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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域环境污染现状
首先，固体废弃物的大量集中和扩散，导致二次污染事故频发。区域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人口过于集中的特点导致区域固体废弃物的不断堆积，造成大量土地资源浪费的同时加剧了对水体、土壤以及大气的污染。许多没有经过处理的工业固体废弃物被直接倒入江中或是堆放在城市的周边，增加了污染源，并且这些大量的固体废弃物还得不到无害化的处理以及回收，进而导致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其次，土壤污染出现转移现象，严重威胁着农产品的安全。区域中的土壤污染主要表现在污染物随着大气和水体进行着空间的转移和变化。举个例子来说，大气沉降将工业废气以及含有重金属的锅炉粉尘带到附近的城市之中；工业生产所排放出的二氧化硫会形成酸雨，对土壤和河流造成酸化现象；垃圾场的垃圾会随着地下进行渗透，进而造成地下水污染，同时威胁着农产品的安全。再次，水污染的现象频发并逐渐堆积，造成水资源严重紧张。多年的工业化发展造成了大量未达标或零处理的污水排放，严重超过了水体自身的纳污能力。中国的水污染问题十分严重，并且成因极其复杂，污染物总量高且种类多，造成了水资源的严重紧张。区域面临着水质危机和水资源短缺的危机，同时污染范围还逐渐扩展到了地下水，由原来单一的污染发展到复杂性的污染，逐渐形成了工业污染与生活污染共同存在的堆积状态，进而导致一次污染物与二次污染物的肆意叠加，形成了复合污染的状态，所以创新区域环境治理模式迫在眉睫。
二、区域环境治理体系中所存在的问题
首先，没有明确制定相关的法制，无法通过法律来对环境进行保护。区域环境治理模式中最为重要的保障就是法律法规，现阶段中国已有的环境法律并没有对区域环境治理的责任和主体进行明确的划分，缺少一定的可操作性，进而很难做到落实和执行相关的法律，政策的力度也被大大削弱。并且各个部门之间没有进行沟通和协商，只是根据自身的利益来制定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划和政策，导致各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甚至存在一定的矛盾。区域之间都有自己所制定的环境标准，具有明显的差异性，行政交接的区域很容易出现排污企业转移的现象。与此同时，区域所执行的政策过于单一化，主要以强制性的手段为主，缺乏鼓励性以及经济调节性的政策，并且缺乏其他的辅手段，进而导致社会力量边缘化。其次，机制被破坏，区域环境治理模式呈现出碎片化的现象。生态环境是典型的公共产品，具备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很容易造成“公用地悲剧”的情形出现。中国现有的垂直型行政体制与区域的中心结构不相符，区域往往是根据中央政府或特定行政区政府所下达的政策和命令作为行动的准则和标准，属于一种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进而导致区域被传统的科层管理所约束，出现中心和区域松散合作的现象。区域内部的协调机制并没有理顺清楚，导致双方合作之间存在模糊的法律地位、环境政策无法执行到位以及协调机构不具备一定的权威等等问题，进而造成行政区各自行政，出现脱节的情况，所以区域的协调机制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再次，体制不完善，没有制定系统规划以及顶层设计。城市群的划分主要是以行政区为单位，进而很难形成顶层设计，制约区域资源的一体化和整合处理的发展。现阶段，区域中的城市都以自政为主，以封闭式发展为发展模式，没有统一建设基础设施、空间结构、产业发展、环境保护以及功能定位等等，进而出现了环境恶化、规模失控、结构失调、盲目竞争等等问题。与此同时，区域建设还没有考虑生态、文化、社会以及经济等影响因素，只是一味地追求经济利益，而忽略了区域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除此之外，人为因素的强制性影响造成了区域组织系统的凌乱，出现了脱节的现象。资源环境的约束越来越严重，无法保证粗放式、外延式的区域发展模式可持续进行。
三、区域环境治理模式的创新策略
(一)通过文化的带领形成绿色生产、绿色生活的新模式
提高人们的生态文明民族意识应将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模式与自然生态文化相融合，进而建立起国民环保意识，养成尊重自然的生态文明文化，推进社会格局、生产方式以及产业结构的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模式的形成。与此同时，将低碳发展、绿色发展以及循环发展作为建设绿色环境的重要工作，重视发展低污染低消耗的服务业，将产业结构向环境污染少、资源消耗低、科技含量高的模式转变，积极推进绿色生产方式，促使生产过程实现无害化、清洁化以及废物处理资源化，进而形成具有高效循环特征的生态产业文明。除此之外，积极宣传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消除不良的生活观念和消费理念，逐渐建立起绿色的消费模式。并且大力推广和普及新能源技术、减排技术以及环境政策等等科研教育，让民众能够主动参与到保护环境的志愿服务中，倡导民众使用清洁能源以及节能电器等，培养共建共享、绿色出行的理念，建设区域中的城市公共交通，强调绿色出行，进而带领公众实现低碳生活。
(二)多方实行共同治理，加强社会监督和内部约束
对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以及公众等的利益主体进行权责和地位的明确制定，进而建立起多层次网络化的多方共同治理机制。主要是采取建立合作互信愿景来履行共同环境治理的责任，主要以保护环境为目标，横跨公私机构和组织，共同发挥出自身的社会作用，进而建立起公民社会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依赖合作关系。与此同时，应将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纳入考核政绩中的标准之一，强化对考核信息的揭示。制定关于损害生态环境的责任追究和倒查机制，实施行政复议以及行政诉讼，进而对司法诉讼程序进行优化，合理制定出各方责任，并且创新社会民众进行诉讼的激励制度，鼓励社会民众进行监督，充分发挥出其监督作用，确保环境中的公平，还可以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来完善举报机制。除此之外，增强非政府组织、企业以及民众的环境保护工作参与，进而为区域环境治理的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不断督促企业完善践行环境保护责任、激励以及补偿机制，向民众自愿的公开环境保护信息，自觉履行控制污染、节能减排的责任。同时也要支持和引导非政府组织进行环境保护，给予其更自由的自主权和独立性，充分发挥出其在社会中的作用。充分利用社交网络以及现代社交技术的资源，增强区域环境治理的责任和政策的落实和贯彻，并且通过实施听证制度以及公开环境信息以及通报的制度，进而推进建设社区公众以及网络的参与机制，多方协商建立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
四、结语
区域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汇聚了众多人口和大规模的产业，进而造成了资源消耗过大以及污染排放过多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通过分析现阶段区域环境治理所存在的问题来对原有的治理模式进行创新研究，进而保证区域环境治理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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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人文性的实质是人文精神,语文课程人文性的生成过程直接体现在学生人文精神的生成过程中。关于人文精神,历来有不同论述。于满老师认为:人文精神的内涵应包括知、情、意等方面,主要指人格、情感、意志、性格、心理品质等。又有人说:"人文精神最集中的特点就是对人心理的滋养作用。"还有人认为:"人文精神是人类文明成果的思想内核,也是对人类的现状、将来的关注与责任。
整合相关论述,具体到语文课程方面,人文性意味着:语文课程应凸显教师的人文关怀,体现对学生文化个性的尊重,把人文精神的养成作为课程目标的一种课程价值取向。具体而论,语文课程的人文性应具备下列三个特质:(1)把人文精神的培养作为语文课程的价值取向,并以此来制定语文课程目标和选择语文课程资源。(2)学生作为具有文化个性的人,在语文课程中受到人文关怀,受到真善美的熏陶,其自身的体验和个性心理特征受到尊重。(3)教师成为语文课程的建构者、组织者和引导者,在课程中努力突出为学生发展服务的理念。
二、人文性对于语文教育的意义
首先,在语文教育中注重人文性有助于转变教师观念,提高教师素质。倡导人文性,势必打破"教师中心"和语文课堂中的"权威主义""话语霸权",使教师的地位和角色发生转变,由语文课程中的灌输者、命令者、训练者变为商讨者、组织者、引导者倡导人文性,能促使教师在关注学生语文知识、语文能力发展的同时更加关心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发展倡导人文性,更能让教师深刻理解"唯有用灵魂才能塑造灵魂"的道理,对于教师实行课堂民主,营造宽松和谐、富于人文气息的课堂氛围将起到良好作用倡导人文性,有利于教师专业素质的提高,不断提高自身人文素养,注重人文关怀和语文教育的感染熏陶作用。
其次,在语文教育中注重人文性有助于转变学生观。注重人文性,必然认识到学生首先是人,是受人类文化熏陶的人,是生活中的人,是有其独特个性心理特征和情感体验的人。因此,在人文性的语文教育中,学生的独特情感体验将受到尊重,学生的学习方式将受到鼓励,学生将始终被看作是一个大写的"人"。此外,强调人文性,还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学生的发展,认识到学生的发展不仅仅表现在语文知识和语文能力方面,更表现在学生的人文素养方面。
再次,在语文教育中注重人文性有助于转变知识观。传统语文课程过于强调工具性,片面强调知识的系统性和对知识进行强化巩固,忽视获取知识的过程与方法及以知识为载体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养成。在语文课程中倡导人文性,无疑将有助于纠正片面强调工具性的偏差,使知识的获取与学生的个人体验与感悟相联系,与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相适应。此外,倡导人文性,还有助于打破语文教学中的"知识实用主义"观,强调非实用知识(如古代诗文)的教学,注重发挥其对人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有助于学生良好人文素养的养成。
三、语文课程人文性的实施规范
(一)在课程目标和内容方面
要体现语文课程的人文性,在课程目标上,应显性目标和隐性目标、行为目标和表现性目标、结果目标和生成性目标同时并重。既应注重系统知识、基本技能、基本能力等目标的达成,更应注重高尚的情操、个性、价值观等目标的达成。偏废了语文课程的隐性目标、表现性目标和生成性目标,实施人文性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在语文课程内容的选择上,首先应充分挖掘教材的人文内涵,使语文教材人文化,教材内容应适合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适应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密切联系学生的经验世界和想象世界,应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创新精神"。其次是要充分利用多种课程资源,如报刊、影视、广播、网络、广告、自然风光、文物古迹、民俗风情、全球事件等都可作为课程内容,成为培养学生人文精神的良好素材。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教育者,在对上述人文资源的利用过程中,应切忌形式化、模式化、机械化,最重要的是应真正落到实处,以人为本,成为课程资源的组织者,成为学生人文精神的唤起者。
(二)在语文课程教学方面
要在语文课程方面体现人文性,我们认为,应在教学中完成三个转变。
一是由教师强加体验转变为学生亲历体验。传统语文教学以灌输为主,学生对文本的理解常常是鹦鹉学舌,以教师的讲授为准绳。此种教学虽也强调学生“揣摩”“领会”“体验”,但其实质是一种"假"体验,是教师强加的体验。实施人文性教学,势必转变这种局面,鼓励学生自主体验,认可学生对语文材料的多元化反应。
二是由讲授式教学转变为研究性教学。在讲授式教学中,教师被视为知识的源流,学生则是知识的容器。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基本是"授"与"受"的关系,学生的能动性和创新精神被扼杀。提倡人文性,就是要把学生看作语文学习的主体,把教师看作课程的组织者,变授受式教学为商讨、合作、研究式教学,以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三是由"课堂权威""话语霸权"转变为"课堂民主""心灵沟通"。应在课程中充分体现师生互动、师生平等,营造和谐的师生对话氛围。说什么话?说自己读书的心得,说肺腑之言,不要说参考书上的陈言套话,更不要说辅导材料上的标准答案,只有教师自己心里的真话,才能换得学生的心里话。这样才能实现师生间心灵的沟通,充分体现课堂民主和人文关怀。
(三)在学习方式方面
学生的学习如果不具有感彩,将会是空虚、无意义的学习,是失去人文性的学习,罗杰斯称其为现代教育的悲剧。要体现语文学习的人文性,使悲剧不再重演,笔者认为,主要应从学习的三个维度人手。
首先,应在学习时间上倡导人文性,改变过去单一、固定的时间制度,体现学习时间的多样化和灵活性,如可根据具体教学情形设置长课和短课。同时还应注意在语文课程中合理把握师生时间比,多一些时间给学生,鼓励学生多思考、多动手、多合作、多探究。
其次,应在学习空间上体现人文性,改变以往以课堂为中心的封闭式教学空间,拓宽课堂空间视野,构建开放、鲜活和充满人文气息、富于生命力的语文课程空间,走出教室,走出校园,走进多元复杂的生活,利用综合性语文教学活动和一切社会现象对学生进行人文精神教育。
最后,应在学习程序上倡导人文性。鼓励学生自主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程序,变教师强制下的被动学习程序为学生自主基础上的主动学习程序,充分体现“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这一基本理念。
(四)在教学评价方面
评价是语文课程的重要环节。在语文课程中体现人文性,首先应坚持正确的评价价值取向,在评价过程中,应当关注学生人文素养的发展,应将语文教学的长远效果和对学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置于重要评价地位。在注重考察学生达到具体学习目标的同时,更应注重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方面的评价。具体而论,应掌握如下评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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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部控制是企业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的重要保证
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有效性以及可靠性是社区进行一切管理经营决策的前提与基础，在会计核算当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健全的内部控制，可以规范财务管理工作，完善工作程序，保证各项会计信息在采集、归类、录入和汇总分析全过程的准确可靠，真实反映社区生产经营活动的运行情况，对出现的各种问题和错误及时进行发现和纠正。
（三）内部控制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健全的内部控制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生产经营的各个部门的职能进行整合，完善好控制环节的相互协调和监督，形成整体合力，使社区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有序和顺利进行。完善的内部控制也使部门和员工的工作业绩得以真实反映，为社区的奖惩制度的落实提供科学依据，推进社区健康发展。
二、社区强化内部控制建设的对策建议
基于内部控制对于提升社区科学化管理水平的重要作用，社区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管理：
（一）积极创建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
社区要想提升内部控制的效率，离不开社区内所有职工的参与，这就需要管理者积极构建内部控制良好环境和氛围，注重社区风险文化的培养。在实施内部控制的整个过程中，社区管理者及职工都需要树立风险防范意识，明确自身所承担的风险防范责任，积极构建内部控制管理网络，并强化风险管理在整个社区管理中的地位及作用，在风险控制的各个关键点都要有明确的内部控制措施，这也是社区实施内部控制的前提和基础。建立内部控制工作运行制度，每季度至少组织一次内部控制领导小组会议，通报有关内部控制工作要求和社区内部控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安排下步内部控制工作；内控办每季度进行一次网上穿行测试，月度有重点的对关键流程进行测试，并出具测试报告；每年度审计部门对社区内部控制工作的有效性进行全面评估；同时，内部控制部门配合做好纪检部门的效能监察等相关工作。
（二）进一步强化内部控制的基础性作用
社区的内部控制要想落到实处就必须制定完善的内部控制规范，并严格执行。社区管理层需要结合自身生产管理特点，制定明确的内部控制操作流程和规范，确定各个管理岗位的具体责任，使得社区内部控制的管理的各项责任都落实到位。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内部控制规范的严格落实，这对于提高社区内部控制的管理效率低下，保障社区内部控制整体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例如，推行投资运行台账、固定资产验收单、资产报废处置申请单等一系列做法，在做好季度、年度资产清查的同时，重点做好资产转资和调剂利用、报废清理工作，资产转资时，要求三级资产人员对所在单位资产转资前必须到现场逐项核实并签字确认，从而有效保证资产管理及时、到位和规范。社区对各类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和管理风险，及时出具检查报告，提出整改意见和建议，并进行通报；对查实的不合规问题坚持“事实不清楚不放过，原因不落实不放过，责任不追究不放过，整改规范措施不到位不放过”等四不放过处理原则，加大责任追2014年第11期下旬刊（总第571期）时代金融TimesFinanceNO.11，2014（CumulativetyNO.571）究力度。在一般物资采购流程上，将管理制度、工作标准和工作流程层层细化完善，使日常管理工作完全遵循物资采购供应节点管理的要求来组织运行，确保各项工作的落实到位。库存管理做到了收料有依据、发料有单据、保管有章法、出库遵流程，达到了库存物资无霉烂，无锈蚀，无损坏。预算管理和成本资金控制是生产经营工作的重中之重，根据内部控制对预算管理和成本费用管理流程的要求，结合实际，建立和完善可行的预算管理和成本资金控制体系。在预算管理上，把握好预算总量控制、预算编制审核、分析考核三条主线，合理优化资金，促进生产与预算紧密结合。在成本费用流程上，重点关注维修费、水电费、绿化费等费用，重点认真分析管理现状、查找存在问题和潜力，制定切实可行的管理办法和措施。坚持合同签订前到现场、方案流程设计到现场、资产实物管理到现场、清仓盘库清点到现场、项目验收结算到现场。通过实行五个到现场，充分发挥了专业部门的职能作用，进一步强化了对成本、资金以及资产的全过程监督控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三）完善机构设置
社区设置单独的内部控制主管部门或者职能部门，来组织协调社区的内部控制运行，确保内部审计、纪检以及资产管理等各个部门的作用的发挥，实现单位重大决策的科学化、机制化。重大经济事项的认定标准需要结合相应的规定有效确认，并且在确定之后不随意变更。在进行内部控制时，还需要充分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对相应的信息系统进行专门的归口管理，将单位的经济活动以及决策过程全部纳入到信息系统中，最大限度上减少人为因素影响，确保单位信息安全。
（四）完善合同管理流程
一是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入手，严格执行“三不签”原则，即授权委托手续不全不签订合同，资金来源不落实（无计划书或财务审批文件）不签订合同，审批手续不全不签订合同；二是严把供应商资质信誉审查关。包括承包商市场准入的队伍类型、准入业务范围与签订合同项目内容的一致性、准入证的有效期限、准入区域范围等，严禁使用已经清退的队伍，确保供应商的签约主体资格真实有效；三是严把合同类别审查关。防止故意变更合同类别和肢解项目，规避监管的行为；四是严把合同签订程序审查关。严格审查合同签订程序是否与内控制度相符，确保按内控规定流程履行合同的签批手续；五是严把合同规范性审查关，严格审查合同内容的规范性，确保合同条款完备、合法和有效；六是严把交付合同审查关。严格审查交付合同项下的标的物或完成工作成果的检查和验收情况，确保每一份合同都按照约定履行；七是严把合同变更审查关。由于市场变化、重大施工设计变更等因素引起的合同变更，严格按照合同变更管理办法审查履行合同变更手续，规范合同管理。
（五）突出内控和稽核相结合
内部控制相关流程负责人每月定期督促合同签订以及涉及投资和成本和工程进度结算，与监控中心的稽核人员经常深入施工现场，密切联系，提高效率。针对货币资金流量大、收支业务较多等实际情况，内部控制流程相关流程人员严格执行不相容岗位相互分离、授权批准以及付款“申请、审批、复核、支付”等标准程序，通过对银行账户、支票、印鉴的有效管理，保证了货币资金收支安全监控中心定期对社区货币资金清查盘点和不定期抽查监督资金运行。
（六）加强实物控制
在实物资产管理方面应充分利用实物保管控制方法，建立定期盘点制度，保证实物资产的安全性。对盘点时出现的问题要及时调查，分析原因、查明责任，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加强管理。充分利用固定资产管理信息系统，完成社区固定资产实物卡片的建立、下发工作，将固定资产卡片落实到基层班组，每年进行一次全面清查，保证账、卡、物三相符；建立和完善相关的资产管理内部控制制度，加强财务部门与资产使用部门之间协调和沟通，实现固定资产使用寿命期全过程管理，形成长效机制。
（七）加强对财务人员的教育和培训
提高财务人员素质，强化风险责任意识，并落实到人财务人员作为重点岗位人员，一方面所负责的工作责任重大，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财务人员要自觉抵制各种利益诱惑。因此，必须经常对财务人员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法律法规及反腐倡廉教育，帮助他们坚定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职业道德观，深刻认识到贪之害、廉之福，做到在诱惑面前不迷失；抓业务培训和岗位练兵活动，面对油田企业繁重的经营管理形势，对财务人员的能力和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要经常对财务人员开展新知识、新业务、新技能培训，提高其分析和鉴别真假会计业务的能力，只有高素质的财务人员，才能有效行使内部控制职能，发挥内控制作用。
（八）加强对内控工作的监督检查
确保责任到人、责任到位建立逐级负责制度和日常检查考核制度，定期对各单位部门的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抽大会计业务，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促进财务人员尽职尽责。对有章不循、违章操作和基础工作差的要追究责任。这样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增强会计人员的责任心和事业心，不断提高财务和会计管理水平。
（九）完善综合评价机制
应当及时建立经济活动的风险评估分析机制，对社区涉及的经济活动可能遇到的风险进行系统、完整、客观的评价，在进行单位层面的内部控制时，尤其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即社区内部控制的组织情况，各个部门之间是否具有联动协调机制；社区内部控制的建设情况，包括部门权责是否对等，涉及的经济活动的决策、执行以及相应的监管是否分离，经济决策机制、岗位责任制以及相应的内部监管机制是否健全完善；内部管理制度是否完善，执行是否切实有效；财务信息的编报是否按照国家相关政策法规的规定执行；内部控制的关键岗位在人员培训、轮岗、评价等方面是否完善。一是修订相关的业绩考核办法，完善考核指标体系，形成以预算执行结果为主导的奖惩考核机制；二是建立对预算管理工作质量的评价体系，对社区及各三级单位预算管理的编制、执行、分析等各个环节进行评价，设立社区预算管理典型，从而提高内部控制管理工作整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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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践要求的理性自觉
学者刘大椿在《当代我国哲学教育的错位》一文中提出了“知识大全的幻象”，用这样的话语描述了当代哲学教育存在着刻板性和独断性，“即视哲学教育为最高层次的知识教育，哲学教师为无所不晓的万事通。”从现实来看，这种反思性的内容，不仅仅是哲学教育的反映，更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现实写照，造成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主要是我国高等教育大体遵循着应试教育的规则，以“传授知识”为价值取向，教育活动追求以知识为本的模式，而这种模式运作反映的是学生获取知识的状况(不完全性反映)，它迫使学生对其所学知识进行复习、巩固、澄清和综合，而教师则是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使教育内容表达趋于经验科学化的倾向，即关于所认识对象的范围判断，存在可靠性、真理性和客观普遍性及其确证、价值等知识问题，通过对知识分析追求内容及其表达的严谨性和明晰陛，从而为命题即知识提供可由经验证实或证伪的逻辑框架。这样只能导致：第一，教师对思想政治理论内容的把握是抽象的、思辨的，并试图在知识阐述中抽象出普遍规律和程式，追求其绝对本质、绝对来源和绝对标准，从而致力于探究知识、真理绝对可靠性、普遍性和明证性的方法和途径。而不是把其放置在社会生活实践存在境域去考察它的具体的丰富的人文历史意义和标准；第二，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的把握是直观的、机械的，总是在某一端寻找一个最终的根源和答案。显然，这种把握方式不能传达出思想政治理论的深层的历史感、强烈的现实感和丰富的人文感。这就造成了自身改革的两大实践困境：一是由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转型，并没有从根本上撼动教育的价值取向，而是陷入了“知识循环”移动的怪圈，即创新和改革变成了知识体系的重新划割，造成有限突破和实效难成的问题；二是泛科学理性实证，往往使思想政治理论教育限于工具理性的追寻中，结果使自己寓于机械式服务的狭窄功能之中，最终将消解其知识图景中的人文价值意义与根基，导致改革不但不具有实在意义，反而同人和人文精神相对立的问题。
对实践困境的消解和超越，一是要有对自我理解的自觉；二是以理念为背景的转向的自觉。以“人文价值”的文化理性来表达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根本性理解，首先是因为这种视角凸显了当代人类理念的内涵，即凸显了把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观视为关于人类社会存在的自我意识理论的文化观内涵。以“人文价值”的理念为背景，我们可以看到文化转向所凸显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自我理解的双重自觉：一方面，它是一种“拒斥”传统工具主义教育观的自觉，也就是以“文化转向”为标志，讨伐任何试图借助科学理性对他者的征服过程，反对用“实用的技术旨趣”的“超历史”的观念去构建思想体系的理论自觉；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确立以人的“生存”发展为出发点的教育观自觉，即把教育活动“定位”为关于人的社会历史性存在的文化意义理论的自觉。在当代社会，科技进步与全球问题、物质丰富与“人的物化”等深刻矛盾，都合乎逻辑地提醒我们以“人文价值”和生命意义的考量来实现对人类自身的关切，由此而构成的以“生存和发展”为主题的时念，也必将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主题性转换的落脚点，进而实现对人类、对社会更深层的关切。
二、理论发展的理性自觉
近代科学的发展，不仅高扬了知识和技术的作用，也带来了工业文明。人类借助科学知识和技术工具不断扩大着控制与征服自然的范围，自身的力量也得到了迅速膨胀，由此产生了知识盲目乐观和技术绝对崇拜，人类陶醉在至上性和英雄主义情愫中不能自拔，反映在近论上则有弗兰西斯·培根的著名口号“知识就是力量”，以及肇始于孔德的实证主义等用科学消解意义，用实证瓦解理念。当然科学本身也是文化事象，但科学不能涵代文化，在人类确信科学技术、工业化发展是解决问题的万能钥匙的盲目之中，理论思维就发生了主客二分的对象性思维模式转换，把世界的存在物归为两类：“思维的东西和具有广延的东西，进而把自我设立为主体，而把世界上一切具有广延的东西设定为自我的对象即客体。在主体与客体之间，主体是主宰，人作为主体在自己的对象中印正自己的存在，在对客体的征服中体现自己的能力，并按照自己的意图来实现自己作为人的本质”。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来看，主客二元论模式极度夸张主体的活动能力和决定性作用，强调个人独立于他人的重要性，主体对客体的“控制”和“占有”，而他人作为自我活动决定的对象，则“合乎逻辑”地遭到统治和贬低，其结果无疑会走向人我之间的相互排斥，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
由科学主义、技术主义、工具主义、实证主义到思维方式的主客二极走向，都作为文化内容直接地表现为当代教育所遭遇到的尴尬，形成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不可回避的悖论性文化现象：一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工业文化道路，即按科学主义、技术主义等支配下的工业文明设计了统一流程式教育过程，统一学制、统一课程、统一标准的规模化“生产”，规格化知识结构、标准化目标预设、集约化群体培育，僵硬化教学活动和单一化人才模式，而人的差异性、丰富性、多样性文化内求难以达成，其文化特质不能彰显；二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受西方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严重影响，形成了一种主客对立式的简单化思维方式。如对教学的认识上，或立足于教，或立足于学；对师生的关系上，是主体——客体的对应关系；对课堂活动的安排上，是单向式纯知识的输出，或纯知识的接受。甚至就连本来完整意义上的人，也被二元分割为生理和心理、理性和感性、认识和情感等。这种极端僵化的思维模式反映在现实教学模式中，使我们不自觉地走人了误区：一个明显的误区是在教学实践中强调教师单主体论；另一明显的误区是学生单主体论；再一个误区是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均表现为受动的客体(教师是社会的客体，学生是教师的客体)。受制于此，必是难以实现其应有的历史丰富性、现实生动性和理论深刻性的文化特质。
当然，传统文化模式的局限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超越自我的最大障碍，因此，瓦解传统文化模式局限的锁绊，在“文化”意义上弱化科学主义、技术主义、工具主义和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不仅仅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实践需要，更是人文社会科学在发展的客观上要求对其存在的价值、合理性及其思维方式所做的理论追问。淡化一种文化模式的影响，在理性上必须实现两个自觉：一是对文化判断和反思的自觉，形成批判的文化模式；二是对新的一种文化重构的自觉。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早就开始了对科学主义、技术主义和工业文明一方面带来了物质生活的丰裕、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另一方面消解人文价值理念造成全球性危机等悖论性文化样式的警觉和讨伐，许多学者建立起了对超越性文化理性的内在追求和对理想的精神世界与生活的执著寻求，这一耘的趋向是超越顾此失彼式独断，“走向生活、实践、交往、历史、文化与价值等人的存在境域中生成的“理解”。
因此，在理论自觉基础上，现代主义二元对立式理论思维模式必然会受到无情的批判。以人的主体性(主客对立)思维方式为特征的实践，已开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主体问性即“主体一主体”模式随着人们实践的深入和理论的伸展由此而衍生出来，主体间性意味着交往共同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主体存在。由此，人与它者(自然、社会、他人)等关系的文化价值观念发生了某种深层的革命，开始向复合统一式发展，以复合统一式即“主体一主体”思维模式为文化前提的理解范式，在现实层面上，应实现对转型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活动范式进行理性的设计与重构，即建构民主的、双向活动的理想模式，在某种意义上，这不仅是人类理性思维的变革，更是社会文化转向在教育中的折射。
三、人文担当的理性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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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管理上，目前存在着管理经费不足，管理机构不健全等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建设管理水平。为此，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必须采取各种办法，加大管理力度，提高管理水平。
产权方面的问题也是影响我国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的另一个问题，主要出现的问题是在我国实行之后，水利工程所有者主体“缺位”。基层政府代替“集体”承办本该由“集体”办的事，造成政府“越位”。
针对以上我国小型农田水利建设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如下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思路和方法:采取多元化投资拓宽筹资渠道;健全管理机制，完善项目审批流程;完善监管体系，提高监管质量。
1采取多元化投资拓宽筹资渠道
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的资金投入问题一直是困扰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的一大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采取多元化投资方式，来拓宽筹资渠道。为此，应依据市场经济的要求，进一步建立以政府、农民、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多层次、多渠道、多元化投资机制，有机结合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筹资。另外，按照谁投资、谁管理、谁受益原则，采取多种形式，放宽政策条件，积极引入社会资金，提高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总体投入水平和建设标准。
2健全管理机制，完善项目审批流程
管理机制的健全以及项目审批流程的完善工作对于促进我国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为此，我国各级政府应该切实承担起小型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组织责任，真正把小型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突破口，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同时，对于审批流程要合理规划统一布局。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建立健全管理机制，完善项目审批流程，达到提高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水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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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自治州位于湖南的西北部，是一个以土家族、苗族居多，并有回、瑶、侗、白等多民族杂居的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地域的封闭性和交际范围的限制，孕育了当地原始、纯朴的民族文化风情，可以说湘西自治州是我国民族民间文化极其丰富的地区之一。正是在这种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中，其音乐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它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娱乐”或是情感渲泄的方式，而是与当地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审美意识息息相关的，隐含着深刻的内在情感和强烈的民族精神的文化产物，是当地人们自身生命观、价值观的真实体现，具有极高的人文价值和思想价值，是民族音乐文化中的瑰宝。
然而，随着外来主流文化的冲击，少数民族音乐所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一些珍贵的音乐文化正处于濒临消亡的危险状态。湘西的少数民族文化艺术面临着被冲击、渗透、同化的危险。面对这一现实，笔者认为，要尽快、有效的保护、传承这些富有特色的优秀的民间音乐文化艺术，其根本的出路在于“少数民族音乐教育”。作为文化传承的有效载体，少数民族聚居地的学校音乐教育理应成为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在民间传承的重要补充，通过实施其音乐教育的文化功能，为少数民族音乐在当代的弘扬、创造、发展拓宽思路。
由于历史原因，长期以来，民族地区的无意识的音乐教育行为(如宗教活动、民俗节日活动等)承担了传承与发展音乐文化的主要任务。但是，专业化的民族音乐教育伴随着世界音乐教育的正规化而出现，是一个民族音乐文化得以继续生存并发展壮大的必经之路。因此，如何实施少数民族音乐教育的文化功能，是当前乃至今后民族音乐教育关注的焦点之一。
一、少数民族音乐教育的文化积淀
现行的少数民族音乐教育(包括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课程设置，主要是以西方音乐语言或音乐形态学的理论来进行建构，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思维方式、审美理想以及价值取向等构成了以“西方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而由于西方音乐与我国少数民族音乐所处的文化深沉背景上的不同，在这种音乐教育体系中，必然会使少数民族音乐中所包含的文化信息被掩盖，不仅得不到客观、公正的评价，也会使少数民族学生原有的价值观丧失，最终带来的是少数民族音乐教育所生成的文化积淀仅是针对西方音乐文化的灾难性后果。
多元的文化使得各民族相互学习交融，也使人们更加强调各自文化的民族化特征。作为少数民族音乐教育应将民族音乐纳入其中，给予其主体的地位，确立以民族音乐文化的积淀作为学校音乐教育根基的地位，将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作为一种学科资源融入到课程教学中，形成具有民族特色、地方特色的音乐课程结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对民族音乐保存、发展的目的。
二、少数民族音乐教育的文化传递
由于少数民族音乐和它所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融为一体的结构特征和传承方式的口头特征，使我们无法从有很多文字记载的史料中去认识、熟悉它。长期以来，民族地区的文化传递都是靠其独特环境和历史传统相适应的方式进行的。在湘西自治州，各民族中口传音乐的传递方式是非常普遍的，这种口传音乐通常是一种非正规的、即兴的文化信息表达，它没有明确的教育目的，而是自然生成的，通过在与长辈、同伴、环境等诸多交流形式中进行的，我们不能否认这种民族音乐传递方式是行之有效的，也与整个少数民族文化环境是相吻合的，但随着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少数民族音乐固有的生存环境和传承方式随之受到相当大的冲击，给少数民族音乐在民间的自然生存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因此，各少数民族将本民族音乐文化的传递更多的与学校音乐教育结合在一起，借助学校教育这个平台，让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传递成为一种理性化、系统化的习得行为。
当然，实施学校音乐教育并不是以牺牲民族音乐文化的“原生态”为代价，恰恰相反，少数民族学校音乐教育应尽可能维护民族音乐的“正宗性”，将其文化中的精髓完整的传递下去，只不过传递方式可多样化，既可以是专业性的教学与研究，也可以深入到少数民族音乐的文化语境中，进行非专业性的文化实践活动等等。
三、少数民族音乐教育的文化选择
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相互交往的空间进一步扩大，不同文化形态的相互渗透、融合使各民族文化内部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裂变和重新组合的过程，一次空前的全球化的文化整合正在悄然进行。正是在这种文化态势下，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却陷入了“自我中心论”的狭隘的价值观当中，“自我中心论”是一种以自我价值为最高价值，忽视、否定和排斥相关联事物价值，它与全球化的整体性、依存性相悖。这种缺乏世界眼光、排斥外来优秀的音乐文化、闭关自守、自我满足的文化价值观，必然会导致本民族音乐文化的停滞落后。
要解决上述存在的危机，唯有通过开放的、系统的当代音乐教育来完成，少数民族音乐教育既得天独厚的拥有当地民族丰富的音乐文化资源，同时又能从当代音乐教育发展的高度俯瞰这些资源。因此它能根据世界音乐文化的发展趋势对自身的民族音乐文化进行反思、审视，从而做出正确的决策。一方面民族地区音乐教育不能简单采取“利用”和“发掘”的方式，而要把民族音乐已具有的独特个性和完整音乐素质的那部分音乐精华筛选出来，作为一种独立的、平等的音乐艺术来看待，才能使它们得到广泛的认同，比如:湘西苗族音乐的特点是在五声音阶的基础上加入一个“b3”音，“画龙点睛”的一个音恰恰展现了与其它民族音乐的不同之处。因此，教师要善于用敏锐的眼光捕捉到这一民族的音乐特色，然后在结合听的过程中指导学生获取音乐内在的节律和韵味，才能让学生理解这些“不准”或是“莫名其妙”的音响，达到一种心灵相通的境界。另一方面加强对异域音乐文化的交流、吸收。我们不得不承认以十二平均律为基础的西方音乐理论体系，无论从完整性、规范性上来看，都是值得我国音乐教育借鉴、学习的。所以，对少数民族音乐不断科学化、系统化的研究，实现本土音乐与异域音乐的多元共存，将是今后民族地区音乐教育长期奋斗的目标。
四、少数民族音乐教育的文化创新
在当今社会，少数民族音乐独特的文化价值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人们对少数民族音乐的保存发展确实也倾注了很多心血。但笔者始终认为，少数民族音乐在我们学校音乐教育中还只是处于一个次要的地位，要改变这种现状，从根本上讲还是要强调少数民族音乐在现代社会的价值取向及学校音乐教育对传统音乐进行创新的能力。在当前少数民族地区，我们看到其传统音乐文化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极为保守的“博物馆”式文化予以保存，这样其艺术价值不仅得不到有效的传承，也会让它落入“原始”、“落后”的境地。保护确实责任重大，但创新才是我们学校音乐教育的终极目标。比如:吉首大学舞蹈专业的教学正是不断的从当地少数民族中的风俗礼仪、传统节日、服饰特色中提取舞蹈元素，大胆地对民间音乐文化加以创新，创作出一大批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舞蹈作品，如《猴儿鼓》、《扯、扯、扯》等，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所以，民间音乐文化对于前人是一种创造、一份承载，而对民族地区音乐教育则是一种资源、一种延续，这种延续不是简单“保留”、“维持”，而是一种不断赋予民族音乐文化新的内涵和时代精神的过程，也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不断改造更新的过程。总之，唯有利用民族音乐教育推动族音乐文化的创新，才能使之艺术长河生生不息，永远流淌。
如上所述，文化的传承主要依赖于学校教育，而少数民族地区学校音乐教育理应承担起传承地方音乐文化的重任，这既是它责无旁贷的义务和使命，也是它立足和发展的需要。正如著名的匈牙利音乐家柯达伊所说:“通过生活本身，传统将缓慢地但不可避免地从人民生活中被抹去，企图阻止这一点，就等于阻拦历史发展的自然进程，是徒劳无功的。现在，接受传统、保持传统并使之成为他们生活中一个积极的部分，这是受过教育阶层的任务。”
参考文献
[1]冯增俊.教育人类学.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2]王军.文化传承与教育选择.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篇7
一、旅游产业价值链研究
价值链概念最早由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michael porter提出,每一个企业都是在设计、生产、销售、发送和辅助其产品的过程中进行种种活动的集合体,所有这些活动可以用一个价值链来表明。peter hines将价值链概念延伸至产业总体范围,将顾客和原料供应商纳入价值链;郁义鸿(2006)认为产业价值链是指在一种最终产品的生产加工过程中,从最初的矿产资源或原材料一直到最终产品到达消费者手中,所包含的各个环节所构成的整个纵向链条;潘成云(2001)认为,产业价值链是指以某一项核心技术或工艺为基础,提供能满足消费者某种需要的效用系统为目标的、具有相互衔接关系企业的集合。
二、旅游产业升级路径概述
借鉴humphrey和schmitz的研究观点,同时结合旅游业的特性,提出构建旅游业升级路径来推进旅游产业升级。即:旅游工艺流程升级、旅游产品升级、旅游产业功能升级和旅游链条升级。
(1)旅游工艺流程升级是指通过提高旅游链条中某环节的工艺流程效益,来达到超越竞争对手的目的。
(2)旅游产品升级是指旅游价值链各环节创新旅游产品的功能、品种、形式等,提高单位旅游产品(服务)的附加值。
(3)旅游产业功能升级是指通过重新组合旅游价值链中的优势环节,剥离原有低价值链环节,强化核心业务。
(4)旅游链条升级是指从一产业链条转换到另一产业链条的升级方式。
三、环鄱阳湖区旅游产业发展的不足
1.价值链协同性较低
旅游价值链的优势是通过各环节的协同合作发挥“1+1>2”的协同效应,因此任何一环的缺失或不协调都会影响整体效益。当前,环鄱阳湖区旅游价值链的“食、住、行、游、购、娱”各节有着良好的产业基础,但是各环节整合在一起协同效应优势尚未很好发挥。
2.产品开发创新不足
虽然环鄱阳湖区旅游产品数量很丰富,但产品创新不足,缺乏高品位、特色鲜明、吸引力强的旅游品,大多是“舶来品”,参与型、体验型的高端休闲旅游产品较少。
3.产业核心环节薄弱
旅行社是旅游价值链上的核心,它将旅游价值链各环节串联起来,承担着旅游全过程的旅游产品与服务的组织和协调工作。环鄱阳湖区旅行社的竞争力较弱,共有58家旅行社,不能发挥核心环节的龙头带动作用。
4.产业扩张力度不够
综观旅游发达区的成功经验,旅游业与其它产业融合发展是放大旅游经济辐射效应,迅速提升旅游产业竞争力的有效手段。而环鄱阳湖区旅游业在产业扩张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产业扩张的规模均远落后于旅游发达区。
四、环鄱阳湖区旅游产业升级路径的对策
针对环鄱阳湖区旅游业发展存在的问题,根据旅游产业升级路径,提出推进其升级对策。
1.流程升级:建立紧密合作机制
环鄱阳湖区旅游主管部门应坚持“政府主导”,运用政府宏观调控的优势,建立旅游业紧密合作机制,来协调旅游价值链的各环节有序发展。创建“大旅游、大产业、大市场”的体制,强化领导协调能力,将与旅游密切相连的行业组织起来,形成综合的产业调控能力。
2.产品升级:打造创新产品体系
一方面,环鄱阳湖区应对现有产品体系进行改造升级,以延长产品的生命周期。对现有旅游产品体系进行深度开发,提升原有旅游产品与其它产品捆绑销售等。
另一方面,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结合各地的资源特色优势,推出全新旅游产品。开发高端休闲旅游产品,增加产品的互动性、体验性,满足游客的不同层次需求。
3.功能升级:强化产业核心环节
环鄱阳湖区应加快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旅行社,以强化旅游价值链核心环节,提升整体竞争力。
现代社会已步入信息时代,旅游业是典型的信息依托型产业,信息成为沟通旅游供给和需求的重要平台,网络将“食、住、行、游、购、娱”各旅游要素进行优化整合,为旅游者提供一条龙的高效服务。开展网上业务外包来强化优势环节,是现代旅行社的发展趋势。
4.链条升级:全面扩张价值链
旅游企业作为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容易受外部因素干扰;同时旅游业涉及的多数产业属于传统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进入门槛较低,一些行业已处于过度竞争状态。
环鄱阳湖区应循序渐进地推进旅游业的扩张,协调与关联行业的融合发展。选择一批实力雄厚的旅游企业集团开展多元化经营试点,通过典型成功案例的示范效应来推进全省旅游业多元化进程。例如,华侨城集团,在锦绣中华取得巨大成功后,又建造了世界之窗、欢乐谷和中华民俗村,形成四大主题公园系列,在中国主题公园领域取得了绝对领导地位。
参考文献:
[1]michael e porter.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m].new york:the free press,1985.57-59.
[2]黄敏.电子商务环境下旅游产业价值链构析[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8,(7):50-53.
篇8
总书记在党的十报告中指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要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和平、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的提出，进一步丰富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内涵，拓宽了视野和思路，为做好新形势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政治教育指明了方向。
一、心理疏导与人文关怀的科学内涵
（一）人文关怀的科学内涵
人文关怀在我国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渊源。中国传统文化主体是“儒教文明”，孔子的“天地之性，人为贵”；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均体现出一种发展个体人格、宏扬主体精神、实现自我价值的人本主义精神特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人文关怀，就是在工作中以大学生发展为本，把大学生看作是具有独立个性和特定观念的教育主体，尊重大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个性需求，调动并激发大学生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促进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
（二）心理疏导的科学内涵
所谓“疏导”，顾名思义就是“疏通、引导”。“心理疏导，主要是指思想工作者通过解释、说明、同情、支持和相互之间的理解，运用语言和非语言的沟通方式，来影响对方的心理状态，改善或改变社会公众的认知、信念、情感、态度和行为等，达到预警、降低、解除不良心理状态的目的。”0思想政治教育心理疏导就是将心理学和社会工作的心理疏导手段和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传统疏导教育相结合，引导人疏泄不满情绪，缓解心理压力、恢复正常心理和健康身心状态的一种思想工作方法。
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心理疏导的特点
（一）主动性
心理疏导的主动性，是指在具体的心理疏导过程中，心理疏导主体能真诚关注心理疏导客体对象的心理与思想的变化，主动积极适时地进行心理疏导。同心理咨询的做法不同，心理疏导要求教育者主体经常主动深入教育对象之中，及时发现不利于社会安定和谐、需要及时加以疏导的不良社会情绪，敏锐发现有生活困难和心理困境问题急需救助的群体和个人，并及时走近这些群体，积极开展心理疏导，讲群体的不良情绪和个体心理危机控制在正常的范围。
（二）共情性
心理疏导的共情性是指心理疏导主体从内心的参照体系出发，设身处地地体验心理疏导客体的真实世界；运用相关方法和策略把自己对心理疏导客体内心体验的理解准确地传达给对方；引导心理疏导客体对其自身感受作进一步的思考。对心理疏导客体出现的思想问题不仅从理性思考进行分析，而且在情感上也能予以理解，以便创造一种和谐的心理疏导氛围。准确的共情是心理疏导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它在心理疏导当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共情是建立良好心理疏导关系的前提之一，共情使心理疏导客体意识到自己被理解、被接纳、从而感到满足，产生遇到知己的温暖感、亲近感、信任感，因而有助于良好疏导关系的建立。
（三）双向性
心理疏导是一个双向的沟通交流过程。在心理疏导的过程中，并不是仅有心理疏导主体对心理疏导客体的传达，在大部分时候，情况恰恰相反，是心理疏导主体在听心理疏导客体说话与表达。在整个心理疏导过程中，心理疏导主体和客体双方都可以有充分表达和发表自己看法的机会和时间，而且双方之间的交流不仅是理性的信息交流，也是情感信息的交流。因而，双方之间在这个过程中表现的是一种思想沟通、情感交流等方面的双向互动的关系。
三、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的取向
（一）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而教育者又主要是为受教育者服务的，所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归根到底是“以学生为本”。“以学生为本”，就是一切从大学生的实际出发，重视大学生的需要，尊重大学生的个体差异，激发大学生的主体性，实现对大学生的人文关怀。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人文关怀，至关重要的是树立人本意识，充分考虑个性，在工作中贯彻“以学生发展为本，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一切”的理念，不断创新工作方法，积极营造以人为本、个性化的人文关怀氛围。
（二）努力培育大学生和谐健康、积极向上的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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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治理是20世纪70年代产生的一个热点问题，当时西方的政治、社会危机的产生推动了公共治理理论的研究与范式变革[1]。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回应公民的需求并提供某些公共服务；二是政府的制度安排和政治过程在多大程度上激励决策者回应公民要求[2]。基于对公共治理研究的内容分析，不仅可以总结先现今公共治理研究的现状，同时能够发现研究整体存在的不足，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资料。
笔者主要从中国CNKI学术总库上，搜索到了近三年有关于公共治理研究的文章作为本次研究的样本，对其进行内容分析，并对搜集得到的资料进行一定的数据处理。由于中国CNKI学术总库是国内十分权威的论文检索数据库，选择从该学术总库上搜集到的论文作为研究样本，具有较强的代表意义。
一、绘制编码表
笔者在研读了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在分析了不同文章间研究的内容之后，发现就论文研究的内容可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单纯就公共治理理论本身进行研究，这样的论文共有39篇，我们将其记为A类。还有一类是研究在特定情况或环境中的公共治理，共59篇，我们将其记为B类。就A、B两类，笔者做了不同的编码表。
表1.1 关于公共治理研究A类文章的编码表
研究的时间PA：2009年PA1、2010年PA2、2011年PA3 治理的地域PB：国外PB1、中央PB2、省级PB3、地市级PB4、区县级PB5、乡镇级PB6、村社级PB7、区域PB8、城市PB9、农村 PB10
研究的角度PC： 理论缘起PC1、治理政策PC2、治理评估PC3、治理模式 PC4、表现形态PC5、治理结构PC6、功能与意义PC7、理论研究PC8、资源配置PC9、主体的作用与转变PC10、价值体系PC11 研究的方法PD：调查研究PD1、文献综述PD2、实验法PD3、实地研究PD4、纯学理研究PD5、方法不明PD6
表1.2 关于公共治理研究B类文章的编码表
研究的时间PA：2009年PA1、2010年PA2、2011年PA3 公共治理的主体PB：公民PB1、政府PB2、非政府组织PB3、企业PB4、民间组织PB5、宗教组织PB6、主体不明确PB7
公共治理的领域PC：（1）政府建设PCA：职能转变与完善PCA1、绩效评估PCA2、监督体制构建PCA3 （2）产业发展PCB：传统产业PCB1、新兴产业PCB2 （3）生态问题PCC：环境保护PCC1、资源利用PCC2 （4）社会发展PCD：教育发展PCD1、民主建设PCD2、社会保障PCD3、法制健全PCD4、大众传媒PCD5（5）其他PCE 治理的地域PD：国外PD1、中央PD2、省级PD3、地市级PD4、区县级PD5、乡镇级PD6、村社级PD7、区域PD8、城市PD9、农村 PD10
研究的角度PE： 理论缘起PC1、治理政策PC2、治理评估PC3、治理模式 PC4、表现形态PC5、治理结构PC6、功能与意义PC7、理论研究PC8、资源配置PC9、主体的作用与转变PC10、价值体系PC11 研究的方法PF：调查研究PF1、文献综述PF2、实验法PF3、实地研究PF4、纯学理研究PF5、方法不明PF6
二、分析与研究
关于A类文章的研究
（一）关于研究时间：
表2.1 关于公共治理研究A类文章的研究时间
时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合计
篇数 21 10 8 39
百分比 53.8% 25.6% 20.6% 100%
笔者从CNKI上选取了近三年的论文，并且以一年为单位进行时间上的研究。从表格中看出，2009年到2011年三年间，单纯针对公共治理进行研究的论文数量上出现了递减的趋势，这可能与选取的时间段太短、选取的标准等众多客观因素有关，但同时也反映出了A类文章研究的数量在减少。
（二）治理的区域
在有关于治理区域的划分上，有些文章是在宏观上就国内或者国外进行研究，而在国内一些学者发表的论文中，受中国行政区域划分的这一标准，又可以分成中央、省级、地市级、乡镇级、村社级等，区域、城市、农村也成为关注的一点。
表2.2 关于公共治理研究A类文章的治理区域
区域 国外 国内 中央 省级 地市级 区县级 乡镇级
篇数 0 13 0 1 0 0 0
百分比 0% 33.3% 0% 2.6% 0% 0% 0%
区域 村社级 区域 城市 农村 文章并
未说明 合计
篇数 0 1 1 2 21 39
百分比 0% 2.6% 2.6% 5.1% 53.8% 100%
就表格中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一半以上的论文并未在文章中点名其关注的区域，只是进行总体上的论述与分析。而占三分之一以上的文章是关注于我国公共治理现状的，近年来热点的区域、城市以及农村等并未在此类文章中广泛体现。
（三）研究角度
表2.3 关于公共治理研究A类文章的研究角度
角度 理论缘起 治理政策 治理评估 主体作用与转变 治理模式
篇数 3 1 6 14 5
百分比 7.8% 2.6% 15.4% 35.9% 12.8%
角度 表现形态 作用意义 理论模型研究 资源配置 合计
篇数 2 3 4 1 39
百分比 5.1% 7.8% 10.2 2.6 100%
在A类论文中，总结开来就是以上七个角度，那么在这些切入点中，关于主体作用等的研究占到的比例最大，这类文章就主体界定、主体的作用、主体的转变等多个方面进行了阐述与分析，而关于治理评估与的研究次之，有较少的学者选择从其他的角度进行文章的研究。
（四）关于研究的方法
笔者按照风笑天著的《社会研究方法》中对于研究方法的分类，将研究的方法归纳为下表的几种。
表2.4 关于公共治理研究A类文章的研究方法
研究
方法 调查研究 文献综述 实验研究 实地研究 纯学
理研究 研究方
法不明 合计
篇数 0 0 0 1 38 0 39
百分比 0% 0% 0% 2.6 0% 97.4% 100%
从表格中的数据可以十分清楚的看到，几乎全部的学者采用了纯学理研究的方法，而并没有学者采用调查研究等其他在研究问题时经常采用的研究方法。
三、关于B类文章的研究
（一）研究的时间
表3.1 关于公共治理研究B类文章的时间
时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合计
篇数 16 19 24 59
百分比 27.1 32.2 40.7 100%
B类文章针对的是具体情况与公共治理相结合文献的研究，从上表中可以很容易就看出，在2009年至2011年这三年间，研究这一类文章的总数量在上升，表示出了专家学者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度在逐年增加。
（二）研究的主体
表3.2 关于公共治理研究B类文章的研究主体
主体 公民 政府 非政府组织 企业
篇数 10 32 8 2
百分比 16.9% 54.2% 13.6% 3.4%
主体 民间组织 宗教组织 主体不明确 合计
篇数 2 2 3 59
百分比 3.4% 3.4% 5.1% 100%
在有关于研究这个问题上，我们发现了在公共治理的研究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虽然政府在公共治理中占有绝大部分的比重，但是多元化的趋势也是十分明显的，随着公共治理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完善，其治理主体必定更加多元化，针对此问题的研究主体也必定随着多元化。
（三）研究的区域
表3.3 关于公共治理研究B类文章的区域
区域 国外 国内 中央 省级 地市级 区县级 乡镇级
篇数 0 28 1 1 0 0 0
百分比 0% 33.3% 0% 2.6% 0% 0% 0%
区域 村社级 区域 城市 农村 文章并
未说明 合计
篇数 0 2 5 3 19 59
百分比 0% 2.6% 2.6% 5.1% 53.8% 100%
有关于研究角度方面，现在的学者还是偏好于从我国公共治理的总体出发进行研究，表现在数据上就是占百分之47.4%的人将这一点作为研究的区域点。
（四）研究的角度
表3.4 关于公共治理研究B类文章的研究角度
角度 理论缘起 治理政策 治理评估 主体作用与转变 治理模式
篇数 2 18 3 8 4
百分比 3.4% 30.4% 5.1% 13.4% 6.8%
角度 表现形态 功能与意义 理论模型研究 价值体系 资源配置
篇数 3 11 5 4 2
百分比 5.1% 17.6% 8.5% 6.8& 3.4%
在有关于研究角度上，公共治理相关政策的研究仍然成为众多学者就这类论文研究的一个重点，其功能与意义等是许多学者选择的第二方面，针对于理论缘起等研究较少。
（五）研究的领域
笔者在研读了所有B类论文后，就其主体进行了如下的分类，政府建设、产业发展、生态问题、社会建设以及其他等问题。另外，根据具体问题的归纳总结，笔者又将每一领域进行了更具体的分类，在表1.2中已进行展示。具体表格如下：
表3.5 关于公共治理研究B类文章的研究领域
领域 政府建设 产业发展 生态问题 社会建设 其他 合计
篇数 15 12 3 26 3 59
百分比 25.4% 20.3% 5.1% 44.1% 5.1% 100%
由表格统计数据不难看出，社会建设问题是专家学者更为关注的研究方向，而其中占到最大比重的是教育问题。有关于政府建设问题，其研究的比重也较大，而进行细分后发现，就政府职能转变与完善的研究最多，占到百分之五十。有关于产业发展等社会热门的问题的研究也逐渐增加。
（六）研究的方法
表3.6 关于公共治理研究B类文章的研究方法
研究
方法 调查研究 文献综述 实验研究 实地研究 纯学
理研究 研究方
法不明 合计
篇数 0 0 0 0 59 0 59
百分比 0% 0% 0% 0% 100% 0% 100%
纵观B类文章的研究方法，笔者发现尚未有学者采用出纯学理研究外的其他方式进行研究与分析的，有关于这个问题在调查研究、文献综述、实验研究以及实地研究等方法上的应用将会是十分新颖的。
三、评价与思考
总体上来看，近三年有关于公共治理方面的研究有一下几个特点：
1、研究公共治理与具体实际问题相结合的论文多于单纯研究公共治理的文章。而这些与公共治理相结合的论文中，又以社会建设为其联系点，如教育发展、社会保障等具体的问题进行研究。
2、在研究区域上，从国内整体的角度以及单纯从理论层面上进行研究是现在绝大多数论文的区域选择，而有关于农村、城市以及社区等等研究的学者还较少的存在，因而笔者认为，在大量研究整体的论文背后，学者也可以将研究的区域选择在较小的点上，从而能够得到更加具体、更加有价值的思考与理论。
3、在研究主体上，我们不难看出现在的众多文章比较偏爱于就政府的研究，此类文章占到了一半以上，虽然就其他主体研究较少。而将来，笔者认为针对于非政府组织等主体的研究是一个较为不错的选择。
4、有关于研究的切入点，大多数文章还是从治理本身的政策实施以及主体作用、主体特征以及主体多元化的角度进行研究，也存在着一些论文就已经成型的研究成果进行深层次研究与分析，而学者根据具体实践以及实际情况进行理论总结升华的占到的比例较少。
篇10
区域内各成员所具备的各自不同的经济基础、意识形态、利益选择等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导致了区域公共政策冲突的出现，而区域内各成员的利益冲突是政策冲突的实质，具体表现为区域内各主体利益的重新调整和再分配。为消解区域公共政策冲突，进一步深化区域合作，首要步骤就是要正确理解我国区域治理模式——以政府为主导的科层制，在此基础上认识我国区域公共政策冲突的实质，进而提出有效的消解政策冲突的路径。
一、治理理论与区域公共政策的相关理论阐述
现有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由威利·勃兰特倡导成立的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所做出的阐述具有较大代表性、权威性，《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指出：所谓治理是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一个使相互冲突的、不同的利益集团得以协调并采用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①作为阐释现代社会区域内政治秩序、结构变化的一种新理论，区域治理理论为有效的指导区域合作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分析框架。作为“舶来品”的区域治理最早流行于欧美学界，我国对其研究起步较晚。依据现有的相关概念阐释，可以将区域治理定义为：政府、私人部门、非营利组织、公民等利益相关者为实现区域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而经由协商、谈判等方式，实现对区域公共事务的集体管理。简单的来说，区域治理就是治理理念或理论在区域公共事务管理中的具体运用。分析现今我国区域治理的实践可知，政府仍是推动区域合作的关键角色，而公民、私人部门和非政府组织作用微弱，总体看来，我国区域治理仍是以政府为主导，科层制特征浓厚。由于政府仍是协调区域内利益冲突的主体，因此我国现有的这种区域公共事务的管理方式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区域治理。
针对区域公共政策的概念阐释，学术界尚未得出统一明确的结论。本文从区域公共政策的一般制定过程出发将其界定为：区域公共政策就是由中央或地方政府制定的，旨在解决区域发展问题、维护与协调区域公共利益的各种政策和措施。而与之相对应的，区域公共政策冲突则是指在区域合作与发展的过程中，区域内各政策主体所制定的公共政策相互对立、矛盾，甚至相互冲突的一种情形。由于区域内各政策主体出于自身的利益需求而制定、实施不同的公共政策，区域内的冲突、矛盾不可避免。利益主体间的相互角逐是公共政策冲突存在的本质原因。总体看来，区域公共政策冲突虽有利于政策的不断调整，但其弊大于利，如区域公共政策冲突最终会导致政策资源浪费，政策失败等，因此，必须在理解区域公共政策冲突实质的基础上，经由理性研究进而提出消解政策冲突的有效方法。
二、区域公共政策冲突消解的基本原则
以理解我国区域治理模式基本特点为前提，为更好的深化区域合作、有效消解区域公共政策冲突而采取的相关措施必须遵从的总原则主要有以下几点：
1.利益共享的原则
区域内各主体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就是使得区域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利益共享对于各政策制定者而言具有重要的影响。为达到鼓励各方沟通、协商，利益共享原则应该包括：⑴区域合作与一体化应更有利于各地方的发展，不能损害他方利益却有利于己方利益。⑵正确处理地方利益与区域利益之间的关系，必须明确二者是相辅相成而非相互对立的。区域合作的积极性需要靠地方利益的增加进行激发，同时，区域内的和谐发展、深入合作则为地方利益的增加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2.和谐发展的原则
在区域内的不同地方、不同产业之间对区域利益进行合理的再分配，达到利益共享基础上的最大程度的公平，从而使区域利益分配达到一种比较公平的状态，实现区域的和谐发展。总之，区域利益的合理分配能够直接调动区域内成员的积极性，维持区域合作系统的稳定，最终有利于实现区域的和谐发展。
3.法治秩序的原则
一方面，制定明确、清晰的规则制度，对区域内成员的利益行为进行规范，严格依规定进行相关的奖惩，使其对违反者的惩罚有理有据，减少人为的随意性，妥善行使自由裁量权，最终实现：以一种规范化的方式来治理地方利益冲突。另一方面，明确相关的责任制度，加强内外部监督。明确各方在区域合作中所扮演的相关角色，在全员达成一致时，若有违约行为必将严惩。此外，完善的内外部监督有利于区域内各方端正自己的行为，严格遵守相关规定。
4.运行高效的原则
一是，依据具体需要，设置多样化、灵活的利益协调机构。既可以是常设性的协调机构，也可以是临时性的项目小组或专业委员会；二是，在协调过程中，应尽可能的避免各种繁文缛节，树立专设协调机构的权威、威慑力。三是，应及时、准确、客观的评价利益协调的结果，并鼓励、监督各方根据实际情况及时予以修正，而后由专设的协调机构进行验收。
三、区域公共政策冲突消解的对策建议
当前中国区域治理模式是以政府为主导的科层制模式，因此为规避区域公共政策冲突的消极影响，有必要在我国区域治理模式根本特征的基础上，提出全方位、多层次、前瞻性地改进措施。
1.建立公共政策冲突的事前控制、事后排除机制
解决公共政策冲突的基础性措施是建立事前控制、事后排除机制。此措施同样适用于解决区域公共政策冲突。简单而言，事前控制是一种预防性手段，指在公共政策冲突发生之前就已经采取一定的措施来避免冲突的发生。而相应的事后排除则是指政策出台后，针对冲突的实际情况而采取的解决措施。
具体而言，可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要加强对政策主体权限的控制。虽然我国已出台诸如《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以及《法规规章备案条例》等法律法规，对政策主体的权限进行一定的原则性约束，但这些规定并不够明确，甚至相互抵触、矛盾，直接造成对政策主体权限的控制乏力，加剧了政策冲突的现象。因此，我国应在现有的法制环境下，通过协商制定各种具体的政策，明确各政策主体的权限范围，并予以严格地监督，以此避免越权、超权决策。二是加强对决策程序的控制。为使决策者遵循一定的决策程序从而避免和减少政策冲突，需建立健全统一审查和批准制度。在区域内成立专门的审查机构，避免政出多门，区域内成员所制定的政策必须报经统一的机关批准，确保各级政策间的衔接和统一。同时，下级政府机构制定政策须报上级政府机构批准，进而有效地减少和避免上下层级政府间的公共政策冲突。
健全事后排除机制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点：⑴备案审查。区域内各政策制定主体在制定、出台各自的公共政策时，应按总规定及时将其报送指定的机关统一备份在案，以便进行进一步的审查、监督。⑵利用适用规则。公共政策冲突发生时，为正确适用法律规范而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如上位政策优于下位政策，同位阶政策具有同等政策效力，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新规定优于旧规定等②。⑶裁决机制。当区域内公共政策发生冲突时，由协调委员会或临时协调机构等专设机构进行裁决，明确各方责任。⑷改变或者撤销机制。区域合作发展组织应该明确要求各地区政府机关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对违反制度、规定或者与上级部门政策相抵触的政策予以改变或者撤销，这是一种监督机制③。⑸定期清理机制。区域内各政府机关应定期对域内实施的政策进行审查、考核，判断其是否与法律、法规、区域合作发展组织制定的政策等存在相互抵触、冲突、矛盾的现象，进而进行政策整改，清理不合理的、无用的政策。
2.加强公共政策主体能力建设,深入推进大部制改革
一方面，政府机关人员应明确自己的职责，扮演好自己所承担的角色，通过认真的学习、领悟，在正确理解自己的责任的基础上，不断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的素质、修养，进行合理的自我定位。根据区域内各自的需要，制定合理的公共政策，自觉抵制各种诱惑，以区域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以公共利益为己任，确保公共政策的正确性、公正性，最大程度上减少公共政策的冲突。
另一方面，深入推进大部制改革，重塑政府角色。我国政府机关应对行政组织内部结构进行自上而下的调整, 科学设计行政组织结构, 把组织和业务及人事制度设计得使政府部门之间没有任何重复、交叉的职能、权责④。为进一步推进大部制改革，我国应加大对其的宣传力度，就改革达成全民共识，赢得公众理解；科学预测改革进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障碍，有计划的采取合理措施进行防范，而不是回避矛盾，掩盖问题；尽可能的减少职能交叉，完善行政运行机制的同时，落实“问责制”，建设责任政府。总之，大部制改革的推进，应加强领导、科学规划、周密设计、统筹协调、稳步推行。
3.畅通政策信息沟通渠道，建立政策咨询协商机制
政策信息沟通不畅是许多公共政策冲突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任何一项政策都很难兼顾多方利益，在其实施过程中必定存在许多的歧义与抵触，矛盾的产生不可避免，而有效的沟通则是减少矛盾、冲突的重要手段。因此，不仅要不断加强区域内各成员的内部沟通交流，还要不断加强政策执行部门与目标群体之间的外部沟通。一是由区域合作发展组织成立专职的沟通协调机构，具体负责区域信息公示、传递、沟通等职责，使沟通协调职能专业化、权威化。二是构建多种沟通渠道，使沟通渠道畅通化。三是缩短沟通距离，保证信息的真实有效。四是实现沟通手段和技术的现代化。此外，还需要在畅通信息沟通的基础上，构建专门的政策咨询协商机制。通过对区域内各个政策的咨询协商，协调不同的利益诉求、政策价值观和政策主张。如果区域内各成员缺乏关于政策目的的共同价值观的同时，在利益关系上也是根本对立的，那么只有采取变通的方法来达到合意，从而维持协商关系。总的来说，政策协商机制的构建将有利于提高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化。
4.创新更为灵活的区域治理组织形式
针对我国现有的治理模式，单纯的依靠传统的层级控制来对区域公共政策冲突进行协调，效率明显较低。因而，有必要通过交互式的合作来为实现共同追求的目标而努力，这需要从三个方面着手进行变革：
⑴跨区域协调机构的组织创新。作为此机构发挥功能和作用的基础和载体，组织形式至关重要。以欧盟为例进行说明，欧盟之所以能在此区域内发挥如此之大的作用，与其建立的完善的决策、执行、监督、仲裁等机构密不可分。通过构建一个完整的欧盟区域管理权力体系，欧盟组织实现了区域内的深入合作，并不断地发展、壮大。着眼我国的区域组织不难发现，我国当前的跨区域协调机构在组织机构设置上还是过于简单, 分工不明、责任不到位等因素都会直接导致区域合作组织的诸多职能无法履行和发挥。为此，我国的区域合作可借鉴欧盟的管理模式，在决策机构、执行机构、仲裁机构、咨询机构等各个方面进行不断改进、完善。
⑵跨区域协调机构的功能完善。在合理设置区域协调机构组织的基础上，必须完善其功能，设置机构的目的是使其发挥应有的功能：在协调功能上，综合考虑整体区域资源、区位优势、经济状况，在整合与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等方面发挥作用；在服务功能上，立足于服务区域市场一体化、服务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实现共同繁荣；在监督功能上，审查和监督区域合作规则的执行情况⑤。
⑶跨区域协调机构的网络化。区域协调机构功能的正常发挥，离不开网络化运转。在对区域公共事务的管理上，必须实现多元化的参与主体，以问题的解决为焦点和行动导向，尽可能的弱化科层等级制色彩，强调各种主体的跨层级互动、协商对话、相互信任，实现区域治理模式的网络化。
5.构建利益共享与利益补偿机制
区域政策制定主体的目的就是为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要实现区域合作的深入，离不开有关利益共享与补偿制度的构建，为此，做出的整体性制度安排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⑴区域内产业调整中的利益分享与补偿。产业调整作为区域圈内公共事务管理的重要内容，直接对地方利益产生影响，同时也会与市场发生作用。区域产业分工的过程中，存在着产业替代、淘汰和升级，这必然会带来利益的重新分配。每项产业的淘汰与升级，总将引发相关的利益冲突。只有建立了与产业相关的财政税收制度，形成配套的利益共享和补偿制度，才能使产业规划和调整真正实现⑥。
⑵对区域内欠发达地区的主动推动。区域内总利益的维护离不开欠发达地区的努力，各地方的共同发展、共享区域发展成果，是区域内各方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根本动力。若是区域合作与区域一体化仅有惠于发达地区，而欠发达地区并不能获得同等的发展机会，那么它就很容易丧失融入区域合作的动力。因此，区域经济发展应该统筹规划，有侧重的实施有利于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财政政策和税收制度：在财政方面，通过中央政府、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财政专项补贴等方式给予欠发达地区以政策支持；而在税收方面，可以对落后地区给予税收政策方面的优惠。
⑶利益共享的有效保障。构建区域内保障机制的重要功能就是使复杂的利益协调行为易理解和可预见，从而使区域合作行为变得可确定。另一方面，当利益相关者拒不履行协调意见，或者履行义务时违反区域合作协议规定的，应有承担违约责任的相关规定。保障机制的有效构建将大幅度提高区域内各主体的参与热情，进而有利于区域合作的深入开展。
引文注释
①汪伟全.区域合作中地方利益冲突的治理模式:比较与启示[J].政治学研究,2012（4）：5-21.
②宋丽华.公共政策执行中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
③刘晓宇.我国公共政策冲突及其治理研究[D].湖南大学硕士论文,2008.
④袁明旭.官僚制视野下当代中国公共政策冲突研究[D].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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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济是县域经济的根，农业项目是县域经济的点。为了促进区域农业经济的发展，国家已经持续推行农业综合开发22年。土地治理项目是农业综合开发中综合性最强，覆盖面最广，对农业经济发展影响最直接的项目。周至县是陕西省西安市八个农业综合开发重点县之一，1996年成立了周至县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在连续15年国家土地综合治理项目的支持下，基本完成了全县的中低产田改造任务。现有文献多是从微观角度评估土地治理项目的影响，评估的摘要方面评估土地治理项目的宏观影响，并探索其对县域农业经济的影响机理，以弥补当前土地治理项目的区域经济层次评估[9]理论的缺失。
1. 周至县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建设现状分析
从1996年开始，周至县被纳入陕西省农业综合开发重点县，并成立了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土地治理项目是周至县农业综合开发的经常性项目，从1996开始的15年里从未间断，项目投入逐年增长影响因素，从1996年的296.7万元提高到2010年的1041万元，累计投入资金9115.854万元，其中水利措施资金6214.11万元，农业措施资金1548.884万元，林业措施资金670.38万元，科技推广措施资金412.48万元，其他措施78万元。土地治理项目是改善周至县农业生产条件的最主要资金来源，每年支持周至县实现土地综合治理800-1000公顷，到2010年基本完成了全县15600公顷的中低产田改造，完善了全县的农业基础设施。2010-2011年的冬春连旱中，周至县受旱面积达8000公顷，全县利用430眼机井和配套水利工程设施，灌溉作物6640公顷，为粮食稳产增产提供了有力的保障。2.周至县有无项目对比分析
土地综合治理项目对周至县粮食生产有直接影响，目前周至县参与土地治理项目的乡镇主要有12个，去除2010年刚加入的尚村镇，这里选取11个实施过土地综合治理的乡镇进行研究。有无项目对比分析是项目评价中常用的方法之一，可以对项目实施前后进行对比分析，也可以对项目区与非项目区进行对比分析。
2.1 项目实施前后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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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域”概念众说纷纭及其公共管理视角的界分
区域(region)是一个多侧面、多层次且相对性极强的概念。人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观察、分析和理解各种不同的区域。研究视角和内容不同,对于区域的界定就有所不同。在社会科学丛林中,最早研究区域的学科是地理学,地理学把区域定义为地球表面的地域单元,这种地域单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内部组成物质的连续性特征与均质性特征来划分。《牛津地理学词典》中,“区域是指地球表面的任何一个单元,它以自然或人文特征而有别于周围的地区”。〔4〕经济学将区域视为由人的经济活动造成的、具有特定地域特征的经济社会综合体。埃德加·M.胡佛说,“所有的定义都把区域概括为一个整体的地理范畴,因而可以从整体上对其进行分析”,“把区域作为一个集合体,……这一集合体对于管理、计划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必须的。最实用的区域划分应当符合行政区划的疆界。”〔5〕政治学把区域看成是国家管理的行政单元,与国界或一国内的省界、县界重合;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者对区域的解读,往往侧重从一种更为宏观视角来讨论区域的内涵和外延。米特尔曼提出三个不同层面“新区域主义”分类法:宏观区域主义、次区域主义和微观区域主义。在“区域”的多种释义中,可以看出:区域有多种分类,系统性或整体性是区域的共同特征;区域的概念是相对的,可以依据不同视角有多种划分;区域是变化的,应以动态的眼光来观察它。实际上区域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很难给出一个公认的定义。本文是从公共管理学科角度来进行研究,基于此视角,区域应如何界定?有学者认为:区域是“一个基于行政区划又超越于国家和行政区划的综合性概念”。〔6〕另外,从四个纬度对区域公共管理要研究的“区域”做类型学上的分析:公共管理意义上的经济区域、行政区域、自然地理区域和公共管理中的“问题区域”和“边缘区域”。〔7〕笔者以为,不论对“区域”进行怎样的界分,从公共管理学科角度看,区域实际上是按照公共物品为标准划分的有限空间范围,是拥有相同一领域或多领域公共物品的域场。在这里区域不是一个地理范畴而是一个以公共物品(或者公共事务、公共问题、公共利益)为标准形成的同质性域场,并不绝对与行政区划相一致。
二、公共管理研究的新视角:区域行政向区域公共管理范式的转变
要讨论区域行政向区域公共管理的转变,首先要了解区域行政的发展背景、内涵等基础知识。区域行政问题与行政区划密切关联。学者刘君德在他主持的《中国行政区划的理论与实践》等论着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行政区经济”概念,并分析我国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在我国的行政学界,宋月红在国内首次使用“区域行政”的概念,作者从行政区划、行政区域与区域行政的关系角度进行研究,但这是一种狭义的或传统意义上的区域行政范畴。〔8〕陈瑞莲、张紧根在《公共行政研究的新视角:区域行政》一文中,正式提出广义的“区域行政”概念。〔9〕随着实践的推动和理论的发展,区域行政向区域公共管理转变。在学界,最早使用过“区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清华大学的刘锋和中山大学的陈瑞莲,二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进行论述。刘锋运用新公共管理、区域创新系统、区域核心竞争力、支持系统等理论对区域管理进行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研究与本文所关注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有很大的差别,它并不是真正从公共行政学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而是从区域地理学的角度将创新理论引入到区域发展中去。〔10〕陈瑞莲教授是我国研究区域行政和区域公共管理的典型代表,她在此领域的论述,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三、区域公共管理的内涵、理论支撑
区域公共管理是个复合概念,前文已经界分了公共管理视阈中的“区域”。对于公共管理的概念,无论是对其内涵把握还是基本体系的构成,都还在探讨中。王乐夫教授认为,“所谓公共管理,即公共部门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社会活动。具体地说来,是公共管理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力的公共事务施加管理的社会活动。”
〔11〕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行政管理中的政府还包括其它的组织和第三部门组织等。公共管理主体着眼于社会发展长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来开展其基本活动;同时,它更多采取的是多元化和复合型的集体行动,以共同的目标基础,通过协商的方式达成。无庸讳言,现代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综上所述,区域公共管理是区域行政随着实践的需要,在治理范式上不断成熟的产物。笔者认为,所谓区域公共管理,即是指以区域政府组织和区域非政府组织为主的多元主体(区域公共管理部门)为了解决特定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或其它方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区域公共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间交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区域公共管理之所以“应运而生”,从根本上说,区域公共管理发展的动力来自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或者说,除了实践的需要外,理论的发展和推动也是非常重要的。区域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除了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外,还有公民社会理论、现代治理、网络治理理论和善治等理论。公民社会,也被称为市民社会或民间社会。关于公民社会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根据不同的研究视角形成了种种不同的公民社会定义。这些定义归纳起来可分为两类:国家与社会二元结构和国家、经济与公民社会的三元结构。关于公民社会的结构要素,不同学者对其强调的重点不同。就中外学者取得的共识来看,公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主要有以下四个:一是私人领域;二是志愿性社团;三是公共领域。除了公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外,公民社会还具有自己的基本价值原则,大体说来,这些基本的价值原则包括: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公开性、开放性、法治原则。
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引发治理和善治理论的产生。从1989年世界银行首次提出“治理”以来,“治理”概念被广泛使用。在治理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治理有失败的可能,为完善该理论,随后善治进入学者的视野。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最佳关系。善治有如下要素: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区域善治是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中一个战略管理问题。
[参考文献]
〔1〕理查德·J·斯蒂尔曼二世.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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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气环境容量的概念
大气环境容量一般有两种不同的定义[1]：一种是指某一环境区域内对人类活动造成影响的最大环境容纳量，若污染物排放量超过环境容量，这一环境的生态平衡和正常功能就会遭到破坏，称为该地区大气环境的“极限容量”。第二种是在某一地区，为达到一定的环境目标所允许的最大污染物排放量，称为该地区大气环境的“允许容量”。在现实的大气环境管理和污染控制过程中，具有指导意义的是大气环境的“允许容量”。
大气环境是一个变量，包括两个组成部分[2]：基本环境容量（差值环境容量）和变动环境容量（同化环境容量）。前者可以通过拟定的环境容量减去环境的本底值求得，后者是指该环境单元的自净能力，因此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大气环境容量。
2 大气环境容量的研究方法
大气环境容量是一个取决于自然要素、污染物性质和浓度、气象参数、环境本底、环境质量目标以及经济技术条件的变量，通常而言污染物在大气中的净化量是较小的，因此污染物在大气的浓度主要取决于大气的扩散稀释过程。国内对大气环境容量的研究方法主要以下几种。
2.1 A值法
A值法是国家标准《制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技术方法》（GB/T3840-91）提出的总量控制区排放总量限制计算公式，根据计算出的排放量限值及大气环境质量现状本底情况，确定出该区域可容许的排放量[3]。
2.2 A-P值法
A-P值法是基于箱模式的A值法计算出控制区的大气环境容量（某种污染物的允许排放总量）[4]。然后利用P值法，在区域内所有污染源的排污量之和不超过上述容量的约束条件条件下，确定出各个点源的允许排放量。即由控制区及各功能分区的面积大小给出控制区或总允许排放总量，再配合点源排放P值法对点源实行具体控制，求出各个点源的允许排放量。
2.3 多源模式法
多源模式是相对单个点源高斯模式而言的，也叫复合源模式[5]。多源模式法是通过多源模型模拟计算出各污染源按基础允许排放量排放时污染物的地面浓度分布，依据区域内污染物浓度控制标准和不同的超标率，采用一定方法对相关污染源的允许排放量重新分配整合，确定各污染源新的排放量，最后得出研究区域的环境容量值。
2.4 线性规划法
线性规划法是将污染源及其扩散过程与控制点联系起来，以控制点的浓度达标作为约束条件，通过线性优化方法确定排放源最大允许排放量或削减量的方法[6]。它基于运筹学的线性优化理论而建立，适合于解决环境容量资源最大化问题。
3 大气环境容量在环境管理中的意义
3.1 大气环境容量是总量控制的前提
实施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其核心内容是如何确定区域大气环境容量和如何制订区域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方案，总量控制管理都是围绕这两个核心[7]。在实施过程中，从环境质量要求出发，在充分考虑环境自净能力的基础上，运用大气环境容量理论和环境质量模型，计算环境允许的纳污量，并据此确定污染物的允许排放量，在此条件下才能科学制订区域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方案，因此大气环境容量的确定是实施总量控制的前提。
3.2 大气环境容量的确定能有效提高环境管理科学化水平
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之中，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只能通过宏观调控来实现。容量总量控制正是一项宏观调控指标，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分配排污总量并发放许可证，对企业的排污行为进行依法监督。因此科学计算出大气环境容量提出切实可行的容量总量控制方案，将使环保目标更加明确和更具有可操作性，同时对排污申报、排放许可证制度、环境影响评价、环境规划、环境监测也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大气环境容量的确定将有效提高环境管理科学化水平。
3.3 实施大气环境容量管理能实现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统一
为了达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在保证环境质量满足规定标准的前提下，应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区域大气环境容量。由于环境容量与污染源的空间分布和排放方式密切相关。所以，可以通过技术经济可行性分析、优化分配污染负荷、调整污染源的空间布局，达到充分利用环境容量的目的。因此大气环境容量的确定和充分利用将促进区域生产力合理布局、产业结构调整与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1]李海晶.大气环境容量估算及总量控制方法的研究进展.四川环境，2007，26（1）：67-72.
[2]喻林超.四川阿坝州工业开发区泣川桃关工业小区大气环境容量及总量控制研究.西南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3]曹磊.环境污染总量控制及其实施原则.甘肃环境研究与监测，1996，9（3）：15-18.
[4]范绍兴.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A-P值法及其应用.中国环境科学，1994，6：407-4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