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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在于使学生能够运用经济学、管理学的研究方法，研究教育领域的经济现象、经济行为和管理行为的规律。单从培养目标来看，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毫无疑问归属于管理学；但是在学术界，则一般将其归类于教育科学，将其置于教育学系、教育科学学院等教学研究的机构内，鲜有将其归于经济学门类的。这样既造成了其学科归属的越级提升和各执一偏乃至混乱无序，也折射出这种合并的难以操作乃至有名无实。
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学科发展不能适应市场变化，这对本专业研究生就业影响深刻，使得学生所学知识与社会脱节，影响学生就业。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多数到高校做基层管理工作，从事教学和科研的人数较少，这就决定了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硕士生培养目标必须适时修正和调整，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二、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研究生就业现状和特点
随着高校的扩招，目前研究生就业越来越严峻，自从2003年以来，教育经济与管理学毕业研究生就业率一年不如一年，其就业意向有相当一部分同学进人到金融、证券等行业。总的就业形势明显呈现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在地域选择上，主要集中在经济文化发达的沿海地区，一般来说，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的毕业生在经济文化发达的沿海地区找工作相对贫困地区来说是比较容易。比如，杭州的高校，受学校所在地影响及杭州自身的优越性，杭州成为教育经济与管理学毕业研究生首选就业目标，历年均有半数左右研究生选择在杭就业。其次，随着教育经济与管理学形势的发展，就业政策环境进一步完善和地理条件的优越性，上海越来越成为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研究生的又一择业集中地。北京、广东、江苏等地，也是研究生择业考虑较多的地方。但在西部地区的高校，由于教育条件的落后，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研究生就业意向基本上都是选择教育系统的工作单位，所以在西部地区的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研究生找工作有一定的困难。二是在行业选择上，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研究生在找工作时，在选择金融系统（包括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往往竞争不了经济类研究生。三是考博仍然是不少研究生的理想选择。尽管目前硕士研究生的就业形势较好，但考博仍然是不少研究生的理想选择，考取博士生的研究生每年呈现上升趋势。
三、教育经济与管理学高校毕业生就业难成因分析
从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研究生的择业去向我们可以看出，既有着区别于其他专业研究生的显著特点（如行业分布），也具有一些与整个研究生择业去向的共同的特点（如就业地区分布）。笔者认为，影响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类研究生择业的相关性因素主要有以下一些。
（一）毕业生自身问题
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学生，一般就业把高校、科研院所作为首选。而愿意主动去企业、公司工作，或愿意自主创业的学生寥寥无几。去高校工作的多数毕业生就业趋向为大城市的公办本科高校；因为就业压力和专业特性的缘故，绝大多数去高校工作的毕业生以做教辅人员为主，极少担任专业教师而近几年用人需求减少的单位大多是高校，囚为高校的辅导员大都饱和，而教学岗位多需博上才能胜任囚此，“结构性就业难”成为教育经济与管理毕业研究生的真实现状。
（二）职业目标不够明确
研究生教育是种专才的培养，但好多学生在就读期间不能很好地对自我职业目标形成个清醒的认识，这样就势必导致研究生阶段的能力培养与将来的职业要求相脱节。因此，根据个人情况，科学合理地确定自己的职业目标，是必要的对教管专业而言，由于都认识到对日就业困难较大，不对口的就业就显得有点迷茫，所以大多对自己的职业目标都很模糊，平常人努力的方向性不强，这势必增加教管专业学生将来就业的困难。
（三）地区经济、政策的差异是影响研究生择业的重要因素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人，东部沿海地区这些基础较好的城市在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等方面已经进人良性循环，虽然能容纳更多的毕业研究生，并能提供实现目标的良好环境，提出“构筑上海人才资源高地的设想”，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了大批优秀人才来沪工作。但随着高校的不断扩招，目前还有很多研究生面临着工作难找的问题。
四、教育经济与管理学高校毕业生发展对策与思考
（一）利用挂职锻炼等渠道，培养研究生的综合素质
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实践，研究生的教育改革应该以需求导向为基点，在制定培养计划，确定培养研究生的过程中充分考虑社会对人才需求的素质要求，利用一切积极因素，激发研究生的主体性，着力培养研究生的创新意识、创造能力和创业精神。比如浙江大学是开展“研究生挂职锻炼”最早的学校之一，研究生到地市、乡镇企业挂职锻炼，帮助制定发展规划和开展管理体制创新，嫁接现代信息技术，解决技术难题。挂职锻炼是实现研究生创新意识、创造能力、创业精神教育的重要途径，架起了学校与社会的桥梁，使每位研究生增强了组织协调能力和创新创业意识，提高了心理素质。
（二）注重专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就业现状分析中发现有有些毕业生选择金融行业就业。在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类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拟选一部分既有专业理论素养（高级职称以上），又是金融、国际贸易方面的实业家，如银行行长、外企公司经理，作为研究生的第二导师，协助第一导师抓好培养环节；安排部分研究生在论文开题前到金融机构实习，结合实际问题，更好地培养研究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注重思想教育与心理教育相结合
毕业生的思想教育不能只停留在口号的阶段，必须与解决毕业生实际困难相联系。应该切实从关心学生出发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应经常深入班级寝室，关心每位毕业生的需要，给予及时和有效的帮助，尤其是要关心贫困毕业生和残疾毕业生的就业问题，给予他们更多的就业推荐机会。对于完成学业有困难的学生也要给予高度关注，鼓励他们树立就业信心，帮助他们分析自己的长处和特点，给予就业推荐机会。
（四）树立正确就业观
帮助毕业生客观认识自我，转变就业观念，调整就业期望值，增强基层意识。就业大众化背景下，以往只要高中学历毕业生去完成的工作，现在需要研究生去完成，研究生不再是“天之骄子”，而是一名“普通劳动者”。学校应该积极培养研究生的基层就业意识，引导学生树立“行行可建功、处处能立业、劳动最光荣”的就业观，到基层去建功立业，实现自身价值；教育大学生将眼光放低，降低就业期望值；指导毕业生客观认识自己，理性分析自己的工作能力、优势不足，寻求与自己性格匹配的工作，而不是功利地追求高收入、高福利，应看重长远发展前景，将追求自身价值和服务社会联系起来。
五、结束语
随着地方经济日益活跃，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学生的就业状况能否得以改善还要在于社会对于本专业的认知程度，使社会接受并认可本专业的现实性与重要性，这将为该专业学生在就业大环境中赢取一片天地；因此，推行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调动高校积极参与地方经济建设，是促进高等教育与加大毕业生就业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徐庆华研究生就业问题分析和探讨[J].人才开发,2008(5).
篇2
此学科培养政治素质过硬，教育经济与管理理论基础知识扎实，能够熟练地掌握和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管理学理论和教育管理理论及各种研究方法和技术，能够熟练地运用英语进行交流和进行研究，身心健康，毕业后能够从事公共管理、教育行政或教育财政领域的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就业方向：
毕业后可在国家机关、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相关的事业单位等从事学校、政府微观和宏观教育管理以及企业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篇3
中图分类号：F016：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8)04-0005-03 收稿日期：2008-06-08
一、国内教育经济学研究现状、问题
(一)国内教育经济学研究现状
教育经济学主要是运用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教育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化发展规律，研究教育领域中资源投入与产出规律的科学(王善迈，1996)。近20年来中国的教育经济学研究涵盖了教育和经济的关系、教育投资和教育财政、教育成本与收益、教育制度变革和创新、教育资源利用和效益等多方面的主题(李桂荣，2004)。教育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几乎涉及了制度化学校教育中的各种经济现象与问题，并且以教育经济学为主干的学科群开始出现，如高等教育经济学、职业教育经济学、体育经济学等，教育经济学俨然发展成为介乎教育与经济学科之间最具活力且相对成熟的交叉学科。
教育经济学自诞生以来，其理论基础得到了不断的拓展：以20世纪60年代盛行的人力资本理论为起点和基础，进而拓展到筛选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激进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等。受国外相关研究的启发，近年来我国有学者提出在传统的人力资本理论以及其他经济学理论之外引入社会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来解释教育经济学的现象和问题，部分学者已经将这种多理论视角的研究取向运用到具体的实证研究中，例如社会资本理论视角在教育经济学中的应用。诸多实证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投资在不同国家、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下的效果是不同的，因此为教育经济学引入多学科多理论视角，能更为客观而全面地研究教育真实的经济价值。笔者姑且称这种教育经济学的多学科理论视角研究为教育经济学的“外延式”发展。
(二)国内教育经济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传统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缺陷在于静态地理解教育和收入的关系、片面地阐释人力资本的经济含义，这一点在我国的教育经济学研究中也表现得较为明显。所谓静态地理解教育和收入的关系、片面地阐释人力资本的经济含义是指：在探讨教育的收入效应时，忽略了在教育和收入之间广泛存在的培训和继续学习，忽略了在具体的生产实践中这些后续的人力资本投资不仅改变了人们人力资本积累的数量与质量。也决定了教育对劳动生产率和收入能否发生作用、发生多大作用。人力资本投资实践告诉我们，教育和培训往往最终会以一种“合力”的形式作用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收入的增长。有研究表明，教育的主要作用往往是在求职招聘或确定初始工资水平时起到文凭信号的作用，而进入工作岗位后的在职培训以及“边做边学”才是对人们劳动生产率、收入发生作用的主要原因(萧今，2005)。教育经济价值的实现有赖于后续的培训与生产实践，因此不考虑这些，就可能会造成对教育经济价值的估计存在偏差，从而导致静态、片面地理解人力资本的经济含义。
在我国教育经济学界，多年来研究领域基本上囿于学校教育之内，并未以“人力资本”的名义，将研究视角拓展到包含培训在内的更宽泛意义上的人力资源开发研究；近年来，国内有学者(萧今，2004；刘泽云，2004)进行人力资本多种投资形式的研究，但这类研究主要还是围绕教育的经济收益，对于教育、在职培训、成人教育的研究还是相对割裂和平行，并没有对多途径人力资本投资形式进行有效的融合研究，而且关于企业培训的研究涉及的多数也只是参与率及影响因素方面，关于企业培训投资收益的实证研究并没有深入展开，当然，持续的跟踪调查、企业培训数据尤其是面版数据的缺乏是制约这方面研究开展的重要原因。
二、国内外培训经济学研究的概况
(一)国外培训经济学研究概况
虽然培训的经济价值很早就为人们所了解，但培训经济学的出现却是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人力资本理论的兴起以及贝克尔、明瑟等人的研究，对在职培训投资收益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逐渐发展起来。几十年来，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培训经济学经历了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培训数据从无到有，培训度量的日益精细，培训收益估计方法的日趋科学，培训收益研究范围的日渐拓宽(培训对收入的影响――培训对就业行为的影响――培训对失业期限、“由学校到工作转换”的影响)。虽然诸多的研究支持了人力资本理论的基本观点，即培训的投资收益十分乐观，培训是一项极具经济价值的人力资本投资，但在不同的经济制度环境下，不同类别、形式的培训对收入增长和职业发展的作用程度是不同的，培训投资收益的实现取决于个人特征和劳动力市场结构特征，尤其是后者。
(二)国内培训经济学研究概况
教育和培训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两个基本途径，与教育相比，培训更贴近劳动力市场，通过培训积累的知识与技能更容易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因此从研究的角度来说，和教育相比，培训与劳动生产力、收入和就业行为的关系也就更为紧密。与丰富的教育经济学研究相比，我国培训经济学的研究目前还处于初始阶段，关于培训对就业和收入影响的研究还不多见。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实证研究所需要数据的缺乏。以“中国期刊网”近10年来(1994年～2005年)的检索结果为例，以“培训经济学”为关键词在核心期刊范围内仅搜索到lO篇文章，基本上是对贝克尔在职培训理论的翻译和解释，没有相关的以数据支持为基础的实证研究。关于企业培训的研究大多分布在企业管理、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等领域内，而且绝大部分是实务研究，理论研究不多，经济学领域内的实证研究就更稀少。相对应的是，以“教育经济学”为关键词在核心期刊范围内搜索到282篇文章。
在我国已有的少量培训经济学研究成果中，大都是以Becker(1964)的在职培训收益模型为基础，或进行修正和补充，或进行相关的实证检验。这些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类，一类是早期的定性研究；另一类是基于Becker在职培训收益模型的修正和补充；还有一类是建立在Becker假设条件基础上的衍生培训成本收益模型。
三、教育经济学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与培训经济学的融合
教育经济学未来拓展的路径，除了理论基础上的“外延
式”发展外，还可以在原有的人力资本理论框架内走一条“内涵式”发展的道路，即强调综合考察人力资本投资的多种途径，特别是教育和培训这两种最主要的人力资本投资形式，让教育经济学走出正规学校教育经济学的固有领地，团结在人力资本理论的名义下，与培训经济学融合，走向人力资源开发研究的广阔天地，惟其如此，才能全面、深入地研究人力资本的经济价值及其实现机制。
(一)教育经济学和培训经济学融合的必要性
1 人力资本理论及终身学习的内在要求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和培训在本质上都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途径，教育经济学和培训经济学的融合是人力资本理论的内在要求。在我们传统的以“分”的视角(即努力“剥离”其他影响因素，以求对教育收益的正确估计)来研究教育经济价值的同时，更应该以一种“合”的视角，脱离“学校教育――收入”之间简单的经济关系思维方式，综合而全面地研究包含教育培训在内的人力资本经济价值，探讨两者在总量与结构上如何组合搭配并与适当的生产实践、组织环境相结合，才能产生最大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禀持这一研究视角不仅具有全面理解人力资本经济价值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指导国家制定人力资源开发战略、企业与个人确定人力资本投资计划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教育经济学和培训经济学的融合也是终身学习的内在要求。在终身学习理念和实践逐步普及的今天，人们的知识技能需要通过教育、培训等多种形式加以提供并不断更新，没有一种单纯的人力资本投资形式可以“包打天下”，人力资本投资多样化、终身化的时代特点要求我们应该以一种更综合、全面的视角来研究人力资本的经济价值。
2 对教育经济学自身发展的积极作用
教育经济学与培训经济学的融合，将会进一步促进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发展。教育经济学与培训经济学研究的融合不仅有助于更客观地估计教育收益，而且也有助于正确制定包括教育培训在内的人力资源开发的资源配置战略、以人力资本使用方即用人单位的眼光，来评价教育投资效益、促进教育制度变革和创新等等。
(二)教育经济学和培训经济学融合的可能性
1 共同的理论基础――人力资本理论
教育经济学与培训经济学拥有共同的成熟的理论基础，即人力资本理论。Becker(1964)认为教育和工作中的在职培训是两个非常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途径，在市场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人们可以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自身的劳动生产率，进而获得更高的收入。由于培训数据的难于获得，Becker(1964)最初对人力资本理论的阐释是通过教育投资收益的实证分析来进行的，尽管他认为培训与劳动力市场、收入和就业的关系更为紧密，人力资本理论假设可以同样很好地运用到对培训投资收益的分析中去。同样因为数据的局限，明瑟(1962)早期也只能用工龄(工作经验)代替培训变量估算培训投资收益，但是其实证分析的基础仍然是人力资本理论。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企业培训数据的逐渐丰富，众多劳动经济学家对培训投资收益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而几乎所有这些培训经济学的研究成果都是以人力资本理论为起点的。过去几十年的研究表明，对教育和培训经济价值的研究。基本上都建立在人力资本理论这一相对成熟的框架体系内，这也是教育经济学与培训经济学得以融合的最重要的理论前提条件，在人力资本理论中，教育和培训只是形式不同的人力资本投资途径，在经济含义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通过改变劳动者自身的知识技能水平，从而改变其劳动生产率。
2 相近的实证研究方法
教育经济学与培训经济学差不多出现在相同的年代，拥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础，但比较有意思的是，自诞生之后的几十年来，两个学科的发展却主要处于一种平行的状态，少有交叉和融合，在教育经济学逐渐形成相对独立的学科特色的同时。培训经济学也在劳动经济学领域和工业关系研究中逐渐发展和完善。
教育经济学与培训经济学虽然分属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但在实证研究方法上却有着共通之处，而最先沟通这两者的正是明瑟和他的收入方程；由于早期培训数据的缺乏，明瑟最初从比较不同员工工资水平的角度来估计在职培训收益，明瑟通过比较两组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劳动力的收入差异，并对差异求现值，得到收益率，但这一收益率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在职培训收益率，它包括两个内容：正规教育收益及在职培训收益，因此收益率是对于正规教育与在职培训收益率的某种平均。虽然由于度量上存在的问题，使得这一估计结果还不十分精确，但可以说这是对包含教育培训在内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最初估计。虽然明瑟本人并没有认为他的研究是教育经济学和培训经济学的融合，因为在早期人力资本理论家来看，教育和培训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教育经济学与培训经济学被“人为”隔裂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实证研究数据获得的难易程度的不同，对于正规学校教育的度量要比对培训的度量容易许多，因此教育经济学的实证研究较早地发展起来并逐步完善，而培训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却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企业培训数据的丰富才逐渐发展起来。
3 人力资本综合指数的建立
虽然明瑟当初囿于培训数据的局限，并没有对培训投资收益进行精确的估计，而是得到了正规教育与在职培训收益率的平均，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尝试；既然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和培训没有本质区别，那么在实证研究中就有必要综合考察教育和培训的投资收益，为此构建一个包括教育和培训在内的人力资本综合指数就显得十分必要，这一指数应该能比较全面反映人们的知识、技能、观念的综合素质与能力，探讨教育和培训在数量与结构上的不同组合搭配，从而获得最大化的收益，这是未来教育经济学、人力资源开发研究的一个方向。具体而言，人力资本综合指数应该考虑到教育级别(学历)、类型(普通、职业)、培训参与(是否参与过此前培训、在职培训、自费培训)、培训种类和时间(参与的此前培训、在职培训、自费培训的类别和时间)等指标体系的建立，另外对人力资本提供机构(如学校、培训机构等)和使用机构(如企业等用人单位)的跟踪调查以及相关的面板数据(paneldata)的收集也是必需的。
应该承认明瑟收入方程的建立是有时代背景和研究条件的限制的，虽然后续的研究者们对明瑟收入方程进行了多种形式的修正，但如果不尝试在明瑟收入方程中纳入人力资本综合指数，那么任何补充都可能是不完整的；人力资本投资形式的多样化和终身化的时代特点，要求对于人力资本的研究要全面、综合，而培训与继续学习数据的逐渐丰富也使人力资本综合指数的建立和使用成为可能。
(三)教育经济学和培训经济学融合的难点
首先，培训的定义和度量存在相当困难。与制度化的学校教育相比，培训的内涵与外延在不同的行业企业有着不同的理解，培训的基本度量指标，如培训参与率、培训时间与强度、培训成本都很难测度。相比较而言，用教育年限、学历来度量教育要简单许多，虽然二者都存在指标效度的问题。
其次，反映劳动者教育培训经历、就业工作经历的时序资料的缺乏。现有的数据大多是在一个时点上采集的截面数据，虽然部分调查采用了反向追踪的方法，但离实证研究所需要的数据要求还有相当的差距。
再次，明瑟收入方程中已经包括教育和工龄，并且工龄曾经一度被认为部分代表了工作经验甚至是在职培训，在过去几十年的研究中，明瑟收入方程的科学性和完备性逐渐为人们所认可和接纳。如何建立包含教育与培训在内的人力资本综合指数，如何将人力资本综合指数纳入收入方程，并且由于这一指数的引入，模型的设定如何作调整，这些都是未来研究所不能回避和需要不断探索的重要问题。
篇4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基于河南省返乡农民工自主创业培训的成人教育策略研究”（编号：2015-JKGHZD-0019），主持人：刘晓玲;河南省教育厅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研究项目“创业教育背景下基于工作分析视角的教师教育类课程教学内容改革研究”（编号：2015-JSJYYB-051），主持人：刘晓玲。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5）30-0062-05
作为成人教育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人教育经济学是以成人教育与经济增长和成人教育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为出发点，探讨成人教育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揭示成人教育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分析成人教育与经济之间的发展和变动趋势的学科[1]。近年来，成人教育经济学逐渐受到我国研究者的关注，并取得一定的成果。本文旨在对我国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进行较为系统地归纳和梳理，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以更好地促进我国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健康有序地发展。
一、我国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与成人教育学科体系其他组成部分一样，成人教育经济学并非空穴来风，也是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之上。有研究者对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有代表性的是李志远和朱建文认为人力资本理论是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人力资本是指凝结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和所表现出来的能力，通过教育、医疗保健、劳动者的迁移、移民和信息获得等途径形成。人口质量重于人口数量，人的资本投资的作用大于物的资本投资的作用，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的核心，资本积累的重点应从物力资本转移到人力资本。鉴于此，人力资本投入的增长速度要高于物质资本投入的增长速度;通过教育实现“收入均等化”，稳定社会秩序;提高教育系统的效率，适应动态经济的需求，增强国家竞争实力;注重劳动培训，促进劳动力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在行业和区域间迁移[2]。除此之外，还有研究者认为，应立足于的政治经济学，以教育与经济的基本关系为研究的逻辑起点，紧紧围绕教育与国民经济的关系，以教育与劳动力、干部专家培养的问题为立足点来构建成人教育经济学科体系[3]。
（二）成人教育经济功能
李文鹏结合老龄化社会的特征，分析成人教育经济功能，认为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塑造人才的功能。成人教育能够提高劳动力的平均素质（主要指专业知识和技能），为企业塑造人才。二是扩大劳动力市场的功能。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成人教育，不断提高成人的学识素养或者使他们习得一技之长，从而作为新增劳动力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三是社会福利的功能。对企业员工开展教育培训是一项重要的福利，超过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等传统福利项目。此外，他还指出为更好地实现成人教育经济功能，一方面，就成人教育而言，要注重调整与转型，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教学内容与时俱进，适应社会需求;教学方法灵活多样，便于学员接受。另一方面，就社会而言，要对成人教育进行良性干预，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结合自身国情，给予成人教育各方面的保障;学习国外先进经验，为成人教育搭建更加广阔的平台[4]。吴农对影响成人教育经济功能的因素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提出教育投资、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是影响成人教育经济功能的重要因素。一是教育投资的产业性与市场性。成人教育投资要考虑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面向社会和市场;紧紧围绕社会经济发展及个人需求制定招生计划和设置专业，注重有效性和回报率;较少由政府进行投资，而主要依靠企业和个人投资。二是教育内容的职业性与实用性。针对在职人员的需要和特点，根据职业岗位（群）的人才规格、人才素质要求设置课程，彰显职业性和实用性，注重人的全面素质的培养。三是教学方法的多样性与灵活性。教学方法要着眼于创造力的培养，着眼于主体意识的提升，着眼于在未来社会中适应能力的增强[5]。
（三）成人教育经济价值
篇5
1、企业性质的差异
国企是归国家所有，大多是在行业中垄断经营，资本全部或主要由国家投入，由国家负责盈亏，在多数人眼里国企还是比较有保障，稳固性强，进入国企就像端到了铁饭碗。而私企是归个人所有，完全凭靠自身经营，同时受经济影响较大，稳固性和保障性较国企差。所以更多的毕业生由于传统的求稳定的就业观念影响更倾向于选择稳定性的国企来就业。
2、薪资水平、福利待遇的差异
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薪资水平、福利待遇方面也有较大的差别。国企对员工的保障是持续性的，而且国企的薪资水平相对高于私企的薪资水平。由于国有企业的工资制度比较规范与严格，而且有工会的监督，但民营企业的工资制度相对来说就不是很规范。比如说在国企，员工一入职就会给缴纳“五险一金”，退休后有养老金；但非国有企业在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的建立还不完善，有的甚至是空白的。许多民营企业的经营者将社保看作是企业的多余开支，不对员工参加社保。员工入职后不会享受任何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有的私企虽然承诺五险一金，但入职后却一拖再拖，不能有效地实行。在福利待遇方面，一般国企的员工所享受到的福利待遇比私企的员工优厚。国企中相当一部分的劳动报酬，即隐形福利，常常都是以非商品的形式无偿提供给员工的，并不进入工资。所以更多的高校毕业生会选择薪资水平、福利待遇比较高和社保比较健全的国企来就业。
3、户籍问题
目前，由于山西省户口入籍政策对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性质不同，造成在民营企业中就业的毕业生不能落户，出现民营企业留不住人才的问题。2014年9月23日，山西省政府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规定：在全省取消高校毕业生的落户限制。但在实践中并没有及时落实，大多数的人才市场都表示：并没有收到有关通知取消落户限制，也没有见到相关的文件，因此，只能依照原有的规章制度，即档案在人才市场，户口才能挂靠在人才市场。而招聘时只需身份证，再加上就业后户口不能落户于就业单位，所以导致就业人员的流动比例较大。目前我省高校毕业生因户籍不落实的问题，使得就业难，工资收入低等问题更为突出。
4、激励机制的区别
在国企中，严格按照劳动法执行，实施效果良好，但是不论员工干多干少，都会有基本工资保障生活，同级别的员工一般薪资相差不大，一般不存在什么竞争，自己干好自己的份内之事，拿自己应得的工资，节假日、双休日可以自由支配，一般不会加班，工作时间比较固定，工作生活比较安逸；而非国有企业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都不健全，有些企业最低工资都没有保障，完全是多劳多得，竞争压力比较大，双休、节假日一般都会有不同强度的加班，有的则会超过劳动法所规定的时间，有的企业可能会有加班费，有的则没有，工作时间、工作强度和工作压力都较国企重。所以更多的高校毕业生会选择安逸、竞争小、旱涝保收的国企工作。
5、用人制度的区别
山西有部分非国有企业的“家族企业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大学生自身的发展空间，这部分企业往往人员关系复杂、制度混乱，多数管理者滥用权力、亲疏分明、任人唯亲的现象也比较严重。高校毕业生在这部分企业中实现不了自身价值，没有发展空间。
总而言之，国有企业以其稳定、工资、福利待遇好等深深地吸引着高校毕业生。公务员、事业单位竞争太激烈，基层、“三支一扶”条件差、工作地点偏远，非国有企业不稳定、待遇差、没保障、就业歧视等等问题的存在，都导致高校毕业生不愿意去非国有企业工作。为缓解该现象和我省的就业压力，就此从几个方面提出一些可行性的、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从政府层面来讲，首先要规范私企对劳动者的保障制度，保障非国有企业员工的合理待遇。其次关于户籍问题，我省可以借鉴上海市的户籍积分制度，按居民的实际贡献来使居民享有相应的公共服务待遇。最后，毕业生的住房问题也需落实。虽然我省将高校毕业生纳入了住房保障群体，但是由于政策宣传力度不够，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还存在不足，实施效果并不理想，所以在政策的宣传力度和深度上有待加强。
从企业层面来讲，要落实国有企业中的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非国有企业要遵循相关法规，不能钻法律空子以损害毕业生权益，落实好有关劳动法的规定，切实维护毕业生的合法权益。
从毕业生自身角度来讲，首先应该转变相应的就业观念，应结合当前的就业形势和自身实际，来把握就业机会。其次，提高自身的维权意识和法律意识，学会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最后，加强政策参与度，要对政府所出台的有关就业的政策措施有所了解，尤其是涉及到自身的相关政策，以便更高效的就业。
【参考文献】
[1] 吕蕾.我国民营企业社会保障困境及其缓解对策研究[D]. 武汉科技大学.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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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排斥
1974年，法国学者勒内·勒努瓦第一个明确提出了社会排斥的概念， 并用它来阐述那些不能得到社会保障、受到社会歧视的特定人群的生存状态。目前学术界并无准确、统一的概念。曾群、魏雁滨认为，所谓社会排斥，是指由于社会公正失衡导致的个人、团体和地方由国家、企业（市场）和利益团体等施动者的作用而全部或部分被排斥出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家庭和社会关系系统、文化权利以及国家福利的制度过程。李斌认为， 社会排斥主要是指社会弱势群体如何在劳动力市场以及社会保障体系中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挤， 而日益成为孤独、无援的群体。近些年来， 社会排斥已经成为分析社会公正和社会流动的切入点。
二、农民工社会排斥对子女教育公平的影响
农民工受到社会排斥也成为一个较为普通的非合理的常见现象。且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主要体现在就业排斥、经济排斥等维度，且各维度相互交织、相互累积。排斥本质上是社会中的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进行控制与"区隔"。社会排斥下的教育不公平是社会中经济、政治、文化权利排斥的延伸。主要表现在教育起点、过程、结果公平三个方面。
（一）社会排斥对农民工子女教育起点公平的影响
所谓教育起点公平，实质就是要是每个人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竞争能力。农民工子女是否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竞争能力，直接取决于流动儿童的家庭收入水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起点不公平，与农民工的经济排斥有很大关系。城市学校针对外来人口子女要收高额借读费、赞助费等歧视性费用，给大批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入学造成了困难，有部分孩子完全有可能因为借读费而失去接受启蒙教育的机会。造成起点上的不公平。
（二）社会排斥对农民工子女教育过程公平的影响
农民工子女就读的子弟学校，与公办学校相比，无论是在教学资源的硬件上还是软件上都有明显的差距。主要表现在校舍条件差、教学设施不足、师资力量薄弱、安全隐患突出等。农民工子女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他们所接受的教育无法与城市学校的孩子相比，教育质量得不到保障。
（三）社会排斥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结果公平的影响
所谓结果公平是指达到每个人都获得份量相当的教育资源这样一种理想状态。农民工子女在流入城市接受义务教育后，与后续高中阶段等非义务教育难以顺利衔接，既进不了城市优质学校，又无法融入家乡的教育升学系统，这种身份认同的危机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生存和发展状态。农民工子女作为城市弱势群体，其家庭景和社会关系网络等都无法与城市同龄人相提并论。农民工子女要实现代际的上升流动，无疑需要比城市同龄人克服更多的障碍。
三、推进农民工子女教育公平的策略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2010-2020年）》中规定，我国政府将促进教育公平作为教育改革的基本方针。借鉴规划的相关思想，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教育工作，对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维护正常社会秩序，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一）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改善户籍制度
社会排斥下的农民工子女教育不公平问题，归根到底是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以户籍制度为依据的入学制度和升学制度是最大障碍。应打破户籍制度和儿童受教育权利之间的捆绑关系，尤其是要打破现行以户籍制度为依据的义务教育的入学政策，实行适龄儿童按居住地原则接受义务教育的制度。
（二）完善合作机制
基于社会排斥下的农民工子女教育不公平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社会教育、公安、工商、劳动、财政等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齐抓共管，建立及时有效的工作沟通机制。公安部门要积极配合教育行政部门掌握流动儿童的基本情况；流入地财政部门对接收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就读较多的学校给予补助。城市教育费附加中要安排一部分经费，用于进城务工就业子女的借读费和择校费予以免收，并酌情减免家庭经济困难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有关费用；教育行政部门要转变职能，加强服务指导。各部门应密切配合，齐心协力，共同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
（三）改革学校内部的管理体制
接受农民工子女的城市公办学校，其教学内容、教学计划和学制方面要考虑学生的学习状况、心理素质及其适应能力，提高教育内容的针对性和适应性，因材施教。针对农民工流动性强和收入不稳定的特点，采取灵活的办学方式与管理办法。此外，建议制定统一的义务教育学籍卡，对流动儿童实行学籍管理，确保农民工子女学业记录的连续性、完整性。
四、小结
在社会排斥背景下的农民工子女接受的教育是不公平的，主要体现在社会就业排斥、经济排斥、教育排斥下农民工子女的教育起点不公平、教育过程不公平与教育结果不公平。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以及学校等相关方通力合作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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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舒尔茨关于人力资本理论研究与贡献美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舒尔茨通过对美国1929～1957年经济增长翻一番中所增加的1520亿美元进行分析发现，上述增长中物质资本贡献率为25%，劳动力贡献率为75%。在劳动者总收入从570亿美元增加到1140亿美元过程中，劳动人口数量增加所引起的劳动者总收入增加的数量是430亿美元,劳动者总收入增加的另外710亿美元，是人力投资的结果。美国1929～1957年雇佣劳动者教育程度的提高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33%。从不同年限看，1929年,美国小学、中学、大学教育的收益率分别是34.9%、15.3%和9.0%,各级教育平均收益率是17.3%；1958年,美国小学、中学、大学教育的收益率分别是40.2%、11.8%和11.0%。从不同教育级别看,美国1929～1958年间，小学教育收益率在34.9%以上，中学教育收益率在10%～15%之间，大学教育收益率一般是10%以下,最高年份为11%。为了使各级教育收益率更近似实际经验,使数值更符合雇佣劳动者的能力，舒尔茨把影响劳动者收入差别的所有因素，包括学校和家庭因素、个人动机、智商都考虑进去，对各级教育收益率加以调整即“能力调整”，得到的各级教育收益率是:小学35%，中学10%，大学11%。舒尔茨用各级教育经费所占教育总经费的平均比率(小学28%,中学45%，大学27%)分别乘各自教育的收益率,算出美国各级教育对美国经济收益的贡献率是:小学9.8%,中学4.5%，大学2.97%,三级教育合计为17.27%，近似值是17.3%。这个数字成为美国一段时期测算教育收益率的一般常数。舒尔茨因为首次对教育收益率进行宏观定量分析,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3]
（二）丹尼森关于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贡献率研究与贡献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Denison)在《美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和我们面临的选择》(1962)、《1929～1969年美国经济增长的核算》(1974)等论著中,通过自定义模型，对教育在美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量化分析。计算出美国1929～1969年,个人通过劳动就业收入增长率为23%，个人通过提高受教育水平收入增长率为41%。1929～1957年，个人通过教育就业个人的收入增长率为42%，同时段工人增加物质投资收入增长率仅为29%和9%。又据丹尼森在对美国1929～1969年国民经济实际增长中教育贡献率量化分析，1929～1969年,美国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是3.33%，归因于教育的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是0.14%,占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的12.3%,因此,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是12.3%。研究中，丹尼森把影响经济增长率中其他可计量的因素减去，余下的“余数”,就是知识进展对国民收入增长所做的贡献。根据丹尼森的计算，1929～1969年间，美国知识进展对国民收入增长所做的贡献率是27.6%，如果把知识进展因素的一部分也看作教育因素，那么，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要远远大于12.3%，很可能接近舒尔茨的计算结果。[4]
（三）舒尔茨、丹尼森研究贡献小结根据舒尔茨的计算，1929～1957年，美国对劳动力教育和训练投资增加了约8.5倍，物资资本投资增加了4.5倍，教育投资所获得的经济利润增加了17.5倍，物资资本投资增加所获得的经济利润只增加了3.5倍。根据丹尼森的计算，1948～1982年的35年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中，由教育水平提高和技术革新提高而获得的增长约占83%。“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结果显示，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里，等量的资本用于劳动力教育和训练所获得的经济利润，明显高于物质资本投资所获得的经济利润，主张投资的重点从物质转向人力。“人力资本理论”这一研究结果及其政策主张，对20世纪6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投资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一理论的推动下，世界范围迅速出现教育投资增加并导致教育大发展。美国中等和高等教育费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1937年是3.5%，1968年达到6.3%。同年英国达到5.5%，德国达到5.7%。国外学者在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国、日本经济迅速增长的原因时普遍认为，“是过去几十年教育成果的积累”，是“存在于人民中的技术能力和知识”所致。“人力资本理论”成为许多发达和发展中国家扩大教育投资、促进教育大发展政策的理论依据。
二、西方“筛选假设理论”研究与贡献
20世纪70年代初，一部分“人力资本理论”追随者从“人力资本理论”阵营分离出来，创立了“筛选假设理论”。1973年，迈克尔•史潘斯(M.Spence)发表《筛选假设—————就业市场信号》论文，系统阐述“筛选假设理论”，成为该理论标志性成果。1974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明瑟(J.Mineer)出版《学校教育、经验和收入》一书，对学校教育的个人收益率进行研究。之后，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教授陶布曼(P.Taubman)出版了《作为投资和作为筛选工具的高等教育》(1974)一书“，筛选假设理论”成为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筛选假设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者属性分为两种:一种是与生俱来不能改变的,如性别、种族、家庭背景；另一种是后天可以改变的，如教育、婚姻、经历等。后天属性中，教育是最重要的“信号”。人与人之间能力不同，同样的教育投入，能力高的人可以获得较高的教育水平，能力低的人只能获得较低的教育水平。这就是说，能力低的人要想获得较高的教育水平，需要支付多得多的成本费用，所以，能力低的人不要为获得较高教育水平支付过多的费用,从而得不偿失。该理论认为,教育信号与工资收入关系极为密切,教育水映求职者能力,教育水平高的人，教育和培训所需成本较高，生产率也较高，雇主应支付他们较高的工资。教育主要的经济价值是对求职者进行筛选，把不同的人安置在适当的岗位。该理论认为，较高工资收入的决定因素是雇员们固有的较高能力,教育只是反映个人的能力，但没有提高个人的能力，强调教育文凭的重要性，因此又被称作“文凭理论”。“筛选假设理论”对教育投资政策制定的价值是:1.教育文凭作为筛选依据,将具有不同文凭从而具有不同能力的人安排到不同的岗位。2.教育可以使人在未来就业中获得更有利的地位，人们普遍希望获得较高文凭,那些能力差的人必将为追求高学历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财力，推动了高等教育过快发展，导致了企业不断提高雇佣标准，造成人力资源的“炫耀性消费”。受社会发展制约，高水平教育与高失业率往往并生，出现“教育膨胀”，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资助应当适度。3.就职后的在职培训，能提高雇员的专业技术能力，这种培训应克服“集团培训”，针对雇员不同特点进行多层次、多样化培训。应当大力实施各种专业资格考试，以考查人的真才实学。主张无论上过什么学，都要参加相应的专业资格考试，考试合格者国家要承认其“学历”，根据考查成绩择优录用。4.教育与工资水平呈正相关，教育水平越高的人工资水平也应当越高。“筛选假设理论”作为教育经济学理论重要组成部分，一经创立就在许多国家获得传播。社会在人力资本配置上，更注重教育文凭为信号的能力；雇主对雇员工资的确定，除依据其教育水平，还要依据其实际生产率并不断调整，使工资与生产率相吻合。政府对教育投资的重点，适度向职业教育与培训倾斜。
三、西方“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研究与贡献
“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认为，教育将人们分配到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包括主要的劳动力市场和次要的劳动力市场。主要的劳动力市场提供的是大公司、大企业和大机构的工作岗位，这些岗位就业稳定，职业有保障，工资高，工作条件好，晋升机会平等；次要的劳动力市场提供的是小企业、小公司的工作岗位，这些岗位工作不稳定，工资低，制度严厉，晋升机会少。教育文凭、考试成绩是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重要依据。一些国家政府对高层次教育过度的财政支持，助长了高等教育过度。政府应缩小高等教育投资份额，加大基础教育投资比重。“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指出，在主要的劳动力市场，教育与工资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但在次要的劳动力市场，教育与工资间却不存在着正相关关系或关系不明显。其原因在于：由主要的劳动力市场获得有满意职业保障和工作条件的人，具有较高文化教育教养，具备根据一般经济、技术、科学文化和管理原则进行运用的能力。拥有这种能力，必须具有高等教育水平、高认知能力，通晓特定技术、专业知识、公司资本价值、利润和运营情况。这些职位占有者的行动，将影响公司全局的生产率和利润，拥有较大的自，能获得优厚的工资和良好的晋升机会。由次要的劳动力市场获得工作条件的人，绝大多数是妇女，虽然有些妇女具有高等教育水平，但往往只能被充当劳动后备军，成为廉价劳动力。次要的劳动力市场提供的工作，只需要较低教育水平或根本用不着接受教育，次要的劳动力市场就业者，只能获得较低工资。“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的制度主义经济学派(代表人物如:美国多林格、皮奥里等)认为，雇主往往根据雇员的种族、性别、举止、口音、文化程度、考试成绩等特征，做出就业分配和安置，从而将两种劳动力市场分割固定化。主要的劳动力市场要求雇员的工作有规律，要准时、守纪律、周转率低；次要的劳动力市场容忍雇员迟到、缺席和周转率高，很多次要的劳动力市场本身就是短期和临时的。许多工人被挡在主要的劳动力市场之外是必然的。“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的新学派(代表人物如:美国卡诺•爱得华兹•戈登、罗思等)认为，在资本主义由竞争向垄断过渡过程中，大企业制度形成了工人同类化趋势，垄断资本为了追求长期牢固控制，有意识地把劳动力场分化，把劳动力分割成白领和蓝领，白领加入到公司管理队伍，以优惠方式提升，蓝领工人由于不具备某些资格，不能进入白领队伍，成为低收入群体。“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对教育投资政策制定具有的价值是:20世纪60～70年代，许多国家政府加大教育和培训，力图把穷人从次要劳动力市场转移到劳动力主要市场，改善他们收入，缓解社会矛盾。然而受当时经济制度制约，为穷人提供的技能培训并不适用于主要劳动力市场需求，这些人不可能由教育和培训改变就业与收入。[5]
四、国外教育投资理论研究贡献小结
概括20世纪60～70年代世界教育经济学对教育投资的研究，无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对发展中国家，教育投资都曾产生重要影响，一些国家积极调整各级教育投资结构，削减高等教育投资比重，增加基础教育投资份额。有的调整高等教育专业投资结构，更加注重应用学科建设。许多发达国家大力加强职工培训，希望改善社会就业和分配。上述政策对缓解过度教育压力，稳定社会和发展经济产生了重要作用。“人力资本理论”关于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学校质量对教育收益的影响，使人力资本理论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处于核心的地位，迅速地改善了各国教育投资行为，带来教育的大发展。“筛选假设理论”主张将教育文凭作为依据，将具有不同文凭的人安排到不同的岗位，使教育在人力资本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主张加强在职培训，加大了各国政府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投资。“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对各国政府加大在职教育与培训，重视次要劳动力市场公平问题，削减高等教育投资比重，增加基础教育投资份额，起到了指导作用。上述理论尽管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一定局限性，但从世界各国教育投资政策改革的实践看，仍显示了重要的经济价值。20世纪80年代，国外经济学、教育经济学学者对政府向学校拨款的方式、拨款的比例，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教育投资的个人收益率等问题展开了研究，研究方法更趋向于实证分析、个案分析和国际比较，并提出了一些相应的政策建议。20世纪90年代，国外学者对教育与经济增长、教育与劳动力市场、教育与收入分配、教育收益、教育财政、教育投资总量和由谁来承担教育投资等问题展开了研究。有多项研究证实，人们接受较多的学校教育与具有较高的收入相关联。学者（Johnson1982）、(Castells1989)通过对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比较研究认为：在其他情况相同时，一个较均等化的收入分配方式，有可能促进经济发展。在成功的经济实体中，国家政策应重视发展教育，以鼓励人员参与的机会均等，以刺激企业的革新创造。研究指出，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成功，证实了高质量的公立教育在培养劳动力适应激烈竞争、变化多端的现代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也证实了“发展主义政府”的关键作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列文（H.M.Levin1998）提出，历代以来，受教育程度总是决定代际社会与职业流动的重要机制。提出，应寻求新的经费来源、降低单位产出成本和提高教育质量，以改进教育投资决策。著名美籍教育经济学者曾满超（M.C.Tsang1998）提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大量文献证实：教育投资的收益率通常高于物质的收益率；初等教育具有在所有教育水平中最高的收益率；学术性中等教育具有高于职业或技术教育的收益率；高等教育的私人收益率高于社会收益率。认为，应鼓励有关教育成本的研究。对生均成本和其他成本指标的研究，应当周期化进行，以用于监控和诊断教育资源的配置和利用。上述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为教育提供充足的资源，促进教育适时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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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在不断推进，特别是《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出台使得我国的私立高等教育得到了快速发展。据统计，截止2010年，全国私立高校已达350（本研究未包含独立学院），在校学生超过一百万人，其中本科29所。私立高校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和探讨民办高校管理理念与内部管理体制问题，对私立高校如何持续发展及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美国和日本是私立高等教育相对发达的两个国家，从教育规模角度出发，美国约占1/4，日本约占3/4。比较二者在管理理念、经费来源和内部管理体制方面的异同，对我国私立高校的经营管理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私立高校的管理理念应建立在先进的管理理论基础、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基础之上，从教育经济学角度出发，核心问题是管理的价值取向。价值取向将决定私立高校发展方向。查阅众多中外私立高校发展史折射出：私立高校的管理必须具有自身特色。特别是其管理体制按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应有别于公立大学。私立高校应根据自身发展特点，建立完善的内部管理系统，科学设置各类、各层管理组织，清晰决策权责与执行权责的划分，融洽彼此之间的从属关系，即决策权归哪个机构，执行权归哪个机构。当然，私立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最终将直接受到经费来源的影响。在二者中，管理理念处于支配地位，管理理念决定管理体制，管理体制必须同相应的管理理念相适应。
一、私立高校的管理理念决定学校的特色发展
作为私立高校的运营与管理，必须兼备市场理念，运用现代教育经济学的教育理念坚持市场管理理论，尊重市场经济规律，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特色。在美国和日本，任何一所私立高校的运营都在从实际发展出发，注重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价值取向，特别注重特色经营与管理，注重核算管理成本，注重管理实效。因此，私立高校建设发展的根本任务与国办高校有一定的差别，注定了私立高校管理理念必须有别于国办高校，特别是在员工薪酬制度、考核制度、关注教师成长、关注学生就业，特别是学生技能培训、社会适应能力培养、“工学”结合方面有自己的教育教学管理特色。
对于私立高校而言，时刻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考虑和分析市场需求是至关重要的，在当今生源竞争如此激烈的形势下，私立高校的管理者应该坐下来认真研究对策，审时度势。教育是个大市场，但只有认清市场需求，才会选准招生宣传和定位。没有了市场，也就没有了生源，资源无从配置。私立高校管理中，必然考虑的管理特色是：教学管理模式应有别于国办高校。私立高校的招生和就业直接影响到学校的生存和发展，换句话说，就业好直接吸引更多的生源，而就业好是要教学质量来说话的。正因为招生和就业这两个市场是私立高校教育教学过程的两头，因此，教学管理全过程应体现自己的特色，努力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突显“工学”结合的特色。面对市场千变万化的需求，从招生、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校内资源配置，到借用社会资源条件等，都需要教学管理部门为学校延续发展做出灵活及时的反应，满足随经济体制的变革、产业结构的调整、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而形成的地方、行业、企业对高等教育的多样化需求。
因此，私立高校为了生存和发展，应确立以市场为导向的办学理念，从专业设置到培养目标，始终围绕着市场的需求，使得民办高校能够灵活地适应市场的变化，及时调整专业设置和培养目标，确保生源数量和质量。
二、资金来源的形式决定内部管理体制
在美国，私立高校的经费来源形式主要有：学生学费、政府科研经费、社会捐赠。对于美国大多数私立高校来说，学生学费和社会捐赠是学校运营的主要经济支柱。在美国，为保障教学质量，学费基本都用于日常支出，不足时，部分社会捐赠也用于日常支出，剩余的社会捐赠部分购置固定资产和形成学校的发展基金。可见，美国私立高校的运营不单单依靠学生的学费，更多来源于校外的捐赠。由于社会捐赠在私立高校经济来源中占主要地位，这也决定了美国私立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模式。美国私立高校的管理者更多的是校外人士，校外资金筹措者与创办者组成董事会，可见董事会成员中，更多的是校外人士。这些董事会中的校外人士是学校与社会联系的重要纽带，也是资金筹措的主要社会关系。董事会是学校的最高决策机构，决定学校运营过程中的重大发展方向、预决算、校长聘任、社会捐赠资金的筹措等，以保证学校发展的延续。可见，美国私立高校内部管理形式上，董事会不但是决策机构，也是监督机构，在资产管理与资产所有相分离的基础上定位内部管理体制，使得校长、副校长、学院院长负责执行董事会的决策时有一定的灵活性，保证了生源质量和教学质量。
在日本，私立高校的主要经费来源是学生学费、政府补贴、社会捐赠，但社会捐赠所占比例很少，政府补贴也有限，基本依靠学生学费运营。日本私立高校的经费来源特点决定了它的内部管理体制与美国的不同。日本私立高校的管理主要依靠内部治理，较少有校外人士参与到董事会或理事会成员中。创办者始终参与到学校的运营与管理中，使得学校在经费来源有限的基础上，制定有效的发展措施，保证学校的延续发展。
在我国，私立高校的经费来源几乎只有依靠学生的学费，这种经费来源模式更多的贯穿了创办者及家庭成员的家族式管理模式，这也使得我国私立高校内部管理体制相对复杂化。我国私立高校董事会一般由创办者、投资者、对学校贡献卓越者、职工代表、聘任校长等人员组成，创办者应作为终身董事参与学校发展和制定决策，并时刻发挥对学校发展方向与重大决策的监督与管理作用。
三、我国私立高校内部管理体制定位
由于我国私立高校最初的办学经费来源非常有限，几乎完全依靠创办者自筹资金、借贷资金发展而来，有的创办者当初把自己家的住房拿出来抵押，可见办学的艰辛。因此，我国私立高校的董事会必将代表着创办者的经济利益，也包括创办过程中其他投资者的利益，特别是创办者的利益。保证创办者办学的初衷和延续发展是我国私立高校董事会的重要使命。
从比较研究可以看出，我国私立高校经费来源与国外不同，故在管理体制方面存在诸多不同。我国私立高校最佳管理体制模式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因为每所私立高校的发展受着多种多样复杂因素的制约，而且许多因素是不可预测的。但比较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私立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更适应于代表创办者最高利益的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有利于实现各层组织之间、各层组织内部的各层人员之间都按市场法则进行权责分配与利益分配，这种权、责、绩、利（酬）、险五挂钩的管理机制，有利于学校各级人员共同谋划学校的发展。
因此，建议我国私立高校董事会聘请行业专家，为其量身制定科学完善的管理体系，赋予每个管理主体一定权责，使相关部门在权责范围内相互配合、依法有序、高效灵活的抓好招生宣传、教学管理、学生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后勤管理等各项工作。只有按照董事会所赋予的权力与承担的责任有序的履行权责，同时将各部门所取得业绩大小分别进行考核，合理分配工资报酬，真正体现出多劳多得、优劳优酬、奖勤罚懒、奖优罚劣的利益分配原则，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学校才会又好又快的发展，从而全面体现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使得私立高校内部运营走向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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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成本指培养每一名学生所支付的全部费用，即各级各类学校的在校学生在学期间所消耗的直接和间接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总和。有公式表示为：教育成本=教育直接成本+教育间接成本。
教育直接成本是社会与个人为教育而直接支付的费用总和，分为教育社会成本和教育个人直接成本。
教育社会直接成本主要是指国家、政府直接支付的教育费用，以及社会集资捐资的经费；教育个人直接成本主要是指学生家庭和学生个人直接支付教育费用，诸如学费、杂费、书籍文具费、住宿费、交通费和生活差距费等。
教育间接成本是社会和个人为教育而间接支付的教育费用，有时也称“机会成本”、“择一成本”。教育个人间接成本是指学生已满法定劳动国年龄因受教育而放弃的就业收入的成本。
所谓教育个人成本与收益不平衡性，主要是针对个人投入的教育成本，不能得到成正相关的个人收益，一般是指负收益。
二、教育个人成本的计算方法
教育个人直接成本核算计算方法：
S=R+D+H+B
式中S为个人直接成本，R为学杂费，D为生活差距费，H为交通费，B为书籍文具费。
韩宗礼（1988）提出的计算大学生总间接成本：
M=［（p×a×）］i
M为概率项数，n为求学年限，p为可能在某部门就业的概率，a为一年放弃收入的时间百分比，A为同一就业部门水平相当的职工年平均收入，i和j为选择职业的项数序，∑为加总符号。
三、教育私人收益分析
教育私人收益可分为两种，市场化私人收益和非市场化私人收益。所谓教育的“市场化私人收益”就是受教育者从教育中获得的最终可用货币度量的收益。教育的市场化收益有教育质量的收益和教育数量的收益两种类型。前者指在受教育年限不变的情况下因教育质量的提高而获得收益，后者指从增加的教育年限中得到的收益。
教育的非市场化私人收益可以表现为以下几方面：第一，教育具有消费收益，也就是个人在受教育期间所获得的乐趣、快乐等。每二，教育生产消费者选择效益。第三，教育改变储蓄行为。实证研究表明，人们接受的教育与储蓄率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第四，教育提高家庭内部生产力。
四、教育成本与教育收益不平衡性的表现在个人教育的负收益
1.对那些学习成绩不好或不爱学习的学生来说，上学可能只是痛苦的经历。
这主要是指教育的非市场化私人收益，在受教育过程中，或受教育之后，受教育者并没有在精神、情感，以及各种社会行为中得到有利影响，反而对受教育产生抵触心理，导致许多负面影响的形成。比如，在受教育过程中被教师批评、处罚，因不喜欢上学而产生破坏行为等，这些都是教育非市场化的私人负收益。
2.过度教育产生的低效率，使得教育成本增加，教育资源浪费，收益相对减少。
从理论上来讲，受教育数量与个人收入是成正相关的。但由于我国最近几年出现了高学历热，不少人只顾追求升学率和受教育数量的增加，而忽视了教育质量的提升，导致受教育者学历虽高，但无法找到收入满意的工作，甚至失业率增加。
因此，笔者认为，当就业能力达到一个最佳点时，再接受教育，只会加大教育成本，这时受教育若对个人收益产出没有任何价值，受教育者可以选择就业，以扩大个人收益。
五、原因分析
1.教育结构体系缺乏必要的衔接和沟通。
普通教育缺乏职业化教育，学生只懂得一些理论知识，而缺少对专业所属行业，以及专业的社会性的认识，因此学到的知识是和社会与行业脱钩的、无联系的，从而导致在求职时无法适应用人部门的需求。因而，多年的教育成本投入，以及教育资源的使用，都得不到正常的回报。
2.一些大学生主观意识不强，没有紧迫感。
一些大学生进了大学校门就有一种安逸感，自以为进入了保险箱，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竞争上岗已成为适应经济发展的就业机制。因此，这些学生无法适应社会，也无法在竞争上岗中获胜。
六、改进措施
1.深化学校的教育改革，加强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沟通、融合和衔接。
现在的职业院校就业状况保持良好，这是因为职业院校的培养方向就是针对用人单位、针对受教育者的教育。因此，笔者认为大学应走职业化和综合化相结合的道路。也就是说，在包括专业设置，培养计划、目标、方向的设置上，除了侧重于学生的理论研究之外，更要加强受教育者的实践能力，了解行业动态，以找准个体在行业的定位，根据社会用人标准和行业标准，培养学生，为社会培养更多实用性人才。
2.学校应加强以就业为导向的社会定位。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毕业生按指今性计划就业的政策逐步取消，教育机构的自主性不断增强，新的办学形式、办学机构也大量出现。而这些变化影响了学生对受教育的选择和用人部门对毕业生待遇的规定。因此，无论何种教育机构，都应把保证学生高就业率作为核心价值和社会定位，这样对教育机构来说是高产出，对学生个体来说也会有可观的收益。
3.提高受教育数量的同时，更应重视受教育者的质量。
高学历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提高国民整体水平的表现，但是受教育过程中，不能一味地追求高学历，追求受教育者数量的增加。当教育机制和用人机制都以质量为先，那么全社会，以及个人的教育成本都会得到控制，个人收益也会相对增加。
4.制定合理可行的收费制度，有效控制教育个人成本。
政府和教育机构应建立合理的政策和制度，保证收费的合理性，使受教育者合理地投入教育成本，避免不正当的收费现象的发生，这样可以有效地控制教育个人成本，使教育个人成本最小化。
参考文献：
［1］刘志民主编.教育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
篇10
面对后工业化时期产业转型升级对技能型人才的井喷式需求，可尝试将农民工培养培训为技能型人才。职业教育能够促进阶层流动，因此在理论上，农民工可以通过职业教育和培训获得的职业技能走进城市的正规就业岗位，获得融入城市的第一块敲门砖，在此基础上不断建立可持续生计，逐渐融入城市。其中，职业教育主要用于培养农村潜在劳动力，旨在赋予潜在劳动者职业知识和职业技能，顺畅实现乡城迁移，为实现产业转型建构技能型人才的蓄水池，促进潜在和新增乡城移民实现稳定就业、体面就业。另外，要引导青年农民工回炉职业教育。职业培训则主要是针对存量农民工，旨在通过职业培训使之获得产业转型中岗位所需的新技能，消除结构性失业风险。
篇11
【关键词】
政府统筹；劳动力供需；结构性矛盾
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同时存在需求不足和供给过剩的结构性矛盾，一边是“民工荒”现象从沿海地区向内地蔓延，一边是应届大学生就业呈更加困难之势，此问题的长期存在势必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不利于社会稳定，因此本文试图从政府层面分析其解决办法。
1 充分发挥信息导向作用，加强产业、行业人才发展统筹规划和分类指导
首先，成立各级就业指导委员会，将就业工作纳入区域发展规划进行统筹安排，由就业主管部门牵头，建立劳动力市场联盟，有效整合各种就业服务资源，联手推进就业政策的衔接与落实，引导劳动力有序流动，提高用工需求的匹配度；其次，加快建立和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信息网络，提高信息服务水平，切实改变信息掌握不多、不准、不及时、利用率不高的问题；再次，加强就业和用工指导服务。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围绕重点领域开展人才需求预测，定期急需紧缺人才目录，以指导劳动者求职就业和单位招聘用人，同时结合求职者的个性需求有针对性地提供指导服务。
2 调整产业结构，从根源上破解“就业难”和“用工荒”
我国传统产业比重大，用人需求不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不够，人员吸纳能力也有限，一些竞争性行业和民营性质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是大学生的主要雇主，只有不断进行产业升级，才能满足大学生自我发展需要，所以解决“两难”问题，调整产业结构很有必要。也可以增加中西部的就业，缩小城乡贫富差距，缩小中西部中小企业与东部经济的差距，带动小城镇发展以及劳动力就近就业。除了用人主体需要不断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从根源上实现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外，求职主体也要不断进行调整以适应劳动力市场，形成两者间的良性互动。
3 充分发挥就业促进政策的引导调控作用，根据就业形势及时调整
首先，根据市场需求控制专业设置，加大急需研发人才和紧缺技术、管理人才的培养力度，同时鼓励大学生利用专业优势创业，鼓励大学生在科技发明、转化科技成果方面创业，从而为经济结构调整作贡献；其次，促引大学生到中西部就业，实现就业的均衡发展。近年来我国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产业转移逐渐向中西部扩展，可以利用将在中西部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户口落在省会城市、为其晋升职称等提供便利条件等措施鼓励其紧随劳动密集型企业而西进；再次，根据就业形势的变化调整政策实施的重点和力度。在经济发展降速、企业经营困难时加大援企稳岗政策的实施力度，在企业出现招工难矛盾时加大职业培训和中介补贴政策的力度，在就业难与招工难同时并存的情况下，通过化解招工难来缓解就业难，减少公益性岗位开发和购买的数量，降低援助就业政策的投入，最大限度利用企业现有缺工岗位援助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在国家限制和淘汰落后产能、大量个体私营低端小企业难以雇工的情况下加强对劳动者的创业指导，提高创业质量。
4 发展不同层次的职业教育，提高劳动力供给匹配度
在制造业高度发达的德国，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办学比例为3︰7，而我国则恰恰相反。因此，要解决好我国职业教育“短腿”问题，首先争取通过国家立法确立职业教育的地位，使其在公共资源与生源配置上享有与高等教育同等的待遇，对各类职业高中和技工学校给予更多的政策扶植；其次，为了满足产业升级后的劳动力市场需求，可以加强职业技能教育供给，鼓励企业为确保所需技能人才的稳定来源投资或参与职业教育和培训，通过校企联合，实行定向教学、定向实习、定向就业，以提高劳动力供给匹配度；再次，建立多层次多渠道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如高职高专和技工学校应以经济社会发展对各类人才的需求为导向、职业培训机构应以单位订单和定向就业为导向、企业开办的职业培训，应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导向。按照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要求发展职业培训，把职业培训的重点从扩充数量转向提升质量上来。
5 提高农民工教育培训投入，并加强其向“市民”的转化
我国农村劳动力总体素质不高，具有及大的开发潜力，因此为了满足产业转型升级，首先必须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把传统产业工人培育成适应新型产业的工人，缓解目前结构性用工难问题。同时，要充分发挥工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作用，依法推动企业建立平等协商集体合同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促进社会充分就业；其次，从“民工潮”到“民工荒”，一个重要的体制性原因是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许多农民工像候鸟一样一年一度在城乡之间飞来飞去，这造成了春运和招工大潮的世界奇观。因此，要从体制上实现“农民工”向“市民”和“工人”的转化，使其真正安居乐业。
6 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扶植力度，解决好分配领域的突出问题
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一般处于产业链末端，由于经营门槛低、平均利润率低、工资水平低、员工流失率高，致使其成为受累于“招工难、就业难”问题的政策洼地，但这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往往是安置就业的主渠道，因此，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是实现充分就业的必由之路。可以综合运用财政、税收、金融等手段，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扶植力度，切实将对民营企业减税让利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尤其是在民营企业相对集中的工业园区，要统筹规划公租房、学校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建设，为其招工留人营造良好的条件与环境，并严格执行国家“限高、扩中、提低”的收入分配政策，严格限制垄断行业工资过高增长，从根本上矫正社会平均利润率“扭曲”问题。
【参考文献】
[1]李春玲.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均等——高校扩张的平等化效应考察[J].社会学研究，2010（3）.
[2]张冀.人口结构调整与均衡性社会的建设[J].人口研究，2010（5）.
[3]张冀.近年来中国人口与就业热点问题研究[J].河北学刊，2011（4）.
[4]陈传江等.当前劳动力市场结构性供需矛盾突出现象探析[J].改革与开放，2010（2）.
[5]化解招工难就业难结构性矛盾需迈四大门槛，2012-04-18新华网
[6]大学生就业难七大问题 结构性矛盾供求错位，2011-01-30中国网
篇12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教师职业倦怠研究”（编号：15SKS051）和重庆市高等教育学会项目“高校青年教师激励机制研究”（编号：CQGJ13C841），主持人：龚群英。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6）07-0080-05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为高职教育事业大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生态环境，高职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张有效地缓解了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对大量实用技术型人才需求的矛盾。但是在经历长期粗放式发展的我国，区域经济正处于经济总量发展有余而质量发展不足的窘境。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而言，我国区域经济走上以知识为驱动力的集约式发展道路和以技术为驱动力的适度规模化发展道路是历史必然趋势。而区域经济的适度规模化经营和知识驱动下的集约式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需以符合时代精神的大批高素质实用技能型人才为支撑。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存在重视普通本科教育而忽视高职教育的办学思维，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高职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诸如此类办学思想在高职制度建设领域、高职经济建设领域及高职文化建设领域普遍存在，共同构成制约职教事业健康发展的高职教育生态环境。
实质上，高职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积极的相依相生的互促关系：一是高职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将有助于有效满足区域经济发展所急需的技术型人才资源的供给能力，进而增强企业运用现代化产业技术来提升生产效率；区域经济范围内的企业的大发展将反促高职院校及时跟踪人才市场的用人需求趋势，并据此来及时调整高职专业设置，以优化面向社会的人才资源供给能力。二是高职教育的健康发展将有力地促进区域经济产业的技术升级，地方企业可通过与高职院校展开深入合作的方式来引进先进生产技术，并通过消化吸收来转化为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进而提升其市场竞争能力；高职教育则可从区域经济产业升级中获得丰厚的办学资源回报，实现高职教育实训基地技术的升级换代，最终反映为高职教育系统的人才培养素质和能力的持续性提升。总之，高职教育事业的内涵式发展战略的有效落实依赖于高职教育生态环境的优化；高职教育生态环境的优化亦取决于高职教育事业与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水平。为有效增强高职院校服务区域经济的能力，高职教育系统应当采取有力措施探究高职教育生态环境的基本构件及其特征，并有针对性的提出相应的优化策略，以有效促进高职教育事业与区域经济的同步健康与可持续发展。
二、高职教育生态环境的基本架构特征
（一）高职教育制度生态环境的特征
高职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的能力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高职教育所处的特定制度生态环境特征。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文化复兴事业的深入发展，我国教育行业亟需通过大力发展高职教育以培养大批高素质技术型人才，为实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作为影响和决定高职教育事业发展方向的重要因素，制度生态环境建设成败直接影响高职教育事业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
1.地方政府职业教育主管部门应当切实关注高职教育制度生态环境的社会属性。高职教育的直接目标是塑造具备良好技术能力的高职学生，以便于为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大批合格技术人才。而若要使得高职学生可资肩负此等重任，则需要高职院校通过有效的人才培养计划设计，来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社会秩序感和对社会历史文明的传承责任感。地方政府职业教育主管部门应当为高职院校践行该教育目标提供政策支持，以促使高职院校可与区域经济体内的企事业单位进行教育实践活动互动，从而形成一个组织有力的协同式高职教育模式。
2.地方政府职业教育主管部门应当重点关注高职教育制度生态环境的生态属性。该生态属性系指高职教育制度生态环境中的高职院校与地方政府及企事业单位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高职院校依赖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及企事业单位的用人需求支持；企事业单位需要依托高职院校来获得产业升级所必需的人才与技术支持；而地方政府则可凭借高职院校与企事业单位的深入合作行为来巩固其税基，增加其未来财政收入。高职院校与地方政府及企事业单位间建立和谐共生关系是合作各方主客观统一的必然诉求，是感性所规范的目的性与理性所规范的规律性的必然结果。
（二）高职教育经济生态环境的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的我国经济大发展带动了高职教育事业的迅速进步，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则直接使得企业对高职技术型人才保持旺盛需求。高职教育经济生态环境与高职院校相互作用，共同促进高职教育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贴心服务。高职院校在加强服务区域经济发展能力的过程中，应当重点关注影响我国高职教育内容和方向的经济生态环境特点。
1.以新兴产业为核心内容的区域经济转型步伐加快对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方向提出新要求。当前我国区域经济的主流发展模式仍处于高能耗的粗放式发展阶段，从长期而言，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终将因其不可持续性而走向衰亡。为有效落实科学发展观，区域经济必须走上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发展道路，以建成具有资金投入低、单位产能高和排放少的可持续发展式国民经济体系。地方政府应当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以推进新型工业化战略为着力点，优化支撑区域经济发展的有限资源配置模式，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和自然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这要求区域经济紧密跟踪当前国际产业在低碳环保领域的新动向，通过政策扶植的方式来集中有限资源，在关键性节点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以新兴产业为核心的区域经济转型需要高职教育为其提供大批适应新兴产业生产方式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支持。高职院校需要以新兴产业的人才需求为指引，转变传统高职教育理念，利用其高端技术人才培养优势来服务区域经济的新兴产业发展战略。
2.产业结构升级为特色的区域经济转型战略对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方向提出新要求。由美国次贷危机诱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波及到实体产业领域，导致我国各区域经济的传统产业发展陷入困境。为有效摆脱经济危机的困扰，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必须勇于面对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阵痛。产业转型升级是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增强企业在全球化市场竞争中能力提升的重要路径。具体而言，各区域经济的资源禀赋优势有着显著差异，其产业升级所包含的内容也显著不同。但总体而言，产业升级战略通常包括如下内容：一是产业结构方面的升级，二是企业自身资源优化配置的能力以适应产业结构升级所需。产业结构方面的升级核心是以科技为动力，实现企业生产能力从低技术含量和低经济附加值状态向高技术含量和高经济附加值状态进化。由于产业结构升级要依赖管理思想的革新和技术的改造，这些科技是由人才来掌握，而人才是通过高职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1]。因此，高职教育事业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起到了供给企业所急需的高新技术和高技能型人才的作用。
（三）高职教育文化生态环境的特征
高职教育文化是高职教育、文化与生态环境等概念的复合体，它是指高职院校在高职教育活动过程中所呈现的模式及揭示该模式重要特征的符号化结构。高职教育文化是以高职教育系统为核心所构建的社会共同体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总和。高职教育事业发展所处的文化生态环境是指以高职教育为核心，以高职教育文化为内涵，对高职教育的成长和发展起到关键性制约作用和调控作用的诸环境影响因子的集成系统。高职教育文化生态环境与高职教育事业之间的协同互动式关系可从以下方面来把握。
1.高职教育文化生态环境通过渗透功能影响高职教育战略发展方向。高职教育文化生态环境是承载高职教育系统运行的载体，高职教育系统是高职教育文化生态环境价值实现的目标。高职教育系统在与外部文化生态环境系统进行持续性的物质、能量与信息交互，从而形成更有利于高职学生学习与成长的友好的高职教育文化生态环境。良好的高职教育文化生态环境可以摆脱意识形态的强行灌输和教育制度的强力约束，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来循序渐进的感化着高职教育对象的精神世界，进而将适宜区域经济发展的科学理念和科学知识渗透给学子们，从而使得众多学子的职业素养和就业观念在悄无声息的情形下发生变化。
2.高职教育文化生态环境通过凝聚功能影响高职教育战略发展方向。随着社会与经济的持续进步，高职教育价值观日趋多元化态势。高职教育价值观的多元化固然有利于激发教育者和教育对象的思想活力，促成其创新思维和创造能力。但是作为高职教育对象的大学生而言，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尚未定型，其思辨能力和价值观识别能力略显不足。在缺乏主流价值观引导的情形下，高职学生易陷入精神家园失落和信仰危机的局面。高职学生是高职教育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化冲突生态环境下的高职学生的文化取舍直接影响高职教育战略发展方向。高职院校应当同步培养学生的理想化教育价值观和功用化教育价值观，促使高职学生在坚守自我理想的精神家园的前提下确立实用化教育价值体系，以有效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为目标来定位自身未来职业发展方向。
三、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高职教育生态环境的优化策略
（一）高职教育制度生态环境的优化策略
1.在全社会树立以高职教育为核心的终身制教育（Lifelong Education）理念是高职教育制度生态环境建设的重中之重。上世纪六十年代法国教育家保罗・朗克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终身教育议案标志着终身教育理念的正式确立。随着当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技术工人的知识与技能面临着更快的被淘汰速度。技术工人急需通过贯穿其职业生涯的持续性学习的方式来有效克服其知识与技能过时速度加快的问题。理想的社会是学习型的社会，理想的教育是终身教育，理想的生活方式是终身学习的生活方式[2]。作为一种现代教育思想，终身教育已成为世界各国制定教育政策、进行教育改革和构建现代教育体系的重要指导。高职教育的办学重点应当从传统的全日制学历教育朝着为受教育对象全职业生涯的学习提供教育服务的方向转变。地方政府和职业教育主管部门应当为高职院校面向全社会技能型人才提供终身制教育服务的新教育战略的实施创建良好的制度生态环境。具体而言，地方政府和职业教育主管部门应当积极改革传统的偏重于学历教育的职业教育体系，改变对技术型人才的学历考核制度法规，摒弃对职业技术人员的一考定终身式考核模式。地方政府和职业教育主管部门需要打通高职学历教育、社会化职业资格认证考试和职称认定考试，建立可以全社会流转的跨校和跨企业的学分认证制度系统，并且对职业技术型人才实行定期资质认证考核，以有效促进技术人才积极参与终身制学习，确保其持续提升自身知识与技能水平，以满足不断发展的区域经济生产力的需要。
2.地方职业教育主管部门应当建立科学的高职教育管理体制，为高职人才培养提供良好的制度生态环境。职教主管部门需对其现行职教管理体制做深入彻底的变革，统筹考虑职业教育的配套教学设施与设备管理、教务与学籍管理及师资力量建设管理等工作，有效解决制约高职教育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教学资源总量不足和质量水平有限的问题。地方政府需鼎力支持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事业，积极担负扶持高职教育事业发展的职责和义务。地方政府可以通过修订相关教育法规制度的方式来撮合高职院校与企事业单位展开人才交流与合作，进而增强高职院校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服务的能力。地方政府可以为教育部门与产业部门搭建交流平台，为高职学生搭建进驻当地骨干企业参与实训与实习提供有力的保障。地方政府可以对积极参与校企合作项目的企业实施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以鼓励企业接收高职院校的专任教师进入企业现场参与实训活动。
（二）高职教育经济生态环境的优化策略
1.宏观经济生态环境的转型诉求为高职教育事业发展提供动力。当前我国高级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旺盛与供给不足的矛盾较为尖锐，多数企业受高级技术人才匮乏所困，其产业升级进程严重受阻。高职院校应当积极响应区域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为其提供充裕的高级技术人才支持。当前区域经济的产业升级对高级技术人才的需求与高职院校的人才供给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为高职毕业生结构性供求失衡问题严重，以及表现为高职毕业生总量过剩但符合企业需求的合格人才供给不足的素质性问题。高职院校需要建立与区域经济发展趋势相协调的人才培养质量评估体系，将高职毕业生就业率及对口就业率纳入到高职人才培养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中，并对高职学生长期岗位能力做深入考核，以确保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方向与区域经济产业升级方向相协调。
2.高职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促使高职教育的经济生态环境日益优化。区域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对高职教育提出培养多元化复合型人才的要求。高职院校应当适应区域产业经济的发展要求来因地制宜的制定高职专业重点建设方向，努力朝着支持区域经济支柱型产业发展的方向来调整专业结构与布局，为区域产业经济的转型与升级提供优秀的实用技术型人才。高职院校可以强化与地方企事业单位的校企合作项目的内容与形式，并针对专业设置课题进驻企业展开深入调研，从而确保高职专业设置方案与区域经济产业升级方向相一致。由于区域范围内的产业升级并非一蹴而就，高职院校应当结合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来提供差异化的高职人才供给服务。具体而言，高职院校在集中优势办学资源创办核心专业的同时，亦须办好区域经济发展所需的一般性专业；在重点发展战略型支柱产业对口专业的同时，亦须发展相对欠发达地区和欠发达产业所需的一般专业。
3.高职教育系统应当通过多元化办学募资体系的建构来丰富高职教育经济生态环境的内涵，进而迅速强化高职院校办学实力，增强高职院校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办学经费投入不足的问题是制约我国高职教育事业大发展的主要障碍。高职教育事业的发展应当摆脱对政府财政资金的过度依赖型，转而建立面向社会的办学经费募集系统。高职院校应当积极吸收社会各界有志于高职教育事业的社会团体和企事业单位的资金参与高职院校建设，形成多元化办学格局。高职教育办学经费的多元化募集体系的建构不仅有助于缓解高职教育办学经费约束的问题，而且有助于以资本力量推动高职教育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变革，有效促使高职教育事业与区域经济同呼吸、共命运的同步发展壮大。
（三）高职教育文化生态环境的优化策略
高职院校软文化环境建设在推进高职院校调整办学层次、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内涵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其建设质量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的质量，并最终影响其在人才市场的竞争力[3]。高职教育系统可以采取如下策略来优化高职教育文化生态环境，为提升高职教育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提供文化环境保障。
1.高职教育系统应确立创新型文化生态环境。我国区域经济的未来发展方向是立足于现有规模庞大的制造业基础，通过高职教育系统来强化知识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从而降低区域经济发展对资源要素和资本要素的过度依赖性。当前我国区域经济转型已经确立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的特色发展战略，这对高职教育提出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新要求。高职教育体系的建立首先需要突出企业特色。企业在技术与生产领域的创新活动和对创新型技术人才的需求是催生高职教育建立创新型文化生态环境的土壤。因此高职教育应当破除传统封闭式办学模式，实现面向社会需求的办学新思路，贯彻以先进生产力发展趋势为导向的高职院校特色化创新型生态环境建设策略。同时，高职院校应当确立以我为主的特色化办学特色。高职院校的趋同化办学模式是制约我国高职教育事业大发展的主要障碍。高职院校应当立足于本校的高职教育办学特色资源优势，并结合学校驻地的社会与经济发展现状来确立学校的创新型教育文化建设方案，形成在高职教育市场中独树一帜的核心竞争能力。
2.高职教育系统的教育文化生态环境应当与企业文化生态环境相接轨。对于高职教育文化生态环境而言，企业文化生态环境具有显著的异质性特点。企业文化生态环境是企业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形成的适宜市场生存和发展的功利导向型文化环境，企业的运营活力正源于此。融入企业文化的成熟的学校文化恰恰具有隐性教育的功能，能够在潜移默化中使学生的职业气质不断优化[4]。通过嫁接具有强劲功利属性的企业文化，高职教育系统可以在继承传统的校园文化的严谨和睿智的同时，也将努力学习到企业文化中的精明和练达，从而提高高职教育系统在职业教育人才市场上的竞争能力。高职教育系统是衔接普通教育系统和市场系统的桥梁，优秀的高职教育文化环境则构成高职教育系统的核心竞争力。虽然高职院校与普通企业的运营目标显著不同，但是在以人为核心的运营理念上具有一致性，校园文化和企业文化所遵循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具有融通性。高职院校应当主动找寻与自己的校园文化特征相同或相近的企业文化，并与该企业积极展开深度合作。通过为高职学生创设逼真的企业文化氛围，将有助于促使学生深切感知企业文化，与企业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相融合。通过塑造与企业文化生态环境相接轨的高职教育文化生态环境，将利于学生零距离接受企业文化的熏染，有效提高高职毕业生对企业工作环境的适应能力。
参考文献：
[1]彭军超，高涛，颜华保.东莞产业结构升级与高职教育耦合研究[J].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5）：51-53.
篇13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农村发展面临复杂的环境，城市规划中的土地开发使得一部分农民离开土地，从第一产业过渡到第二、第三产业。失去了以前赖以生存的土地后农民的就业问题令人担忧。政府往往通过进行一次性金额赔偿的方式来补偿农民失去的土地，但对失地农民的生活保障问题并没有合理有效地解决，这种方式对失地农民的长远发展是很不利的[1]。因此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成为农村城镇化建设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促进失地农民的就业、稳定社会不安因素、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关系着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临汾市城镇化发展现状
临汾市依据现有基础，着眼未来发展，全面构建“一轴引领”“双核带动”“三区支撑”“四带融合”的空间发展格局，不断加快推进全市城镇化，紧扣“提速、提质”主题，构建“一带两圈多点”的网络城镇化体系，并将此举作为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建设的重要内容。[2]临汾市以城区为核心、大县城和中心镇为基础、区域性中心城市为节点、百公里汾河新型工业城镇走廊为轴线；为促进临汾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临汾市以城乡规划、产业发展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为引领，以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产业集聚区为支撑，以城镇旧区改造、城中村改造、棚户区改造为抓手，加快城镇化进程[3]。
临汾市近年来城镇和乡村人口的发展变化趋向于农村人口有所减少，城镇人口显著增加，城镇化率逐渐提升，2015年临汾市城镇化率预计达到53%以上，城镇人口数量预计220万人，2020年预计达到63%以上，城镇人口达到290万[4]。总之，临汾市地区间的城镇化水平差距逐年缩小，全市城镇化发展稳步向前。
三、临汾市失地农民就业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在广泛借鉴国内外学者对失地农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临汾市城镇化的发展现状，最终选择了25个指标作为临汾市失地农民就业影响因素调查的变量。调查采取随机抽样办法，选取了西孔村、泉坡村、下康村等十五个失地较为严重的农村进行调查，调查对象主要是由于城镇化发展被迫或主动失地的农民，共发放调查问卷300份，收回272份，回收率为90.7%。本文利用SPSS 21.0对调查所得的272份有效问卷进行了可靠性分析，结果得到25项指标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17，所以本研究问卷具有相当的信度。在进行因子分析之前，还需要对调查数据进行相关性检验，本文所得数据KMO值为0.931，Bartlett球形检验 p值为0.000，表明各个变量之间存在显著地相关性，因此可以对本文数据进行因子分析。
接着对调查所得量表进行因子分析，从解释的总方差中得出有七个成分的特征值都大于1，所以选择因素的数目为7，且7个成分解释了总方差的93.536%，可以很好地代表25个变量。
在初步形成的成分矩阵中，每组指标变量所代表的公共因子之间相关性较强，通过运用具有Kaiser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对其进行最大方差旋转可以降低所得公因子之间的相关度，而且经过旋转后，各因子与对应变量间的相关性增强，因子更清晰且便于命名和解释。
在旋转成分矩阵表1中我们得出，因子 1主要解释的是家中交通工具样数、家中耐用消费品数量、现住房屋状况、到乡镇距离、居住地到城区距离，描述的都是与失地农民生活条件有关的变量，因此可以命名为生活条件因子；亲友中干部或公职人员人数、亲友中企业一般员工人数、亲友中个体或私营企业老板人数、村企业数量这几个变量在因子2上载荷比较大，且都是关于亲友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变量，因此可以命名为资源因子；因子3主要解释的有身体健康状况、年龄、性别，显然都是与失地农民身体状况有关的变量，因此可以命名为身体条件因子；家庭劳动力、家中老人数、家庭人口数、子女数、目前婚姻状况在因子4上有较大载荷，这几个变量都是对调查者家庭基本状况的描述，可以命名为家庭因子；失地之前的非农工作经验、受教育程度、目前的职业技能掌握情况在因子5上载荷比较大，描述的与失地农民的能力素质和技能有关，因此可以命名为自身能力因子；因子6解释的是征地前土地亩数、土地所得补偿费范围、土地地理位置这几个变量，这些变量都是对失地农民以前的土地状况及补偿方面的描述，因此命名为土地及补偿因子；而因子7则主要解释的是被征地后是否迫切找工作、是否愿意学习深造是对失地农民未来就业态度的描述，可以命名为就业积极性因子。
四、临汾市失地农民就业中存在的问题
（一）失地农民自身知识技能掌握情况较差。对回收的问卷进行简单描述统计分析得出临汾市失地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调查者中61.0%的失地农民是小学及以下的文化水平，初中文化水平的失地农民占调查人数的14.0% ，且失地农民分化职业只是分布于各个行业中的初级岗位。
（二）本地中小乡镇企业发挥的作用不够。当前临汾市失地农村的村企业数量偏少，就业资源明显不足，本地企业的经济规模有限，能够吸纳的失地农民再就业能力不足，不能很好地为失地农民提供就业的机会，也不能带动村企业的发展。
（三）获取就业信息的渠道不畅通。劳动力市场上信息不灵造成的劳动力供需脱节的问题日益突出，各个行业多少都存在着岗位和人员不对等的问题，而城镇化使得大量失地农民涌向城市，农民离开土地后不知该何去何从，很容易错失就业的大好机会。
（四）失地农民就业积极性不够。由于失地农民是一个特殊群体，国家采用货币安置的方式统一进行征地补贴，问卷调查显示临汾失地农民土地被征所得补偿费范围普遍较高，征地后不急于找工作的人所占比例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失地农民的就业积极性。
五、对策及建议
由本文的因子分析可知，临汾市失地农民在就业方面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但存在的就业问题阻碍了失地农民就业，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对策。
（一）加大科学教育投入，建立完善的就业培训体系，提升失地农民人力资本水平以及就业新环境的适应能力。由本文研究可以得出，自身能力因素对失地农民的就业有着决定性作用，而目前文化素质低、劳动技能缺乏成为制约失地农民就业的消极因素。所以临汾市政府要对失地农民进行职业教育培训，兴办农村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向农民传授技能和实践经验，注重农民职业培训的实效性，以此培养出一批高文化、高技术、高素质的新型农民[5]，提高失地农民自身素质和非农就业的能力。
（二）调整城乡产业结构，建立和完善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通过本文的因子分析可知，生活条件因子对失地农民就业的影响最为显著，而有本文调查得知当前临汾市失地农民生活条件方面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居住地到城区距离较远。因此要加快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建设，让市场通过公平竞争调节需求，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组合，有组织、有秩序地引导当地农民实现非农就业。目前临汾市农村劳动力是自发松散的劳务输出形式，临汾市政府应该发展劳动力市场中介组织，建立健全包括就业信息咨询、职业介绍、技能培训在内的就业服务体系[6]。
（三）兴办乡镇企业，新增就业机会。由因子分析得出，资源因子是影响失地农民就业的第二大因子，村企业数量在其中对失地农民就业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在微观层面上，临汾市政府应致力于发展本地经济，将失地农民就业的空间进一步拓宽。在发展城市工业的同时，鼓励发展农村工业，让更多劳动密集型企业进入农村，这样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实现在本地就业。当地政府还应结合实际情况发挥本地优势来发展具有本土特色的乡镇企业，还可以通过加快本地旅游业的发展，进一步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
（四）深化以土地制度和户籍为重点的各项改革，并完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从本文的因子分析中可以看出，身体因子和土地及补偿因子都对失地农民就业有着重要影响，因此政府应积极健全失地农民在住房、养老、医疗、失业等方面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提升失地农民的健康状况，降低失地农民生计环境的脆弱性。与此同时，国家在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过程中，要合理利用农村土地资源，优化农村资源配置，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
（五）鼓励失地农民自主创业，积极促进失地农民实现主动就业。通过因子分析发现，就业积极性因子对失地农民就业有很大影响，而从失地农民的生活现状可以看出，失地农民的再就业积极性不高，而且大部分失地农民择业观念陈旧，主动就业意识较差。因此政府可以通过走访失地农民了解他们的实际需要和建议，有针对性的进行引导。社会应该通过培训和讲座的形式，对有创业倾向的农民进行科学系统的训练。这样就可以开阔失地农民视野，使其树立正确的思想与价值观念，提高就业能力。
参考文献
[1]中国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研究以哈尔滨市为例.
[2]席洪昌.临汾市城镇化发展问题研究[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S1：48-50.
[3]《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城镇化的意见》
[4]临汾市城市总体规划（2009-2020）
[5]王轶.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就业评价体系的研究[A].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经济学分会.2008年中国教育经济学年会会议论文集[C].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经济学分会：，2008：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