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院工作报告实用1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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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院工作报告

篇1

(一)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障政策得到较好的贯彻落实。区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严格按照《__市区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障试行办法》和《__市区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障实施细则》的规定,确定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障工作采用基本养老保险的模式,其养老保障基金按照个人、村集体、政府三方共同负担的原则筹集,并规定了a、b、c三类12档不同的缴费和享受标准,其中选择a、b 类的人员,政府补助总缴费额的16.7%,选择c类的人员,政府补助总缴费额的30%(见下表)。同时还积极做好参保对象的缴费以及与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的衔接等各项工作,使我区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障的各项政策、制度得到进一步的贯彻落实。

20__ 年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障缴费比例金额及养老金待遇情况一览表

趸 缴

档 别

首 缴

年 限

村、个

人缴费比 例

政 府

补 助

比 例

首次补缴金额(元)

20__ 年享受养老金月

标 准

村、个人缴费金额(元)

政府补助金额(元)

合 计

(元)

a 档

15

83.3%

16.7%

62828

12596

75424

640.00

b 档

15

83.3%

16.7%

37697

7557

45254

501.20

14

35184

7053

42237

473.40

13

32670

6550

39220

445.60

12

30157

6046

36203

417.70

11

27644

5542

33186

389.90

10

25130

5040

30170

362.10

c 档

14

70%

30%

18922

8110

27032

304.00

13

17571

7530

25101

282.30

12

16219

6951

23170

260.60

11

14868

6372

21240

238.90

10

13516

5793

19309

217.20

备注: 首次补缴金额 = 上年度全省职工平均工资 * 缴费基数 * 缴费比例 * 首缴年限。

(二)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障工作得到稳步、有序地推进。为稳步推进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障工作,区政府了成立工作机构,明确了相关部门及街道的具体职责,并结合__实际,提出了分年度工作目标。即20__年的目标是制定《__市__区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障试点工作方案》,选择了东方红等6个行政村为试点村,当年参保人数达5413人;20__年的目标是总结经验,以点带面,逐步推开;20__年的目标是完善政策,规范运行;20__年的目标是继续推进,抓好落实,提高社保覆盖面,使我区的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障工作步入经常化、规范化轨道。

(三)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障工作已初显成效。全区被征地人员参保人数大幅增加,养老保障基金有了一定的积累,财政对保障金的应补资金已有一部分到位,已达到享受养老保障待遇的人员都能按时足额地领取了保障金。截止20__年7月底,包括__经济开发区在内,全区已有36个行政村37317名人员按政策规定参加了养老保障。其中,在__社保中心参保的16个村中已有4318人领取了295元/月—690.20元/月不等的养老金,较好地解决了这部分被征地人员的后顾之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征地难的问题,改善了干群关系,减少了社会矛盾,促进了我区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同时也为推动城乡统筹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工作基础。

二、当前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障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调查,我们认为,我区的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障工作虽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存在的问题较多,面临的困难不少,总体形势仍然比较严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宣传不够深入,参保人员意识淡薄。目前,我区对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障工作宣传的广度、深度都显得不够,导致全社会对此认识不够到位,尤其是被征地人员参保意识淡薄。一方面,少数从事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障工作和相关部门的同志认识不够到位,认为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障工作的制度尚不规范,政府补贴资

金数额大,财政难以承受,参保人员结构类型复杂,工作难度高,从而产生畏难情绪。另一方面,被征地人员对政府的承诺和保障工作缺乏正确的认识和必要的信心,部分农民甚至担心这种保障会与以前推行的老农保一样半途夭折,从而难以实现预期利益。从调查情况来看,我区55岁以上群体要求参保的积极性还可以,40岁以下的大多不愿意参保,30岁以下的积极性更低。

(二)基金到位困难,可持续支付能力低。从理论上说,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障金实行专户管理,封闭运行,通过财政投入以及利息等收入,在支出总额不多的情况下,应该能够实现收支自我平衡,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究其原因有三:一是基金统筹层次过低。目前,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已建立省级调剂统筹机制,从而大大提高了抗风险能力,而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障的基金目前仅靠区级政府统筹,层次过低,基金规模偏小,运作空间有限,抗风险能力较弱,一旦区域经济出现较大波动,财政无法保底,整个保障基金极有可能出现支付危机。二是基金筹集困难较多。一方面,政府补助资金未能及时到位。截止20__年7月底,我区尚有10660万元财政应补资金没有到位。另一方面,村集体经济难以负担。由于早期被征地的村,重个人分配、轻集体积累,即使被征地人员想参加养老保障,村集体补助部分的养老资金也难以落实;有些近几年被征地的村离城区较远,村留地开发价值不高,征地价格低,参保难度更大。目前有些村虽已办理了养老保险,首付了养老保障金,但在续缴上存在较大难度。由于多数村续缴的集体资金来源不是以银行存款方式存在,更多的是以房屋租赁、村留地开发等固定资产形式而存在,受宏观政策调控的影响,资产一时难变现,续缴资金来源相当困难。截止20__年7月底, 应缴纳社保基金为38865万元, 已到位资金只有23220万元,尚有15645万元未能及时到位。三是可持续支付能力低。从调查情况来看,按照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能力的计算口径,截止20__年7月底,我区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障已经到位的滚存基金结余只能支付7年,基金的可持续支付能力低,支付压力较大。

(三)缺少刚性措施,政策标准难以统一。由于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障工作刚刚起步,没有一部现成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层次低,目前主要还是依靠行政手段推动,随意性较大,养老保障工作困难重重。主要表现在:一是征地补偿标准不一。在征地过程中,全市各地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工作不规范,补偿标准不一,未批先征,拖欠土地出让金等现象,我区情况也基本相同,群众意见很大,直接影响了被征地人员的参保积极性。二是养老保障水平标准不一。不仅全省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全省被征地人员养老金标准最高的达到每人每月690元,最低的只有105元,就是__全市的标准相差也很大,最高的每人每月可享受的标准达690元,最低的只有186元,相差近三倍。三是参保对象界定不明确。如农嫁居、居嫁农、农嫁农买户口的人员能否参保,各地具体做法有所不同,同时对被征地人员参加养老保险时, 是选择个人自愿参保为主还是以村整体或以户为单位参保,养老金的微调和待遇享受标准的调整及执行等方面都没有明确政策的规定。四是政府财政补贴缺少刚性规定。省里规定政府出资部分应不低于保障金总额的30%,我区基本上是参照市里规定,将参保人员划分为a、b 、c三档,首次参保时选择a、b 两档的人员政府只补贴16.7%,选择c档的政府补贴30%。 三、进一步做好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障工作的几点建议

“十一五”时期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保障体系的关键时期,去年国务院转发了劳动保障部《关于做好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今年四月劳动保障部和国土资源部又发出了《关于切实做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有关问题的通知》,为各级党委、政府做好被征地人员社会保障工作提供了政策依据。为此建议如下:

(一)明确工作职责,加大宣传力度。政府各职能部门要各司其职,加强沟通,共同落实好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障工作:国土资源部门在征地费用拨付过程中负责统一办理,要将养老保障资金及时足额转入“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障基金专户”和情况通报工作;劳动保障部门要认真做好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障制度的组织实施工作,切实将新增被征地人员纳入社会保障;财政部门要做好政府补助的土地出让金及时足额划转和财政资金的预算及拨付,并根据工作任务拨足经办机构必要的工作经费等等。其它有关部门要协助做好相关政策宣传、落实和衔接工作,确保“即征即保”工作的落实。要切实加强领导,加大宣传力度,向群众讲明政策、讲明道理,不断提高被征地人员的参保意识,进一步形成人人自觉参加社会养老保障的良好氛围。

(二)采取有效措施,实现应保尽保。一是妥善处理原来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障或者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统一过渡和衔接;二是妥善处理被征地人员在分配征地款时,应留足农民参保基金,确保基金按时足额到位;三是盘活用足村集体资金,挖掘开发村留地,优先落实被征地人员的社会保障基金;四是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对“社会保障费用不落实不得批转征地”的精神,今后在征用土地过程中不论征多征少,首先要落实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障基金;五是进一步加大村级集体资产(金)管理、利用和开发力度,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积极探索征地补偿资金保值增值的有效途径,增强持续支付能力,努力实现应保尽保。

篇2

天津市作为最早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地区之一,其老龄化进程已进入加速阶段。据天津市统计局数据显示,截止2015年,60岁及以上人口为235.91万人,占15.25%,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48.66万人,占9.61% [1] 而市老龄办与有关部门合作进行的“天津市失能老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 显示,2014年天津市失能老人总数为14.33万人,到2020 年,将会有17.09万人,到2030年,将会有21.48万人。在我国形成的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的基础上,天津市积极响应号召,根据自身实际,形成了“973”养老服务体系。养老机构作为养老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应对人口老龄化,缓解养老压力,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014 年 6 月,民政部的《关于开展国家智能养老物联网应用示范工程的通知》提出:“要依托养老机构对集中照料人员开展智能化服务,研究探索养老机构对周边社区老人开展社会化服务新模式,建立健全技术应用标准体系,形成一批技术应用成果,促进智能养老物联网相关产业健康发展。”而随着互联网的不断普及与发展,总理于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智慧养老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与焦点。《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2011―2015)》中也强调,要“加强养老服务信息化建设,依托现代技术手段,为老年人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规范行业管理,不断提高养老服务水平。”

在天津市人口老龄化日益严峻,养老服务未能完全满足老人需求的背景下,天津市政府积极顺应时代潮流,开始了居家养老智能化、养老机构智能化等改革尝试。结合我国老龄办关于智能化服务的解释,将智能化养老综合定义为:运用智能控制技术提供养老服务的过程,是以互联网、物联网为依托,集合运用现代通信与信息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老年服务行业技术和智能控制技术,为老年人提供安全便捷健康舒适服务的现代养老模式。[2]智慧养老模式的原理是利用物联网、智能云计算等技术,实现各类传感器终端和计算机网络的无缝连接。[3]本文通过实地调研,明晰了天津市养老院智能化建设的必要性,并对其现状、问题等进行了分析研究,并提出了进一步推广完善的建议。

1.天津市养老院智能化建设的必要性

天津市养老院的智能化建设,是顺应“供给侧”改革思路,依托物联网、大数据、互联网等技术,对养老服务供给方式进行的创新与尝试。作为信息化浪潮下的产物,其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提高工作效率与科学性

养老院的智能化建设,通过智能终端、可穿戴设备等的智能化工具,可以有效监测老人的心率、血压并第一时间获取老人的定位信息,如同一个“电子围栏”,有利于提高养老院工作的科学性与效率性。

1.2降低运营成本

养老院通过智能化、信息化的技术手段,利用各种智能终端,机器人辅具等,可以实现对老人全天候、科学性的有效监控与服务,机器人等辅具可以帮助身体不便的老人完成基本的活动,从而减轻了护理人员的负担。在我国人力资源成本不断攀升的背景下,智能化养老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养老院的运营成本。

1.3满足老人个性化需求

养老院的智能化建设,通过健康档案、电子病历、性格、爱好等信息综合,可以对每一个老人的身体、爱好、心理等情况做到全面了解与及时更新,从而有效改善以往养老院“一刀切”式的服务方式,为老人提供定制型、个性化的服务。

1.4提高政府决策科学性

养老院的智能化信息系统,综合了老人各方面的信息数据,是一个储量巨大的数据库。以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数据处理技术,可以对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并深入挖掘老人的真实需求,从而为政府购买服务的对象确定、具体项目等提供依据,利于提高政府的决策科学性。[4]

2.天津市养老院智能化建设现状

天津市已开展了信息惠民试点工程,开始了对养老院智能化的探索。天津市政府在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提出了建设智慧城市的目标,“加快发展城市物联网,推广应用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实现城市智能管理。”

天津市已开展了惠民信息养老服务和智能化养老服务的改革探索,确定了和平区劲松养护院、南开区鹤童养老院、武清区第二养老院等7家养老机构作为信息惠民试点。天津市南开区养老中心建成了全市首个养老服务管理云平台。该养老中心也成了全国首批“养老机构信息惠民试点”。

南开区智慧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是以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模式为基础,覆盖三级养老服务管理网络、24个社会养老机构、5家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及电商提供的以日间照料基本功能为基础的各类为老服务,通过手机、电话、电视、互联网等多入口,实现老人信息和为老服务信息的共享与交互。该养老中心为老人配备了智能终端,具有心率测量、即时提醒、一键呼叫、防走失等功能,并通过“一卡通”可实现门禁、水电、就餐等多种功能。

此外,和平^劲松养护院、津南区天同医养院等都引入了智能机器人,可以实现对老人情况的全天候掌控,还有部分养老院引入了智能床垫、智能离床脚垫等智能化设备,能够及时发现老人身体的异常状况,从而精准、有效地提供服务。

天津市还开展了养老机构社区延伸服务,通过智能化系统,把养老机构的专业服务引入社区家庭,养老院中的护理人员入户为老人提供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服务。如龙福宫养老院便将服务引入社区,以满足老人的不同养老需求。

天津市部分养老机构建立了自己的信息系统,已拥有智能腕表等可穿戴智能设备,也拥有一卡通、一键呼叫器等众多智能终端,还配备有智能机器人、智能床垫等智能辅具。南开区建立了养老服务管理云平台。天津市养老院服务智能化已初见成效。

3.天津市养老院智能化建设中的问题及障碍

由于天津市养老院的智能化建设尚处于探索阶段,经验不足,因此在推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问题及障碍,主要分析如下:

3.1缺乏专业人才

养老院智能化信息系统的使用,对工作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不仅需要懂得基本护理知识的人员,更需要兼具医护知识与信息处理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该人员必须熟悉电子化操作,能根据系统的反馈及时满足老人各类需求。而就天津市目前养老院工作人员来看,50岁以上的人占到80%以上,这无疑为智能信息系统的使用以及推广带来了一定的难题。

3.2购买能力不足

养老院智能化系统,各类智能终端,本身的安装与运行就需要一些费用。但是,由于老人陈旧观念的影响,以及现实购买能力的制约,使得老人甚至老人家属对智能化产品产生抗拒情绪。福康养老院的负责人曾坦言,养老院很愿意接受智能化设备,但是老人家属由于购买力的限制,并不太接受。由此可见,在未富先老的老龄化背景下,购买能力的不足是推进智能化养老的不可忽略的一大障碍。

3.3银色数字鸿沟的存在

智能化养老的最终目标是更好地服务于老人。但是,由于老人年龄的增大,身体机能的衰弱,学习能力下降,对信息化事物的敏感度明显不足,因此各类智能终端对老人而言,在实际操作与使用过程中便会存在诸多困难,从而给智能化系统的推广及使用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3.4缺乏行业标准和监管

由于我国智能化养老进程起步较晚,国家虽然出台了相关的指导性文件,但在实际操作中仍然缺乏细节支撑。天津市同样出台了相关政策性文件,但大多为鼓励引导型,对于智能B老服务业的准入与退出机制、智能产品标准、服务质量评估等尚缺乏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且目前对于智能化服务的监管与评估制度尚不完善。由于标准及有效监管的不足,导致服务质量的参差不齐。

3.5信息整合度低

天津市养老院现有的智能化信息系统,目前只有南开区建立了覆盖居家、社区、养老机构养老模式的三级养老服务管理网络,可以实现老人信息与为老服务信息的交互与共享。且南开区养老网络还在不断更新,以充分整合、合理利用宝贵的数据资源。其他养老院的系统间整合度低,信息呈碎片化,各个系统独立建设、条块分割。这不仅不利于各养老院间的信息共享,也不利于形成大数据,为政府决策提供数据支撑。

4.推进天津市养老院智能化建设的对策研究

基于以上对天津市养老院智能化养老推广过程中的问题及障碍分析,为进一步促进天津市养老院智能化建设的完善与发展,提出以下建议,从而为天津市乃至其他地区的养老院智能化建设提供探索性建议。

4.1政府部门加强顶层设计

政府在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发展过程中,始终扮演着规划者、政策制定者、推动者、扶持者、协调者和监管者的重要角色。[5]智能化养老作为新生事物,政府必须做好顶层设计,才能保证天津市养老院的智能化建设在方针政策的引领下,真正实现普惠性。首先政府应当完善制度建设,对养老院的智能化服务、产品等都作出明确的规定与标准要求,以保障老人的合法权益;其次,政府应更新、完善监督与评估机制,以适应智能化服务工作的新变化;此外,国务院在2015 年的《关于积极推进 “互联网 + ”行动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地方政府要支持养老机构和企业运用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手段促进智慧养老产业发展。”因此,政府应当加大政策优惠及财政支持,并与市场组织合作,以适当降低养老院的前期投入成本,应对老人购买力不足的问题,对于特困老人,可以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保障其享受智能化服务。

4.2培养复合型人才

养老院的智能化养老以及社区延伸服务的增加,加大了其对于兼有护理与信息技术知识的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因此,政府应在社会上形成尊老、爱老的社会氛围,鼓励各专科院校开设为老服务的相关专业,从而培养众多具有信息化技术与能力的专业护理人员;养老院自身需要加大对现有员工的培训力度,以提高员工对智能化系统的适应性与熟练度。此外,养老院还可招聘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以对系统进行维护、更新与保护,以保障老人的隐私及相关权益不受侵犯。

4.3对老人进行指导培训

老人由于身体机能的衰弱,对于智能化产品的认可与接受能力有限。政府与养老院可以通过指导培训等方式,帮助老人克服现实及心理上的障碍。相关政府部门应与养老院通力合作,加大智慧养老的宣传力度,使智慧养老在社会形成一股热潮,以使老人及家属明晰智能化养老的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从而促使其消费观念的转变,以增加老人对其的认可与接受。同时,养老院应该注重对老人进行耐心的指导与培训,及时解答老人在使用过程中的各种难题,从而使老人能够熟练使用各类智能终端。

4.4推进智能化养老技术研发

要想老人尽快地适应,并熟练使用该类产品,在对其进行指导教育的基础上,最根本的出路在于提高智能终端产品的易用性,使其操作更加简便,以降低老人的使用难度。天津市发展改革委《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实施意见》中就指出,强化财税支撑,发挥科技计划和现有专项资金的引导作用,积极支持“互联网+”融合创新关键技术研发、平台建设、产业化发展以及应用示范。顺应 “十三五”时期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的号召与要求,天津市政府、养老院、市场组织三者应当建立良性合作关系,以促使智能化养老技术的不断更新与完善,从而为老人提供更加智能化、人情化、贴心化的养老服务。

4.5搭建综合性养老信息服务平台

天津市发展改革委《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实施意见》中指出,要充分运用智能穿戴设备和物联网等技术采集居民健康信息,实现养老信息与医疗信息互通,促进健康信息动态管理,提高养老服务水平。当前信息的碎片化,各养老系统间的条块分割,不利于发挥大数据的优势,无法根据各数据间的联系,为老人提供定制化的服务。同时也不利于政府科学决策的做出。因此,政府应当加大财政支持与科技研发力度,与社会组织合作,探索搭建综合性的养老服务信息平台,以各区为管理中心,最终建成全市统一的养老信息服务平台,以促成智慧城市的建设。

参考文献:

[1] 2015年天津市人口主要数据公报.天津市统计局.天津市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协调小组办公室.

[2] 徐莉,王萍.关于完善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的思考―从智能化养老的兴起谈起[J].商业时代,2014(12):116-118.

篇3

供需错位困局待解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康乐园老年公寓的一场大火,为河南省安阳市中医院爱心养老院的“夭折”平添了一把火,更“烧”出了公众对于民营养老院安全性的质疑,而这也正是当前中国养老面临的窘境之一:公办养老院进不去,民营养老院信不过。

根据国家民政部资料显示,截至2014年,全国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94 110个,其中养老服务机构33 043个,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18 927个,互助型的养老设施40 357个,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1783个。各类养老床位577.8万张,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27.2张,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另一方面,中国正面临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来自民政部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大约有2.12亿,其中15%为80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15%为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据全国老龄委办公室预计,到2025年,中国老年人口总数将达到3亿,到2050年,我国将有4.3亿老年人,即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是老年人。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指出,我国的老龄化呈现出未富先老,区域不平衡,及失能老人、高龄老人、空巢老人、贫困老人比例高等特点,对老年长期护理服务体系提出了严峻挑战。

供需矛盾突出无疑是我国养老服务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而在总体的供需矛盾之下,公立养老院“一床难求”更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在记者的采访中,天津市东丽区养老院相关负责人这样说道,“我们作为区属公立养老院,无论是服务设施还是安全性等方面都要好于其他民营养老院,人气也较高,但床位十分紧张。”据媒体报道,有些热门公立养老院甚至到了“排队10年也住不进去”的地步。

与公办养老机构一床难求现象并存的是有些民办养老机构床位闲置的现象,这一结构性矛盾是当前养老服务发展中的另外一个突出问题。

其原因是公立养老院进不去,很多老年人及家属就将目光转向了民营养老院,然而一些条件相对较好的民办养老院价格十分昂贵,有的甚至要收70万元以上的押金,这让不少老年人望而却步。而价格低廉的民营养老院,往往在条件与设施上却有所欠缺。“这样的养老院感觉安全性也得不到保障,不敢让老人住进去。”一位正在选择养老院的女士对《中国医院院长》表示。

民办养老机构在经营上的窘境,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资金压力。

据了解,养老机构的资金压力往往来自硬件投入方面,不乏有民营养老院负责人感叹“公办和民办差太多!”――得不到政府支持的民营养老院在土地和硬件上的成本非常高,并直接反映在收费标准上。而为了节约成本,很多民办养老机构往往无法按照国家统一的养老机构建设标准进行建设,但面对养老事业的旺盛需求,地方监管审批部门往往又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

供需错位的背后,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民政部在2013年3月的《养老服务基本情况》中表示,当前政府投入不足,一些地方和部门对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估计不足,对政府履行基本公共服务职能的认识不到位,导致对养老机构的财政投入比较少、对养老机构政策落实不到位。在福利彩票公益金的分配使用上,有些地方没有重点用于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此外,民间参与也不充分。国家为了扶持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或参与养老服务事业发展,在土地供应、资金补助、税费减免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但由于一些地方未将国家政策具体化,缺少相应的配套实施机制,未能充分发挥优惠政策对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的激励扶持作用。

政策助推“医养结合”

除了供需矛盾,现有单纯的养老服务体系也难以满足老年群体的健康需求。

今年5月国家卫生计生委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中显示,当前养老最强烈的需求是健康医疗。从疾病谱转变看,慢性病已成为主要的健康问题,老年群体对上门诊疗、急诊联络等医疗服务需求强烈。

据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老年病研究所副所长刘荣玉调研显示,在我国各级各类养老机构中,内设简单医疗室的不足60%,配备康复理疗室的不足20%。另据民政部统计,目前我国各类养老服务人员共约100万,经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30万左右,其中取得职业资格的仅有5万人。

“随着老龄化的加剧,一些高龄老人的失能问题摆在了面前。”北京老年医院院长陈峥表示,对于需要医疗照护的失能高龄老人,传统养老院无法担负起照护的责任。北京市第二医院院长姜文浩则表示,“敬老院能够照顾好老年人的生活,一旦健康出现问题,能不能得到及时的救治是大家所关心的。医疗机构应该担负起长期照护和老年康复的责任。”

事实上,由于目前养老机构服务项目偏少、设施功能不完善,而长期以来卫生系统管医疗,民政部门管养老,医疗和养老体系长期割裂、未能对接,造成老年人就医不便,不得不经常奔波于家庭、医院和养老机构之间。这不仅增添了老年人亲属的经济负担,还造成了难以解决的“压床”问题,浪费了优质的医疗资源。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提倡“医养结合”的养老护理模式也就成为了一种必须。

2013年9月,国务院先后了《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和《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文件明确提出要积极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包括“各地要促进医疗卫生资源进入养老机构、社区和居民家庭,卫生管理部门要支持有条件的养老机构设置医疗机构,医疗机构要积极支持和发展养老服务”,可以说为医养结合打了一剂强心针。

在政策的推进下,各地纷纷开始了医养结合的探索。

例如,北京市民政局去年联合北京市发改委等9个部门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本市养老机构和养老照料中心建设工作的通知》,提出养老机构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实现医养结合:有条件的养老机构和养老照料中心可采取申请独立设置康复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等医疗机构的形式,为老年人提供多种形式的医疗服务;养老机构也可以采取内设医务室、卫生所(室),或引入周边医疗机构分支机构等形式;周边医疗资源丰富、自身难以独立设置医疗机构的养老机构,可采取与周边医疗机构签订合作协议的方式,开辟绿色就诊通道,为入住老年人开展医疗服务。

上海市也在今年启动了新一轮养老改革,提出将在50家养老机构新建内设医疗机构,并在医保批准联网后纳入“三段”结算。在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市卫生计生委等5部门联合的《关于全面推进本市医养结合发展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被定义为“医养结合”支持平台,要与养老机构签约合作,向所在辖区的养老机构提供基本的医疗护理服务。它还要与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综合为老服务中心、长者照护之家等社区托养机构达成合作,会同社工、志愿者提供慢病管理、健康教育、医疗护理、生活照料等服务。另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家庭医生对社区老年人的服务继续深化。

天津市也将通过“养老机构把医院请进来、养老院走出去与医院合作、基层医疗机构增设养老服务”实现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之间的有效对接、双向合作。

随着政策的推动,各地公立医院也开始了主动性探索。

公立医院“牵手”养老

“在这住着挺舒服,也安心,住下就不想走了。”住在北京金泰颐寿轩敬老院的张大妈对记者表示,而她安心的原因正是敬老院医养结合项目的实施。据了解,北京市第二医院与北京金泰颐寿轩敬老院签订医疗服务合作协议,姜文浩表示,医院为敬老院的老年人建立了健康档案,派医生每周定期到养老院巡诊一次,同时为老年人提供临终关怀服务。如果敬老院的老年人出现突发疾病,特别是急危重症,医院将为老年人开通绿色通道,接入院治疗。

沈阳市红十字会医院(沈阳市老年医院)则推出了公立医院“搬进”养老院的新模式,与沈阳市松蒲博爱敬老院合作,建立了沈阳市红十字会医院(沈阳市老年医院)大东护理院。

蚌埠市第五人民医院更与多家养老机构成立了“蚌埠市第五人民医院老年康复医养联盟”,进行了“医养护一体化”模式的探索与实践。平时对老年人提供全方位的生活服务,一旦发病就由责任医生、护士进行治疗和专业护理,在康复期间则有康复中心提供专业的康复护理。

总的来说,这些探索通常都建立了医养联动的机制,由医院派出专家为合作的养老机构提供医疗方面的支持,发挥护理团队专业优势,为养老机构的养护人员进行培训,同时开辟绿色通道,方便从日常养护到入院就诊以及住院治疗的实时联动。

除此之外,也有公立医院选择了跨界办养老院,例如河南省安阳市中医院以及重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下称“重医一院”)。

公立医院与养老机构的“牵手”,让养老机构获得了公立医院优质的医疗资源,提升了服务能力,也让公立医院扩大了服务覆盖面,打破了两者之间割裂的状态。

贵州君跃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松认为,公立医院涉足养老,一方面是养老需求以及政策推动,另一方面则是自身改革发展的需要。他表示,破解资金困局已成为医改的不变课题,但无论是通过哪种方式,都离不开对公立医院造血功能的研发,因此将视野拓宽到关联领域成为公立医院改革的必然。其次,一旦公立医院作为独立主体介入到具体的养老服务开发中,项目所涉医疗服务需求、潜在的诊疗分级制度设置、多点执业条件的创造以及此种新兴业态的开发对医疗投入的回报,无疑可以作为公立医院改革的通道。

多方整合是关键

尽管“医养结合”看上去形势大好,在实际中也面临着叫好不叫座的尴尬。

首先就是经济效益问题。“目前医院以多点执业的方式为敬老院提供服务。”姜文浩有些无奈地告诉记者,因为医保机构给医院的医保总额并未增加,尽管敬老院内可以实现医保报销,但“医保额度是给敬老院的”。

同样选择与养老机构合作的蚌埠市第五人民医院也遇到了动力不足的问题,“日常运营是微利,如果算上房屋、设备折旧、人员支出等,肯定亏损。”副院长齐峰这样说道。

上海天伦医院于2013年着手试行医养结合模式,改造出100张老年护理床位,每月的护理费、床位费、餐饮费加上医保报销后自付的费用,比请个保姆还便宜,大受老年人欢迎。然而作为医疗机构内的养老护理床位,却得不到民政部门对养老床位的补贴,也没有卫生部门的补贴,只能靠医院承担。

据了解,近年来各地都加大了对养老机构的床位补贴,例如天津规定对新建非营利性社会办养老机构建设补贴由原来给予每张床位一次性建设补贴4000元提高到15 000元。但这真金白银的补贴,却与医疗机构内的养老床位无关。

补贴不到位,费用也收不上来。“护理费1小时几块钱,多少年没涨了,低到招不到人。”姜文浩直言,“跟敬老院合作后,我们派了专业的康复师,1小时20元,还不如做足疗的。”医疗技术本该体现出应有的价值,过于低廉的价格更让医院介入养老的动力与后劲不足。

而不合理的定价也影响到护理人才的招聘和挽留。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表示,人才的匮乏和养老人才难以稳定在养老服务业的岗位,是现在面临的突出问题,原因在于现在的薪酬待遇还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

其次是行政许可和审批的问题。尽管进入2014年后,国家陆续推出了30多项养老产业政策及指导意见,包括取消行政审批和事前审批、改革企业登记制度、人才培养、养老用地、民间资本进入养老服务业以及优惠政策等方面。但在实际推进过程中,仍然存有桎梏。姜文浩举例,医院曾考虑在北京金泰颐寿轩敬老院设立第二门诊部,但由于北京五环内公立医院严禁扩张,因此无法得到行政批准。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看,姜文浩表示理解,但不可讳言的是当前医养结合在政策上仍受到阻碍。

“现有的医养结合政策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远远不够。”专注老年医学研究的陈峥目光放得更长远,“公立医院办一个养老院,怎么收费?怎么服务?有点乱,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老年人从失能到临终,以传统的医疗模式已经无法解决了,不能以综合医院的平均住院日等标准来要求,其应对策略也不是简单的医养结合概念,而应该是一整套的体系。”

因此陈峥认为,应该做好几大整合。首先是从费用上。“国家养老还是自己掏腰包?医保付费还是成立护理保险?谁来掏钱决定了后面的服务。”陈峥表示,日本在2000年成立介护保险后,护理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如果没有人支付费用,护理院就无法成立,国家应该有相应的系统,出台老年人长期照护保险。

其次是管理的整合。一直以来都是民政部门管养老院,卫生部门管医院,医养结合往往是各自出台各自的政策。陈峥指出,对于需要医疗照护的失能老年人,应该完善护理院的建设,这就需要卫生、民政以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的统筹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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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old-age service system;challenges;countermeasures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30-0121-02

0引言

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给我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带来全面、深刻和长远的影响,尤其在社会养老、社会医疗、社会消费、劳动力结构和农村老龄问题等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社会化养老服务是我国未来发展中的一项必须面对的重大战略课题。如何加快转型期我国养老服务业的发展来满足老年人的日益增长现实需求已经成为政府面临的一个重大民生问题。因此,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发展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的新途径、新办法,已势在必行。

1对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的理解

1.1 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是指: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这个体系中“家庭亲情照料”是支撑体系的核心,社区老年人照料中心是体系得以成立的载体。目的是:老年人在自己的家庭亲情照料下养老、社区各类服务组织为其提供服务、社会各类养老机构为不能在家中养老的老人提供住养服务,使老年人的整体生活质量随着国家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得到改善和提高。适度普惠型的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则是指这个服务体系要惠及到城乡全体老年人,要特别惠顾高龄老人、失能和半失能老人、贫困老人。我国是个拥有五千年文明传统的国家,在我国传统文化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倡导敬老、爱老、养老的伦理观念牢固地植根于家庭,风行于社会,形成了中国社会历史悠久的家庭养老方式。这种方式不仅得到社会伦理道德的支持,也得到我国法律的确认。总理在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加强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加快建立健全养老社会服务体系,让老年人安度晚年生活。”可见,政府在应对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对改革现行的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所寄予的厚望和高度的重视。

1.2 社会化养老服务是我国未来发展中的一项必须面对的重大战略课题如何加快转型期我国养老服务业的发展来满足老年人的日益增长现实需求已经成为政府面临的一个重大民生问题。据全国老龄办一项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09年10月,全国老年人口有1.62亿,占总人口的12.79%。预计到202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到2050年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届时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4.37亿,约占总人口30%以上,而且高龄和失能老人将大幅增加。规模如此庞大的老年人群,必然孕育着巨大的养老服务需求。与此同时,由于我国家庭结构趋向核心化、家庭规模不断缩小、家庭养老功能也不断衰弱,在家庭里照料老人的规范和价值已经发生改变,家庭照料老人缺乏必要的人力支持。在农村,“空巢”老人比例要远远高于城市,这些老人状况更加不容乐观。而在现实生活中,也不乏有独居老人突发疾病在家中去世子女都不知情的情况。“除了独居老人的安全,老年人的精神生活需求同样考验着中国的养老事业。”在“未富先老”的国情下,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短时间内不可能覆盖到所有人群。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这个社会保障体系之外,还存在大量的农村老人和城市贫困老人。如何解决这部分“弱势老人”的养老问题,无疑是一大难题。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城市里平均有49%的老人要面对子女不在身边的生活;而农村中有70%以上的老人是和子女分开过的。人口老龄化虽然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明显标志,但同时也是文明社会发展的一个棘手问题。这个问题的焦点是“老有所养”,但如何“养”却并不简单。小康社会的“老有所养”标准肯定不能等于贫穷社会的标准,既要“养”身,又要“养”心,让老年人的人权不仅在社会,而且还要在家庭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也就是说,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必须有相应的伦理道德、社会保障、劳动力结构、医疗保健等社会经济体系支撑,否则,难以实现社会的和谐。因此,我国的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在设计思路上,一定要用统筹的眼光,先看清楚“老有所养”是“养”什么,再考虑怎么“养”好。探索与改革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对研究老年人如何健康而有意义的生活,如何在快速变化中适应于社会变迁、家庭变迁中的子女,周围环境和社会本身都是必要的。没有相应的对策和前瞻性的指导,建设和谐老龄社会必然受到影响和阻滞。

2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面临的挑战

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快,社会养老、社会医疗、社会消费、劳动力结构和农村老龄问题等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我国老龄化给现行的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突出的矛盾和社会问题,使我国现行的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面临史无前例的挑战。

2.1 人口老龄化面临的挑战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福利制度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内运行,政府主要为“三无”、“五保”、孤残人等最困难的群体提供救济型服务。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单位办福利,办社会的功能逐渐向社区剥离,人们的生活方式开始由“单位人”向“社区人”转变;同时受计划生育和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传统的几代同堂已逐步解体,老少分住,家庭小型化已成为必然趋势,家庭保障和照料功能逐渐向社会转移;加之人口老龄化加剧,带来庞大的养老服务需求,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也需要更高层次,更多类型的福利服务,这些都迫切需要对现有的社会福利体制进行改革,对中国特色的养老模式加以改进,以适应新时期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在养老福利服务方面,大力推行养老服务社会化,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有效对策,也是解决空巢老人这个社会难题的关键。

2.2 医疗、保险保障体系面临的挑战医疗保障制度作为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推动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结构的转型,老龄化使我国目前尚不完善的医疗、保险保障制度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太窄,保障水平较低,难以满足很大一部分人群多样化的医疗服务需求;资源配置不合理,城乡医疗保障的公平性差;缺乏专门的医疗救助制度等。特别是罕见病患者的医疗救助问题,近二年医疗保障覆盖面虽有所扩大,而现行医保药品报销目录是为了满足大部分群众的卫生保健需要,针对大多数常见病编制,但绝大多数罕见病药品未纳入其中,罕见病药物报销没有政策保障,患者用药只能自费。家庭困难患者只能望病兴叹,严重制约了社会养老医疗保障体系的健康发展。这意味着,我国在现有的医疗保障体系下,有必要建立罕见病医疗长效机制,用于保障社会养老的健康发展。目前,我国基本医疗保险主要覆盖的是国有企业、一些机关事业单位的职工和部分集体企业的职工,大量其他类型企业的职工、灵活性就业人员、城市弱势群体等,如低收入或下岗、失业职工,残疾人和孤寡老人、进城的农民工、以及较早退休的“体制内”人员等,绝大多数的社会成员还没有享受到制度上的医疗保障,有违社会公平原则。现有养老保险覆盖面太小,在一定程度上没有起到社会保障作用,发挥社会保障的功能。一方面,城镇人口中已经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人数很少。另一方面,农村人口中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人数更是微乎其微。现行的农村养老保险,其实质是一种政策引导下的农民个人自愿性储蓄,起不到社会互济的作用。

2.3 劳动力结构和农村老龄问题面临的挑战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现在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女性化的趋势越来越突出,壮劳动力的外出打工,势必就让农村的劳动力出现了老龄化,女性化的特点。全国各地农村中留守老人居多,对农村发展和农业生产带来了十分不利的影响:一是繁重的体力劳动让留守老人难以承受。二是留守老人延缓了农业的现代化进程。三是对少年儿童的监护力不从心。四是以老年人为主体的村庄,死气沉沉,失去了以往的活力,各种群众性的文化活动难以开展。如此一来,城市建设多了很多劳动力,得到了发展,可是农村的农业却反而停滞不前。在此格局下,农村很难向现代化发展,更是很难取得进步,长此下去,农村和城市的收入水平差距越来越大,农村人口流失会越来越严重,慢慢就形成了恶性循环,让农村经济很难发展。在我国,农民占据着很大的比重,农业经济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照目前情况,随着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和女性化,农村经济的发展势必会受到影响,整个农业的发展也会停滞不前。农业和农村的不发展,会给全国的其他行业带来很大的负担。由此可见,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女性化趋势的发展应高度重视。

3对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问题的对策

社会化养老服务,主要就是针对“空巢”老人,夫妇健康的低龄老人。子女在身边的家庭,未必需要社会化养老。为了真正解决“空巢”老人问题,必须走社会化养老的道路。随着我国老龄化社会进程的加快,国家应该及早做出规划,分层次加快各类养老院的建设,应对老龄化社会带来的挑战。

3.1 大力发展公办养老院

3.1.1 大力发展国家主导的公益、福利、普惠、经济,面向弱势群体的公办养老院。资金筹措可以采取多渠道灵活的方式,包括国家财政拨款、社会慈善(企业和个人捐款)、个人交钱、离退休金、以及空巢老人房子出租金抵押支付养老金。公办养老院要普及,要免费接收无经济来源的孤寡老人养老,对年老体弱,行动不便的“空巢”老人国家应该责无旁贷地承担养老问题。

3.1.2 发展社区卫生事业,完善养老服务网络,形成社会化养老服务新格局。“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是以家庭为核心、以社区为依托、以专业服务为依靠,为居住在家的老年人提供以解决日常生活需要、感情需要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化服务。因此,国家应加大对公办养老福利机构的投入,加强农村社会福利服务中心设施配套建设,将福利中心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纳入事业单位管理,并通过培训不断提高其管理和服务水平,进一步增强福利中心承载能力,提高五保老人入住率。对愿意到福利中心养老的社会老人提供有偿服务。在积极鼓励支持和规范发展民办养老机构的基础上,在每个社区建立一个养老服务中心,在每个居委会建立一至几个老年日托站。社区(村)居家养老服务站将以社区(村)老年协会为平台或专兼职,有条件的就聘请专业服务人员,为老人提供“六助”即助洁、助浴、助医、助急、助餐、助行等日常服务,逐步实现“六有”即有居家养老服务组织、有为老服务场所、有休闲娱乐设施、有服务热线电话、有管理服务人员、有医护照料人员。利用机构养老的专业队伍和志愿者队伍为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提供专业化的免费低偿服务。同时,政府在完善医疗保障制度的建设中,应加快社区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为了促进社区卫生服务事业的发展。

首先,应当大力培养全科医生队伍,使其成为社区医疗服务的主力军;第二,鼓励医生或医生团体在社区开办诊所,诊所或医院既可以是新设立的,也可以是由区级(一、二级)医院改造的;第三,支持民间资本进入社区医疗服务领域,并鼓励社会对社区医疗服务的捐助;第四,将社区医疗服务纳入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将社区医院或诊所视同定点医院。从而加快社会化养老步伐,真正使老有所养成为现实。

3.2 鼓励社会、企业和个人开办民办养老院由于养老院具有公益性质,要降低收费标准,面向普通民众,应该给予税收优惠政策。同时,允许发展高端养老院,适应高端人群的需要。

3.3 提高医疗、保险养老保障体系的全覆盖比率目前,我国城市老年人的医疗保障离全覆盖尚有较大差距,而农村则不足一半。因此,政府要尽快对医疗保障进行立法。对于医疗服务的供方,严格医保定点医院、定点零售药店的准入资格,医保经办机构通过与定点医院、药店签订合同来对其进行规范化管理。对于需方,也要用法律来约束其就医行为。

通过分类给付,增加个人费用意识。对出借、冒用医疗保险卡者要受到一定的经济赔偿或停用的处罚。对企业和单位,要通过法律手段强化基金的征缴力度。基金上缴要按时和足额到位,保证医疗保险基金有长期、稳定的来源。逐年提高医疗,保险养老保障体系的全覆盖比率。“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亦即走向全民医保。

篇5

提出新挑战

全国“两会”上,政协委员、吉林大学学位委员会副主任迟宝荣谈到我国人口老龄化时认为,我国是在经济不发达条件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人口老龄化正广泛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生活的各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更快,规模更庞大,给经济社会带来巨大的压力。我国人口总量大,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实力还比较薄弱,养老压力更为沉重,因此“未富先老”问题,对我国养老保障事业提出新的挑战。

“要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需构建成本低、效益高、覆盖广、保障全的积极健康的老龄社会保障体系。”迟宝荣建议,应完善城乡养老保险制度,多渠道筹措社保资金,加强财务监管,加快建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推进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建立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建立多层次的养老服务体系。需要调动各方积极性,大力发展老年人产业,加快社区服务措施,形成社会、社区、家庭、个人共同参与,以老人在家居住,社区提供服务,政府和个人共同承担形式的养老服务体系。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贾华强教授一直关注中国可持续发展建设问题,他认为直面或将到来的老龄化时代,妥善解决好养老问题,将是中国未来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和前提;完善的养老保障体系建设,既会形成社会生产力的新增长点,又会增进社会的和谐度和稳定度,提升全社会的幸福状态,从而是一项做加法的事业。

居家养老和

社会养老相结合

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政府加快了建立健全养老保障体系的进度,特别是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开始试点并逐步扩大范围;许多地方根据自己的特点开展了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和推广,居家养老服务在城市逐步普及并向农村延伸,养老机构的建设被列入重要的发展指标。

目前上海等大城市的老龄化程度高于全国,不少老人急需住进专业养老场所。但因养老机构相对不足,进养老院往往要“排队”好几年。“两会”上,有代表建议,政府有关部门要努力建设公益性社会福利养老院,同时鼓励和支持民间机构创办养老院,满足群众养老需要。要建立分层次的社会养老体系,对生活能自理的老人,最合适的养老方式是社区居家养老,对不能生活自理的,这可重点依托专业化养老机构。但居家养老必须让老年人享受到社区和家庭的舒适和自由,又能得到专业养老机构的服务。有代表建议,各级政府部门和社区组织要成立居家养老社区网络指导站,构建老人服务指导工作组,面向居家老人开展助老爱心服务,改善和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开展老人日托、老人食堂、老年活动室、家政服务、社区陪护等服务。

有代表认为,当前尤其要重视物价问题对老人生活的影响,需做出养老金增长的制度性安排,以解除老人们的后顾之忧。

鼓励全社会参与养老

这次“两会”上,有代表委员提出了现行只生一胎的计划生育政策需要依据社会发展情况进行调整。中央党校贾华强教授认为,解决养老问题是个系统工程,需要从多个方面着手。其中之一是现行的人口政策有必要进行相应调整,以更好应对老龄化时代到来时,由现行人口倒金字塔式再生产模式所提出的压力与挑战。其次,还应该大力发展养老产业和养老服务体系,要把养老产业从产业形态的角度来加以培育和壮大扶持,而不能把养老问题只看做是一种社会负担,从而形成良性循环的机制,建立起完善而可持续的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使人们真正老有所养,老有所医。同时,他认为要解决养老问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看到我国养老问题的独特性,把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同我国正在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相结合,强调集约式的养老和发展链建设,以更好利用社会资源。

政协委员郑惠强认为,发展养老产业靠政府一家单打独斗不行,必须发动全社会一起参与。有关部门应通过税收优惠等经济杠杆,鼓励有条件的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积极参与养老事业。他建议,对专门提供为老人服务的非营利性机构免征所得税;对从事老年人专用产品生产的企业实行所得税减免优惠;对专业经营老年护理保险、提供健康管理服务和护理康复服务的保险公司给予营业税和所得税减免;对企业购买商业团体养老保险的费用,在一定比例以内的部分计入企业经营成本,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养老资金要拓展

来源降低费率

目前养老方式主要有由子女赡养老人的家庭养老和由社区、公共养老服务机构提供的社会养老两种方式。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教授对记者表示,由于目前企业和个人的税收负担重和收费项目多,当中国人普遍‘未富先老’,未来家庭赡养老人,将成为沉重的负担。”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也在访谈间透露,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障,将成为中央财政支出的重点。贾康认为,国家财政支出的2/3都在民生领域,比如在基本养老方面,现在城镇区域已经全覆盖,下一步还要补充城镇无任何收入人群的养老空白点。23%的农村实现了基本养老,今年要求达到40%的覆盖面,按这个速度往下走,‘十二五’期间基本养老肯定也要覆盖农村。这都需要资金保障。

周天勇和贾康都认为,在目前高税收下如何扩大养老资金,将成为制约今后我国社会养老体系建设的瓶颈:“目前社会保险缴费负担是相当重的,大概相当于工资的40%,相比减免个人所得税,真正费用负担的大头是社保缴费,现在社保缴费对企业、个人都是大负担,因负担重,规避和逃避的个人和单位很多。人数越少越要收得多,收得越多人家越逃避,形成恶性循环。改变现有的养老金征收体系,刻不容缓。”

如周天勇所言,税收在我国GDP中的比重已达至34%,“这个比重在国际上属于偏高,不宜再继续增加税负。”今后我国建设养老保障体系的资金该如何筹措?

篇6

吴金亮:从城市范畴看,社区是社会管理的一个载体,我们要以人民需求为导向,加快整合不同管理部门的职能。现在的问题还是服务没有完全到位,老百姓的需求是期望什么问题都能在社区得到解决,需求与现实的差距较大。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社会矛盾在社区中会反映出来,包括居民现实生活的困难和思想情绪上的不满,比较集中地涉及到收入问题、贫富悬殊问题、住房问题以及腐败问题等等。事实上,不是每个问题都能通过社区解决,有些问题需要从更高层面去解决,但社区需要协助做好疏导工作,这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很多社会稳定和治安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们社区管理存在漏洞,如果社区能发挥好功能就可能及早发现问题进而将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比如理顺情绪、化解矛盾、及时解决问题等等。这实际上对社区建设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就是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比如现在很多社区都建有心理疏导站,如果有一批业务能力过硬、有责任心的心理咨询师到岗到位,就能帮助一些家庭及时化解矛盾,防止矛盾从社区波及到社会。内蒙古这个方面工作应当说还是做得不错,比如全国试点城市包头就有大量的社会工作人才为社区建设服务,其他城市也都在继续完善这项工作。

中国城市经济:随着极端天气频繁干扰等影响因素,城市防灾减灾的任务工作也越来越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内蒙古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

吴金亮:在防灾减灾体系建立上“十一五”我们做了很大的努力,“十二五”我们把这项工作置于更突出的地位。内蒙古面积这么大、地域这么广,各种类型的自然灾害比较多。我们首先在城市和部分旗县建了一批物资储备库,做到未雨绸缪。“十二五”期间这个面要铺设到每个旗县。此外,我们还要建设一个国家级物资储备库和两个自治区级储备库,当大灾大害来到时储备库就可以及时发挥作用。除了硬件信息系统也正在进一步完善,灾情发生的第一时间里就可以把各种灾情反映上来,保证灾民12小时内得到救助。内蒙古地域和气候比较特殊,每年东、中、西部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雪灾,一旦灾害发生而牧民饲草料储备有限情况下,大量牲畜就会死亡。2010年我们在东、中、西部建立了3个针对牧民雪灾救助的物资储备库,包括饲草料、帐篷、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在应对雪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城市经济:有资料显示,2011年以后的30年里中国人口老龄化将呈现加速发展态势,在您看来应对老龄化需要做哪些工作?

吴金亮:老龄化问题已经成为我国面临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而且未来这个问题还会变得越来越突出,我们的确应该未雨绸缪借鉴国外经验,及早主动地谋划和解决问题。我们现在的养老体系都是以居家养老为基础,因为中国人口多,老人都去养老院不现实也不可能。此外,中国人对家的概念根深蒂固,在家养老依然是主流。这就要求我们要在现有国情的基础上,考虑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为老年人提供日间照料。例如,现在很多家庭都是独生子女,孩子忙于工作事业,老年人很容易感到寂寞孤独。如果社区能有一个类似托儿所一样的场所,让老人在里面吃、住、玩、健身,一旦感到身体不适社区卫生站及时提供救治,老年人就会生活得很快乐,家人也会很放心。除了居家养老,机构养老也非常重要。这主要包括社会上办的各种老年公寓,但和老年人的需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十二五”国家针对老年公寓提出1000个老年人要有30张床位,这是一个基本的规划标准,而内蒙古目前这个标准只能达到16张床位。一般来说每增加一张床位就需要几万块钱得投入,建一个普通规模的老年公寓也得几百万,规模大的就要上几千万元。现在大多数老年人的经济条件比较有了提高,费用已经不是主要问题,只是没有足够的老年公寓房提供。因此国家和地方政府要大力支持发展各种形式、各种层次的老年公寓。只有将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相结合,再把社会其他服务跟上去,养老问题才能得到较为全面的解决。

篇7

在《2016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国内生产总值要达到67.7万亿元,增长6.9%。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中国目前有着良好的经济基础,社会的发展有了保障。在此前提下,我国现阶段社会各方面的发展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为了应对人口结构的老年化,我们需要深化研究养老模式,在我国养老现状的基础上加以改造,使其能够帮助我国顺利应对严峻的老龄化问题。

通过对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总结,可以发现社区养老的应用存在着导向性,而导向性对我国解决城市养老问题发展城市社区养老模式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社区养老有了一定的发展,但由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限制,使得社区养老仍没有得到有效发展。应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并结合中国的现实状况,在社区养老模式中寻求我们的方向,明确城市社区养老的建设模式。从发达国家的发展来看,社区养老关键要解决3个方面的问题:政府角色的转换、如何利用市场的作用、针对养老的需要培养专业的人才。

首先,对于政府角色的转换的导向研究,包括3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在我们的改革中,如何进行政府职能的改革。基本政府职能的转换已经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应建设“大市场、小政府”下政府的新角色、新功能。我们的政府在老龄化逐步严重的今天,单靠原来的政府一手包办解决养老问题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对老龄化的需要。1979年开始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让中国传统的家庭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4-2-1”、“4-2-2”家庭结构逐渐会成为我国家庭结构的主流。在这种变化中,政府的角色应不再从事具体的事务,从以前的包揽、包管转移到政府的政策支持、社会购买、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到管理监督等服务方面。

第二,从政府的政策支持上看,我国已将养老的问题提高到不解决养老的问题就不能实现民生的高度。将养老提高到解决民生的重要位置。在《2016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提出了鼓励社会力量创办养老院及养老设施,发展有特色的社区和形式多样的居家养老。在政策的支持中还应该从法律法规的角度,对现有的市场进行法制管理,学习日本的养老经验,出台相关的养老服务法,实现养老法制下的规范化。

第三,从政府和社区的关系上看,政府应该加大对社区的支持。由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对“家”的观念尤为看重,除自己的“小家”以外,更需要建立一个“大家”,而社区最适合充当这个“大家”的角色。在社区的建设中,强调社区应有自己的特色,使居民对社区有一定的归属感,这对我国的社会建设和贯彻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观有着积极的作用。从一些社区相对发达国家的经验上看,社区起到的作用很大,包括居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在社区功能得到运用的前提下,城市社区养老才能良好的发展。基于以上两点,我们应该看到社区养老的重要性。但是在我国,社区不论从划分上,还是功能实现上,都还具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的行政结构特点,社会的功能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所以,我国城市社区发展的关键在于将社区从政府行政中脱离出来,使社区发挥其自身的优越性,充满活力,使社区更像社区。

其次,如何利用市场的导向作用。发展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就是为了活跃市场,让市场充分调节我们的需示,满足我们的需要。如何才能搞活社区养老,解决市场与社区养老的问题,必须解决3个导向性的问题。

第一,社区养老如何才能充满活力。解决我们面对的社会老龄化,必须在政府和市场的监督下,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社区养老。从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现状来看,政府对社区养老事业的投入应是有限的,政府大量的投入会造成政府的负担过重,也不利于社会组织的参与。发挥市场竞争机制在社会中的积极作用,不仅可减轻政府的负担也使得社区养老的发展更具活力。社区养老单一低层次的服务水平无法满足现实对社区养老的需求,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在“鲶鱼效应”的作用下,将使社区养老服务发挥出积极的作用,一方面减轻政府负担,另一方面有利于提高社区养老的服务水平。

第二,只有将市场机制引入社区养老中,才能解决早已显露的社区养老的资金短缺问题。发展一项事业往往是以经济为支撑的,没有足够的经济投入是无法带动社区养老的发展的。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社区养老方面的资金支持主要还是偏重于政府的财政支出,显现出我国社区养老的行政色彩。但是,随着老龄化的日益严重,政府职能的转化要求服务的发展多元化,仅仅依靠政府已经不能解决社区养老所能解决的问题,并且也成为社区养老发展的最大阻碍。将社区养老市场化是我国养老市场的需求,也只有如此,才能满足我们对养老的需要。

第三,调动社区中的可利用因素。在社区中服务中起非常重要作用的是社区中的物业管理机构,它是最可利用因素之一。物业管理机构是脱离政府的社会服务单位。随着住宅改革,物业服务已经遍布城市的新建房地产小区和部分居民生活社区,在提供居民日常生活服务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物业的根本在于服务,服务水平的高低和服务范围的大小是人们衡量物业服务企业的标准。目前我国有部分物业服务企业已经进入社区养老领域,并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另一方面,在开展社区养老服务项目后,物业服务企业也将收获不错的收益,并拓宽了企业的收入来源。除了社区内的物业服务公司,还可以建立社区养老的服务网络平台,面向全体社会,通过各种形式(包括NPO非营利组织)引入社会的养老投资,其中包括养老设施、设备、场地等养老硬件的投资,实行全方面的市场化社区养老。

再次,针对养老的需要,还必须有软件的服务,而在养老护理服务的软件建设中,最为重要的导向研究就是社区养老的专业化人才的问题。虽然专业化人才问题也是整个养老的重要问题,但是,社区如何吸引和培养专业化人才的问题也是必须确定的导向性问题。

第一,从全社会来讲,需要全方位的培养养老方面的专业化人才。我国目前的养老护理标准是依据《养老护理员职业标准》来进行的,取得养老护理员职业资格证书的只有几万人,与我国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和人口结构的改变所带来的需求相比,老年人的护理专业人员数量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从整个社会上,还是要加强专业化教育的投资规模。大学中要设有养老护理专业,设立专科教育体制,贮备养老护理专业人才,以适应加速发展的老龄化。从教育专业化人才之外,还要突破教育专业化的误区,只有接受高等教育、受过专业学习的人才是养老的专业化人才。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还应面对社会设立养老护理的培训机构,以备人才的再培养。解决养老护理专业性人才的缺口。人才的缺口很大。另一方面,在现有的人力资源中,适合为养老事业工作的人员,如下岗职工、退休人员等,这些能够并愿意为养老事业服务的人力资源往往被忽视。另外,现就职于养老服务事业的员工大多数依靠个人经验对老年人进行护理,缺乏科学专业的学习。因此,利用潜在的人力资源优势,开展护理老人专业相关培训是必要的,这也是解决社区养老人员专业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同时也为社区养老输入专业化人才。

第二,有效利用社区内的现有资源。在合理利用社区专业化人才中,主要将社区内接受过培训,的养老专业人才集中起来,建立长期、短期等多样化合作模式。同时,对社区内待业、失业等有工作能力的人进行培训,让这些人在熟悉的环境中加入到养老护理大军中来,不仅解决他们的工作问题,也解决社区养老人员的短缺问题。除此之外,还要建立发展社区内的志愿者队伍。首先建立养老志愿者网络平台,将志愿者分为专业、半专业、非专业三级分类机制。随时补充养老人员的不足和短缺。经常性地对志愿者进行免费培训,充分发挥志愿者的积极性和作用。

第三,养老护理专业人员职业化的问题。职业化就是要求对职业的尊重,而对职业的尊重从物质化的角度来说主要表现在薪酬的给予。如何提高养老护理人员的职业化水平?首先是国家对养老护理专业的扶持,主要是专业教育的投资和培训机构的设置,建立职业化标准,提高政府购买服务的额度,从养老作为国家福利的角度出发给予一定的补贴,让养老护理人员能够积极正面地从事工作。其次,从市场需求的角度平衡专业人员的薪酬也是养老护理人员职业化的必经之路。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加强对社区养老建立的导向性研究有利于我们在实践的过程中把握方向。在社区养老领域引入中实现政府职能的转换,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扩大全社会对社区养老的投入,提高养老护理人员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培养,让适应我们文化的社区养老更具有活力,是我们的一份责任。

参考文献:

篇8

值得一提的是,在已经召开两会的地区中,已有大约十多个省份提出要在今年申报自贸试验区。

山东版自贸试验区与上海、福建、广东、天津等地的自贸试验区有何不同?山东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省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张卫国将山东正在申建的自贸试验区比喻为自贸区的3.0版,它可以跨过“一带一路”战略,在全球寻找贸易伙伴。

张卫国认为,山东作为一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经济大省”,完全有条件申报“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并打造“升级版”的自由贸易区。“现在像广东、福建、天津等地自由贸易区已跳出原有的‘铁丝网’,不再是一个点,而是辐射周边的面。”张卫国介绍,山东还应该进一步突破,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自己的自由贸易伙伴,打造一个在全球网络节点上的自由贸易区域。

“山东在选择自由贸易伙伴上,不一定局限于对接韩国、日本等国。山东和德国有良好的历史文化渊源,我们可以尝试跨过周边地区,把中国制造2025和德国工业4.0相结合,带动山东的工业制造等领域在全球的竞争力。”张卫国还认为,如果申报成功,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主要定位产业还有可能放在智能制造领域。

除去申办自贸区的消息,十三五期间市市通高铁、县县通高速的表述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报告中提出,“十三五”期间,山东要提升基础设施现代化水平,列出了未来5年山东基础建设的大清单,基本实现市市通高铁、县县通高速。

郭树清在报告中提出了“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提出基本实现市市通高铁、县县通高速,争取通车里程分别达到2100公里和7600公里。新建改建穿城公路、瓶颈路段2840公里,整治完成国省道6100公里和县乡路2.95万公里。建成运营青岛胶东国际机场、菏泽机场,争取建成济宁机场、聊城机场,开工建设枣庄机场。

“申建自贸区”和“市市通高铁”是社会发展中的民生大事,与这些民生“大事”一同走红的还有“人工耳蜗”这样的民生“小事”。

郭树清在其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郑重承诺,年内将为1000名听障儿童实施人工耳蜗植入手术。

郭树清是在谈及2016年政府工作总体安排时提到上述内容的。他同时在报告中承诺,山东将落实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加强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倡导社会慈善捐助。

不过短短20字,山东省政协委员、青岛市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管艾宏却用“惊喜”形容自己看到这句话的真实感受。

“听障儿童在康复过程中,如果能够植入人工耳蜗,再加上适当的语言训练,完全可以改变孩子的命运以及家庭的困境,可以说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转变。”管艾宏举例,在青岛,植入电子耳蜗的聋儿经过3年语言训练,入读普通小学率可达百分之百,效果非常明显。

管艾宏同时注意到,对比近几年的山东省政府工作报告,在涉及残疾人事业方面,2016年首次明确提出如此具体的民生举措。

据山东省残疾人联合会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这项免费救助听障儿童的民生工程将按照每例手术10万元的标准施行,所需上亿元资金将全部纳入政府财政预算。

供给侧改革的民生红利

供给侧改革一直是经济领域的热门词汇,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郭树清也把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放在了政府今年工作安排的首位。

“供给侧改革是什么?为了便于大家理解,我先讲个故事。”省政协委员、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宋守军这样阐述供给侧改革。

假设主席台下的记者是厨师,都会炒胡萝卜丝,可只有坐在主席台上的几个人吃。“我们几个人吃不了,可大家仍在继续炒。胡萝卜丝吃多了肚子不好受,最后是不想吃,也没人吃。可你又提供不出别的菜品。”

宋守军说,“炒胡萝卜丝”的故事折射出了产品生产方对“供给侧”的疏忽。这些低端供给占用了大量社会资源,却得不到什么回报,紧接着投资不足,库存加大,利润更低……如此便陷入恶性循环。

山东是传统工业大省,产业结构以钢铁、煤炭、水泥、石化为主,产能过剩。“我们当前要做的就是迅速化解过剩产能,若不能用时间换取空间,在这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中,我们可能会落后于全国。届时,百姓的生活幸福指数都会下降。”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会给百姓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据专家介绍,供给侧结构改革很重要的一步是能够降低制度性的交易成本。“减税和降低企业准入门槛以及审批手续都是其中的一部分,有了这些优惠,民营企业能够更好地平稳运行。”张卫国表示,企业平稳运行也会让中小企业释放出更多的就业空间,解决老百姓的就业问题。“此外,供给侧改革还能够提高劳动者的素质,让劳动者提高收入的同时,提高自己的智力资本投入。”

张卫国表示,政府工作报告中在提到供给侧改革时,明确要求企业深入实施质量强省和品牌战略,推进好品山东建设。“供给侧改革就是要让老百姓用上优质产品,淘汰那些劣质产品。”

“供给侧”改革千头万绪,我们从哪儿入手?张卫国表示,首先应充分利用“一路一带”国家战略,打通国际市场,目前已经开通6条通道。到“十二五”末,淘汰落后产能已经基本结束,企业现在的设备都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我们如今要做的是传统产业大规模提升和升级。此外,通过“互联网+”,大数据和产业融合,以及从N次产业的新兴业态入手,通过产业组织的创新,带动“供给侧”结构改革。

“消费需求不是来源于需求,而是来源于创新创造。”省政协委员、浪潮集团高级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王柏华表示,应构建产业创新联盟,加快“供给侧”改革。这包括信息技术跨产业创新联盟、“互联网+ ”产业创新联盟、大数据产业创新联盟、智能制造产业联盟、软件产业创新联盟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导交给市场,政府要做什么?张卫国说,政府要做的是下放行政权力,减少不必要的审批手续。出台相应的措施,助推企业增强创新能力,比如给企业减税等。

“供给侧改革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去产能,势必会关停并转一些企业,那会不会出现像1998年那样的下岗潮?”

省政协委员、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徐超丽表示,尽管此轮去产能的压力更大,但不会出现像1998年那样的“下岗潮”,“因为现在我们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徐超丽表示,对去产能可能带来的“阵痛”,在此次省政府工作报告、“十三五”规划(草案)等文件中都有相应的“预案”,“我仔细看了此次会议发的相关文件,里面都有详细安排。”比如,“落实好援企稳岗政策,使用失业保险基金结余,积极支持产能过剩行业失业人员再就业。政府购买部分公益性岗位,提供好就业援助服务。”

强力治霾、解决“大班额”

“生态环境特别是大气污染、土壤污染和超采地下水问题仍然十分严重。劣五类水体基本消除,但一、二类水体没有明显增加。”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郭树清对生态环境的恶化毫不掩饰。

据了解,山东“十二五”期间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方面,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与制度创新。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规划和行动计划,建立了空气质量第三方监测和财政补偿制度。

数据显示,2015年,山东的空气指标开始好转。可吸入颗粒物平均浓度改善13.8%,二氧化硫下降47.7%,二氧化氮减少12.8%。

2016年,郭树清在报告中说,要强力推行清洁燃烧等治霾措施。加强区域协作、联防联控,推进污染防治一体化。严格执行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第二时段限值,对不达标企业依法实施限产停产治理。推动工业绿动力计划,抓好燃煤电厂、锅炉超低排放改造。推广煤炭高效利用技术,探索多种清洁燃煤实用办法,减少散烧煤总量。强化成品油全过程监管。抓好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开展秸秆综合利用试点和扬尘综合整治。加强重点用能企业节能管理,创建绿色交通省份,城市新建建筑全部执行绿色标准,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能耗降低2%以上。积极推进地热能调查评价和开发利用。支持新能源汽车发展。

此前,山东省德州市市长因为雾霾天气应急预案响应不及时,曾被国家环保部约谈。郭树清在参加人大代表分组讨论时表示,约谈不是坏事,约谈之后措施就多了。

篇9

“创新动力不足,首先与观念问题有关。”金东寒代表说,不少高校教授认为,承接企业的项目不如承接政府或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项目档次高。他以亲历举例,他参加的国家奖评审中,曾有个非常好的产业化项目,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但奇怪的是列出了很多失效的发明专利,如果实施产业化前景相当不错,会带来很好的回报,可这位教授似乎对产业化没有任何兴趣,只是希望报个国家奖。他认为,高校要改革考核办法,实行分类考核。要加大服务社会的考核权重,促使教授更加关注企业生产实际中的现实问题,为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贡献力量。

金东寒建议,高校要与一些大中型企业建立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让教授们有一个长期研究的方向,有稳定的经费支持,促成团队合作,也可以使企业持续地提升技术水平,帮助企业开发出高端产品,实现校企双赢。

朱志远代表认为,要推进科教融合发展。这样可以提高科技、教育的有效供给,是推进科技创新领域的供给侧改革。他讲了一个故事:詹姆斯・罗斯曼在2013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奖之前,就已成为上海科技大学特聘教授。最初他在上科大只是授课,但看到科研团队在这里共同挑战前沿科学研究,感受到科教融合的氛围,他决定在中科院的装置上开展细胞成像研究,随后他又在张江建立了实验室。

“这说明,科教融合吸引了国际一流的人才和研究团队,催生了新的前沿科技创新活力。”朱志远说,“现在上科大有3位特聘教授都是诺奖得主,他们在上科大有任务、有团队、有实验室。”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陈和生代表说,“十三五”规划注重宏观上的谋划和部署,必将对未来五年发展发挥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建议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增加研发投入,支持科技创新。许宁生代表说,要真正实现创新驱动,关键要有创新型人才。国家必须解决创新型人才的自我供给问题。人才资源要持续发展,创新型人才培养尤其要跟上,才能真正实现科技创新驱动。

【改革攻坚如何突破】

关键词:自贸区

“上海自贸区所起到的作用,已超过我们原来的想象。”王战代表说,总书记提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核心任务是制度创新。在王战看来,其中的重要一环就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上海自贸区将审批制改为登记注册制,就有几万家企业在自贸区登记注册。但审批取消后,接下来就有事中事后监管的问题,此外还涉及到企业的征信制度问题,如果这家企业信用很好,那么我们在监管方面,可以做一些差别性的处置。”

他建议借鉴国际高标准自贸区协定关于贸易监管制度的最新发展趋势,从供应链贸易的角度,在全球维修、再制造产业贸易监管、商业样品免税入境、货物预先裁定等四个方面重点突破。

许罗德代表说,自贸区的核心理念是先行先试。“金改40条”是自贸区金融改革领域的重要内容,下一步最重要是如何落实好“40条”,增强上海在全球金融资产配置的能力和金融资产的定价能力。

“高水平的国际通行规则,都是信用经济。”邵志清代表介绍说,以前是通过行政审批管理,现在简政放权,如何做好事中事后监管?我们在自贸区内设立窗口、建平台,搭建了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今年我们要在全市16个区县建立子平台,实现上海全覆盖。全市的数据向子平台开放共享。子平台要支撑区县的创新应用,也吸纳区县的特色数据。”

【缺少核心技术与核心品牌的支撑】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

钢铁业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去产能”的重点。何文波代表是“老钢铁人”,他说,钢铁业是产能过剩行业,只能走两条路,一是重组,二是提质增效。但即使是产能过剩行业,也要优化产业布局。

“钢铁业是过剩产业,但新材料的需求量很大。如果发展基于钢、铁的新材料,空间是巨大的。”何文波说,上海钢铁产业可以加强创新和研发功能,着力发展新材料,发挥上海的信息、人才优势,充分借助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契机,推动新材料领域研发。

王战代表说,“十三五”规划纲要正确阐述了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关系问题,是在适当扩大总需求的前提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给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六点“药方”。

在消费品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同样迫切。葛俊杰代表从一根小小的牙签看到了问题。“从国外带回来的牙签,不仅分大中小的型号,每个型号还有更细的分类,并可反复使用。这说明,把小小的牙签做好,也有很大的产业发展空间。”

这根牙签让葛俊杰想起了上海的很多老字号正走向式微。光明的大白兔奶糖仍在销售,但日本的“白色恋人”巧克力是赴日游客必买的伴手礼,值得学习。究其原因,大部分实体经济的商业模式、发展方式老化,由于近年来成本持续增长,实体企业严重缺乏研发投入、品牌投入、管理投入,造成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模式转型能力不强、供应链管理能力不强,缺少核心技术与核心品牌的支撑。他认为,以往中国经济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但去年进出口总额出现负增长,说明原来的增长方式已经靠不住了,必须扩大内需,必须加强核心技术和核心品牌的谋篇布局。

【重建文艺创作现实关怀】

关键词:文化改革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专列一段“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并将其置于大民生板块;“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则强调,要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拓展文化交流与合作空间,并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审议中,多位代表针对文艺创作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指出,如何将“高原”变“高峰”,考验文艺工作者自身的努力,亦考验社会的环境塑造。

奚美娟代表表示,市场化浪潮固然势不可挡,但在市场面前,有追求的文艺工作者,要保有“定力”。奚美娟呼吁加强对青年文艺工作者的艺德培养和教育。“经纪公司不会教这些,但做文化的人必须有这样的情怀。”

缺乏“高峰”的另一个表征,在于文艺创作中现实关怀的普遍缺位。包括奚美娟在内的多位艺术家,均呼唤重建文艺创作的现实关怀。这意味着广大文艺工作者应当自觉投身基层实践、植根现实生活,虚心向群众拜师取经。

与此同时,“中国故事”的传播方式,也需要在新的时代环境下创新发展。奚美娟坦言,市场讲求利益优先,没有传统意义上“言传身教”的人和机构,经纪公司难以承接这个职能。而当市场化成为愈发显著的趋势时,用什么方式填补青年文艺人才“再教育”的空白,以此提升其道德修养、实现品格完成,进而推动文化繁荣代代相承,成为其呼吁关注的紧要话题。

【单靠家庭养老愈发不易】

关键词:养老

篇10

针对我国城乡差异较大的实际情况,本文以内蒙古为例,采用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城乡老年人口生活来源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二、内蒙古老年人口生活来源分析

(一)内蒙古老年人口基本情况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到2010年,内蒙古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达到2836413人,占总人口比重为11.48%;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7.56%。按照衡量人口老龄化的两种统计标准,计算结果均表明内蒙古已经全面进入老龄化社会。虽然内蒙古老年人口在全国老年人口中所占比重较低(60岁及以上人口和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分别为1.56%和1.54%),但是内蒙古老龄化问题依然非常突出,老年抚养比达到15.42%,已经对内蒙古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冲击。

由于内蒙古地处边疆,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因而内蒙古的人口老龄化在结构上呈现出一些突出特征。首先,内蒙古老年人口的性别构成基本趋于平衡。60岁及以上人口中男性所占比重为49.87%,女性占比为50.13%;在65岁及以上人口中男性比重占到49.74%,女性比重为50.26%。较全国平均情况而言,性别比例趋于平衡,基本不存在性别比例不协调的问题。其次,内蒙古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相对较好。从老年人口健康情况来看,内蒙古60岁及以上人口中身体健康的比例为41.89%,基本健康的比例为38.18%,不健康但是生活能自理的比例为16.40%,生活不能自理的比例为3.53%。说明,内蒙古老年人口身体健康状况较好,人口老龄化属于健康老龄化。最后,内蒙古老年人口城乡分布比例基本平衡。从城乡分布来看,内蒙古60岁及以上人口中有29.89%的老年人在城市,有19.80%的人在镇,乡村人口占到50.3%。而在65岁及以上人口中该比例分别为:31.14%、19.89%、48.97%。显然,与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57.13%集中在乡村不同,内蒙古老年人口城乡分布较全国而言更为平衡,且高龄老人更多地居住在城市。另外,从老龄化水平和老年抚养比两个重要指标也可以看出,内蒙古的人口老龄化在城乡分布上不存在较大差异(如表1所示)。

表1 内蒙古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分布 单位:%

数据来源: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二)内蒙古老年人口生活来源分析

如前所述,内蒙古老年人口城乡分布虽然较为平衡,但是,城乡老年人口生活质量方面仍然存在较大差异。生活质量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为老年人口的生活来源不同,且由于我国一直实行的城乡二元的养老保险制度也是引发农村老年人口生活质量不高的原因之一。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内蒙古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生活来源主要集中在家庭其他成员供养(36%)、离退休金养老金(28%)和劳动收入(24%),这说明了内蒙古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虽然已经完成基本全覆盖,但是家庭养老以及自我保障仍然是内蒙古养老保障体系的核心部分(如下图所示)。

从城乡分布来看,内蒙古老年人口生活来源具有明显的城乡差异。在乡村,有40%的老年人口依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39%的人仍然依靠劳动收入,另外有13%的人依靠最低生活保障金;而在城市,老年人口最主要的生活来源是离退休金养老金(61%),其次是家庭其他成员供养(26%),依靠劳动收入的老年人口比例仅为5%(如表2所示)。

表2 内蒙古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生活来源城乡分布

数据来源:同表1。

表2数据说明,内蒙古地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对于城镇老年人口安度晚年起到了很好的保障作用,但是内蒙古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还相对滞后,依靠社会养老保险养老的老年人口仅占5%。当然,由于第六次人口普查进行于2010年,“新农保”制度建立于2009年,制度实施后的效果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另外,随着内蒙古地区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的并轨,农村老年人口的生活来源也必然更多地依靠养老金,以此缩小城乡老年人口生活水平差异。

三、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老年人口性别结构、城乡分布均衡,高龄老人集中在城镇

内蒙古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性别结构和城乡分布基本持衡,且65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口更多地集中在城镇。这与全国的老年人口尤其是高龄老人在乡村的现实情况有所区别。但是,从老龄化水平以及老年抚养比来看,乡村老龄化水平仍然比城镇高。另外,由于内蒙古城镇化进程起步较晚,但是近年来发展较快,所以内蒙古镇一级别的老龄化水平相对较低。与此同时,随着内蒙古城镇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入,内蒙古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分布将呈现更为均衡的局面。

2.老年人口健康状况相对良好,属于健康老龄化

虽然内蒙古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很突出,但是,老年人口健康状况相对良好。在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口仅占3.53%,属于身体健康和基本健康的老年人口比例高达80.07%。因而,内蒙古人口老龄化属于健康老龄化,有利于通过积极开发老年产业、有效利用老年人力资源,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冲击。

3.农村老年人口生活来源更多地依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和劳动收入

在内蒙古,农村老年人口的生活来源主要依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和劳动收入,没有劳动能力的孤寡老人基本依靠最低生活保障金过日子。这说明,内蒙古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还没有起到保障农村人口老年生活的作用。其原因如同前面所述,数据资料的获得是在“新农保”制度实施后的一年,制度实施的效果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并且制度实施初期,很多农村人口都持有观望的态度,覆盖率不高。

(二)建议

1.在国家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大环境下,内蒙古应该在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统一的基础上,立足于本地区实际情况,探索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并轨的有效途径。

2.在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相统一的基础上,加大地方财政对于养老保险制度的补助,从而保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保障水平进一步提高,为下一步的城乡养老保险制度并轨奠定基础。

3.在人口老龄化的大背景下,内蒙古应着手建立具有地区特色的多元化养老保险制度,有效结合并灵活采用家庭养老、社区养老、以房养老等养老模式,以便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保证本地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4.在国家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同时,内蒙古应尽快完成农村牧区土地确权工作,以此作为提高农村牧区老年人口生活水平的辅助保障。因为,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内蒙古农村牧区出现了较多的留守老人,农村牧区土地确权后,通过耕地和草场的有效流转不仅可以提高老年人口的养老水平,还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农牧业的规模经营及现代化。

5.鉴于内蒙古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良好,应该积极开发“银发产业”,通过有效合理的挖掘利用老年人力资源(例如,采用弹性制的退休年龄制度、兴办老年大学、社区机构等),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持续的原动力。

背景资料:

老龄化社会是指老年人口占总人口达到或超过一定的比例的人口结构模型。按照联合国的传统标准是一个地区60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10%,新标准是65岁老人占总人口的7%,即该地区视为进入老龄化社会。

篇11

1、深入贯彻落实《北京市进一步全面推进河长制工作方案》,提高事件处理效率,根据市河长办要求,街道河长办按照有关要求下载“北京河长APP”巡河版,以双正职河长名义注册账号,并于3月1日起正式开始使用APP巡河。街道总河长在巡河中发现油库沟源头从门头沟界流入大量污水,利用“巡河APP”上传市河长制管理平台,市水务局立即协调门头水务局、石景山河长办以及街道领导,查源头,找原因及时治理,现通过(门头沟水务局,石景山河长办,街道河长办)共同治理,将污水全部引入地下排污管道,现已完成污水彻底治理,目前无污水外流。随着夏季汛期的到来,发现从门头沟段冲出大量白色垃圾物。街道河长在出水口安装隔离栏杆,尔后对栏杆上吸附的垃圾进行清理,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另外在巡查中还发现潭峪沟自然沟渠段还存在大量生活垃圾,街道河长组织人力、机械对沟内的垃圾、石料等进行清理,共清理垃圾约20余方,恢复河道整洁,保障排洪通道畅。

2、做好区级河长巡河的保障工作,区级河长定期到街道辖区内河道进行巡河工作,每一次巡河,街道河长都高度重视,巡逻中及时做好请示汇报,不隐藏和瞒报问题并积极处理,共同保证河道的正常维护和管理。

3、落实河长办专职巡河制度。河长办专职巡河队伍全天候对辖区内河道进行巡查,主要是河道管理范围内违法建设、违法排污以及其他涉及河湖生态环境安全的管理工作,重点检查管理范围内的垃圾渣土、违法排污、新增违法建设、水面漂浮物、水体恶臭等河湖生态环境问题。每日巡查,并做好巡河记录。

二、清四乱、清河行动

根据《石景山区开展河湖水库“清四乱”专项行动的工作方案》要求,于2018年8月起,在辖区范围内对“乱占、乱采、乱堆、乱建”等河湖管理保护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清理整治行动。五里坨街道在“清四乱”摸排中,共发现疑似“四乱”问题三处,1、黑石头沟双泉寺桥南侧,存在围垦一处,占地大约20平;2、潭峪沟上游桥洞下有畜牧养殖,占地大约200平;3、潭峪沟养老院南侧垃圾15方。经过区河长办和街道河长办与村民协商、讲法规、讲政策。在河长办与村民的共同配合下,于9月中旬对乱堆、乱占问题进行了彻底清除。

下一步,对河道管理要充分发挥两级河长的作用,加强河湖水域日常保护管理与监督检查,建立健全长效机制,防止问题反弹。同时,要积极宣传引导群众参与,为河湖管理保护营造良好氛围。

三、排污口的治理工作

一年来,街道对往河道排污口管理本着发现一个封堵一个的原则,本级能处理的本级处理,处理不了的协调管委相关科室、水务、河长办以及市排水集团处理,全年累计封堵排污口90余个。

问题:目前在巡逻中发现,黑石头沟炮厂段仍有污水外流,因地势复杂,源头不清,正在处理。其次,对高井沟(高井村)以及黑石头沟(建材小区),高井沟两侧大量的平房,地下排污管线不健全和完善,以及居民生活习惯仍有少量污水随意外排。建材小区后侧也紧邻黑石头沟河道,居民随意向沟里扔垃圾现象明显。下一步加强宣传管理。

四、其它管理工作

1、投诉机制和转办单处理

全年度接到河道的投诉和转办单共15件,其中5件污水直排河道,10件是河道垃圾,街道河长办都能第一时间到达问题点位,查原因,找源头,及时处理。及时反馈。销帐百分之百。

2、环保断水面监测点位上报。为进一步维护好水质达标,督促各级对河道水质共同担责,永引渠联勤部东门外河水断面被区环保局拟定为水质达标监测点位,对周边环境,上下游流水流量情况进行不断观察,符合水质监测条件。监测点位确立,更加明确街道河长治理水周边环境提供有力依据。

3、最美河湖参选测评

南马场水库参加最美河湖参选,市相关机构人员在八月份对南马场水库进行了评测。

4、一口一牌工作,便于加强管理,对辖区内河道共公示牌共立30余块公示牌,对河道雨排口共增加标识牌97个。

五、不足

1、街道河长制机构单一,基层事务繁杂,有顾头不顾尾的现象。

2、对政策的宣传引导不足,下一步将努力引导群众关心、支持、参与监督河道水环境的管理,让河道管理溶入到居民生活中去,共同维护河道环境。

3、对巡逻和保洁两支队伍的监督机制不全。工作随意性大。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奖惩机制。

六、下一步建议:

1、对黑石头沟,潭峪沟自然沟渠进行治理,加强保护和提升景观。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对潭坝进行景观改造。(长远考虑:五里坨地区地处五里坨污水处理厂距离不远,引入中水,提升加强油库沟,高井沟水景观建设。)

篇12

(一)生活质量差,劳动强度大

据笔者对豫东陈村留守老人的调查,83%的留守老人没有积蓄,86%的留守老人仍需下地干农活。他们生活极其简朴,往往只求温饱而不求吃得好。虽然子女外出务工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家庭经济生活,但大多数子女自身经济状况不佳,还要抚育子女,所以,给予父母的经济帮助十分有限。此外,很多子女挣钱的能力有限,没有能力给父母提供赡养费,以致许多留守老人不得不靠自身劳动来维持生活。原本中青年农民是农村种田的主劳力,但由于他们长期在外务工,留守在家的父母不忍心责任田荒芜,于是,本应享受天伦之乐的他们不得不重新拾起农具,成为务农主角。这样,外出务工的子女间接加重了留守老人的劳动强度,他们外出务工虽然挣了钱,但留守老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显著提高,所以,留守老人普遍面临生活质量差、劳动强度大的困境。

(二)就医难、费用高

看病难、看病贵更是目前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在豫东的农村尤其如此。虽然实行了农村新型医疗合作制度,但在豫东农村地区,医疗结构尚未完善,医疗水平、人员及设施的配备也极为有限。加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现有乡镇卫生院仍以盈利为目的,门诊费用不能报销,而大多留守老人经济窘迫,一两百元的门诊费对于一些老人们来说已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因此“看不起病,吃不起药”是留守老人常有的现象。根据统计数据,留守老人生病的医疗费用主要靠自己承担的占76%,主要靠外出子女承担的占17%,主要靠未外出子女承担的占13%,主要靠其他家庭成员和村集体或政府承担的比例也很低。医疗费用的支出对于原本经济条件就比较糟糕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很多留守老人因为无钱看病,只能拖着,遭受病痛的折磨。据笔者调查,有些病人由于没有钱在正规的大医院看病,而只能选择在家让那些乡村医生治疗以延续生命。

(三)隔代教育增加了留守老人经济与精神负担

据统计,豫东陈村76%的留守老人需要照看孙辈。常年在外打工并能携带子女进行随身教育的打工者为数不多,造成许多农村孩子短期或长期失去了直接监护人,留守在家的爷爷奶奶不得不承担起对孙辈的教育重任,这样就形成了隔代教育,隔代教育给留守老人带来了极大的经济与精神负担。一般来说,外出务工子女应该在经济方面给老人一定的补偿,以利于老人生活质量的提高。据笔者调研,部分外出务工子女确实使他们父母的生活得到了改善,但绝大多数留守老人依然是通过自身劳动来获取生活来源,子女对留守老人的经济供养非常有限,很多外出子女给老人寄钱都是为了农业生产投入或者自己小孩生活和教育费用的支付,很少用于改善老人的生活水平,只有在老人患了重病时才给予支持。通常情况下,子女汇的钱并不是很及时,留守老人不得不把自己劳作、用于改善生活的钱补贴在孙辈身上,这无形中加重了老人的经济负担。对许多农村留守老人来说,最令他们头疼的是孙辈的教育问题。通常,农村留守老人的文化程度相对不高,又不懂得科学的教育方法,加之受“隔代亲”这种传统风俗的影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往往都溺爱这些留守在家的孙辈。长此以往,很容易使他们养成唯我独尊的不良心理。同时,农村留守老人大多是文盲,对孩子的功课根本无力辅导,对他们的学习只能放之任之。这样又可能使孙辈们养成弃学、厌学、上网打游戏等不良嗜好。

(四)精神慰藉缺失,娱乐活动单调

传统文化中的“儿孙绕膝,其乐融融”的情结在农村老人观念中根深蒂固,子女的精神慰藉是老人身心健康必不可少的条件。然而,由于儿女长期在外务工,留守老人既要负担农业生产,又要照顾小孩,安享晚年的心愿难以实现,心里失落感较大。在外打工的儿女长时间不回家,对老人尤其是对于单亲家庭的留守老人来说,打击更大。加上外出子女平时很少与父母沟通,打电话回来更多的话题也是围绕在家的孩子,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留守老人亲情上的疏离和心灵上的煎熬。老年人失去了依靠和寄托,无法享受过去大家庭的天伦之乐,精神世界比较空虚,心理上孤独无助。另外,年轻有文化的人都外出务工,留守在家的老人大多年迈力衰、精力有限,加上农活多、家务忙,很难开展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而且大多数农村还没有真正建立起具有实际意义的老年组织,老人们空闲时间除了看电视、聊天、打牌外,就没有更好的消遣活动了。还有一些老人为了省电甚至连电视都不看,有些老年人家中电视都是由孙辈控制,所看的电视节目都是老人们不感兴趣的。

(五)家庭氛围缺失,生活无人照料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及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传统的大家庭逐渐小型化,家庭氛围逐渐消失,“儿孙绕膝”的现象也不再出现。子女不在身边,造成农村留守老人养老的家庭氛围缺失,生活无人照料。对农村留守老人来说,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如灯泡坏了、电线断了等都成为难题。特别是当老人身体不好,需要子女陪同去医院看病时,子女不在,老人更是觉得失落、孤苦无靠。

(六)法治不健全,安全隐患时有发生

与城市相比,农村的治安较为松懈,法治人员不作为情形较突出。加之留守老人对犯罪分子的警惕性不高,又年老体衰、行动不便,使一些不法之徒把罪恶的黑手伸向了他们。据笔者走访了解,这些不法之徒利用农村留守老人文化程度低、对外面的世界了解不多、心地善良等特点,对他们销售过期或假冒伪劣药物以骗取钱财。另外,犯罪分子还利用花言巧语,上门编故事,说老人在外打工的子女出了问题,急需用钱,并谎称自己是他们的朋友,来骗财骗物。所骗对象多是男主人或子女长年离家打工,仅有老人留守的农村家庭。更为严重的是,有些犯罪分子利用农村治安防范力量薄弱的特点,对农村留守老人进行明目张胆的抢劫。如在陈村多次发生不法之徒在夜间砍伐村民院子周围的树木,留守老人一旦报警,这些歹徒就直接对他们进行人身威胁。更有甚者,有些歹徒竟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地把老人饲养的羊给抱走。

二、留守老人问题出现的原因

目前我国农村留守老人的数量已达1亿多人,留守老人现象已经相当普遍。有关留守老人的报道频频见于报端,作为一个日益庞大的社会群体,留守老人问题已经引起社会的关注。留守老人的大量涌现,必然伴随出现上文所谈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社会的老龄化加剧

目前我国老年人数量逐渐增多,全国60岁以上的人口已达到1.7亿,其中70%以上的老龄人分布在农村,农村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可以说,留守老人是农村人口结构老龄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必然现象,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实问题。

(二)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

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以提高生活水平,这是留守老人问题产生的最主要原因。目前,全国农民进城务工人口已超过1.58亿,并以每年600万的速度递增。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3亿人口。农村留守老人的存在,是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付出的成本代价,是劳动力转移、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必然出现的社会问题。

(三)老年人与子女之间存在代沟

代沟是造成老年人与子女分开生活的又一个重要原因。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老年人与子女之间的价值观念、兴趣爱好、生活方式、消费理念等差距越来越大。随着“代沟”加深,子女要求有独立的生活空间,而老年人大多具有深厚的恋土情结,不愿意离开家乡随子女进城生活。老人认为与子女分开居住可以避免因家庭矛盾引起的争吵,而年轻子女因工作繁忙,经济条件有限,对留守在家的老人关照也必然有限[2]。

三、解决留守老人问题的策略

农村留守老人存在着经济供养条件差、收入来源结构单一、精神慰藉方式短缺、生命质量保障力度薄弱等问题。为了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学、老有所用、老有所医、老有所乐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012年国家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老龄事业,加快建设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努力让城乡老年人都老有所养,幸福安度晚年”[1]。

(一)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的有机结合

长期以来,“养儿防老”是我国农村地区主要的养老模式,然而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及大量青壮年农民外出务工,农村家庭规模不断缩小,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面临严峻挑战。一方面,为了保证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实施,各级党委政府应做好“凤还巢”的工作,制定出切实可行的优惠政策,积极鼓励、引导农村青年返乡创业。外出务工、求学人员回乡创业,不仅有利于农村工作的正常开展,加快农村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步伐,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健康发展,更主要的是让留守老人过上真正幸福的晚年生活。毕竟家庭养老在情感、心理上是其他任何养老方式都无法替代的,家庭养老仍是农村养老的主要方式。另一方面,要积极探索在农村建立完善集中赡养制度,加强农村养老院建设,适当增加农村养老院的数量,促进家庭养老社会化,将因子女外出打工、求学、定居而无依无靠的留守老人吸纳进去,实行“补位”养老服务,真正解决留守老人无人管理、无人赡养的问题[2]。随着老年人人数逐年增多,特别是高龄、失能、独居老人逐渐增多,除了要紧紧依靠家庭和社区养老外,还必须大力发展社会化养老。社区养老服务不能全靠政府投入,应实行社会化。其中,政府投入部分资金,主要用于示范性老年服务项目的建设,同时要通过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各界力量兴办老年设施,多渠道吸收社会资金投入。中国红十字会曲阜医院院长姜健建议把专业人员服务和志愿者活动结合起来,尝试建立时间储蓄制度,鼓励低龄人为高龄老人提供护理照料,为自己未来的护理需求进行时间储蓄。他认为,政府对加强社区养老服务和社区托老机构的建设应作出明确规定,新建社区或规划城镇公共设施时,需按一定比例建设托老机构和老年人活动基础设施。同时,他还认为,为应对国家资金不足,应鼓励民间资本投入,鼓励社会力量发展养老服务业。吸收民间资本进入养老服务市场,已经是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战略选择[1]。对于农村留守老人这个特殊群体,有识之士建议要加大社会各界对其关爱的力度。在进一步采取帮扶等措施帮助农村留守老人解决生活困难的同时,更应组织各种社会关爱行动,让老人们在精神上得到更多的抚慰。首先,注意推进入户抚慰活动。基层党政组织应担当起抚慰的首要任务,汇集农村多方力量组建节假日上门抚慰服务队伍。每逢春节、五一、国庆、中秋、重阳节等节日,通过开展慰问活动,使老人们感受到“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其次,积极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组织社会各界志愿者利用周末和空闲时间,经常到农村留守老人家中探望,陪老人们聊天,帮老人们洗衣等,让老人们充分感受到“空巢不空心”的温暖。第三,逐步实施电信问候活动。邮政、通讯等行业,可充分利用现代信息工具和部门优势,定期对农村留守老人进行精神问候,使老人们感受到社会关爱[3]。

(二)促进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建设

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养老问题,就要不断提高农村老人的就医保障。要不断加大财政及各地方财政补贴比例,最大限度地提高农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推进新农合医疗制度建设,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1]。一是要不断巩固和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提高财政补助水平,对老年人治病产生的门诊、医药费按一定比例报销。二是要建立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加大政府调控力度,把城市富余、闲置的医疗卫生资源向乡村转移,支持农村卫生室建设。同时要改革乡镇卫生院运行机制,推行乡村卫生机构管理一体化,向老年人提供安全廉价的基本医疗服务。三是要加强农村医疗卫生队伍建设,定向免费培养培训农村卫生人才,妥善解决乡村医生贴,要侧重于为农村培养留得住、用得上的适用型人才,或招聘一些医术较为高明、医德较为高尚的医生到农村医院工作,以提高农村医院的医疗水平。

(三)增强敬老养老意识

篇13

城镇化被中国政府视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下一个引擎。那么中国今后如何进行有质量的城镇化,涉及到的土地问题、收入差距问题如何解决,值得深刻思考。

关键是利益分配

北京昌平郑各庄,一度被认为是农村土地资本化运作的典范,也被认为是农民自主城镇化的典型案例。如今,在方圆4000亩建设用地上,林立着商品房、酒店、三甲医院、养老院、滑雪场以及小有名气的温都水城,累积投入了50多亿资金,吸纳外来人口几万人,这个村俨然已经城镇化了。

然而,这种农民自发进行的城镇化建设,却遭遇到了难以跨越的鸿沟——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化问题。

根据中国相关土地法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只能用于三类建设:第一,农民自主住宅;第二,修道路、公共设施;第三,创办乡镇企业。除了这三项以外不能用于其他服务业、商业开发。换而言之,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只有被征用为国有土地,才能进行市场交易流转。

曾经专门考察过郑各庄模式的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向《英才》记者坦言:“所有这些资产不能够变现,不能交易,不能抵押贷款,原因就在于是集体建设用地。”

郑各庄以及类似的农村集体用地上建设的房屋,被统称为“小产权房”。“小产权房”是否应该合法化,是学界长久争论的焦点。

“为什么搞城镇化一定要在国有土地上?为什么不能在集体土地上?为什么不能让农民自发地城镇化?”蔡继明说,目前城市化的主要障碍就是土地制度。现行的土地制度是二元制度,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民土地归集体所有。但是这种二元制并不仅仅表现为所有权不同,还表现为同地不同权、不同价,国家的和集体的不对等。

中国对集体建设用地做了很多不合理限定。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且可以转让,但农村土地不行;城市土地可以建商品房,但农村土地不可以。任何个人和单位搞建设,必须申请使用国有土地,在集体建设用地上搞建设就是小产权房。

对于小产权房是否应该合法问题,一位研究土地问题专家表示,关键在于利益分配对农民要公平。小产权房主要发生在大城市、发达地区的郊区,这些用地已经是城市用房的主要部分。小产权房不是为自己提供住宅,而是用来出售谋取高收益的行为。

“问题的焦点在于,农民集体建设用地上的房屋带来的利益如何分配。要么将小产权房规范化,国家通过管理,将土地增值的收益在国家与农民之间、农民与集体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要么通过征用的方式,将土地征为国有后建设商品房、廉租房、保障房,充分考虑农民的利益进行征地补贴。这两种方式根本上是一样的,利益分配是平衡的,都是比较好的制度。”这位土地专家说。

工业化城镇化不同步

中国采取先进行工业化的做法,导致城镇化远远滞后,还导致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弊端积重难返;而工业化掠夺了大量农村资源,城乡收入差距也在日益扩大。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GDP中农业产值只占了17%。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滞后于整个经济发展水平。”蔡继明说,“日本、韩国在30年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城镇化速率是1.5%—2%,但中国按户籍人口的城镇化速率不到1%”。

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也导致了中国工业化积累的资源的不平衡配置。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指出,全世界城市化有三种类型:第一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时进行,发达国家是这样;第二是拉美国家,城市化超前于工业化;第三是中国,典型的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过去把大量的发展资源、公共资源,过度地用于工业化,这导致城镇化缺乏资源,而没有资源人口进城就很难。

事实上,城镇化被看作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引擎,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也将为第三产业比重的扩大创造条件。

但有学者表示,中国城镇化率低导致产业结构难以升级。首先,第一产业结构的内部升级,即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换难以完成。其次,整体经济结构调整中,第一产业要降低比重,由第三产业来代替,但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第三产业上不去,核心原因是人口不积聚。

户籍制度

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采用户籍制度的国家,城乡二元户籍造就了沉重的时代烙印。更为现实的问题是,户籍制度成为农民工享受城市公平待遇的主要障碍。虽然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为城市的发展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但由于没有城镇户口,他们并未受到相应的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