊理性，是儒学的一贯品质。这里的“理性”，不仅指狭义的认知领域的逻辑思维，而且也指一种本体意义上的道德理性及其与这种道德理性相贯通的实践理性。道德理性是儒学理性的抽象形态，也可称之为观念性形态或理想形态，而实践理性则是抽象的具体，或称为道德理性主义的实践。
具体而言，道德理性是指儒学追求理想人格的主体的精神力量，它是以主体对天道的认识和体悟为前提，是主体靠理性认识掌握了“道”与“义”而形成的。理想人格是具体的，而“道”则是超越的、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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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本体意义的“道”，在先秦儒学里主要讲的是“人道”，即做人的最高准则。孔子在《论语》中多次提到“道”、“天道”、“天命”等范畴，其真实的内容就是有相当普遍价值的道德伦理。后来孟子讲“性善”，认为“尽心、尽性、知天”，人类善的内在本质可与天道相通，故《礼记·中庸》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在宋儒那里，“道”范畴又被进一步形上化为宇宙的本体，其“天理”的一面又被直接突出。由此可见，儒学中的“道”兼具道德仁义和道理即天理的双重内涵，具有某种信仰色彩的超越层面。
儒学的道德理性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具体化为价值追求的目标和价值选择的标准。孔子主张为仕应该“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道的价值高于一切，甚至“朝闻道，夕死可矣”。荀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提出了“道高于君”、“从道不从君”的命题，指责那些只知“从君”却“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禄养交而已”者为“国贼”（《荀子·臣道》），主张儒者“虽穷困冻馁，必不以邪道为贪，无置锥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义”（《荀子·儒效》），儒者必须时刻以道自律，随时保持道的独立价值，从而也就保证了自己的独立人格。
宋明理学家继承了传统儒学的弘道精神，并将其发展为以天理制约权势的道德人文走向。关于这一点，明学家吕坤曾作过较为详备的论述：“天地之间唯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之尊之又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既夺焉，而理常伸于天下万世。故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时而屈。然则理也者，又势之所以恃以为存亡者也。”（《语·谈道》）人世间惟理即道与势最尊贵，其中理又尊于势，并且势之存在的合法性依据正在于理。而儒者的行为是应当遵循“理”这一最高准则的，故敢于且应当“任斯道之南面”而不屈于帝王之权势。儒学虽然主张儒者应当入仕辅佐人君，但绝不赞成作为人君的驯服工具。所以，儒学所谓的“理想人格”并非是某种纯然主观的东西，因为它有客观的基础和来源，这客观的基础和来源就是天道。这是一种人的理性自觉，这种主体的精神力量，我们称之为道德理性。
所谓实践理性，是指主体修身养性过程中以理智引导情感的自制力量，是以道德理性为导向，以体现和实现天道为特征的理性具体。从根本上说，儒家的实践理性，主要还是道德理性。为了论述方便，这里把“实践理性”区分出来单独论述，主要是为了分析儒家在理想人格概念中如何处理理性与非理性因素关系的问题。
中国儒学很早就探讨了理性与、意志的关系问题。应当说，先秦儒学大都强调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要求培养知情意相结合的完美人格，孔子说：“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有了智慧、廉洁、勇敢和才艺，又用礼乐来美化，才是完善的人格；孟子讲人的善的本质包括仁义礼智四端，并说“可欲之谓善”、“充实之谓美”（《孟子·尽心下》）；荀子也讲“不全不粹不足以为美”（《荀子·劝学》），含有要求人格全面发展的意思。关于“志”，儒学也十分重视。孔子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孟子则有“士尚志”和“持志”之说。不过，孔孟均强调“志向”，注意的是意志的坚韧品格。宋明理学对“志”和“意”作了区分。张载曾指出：“盖志意两言则志公而意私。”（《正蒙·中正》）明儒王夫之在注解《正蒙》时对此说作了进一步发挥：“意之所发或善或恶，因一时感动而成乎私；志则未有事而豫定者也。意发必见诸事，则非政刑所能正之；豫养于先，使其志驯习乎正，悦而安焉。则志定而意不纯，亦自觉而思改矣。”（《张子正蒙注·中正篇》)“志”是预定者，与“天下之公是”即天道、天理相联系，故为“公”；意即意见、动机，因一时的感动而产生，与个体的内在需求相联系，所以是“私”的。王夫之注意到“意”之所发有自主性特点，非政刑所能正之，故强调“教者尤以正志为本”，“志正而后可治其意”，而反对“无志而唯意之所为”，亦在其理想人格中贯彻了理性主义和自觉原则，而否定了意志的自由选择功能。这一点与先秦儒学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
可见，无论是先秦儒家还是宋明理学，在追求理想人格，体现和实现天道的过程中，都注重突出理性的价值和地位，而压制和排斥作为理想人格精神主体的非理性层面，进而逐步凸显了儒学的理性原则。
如果说道德理性表现为道德意识的自我认识和本体意义上的理想状态，那么实践理性则主要表现为实践经验的内心体验。二者在它们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和天道的汇合处达到一致，是知与行、理想与理性的统一，是“抽象”和“具体”、超越性和内在性的统一。正是这种理性精神使儒学摈弃了宗教神秘的玄想和狂热，使人们在日常伦理生活中以理智来引导情感，从而使儒学成为现实主义的人生哲学。中国历史上始终没有出现欧洲中世纪那样的神权统治人间的宗教化时期，实根源于儒学重人文、尊理性的价值取向。
（三）
如上所述，儒学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主体自觉精神的强调，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视，都有其独到之处。固然，儒学在历史上曾经被赋予了神学形式并不断得到政治上的强化，因而使得它的一些主要内容被异化为强制人们接受与遵守的道德戒命和外在规范，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儒学主体的理性自觉和自由选择，禁锢了人们的思想，维护了封建统治，扭曲了儒学注重人文的哲学形象。但是，由于儒学的形成深深植根于宗法血缘关系的伦理思想，其基本信仰是“仁”、“礼”、“孝悌”。更何况，儒学士大夫们不惜经受风险与磨难，在千锤百炼中极力寻求适合现世的儒学本身的发展途径与形式，这一过程实际又进一步弘扬了儒学人文主义的道德气质和理性精神。直到封建社会末期，儒学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而解体。现代社会已经改变了传统儒学赖以存在与生长的社会土壤，其存在形态与社会地位都随之发生了变化。此后，儒学则是作为历史文化遗产被研究、改造与利用。今天我们研究儒学，就是为了从传统儒学遗产中批判地吸收可取的、有益的思想资料，以重建人类新的精神文明。
特别应当指出，现代化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具有二重性质，它既体现了进步与发展的历史趋势，又往往蕴含着负面的文化后果，后者在西方的工业社会已越来越严重地显露出来。由于科学技术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人被物化，道德失衡的现象十分严重。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蹈袭西方产业化道路之后，盲目地追求物质利益，因之导致了利益关系上的个体化趋向，个体原则空前突出。个体原则的注重诚然为主体创造性的发挥、个性的多样化，及竞争机制的引入等提供了活动空间，但由此而过分地划定个人权利界线，并以无情的竞争作为实现个体权力的方式，却很容易导向个人主义乃至利己主义。个人主义与普遍的商品化交互作用，使人与人之间只有契约、业务及竞争的关系，而缺乏超功利的、情感的联系纽带，其结果即是人际关系的疏离、淡漠，乃至紧张、冲突。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项调查表明：当代欧洲“十分之六的人认为，就他们所经历的十多年的经验而言，人们很少愿意彼此帮助。这是人们不相信他人的原因。一半以上的欧洲人表示，当他们同他人打交道时，从来都相当谨慎。”[2]125这种心态，正是植根于冷淡、紧张的现实人伦。相对于此，中国传统儒学偏重于道德人伦范围，即使是作为政治化儒学所倡导的带有封建性的“三纲五常”，也多少体现出对道德作用和协调人际关系的重视。儒学这种重视人伦以及追求崇高人生境界的价值取向，正有助于引导人体认自身的内在价值，避免一味向外逐利，并进而拒斥人的商品化。现代社会，科技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使人类的利益越来越趋向于一致性，一利俱利，一毁俱毁。人类越来越多地面临着个体利益和群体利益的矛盾、小集团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的矛盾。如果只追求个体利益、小集团利益的满足，那么，人类将有可能走向自我的毁灭。所以，我们应该借鉴儒学以伦理为本位的价值理念，弘扬儒学的人文理性精神，从我做起，修身养性，立人、达人，推己及人、推恩及人，积极有效地防止异化，克服异化，使人们在理性情感上走出自我封闭的樊篱，走向宽容、和谐，使人们真正生活在仁爱的环境氛围和理性情感之中。
但是，在现在乃至未来，人类所赖以生存的地球的生态环境并不容乐观。现代文明的基本进路是征服与利用自然，它不断地打破人与自然的原始平衡，不断实现对自然的支配。这种原则虽然拒斥了对自然的宿命态度，为改造、利用自然奠定了价值观的基础，然而，它同时也引发了对自然的片面占有，由此造成了天人之间的紧张和随之而来的生态危机：资源的日益枯竭，环境的污染，土地沙漠化，某些物种的灭绝等等。这种全球性的问题使人类面临严重困境。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忧心忡忡地指出：“一种不停顿的杀戮生机勃勃事物的行为最终将导致全面性的破坏。”[3]121这并非危言耸听。事实上，天人之间的失衡，在今天确实使人类的存在受到了威胁。为此，人类必须以理性的自觉控制自己的活动，做到既合理地开发与利用自然资源，又能够积极地保护和建设人类生存环境。
儒学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保持天人之间的平衡与和谐，其人文精神也以自觉追求人的天性到德性的完满为归宿，这种道德理性主义无疑有助于抑制对自然对象的支配和征服意识，特别是宋明理学那种万物一体的天人观，确乎表现了一种博大的胸怀，超越了实际造成现代生存危机的狭隘的人类中心论。这既不同于西方文化传统注重人与自然的区分与对抗的思想，又不同于道家“无为”的自然观和佛教“一切皆空”、“无我”出世的虚幻主张，它坚持“尽性知天”、“生物成物”、“为天地立心”等，流露出强烈的宇宙意识、生态情感、人类责任心和积极入世的精神，对于合理地调整天人之间的平衡，同时又在总体上不断重建天与人的统一，确实可以成为一种内在的范导原则。
人类文明是全人类自古以来共同创造的文化成果，当今整合与重建人类文明仍是全人类所共同面对的时代课题。东西方各种不同的文化、信仰各异的多种宗教等等都会在整合与重建人类文明中做出自己的贡献。由于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在共创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既表现出惊人相似的共同价值、共同理想，又各有自己对人生终极关怀的不同理解、不同追求，因而应该创造条件使不同文化展开对话，相互协调，以讨论发展一种“普世伦理”， “这种伦理必须是全球性的，只有某种西方人的共同伦理，或非洲人的共同伦理，或亚洲人的共同伦理等等，那肯定是不够的”[4]141-142。这是全人类的创新性文化活动，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需要，是人类为解决生态环境危机的生命呼唤，也是为了实现社会现代化或后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道德危机所凸显出来的历史重任。历史在革新中运动，文化在创造中发展。中国儒学的优秀文化遗产，必然在参与解决全球性的伦理问题上，在人类智慧的创造与积累中被更新的文化所吸取和弘扬，因为它有浓厚的人文理性追求，鲜明的道德伦理价值，易于沟通东西方文化，因而有更多的普世性和超越性，必将在人类未来的文化发展过程中做出特殊的历史性贡献。
参考文献：
[1]洪修平.论儒学的人文精神及其现代意义[J].中国社会科学，2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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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说：“‘价值’这个概念是从人们对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哲学意义上的“价值”是体现为我关系，所表明的是主客体关系的重要概念，以客观对象的需求对人的需要满足来衡量。在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价值关系中，客体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主体主要是包括高校学生在内的广大受教育者及身处其中的个人和社会。因此，广义上，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价值可以定义为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实践活动满足广大教育者、受教育者和社会需要的效用，是作为客体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实践教学活动同作为主体的社会的人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这种关系是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在教育活动和社会关系中合乎主体全面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的目的而呈现出的一种肯定的意义关系。狭义上，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价值可以定义为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实践活动满足广大受教育者和社会需要的效用。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主要包括核心是以人为本，发展是第一要义，使发展承载了科学的内涵与人文意蕴，彰显了人文关怀的时代价值。“坚持以人为本，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最集中的体现就是育人为本、德育为先。”人文关怀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核心价值就是人文关怀。人文关怀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归宿和核心价值。所以以人为本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定位是必然的结果。综上所述，科学发展观与思想政治教育在人文关怀价值层面相契合。
二、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人文关怀的基本原则
人文关怀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那么如何才能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人文关怀，体现人文关怀的基本价值，大力弘扬以人为本的精神，也就成为当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所面临的重大教学问题。由于人文关怀内涵丰富，其教育的方式方法多样，笔者认为应主要把握三大基本原则，才能达到以上的教学目标：个性化原则是内容、生活化原则是核心、幸福化原则是目标。
1.个性化原则是内容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人格，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健全的人格。那么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人文关怀也就不例外，必须让它具有个性化。一切的管理条文、规章制度都应该从培养学生的人格角度出发，让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共同思考，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尊重个性至上，培养健全的人格至上，要让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共同满意，要让学生按照自己的个性特点去发展自己，关怀他人，发挥潜能，超越自己，走向世界。个性化教育就是在尊重别人的前提下，以社会法律为行为底线，以自己健全的人格为核心，尊重自己的生命，他人的生命，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学会自己负责，关心自己、爱护自己、照顾自己，树立基本的、健康的、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持作为一个社会中的人基本的处世原则，克服缺点、发挥优点。当然，也应该容忍别人的缺点，给自己和别人提供发展的空间，使自己形成独立高尚的品格。
2.生活化原则是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人文关怀的核心，生活是人类的基本存在方式
高校的大学生活也不例外，这也是人的本质，只有把一切融入自己的生活，个人才有旺盛的生命力。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人文关怀必须生活化才会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使思想政治教育具体化、生命化。高校应当采取各种办法、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注入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培养他们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社会建设者。
3.幸福化原则是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人文关怀的目的
幸福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归属和目标，是人类永恒的主题，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不例外。从某个层面来说，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人生的主题，幸福是需要教育的。以育人为崇高目标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以人为本，关注人的幸福。
总之，“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把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价值取向以人为本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主要目标内在统一起来，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人文关怀教育的平台和着力点，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基本方法，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提高广大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人文关怀素养具有重大的价值意义。要把这三个基本原则贯彻下去，切实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人文关怀教育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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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孔子文学思想主要内容
孔子所讲的文学是指“文治教化之学，即儒家文化学术的总称”，关于孔子文学思想这一文学概念的定义相当宽泛。孔子生于春秋时期，一生致力于利用儒家思想对当时政治进行改善，所以其文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与政治相关联的。在孔子看来文学并不是如今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艺术，而是一种能够参与到政治中去，并且能够有所为的文治教化之学。
孔子文学思想核心：文德兼并。在《论语》中孔子强调了文与的的重要联系，认为进行文学创作的主要目的就是弘扬儒家“仁”、“礼”的思想。在孔子的文学思想中，文学与道德必不可分，也就将进行文学创作必须要坚守自己的道德。孔子文学思想的目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在孔子的文学思想中认为文学创作的目的就是教育人们知礼而成与乐，意在强调进行文学创作必须要投入真实情感，用极具感染力的作品获得大众的认可，另外，还强调文学作品要能够给予人们快乐。这表明了孔子对于文学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在当时社会道德规范下进行了一场文学教育。孔子文学思想的形式：文与质。在孔子的认知里，进行文学创作必须要将文与质进行完美的中和，质胜于文则野，文胜于质则史，一部秀的文学作品必须要能够保证文质两全，相互平衡。孔子的文学思想表现形式很好的解释了“文质彬彬”的文学君子，成为了中国文学思想的主流，推进了中国特色文学思想体系的形成。孔子的文学思想既包含了对旧思想、旧制度、旧文化的呵护，又推进了新思想、新制度、新文化的发展。
二、当代文学教育受孔子文学思想的启示
孔子文学思想极具魅力，在多年历史的熏陶、沉淀下已经渗透到了当代文学的各个角落，对中国当代文学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了解孔子文学思想的基础上综合分析了文学教育受孔子文学思想的几点重要启示。
（一）追求中和之美：文学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在孔子的文学思想中，追求中和之美，具体来讲也就是文与质的中和，“文”在这里指一个人的内在，而“质”就是指一个人的外在。其意在于进行文学创作，要追求中和之美，既要抓住外在形式的表现美，也要抓住内在主题的意蕴美，这局启示当代文学教育，要保证文学的质量，注意文学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将孔子的文质中和理论应用到当代文学教育中，很好地推动了文学教育的发展与改革。
（二）注重文学社会作用，推动现实主义
孔子处于一个乱世，春秋时期政治动乱，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文学思想自然离不开对政治的看法与劝谏，这就启示当代文学教育要注重文学的社会作用。立足于当代社会的实际情况，认真、透彻的对社会表象进行分析，进而得出问题的根源所在，再借以文学的表现形式呈现，这样的文学作品不仅能够真实反映当时社会的现象，还能够深入的剖析社会现象的本质。通过这样的文学作品更能够将社会真实的呈现，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社会中存在的不良风气，认识到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而促使更多的人投入到社会风气改良、社会发展建设中去。只有拥有一定社会作用的文学作品才更有可能被人们铭记、被社会铭记，才更有可能在当代文学中留下深刻痕迹。而这种能够深刻反映社会现状的文学作品通常被归类为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这无疑又是为当代文学教育提供了一个新的路径，推动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
（三）文德相随，提高道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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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倡导文学的真实性
在的文学作品中，一直在批判单一模仿古人的死文学，倡导随着时代不断改变的活文学形式，对于思力浅薄、说谎作伪的假文学，也持批判态度，这就突出表现在他对于“团圆迷信”的态度中。曾经明确提出，要解决我国这种病态的文学形式，就需要积极借鉴西方的文学，究其根本原因，是由于从古希腊时期开始，西方文学中就蕴含着深刻的悲剧思想，意味悠长，发人深醒，这也是我国文学中最为缺乏的东西。在但是社会，不仅是我国的小说和戏剧中普遍存在说谎作伪的问题，在其他的领域，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很多人不肯看看这个真实的世界，偏偏要活在自己的幻想之中，明明不可救药，但是却要讳疾忌医。早在1915年，就提出自己的这种思想，他认为，在中国文学中，普遍存在“无病”、“言之无物”和“摹仿古人”的问题。在看来，古人的时代已经过去，新一代的文人笔下要求新，这一阶段正是批判假文学的关键阶段。
在1918年，在自己的作品《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我们必须要消灭“死文学”和“假文学”，创造出真正具有生气和价值的文学，只要我们可以创造出真正的文学，那么“假文学”自然可以消亡。对于思力深沉以及严谨写实的文学，则持明确的赞美态度，对于白话文学史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文学中的人情味与生气主要都是依靠底层的平民文学来打底。
我们不仅可以在的文学批评活动中看到他的人文关怀精神，在其自己的文学作品中，也有深刻的体现，无论是诗歌、剧本还是小说，表达的都是自己的真情实感，他从来没有做作和说谎，表达出自己对于自由精神的深深向往。在开展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活动时，没有模仿古人，而是随机应变，他倡导真文学，这正是其人文关怀思想的重要表现。
二、文学人文关怀精神的成因
之所以的文学中有深刻的人文关怀精神，其一是由于他深受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另外则是由于他收到西方人本主义思想的熏陶。对于儒家经典有广泛的涉猎，非常熟悉传统的文化，特别是孔子的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思想，对于后续的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认为，孔子与孟子他们倡导教育哲学，提倡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他们认为，人要生活下去，必须要有尊严。中的人文关怀思想与西方人本主义思想也有一定的关联，西方人本主义思想形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该种思想强调，一切都应该遵循以人为本的思想，肯定人的尊严，倡导思想自由，反对封建等级思想，期望将人们从传统的封建主义解放出来。在1910年，到美国留学，此后，他了解了美国的生活与文化，在他与基督教徒的接触过程中，他接触到社会中的善良人，了解了美国基督教中的人文关怀精神。虽然对于基督教，持一种反对和批判态度，但是其中的博爱思想还是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留学期间，还参加了世界主义运动，这些活动的参加进一步帮助养成了人本主义思想。1914 年10月27 日在日记中写道，在 1912 年，他在西雷寇大学大同会的演说中引用了康德的名言“人是目的，不是手段”。1914年12月22日，为纪念康奈尔世界主义俱乐部成立十周年，他写了一首诗歌：“且让人类博爱从此开始，/西方东方在此自由相会。/人人一样尊敬，无分尊卑，/我们的安排是相互理解和友谊。……今天的梦想将化为现实，/地球上的人们将一起呼喊：/‘人类将凌驾万邦之上！’。
三、结语
的文学思想深受传统儒学思想与西方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其中蕴含着深刻的人文关怀精神，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相结合的文学思想，在今天仍有重要意义。研究文学思想的跨学科视角，必然涉及、文学革命等现代历史。我们研究文学中蕴含的人文关怀精神，必须要与当时的语境相结合，同时还要关注文学思想对于当代社会的一种普遍性。
参考文献：
[1]李荣明.“理在物中”与历史演进法――论的科学解释思想[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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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儒释道与晚明文学思潮》
明代中叶以后，封建进入晚期。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晚明的思想界也非常活跃，古老的中华大地上腾涌起了近代化的启蒙思潮。尽管这种思潮在一定程度上仍是通过对传统思想作新的注释而实现的，但其对传统思想已经有了一个重要的突破――即高扬个性，率性任成为这一思潮的明显特点。如无论是徐渭的“真我”，汤显祖的“情至”，李贽的“情性”、“童心”，还是袁宏道的“性灵”说，都主张文学当抒写作家真实的个人情感。这一时期，晚明干人独抒性灵的旨趣、清新鲜活的语言，无所拘碍的风格，与传统的沉闷、压抑形成鲜明的对照。与以前相比，无疑这意味着禁锢了一千多年的国人的思想有了新鲜的气息。晚明士人对生命的冲动、对人生的热情，使晚明文坛在后代不断引起学人的关注。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中心的周群教授近期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2000年3月版)的《儒释道与晚明文学思潮》一书正是对晚明士人思想进行研究的专著。作者认为，晚明文学思潮是明代中后期个性解放思潮在文学领域里的反映，同时也深受传统的儒释道思想的沐染，因此，研究三教与晚明文学思想之间的关系，可以更好地揭示晚明文学的渊源，从其对传统思想的继承和变异中把握其“新”的特质。对这一课题的选择，作者正是旨在开拓对晚明文学思潮研究的新视角。与一般从文学批评史、文学史的纵向角度研究晚明文学思潮不同，周著侧重于从同的宗教、对晚明文学的这一横向的视角进行研究，并注意文学与哲学、理论批评与创作、文人性格与审美情趣之间的结合，因为文学不但受到哲学、宗教的影响，而且还受到其他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学本身发展等因素的制约。
晚明文学思潮是一个内涵不太确定的概念，以往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主要是万历以后的公安、竟陵等人的文学思想与创作。周著在借鉴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对晚明文学思潮的兴衰与发展过程中的三个阶段，是以文学批评家的文学思想特质第一、时间界限第二的原则进行划分的。作者认为，李梦阳、唐顺之、王世懋、屠隆等人的文学思想标志着革新思潮的酝酿期。任何一种思潮的兴起都不是平地风雷的，晚明文学的发端亦是如此，它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酝酿，是在对前人的文学思想的批判继承中发展起来的。如李梦阳等以复古自命，倡以高格逸调，根除了文坛台阁体的靡弱之风。尽管他们主张的“古诗必汉魏，必三谢，今体必初盛唐，必杜，舍是无诗焉”，牵率模拟，又以新的格套束缚住了文学的发展，但李梦阳的文学情感论，不能不说对晚明文学思潮的酝酿、形成在理论上作了准备。徐渭、李贽、焦竑、汤显祖、袁宏道、陶望龄等人的文学思想标志的革新思潮的高涨是晚明文学思潮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一时期，晚明士人兼宗儒释道三教的思想特点非常明显。他们错综三教，出入禅净，既祖述儒典，诗禅比附，以禅论诗，把禅引入戏曲领域，又个性豪荡不羁，“眼空千古，独立一时”，尚求抒写真情、本色自然的文学理论，钟心于自然之趣。晚明文学思潮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指以袁中道、钟惺、谭元春、冯梦龙等人的文学思想所显示的对革新思潮的修正。正如作者所言公安派的发展过程那样，“袁氏三兄弟的文学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公安派变化的轨迹，这就是：宗道如起于青苹之末的微风，宏道如浩荡突进的狂飙，中道则如狂飙之后的熨波之清风”任何思潮达到发展的顶峰，必然走向“物极必反”的衰落趋势，这是任何领域都无法回避的客观规律。这一时期的钟惺、谭元春及冯梦龙等人，或注重师心与师古的结合，或着意于“真情”与儒家教化之间的联系，在不同程度地继承了徐、李、袁等人的文学思想的同时，都对其“矫枉过直”之论有所修正。特别是随着国难的降临、古学的复兴，晚明文学思潮渐入低潮。
综观全书，尽管本书研究的仅是晚明的文学思潮，但在作者的运笔操纵之下，晚明思想界的特色已一展无余。正如该书序所言中所说“晚明文学是明代中后期个性解放思潮在文学领域里的反映”，而且，作者虽涉及的是文学思潮，却处处涵蕴着丰富的哲学意味，“这种启蒙思潮与欧洲启蒙运动的一个明显区别在于，主要是借助于对传统儒释道思想作新的诠释而实现的”。作者指出，“文学与以儒释道为主体的中国学术思想的关系是至为密切的，尤其是文学观念、文学理论受学术思想的影响更为明显，一个有影响的学术流派之所以能流布一时，应者云集，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它具有较完备的理论体系，有一定的哲学底蕴”。作者的认识无疑具有性、合星性。晚明文学思潮是伴随着儒释道三教的发展与融合更趋明显和深化的特点而兴起的。儒释道影响于晚明文学思潮本质上是其哲学思潮，而晚明文学思潮也正是由于加入了儒释道的哲学内涵才在文学史上有了如此高超的地位。
作者的研究独具特色。文学理论批评与文学创作相结合是本书得以成功的研究方法之一。因为中国古代文论更多的散见于尺牍、叙跋乃至诗歌等文学作品之中，而文学作品是作家文学思想的具体体现，前者同时又深化和丰富了作家的文学思想。因此，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无疑会增加研究的深刻性和透彻性。如汤显祖“至情”论的提出就具有这一特点。“情”是汤显祖人生哲学和文学思想的核心，是他的传世作品“临川四梦”中一以贯之的主题，汤显祖在其自然通脱的文学情感论和戏曲作品中表现出“因情成梦”的旨趣。“至情”论是汤显祖在创作，《牡丹亭》时所写的《牡丹亭记题词》中提出来的，并在这一作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另如袁宏道的诗禅之论是通过诗歌表现的，陶望龄的“偏至说”与“内外论”亦是通过其文学作品得以展示的。文人性格与审美情趣相结合是本书的又一重要研究方法。纵观文学思想史，不难发现，文人性格对其文学思想、审美情趣有着深刻影响的事例比比皆是。晚明文学思潮的形成也与晚明士人的性格特性不可分割。晚明文坛活跃着一大批具有傲岸不羁、“伉壮不阿”的个性解放精神的狂狷之士，如具有傲视权贵、疑古非圣的狂者气概，“于上下数千年这间，别出手眼”，“掊击道学，抉摘情伪”，历来被儒学正统目为“异端之尤”的李贽；纵情放逸，寄情于歌场青楼，而被时人目为“狂生”、“畸士”的冯梦龙等人均在晚明文坛上影响巨大。具有狂者精神的李贽甚至成为晚明文学思潮狂飙的源头活水。钱谦益对此早有允论：“万历之季，海内皆诋訾王、李，以乐天、子瞻为宗。其说唱于公安袁氏，而袁氏中郎、小修皆李卓吾之徒，其指实自卓吾发之。”晚明文学思潮就是在这样一些士人的鼓荡之下形成的。作者通过对反映在文学作品中的晚明士人心态、性格的研究，深刻地挖掘了他们文学思想的根源，并找到了晚明文学思潮得以形成的最终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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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斗山”虞集论》，在论述虞集成长背景时，比较全面的论述了虞集教育，际遇背景，条分缕析，论述详细。与此前许多论文的比较中，文章中还论述了虞集人生中另一重要际遇――元文宗，虞集与元文宗的相遇相知，使虞集在政治上得意取得重大成就，进入奎章阁学士院，修撰《经世大典》等，虞集取得了崇高的社会地位。虞集借修撰《经世大典》的契机，接触了大量的典章制度、山川地理、文物礼义、档案公文等，扩大自己的学识眼界。同时，虞集受到元文宗的赏识，成为朝中极为重要的著作大臣，朝中著作大事无不参与其中，品题大量大量时人的文集、著作，见到当代大量著作。同时他还见识与品题了大量的书画作品。虞集这些特殊的际遇，使他成为了元朝的“一代斗山”。
《“一代斗山”虞集论》第二部分具体论述了虞集的文艺思想及创作实践――复古宗经，尊崇性情。1988年，邓绍基教授在《阴山学刊》（社会科学版）发表《略论元代著名作家虞集》一文，分析了虞集的思想倾向，指出其“尊奉程朱理学”，但“又不是完全拘守程朱门户，他曾追随老师吴澄在朱学中吸收陆学的若干成分的主张和实践”，肯定他在朱学“定为国是”的前提下，不趋向极端之卓越见识。邓先生将虞集的诗歌主张概括为三点：一是坚持儒家正统观念，主张“性情之正”；二是提倡宗唐宗古；三是推崇“嗜欲淡泊，思虑安静”的诗风。此文论述了虞集的思想倾向、诗文主张、诗文题材内容及艺术风格等在内的多项内容。查洪德教授《虞集的学术渊源和文学主张》（殷都学刊，1999.11.30）一文中，论述了虞集之学术有三个特点：第一，他有回归传统儒学的倾向，第二，有兼融各家的倾向，第三，受张载影响较深。虞集学术的三个特点，决定了他的文学思想：他在学术上回归传统儒学，在文学上便倡导复古，具体表现为理性、中和、雅正、世用；兼融各家的学术特点，使他的文学思想，既不同于宋以来道学家的文论，也不同于文章家的文论，而是两者的融合，再加上政治家的眼光；他以气运论文，又主张克治血气，归于平和，都与张载的影响有关。
邱江宁与这两位先生的论文的都提出了虞集的复古思想，追求雅正平和之气。邱江宁的论文中详细论述了虞集的复古思想，分别从虞集的散文和诗歌进行论述，并且通过具有代表性的创作实践作品加以论述虞集的文艺复古宗旨。与邱江宁文章相比，查文中提及了虞集兼容百家的思想，这和邱江宁文中虞集和会朱陆，以经为本，涵容经史，有相似之处。邱江宁和邓先生的文章都提出了尊崇性情的思想，邱江宁重点从诗歌方面论述了虞集推崇性情的主张。邓先生一文中提出了虞集尊奉程朱理学的思想，但他不完全拘守程朱门户，吸取陆学思想，推崇儒家思想。邱江宁的文章以虞集的创作实践作品表现虞集的文艺思想，更易于理解，论述充分有力。
在论文的第三部分，邱江宁具体论述了虞集虞集在元代文坛的影响，“大江以南，断无似人”。2009年，谢皓烨《浅论虞集的文学思想》（湘南学院学报）一文中，论述了虞集垂世立教，以成天下之务的主张，文中论述了虞集深厚的儒学素养，秉持立言垂教的学术使命。从功利主义的角度论述文学于时政、道德的作用，赋予文学以政治的责任和道德的使命，体现了虞集对于外部事功世界的关注，是他那种以教化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在文学观念中的反映，也是其立言垂教的学术价值观在其文学思想中的折射。
邱江宁的论文中在论述虞集在元代文坛的影响时，虞集在退隐时期，著书立教，立言立教推广自己学术、创作思想。这与谢皓烨《浅论虞集的文学思想》中虞集垂世立教，以成天下之务的主张相同，体现了文学的功利价值。邱江宁的文章还论述了虞集著书立教的重大影响。在以往的论文中，对于虞集在元代文坛的重大影响有一些论述，但是没有形成系统，没有专门的章节进行论述。邱江宁一文对于虞集“大江以南，断无似人”的重大影响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主要分为两个时期进行说明，馆阁时期和退隐时期。在馆阁时期的影响主要从北人和南人两方面影响说明，在北人中，虞集与卢挚、曹伯启、元明善、孛术鲁、曹元用、王结、王士熙、马祖常等北人都有非常频繁的交往，逐步受到影响并影响于人，他们一道发出了“元盛世之音”。虞集的北人弟子有苏天爵、王守诚、刘基等，都受到了虞集深厚的影响。虞集又与程钜夫、赵孟、邓文原、贡奎、袁桷等交往，他们相互唱和，掀起了元代中叶复古创作的热潮，虞集取得了瞩目影响，具有代表性。在退隐时期，虞集不仅著书立教，立言立教推广自己学术，还参与选集编纂全集并进行刊刻，将他在馆阁之中形成的理论及影响力波及山林。
邱江宁的《“一代斗山”虞集论》，论述精细，条分缕析，结构严谨，重点突出，揭示了虞集一生的巨大成就，展现了虞集卓尔不凡的人生，真可谓“一代斗山”“大江南北、断无似人”！
参考论文：
[1] 邱江宁：《“一代斗山”虞集论》，文学评论 2012.3。
[2] 查洪德：《虞集的学术渊源和文学主张》，殷都学刊，1999.11.30。
[3] 李舜臣：《论江右文化对虞集的影响》，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10。
[4] 邓绍基：《略论元代著名作家虞集》，阴山学刊（社会科学版），19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