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民国文学的特点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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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建成于1924年，是广州中医药大学建校的基础，该校所收藏的民国时期岭南中医文献比较齐全，这部分藏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国时期岭南中医的学术思想和发展水平，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笔者近年来在整理这部分藏书的同时，总结了这一时期岭南医学文献的特点。
承前启后，理论水平不断提高
民国时期，中医著述沿自清代以来的特点，重视对古典医籍整理研究，并在理论上有所提高。对于《内经》、《难经》、《伤寒论》等古籍，不是原本照搬，而是经过系统整理及收集后世各家之说而予以补充，具有一定的革新精神。如陈伯坛的《读过伤寒论》林清珊序云：“仲景书必跳出旁门可读，……先生收回唐宋以后之原书还诸仲景，而仲景不亡。其编曰《读过伤寒论》，不读则拾人牙慧，……是书乃伤寒论之文谰，先生即张仲景之书记，两本书若作一本读，则此解如蔓藤，觉有伤寒论为之前，是书宜今亦宜古。” ［1］在近代教育体系确立之后，以一部经典、一家注疏作为教材的传统方法已不能适应，必须适应发展需求，将中医典籍的研究与新式教育体系相结合。对中医理论不仅作系统的整理，而且联系实际，去粗取精，进行发挥和提高。如卢朋著的《药物学讲义》务在“博取众说，去其重复，撷其英华，发挥药性之本能，提挈药用之纲要，……又益以各种医书，补其未备，旁及西说，作借镜焉”［2］，尽量采用各家之长，以启迪思路。
注重实践，结合临床总结经验
岭南医家一直非常重视医疗实践的有效性，不尚空谈。重临床、务实际这是一种优良的医学学风，但这也使岭南医家不擅总结经验，并将其上升为理论，故在全国范围影响较小。民国时期广东中医学校的兴起，促使老中医总结自己多年临床经验，将其上升为理论，用于指导学生。如岭南骨伤科素有优良传统，其以精确的理伤手法、独特的固定方法以及行之有效的伤科用药著称于世。但近代广东骨伤科名医大多尚武，对医学理论探讨较少，伤科学著作甚少，其丰富的各种理伤手法，或散记载于其他医籍中，或在民间流传，一直未能归纳总结、整理提高。近代岭南著名骨伤科医家管季耀认为：“我中国驳骨一科，其术之妙，其药之效，其技之能，有不驾乎外国者哉?果能于各科之中，合中西医学，舍其短而取其长，细心研究，使我国四千余年至精至微之医药学，发明而广大之。”［3］“因将三世所历试不爽妙要灵方，编成课本，综其大纲，详其节目，俾学者有所循序焉。”［4］于1929年编撰的《伤科学讲义》，把骨伤经验上升为理论，填补了岭南，乃至全国在这一方面的空白。
文献编撰，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民国时期的岭南中医文献，其编撰形式呈多样化格局，既有专著，如黎庇留的《伤寒论崇正编》、黄公伟的《伤寒切解》、陈伯坛的《读过伤寒论》、萧步丹的《岭南采药录》等；又有教材讲义，如梁翰芬的《诊断学讲义》、管泽球的《外科学讲义》、卢朋著的《药物学讲义》、吕楚白的《儿科学讲义》等等；更有学术期刊，如李仲守主编的《医林一谔》、张阶平主编的《杏林医学》等。可以说，在编撰形式上，突破了原来经学式研究的独尊地位，开始从多种角度、多种思路对古典医籍进行注解和阐述，并借鉴了近代其他学科讲义的一些形式，编写通俗教材或给原文加注释，帮助学生加深对经典著作的理解，作为入门阅读之用。如谢泽霖与李近圣合编的《妇科学讲义》，其中第一、二篇在所选录的名家论述之后加上按语。如该书第二章第一节，《素问》曰：“天地温和，则经水安静；天寒地冻，则经水凝泣；天暑地热，则经水沸溢；卒风暴起，则经水波涌而陇起。”［5］之后紧跟按语：“按，经水固有应乎天气之因，而亦能因天气以为病，凡属六所伤者，是外因也。”［5］又如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的《西药概要讲义》，该书以贺氏治疗学为底本择要节录，详细论述了各种西药的成分、用法、疗效等等，还配有各类术语、药物的英文名。学科门类，基础临床分类清晰
民国时期的岭南中医文献在学科分类上大致可分为基础、临床、中药、中西汇通等学科门类。基础类又分为中医基础类及西医基础类，如卢朋著的《医学史讲义》、陈汝来的《生理学讲义》、《病理学讲义》、马毅民的《卫生学讲义》等。临床类分内、外、妇、儿、五官、针灸等科，如内科有高轩、陈任枚、刘赤选、钟少桃等人分别编写的《温病学讲义》、杨志仁的《内科学讲义》、陈汝来的《杂病学讲义》、李光策、胡镜文分别编写的《金匮讲义》等，外科有管泽球、巫达云分别编写的《外科学讲义》、管季耀的《伤科学讲义》，妇科类有谢泽霖、李近圣、吕楚白、林国铭等分别编写的《妇科学讲义》，儿科有陈汝来的《儿科证治纂要》、吕楚白的《幼科要旨讲义》、《儿科学讲义》、古绍尧的《儿科学讲义》，五官有古绍尧的《喉科学讲义》、梁翰芬的《眼科讲义》，针灸有周仲房、梁慕周分别编写的《针灸学讲义》。中药方剂类有卢朋著为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编写的《药物学》、《方剂学讲义》，邓鹤芝为广州光汉中医学校编写的《方剂学讲义》、以及黄悌君的《药物学》、罗绍祥的《药物学讲义》。中西汇通类有《中西医学比观》、《中西医学全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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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文化；文化差异；文学评论
一.文学评论的内涵
文学评论，顾名思义，评论文学。用专业的术语来讲，是应用文学方面的理论知识，对特定的文学内容，比如说文学作品，文学思想等进行探讨、研究等一系列文学性质的活动，以解释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从而帮助相关的文学家进行文学创造，推动整个文学的健康稳定发展。
二.英美文学的相关内容
英美文学是对英、美两国民间文化艺术的总称。同样的是两个现实生活的生动反应。我认为文学具有很强的表现能力和表述功能，而且英美两国的文化比较多元化，决定了其文学风格的多元化，戏剧、小说、诗歌等类型多样，各具特点：（1）英国文学的特点英国是一个临海国家，不仅气候极具海洋性，其文学也是如此，包容性十足，充满着浪漫主义的气息，再加上英国的经济、历史发展传统，在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之后，英国的文学由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开始转向写实主义，这是英国文学发展的一般趋势。（2）美国文学的特点美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移民国家，建国的时间比较短，在19世纪之前，美国文学可以说是依附于英国文学，具有英国文学的一些特征，但是在19世纪末期之后，美国文学开始脱离英国文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多方面、平民化、自由化等。就像美国的社会一样充满着自由、民主的气息。
三.英美文学评论的内容
各国的文学评论各具特点，但是仍然是有规律可循的，需要注意三个问题，首先是文学伦理问题，这是要放在首位进行考虑的问题；其次是道德评论，这是进行文学评论的关键所在；最后是审美评论问题。具体到英美两国来说，文学评论与该国发展的实际情况有着极大的关系，在女权主义、殖民主义等思想观念的影响下，文学评论研究文学和社会的关系，开创了文学研究的新方向。
四.英美文化差异对于英美文学的影响
（1）英美两国的语言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1.英国的语言英国文化历史悠久，民族文化发展时间较长，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就拿英国的官方语言：英文来讲，许多的文学评论家在对英国文学进行评论时，使用语言十分的谨慎，这既能说明文学评论家谨慎的态度，同时也更能说明英文的地位和重要性，可以说英文便是英国的象征，因此出于这样的态度，英国文学评论是相对拘谨的、缺乏新时期的创新与个性；
2.美国的语言美国官方使用的语言也是英文，但是却是美式英文，虽然说在本质上，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是就是美式英语的称谓便能很好的说明问题，美式英语是美国的创造，是美国争取独立的体现，众所周知美国发展历史比较短，而且是移民国家，文化发展多元化特征十分显著，在独立之后，美国在政治、历史等方面都没有历史遗留问题，可以说美国的民主革命是十分成功的，相应的在文学评论方面美国的文学评论就彰显个性和创新性。
（2）文化历史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人本主义是英美两国共同宣扬与崇拜的，但是英美两国的人本主义又存在着具体的差别：
1.人本主义是英国发展历史上很早便出现的，但是在文学评论领域人本主义是十分保守的，神权和禁欲主义依然处于主导地位，我认为这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的生动体现，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在文学领域的再现，莎士比亚是英国最为伟大的文学家，我认为没有之一，莎士比亚不仅影响了英国一代人，更影响了整个世界。他的作品可以说是英国文学创作的典型代表，对其作品进行研究之后发现，人文主义在其作品中有很多的体现。
2.相比英国的人本主义，美国就十分创新、独特。当然这和美国发展的历史是密不可分的，美国的独立是十分果断的，没有历史遗留问题，争取独立自由的观念理论深入人心，美国的人本主义十分的激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对人本主义的创新理解。在这基础上美国的文学评论就显得更加激进、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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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式不同的英语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学是语言的升华。语言在文学中更加能够体现出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别，具有很高的代表性。作为一种全球性运用最为广泛的语言，英语已经经历了长达1500年的悠久历史。起初，英式英语与美式英语有很多共同之处,但随着英式英语与北美土著印第安语融合，出现了很多新的词汇，这样才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美式英语。[3]美式英语是英语在美国的国土上发展起来的，两者的母根相同，但是又有很大的区别。英式英语作为英语的起源，传承了悠久的历史文化。英国评论家对传统的崇拜根深蒂固，因此，评论时往往很规矩，他们需要尊重传统语言，这是英国文学评论的烙印。然而，美式英语则保留了英语核心的东西。美国人创造了美式英语。作为一种新生，他们没有那么多的顾忌，有张狂的个性，在语言使用上也是如此。
（二）文化内涵的不同对英美文学作品评论的影响由于英语起源于英国，因此在文学评论上，英国需要在传承和革新之间挣扎，尤其是在17至18世纪时期，在继承传统与革新之间有着激烈的斗争。而在20世纪后，英国文学评论在原来的基础上脱胎出来，有了巨大的变化。最著名的莫过于伊格尔顿，他在文学评论界所留下的影响至今仍能清晰的感受到。英国文学评论与英国独有的内涵密不可分。随着英国各方面的不断变化，英国文学评论也在不断的变革与更新。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文学作品受到英国文学及印第安文学的深刻影响。许多学者认为，美国文学有着自己本身独有的特性，它的基础仍然是美国人自身。那么理所当然，美国文学评论也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它依旧形成了属于自己独有的美国文学评论特点，这与美国民族的内涵息息相关。美国文学评论本身就是一种创新的、开放的评论，而作为一个殖民国家就更使得它的创新能力增强。美国在吸收欧亚大陆以及北美大陆的文学同时，对于外来的优秀文化也要广泛吸收，全世界的有用的文学性评论都拿来用，再进行创造，使得文化走向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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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版高中国文教材选文通览
（一）民国高中国文教材选文特点
民国教材版本较多，本次选用的是教育总署编审会出版的版本，具有较强的权威性，使用度较广。本书（教育总署编审会出版，以下没有说明的都是指该教材）与初中国文相衔接，计分六册，共高级中学三学年国文可精读及讲授文章法则之用。本书教材，务取思想积极，内容充实，以振发精神矫正虚浮者为主；至体制完整，文辞明达，亦堪为写作之模范，而有助国语新文学之创造。
1.选文内容。本书选材，顺文学史发展之次第，由古代以至现代，选取各时代中主要作家之代表作品，使学生对于文学源流及其发展有一个系统的概念。其各册教材之支配如次：第一册秦以前，第二册汉至隋，第三册唐、五代，第四册宋、金，第五册元、明，第六册清及现代。
2.选文编排。总览民国与现行大陆的高中语文教材，其差异还是比较多的，受当时特定的时代环境和教育背景的影响，教授内容和教授思路方法都存在迥然不同的现象，而其中的文言文经典篇目的选择可以说有共同之处，之后将会以民国教材与大陆苏教版中都选用的文言课文作为分析对象，更有针对性的分析两者的差异。
（二）大陆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选文特点
1.选文内容。邓瑛博士在博士论文《台湾翰林版与大陆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选文系统比较研究》中曾做出这样的统计，大陆现行苏教版必修一至必修五选文中文言文只有38篇，在五本必修教材中的113篇课文中只占了33%，这样的比例是非常低的。大部分的比例是现代文，各类小说、散文诗歌，选文体裁多样。粗略翻阅，已经选用的文言文篇目大多也是散文性质。这表现出教材选文对文言文方面不够重视，与民国时期的大多数文言文选文有很大不同。
2.选文编排。苏教版《高中语文》的每一个专题一般由导语和2―3个板块组成。导语对专题内容作扼要介绍，每个板块再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专题的人文内涵，同时提出阅读与鉴赏、表达与交流的具体要求。为了增加积累，整合知识，拓展学习领域，培养应用能力，每个专题都开设了“积累与应用”栏目。在每册教科书中，还设置了选教或自读的内容，以增强选择性。
二、两版国文教材课后材料的比较――以《项脊轩志》为例
观察发现，除选文及其架构编排上两者存在差异之外，在文章的课后材料的设置上存在更大的距离，在此以民国教材第五册和大陆苏教版必修五都选择的选文《项脊轩志》为例，试图通过比较不同教材在课后材料上的设计来表现民国与现行大陆版高中语文教材语文知识教育意图上的差别。
首先看看民国版教材对课后材料的设置，很特别的是这里的课后材料与我们一般设想的提出一些问题完全不同，民国教材选文之后根本就不存在课后习题。民国版教材第一册“编辑大意”中这样提到：本书为教学双方之便利，课文之后，列有以下三项内容：（1）题解――说明内容、解释题语、叙述文体源流及介绍课文出处等。（2）作者略历――略述作者生平、著作、文章特色及其派别与流派等。（3）注释――解释深奥词语、典故、人名、地名、年号及事实须加说明者。民国版《项脊轩志》中的“注释”标注了“洞然”、“冥然”等一些较少使用的词语的意义，有助于理解文章内容，使学习者更好地体会选文作者的内心感受。
其次看看大陆现行必修五中选择的《项脊轩志》，本片选文与《陈情表》、《长亭送别》、《罗密欧与朱丽叶（节选）》、《旧日的时光》、《箭与歌》、《别离》共同组成一个单元篇章，名为“此情可待成追忆”。通过阅读卷首语可以看出本选文主题是“情感的篇章”。对于课后的文本研习，本册编者将《陈情表》与《项脊轩志》放在一起讲解，以下是文本研习的内容（部分）：“表”和“志”是古代两种文体，我们曾学过《出师表》、《核舟记》、《岳阳楼记》等，请结合《陈情表》和《项脊轩志》的内容，说说“表”和“志”的文体特点。可以从上面的内容中看出，这里的课后题设试将《陈情表》与《项脊轩志》结合起来考核，分析热萆系闹魈夂粲Γ也研究了语体上“表”和“志”的区别。
综上所述，民国与大陆现行苏教版高中国语教材在课后材料方面差异较大。民国教材没有大量的提问内容，大致只包括对选文内容的简要助读材料，提供一点简要的注释；现行大陆苏教版语文教材课后文本研习内容则比较丰富，一般是将连续的两三篇课文结合着找出在文本内容和语体上的共同点和差异点，一起出4―5道问题以供思考。
三、两版国文教材之“语法论”知识内容比较
王荣生教授在《阅读教学设计的奥诀――王荣生给语文老师的建议》一书中提到“课文不仅是学习材料，而且是学习对象”这样一个观点。“语文知识内容”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以语文教材选文为载体，展现语文知识是一般的比较常见的表现形式。而在民国版和现行大陆苏教版高中国文教材中，我们都可以看到，除了通过选文形式展现出来，即以选文为载体展现语文知识，还有部分知识是直接以条条框框的形式展现的，也就是接下来要阐述的内容。以下将从语法论角度来探讨两版教材的设计差别。
在民国版的高中国文教材中，各册之后，备有讲授文章法则之教材；其分配如次：第一年讲文法，注意于语体与文言之异同及古文法之特例，以为学者解读古书之助。第二年读文章之组件与体式，使学者对于体制获得更明确之认识。第三年注意对修辞及辩论术，前者说明遣词造句之方式、词格之种类、风格之形成，以增进学者欣赏文学名著之知识；后者叙述辩论之方式与技术，使学者得由分析综合以养成其推理之能力。
关于这样纯粹的理论性知识的内容，在现行大陆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中还没有直接出现，大多是出现在课文的鉴赏阅读中。其实本质上来说，民国与大陆的教学内容完全是不同的，民国注重语法、语体的教学传授，而在大陆，更多传授的还是阅读技巧、鉴赏技巧、写作技巧等，基本上没有提及语法方面的问题，只有一些教师会在讲课过程中提及一点，学生也不会有系统的认识。
所以，翻遍苏教版教材，也不会有与上述民国教材所出现的相似的内容。但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除了选文的编排，还特设置了写作教学的部分于每个专题范文之后。专题的写作部分由“写作指导”和“写作实践”组成。每册教科书对一些重要的写作观点还有专文阐述。比如，在苏教版必修五当中每一章之后的写作指导，讲的是“写作指导说明要说得清清楚楚”、“写作指导写出你的真情实感”、“写作指导学会分析”、“写作指导让你的认识更加深刻”；又如第二章，即上述提到的《陈情表》和《项脊轩志》所在的“此情可待成追忆”的单元中，通过讲述提出文章要写的“真”，在写作实践中提出“我的心因 而高贵”、“幸福的n钟感觉”、“友情”为话题和标题的写作练习。
通过以上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民国与现行大陆苏教版高中国文教材在教授的课程内容上有交叉处，但在选文编排上存在很大差异。不能评论何者更好，何者不佳，只能说不同的编排与构架适应不同的学情，依据学情适时调整教材也是值得提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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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解发现,当代美国女性文学取得突出成就的作家,都是具有移民背景的女性作家,按照移民背景分类,当代美国女性文学主要可以分成以下几类:
1、亚裔作家创作的美国女性文学。在美国女性文学的创作队伍中,亚裔作家是重要的创作力量,其中华裔作家更是以独特的视角及东方文化的魅力,提高了女性文学的创作质量,使美国女性文学在整体水平上有较大的提升。目前亚裔作家最杰出的要属华裔获奖作家汤婷婷、唐恩美和印度裔女作家巴拉蒂·玛克姬等人。这几位知名作家创作的作品不但在美国文学史上获得了重要奖项,同时推动了美国文学的快速发展,使美国文学更加多元化。
2、黑人女作家创作的美国女性文学。从美国女性文学的发展史上看,黑人女作家是重要的创作力量。基于美国种族歧视的社会背景,黑人女作家的数量较少,并且创作的作品主要以关注美国文化发展和种族歧视有关,同时也细致的刻画了美国社会黑人群体生活的人生百态,对研究美国黑人发展史和美国文化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目前来看,美国黑人女作家的作品形式多样,教堂作品、诗歌、小说、访谈等形式都有涉猎,内容丰富。
3、拉丁裔作家创作的美国女性文学。拉丁裔移民是美国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拉丁裔在文化背景和语言习惯上与美国本土的文化相容性更强,因此拉丁裔作家在文学创作上所产生的意义是比较积极的。目前来看,拉丁裔作家在文学创作上不但在内容选取上多种多样,在创作题材上也十分多样,由此造就了拉丁裔女性文学创作成为了美国女性文学的重要分支。为此,我们应认真分析拉丁裔作家的创作特点,掌握拉丁裔作家女性文学的特点。
三、当代美国女性文学所具有的特点分析
从当代美国女性文学在文学发展史上地位来看,当代美国女性文学所取得的成功,主要是多种文化融合的成功,也可以认为是多种移民文化相互促进的结果。所以,当代美国女性文学带有深深的移民文化的烙印,当代美国女性文学所具有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当代美国女性文学是多种文化融合的体现。从目前美国女性文学创作取得突出成就的女性作家来看,美国女性文学的成功作家来自多个民族多个领域,所创作的小说也分属多个流派,对美国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由于当代美国女性文学中体现的移民文化较为突出,因此美国女性文学也可以看作是多种文化融合的具体体现,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与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存在一定的区别。
2、当代美国女性文学促进了女权运动的发展。在当代美国女性文学作品中,不乏一些倡导女权运动的作品。考虑到女性在历史发展中所处的地位,新时期女性对自身地位产生了深深的思考,并开始争取自身权益,积极推动女权运动的发展。基于这一考虑,当代美国女性文学对促进女权运动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美国女性不但通过文学作品提高了自身地位,还促进了女权运动取得积极效果。
3、当代美国女性文学对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长期以来,美国女性始终处于受歧视和排挤的状态,美国女性的地位较为低下,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呼唤女性觉醒,诸多女性作家开始在文学作品中融入自己对社会对国家的思考,并通过文学作品开始宣扬女权运动,促进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因此,当代美国女性文学的另一个特点是最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四、当代美国女性文学对美国文化产生的重要影响
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悄然崛起的美国当代女性文学沿袭了18 世纪以来美国女性文学的创作传统, 打破了传统文学体裁之间的界限, 并对一些过去并未被当作文学创作取向的新的论题和领域进行了大胆探索。在描绘女性的生活经历、重新估价女性作为女儿、妻子、母亲、姐妹等角色的价值以及展示当代美国社会男女关系和女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等方面, 女作家们都对美国文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现在, 社会已经进入21 世纪, 美国女作家队伍也越来越壮大, 她们的文学成就必将使她们在当代美国文学中的地位越来越稳固, 并将作为世界文坛的一部分而得到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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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教科书 字量 字序 识字 教学
民国时期是一个政治动荡的年代，对教育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识字教学作为教育领域基础学科的基本任务，其探索历程也一直延续着。笔者从民国教科书中选取了五套不同时期出版的国语教科书，有中华书局1917年出版的《新式国文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21年出版的《新法国语教科书》、1927年出版的《新时代国语教科书》、1933年出版的《复兴国语教科书》以及国立编译馆1948年出版的《国语常识课本》。通过分析识字的相关内容，从而揭示民国时期各阶段教科书编写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一、识字量
1.识字量的比较
笔者通过统计五套教科书的识字总量以及单册识字量，以发现其识字量的区别。
从识字总量的角度分析：《新法国语教科书》的识字总量最低，只有1743个，《新时代国语教科书》识字量最大，高达2451个，《新式国文教科书》、《国语常识课本》以及《复兴国语教科书》的识字总量较为接近，均在2000以上。由此可见，当时学者们认为小学阶段儿童掌握两千多字即可具备基本的阅读能力以及自学能力。
由图1各套教科书识字量柱状图可知，民国初期（1912年～1927年），纵向看1917年出版的《新式国文教科书》，随着年龄的增加，识字量递增，在第五册时识字量达到最高峰，突破400个，随后识字量递减，其中第一册识字量最少，只有211个；1921年出版的《新法国语教科书》，在五套教科书中柱状图最矮，单册识字量中第三册最多，有271个，但仅以27个生字高于《新时代国语教科书》的第三册，随后《新法国语教科书》识字量渐渐下降，从第四册开始每册识字量均在其他四套教科书之下，可见其识字总量最低；1927年出版的《新时代国语教科书》的识字量分布与前两套不同，一年级的识字总量比二年级的识字总量高，相同点是三年级识字总量仍然最多，其识字量的排列呈现波浪状，柱状图的高度与其他教科书比较，总体较高，因此《新时代国语教科书》识字总量最多。从1927年至1937年间称为统治的“黄金十年”，在此期间出版的《复兴国语教科书》，其识字量的分布呈阶梯状，数量循序渐进地提升，即随着儿童年龄的增加，儿童认知水平和心理水平都得到提升，因此儿童的识字能力也得到提高，与之相对应的识字量增大。从1937年至1949年间，前8年是时期，后四年是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国内革命时期出版的《初级小学国语常识课本》各册识字量分布呈现先上升再下降，然后再上升，第七册达到最高数量，且第三册和第七册识字总量接近，第八册数量又下降，其柱状分布图波动较大，但分布数量总体来说较为平均。
通过分析图1柱状图高矮的变化规律可知，《新式国文教科书》和《新法国语教科书》的识字量呈倒“U”型排列，《新时代国语教科书》和《国语常识课本》的识字量呈波浪状排列，《复兴国语教科书》的识字量呈阶梯状增加。
2.识字量的发展取向
通过统计民国时期五套教科书的识字量，发现每套教科书中各册识字量的安排没有一致的规律性，而且识字量的确定也缺乏科学的参照标准。这既反映出教材编写者编写理念的不同，也反映出教学大纲对识字量要求的模糊性。
1961年语文教育家辛安亭曾做过一次统计：“从1904～1959年间的小学语文课本里选30种教科书，统计了一、二年级所教的生字数量。结果最多者两年共教1807字，最少者只教910字。教1100～1300字者统计有14种教科书，几乎占了30种的一半。可见过去一般课本两年只教1200字左右，平均每个学习日学不到三个字”[1]。这就是所谓识字教学的“三、五”观点。
综上所述，在民国时期的教科书中识字总量较低，字量的排列没有明显的发展规律。这样较低的识字量将不足以满足儿童的学习欲望，也不能适应实际生活所提出的要求。
二、字序
研究民国时期小学国语教科书的字序，是为了发现其排列规律及特点，从而分析五套教科书字序方面的异同点。通过整理排列五套教科书第一册和第二册的生字，结论如下。
1.字序的比较
（1）相同点
从字序上看，各套教材单册内的生字没有严格遵循笔画由简渐繁的顺序排列，主要依据在课文内容中出现的顺序。五套民国教科书在第一册前半部分均出现了笔画较多的合体字，但是比对册与册之间的生字，发现生字的排列符合有简渐繁的规律。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学习能力的增强，笔画增加，生字的难度增大。
从生字的意义看，低年级呈现较多富有趣味的生字。如《新式国文教科书》第一册中选了紧贴儿童生活的事物作为识字、学习的素材，并配以直观的图画和简明的语句加以解释。
（2）不同点
首先，《复兴国语教科书》和《国语常识课本》生字的编排具有时令性。所谓时令性，是指根据教科书的使用时间和学习进度编排课文，学习生字。这样既易于直观观察，可以真实体验，也方便随时识字。如《复兴国语教科书》遵循了1932年《小学课程标准（国语）》中关于教科书编排的下列要求：“依时令季节排列，以便随时教学，易于直观”。其次，从字的构成出发，每套教科书中独体字及合体字在低年级阶段所占的比例各不相同。下面将对六套教科书中的独体字以及合体字数量进行比较。其中主要选取每套教科书的一、二两册，主要原因是：第一，低年级是识字教学的重要阶段，其识字的特征在低年级中更为明显；第二，每套教科书由八册构成，统计的工作量较大，所以只选取一年级的两册进行统计分析。统计如表1。
通过分析表1可知：每一套教科书中第一册独体字的数量明显高于第二册，继而每套教科书第一册独体字所占的比例也明显高于第二册，数量是第二册的两倍左右。因此独体字主要分布在低年级，在第一册中的数量最多。主要原因是独体字笔画少，易写；独体字构字能力较强，与儿童的日常生活联系紧密，尤其是对于有构字规律可循的独体字，易于学生触类旁通，所以独体字的学习较多放在低年级进行。
其次，从统计合体字数量出发，每一册中合体字的数量占大多数。在3500个现代常用字中，独体字只有280个，主要由于独体字本身数量就少，所以在民国时期的五套教科书中数量占少数。
通过观察上述图表，发现每套教科书中低年级独体字所占的平均比例不同。《新式国文教科书》与《新法国语教科书》第一册至第二册的独体字总量在一年级生字中所占的比例较大，两者有近三分之一的生字是独体字，这样在低年级学习笔画较少的独体字，利于调动学生的兴趣，同时为学生后续的学习打好稳固的基础。其余四套教科书中独体字的数量均在10%至15%之间，具备此数量的独体字已具备学习合体字的能力。
2.字序的发展取向
首先，按笔画的繁简确定生字的前后顺序。这五套教科书均是第一册中独体字数量最多，随着年龄增长，合体字数量增大，生字的难度递增。汉字中独体字大多是象形字和指事字，字的数量虽少，但它是学习汉字重要的基础部分。独体字的特点主要体现为：（1）字形简单，笔画较少，易认；（2）一字一义较多，字词合一，词义反映的内容多为儿童生活中常见的事物，易理解；（3）字音早在儿童言语中已出现，易读；（4）构字频率高，既能独立存在，又可做偏旁部首等部件构成合体字；（5）包含基本笔画和和笔顺规则，是写字的基础[2]。因此，先学这部分独体字可以为识字教学打下良好基础，也可以使学生了解汉字发展的起源。
其次，生字的编排注重时令性，有意识地把国语学习与生活实际联系在一起。例如《新式国文教科书》第一课则是看图学习生字“人”；而《初级小学国语常识课本》第一课呈现的是上学的图片和课文，与学生上学第一课的体验同步，因此在对应的阶段选取生活中的事物进行感知教学，则使教学更加直观生动，易加深对生字的记忆。
最后，注意儿童识字的心理特点。字序的编排依据儿童的生活经验，随社会的发展趋势而选定生字，随着年级的升高，课文选文的视野不再仅仅拘泥于个人、学校、家庭的小范围，而是放眼于整个民族、国家，甚至于整个世界，因此生字也渐渐有了明显的政治倾向。
三、识字教学法
1.识字教学法的比较
在民国时期的五套国语教科书中均配备了相应的教授书，使教师教学有章可循。每套教授书中识字教学的方法不同，这与当时社会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以及教师所具备的教学能力息息相关。下面对这五套教科书识字教学的方法作简单的比较。
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五套教科书均主要采用随文分散识字法。在《新式国文教科书》中的识字教学方面，其生字的安排有一个过渡的阶段，即改古代“分进合击”的教学方法为“齐头并进”，此书前十课先进行集中识字教学，然后从第十一课起采用随文分散识字的教学方法，从而体现了“小学语文低年级以识字教学为重点”的改革思路。后四套教科书均采用的是随文分散识字的教学方法，把汉字放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进行识别和运用，从而体现了“字不离词，词不离句，句不离篇”的特点，寓识字于教学之中。
从教学的步骤来看，《新式国文教科书》《新法国语教科书》以及《复兴国语教科书》在教学的步骤上具有相似性，均从教学字音入手，然后讲解字义以及笔顺，最后练习书写。《新时代国语教科书》在教学上较注重文字、挂图以及句篇相配合的教学方式，其目的是创设一种语言环境，从而调动学生学习生字的兴趣，因此其方法是学生先看图，再读句子，然后学习从句子中提取的生字，讲解字义。《初级小学国语课本》较注重生字的发音和含义的教学，而书写时的笔顺以及字形的讲解上均未涉及。
从各自的特点来看，《新式国文教科书》是唯一一本在教授书中提出要注意学生的执笔法、姿势以及笔顺，其他教授书在教授法的注意事项中没有明确指出。《新式国文教科书》和《初级小学国语常识课本》采用了教师辅导和自学辅导两种方式进行生字的学习；在教学方法上，五套教科书均采用多种方法进行生字的教学，注意调动学生的兴趣。
2.识字教学法的发展取向
之后，随着的发展，小学的国语教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23年实行“新学制”而制定的《课程标准纲要》其变化主要有：一是废除小学读经科；二是改文言文为语体文，将国文科改为国语科；三是注重儿童文学及日常用语，以增进儿童读书的兴趣和学习汉文的实用性。小学国语科教学的改革反映在识字教学方面的变化最大，如采用分散识字方法，边识字边阅读，识字、阅读并进，每课的识字量减少[3]。
在教科书的编纂形式上，《新式国文教科书》采用先集中识字，逐步过渡到随文分散识字；而其余四套教科书均以随文分散识字为主，改变了过去集中识字的传统方法，由过去的一两年识两三千字拉长为五六年识两三千字。
在识字教学的步骤上，民国时期的教科书均较注重生字音形义统一的教学。从教师教读字音入手，然后讲解字形，理解字义，再反复进行音形义的整合，以至巩固为止。
四、民国识字教学的启示
通过思考民国时期识字教学的问题，旨在为现代的识字研究指明方向。
1.识字量的启示
第一，课程标准的研究者要严格界定其数量。明朗的识字数量，有利于识字教学目标的达成。
第二，并行多种识字教学法。由于汉字本身的复杂性，要想提高识字量，我们要改变单一的教学方法，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做到因材施教，有的放矢。
第三，研究者们要探寻不同年龄段学生的心理特点。因为只有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教学才能实现高效教学。其中两头小、中间大的识字量分配是有一定依据的。从现代来讲，小学生新入学，要熟悉新的学习环境，并且语文课首先要讲解拼音教学，因此不宜安排过重的识字任务；到了一年级下学期和二年级上学期，小学生学习习惯逐步养成，识字能力和认识事物的能力都比一年级有所提高，此时正处于识字时期，每学期识700～800个字不成问题。二年级下学期到三年级则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初步的读写训练上，识字数量可以稍减下来。
2.字序的启示
在民国教科书中，其生字的排列顺序主要依据课文的内容，所学汉字并不是刻意安排的，而是作为表情达意的符号存在于篇章语段之中，即字从文。这样的编排，使单册生字的出现难以按照由易到难排列。
第一，低年级遵循“文从字”的原则，中高年级遵循“字从文”的原则。因为低年级是以识字为重点，所以课文的选编应围绕所学生字；从中年级开始，要注重培养学生读写能力，使学生具备欣赏文质兼美课文的能力。
第二，按笔画的繁简确定生字的前后顺序。因为从整个辨认汉字过程来看，儿童首先辨认的是字形的大致轮廓，然后才是组成部分。如果字体轮廓简单，如笔画较少的独体字，则儿童学起来就较为容易。
第三，生字的编排应注重时令性。在民国时期编排的教科书中，已经开始注意到生字编排要注重时令性，如《复兴国语课本》，这样使教学的内容更加生动、形象，促进学生们的感知，有利于提高生字的教学效率。
3.识字教学法的启示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郭林指出：“自1922年实行新学制以后，有30多年我们摒弃了传统的识字教学经验，盲目模仿外国，走了一段弯路，造成小学语文教学少慢差费，识字基础打不好，读写能力不高，这个历史教训，应引以为鉴”[4]。在民国时期出版的小学国语教科书，大多数的识字量减少，每课书随课文学习三五个生字，即传统的分散识字。这种方法主要是识字进度太慢，影响了语文这个工具的掌握和使用，同时波及到其他课程的学习。
基于上述问题，笔者认为：
第一，识字法宜应百花齐放。识字的具体方法不宜整齐划一。例如集中识字和分散识字并行，但要从中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比如识字教学要符合汉字本身的规律，加强字的音、形、义的联系等。
第二，识字教学应符合语文教学之规律。语文教学有章可循，识字教学从属于语文教学，因此识字教学应遵循语文教学的规律，齐头并进，加强识字同学习语言的联系。
第三，识字教学要符合认识事物的规律。加强识字与认识事物的联系，将有助于在规律的指导下，实现识字方法更加科学化和多样化，进一步提高识字效率。
第四，识字教学对学生之心理发展意义重大。从识字教学对学生心理发展的作用来讲，识记繁多复杂的汉字，将有助于学生由无意识记向有意识记发展，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记忆力。同时在指导学生观察、比较、分析字的差异以及启发学生理解地识记字的音、形、义过程中，也培养了他们的观察能力和思维能力。此外，识字教学对培养学生一丝不苟的学习习惯也有重要意义。
总之，透视民国时期识字发展规律，将为现代识字教材的编写提供参考。重温经典，耐人寻味！
参考文献
[1] 辛安亭.论语文教学及其他[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78.
[2] 张田若，陈良璜，李卫民.中国当代汉字认读与书写[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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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来，我国图书馆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由于“西方化”倾向长期主导，我国图书馆学缺乏自主性和本土特色。近10余年来，图书馆界有识之士积极反省，发出了加强图书馆学本土化研究的呼声，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学术自觉运动。然而，现阶段“图书馆学本土化”研究，大都停留在“本土化”概念和理论的争论上，鲜有对图书馆学本土化实践层面的探索。反观民国时期图书馆学，特别是在图书分类法本土化方面，有着大量探索和实践，研究和反思这段历史，将有益于今天图书馆学本土化的研究。
1、《杜威十进分类法》的引进
19世纪后半叶，世界图书馆学的重心由欧洲转移至美国，在此过程中，杜威图书分类理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876年，美国图书馆学家杜威开创了《十进图书分类法》(简称《杜威法》)。此后，该分类法经多次修订和完善，在美国及西方国家广泛使用，成为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现代图书分类法。
清末民初，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图书馆界掀起了介绍、引进西方图书分类法的潮流，其中以《杜威法》影响最大。它最早由教会引入。据记载，早在1905年，上海圣约翰大学罗氏图书馆就已采用《杜威法》进行分类了。而最早向国人较系统介绍《杜威法》者是孙毓修。1909－1910年，他的《图书馆》一文连载于《教育杂志》。其中说：“吾国学校，类以习英文者为普通，兹之分类法，本美国纽约图书馆长MelvilDewey所撰之‘十进分类法Decemal Classification’一书为主，今最通行之目录也，群书报章，统分十部……立此十部，更析属类，今胪述左方，以供从事于斯者之借镜焉”。1912年，《教育杂志》又连载王懋《图书馆管理法》一文，也较详细介绍了《杜威法》。从此，《杜威法》开始为国人知晓，后经众多图书馆学者介绍推广，渐为图书馆界所重视并广泛采用。
2、《杜威法》本土化的原因及条件
近代以来，西文和新学书籍源源不断涌人中国，四部分类法(简称“四部法”)已难以统摄，而随《杜威法》引入产生的所谓“新旧并行制”，“往往因新旧标准之无定，以致牵强附会，进退失据”。由于新书和旧籍不能统一，分类多舛谬矛盾之处，读者难得要领，馆员亦无所适从，造成管理上的混乱和困难。因此，要求中外新旧书籍进行统一分类，已成现实之必然。
更重要者，《杜威法》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不完全适合中国国情，最突出的问题是其中有关中国类目太少，只有区区33个，而“以此直接分类中国图书或举中国图书并纳入杜氏之分类法而不须增益其类目，可以决其不能”。因为中国学术的主题和性质之特殊，古籍数量之浩繁，断非杜威等人所想象。倘以《杜威法》之中国类目直接类分中国书籍，只会有捉襟见肘、轻重失当之虞。在此情况下，为使《杜威法》更能适应中国图书馆实际，对其进行本土化改造，建立中国特色的现代图书分类法，成为图书馆界面临的时代课题。
民国初年，一批深受西方现代图书分类理论熏陶，又熟悉中国传统目录学，且文史和外语功底深厚的图书馆学家，以极大的热情和强烈的使命感，投身于图书分类法本土化工作中，掀起了西方图书分类法本土化运动，产生了一批重要成果。这些成果虽以《杜威法》为蓝本，但绝非盲目照搬，而是结合中国学术性质和藏书实际，借鉴中国传统分类法并对其“创造性转化”的产物。确切地说，它们都是本土化的分类法。
3、图书分类法本土化的实践
民国时期图书分类法本土化的主流，是把《杜威法》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与中国学术传统及图书馆实际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分类理论和方法。按照对《杜威法》本土化改造及创新的程度，可将当时的分类法大体归纳为“补杜法”、“改杜法”和“仿杜法”三种。
3.1 “补杜法”
由于《杜威法》的33个中国类目无法容纳中国书籍，最简易之法，即沿用《杜威法》分类体系，将中国书籍分散归人杜威类表所列中国类目之下，如若不够，可酌情增补子目或符号以容纳之。“补杜法”的代表有查修、桂质柏、王云五等。
“补杜法”滥觞于中国教会图书馆，较早曾有上海圣约翰大学罗氏图书馆拆分四部归入杜威类表中的尝试。查修首创“补杜法”之例，在《杜威书目十进法补编》中，把四部的经史子集拆开，分别归人杜威表的中国类目之下。其增补要点有：子部中的先秦诸子被看作哲学归人杜威表181东方哲学下，成181.1中国哲学，子部其他内容按学科性质归类；集部被看作文学归人杜威表895.1中国文学；史部归入杜威表951中国历史。至于历来受国人推崇的经部，由于其性质复杂难以按学科归类，因此除乐类归音乐780、小学归中国语言学495.1外，其余均归入杜威表之总论000下的空位，如000经部，001易，002书，003诗，004礼，005春秋，006孝经，007四书等；另外将数量庞大的丛书列入080。综观查修所创分类法，除经部有小幅修补外，对杜威类表几乎没有改变，故将其称为“补编”，可谓恰如其分。
桂质柏的《杜威书目十类法》，其方法和查修如出一辙，也是接受杜威分类表，所不同的是把经部归入181.1中国哲学之儒家，地理归人915.1中国地理及旅行，丛书归入895.1中国文学，其他如史部、子部、集部的归类与查修的做法相同。为突出中国类目，他把有关类目扩展至4－5级。相比较，查修把数目庞大的经部和丛书归人杜威表的总论000，其结构更合理，更符合中国古籍的特点。
王云五的《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别具特色。在完全接受《杜威法》的基础上，为容纳中国书籍，于其原号码前加了“十”、“艹”、“士”三个符号作为点缀。符号“十”，用以排在绝对相同号码之前，使新号码与原有号码并列，如721建筑，十721即中国建筑，排在721之前；符号“艹”，排在十位相同的任何号码之前，如110形而上学，艹110即中国哲学，以下又细分为111易经、_艹112儒家等；符号“士”用以排在整数相同的任何号码之前，如920世界传记，上920即中国传记，排在920之前。通过这三个小小的点缀符，不仅保持了杜威原号码，而且还“变相”扩大了杜威表的巾国类目数量，适应了中国图书馆实情。具体对于四部的处理，王云五主张拆散经部，在杜威类表040丛书下没上041.1中国群经合刻，士042.2中国群经总义，其他
单经则按学科各人其类，如艹111易经，礼经人十390中国古礼仪，书经和春秋入艹952先秦史；史部入艹950中国历史；子部中的先秦诸子人艹110中国哲学，其他按学科性质分别归类；集部入艹810中国文学等。王云五分类法在东方图书馆首先使用，之后许多图书馆纷纷采纳，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分类法之一。据许晚成《全国图书馆调查录》显示，在所调查的400余所图书馆中，使用王云五分类法者占绝对优势。
3.2 “改杜法”
“改杜法”是鉴于“补杜法”之不足而对《杜威法》的进一步改造。“补杜法”只把中国古籍分散附于杜威类表的三、四级类目之下，不仅造成类目表轻重失衡，而且仍不脱左支右绌之困境。“改杜法”遂在接受《杜威法》十大类原则和符号标记方法基础上，提高子目层次或另立新目以容纳中国书籍。“改杜法”以皮高品、何日章和袁进等为代表。
皮高品的《中国十进分类法及索引》，继承了《杜威法》的十大部类原则。类表分为十大类：000总类，100哲学，200宗教，300社会科学，400语言学，500自然科学，600实业与工艺科学，700美术，800文学，900历史。此法本土化要点是：将四部的经籍集中列类，设为090经学；史部归入910中国历史；子部归入110东方哲学；集部归入810中国文学；丛书设为080。该法在类目设置上力求突出中国，在排列国别时将“中国”置于第一位，如410中国语言文字学，810中国文学，910中国历史等，大大提高了中国书籍在杜威表中的层次，突出了中国哲学、文学、历史、教育和语言的地位。另外还新增了070国学、210孔教和220道教等类目，加上其较完善的类目注释系统，大大方便了对中国书籍的分类和管理。蒋元卿称之为“增改杜威派”的“杰作”之一，可谓评价至当。当时众多图书馆纷纷采纳，特别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一直延用到1975年改用《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为止。
何日章、袁进的《中国图书十进分类法》，也在继承《杜威法》十大部类原则基础上，为容纳中国古籍，对各部子目依中国图书之需要进行增删修订，如把经部列入总论下的090经籍，下分091经总，092易经，093书经，094诗经，095礼经，096春秋，097四书，098孝经，099石经等；对哲学、文学、历史部类下的子目也加以改动，单设120中国哲学，230道教，420中国语言学，740中国书画，820中国文学，920中国史地等。与皮高品分类法一样，这些改动和新增类目，加大了中国书籍在杜威类表中所占的比重，并通过提高类目层次来突出中国哲学、文学、历史等。该法也是当时很有影响力的分类法之一，被多所大学图书馆使用，后经几次修订，至今仍被台湾政治大学、台湾辅仁大学、台湾师范大学等采用。
3.3 仿杜法
持“仿杜法”者不满于“补杜法”和“改杜法”的小补小改，不满于强类目以就十进的机械做法，即在仿效《杜威法》十进制原则和标记方法基础上，对大部类的名称和次序进行全盘改造，期以新的分类体系容纳中国书籍。“仿杜法”以沈祖荣、杜定友、刘国钧、洪有丰、裘开明等人为代表。
沈祖荣和胡庆生合编的《仿杜威书目十类法》，分十大类，即000经部类书，100哲学宗教，200社会学教育，300政治经济，400医学，500科学，600工艺，700美术，800文学语言学，900历史。与《杜威法》相比，以“000经部类书”取代“000总类”，便于容纳数量宏富的经书、类书，并保持其整体性和连续性；将“哲学”与“宗教”并为一类，又把四部之子部归人110东方哲学；将“社会科学”大类下的“政治经济”与“教育”分别提升为两个大类，以增加经济政治和教育类目的容量，适应了当时中国急需经济政治和教育类知识的实际情况；将“应用科学”大类下的“医学”提升为大类400，并新设410中国医学；“语言”与“文学”并为“文学及语言”大类，又把四部的集部纳入其中，设820诗文，830词赋、戏曲，840诏令奏议，860公文尺牍等；把四部的史部单列为930中国史，又并列940年表年谱姓氏，970省府县志，等等。通过比较可看出，《仿杜威书目十类法》只采用了《杜威法》十进制及数字记号的形式，其大部类名称和次序已大不相同，它结合中国学术发展和四部法之长处，创造性地构建了中国式十进分类法，特别是将经部归入总类的做法影响了后来者。当然，《仿杜威书目十类法》分类表较简略，且分出“医学”大类有轻重失当之嫌，但它是图书分类法本土化的最早尝试，也是力度更大的一部。正如蒋元卿所说：“此法既系开山之书，较之近人著作，自为简略，然其所设类名，后之师之者，颇不乏人……此足见其影响于吾国图书分类改进之功，实未可泯也”。后来杜定友、刘国钧、陈子彝、裘开明等人都受其影响。
杜定友的《杜氏图书分类法》，亦采用《杜威法》的分类原则和标记方法，其类表分为十大类，即：000总类，100哲理科学，200教育科学，300社会科学，400艺术，500自然科学，600应用科学，700语文学，800文学，900史地学。与《杜威法》相比，它把“宗教”和“哲学”并为一大类，设为100哲理科学，“宗教”成为二级类目，即190宗教；把“教育”从社会科学中提升为一大类，即200教育科学；“语言”与“艺术”大类互换位置，使“语言”与“文学”大类相邻近。将四部之经部归入000总类，下设020中国经籍类以完整保存，如021群经，022易，023书，024诗，025礼，026乐，027春秋，028孝经，029四书等；将史部归入920中国历史；子部中的诸子归入i20中国哲学；集部归入820中国文学；丛书归入总类080；分类表以“2”为中国之助记符号。可见，该法对《杜威法》的大类名称和次序都做了很大改动，成为当时影响最大、使用广泛的分类法之一。
刘国钧的《中国图书分类法》(1936年版)，自称“盖为我国之图书作也”。为了妥当处理中国古籍，该法对史地、哲学、文学、宗教等类目做了大幅改动。其大类如下：000总部，100哲学部，200宗教部，300自然科学部，400应用科学部，500社会科学部，600－700史地部，800语文部，900美术部。其中，他仿效沈祖荣把“语言学”并入“文学”，形成语文部；特将“史地”提前，并分中国、世界两大部类，600专为中国史地所设，以容纳中国庞杂的历史书籍。对于经部，他主张分散处理，将通论群经的书籍置于总部设090群经，单经则按学科归类；子部并入《杜威法》100哲学，设120中国哲学；集部并入800语文部，有关中国文学的类目占4个二级类目：820－850；丛书则归人080。总之，与当时众多新编分类法相比，该法更好地解决了古籍分类问题。最重要者，它的类目设立不囿于十进，“每视中国书之有无多寡而定”。如总部、语文部等有十一类，
而美术部只有6类。部类下的子目设置更加灵活机动，更适合中国图书馆藏书实情。可见，《中国图书分类法》是民国时期图书分类法本土化程度最高的一部，也是影响最大的一部，故为当时众多图书馆采用，直至解放后，仍有200余所图书馆继续采用，甚至影响到台湾。
另外，裘开明的《燕京哈佛大学图书馆中文图书分类法》和洪有丰的《图书分类法》，也是本土化的重要成果。他们的显著特点是本着不拆散经部的态度，将经部和丛书各设为一大部类，突出了经部和丛书的重要地位，保持了各自的连续性和完整性。特别是洪有丰为照顾旧籍，以000丛类代替总类，而100经、200史地、300哲学及宗教、400文学的做法暗合了经史子集四部之分法，更体现了本土化特色。至于详细情况，限于篇幅，兹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分类法之本土化，焦点是如何对《杜威法》进行改造以适应中国典籍及特殊学术系统的问题，其关键是对四部拆分与否及如何拆分的问题，特别是对于经部的分类，在当时引起了“分”与“合”的争论。从前面的分析看出，王云五、刘国钧等人是主张拆经者，而查修、洪有丰、沈祖荣、裘开明、桂质柏等主张经部应集中列类，以保持经部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值得一提的是，对于经部，杜定友和刘国钧还采取了“合”中附“分”、“分”中附“合”的两可之法，可见经部分类之难，而且时至今日，对古籍的分类仍在“合”(线装古籍仍单独收藏并按旧法分类)与“分”(即新版古籍用《中国图书馆分类法》按学科性质分类)两可之间徘徊，始终未能妥善处理。对于被认为是四部中最芜杂的子部，各家都将其完全拆开，并按学科性质分别归入总类、哲学、宗教、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相应类目。总之，通过以上整合，《杜威法》得以不同程度的本土化，较好地适应了中国学术传统和图书馆实际，并产生了一批具有本土特色的图书分类法，初步建立了中国特色的图书分类理论与方法体系。
4、影响
众所周知，图书分类法具有时代性，并随学术发展和知识分化而不断革新。四部法因难以容纳新学而需要现代化，《杜威法》虽适应了现代学术分工和发展，但它毕竟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要使《杜威法》适用于中国图书馆，必须使其本土化，这是任何民族文化在与先进外来文化碰撞时必经的一个吸收和改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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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校大面积扩招，教师队伍和学生的能力也参差不齐，对大学语文教学的认识还停留在传统“一言堂”的阶段。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往往都已习惯了过去的照本宣科，对课堂教学过程中学生的主体地位没有清晰的认识，这极大地降低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教学效率。随着国家对高等教育现状的重视，大学语文教育的改革也逐步推进，院校、教师和学生扮演怎样的角色值得探讨。
一 大学语文教学现状
1.院校方面
高校对语文教学的重视要像对待专业课一样，从师资队伍、教材编制、图书馆文学类书籍配备到课程设置上，都要有专业、合理的规划，而现今很多高校在这些方面的努力还远远不够，教材修订的随意性、课程设置的时间往往不符合实际需要。如在课程设置方面，某工程类院校安全工程系下设煤矿开采专业，其专业特点非常鲜明，报考这个专业的学生心理预期与追求也同样非常实际，而院校在开设大学语文课程时显得一厢情愿，由于专业课占用了大部分时间，而语文教学依然想按照上古时期、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民国时期这个大致的中国文学发展脉络来开展的话，显然就会捉襟见肘，造成教学浮于表面、不深刻，学生只能了解每个时期文学发展的概况，起不到语文教学的基本作用。
2.教师方面
高校语文教学中，教师的授课方式并没有较中学时期有大的改观，依然是教师主导、学生被动接收的模式。而且对一些理工类院校来说，由于专业性质所限，即便设置了语文课程，也依然不重视，教师的专业程度和能力引起质疑，有些院校甚至就没有专门的语文教师，而是从类似院系抽调老师兼任大学语文教师，这种投机取巧的手段肯定不会有良好的效果。最终，不但没有取得预期的教学目标，而且任课教师也因精力分散，对主专业教学的把握出现偏差。
3.学生方面
由于经过了基础阶段教育的长期熏陶，多数学生在进入大学后如果不是报考文学相关专业的话，对语文学习的重视程度会较低。然而，基础阶段的语文教育侧重于语文基础知识、中国文学的发展概况等，并未有效地培养学生的综合语文素养、人文精神、文学理念等高层次能力。对新生来说，各地的发展程度不同也从客观上影响了语文教学，造就了新生语文水平参差不齐的现象。同样要看到，目前整体来说，高校学生对于语文教学，还是有基本的欲望和热情，语文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它是学习其他学科的基础，学生对大学语文的期待是较之以往更加宽阔的知识面，轻松有创意的学习体验，真正对学生生活、人生有指导意义的教学内涵。而中国文化历史悠久，这是优势，古今中外的文学观念、作家故事、作品都可以融进教学过程中，达到丰富教学内容的目的。
二 创新大学语文教学模式
1.教学理念创新
大学语文教育要充分考虑大学生已经具备的素质。大学生无论是心理、生理都有了一定的成熟，普遍具备了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念和人文理念。同时，他们对外部世界除了单纯的好奇心之外，更有了自己的判断，所以专业能力足够强的师资队伍才能真正帮助学生提高综合素质。高校要从观念和实际政策上加大对语文教学的投入力度，转变传统教学理念，根据大学语文的实际特点和院校的自我发展要求开设语文课程、修订教材。与此同时，对教师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效果都要做好及时的监督和评价，才能切实提高教学效率。
2.教学方法革新
多媒体教学、探究式教学已在中小学基础教学中深入开展，大学语文教学的创新发展同样可以适当地借鉴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方法，并结合大学生的特点进行细化和完善。灵活多变、丰富多彩的教学方法对语文教学有很好的辅助和促进作用，能极大地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在信息化发达的今天，很多学生都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相关资料和信息，如果兴趣浓厚，学生自我提升获取的知识储备超过教师也不足为奇，所以教师在新形势下也要不断提升自身语文素质，在课堂教学中融入多样的教学手段，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如演讲式教学，针对中国文化的三个黄金时期：春秋战国、魏晋和民国时期展开联想，要求学生对耳熟能详的诸子百家、竹林七贤和民国时期诸大家提出自己的看法，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可将学生划分为若干小组，每个小组选出不同的研究对象自行寻找资料，课下互相探讨拿出最终讲义，在课上以演讲的方式与大家交流互动，极大地提升了学生的专注度。而整个演讲教学的过程可以持续多个课时，将课堂教学模式完全转化，在短时间内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教学形式多样化
首先，语文教学要注重对学生文化涵养的熏陶，生活中处处是哲学，处处闪现着真善美的光辉，教师应积极组织学生开展活动，将课堂延伸到广阔的社会生活和大自然中，在真实环境的感染下，会自然而然地带给学生无限感慨，起到了陶冶学生性情的作用。比如诗朗诵比赛、特定文学主题活动、兴趣小组。其次，对于一些有实力的大学，可以邀请一些知名的作家、史学家等来校演讲，学生在与顶尖文学大家的接触中，面对面的交流提问带来的心灵震撼对学生发展的影响也是不可小觑的。第三，教师应摘取文化长河中的经典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同时对传统教学涉及不到的文化精华要努力展现给学生，拓宽他们的视野，帮助他们认识到语文的深厚内涵和无穷魅力。
三 结论
综上所述，大学语文教学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院校要从语文教学的各个环节入手，丰富教学内容，将文学的多姿多彩和语文自身的魅力充分发挥出来，鼓励学生自主学习，结合多元化的教学形式，将大学语文教学真正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培养大学生扎实深厚的语文功底，促进他们综合素质的提升。
参考文献
[1]潘静.探究教学法在大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J].教育探索，2011（12）：52～53
[2]田素芹.当前高职大学语文教学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对策[J].教育与职业，2011（2）：11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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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亲近自然，生命意识在闲暇教育中萌芽滋养
歌德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语文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亲近生活，把有限的课堂学习转化为更广阔的学习，让学生超越书本知识学习的局限，从自己的生活中发现问题，发现生命的可贵，进而引发对环境和生存等问题的思考。闲暇教育则是语文个性教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课堂教育的拓展延伸，是生命意识培养与渗透的关键所在。
二、感受欢乐，生命意识在课堂教学中激发渗透
让课堂成为孩子生命的狂欢场域，个性化的语文教学应充盈思考的乐趣，体现生命课堂的不懈追求。
传统的语文教学或者过分强调知识体系，知识就是力量，教材编写也以知识立意，教者重视现成知识的灌输，学生成为单纯知识接受的容器，获得一些静态的固有知识，缺乏对生命的应有思考；或者过分注重语言知识运用能力的训练，强调科学化，以大量题海战术的训练代替了学生独特的个体感悟，丢弃了语文中活生生的生活元素，语文学习成为纯粹的痛苦折磨，而不是快乐的阅读、积极的思考，学生个体生命得不到应有尊重，生命意识淡漠，产生一些心理障碍，甚至人格扭曲，无视自己或他人生命的现象也就会越来越多。
三、理性思考，生命意识在阅读经典中充盈丰厚
生命过程中不仅有成功与欢乐，也会有失败与苦痛。面对坎坷挫折，是一蹶不振、消极颓废，甚至脆弱到轻易放弃生命？还是迎难而上、百折不挠，活出生命的尊严与韧性？阅读经典的文学作品会带给我们有益的启迪与感悟，让思想变得丰盈，让生命意识的境界得到提升和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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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起赫尔巴特流派教师中心、书本中心、课堂中心的教育理念及"五段教学法"传入中国并逐渐流行。由此，传统教学模式中以学生为中心的"学"，逐渐变为以教师为中心的"教"。
但到民国初年，赫尔巴特流派教学法的缺点与不足开始大量暴露，并受到广泛批评。寥世承说："课室内死气沉沉，除了教师讲解的声音，学生呆望的态度，绝少变化的气象，生动的精神。"[1]（P50）说："教书，并不是像注水入瓶一样，注满了就算完事。最要是引起学生读书的兴味……等到学生实在不能用自己的力量了解功课时，才去帮助他。"[2]（P109）
这时，杜威"儿童本位"、"兴趣主义"等一系列"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传入我国，极大地影响了语文教学并掀起了研究新教学方法的热潮。这个时期影响较大的教学方法有自学辅导法、分团教学法、设计教学法等。"这些教学法提倡在教授时，以儿童自己的活动为中心，教师立于旁观地位只尽辅导之责，这些方法被统称为'自动主义教育法'。"[3]（P14）
二 自动主义语文教育的特点
自动主义在民国教育中风行一时，深深影响语文教学发展，其特点主要如下：
第一，教材变革。
首先，教材的语体改变。自动主义的提倡者认为作为思想感情的载体，白话接近口语，比文言更利于学生的自我表达及自动学习。1920年教育部通令规定，凡国民学校都废止所用文言文教材，代之以现代语体文，至1922年止，停止使用一切文言文教科书。至此，白话文教材及国语教学在学校教学中的位置得以确立。
其次，教材体例内容改变。教材中大量有利于学生接受的内容如儿童文学、儿歌、插图等开始出现，教材选材则多为生活日用的实物、场景、良好生活习惯的养成以及勤学作人的道理等。设计主义教材还主张打破教科书固有体系，完全按学生认知习惯与生活问题为中心编排相互"联络"而"分科"教材。
最后，教材性质有利于学生自学。教学实践中，人们把语文教材逐渐定性为一个帮助学生学会阅读的工具，而不仅仅是阅读的对象并增加补充教材，扩充阅读书目。主张"指定分量，由学生自修"，扬州中学的语文课开有略读课，并通过指导学生阅读"专书"来扩充他们的阅读量。这些观念、做法发展到后来便有了叶圣陶的"教材只是个例子"，"教是为了不教"等名言。
第二，教学方法注重学生自学。
在语文教学中产生了大量有关自动主义的教学方法，比如自学辅导主义教学法、设计主义教学法、分组教学法、"创造教育"教学法，还有黎锦熙的"自动主义的形式教段"教学等。这些有关自动主义的探讨极大地强调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为当今的课堂改革留下了宝贵的资源财富。如在语文课文的诵读中，"受儿童本位和自动主义的影响，此时期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多采用鼓励学生大胆朗读，而后教师和其他学生再给予指正和补充的教学方法。这使儿童面对新的材料时能够积极去探究，用自己的理解和思想去解读……避免了原来教学中学生不动脑思考，只是等待教师的讲解或标准答案的弊端。"[4]（P14）
第三，课堂模式发生变革。
道尔顿制是美国学者柏克赫斯特在1920年创立的一种个性化学习策略，它的核心是学生通过与教师签定学习"工约"（学生一个阶段内必须完成的学习任务，附有学生自学辅导建议）来进行自动学习。教室被改为实验室，供学生自修及讨论用。学生将各科工约完成后，经检查合格，换取下一阶段的工约。学生什么时候学完全部课程，就什么时候毕业，既没有入学时间的限制，也无升留级制度。1923年自动主义在中国达到，1923至1924年全国行此制之学校达百校，它极大地冲击了班级授课的教学模式，为解决传统教学的单纯灌输、被动接受问题做了有益的尝试，但也出现了部分学生怠于学习、成绩下降、费时费力等问题。
第四，辉煌与遗憾并存。
民国自动主义语文教育密切联系世界教育发展潮流，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使其自求知识，独立研究，自由活动，完成人格的成长，为解决学生被动式学习的缺点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是由于时代局限，总体来看它在民国的推广范围及成就是有限的，留下了不少遗憾。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经济及师资条件有限。自动主义教学法的推行及试验离不开相应的物质基础及师资。但当时中国当时的图书及学习资源有限且师资队伍奇缺，不利于学生的自学，也无法承担个性化教学过程中赋予教师的沉重任务。以扬州中学为例，当生源增加，教师数量不足时，学生阅读指导便由专书便成文章，这显然不利于自动主义教学的推广。
其次，传统教学模式的深刻影响。学生受传统教育模式的影响，从小就养成了被动式学习的习惯，一旦被放开手脚不知该如何学习。不少学生因年龄小，自制力差，在自动主义的学习中变得偷懒，影响了自己的成绩，如"道尔顿制"竟被师生们形容为"逃而遁之"。
最后，民国纷乱的政治及社会环境影响。民国时代社会混乱，教育经费短缺，北洋军阀及政府的又力图控制学校教育，再然后又面临日寇入侵，这种险恶的环境显然也不利于自动主义教育的推广。
但是，虽然自动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并不顺畅，它在国外却继续成长，以致不少中国学生到西方留学时很不适应。如导演李杨的留学一开始就很不顺利，"他外头一天上课，老师拿了一张纸，让学生们读上面开列的二十几本书，几星期之后要出个论文。他感觉那二十多本德文书自己根本读不了，论文也不会写。"[4]（P126）在科隆电影学院读书时，"有一天他找到导师抗议，因为同班同学太能侃了，课堂上这个讲讲那个讲讲，他什么也没有听到。他对老师说，我不远万里从中国来，是想听您讲课，不想听他们的。"[4]（P127）很显然这是自动主义在国外蓬勃发展后所造成的中外差距。
三 自动主义教学法对当今语文教学的启示
民国自动主义教育来改善今天的语文教学是非常必要的，其启示主要如下：
第一，将教材与课外书籍相结合。当今语文教育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阅读量的不足。单单依靠课内有限的阅读篇目想提高语文能力效果无异于缘木求鱼。今天的中国物质条件无疑比民国要好上很多，我们可以仿效国外教育的形式，加强包括中小学在内的各级学校图书馆及信息化资源建设来给学生阅读量的扩大提供丰厚的物质基础。
第二，将课堂教育与课外学习有机结合。民国语文教育的实践证明课堂教育仍是当今教育必不可少的教育手段。但是我们可以以一种有机的形式将课堂教育与课外教育、社会教育结合起来。只有让学生感到他们所学的知识有用，才能极大地发挥学生学习创造的积极性。
第三，将学生中心论与教师中心论有机结合。无论是片面地强调以学生中心还是教师中心都有缺陷，前者易受学生懒惰等习惯的影响，后者不利于学生创造性的培养。教学中要把两者结合，既严格培养学生的学习方法及学习习惯，又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打造充满趣味而实用的语文课堂，推动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与教师指导之间达到一定的平衡。
参考文献：
[1]廖世承.最近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
[2]单中惠.教育小语：100位中外教育家的智慧感悟[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3]孙梦岚.民国时期小学语文教材探微[D].呼和浩特：内蒙古师范大学，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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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镜源流，彰显传统理论资源
北京师范大学童庆炳教授在《〈文心雕龙〉“物以情观”说》一文中以刘勰《文心雕龙》反复提出的“情”的范畴为讨论对象，认为刘勰对于文学情感问题的贡献在于他全面揭示了情感在文学创作中的运动。他指出，研究者们关注中国文学的“情”的传统，却忽略了中华古文论中“情观”论，即情感的移出过程。刘勰所提出的从“物感”论到“情观”论，恰好构成了诗人在创作中的情感全部运动。因此，研究者应对刘勰的“物以情观”的理论以更多的关注。南开大学的卢盛江教授在《蜂腰论》一文中认为“蜂腰”应以《文镜秘府论》的解释为准，蜂腰为什么是病犯，是考虑到句中节奏点。永明诗人提出蜂腰，诗作又犯蜂腰，是因为声律追求自身有矛盾，一些病犯规则从理论的提出到创作中实际运用有一个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圣元教授在《唐宋类书“文部”的文献文体学价值》一文中认为，中国古代类书尤其是唐宋类书最丰富、最集中、最系统地把中国古代文体文献资料汇集在一起，具有“综罗文体资料文献”的功能。中国社会科学院杜书瀛教授在《关于“评点”》一文中认为，“评点”是中国古典文论的典型形态和主要样式之一；通过对评点源流、理论形态特征、组成因素的清理和分析，他认为“评点”这种批评方式最切合中国人把握对象、感受对象的心理特点和思维方式。北京师范大学李壮鹰教授在论文《“选官”与“选佛”》中探讨了士林与禅林的风习的交相影响，并重点论述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唐后士人在贡举中形成的文人集团的组织形式是受了禅家“选佛”机制的启发，二是唐代的“秀句”、“格”、“式”等诗论著作形式也是士人选官与禅僧选佛交相影响的结果。首都师范大学左东岭教授在《论高启诗歌审美观念的转变》一文中对高启的诗学观念进行了考察，认为入明之后，其诗学思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主张格、意、趣的兼顾，表现在创作上则是台阁诗与咏怀诗的兼顾。但由于明初严酷的政治环境，从而使其诗学理想与创作实践同归于失落。首都师范大学吴相洲教授在《“绮靡”解》中认为：陆机《文赋》中所说“绮靡”是指诗歌声律而言；“诗缘情而绮靡”实际上承袭了儒家对诗歌的一贯看法；后世学人对“绮靡”的种种指责其实是一种误会。北京师范大学姚爱斌副教授在《王夫之〈诗•小雅•采薇〉评语的症候式解读》当中认为王夫之在评语中提出的“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倍增其哀乐”的观点，不但与诗意不合，也有悖其本人的诗歌情景观。忻州师范学院刘淮南教授认为《文心雕龙•原道篇》在文学理论基础的建构和文化血脉的承接方面，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北京语言大学郭鹏教授在《论“邵康节体”》一文中探讨了“邵康节体”作为一种特色化诗体从开始确立到流传的过程，辨析了包括《沧浪诗话》在内的宋人诗评中所谓“邵康节体”的本来含义。安庆师范学院方锡球教授认为明代中后期，唐诗学研究出现大量论争，最著者乃是“唐无五古”、“唐人七律第一”、“李杜优劣”等争议。在这些论争中，包含艺术理想范型与诗歌、范型与诗歌衰落的关系，关涉“诗变”问题。
（二）理论话语资源的重新审视香港教育学院的陈国球教授在《“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以陈世骧之说为例》一文中集中探析陈世骧的中国文学史论，对“抒情传统”的提出背景和内涵进行了重新的清理和辨析。值得关注的是，本篇论文以翔实的资料展现出陈世骧站在中西比较的角度来阐明自己观点的文化立场，已经表现出那一代学人在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时，重新审视自身文化传统的自我意识和努力。他认为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陈世骧“抒情传统”的论断在解释中国文学和文化时，仍有不小的理论阐释空间。北京师范大学王一川教授试图激活传统文论中的“感兴”传统，为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当代文学研究拓展阐释空间。他认为无论是“典型”还是“意境”这些来自古典传统的批评术语，都要回到“感兴”。他提出要把感兴和修辞论结合起来，即：感兴修辞，以弥补中国现代文论术语缺乏的困境。中国人民大学袁济喜教授在《从道器角度观察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知识建构》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不仅应注重其具体的理论学说，范畴命题，以及演变发展的通史，更应注重背后的精神价值的开掘与承传。要使中国古代文论走出以古释古的范围，与当代文学活动相融汇，变为当代文论发展与延伸的精神资源，这种创造性的精神阐释与承传是一项重要的工作。#p#分页标题#e#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的吴子林副编审以历史主义的精神透视、辨析了孔子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和“《诗》可以兴，可以群，可以怨”两个诗学命题，提出追求理想的人格精神和生命存在的完美境界，是孔子诗学思想的最高旨趣；孔子的诗学思想与其说是“实用”的或“功利主义”的，毋宁说是重视自我人格修养之人生实践的生命诗学。中国社科院彭亚非教授认为，中国文化的特征可以说是一种哲思文化，正是中国哲思文化与智慧文化特有的终极追问意识，影响了乃至决定了中国文学、中国诗学的特有本性。这一特有本性与中国文学、中国诗学的文构示意性叙事形式的结合，便形成了中国文学理念中相应的感知、意会的诗歌接受与阐释传统。中国传媒大学张晶教授则从中国文论及艺术理论中发掘中国美学中的生命感及空间感。以此来重新观照中国传统文论中的“物色”范畴以及“气化”思想，为我们认识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的特征打开了一个新鲜的视角。北京师范大学程正民教授认为，中国的文论研究需要有开阔的国际视野，通过国际交流，通过中西文论的比较研究，在世界文论的大背景和大格局中突显中国文艺思想的独特价值、地位影响。他着重介绍了巴赫金“外位性”理论对于文学研究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意义。西南大学代迅教授认为中国的文论研究要摆脱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础的世界主义观念，吸收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同民族国家的跨文化资源，中国文论在异域的传播并富于建设性地融入西方文论体系，在世界主义文论话语的建构过程中将发挥不可替代的特殊重要作用。辽宁大学的高楠教授认为，文学理论的品格在于向着文学生成，因此他提醒研究者要始终着眼于从文学经验的维度出发来进行理论的阐发和开拓。北京师范大学毛峰教授则借鉴了传播学的理论资源来探讨中国文学思想的研究。北京语言大学的黄卓越教授在《批评史、文论史及其它》中指出，在目前所称的“文论史”的概念中，应当关注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批评史”概念的独特性，这源于批评史的概念在提出时所注入的特定内涵。由此可见，文论史的概念不仅不能全部囊括批评史的意义，而且二者之间实际上还存在着某种裂隙与紧张。通过对文论史概念的批判性反思，“理论之后”的趋势正在逐渐形成。因此黄卓越教授将批评史、文论史两个概念的区分作为重新理解学科史范式及其转换的重要命题。
（三）方法论的阐释与反思
作为对文学理论研究的方法论探索而提出的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是本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北京师范大学李春青教授对“文化诗学”这一理论方法的来源和走向进行了梳理和阐发。在《论“中国文化诗学”的源流与走向》一文中，李春青教授指出：“中国文化诗学”虽然借用了来自西方的“诗学”和“文化诗学”概念，但它的含义却是指面对中国独特的文学现象而产生的独特阐释理念与方法。它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从“诗言志”到“知人论世”，再到“文变染乎世情”，形成了中国式的古典阐释学传统。追溯中国式的古典阐释学传统，并使这种传统活跃在现当代的理论阐释系统之中，这一点成为“文化诗学”这一极具方法论意义的命题的要旨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叶舒宪教授提出“诗学”的概念应该重新进行清理，即重新回到亚里士多德，探讨其阐释背景和理论规定性。叶舒宪教授提醒学者们要谨慎使用西方的理论概念对中国文学乃至文化现象做概念化的图解。他提出了四重证据的研究方法。第一重证据是四库全书等传世文献；王国维把地下挖掘出来的甲骨即甲骨文叫做第二重证据；第三重是联合国命名的口传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第四重是地下新发现的考古学物证。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方喜教授也认为，“文化诗学”的概念需要澄清，但他强调这个概念不必跟西方文论中的“文化诗学”对应起来，因为这个提法不仅在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中存在，而且应该有它独特的理论内涵。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胡继华教授认为，方法论蕴含着学术伦理，体现出建构意识，同时与中国古典文化精神有着隐秘的关联，支配着对西方文化的取舍立场。
除了方法论的探讨之外，还有一批卓有成效的个案研究。山东师范大学李衍柱教授谈到了审美视野观照下的的《大秦帝国》并论述了杂文学观、纯文学观、大文学观的互动与转换。北京师范大学陈太胜教授在《叶公超的现代诗学与新旧诗之争》一文指出，叶公超以“音组”为基础提出了关于新诗格律的基本主张。新诗能够与中国古诗相媲美的不是它的吟唱性，而是基于“说话的语调”为基础的对现代生活的切入与表现。北京师范大学李怡教授试图用“民国机制”来构建中国现代文学的阐释框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唐晓敏教授探讨了从韩愈到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台北市立教育大学梁淑媛教授对台湾鸾堂劝化赋及其内容进行了分析；台湾政治大学的侯雅文教授以李梦阳诗学为例，讨论了和同文化与中国古典诗学之关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唐宏峰讨论了晚清小说中的风景描写问题。此外，山西大学郑伟《郑玄、郑樵〈诗学〉比较论》、北京舞蹈学院吴海清《魏晋南北朝文体建构活动与社会权力结构的关系》、彭民权《话语建构与政治言说中的文学——论〈淮南子〉对〈庄子〉的接受》等研究成果令人耳目一新。
篇12
“篾兒干”考——兼论蒙古古代狩猎文化
宁夏盐池县旧志(光绪)《花马池志迹》考略
近代回族报刊对回族妇女的抗战动员与宣传——以《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为例
在京藏族知识分子的社会交往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粤东畲族招兵节研究——兼论南岭走廊民族文化互动特征
社区发展与居民参与——关于银川市C、J小区的调查
从内涵界定理解传统文化的全球化
改革开放后西北回族聚居区的商品贸易服务网络——以甘肃临夏八坊回族聚居区为例
产业价值链在县域产业发展中的特色效应显示——兼论民族县域特色资源价值实现
游牧人口定居:改善牧区发展环境的引擎——以甘南牧区为例
银川市域经济发展中的第四产业选择——基于区域禀赋和政策机遇
中亚东干文学与中国文化的互证与互补
中亚东干文学中的自然主题及其成因
东干作家白掌柜的简论
多民族和多语言国家中的母语确认
双语教育模式下的跨民族文化心理认同矛盾与调适
《古兰经韵译》及其注释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再次入选CSSCI来源期刊(2010-2011)
在国家与民族认同之间
公共知识:“文化族群”/“国家民族”与公民
族群与国家:文化的想象与公民的认同
跨国民族流动与国家认同构建——以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箐脚村苗族为例
巴尔虎蒙古族的历史记忆与认同实践
变迁与调适:青海哈萨克族生产生活八十年
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研究综述
新疆东乡族基础教育双“瓶颈”问题研究——以霍城县老城村为例
武陵山区民族教育五个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黔西南布依族儿童早期教育若干问题调查与分析——以兴义市市区、安龙县城区与坡岗村为考察点
东干文学中的“乡庄”世界及其文化意蕴探析
中亚华裔东干文学与俄罗斯文化
中亚东干讽刺文学与俄罗斯讽刺文学传统
东干文学与伊斯兰文化
由重叠共识到和解共生——塔里格·拉玛丹论西方穆斯林的未来
人口人类学若干理论问题——基于与民族人口学的比较分析
论过山瑶的挂灯仪式——来自广西河口的人类学调查
蒙古与大理关系新探——以“斡腹之谋”为视角
中国古代女神婚姻的特点及成因
关于元朝的国号、年代与疆域问题
对高句丽“回葬”习俗的质疑
中国“民族考古学”理论研究述评
《突厥语大辞典》写本的流传
土族《格萨尔》说唱艺人调查及保护对策研究
藏传佛教寺院僧人养老模式研究——以塔尔寺为例
民族共生关系分析模型及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甘肃汉藏杂居村庄民族关系现状——以舟曲县嗄麦诺村为个案
自治区自治条例出台难的原因分析及对策
法治视域下的宗教事务管理探析
民族自治地方变通执行与停止执行法律问题探析
中国经济发展中地区之间污染转移现象的表现形式及其原因分析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研讨的局限及反思
元代回回诗人蒲寿(山成)仕履及文学成就综论
论东干诗人雅斯尔·十娃子的诗歌
马复初哲学中的“全体大用”探析
当代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潮与中国的“和谐世界”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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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大学语文作为高等教育之中最为重要的一门基础课之一，其重要程度不言而喻。在大学阶段开展语文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让学生更好更深入地了解汉语知识，并且在此基础之上能够达到灵活运用的目的，同时还要学生通过对文学作品的了解和学习不断地增加知识储备量，让学生在此过程之中增长见识，开阔眼界，从而达到不断提高学生文学素养的最终目的，为我国文化的传承和进一步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动力。然而，目前的大学语文教育之中还存在着很多引人注目的突出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学科边缘化；教材陈旧，缺乏特色；师资力量薄弱；教学方法陈旧；教学时间不足；学生学习目的不明确，态度不端正，教育质量滑坡等多种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地影响了我国大学语文教育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本文试图针对这些问题提出解决对策以提升我国大学语文教育的水平。
二、大学语文教育中的现状
1.中小学教育中的遗留历史弊病
我国的中小学教育模式目前主要是应试教育，这直接导致了目前小学、初中和高中的教学模式是跟随着应试教育的脚步而逐步前行的，也就是教师在进行文学教育的时候不能够对学生自身的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其教学的主要内容都围绕考试的内容、也就是每年的考试重点。这种教育方式会直接影响老师的教学思路和教学的内容范围，也会导致教学内容的变化程度较小，使得教学的内容陈旧、缺乏特点，教学的质量下降。而且这种应试教育也直接导致了部分学校和家长以“红线关’作为衡量老师和学校优劣的标准，错误地把成绩作为一切的标尺是直接导致老师和学校在教学的过程之中只考虑学生考试成绩而忽视学生应该接受的文学知识的根源。这种应试教育的考核系统的偏差性和不全面性直接影响了我国教育科研水平的提高。
2.师资队伍整体素质有待提高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大学语文教育的整体水平对其最有直接影响的就是老师。可以说老师是人文素质教育成败的关键所在，由此可见语文教师的重要程度和重要的地位。但是，目前的一些高校之中却存在着一种这样的现象，很多的大学语文老师在任教之中成为了相对而言的弱势群体，其主要原因在于大学语文教师在教学过程之中很少能够跟科研进行有机的结合，而目前我国高等院校之中科研成果又是教师考核标准之中最为重要的一项。这就直接导致了一些语文课程的老师在大学的科研竞争压力下不断的转岗，直至放弃大学语文教育，因为科研成果直接关系着大学老师的晋级评职称和进一步的发展。所以会出现现在的大学之中的语文教师多数是教学能力相对较差的老师在担任，这也就是大学语文师资队伍整体素质不高的原因所在。
三、大学语文教育中的现状及对策
1.改进大学语文教育的考核方式
基于目前高等院校语文教育之中出现的问题，最为重要的就是改变现有的考核方式，这里面不仅包括教师的考核方式也包括学生的考核方式。改变教师的考核方式就是改变只根据老师的科研成果进行评称的单一方式，而变为综合考评老师的课堂氛围、教学结构以及老师指导学生的学术论文的发表等等。另一方面，改革对学生的考核方式，就是改变传统的试卷考核模式，更加注重考察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全面发展的能力，将应试考试改为美文识记、课外创作、论文写作、课堂讨论、经典诵读、演讲比赛、社会调查、辩论赛等多种考核方式以便促进高校学生的全面发展，提高高校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人文素养。
2.加强大学语文师资队伍的建设
要进一步提高高等院校学生的文学素养，主要还要提升大学语文教师队伍的师资力量。为了更好地培养文学素质高的大学人才，一定要做到大学语文教师学者化，大学语文课程专业化。大学语文教师学者化就是说将各个文学领域的专业的专家和学者邀请到大学校园从事大学的文学教育，正如民国时期闻一多、沈从文、朱自清等著名的学者到大学之中担任语文教学一样，这些著名学者不仅能够提升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还能够为其他教师提供榜样作用，让其他老师向他们学习优秀的教育方法。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对现任的大学语文教师的培养，加强大学语文教师的职业道德修养，勤勉治学、诲人不倦。最后，还要将大学的语文课程向专业化发展，也就是说在提升大学教师学者化的同时提升教师的专业水平，做到大学语文教师能够以专业的眼光去审视文学作品，并且做到深入浅出地将其中的文学内涵传输给学生，让学生能够更好地吸收文学知识，扩展视野，最终达到整体提升学生文学素养的目的。
四、结言：
它肩负着提升大学生人文素养的重大责任，主要面向普通高校非中文系专业的学生，主要教学目的是通过欣赏文学作品、阅读文学著作来培养学生的文化修养和审美水平，锻炼大学生的阅读能力，促进他们形成终身阅读的理念，并在潜移默化中使大学生得到更多的传统优秀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熏陶。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