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境外投资法律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2、如果合资方是某一公司的子公司，其母公司能否保证子公司履行有关义务？
3、合资各方是否希望在合资意向书或条款清单中写入合资的主要条款？
4、合资各方是否同意设定一个排他谈判期，任何一方在排他期内不能与其他人接触与谈判？
5、合资谈判期间，是否会向对方披露公司的保密信息，是否考虑签订保密协议？
6、成立合资公司是否存在先决条件？比如合资方股东的同意、第三方融资的获得，在某些国家，合资可能需要该国政府部门的审批同意等。
二、合资各方的关系
合资各方的商业目标能够通过合资公司实现？下列安排是否可能取代成立合资公司并能够实现各方的商业意图：
1、双方签订产品或服务采购协议；
2、双方签订分销或协议
3、双方签订许可或特许协议；
4、双方签订合作开发协议；
5、完全收购对方公司100%股权；
6、设立独资子公司。
三、合资公司的业务
1、合资公司的主要业务活动？
2、是否有比较详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或商业计划书？
3、合资公司运营是否有地域上的限制？
4、合资公司是否需要行政审批、许可等？
5、设立或继续合资公司的运营是否需要任何税务清算？
四、融资
1、合资公司资金如何解决，合资股东首次出资形式是现金还是资产？
2、合资各方是否有必要从外部融资？如果如此，借款人需要哪些担保或保证等？
3、股东贷款能够免息吗？是否需要担保等?
4、通过债务融资与通过股权等权益融资的优点，包括税务及其他方面？
5、合资公司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比如公司运营资本、扩张等），如果如此，出资各方能够按照各自的出资比例进行增资？如果上述融资无法完成可能对合资公司运营的影响？
五、资产出资
1、各方是否以资产向合资公司出资？如果如此，上述资产是以直接转让或租赁/许可的方式移交给合资公司？通过资产的租赁/许可的方式出资是可以限定在一定时限内还是无限期的？
2、资产出资在税务方面的影响与评估？
3、出资的资产如何、何时评估？
4、出资的资产是否需要任何第三方的同意？
5、是否需要就出资的资产进行尽职调查及合同中设定陈述保证及补偿条款？
六、跨境交易法律问题
1、投资所在地是否有关于合资公司的特别法律？
2、合资协议的管辖法律？
3、当地关于外国投资者所有权及投资方面法律？
4、利润的支付及汇出是否任何限制，利润以何种货币支付，外汇兑换率如何计算等？
5、合资是否需要当地政府或行政部门同意？
七、竞争
1、合资公司是否会触发竞争法或反垄断法等，包括美国哈特斯考特反托拉斯改进法、欧盟并购规定、欧盟条约81条及其他相关法律？如果如此，如何进行通知？需要特别行业的同意？
八、合资架构安排
1、合资业务通过独立的实体运营或通过合资各方之间直接的合同关系展开？比如，研发及市场开拓等通过直接合作形式可能更为合适。
2、如果合资业务通过一个独立的公司运作，该公司是否是一个已经成立的公司，还是单独设立的公司？
3、合资实体的组织形式？股份公司、有限责任责任公司、合伙或有限合伙、利润共享或收入分配安排等，上述任何一种安排都可能需要考虑到税务、信息公开性及投资架构的灵活性等因素。
4、仅在一个国家设立合资公司还是在不同的国家各自设立公司？该公司可否是离岸公司？
5、合资公司的架构是否考虑合资各方及合资公司本身税务安排利益最大化？
6、合资公司是否成为合资安排的一方？
7、合资公司股票发行上市是否作为各方的退出策略？
1、合资各方向合资公司的出资如何体现在财务报表？是否存在一方希望通过合并报表将合资公司纳入该方的财务报表？
2、合资公司将采用的财务政策？
一〇、合资公司股本
1、合资公司的授权股份及发行的股份额度？股份以哪一种货币标识？
2、是否发行具有不同权利的各类别股份（如优先分红类股票），同一类股票是否由多人持有等？
3、合资各方是否有义务认缴合资公司增发的股份，如果一方不能履行该义务的法律后果？
4、新发行的股票是按照各方出资比例认购还是某一方有优先认购权（行驶优先认购权将导致另一方的股本被稀释）？
一一、利润分配
1、合资公司利润分配的政策，每年是否需要计提一定比例的利润，首次分红的额度是否进行限制等？
2、如何改变合资公司的分红政策？
3、是否存在税务及其他管制限制利润分配？合资各方是否有必要设立特殊架构用于利润分配？
一二、合资公司股东权益转让
1、合资公司股东权益转让是否有限制？为实质设立合资公司，是否需要在公司成立初始的一段时间内禁止转让权益？各方是否允许转让各自持有的一部分权益？
2、如果允许转让，其他方是否有优先购买权？
3、如果权益转让该方其他集团公司或家族成员等，是否可以不受限于优先购买权的限制？
4、转让的权益如何评估，按照市场价值、公平交易价值还是其他方法？是否可以通过第三方中立机构进行评估确定？
5、如果优先购买权未被行驶，一方是否有权要求清算合资公司？
6、合资各方是否考虑引入如下权利，共同出售权、拖带出售权、买或卖选择权等。
7、新的合资方是否需要按照原合资各方的条件签订合资协议？
8、如果一方将合资公司权益转让给另一方，是否需要变更合资公司名称？是否需要就合资公司需要继续使用卖方资产进行协议安排等？
9、合资方是否有权在特定条件下转让其所持有的权益，如合资公司偿债能力不足、违反合资协议或控制权改变等。如何界定合资公司控制权的变更？
10、是否允许合资方以其权益提供担保或质押等？
一三、合资公司董事会/管理层
1、董事会由多少董事构成，每一方派遣的董事？
2、每一方是否有权利免除董事职务，董事会本身是否有权任命额外的董事？
3、合资公司采取监督及执行双层董事架构是否合适？
4、董事会决议是简单多数还是绝大多数表决通过？
5、哪一方担任董事会主席，该主席在董事会表决出现僵局的情况下，是否有权投票？合资各方是否有权轮流任命董事会主席？
6、董事是否可以授权他人代为行使权利？
7、董事会召开的地点及频率？
8、董事会会议通知及人数的要求，如果为满足法定人数如何处理？是否可以通过书面决议的形式采取行动？
9、合资公司是否会与核心雇员签订雇佣协议及发明转让协议等？
10、合资公司是否会为公司关键管理人员提供通行的激励政策？
一四、股东会会议
1、股东是否有决策权，如是，召开股东会会议的通知及人数的要求等？
2、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及频率？
3、股东会对具体事项表决的比例及程序？
一五、少数股东利益保护
1、一致同意表决
2、特定比例的表决通过，如90%
3、股东按照股份列别分类表决权
4、变更合资公司成立的目的
5、变更合资公司的商业计划
6、修改合资公司公司章程
7、任命其他管理人员及签订雇佣协议
8、非按照通常管理完成某一交易或其他财务支出
9、收购、剥离或与其他实体进行合并等
10、进行重大贷款、提供担保等
11、批准合资公司与关联公司之间的交易或有关安排
12、合资公司向合资各方融资
13、向合资各方进行分配或回购各方持有合资公司的股权
14、任免公司注册会计师
15、引入新的股东进入合资
16、启动合资公司的清算、解散、歇业、破产程序等
一六、陈述保证
1、合资各方需要做出的陈述与保证？
2、合资一方是否需要就其违反陈述保证条件向他方股东赔偿，该赔偿是否有上限限制？
3、合资一方是否被限制与合资公司进行竞争？包括地域限制及其他限制。
4、合资各方是否需要向合资公司提供商业机会？
5、合资各方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接触或使用属于合资公司的秘密信息？一方是否向另一方负有保密义务？
一七、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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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境外投资与境外并购
境外投资与境外并购是两个相关联的概念。境外投资是指我国企业通过新设(独资、合资、合作等)、收购、兼并、参股、注资、股权置换等方式在境外设立企业或取得既有企业所有权、管理权或产品支配权等权益的经济活动。而境外并购系指国内企业及其控股的境外中资企业通过购买境外企业的股权或资产的方式(包括参股、股权置换等)获得该企业的资产或经营控制权的投资行为。
无论是新设还是收购、兼并或其他方式，企业投资的目的都是为了享有收益，使投资取得更大的回报。从现实来看，谁实际控制了企业，成为事实上的决策者，就可以享有各种收益。除了新设方式，要想取得境外企业的控制权，一般需要通过控股权取得，而控股权是由收购股权实现的，因此作为实现企业控制权转移的主要手段的收购与兼并(即境外并购)便成为了眼下多数企业境外投资热衷的模式。
二、我国企业境外投资法律政策支持体系现状
为支持企业境外并购，我国政府已制定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政策，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对外投资。这些法律法规大致可分为产业和贸易政策、外汇管理、税收、金融支持及特殊类别专项立法等类别。
(一)产业和贸易政策
在产业和贸易政策方面，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从项目立项、前期报告、项目审核到撤销境外投资，为企业的境外并购行为提供了相应的法律依据，主要包括《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关于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企业境外并购事项前期报告制度》、《境外中资企业(机构)报到登记制度》、《关于规范境外中资企业撤销手续的通知》、《关于调整境外投资核准有关事项的通知》等。
2009年3月，商务部了《境外投资管理办法》，除了保留商务部对少数重大或敏感性(包括1亿美元以上的境外投资、特定国别的对外投资等)的境外投资的核准权限外，大部分权限下放到省级，同时大大简化对外投资的核准程序。6月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了《关于完善境外投资项目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明确了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或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核后报国务院核准的境外投资项目，包括境外收购项目和境外竞标项目。
(二)政府服务政策
在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的过程中，商务部等有关部委一直致力于建设和完善境外投资信息平台，开展境外投资综合绩效评价，建立企业境外投资意向信息库，实行国别投资经营障碍报告制度，并成立中国企业境外商务投诉中心，为企业开展境外投资提供权威的信息和相关技术指导。
此外，商务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分别于2004年7月、2005年10月及2007年1月了《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一)(二)和(三)，凡符合导向目录并经核准持有对外投资批准证书的企业，优先享受国家在资金、外汇、税收、海关、出入境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2009年7月，商务部对外经济合作网对外正式161个国家和地区的《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指南》既介绍了所在国(地区)与投资合作有关的基本信息，包括有关法律法规、官方统计数据和其他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情况，又指出了我国企业在所在国家(地区)开展业务可能遇到的问题，给企业以必要提示和建议。
(三)金融支持
从金融支持来看，发改委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在2004年10月下发的《关于对国家鼓励的境外投资重点项目给予信贷支持的通知》中，提出了双方共同建立境外投资信贷支持机制，如果企业由于资金等问题，无法承担对国家利益有重大影响的海外投资任务，政府所提供的“境外投资专项贷款”将发挥巨大的作用。此后，相关部门陆续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境外投资重点项目融资支持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项资金支持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融资支持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文件。
2008年12月，银监会《商业银行并购贷款风险管理指引》特别要求，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对资质优良的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实施产业重组、升级和整合等操作时，提供必要的金融支持。
(四)外汇管理
早在1989年2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就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又于次年6月了《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对境外投资的外汇管理方面的事项做出了明确规范。此后，国家外汇管理局相继了《关于简化境外投资外汇资金来源审查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进一步深化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跨国公司外汇资金内部运营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文件，不断放松外汇管制，简化外汇管理审批流程。
2005年8月，国家外汇局《关于调整境内外汇指定银行为境外投资企业提供融资性对外担保管理方式的通知》，将境内外汇指定银行为中国境外投资企业融资提供对外担保的管理方式由逐笔审批调整为年度余额管理。次年6月，外汇局不再对各分局核定境外投资购汇额度，并且允许境内投资者先行汇出与其境外投资有关的前期费用。
2008年8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又简化了对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的行政审批，增设境外主体在境内筹资、境内主体对境外证券投资和衍生产品交易、境内主体对外提供商业贷款等交易项目的管理原则。
2009年7月，国家外汇局《境内机构对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取代1989年的《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进一步缓解境外投资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以支持境内企业“走出去”。
(五)税收政策
为配合“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我国不断完善税收政策，制定实施境外所得计征所得税暂行办法，初步形成了我国企业境外投资税收管理制度;加快税收协定谈签和执行力度，建立税收情报交换机制，规范相互协商程序，为我国境外投资企业解决税务纠纷，提供了良好的税收服务，较好地维护了企业利益。
(六)特殊类别专项立法
此外，对于一些特殊行业或企业的海外投资，相关部门出台了单项法规予以规范，包括《烟草行业企业境外投资项目管理办法》、《铁路事业单位对外投资管理办法》、《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规定》以及《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办法》。而为规范国有企业的境外投资、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国资委等部门制定出台了更具体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境外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境外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加强中央企业重大投资项目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投资管理的通知》等。
以上简要列出了我国现有的规范企业境外投资领域的法律法规，可以看出，相关法律政策主要散见于各类部门规章中，数量还比较有限，有一些规定缺乏实际可操作性，随着我国企业境外投资的活动越来越频繁，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三、完善我国企业境外投资法律制度的若干建议
第一，需要将境外投资领域某些带有根本性质的规定上升到法律层面，提高立法层级，制定统一完整的《境外投资促进法》、《境外投资责任法》、《境外投资规划法》(包括产业政策、投资主体、投资地区、投资行业的规划)、《境外投资保险法》等等，改变境外投资法律规定过于分散的现状。
第二，需要进一步明确对外投资管理的职责与分工。强调商务部作为政府主管部门的角色，与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税务总局、银监会、保监会等多个专业监管部门的分工，在相应的法律法规的约束范围内，各自做好自身的工作。在积极促进、大力服务、有效监管的前提下，加强信息交流、沟通与共享，相互配合，减少不必要的环节，尽量减少企业的负担，提高效率，使企业的各类境外投资活动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第三，相关部门需要制定境外投资行业指导，明确国家重点支持的企业境外投资的重点领域，比如境外石油、天然气和重要矿产资源等领域、先进制造业领域、对外基础设施等领域，引导企业的境外投资行为，避免盲目性。
第四，完善税收政策，进一步做好对境外投资企业的税收服务与管理。为提高和保护企业境外投资的积极性，结合新的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制定间接抵免的具体操作办法，以便使境外投资的企业能够尽快地享受税法规定的间接抵免优惠。此外，应充分发挥和其他国家已签订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避免和消除双重征税;应通过外交等手段与合同国建立起良好的沟通渠道，形成相应的争端解决机制。除了所得税以外，还要进一步完善企业境外投资运输设备的出口退税政策，针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充分考虑其对外投资的特点，改进政策支持方式，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规范管理程序，促进企业对外投资的顺利开展。
第五，进一步加强境外投资的金融支持并放宽企业海外投资的外汇管制。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健全境外投资项下跨境资金流入出的统计检测和预警机制;第二，政府适当放松对企业的金融控制，赋予适合条件的并购企业以必要的海外融资权，开拓国际化的融资渠道，并由国家给予必要的担保，允许其通过发行股票和债券、成立基金等方式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直接融资;第三，积极推进投资企业与国内金融机构的股权渗透，组成大型跨国企业;第四，进一步构建适合投资业务的合理开放的融资环境，鼓励投资公司通过信贷、担保等多种形式给予企业境外投资以必要的融资支持;第五，明确重点项目，给出定量标准，在给予重点项目以信贷支持的同时，也照顾到非重点项目的海外拓展。
总之，为了给我国企业从事国际化经营提供更好的法律政策环境，需要尽快建立起企业境外投资的一整套法规体系，可喜的是，我国政府的相关部门已以更积极的姿态加快完善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法律体系的步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陆续出台，政府对境外投资的力度不断加大，中国企业境外投资之路将会越来越广阔，脚步也会越来越稳健!
参考文献
[1]陈业宏，申进忠.论东道国对外资并购的管制制度及母国的法律对策——以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海外并购为例[J].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6).
[2]沈四宝，伏军.构建我国境外投资促进立法的若干思考[J].法学家，2006，(4).
篇3
建立境外投资法律保障体系。日本政府先后制定了《外资法》、《外汇法》、《境外拓展对策资金贷款制度》、《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法》、《境外投资信用保证制度》等法律，将企业境外投资的服务管理机构设置、财税、金融、保险等政策保障措施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这些法律明确了各项政策的目标、政策支持的对象和境外投资服务管理机构的职责，确保了境外投资企业的法律地位，规范了境外投资行为，为日本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建立境外投资服务管理机构。除设立境外投资行政管理机构外，日本政府还专门出资建立一批官助民营、官民合营的境外投资中介服务机构。这些中介服务机构主要有日本贸易振兴协会、中小企业振兴事业团和各种形式的友好协会等。主要职责就是帮助企业提供境外投资可行性调研、境外投资融资保险、境外员工培训、组织境外考察、举办境外投资推荐会等服务。
建立境外投资自由化制度。实行境外投资自由化改革，将《外汇法》和《外资法》作了修订，不再采用境外投资审批制度，而采用资本交易项目备案制度，资本交易原则上可以自由进行。除极个别涉及军事、国家安全等领域的投资项目外，境外投资额在1亿日元以上需要到银行备案，1亿日元以下的投资项目已经完全自由。日本政府实施一系列境外投资自由化改革，取消了以往境外投资的诸多限制。为企业境外投资的快速发展创造了便利条件。
建立境外投资税收支持制度。
①采用排除亏损国在外的综合限额抵免的征税办法。在计算综合抵免限额时，将亏损国的亏损额除外。这样做实际上是增加了抵免限额，减轻了境外投资企业的税收负担。②采用税收饶让抵免的征税办法。东道国给予日本企业的税收优惠视为已纳税款，允许从日本国内法人税中抵扣。并根据税收条约和缔约对方国的国内法，把针对利息、股息和使用费等投资所得的减免额作为抵免对象。③实行境外投资损失准备金制度。就是将直接投资额的一定比例(如特定境外工程经营管理费用的7％)计入准备金，计入准备金的部分免税。若投资亏损，亏损企业可从准备金中获得相应补偿；若未亏损，准备金累积5年，从第6年起，将准备金分成5份，逐年合并到应税所得中进行纳税。对境外投资实行亏损准备金制度，实质上是由政府来分担企业境外投资所面临的部分风险。这个制度既减轻了境外投资企业的税收负担，又给亏损企业以补偿，激发了企业境外投资的热情。
建立境外投资金融保障制度。
设立日本进出口银行、日本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从事境外投资的企业提供融资支持。日本进出口银行的主要职能是：为日本企业在国外企业中参股投资提供贷款：为日本企业对外国政府或企业提供贷款而给予贷款支持，并为企业在日本境外进行风险经营提供融资支持；为日本企业在境外经营项目所需资金提供贷款等。日本企业境外投资只需拿出相当于投资总额10％的资金，其余部分可向日本进出口银行、日本开发银行等政府金融机构申请外汇贷款。此外，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国民生活金融公库和商工金组合中央公库三大中小企业政策性金融机构也设有境外投资支持资金，为中小企业开展境外投资提供低利息的特别贷款。日本金融机构给企业境外投资的最高贷款额度为2.5亿日元，偿还期限最长为15年。日本政府建立的境外投资融资制度，为缺少资金的企业提供了开展境外投资的可能，鼓励了大批有潜力的新兴企业扩大发展空间并走向国际舞台。
建立海外投资保险支持制度。
日本境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特点是，以国家输出信用保险制度为基础，以政府财政作为理赔后盾，采取单边保险制度，即不与东道国订立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为法定前提，日本自然人、法人在国外投资都可以申请保险。境外投资保险的范围包括外汇险、征收险和战乱险。其中，外汇险是指东道国政府采取任何措施，限制或禁止外国投资者将其投资本金、利润和其他合法收入兑换成外币转移出东道国境外的风险。征收险是指由于东道国政府实行征收或国有化措施，致使投保者的投资财产受到部分或全部损失的风险。战乱险是指由于东道国发生战争、革命、暴乱、内乱等所导致的投资者财产损失的风险。日本境外投资保险制度规定，若投资者在承保范围内发生损失，保险人只赔偿被保险人90％的损失，其余10％的损失由被保险人自己承担。保险期限最短3年。最长15年，期满可以每年延长。日本境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建立和不断完善，降低了企业境外投资风险。消除了投资者的后顾之忧，推动了企业境外投资的快速发展。
日本政府鼓励企业境外投资
的主要特点
投资国别不断调整变化。战后以来，日本企业境外投资先从发展中国家开始，然后再进入到发达国家。境外投资的国别和重点，根据国际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不断调整变化。1970年以前，主要面向北美、欧洲、大洋洲等发达国家投资。20世纪70年代，对亚洲、中南美洲、中近东、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增长迅速，超过了对发达国家的投资。80－90年代。境外投资的重点从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对发达国家的投资逐渐下降，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不断上升，特别是对中国的投资大幅度上升，但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仍占较大比重。
投资部门主要以非制造业为主。1951－2004年，日本境外投资中，非制造业投资额占到65.3％，制造业投资额仅为31.2％。非制造业境外投资主要以金融保险、房地产、商业、矿产资源等产业为主。其中，1951－1980年非制造业境外投资主要以矿产业、商业和金融保险业投资为主，分别占投资总额的35.7％、16.9％和12.8％。制造业境外投资主要以电气机械工业、运输机械工业、化学工业、钢铁有色金属工业、木材加工工业、纺织工业等产业为主。
投资方式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20世纪80年代以前，日本境外投资主要采取在国外新建企业，将国
内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移植到国外。80年代以来，日本金融资本逐渐增强，境外投资主要采取兼并收购外国企业尤其是发达国家企业为主，曾一度出现并购美国企业。就股权投资而言，日本对发达国家投资主要以独资方式为主，对发展中国家投资主要以合资方式为主。对发达国家采取独资方式投资。主要是为了控制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保持生产和市场的灵活性。对发展中国家采取合资方式投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对外资的控股比例限制较严，采取合资方式便于融入当地社会，利用当地优惠政策。
投资动机在不同阶段也有不同重点。20世纪70年代以前，战后恢复重建需要大量的原材料和先进技术，日本境外投资主要以获取国外自然资源和国际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为主。70年代，环境公害加剧，境外投资主要侧重于把环境公害大的产业转移到国外。80年代，日本企业国际竞争能力显著提高，与欧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加剧，境外投资主要侧重于规避贸易壁垒、巩固扩大国际市场份额。进入90年代，日本汽车、钢铁、家电、机械等产业产能严重过剩，日本通过扩大境外投资转移过剩产能，调整国内产业结构，拓展国际市场。21世纪以来，日本政府把支持企业境外投资作为推进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发展战略，进一步调整优化了境外投资策略。一是继续加大对欧美发达国家的投资，扩大欧洲统一大市场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内部的市场份额：二是加大对亚洲尤其是东亚各国的投资，以控制东亚经济区的内部市场，确立东亚经济集团的霸主地位。
投资主体有各类大中小企业、境外日资企业再投资等多元成分构成。日本境外投资是政府基金、大中小企业结合的群体型投资主体。为提高竞争能力，日本的综合商社、工业企业、金融企业之间相互联合，结成三位一体而又自成体系的境外投资主体。集贸易、金融、信息、技术开发等为一体的三菱商事、三井物产、住友商事等大型综合商社和一些大型制造企业集团、跨国银行集团是日本对发达国家投资的主体力量。中小企业则主要面向发展中国家投资。日本的大企业还与中小企业相互联合，大企业向中小企业提供技术、信息、资金支持，中小企业为大企业生产配套零部件，共同到境外投资，形成相互补充的境外投资企业群体。同时，海外日资企业也是日本境外投资的重要力量。据调查，仅1993年，境外日资企业利润再投资就达到129亿美元，超过日本当年境外投资总额的111亿美元。境外日本企业再投资主要集中在经营环境较好、经营效益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境外日资企业再投资除在当地法人所在国家或地区投资外，还向第三国或地区投资设立孙公司。
日本政府鼓励企业境外投资
对浙江的启示
适时研究制定浙江境外投资总体战略。当前，浙江企业境外投资步伐不断加快，发展势头很好，在投资规模和企业数量方面都已住居全国前列，成为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一支重要力量。但由于种种原因，不少企业境外投资还缺乏战略意识，存在凭直觉决策的现象。这就需要从省级层面加强对境外投资的调查研究，加强规划引导，加强宏观指导，减少浙江企业境外投资的盲目性、随机性，增强主动性、前瞻性、实效性。要适时研究制定浙江境外投资总体规划，编制境外投资产业导向目录，引导企业遵照产业导向目录投资。要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适时对浙江境外投资作出总体部署，明确境外投资的战略目标、战略实施步骤、政策保障措施，在全国率先作些探索实践，为国家制定境外投资政策积累经验。
进一步完善境外投资法规保障体系。当前，我国境外投资的法律政策主要散见在有关的内部文件之中，尚没有建立系统的法律体系。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地区的浙江，要根据企业“走出去”的现实需要。加强对境外投资政策法规建设的探索实践。①充分用好现有政策法规。②加强地方性境外投资法规建设。③继续加强与有关国家省市签订友好协议。
进一步完善境外投资服务管理体系。当前，浙江境外投资服务管理机构还没有完全建立。境内服务管理机构职能分散在不同部门。要积极顺应浙江海外投资快速发展的需求，适时完善境外投资服务管理体系。①完善行政管理体系。②建立中介服务机构。③在境外建立服务管理机构。④建立网上信息服务平台。⑤积极争取驻外使(领)馆的支持。⑥充分发挥海外华人的作用。
进一步完善境外投资政策保障体系。运用财税、金融、保险等政策支持企业境外投资是各国各地区的普遍做法。特别是对正处在起步推进阶段的浙江境外投资企业来说，更离不开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①设立境外投资专项基金。可以由政府和境外投资企业联合出资设立，支持境外投资项目可行性调查、境外投资技术人员培训等。②加强金融保障。完善境外投资金融支持政策：加大金融支持力度，设立境外投资专项贷款制度，扩大信贷规模，提高信贷比例。③制定财税支持政策。可以参照日本的做法，在关税、所得税、增值税等方面给予优惠，采取排除亏损国在外的综合限额抵免、税收饶让抵免和建立境外投资损失准备金制度等税收支持措施。④建立境外投资保险制度。企业境外投资风险比国内要大，除一般性的风险外，还可能遇到来自政治方面的风险。要建立境外投资保险机构，完善境外投资保险制度，将战争险、外汇险、征用险、违约险纳入保险范围。降低企业境外投资风险。
大力培育浙江企业核心竞争能力。①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增强自主创新意识。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加强技术创新平台建设，创新经营理念，提高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经营模式创新能力。②加强跨国经营人才培养。加强国际商务、国际投资实务等方面的人才培养，造就一支能够担当浙江企业开拓国际市场重任的高水平的跨国经营管理人才队伍。③实施差异化发展。学会从竞争对手和市场空缺中寻找机会，进入能够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的领域，走“专、精、特、新”发展之路，建立并强化浙江企业的比较优势。④加强品牌建设。品牌竞争力是企业最为持久的核心竞争力。要大力创建自主品牌。提高浙江产品的科技含量、文化内涵、服务质量等附加值。⑤加强企业联合。充分利用工业企业的生产规模和研发实力优势、外贸企业的市场信息和销售网络优势、金融企业的融资能力优势，鼓励境外投资企业以参股、联营、兼并、收购等形式，组建集资本、技术、生产、贸易为一体的综合性的跨国投资企业集团，提高浙江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篇4
（一）投资
商品的流通和货币的产生，促使资本的出现。而资本固有的寻求利润的本质，成就了以最少的资本牟取最大利润的投资法则。因而，投资便成为自由市场最为便捷的财富积累方式，为个人和国家所青睐。
在经济学中，投资是指用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简单的可以把投资分为实物投资、资本投资和证券投资。而在国际投资法中，投资是指一种超越国界的资本活动，泛指以盈利为目的而将一国的资本，包括资金、机器设备、技术秘密、专利、商标、有价证券等投放到另一国家的经济活动。
在国际投资法中，按照投资方式的不同，国际资本流动可以分为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在这里我们关注的是直接投资。因为虽然自金融市场和货币市场衔接以来，直接投资只占世界总资本流量的很小一部分，但直接投资因其在各国融资和货币政策调控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而被认为是“当今国际经济学中最敏感的部分”和“国际经济关系中经济政策的主要筹码。”
但是对于什么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上有不同的观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国际直接投资是指投资者为了长期获利而对在投资国以外的另一国家中经营的企业进行的投资行为，意图在于取得该企业管理的控制权，而在一般意义上，掌握该企业25%或更多的投票股，可以作为控制所有权的合理标准。而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认为国际直接投资是指“非当地居民为了创设或扩充完全所有子公司或支店，并取得该企业充分所有权，或者为了参与新设立或已有企业或者是为了长期借款而进行的跨国投资，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建议规定在另一公司的资本中拥有股份起限为10%，作为直接投资的标准”。而日本政府认为“国际直接投资的海外拥有公司股份的份额至少为25%”，“德国的比例为20%”，“意大利的比例为25%”，加拿大则认为“只有控制权益的投资才被认为是国际直接投资”，而控制权益一般是指“拥有50%或50%以上的投票份额”。
因而，各国法律规定不同，对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界定就不同。但一般来说，我们可以把国际直接投资总结为：投资者通过输出生产资本直接在国外设立企业，或者收购他国企业或者与他国政府、企业、个人合作，取得股份和各种直接投资管理企业的权利的一种行为。相应的，国际间接投资是指投资者通过国外银行存款，购买他国政府或企业的债券和股票等方式，取得利润的一种行为。在国际投资法中，主要调整的是直接投资行为。
（二）境外投资
在开放性的经济环境中，资本的流动是自由的。国际资本为了寻求利润而寻找市场或原材料供应，或者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或解决资本过剩而实现资本的跨境转移，便形成了多元、双向、对流的国际投资格局，即境外投资的多元化格局。
因而，境外投资是指投资者跨越国境，直接将其资金、机器设备、技术秘密、专利、商标、有价证券等投放到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企业，并取得该企业全部或部分管理控制权的一种资本输出活动。
境外投资中，资本来源国称为投资者母国或者资本输出国，资本流向国称为东道国或者资本输入国。
因而，境外投资活动具有下列特点：
1.境外投资是一种直接投资活动。
2.境外投资是跨越国境的直接投资活动。
3.境外投资的主体是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的自然人、法人或国家。
4.境外投资活动要承受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输入国的双重监管。
5.解决境外投资争议的途径具有多样性。
（三）中国境外投资
中国境外投资是指投资者跨越中国国境，直接将其资金、机器设备、技术秘密、专利、商标、有价证券等投放到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企业，并取得该企业全部或部分管理控制权的一种资本输出活动。
后不久，就在香港开设过若干企业和银行，如中国银行、招商银行、华润公司等，虽然投资规模不是很大，但为国家后期的境外投资积累了经验。“中国企业真正意义上的境外投资始于1979年，北京友谊商业服务总公司与日本东京九一商事株式会社合资在东京开办京合股份有限公司”，之后，中国境外投资快速发展，“1979年到1998年底，经中国政府批准的境外投资企业已经达到5666家，这个数字中还不包括金融业，仅中方投资金额已经超过63.3亿美元，遍及140多个国家和地区”。
因此，境外投资已经成为中国资本管理的一种重要的调控手段，但是，国家对于投资活动认识的逐渐深入和为了避免境外投资风险，在不同时期对于境外投资的主体还是有所限制。根据1981年，原对外经济贸易部的《关于在国外开设合营企业的暂行规定》、1990年中国人民银行的《境外金融机构管理办法》、1992年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的《境外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试行办法》等法律的规定，可以到中国境外投资的主体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并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依法取得法人资格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
2.具备一定的资金来源或者具备在国际金融机构筹措资金的能力。
3.具有一定的生产、技术和经营能力及人才。
4.在国外有可靠的合作对象。
5.了解和掌握东道国的投资政策、法律规定、市场、资源等投资环境。
6.非经特别批准，不得用国家资金以个人名义在境外投资，在境外投资从事工程承包或劳务合作业务的企业，必须是外经贸部批准授权予以对外承包工程或劳务合作经营权的公司。
到2010年，可以到中国境外投资的主体主要有三种。一是中国境内的各类法人，包括企业、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部门、事业单位等。二是由中国境内投资主体控股的境外企业或机构。三是在中国境内具有投资资格的自然人。
这里所指的中国境内的法人一般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成立的机构和企业，但是在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注册成立的除外。由此可见，中国境外投资的主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中国境外投资的东道国，即指适用于中国境外投资项目核准的投资地区，也发生很大变化。在1980年时，中国境外投资的东道国只有苏联、蒙古、朝鲜和非洲一些国家，而到2010年，中国境外投资的东道国不仅包括180多个外国国家，也包括一些单独的关税区。即东道国的范围扩大到资本输入的国家和地区，具体包括外国国家、外国单独的关税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属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因此，向中国大陆地区之外的任何地区进行的投资，都属于中国境外投资的研究范畴。
中国境外投资实行申请核准制，境内企业或机构申请境外投资项目，须按其投资总金额的大小，分级报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以及国家外汇管理局或这三个部门或者相当于省一级的下属主管部门审批。
中国境外投资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呈现出一些基本的特点：
1.境外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从原来的国有企业和国有机构作为境外投资的主体，发展到现在的国有企业、国有机构、私营企业、个人的多元化投资主体，丰富了境外投资主体的结构。
2.境外投资区域的多样化。中国境外投资原来都以向香港、澳门投资为主，现在扩展到欧、美、亚、非、拉美等世界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且已经开始向台湾地区投资。
3.境外投资领域的扩展化。中国境外投资领域从原来的制造行业向现在的资源开发、战略并够、营销渠道、品牌建设、技术改造等多样化发展。
二、国有资产和境外投资国有资产
（一）国有资产
按照国际资产评估标准委员会的定义，资产是占有和可控制的资源，通过这些资源，可以合理地预计一些未来的经济利益，资产的所有权本身是无形的，但是拥有的资产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因而，国有资产是指为国家所有，并能为国家提供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各种经济资源的总和。根据概念的范围不同，可以分为广义上国有资产和狭义上的国有资产。
广义上的国有资产是指属于国家所有的各种财产、物资、债权和其他权益。包括依据法律和行政权取得的国家财产、投资资产、收益资产和受赠资产。
而狭义上的国有资产是指依据法律为国家所有，并能为国家提供未来效益的各种经济资源的总和。主要是指经营性国有资产。而根据学者的研究，经营性国有资产主要包括三部分：“（1）企业使用的国有资产。（2）行政事业单位占有、使用的非经营性资产中，通过各种形式为获取利润转作经营的资产。（3）国有资源中投入生产经营过程的资源。”
从国有资产的来源和范围不同，可以把国有资产分为经营性国有资产、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和资源性国有资产。
（二）中国国有资产
中国法律对于国有资产内容、范围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早在1990年，《国家科委事业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实施办法》规定：国有资产是指国家依据法律取得的，或由于国家资金投入、资产收益、接受馈赠取得的资产。无主资产属于国有资产。
而1993年《国有资产产权界定和产权纠纷处理暂行办法》指出：国有资产是指国家依法取得和认定的，或者国家以各种形式对企业投资和投资收益、国家向行政事业单位拨款等形成的资产。
2003年《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规定：企业国有资产是指国家对企业各种形式的投资和投资所形成的权益，以及依法认定为国家所有的其他权益。
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七、八、九、十条的规定，和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其他法律规定，中国国有资产包括：
1.国有的土地、矿藏、水流、森林、草原、荒地、渔场等自然资源。
2.国家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的财产。包括法律规定的国家机关，其拥有所有权的所有资产，国家机关、国有企业所属和创办的事业单位拥有所有权的全部资产，非国有机关和非国有企业创办的事业单位中国有投资的部分，各种政党和各级工会、共青团、妇女联合会等人民团体中由国家拨款形成的资产。
3.军队资产。
4.全民所有制企业资产。包括国家直接投入的资产、企业通过生产经营、受赠等活动取得的所有资产。
5.国家所有的公共设施、文物古迹，风景游览区、自然保护区等。
6.国家在国外的资产，包括资产和与资产有关的权益。
7.国家对非国有单位的投资以及债权等其他资产。这里主要是指集体所有制企业中的国有资产部分、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中的国有资产部分和股份制、联营企业中的国有资产部分。
8.不能证实属于集体或个人所有的财产等。
中国国有资产是中国国家建设的经济基础，国有资产的经营及其收益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因而，国有资产的管理在国民经济监管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三）中国境外投资国有资产
根据1999年财政部、外交部、国家外汇管理总局、海关总署联合的《境外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中国境外投资国有资产是指中国企业、事业单位和各级人民政府及政府有关部门以国有资产在境外及港、澳、台地区投资设立的各类企业和非经营性机构中应属国有的各项资产。具体包括：
1.境内投资者向境外投资设立独资、合资、合作企业或购买投票（或股权）以及境外机构在境外再投资形成的资本及其权益。
2.境内投资者及其境外派出单位在境外投资设立非经营性机构，包括使馆、领事馆、记者站、各种办事处、代表处等所形成的国有资产。
3.在境外以个人名义持有的国有股权及物业产权。
4.境外机构中应属国家所有的无形资产。
5.境外机构依法接受的赠予、赞助和经依法判决、裁决而取得的应属国家所有的资产。
6.境外其他应属国家所有的资产。
由此可见，中国境外投资国有资产主要包括境内国家机关、国家机构、企业以及企业的分支机构在国外投资的国有资产及其收益，境内国家机关、国家机构、企业以及企业的分支机在国外的非经营性机构的资产及其收益，境内国家机关、国家机构、企业以及企业的分支机在国外的无形资产等其他属于国家所有的资产。这说明中国境外投资国有资产以经营性国有资产为核心，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和资源性国有资产所占比重较少。
三、中国境外投资国有资产界定的难点
（一）具体内容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中国境外投资国有资产的概念和内容有了初步的框架，但是很明显，在实践中，如何落实和执行这些规定，有很大的困难和争议。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国有资产的构成部分比较复杂，因而，实践中执行中国境外投资国有资产的界定就出现一定的困难，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部分：
1.国有资产界定有难度。由于中国国有资产在国有财产中所占比例很高，并且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加上国有资产来源的复杂性，使得界定国有资产变的更加困难，由此，界定境外投资国有资产也同样出现困难。
2.经济制度的发展给境外投资国有资产的界定带来困扰。中国目前正经历着国家经济战略布局大调整阶段，经济形势的发展和经济战略的调整，总是会产生不同的经济制度，在不同的经济制度中国有经济的参与程度与构成不同，会影响到国有资产的构成和流动。
3.公司法律制度的变革也会影响到境外投资国有资产的界定。随着国有企业的改制，国有资产的流动在公司法律制度还不完善的情况下，缺乏监管和有效控制，会出现国有资产流动的非市场性，造成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从而，影响了境外投资国有资产的界定。
4.市场规制法律的不完善，给界定带来困难。市场规制法律的落后，不能有效地管理市场主体的市场行为。在国有独资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国有参股企业，信息披露的不对称，人事安排的秘密性，市场经营行为的模糊性，甚至是不符合市场规则但却不违法的行为，都为国有资产的流动和评估带来很大的难度，同样也加重国有资产的界定困难。
5.土地制度的安排给境外投资国有资产的界定带来困难。中国的土地所有权分为两部分，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而这种所有权的确定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由土地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给予土地登记发证而形成。因此，国家所有土地的使用和国家征收、征用集体所有土地的使用以及两者附属物资产性质的判断和评估，在国有资产的界定上出现困难。
6.在国家控股和国家参股的企业或机构中，如何区别国有资产与他权资产，是一个难题。复杂的是在境外投资企业中，东道国对于公司资产的法律规定对于境外投资国有资产的界定又是一个难题。
篇5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在境外投资的深度和广度也不断延伸。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2014年年底，我国累计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6463亿美元，仅2014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6128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全年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028.9亿美元，同比增长14.1%。进行境外投资一般应按照东道国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注册外商独资、合资公司或办事机构后开展经营活动，但在实际投资过程中，我国部分投资者采取了另一种特殊的投资方式――隐性投资。近年来在境外进行隐性投资的企业数量日趋增多，境外隐性投资的各种风险和问题也逐步显现，必须予以关注。
本文将在界定境外隐性投资概念的基础上，深入剖析其产生动因，系统研究其主要风险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以期有助于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健康发展。
1 境外隐性投资的概念与特点
本文所指的境外隐性投资是指我国境内投资者在境外不以中国投资者的身份而是借用东道国当地企业或自然人的身份注册本地公司开展经营，所注册的公司并非外资公司，不显示其外资身份。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研究的隐性投资领域仅限于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与一般境外投资相比，中国投资者在境外隐性投资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投资主体以民营企业为主。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要求国有企业在境外依法正式注册，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则很少受到此类约束。二是投资东道国主要是法律环境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隐性投资的总成本和风险代价在发展中国家要远远低于法制健全的发达国家。三是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东道国利润较高的矿产资源开发、房地产等领域，例如在缅甸，中国企业以隐性投资方式参与的矿业项目数量远超过通过合法外资注册的项目数量。四是具有隐蔽性，境外隐性投资的数量和规模不论是我国还是东道国政府主管部门均难以准确统计。
2 境外隐性投资动因分析
一般境外投资的动因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利用东道国的要素优势，主要是当地的廉价劳动力、土地或其他丰富的自然资源等；第二是受东道国给予外资企业的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吸引；第三是为开拓、占领当地市场；第四是规避贸易壁垒，包括关税、配额、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等。而我国境内投资者在境外开展隐性投资，除上述原因外，还有一些特殊的主客观因素。客观上是某些东道国对外商投资的某些领域设置了障碍；主观上是一些企业习惯游走于政策法律的灰色地带，境外投资时把国内钻空子的“本领”带出了国门，守法经营的意识有待提高。具体而言，我国投资者在境外隐性投资的动因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逾越当地投资准入方面的障碍。一些东道国禁止外国投资者进入某些领域，或严格限制外资比例，例如，缅甸2012年修订外商投资法明确规定禁止外国投资者在玉石矿开采、农业和畜牧业以及海水捕捞等领域进行投资。一般来说，由于东道国本地企业受到特殊保护，缺乏竞争，技术水平和资金实力薄弱，而中国投资者在资金、技术和管理等方面，往往具有相对优势，以本地企业或自然人的名义进行投资，可以避开东道国投资政策的限制，发挥自身优势，获得可观利润。
二是规避东道国给外国投资者设置的高门槛。一些东道国在某些领域尽管允许外国企业进行投资，但对外商在资本金、环境保护、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要求非常高，而对本国企业的要求较低。中国的中小投资者资金和实力有限，采用隐性投资更易获得投资准入。
三是绕过外资注册的繁杂手续。一般而言，外商投资的注册手续较本地企业更为复杂，审批程序烦琐，周期长，有些国家对外商投资的审批时间长达两年，耗费投资者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为尽快进入市场，把握商机，一些中国投资者宁愿选择隐性投资。
四是避免外资企业经营过程中所面临的歧视待遇。有些国家为保护本国企业不受外来资本的冲击，对外国投资者在税收、劳工、水电、土地使用等方面制定了歧视政策。中国投资者为降低经营成本往往采用隐性投资方式。
上述动因在具体国别的表现各不相同，但从本质上说境外隐性投资的动力是获得东道国国民待遇与非国民待遇所带来的收益（或成本）差异。
3 境外隐性投资风险和问题
一般境外投资主要面临政权更迭、战争和内乱、国有化、政府违约、外汇管制等政治风险；汇率、利率、市场以及劳工罢工、经营管理等商业风险；地震、台风、海啸、恶劣天气以及疾病传播等自然风险；文化差异以及民族主义导致的民众排华、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文化和环境风险。境外隐性投资除面临上述风险外，还面临以下主要风险。
一是非法经营风险。中国投资者在东道国进行的隐性投资往往涉足该国禁止或限制外资进入的领域，这种行为本身就违反了东道国的法律法规，一旦被发现，其资产不仅将被罚没，还有可能会面临法律制裁。
二是资本保全风险。境外隐性投资的资本金通常由中国投资者通过银行或地下钱庄转入东道国本地企业或自然人名下，再以其名义进行投资，双方签署的投资协议建立在彼此互信的基础上，但并不受东道国法律的认可和保护。一旦与合作的当地企业发生纠纷，或者是合作方违反协议约定侵吞中方财产，中国投资者的权益无法得到保护，面临的资本保全风险非常大。
三是投资失控风险。境外隐性投资不论是在公司注册环节还是在公司经营过程中，中国投资者都需要借助合作方或人，而不能直接与东道国政府主管部门打交道，其中往往存在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无法全面、及时、有效地行使出资人的权利，存在投资和经营失控的风险。
从整体上看，境外隐性投资大多发生在外商投资法律法规有待健全、执法效力有待提高、对外资企业要求和限制较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投资者在这些国家开展隐性投资除违反了当地法律法规外，一些投资者还存在以下三方面问题：
一是个别中国投资者忽视东道国正常的办事程序，在遇到问题时惯用商业贿赂，损害中国企业的整体形象，影响双边经贸健康发展。
二是有的中国投资者缺乏诚信，在与当地企业或自然人的合作过程中，不按协议约定兑现对方应得收益，易引发投资纠纷。
三是部分中国投资者进行境外隐性投资既不向国内主管部门备案，也不向中国驻东道国使（领）馆报备，仅在投资项目出现问题时，向主管部门或使馆寻求帮助。国内外主管部门无法及时准确掌握其投资情况，指导和监督更是无从谈起。
4 有关建议
境外隐性投资的数量和规模同东道国国民待遇与非国民待遇之间的差异正相关。这种差异越小，进行境外隐性投资的中国投资者将越少。但就目前来看，在某些国家，境外隐性投资的数量和规模仍呈上升趋势。从控制隐性投资的角度进一步规范境外投资，需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人手。
4.1 政府层面
篇6
1 引言
自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全球经济联系日趋紧密，国际化战略步伐加快，国内很多发展势头强劲的企业迈出国门，跨国经营已经成为我国优质企业的常用经营方式。十报告已经明确指出，要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而随着国内企业“走出去”步伐的不断加大，海外用工已成为企业“走出去”战略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1]。海外用工主要包括从国内直接派往项目国的员工、投资项目国合作企业派出的员工和在投资项目国直接雇用的员工。中国籍外派员工，特别是负责人，作为“走出去”企业战略和业务的直接执行人，在企业的海外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海外投资企业的管理者需要十分重视中国籍外派员工的用工风险，妥善处理各种问题，以保证投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以及持续稳定的经营。
经过笔者调查和研究，大多数境外投资企业都在不同程度上面临着用工风险。笔者对中国籍外派员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期望能引起相关政府和企业的重视，为境外投资企业提供帮助。
2 现状
中国目前有大量的“走出去”企业，经笔者调研，大多数走出去都面临着员工使用国内法违约问题。中国境外投资发展企业将资金、技术、人才引向海外，在海外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子公司，通常聘用中国籍员工任职经营管理人员。
中国境外投资企业海外发展不仅谋求自身赢利，更担负政治使命和文化使命，用工管理问题将直接影响企业完成使命任务。境外投资企业很多是国内的优秀企业，企业海外发展为国家创造了大额外汇收入，提高中国企业国际市场的占有率，完成国家战略部署，提升国家世界影响力，对外代表着企业、政府形象。中国境外投资发展企业的用工管理问题，除了影响企业本身发展，更重要的是将直接影响企业政治使命、文化使命的实现。
3 存在的问题
3.1 国内企业间的恶意竞争，损害中国企业形象
中国在境外投资发展企业在国外市场竞争激烈，相互争夺人才屡见不鲜。由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滞后性，中国经营管理人员的培养起步较晚，导致具有跨国经营管理能力的人才稀缺，致使中国在境外投资企业中国企经营管理人员被挖至民企，民企之间以高薪利诱互相挖墙脚等现象层出不穷。现行劳动法律允许劳动者自由流动，但对中国境外投资发展企业而言，中国籍海外任职员工通常是运营、管理、技术、财务负责人，人员稳定关系着企业稳健运营。
3.2 海外经营人才培养成本高，员工违约成本低，企业成为弱势群体
按照现有劳动法，劳动者可以提前30天通知辞职，此法律规定适合国内企业发展，但是，中国境外投资发展企业选拔、培养海外经营管理人才不易，需付出高额的资金、人力、时间成本[2]，培养一名运营、管理、技术、财务负责人，其成本丝毫不亚于培养一名飞行员。中国籍海外任职员工隶属核心部门，可替代性较小。员工恶意违约，按照现行劳动法律，非因培训、竞业禁止，企业不能得到救济。
3.3 缺少有效处理中国籍海外任职员工劳动争议的法律依据、政策导向
我国的劳动法在制定之初是以保护劳动者为基础的，大量涉及了国内用工的问题，但是现行法律、政策未涉及中国籍员工在海外子公司工作争议的处理办法，这就导致发生争议后，法院只能生搬硬套国内现行劳动法律，但明显该类员工劳动关系发生在海外，导致适用法律与事实不符。甚至国内外同时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判决结果，法院、企业处于两难局面。
4 问题的思考和建议
建立有效的外派人员选择机制。外派人员的素质关系到外派的成败。如果外派人员的选择标准不全面、外派选择的程序不得当、选拔的方法不合适，企业很可能无法找到合适的外派人员，完成外派任务。为了提高外派成功率，跨国公司应完善人才选拔机制，建立全面有效的选择标准[3]，如进行工作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等方面的考察标准；合理地选择方法如面谈、标准化测试、心理评估等，以期顺利完成外派任务。
政府出台相关的政策法规，能够为境外投资发展企业提供人才流动合理规制政策引导，降低企业培养人、用人风险。政府应在限制中资企业之间在海外不良竞争和恶意争夺人才中起到引导作用。建议立法部门制定中国籍海外任职员工相关法律、司法解释、政府规章，明确中国籍海外任职员工劳动争议处理的法律依据。政府出台导向性的政策，在劳动仲裁等方面摒除“劳动者是弱势群体”惯性思维，从政治、法律角度，重新审视中国境外投资发展企业的劳工关系，保护企业用人管理权。
政府相关管理部门与企业建立长期沟通机制，与境外投资发展企业就相关问题进行共同且有效研讨，加强涉外劳动实体法律、诉讼法律研究，明确适用法律依据，指导案例，以解决因现法律规定不明导致的判决不公等问题。目前国内针对境外投资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智库，但是唯独缺乏人才管理和建设方面的智库、缺乏对于人才的管理和建设方面的研究、缺乏对于海外投资企业用工风险的分析、缺乏对于国内在相关方面与国外在制度方面存在的偏差如何进行有效解决的方法和解决办法。
篇7
前言
投资是各种行为主体为实现特定的目的和获得预期的效益，而把其所拥有的财产或资产作为资本运用并形成相应资产的经济社会活动。就经济方面而言，投资是各种经济主体为实现特定的目的和获得预期的效益，而把其所拥有的财产或资产作为资本运用并形成相应资产的经济活动。在上述投资定义中，行为主体或经济主体亦即投资主体，泛指多样化的投资者，既包括政府、企业和个人，也包括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投资基金以及各种公共基金、财团法人、社团法人、事业法人、非政府机构，等等。
1.我国境外投资企业的所有权优势
1.1核心的技术
在我国境外投资的企业中，主要有两方面的优势，其一，自主的核心技术的优势和衍生核心技术的优势。前者就是指完全由我国进行独立的研制和开发，例如：航天发射、纳米、生物技术、超导等高科技领域都在接近、甚至是超过了其他的发达的国家。而后者主要就是指能够达到或是超过发达国家的技术成果。在不断学习新的秘诀的过程中，不仅仅完全掌握了先进的技术，并且改进了引进的技术，开发出一套升级的技术成果，如我国的小屏幕彩电显像技术、冰箱压缩机技术等就属于这种情况。拥有核心技术的最大优势就是能够向落后的国家进行直接的投资，也是能够向发达的国家进行个别领域进行投资的最大优势。
1.2对于技术的优势
所谓先进技术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一个国家是普及性技术甚至是被淘汰的技术，在另外一个国家就可能是绝对先进的技术或比较先进的技术。我国的企业一般都是通过向外投资，向更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转让一些对于他们较先进且很适用的技术本领，可以做到与东道国社会经济基础以及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相匹配。
1.3综合的优势
我国企业向境外投资无论是在资本上、技术上、人力资源和管理经验方面，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较，都是很难抗衡的。但是与那些经济发展落后的发展中的国家相比较还是比较先进的。这就具有了一定的优势，而这种综合的优势就对我国在发展中国家从事直接投资活动的地区布局、产业布局、技术布局等具有重大影响。
1.4低成本的优势
我国在资金投入的方面还没进入过剩的阶段，所以我国对外的直接投资的资金也是比较低的，但是与某些产业相比较，企业也会出现资金过剩的现象，而且资金的市场也是需要向买方的市场进行转变。由于我国的劳动力水平比较低，并且价位也比较低廉，导致了很多的机械设备无法拥有，在技术方面拥有的半熟练水平的工人很多，工程技术人员也很多，并且价格也是最低的，这也是我国企业在从事国际承包中最重要的优势。
2.我国企业境外投资的功能定位
我国企业从事境外投资的基本战略方针就是充分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其主要的目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2.1能够充分发挥我国企业独特优势
我国企业从事境外投资的基本动因就是利润的最大化。对于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与我国企业所有权势的配合度也是比较高的。投资的核心技术和品牌的优势就是可以使我国企业通过境外的投资获得一定的垄断地位，而利用我国综合要素优势和适用技术优势在落后发展中国家和一般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可以充分发挥我国拥有大量中等成熟技术和成熟生产线的优势，达到回避国内市场的激烈竞争、转移过剩生产能力、延长产品生命周期、实现规模经济经营、长久占领国外市场等目的。
2.2供应的类型是稳定战略资源的供应
在以后发展的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的的制造产业无论是在创造财富还是在提高生产率方面，都需要进一步的提高和发展。但是我国属于一个人均资源比较匮乏的国家，一些重要产品的资源消耗使得整个国家的资源负荷比较重。所以我们需要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来取得国外重要的资源开采的权利和资源销售的权利。这样不仅仅能够突破制造业在国内资源的限制问题，还能够使得境外投资的企业获得更多的战略物资的资源进口的垄断，能够有效的实现社会效益和企业效益的稳定发展。
3.我国企业境外投资的三大约束策略
根据有关部门的可靠性的调查，世界各国利用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平均比例是1：1.1，发展中国家是1：0.13，而我国仅为1：0.05。对相关政策法律的欠缺和社会服务体系的欠缺还有就是微观主体的缺欠就是我国境外投资发展滞后的最根本的原因。因此三个问题对我国企业境外投资约束是务必要消除的。
3.1要迅速的制定我国企业境外投资的总体计划
这个总体计划的规定，就能够准确的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些基本的进程，能够深刻的体会到国际资本不断变化的现状和基本的趋势，能够明确的指出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要提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近期、中期和远期目标；要明确规定鼓励、限制和禁止境外投资的产业及地区，可以对我国境外投资的系统推进战略投资提出可信的意见。国家和地区在制定经济发展计划的过程中，也要将对外直接的投资的问题，列到考虑的范围中来。
3.2完善境外投资政策法律体系
首先就是应该不断完善相关法律，例如《公司法》，在该法中需要确定我国企业在境外投资的法律地位和投资地位。最好制订出一套《企业境外投资法》和《企业境外投资和劳物输出实施细则》，要能够明确的指出境外投资企业的根本责任、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要对规范境外投资企业的“门槛”进行严格的要求，对报批部门、审核程序等具体事项要认真办理；尽快与更多的东道国签订避免双重征税的投资协议，要维护我国境外投资企业的中国人民的合法权益，基本利益、人身安全、最惠国待遇、资本安全、国有化与补偿。
结语
金融危机给全球各产业都带来了一定的影响，验证了一个道理——“优胜劣汰”，但是同时也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商机，给中国国内的企业走出去的机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新的背景下，我国的企业对外投资有了新的特点，这也有了更高的要求，我国企业境外投资有更好的明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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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境外投资分回利润的税收饶让问题 [J].《财会学习》，2010年第19期.
篇8
近年来，中央企业加快利用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通过境外直接投资、境外资本运作等方式，对外投资规模及形成的资产日益庞大。到2014年年底，我国境外投资设立的分支机构分布在世界150余个国家或地区，中央企业境外投资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分别约占中央企业总体的12.1%、17.9%和9%。但我国国企境外投资的审计相当匮乏，按照国家审计“全覆盖”的要求及综合性原则，国企境外投资审计应成为国家审计监督的重点内容。国家审计通过国有企业审计财政、财务收支客观性、合法性和收益性，最终达到维护我国经济秩序，促进政府廉政建设，保证经济安全、全面发展的目标。在国家治理理论的导向下，国家审计现在已经成为国家经济社会运行的具有预防、揭示和抵御障碍、矛盾和风险功能的“免疫系统”。近年来，税收风险的审计已经引起各方的重视，但我国的税收风险审计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税收风险的审计包括税收风险的识别，评估，控制，并审计已经存在的税收风险对企业财务报表的影响，通过现代化的审计计划、审计方法、审计流程等得出审计结果，最后出具审计报告。
1文献综述
1.1境外投资税收风险
国外文献关于税收风险的文献主要是对税收风险的定义和分类以及产生税收风险产生的因素和如何控制。税收风险主要包含交易转让、操作运行、财务会计、税收申报和企业声誉风险。企业税收风险产生的原因分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引起的，企业的外部因素不可控。因此，企业对税收风险的管理即是对内部因素的控制。
1.2税收风险审计
国外文献主要是关于税务研究的，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一直致力于税务研究，总结了加强税务审计能力的普遍原理和方法。国内文献也没有直接关于税收风险审计研究的，但有学者研究了境外投资法律风险管理审计，对其法律风险防控机制进行审计，是现代政府审计目标综合性的基本要求。综上所述国内外文献目前的研究主要是税收风险和税务审计方面的，很少有探讨境外投资税收风险审计的，本文将试图研究国企境外投资的重要性，内容以及跨国审计合作这三个方面。
2国企境外投资税收风险管理审计的内容
2.1双重税收风险管理
税收管辖权分为居民税收管辖权和收入来源管辖权。当我国和国企境外投资所在国家采用不同的税收管辖权时，我国和国企境外投资所在国就会对国企境外投资重复征收企业所得税，从而使企业的所得税负担较重。境外国企投资是否存在重复征税成为审计的重点指引，审计机关应核查国企的境外投资是否存在我国对企业行使居民管辖权，国企境外所在国对企业行使地域管辖权的情况，因而国企境外投资的分支机构要被征收双重企业所得税。单一收入来源地管辖权只有极少数拉丁美洲国家采用，我国采用的是居民管辖权和来源地管辖权相结合的形式。所有审计机关一方面要关注国企境外投资的收入是否已经双重交税，有没有少交、漏交税，从而违反了我国和东道国的税法，因此导致税务机关的惩罚和缴纳高额的罚款。另一方面，要关注双重税收是否造成企业负担过重，国企境外投资的收入在扣除双重税收后是否存在偿债风险、盈利风险，是否有充足的现金流等，从而考虑其对境外投资国有企业的财务报表层次和认定层次的两个层次的重大错报影响，并据此执行相应的审计程序。
2.2境外企业组织结构风险管理
国企境外投资组织机构的差异会使得企业承受不同的税收负担，国企境外投资选择设立分公司还是子公司，是直接控股还是间接控股，都会造成企业所得税的差异影响。审计机关应首先核查国企在境外设置企业的性质，再根据境外投资的企业的性质，核查以下方面：①境外子公司利润在交完预提税后才能作为股息汇回母公司。②子公司汇回国内的利润因交预提税可以抵免在我国的纳税额，而分公司则无法享受这项政策，但分公司或子公司汇回的利润均需在我国纳税。③审计机关应该关注与子公司相比，并非独立法人的分公司不能享受东道国的税收优惠待遇，分公司是否足额纳税。
2.3转移定价风险管理
境外投资企业经常采用转移定价的方法来避税，然而税法规定：如果境外投资企业滥用转移定价从而达到避税的目的，那么不仅要补交税款，而且要加收利息且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因此审计机关应该重点关注国企境外投资企业是否存在转移定价逃税的行为，如果存在应及时补交税金。并重点衡量补交税金对企业净利润和现金流的影响，企业是否会因为补交税金变亏损，现金流不足以维持日常运营等其他财务风险，从而考虑其对境外投资国有企业的财务报表层次和认定层次的两个层次的重大错报影响，并据此执行相应的审计程序。
2.4资本结构风险管理
企业的融资方式有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债权融资的利息可以在税前扣除，而股息是在税后利润分配，因此债权融资的税收负担轻于股权融资。但很多国家开始限制企业的资本结构，若是债权融资比例过高，将会面临反避税调查。境外投资融资方式风险管理的审计，首先应重点关注境外投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是否过高，有利于国企国际避税。其次，境内企业是否以债务的方式向境外的企业注入了大量的资金。最后，境外企业的资本结构如何，债务比例是否远超于股权融资，是否超过税法规定的固定比例。超出部分债务所支付的利息不准在税前扣除，企业是否在计算所得税时按税法的规定未扣除不能扣除部分的利息，足额缴纳税金。此外，还需考虑企业的负债比例过高，是否存在资不抵债的情况，存在财务报表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
2.5税收协定风险管理
税收饶让的含义是居住国政府对其居民在非居住国享受的税收优惠视同已纳税而给予抵免，不再补征。如果我国与境外投资所在国的税收协定中没有规定税收饶让，那么国企境外投资的分支机构将无法享受所在国的税收优惠，回国后应需要补交。目前，我国与很多国家已有税收饶让抵免规定，我国与韩国、印度、越南、意大利、泰国、马来西亚、毛里求斯、巴布亚、新几内亚、马其顿等国签订的税收协定中，双方都承诺给予税收饶让。因此审计机关应该关注国企境外投资企业是否享受税收饶让规定的税收优惠，如果国企投资的境外企业地区没有与我国承诺税收饶让，审计机关应该关注该企业的税负是否过重，有没有按规定补缴税款，并重点衡量税负过重的风险是否会导致管理层存在舞弊风险，进而影响多项认定。除了上述税收风险因素外，对于来自税收其他方面的风险，都需要境外国有企业建立一套有效识别、评估、应对和控制风险的机制。审计机关应该充分的关注当地国家的税法和税收政策等因素，发挥国家审计在维护信息真实、安全方面的优势，保障境外国有企业的科学决策和持续经营能力。
3大力推进国企境外投资税收风险管理
审计的跨国合作受因素和属地管辖的原则的影响，境外审计经常限制于国家管辖，尤其是国有企业投资往往限制于经营地国家的属地管辖。但对国有企业的境外投资审计，客观上需要加强各国政府之间的合作，开展多方面、多渠道的沟通交流，研究怎样推进国有企业境外投资审计协同的实施方案。这就需要我们一方面充分重视现有的亚洲审计组织、最高审计机关组织等双边机制作用，加强各国政府审计协同效应。另一方面，沿线国家区域、次区域相关国际论坛、展会以及博鳌亚洲论坛、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以及中国－南亚博览会等平台的建设性效应也能为各国政府协同审计发挥重要的作用。最后，在最高审计机关国际审计准则的基础上，协调各国审计标准，指导各国或协同审计实务，倡议国际审计交流会，提供各国相关审计人员的相互交流和学习。
在国际的合作监管领域，既有的其他政府机关或部门已建立的合作途径或渠道为国企境外投资审计提供了铺垫.受制于属地管辖，我国审计机关在境外进行审计需要获得被审计单位相关的外部资料时，当地相关机构或部门没有配合审计的义务，有时也无法取得当地政府或司法机关的允许或协助。因此，国企境外投资的税收风险管理审计可以依法由政府委托给合格的受托方从事委托审计，借助社会力量或者通过购买服务方式由第三方从事境外审计，将第三方审计报告或会计信息视作外部证据，由审计机关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再行审计。跨国协同审计还可以利用现代信息和网络技术提高国家审计效率，应大力加强各国国家审计实施的信息化系统建设.总之，在一个规则和风险同步增长的现实社会中，识别及管理税收风险，目前是境外国有企业经营管理的核心内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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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境外资产监管办法》共七章四十条，主要内容是：明确了国资委、央企对境外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职责；提出了央企境外投资及后续管理过程中各个关键环节的管理要求；明确了境外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各项基础管理工作的原则性要求；规定了境外企业重要经营管理事项的报告程序、内容和时限；从企业内部管理和外部监督两个层面提出了境外国有资产监管工作内容和要求。
《境外产权管理办法》共二十条，主要内容是：规范了境外国有产权登记和评估项目管理，对境外企业产权转让等国有产权变动事项的审核权限、基本程序、转让价格、转让方式、对价支付等做出了具体规定；明确了红筹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管理的基本原则；规范了个人代持境外国有产权、设立离岸公司等事项。
《境外投资监管办法》共十八条，主要内容是：通过定义境外投资的概念，明确了《境外投资监管办法》适用的范围；明确了国资委、央企对境外投资监管的职责；提出了境外投资活动应当遵守的原则；要求央企建立健全境外投资管理制度；规定了央企境外投资计划报送制度；明确了主业境外投资项目备案和非主业境外投资项目审核的程序和内容；对提高境外投资决策质量和加强境外投资风险防范提出了要求。
整个监管制度体系从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境外投资与经营行为规范、重大事项报备、监督考核等方面，对境外国有资产监管做了详细要求和规定，对维护境外国有资产权益、防止境外国有资产流失提供了充足的法律依据，使央企对外投资有法可依，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境外投资行为和国有境外资产的安全、可靠。
1.加强内控机制建设
与1999年财政部颁发的《境外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相比，国资委针对央企出台的境外资产监管办法中对制度建设提出了一系列规定，要求央企加强内部控制机制建设，建立健全境外资产管理相关制度，保证境外投资和经营管理有章可循、合规合法。
《境外资产监管办法》指出，央企应当：“建立健全境外企业监管的规章制度及内部控制和风险防范机制”，“建立健全境外国有资产经营责任体系，对境外企业经营行为进行评价和监督，落实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建立健全境外出资管理制度，对境外出资实行集中管理，统一规划”，“建立健全离岸公司管理制度，规范离岸公司设立程序，加强离岸公司资金管理”，“建立境外大额资金调度管控制度，对境外临时资金集中账户的资金运作实施严格审批和监督检查”，“建立外派人员管理制度，明确岗位职责、工作纪律、工资薪酬等规定，建立外派境外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定期述职和履职评估制度”，“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统筹境内外薪酬管理制度”，“依据有关规定建立健全境外国有产权管理制度，明确负责机构和工作责任，切实加强境外国有产权管理”，“建立和完善会计核算制度，会计账簿及财务报告应当真实、完整、及时地反映企业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和资金收支情况”，“建立健全境外企业重大事项管理制度和报告制度，加强对境外企业重大事项的管理”。
《境外投资监管办法》中也规定，“中央企业应当根据企业国际化经营战略需要制定境外投资规划，建立健全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制度，提高决策质量和风险防范水平”，“中央企业各级子企业应当依法建立健全境外投资管理制度，严格遵守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管理规定，加强境外投资决策和实施的管理”。
篇10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到本世纪初，中国互联网兴起，互联网企业及其创始人为了进行境外融资和境外上市也基本采取这种模式。最典型的新浪模式也是这种模式的变体。当时国家法律和政策对这种境内居民境外投融资并返程投资的商业行为缺乏管理，在境内个人出境投资方面没有审批、登记，而对其再返程投资则按外商投资处理。
国家发改委于2004年10月颁布并实施的《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规定，“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在境外进行的投资项目的核准，参照本办法执行”，首先试图将个人境外投资纳入监管，但在实践中鲜有案例可循。商务部同年颁布、实施的两份文件《关于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和《商务部、国务院港澳办关于印发〈关于内地企业赴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的通知》则对个人境外投资只字不提，实践中也不受理个人境外投资。 外管局介入
2005年，国家外管局开始对境内个人境外投资进行管理。国家外管局于2005年1月24日和4月21日分别《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完善外资并购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5]11号文，“11号文”）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登记及外资并购外汇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5]29号，“29号文”）。
“11号文”开始将境内个人的境外投资纳入监管，但管理过于严厉：
一是个人境外投资要按照当时生效的适用于企业法人的《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办理审批、登记手续；
二是涉及返程投资并购境内企业的，要取得外管局核准；
三是境内居民通过境外企业并购境内企业所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登记申请，要由各地外管局上报总局批准。而且各地外管局要对该类企业的验资询证、转股收汇外资外汇登记、股东贷款登记、利润汇出、利润再投资、股权转让等情况实施重点监控。
“11号文”的出台与实施对个人境外投资及返程投资构成了极大障碍。之后出台的“29号文”对“11号文”做了微调，个人境外投资及返程投资改由境内被并购企业所在地外管局办理登记，但却仅仅对“11号文”实施日前已完成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登记的个人境外投资办理补登记，相当于禁止了“11号文”实施日后的个人境外投资。
因此，“11号文”和“29号文”对境内民营企业的海外融资与上市构成了极大障碍，在业界引起广泛争议。但“29号文”首先提出了特殊目的公司的概念。 “75号文”由来
国家外管局应该是实时关注着其所出台文件对境内民营企业尤其是科技企业境外融资与上市所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并且及时地纠正其不尽合理的规定，于2005年10月25日了影响深远的“75号文”，即《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5]75号）。
“75号文”废止了“11号文”和“29号文”，构建了境内居民主要境内个人境外融资及返程投资、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基本监管框架。
“75号文”的总体思路是将境内个人的跨境融资纳入监管，不再是简单地限制或禁止，以准确把握个人外汇资金的跨境流动。通过这种方式，将境内个人的跨境资金流动主要是资金流入管理日常化、规范化、合法化，有利于降低民营企业和企业家融资成本和风险，推动民营企业尤其是民营高科技企业的发展。
“75号文”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对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及返程投资进行管理：一是事先登记，即在设立或控制境外特殊目的公司之前需要办理境外投资外汇登记手续；二是境外融资境内登记。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进行境外股权融资要办理境外投资外汇登记变更手续，所融资金按商业计划书要在境内使用的应调回境内；三是控制资金外流。境内居民按规定完成境外投资外汇登记及变更手续后，方可对特殊目的公司支付利润、红利、清算、转股及减资所得，由此控制其资金外流。境内居民因此在境外取得的外汇收入需要在180日内调回境内；四是重大事项登记。特殊目的公司发生重大资本变更事项的，如增资、减资、股权置换或转让、合并分立、对外担保或股权、债权投资等，要及时在外管局办理变更或备案手续。
可以说，“75号文”对特殊目的公司在设立、变更、资本变化对外投资、境内资金对外支付等各个方面均进行监管，要求对相关事项进行及时的登记或备案；同时，也要求境内居民及时将其从境外特殊目的公司所取得的外汇收入调回境内。
国家外管局出台“75号文”之后，就其操作涉及的具体问题先后于2005年11月、2007年5月和2011年5月下发了操作规程，指导各地外管局的工作。这些规程细化了“75号文”的一些概念和规定，保证“75号文”具有操作性。比如，明确申请设立、控制特殊目的公司的主要居民自然人应为计划境外融资的境内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境内居民中非中国公民自然人的身份按税法的规定认定；申请登记可以在境外特殊目的公司（直至最后一层境外公司）设立后、返程投资前进行；如境外融资设立两个或两个以上特殊目的公司，要一并登记；登记办理地为境内企业资产或权益所在地外管局；等等。 规范投融资
此次外管局的“37号文”在总结实施了近九年的“75号文”所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对境内居民的跨境投融资及返程投资管理做了进一步梳理和规范。
首先，“37号文”将管理的范围从境内居民设立或控制特殊目的公司“在境外进行股权融资”扩大为“以投融资为目的”，将境内居民通过设立特殊目的公司在境外投资纳入监管。
《外汇管理条例》和《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概括性地规定境内个人可以对外直接投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并办理相应的境外投资外汇登记手续。但目前仍然缺乏具体法律文件对个人境外投资进行规范。在国家有关个人境外投资管理规定缺失的情况下，“37号文”将境内个人通过特殊目的公司进行境外投资纳入监管，可能为境内个人开展境外直接投资开辟了一条通道。
其次，设立特殊目的公司的资产来源更加多元化。根据“37号文”规定，境内居民可以其合法持有的境内企业资产或权益设立特殊目的公司，也可以其合法持有的境外资产或权益设立特殊目的公司。外管局于2007年5月出台的关于“75号文”的操作规程，即《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综发[2007]106号）一度允许境内居民自然人将境外权益注入特殊目的公司并返程投资，但其2011年5月出台的操作规程则删除了这一内容。
第三，“37号文”简化了登记手续、减少了登记事项并缩短了登记时间。一是秉承了“75号文”实践中形成的，以及之前规程确立了的境外设立特殊目的公司申请登记的原则，即可以在特殊目的公司设立后、注入境内外资产或权益前办理登记，而且申请文件中不再包含境外融资商业计划书，仅需要提交书面申请、身份证明、境内企业决议文件，以及合法持有境内外企业资产或权益的证明文件。此次“37号文”明确废除对境外融资商业计划书的要求，有利于减轻企业的负担，还原“设立”的本色。二是明确仅对第一层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进行登记，不再对其他下设特殊目的公司登记。三是调整了需要办理变更登记的重大事项范围，不再对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增资、减资、股权置换或转让、对外担保或股权、债权投资等事项办理境外投资外汇登记变更手续。变更登记事项主要集中在境内居民个人股东一般信息或持股发生变化方面，同时也取消了申请办理变更登记的期限要求。四是缩短了登记办理时间。各地外管局之前办理“75号文”相关登记的时间一般在四周至六周，而“37号文”所附业务操作指引明确规定办理的时间为十个工作日。
第四，不再强制要求境外所融资金、境内居民从特殊目的公司分配所得收入等调回境内。
第五，允许境内居民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境内企业按规定向其已登记的特殊目的公司放款、补充营运资金。
国家外管局自2009年以来出台了一系列规定，允许境内企业向境外与其具有股权关联关系的企业进行外汇放款。另外，央行于2013年7月出台银发（2013）168号文《关于简化跨境人民币业务流程和完善有关政策的通知》，允许境内企业向具有股权关系或同由一家母公司最终控股的境外企业进行人民币放款。根据“37号文”，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控制的境内企业可以按照央行和国家外管局的规定向其境外关联企业进行人民币或外汇放款，支持境外企业的发展，开辟了境外特殊目的公司境内融资的渠道，有利于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进行进一步的跨境投资或跨境并购整合。
第六，将非上市特殊目的公司的员工股权激励计划纳入外汇登记范围。外管局之前仅受理境外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涉及的外汇登记。在实践中，不少红筹架构的公司都在特殊目的公司层面上制定并部分实施了员工股权激励计划，但上市前无法办理相应的外汇登记。这也构成这类境外企业在上市时的一个不可回避的法律瑕疵。这一次将非上市境外特殊目的公司的员工股权激励计划纳入管理范围，完善了境内个人参与境外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外汇登记制度，消除了潜在的法律风险，应有利于发挥未上市境外企业境内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七，针对具体的违规情形明确了相应的处罚措施和法律依据，不再像“75号文”那样只是笼统地规定按“《外汇管理条例》及有关规定”进行处罚，监管手段更加明了。 “37号文”缺憾
“37号文”的出台将有利于推动民营企业的跨境投融资、并购与上市，但其实施仍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厘清的问题。
一是和“10号文”衔接的问题。“10号文”即《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规定境内公司、企业或自然人以其在境外合法设立或控制的公司名义并购与其有关联关系的境内公司，即俗称关联并购，要报商务部审批。实际操作中，在“10号文”自2006年8月出台以来，除个别境外上市公司和中资国有控股企业返程并购外，商务部未批准一例境内个人及民营企业关联并购案例。“37号文”规范的境内居民境外投融资及返程投资活动中难以避免关联并购。因此，“10号文”和“37号文”的协调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二是“37号文”仅对第一层特殊目的公司进行登记，而第一层特殊目的公司一般是境内企业实际控制人设立的公司，未来上市主体一般是第二层公司，而员工股权激励计划实施也会落在未来上市主体层面上。因此，在办理员工股权激励计划登记时会存在目标公司没有办理外汇登记，其员工股权激励计划能否登记的问题。
篇11
（一）相关的政策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和《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对境内个人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做出了概括性规定，《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作出了具体的限额及其他规定。2014年7月4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居民通过特殊目的公司境外投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14]37号）实施，虽然扩大了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途径，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管理的全面放开，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仍需按照2007年2月1日起施行的《个人外汇管理办法》进行管理。
（二）个人境外投资的意向
个人境外投资意愿强烈。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手中已有部分闲置资金需要通过新的渠道实现保值增值。一旦放开个人境外投资限制，将有六成以上的居民有境外投资的意愿。另外，尽管我国个人境外投资尚未完全开放，但民间个人资本通过各种渠道悄然出境已是不可回避的事实，民间个人境外实体投资实际上已成为资本“走出去”的重要力量，其投资形式的阶段性特征体现了个人资本输出的规模、方向、形式的变化，反映了个人资本正由小额向大额，由单一输出向双向流动，由零散向集中转化。
二、个人非正规渠道境外投资的方式
个人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的限制迫使一部分境内居民通过非正规渠道或非正规形式实现资金的跨境流动，据调查了解，主要有以下几种应对方式：
（一）利用境内个人购汇年度总额政策分拆购汇
境内个人境外实体投资属于直接投资范畴，应办理资本项目下购付汇核准手续，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规定“个人年度总额内的结汇和购汇，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在银行办理”，境内个人往往利用年度购汇总额政策采取多人分拆方式进行购付汇，以境外邮购、留学、旅游等名义陆续出境。
（二）采用民间融资方式
其做法是个人境外投资者向境内的亲戚、朋友支付人民币，再由境外的人员将等值人民币的外汇直接支付给境外有关收款人，此种融资方式较好地解决了投资资金出境、部分投资收益汇回国内的问题。
（三）选择境外地下钱庄操作
由于个人投资者在资本项下结售汇的操作难度大，相比之下通过境外地下钱庄渠道汇兑资金，虽风险高、成本高，但方便快捷。不少个人境外投资者选择地下钱庄进行操作。
（四）直接携带现钞出入境
由于现行法规规定境内居民个人携带等值2000美元以下的外币现钞出境不需申报，因此，有需求境外投资的个人利用其亲戚朋友，由其自行携带2000美元以下外币现钞出境，几个人自行携带的累计资金足以实现在香港等地设立公司。
三、个人非正规渠道境外投资的风险和负面影响
（一）个人非正规渠道境外投资的风险
一是政策风险。当前个人境外投资的资本输出及资本收益返回主要是通过非正规方式进行，这些方式都涉及变相套汇或逃汇，一旦被发现，将面临行政处罚；二是信用风险。个人境外投资流出以及投资收益返回大量通过地下钱庄，极易面临“地下钱庄”自身的信用风险以及“地下钱庄”被查处而产生的资金链断裂风险；三是经营风险。虽然大部分个人境外投资者在境外办理了营业执照，受所在国法律保护，但由于未获得我国法律认可，实际上处于“半合法状态”，使得个人境外投资者在被投资国的国民待遇地位难以得到保障，权益被侵犯事件时有发生。
（二）个人非正规渠道境外投资的负面影响
一是无法对个人境外投资总量及境外投资品种或类别等情况进行监测，也就难以测算个人境外投资对我国国际收支平衡的影响程度。二是个人境外行为难以通过正常途径得到反映，影响了国际收支报表信息的准确性。目前，个人境外投资采取了非正规形式，更多地反映在经常项目的非贸易结售汇，而并非资本项目的个人结汇，掩盖了资金跨境流动的真实背景。三是影响国内金融市场稳定。受利益导向“驱使”，个人为实现境外直接投资，在国际收支申报时有意隐瞒其投资类交易的事实，导致统计数据失真，使外汇局无法准确把握资本类交易的规模。
四、政策建议
（一）适当放宽境内个人境外投资政策限制
可将等值50万人民币的审批权限下放到中心支局，提高行政审批效率。同时，适当提高一次性汇出的金额上限并减少甚至取消多次汇出的限制，提高个人外汇资金使用效率。
（二）加大对个人外汇管理政策的宣传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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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企业的境外投资增长迅速。根据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的《200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09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22个国家和地区的2283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433亿美元。截至2009年底我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已超过2200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现象的重要背景之一是我国的国际贸易环境严重恶化。根据克鲁格曼等学者的“新贸易理论”， 要素秉赋差异较大的国家间主要进行产业间贸易，而要素察赋相似的国家间主要进行产业内贸易，如果要素秉赋差异太大且公平的市场交易无法使要素价格均等化时，跨国投资就会大量出现。[1]经合组织近年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那些既吸收外资又对外投资的国家,则会因资本的流入和流出而取得更显著的贸易增长。[2]由此可见，境外投资已经成为我国经济转型的重大战略，我国的法制包括税制应当适应这样的转变。如何
关于境外投资的纳税主体
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法》将企业分为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居民企业是指依法在中国境内成立，或者依照外国(地区)法律成立但实际管理机构在中国境内的企业。居民企业应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境外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将实际管理机构作为居民企业的标准之一有其合理性：将注册成立地作为判断居民身份的唯一标准，纳税人就可以选择企业的注册成立地以规避居民税收管辖权。如我国的居民企业在境外的避税港设立企业，通过国内外关联企业转移定价将利润转移到避税港企业，就可以达到逃税的目的。按照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兼采的实际管理机构地标准，上述避税港的企业仍被视为居民企业。实际管理机构标准也是经合组织和联合国的税收协定范本共同推荐的解决法律冲突的选择标准。《企业所得税法》确立此标准，有利于维护我国的居民税收管辖权。但是，这一标准应当是补充适用，不应当和成立地标准并列适用，否则会对我国的境外投资产生消极影响。首先，尽管甄别居民企业的标准存在多项选择，但采用注册地标准的国家多将管理机构所在地作为补充适用的标准，《企业所得税法》的这一规定无疑会增加税收管辖权的冲突；平心而论，如果外国法律将在我国注册成立的企业都定性为居民企业，我们也难以接受。其次，《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将实际管理机构界定为对企业的生产经营、人员、账务、财产等实施实质性全面管理和控制的机构。此在实际操作层面确存在困难：在法理上，管理机构所在地有控制中心所在地与管理中心所在地的不同理解；在股东会中心主义和董事会中心主义的不同治理模式下，实际管理机构是营业机构还是决策机构，也存在不同的解读；实际管理机构是指母公司的实际管理机构还是子公司的实际管理机构，我国税法也指代不明。根据1983年的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对跨国公司的定义，跨国公司是分设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实体组成的企业，而不论这些实体的法律形式和活动范围如何，这些企业的业务是通过一个或多个决策中心，根据一定的决策体制经营的，具有一贯的政策和共同的战略，企业的各个实体由于所有权或其他的因素，使得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实体能对其他实体的活动施加重要影响，尤其是在分享知识、资源和分担责任方面。可见跨国公司本来就是所有成员企业都在统一的策略下经营，如果对实际管理机构没有明确界定，跨国公司的所有境外企业将都可以被界定为其母国的居民企业。这恐怕不应该是国际法制应当追求的目标。所以，我国《企业所得税法》不应当将注册成立地和实际管理机构地并列作为甄别居民企业的标准，而应当将注册成立地作为首选标准，其他标准只能是补充适用；鉴于实际控制机构难以确定，我国可以补充适用资本控制标准。即法人国籍的确定首先要看法人的资本实际上被哪个国家的公民所控制，然后再根据资本控制者的国籍来确定法人的国籍。资本控制标准的适用不仅有利于我国对外资的管制，也可以防止国内企业利用跨国关联企业转移定价逃避我国的税收居民管辖权。
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将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也作为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纳税人并非必须具备法人资格。这和原《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的规定类似：任何组织只要实行独立经济核算，即具备在银行开立结算账户、独立建立账簿编制财务会计报表、独立计算盈亏三条件，均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此规定在逻辑上不能自洽。既然企业不具备法人资格也是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主体，《企业所得税法》就不能规定合伙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不适用《企业所得税法》。此规定也割裂了税法上的纳税义务人（税收债务人）和民法上的独立责任主体（法人）的联系，使无独立行为能力的主体承担税法上的完全义务。此规定还剥夺了我国到境外投资的企业税负公平原则下的利益。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居民企业以企业登记注册地为纳税地点；但登记注册地在境外的，以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为纳税地点。根据二九年《关于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有关问题的通知》，居民企业在境外投资设立不具有独立纳税地位的分支机构，其来源于境外的所得，以境外收入总额扣除与取得境外收入有关的各项合理支出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在汇总计算境外应纳税所得额时，企业在境外同一国家（地区）设立不具有独立纳税地位的分支机构，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计算的亏损，不得抵减其境内或他国（地区）的应纳税所得额，但可以用同一国家（地区）其他项目或以后年度的所得按规定弥补。按上述规定，我国居民企业设立的境外的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分公司可以是独立的纳税义务人，所以其利润不可能冲抵其境内总公司的亏损，其亏损也不能抵消其境内中公司的利润。而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相关规定，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的营业机构的，可以汇总计算并缴纳企业所得税。我国税法应当秉承企业所得税为法人税的理念，以实现逻辑上和现实中的自洽，合伙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等因不具有法人资格无需缴纳企业所得税，我国民法制度中的各类法人也都应当是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主体。
受控外国公司（CFC）制度是对延期纳税制度消极后果的纠正。美国1954年起对本国企业开展海外经营的国外所得实行延迟纳税制度，即公司的国外投资收入在汇回国以前不予征税。[3]该制度在鼓励对外投资的同时，也导致越来越多的美国跨国公司利用避税地设立基地公司，并将利润保留在基地公司以逃避税收。在此制度下，居民企业不但能够得到延迟纳税的好处，如其将关联企业的利润转移到避税地的基地公司，还能得到更多的税收利益。因此，美国国会于1962年通过了其国内收入法典的F分部条款，提出了受控外国公司的概念。如果一家外国公司各类有表决权的股票总额中有50%以上属于美国股东，而这些股东每人所拥有的有表决权的股票在10%以上，那么该外国公司即为受控外国公司。该条款规定，受控外国公司利润归属于美国股东的部分，即使当年不分配，也要视同当年分配股息，分别计入各股东名下，并缴纳所得税。CFC法规既考虑了境外投资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维护了国家的税收利益。日本于1978年采用了CFC法则。加拿大、德国等国也纷纷仿效。至2002年，已经有22个国家制定了受控外国公司税制。[4]我国《关于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有关问题的通知》也有CFC的规定：居民企业在境外设立不具有独立纳税地位的分支机构取得的各项境外所得，无论是否汇回中国境内，均应计入该企业所属纳税年度的境外应纳税所得额。居民企业来源于境外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应按被投资方作出利润分配决定的日期确认收入实现。我国《企业所得税法》也规定，由居民企业和中国居民控制的设立在实际税率明显低于25%的国家（地区）的企业，并非合理的经营需要对利润不作分配或减少分配的，此利润应当归属于居民企业的部分，应当计入该居民企业的当期收入，缴纳企业所得税。上述规定初步确立了我国的受控外国公司制度，但缺乏可操作性。如：何为税率明显低于25%的标准？芬兰、葡萄牙规定的标准是不足本国税率的60%，西班牙的标准是不足本国税率的75%，德国的标准是低于本国税率25%。另外，我国税法也需要对控制标准、非合理的经营需要、利润等作明确界定。
关于境外投资的税收抵免
不同于直接抵免解决分公司的重复纳税问题，间接抵免是解决子公司的重复纳税问题。所以直接抵免是解决解决法律意义上的国际重复征税的方法，间接抵免是解决解决经济意义上的国际重复征税的方法。我国长期没有间接抵免的相关法律规定。但我国签订的双边税收协定中却有间接抵免的条款。我国和日本、美国、马来西亚等国的协定规定了间接抵免，我国和新西兰的协定只规定对方企业可以可以享受间接抵免，中国和韩国、匈牙利和印度等协定则规定只有中方企业可以享受间接抵免。《企业所得税法》首次规定了间接抵免，居民企业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外国企业分得的来源于中国境外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外国企业在境外实际缴纳的所得税税额中属于该项所得负担的部分，可以作为该居民企业的可抵免境外所得税税额。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规定，直接控制是居民企业直接持有外国企业20％以上股份，间接控制是居民企业以间接持股方式持有外国企业20％以上股份。《关于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有关问题的通知》还有多层间接抵免的规定，居民企业直接或者间接持有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业，限于符合以下持股方式的三层外国企业： 第一层是单一居民企业直接持有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业； 第二层是单一第一层外国企业直接持有20%以上股份，且由单一居民企业直接持有或通过一个或多个符合本条规定持股条件的外国企业间接持有总和达到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业； 第三层是单一第二层外国企业直接持有20%以上股份，且由单一居民企业直接持有或通过一个或多个符合本条规定持股条件的外国企业间接持有总和达到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业。上述规定将20%的持股比例作为间接抵免的条件，与我国签订的双边协定不符。我国签订的双边协定规定的间接抵免的条件是10%的持股比例，如中日税收协定和中韩税收协定都是如此。笔者认为，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可以适当降低间接抵免的持股比例要求，因为对股份比较分散的股份有限公司而言，20%已经是相当高的持股比例；通过证券市场收购上市公司，一般不可能达到20%的持股比例。如美国法律也规定，国内母公司拥有海外子公司 10%以上的股票表决权时可进行单层间接抵免；海外子公司拥有孙公司10%以上的股票表决权，母公司间接拥有海外孙公司5%以上的股票表决权就可以多层间接抵免。
抵免限额根据限额的范围和计算方法不同，分为分国限额法与综合限额法、分项限额法与不分项限额法，我国采用分国(地区)不分项限额抵免方法。[5]根据《企业所得税法》，抵免限额应当分国（地区）不分项计算。但，分国不分项的抵免操作复杂并且不利于鼓励我国企业境外投资。如居民企业在多个国家投资，需分别计算出居民企业来自每一个非居住国的抵免限额；当居民企业设在几个境外企业都有盈利但税率不同时，其抵免限额不能调剂使用，导致境外投资企业总体税负增加。另外，我国《境外所得计征所得税暂行规定》还规定了定率抵扣的办法：企业可以统一按境外应纳税所得额16.5%的比率抵扣，导致境外投资企业的税负不统一。我国可建立综合限额抵免制度，将纳税人获得的所有不同国家的境外所得按照不同类别进行归类，每一类按照不同的税率计算抵免限额，直接抵免外国所得税税款。美国1918年最初实行的是分国限额抵免法，由于其不利于企业海外经营，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美国实行分国限额与综合限额的选择制。目前美国实行在区分不同所得类别的不分国综合限额抵免法，将纳税人获得的境外所得分为被动所得、高预提税利息、金融服务所得、船运所得、非受控第902节公司股息、国内的国际销售公司来源于美国境外的股息、对外贸易的应税所得、出口融资利息、其他所得九类，按照不同的税率计算抵免限额，直接抵免外国所得税税款。日本实行的是更加优惠的综合限额抵免法:在综合限额的计算上将亏损国排除，这可增大抵免限额，减轻境外投资企业税负。
超限抵免额和亏损弥补只能向后结转不利于境外投资企业的利益。《境外所得计征所得税暂行规定》允许超限抵免额向后结转5年，与他国家相比，这对纳税人的补偿不够充分及时。日本和美国都允许同时向前与向后结转，给予纳税人充分及时的补偿。美国对于外国所得税税款超过抵免限额的部分，可向前结转2年，向后结转 5年抵免。日本企业在国外缴纳的外国所得税超过或未满当年抵免限额时，都可以向前后结转5年。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亏损只能向后结转弥补5年，不能向前结转弥补，也不利于企业在跨国经营中降低经营风险。其他国家的亏损抵补通常包括向前结转和向后结转两种方式。向后结转，指用结转对外投资亏损来抵消未来几年收入，如韩国为3一4年，美国为5年，德国对亏损向以后年度结转甚至没有时间限制；向前结转是指企业发生海外经营亏损时可退还前几年所得已缴的赋税来补偿其亏损，如美国结转弥补的时间定为3年，德国、日本、加拿大结转弥补的时间为1年。美国税法规定，海外企业在一个年度出现经营亏损时，可将该亏损抵消前3年的利润；也可向后5年结转，抵消以后5年的收入。另外，我国境外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也不尽合理。《企业所得税法》和《境外所得计征所得税暂行规定》都规定，企业的境外所得要依照我国有关规定，摊计成本、费用及损失，确定境外所得，计算应纳税额和扣除限额，不能以境外纳税资料、纳税凭证为依据。此规定的失当之处在于各国的成本、费用具有不具备可调整性；境外企业为满足上述要求须准备两种帐本，导致成本增加。多数国家如澳大利亚、新加坡等都承认本国境外企业按照东道国法律的规定核定成本费用，无需按母国法律调整。国际商会在《国际投资指南》中对域外管辖权扩张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该指南建议母国不应扩大适用其国内针对投资者在东道国的行为的法律、指令和法规，不应干涉东道国的法律秩序。
根据《境外所得计征所得税暂行办法》，只有两种情况可以享受税收饶让：纳税人在与我国缔结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国家获得的所得税减免和纳税人承揽中国政府援外项目的国家(地区)所得税减免。有些中外税收协定也有税收饶让的规定。如中韩税收协定规定，缔约国一方居民申报税收抵免时，其在缔约国一方应缴纳的税额，应视为包括假如没有按照该缔约国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法律规定给予减免税或其他税收优惠而本应缴纳的税额。中日税收协定中也有类似税收饶让条款。但我国签订的多数税收协定没有规定饶让制度。至2006年，我国投资区域已经从欧美、港澳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拓展到亚太、非洲、拉美等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我国目前签订且生效执行的国际税收协定只有82个。在已执行的 82个税收协定中，只有19个国家与我国相互给予饶让，有22个国家单方面给予我国饶让。[6]我国税法中有许多涉外税收优惠措施，为使外国投资者享受到这种税收优惠，我国政府往往单方面要求外国政府对其投资者在我国享受的税收优惠给予饶让抵免。但在多数情形中，对我国居民企业境外投资却不给予饶让抵免。我国现行的《企业所得税法》甚至还没有任何抵免饶让的规定。这种重资本输入轻资本输出的观念，和我国现在的海外投资的形势大相径庭。为了鼓励我国居民企业境外投资，应当尽快全面适用税收抵免中的饶让制度。
关于境外投资的税收优惠
我国税法中的海外投资风险防范措施明显不足。《境外所得计征所得税暂行办法》规定，纳税人在境外遇有风、水、火、震等自然灾害，损失较大，继续维持投资、经营活动确有困难的，或由于所在国(地区)发生战争或政治动乱等不可抗拒的客观因素造成损失较大的，在取得中国政府驻当地使、领馆等驻外机构的证明后，按规定可对其境外所得给予一年减征或免征的照顾。此规定只起事后弥补的作用。而许多国家的境外投资风险准备金制度则是有效的海外投资风险事先防范措施。境外投资风险准备金制度是准许企业在一定年限内，每年从应税收入中免税提取相当于投资额一定比例的资金计入准备金，积累年限内用于弥补风险损失，期满后准备金余额按比例逐年计入应税收入中进行纳税。日本的准备金制度包括1960年实施的对外直接投资亏损准备金制度、1971年的资源开发对外直接投资亏损准备金制度、1974年的特定海外工程合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亏损准备金制度以及1980年的大规模经济合作合资事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亏损准备金制度。当日本居民企业的出资达到10%时，可以将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的50%作为亏损，对发达国家的投资的10%作为亏损，从企业收入中扣除作为准备金。若投资有损，可从准备金得到补偿；若投资未损，该部分金额积存5年后，从第6年起，将准备金分成5份，逐年合并到应税所得中进行纳税。法国国内税收法典第39条规定，进行海外投资的企业每年(一般不超过5年)可在应税收入中免税提取准备金，金额原则上不超过企业在此期间对外投资的总额，期满后将准备金按比例计入每年的利润中纳税。韩国也设立了境外投资准备金制度。对外投资者可以将海外投资金额的15%(资源开发投资的20%)作为海外投资损失准备金而享受免税优惠。海外损失准备金积存以后，如果没有发生损失，那么过了3年之后分4年平均补交。[7]
我国税收政策缺乏境外投资导向性。在地区结构方面，我国的海外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洲和拉美。到2006年底，中国的对外投资60%流向了亚洲，16%流向了拉丁美洲，流向北美和非洲的各占7%，欧洲占6%，约有4%流向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8]在产业结构方面，我国对外投资过份偏重于初级产品的产业投资，忽视了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偏重消费品的投资，忽视了生产资料的投资；偏重一般加工型项目的投资，忽视出口主导行业和支柱行业的投资。其他国家的相关经验值得借鉴。为促进海外资源开发，韩国曾对境外资源开发事业(含农产品、畜产品、水产品、林产品、矿产品开发等)的投资所获得的红利免征所得税。美国规定: 凡是飞机部件、内燃机部件、办公设备、无线电装备及零部件、照相器材等，如果是用美国产品运往国外加工制造或装配的，在重新进口时只按照这些产品在国外增加的价值计征进口税，即只征产品增值税。[9]日本的海外矿产资源勘察补贴制度则规定政府承担勘察所需全部经费：选点后企业进行矿床勘探时，就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海外矿产勘察支出在税收处理时可以作为亏损。就我国境外投资的实际情况，资源开发的境外投资当然应当鼓励；随着我国境外投资进程，为取得技术和品牌的境外投资也应当鼓励。事实上，我国企业的技术获取型境外投资也已有十余年。如1998年，格兰仕集团投资1亿元在美国建立研发机构，1999年3 月，格兰仕北美分公司成立，同时成立美国微波炉研究所。1998年，康佳集团在美国硅谷正式成立由康佳美国分公司控股的实验室，用8个月时间就在此实验室里成功研制出第一台高清晰度数字电视。海尔目前在世界各地已拥有6个设计中心。在IT行业方面，2002年首信集团在美国新泽西州投资组建的 Mobicom公司，以跟踪世界最新数字技术和移动通信终端技术。华为集团不仅与摩托罗拉、IBM、英特尔等企业成立联合实验室，还在海外设立了美国硅谷研究所、美国达拉斯研究所、瑞典研究所、印度研究所和俄罗斯研究所。2001年华为印度研究所成为我国第一个获得CMM四级国际认证的软件研究开发机构。联想集团的全球化研发网络以香港为轴心，横跨北京、深圳、美国硅谷，在我国以至世界计算机行业确立了强者地位。2001年，万向美国公司成功收购NASDAQ上市企业Universal Automotive Industries INC.。同年，华立集团收购了菲利浦公司CDMA手机的核心制造技术，成为国内完整掌握IT产业核心技术的企业。我国吉利集团对奥尔沃的收购既是技术获取型境外投资，也是品牌获取型的境外投资。但是，我国现在没有完整的资源、技术、品牌获取型境外投资税收鼓励政策。二〇一〇年，财政部和商务部《关于做好2010年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项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是少有的此类规定。其规定了对境外投资的前期费用的直接补助和贷款贴息，但限于投资境外农、林、渔、矿业合作等项目。另外，我国还应当制定鼓励境外投资企业再投资的政策：一是按其海外投资资本的一定百分比退还对其国内所得课征的所得税额；二是实行投资扣除，对以机器设备、商品等实物进行境外投资的，以投资额的一定比例冲抵其国内应税所得额，以鼓励企业多以国内设备和商品进行投资，提高出口联动效应。
企业境内外之间的盈亏不得相互弥补不尽合理。《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在汇总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时，其境外营业机构的亏损不得抵减境内营业机构的盈利。此规定可以上溯到1997年出台的《境外所得计征所得税暂行办法》。《境外所得计征所得税暂行办法》第2条规定:企业境外业务之间的盈亏可以互相弥补，但企业境内外之间的盈亏不得相互弥补。我国税法采用三种方法限制境外投资企业用盈利弥补亏损：一是境外亏损不得用境内盈利弥补；二是境内亏损不得用境外盈利弥补；三是发生在一个国家的亏损不得用发生在另一国家的盈利弥补。上述三种限制都可能导致对境外投资企业在某一纳税期间内全球所得的过高估算，增加其纳税义务。此规定也违反了公平原则，纳税人因盈利和亏损发生地点的不同承担不同的纳税义务。若境内亏损无法用于抵减境外所得，则境外所得相比于境内所得就具有劣势；若境外投资带来的亏损无法用于抵减境内所得或其他境外所得，则境外投资相比于境内投资就处于劣势。我国税法应当取消上述限制。如，美国公司在境外发生的亏损可冲减其美国境内所得，但当境外亏损机构以后年度有盈利时，对相当于亏损额赢利部分要直接并入美国境内所得追补课税，不得进行抵免，目的在于防止纳税人获得双重的税收利益。[10]
注释:
[1]赫尔普曼，克鲁格曼：《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316页。
[2] See WT/WGTI/M/8, para. 42.
[3]陈继勇:《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8月第1版，第93页。
[4] Brian J. Arnold, Michael J. McIntyre, International Tax Primer, Second Editi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2, p. 89.
[5]王铁军、苑新丽:《国际税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第83页。
[6]国家税务总局:《我国对外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一览表》，httP://WWW.chinatax.gov.cn/ssxdjsP，2007年3月25日。
[7]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46－24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