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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文化发展迅速、保留民族文化特质，是辽金元夏时代的文化特点
书面文化发展迅速，契丹、女真和蒙古等少数民族都创立了自己的民族语言。由于资料的散佚，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文学作品很少流传下来。但从流传至今的文献资料中，我们仍然可以找寻到一些印记。如元代耶律楚材的《湛然居士集》中收录了一首《醉义歌》，原诗用契丹文写成，共有120句，是仅存的辽代长篇诗歌。《醉义歌》原作现已不存，但从汉译文中也可以看出，原诗中多用典故，艺术成就颇高，可见契丹的语言和文化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此诗亦为少数民族与汉文化交流的生动例证。女真的本土文化也达到了较高的发展水平，当时的文化作品数量也不少，但因缺乏翻译和有效保存，我们现在只能看到一些文字片段。在元世宗时期的历史记载中，就有用本民族语言创作的一首赞美祖先的颂歌。蒙古族人民在创建书面文字之前，有大量的口头文化作品。在创建了统一的文字和语言之后，书面文化在反映蒙古人民的时代和生活上被运用得越来越多，著名的历史文学长卷《蒙古秘史》便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
保留民族文化特质。在辽金元夏民族文化特质的形成过程中，有三种因素起着重要作用：一是自然与文化环境，二是民族的迁徙与融合，三是不同民族的价值选择，其中以自然与文化环境最为关键。生态环境（包括自然与文化环境）对文化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尤其是在民族文化形成的初期，一个民族对文化内涵的选择很难超越自然环境的范围，这种在自然环境下形成的文化环境对族群的原始文化特质起着决定性作用，并反过来积淀成为一种文化基因。尽管辽金元夏各族群经历了近千年的民族迁徙，与西南各族群以大杂居、小聚居的方式长期混居，自然环境与经济方式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但根源于辽金元夏民族数千年的文化特质依然是其稳定的核心与基础。
辽金元夏时代，多民族的交汇、融合使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
辽金元夏文化起步虽晚，但进步较快。辽金元夏时期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民族大融合时期，多民族的交汇、融合使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各民族在传承本民族文化的同时，也在积极借鉴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元素，从而促使游牧民族文化从落后走向成熟。契丹、女真、党项、蒙古等民族虽然发展相对滞后，但在与各种文化的交融中却得到了快速发展，使得颇具民族特色的文化由此而兴，并达到了新的发展高度。
为巩固统治，辽金元夏四朝统治者皆十分重视中原文化，他们对儒家思想尤为看重。通过对儒家思想的学习和运用，四朝逐渐形成了与中原文化融合发展的新模式。辽政权的成立基于契丹族游牧文化的基础之上，而辽政权的发展离不开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结合。金（女真族）建国之前一直为辽政权所统治，在建国后又占领了辽和北宋，与南宋王朝形成南北对峙之势。在这一过程中，金政权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由此形成了金文化。文化的多样性使得辽金夏元文化表现出鲜明的特点，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展现出独具特色的面貌。
文化建立在联想之上而以人类的智慧为基础，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以人类对自然的无知为基础。“万物有灵观”不仅成为辽金元夏统治集团的哲学基础，而且也成为民族走向文明的哲学基础。辽金元夏各领域的文化是同汉族文化融合的产物，二者虽有文化传统的差异，但在理论与实践上却存在着共同的哲学基础。在民族历史上处于相对隔绝状态的辽金元夏统治者传承了游牧民族文化中最原始、最本真的文化因子，并将其作为一种“文化遗留”保存在族群始祖创生神话与传统文化中。
民族文化交流与风俗融合造就了不同的都城形态
文化具有地域性，其繁荣发展需要在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基础上赋予自身创新发展的活力，中国南北方不同的自然环境造就了民族文化的地域差异。中国南方，温暖湿润，水草丰美，多为鱼米之乡。而北方尤其是长城以北及西北地区，气候相对干旱，植被较为稀疏，相对恶劣的生存环境和地广人稀的地理面貌也造就了四朝主体民族粗犷大气、率真勇敢的民族性格和质朴豪迈的民族文化。
四朝文化在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纳了佛教文化，并在与中原汉族交往的过程中逐渐接受并认同了儒家文化。辽金元夏民族文化传统属于游牧文化，在未南下、未与汉族进行广泛交往并逐步从事农耕之前，其都城文化同样受到游牧文化影响，他们的居所多以终饰主，且具有流动性。在南下并与汉民族进行交流、交往的过程中，他们的生产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农耕文化的影响，其都城建制也改变了过去的流动风格，开始适应新的生产生活方式。
在任何时代，都城既是政治中心、军事中心，同时也是文化中心。辽金元夏时代的文化演替，也莫不围绕都城而展开。辽代实行“五京制”，其都城设施与建筑风格具有浓厚的游牧文化特色，带有逐水草而居的特点，与汉民族都城高大、巍峨和庄严的风格截然不同。然而，在与北宋达成“和议”的一百多年间，辽代的都城文化开始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出现了相对固定的都城治所，即上京。同时，辽的都城仍然保留着契丹民族的文化传统，在将都城固定于上京的同时，还保留了另外的“四京”作为陪都。后来建立金朝、西夏和元朝的女真人、党项人和蒙古人，同样在都城文化的发展中体现出与辽代相似的特点，即对农耕地域占据范围越大，对农业生产方式的接受就越深，其都城文化也更为固定，同时也开始注重都城的庄严气势和神圣权威。此外，在建筑纹饰、都城格局、建筑风格等方面，他们大多还保留着民族传统的文化元素，呈现出明显的民族文化交融趋势。
文化交流与风俗融合造就了不同的建筑形态。一方面，辽金元夏在自身特有的文化基础上对其他文化的精髓加以吸收借鉴，形成独特的风格。如硬山式建筑，用彩色琉璃埠头进行装饰，其奢华程度远超越其他宫殿；国家的重要寺庙则将高浮雕二龙戏珠的雕塑与绘画进行有机结合，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装饰风格。丰富多彩的建筑标志着辽金元夏的建筑文化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这也说明汉族和其他民族的艺术融合有力促进了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
四朝都城文化是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瑰宝，对中国后世的都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四朝主体民族中的文化基因也延续了下来，成为促进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作者为安顺学院副教授）
【参考文献】
①史念海：《中国古都和文化》，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
②吴琼、周亚成：《游牧文化中的生态环境观浅析》，《西北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
③[元]脱脱等：《金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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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国而言，留童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批官派留学生。1872年至1875年间，由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倡议，在和李鸿章的支持下，清政府先后派出了四批总计120名留学生赴美留学。
时至今日，中国留学生群体不断的发展壮大。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留学生输出国。截止2013年，中国留学生总人数达到了305.86万。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留学生人数除了在2004年有小幅度下滑外，一直呈上升趋势，每年的出国留学人数不断增长。2013年中国出国留学总人数为41.39万，较2012年增加约14300人。
二、中国留学生在文化交流中产生的影响
文化交流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总揽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概况，经济贸易、文化交流、外交活动和战争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基本形式。留学生究其本质属于一种文化交流的传统形式，作为文化交流传播的媒介，他们对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做出了特殊的贡献。留学生远赴他国求学，作为某个留学生个体来说，他停留在他国的时间有限，造成影响的范围较小。但放大到整个留学生群体来看，他们在文化交流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留学生输出国，留学生所赴的区域范围很广，可谓遍布世界各地。“如此数量庞大的留学生，作为跨文化传播中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置身于与自身成长环境不同的异国他乡，学习生活中频繁地与同学及教师的交流使得跨文化传播活动不可回避。”一代又一代留学生在海外生活求学，加之他们在此过程中自身对当地文化的不断适应，促使中外文化交流不断深化，大大地延长了其影响的时间跨度及深度，且能够在此基础上有效地推动双方文化的融合与创新。
三、中国留学生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利于巩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成果
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传播已有一段时间，但处于当下文化多元的社会，新文化不断衍生并冲击着传统文化，我们必须不断对其成果加以巩固。作为一个中国人、更作为一个留学生，他们自身就是中国文化的符号，他们在无形之中展现着母国的文化内涵，并将其向世界传播。留学生源源不断地走出国门，对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起到了很好的巩固作用。
（二）有利于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遭到大肆渲染。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对外传播，是增进我国与其他国家相互了解和认同、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需求。留学生在国外生活学习，他们需要学会融入所处国家的社会。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自身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践行是对此价值观最好的无声传递。文明、和谐、友善……外国友人在与中国留学生的接触中会发现他们身上的优秀品质，进而认识到中华民族并不是一个激进的民族，而是一个有责任，追求和平的民族。
（三）有利于我国吸收借鉴外国优秀文化成果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我们要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引进有利于我国文化发展的人才、技术、经验。“近代中国留学生在国外，不仅刻苦求学，努力促进中外人民的友谊，同时还充当着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留学生群体在传递我国文化和核心价值观的同时，也将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社会政治等各方面的优秀学说引入国内，这大大促进了中外思想文化的交流。
（四）加强公共外交
我国的公共外交主要以“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为目标，以“尊重、理解、共融”为理念，力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通过文化交流、艺术交流、公益慈善、民间对话等公共外交方式，加深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互动共融，增强本国的文化吸引力和政治影响力，向世界各国人民展示一个爱好和平、推动繁荣的中国。在公共外交活动中，留学生群体是一股不可取代的力量。他们年轻充满活力。在他们留学的国度，常有国人组织联谊活动、庆祝中国传统节日，吸引他国民众参与进来。无形中逐步增强了我国的文化软实力。留学生群体深刻影响着国家形象和国家间的文化交流。留学关乎一国文化的大局，中国留学生群体既代表着中国的国家形象，同时在宣传中国国家形象方面亦大有可为。
在全球化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留学生群体是中外文化交流中不可忽略的、强有力的助推力量。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此之下蕴藏的巨大力量。周棉在《留学生与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一文中概括说：“虽然这期间也有许多迷茫和教训值得加以研讨和总结，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告诉人们，他们在近代以来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具有特殊的贡献和特殊的地位，已经产生了并且还在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文化交流与繁荣之路艰苦而漫长，但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 梁志明.当代留学大潮与中外文化交流[A].公共外交季刊2012夏季号（总第10期）[C].2012.
[2] 兴越.基于焦虑/不确定性管理理论的中国留学生跨文化传播研究[D].复旦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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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Xin
【Abstract】Making a comprehensive view of the developing course of Japanese culture, we can say that to use the foreign culture for reference is the important content in Japanese history and translation is one effective and important means for the culture intercourse and the culture usage for reference. Japan has brought in and replanted Chinese and western advanced culture actively and selectively, made a series of social reform self-consciously and brought about the naissance of the new producing way an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 which has made Japanese society have stepped into the new history period one by one correspondingly stably. In this kind of Japan-type developing mode, we can see the business, translation, has an immense contribution and function for the culture, has brought people new concept and new idea, finished the bloodless revolution in people’s brain and also advance people to practice their opinion in the social reform, so for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the function of translation is very great.
【Keywords】Translation Japanese culture
“翻译”一词最早见于《隋书•经籍志》，当时是特指东汉以来佛教经典的汉译活动。宋释法云撰《翻译名义集》（1143年）称：“夫翻译者，谓翻梵天之语转成汉地之言，音虽似别，义则大同。宋僧传云：如翻锦绣，背面俱华，但左右不同耳。译之言，易也。谓以所有，易其所无”。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翻译”早已不限于梵文佛典的汉译活动，不仅成为中国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或与外来文化进行交流时沟通不同的语言文化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世界各国在进行文化交流时的重要工具。翻译本身是一大文化事业，而译者就是文化的传播者和文化的创造者。
相对于其他文化来说，翻译对于日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更加重要，因为历史上日本正是通过外来书籍的大量引进和翻译，积极主动地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交流和学习，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富有特色的日本文化的，甚至可以说日本的文化史就是一部翻译的文化史。在这种移植和引进外来文化的过程中，日本人是有意识并有选择的，既汲取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的精华，又保留了本民族文化的主体，使日本文化成为多元复合的有机统一体。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近代以后因为日语的翻译书籍扼要地介绍了西方近代思想学说和科学技术的概要，所以19世纪下叶和20世纪初，中国的翻译家们反过来又把翻译日语书籍当作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捷径。在这种再翻译的过程中，大量的日语词汇进入了汉语，日本人合成的观念、解说也同样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很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日本的翻译活动不仅对日本文化本身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波及到了中国文化。
日本在汉字传来前没有自己的固有文字，以刻木、结绳为记事方式，汉字是何时传来、何时开始使用的已不可考。根据日本第一部书面文献《古事记》的记载，四世纪应神天皇年间有百济国学者王仁进献《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这是中国典籍进入日本的最早的记录。在五世纪时，大和朝廷就已经可以正确地使用汉文了，478年倭王武给中国南朝宋皇帝的奏文就是熟练的汉文。
为了更加直接地吸取中国的先进文化，630年，舒明天皇首次派出了遣唐使，在以后的三百多年里先后派出了18次遣唐使，实际入唐15次，致力于输入唐朝的典章制度和思想文化，并在日本普及推广，结果中国文化对日本社会的影响日益广泛。连朝廷官职也多模仿唐朝名称，建筑、风俗、朝服等生活方面也是唐风盛行一时。
随着平假名、片假名的使用，日本文学出现了日语的表现形式――和歌和物语文学，但在内容上也同样受到中国诗文以及古小说的影响。在最古的和歌集《万叶集》中随处可见中国六朝诗以及唐小说《游仙窟》的痕迹，紫式部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也被指出是受白居易《长恨歌》的启发。
当时日本派出遣唐使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中国学习佛教理论。日本虽然佛教盛行，但是受戒制度尚未确立，中国的高僧鉴真和尚为了弘传佛法，毅然前往日本传道。途中遭遇七十余次危难，历时十二载，以至双目失明，才终于抵达日本，为以天皇为首的日本信徒授戒，并开创律宗。鉴真还携来数百卷佛经，东大寺设置了写经司，从鉴真处借出经卷加以抄写。鉴真受到日本人民的敬爱，直到死后一千多年的今日，日本在鉴真圆寂之日还要举行纪念活动，可以说鉴真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座丰碑。
中日文化交流历史上可以说有两次。第一次是630年－894年间的遣唐使时代，当时中国正是封建经济与文化高度发达的盛唐时代，而日本则处于从奴隶制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当权的新贵族富有进取心，在260年间先后向中国正式派遣了18次使团，大批的留学生和学问僧随同前来中国学习，中国的思想文化和典章制度对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改革和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促进了日本封建制度的建立和巩固。
第二次是在近代。如果说第一次主要是日本向中国学习，那么第二次则主要是中国向日本学习。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摆脱了民族危机，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这对当时正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的中国是一个莫大的震动和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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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5上海历史卷第34题：通过列举郑和、徐光启、林则徐对外交往的史实，归纳他们对外部世界理解的变化，进而理解“从15世纪的大航海时代到19世纪中叶的，中外文明的交往变化起伏”。
3.2008广东单科卷第27题：以启蒙运动时代、后的近代不同阶段，西方对“中国形象”的不同看法为切入点，考查不同时期中国文化在西方的影响及原因。
4.2009海南单科卷第27题：通过简短材料，考查晚清教案发生的历史背景及其评价，从中洞察西方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5.2012年广东文综卷第39题：以“science”“代议制民主”等词语和概念的变化，考查其所反映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
6.2012年天津文综卷历史部分第12题：以佛教和道教对唐代儒学的影响，考查唐代兼收并蓄的思想文化特征。
7.2012年全国新课标卷第41题：以“冲击—反应”模式，考查对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理解。
8.2012年重庆文综卷第37题：以唐代、近代中国、近代美洲的留学生为切入点，考查留学生这一特殊群体在国家发展和国际交往中所做出的独特贡献。
通过分析，不难发现：从考题数量看，2002年以来，涉及文化交流史的题目共8道，2012年就占了4道。对该内容的考查有增加的趋势。从考题内容看，试题不断加强了对文明交往中的重要人物、关键事件的理解。从命题立意看，试题突出强调了不同文明交往间的认同、融合，互赢共进的文化精神。这些提示我们在复习中外文化交流史时需要特别关注的那些人和事。
“丝绸之路”的名称，最早是由普鲁士人李希托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年）提出来的。从陆路到海洋、从戈壁瀚海到绿洲，途经无数城邦、商品集散地、古代社会的大帝国。来往于这条道路上的有商队与僧侣、朝圣者与游客、学者与技艺家、奴婢和使节。这一幅幅历史画卷便形成了“丝绸之路”。世界三大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唐代的景教、元代的方济各会），以及祆教、摩尼教、犹太教等其他宗教，都是经这条路线传入中国的。中国早期的养蚕术、造纸术和印刷术和自然科学等无数内容也是经由该路传出去的。①研究丝路史，既涉及欧洲大陆，也涉及北非和东非。如果再考虑到中国瓷器和茶叶的外销以及鹰洋（墨西哥银元）流入中国，那么它还可以包括美洲大陆。它在时间上已持续了近25个世纪，几乎覆盖了世界五大洲。②可见，“丝绸之路”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新课程教材、教学都重点强调了新航路的开辟，但并未突出“丝绸之路”，教材只在“古代手工业的进步”中简略提及。因此，我们在教学中必须高度关注，以下三点尤为不应忽视：
一是丝路的开通是路线两端帝国共同推动的结果。《新全球史》记载：古帝国的建立极大地拓展了远距离贸易的范围。汉帝国维持着中国的秩序，使中亚大部分地区处于和平状态。帕提亚王国在波斯取代了塞琉古王朝，把它的权威扩展到了美索不达米亚。罗马帝国给地中海地区带来了秩序。而在印度，贵霜帝国和其他一些小邦国也为远距离商贸活动提供了安全和稳定，尤其是在印度北部地区。随着古典帝国的扩张，商人和旅行者建立了广大的商业网络通道。③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丝绸之路的开通。
二是丝绸之路的负面影响。《新全球史》记载：同一样，传染性疾病也沿古典世界的商路不断蔓延。附着于长途跋涉的旅行者，病原体有机会离开它们原初的环境，攻击那些对这种疾病没有遗传免疫力和后天免疫力的人群。这种传染病往往导致人口死亡。公元2世纪至3世纪，汉帝国和罗马帝国都发生了大规模的传染病。最具破坏力的疾病应该是天花和麻疹，淋巴腺鼠疫在这时可能也爆发了。而这一时期，人类没有抵抗力、免疫力和药物对抗这些疾病，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两个帝国遭受了疾病的蹂躏，人口数量急剧下降。④
三是丝绸之路的兴衰。两汉至唐代，中国的对外交通以陆上丝绸之路为主。入宋以后，特别是南宋，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主了。明代郑和下西洋将海上丝绸之路推向顶点，以后逐渐衰落。
为了突出以上内容，我原创了如下试题：
[原创题1]阅读材料，回答下列各题：
材料一：古典帝国的建立极大地拓展了远距离贸易的范围，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和北非都处在一个或另一个古典社会的影响范围之内。随着古典帝国的扩张，商人和旅行者建立了广大的商业网络通道，连接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和北非。历史学家把这些商路统称为丝绸之路，因为在这些商路上交换的最主要的商品是来自中国的高质量的丝绸。对商人和他们的商品来说，丝绸之路就是令人瞩目的高速公路；而另外一些东西，也利用了丝绸之路所提供的安全、可靠地进行长途旅行的机会。商人、传教士和其他一些旅行者，带着他们的信仰、价值观念和宗教信念来到远方。同时，一些肉眼看不到的旅行者如病菌也穿过丝绸之路，在遇到新的感染人群时引发毁灭性的瘟疫。到古典时代末期，在丝绸之路上蔓延的传染病引起了中国和地中海地区人口的急剧下降，在欧亚大陆的其他地区也同样导致了人口下降。
——摘自杰里·本特利《新全球史》
材料二：两汉至唐代，中国的对外交通以陆上丝绸之路为主。入宋以后，特别是南宋，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主了。元代又开创了对外交通的新局面，达到了所谓“古代中西交通史之极”的地步。明初，海上丝绸之路得以空前繁荣，其中最为壮观、影响最大的，要数15世纪初的郑和下西洋。
——摘自王介南《中外文化交流史》
材料三：在1400—1800年间，欧洲航海家的一系列杰出的探险之旅将他们带到了世界上除极地以外的各个海域。航海事业是昂贵的事业。然而私人投资者与政府却有极强的动力经营海上保险业，并且为船队提供先进的航海技术。探险还带来了额外的好处：欧洲的水手绘制了世界海图，对世界地理状况的认识也更为精确。在这些知识的基础上，商人和水手建立起通信、交通和交流的全球网络，并且从中大大获益。
——摘自杰里·本特利《新全球史》
回答：（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丝绸之路形成的主要因素及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丝绸之路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
（3）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两种文明交流方式的不同结局及原因。
参考答案：（1）因素：汉代丝织业的兴盛；张骞通西域的促进；古典帝国扩张的推动；远距离贸易的需要；商人和旅行者的利益诉求。
影响：促进了双方经贸、思想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发展；引发了疾病的扩散性蔓延，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会的混乱。
（2）原因：宋元时期经济重心南移；科技发展，造船工艺进步；政府实行积极的航海贸易政策；北方民族政权并立，战事纷争。
（3）结局：郑和下西洋后，航海事业衰落，丝绸之路不再兴盛；欧洲的探险之旅（或新航路开辟）后，航海事业蒸蒸日上，世界交往不断扩大。
衰落的原因：朝贡贸易，不计经济效益；贸易环境的恶化（如海盗、倭寇等）；政府对外政策的变化。
扩大的原因：政府的鼓励；商业动机的驱动；航海技术的保障；航海知识的进步；航海家的探险活动频繁。
命题解析：此题围绕“丝绸之路”和新航路的开辟这两条文明交往的路径设题。旨在引导学生认识两点：一是丝绸之路开通原因的复杂性及其消极影响；二是从文明交往的角度进一步理解新航路的开辟。回答此题，既要仔细阅读并善于归纳材料，还要全面思考。如第（2）问既要考虑海上丝绸之路兴盛的原因，也要兼顾陆上丝绸之路衰落的因素；第（3）问既要答“衰落”也要答“扩大”的原因。这些都是考生容易失分的地方。此内容还可变换角度出题，如将丝绸之路特别是郑和下西洋所倡导的文明平等交往理念，与新航路开辟后的文明扩张思想进行比较设题。
中国文化不仅在内部各族文化的相互融和中得到发展，而且在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中，受到了中亚游牧文化、波斯文化、印度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欧洲文化的影响。“中国文化系统或以外来文化作补充，或以外来龙去脉文化作复壮剂，使整个机体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外域文化系统也在与中国文化的广泛接触中汲取营养、滋润自身的肌体。”①梁启超指出：“中国知识线和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②这两次中外文化大交汇，都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因此，我们理应在中外文化交流史复习中突出这两个阶段。
佛教文化是汉唐时期输入中国的外来文化的主体。佛学的系统传入，对中国哲学以至整个中国文化都起了巨大的启迪作用。中国人对于佛教哲学并非不加改造的照搬，而是在消化佛教哲学的同时，把中国传统哲学融入佛教，使佛学本土化。宋明时期，新儒学派又从佛学中汲取养料，传统儒学与外来佛学相摩相荡，产生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文化正宗——宋明理学，这是文化交流史上创造性转化的一个范例。中国文化系统不仅吸收、消化了佛教哲学，而且还在创造的基础上，又反输出给其他文化系统。大量的佛教译著和论著输出到东北亚（日本、韩国）、东南亚。这一“输入——吸收——输出”的文化流动，显示出中国文化系统的强劲生命力。①佛教绘画传人中国后，隋唐画匠（如吴道子）迅速地从佛画的绚丽色彩与宗教题材中汲取营养，大大提高了民族绘画的技巧与表现力。魏晋隋唐的雕塑壁画，也在吸收佛教文化的基础上，取得了辉煌成就。中国著名的云冈、敦煌等石窟艺术，都有印度艺术的影响。
中外文化大交汇的第二次开端是明朝万历年间的耶稣会士来华。明清之际耶稣会士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包括欧洲的古典哲学、逻辑学、美术、音乐以及自然科学实验等，而后者又是最主要的部分。这些西方文化深刻影响了当时的中国。欧氏几何及其演绎推论对中国思想界来说是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世界舆图使中国人扩大了视野，获得了新的世界概念；火器的使用、望远镜等仪器的介绍和应用都具有重要意义。徐光启等科学家努力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先进文化加以“会通”，晚明的数学家与天文学等面目为之一新。②
为了体现以上理解，我原创了如下试题：
[原创题2]阅读材料，回答下列各题：
材料一：西汉末，佛教传入后，最初只被当做黄老神仙方术的一种而在皇室及贵族上层中间流传，一般老百姓很少接触……东汉末年，佛教开始流向民间，在社会上有了进一步发展传播。随着西域来华僧人的增多，译经事业日趋兴盛，大、小乘佛教都于此时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在中国得以进一步发展。外来佛教和各种思潮和典籍以空前的规模涌进内地。可是在它的传播过程中，与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以及传统思想——儒学发生了激烈的对抗，在儒、释、道之间迸发了广涉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的论战和斗争。佛教经过不断的中国化而与中国传统思想融合，至宋元时代已经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了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对中国政治、伦理、文学、艺术、哲学等方面产生持久而深刻的影响。
明代中叶，罗马教廷配合欧洲殖民势力向世界扩展，在葡萄牙的支持下，通过澳门，派出成批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出入京师宫禁，开始在全国范围内传布天主教。据统计，自1581年至1712年，来华耶稣会士共249人。在早期来到中国传播西方文化的欧洲传教士中，有开创之功者，是耶稣会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随着欧洲传教士的东来，西方的医学、光学、建筑学、美术、工艺、哲学、音乐、语言学等也纷至沓来。
——摘编自王介南《中外文化交流史》
材料二：要而言之，中国知识线和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在这种新环境之下，学界空气，当然变换，后此清朝一代学者，对于历算学都有兴味，而且最喜欢谈经世致用之学，大概受利、徐诸人影响不小。
——摘自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回答：（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代至宋元佛教在中国发展状况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在中国得以传播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代文化领域出现的突出现象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具体史实，谈谈对梁启超观点的认识。
参考答案：（1）特点：佛教信仰由上层扩大到民间，再渗透到社会文化各个领域；由最初的宗教生活发展为中国的佛教文化。
原因：佛教教义适合古代中国社会发展需求；统治阶层的提倡；知识分子的理论加工、改造；佛教内容的不断汉化、儒化。
（2）现象：西学东渐。
原因：文艺复兴促进了西方文化的发展；宗教改革促进了西方传教事业的扩大；一批为宗教事业献身的耶稣会士来华；中国开明士大夫的大力支持。
（3）梁启超认为，晋唐与明末的中外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这是符合事实的。
晋唐之际，随着佛教在中国进一步传播，中国文化不断吸收、消化了佛学。如：佛学逐渐融入中国传统思想中，出现儒、道、佛“三教合一”的态势，最终导致宋明理学产生；石窟艺术深受佛教影响；隋唐绘画题材多与宗教有关；隋唐乐舞也受印度艺术影响。
明末清初，传教士带来了西方文化，影响了中国社会。如：利玛窦、徐光启合译了古希腊数学名著《几何原本》；西方天文、地理、火器等知识使中国人开阔了视野；欧洲的水利方法也出现在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中；讲求实证，重视实际的学风影响了明清学者。
可见，外来文化的传入为中国文化注入了活力，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命题解析：晋唐之际佛学对中国的影响与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是教材编写者没有强调、教师教学并不注重的两个重要问题。笔者以此设题，旨在引导学生认识到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的重大影响。回答第一问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原因时，要注意考虑到当时中国社会的需求、佛教内容的发展及文化人士的作用三个角度；回答第二问“西学东渐”的原因时要考虑西方与中国两方面的作用；回答第三问时要注意找准史实，并突出外来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此内容还可变换角度出题。如可单独设题考查佛学对古代中国的影响，及“西学东渐”的具体概况，或者直接考查晋唐与明清两个阶段的文化特点。
中西文化的交流是通过人实现的，而传教士则充当了其中的重要角色。明清时期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影响最大。耶稣会士来华，固然意在传教，却带来了范围远比宗教广泛的欧洲文化，客观上促进了中西科学文化的交流，成为当时“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①他们的传教活动产生了三大影响：一是他们中不乏饱学之士，他们的科学知识和技能拓宽了中国人的视野，揭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启发了中国文化开始步入近代化的历程；二是他们为了传教，必须研究中国固有文化，改穿儒服，学习汉语满文、读经赋诗，成为第一批西方汉学家；三是他们将来华见闻和中国古籍介绍给西方，向西方传播中国现行制度、社会状况、礼仪风俗等，起了沟通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②
在来到中国传播西方文化的欧洲传教士中，有开创之功的是利玛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界掀起了“耶稣会士研究热”，利玛窦研究首当其冲。1979年11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吕同六的《沟通中西文化的先驱者——利玛窦》一文。该文认为：利玛窦“为我国和西方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因此，在意大利有人称他为‘沟通中西文化的第一人’。”粗略统计，从2001年至2010年7月，大陆地区出版的有关利玛窦的专著（含编、译著）有30余种；发表的论文达350余篇。世纪之交，美国《生活》杂志评选出千年来对中国历史进程及中外关系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外国人有4个，利玛窦名列其中（另外3位是马克思、列宁、马可波罗）。③
对于近代传教士的评价，要客观公正，不能受政治因素的影响而抹杀其对中国近代化的作用。为了突出以上内容，我原创了如下试题：
[原创题3]阅读材料，回答下列各题：
材料一：最初，利玛窦以为和尚是中国人所崇拜的，所以他削发为僧，披袈裟。结果和尚装束不但不受人尊重，反而招来了麻烦。他及时吸取教训，改成儒者装扮，头戴方巾，身穿儒服，自称道人，行秀才礼。他摸准了中国高级官僚的脾气，因此，每到一地，故意赠送或展览陈列当时中国没有或者比中国质量更好的西洋物品，打动那些贪财官吏及皇帝的心，从而在中国统治阶级内部找到保护人，站稳脚跟。当时中国一些较有远见的知识分子，为了富国强兵，渴望学到先进的科学技术。在交往过程中，这些知识分子成了利玛窦的好友、学生或信徒，成了利玛窦在中国传教的柱石。经过多年努力，利玛窦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而且能用中文撰写文章和著作。万历三十四年（1606），利玛窦在北京与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前六卷，这是利玛窦首次把古希腊数学名著欧几里得《几何原本》较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利玛窦在中国居住了二十八年，写了十六种译著，其中流传最广、史料价值最大的是《中国札记》，后被译成多种文字。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二：传教士译介中国情况的作品大致可分为四大类：中文语法、会话和字典；中国儒家典籍译介；有关中国历史和现状的著述，包括会务报告、信件和日记等；中国文学艺术的译介。根据英文《中国丛报》（美国传教士创办）1849年的书目，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传教士向西方译介的出版物达400余种。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工作的30余年间曾译介了139部科技书籍和工具书。当时与傅兰雅先后合作翻译和编辑的中国学者有徐寿、徐建寅（徐寿之子）、华衡芳、李善兰、王德均等20多人。在旧中国十几所著名的教会大学里，中国教师的比重远远超过外籍教师。例如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经办的燕京大学，曾重金礼聘一批中国籍教授到该校执教，昊雷川、刘廷芳、陈垣、顾领刚、冯友兰、梁士纯等学者都曾在燕京大学教过书。教会医院的大部分医疗和护理工作是由中国籍医务人员担任的。其中贡献较大的有黄宽、石美玉（女）、颜福庆和张孝赛等著名医生。
——摘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材料三：康有为在1898年曾对一个记者说过，他转而主张变法，主要归功于李提摩太（英国传教士，1870年来到中国传教）和林乐知（美国传教士，1860年来到中国）的著作。戊戌后，康有为也是靠了传教士的帮助才逃脱清政府的追捕。……但西方列强却把洋教当成他们“借以张国威”“借以广土地”“为商业之先”的工具，再加上洋教毕竟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存在着明显的扦格（隔阂），之后不到一年，中国北方就爆发了一场针对洋教的反侵略斗争。
——摘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
回答：（1）根据材料一，概括指出利玛窦在中国传教成功的原因。
（2）根据材料，简要评述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活动。
参考答案：（1）原因：了解、遵从中国的风俗民情；拉拢和投靠上层统治者；笼络知识分子阶层；熟悉中国语言文字，掌握交往工具。
（2）传播基督教文化；译介中国作品；介绍西方科技；创办报刊、教会学校、医疗机构；声援民主运动；进行思想文化侵略。
扩大了基督教对中国的影响；有利于中国学习西方，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向西方传播了中国文化，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成为列强侵华的工具，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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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天津历史风貌建筑》一书四册，以建筑功能分类为公共建筑与居住建筑各两册，涵盖了天津本土存在50年以上并能够反映时代特色与地域特征的各类建筑。“2005年的《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实施后，依法确定了5批746幢、114万平方米的历史风貌建筑” [1]。《天津历史风貌建筑》系列丛书是对其中的158处历史风貌建筑的历史人文背景和建筑特色进行了详细解读[2]，从书中可以读出天津市历史风貌保护工作的点点滴滴，现存的保护建筑就是对保护工作成果的最好证明。从书中列举的建筑来看，天津的历史风貌建筑大多还是近代西洋建筑风格为主，论文选取书中租界建筑为研究对象，透过其保存现状及历史资料的记载，探寻天津独具特色的近代租界建筑所体现出的地域文化及地域色彩。
一、中西文化碰撞下的天津租界
建筑的风格形成
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之一。两种文化之间接触时会产生相互交流渗透的现象，无法在维持其原有的文化形态，彼此之间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历史上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几乎是在各自封闭的环境条件下逐渐产生发展起来的，形成两种迥然不同的发展模式并一同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贡献。近代中西文化的碰撞实际上就是由文化冲突过渡到文化交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中西双方的文化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中，有“东学西传”和“西学东渐”两种模式，发生在近代天津以“被迫接受”带来的中西文化碰撞与交流明显属于后者。就近代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来讲，本土文化在接触到异域文化的最初形式是暴力而非和平的，近代的文化交流是在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和中国反侵略的动荡政治背景下进行的交流过程，清王朝被西方列强以武力逼迫开始的通商开埠，西方文化的传入是以经济侵略为后盾，带来了文化交流的平台：开埠通商、设立租界、公派留学、接纳传教和建立近代报业等形式，实现了中西文化的碰撞、冲突与融合。
建筑是文化的重要构成，李允先生在《华夏意匠》中提到：“某一时代整个社会倾全力去建造的有代表性的一些重大建筑物，必然反映出当时最高的科学技术、文化艺术水平” [3]（17）。不同的文化造就了不同的建筑风格，中西文化的碰撞、融合产生了独具一格的近代租界建筑，外来文化赋予了建筑丰富的形式特点和设计理念，成就了中国土地上衍生出的中西文化交融思想下创造出的近代租界建筑，突破了中国传统思想和传统建筑一统天下的局面，促进了中国建筑文化发展。
中国传统建筑随着封闭的长时间发展，到封建社会末期已经形成了一套独特完整的传统建筑体系，建筑形式、建筑技术和建筑类型与西方建筑文化截然不同，成为两种相对独立的建筑体系。从中国进入近代时期开始，这种单纯的文化环境最终被打破。随着通商开埠和各国租界地的设立，大量西方文化涌入天津，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其中也包括近代社会形成过程中大量涌现的西方建筑。租界地的建设，使得天津近代城市建设的各个领域受到租界文化的影响，这也是天津接触西方文化的直接途径，也比内地其他城市更早更多的认识西方文化的先进性。各个租界里出现了一些西式建筑，其建筑风格和形式与天津旧城区传统建筑大相径庭，也打破了天津原有的中国北方传统建筑风格的格局。近代天津城市中出现的西洋建筑，是当时西方建筑设计中流行的各种建筑形式，各国租界在营建过程中实施建造的建筑，能够体现出租界所属国家的建筑文化特点、民族传统、风俗习惯等，在与天津地方文化、气候特点、材料运用、施工工艺等因素交织在一起，从而形成了近代天津城市独有的建筑风貌。
（一）租界中的西式建筑特色群落
从到20世纪初，天津先后建立了九国租界，各租界都是自行管理的“国中之国”，彼此之间不考虑协调配合，各自营建，以本国的利益为基点进行建设，有独立的管理机构，这样的建设虽然对天津城市的发展有所推进，但各租界各成系统，没有统一的管理和规划，城市建筑物杂乱无章。例如英租界在一些地区内“严格规定必须是外国式建筑，营造计划必须先送工部局批准，对房屋的取暖、采光、卫生、安全及与街道环境的协调绿化也有详细的明文规
定” [4]（361-362）。意租界地区规定凡临街建筑物形式不准雷同等等建设要求，各租界基本以本国风格建筑为基准，为适应天津的气候和风土，多少做出一些改变，再加上建筑工人均为中国人，可以理解为租界地建筑是使用中国本土的建材和工匠，来建造西式房屋。
租界地建设期间，各租界内都陆续营建了先进体面的大型建筑，银行、洋行和商场等建筑林立，风格各异；英、意、法租界都规划有高级别墅住宅和新式里弄住宅，借鉴了当时西方流行的多种布局方式，且中高级民宅中卫生取暖设施一应俱全，建筑周围还有花园绿地；租界内街道密度大，四通八达，道路铺设柏油或混凝土路面，主要街道设有路灯、通夜长明，一派西方近代城市景象。
（二）介于中西风格之间的天津城市建筑形象
租界区在不断建设扩张，而天津老城区却在1900年后元气大伤逐渐衰落，加上1902年接管天津后开辟的河北新区，与老城区和租界区三者共同构成一段时间的城市平衡发展格局。开埠后的天津城市形象，已不再是原先的“令人惊叹的南北物资交流枢纽” [5]（18）、“京师的储运中心，也是整个河北地区的仓储中心” [6]（124）。因历史原因由诸多移民组成的传统天津城市，其本身的城市文化就呈现多元性，导致天津人民的文化具有包容性强且本土文化底蕴不深的特点，在因租界开发建设接触到西方文化影响后，本土文化自然趋向对西方文化的好奇、触碰、交融和互相渗透，从而形成了近代天津城市建筑介于中西风格之间的形象特征。例如少数几座近代新增老城厢建筑――天津家之一“益德王”王奎章家宅在主体中国传统式建筑中，局部装饰采用了中西合璧式的廊柱（图1），以及大门上方的椭圆拱券石材雕花（图2）。作为典型的中西合璧式建筑――英租界的庆王府，其建筑外观采用西洋风格，与中国传统琉璃栏杆交相辉映，建筑内部的房间安排按周边式设计，采用明三暗五对称式排列，这其实是一种四合院模式的变体；为适应当时的西化生活，室内设有宽敞的共享大厅；门窗玻璃采用的是以比利时工艺雕琢的中式传统花鸟纹样（图3）；庭院花园的布局、太湖石和凉亭（图4）这些也都是中国传统园林设计手法。
二、租界区建筑外立面材质中体现的地域文化与城市色彩
天津城市从明朝天津建卫至开埠之前，一直以传统建筑的模式平稳发展，材料的选择也是遵循了中国北方的传统建材，以砖、石材、木为主要的材料进行建筑活动。“天津卫城初建为由土筑，因而不能持久。大约到了弘治初年以颓圮不堪，弘治六至七年，委都指挥使陈达用砖包砌，并在四门之上构筑城楼” [7]（53），如今的鼓楼建筑依循了旧建筑的形式为青砖砌墙，灰瓦顶，门窗等建筑构件则为木材质刷红褐色漆；一般的民居为四合院形式的平房建筑，以朴素简洁的清水砖为墙面或灰砖砌墙，屋顶为灰陶瓦，门、窗、柱等构件则为木材质涂褐色或黑色漆（图5），是典型的北方民间色彩，集合这些材质，共同塑造了天津旧城整体呈一片朴素的灰色调。清末民初建成的通庆里（现天津文化街内），建筑装饰融入了西洋建筑符号，因为靠近老城区，建筑依然保持中国传统民居建筑的青砖外墙，灰瓦坡屋顶，这点也可看作是环境色彩辐射作用的体现。
相比天津旧城区的单一灰色调，租界区内的历史保护建筑的色彩要丰富许多，这与西方建筑思想带来的各种建筑材料及其运用方式密切相关。租界建筑是由各租界自行营建，风格各异，规模较大的租界区内还形成了商业区、金融区和居住区等西方城市规划的雏形，例如英租界内的五大道地区成为高档住宅区，区内建筑红砖使用普及，形成了和谐统一建筑色彩（图6）；英法租界区内的中街（现解放北路）开设了各类银行、洋行等，形成了金融一条街[8]，街道两旁高大的银行建筑选材考究，多以花岗岩、大理石等天然石材装饰墙面或柱子，精美奢华，天然石材的自然色彩与混凝土的灰色也成了该区的主要色彩。另外，清水红砖墙搭配灰色石材或浅色水泥墙面的搭配也是租界建筑的用色主流，如原天津工商学院、南开学校范孙楼、原天津公学等不胜枚举。在对近代历史保护建筑调研的过程中发现，从立面材质的色彩可以看出与周边当代建筑明艳的涂料墙面或光滑的饰面砖相比色调淡雅清新，即便是清水红砖的色彩也是柔和的暗砖红色；混水墙或水刷石等立面材质粗糙，建筑色彩为浅灰色系的材质原色，整体感觉朴素大方，散发着历史的沉淀感和时光印记，同时也体现了天津的地域文化与城市色彩。
三、西洋风格建筑中的天津传统文化元素
天津传统建筑中，很多大户豪门喜爱将砖雕、木雕和石雕作为装饰运用到住宅中，以显示身家富有。富商豪门在打造住宅时也是不吝钱财的，怎样舒适华丽怎样营建，从庭院到大门，从厅堂到内房，雕刻艺术可以运用在各式建筑构件上，如照壁、屋脊、柱础、挑檐梁柱等等，在图案方面还广源吸收南北方各地的艺术特色，建筑的装饰纹样十分丰富。随着时间的推移，天津的砖雕石刻艺术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天津近代租界建筑以极其丰富的样式风格和建筑空间展现西方建筑文化，在查阅文献和现状调研过程中，作者发现很多租界建筑，会将天津传统文化表现之一的砖雕石刻技艺作为建筑的装饰细节部分融入其中，这样做的结果不但丰富了建筑的立面造型，也表现出具有天津地域特色的建筑情趣。形成这一特点的原因也并非有意为之，而是由于在建造近代租界建筑过程中，所雇用的建筑工人是当地的工匠，这些工匠并没有接受过西方建筑教育，建材运用的也是本土材料，因此在建筑的装饰细节上，工匠们透过自己的想象，创造出许多带有天津地方文化元素的西洋建筑装饰，习惯性的将天津传统建筑特色中精美的砖雕和石刻艺术运用其中，“无论是紫竹林教堂上的石刻还是哥德式的望海楼的砖雕花纹，都表现了中国佛教的莲花、珠宝和传统的万字图案主题。精美的雕工手艺是天津旧城遗韵中天津手工艺术在洋教堂上的发挥” [9]（153）。这些砖雕石刻装饰使得西洋建筑上或多或少的刻上了天津的地方文化印记，这种天津地方建筑文化特征与外来建筑文化的交相辉映正是近代天津建筑的独特风格所在。
四、结 语
《天津历史风貌建筑》一书展现了天津历史风貌建筑保护工作的卓越成果，并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对天津租界建筑的历史背景和建筑特色进行解读，选取的案例也是能够反映出天津城市文化特色的代表建筑。随着时间的流逝，近代时期的建筑距今已经过去了一个半世纪之久，近代租界建筑的风格也打破了天津传统城市风貌，其文化影响作用甚至延续至今并成为了天津的城市特色，如今当代新建筑中可见遍街的欧风线脚、坡顶窗套，无不是对西式风格建筑元素的现代演绎。现存的一些被列为“历史风貌建筑”被保存下来进行修复，也依然不能避免现代化的沾染，有的历史保护建筑采取原有材质的基础上覆盖现代材料使之看起来“焕然一新”，磨灭了近代建筑表皮在历史长河中产生的沧桑感。论文希望透过对中西方文化碰撞下产生的天津近代租界建筑研究，探寻其中所蕴涵的天津地域文化特色，及透过建筑材料的选择运用所体现出的地域色彩，找出其中值得现今建筑从业人员追溯和继承的建筑文化内涵，了解近代天津的“历史情感”，希望为未来天津建筑活动中地域性特征的形式体现做出文化探究和理论研究总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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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互动转型论
文化交流与文化传播的途径往往是双向的，在许多情况下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交流的双方相互影响，在许多场合下很难分出谁是纯粹主动的传播者，谁是完全被动的接受者。这就是文化互动转型理论的要旨。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区分在文化融合阶段是相对的，两种文化的关系及其自身价值要在一个互动的过程中方能得到充分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在双向性的交流与传播过程中，双方都在不断地改变着自身。
二、文化冲突和对抗是一种必然，但不能用来证明异质文化不可能融合
由于文化的差异性，在交流与传播过程中引发文化冲突和对抗是一种普遍现象。文化互动转型论对文化冲突持具体分析的态度，而不是加以笼统的肯定和否定。文化冲突是客观存在，不容否认的，但是，文化冲突带来的不良后果只能用来证明不同类型文化差异和文化传播手段的不恰当，不能用来证明中西文化的不可融合，否则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形成和拓展都将成为可疑。文化互动转型论承认异质文化融合是可能的，这不仅是世界各大文化体系成型的历史告诉我们的事实，而且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趋势。文化互动转型论不仅要考察文化类型及其根本差异，更要注重文化融合后输出方与接受方各种文化要素的组合、调适、乃至达到和谐，从而比旧文化具有更为强大的生命力。
三、文化适应与外来文化的本土化是文化融合的有效途径
文化互动转型论要思考文化传播与融合的有效途径，在武力征服被公认为无效的这个时代，文化适应与外来文化的本土化应该视为世界文化融合的有效途径。外来文化在与本有文化深入接触以后必然发生外来文化本土化、本色化一类的变化。本土化是文化互动转型论的逻辑推演和组成部分。本土化方法有优点也有缺点。它的缺点在于有可能曲解了原有文化，甚至将一些它原本不具有的含义强加于它，影响了人们对于原有文化作出客观正确的理解，而它的优点在于丰富了原由文化的内涵，有可能丰富和发展了原有文化。因为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融合本来就包含着一个对原本重新解释的问题，文化交流的传播方和接受方都要为这种解读作出努力。在这里取决定作用的不是外来文化或本有文化自身的性质，而是文化接受方的自主选择。有了适宜的文化环境和接受方的正确选择，文化的转型和更新才会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四、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
方豪先生早已指出：“利玛窦为明朝沟通中西文化之第一人。自利氏入华，迄于乾嘉厉行禁教之时为止，中西文化之交流蔚为巨观。西洋近代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医学、哲学、地理、水利诸学，建筑、音乐、绘画等艺术，无不在此时期传入；而欧洲人则开始移译中国经籍，研究中国儒学入一般文化之体系与演进，以及政治、生活、文学、教会各方面受中国之影响，亦无不出现于此时。”耶稣会来华传教这场跨文化传播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典型意义，从文化互动的基本立场出发，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融合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不能完全等值于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但确实是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时至今日，中西文化虽然仍有巨大差异，但共性和趋同的一面在不断增强。由此看出，倡导中西文化融合是符合世界文化发展大趋势的。
五、明清之际基督教神哲学的中国化
神学与哲学关系密不可分。在文化系统中，神学与哲学同处于精神与文化的核心层面。跨文化的文化传播有无神学与哲学层面的交流与融合，是判定文化传播深入程度的标志之一。任何外来思想均有其自身的渊源与性质。中国学者一般认为：“利马窦传入的神学思想，属于中世纪欧洲正统经院哲学思想理论体系。”这一判断是正确的。然而，对耶稣会士在华传播的神哲学思想追根溯源以确定其本身性质是一回事，考察其在传播过程中对中国社会与思想起了什么作用是另一回事。两种异质文化传统，尤其是宗教与哲学思想之间的沟通、了解，不论其媒体的主观意图如何，必然会在超出媒体的更大范围内发生作用。传播方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会针对接受方的实际情况对其宗教哲学思想作形式和内容上的调整和修饰，而接受方则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对外来思想作翻译、诠释、再创造的工作，从而引起建设性的传播、解释和运用。正是这种双向的诠释和创造活动，提供了精神文化融合的契机。
六、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分析明清之际发生的中西神学与哲学的思想交锋，我们发现该阶段中西文化交流具有平等互动的性质。当时有机会接触西方神哲学的知识分子，无论是赞同还是抗击实际上都表明他们基本上弄懂了天主教的灵魂学说，而他们对待中西文化关系的态度则决定了他们对西方神学思想的取舍。通过中西文化的会通、融合、促进中国文化自身的更新与转型，创造出一种高度发达的文化，正因为如此，我们更要强调文化互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呈现的种种中西文化并存与融合恰恰表明，这条道路是可以走得通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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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晓朝.文化互动转型论--新世纪文化研究前瞻[J].浙江社会科学，第3期，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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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史：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教育现代化史，近代中外教育文化交流史，中国近代教育史，中外教育交流史，外国近现代教育史，德育理论与实践等。
教育史就业方向：毕业生主要去中、高等师范院校、教育机关、教育科研院所从事基础教育工作，各级教育出版社任编辑工作，从事教育管理工作和企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文字等工作。
档案专业教育：是为了培养从事档案工作的人才而进行的档案学理论、专业技能和有关学科知识的传授活动，它是国家教育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国家档案事业的组成部分之一。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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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认为文化外交是国家通过政府或民间渠道，为达到某种特定目的或实现某种战略意图，以文化传播、交流与沟通为内容所展开的一种外交活动，是一个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外交作为民族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一、文化外交可以谋求民族理解、促进国际合作
不同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自很早就存在了，先于国家正式交往关系确立之前，而且文化交流的平和性，使其可以超越某些国际关系中的敏感的，而成为改善国际关系、构建国际合作的有效途径。特别是中美两国之间的乒乓外交被国际誉为“超级文化外交”，对解冻中美冷战关系起到了超乎寻常的作用，是国家关系史上的杰出例子。文化外交还是促成国际合作的纽带。文化交流可以是同源文化间的交流，也可以是异质文化间的交流。作为历史积淀的同源文化对作为文化载体的民族和国家具有强大的内聚力和向心力，并以其共同文化特质的历史认同功能和亲和功能成为加强国际合作，以至于构建国际联盟的纽带。全球背景下，跨文化传播的扩大，不断推动着不同文化体系的融通与认同，对异质文化的认同、交流、尊重则促成了文化作为整合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文化外交还是调和国际矛盾的良方。2003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亚欧会议的文化与文明会议上发表的主席声明指出：文化与文明的对话与合作是增进不同民族国家间相互了解、理解和包容，避免误解和冲突的有效手段之一。这种异质文化认同的不断扩大与矛盾的弱化对于消除国家间矛盾、深化国际合作、促进世界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文化外交可以促进经贸的发展
文化外交还可以促进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产业，图书、电影、音乐、艺术品、软件等文化产品的出口，体现了文化关系与贸易关系的密切联系。同时，文化关系的发展还可以促进其他产业的合作。英国一向注重通过文化外交来促进和加强自己与其他国家间的贸易关系。英国文化委员会总干事约翰・本格在纽卡斯尔大学演讲时，就文化关系对贸易关系的影响举了一个十分生动的例子。他说：“几年前，印度的矿业工程师在英国东北部的贝茨和维尔茅斯煤矿学习开矿技术。后来不久印度引进了英国Long Wall公司的矿山设备，接着英国又接受了46名来自印度的人员，对他们进行一系列的培训，而且还签订了一个进一步购买矿山设备、多达1亿英镑的合同。”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经济上的合作越来越依赖于文化上的合作。“无论贸易和投资如何牢固地把日本与东亚国家联系在一起，它与这些国家的文化差异，尤其是与中华经济精英的差异，仍然妨碍了它创立一个日本领导的、类似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或欧洲联盟的区域经济集团；同时，日本与西方国家的文化差异加剧了它c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关系上的误解和对抗。假如，经济一体化依赖于文化的共性――情况看来正式如此――那么，作为一个文化上孤独的国家，日本未来在经济上可能也是孤独的”。
三、文化外交有助于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促进世界和平
文化外交有助于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促进世界和平。由于缺乏对外来文化的了解，人们往往会对外来文化产生意见。在现代社会，它一般表现为两种极端：一是族群中心主义或民族优越感， 它会导致盲目排外情绪和文化霸权主义；二是民族自卑感，形成万事不如人的自卑心理。中国近代历史上出现的“全盘西化”主张和改革开放初期的“崇洋”现象，就是这种心理的表现。想要克服和摆脱对外来文化的意见，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强对外来文化的了解，不能简单化的看来自外来的文化。全面深入的文化交流是不同文化之间加强了解和相互认识的捷径，真实的了解和认识对方国的文化，还有助于对本国文化的认识。相互了解是文化外交的基本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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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智.试论文化外交[J].外交学院学报，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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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沟通五大水系的京杭大运河，于2006年6月10日被列入了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底又被列入重设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国家文物局要求先从地级市着手编制大运河保护规划，在此基础上再完成省一级规划，最后形成全运河规划。运河流经地区以大运河申遗为契机，加大了对所辖河段的调查、治理、保护、开发工作，单纯看近十几年来发表的几千篇学术论文，便涵盖了北京段、河北段、天津段、山东段、河南段、安徽段、江苏段、杭州段……可谓城自为战，省自为战。
2014年6月22日，中国向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提交的“大运河”文化遗产申请获得通过，成为我国第46个世遗项目。此次申报的系列遗产分别选取了各河段的典型河道段落和重要遗产点。运河各地的官方媒体无不喜形于色，均以头版庆祝。
问题是，申遗成功以后怎样？笔者认为，还是应该首先注重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工程未动，研究先行。国内各地运河史料自在关注之列，国外不同时期的大运河研究也应给以充分重视。限于篇幅，本文仅以近代日本汉学家的江苏段运河游记为例，来说明域外相关资料的应有价值。
一、东亚文化交流坐标与近代日本汉学家
江苏民众与国外的交往渊源已久。以吴地为例，其最早可溯至春秋，三国孙吴时派巨舟远航高丽，与扶南（今柬埔寨）、林邑（今越南中部地区）有贸易往来。日本与吴地交往自六朝以来渐增，常称中国为吴国，民众为吴人，中国话为吴音，在日华人居住地为吴原。西域僧人也几度来吴阐扬佛法。大运河的开凿、贯通为外国人游历江苏各地提供了诸多便利。北宋熙宁七年（1074）日僧成寻乘船抵苏，当地僧众出迎至运河。“数年后，寂昭、元灯等日僧相继来到宋朝，宋真宗分别授予大师称号，赐给紫衣，事后他们顺汴水南下至江南，在苏州吴门寺留住多年。”[1]日本天台宗僧人圆仁（（793―864）所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明确记载一行人在京杭大运河扬州、高邮、宝应段的游历过程。朝鲜成宗时代的文臣崔溥（1454―1504），曾于明弘治元年（1488）与同船42人飘至浙江台州海滨登陆。他们一行抵宁波、杭州而沿京杭大运河到达北京，然后过鸭绿江回国。崔溥随后以流畅的汉文写成一部重要著作――《漂海录》，其中有完整的京杭大运河江苏段的游历记录。当然，中日之间的这种交流一直是双向互动的，家喻户晓、俗姓淳于、扬州江阳县（今江苏扬州）人的鉴真大师（688―763），先后率众六次东渡日本，终于成功，对日本的佛教、医学、建筑、雕塑、书法等生产了巨大的影响。因此，日本人民称之为“天平之甍”，意即他的成就足以代表天平时代文化的屋脊（意为高峰）。
至于本文所指的近代，是按照中国近代史的划分，大体指1840年至1949之前的百年历史，与日本明治维新到二战败北的“近代”略有不同。文中所指的汉学家，主要有竹添进一郎（1842-1917）、冈千仞（1833-1914）、内藤湖南（1866-1934）、宇野哲人（1875―1974）、股野琢（1838-1921）、德富苏峰（1863-1957）、青木正儿（1887-1964）、吉川幸次郎（1904-1980）等，至于适当涉及的谙熟中国文化与典籍的作家芥川龙之介（1892-1927）以及英年早逝的高仓正三（1914-1941），严格地说后两位算不上真正的汉学家。
在东亚文化坐标中，近代日本汉学家是一支参与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力量。他们既不同于对中国文化缺乏认知的欧美人士，也不同于肩负特殊使命的日本军人乃至谍报人员。从内容和情感方面看，日本汉学家的江苏段运河游记既是运河沿岸城乡的写真、访书求问的交流实录，也是情感复杂纠结的踏勘记忆，折射着特定时代下的中日力量对比及诸汉学家的复杂心态。
二、运河沿岸城乡的写真
以上所列举的日本汉学家，都有沿京杭大运河游历江苏的亲身体验。他们笔下的城市与乡村（尤其是城市），诸如苏州、无锡、镇江、扬州、淮安、高邮、宝应……或精细描摹，或寥寥数语，自成散放着域外韵味的写真。
苏州显然是汉学家们着墨最多的城市。先以内藤湖南为例。内藤是日本近代中国学的重要学者，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创始人之一。1899年10月25日，他乘坐客船经大运河进入苏州，开始了为期一周的旅行。这一周里他造访或途经主要景点有宝带桥、吴门桥、胥门、阊门、虎丘、寒山寺、枫桥、留园、灵岩山、承天寺、北寺、玄妙观、孔庙、沧浪亭等。内藤的苏州之行几乎都是借助画舫来完成的。他乘船由吴门桥到虎丘：“二十七日，画舫在吴门桥下解缆，先去虎丘。画舫沿着位于城墙西南、紧挨城墙外侧流过的大运河行进，河中船舶穿行不息……过了胥门、阊门这些雅致名字的城门外，向左拐，进入稍微狭窄的水路……到了虎丘山麓，民家稍微稀疏了一些。我们把船系在柳荫下上山。”[2]可以看出，运河、内水互通为他的出游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水城风光尽收眼底。活跃于明治后期和大正初期的汉学家股野琢，其《苇杭游记》是1908年经朝鲜到中国游历时的见闻记录。股野琢11月1日抵达苏州，4日赶往杭州，三天多的时间游览了玄妙观、北寺塔、开元寺、寒山寺、虎丘、锦带桥（即宝带桥）、伍子胥墓等处。他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自己的行踪与感受，语言虽然简略，有时还诗文并陈，饶有趣味。总体来看，股野琢的日记所记简略，泛泛而谈，倒是他写枫桥的两首诗，要比他的日记深刻得多：“月落乌啼惊客魂，乾坤犹有一诗存。古钟声断新钟续，夜半江枫渔火村。”“词客愁眠竟不浓，依稀渔火说遗踪。霜天落月枫桥晓，千古敲余山寺钟。”[3]
扬州、镇江次之。宇野哲人，日本中国哲学史研究权威。一生著作颇丰，主要有《中国哲学史―近世儒学》《中国哲学概论》《中庸新释》等。《中国文明记》（1918）的纪行部分是作者1906-1907年间游历了华北、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写下的系列游记。其中他的镇江、扬州游记除了描述两地的风景名胜，均有与大运河有关的内容。他认为“运河对后人之裨益甚大，而万里长城仅是稀世之伟观，除好事者对之叹称外，实是无用之长物，两者到底难以同日而语。”[4]163的确有其道理。至于扬州，“直至最近，扬州因当运河之冲，船舶辐辏，为货物之一大集散之地，繁荣至极而后，中心移往苏州，扬州则一蹶不振。”[4]163-164则写出“昔闻扬州鹤，今移在苏州”盛衰变迁。德富苏峰是以《扬州一日记》为题记述他1917年的扬州、镇江之旅的。他乘坐小蒸汽船驶入他所称的“淮南运河”，实际是大运河江苏段的一部分。他从金山寺的高塔远眺扬州，写下一首诗：“六朝金粉水悠悠，南北风云今亦愁。独立金山寺边望，淡烟一抹是扬州。”[5]137颇有唐风气象。
三、访书求问的交流实录
晚清、民国年间，由于日本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多重需要，中国古籍流入日本逐渐形成一定规模。当然，正如学者钱婉约所言：“这里讨论的下限定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因为战争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文献典籍抢劫掠夺的野蛮行径，已远不是访书，不能属于和平时代中日之间历史悠久的书籍文化交流的范畴。”[6]106出于对中华文化的醉心与迷恋，近代日本汉学家沿运河南北访书求问，一方面反映了他们作为汉学家的文化取向，另外一方面也代表了中国都城发展由黄河时代向运河时代转移之后，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将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在地理上进行了新的布局与调整。
因此，冈千仞、内藤湖南等大学者的访书自不必说。即如被日本学术界称为“图书学家”的长泽规矩也（1902-1980）会“盘桓北京，跋涉于扬州、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地，调查书业行情，以专家的眼光和非个人的财力，大批购买中国真籍善本。”[6]123。高仓正三在抗战初期，也在苏州、上海访书购书，“主要搜求话本小说、弹词唱本、唱片等。遇到有价值的廉价古籍珍本当然也不会放过。”[6]201
除了访书购书，他们还热衷于访师结友。比如竹添进一郎于1876年游历中国111天、近万里路程，最终有《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问世。这一既有日记、又有诗作的纪行，有实录有感发，诗文并茂，是一部有较高价值的兼具纪实性与艺术性的游记。竹添在上海期间，曾携家眷游历苏杭，并亲自到诂经精舍拜访心慕已久的朴学大师俞樾。因当时俞樾已回苏州，他又赶往苏州春在堂与俞会面笔谈。竹添进一郎有汉文诗《廿七日过吴江县》《过黄泾，距洞庭山可廿里》《是夜泊铜村》《登惠山，俯瞰太湖，是日微雨屡至（惠山一名九龙山）》《廿八日抵苏州，泊阊门外。雨大至，赋似内人》等几首，可谓高度概括了竹添在苏州段运河的旅途心迹。冈千仞，精通汉学与西学，1884年6月下旬，冈千仞自昆山乘船进入苏州，观娄门、阊门、胥门、留园、怡园、沧浪亭、寒山寺、狮子林、圆妙观（玄妙观）、吴门桥、觅渡桥等景观，访问李鸿裔、俞樾、顾文彬等名人，逗留一周有余。他的《观光纪游》是一部格调高雅的汉文体游记。
而视“中国天生就是我的恋人”[7]40的吉川幸次郎，他在北京留学期间，曾到北京大学文学院听课，“先后听过马幼渔、朱稀祖、钱玄同、沈兼士以及陈垣、余嘉锡、吴承仕、伦明等人的课程，另外，还曾向北京的杨钟羲（雪桥）、南京的黄侃（季刚）、吴梅（瞿安）等先生问学。”[8]22。而他的《高邮旧梦》，则记述了他1931年从扬州沿运河北上，去高邮寻访古代语言学家王念孙、王引之等高邮名人故居的过程，在他笔下，高邮的自然风光很美：“……出得城墙，就看到大运河中河水荡漾，泛着茶色。在它的对面，高邮湖的水却呈现清冷冷的光洁，远远地闪烁在遥望的视线中。”[7]127，而激发他想要了解高邮的，却是渔洋山人王士祯以及高邮词人秦观等。他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熟谙、痴迷令人敬佩甚至惭愧。
四、情感纠结的踏勘记述
近代期间的西方社会，总体是以蔑视、嘲讽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即使从感情上热爱中国文化的近代日本汉学家，也无法完全超越时代的歧见，更无法摆脱掉民族、国家利益的本位主义。正如学者张明杰指出的那样：“由于当时日本人的中国之行，总体上与日本的大陆扩张政策相关，因此这就决定了他们所写的游记大多不同于纯粹以仿古探胜、欣赏大自然为目的而做的‘观光记’，而是以调查和探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风土、人情为目的的‘勘察记’或‘踏勘记’。”[9]9所以，宇野哲人的苏州游记包括日本租界、沧浪亭、吴门三百九十桥、玄妙观、北寺塔、留园、枫桥、寒山寺、虎丘、灵岩山等十节文字，游记以日本租界开篇，作者即感叹苏州租界之荒废：“千辛万苦获得之租界，若仅作赏花游水之地，未免太可惜。呜呼！谁之罪也。”[4]165需要指出的是，宇野哲人为学严谨、处事温厚，素有中国儒家之风，但作为知识精英的他未曾有些许对于侵略我国的悔恨与负疚感，这是日本朝野较为普遍的精神取向。
德富苏峰被称为“日本的梁启超”，是继福泽谕吉之后日本近代第二大思想家。德富苏峰两次来苏州，逗留时间都不算长，均有文字记录，1917年第二次游苏记较为详细。他于初冬时节先后去往虎丘、天平山、寒山寺、留园、宝带桥等处，次日子夜一点多乘车离去。此行在苏峰笔下，有“完全荒废”的虎丘，也有世所罕见的宝带桥；有天平山上满山的黄叶，也有大运河上夕阳斜照的清波；有范公祠里堆满牧草、谷子的农家小院，也有留园中铺张的盛宣怀殡葬仪式。例如：“虎丘千载塔尖孤，宝带长桥似画图。一水回环行不及，月明如故过姑苏。”[5]170诗味隽永，有恋恋不舍意。须知，他可是日本右翼思想家典型，其思想是近代日本思想史的折射，当今日本右翼思潮和政界的思维与其思想一脉相承。
1921年3月底至7月中旬，作家芥川龙之介访问中国，游历了中国十几个城市，回国后陆续成文，最终汇集成《中国游记》，该书堪称日本大正时期（1912-1926）文学家写作的最重要的一部中国纪行。芥川在苏州参观了北寺塔、玄妙观、文庙、天平山、灵岩山、寒山寺、虎丘、留园等景点。1921年的中国是一个满目疮痍、处于内忧外患、大部分国人一味沉睡的中国，那些不文明的人与事，让他感到极其厌恶，这其中自然包括充溢着蝙蝠粪臭的苏州文庙、显得荒凉的佛堂、荒废的虎丘……与此同时，喧闹的街市、长满茑萝与野草的瑞光塔、建筑整体宏大的留园、充满诗意的苏州水……又让芥川对于姑苏城生出“优美的心境”。必须说明的是，芥川作为一个敏感的小说家，他的苏州游记也折射出复杂而深沉、超越狭隘民族观的忧患意识。如他面对着荒废的文庙，他思绪万千：“此处的荒废，不也正是整个中国的荒废吗？但至少对于远道而来的我来说，正是这种荒废，才令我产生了一种怀古的诗兴。但我究竟是应该叹息，抑或是应该欣喜呢？”[10]94所谓“休言竟是人家国，我亦书生好感时。”[6]94同样的，芥川在长沙看到当地学生排日的斗志与决心时，几乎会感动得流下眼泪。
五、结语
近代日本汉学家的记述同国内史志一样均增添了江苏段运河的历史厚度。这些汉学家谙熟汉语史籍、充分了解中国儒家文化，即使部分作者在政治上歧视中国与中国人，但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大多抱有一种诚恳好学的态度。实际上甲午后到中国访学的日本学人并不算多，可是在访学时涉及的领域却非常广泛。内藤湖南、长泽规矩也等前文已提及，而武内义雄（1886-1966）既潜心于“燕京读书”，又发誓走万里路，遍读了中国南部的名胜遗迹和古碑墓刻。中日之间的恩怨情仇，非三言两语所能概括与化解。但“他们本着对学术的真挚追求，超越战争政治的阴影，为了一份绝大多数人尚还无法理解的专门课题，远赴中国，忘我地潜心研究中国的语言和文化。”[6]202我们在阅读近代日本汉学家的江苏段运河游记时，除了体会文中所勾画出特定时代的运河城乡风貌，还要对他们总体上表现出的学者的认真与严谨奉献出一份敬意，并期待中日文化之间的交流健康、持续地进行下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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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
一、日本文化的二元特征
（一）外在开放与内在封闭的文化模式
外在开放与内在封闭结合是日本文化模式最基本的特征。日本民族从古代开始以学习和效仿中国文化为主，将中国文化发扬创新而丰富自己的文化，古代日本对中国以全方位开放接纳的心态发扬日本文化，从而使日本文化具有浓郁的中国风。日本民族的祖先源自于秦朝时期的中国大陆移民，日本从中国习得稻米种植、青铜铁器制造等技术，使日本摆脱茹毛饮血的原始文化状态。公元五、六世纪日本吸收外来文化力度加大，从生产技术到文化制度和思想观念，中国的儒家思想、教育法律、统治政策等纷纷传入日本。近代日本积极学习西方文化精髓，以1868年明治维新为标志，日本在科学技术、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思想观念等方面积极效仿西方文明，逐渐形成了日本资本主义殖民文化。然而日本文化的开放性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文化选择和交融过程，这个文化融合和同化的过程造就了日本文化的封闭性，以日本土生土长的神道教为例，这是一种崇拜自然和精灵的原始信仰，是一个封闭的神道信仰体系，让日本民族敬神爱国、崇祖宗皇的忠君思想。由此可见，日本文化模式呈现开放与封闭二元对立的形式。
（二）自卑与优越并存的文化心态300
日本民族的自卑感源自于日本文化汲取中国文化初期阶段，当时日本文化落后，对中土文明极为羡慕，因此携带大量奴隶来讨好中国皇帝，祈求得到赏赐。回国后用这些罕见的宝物向族人大肆炫耀，日本天皇用中国的“镜、玉、剑”显示自己的身份和权位。对中国毕恭毕敬与回国后的狐假虎威形成鲜明对比，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化自卑感。 近代以来，日本又拜倒在西方优秀文明的足下，不惜打扮成欧洲人，此外日本民族积极学习西方文明，又用从西方列强习得的技术向东方国家大肆炫耀，挑起，日本这种向欧洲国家炫耀是典型的优越感的体现。从心理学层面分析，自卑与优越作为两种相对立的心理感受，因强烈的自卑会让人长期处于紧张、焦躁、不安的状态下，而为了寻求心理平衡，迫切需求寻找一种优越感来自我调节。 而日本的这种自卑与优越并存使得其文化特征较为单一。
（三）内聚性与排斥性兼有的文化规范
由于文化心态的自卑与优越并存，所以在文化规范上既有自尊自大的优越感，又有强烈排他的自卑感。文化规范是对文化行为的条理性的规范和制约，是文化行为标准的综合体现和判断标准。而文化规范受到文化心态的制约，使得文化规范具有内聚性和排斥性兼有的特点。在日本文化观念中，神道教充斥日本全民族的最根本的宗教，它逐渐形成了日本民族特有的民族意识，是日本精神的最高体现。二战后神道教与政府统治虽然分离，但是日本创神论、日本民族的神民观以及大和民族的神民精髓等神道教思想却依然占据绝大部分日本民族的心理信仰，从而形成强大的民族内聚力，并自然而然对外来文化有着相应的排斥力。
二、日本文化二元特征的形成原因
（一）自然地理环境
从自然地理环境上分析，日本处于太平洋岛国，是欧亚大陆的东端，地处太平洋地质构造带上，火山、地震、海啸频发，素有“地震国”和“火山国”之称。日本列岛上山脉、丘陵众多，平原面积少，山地面积是国土总面积的76.36%。岛上河流湍急，加之海洋气候多变，台风肆虐，缺乏河流孕育文明的地质条件和气候条件。恶劣的自然环境对日本民族在生存方式和社会心理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极端落后的文化使得日本民族迫切渴望得到先进文明的照拂，因此自然而然产生自卑感，进而在植入先进文明和进步思想方面非常迫切和积极，因此日本民族的自卑感和外在开放性由此形成。
（二）边缘地带文化交流模式
篇13
一、晚明以来基督教在江西的传播情况及意义
（一）晚明以来基督教在江西的传播情况
江西自古以来，是中原大地南北交通的枢纽，更是早期陆路北上入驻中原的必经之地。正是地理位置的这一特殊性，使得江西成为早期耶稣会士进入中国腹地重要桥梁。其传教活动相对于周边地区，经历的时间更长、范围更广、程度更深、过程也最为曲折。
较早的耶稣会士利玛窦（1552-1610）及其同事罗明坚（1542-1607），人称“西僧”，在1595-1598年在南昌定居传教。利玛窦在南昌居留达三年之久，著作《友道》和《西国记法》。随后有完成《天主实义》一书。该书兼神学和儒学于一身，使用儒家的语言阐述基督教教义。他还首次向南昌官民土绅介绍了世界地图和天文地理等知识，让南昌官神大开眼界。因此，他在南昌的这一时期的活动，是他在华活动由酝酿走向的起点，对早期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596年，利玛窦被任命为在华耶稣会会长，并提出“耶儒合流”论，主张把儒家思想和祭孔、敬祖的习俗同天主教柔和起来。他还使用赠送礼物、改易儒服等方式将天主教与孺家学说相结合等方法，得到官府和绅士的支持，客观上使传教活动得以合法传播。此外，他还结交士大夫阶层和宫廷显贵，如名流徐光启、李之藻等先后洗礼入教，成为中国早期天主教的台柱。随后天主教在江西各地广传，并延伸到周边地区。清初稳固的天主教传统在江西基本建立，天主教思想逐步渗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清初，康熙帝于1692年“准许天主教在中国自由传教”的敕令，为天主教取得大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江西相继开辟了赣州、饶州、抚州、九江四个教区。到1700年，江西共拥有南昌、建昌、赣州、抚州、饶州、九江六个正式的教区，各教区配有专门的神父，主持教区的日常工作和教育事务。同一时期，围绕华夏礼仪和基督教规的辨论引起的“礼仪之争”，中国政府对天主教态度发生大转变，大批传教士被驱逐出境，所有教堂教产被剥夺殆尽。1725年，雍正禁教令，并载入清朝法典《大清律》之中，禁教由政治性的措施迅速演变成固定的法律制度，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天主教徒遭到镇压。由“礼仪之争”引起的仇教风暴，最终使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遭受近百年的噩运。随着清代中叶禁教，江西部分传教士和耶稣会士解散，退出中国，由遣使会接管。遣使会在江西传教时期也是江西民教冲突最激烈的时期，不过传教者己从官方下移到了民间。
（二）基督教在近代传播的意义
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耶稣会士把很多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传入中国。耶稣会士带来的不仅有大量书籍，还有中国缺少的近代科学技术。正是从西方输入的大量奇器异物和科学技术，大大地打开了中国学术界乃至广大基层民众的视野，为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播下了弥足珍贵的种子。其中最突出的是近代西方用于广大殖民掠夺的火炮制造技术，还有机械学、天文学、地图测绘学、数学、物理学、医学以及文学艺术等。更为可贵的是，耶稣会士不仅仅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传入中国，他们还不遗余力，刻苦攻读汉语，把我国的古代文明和科学知识介绍给西方世界。明清之际由于耶稣会士的来华，对中西文化的交流作出了突出贡献，为中国科学文化史谱写了辉煌的篇章，使该时期成为一个极为特殊和重要的阶段，为以后的近代科学体系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二、明末清初基督教传播对江西产生的社会影响
（一）基督教传播对江西地方文化、教育活动的影响
随着近代基督耶稣会传教士深入中国内地，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地理位置特殊的江西，封建保守势力顽固，社会文化生活模式僵滞。基督教的传播对江西封建社会的解体起过一定的催化作用，并为近代科学建立西学体系打下了基础。他们以其特有的传播方式，给中国古老的封建社会注入了大量的西方资本主义的血液，资本主义的价值观、伦理观和生活方式从此在中国大地广为流传，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化。另一方面，传教士也不同程度低把东方文化介绍给西方，让更多的西方人了解东方，了解中国，促进中西文化的早期交流。据江西地方志记载：自爆发到1911年民国建立，以美以美会为主的基督教会，在江西各地共设立学校20余所，部分改变了江西以往教育事业落后的局面。
从清末开始，基督教作为进步的合法团体，耶稣会士来华的自的是传教布道，不是为了传授“象纬之学”，而是“为奉天主圣道”。推动天主教事亚的发展，促进教会在中国的建立，从而在中国教育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弥补了江西教育事业的孔雀，提高了受教育人群的数量和范围，在一定的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
（二）基督教对地方社会的其他影响
基督教对地方社会的影响还表现在：第一，经济决策。主要指早起利玛窦等于地方名流结交，影响他们改变统治政策。第二，工农业转型。第三，基督教还倡导地方文教卫生事业的革新。基督教在江西创办了新教学校，将西方学校的课程、教法、学制、校园文化等带入江西，推动江西教育走向现代化转变。他们把西学带到地方，成为地方新学的创始人；他们更是新式教学的传播者和近代课程、学科的构建者。第四，他们还创办报刊作为传播现代科学和文化的主要窗口。最值得一提的是，传教士在江西创建和发展了众多的地方医学院校，培养了许许多多的医学人才，构建了近代医学的各个学科，虽然基督教开展的教育、医疗活动最初是以扩大宗教影响为目的，但在客观上给江西带了现代的教育理念和现代的卫生观念。
三、基督教文化传播在当代中国的努力方向
基督教文化是人类文明史的一颗璀璨明珠。宗教的功能多种多样，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是：第一，能够有效地影响社会系统化。第二，优化人的道德风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宗教对建设一个秩序化的社会至关重要。宗教中积极的一面有助于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稳定发展。第三，宗教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地促使人的自我定位、促进个体人格的完整性。
当今社会坚信基督教能够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精神动力的群体仍然存在，特别是基督教在帮助建立社会价值和个人的世界观方面。中国传统的儒教文明历史悠久，模式独特，宗教所能发挥的作用和能做的贡献毕竟还是有限的。基督教理念与文化、东西政治制度的鸿沟难以克服和逾越的。在当今经济的全球化，文化的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基督教文化在中国当的传播，能在一定程度上为为建设中国的和谐社会、规范道德的社会秩序做出积极贡献。宗教文化研究者本着人类文明的重建，寻求精神世界永恒的动力，找出各种文明和谐发展的路径，以人文主义者的情怀回顾历史，展望未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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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徐慧茗（1974-），女，安徽宿松人，江西科技学院管理学院，经济史硕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