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当代文学概念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什么是当代文学?我的理解很简单,即当代文学是今人的文学,是活着的文学生活、文学参与者创造的不断发展前行的文学。在具体理解上,我们要把当代文学作为一种生命时间现象,体现着生命伦理和生命历史的意味,即如果一个作家还活着,那么他就在当代文学的视野之内,如果他故去了,他就不应在“当代文学”之内了,他成为了“历史”了。我曾在文章《什么是当代文学》中说过,作为一种时间性文学概念,“当代文学永远处于从过去的文学向将来的文学生长的过程当中,它是变动不居的,因此我们没有必要为它设定一个固定不变的起点。当代文学应以研究尚健在的和尚从事创作的作家及其作品为主,或者说当代文学就是批评家的天地。研究过去文学的人,我们称其为文学史家或者学者,而研究当代文坛当代作家当代作品的人,他们直接就是文学批评家。批评家从不满足于成为一个历史学家和学者,他们要成为历史本身,要与文学的历史融为一体,他们本身就是当代文学的一部分”。我觉得,当代文学就应该是这样的一种时间和进化中的动态概念。一方面我们应该恰如其分地理解“当代”的性质和“当代文学”的性质,不应将其固定化地用一个“起点”来将其学院化、学科化;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因其变动不居的类似生命生活的发展、成长特质,而忽视它,不将它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来看待,仿佛一个“历史时间性”意义上的学科一定要有一个固定的起讫点,那就会不符合实际而形成一种语言和观念的教条和僵化。正如韦勒克和沃伦在其《文学原理》一书中为那种只有“少数坚毅的学者扞卫并研究”的当代文学辩护说:
反对研究现存作家的人只有一个理由,即研究者无法预示现有作家毕生的着作,因为他的创作生涯尚未结束,而且他以后的着作可能为他早期的着作提出解释;可是这一不利因素,只限于尚在发展前进的作家;但是我们能够认识现在作家的环境、时代,有机会与他们结识并讨论,或者至少可以与他们通讯,这些优越性大大压倒那一点不利因素。如果过去许多二流的,甚至十流的作家值得我们研究,那么与我们同时代的一流或二流的作家自然也值得研究。
这段话为当代文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存在做了非常有力的辩护。但这个辩护却无法成为将当代文学视为我们理解中的“学科”的辩护词。因为我们的“学科”对“当代文学”的理解与韦勒克和沃伦对“当代文学”的理解根本不一样。在韦勒克和沃伦那里,当代文学研究或许有天生的局限,却没有我们的“学科”的研究“危机”。
当代文学研究的“危机”(说危机也许过于严重,它不过是比照“比较文学危机”的一个说法)在于我们给它设定了一个固定的,仿佛不变的起点(1949年)。而这个起点的固化与“当代”这个富有生命动态的词汇发生了名实不符的矛盾。屈指算来,我们困在这种“学科”意义上的“当代”,都近六十年了,那些已可以说是“陈年往事”的越来越远的作家作品,那早已故去不在世的作家作品,还是“当代”吗?现代性是个好东西。但现代性也有画地为牢的技术性樊篱及其狭窄,也有“断裂性”的仿佛永远要确定一个告别过去的“起点”的嗜好。“当代文学”的“学科”尴尬在这里不能不说是由现代性的观念局限所造成的。
当然,对当代文学的这种学科化的理解,其更重要的形成原因也许还是现实的、物质性的“学科体制”层面的因素所使然。我们应该将“学科”视为一个现代性的更靠近物质层面的制度化、体制化的东西,它建立在现代大学教育的学术分工和教育制度之上。技术性的明晰化和稳固化是它带给学者和教师的便利,是将历史和现实事物、将学术对象加以逻辑化知识化的需求结果。是一种非常必要的学术秩序化动机和诉求。作为学术研究人员,我们都不可避免地生存在“学科”之上。尽管我们有时用一个“中国现当代文学”似乎表面掩盖了“当代文学”的学科化,但实际运作中,“当代文学”完全是一个“学科”化的客观而实在的学术存在形态,从学会、教育、专业等区分,“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之间的界限是极为明确的。当然,我们应该理解现在这种将当代文学学科化的初衷,而且自有“当代文学”“学科”以来,它大大推动了当代文学的研究,培养了持续成长的学术力量,取得不断超越的学术成果。但所有这些积极的努力和成果,都不能解决将“当代文学”作为一种有着固定起点的“学科”,与将“当代文学”视为一种不断发展变化、意指当下文学及其现时生活的“领域”,这两种理解之间的矛盾。就现实状况,从小处说,这只是一个学科的命名问题;从大处说,则是中国文学“学科”如何整合的现实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有关“当代文学”的说法,也许就不仅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学术现实操作的难题。但是,既然为“学术”,为由学术而形成的“学科”,就总要科学和名正言顺吧,这是学术和学科起码的伦理要求。我知道,这并不是我们坐在这里,或写写文章就能解决的。说“解放”,谈何容易!
怎么“解放”?这不是我能够说的。
我只想指出,现在是应该说要将真正的“当代文学”从学科中解放出来的时候了。“解放”是一种更明确的表达和诉求。无论如何,是一个“学科”也好,是一个学术“领域”也好,“当代文学”不能这样地成为一种异化语言概念而存在下去,“当代文学”需要恢复其仅指当下的鲜活的文学的本来含义。当代文学的“历史性”当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但它的“历史性”应建立在“当代”作为一种人的生命生活的现世时间基础之上。
《文艺争鸣》杂志2007年推出了“当代文学版”,我在前面写了一个题为《当代的意义》的发刊词,并无意挑战“当代文学”概念的现有秩序,但实在有将“当代文学版”办成体现当代性、当代精神的切近文学现实、参与当代文学发展的刊物。但一年下来,十二期,反思一下,这方面做得并不很好。还是太学院,太“文学史化”了。对如此丰富的前卫的“当代”,刊物体现得非常不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这不能不说是与当代文学研究的学科化、学院化,以文学史为重的风气有关。我们有些无能为力。这也促使我们下决心今年要推出“新世纪新生代文学写作评论大展”,努力体现真实的当代性,增强现场感,或叫与时俱进。
应该谈一谈有关“当代文学”使用的语言问题。我们实在应该对语言的使用持有一种敬畏的心理和态度。这么多年来,对于“当代文学”研究的学院化、学科化、固定起点化,其实我们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没有认真对待过像唐弢、施蜇存、王瑶这些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研究前辈和权威的反对、告诫。唐弢先生甚至说出了“现在出版了许多《当代文学史》,实在是对概念的一种嘲弄”这样的重话。可是我们依然故我。可见世俗中的学术潮流,学科化的现代物质诉求,其势力是多么强大。老一辈学术权威“威”而无“权”,这是对“文学史”学术史进行“文化研究”的绝好案例,是一个社会语言学视角的绝妙案例。这些学术老人之所以能如此逆学术时尚而动,发表了使我们不去正视其实越来越无法不正视的警醒之言,就在于他们的心中怀有对语言对学术概念的可贵的敬畏之心。从社会语言学的认知角度,我们相信一切语言都是约定俗成的,如果我们约定“当代文学”是指称我们任意或一定要指称的对象,那么谁也无可奈何。这固然有理,词典上有多少这样的南辕北辙的“约定”俗“成”的词汇,时势造语言,语言造时势。更有甚者,时下当代文学界的部分学者又似乎有意将“当代文学”仅仅限定在他们用意识形态历史变迁框定的“十七年”文学加上“”文学这样一种更为狭窄的时间概念内含上,用一种置身于我们身后的意识形态化理解的特殊的“当代文学”概念来表明它与所谓“现代文学”的对立,以及与当下的“新时期文学”对立,由此“当下”的“新时期文学”也并不充分具有“当代文学”的合法性。语言被“文化研究”所颠覆、扭曲、颠倒,造成语言奇观,如果此时你说“当代文学”是当下形态的,他们反而会嘲笑你是在“望文生义”了。人们对“真理”的追求,往往表现为语言的诚实。无论你怎样试图“约定俗成”,不幸的是“当代”这个词都并不可以任意随便“约定”,你遇到了一个很麻烦的不肯训服的词汇。它似乎在顽强地表明,一些语言或概念一旦生成,就带有某种神性,你必须真诚地面对它,你必须对它有所敬畏,有所规束,有所遵依,毕竟“当代”一词要比“当代文学”来得更早、更具有意义权威,你用具体“学科”来固化“当代”,甚至集群性地不顾一切地强行占有它,施暴于它,仍然无济于事。在我们写下“当代”二字的时候,你不怕它会像一条泥鳅一样从指缝间溜之大吉吗?你会变得可笑,变得尴尬,变得慌恐,变得不自信。
篇2
“当代”这一概念到底要延续多久？
摘要：中国当代文学这一概念时间延续过长，问题太大，需要重新界定和梳理。按照现行的文学史分期惯例，中国现当代文学明显已成头重脚轻之势。“当代”这一概念不可能从1949年一直伸延下去，因为“当代”对应的是历史，不可能永远常新。什么是“当代”，是不能仅仅从字面上的涵义来理解的，应当遵循对当前生活的那种时间感觉去使用“当代”一词，而不应当把实际上离当下生活远去的时段继续称之为“当代”。
关键词：当代文学 “当代” 文学史分期
作者简介：李娇（1982- ），女，重庆人，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0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篇3
一、“现代文学”取代“新文学”
我们都知道今天所使用的“现代文学”的前身是“新文学”。“新文学”诞生于五四时期,从1922年写作《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开始,新文学史的写作一直持续到了50年代中期,出现过《中国新文学大系》和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等具有范式意义的文学史著作。不过随着时间的发展,“新文学”之“新”显然已经难以“新”下去了,“新文学”并不能指代五四以后所有的文学现象,而只是指某种“文学”。随着历史观的改变,作为“历史”的一部分的“文学史”的观念也必然会随之改变。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重新确立了历史的分期,将中国近代史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旧民主主义阶段(1840―1919)、新民主主义阶段(1919―1949)与社会主义阶段(1949以后)。他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的概念。“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不仅确立了新的历史分期和性质,而且确立了“新文学”的性质。以务实为开端的“新文学”必然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学,其指导思想必然是无产阶级思想,即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就是说“新文学”是“”的反映,那么,在“”被“社会主义革命”取代之后,“新文学”将会被什么文学取代呢?当然是建立在“社会主义革命”基础上的更新型的文学,这个更新的文学也就是“当代文学”。“当代文学”的出现,意味着“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新文学”不能再称之为“新”文学了,它针对“旧民主主义”文学来说确实是“新”的,但是在更新的“新文学”面前却是“旧”的。于是,文学史家用“现代文学”取代了“新文学”这个概念,用“当代文学”来指称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
二、“当代文学”的出现
“现代文学”的出现即意味着“新文学”的死亡,因为更新的文学――“当代文学”出现了,“现代文学”要想存在就需要有个更新的文学来确立自己的主体性,如是“当代文学”被创制出来了。
早在8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分歧问题就一直备受学术界的关注,不少学者认为“当代文学”的历史已经超过了“现代文学”,再叫“当代文学”有些名副其实了,因此主张把80年代以前的“当代文学”并入“现代文学”,让“当代文学”专门研究当下的文学现象,专作文学批评。这种说法听起来很有道理,其实存在很多问题。在他们眼中,“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和“现代”、“当代”这样一些概念都是客观的、不需质疑的,是能够自我说明的,“现代”和“当代”之间的界限也是清晰的。可是这种起点、这种界限到底存在吗?如果以线性的历史观念来看,古代、近代、现代与当代确实是有不同的起点的,但也只有在线性的历史进程中,我们才能找到这种起点。王德威曾经说过:“一味按照时间直线进行表来探勘中国文学的进展,或追问我们何时才能‘现代’起来,其实是画地自限的(文学)历史观。”再者从学科史的角度来看,这些概念产生于特定的时空,具有特定的历史含义的范畴,它们本身就是被建构出来的,用来说明特定的关系。因此,“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在线性的时间进程中的这种划分受到了不少学者的质疑,是否应该打破这种惯性的文学史秩序成为了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三、“没有‘当代文学’,何来‘现代文学’?”
作为现代历史学的一种类型,“文学史”以描述文学发展的历程为目标,是一门有起点、有开端、有源头的学科,是对连续性的描述,对线性发展的重建。在某种意义上,“文学史”已经成为我们了解和认识“文学”的主要方式,我们已经把文学史的内容当成真实的文学与真实的历史。但实际上只要我们是在“文学史”之内思考问题,只要“文学史”仍然是国家教育体制中的一门学科,它就不得不受到各方面制度的制约,它的写作就不可能像想象的那样自由。自然,我们也就不可能通过对“文学史”的学习或者“重写”来接近甚至认清真实的文学与历史。在这一前提下,唯一有效的方法是跳到“文学史”之外思考,或者说,把“文学史”本身当作一个问题来对待。
按照公认的“文学史”的分期,“中国古代文学”指的是先秦至晚清的文学,“中国近代文学”指的是晚清到“五四”的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指的是“五四”到1949年的文学,“中国当代文学”指的是1949年至今的文学。依据历史发展的顺序,当然是先有“古代文学”,再是“近代文学”,再是“现代文学”,再是“当代文学”。因此在大学的中文系里经常会存在着“厚古薄今”的传统,大家都在无意识中觉得历史越长的越有价值,但是如果我们换个角度,从学科史方面来看这个分期问题,必然会有不同的结论。“没有‘当代文学’,何来‘现代文学’?”这个命题,正是在这一角度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没有‘当代文学’,何来‘现代文学’?”这样的命题可能会让人觉得难以接受,因为它违背了起码的常识,打破了时间的先后顺序和历史的逻辑,但是我们所遵循的这种“常识”和“逻辑”难道就不能怀疑吗?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主要取决于我们是在“文学史”内还是“文学史”外来理解。在“文学史”内,“文学史”反映的是一个线性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这一进程中,历史是不可逆的。当然是先有现代,再有当代。但是当我们跳出“文学史”,站在其外运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来讨论的话,就会发现这些概念都是被建构出来的现代性意识形态范畴,它们之间的分期本身就是一个有待商榷的问题。因此我们不能抽象地讨论“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而是应该弄清二者之间的关系,应该回到这一对概念产生的历史语境中,看看这些概念产生时它们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它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
周兰桂先生认为,几千年的中国文学无外乎两种状态:一种是“自律的文学”,一种是“他律的文学”。所谓“自律”即文学获得了自身的本体自由与审美权力,有一种没有外在强权压制的审美自觉和以抒写个性、性灵为旨趣,以倡导为艺术而艺术的创造自由。同时,文学又自觉履行自身对人生、对社会、对个体的终极关怀。所谓“他律”,即文学部分地失去了本体自由与审美权力,必须服从于某种外力与外在目的的强制与负载。文学被迫为政治、为权力、为帝王、为某种意识形态服务,从而作家部分地失去了他的主体性,文学也部分地失去了它的主体性。回首百年,我们可以看到,现当代中国文学正是在“自律”与“他律”中反复徘徊,疏离又回归。百年中国文学史可谓走过了一条迂回前进的曲线。其间,有不少现象是相映成趣而又发人深思的,将相关的文学现象联系起来相对照,更能让我们看清其本质,看清其在文学发展中的位置。比如问题小说与反思文学、乡土小说与寻根文学、解放区文学与改革开放前的当代文学等。我们看到历史发展的暗合与关联,也看到因时代背景不同造成的文学发展的不同态势。正如郜元宝先生指出的:“如果放在整个现代文学背景中考察就会发现所有这些(当代文学)不过是未曾中断的历史的延续。”
因此,“当代文学”并未与“现代文学”有质的差别,只是文学在发展的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不同表现而已。黄修己先生说过:“我们以前写文学史,只讲新的战胜旧的,取代旧的,这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应该是有的部门新的取代了旧的;有的部门则创造了新品种,推进了文学的现代化,与此后继续存在、发展的旧形式并存,谁也不能取代谁。……新与旧既相颉颃又相渗透,这才是历史的实相。”因此,研究者不抓住决定审美面貌差异性这一最基本因素而去漫论文学的分期和学科差异性显然未见得有多大意义。可以说,尽管中国“现代文学”异同均有,但基本显现形式还是同大于异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现在所进行的理论建构,已不再只是为新的文学的存在进行合法性辩护,而主要是对近百年来中国文学的历史过程进行合乎理性的描述、阐释和判断。时至今日,新世纪以来的文学依然在迂回发展,现当代文学的重要分期依然尚未出现,唯一可资期待的是,中国文学依然“在路上”,中国文学的任务依然是寻找文学。
概而言之,“没有‘当代文学’,何来‘现代文学’?”这个命题对于中国文学研究的意义可能比我们目前所理解的要复杂得多。近年来学术界围绕这种问题及其相关的领域在不同的层面上展开了讨论,而本文在此对这一命题的解读主要目的在于将文学自身作为问题来反思,在于“考掘”出我们自身的问题意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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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文学史写作应透过作品看本质
篇5
2007年8月7日至8月10日, 由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编辑部主办,由武汉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文学院、湖北大学文学院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协办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观念与方法”学术研讨会，在武汉桂子山和咸宁九宫山隆重召开。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近50所高校与科研单位的12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这次学术盛会。这次会议着眼于探讨一些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发展的宏观性问题。会议围绕主题，较集中就三个方面的问题展开了交流与讨论。
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概念与文学史的定位问题。陈思和（复旦大学）认为，古代文学处于静止、封闭、完成的成熟状态，而现当代文学是动态的、开放的、有未来的文学，两者是不同的。他就重新构架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两种发展模式作了具体阐释。他认为，20世纪现代文学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以常态形式发展变化的文学主流，它随着社会的变化而逐渐发生变异。一个是以一种非常激进的文学态度，使文学与社会发生一种裂变，以先锋的姿态出现，在断裂中产生新的范式或新的文学。这样一种先锋与常态并行的二元性文学史观有利于我们以开放的眼观阐释“五四”新文学与传统的关系，突破以往新旧文学的简单界说，更真实深入地把握20世纪中国文学生态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特征。王晖（南京师大）以“时间”、“地域”、“民族”作为“当代大中华文学”的三个主要元素，提出了大时代文学观更具概括性和可操作性。周晓明（华中师大）则以唐宋元明清文学的命名方式为据，将“五四”以来的文学作为历史延续的一个阶段，认为用朝代更替的方式命名更符合历史叙述的轨迹，要注重学科的史学性。王彬彬（南京大学）认为，“现代文学”这个名称，是一种宏观裂变，也是一种微观突破，“现代文学”的名称包含的是现代意识，而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它和以往以时间和政权划分的朝代文学是不同的。王本朝（西南大学）认为，现代文学边界本身是模糊的，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二三十年代对旧文学的拒绝，与我们现在的接纳，实际上都是文学史书写的一种策略。黄万华（山东大学）提出了“1949年战后文学”的命名问题。昌切（武汉大学）认为文学史界限的拓展实际上是文学性质的增加，将台港澳以及华文文学纳入到中国新文学的范畴，在时间纬度上达成共识，而意义纬度不同，会带来现代学科的混沌。颜敏（江西师大）认为，我们要加大文学史的包容性，重建适应未来的文学史观，但是这种重建现在还不需要动摇整个“现代文学”的概念。汤哲声（苏州大学）认为在面对危机与挑战尤其是90年代以后全球化的社会大背景下，现当代文学学科的研究范围应该扩大，乡下绅士和通俗文学都可以入史。
文学史的本体观和价值观是会议关注的又一个话题。用什么样的核心观念和根本价值立场来叙述文学史，现代中国文学应有的价值立场和精神是什么？这一关涉文学史研究根本观念和叙述方式的问题在会议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探讨。黄曼君（华中师大）认为新文学是一个有机整体的审美生命形态，学科应该从生态审美的高度，通过学科内外部关系的和谐，把握学科现代品格的核心和特征；以新文学经典为主体，从动态中把握新文学有机整体的生态生命审美系统。董之林（中国社科院）指出文学史必须讲述文学与传统的关系，研究概念的历史叙述是无法回到当年的理论框架中去的，必须着眼于发现历史的相关性，并在既定的文学史与概念的反思中探索主体如何叙述历史、回归历史。杨剑龙（上海师大）以人性论为核心理念，指出“五四”以来的文学仍然是对“五四”权威的维护，不应该把复杂的文学历史简单化。马云、郭宝亮（河北师大）则关注到21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出现的政治关怀倾向，特别是对左翼文学的政治关怀和民族想像的政治寄寓的重新关注，从而又推动了近年来文学研究从内到外的转变。王泽龙（华中师大）认为，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是因为它本体属性上具有文学的特征，而我们以往的研究过多关注的是文学思想属性与文化特征，导致了现代文学形式研究的薄弱，后者对学术的积累更重要。曹万生（四川师大）认为“回到语言艺术本体的中国现代汉语文学史，可以科学、真实把握中国现代汉语文学史的演变规律”。宋剑华（暨南大学）指出鲁迅、闻一多等一代知识分子的身份本质是“现代乡绅”，中国现代学者应该有自己的本体立场和价值观念。熊元义（《文艺报》）则从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主体性论战现象出发，指出文学研究中的矛盾、分裂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我们要深入探讨文学研究中的整合问题，又不抹杀矛盾，在对立与整合关系中把握现代中国文学的正确走向。许祖华（华中师大）则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知识学问题，探讨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如何坚定原型信念、模型信念与道德信念的问题。高玉（浙江师大）则从后现代作为人类思维发展的重大延伸这一基本观点出发，阐释了后现代的思维价值理念对文学研究的本体论意义和方法论意义。李蓉（浙江师大）、吴建波（华中师大）等人则强调要注重审美形态研究，注重文本研究、形式本体、作家作品的微观研究。
当下语境中的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方法是与会学者最关心的话题。在当今，学术的发展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会议发言对正在升温的西方汉学热、“国学热”等问题展开了热烈争鸣。温儒敏（北京大学）在会议发言中阐述了当下文学研究中“汉学心态”下的“仿汉学”研究问题。温儒敏指出：新时期以来我们与海外汉学界联系日益密切，但是现在却出现了一种强行跨越人文背景的“跟风”，甚至连语气都要带着一种“翻译味”，这是很不可取的。汉学很重要，是可供本土学科发展借鉴的重要学术资源，但对汉学盲目崇拜，甚至要当作本土的学术标准或者摹本，这类“仿汉学”研究并不能真正提升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品格，是一种学术自信缺乏的表现。王又平（华中师大）认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经历了从经验判断到知识考古，从结构性解读到解构性解读，从价值评价到描述性解释的变化。而“海外汉学”拥有跨文化的特殊视角，一直是拓展与改变现当代文学研究格局的有生力量，不断刺激着中国的现当代文学研究，总的影响是积极的。高旭东（中国语言大学）认为现代文学自诞生之始就具有横向移植的特征，主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要在探讨西方的接受和影响、深层联系等方面，改变一对一的比较研究的单调格局，多将问题放在流动的过程中进行整体把握。樊星（武汉大学）从当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联系中，提出了当代文学研究的文化源头意义。国学热语境中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受到代表们普遍关注。陈国恩（武汉大学）发言最有代表性。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他的合法性是“五四”文学革命所赋予的。捍卫“五四”文学革命传统与启蒙价值的现代文学研究，较长时期承当了文学以外的使命，曾发生过重大的社会影响。当这种学术地位再不存在时，我们的学术如何转换？王富仁（汕头大学）先生提出的新国学概念，是为了取得与古代文学平等的地位，减轻国学热对现当代学科的压力。可是，这一理念实质上是放逐了现代文学现代性精神，抹平了与古代文学的本质差异。想以妥协求自立的策略，反而削弱了学科独立性的基础。陈国恩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独立性和平等性地位，应该通过坚持“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正当性，突出其作为历史原点的意义来保证，应该通过强化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与艺术观念的差异性来保证。
篇6
这一名词在当下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也频频出镜，影响几乎已经辐射到了整个学科研究领域――自90年代以来，可以说，绝大多数现当代文学研究著述中都使用到了此概念。然而进入实际运用中，这一概念却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统一的标准，往往显得大而无当，指代模糊不清，且常常被泛化、乃至被误用，如温儒敏就曾批判过当下学界对“现代性”的过度阐释[1]。这一问题甚至体现在了海外汉学界对“现代性”概念的研究中，一如论文集中福格斯（Alexander Des Forges）[2]所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一种对“现代性”的“本质性的拜物癖”现象。
针对这一学界现象，美国罗福林（Charles A.Laughlin）教授以消除现代性研究中简单的二元边界为主旨，凭借一种广泛比较的全球性眼光，取鉴多元，听取各方声音，主编了一本名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的论文集。论文集中汇聚了北美汉学界12位年轻学者的论文成果，从小说、戏剧、电影和文学史等多个视角，探讨中国“现代性”的迷思，展现了中国文化生产者所开拓出的与西方经验所不同、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特有的现代性。从该论文集中也可以管窥美国汉学界现代性研究的一些思路。
一、现代性
现代性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也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关于“现代性”的概念，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谢立中教授曾专门著文《“现代性”及其相关概念词义辨析》[3]，来一一阐明“现代性”（modernity）及与其密切相关的“现代”（modern）、“现代主义”（modernism）、“现代化”（modernization）等词的界定问题。谢立中教授在其文章中指出，在西方文献的实际运用中，这几个词的涵义常常是模糊不清，互相混淆的。可以说，“现代性”这一范畴在西方近两三百年的发展积累过程中，几乎已经可以用于包含所有的东西。对于究竟什么是“现代性”，研究者们都基于自身的立场和语言背景，而引发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由此可见，一个统一的定义是不可能的，而且研究者无论侧重哪个方面，都会有片面化之嫌疑。
因此，当代学者纷纷开始尝试从多元的角度解读现代性，甚至产生了“多元现代性”（mutiplemodernities）这一新概念。“‘现代性’作为一个能包容各种异质因素的观念，它的使用可以说打破了多年来人们所习以为常的一元论文学史完整图景，各种差异、悖论、矛盾得以发掘呈现。”[4]正是因为现代性具有“不断更新”（continuous renewal）的本质，才能使得“现代”这一概念能够在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中，与“传统”分裂开来。
然而往往在此类对于现代性的认知中，因为理论本身非一元化的特质，导致“现代性”最终被当成了一种可无限推广的知识体系，即被称作是“无边的现代性”的理论隐忧。在此类研究中，甚至还产生了许多自相矛盾的悖论。例如类似于60年代兴起的许多“革命样板戏”的“现代性”意义，在今天的文学评论中，有批判和“红色经典”美称两种评价并存的讽刺性对比。[5]
故而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多元的现代性”的研究到底该如何展开，是一个值得人思索的话题，这也是罗福林论文集所尝试解决的问题。
二、论文集内容
《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缘起于200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召开的一次题为“有争议的现代性：20世纪中国文学的视角”的学术会议。这次会议的不同议题和学术报告都显示了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共同发展趋势：打破传统的二元法研究方式，从概念和方法论上重新架构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集的核心观点认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不应该再被各种传统的分野所束缚，历史的宏大叙述和日常经验的对立，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中国本土与海外侨民的对立，城市和乡村的分解，性别的区分，社会阶级的差异，甚至不同文学体裁之间的区分，所有这些二元分界都是可变、可商榷的，是应该被重新审视的，并意图探索各种传统二元分野中的互动和流动性。论文集分为“重写文学史”，“日常生活的末日启示录”和“全球资本下的道德主体”三个部分展开。
作为一本论文集，本书最重要的思想倾向表现在罗福林教授所撰写的前言及文集选材、编撰上，虽然本书中收录的所有论文，可能并没有完全表现出罗福林对中国文学的整体认知和重新整合。但是此论文集的诞生，仍体现了一种具有启发性、值得继续的尝试。尤其是罗福林教授所作的序言，更是对北美汉学界中国文学研究的过去、现状和未来作出了精彩的论述。
在序言中，罗福林着重强调“现代性”这个词在1989年之前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很少使用，它是个来自于西方的名词；同时因为受到对西方的推崇，在中国，“现代化”与“西方化”的意义往往不自觉的被等同了。借用爱德华.萨义德的理论，罗福林指出因为本身可以说是一个有东方主义色彩的运动（强调西方文化霸权，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落后的惯性思维），以及五四一代相关的理论造成西方汉学界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的特殊心理，形成了双重“东方主义”[6]的认识局面。因此便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要如何在全球化的语境中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及其现代性，同时避免将现代性与西方化等同，避免受到西方霸权文化的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告诉我们，或许应当拓展视角，将文学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加以全球化的眼光来进行解读。例如本部论文集中，各位作者的研究范畴十分多元，无论是现代性理论、研究现象，还是含有现代性因素的文本以及现代性文化（城市、影像、流散文学）都是他们的研究对象。
第一部分的标题是“重写文学史”，罗福林借用了这个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盛行于中国学术界的概念。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海外学者，“重写文学史”的目的都是为了打破以五四文学传统为正宗的“经典”书写模式，来重新拷问、思索和发掘那些在历史书写过程中长期被忽视、低估的作家、作品，以及文学现象，进而重建动态的文学世界。文学史需要被重新审视，但是该“如何”重写则是本书关注的重点所在。
在这一部分中，福格斯（Alexander Des Forges）借用弗洛伊德的“拜物癖”理论，提出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起，在美国汉学界所迷恋和依赖的几个重点大词汇中，“现代性”是最突出的一个。文学现代性常常被定义为一种始于五四时期的一场与“传统”的裂变。这些研究往往接纳欧洲的理论结构，总是事先假设中国存在一种庞大、并且坚如磐石的中国传统，然后，再把这一传统与现代文学相对立起来，而无视中国文学中存在的真实文本。此外，由于是以西方的文学经典为参照系，早期汉学家不得不时常为他们所研究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充满“次等作品”而发出嗟叹，忧国忧民的感叹中国的伟大作品少之又少。
而杨晓滨（Xiaobin Yang）则是从中国学界对“后现代”这一热门概念的讨论出发，揭示出这类对于中国“后现代”先进性的鼓吹，其实本质上依然是一种对于“现代性”的戏仿和解构，仍体现出一种历史目的论的旧有观念。因此，杨晓滨在此后提出用“后毛邓”理论，来强调中国式的“后现代”在全球“后现代”话语中独特性。
“重写文学史”也体现在用颠覆性的视角和理论来挑鹬髁鞴勰睿而女性主义研究就承担了这一作用。如杜林（Amy D.Dooling）对白薇与文学左派的研究，不仅使那些被公众和学术遗忘的作者重回历史的舞台，也纠正了我们对中国现代妇女的认识。杜林认为以白薇为代表的女作家标志着妇女在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中逐渐发挥作用的开始，因此，她更强调“创作的女性”，而不是“女性的创作”。她的研究强调的是从现代性出发，重新思考，甚至重新定义什么是女性，展示了在男权社会中”新女性”如何形成的过程。梅根・费里（Megan M.Ferry）的论文则阐释了现代文学是如何借“女性主义”，把女性作家整合到民族、国家话语之中的。邓津华（Emma J.Teng）则试图在她的论文中跳出中国内地文学的范围，在更广阔的地理观念上探讨什么是“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到底是一个政治、文化、语言概念，还是一个种族概念？有“中国性”的中国台湾、海外华人社会、非中文的华裔文学到底算不算是“中国文学”？她的论文几乎打破了中国现代文学和新兴中国流散文学之间的界限。
所有的作者在本节抵制、解构了那种对于本质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痴迷，即所谓“中国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经典”、“华人”或“新女性”。这种反本质主义的实现本身，可以说是从某种层面上实现了“重写文学史”的目标，而不是组建成另一种拥有“另类”外表的现代性。
本书的第二部分从历史的宏大叙述中拯救对“日常生活”的表现，同时也结合了1989年以来文学创作和日常体验中所折射的末日感。人们对清末以降文学创作与活动的研究与书写，常常局限在黑格尔的历史目的论中，或者过于强调物质基础的决定作用，重视“大历史”的书写，而忽视了个人的、私人的、日常的经验。在论文集中看来，历史一样可以从个体的角度来理解，张恨水、张爱玲等人的创作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对20世纪末小说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在现代性中发掘世纪末情怀的意图，他在“历史小说”中看到的就是一种历史的重复性或毁灭性。康开丽（Claire Conceison）的论文则研究了留学生话剧《大流放》新颖、怪异的表现形式，以及导演借助表面肤浅、戏谑的形式所表达的对个人危机和文化冲突的深刻思考。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台湾电影和戏剧也常常表现历史大背景下的个体经验。柏佑铭（Yomi Braester）的论文则探讨了赖声川、蔡明亮和杨德昌电影中的台北市――与城市一起拆毁的不仅仅是集体意识，更是对身份的毁灭。但另一方面，当公共空间和私人领域的分野消亡，当城市的公共与私人的边界不再分明时，可渗透性提供了另一形式的重建。与这部分其他几篇论文相呼应，吴文思（John B.Weinstein）的研究强调李国修和他的“屏风表演班”其实是在以笑和幽默来应对后“解严时代”台湾那些惊人的发展和变化，并再次说明在李国修看似轻松的系列喜剧中，缓缓呈现的其实仍是不可忽略的末日景象。
本书第三部分更进一步表现了对于日常生活和个体行为的关注。这一部分的三篇文章都将个体作为道德与非道德的竞技场，关注对那些边缘化的、不合常规的个体的书写。在历史变迁的过程中，个体的选择可能符合历史的走向和发展，更可能与历史的发展相逆；个人对道德价值的认知可能与社会、国家认可的道德价值相左。王玲珍（Lingzhen Wang）的文章探讨了20世纪90年代女性作家充满自传色彩的创作，认为这一时期的写作以“消费性”为手段，共同表现了一种重新定义对自我身份的认知、探求自身欲望和主体性的特点。魏若冰（Robin Visser的研究关注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都市小说中所展现出的私人与公共领域的伦理道德困惑、变化与暖昧性。桑禀华（Deirdre Sabina Knight）则以个案研究的方式重读了余华的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从启蒙和人文主义的视角来审视许三观的道德困境。
本书的三个部分共同体现了西方汉学界中国现代性研究的多元性，历史、虚构、民族、流散、性别、情感、日常生活、历史……的边界被打破。通过跨界，多重话语在这里对话、融合、共生，有着鲜明的跨文化、跨学科、跨语际交流的特征。在论文集中，为了避免跨界中“无边的现代性”情况的出现，罗福林和论文作者们选择使用一个与历史无关的标题――“文化中国”去将这些离散的现象捆绑在一起。
可以说虽然学术背景、出场语境、问题意识、研究方法等仍存在着差异，但在以对话与交流为主调的当代，打破观念性、时间性、空间性的自我设限，寻求跨地域、跨科际的学术整合，早已成为一种必须而且可行的研究路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这一论文集表现了一种新兴的现代中国的文化研究景观的轮廓――一种不再仅仅是补救或补漏的术语定义，而是代之以概念重构，挑战或颠覆了传统的假设和框架。总之，正如罗福林在前言中所说：“这个会议主要是关于用什么样的手段来绘制和协定这些边界，对我来说，这件事本身就是打开这一领域历史的新一页。” 虽然论文集中所提及的关于现代性的问题可能尚有很多仍然悬而未决，而且所谈论的中国现代文化的源头也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文集总当前的讨论已经为制定了进一步如何解决关于中国文学现代性复杂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试金石。
⒖嘉南祝
[1]参考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06期，第110～118页。文中提及对现代性的“过度阐释”会导致三个“危险”：一是现代性被当作可无限推广的知识体系，其理论向度被无休止的夸大和扩展，成了“无边的现代性”。再者，这类现代性探寻的出发点与归宿都主要是意识形态批判，文学不过是这种批判的材料或通道。其三，现代性研究中被反复引证的某些基本概念会在不断重复的论述中定型成新的简单化的模式，进而束缚对复杂丰富的文学史现象的想象力。
[2]见罗福林《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中第17页，福格斯所作《现代性的修辞和恋物癖的逻辑》（The Rhetorics of Modernity and the Logics of the Fetish）一文
[3]谢立中：《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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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进入到当代文学史，可以发现在不同时期的文学工作者对少数民族文学的认识经历了少数民族文学被弱化直到少数民族被弱化的过程，在中国现代文学到当代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学已经从弱化的文学发展到具有独特文学特性的轨道中来。从大中国文学的角度出发，我们发现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存在严重的不足，其叙述和构建上都存在着多民族文学和文化领域缺失这样的问题，很少有文学史对少数民族文学做出比较详尽的论述。中国文学历来都是把朝代或时代作为分界来书写中国文学史，在中国文人的文学和文学史观念上，都把文学国家化、民族正统观念表现的淋漓尽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爱国情怀的一种表现，但对于国家实现和平统一以及建立强大的现代多民族国家却缺少依托，需要把少数民族文化和文学纳入到大中国文学史的构建中来。正是由于把少数民族文学和我们认为的正统文学加以区分，才把少数民族文学排挤在中国文学的大门之外，多民族文学发展领域就被人为地加以干预，造成了多民族文学的缺少，把少数民族文学边缘化，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也是对当代文学发展的极不和谐的声音。中国文学呈现给我们的精彩画面，缺少不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参与和影响，少数民族的许多优秀作品改变了人们对少数民族文学的错误认识，少数民族无数精美的诗篇为中国文学增添了荣誉。少数民族的优秀作家创作的脍炙人口的作品更是具有突出的历史地位，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虽然多民族文学的概念难以确定，但多民族文学在现实社会中是确实存在的，我们暂且不把民族身份、民族语言、民族文学形态等作为文学的评判尺度，单就文学本身对社会的影响和贡献局可以把少数民族文学列入到中国文学之林。多民族文学是存在的，是各个民族文学精华的荟萃，是组成中国文学的多个有机体，具本身鲜明的特点和独有的民族特性，也正是如此，中国文学才拥有了博大的胸怀，包容了多个民族的文化和文学，才使得中国文学史独具魅力，赢得了全世界的称赞和喝彩。
2.发挥各民族文学特色，促进当代中国文学大繁荣大发展
多年来，人们对中国多民族文学的讨论和研究日趋成熟，把研究重点放在了各民族文学之间的相辅相成和交融互动，不再孤立地研究某一个民族，而是把不同民族的文化、传承和发展汇集到一起加以研究，从中发现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文化渗透和相互影响。在多数人看来，中国多民族文学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差别不大，并且很多文学作家在描述中国文学史时把他们叙述的那么接近，但是中国多民族文学史是和过去所提的少数民族文学史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无论是汉族文学家还是少数民族文学家，都要站到新的高度来完成自我观念的改变，把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构建放在全新的视角，不能把各民族的文学特长和之间的相互关联视而不见，重新体现和定位各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的地位。只有不断发挥出各个民族的文学优势和特色之处，中国的当代文学才能更好地实现大繁荣、大发展。
二、把握中国当代文学及其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关系
1.多民族文学史观是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当代文学是具有时代特征以及现代文学意识的文学形态，这种文学形态已经逐步认识到了中国各民族之间的一体与多元的辩证关系，是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各民族之间相互补充、相互依存，是中国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有着共同利益的民族共同体，各民族之间已经形成了荣辱与共、唇亡齿寒的连带关系，是一个社会的整体。
2.确立多民族文学史观，促进当代当代文学发展
中国当代文学具有其严肃的民族性，这也成为了当代中国文学的重要品格。虽然当代文学工作者非常重视编译外国文学作品，但是当代文学并没有因此忽视本民族的文学和审美需求，当代文学在追求现代性和先锋性的同时，应当把民族文学的构建和艺术传承发扬光大。为此，应答确立多民族文学史观，不断学习和借鉴外国文学一些好的做法，进而促进中国当代文学的实现更好地发展。
3.加强各民族文学工作者沟通交流，共同传播优秀文化
中国当代文学已经逐步屏弃民族之间的差别，把真正好的文学作品都吸收到中国文学的宝库中来，这其中包含有很多知名的少数民族作家，他们的作品更是得到了人们的普遍欢迎。所以，我们要认识到，文学工作者没有民族之分，更没有因为民族的不同而相互抵触。对于各民族的文学工作者，应当积极地进行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把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广泛传播开来，实现各民族间友好互助，文化共享，共同将中国的优秀文化传递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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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2016年国家在经济领域提出供给侧性结构改革，供给侧这一新兴的思维理念也逐渐波及到社会的各行各业，包括高等教育。袁贵仁部长也表示，中国高校的转型发展实际上就是要进行供给侧性结构改革。从宏观方面说，我国高等教育需要供给侧改革，提升教育的供给质量，结合社会需要，满足人民对教育的需求。从微观方面说，针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在课程设置、教学方式等方面也需要进行供给侧性结构调整，因为传统的讲授式教学已经无法满足学生的需要和社会发展的需求。
一、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困境
过去，该门课程的全称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而现在已经改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虽然只有一个“史”字的差别，但也可以看出课程内容重点的转变，由注重文学史的宏观梳理，变为更加尊重作家、特别是作品，因此教学应该由单独的史论讲授式向文本阅读的体验式转变。但是现实并不乐观。
首先，教学观念陈旧。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仍然停留在对文学史的史论讲解上，注重社团概念、思潮流派的讲解，注重对作者代表作品目录的识记，并且在课程考试上，也更加凸显对史论识记的考察，就算涉及到作家作品，也大多流于对作品内容的叙述和中心思想的概括的表层层面。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停留在对历史事件的重复叙述上，与当下的社会形势结合不紧密。
其次，不注重ψ髌肺谋镜纳钊敕治觥V泄现当代文学里面涉及大量的作家作品，但是教学内容更多的是停留在对作品内容的平白概括，对文本的阐释也有同质化倾向，无法突出作品本身的独特价值，而对作品的分析更多的不是考察作品对社会变革的积极意义，就是考察作品如何反应了主流思想，对作品的分析有反客为主、主题先行的价值取向，而这样的分析伤害了作品本身，局限了文本的价值多重意义阐释的可能性。不利于对学生全面的审美鉴赏能力的培养，也有损于学生的创新能力。
第三，教学方法不能与时俱进。现在的教学对象几乎都是95后大学生，95后生长在网络时代，每天被新媒体新技术怀抱着，也享有网络时代提供的便利。因此，针对这样的教学客体，应该运用新媒体新技术改革教学方法。但中国现当代文学又是一门比较传统的学科，如何将传统与新媒体结合，探索新的、受学生欢迎的教学途径和形式，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改革的方法和出路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不仅仅要通过文学历史的梳理让学生建立良好的文学专业的学科知识体系，更加重要的是如何培育学生创新思维、辩证思维的能力。通过调整教学的输出质量，提高教学内容与当下实际的融合性，结合学生的实际需求，进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供给侧性改革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的出路。
首先，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具体作品入手，注重对文本本身的分析研究，采用文本细读法和循环阐释法，培养学生良好的的文学审美素养。文本细读是西方文化批评的一个重要方法，它指的是“对文本的语言、结构、象征、修辞、音韵、文体等因素进行仔细解读，从而挖掘出在文本内部所产生的意义。” 文本细读的方法可以让学生的学习回归文学本位，尊重文本，尝试脱离文化、社会、历史、经济等外部研究，注重对文本内部结构的分析，为学生提供更加接近作者的阅读方法，增加了现当代文学学习的纵深度。循环阐释法是由钱钟书先生提出，“就特定的文本主题 ，首先是打破古今界限、学科界限、文化界限甚至是系统理论与零星见解之间的界限，发现与之相通相似的言论，从而获得一个超越各种界限的更大语境；然后在此新语境 中，两种相通而又有差别的言论交互地‘回过头来另眼相看’；最终的结果是对不同领域的两种言论都‘增进了理解’” 用循环阐释的方法作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则会极大拓宽教学的宽度，增加文本在当下的现实意义，为文本跟随时代进程的再解读提供的可行的空间和方法。这两种方法都有助于提升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质量，满足学生自我创新能力和审美鉴赏能力的需求。
其次，努力把新媒体新技术运用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过程中，提升教学的实效性。课堂教学的时间较少，但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任务繁重，要求老师在短期内把学科知识体系全部梳理清楚，还要让学生理解全过程，这并不容易。学生都会被新媒体包围，新媒体也可以将碎片化的时间进行整合，因此作为教师，可以开创自媒体平台，通过网络广播，朗诵现当代诗歌，让诗歌不在是抽象文字，让诗歌通过新媒体平台变成有声读物，帮助学生提升对诗歌的感悟能力。此外，教师还可以开创微信公共号，针对上课内容，提供文化批评、文学作家生平轶事等信息，帮助学生构建立体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习模式，增强学生学习的趣味性，提升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实效性。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供给侧性结构改革，是基于尊重作品、尊重学生、尊重中国当下实际的前提下进行的提升教学质量的改革，这种教学模式的转变不仅仅对老师自身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改革的出路提出了一种新的思维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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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孔子文学思想主要内容
孔子所讲的文学是指“文治教化之学，即儒家文化学术的总称”，关于孔子文学思想这一文学概念的定义相当宽泛。孔子生于春秋时期，一生致力于利用儒家思想对当时政治进行改善，所以其文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与政治相关联的。在孔子看来文学并不是如今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艺术，而是一种能够参与到政治中去，并且能够有所为的文治教化之学。
孔子文学思想核心：文德兼并。在《论语》中孔子强调了文与的的重要联系，认为进行文学创作的主要目的就是弘扬儒家“仁”、“礼”的思想。在孔子的文学思想中，文学与道德必不可分，也就将进行文学创作必须要坚守自己的道德。孔子文学思想的目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在孔子的文学思想中认为文学创作的目的就是教育人们知礼而成与乐，意在强调进行文学创作必须要投入真实情感，用极具感染力的作品获得大众的认可，另外，还强调文学作品要能够给予人们快乐。这表明了孔子对于文学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在当时社会道德规范下进行了一场文学教育。孔子文学思想的形式：文与质。在孔子的认知里，进行文学创作必须要将文与质进行完美的中和，质胜于文则野，文胜于质则史，一部秀的文学作品必须要能够保证文质两全，相互平衡。孔子的文学思想表现形式很好的解释了“文质彬彬”的文学君子，成为了中国文学思想的主流，推进了中国特色文学思想体系的形成。孔子的文学思想既包含了对旧思想、旧制度、旧文化的呵护，又推进了新思想、新制度、新文化的发展。
二、当代文学教育受孔子文学思想的启示
孔子文学思想极具魅力，在多年历史的熏陶、沉淀下已经渗透到了当代文学的各个角落，对中国当代文学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了解孔子文学思想的基础上综合分析了文学教育受孔子文学思想的几点重要启示。
（一）追求中和之美：文学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在孔子的文学思想中，追求中和之美，具体来讲也就是文与质的中和，“文”在这里指一个人的内在，而“质”就是指一个人的外在。其意在于进行文学创作，要追求中和之美，既要抓住外在形式的表现美，也要抓住内在主题的意蕴美，这局启示当代文学教育，要保证文学的质量，注意文学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将孔子的文质中和理论应用到当代文学教育中，很好地推动了文学教育的发展与改革。
（二）注重文学社会作用，推动现实主义
孔子处于一个乱世，春秋时期政治动乱，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文学思想自然离不开对政治的看法与劝谏，这就启示当代文学教育要注重文学的社会作用。立足于当代社会的实际情况，认真、透彻的对社会表象进行分析，进而得出问题的根源所在，再借以文学的表现形式呈现，这样的文学作品不仅能够真实反映当时社会的现象，还能够深入的剖析社会现象的本质。通过这样的文学作品更能够将社会真实的呈现，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社会中存在的不良风气，认识到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而促使更多的人投入到社会风气改良、社会发展建设中去。只有拥有一定社会作用的文学作品才更有可能被人们铭记、被社会铭记，才更有可能在当代文学中留下深刻痕迹。而这种能够深刻反映社会现状的文学作品通常被归类为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这无疑又是为当代文学教育提供了一个新的路径，推动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
（三）文德相随，提高道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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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学教育导向的改变。当今中学语文教育逐渐转向以人文教育和人格教育为主导的方向，正逐渐淡化以往中学语文鲜明而浓厚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色彩。知识教育、情感教育、审美教育和生活教育成为中学语文的主要内容。这一点从现代文学篇目的选择可以看出来。尽管其中还是选择了为数不少的关于中国现代革命史以及政治内容的作品，如《人民百万大军横渡长江》等作品，但这些作品主要并不是用来表现政治和意识形态内容的，而是更多地用来体现特殊文体的基本特征。
（2）中学语文教材在选择篇目的时候更注重其内容的知识性、趣味性和文学性。（3）对现代文的选择更趋多元化，已不仅仅限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家作品，而是根据中学教育的阶段性特点进行选择。从以上的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两个方面来看，我们可以发现，现今中学语文教育，尤其是文学教育随着社会环境、教育环境和知识的进展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从现当代文学这一范围来看，可以看到本学科学术研究对中学文学教育的投射和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是缓慢的，而且是不明显的。
2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关系、现状和问题
应该说，中学语文教材出现的这些新变化，从根本上说，是受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思想与方法更新的启发。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进展。其中，最主要的就体现在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人文启蒙思想的影响。现代文学研究也就逐渐走上了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的道路。所谓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体现在人文启蒙、审美现代性上。这一点和80年代改革开放的社会文化语境相关。在中学语文教育界，也逐渐受到学术研究的深刻影响，语文教材的修订也体现出这一点。尤其是对现当代文学作品的选择，更体现出8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研究的深远影响。以往那些具有鲜明政治教化和思想教育的文本开始淡出中学语文教材，取而代之的是能够体现和包容人文素养、审美、知识和情趣的作品。但在这一趋势中，我们对现代文学作品的分析与阐释遵循的仍是传统社会历史批评的反映论。
其基本教学思路是：首先是介绍作品所产生的时代背景，然后是作家生平介绍，再是作品的意义分析。这就形成了“时代———作家思想———作品意义”的思维逻辑和阐释模式。这种模式能有效地解释作品和世界的关系（作品———作家———世界———读者），但又会遮蔽作品内在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这一点在传统的中学文学教育中占据着长期而重要的地位。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形成相对稳定范式的条件下，中学文学教育也受到潜在的影响。应该说，这种影响关系更深层地源于80年代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历史语境。中学文学教育实践在这一宏大背景和深远的历史环境下，也因此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教学模式。那么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进展又如何对中学文学教育进一步产生影响呢？中学文学教育实践又如何将新的信息反馈于文学研究呢？这是本文要继续追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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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仲明先生曾在《文本阅读能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中，表达了对当下背景下，现当代文学教学重理论轻阅读的隐忧。其实这一隐忧并非贺先生一人独有，该领域的研究大家诸如朱晓进、温儒敏、陈思和、何言宏等都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但遗憾地是，目前该门课程的教学总体上依然还是走的理论讲授大于文本阅读之路。典型的现象是：教学方面，各高校日益重视教师的理论研究成果、学术成就，导致部分教师直接将自己对该课程的学术研究灌输给学生，对文本分析的过程也走向简单化和程式化，教师一方面照本宣科缺乏自己独特的观点，另外一方面学生跟着教师思路死记硬背，也难以形成自己独有的、系统的文学观念。
一.现当代文学史的教学现状及问题
中国现当代文学更偏重于人文知识的体认、人文精神的培养。教学过程除了要和整个文学教育一样，负有“将文学固有的智慧、感性、经验、个性、想象力、道德感、原创力、审美意识、生命理想、生存世界”等进行发掘和展示之外，还应该努力发掘中国现当代文学所呈现着的现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发掘其所蕴涵着的精神资源，以将学生培养成为具有健全的现代人文精神的现代公民。然而目前许多文学史教材与有限课时形成了诸多的教学问题。
1.教材理论阐释和文本分析尚未并重
建国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材主要有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唐|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钱理群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朱栋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12》、严家炎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丁帆的《中国新文学史》、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可以说教材权威编者比比皆是，但内容学术性较强，学生看一遍如云里雾里，看第二遍朦朦胧胧，看第三遍的人少之又少，导致学生理解、掌握有困难。例如目前的教材，普遍都重点分析了郁达夫《沉沦》的病态描写以及“零余者”等常见问题，但学生在读完文本，还是会提出一系列的疑问，例如：为什么“他”一定要将自己学业、爱情、友情各方面的失落简单归结于“弱国子民”这一原因？同样为留日学生，为什么郭沫若没有写出《沉沦》但郁达夫却写出了《沉沦》？等等诸如此类问题。由于现当代文学史课程一般开设于大学一年级，学生刚迈入大学，本身就对大学的教学方式不太适应，而现当代文学一开始又涉及很多新文学理论和文化背景，导致学生到第一个十年结束之后或许才对五四精神、个性解放、改造国民性等词汇有个朦胧的了解，对于郁达夫这种大胆地描写更多地学生是不敢评论，也不会评论，只会跟着教师的思路去识记教材中对该文本的分析，但这并不是一种心悦诚服的认同。
2.教师教学地位的偏差，教学定位的倾斜
吴晓东在《我们需要怎样的文学教育》一文中，提出了这样一些疑问：“我们所理解的文学究竟是什么？我们需要文学做什么？我们需要怎样的文学教育？”“我们研究应该给学生什么样的文学教育？我们究竟想让学生从我们的讲授中获得什么？”的确，现当代文学史的教学历史发展到今天，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普遍反映出来的就是教师的教学地位定位不准确，出现的“满堂灌”、“一言堂”现象，而且由于各高校现在对学术成果的重视，导致教师忙于学术研究，轻视课堂教学，以教科书为标准，照本宣科，讲授毫无新意，将自己作为课堂的主角，而忽视了学生的参与性，忽视了师生之间的互动。另外，教师的“满堂灌”貌似更侧重地是对教材中文学思潮、文学理论的讲授，往往在讲到作品时以“故事梗概”的形式简短论述，丧失了文学本真的色彩，学生因为教师的故事梗概对文本有一知半解的了解，对原文反而没有了全篇阅读的兴趣。
同时还有这样一种现象，当代文学中，在讲授余华的《现实一种》时，好多老师会根据作家的创作分期，将《现实一种》作为早期作品，给学生介绍一下他早期小说呈现出的“暴力”和“血腥”之美，并将《现实一种》这一小说简单地概括为：余华以纯粹零度的情感介入，异常冷静理智、有条不紊地叙述了一个亲人间相互残杀的故事。然而小说其实从生命的本质上，为读者反思了人生、生命的本质的残忍。但是推而论之的话，后来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这样一种平实不动声色地叙述，未必没有展现生命的残忍。同时对于目前依然写作的余华（例如《兄弟》《第七天》好多教材未列入，好多教师也不讲），教师和教材不能将其目前的创作简单地划分为前后时期进行分析，类似的作家还有贾平凹、毕飞宇、余秋雨、陈染、林白、王安忆、严歌苓等。
二.现当代文学史的改革探索及建议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教学和课程建设的提升，与现今大学教育理念的建构、学生的能力的培养，以及文学观念的更新均有着直接的联系。探索现当代文学史教学的新途径，对冷静审视大学现当代文学史教学现状具有进步意义。因此，本文尝试在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上，结合自己教学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探讨一下现当代文学史的改革思路和教学建议。
1.激发并强化学生的参与意识
“文本细读”是西方文论的一个关键词，它的主要含义是指“对文本的语言、结构、象征、修辞、音韵、文体等因素进行仔细解读，从而挖掘出在文本内部所产生的意义。文本细读要求学生在阅读的时候，首先尊重文本，立足于文本表达，通过慢慢地读，细细地品，通过细致和反复的阅读对文本所蕴含的深厚意蕴做出丰富的阐释。但是，目前教学所存在的现象是，一方面学生阅读的积极性不高，认为作品的阅读涉及的考试内容十分有限，同时学生阅读水平的日益下降，导致学生读作品读不懂，读不深。例如在讲到鲁迅的《狂人日记》时，学生普遍反映搞不懂小说到底讲了哪些内容。书中的“陈年流水簿子”为什么是象征性的含义，狂人为什么是一个反封建反礼教的先驱。另外关于文本细读存在的一个典型问题反映在诗歌的阅读上。当代文学中，80年代的“朦胧诗派”以一种复杂、怀疑、愤怒、无奈、对抗的复杂姿态，表达了对抛弃的失落感、对幻灭了的理想的沮丧和执着、对失去家园的牵系，但是教材在介绍诗歌的时候，更多是以诗歌为基础，重点分析的是诗歌背后体现出的一代知识分子独特的精神历程，但是怎么个独特法，可能更多的需要学生去阅读。但很多教师在讲到该节的时候，更多是先给学生列举作品，接下来就开始分析诗歌背后的精神世界、艺术风格等。例如讲到北岛的诗作的时候，学生一般根据教材和教师的要求，阅读的仅仅是《回答》《一切》等常见诗篇，但是北岛的《你好，百色花》、《五色花》、《我走向雨雾中》、《路口》等诗歌，同样具有一些和“朦胧诗”派总体特征不一样的美。笔者选了一个独特的讲课方式，课前让学生自行搜集北岛诗作，课堂上开了一场“朦胧诗派诗歌欣赏品读会”，在学生一个个站起来朗读诗歌的过程中，一方面一些诗歌的诵读加深了学生对“朦胧诗派”的总体特征的认识，另一方面，学生在文本细读的同时，也发现了北岛作为独特的个体，他的诗歌的独特魅力，同时在品读诗歌时，他们也体会到了诗歌“言有穷而意无尽”的美，可谓“一举多得”，远比教师照本宣科讲授要好得多。
2.创新教学方法，提升教学效能
多媒体教学突破了传统教学的一些局限，体现了现当代文学教学实践的与时俱进和教学手段的推陈出新，是该课程教学创新的有效途径。多媒体教学的适当运用，可以使教学效果倍增，但是“华而不实、哗众取宠、炫技”似的课件展示，则会将原有的教学效果大打折扣，因此教师一定要“适可而止”。
多媒体教学使新颖、形象、丰富多元的信息传递得到了充分体现，改变了传统教学“手写口说”的固定模式，使之成为“图、声、文、像”并茂的多样展示，增加了课堂信息的传递量，也扩展了学生的知识广度。例如多媒体的运用，可以使一些已逝的作家的肖像图片、影像资料、手稿书影得到再现，从直观角度丰富学生对作家的认识，与此同时一些作家的经典作品也被改编成了优秀的影视作品，例如鲁迅的《阿Q正传》，老舍的《骆驼祥子》、《茶馆》，的《雷雨》《日出》，莫言的《红高粱》，苏童的《妻妾成群》，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等等，适当地运用试听资源，通过影视片段，可以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寓教于乐，变难为易。同时学生通过多媒体教学手段，不仅可以加深对文学文本的深刻理解，还可以从中对话剧、电影、小说等不同文学艺术门类的特征及表现手法加以直观地辨别和认识。由此可见，多媒体教学确实有其优势存在，但一定要把握适度原则。失败的多媒体教学案例同样存在。现代文学史上郁达夫、沈从文、徐志摩、萧红等人的作品一方面学生比较感兴趣，同时学生也对作家的爱情历程有所期待。有的教师或许会将这些作家的人生经历甚至爱情经历大做文章，导致课堂倒是热闹非凡，学生参与热情极高，但是这种做法明显喧宾夺主，偏离了课程教学的方向和内容，导致原本应为重点的文本分析、作品介绍等流于世俗和哗众取宠的境地。
3.鼓励学生质疑，引导学生辩证学习
众多教材中，对现代文学的分期一般为20年代文学、30年代文学、40年代文学;而当代文学则一般为17年文学、文学、新时期文学，也就是大家所俗称的“六大块”。在题材上，一般分为小说、诗歌、散文、话剧四种文体，这当然有其优势，便于讲授和区分，但是也有一些尴尬的现象。比如老舍这一作家，其创作历程从20年代文学可以一直延伸至十七年文学，创作成就涉及小说、散文、话剧等多种文体，在介绍该作家时，不免出现前后重复和渗透。所以在当代文学史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适当引导学生针对现代文学中老舍的创作成就，反思老舍建国后文学的独特价值。从前后创作文体的不同，去反思老舍各时期的文学成就和不足。
同样，在学生学习过一学期后，教师也可以适当地将一些具有共同创作倾向的作家作品进行对比，帮助学生梳理现当代文学的发展线索。例如，从大的方面来说，现代文学史就是体现“人的观念”的一部发展史。从鲁迅的改造国民性的“立人”思想到冰心的爱“人”的哲学思想，老舍的批判“市民人”的思想，到30年代左翼革命文学中“革命人”的文学思想、京派“独立人”的文学思想，海派“都市人”的文学思想……学生在梳理过程中，一方面可以重新回顾这些作家的作品成就，同时也从另外一条线索发现作家的独特魅力。相应的例子比如从现代文学的“第一代海派”到当代文学的“都市文学写作”，到通俗小说中的“都市小说”，同样可以梳理出不同时期，针对都市描写的侧重点和闪光点。当然，这种梳理一般放在较高年级的文学专题讲授中，可能更易于学生接受。
三.结语
北大温儒敏教授曾经提出呼吁：“本科文学基础课淡化‘史’的线索，突出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分析”，“把文学感受与分析能力的培养放在重要位置”，本文也算抛砖引玉，希望广大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师能够看到文本细读的重要性，真正在教学过程中，从单方面的教授，转向导学、助学、促学的教学相长的创新模式。
参考文献
[1][3]吴晓东.我们需要怎样的文学教育[J].北京大学学报.2003（5）.
[2]何言宏.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专业性问题的反思[J]江海学刊.2006.（3）.
[4]张伯存，王冬梅.文本细读：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改革的路径与方法[J].枣庄学院学报2014（3）.
[5]温儒敏.关于现当代文学基础课教学改革的思考[J].中国大学教学.2004.（2）.
[6]朱晓进.略论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中的历史意识[J]江海学刊.2006.（3）.
篇12
当代文学创作实践不断发展，使得传统文学的性质和内涵不足以完全涵盖当代文学创作实绩，文学作品的“文学性”概念也显得越来越模糊，文本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使文学的“边界”难以划定。每一个作家或者艺术家都有权利根据艺术创作的需要，自由选择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用什么表达艺术的需求，没有好与不好之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作家们勇于突破创作常规，进行自觉或不自觉的跨界写作，这源于他们丰富的艺术积淀和深沉的人生思考，源于他们严谨的艺术修养、做人的诚恳和对美的严格要求，这种对艺术创作的突破性思考与实践，显示了诗性之光。
现代文学之父鲁迅在文体越界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他的《故事新编》在文体创造上的独特性和复杂性。捷克著名汉学家普实克在他那篇著名的《鲁迅》一文中认为《故事新编》是鲁迅以新的、现代的手法处理历史题材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结合体。”《故事新编》无论在鲁迅一生的创作中，还是在整个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上，都是一个充满“新”的意义和内涵的文本。对《故事新编》文体的界定，一直以来是文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故事新编》在文体创造上制造了一个特殊的现象，把小说、散文、杂文等多种文体的艺术特征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显现出以杂文笔法写小说，影射现实生活的奇景，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文体跨界现象。“文体跨界”，有的学者也称为“文体越界”，“所谓的‘文体越界’，如果我们借用巴特的后结构主义理论，那么，它指的是，在一个创作文本中包容了另一种或多种的文体形态或文体片断。更重要的是，这种包容不单是一种对文体形式的转用或模拟，而且是带进了新的思想因素、文化因素和美感因素，它能给读者以一种更具有创造性、想象性的思维空间。”[1]这种文体跨界不单是一种对文体形式的转用或模拟，而且体现了作家新的艺术思维方式，体现出新的思想因素、文化因素和美感因素，它能给读者以一种更具有创造性、想象性的思维空间，激发读者再创造性的阅读体验。
当代文学创作实践对传统文学概念的挑战，导致了当代文学创作呈现出“跨界”的状态。
当代作家莫言，可以称得上是当代文坛的一流小说家，然而莫言的成就不仅在小说界，1999年，一部《霸王别姬》引起了强烈反响，首次向世人展示了莫言作为剧作家的一面。近年，在北京人艺上演的《我们的荆轲》是莫言继《霸王别姬》后创作的第二部话剧。它再度证明了莫言跨界的成功。“或许正是由于小说家身份的介入，总体上说，莫言剧作不以结构的精巧取胜，而以展示人物复杂心态和语言的魅力见长。”[2]《我们的荆轲》是作为小说家的莫言在戏剧领域的一次跨界写作，显现出若干新的特色，如侧重表现人物复杂心理，以及富于文采的台词等。这就意味着他为戏剧表演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文学剧本。《我们的荆轲》与《霸王别姬》可以称得上是姊妹篇，这两部剧作不仅在题材方面有某种类似，在语言风格方面也有某种延续。虽然莫言仅创作这两部剧作，足已奠定莫言在中国当代话剧史上的一席之地。这也证明一个优秀的作家是可以跨越不同领域实现成功。中国现代文坛上享有很高声誉的作家也都尝试过跨界创作，在话剧舞台上展现了自己的风采，如沈从文、徐志摩、冯至、徐圩等。在当代文坛文学大家涉足跨界创作的，除了莫言以外，毕淑敏、刘恒也有剧作问世。
1997年，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诗人小说家丛书”包括，邹敬之的《骑马上街的三哥》、韩东的《交叉跑动》、朱文的《大汗淋漓》、海南的《罪恶》、阿坚《正在上道》、叶舟的《第八个是铜像》，这些诗人推出了自己的小说作品，诗人“跨界”成为小说家成为一种“跨界写作”现象，引起了学界的重视。
对跨界写作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21世纪以来，龚奎林、王升满的《小说“反文体”跨界写作的“建构”与“解构”――墨白小说〈手的十种语言〉解读》，闫庆梅《文本跨界与诗性叙事――解读唐晋作品》（《中州大学学报》），杨中举的《跨界流散写作：比较文学研究的“重镇”》（《东方学刊》2007年第2期），吴景明的《跨界写作：文学的冒险或资本的游戏？》（《光明日报》2012年6月19日第14版），方习文的《论文学产业化与文学跨界发展》（《巢湖学院学报》2014年第1 期），肖瑞峰、刘跃进主编《跨界交流与学科对话：宋代文史青年学者论坛》（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陈建华著《古今与跨界：中国文学文化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张旭著《视界的融合：朱湘译诗新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跨界写作给作家的创作和文学研究都注入了新的活力，这样的“跨界”不仅提升了相关文学的审美品质，更打破“陈规”，呈现出多样化的艺术风格。
2015年，东南大学现代汉诗研究中心学者王珂发表系列论文讨论新诗现代性建设研究问题，在《新诗现代性建设要重视诗体》（《河南社会科学》2015年第10期）专门把“跨界诗”列为新诗现代性建设的重点建设诗体（即自由诗、格律诗、小诗、长诗、散文诗、图像诗、网络诗和跨界诗）之一。翌年，王珂又从“跨界诗”的研究，上升到跨界写作与跨学科研究的理论高度，《跨界写作及跨学科研究必须坚持文学本位》（《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16年第1期）2015年10月，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举办了“纪念新诗诞辰百年：新诗形式建设学术研究会”，其中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各种艺术形式与诗的交接引发的形式变革，新诗与‘跨文体’写作”。
“跨界”在当前的文学研究中已越来越为一个热点现象，这既是文学创作的前进性标志，也是文学研究在新的维领域取得的实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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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当代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全球化和科技大发展带来的文学的写作方式、出版发表方式、接受方式、评价方式和意义生成方式,都定然会带来文学发展的新样态和新模式。首先,一般性的大众文化和文学与精英经典文学,将会长期并存、各自发展。在中外文学史上,文学的主流性与边缘性的变化是迭代皆有的。现在娱乐至死的通俗文化、狂欢文化,在每个时代都存在,中国文学中的通俗文学自古至今自成流脉源远流长,不过在古代受到文以载道观念的压抑不能登大雅之堂,但是对民间的文化消费和精神结构一直具有很大影响。五四以后所谓启蒙救国的精英文学和以消遣为主的通俗文学一直双流并在,由于时代造成的新都市市民阶层的出现和广大农村对新文学的隔膜,其实通俗文学的印刷出版数量、市场占有率是远超雅文学的,连鲁迅母亲都不看鲁迅的小说而鲁迅自己要邮购张恨水的小说给母亲看。如同古代文学中以诗词歌赋为主体的主流文学与以说唱文学、民间文学、志怪传奇、小说戏剧为主的通俗文学,二者互相存在一样,五四后的中国文学其实也是如此格局。在以往文学史写作和架构中,由于受政治与文学观念的制约,一度把文学史写成主流精英文学史而压抑了通俗文学的历史存在。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已经打破了这种局限,现当代通俗文学的存在也进入研究的视野和文学史架构中。当今市场化和网络化时代,以休闲娱乐、排解竞争和生存压力带来的日常生活焦虑为目的的大众和通俗文学,仍将是文化与文学消费市场的主体,它们已经构成了日常生活的精神消费和审美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由于网络、手机等各种层出不穷日新月异的新媒体的出现,它们的“创造需求”的功能,将必然带来消费、休闲、娱乐、放松、刺激等精神需要的扩大,将使伴随它们的大众消费文学———广义的通俗文学依然具有广大的受众与市场,在统计学上甚至是文学的主体。但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意味着文学的消亡和高端文学的边缘。因为,市场化时代是以消费和快餐文化为主体的时代,也是越来越分殊化、价值多元化的时代,对生活、工作、娱乐和精神追求的方式与层次,也出现分殊化、个人化、多元化的现象,而且社会及其文明程度越是发展,这种现象就越来越凸显。高等教育的普及、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中产阶级的扩大,使审美化进入日常生活,也使得追求高品位文化文学产品而非单纯娱乐的读者受众越来越多,根据率先进入现代化、后工业化的发达国家的经验和统计,需要高端文化产品的人群呈现两个特点:基本固定化和在扩大与缩小之间动态化。消费决定生产,这种社会中产化时代的受众读者群体的存在,使精英主义的、高端的文化文学的存在和发展具有自己的空间。西方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着名作家的作品依然有巨大的发行量、经典作家和作品成为中产阶级书房的标志,当代中国着名作家如莫言、实、余华等人的小说拥有广大的读者群,都说明高端精英文学存在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的存在。而且,历史经验表明,在一个国家从现代化启动到高速发展时期,固然会出现通俗消费文化成为市场文化主体的现象,不过随着物质的富裕和中产阶级人口的扩大,同样会出现向精英文化消费回归的现象。比如电影,上世纪80年代曾经认为电影将没落,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城市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剧增、中产阶级的扩大,欣赏电影成为广大城市中产白领阶层的一种文化消费主流模式。电影如此,其他文化文艺产品也如此,不仅中国如此,世界范围内也如此。比如在全球化和趋同化时代,世界各国对文化遗产的态度发生了从初始的不重视乃至视为“落后”,到越来越将其视为民族文化瑰宝,视为物质趋同化而精神文化价值多元化的资源,对物质与精神文化遗产保护范围的不断扩大与保护措施的加大,都说明人类对自己精神优秀文化产品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对古典与经典保护与开发的认同度越来越高。上个世纪,中国80年代当代文学曾经作为思想解放的尖兵和重镇而成为民族精神生活的必需品,90年代后启动的市场化大潮曾经一度使作家下海、文人经商、文学边缘,王朔的“现在谁来请作家吃饭”的调侃是这种现象的征候之一。但是历经经商下海的大潮和市场化的沉淀,新世纪以后当代文学已经出现了悄悄的回归,文学在参与思想解放、参与当代中国精神建构、政治意识形态建构和市场意识形态建构之后,其自身的价值也在越来越得到认同。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既是世界对中国当代文学价值的认同,也是中国当代文学自身价值在中国和世界的体现,而且这种价值随着莫言的获奖、随着当代中国达到或具有同等水平的作家在今后的陆续获奖,文学在中国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价值与意义将愈发得到认同和凸显。两种甚至多种文学样式并行,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共相,但文学的价值不应以受众多少和市场占有率来确定,而是以文学对民族文化、思想精神价值、国民精神生活的参与和贡献来决定的。
其次,在未来的时期内,中国当代文学将呈现“大文学”样态,将随着与戏剧、影视和其他新媒体方式的融合,改变文学的概念与面貌。当代文学将参与当代中国文艺的建设并起到积极作用。比如,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莫言、刘震云、铁凝、实等作家的小说纷纷被改编成电影,这不仅是集大众与精英文化品格的电影对文学的选择和器重,也是文学对当代电影和中国文化、审美心理的塑造。作家的触电给小说和文学带来了新的视野、角度和写作模式的变化。科技革命带来的电脑、网络、手机、多媒体融合等新的载体的变化,随之出现了网络文学和手机文学等新的文学样式。这种新的载体上出现的新的文学,是对传统文学畛域的突破,它们既带来了传统文学的欣赏方式和传授方式的变化,也定然带来了文学写作方式和接受方式的变化,就像清末报纸出现后连载小说的形式带来了小说结构模式的变化一样,依托新媒体的文学的写作模式和结构模式也自然会产生文学的新变化。80后和90后以及将来的新一代,都是在电视、电脑和手机前长大的一代,是看图和读图时代的一代,这也一定会带来他们世界观、价值观和审美观的改变。电子媒体时代已经塑造了一个新人类,他们形成的心理结构、文学接受结构即总体的认知结构一定不同于以往,就像皮亚杰在《发生认识论》里通过证明儿童生下来也不是白板、也有先在的心理认知结构一样,电媒时代的阅读者也已经形成了他们的认知结构和习惯模式。这也必然要求文学的写作、发表(出版)和审美结构的相应变化。比如以小说论,纸媒小说可以有大段的风景和心理描写,而电子媒体小说由于其容量、屏幕和网络的局限,必然减弱心理描写的内容。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这就必然造成电媒小说独特的由媒体和受众制约的结构描写方式的变化。不同媒体的文学写作和接受模式自然会造成文学的歧异和分殊,传统的将文学分为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做法将难以面对和阐释网络手机等新媒体文学,因为这种文学已经将雅与俗自身难以分离地打包捆绑在一起,它们独特的写作方式、语言方式、审美方式和读者对它们的解读享受,使得它们成为新的文类和一种新媒体时代的新文学。但这种文学与纸媒文学一样,都属于当代中国文学,改变着中国当代文学的概念、样式和形态,中国当代文学也将是开放的体系,这种体系及其发展的空间和走向的无限可能性,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大趋势。第三,中国当代文学在中国现代化、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时代的整个过程中,既会出现多元化与分殊化,也会出现经典化与世界化,而文学的经典化和世界化,与文化和文学传统的支援和创造息息相关。所谓经典化,是指作为精神产品的当代文学,其现实价值会对中国社会、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产生影响———一部《遥远的世界》对多少当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和人生产生重大影响,这几乎是无法统计的,正像五四以来的现当代文学对几代中国人走向革命、正义、建设之路起到的重要影响一样,当代文学成为当代中国主流价值、核心价值、精神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典化的另一个方面是它的历史意义,即它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继承与拓展,对中国文化价值所作的贡献。五四以后以鲁迅等人为代表的新文学已经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精神价值的组成部分,成为影响中国人精神世界、精神生活的重要文化资源。正像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等古典文学不仅仅是中国的传统文学,它们也是中国文化传统、国粹和中国文化的代表、组成部分与符号。中国五四后的新文学在文化的意义上,已经与古典文学一样,成为中国文化和精神价值的有机组成部分,学者王富仁称之为“新国学”。苏联时代流亡外国的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里指出,俄罗斯的伟大作家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等人的思想和作品,是俄罗斯思想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和伟大遗产。他们的思想甚至比哲学家更能代表俄罗斯思想。其实不只是俄罗斯,中国的古典文学也是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白居易的诗歌里就包含着唐代社会的生活和政治制度、社会风俗的宝贵信息,所以历史学家陈寅恪从其诗歌里可以研究唐代社会和政治。中国五四后鲁迅代表的新文学也具有重要的思想文化意义,仅仅鲁迅一个人的思想作品,就构成现代中国文学、哲学、社会思想里最深邃最有价值的遗产,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宝贵资源,既是文学又超越了文学,进入了思想文化、中国价值的范畴。正因为如此,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如伊藤虎丸、丸山昇等皆认为鲁迅不仅是中国的,也是20世纪亚洲在传统走向现代过程中的代表性思想家,鲁迅的思想与文学代表了亚洲的世纪思考。这就启示我们,中国当代文学必须要有高视点下的文化担当意识,即把文学写作与文学行为作为中国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发展的流脉中汲取文化精粹和血缘,从中国当展和崛起的社会历史进程中提炼中国精神和意识,将伟大的传统和丰富的现实作为创作的文化资源和支撑,形成来自深厚文化的支援意识,并将这一切资源和支撑凝聚到当代文学中,使得当代文学既是中国文学长河的组成部分和中国文学的表征,也是深厚博大的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和文化表征,既是继承文学传统的当代文学写作,也是赓续文化传统的当代中国文化的创造。只有这样的文学,才会成为中国文学经典的组成部分,成为当代和后代需要不断阅读的体现中国精神和价值的文学传统,并以这样的传统滋润和培育未来的中国精神与价值的创造。同时,也只有这样的文学才会不断代表着中国、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成为全人类的思想精神和文化产品的组成部分,成为具有中国内容、风格和特色的世界性文化资源与遗产。自五四开始,鲁迅、老舍、沈从文、林语堂等一大批中国作家的文学作品已经走向世界,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世界从他们的作品中既了解了中国现代的文学,也了解了现代中国的文化,了解了具有悠久强大文学传统的现代中国在面对外来冲击和压力、在西方文学的浸润参照下如何用文学言说自己、如何转型再生创造的新的文学的样态。他们的作品具有代表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双重意义,是现代中国的好声音。文学与文化的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在百年来世界文学不断走向中国的过程中,中国文学及其凝聚于其中的文化价值也在不断走向世界,自鲁迅到莫言,中国现当代文学数度问鼎诺贝尔文学奖,其价值并非仅仅是获奖,而是显示出现代文学在压力下诞生不久就纳入世界文学的实力和这实力的不断增强,莫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