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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1可持续发展理论内容
可持续发展理论要求企业注重发展模式的科学性，合理分配资源，保证企业获取持续的发展动力，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开始思索规划经济发展模式，力图建设自然－社会－经济共同发展的运行规则，在发展中保护现有资源，可持续发展理论也延续到企业投资项目决策中。从理论方面来看，可持续理论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要满足人们的需要，注重生产力提升，通过科学决策来维持企业快速、健康和稳定发展，将企业未来发展纳入到满足人们需求的高度上。
2企业投资中经济统计分析
企业投资项目决策时企业发展的核心，利用科学的决策方法将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相结合，针对投资项目的特殊性制定可执行的方案，对方案中的参数进行经济统计分析和估算，选定最优的决策方案，实现项目决策的科学性。投资项目决策中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注重对经济环境的分析，在宏观背景下来统计项目的可执行性和经济性，保证项目决策的可持续性发展。企业投资项目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微观性是指在企业方面展开项目分析和评价，从经济收益的角度出发分析投资项目的经济风险性，保证投资项目可以创造更好的经济效益。投资项目宏观经济分析应当从更加宽泛的角度出发，把社会经济效益纳入到项目决策可行性，确定项目投资对社会的影响。投资项目宏观经济分析从社会角度出发，对项目背景、内容、目标进行综合性评价，同时要综合考虑项目对社会贡献，确定项目实施对社会带来正面作用，从而兼顾资源消耗和经济发展，促进项目经济效益发挥。再者投资项目决策经济分析要包含直接效益和间接经济效益，重点从环境破坏和资源利用来评估项目可持续发展性，从全局的角度出发分析项目的决策方案，把人类的可持续性放在首位。
3企业投资项目决策中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实施
3．1注意事项分析
宏观经济环境对企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企业管理和决策要基于经济环境的前提背景下，因此投资项目决策要注重发展目标的设置，在长期发展、稳固前进及高效推进的基础上对项目决策的宏观经济进行统计分析，将项目中每一个目标参数进行评估。同时企业项目投资决策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制定相应的经济统计模式，根据市场动态发展来制定执行方案。宏观经济统计对企业投资项目决策具有科学的指导意义，深入分析市场信息可以了解企业在行内的定位，并预测项目实施的可行性，统计信息显示了当前宏观市场环境的现状，预测经济中各个因素对企业项目投资的整体性影响。
3．2实施建议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对企业投资项目影响体现在统计数据的指导作用上，企业要保持可持续发展，就需要对企业管理工作进行科学规划，尤其是投资项目关系到企业未来发展，这需要企业强化宏观经济统计的观念，从社会的角度出发来进行项目预测和判断，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在一个动态的平衡基础之上，面对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确定性的基础，应该加强对市场动态发展的综合分析，充分的利用所以运用数理统计等相关的科学依据，为企业的决策，在最大程度上降低企业的风险概率，逐渐优化企业发展模式，在可持续发展指导理念下参与经济市场竞争，为企业发展注入强有力的驱动力。
3．3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宏观统计分析
当前社会发展进入了大数据时代，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企业要重视数据信息的统计，其投资项目决策要依赖于宏观环境大数据，企业加强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应当从信息网络和硬件设施建设入手，联合各部门的数据信息平台，把大数据转化为有规律的统计数据，从海量的数据中完成对宏观经济统计数据的整理和分析。企业投资项目决策要从生产效率、劳动报酬、资本回报、能源消耗及科技创新等方面数据统计，做好能源消耗方案规划。再者投资项目决策要重视科技环境的统计，增强项目创新性可操作性，带动产业价值链，提升项目的创新性，增强产业间的辐射带动能力，推动绿色项目的发展。
4结语
综上所述，可持续发展背景下企业投资项目决策要重视度宏观经济的统计分析，强化对行业信息和市场信息的了解，从而制定相应的战略决策方案，协调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保证企业投资项目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促进企业项目健康发展。
作者:宫来金 单位:池州学院数学与计算机学院
参考文献:
［1］梁证嘉．从可持续发展看企业投资项目决策中的宏观经济统计分析［J］．经营管理者，2015(25)
篇2
一、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现状
就我国目前的中小企业融资来说，由于受到市场经济体制的影响，融资工作存在很大的困难，对于企业的长远发展产生了十分严重的阻碍。中小企业在进行融资的过程中，主要的途径在于自己筹备以及银行贷款与政府扶持，而银行贷款所占的比例较小，大部分的中小企业融资工作往往依靠自身，通过民间借贷的形式来获得相应的发展资金。在这种情况下，中小企业的融资途径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特别是在我国目前不健全的证券市场当中，中小企业很难通过资本市场来获得资金支持。而中小企业由于自身的规模限制，很难获得充足的信贷支持，根据相关数据显示，我国300万私营中小企业当中，获得银行信贷支持的比例仅仅占到10%。2013年全国乡镇、个体私营、“三资”企业的短期贷款占银行全部短期贷款的比重仅为14.4%。以浙江省为例，2011年统计，全省民间投资中自筹占55.9%，银行贷款20.1%，直接融资不到1%，这种情况的存在使得中小企业的发展稳定性不足，对企业的长远健康发展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二、宏观经济政策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分析
1.货币政策的影响分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实行的货币政策会对企业的融资环境产生直接的影响，特别是在货币政策进行调整的阶段，资本市场受到利率机制的影响，使得中小企业的融资工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在一些金融中介机构当中，由于其直接受到各种货币政策的影响，使得中小企业的贷款工作受到一定的影响。而在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当中，货币政策作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从两个方面来对企业的融资工作产生影响，即货币渠道以及信贷渠道。所谓的货币渠道指的是在实行的货币政策当中，由于存贷款利率产生了一定的变化，使得企业所遭受的贷款环境产生变化，进而影响到整个的融资工作。而信贷渠道政策的存在，使得银行的资本储备会随着货币政策的变化而变化，当银行的资本储备减少之后，货币的供应就会呈现出一种紧张的状态，从而使得企业的融资工作面临一定的变化，特别是对于中小企业而言，融资工作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
2.财政政策的影响分析
就我国目前的财政政策而言，主要有两种财政政策，即财政扩张政策以及财政紧缩政策，这两种政策会对企业融资工作产生不同的影响。比如在2015年，我国政府为了促进经济发展，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存贷款利率都受到了这一政策的影响，整体利率都得到了相应的下调，对于中小企业的融资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见表）。当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产生变化以后，国家如果持续的推行财政扩张政策，就会使得中小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会存在规模巨大的借款需求，这种情况的产生会对企业的融资工作产生直接的影响。与此同时，在政府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对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当中，包括交通设施以及经济环境建设等等，这就能够在无形中为中小企业的发展以及融资工作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从而更好的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
3.金融自由化政策的影响分析
金融自由化政策的实施，主要是通过根据经济结构的调整，对于宏观经济当中的利率以及汇率等进行相应的调整，进而对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产生影响。首先来看，在金融自由化政策的影响下，信贷市场的分配效率能够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提升，从而保证中小企业能够满足相对性的融资需求，进而实现自身的良好发展。其次，在金融自由化的政策下，由于这种自由是双向的，这也就意味着中小企业的融资工作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因此必须要对金融自由化政策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认识。在金融自由化政策的影响下，中小企业的交易成本以及风险会有一定程度的提升，这就意味着其自身的经营风险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而在较高的经营风险影响下，企业在融资工作中就会遇到更多的困难，特别是从银行等金融机构当中获得资金支持的过程中，在考虑到综合风险之后，金融机构就会对中小企业的信贷申请进行限制。所以说，在不利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影响下，中小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环境也愈加恶劣，融资工作的开展所面临的难度也不断提升，对企业的发展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4.银行并购行为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
在新时期的经济形势之下，银行所面临的竞争压力也不断的增大，这就使得银行业的并购行为不断增加，通过并购行为的发生，银行对自身的结构进行调整，从而保证自身的良好发展。而当一些大型银行进行合并的时候，以往的融资手段很难获得良好的效果，融资工作的开展也就遇到了极大的阻碍。而对于一些小型银行的并购而言，其在并购行为发生以后，为了更好的开展相应的信贷业务，就会在政策上对于中小企业的信贷工作进行倾斜，从而为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提供便利的条件，融资工作也就能更有效率的开展。因此在对银行并购行为对中小企业融资产生影响分析的过程中，应该与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更好的了解整个的资本市场环境，为中小企业的发展的提供可靠的保障。
三、宏观政策影响下完善中小企业融资体系的政策建议
中小企业的融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因此必须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更好的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从而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首先来看，国家必须要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通过强化法制建设来为中小企业的融资工作提供可靠的保障，从而使其能够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进行融资工作，更好的促进自身的发展。其次，国家应该引导资本市场形成一个科学完善的信用体系，对中小企业的信用进行合理的评估，从而在便利其开展融资工作的同时，最大程度上的降低银行及金融机构的损失，进而保证整个金融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最后，应该逐渐的形成一个健全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制度，通过形成银行与中小企业之间的良好关系，逐渐的提升中小企业自身的信用水平，从而为融资工作的开展提供便利的条件。只有逐渐的形成完善的中小企业融资体系以后，才能更好的开展相应的融资工作，保证其能够在一个健康平稳的环境当中获得良好的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四、结语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大型企业由于自身所具备的资本以及规模优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处于一种优势的地位，而中小企业由于自身的规模限制，在市场竞争中很难获得很好的发展。特别是在目前的中小企业的发展当中，融资问题已经成为了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资金短缺使得其在发展当中面临的很大的问题，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使得其所面临的生存环境比较严峻。因此通过加强对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对于企业的融资影响分析，能够更好的分析国家宏观政策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方面的作用，从而更好的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更好的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武晓东.探析在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中货币政策的作用[J].中国商贸，2011年09期.
篇3
当宏观经济进入繁荣阶段时，融资企业的经营 环境好转，自有资本水平上升，企业的负债率下降， 新增投资的边际破产成本将会大幅度下降，增加投 资将有助于融资企业实现其利益最大化目标，融资 企业的理性选择就是借助债权融资扩大投资，从而 出现投资扩张，在投资乘数的作用下，将会使宏观经 济的产出水平持续提高，在加速数原理的作用下，投 资进一步扩张。在投资乘数原理和加速数原理的相 互作用下，会使需求过度膨胀，形成持续性的高通 胀，宏观经济的繁荣程度会进一步加大。随着宏观 经济繁荣程度的加大，企业的整体质量会进一步上 升，股权融资传递融资企业经营状况恶化信息的功 能会被弱化，融资企业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的驱 使下，将会进一步弱化其股权配给，扩大投资，宏观 经济进一步繁荣。
需要强调的是，融资企业的边际破产成本，不仅 表现在实际边际破产成本水平上，而且更重要的是， 表现在对其的预期上。融资企业的每项生产决策都 涉及到对未来的预期。当宏观经济进入衰退阶段 时，融资企业破产风险增大，其会做出边际破产成本 上升的预测，在存在股权配给的条件下，其理性选择 是不进行债权融资，这将会使融资企业的投资水平 下降，在投资乘数原理的作用下，宏观经济的衰退进 一步加剧。在加速数原理的作用下，企业的投资水 平会进一步下降。投资乘数原理和加速数原理的相 互作用，会使宏观经济的衰退加剧。当宏观经济进 入繁荣阶段，融资企业会作出边际破产成本下降的 预测，其股权配给将会弱化，债权融资也会相应上 升，从而使融资企业扩大投资，在投资乘数原理和加 速数原理的相互作用下，股权配给会进一步弱化，宏 观经济繁荣程度会进一步强化，形成持续高通胀。
固定资产投资是对未来的一种支出，其产出在 经历数个生产时期之后才会出现，与短期投资相比， 投资风险更大，由此引起的融资企业破产风险更高。 当宏观经济进入衰退阶段时，融资企业自有资本下 降，负债率上升，破产风险增大，由于存在股权配给， 融资企业的经营者为规避破产风险，会减少最具有 破产风险的固定资产投资。由于固定资产投资数量 巨大，在乘数原理和加速数原理相互作用的条件下， 融资企业减少固定资产投资，将会使宏观经济衰退 的程度更大。当宏观经济进入繁荣阶段时，融资企 业的股权配给将会弱化，债权融资也会相应上升，固 定资产投资将会扩大，在投资乘数原理和加速数原 理相互作用的条件下，将会使宏观经济繁荣的程度 更大。可见，由于存在股权配给，融资企业固定资产 投资的变动将会强化宏观经济波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股权配给是宏观经济波动 的加速器，融资企业的股权配给行为是宏观经济波 动得以强化的微观基础。
二、股权配给作用于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机理
1．我国上市公司具有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但 政府干预形成了股权配给
我国上市公司扩大股权融资传递的信息是，该 企业获得了政府的扶持和帮助，对外部投资者而言 是利好信息，因为受政府的干预，股权融资的成本低 于债权融资的成本。黄少安等人已证明了股权融资 的单位资金成本低于债权融资。因此，外部投资者 会踊跃购买上市公司的股票，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 能够顺利进行。
股权融资偏好的间接动因是，我国上市公司大 多数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成，国有股权超过50％，且 不流通，上市公司借助股权进行融资，不会被接管， 对上市公司经营者的地位不会产生影响，相反，由于 股权融资传递的是上市公司获得政府扶持的利好信 息，反而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经营者的地位。因而， 经营者有动力进行股权融资。同时，由于股权融资 传递的是上市公司获得政府扶持的利好信息，上市 公司的股东也会支持股权融资。
但政府会从自身利益出发，对上市公司的股权 融资进行限制，从而形成上市公司的股权配给。
2．我国上市公司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对宏观经 济波动的影响
我国上市公司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作用于我国 宏观经济波动的机理可描述如下：当宏观经济进入 衰退阶段时，上市公司所具有的股权融资偏好有助 于其借助股权融资推动其投资上升，在投资乘数的 作用下，将会使总需求上升，宏观经济的衰退得到扼 制，在加速数原理的作用下，将会使上市公司借助股 权融资进一步扩大投资。在投资乘数原理和加速数 原理的相互作用下，会使总需求进一步上升，抑制宏 观经济衰退的进程和程度，使宏观经济迅速走出衰 退。
当宏观经济进入繁荣(高涨)阶段时，上市公司 所具有的股权融资偏好，使其更有积极性借助股权 融资扩大投资，在投资乘数的作用下，将会使宏观经 济的产出水平持续提高，在加速数原理的作用下，将 会使上市公司借助股权融资进一步扩大投资。在投 资乘数原理和加速数原理的相互作用下，会使需求 过度膨胀，形成持续性的高通胀，宏观经济的繁荣程 度进一步加大。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强烈的股权融资 偏好，会扼制宏观经济衰退的程度，缩短宏观经济衰 退的时间；会强化宏观经济繁荣的程度，延长宏观经 济繁荣的时间。
3．我国特殊的股权配给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
我国特殊的股权配给将使我国上市公司强烈的 股权融资偏好作用于宏观经济波动的机理发生一定 程度的变化，具体表现为：
篇4
信用利差（Credit Spread，CS）是具有违约风险的信用债与无违约风险债券收益率之间的差额，一般认为国债不存在违约风险，因此，信用利差可以理解为信用债收益率与国债收益率之差。
从理论上讲，信用利差存在的根本原因是债券存在违约风险，而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对债券的违约率起重要作用。Giesecke et al.（2011）研究结果显示，在1866-2008年的150年间，股票收益率、股票收益波动率、GDP增长率对违约率具有较强的预测作用。一般而言，经济低迷时，债券发行人的盈利能力及现金流一般会减少，其偿债能力下降，违约风险增加；投资者资产组合也会根据市场风险情况进行重新配置，不考虑风险偏好的变化，一般会增加低风险、高流动性资产配置，即投资者资产组合向“质量”及“流向性”转移（flight-to-quality and flight-to-liquidity）。因此，经济低迷时，信用利差有扩大的趋势；相反，在经济扩张、商业交易蓬勃发展时，信用利差会缩小。
但是，即便是美国，违约风险对信用利差的解释力也不强。Giesecke et al.（2011）发现，长期而言，信用利差大致是违约损失的两倍，并且，信用利差没有根据实现的违约率进行调整。Huang and Huang（2012）指出，当校准违约率及回收率（recovery rate）后，传统结构模型在解释投资级及以上债券的信用利差方面仍然存在较大困难。
由于截至目前国内信用债没有出现事实上的违约，因此在债券投资实务中，往往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如GDP增速、市场资金面状况等）来判断信用利差的走向。然而，今年6月份以来，信用利差走势超过市场的普遍预期。经历6月份“钱荒”之后，市场资金利率中枢整体上行，刺激性经济政策出台的可能性不大，经济增长中枢下移已成为市场的共识，并且当时企业债、中票和短融的信用利差整体处于历史相对低位，因此，从逻辑上讲，信用利差会扩大。但是，从事后的角度看，信用利差直至9月份才开始上升（见图1），特别是中低评级信用利差的上升比预期来得更晚一些；而且，截至9月底，除1年期品种外，中票和短融的信用利差基本都处于50%的分位数水平之下（即小于历史均值），而企业债信用利差分位数最高也仅为64%（即略高于历史平均水平，见表1）。
准确判断信用利差走势是债券精细化投资的基础，但是从目前投资实务看，定性分析较多而定量分析较少，因此本文尝试从定量角度来分析宏观经济变量对企业债信用利差的影响。
图1 企业债信用利差维持相对低位
资料来源：Wind资讯
（编辑注：图例后的“3年”后都加上“期”）
表1 企业债、中票和短融信用利差分位数水平（截至2013年9月30日）
品种 1年期 3年期 5年期 7年期
AAA企业债 88% 60% 55% 61%
AA+企业债 88% 62% 58% 64%
AA企业债 88% 62% 60% 59%
AAA中票和短融 89% 51% 40% 36%
AA+中票和短融 86% 48% 38% 35%
AA中票和短融 88% 54% 47% 18%
数据来源：Wind资讯
变量选取和数据描述
虽然微观层面的债券流动性1、提前赎回或回售权、违约率及回收率等因素均是影响债券定价的重要变量，但是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及中国债券市场实质上违约事件没有出现等实际因素，本文在分析企业债券信用利差变化时，所选择的变量均为宏观经济变量。
借鉴Collin， et al.（2001）等的研究，本文选择七个指标对信用利差变化进行分析：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相同期限的国债收益率（GB）、狭义货币供给的对数Ln（M1）、国债收益率曲线的斜率（Slope）、上证综合指数收益的年化波动率（Volatility）、上证综合指数年化收益率（Stock_return）以及银行间7天质押式回购利率（R007）。其中，国债收益率曲线的斜率根据国内外文献的普遍做法，以10年期国债收益率减去3年期国债收益率计算得出；上证综合指数年化波动率为历史波动率，基于25个日收益率变化的日标准差，使用250天年化日收益率标准差；债券收益率均为银行间固定利率债券到期收益率；考虑到数据结构的一致性，各变量均取用月度数据，其中GB、Slope、Volatility、Stock_return以及R007取月度均值。样本债券为AAA、AA+及AA三个不同信用等级的企业债，债券期限为收益率曲线上1年、3年、5年以及7年等关键期限2。样本时间区间：AAA级企业债为2006年3月至2013年9月，AA+级企业债为2007年11月至2013年9月，AA级企业债为2007年6月至2013年9月。所有数据均来自Wind资讯数据库，或根据Wind资讯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实证分析
由于Ln（M1）等时间序列数据是非平稳的，本文采用变量的一阶差分表示宏观经济变量变化对信用利差变化的影响。对一阶差分后的数据分别进行ADF检验，发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序列不存在单位根，即时间序列是平稳的。因此，可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式中：CS表示信用利差，t表示月度。
对样本区间内的AAA、AA+、AA三个不同评级的品种分别进行回归，结果显示，对于AAA、AA+级企业债而言， Durbin-Watson统计量位于1.5至1.9区间内，即残差不存在显著的一阶自相关，回归模型和回归结果（见表2和表3）是有效的；但是对于AA级企业债而言，Durbin-Watson统计量显示存在一阶自相关，在回归模型中加入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后，重新回归的结果（见表4）显示，残差不存在显著的一阶自相关，因此，AA级企业债信用利差的回归模型调整为：
表2 AAA级企业债信用利差变化
指标名称 1年期 3年期 5年期 7年期
C 0.002841
（0.8787） -0.001843
（0.9072） -0.006320
（0.7153） -0.004866
（0.7572）
GB -0.357330
（0.0013）*** -0.196774
（0.0231）** -0.221494
（0.0083）*** -0.158354
（0.0472）**
CPI 0.055175
（0.0292）** 0.063832
（0.0029）*** 0.059715
（0.0104）** 0.042566
（0.0425）**
Ln（M1） 0.747327
（0.3433） 0.893076
（0.1849） 1.206027
（0.1019） 1.043288
（0.1196）
Slope -0.504845
（0.0109）** -0.157946
（0.3043） -0.289356
（0.0466）** -0.276369
（0.0283）**
Volatility -0.265385
（0.2754） -0.313560
（0.1320） -0.452608
（0.0481）** -0.561596
（0.0075）***
Stock_return 0.140189
（0.3719） 0.140582
（0.3087） 0.135780
（0.3699） 0.225355
（0.1031）
R007 0.018555
（0.3917） -0.014503
（0.4225） -0.017215
（0.3848） -0.022419
（0.2138）
Adjusted R-squared 0.0969 0.1080 0.1242 0.1357
注：1.表中括号内数值表示对应系数的p值，下同；
2.***代表显著水平为1%；**代表显著水平为5%；*代表显著水平为10%，下同。
表3 AA+级企业债信用利差变化
指标名称 1年期 3年期 5年期 7年期
C 0.009959
（0.6852） 0.006773
（0.7275） 0.000189
（0.9928） -0.002180
（0.8975）
GB -0.313129
（0.0323）** -0.088097
（0.4322） -0.209864
（0.0461）** -0.165263
（0.0731）*
CPI 0.080101
（0.0169）** 0.067065
（0.0108）** 0.041269
（0.1374） 0.018763
（0.4024）
Ln（M1） 0.549378
（0.5867） 0.635268
（0.4277） 0.615818
（0.4729） 0.616700
（0.3773）
Slope -0.458983
（0.0889）* -0.140175
（0.4978） -0.381495
（0.0400）** -0.328772
（0.0209）**
Volatility -0.182062
（0.6226） -0.099722
（0.7379） -0.437302
（0.1712） -0.564595
（0.0319）**
Stock_return 0.187302
（0.3831） 0.209744
（0.2167） 0.133031
（0.4641） 0.267364
（0.0730）*
R007 -0.002346
（0.9378） -0.046851
（0.0485）** -0.031653
（0.2125） -0.024881
（0.2269）
Adjusted R-squared 0.0538 0.0779 0.0349 0.0774
表4 AA级企业债信用利差变化
指标名称 1年期 3年期 5年期 7年期
C 0.012168
（0.6327） -0.001388
（0.9434） -0.002002
（0.9226） -0.000141
（0.9936）
GB -0.264611
（0.0840）* -0.117743
（0.2934） -0.254370
（0.0139）** -0.156635
（0.1033）
CPI 0.045775
（0.1755） 0.049854
（0.0526）* 0.025986
（0.3346） 0.014435
（0.5288）
Ln（M1） -0.030566
（0.9767） 1.058170
（0.1886） 0.798381
（0.3442 0.600122
（0.4060）
Slope -0.329954
（0.2424） -0.124338
（0.5412） -0.396290
（0.0265）** -0.318864
（0.03260）**
Volatility -0.510657
（0.1830） -0.190397
（0.5122） -0.591259
（0.0554）* -0.544234
（0.0420）**
Stock_return 0.410969
（0.0651）* 0.420351
（0.0146）** 0.286447
（0.1077） 0.407132
（0.0092）***
R007 0.055034
（0.0676）* -0.018476
（0.3971） -0.027183
（0.2424） -0.023273
（0.2422）
CSt-1 0.540881
（0.0000）*** 0.510139
（0.0000）*** 0.338231
（0.0022）*** 0.355058
（0.0012）***
Adjusted R-squared 0.2728 0.2902 0.1838 0.2263
从回归结果得到以下几方面的结论：
（1）宏观经济变量对信用利差走势的解释力整体偏低。从表2、表3可以看出，所选变量变化对AAA、AA+级企业债收益率变化的调整拟合优度最高仅为13%左右；而对于AA级企业债而言，在加入一阶滞后项后，调整拟合优度也低于30%。这与国外实证研究结论具有一致性，如Collin， et al.（2001）等发现美国宏观层面经济数据也仅能解释25%左右的信用利差变化。
（2）国债收益率变化、国债收益率曲线斜率变化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国债收益率变化与信用利差变化呈反向关系，这个结论与Collin， et al.（2001）、黄文涛（2012）等的经验发现一致。国债收益率曲线斜率增加将提高未来短期利率的预期，导致信用利差缩小；同时，收益率曲线斜率的降低可能意味着经济将走软，企业债券在经济衰退时违约回收率将下降。因此，从理论上讲，国债收益率曲线斜率增加将降低信用利差，本文研究结论与理论分析一致。
（3）股市变化对较低评级的AA级企业债、中长期债券信用利差影响更为明显，可能与跨市场资金风险偏好相对较强有关。股指收益率的回归系数为正，特别是对较低评级的AA级企业债有显著影响，表明当股市走弱时，资金可能从股市分流向债市，从而出现股债“跷跷板效应”，并且这些资金可能主要投资于风险相对较高的债券。股市波动率的回归系数为负，并且对5年、7年期债券信用利差变化的影响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股市波动率越高，显示股市的风险较大，出于避险目的，市场对债券（特别是中长期债券）的需求增加，信用利差缩小。由于AA级企业债、中长期债券的风险相对较大，而回归结果表明从股市流出的资金对这些券种收益率影响更为明显，估计与跨市场资金风险偏好相对较强有关。
（4）CPI的回归系数为正，并对AAA级企业债信用利差在5%的显著水平下有显著影响。CPI对信用利差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消费、投资、利率和投资者对未来的预期实现的。CPI上扬会增加消费支出，投资者投资策略趋于保守，对相同风险水平的资产会要求更高的溢价补偿，并且对企业债的需求下降，信用利差增大。
（5）AA级企业债信用利差一阶滞后项的回归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明其信用利差变化具有一定的惯性。
结语
囿于学识水平，本文没有对税收、债券供给以及微观层面的企业经营状况等因素进行研究；从技术层面讲，样本区间内可能存在某些因素（如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发生变化等）导致回归系数发生结构性突变，从而降低了对信用利差的解释能力。
而且，从国外信用利差理论与实证研究的趋势看，债券流动性风险越来越受到重视。从美国次贷危机演变过程看，债券市场流动性恶化使得许多金融企业融资发生困难，反过来加剧了信用风险，因此，债券流动性风险与信用风险相互影响。
笔者认为，由于国内债市尚未有违约事件的发生，并且，短期内系统性违约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仍然不大，因此，通过对部分宏观经济变量的预测来判断企业债收益率走势，进而指导债券投资实践可能存在一定的偏颇。目前影响信用利差的主要因素可能是债券在二级市场的流动性，而这与市场的资金成本、机构的杠杆率以及风险偏好等有关，短期内信用利差大幅走高的可能性不大。长期而言，信用债违约是必然事件，但是信用利差是否趋势性上涨仍然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
注：1.本文所指债券流动性，是指微观层面的与债券自身买卖难易程度及买卖价格相关的流动性，区别于宏观层面的与资金面相关的市场流动性。相对于国债而言，信用债的流动性较差，因此，信用利差一方面反映信用风险，另一方面也是对低流动性的补偿。目前，评估债券流动性的指标有债券收益率波动性、收益率买卖价差、对数价格变化的协方差等。
2.考虑到7年期以上（如8年期、9年期……）的品种无论是发行量还是成交量均稀少，本文没有对7年期以上的品种进行分析。
作者单位：顺德农商银行
参考文献：
[1]黄文涛. 信用利差和国债收益率相关性研究——以中美两国为例[J]. 债券， 2012（12）：19-25.
[2]Collin-Dufresne， P.， R. Goldstein， and S. Martin. The Determinants of Credit Spread Changes[J]. Journal of Finance， 2001，56（6）：1927-1957.
篇5
大数据应用于宏观经济分析的趋势
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通常是通过对比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建立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仿真宏观经济动力系统，对宏观经济形势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判断与预测。
在当前的大数据时代，越来越多的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和相关专家学者都已经意识到，大数据对宏观经济分析有着革命性的影响。目前，在宏观经济分析及预测中运用大数据方面，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从新型宏观经济指数构建，到建立新型大数据宏观经济预测模型，各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早期大数据在宏观经济分析领域的应用，主要集中在建立新的宏观经济指数，以便更加准确的反应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这方面的工作主要基于个人的交易记录，包括像一些欧洲国家将销售点扫描数据纳入CPI指数编制。
特别引起关注的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利用网上购物交易数据创建的BBP项目 （Billion Prices Project），基于不断变化的一篮子商品所计算的日度通胀指数。这种实时的通货膨胀指数能够比相应的官方数据更好地反映实际经济运行的情况。当年，在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后，BPP 的数据显示，大部分美国企业几乎立刻开始削减价格，这就表明总需求已经减弱。而相比之下，官方通胀机构公布的数据直到当年11月，即在10月CPI数据公布后，才对通货紧缩有所反应。
“企业发展工商指数”是宏观经济分析领域中典型的大数据应用案例，也是我国政府在大数据挖掘领域的首创成果。该指数包括10 个对宏观经济具有显著先行性的指标，可以提前1～2 个季度预测宏观经济发展趋势。它改变了传统的抽样统计方式，利用大数据挖掘技术，对工商全量、动态的全国企业登记数据进行分析，发掘大数据价值，并采用合成企业发展工商指数，以判断宏观经济走势。
除了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方面相关指数的建构，从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研究的国际趋势看，使用大数据集，建构监测预测的模型，进行经济预测越来越广泛，逐渐成为很多国家央行进行经济预测的新方法和新工具。
在应用互联网大数据进行经济分析及预测中，使用网络搜索引擎或网络社交媒体记录的关键词，会有数据获取及时、样本统计意义明显等优势，预测精度较高。
Google Trends每天都在产生大量与经济发展相关的查询结果，且这些查询结果与当下的经济活动之间必然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关系，或许可以对预测当下的经济活动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在此基础上，Choi H. &. Varian H.（2016）举例说明了如何利用Google Trends预测美国零售业、汽车、住房和旅游的销售情况。
还有相关机构引用专业数据分析软件公司SAS的研究数据，以社交网络活跃度增长作为失业率上升的早期征兆，帮助政府判断就业形势和经济状况，以更好地制定经济政策。在社交网络上，网民们更多地谈论“我的车放在车库已经快两周了”、“我这周只去了一次超市”这些话题时，显示网民可能面临巨大的失业压力；当网民开始讨论“我要出租房屋”、“我准备取消度假”这些话题时，显示出这些网民可能已经失业，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这些指标是失业后的滞后标志性指标。
样本统计转为总体普查
大数据的发展对于宏观经济分析最为显著的积极影响，莫过于使宏观经济分析从样本统计时代走向总体普查时代。大数据时代的宏观经济分析中，传统的样本假设方式被抛弃，转而以真实的海量数据来进行计算机的自动分析。
我们知道，传统的经济分析包括经济计量分析是建立在抽样统计基础之上的，在传统的抽样统计分析中，往往以假设检验为基本模式，依靠的数据主要是样本，将样本假设为整体，然而，这种分析往往与事实存在或多或少的出入。
与传统宏观经济分析总是局限于小规模样本数据有所不同，在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覆盖范围和数据量迅速提升，数据样本的体量会极大地提高，甚至可以达到样本即总体的程度。例如，就物价而言，每一笔在电子商务网站成交的交易信息都能记录在案。这样的情况下，宏观经济分析的可靠性必然大大加强。
同时，随着信息量的极大拓展和处理信息能力的极大提高，使得宏观经济的分析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统计分析模式，而是将抽样分析转变为总体分析。这一点对宏观经济分析意义重大，因为宏观经济系统纷繁复杂，如果能将对整体宏观经济变量的分析建立在尽可能多的关于经济主体行为的信息以及其他诸多经济变量的信息的基础上，无疑将会极大地提高宏观经济分析的准确性。
基于推特（Twitter）平台表达的公共情绪用来预测股市变动，是很典型的例子。2008年3月到12月长达九个月间，270万Twitter用户推送的多达970万条的消息，经过情绪评估工具――Opinion Finder 和GPOMS 被分别赋值并评估为“积极”与“消极”两种情绪和“calm（冷静）”、“alert（警觉）”、“ sure（确信）”、“vital（活泼）”、“kind（美好）”、“happy（高兴）”六种情绪。结果发现，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和GPOMS中的“calm（冷静）”情绪之间存在相关性。进一步研究发现，“calm（冷静）”情绪可以很好地预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未来2到6天的涨跌情况，而且这种每日预测的准确率高达到87.6%。
大数据时代，可获得大而全的可得数据，甚至可抛弃原有的假设检验的模式，这些优势是传统经济分析方法无法想象和实现的，无疑将会极大地提高宏观经济分析的准确性和可信度，不仅可以更加准确了解宏观经济形势，还有利于正确做出宏观经济发展的预测，从而更加合理地制定宏观经济政策。
变量个数无限增多
在当前大数据时代，数据的可得性和多样性导致样本量无限增大，同时变量个数无限增多，这有利于应用大量模型进行研究，并应用完备的数据信息，提高预测的准确性。
经济预测模型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传统的小模型预测，这类模型往往通过建立时间序列、横截面或面板方程来进行经济分析。传统的小模型预测的特点是仅使用较少的变量，像VAR模型的变量个数通常小于10个。二是大模型预测，这类模型往往使用成百上千个变量，因而大模型预测利用的信息非常丰富。
小模型预测理论比较成熟、方法相对简单。但是，小模型预测有天然的缺陷，那就是变量的完整通常是不可能的，而预测的效果受限于其所使用的变量。
使用小模型进行预测时必须仔细挑选预测变量，然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无论是根据理论还是根据经验进行变量的选择，其过程必然会存在差异，其结果也更是可想而知，而且甚至会产生一些争议。比如，基于菲利普斯曲线预测通胀时，有的研究使用失业率作为预测变量，也有研究使用GDP缺口或者产能利用率。
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所长刘涛雄教授就指出，由于模型变量选择、参数设置、估计方法以及滞后期选择等的不同，预测结果会产生很大的偏差。
小模型预测方法这一天然的局限是很难调和的，主要是因为数据样本有限而导致增加很多变量不可行。这使小模型预测的结论往往和经济现实严重脱节。我们很难想象中央银行会仅仅根据少数几个变量进行宏观预测，并据此做出决策。即便是一家企业也不会如此草率。
通过大数据挖掘，可以使得变量大大增加。这就为经济预测从小模型预测转变为大模型预测创造了条件，应用大量模型进行分析及预测，可以应用完备的数据信息，从而提高预测的准确性。
在美国，银行通常依靠FICO得分做出贷款与否的决定，FICO分大概有15-20个变量，诸如信用卡的使用比率、有无未还款的记录等。而一家名为ZestCash的金融机构，在决定是否向客户放贷的时，分析的却是数千个信息线索。ZestCash正是依靠其强大的对于大数据的处理和分析能力，形成了其独特的核心竞争力。
未必因果关系 而是相关关系
传统的经济计量分析以寻找相关事物（变量）的因果关系为核心，而大数据条件下的经济分析通常则着眼于挖掘相关事物（变量）的相关关系。
在复杂的宏观经济系统中，许多经济变量的因果关系往往难以准确检验，或者因果结论经常广受质疑。然而，在如今的大数据时代，更加重视可靠相关关系的发掘，并且充分利用相关关系对于经济预测、经济政策制定与评估的作用，则无疑为宏观经济分析打开了另一片广阔的空间。
在“小数据”时代，宏观经济中的因果关系分析其实并不容易，耗费的精力大、时间多。特别是，要从建立假设开始，进而不断地进行一系列假设的实验，而一个个假设要么被证实，要么被。不过，无论被证实还是被，由于二者都始于假设，这些分析就都有受偏见的可能，所以极易导致错误。
同时，由于计算机能力的不足，在小数据时代，大部分相关事物（变量）关系的分析局限于寻求线性关系。然而，实际上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在现实宏观经济中，总能够发现的是相关事物（变量）的“非线性关系”。
当然，在小数据世界的宏观经济分析中，相关关系也是存在并有价值的；不过，在大数据时代的宏观经济分析中，相关关系才将大放异彩。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与肯尼思・库克耶（Victor？Mayer-Schonberger &. Kenneth？Cukier）认为，建立在相关关系分析基础上的预测是大数据的核心。通过应用相关关系，可以比之前更容易、更快捷、更清楚地分析事物（变量）。
英国华威商学院为预测股市的涨跌，使用谷歌趋势（Google Trends）共计追踪了98个搜索关键词。这中包括“债务”、“股票”、“投资组合”、“失业”、“市场”等与投资行为相关的词，也包括“生活方式”、“艺术”、“快乐”、“战争”、“冲突”、“政治”等与投资无关的关键词。结果发现有些词条，诸如“债务”，成为预测股市的主要关键词。
“谷歌流感趋势”为预测季节性流感的暴发，对2003年和2008年间的5000万最常搜索的词条进行大数据“训练”，试图发现某些搜索词条的地理位置是否与美国流感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的数据相关。
谷歌并没有直接推断哪些查询词条是最好的指标，相反，为了测试这些检索词条，谷歌总共处理了4.5亿个不同的数字模型。将得出的预测与2007年和2008年美国疾控中心记录的实际流感病例进行对比后，谷歌公司发现，它们的大数据处理结果发现了45条检索词条的组合，将它们用于特定的数学模型，预测结果与官方数据的相关性高达97%。
在大数据时代来临之前，尽管相关关系已被充分证明大有用途，可是相关关系的应用很少。这是因为用来做相关关系分析的数据同用来做因果关系分析的数据一样，也很少，也不容易得到，并且收集有关的数据，在过去相对来说，也费时费力，也会耗资巨大。不过现如今，可用的数据如此之多，也就不存在这样的难题了。特别是现在，有关专家们正在研发能发现并对比分析“非线性关系”的必要工具。总之，一系列飞速发展的新技术和新软件从多方面提高了有关分析工具发现宏观经济变量相关关系的能力，这就好比立体画法可同时从多个角度来表现人物或事物。
在大数据时代，这些新的分析工具和思路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新的视野和有用的预测，使我们看到了很多以前不曾注意到的宏观经济中的联系，掌握了以前无法理解的复杂的国民经济动态。
时滞变即期
目前对宏观经济的分析研究所采用的资料，主要依赖于各种统计调查系统的统计数据，但面临的最明显的缺陷之一便在于关于宏观经济统计的数据具有很强的时滞性。而大数据经济模型可以充分利用数据的实时性，提高分析或预测的时效性，为经济预警和政策制定提供最快速的资料和依据。
一般来说，依赖统计部门的宏观经济数据的都存在时间滞后的问题。由于不能及时获取宏观经济发展的数据信息，也就不能对当下的宏观经济形势作出准确判断。例如，政府公布的季度GDP 往往会有1个月的滞后期，而反映全面经济社会状况的统计年鉴的滞后期会达到3个月左右，这对及时了解宏观经济形势、预测与预警都是非常不利的，基于此统计进行的预测甚至被认为助长了宏观经济波动。
在互联网技术的辅助下相关宏观经济的分析部门能够快速地收集到主要宏观经济发展数据，如全社会的用电量、全社会的商品销售总额以及商品房的购买量等。这些大数据的获取时间较短，有的数据甚至是立即可以获得。
而随着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产生了大量的即时传播数据，如企业通过微博、微信第一时间产品、人事等重要信息； 普通用户实时针对特定事件或对象发表见解和态度，等等。
这些即时传播的非结构化数据对宏观经济的走势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大数据软件处理平台，可以实时追踪和搜集这些即时数据，并快速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从而提高宏观经济的时效性，为经济活动参与者赢得决策时间。
篇6
一、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概述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是一项经济学与统计学相结合而形成的独立知识科目体系。由于统计学是经济学十分重要的研究工具，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推动、共同发展的关系。将统计学知识与经济学知识结合起来，能够将各个领域的研究方面与研究方法统一起来，打破不同研究内容在领域上的界限，为经济决策与经济规律的探索创造良好的条件。由于我国在宏观经济统计分析领域的起步比较晚，在该研究领域中尚未形成一个高效的研究体系，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方式变化的过程中，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重要意义才逐渐显示出来。
二、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在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在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初期，由于统计学的有关理论沿未得到完善，尤其是在计算机技尚未成熟时，统计学分析理论在应用方面的重要意义没有充分显示出来，对于宏观经济分析方面的支持十分有限，造成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在实际应用方面所直到的作用不够突出。随着我国社会生产部门的不断分化，越来越多的小型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在管理与经营决策方面对于新的统计与分析技术表现出了巨大的需求，加上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统计学理论在研究人员的不断探索下开始进入到了快速发展的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形成了比较明确的周期性经济规划目标，根据周期性经济目标对我国农业、工业以及服务业等产业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宏观调控，大幅提高我国经济建设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为我国经济的调整增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目前我国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在能力在已经进入宏观统计与微观统计并行发展的重要阶段，宏观统计与微观统计在目的划分上更加明确，在应用效率与应用水平上得到了大幅度的蚊帐，两项学科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局面，同时也将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发展带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当前我国已经全面进入信息化与数字化时代，选择计算机技术与统计分析技术为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尤其是在我国电子商务领域不断创新与发展的过程中，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重要作用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体现。在网络环境下，消费群体在消费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消费需求数据，有关单位与企业可以以用户的消费数据为资源，以统计学与经济学的有关理论为基础，以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为重要手段，对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消费行为进行科学、有效的判断，提高社会产品生产的合理性与有效性，为电子商务消费用户提供更加具有针对性的商品，为我国经济消费的不断增长创造有利的条件。除了电子商务领域之外，银行业与服务业也可以利用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有关手段对用户名的储蓄行为与消费行为进行判断，为用户制定出更加科学的理财方案与出行方案。对于政府单位来说，则可以利用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结果，对社会公众的物流状态与交通状态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对社会公众在日常的生产生活活动中的支行规律有一个全面且深入的了解，将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三、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发展问题研究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统计分析领域已经进入到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成经济发展过程中，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已经成为分析国民经济发展情况与发展水平十分重要的一项工具。有关部门需要进一步加大该领域的研究力度，为领域的发展奠定良好的人才基础与技术基础，真正认识到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同时，政府及有关单位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城市数据信息的收集能力建设与处理能力建设，设置云计算中心，对各方面流动数据进行统计，了解经济数据变化的有关规律，交各方面的统计与分析结果应用到市政管理与组织决策中，为区域内乃至于国家的经济增长奠定良好的基础。
四、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自主发展
由于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无论对于政府机关还是在于中小企业来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尤其是在计算机技术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应用范围与应用空间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在社会各阶段与各领域工作与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中的有关理论将会得到不断的发展与完善。同时也是统计学领域宏观经济分析得到快速独立发展的重要机遇，由此可以现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进步性影响，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在自身的独立发展前提下吸收了大量的信息数据，之后又利用统计学的思想和方法进行创新研究尝试。
结束语
先进的科技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是国家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的重要支持，与此同时还应该配合以功能强大的数据库系统和计算机网络系统，在先进技术和统计学专家的密切配合下可以进一步推动其发展，实现系统完善的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体系。
参考文献：
[1]蔡真.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的基本问题[J].商，2015，47：266.
篇7
宏观经济环境是影响公司生存、发展的基础。公司的经营效益会随着宏观经济运行周期、市场环境、宏观经济政策等因素而变动。如当公司经营随宏观经济的趋好而改善，盈利水平提高，股价自然上涨。
（二）居民收入水平
居民收入水平的变化，直接影响证券市场的需求，进而影响证券市场价格的变化。例如，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不仅促进消费，改善企业经营环境，而且还会增加证券市场的需求，促进证券价格上涨。
（三）投资者对股价的预期
投资者对股价的预期，是宏观经济影响证券市场走势的重要途径。当宏观经济趋好时，投资者预期公司的效益和自身的收入水平会上升，投资的信心增加，证券市场自然人气旺盛，从而推动证券价格上扬。
（四）资金成本
当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如利率、消费信贷政策、利息税等政策发生变化时，居民、单位的资金持有成本随之变化，促使资金流向改变，影响证券市场的需求，从而影响证券市场的走向。
二、宏观经济变动与证券市场波动的关系
（一）经济增长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是否能持续稳定地保持一定发展速度，是影响证券市场股票价格能否稳定上升的重要因素。国内生产总值可以反映一国的经济增长情况。当国内生产总值指标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时，表示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此时，企业的经营状况一般也较好，证券市场上的股票价格将上升，反之，股票价格会下降。但不能简单地认为GDP增长，证券市场就必将伴之以上升的走势，不同时期不同原因引起的不同类型的GDP的增长对证券市场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二）经济周期变动
经济周期循环会经过高涨、衰退、萧条、复苏四个阶段，其对股票市场的影响非常显著，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景气变动从根本上决定了股票价格的长期变动走势。通常，经济周期变动与股价变动的关系是：复苏阶段，股价回升；高涨阶段，股价上涨；危机阶段，股价下跌；萧条阶段，股价低迷。且股价总是伴随经济周期相应的波动，股票价格的变动通常比实际经济的繁荣或衰退领先一步，即在经济后期股价已率先下跌，在经济尚未全面复苏之际，股价已先行上涨。因此，投资者应把握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认清当前经济发展处于经济周期的哪个阶段，以便对发展趋势做出准确的判断。
（三）通货变动
通货变动包括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通常情况下，通货紧缩会抑制消费和投资的热情，造成经济衰退和经济萧条，总需求减少，物价下跌，最终导致经济恶性循环，这时，证券市场上的股价将会大幅走低。由此可见，因通货紧缩引起的经济衰退，将导致股票债券等资产价格下降，影响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心。通货膨胀对证券市场特别是个别股票有可能在同一时间产生截然相反的影响。首先，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对证券市场的影响是不同的，在经济可容忍范围之内的温和的通货膨胀，通常会促进经济增长，股价上升，但是通货膨胀提高了债券的必要收益率，所以债券价格将下降；而恶性通货膨胀将导致货币贬值，人们将通过购买房地产等方式对资金进行保值，从而引起股价和债券价格下跌。其次，即使是同一类型的通货膨胀对股票价格的影响也是不同的，通货膨胀实质上引起的相对价格变化将导致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有的公司可能因此获利，而有的公司则可能损失惨重，甚至倒闭。相应地，获利公司的股价上涨，而蒙受损失的公司股票价格下跌。最后，政府必然会运用某些宏观经济政策工具遏制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的长期存在，例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三、宏观经济分析的意义
（一）有利于把握证券市场的总体变动趋势
证券市场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也就是说，证券市场的总体变动趋势，取决于宏观经济的发展趋势。正确把握宏观经济发展方向有利于把握证券市场的总体变动趋势，时刻关注宏观经济因素的变化有利于抓住证券投资的市场时机。
（二）有利于判断证券市场的投资可行性
证券市场的投资可行性是指整个证券市场是否具有投资价值。国民经济整体水平及其结构变动对其具有重要影响。国民经济的增长质量与速度反映了整个证券市场的投资价值，宏观经济分析就是正确判断整个证券市场是否具有投资可行性的关键。
（三）正确把握宏观经济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程度与方向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两种主要手段，这些政策不仅对经济增长速度和企业经济效益影响匪浅，而且将进一步影响证券市场的交易运行。由此可见，通过分析宏观经济政策，把握其对证券市场的影响程度与方向，是把握整个证券市场的运动趋势和各种证券投资价值的重要一环。
在证券投资领域，宏观经济分析至关重要。正确进行宏观经济分析是准确判断证券市场趋势和投资价格的前提，证券市场的总体变化趋势取决于宏观经济的发展变化，要想抓住证券投资的市场时机，作出正确的长期投资决策，就必须把握经济发展的大方向。
参考文献
篇8
对于在过去一年问于漫漫“熊市”中摸索的机构投资者来说，众所期待的无疑是能够廓清一个大致明确的经济趋势和市场方向，所以，当他们得以静下心来回想过去一年经过耳边的经济学家“语录”，相信留下的，总会是那些最助于他们理解这个方向的声音。怀疑这些“主观”的评价，并没有充分的理由。
其实，这已不是这位经济学家第一次得到类似的评价，在《新财富》2004年“最佳分析师”评选中，高善文就荣膺“宏观经济研究”第一名，紧随其后的是当时已处于半“退隐”状态的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许小年。其时，高善文进入证券行业只有一年左右的时间。
对于一位进入证券行业仅两年多时间，资历仍浅的人来说，这些赞誉似乎来得太轻而易举，因此，这位出生于1971年的年轻经济学家赢得这些赞誉的资本，足够令人好奇。很多人喜欢打探这种人物的“出身”或者所谓“背景”，并试图从类似的“出身”与当下的“影响”之间寻找出某种关联，我们也不例外。
我们不厌其烦，并努力为读者勾勒出一份关于高善文学历、资历等“出身”的清晰面目：
1971－1988年，成长于晋南临汾；1988-1992年，求学于北京大学电子学系，专业电子学与信息系统，获颁理学学士；1992-1995年，就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管理系(光华管理学院前身)，专业宏观经济分析，获经济学硕士；1995．7-2000．9，就职于人民银行总行办公厅；2000．10-2001年底，受人民银行总行派遣，就读于日本国立政策研究大学院，获公共政策修士硕士；2001年底―2002年底，进入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实习；2003年初，回国，2003年下半年，在职业生涯的安排中，恰逢光大证券研究所改组，获邀并由此进入证券分析行业；另外，高善文1999年开始在人民银行研究生部读取经济学博士，2005年9月正式毕业，导师周小川。
“所有过去的学习、生活和工作经历都跟目前的工作有很大关系，”高善文说，自己在研究生期间专业相对比较侧重宏观经济分析；人民银行的工作在专业内容上与宏观经济的观察分析判断也有一定联系，而且在此期间，还去国外中央银行接受短期培训，了解了中央银行在如何制定货币政策、如何分析宏观经济领域一些比较新的实践。高善文表示，师从周小川的经历，让自己可以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去理解经济形势、经济分析和政策制定过程的一些思路，但由于自己商业研究的对象一定程度上包括中央银行和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所以，他会刻意地回避和人民银行有关领导有太多过于密切的接触。
高善文说，“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是，本人对这个专业(宏观经济分析)也抱有一定的兴趣和热情，”大学生活使他慢慢认识到自己对偏工程性、动手性的专业科目实际上比较缺乏兴趣，而经济分析涉及到很多思考和推理性的东西，动手和实验性的东西相对很少，这成为高善文此后专业研究的主要兴趣和方向。
注重数据和经典而简单的分析框架
相比于“首席经济学家”的称谓，高善文更喜欢自称为“宏观经济分析员”。“我们从事的是商业研究，学术方面的含金量实际上是很低的。”这样的说辞也许仅仅是一种自谦，也许还包含着对职业理解的“自省”。高善文说，“我们不是研究纯粹的理论，我们是商业研究，我们要服务于分析和预测的需要，服务于理解的需要，所以，没有经验数据，没有对经验数据扎实可靠的分析，就不要谈问题。”
对数据和经验事实的强调，高善文称之为是约束自己分析过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个结论，我都努力有数据方面的支持，而且必须是相对比较扎实可靠的数据和经验证据方面的支持。如果你有一个非常好的理论，包括你对现实的很多问题有一些非常好的灵感和思考，但是这些思考如果不能得到经验数据方面比较扎实的支撑的话，我宁肯割舍。”
宏观经济分析，仅有数据当然远远不够，恰当的分析框架同样是立论的基础。现代宏观经济学还不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学科，过去几十年间，不同的学派为着不同的理论争论不休。虽然在宏观经济分析的基本框架方面，学术界形成了一些重要的共识，但如何应用这些共识，不同的经济学家仍经常会作出迥异的抉择。“我还是倾向于相信现代经济分析框架和逻辑本身具有一般性，并努力尝试将这些相对比较标准和规范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运用到解释中国经济数据的具体分析过程之中。”这是高善文的选择。
“现代经济学很多标准的分析框架，标准的分析逻辑，在中国市场具有一般性和惊人的适应性，但是它的提出是基于成熟经济的实际情况，需要对其具体的应用过程(包括很多基本概念、重要的指标和假定)进行一定的调整，才能更好地适合中国经济的现实情况和现实的数据体系。”
高善文举出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如何应用产出缺口。产出缺口在宏观经济分析和政策制定过程中是――个比较重要的概念，如何定义和测量产出缺口，在成熟经济中也存在很多争议。
产出缺口一定意义上同成熟经济里所谓的自然失业率存在着比较密切的联系，但直接把这样―个概念应用到中国经济数据的实际分析过程中，会存在很多的困难：衡量中国经济中的失业率在数据方面非常困难，更不要说去寻找一个恰当的自然失业率；更重要的是在理论层面，对中国经济的历次波动、对通货膨胀的决定过程来讲，劳动力市场的紧张是不是在其中扮演了非常核心的作用，这一点本身也令人怀疑。虽然文献上还有一些基于总量数据来直接对产出缺口做一些数学上的估算，但是完全基于总量数据以及其它一些比较粗略的数据去估算产出缺口，本身可靠性以及它的理论基础和经验基础，都不是非常完善。
“这迫使我思考产出缺口这样一个概念应用到中国经济实践应该用怎样恰当的方式去衡量?”尝试过上述各种方法的高善文最后找到了一个他称之为理论上更接近于产出缺口本原含义的概念，“产出缺口在理论上的另外一个定义方法是比较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一个经济体所有东西的价格具有高度弹性的时候所表现出的产出水平；另一种情况是一部分重要商品甚至大部分商品的价格存在着粘性(这意味着市场不能随时出清，不能随时灵活调整)的时候所表现的产出，这两种产出的差就被定义为产出缺口。”
使用这个在理论上更接近于产出缺口本原含义的概念，分析中国经济的实际数据，可以观测到中国的贸易顺差在一定程度上同这样一个概念的产出缺口之间存在着很强的联系。而且使用这样一个类似产出缺口度量的概念去解读很多重要的经济现象，包括解释通货膨胀的方向、解释劳动力市场的紧张、解释社会消费品零售的增长、解释企业利润的变化等等，高善文的感受是，“因为它的分析过程变得更简单．同时它的解释能力变得更具一般性，解释能力就比较强，而且很可能它的预测能力也是比较强的。”
一个关子中国经济的“故事”
我们希望可以看到――个关于最近两年中国经济发展脉络简单但足够清晰的描述，高善文说，可以用一个故事把这个说得很清楚。期待戏剧性结局的读者可能会失望，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经济是处在某一个状态，不管是偏凉或者偏热。比如2002年下半年，当时经济总体上处于偏凉的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经济之中有一部分资源没有被充分利用，除了当时劳动力市场存在大量闲置；另外很重要的是，在全部经济的资本存量方面也可能存在着很多的闲置，比如说，电力、铁路运输等等。在这个背景下，由于内外原因，经济需求突然加速。需求突然加速的原因可能包括：政府换届，人民币升值预期带来的热钱流入和货币供应的高速增长等等，实体经济部门的盈利2002年的时候实际上也已经恢复到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
“在需求突然加速的背景下，我们观察到劳动力市场还没有出现同样的紧张的时候，资本存量方面的资源已经被耗竭了，这表现为：铁路运输紧张、电力供应紧张、煤炭供应紧张、港口、远洋运输紧张等等。资本存量紧张，那么资本的报酬率就快速地提高，大家就去投资，所以固定资产投资就高速增长；在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和利润高速增长条件下，经济的需求就进一步加速。资本存量紧张在宏观层面会看到总体价格水平的快速上升，但是看价格快速上升的构成，并不是劳动力价格和服务业价格的快速上升，而恰恰是自然资源品。这是经济波动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在新的固定资产投资形成新的生产能力之前，这样一个紧张状况始终维持，甚至在进一步强化。
“一旦第一个阶段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形成生产能力释放出来，经济会表现出很多新的特点。
“第一，如果供应能力的增长非常高并超过了需求的增长，那么我们能够看到各种总体价格指数的全面回落，包括GDP平减指数、PPI和各种商品价格指数的全面回落；第二，在供应能力的增长很快超过了需求的条件下，有一部分过剩供给就会被转移到国际市场上，就会表现为贸易顺差的大幅度增长；第三，供应能力增长一旦超过需求的增长，意味着资本存量相对已经过剩，资本的盈利就会下降，利润增长率就会大幅度下滑。
“还有一个重要特点是，供给能力快速释放的过程需要扩大劳动力的雇佣，在这个过程会观察到劳动力市场的紧张，这种紧张一是表现在整体就业在扩大，甚至还可能带来劳动力工资的加速上升(劳动力工资的上升速度取决于整个经济中多余的劳动力有多少)；另一个是，从劳动力的角度来讲，一方面收入在改善，一方面就业安全感在改善，反过来会带来零售的加速。这个时候，我们就能看到消费的加速增长。”
这里仅仅是一些推导过程和由此推导出的经济或许可能出现的种种现象。然而故事的精髓也许就存在于这个并不复杂的逻辑推导过程里。与推导本身相比，比照现实状况的经验数据，像是一个只是事先给出答案的“悬念”。
“拿这个推导观测中国经济从2004年四季度到现在的实际状况，我们看到了各种价格指数的全面下跌，看到了贸易顺差的大幅度增长，看到了零售的加速，看到了企业利润的大幅减速，看到了登记失业率的降低，看到了劳动力工资的加速上升。
“同样拿这样一个框架去看2002年下半年到2004年三季度这段时间，或者回过头来去分析1992-2002年或1992-1998年这轮经济周期，理论推导结果与经验数据很一致。在这个简单的分析框架下，众多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变得非常容易理解。”
一份印象深刻的预测报告
“既然用这样一个框架可以解释这段或那段时期，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它去预测下一个时期，”高善文说，“由于它在理论上并不是那么复杂，但它对现实数据的解释能力应该还是比较强，预测下一个时期就会变得非常的简单。”
平均每个季度都会就市场重点关注的问题推出一份主题报告的高善文，在2004年7、8月份推出了一份分析企业利润的报告，并在报告中提出一个基本预测未来两年，至少对2005年、2006年来讲，企业利润的增长率会持续大幅度下滑，2005年至少会下滑一半，2006年会进一步回到1位数的水平。”当时很多人可能会觉得结论太极端，并且难以接受。高善文仔细检查了自己的推理过程，包括数据分析过程后，仍然倾向于认为这个结论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从2005年的情况来看，预测与现实在趋势、甚至程度上都比较接近。
这个报告在2004年中就对2006年的利润趋势做出了一些预测，当时认同这个预测的分析员不多，而现在，很多分析员预测，明年企业利润增长率会继续下滑。
即便是这些已具有相当解释能力的分析框架，高善文仍有所保留，他说：“在未来进一步的追踪和分析过程中，也许能找到其它更好的度量方法，这个一方面依赖于数据的改进，一方面依赖于测量技术的改进，一方面可能也依赖于思考的改进。”
喜欢阅读“冥想性”的内容
商业需求和商业竞争压力，常常迫使证券分析师对许多经济现象及其趋势必须做出非A即B的回答。在一贯温和沉稳的叙述中，高善文除了谨慎地选择恰当的词句，还总会不厌其烦地为那些无法准确达意的表述补充合适的定语、状语或其他修饰，以使之契合或接近其所描述的定义或现象的本原面目。
这位习惯于严谨叙述的经济学家面对着更多试图探究他本人意图的对话者，几乎从不轻易使用任何带有结论性的语言，这一句可能是惟一的例外：“如果不是特别谦虚的话，我感觉我的口语表达能力和感染能力还不算差，”他这样说。
篇9
Keywords:Westernfinance;financialtheory;theoreticalbasis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不管是主张财政学具有何种学科性质，西方财政论著都必须对财政问题进行大量经济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影响，必然或迟或早地按照已变化了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来修正与重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英语财政学专著出现之前，西方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已经发生，边际效用价值论很自然地成为西方财政学的价值论基础。道尔顿的《公共财政学原理》鲜明地体现了这点。他在该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应遵循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也应运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来，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义以外，公共当局并不是一个人，难以象一个人那样预计各种支出的边际效用。但政治家们据以开展行动的总原则仍是相同的。对于公共当局来说，各种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应该相等。从理论上看，既定支出总量在不同项目之间分配就是这样决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财政学研究》一书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个私人应当通过在不同支出类别之间保持平衡，从而以其收入获得更大的满足一样，作为一个共同体通过其政府的活动也应如此。”（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着还运用这些原则，去解决公共部门如何决定哪些公共服务应予提供的难题，指出“支出应当用于战舰还是用于济贫，应按此种明智的方式，即由它们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产生的相同的真实报酬来决定。”（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这一方式可用来得出某一精确的社会平衡点，即如果共同体是一个统一的存在体，“支出就应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这一点，此时花费的最后一先令所获得的满足，应等于由于政府服务而相应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损失的满足。”（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这一模型被称为皮古模型，是现代西方财政学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个。这样，皮古就从边际效用价值论出发，在理论上界定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最佳点。
不过，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财政学的，是当时通行的可测度的、可比较的、同一的基数效用函数。这一效用函数在本世纪30年代，随着帕累托新福利经济学取代了皮古的旧福利经济学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观的个人评价的序数效用函数，等效用曲线等帕累托概念也被运用到财政学上来。其后西方财政学对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模型问题的分析，对于税收以及其他各种财政效率问题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无差异曲线上了。
这样，私人经济分析所能适用的价值理论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运用到公共经济分析上来了，公共财政学不再是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相抵触的一门学说了。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论上的统一，无疑为西方财政学在本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条件。
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分析的借鉴意义
第一，财政学从根本上看是一门经济学，但又具有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
关于财政学仅是经济学分支，还是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问题，我国财政理论界也曾有过类似争议，即关于“财政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问题的争议，这是本世纪60年代初由于财政本质问题争议而引发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国财政理论界结合着新的历史背景旧话重提，又一次以财政本质问题为中心形成了对此问题的争论。这些争议大致形成了三大类不同的观点：（1）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仅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认为只能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财政问题；（2）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但又兼有上层建筑的性质，或者主张财政既是经济基础又是上层建筑。这就不能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3）主张财政属于上层建筑。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持第三种观点的人数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种观点，并且第一种观点还有逐步占据优势的趋势。但如同财政本质问题一样，这一争议在当时被视为是一种纯学术的探讨，经过那两次争议之后，至今已极少有人问津，除了在高校教学中作为一种理论问题介绍外，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在实践中，人们则是将财政作为经济工作来对待的。
然而，财政作为政府的分配活动，它采用的不是市场自愿等价交换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强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场为媒介和通过市场渠道来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国家预算的形式下，通过政治程序的安排与运作来展开的。这样，财政的运作过程就直接表现为是对市场的否定，具有强烈的政治内容和因素。对于计划经济来说，由于其本身就否定着市场，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财政这种非市场性与计划经济本质上是相通的，只提财政的经济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即不影响人们实际上从经济和政治两重角度去考虑财政问题。
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不同。由于此时政企必须分开，这样财政所包含的两重属性合一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财政作为一种分配，它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但作为通过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动，它又与政府的具体政治制度和规则密不可分。此时如果只谈论财政的经济性，其结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财政活动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权力凭籍财政分配介入和干预企业正常市场活动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不利于根据财政的特性去指导财政实践的。
我国财政理论否定政治程序是财政活动的内容之一，在实践上导致了忽视乃至否定建立科学规范合理的财政制度与程序的结果，使得我国实际财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规范、制衡与监督。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由于缺乏自我约束能力的政治权力本身的不规范行为，导致了我国财政新老问题和弊端的急剧膨胀与扩大，是目前我国财政经济工作分配秩序严重混乱，腐败浪费低效猖獗的关键原因所在。因此，承认基本上是一门经济学的财政学，具有一定的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正视财政活动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质与内容，在实际的财政工作中相应地从整顿规范与财政相关的政治程序和规则入手，使之从原有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基点转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点上来，才是对症下药之举。为此，在以经济学为基础理论的同时，也有必要从政治学角度来开展我国的财政研究。
第二，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包括着宏观经济学的内容
关于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我国财政学从未讨论过这一问题，但由于我国财政理论强调财政是国家作为社会中心组织进行的一种分配，是从整个社会角度进行的活动，因而人们理所当然地视财政为一种宏观经济活动，而否定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在最近的政府机构改革中，财政部被列入宏观部门之内，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点。对此，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下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当时正是以否定企业的独立自主性和以国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直接安排国民经济活动为体制特征的，并且此时的财政是国家从整个社会角度安排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场经济下则不同。此时社会的经济单位已不再是国家而是企业了，此时财政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尽管是其极为重要的内容，但尊重企业的独立市场运营主体地位，确保国家不干预企业正常的市场活动，则是我国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学会的崭新内容。
西方财政学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财政问题，对我国是具有重要借鉴作用的：
1.西方财政学从微观角度分析财政问题，是隐含着这么一种涵义的，即此时的政府参与社会资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业和个人一样，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场活动主体，即企业和个人是处于市场有效运行领域的活动主体，而政府则是处于市场失效领域的活动主体，它们进行的都是同等的资源配置活动。这样，它们之间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税纳税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预，而不能是国家凌驾于企业和个人之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干预它们的市场正常活动。
篇10
当然，这种划分并不是绝对且严格的，因为现代的宏观经济理论为了更好的解释经济现象，都试图结合其他学派的合理假设以获得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因此，这两种理论基本的出发点在一个宏观经济理论中会同时出现，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为了简化，本文拟不对以上两类宏观经济理论进行详细的评判。简单来说，上述两类宏观经济理论的视角，都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没有考虑资本结构，或者说没有将资本理论融合到宏观经济分析中。都表现为更注重总量的分析，隐含假设社会的资本结构不变(基于劳动的)，或者认为整个社会经济运行内部机制由于太复杂无法分析，只能作为一个黑箱来处理。虽然理性预期学派的出现在理论方法上试图建立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但其基本方法无非是从微观主体的一些假设出发，然后通过加总推广到宏观层面，从形式看似乎有了微观的基础，而由于忽略了微观主体的多样性，只是通过设定几个代表性的微观主体的特性，然后进行加总，这从本质上还是一种总量方法。总量方法最大的缺陷就是一些总量之间的关系缺乏确定的逻辑关系，因此只能通过历史数据运用一些计量经济学的技术进行实证，但是这种实证一方面缺乏理论的普遍性，因为历史数据都是特殊具体的，无法获得一般的理论关系。另一方面，即使从实证的角度，很多宏观量的关系也是不确定的。比如菲利普斯曲线的朝向问题，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和长期菲利普斯曲线的问题。从短期看消费和投资的正向关系和长期看消费和投资的负向关系等等。同时，以上的理论分析框架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成功的引入内生的时间和货币的因素，这两个都是作为外生的变量而任意引入到分析框架以进行动态分析。这样就无法有效解释宏观经济的商业周期现象［1，5－6］，从而把短期的宏观经济波动和长期的经济变化分开处理［7］，把长期的经济变化专门用相应的增长理论来考察，导致在实际的经济政策上存在不少问题。而要完善以上的不足，就应当考虑社会经济活动中另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资本，应该将资本理论引入宏观经济分析中。这方面，奥地利经济学派发展出了相当完整的资本理论。而跨期资本结构可以自然的将时间和货币作为内生因素引入整个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来架构理论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的商业周期理论，从而成功地解释了经济的周期波动现象［8－10］。本文按照奥地利经济学派所建立的以资本为基础的宏观经济理论作为分析框架，首先对分析框架进行介绍，然后运用该分析框架对通货膨胀和利率的关系从新的角度进行理论分析。
二、基于资本结构的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介绍
该分析框架包括三个基本部分:可贷资金市场、生产的可能性边界和跨期的生产结构。这三个部分相结合就形成了完整的以资本为基础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
1．可贷资金市场。可贷资金作为最一般的基本概念，当市场达到大家共识的利率的时候，其供求达到均衡。可贷资金的供给表示不同利率水平下的借贷意愿;需求表示不同利率水平下对资金需要的迫切程度。对此，可以用图1简单表示如下。由于引入了新的分析内容，相应的要对这里的分析框架进行不同于传统宏观经济学的解释［1］:
第一，消费者的信贷不计入可贷资金的供给一方，因为一方的储蓄相应由另一方的负储蓄所抵消。在本分析框架中，净信贷是整个储蓄中用于金融投资、货币形式的资本积累，以及维持和改变整个经济体资本结构的那部分储蓄。
第二，虽然没有将消费信贷计入该分析框架，但是将存留的收益和购买各种金融资产的部分计入分析框架，因为自我存留的收益可以看作是经济主体对自己的借贷。通过这样的处理，可贷资金就单纯可以看作是可用于投资的资金，即强调了可贷资金需求方的行为目的。
第三，至于凯恩斯划分的流动性偏好，因为这部分储蓄可以通过各种间接的方式进入可贷资金市场，如金融市场投机，或各种短期投资产品等，因此可以不做重点考虑。为了和上述的可贷资金的供给相一致，对于可贷资金的需求方也限定为购买各种资本品和人力资本参与生产过程，而排除用于购买各种金融工具，因为各种金融工具的购买其实是可贷资金的供给方，金融工具是通过一种间接的技术安排来提供用于实际生产的资金。为了简化，本文不拟对此进行深入分析。
商业社会中的行为主体在各个生产阶段支付投入品的价格并以未来预期的产出价格出售产品，他们对可贷资金的需求反映了这种生产投资的意愿。而消费者通过把部分收入用于购买最终产品并把剩下的用于储蓄即形成了可贷资金的供给方。当市场利率和生产投资的投入产出价差出现较大偏离的时候，这时候就出现了获利的机会，而通过市场参与者的相互作用的市场过程，又使得这种偏离逐渐消失。从理论上讲，当达到均衡的时候，市场的利率和实际生产中的价差比趋于一致，或者说呈现比较稳定的正相关关系。这样，通过可贷资金市场更易于协调生产计划和消费者偏好之间的动态关系。可贷资金的需求方在市场上获得资金，目的是为了购买资本品和劳动力进行生产，也就是用现在的消费(资金)来交换未来的消费(未来产出)。理解这种可贷资金市场和资本品市场的相互作用，需要我们重新简单考察关于利率的概念。在最广义的情况下，均衡利率反映了均衡的跨期交换率，或者说均衡利率反映的是人们在市场上达到普遍共识的时间偏好的表现。进行这样的界定，在以后的政策分析中就可以更明显的看出相应的政策从逻辑上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这个分析框架虽然在形式上类似于凯恩斯主义的可贷资金的分析框架，但是在含义上却有很大的不同。可贷资金的供给和需求方都代表了各自的行为目的，可贷资金的供给方因为放弃了一部分现在的消费进行储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消费，也就是供给方具有时间偏好;需求方通过具体的生产投资，借贷资金被看作预期产品的未来价格和现在的投入品价格的差，可以获得不低于可贷资金利率的收益率。这样的分析和传统宏观经济学不同的是，可贷资金的双方并不是互相孤立的，其背后通过市场过程，将跨期资本结构的变化和各自的行为目的联系在了一起。为了将市场过程的考察也纳入这个框架，就需要引入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分析。#p#分页标题#e#
2．生产可能性边界(ProductionPossibilityFrontier，简称PPF)。和传统的宏观经济学和贸易理论所阐述的不同，传统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是在不同最终产品之间的资源分配。而这里我们把资源的分配划分为消费品(或者现在的产品)和投资品(未来的产品)。图2中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的不同的点说明了在一定资源限制的条件下不同的消费和投资组合，亦即消费和投资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这里的投资包括原有资本的折旧和新增的投资。而整个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右上方向移动说明整体经济的增长;反之，向左下方向移动说明整体经济的萎缩。运用PPF于混合经济中要考虑政府支出(G)和税收(T)。这里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先将PPF局限于私人部门，假设政府征收人头税，并且政府在预算内的支出和私人活动没有关系，并且坚持平衡的预算，即G=T。这样的简化不会影响我们对关键问题的分析，而且也很容易扩展到将政府行为也纳入整个分析框架。同时在这样的假设条件下也提供了一个参照标准，可以分析在赤字预算条件下对整个经济的影响。因为在赤字预算下，政府的借贷也是可贷资金需求的一部分。PPF将现在的投资和未来的消费联系起来，它们的关系可以通过资本回报率表现出来。但是，这只涉及到对投资总量的分析，并且是非常粗略的两期的分析框架。没有涉及到在生产中的资本品的异质性，也没有包含资本结构和资本结构的变动。在奥地利经济学派所提出的资本理论中，用高阶产品和低阶产品两个概念来刻画整个社会生产的资本结构。所谓高阶产品就是在整个生产环节中距离最终商品远的中间资本品，包括最初的原材料。低阶产品就是在生产环节中距离最终产品最近的那些中间资本品。或者说，高阶产品需要经过更多的生产阶段才能最终到达消费者手中进行消费。这样就补充了PPF过于简单的两期的总量分析的缺点。这就是本分析框架的第三个部分即跨期的生产结构。
3．跨期的生产结构。注重跨期的生产结构是奥地利经济学中最大的特点之一。对这方面陈述最具特点的就是哈耶克最著名的生产结构三角形［10］。哈耶克最早在他的《价格与生产》中第一次用图示的方法来阐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资本理论。本分析框架在“哈耶克三角”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变动［1，11］，以形成整个分析框架的第三部分。具体如图3所示。图3中，三角形的底边是时间轴，代表生产的不同阶段，从距离消费者最远的高阶产品到距离消费者很近的低阶产品。所有的竖线为价值轴，代表不同生产阶段的产品售出后所获得的价值。
最长的竖线代表最终的消费品的价值，其他的代表中间产品的价值。这些价值表示的是实际值，而非名义值。斜边代表了不同生产阶段价值的增加比率，这包括每个阶段新增劳动力、资本和资源的投入，以及时间的贴现。这种生产阶段的划分是一种概念意义上的划分，而并非技术性的。也就是说只是为了说明生产结构的时间因素的内生性。虽然实际中存在着巨大的复杂性，诸如生产过程中有耐用资本的消耗，有资本品的替代和互补，存在各种反馈环节和多重的产出等，但是这些都是具体的技术问题，而理论分析的目的是要揭示出整个经济行为中的逻辑关系，因此三角形的理论概括并没有丢失最基本的行为逻辑关系［12，13］。同时，这个三角代表的是社会整体的生产结构，需要从社会经济体系总体来理解这个跨期生产结构的三角形。
三角形的时间轴和价值轴是紧密联系的，时间轴本身没有意义，只有和生产过程的价值变化相结合才具有经济分析上的意义。既然理论分析是要揭示经济活动中的行为逻辑关系，而不是精确的数量关系，那么，将该三角形纳入整个分析框架的目的就是为了从逻辑和概念上分析社会生产结构，以及随着时间变化的资源分配模式和跨期的资本结构的变化。4．基于资本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将上述三个部分相结合，就得出整体的基于资本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图4表示了整个混合经济中，公有部门预算平衡情况下私有部门经济的一个均衡状态。PPF和可贷资金市场由共同的衡量投资的横轴而相联系。PPF和跨期生产结构通过共同的衡量总消费的纵轴相联系。这样就完成了整个分析框架的构建［3］。从图4可以看出，生产结构和可贷资金市场之间的关系没有其他的关系那么明显。“哈耶克三角”的斜边反映了可贷资金市场的市场出清的利率。这里所说的反映并不是指相等，因为生产过程是连续投入和离散产出，三角的斜边(即每一生产阶段的价差)所包含的内容要多于利率。
某一生产阶段的价差决定于投入价格和产出价格的价差。换句话说，是由投入品市场和产出品市场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只有当预期的收益率高于可贷资金市场利率的时候，才会产生对可贷资金的有效需求。不过，相对于私有部门和在一定制度的条件下，斜边的斜率和可贷资金的市场利率应当是正相关的。换句话说，利率越低三角的斜边斜率越小，反之亦然。在均衡条件下整个的斜边应当趋近一条直线，因为如果某一个生产阶段的收益率或投入产出价差高于其他阶段，反映到图形上应当是这一阶段的斜边更为陡峭。此时，收益率最低的阶段就会将资源转移到这个阶段，从而增加了这一生产阶段投入的需求和产出的供给，竞争的结果使收益率趋于一致，使得在均衡条件下整个“哈耶克三角”的斜边是一条直线。在可能性边界上的点意味着充分就业或者称为“自然”失业率。三个部分的共同均衡意味着可贷资金市场的利率是“自然”利率。(注意:可贷资金市场本身的利率并不完全是“自然”利率)。当可能性边界不改变，那么图4所达到的均衡状态就是平稳运行的处于动态均衡的经济，其中没有新增投资，投资Ife只是用来补充资本品的消耗。可贷资金市场利率反映了整个市场所有参与者达到共识的时间偏好。
三、宏观货币政策效应分析
可贷资金市场的资金供给可由两个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第一就是消费者的时间偏好，消费者时间偏好降低，更倾向于储蓄，那么可贷资金的供给将增加;反之亦然。第二就是货币当局的货币政策。货币的注入也同样会增加可贷资金的供给。这两种因素对宏观经济所带来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下面根据以上所建立的分析框架，对货币政策效应进行简单的分析。这里主要分析货币扩张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具体见图5。当货币当局执行扩张型的货币政策的时候，可贷资金市场的供给增加，利率下降。从图5中看由r1下降到r3，货币量的增加会带来两个效应:第一，增加的货币一部分会用于增加消费;第二，由于利率的降低，按照原有的市场预期和价格结构，投资周期更长的生产计划则具有更大的预期收益率。这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导致消费品价格的上升，使得离消费者近的生产环节暂时具有更大相对价格差，因此暂时具有更高的收益率。#p#分页标题#e#
但是，这样就会导致更多的生产资料向低阶生产环节(更接近消费者)转移。在图5中，“哈耶克三角”中的EF就是过度消费导致的消费品部分价格上涨。在图5中，货币的增加导致的消费投资组合在PPF上由b点趋向a点。另外，低的市场利率以及消费品价格的率先上涨使得企业家觉得时间更长的或者说更高阶的生产环节的投资会有更好的收益率。这样以来，同样会导致社会资源向更高阶的生产环节流动，从而使得整个社会的生产环节趋于更长。图5中在PPF上会导致消费投资组合由b点趋向d点。CD就是由于货币扩张所导致的错误投资。图5中BA虚线部分表示，利率的降低单纯是由于储蓄的增加，也就是说消费者减少消费增加了储蓄。而随着生产环节的加长，整个社会资本结构也相应发生重构。社会分工增加，生产环节增加，整个社会具有更大的劳动生产率，会在下一期获得更大的产出。但是，从图5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在生产结构的两端都要求加大投入，这样就会形成整个社会资源在生产结构的两端争夺，而一定时期内社会总的可利用的生产资料是有限的。在三角的左侧，更高阶的生产计划必然会导致劳动力、原材料和一些高阶投入品价格上涨;在三角的右侧，同样会使得消费品和低阶的投入品以及该生产环节劳动力价格的上涨。更进一步，左侧的生产投入价格的上涨会逐级传递，继而推动右侧价格的整体上涨;而右侧的价格上涨又会进一步形成对未来价格上涨的预期，进而刺激左侧投资的进一步增加。这样就会导致价格轮番上涨的循环，也就是所谓的成本推动性的通货膨胀和需求推动型的通货膨胀，而从本质上说它们是由一个机制得到的两个结果。进一步，当新增的更高阶的投资随着生产环节逐渐传递到消费者的时候，由于这些投资并不是消费者的时间偏好变化而导致，而是由于有外在的货币注入所导致，也就是说生产结构的变化和消费者的偏好之间没有形成协调，此时就会导致这部分投资在消费品市场无法实现预期的收益率。由于高阶的投资周期比较长，等到发现不符合消费者偏好的时候，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品，而这些资本品又会形成投资路径要求更多的资金注入和增加其他投入。但是这些投入又无法最终在消费市场实现价值，而由于已经积累的资本品具有不可逆的特性，这种情况的进一步发展最终将导致整体经济的危机或者萧条，并对这些投资进行强行清算。
篇11
经济面临挑战
数据显示， 6月末M2同比增长17.37%，比去年同期加快0.3个百分点。而6月末存款方面，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为45.02万亿元，同比增长17.84%。
2季度新增贷款基本符合年初制定的目标，贷款余额增长出现减速。2季度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62万亿元，同比增长14.12%，较一季度末下降0.66个百分点；当季新增贷款11148亿，较去年同期下降60亿，与调控目标基本一致。
“考虑到通胀压力依然存在，短期内央行放松信贷控制的可能性并不大。尽管CPI已经连续回落，并且预期6月份CPI将继续加速下降，但是通胀压力依然较大：CPI仍然较高，而PPI和GDP缩减指数很可能要到3季度才能达到本轮的顶点，因此，央行不太可能在短期内放松信贷控制政策。随着经济的进一步放缓和通胀压力的逐步回落，预计至少到年底或明年初，央行才可能开始适度减轻紧缩力度”。安信证券宏观经济分析师高善文分析。
对于统计局数据，业内人士认为，总体上，在面对国际粮食能源危机，全球经济总体状况下行的压力，以及国内CPI持续高位运行，自然灾害频频发生，资本市场持续低迷的众多难题，正确对策只能是：一手抗通胀、保民生，一手抗衰退、保就业。
经济或将放缓
受信贷额度调控影响，金融机构贷款增速继续下滑，金融机构对宏观经济的融资杠杆作用继续被抑制。
6月，存款同比增速首次比前月下降，国内出现需求下降迹象，同时外汇储备微增118.67亿美元，按月底汇率折算成人民币后首次出现小幅下降。6 月，出口额同比增长17.6%， 2006 年初至今第一次增幅低于20% ，外需出现下降迹象。
河北银行学校高级讲师彭军华认为，从货币、信贷、利率三个基本方面看，2007 年初至今上调16 次存款准备金率的累积效应开始显现，加上下半年公开市场到期流动性少于上半年，流动性通过金融机构向央行收缩，认为货币乘数下降是紧缩发挥作用的关键，存款增速下降是货币层面出现紧缩的信号。
天证投资分析，高层原先采取的紧缩银根、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稳健财政政策等诸方面的政策，需要调整。
一、面对国际市场的油价、粮食价格、铁矿石价格的飙涨，需要通过扩大供应、减少需求、行政性管制重要大宗物资的价格投机等的“三管齐下”的办法，来应对和平抑物价。
二、严格控制国际热钱涌入和流出。严控热钱在国内哄抬价格的可能性。
三、在抗通胀压力下执行的紧缩货币政策，需要微调。面临国外发达国家经济下行危机波及发展中新兴市场的双重压力下，众多风险开始显现，银根紧缩，企业出现资金短缺，盈利能力迅速下滑，甚至倒闭数量增加。这一情况有待改变。要避免过度紧缩，要有保有压、区别行业对待。
四、积极利用财税政策，扶持外贸企业和服务业，保证就业，保障中低层收入者的生活补贴。
五、坚定不移完善、发展和稳定资本市场。保证和保障资本市场的融资、再融资功能。
篇12
众多复杂变数，于中国，是危机还是契机，中国模式能否成功转型？“十二五”，中国经济如何平稳过渡？
且看吴敬琏先生的精辟解读。
中国虽然上世纪末期把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框架初步搭建起来，但是市场化改革其实还处于“进行时”阶段，旧体制的许多部分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造，政府职能还有待转变，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重组和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都还行在半途，所以我说“大关仍然未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松懈。
凯恩斯框架失灵：
中国的问题是长期问题
近些年我们一直在说，必须注意中国经济存在的内外失衡。其中内部失衡的主要表现是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过去30年中国的GDP一直保持着10%左右的高速增长，然而消费需求不足，却使GDP增长缺乏内在的动力。政府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用对外净出口（出超）弥补国内需求不足，维持了较好的增长。但到2008年以后，因为全球金融危机，连续几年出口受限，出现了经济下行的趋势。2009年，我国用超强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把增长速度又拉了起来，但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仍未解决。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美国的居民储蓄率提高了3-4个百分点，相形之下，我们依靠净出口维持高速增长方式的问题显得更为突出。
从1999年到2010年，在消费需求的不足下，出台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保持增长率，这种货币政策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使过剩的流动性大量积累。于是，经过一段时滞，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所引起的一些消极的后续效应开始显现。主要的标志之一是资产价格的剧烈上升，其中最突出的是房地产价格飙升和泡沫急剧膨胀。此外，消费物价指数CPI也开始上升。这就导致了一种两难的状况：一方面内在动力不足，想维持较高的增长率，就需要继续采取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另一方面，货币超发后续的消极后果已经显现，又需要采取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来抑制房地产价格和物价上涨的势头。
为了破解宏观经济决策的这种两难问题，首先需要选择正确的分析方法，判明这种两难问题的根源是什么。2008年以来，在分析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时候，通常是对所谓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的状况来分析总需求的态势，认为经济之所以遇到困难，是因为决定总需求的三驾马车中有两驾（消费和出口）太弱，拉不动经济增长。如何能够在这两匹马都不跑的情况下把这个车往前拉？结论就是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就是用4万亿的投资、10万亿的贷款来增加总需求。
问题在于，这种“三驾马车”的分析方法显然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分析框架的变形。但学过宏观经济学的都知道，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分析处理的是短期问题，连凯恩斯本人也从来没有说过可以用它来分析长期问题。而中国经济目前出现的问题却是长期问题。研究这类问题，需要运用索洛提出的新古典增长模式。
中国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增长模式存在着严重缺陷
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中国的长期发展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增长模式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还是经济增长模式。
那么，什么是增长模式？说得简单一点，就是靠投入资源、还是靠提高效率来实现增长。西方国家的早期，在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后期，两次产业革命之间的那种增长模式，其特点是靠投资来驱动增长。苏联在第一次五年计划之后沿袭了西方国家的早期增长模式，把它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道路”。这种方式存在很多弊病。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它会导致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周期性地发生。二是造成了劳动者的贫困化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这两个问题会导致资本主义走向灭亡，“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
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沿着这条道路走，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到了“”后期，经济上剧烈波动加上“”的政治因素，经济和社会都濒于崩溃的边缘。
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长时期的持续增长，并没有发生改革开放以前那样严重的经济困难，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学习了日本等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办法，采取了出口导向政策，用各种政策手段支持出口，发展对外贸易。这种做法造成了两个积极后果：第一，出口加工业迅速发展起来，使得大约2.5亿农村低效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相对高效的加工业就业，也使得整个城市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当然，现在多数所谓的“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依然很低，我们应该努力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不过，和在农村的收入情况相比，还是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提高。第二，大量的出口（净出口）需求弥补了国内需求的不足，使得经济能够持续增长。1994年汇率改革以后，出口导向政策全面展开，中国对外贸易的贸易盈余由负转正，而且不断增加。旺盛的出口需求有力地支撑了此后十多年GDP的高速度增长。
经济决策两难：
增长缺乏内在动力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并存
篇13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商业统计中的指标，它“指各种经济类型的批发零售贸易业、餐饮业、制造业和其他行业对城乡居民和社会集团的消费品零售额和农民对非农业居民零售额的总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销售对象划分为两大部分,即对居民的消费品零售额和对社会集团的消费品零额。居民消费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居民消费与对居民的消费品零售额之间的关系。对社会集团的消费品零售额包括对企业、事业和行政等各种类型单位的零售额。从国民经济核算角度讲，这些单位是从事生产活动的，它们购买的各种商品，除了以实物报酬和实物转移的形式支付给本单位职工和其他个人的部分外，要么属于中间消耗，要么属于固定资本形成，不属于居民消费。例如，对社会集团的消费品零售额中所包括的售给社会集团的办公用具、纸张、书报杂志、文体用品，等等，属于中间消耗；办公设备，如电讯设备，交通工具，如小轿车、面包车、工具车、卡车，等等，属于固定资本形成(从这个角度讲，对社会集团的消费品零售额，实际上并不是消费品)。对居民的消费品零售额与居民消费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因为其中大部分直接构成居民消费，正因为如此，对居民的消费品零售总额是计算居民消费的主要资料来源之一。但是，两者之间也有许多方面的区别,这些区别可以概括如下：
(一)对居民的消费品零售额包括售给临时来华的外国人、华侨、台湾同胞和外国住华使领馆人员的消费品,居民消费不包括这些消费品，在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中，这些消费品包括在货物和服务的出口中。
(二)居民消费包括我国临时离境人员和住外使领馆人员在国外购买的消费品，对居民的消费品零售额不包括这部分消费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