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韩语文学论文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一年级的孩子最具模仿性，他们可以跟着老师读，跟着老师做，但如果只是让他们为了模仿而模仿， 这种模仿就会逐渐消磨掉其智慧。 常常听到孩子们“ā á ǎ à”地读着，可一待停下来，随便指出其中的某个带有声调的字母时，他们便显得无措，有的必须暗暗地从第一声再次读起，至所指字母处再响亮地读出来。当然凭借天长日久，他们也能很快地辩论出其准确读音。但这样的收获完全是一种外在的填入。我根据四声的不同外形(其实蕴含着语音标调的规律，不直接告诉孩子们专业术语，并不表示排斥渗透)，把它转化到孩子的身体中来：利用双臂将四声改编成形体造型（就是以双臂平伸为第一声，左低右高为第二声，双臂上举为第三声，左高右低为第四声）为了帮助孩子记忆，我还编了《声调歌》配合动作展示：
一二三四，伸出手，
我将声音做成球儿，
一声平平左到右，
二声向上爬山头，
三声先下拐向上，
四声一路往下溜。
这不仅符合孩子们形象理解抽象事物的规律，也有利于课堂上学生生理的调节。是学生非常喜爱的一种形体操。我告诉孩子们：“你将自己的声音想像成一个运动球，就像体操运动员那样，将这个球儿，按照要求在你的手臂上滚动。”每学习好一个韵母，在声调练习中我们就来一段这样的形体操。下面以“ɑ”为例，谈谈具体操作：
师：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做《声调操》吧!
生起立，边唱儿歌，边运动。
师：好，现在我们来做“ɑ”的第一节，请小朋友们将双臂平伸，将“ɑ”做成一个球儿。将它放在你的左手指尖上。
生平伸双臂，双目紧盯着自己的左手指尖。
师：准备好，我们一起将这个球儿平稳地滚到你的右手指尖。开始。
生：ā——(目光从左手指尖平移到右手指尖)
师：真好，你能将速度加快吗？
生：ā (音长变短)
师：第二节，请小朋友将左臂侧下垂，右臂侧上举，两臂成一条直线。将“ɑ”做成一个球儿，将它放在你的左手指尖上。
生：(做好动作)
师：哎，这下子要将这球移到右手指尖，可有点难度哦。来吧!
生：á——(艰难地)
师：非常好，虽然爬山有点难，可难不倒我们小朋友，加快速度吧!
生：á(缩短音长)
师：第三节的动作有些复杂，老师想让一个小朋友上来边做边讲解。
生：两个手臂都是侧上举，让声音球先从左手指尖上下来，在脖子这个地方拐个弯儿，再爬上去。
师：讲得多清楚啊!大家一起跟着这个小老师做一遍。
生：ǎ
师：我想第四节，大家都已经会了吧!摆出你的造型。
生：(左手臂侧上举，右手臂侧下垂。) à
篇2
（二）缺乏专业的汉语教材
当前，毛里求斯小学课堂统一使用的教材是由毛里求斯教育部出版。该教材暂时弥补了先前缺乏全国汉语教学计划和材的不同，但是课本的实用性存在较大不足：课文内容较为陈旧，难度偏大；各个年级的区分度不高；课后习题与课文内容的一致性不高，难以激发学生的兴趣。此外，教学任务主要以中文阅读为主，缺乏必要的听说练习，致使学生的汉语表达存在脱节。课堂上出现的较多的语言就是“老师，我会写这个字，但是我不认识；或者是老师我认识这个字，但是我不会说”。
（三）学生学习汉语的动机不强烈
毛里求斯华人数量较少，多数家庭使用克里奥尔语进行交流。学生汉语学习缺乏必要的语用环境。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选修汉语的数量最多，但绝大多数学生都是抱着尝试和体验的心态；三年级之后汉语课程难度的攀升，以及学业的繁重性使得一部分学生相继放弃；继续学习的学生中也多数是处于家庭原因，并非自身主动要求。
二、关于毛里求斯汉语教学发展及对策
（一）打造专业的教师队伍
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对学生语言习得成效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是发展毛里求斯的汉语教学的首要任务。尽管国际汉语教学的主战场已逐渐从国内转向国外，但是仅仅依靠国内派出的老师和志愿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缺乏长期扎根海外的专业教学和辅导机构是制约专业对外汉语教师团队发展的第一问题。加强国内院校和该机构的交流合作，为当地老师开展教育学、语言学的相关专业教师培训辅导工作，让他们在会说中文的基础上，转变为会教中文；定期派出专业的对外汉语教师和各行业志愿者加强文化和商业的交流；增加对双语教师的重视，才能持久地长远地改进目前的对外教学现状。
（二）打造针对性的教材和教辅资料
教材是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纽带。教材和教学计划是汉语教学有机的组成部分。教材的设计必须吻合教学计划，如实地反应教学目标和教学原则；教材的内容，必须符合学生认知规律和经验水平；教材的难度和区分度又是课堂教学、课外辅导和课后评价的重要依据。教材的编写和使用需要加强同当地政府、国内外研究对外汉语的专家、中国文化中心、国家汉办等诸多机构的分析和研究，结合毛里求斯实际情况，遵循针对性、实用性、科学性和趣味性的原则，编写出实用味性较高的教材；增加听说练习，提高学生的实际交流能力。作为小学汉语教材，教材的趣味性更为重要，课文主题，课后练习等等多增加趣味活动，页面的设置增加图片、色彩的运用等。
篇3
1.3韩国文化方面教材的欠缺韩语教育在中国的发展远不及英语和日语等语种来得久远和广泛，师资和教材一直都比较匮乏。虽然近年来韩语教育在国内逐渐热门起来，也出现了一大批韩语教材，但其中多数还是以语言教育为主，文化教育方面的教材还不太丰富，为数不多的也是年代较久，与现代韩国文化出现了脱节的情况。
2韩语教学中渗透文化教育的重要性
2.1提高学生学习韩语的积极性相对于语言，学生其实对外国的文化更为感兴趣，他们对与本民族不同文化的好奇心远远大于其语言，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被韩国音乐、韩国电视剧、韩国偶像深深影响着。利用文化教育来调动学生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不但增加了学生文化方面的知识，有助于语言的学习，也提高了学习的效率。
2.2提高学生跨文化交流的能力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两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脱离了文化，语言就失去了思想性、人文性、知识性和工具性。在跨语言交流中，如果我们不了解语言背后的内涵，很容易造成误解，陷入尴尬的境地或闹笑话。例如，韩国人如果说：“（我又喝海带汤了。）”这时候如果你说：“你今天生日吗？”那显然是误解了对方的意思。在韩国，生日的时候喝海带汤是一种习俗。但是在韩语中，“（喝海带汤）”也可以是“考试不及格”的意思。因此，我们在认识语言的同时，必须全面了解语言背后的内涵，才能真正实现跨文化交流的目的。
3如何在韩语教学中渗透文化教育
3.1提高教师本身的综合素养要想在教学过程中实现文化教育的渗透，教师是关键。这就对教师自身素质的全面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不仅要有深厚的语言功底，也要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较高的实际跨文化交流的能力。并且教师在走上讲台后，仍然要不断地学习。因为文化知识是不断发展的，即使语言基础再扎实，也要不断学习，才能与时俱进，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培养出高水平的学生。
3.2加强韩国文化方面教材的建设，运用各种手段，丰富课堂教学的内容首先，丰富韩国文化方面的教材，而且在选材时更应该传统与现代结合，不仅要让学生了解韩国的历史与传统文化，也要顺应时代的潮流，具有时代感，并且不断丰富和更新。其次，打破原来语言教学教材的传统模式，适当穿插文化方面的介绍，增加教材知识的趣味性，也能让学生更容易掌握语言知识。除了依靠教材，教师可以充分利用网络、多媒体等资源来使课堂教学内容更加丰富多彩。毕竟教材内容是非常具有局限性的，教师可以多收集一些真实的韩国生化的素材来让学生观看，通过视觉和听觉等不同感官的接触，来拓宽学生的视野，身临其境地感受韩国文化。
3.3采用多种教学方式，打破课堂讲授的传统模式语言学习的课堂不一定局限于教室中，我们可以走出教室，增加一些文化方面的小体验。不仅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也在娱乐中增加了韩国文化方面的知识，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3.4重视外教的作用学习语言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实现跨国交流，而很多学生虽然学习了很多韩语知识，但是一遇到韩国人，却无法开口说一句话，甚至连一个简单的招呼都不会打，这就是只学习不交流的结果。因此，外教在学生整个语言学习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不仅是学生的口语得到训练，也能从外教身上接触到很多与韩国相关的文化知识。外教与学生成为朋友，可以一起进行很多生活活动，也可以进入一些韩国人的生活圈，更加直接地了解韩国人的思想观念、生活习惯等，这比任何一种教学方式都要有成效。
篇4
2.1提高学生专业知识水平
若想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当中，首先要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提升汉语言文学专业水平。在理论知识的学习过程中，要注重传统中文基础（包括文艺理论、中外文学史、古代和现代汉语三大课程体系）与现代实用中文基础（包括应用文体写作、新闻学基础等）的统一，将二者进行有机结合充分发挥本专业教育的应用性；其次，在提升学生专业知识水平的过程中，要注重学生能力结构的构建与完善。从本专业的独特性出发，笔者认为本专业学生能力结构主要由四部分构成，一是培养学生一般学习能力，主要包含学习的记忆力、观察力、探究思考力等内容；二是培养学生具备较强的专业性，具体包括专业技能与职业技能两方面；三是培养学生普通话的听说能力，从发音、变调、轻声、儿化等方面掌握普通话与方言的发展规律，从而保障自己能够改变某些方言习惯，自由熟练的运用普通话与周围人进行交流；四是培养学生应用文写作能力，包括座谈会纪要、自荐书、调查报告等，并保证文字满足主题鲜明、条理清晰、格式标准、语句通顺等要求。2.2根据社会发展需要优化课程结构汉语言文学是一门具有较强人文特征的学科，因此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对多门课程进行优化，对于提升该专业的应用性是非常重要的。在具体的课程优化过程中应当在社会发展需要的基础上，结合学科发展现状，合理设置课程内容，并不断完善必修课与选修课的开设与课时调整，从而最终达到优化学生知识结构，提升其运用语言的实践能力，最终提升该专业的实际应用性。
2.3加强学生创新能力培养
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客观上要求汉语言文学教育摆脱传统的、陈旧的教育思想与教学模式，结合当今高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实现现代化教学，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与创新能力。该专业的创新要求教师在改变传统教学模式的基础上，使学生摆脱专业束缚，深度挖掘自身对某方面专业的理解与认识，比如新闻、文秘等专业作为本专业的分支，通过教师的引导，若发现学生对这些有兴趣就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在这方面的学习上。因此，也可以说教师教学方法的创新也是学生进行创新的先决条件，正如同“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道理，帮助学生树立创新思维，在未来的实际应用中做到举一反三。
2.4注重实践性教学
在传统的汉语言文学教学中，教师一般都是面对一张黑板、一本教科书与一盒粉笔与学生进行交流，帮助学生进行读、写、练，这种方式过于机械化，仅仅是简单的将课本知识传授给学生，忽略了对学生技能的培养，最终难免会导致学生无法适应社会需求，难以在社会上立足。因此，汉语言文学教学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应注重理论与实践能力的结合进行明确定位，制定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策略，不断提升该专业的应用性。简单来讲，应用性教学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将课本上的专业知识与具体的实践相结合，获得学生文化知识与实践能力的双重提升的硕果。具体来讲，大力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主要要做到两点：一是课内外的结合，学生的学习不能仅仅局限于校园内部，应当拓展的新校园外，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学校也应组织各种形式的、适合本专业学生就业的实践活动，深入挖掘学生自身潜力，并以此为基础，为学生走向职场奠定基础，实现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实际应用性；二是培育实习合作企业，应用性人才培养主要体现为工作能力，让学生能够提前感受未来的工作环境，有利于学生尽快找到未来职业方向，适应职业生活，让学生通过具体的实践做到学以致用。
篇5
1.教师要转变传统的教学观念，采用全新的教学方法
在高职院校教学改革的过程中，教师要积极转变传统的汉语言文学的教学观念，重视在汉语言文学课堂教学中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2]。而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模式，往往忽略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因此，要积极探索新的汉语言文学课堂教学模式，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效率。例如，教师可以在汉语言文学的教学课堂上采用探究式的教学模式。比如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学习中，可以让学生分组去研究自己喜爱的现当代文学作品，然后在课堂可以通过话剧表演，多媒体课件演示，以及小论文等方式，展示合作研究的效果，教师对学生的研究结果做出评价和总结，引导学生正确理解作品的知识内容。
2.建立完善的汉语言文学课程结构体系
在高职院校的汉语言文学的课程结构体系中，教师树立科学的课程结构观念，建立起完善的课程结构体系，从大的角度思考汉语言文学教学的问题，积极优化课程的教学设计，提高汉语言文学的教学的整体效应。在建立完善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结构体系中，教师要充分考虑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为课程结构体系的重心，通过为学生预留更多的自主学习时间与空间，提高学生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的实践探究，开拓学生的知识视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完善的汉语言文学课程结构体系，能够让学生在自主的学习过程中，提高汉语言文学课程的整体教学效果，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
3.深入领会汉语言文学教学的理念
在新课程改革的教学理念的要求中，高职汉语言文学课程的教学要充分培养学生文学素养，通过探究、合作、交流的教学方法，创建活跃的汉语言文学课程体系。在高职院校的汉语言文学教学中，许多教师过分注重对汉语言文学课程专业技能知识教学，这和汉语言文学重在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有很大的冲突。汉语言文学教学的理念出现错误，很难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因此，高职汉语言文学教师要深入去领会汉语言文学在当今社会的教学理念，把握汉语言文学教学的本质，认识到汉语言文学是由语言、文学等元素组成的一门课程。汉语言文学的教学不仅是培养学生对语文工具的应用，更是培养学生在日常的生活中，能够运用汉语言文学的知识能力[3]。
篇6
以白话文为主干的现代汉语文学发展到目前的21世纪初，已经显示出语言上的某种成熟，其突出表现之一就是语言流畅度愈来愈高，宛如流水化语言。比起清末民初至“五四”时期那些筚路蓝缕的作品来，经过百年的磨砺，现在的语言确实变得空前流畅了。善于打造都市阅读新时尚的通俗作家池莉，就是使用这种流水化语言的行家。小说《看麦娘》（2001）最后说：〖HT5”F〗“……我们不和别人讲道理。我们力求豁达。我只是想和熟悉、喜欢自己生命过程的人在一起，一步一步走向彼岸，每一步都踏实。那无数的生长的秘密，是滋润每一个白天的土壤。今天是2001年，一个令我不安的年份，百年前死亡了两个总统的美国，不知道今年是否还有更大的灾难？现在美国的强大今非昔比，然而，强大有时候便是脆弱。欧洲又会怎么样？巴黎是否又有新的天才画家出现？是否还有艺术家愿意真诚地关注街头的小市民？我的容容，在今年，是否能够逃离那怪兽般的浓烟？我知道，我的容容一定在某个角落隐藏着，发出巨婴的啼哭，我这个平凡妈妈平凡臂膀，怎么才能抱得住她救得了她？现在这个世界，如果单就强弱大小，单就生命的表象，人类谁能够救谁呢？只有我们自己拯救自己的内心与灵魂了。我只有与上官瑞芳坐在湖边的长椅上，看着围绕湖心岛盘旋的鸽群，感知些些许许的金色阳光，感知在照耀我们裙角的看麦娘草，只有这样，我的心便会一刻一刻趋于安宁。世杰一定又要嘲笑我的愚昧了。我杞人忧天的毛病，注定要伴随我这一辈子，也注定要骚扰于世杰一辈子──真是对不住丈夫！鱼对于船的歉意也注定是一辈子的事了。”〖HT5”SS〗流水般顺畅的能指汩汩涌出，其势可纵横中外、穿透他人与自我，但它传达的所指其实很有限、也很单纯——不就是想说安心过平凡日子就好吗？这段铺张扬厉的能指喷涌过后，剩下的却是单纯而简约的所指，这就出现能指的过量剩余局面。显然，作家不再悉心致力于能指与所指的准确匹配，而是有意识地追求和享受能指本身的狂欢化效果。
在报纸、杂志、电视、网络中随处可见一则则广告语言。作为其能指的字面语言与作为其推销的产品的所指之间，往往存在着能指的扩张或过量剩余状况。且不说“男人，你的车该修了”（壮阳药品广告）、“我喜欢更有劲儿一点的”（床垫广告）、“你知道亲嘴的味道吗”（口香糖广告）以及“妹力无穷”、“钱途无量”等低俗广告语，就是那些被视为成功的广告语，也呈现出肆无忌惮的能指扩张态势。某香皂广告说“今年二十，明年十八”，慷慨地许诺说它可使人显得比实际年龄更年轻；某某电信，“让您想说就说，‘聊无禁忌’”，这是对习惯语“百无禁忌”的仿造，夸大了电话费用的低廉；“乐在‘骑’中”（某自行车广告）直接以成语“乐在其中”为本体作广告；富于诗意的句子“感受心灵的天然牧场”牵引出的却是某种牛奶品牌。两年多前，上海某家服装企业在地铁做内衣广告“玩美女人”，因为一个母亲的投诉而被工商部门查禁罚款，引起一场官司。“诉讼双方一个把‘玩美女人’念作‘玩-美女人’，认为此语有玩弄女性的含义；一个则念作‘玩美-女人’，由此引申出‘追求美好高尚生活的女人’之概念”。有意思的是，控辩双方在法庭上针对“玩美女人”的含义而展开激烈论辩。厂家称当前生活日益丰富多彩，话语中必然地出现许多带有轻松随意态度的新字句，如“玩”字就有玩股票、玩车、玩电脑、玩深沉等各种“玩”法，“玩美女人”中的“玩”就有“做、追求、崇尚”的意思，可以理解为“追求崇尚美好的女人”，绝非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庸俗。工商局则提出反驳：面向社会的广告绝不能产生歧义，更不容许引起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的误解。（见《新民晚报》2001年11月29日)无论这场官司的结局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则广告正是试图利用语言能指上的铺张而造成所指的歧义，以便达到以新颖的语言方式吸引顾客注意、推销女性内衣的目的。
刚刚过去的元旦节，许多人被一连串手机短信语言所吸引。“我问过烦恼了，它根本不爱你，还说永远不理你，让我转告你不要自作多情！还有，健康让我带封情书给你：它暗恋你好久了，并且一生不变！新年快乐！”除了最后一句是必要的实话外，其它全是剩余的虚辞。同样，只是要表达“爱心不变”的意思，却要铺张出这么多废话来：“爱你一万年，夸张！爱你五千年，无望！爱你一千年，荒唐！爱你一百年，太长！接连爱你70年，就是我的强项！！”而“祝你新年快乐”这一简单所指，却被挖空心思地拉长为如下繁复的能指链：“祝你在新的一年里：事业正当午，身体壮如虎，金钱不胜数，干活不辛苦，悠闲像老鼠，浪漫似乐谱，快乐莫你属。”一封封如此批量生产、快速传递的短信语言，宛如一枚枚新年炸弹震荡着成千上万的手机用户和他们的亲属。
如此，我们无法不面对着能指的极度扩张或过量剩余局面，以致于我们无法不感叹置身在汉语的能指盛宴年代。能指盛宴，是说能指被无节制地扩张到以它本身为目的而与明确所指相脱离、并使说话人与听话人都产生超常的的程度。显然，置身在这种能指盛宴年代的汉语文学，正遭受来自外部和内部两股力量的双重挤压（尽管这种内外之分其实很牵强）。从外部看，在文化消费浪潮中如鱼得水的上述大众文化语言，正在显示其突出的能指扩张力量。广告、流行歌曲、网络文学、手机短信等语言确实在能指扩张上做足了功夫。而从文学语言内部看，随着90年代初以来高雅文化的大众化进程，通俗文学、“电化文学”（指为影视改编而写作），甚至某些严肃文学也被逼上梁山，半推半就地开始了其能指扩张历程。不妨简要回顾近二十多年来文学语言中能指与所指关系的演进状况。20世纪70年代末，以“朦胧诗”为代表的高雅文学语言竭力张扬文人化的精英独白，它以能指与所指高度统一的姿态去消解“”式的过度政治化套语的后果。进展到80年代后期，“后朦胧诗”、“新写实”、“寻根小说”、“先锋小说”等则以多元化的奇语喧哗去取代精英独白，以便顺应当时新的多元化文化认同语境。在这里，尤其是在王蒙、莫言、余华、王朔等的文本中，能指已经开始溢出所指，取得其可与所指相脱离的独立表现力。进展到90年代后期至今，随着市场经济和文化消费大潮的来到，文学文本的能指扩张、剩余或狂欢场面已经变得随处可见了，它们以一片片脱离所指的能指碎片的姿态，在文坛上下翻飞、四处飘浮。
导致这种汉语的能指盛宴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不妨指出其中的几种语言资源，它们正在普遍的能指扩张行动中被变形。第一，从中外语言汇通看，有先锋文学所创造的间离语言（如莫言、苏童、余华等）。这种语言受到以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为代表的西方后现代文学语言的影响，其典范形态是由“我…”式排比句、滔滔涌来的间接引语等组成强大的能指链条，但所指却无限期推迟出场，或者呈现难以穷尽的歧义。这种语言资源如今已经大量播散到通俗文学写作中。第二，从雅俗关系看，以王朔为代表的市民口语。诸如“青春的岁月像条河，流着流着就成浑汤了”、“我是流氓我怕谁”之类以俗戏雅的语言方式，携带着都市民间话语的通俗与直白力量，狂放地冲击严肃文学的过度雅化的精英独白。但这种市民口语已经变异在今天的某些通俗文学、影视剧剧本、网络文学、隐私文学中，成为剥掉了任何虚饰的裸的宣言。不妨问问：在王朔以后的汉语文学中，还有不敢用的语句吗？第三，从古今语言关系看，以汪曾祺和贾平凹为代表的白描式语言。这种借自汉语的古典传统的今见古式汉语，时下正被广告业无所顾忌地大量用作篡改古语、成语等的方略。这些语言资源虽然自有其原初的特定审美价值，但在文化消费年代不得不以变异或移位的方式呈现，成为能指盛宴的高超的烹饪术。
篇7
KeyWords:deconstructivism;Chinesegraphology;constructivism
1
20世纪初期的结构主义曾经以其完整的系统和功能为西方提供了思想资源，为语言、文学、哲学等领域提供了一套封闭的研究方法。自20世纪中叶开始，随着人们对社会和政治问题认识的深入，逻辑中心主义和结构主义等在人们的政治文化生活中不能发挥有效的功能，西方思想逐渐陷入迷惘、失望和忧愤之中。西方语境也出现了反形而上学传统的后现代思想。作为后现代思想之一的“解构主义”思潮，对政治、哲学、文学、语言以及人的思维方式等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思潮开启了西方政治和哲学思潮新的发展方向。
解构主义产生的思想渊源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尼采哲学。19世纪末，尼采宣称“上帝死了”，要求重新评价一切价值，这种质疑理性、颠覆传统的叛逆思想对解构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次，是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思想。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探讨了西方哲学史上的存在与逻各斯问题。他要研究古代的逻各斯（Logos）是怎样变成近代的逻辑(Logic)的？它又是如何以理性的名义取得西方思想史上的统治地位？海德格尔通过对古希腊哲人巴门尼德残篇的研究发现，逻各斯与存在的原始意义是相通的。而自柏拉图后，西方人开始与存在发生对峙，越来越自信自己拥有支配存在的主体性与知识能力。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加以批评，德里达则直接继承了海氏的理论。再次，解构主义的出现与欧洲的左派批评理论密切相关。1968年，一场激进的学生运动席卷整个欧美资本主义世界，法国的运动被称为“五月风暴”。但革命后随之而来的是激进学者不得不把革命的激情转向学术思想深层的拆解工作。他们明明知道资本主义根深蒂固，难以撼动，却偏要去瓦解其存在的各种基础，包括语言、信仰、机构、制度和规范等。
解构主义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其代表人物德里达以《文字学》、《声音与现象》、《书写与差异》三部书的出版宣告解构主义的确立，形成以德里达、罗兰•巴尔特、福柯、保尔•德•曼等理论家为核心并互相呼应的解构主义思潮。德里达为了达到反形而上学、反逻各斯中心的目的，选择从语言学和符号学的角度入手，提出了自己一系列的消解策略。解构主义内容冗杂，缺乏统一的理论和解释。解构主义者也拒绝为自己的理论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它们主要的批判理论与策略包括：反逻各斯中心主义(anti-logocentrism)、延异(différance)、替补(supplementarity)、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反逻各斯中心主义是解构主义的核心思想。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发端于柏拉图对古希腊逻各斯的强行曲解，认为言语与意义（即真理，上帝的话）之间有内在、直接的关系。因此，逻各斯中心论也被称为“语音中心论”，强调言语优于文字，书面文字是第二位的。德里达对此说法进行了解构。他说，书写文字并不见得天生就低劣于语言发音，为了打破传统的“语音中心”偏见，他力图建立一种“文字学”，以便突出并确认书写文字的优越性。这种文字优越性，首先表现在它在符号学意义上的“可重复性”。其次是符号应该在不考虑讲话人意图的情况下，依然能被人们正常地加以理解和接受。符号上述的两个必备特征，即“可重复性”和“不考虑讲话人之意图性”，验证了德里达所说的文字优越。在更大的范围说，文字包括了整个语言学的符号系统，因而它也是狭义上的言语和文字赖以存在的基本条件。这便是德里达所谓的“元书写”(arch-writing)。元书写概念一经确立，必然打破逻各斯主义的语音中心说。
德里达从言语与文字的关系入手，成功地消解了传统的二元对立的价值观。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以人的理性和自我意识为中心，形成了在二元对立中的等级秩序观念。如在言语/?文字、男人/?女人、灵魂/?肉体、意识/?无意识、开明/?蒙昧、西方/?东方等的区别对立中，逻各斯中心论认为前者优于后者，具有鲜明的等级观念。德里达独辟蹊径，从语言学角度入手，通过对言语和文字的解构，瓦解了二元对立的观念，提出二元之间只有差异，而没有等级秩序区分。不仅如此，“对立”的两项之间还存在大量的相互渗透和包容等。
德里达还发明了“延异”概念，即延迟与差异。他直接利用索绪尔的符号任意性观念，打破语言是外在“真理”体现的神话。他说“延异(différance)”既非概念，也非一个单词，本身是一个杜撰的词。在法语中，difference和différance两者的发音相同。若要区分它们，我们必得借助文字拼写上的差异，这本身就是对言语优于文字逻各斯主义论点的一个极好讽刺。解构主义关于“替补”和“互文性”的策略主要为文学批评理论所借鉴，这里不再介绍。
通过以上提到的一系列的具体策略，尤其是从言语与文字关系入手，德里达批判了逻各斯中心论，打破了等级森严的二元对立观，提出了概念之间没有等级和中心而只有差异的思想。解构主义从语言学的角度入手，目的是解构西方的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论，对现存的等级秩序提出挑战。强调通过对旧秩序的打破，建立新秩序，重新塑造新的价值体系，在日常生活中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这种批判与重建的双重姿态，德里达称为“双重约束”（doublebind）。他说：“事实上，我一直被两种必要性拉扯着，或者说我一直尝试公平对待两种可能看起来相互矛盾或不兼容的必要性：解构哲学，即思考哲学的某种关闭范围，但不放弃哲学。我承认这么做很困难，但无论在写作还是授课中，我重视始终尝试尽可能地同时采取两种姿态。”［1］
这一思想产生后在思想和文化界产生重大影响，其影响甚至波及到建筑理论领域。它在政治学上就是对西方中心论的瓦解，重视多元文化价值。而这恰恰是任何一个处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民族和国家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解构主义思想对民族价值和民族文化的重建，对世界多元化格局的确立起到积极作用。当然，解构主义思潮自产生后也受到很多批评。因为其理论本身漏洞很多，而且它所运用的逻辑、方法与理论，大多从形而上学传统中借用而来，这样说来有点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味道。而且解构主义发展下去也陷入了另外一种历史困境，即真理虚妄、意义不确定以及漫无边际的任意解释等。因此我们对这样一种影响巨大的理论思潮也应该抱一种批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利用解构主义审视我们传统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最主要的是承认语言多元性，承认每种语言与文字都有各自独立存在的价值与作用，而不可轻易否认自己的语言文字。现代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深受西方语言理论体系的影响。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语言学，中国古代谈不上语言研究，进而否定汉语和汉字研究的传统和成就。从汉语言文字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到对汉语和汉字的认识与评价都带上了西方学术思潮的烙印。如汉语的语法研究一直是跟在西方的语法理论后面的，如汉语的语义学研究一直没能好好继承自己的传统，没能发展出自己的理论体系，如对汉字的误解导致的汉字落后、汉字要改革等错误观念，如汉语目前的理论体系对很多汉语现象缺乏解释力等等。这都是西方逻辑中心主义的深层观念所导致的结果。
兴起于西方的解构主义思潮，是对西方中心主义传统思潮的反思。现在“解构”一词不再属于哪一个领域或地域，而是属于人类自身。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今天研究“解构主义”，吸取其精华，也就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
2解构主义思潮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在中国的影响也日益显示出来。在此视角下，我们反思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既要承认我们的成就，同时也要发现我们的问题。我们应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从汉语言文字的客观事实出发，破除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总结出汉语言文字的规律，开拓新世纪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道路。
中国的传统语言学形成了很多优良传统。在今天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我们首先应该继承自己的优良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中国传统语言学最值得我们发扬的传统有以下三点。
(1)重视实证和归纳。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实证法来自西洋。但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般方法，实证法在中国本土有厚实的基础、悠久的历史和持续的传统。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从许慎开始就特别重视实证和归纳。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说，他考据文字“至于小大”，都“信而有证”，“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叙曰：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说凡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2］316仅仅这几个数字就无可争辩地说明了许慎重视实证的态度和做法。许慎之子许冲在《进〈说文解字〉表》里，称其父秉承了“圣人不空作，皆有依据”的问学传统。许慎以实事求是、信而有证的学术精神和态度成就的《说文解字》奠定了汉字学基础。着眼于汉代的这种实证态度，学术史上汉代古文学家的学术成就称为“汉学”。这种实证方法一直延续下来，到清代还有很多追随者。正是由于坚持了这种求实的态度和精神，清代的语言学研究达到了传统语言学的高峰。清代的实证表现为考据法的盛行，梁启超曾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给予考据法以高度评价。
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大量著作都是通过实证和归纳而成就的。如在《说文解字》研究上，清代乾嘉学派通过实证研究取得卓越成就。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乾嘉和传统实证方法一直处于被否定的地位，这是不尊重传统的表现。对此，王力先生曾强调：“能不能因为乾嘉学派太古老了我们就不要继承了呢？决不能。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乾嘉学派必须继承。特别是对古代汉语的研究，乾嘉学派的著作是宝贵的文化遗产。段王之学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永放光辉。他们发明的科学方法，直到今天还是适用的。”［3］鲁国尧先生也认为，研究汉语史的最佳方法，或者最佳方法之一是“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注:参阅鲁国尧《“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兼论汉语研究中的“犬马-鬼魅法则”》，《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可见重视实证是中国语言学的重要特色。
(2)重视书面语言及其意义研究。
中国传统语言学重视书面文献的研究，重视意义的独立研究价值。中国从先秦时代起就形成了一套汉语的书面语言——文言文，文言文一直是古代中国记录文献的语言，也是知识分子进阶应试所用的语言，故名“雅言”。文言文不仅在中国文化的传承上起到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而且还是形成现代汉语的源头之一。当然，由于书面语和口语的脱节，从隋唐时期开始文言文和口语分离日渐严重。到近代，文言文就成为影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间接因素。白话取代文言，成为汉语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不能就此否认文言文在汉语发展历史上的积极作用。
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地评价文言文及其在历史上的功用。文言文是汉语的一个传统，一个与汉字的表意性质有关的传统。汉字作为表意体系的文字与西方拼音文字性质差异巨大。中国学者把意义作为独立的对象加以研究，形成了以汉字的形、音、义为研究对象的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说文解字》所包含的字在离开语言环境后，还可以见到它的本义，看到其本义如何引申出新的意义。古代学者一直把意义当作可以独立研究的对象看待，而不认为它从属于语法。在训诂学中，意义是可以分析的，它运用“义界”的训释方法，就是在意义内部进行结构分析。传统语言学还特别重视语音在词汇语义系统、词源系统、诗词韵律中的表现，古人很少做纯形式的运作，而是在务实的基础上以音证义，以义证音。这是传统语言学研究的又一特色。
(3)重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的语言研究中，一直有很浓厚、很自觉的人文传统，“离经辨志”、“随文释义”、“微言大义”等说法，都表明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追寻语言背后的东西。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乱也。”［2］316他研究文字的根本目的是解经传道。这种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并且形成了中国古代“小学”与经学融合的现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语言文字学著作即在经部。因此，传统的文字学、训诂学研究历来与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如文字构成的理据、古代名物典章制度的训释，都直接牵涉到文化，或是直接为文化服务。这就是语言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结合的学术传统。
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如张世禄先生在《文字上的古代社会观》中写道：“居今日而欲知茫昧之古代社会，史策既无征考，则惟有求诸古来之余形遗迹，俾可想见其一斑而已。例如考化石而知生物之递嬗，察地层而识地壳之胎成，皆其类也。世界言象形文字者，必推吾国，则此文字者，诚有史以来，先民遗迹之所留，曷借之以窥其政俗之梗概，以补史策所未及者乎。”“世上言上古文化者，或且欲吐弃一切，并文字之不知谓何，吾又乌睹其可哉？”［4］他在这篇论文中从汉字的构造入手来看古代社会的风土人情、物质生产和精神建构，体现了语言文字与文化相互参照研究的特点。20世纪50年代初，罗常培先生出版《语言与文化》一书，是自觉研究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划时代专著。
中国现代语言学由于受到西方语言学影响很大，在解释汉语现象时并不能完全适合，甚至常常碰壁。原因在于西方语言本身较重形式，而汉语和汉字则具有较浓厚的人文色彩。为了促进汉语研究，找到一种较为切合汉语实际的解释框架，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中国兴起了文化语言学。[注:新时期文化语言学的代表性著作有：邢福义主编《文化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游汝杰《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语文出版社2003年版；张公瑾、丁石庆《文化语言学教程》，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汉语中的很多语言现象都可以通过这方面的研究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结合文化来研究语言一直是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一个传统。
中国语言学的这三个传统都值得我们继续发扬。尤其是后两个传统恰恰是解构主义所重视和强调的。解构主义着力打破西方中心论的观念，客观而实际地认识其他语言文字的地位。解构主义非常重视书面语，这从德里达的《论文字学》、《书写与差异》等著作名称中就可以看出端倪。德里达正是看到了逻辑中心主义、结构主义等存在的局限性，才利用语言的差异，强调书面语言和文字的重要意义。
汉语和汉字重意义的特点和现代语言学的从形式到意义的转向是非常吻合的，这本来是我们的优良传统，但却被以西方为中心的语言学者认为是落后和缺乏理性的表现。西方逻辑中心主义认为，语音和思想的本质、存在的意义之间有最直接、最接近的关系。从“语音中心主义”出发，言说和口语受到推崇，文字被贬低。而且他们责难对象不包括字母文字，而是针对非语音文字。不少西方哲学家都表达了类似的见解，黑格尔批评汉字说：“他们的文字对于科学的发展，便是一个大障碍。或者，相反地，因为中国人没有一种真正的科学兴趣，所以他们得不到一种较好的工具来表达和灌输思想。大家知道，中国除了一种‘口说的文字’以外，还有一种‘笔写的文字’，后者和我们的文字不同，它并不表示个别的声音——并不把口说的字眼记录下来，却用符号来表示那些观念的本身。”“中国因为语言和文字分了家，所以文字很不完善。”［5］黑格尔的这种见解代表了西方人看待汉字的普遍观念。西方人对汉字的偏见，还进而扩展到对汉语的认识。对汉语和汉字的偏见甚至一度成为西方人不自觉的思维习惯。
结构主义语言学奠基人索绪尔力图创立一个具有普遍理性的语言学理论，将语言学变为一门科学。尽管索绪尔在心理上不愿意舍弃语言材料和语言现象的丰富多样性，但是为了建立一个具有整体性、普遍性以及独立性的全新理论体系，事实上他将理性的语言观和人文现象对立起来，舍弃了语言符号的人文性。他对人文现象的舍弃，根源就在西方近代哲学中根深蒂固的逻辑中心主义，他的语音中心论实则是逻辑中心主义的翻版。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逻辑中心主义和理性主义以及二元对抗的思维模式是建立在西方拼音文字基础上的，长期以来被西方学者认为是代表人类思维发展的最高阶段，这种观念与拼音文字血肉相连，互为因果。这严重影响到对人类语言文字的公正认识，导致弱势民族语言被边缘化以致面临失语的困境。
解构主义实际上是西方学者对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反思，它检讨和总结了西方世界因为自己的科技成就和物质丰富而产生的西方中心主义的错误思维，以及将文化系统建立在逻辑中心主义之上的缺点。解构主义承认东方非拼音文字和拼音文字所代表的文化一样，具有各自的价值。德里达从融合表音与表意的汉字中发现了在逻辑中心主义外发展出强有力文明的证据。德里达的理论阐释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历史上部分西方学者的汉语言文字观念曾对西方逻辑中心主义造成过威胁，“一次是与科学思想的结合，汉字通过一般语言，通过莱布尼兹使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历史产生了偏离。再一次发生在20世纪初的东方学家费诺洛萨（ErnestFenollosa）和现代派诗人庞德(EzraPound)那里，这次是与诗学的结盟”［6］。德里达认为，从文学和诗学方面，汉语言文字展现的魅力能打破逻辑中心主义。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看到，无论莱布尼兹，还是费诺洛萨、庞德，乃至德里达本人对汉语言文字的揄扬都是建立在“误读”的基础上，他们都没有彻底了解汉语言文字。无论是相当多的西方学者对汉语和汉字的贬低，还是少数学者的褒扬，他们的观点和认识都没有建立在对汉语言文字深刻了解的基础上。因此，还必须依靠我们自己，从汉语现象出发，才能真正看清自己的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
3
从解构主义的立场看，汉语言文字学的发展，应当从汉语现象出发，走自主创新的道路。
中国语言学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但是这个传统在中国近代向现代的转折时期遭到质疑，受到冷落。与之同时，西方语法理论却极大地影响了汉语言文字学研究。那么现代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道路应当如何走呢？答案很明确，只能走自主创新之路。
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都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文化的发展更要从自身实际出发，寻找适合自己民族的发展道路。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也不例外。在这方面，前人和现代的语言学者已经导夫先路，提供给我们可资借鉴的探索。
马建忠最早借鉴西方的语法理论写出了《马氏文通》。该书并不是完全模仿西方语法写成，而是马建忠用“普世语法观”分析汉语语法的结果。对此许国璋先生的评价颇中肯綮：“（《马氏文通》）不象是模仿学习《拉丁文法》，也不象以法国《普世唯理语法》为范式。此书之成，我以为只是马建忠根据普世语法字别种、句司字的通理，凭个人的哲学自信（conviction），经过十四年的勤求深探，写成这部中国向所未有，在体系上又超过当时西方语法书的力作。”［7］马建忠利用“普世语法观”分析汉语语法现象是有道理的，因为作为人类交际工具的各种具体语言，必然会有很多共同的特征。《马氏文通》对汉语语法分析贡献很大，但总体上看，其中更多的是总结出汉语语法和西方语法的共同方面。因而汉语本身的特点还值得我们继续研究。王力先生说：“各种具体语言，作为人类的交际工具，当然具有共同性，因此世界上的各种语言的语法也是具有共同性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就一种具体语言的语法来说，世界语言的共同性是次要的，而特点是主要的，没有这种特点，就会丧失其为独立语言的资格，和另一语言同化了”［8］。可见，对一种具体的语言来说，人类语言的共性固然重要，但各自的特点是更值得关注。
王力先生说的世界各种语言的共同性，应更多体现在日常语言中。而对于某种语言来说，日常语言只是这种语言的表层部分，其深层部分应当是文学语言等，文学语言更容易展现一种语言的民族特点。科学语言的民族特点很不明显。自然科学的那些诸多概念、公式、定理与逻辑推理，很难说有什么民族特色。能代表一个民族语言特色的，必然是其文学语言。在结构主义思潮影响下，语言学十分重视口语，重视语音中心主义，重视共时描写，其最大的贡献就是促成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独立。但如果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甚至走到语言科学主义，则会导致很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如对书面语不重视，就容易使语言研究失去民族特色。我们以往的汉语研究由于过分借用西方语法理论来构建自己的体系，想利用这种体系来解决汉语的所有现象与问题，但结果并不遂人意。
合理的做法是从汉语的实际现象出发，扩大汉语的研究领域。我们过去的语言研究只管散文，而不管诗词骈文，只能分析形义相应的词语，不能分析形式压缩、内容积蕴的典故之类，这显示了汉语语言学的贫血现象。试问，如果汉语中去掉了“葛郎玛”（grammar）套不住的一些特点，那我们的汉语还是汉语吗？这些现象包括：第一，汉语中的对偶、平仄和骈文等；第二，汉语句法构造比较特殊，主语、谓语、宾语常有省略；第三，汉语的词难以确定词性等。
在这方面，启功先生的《汉语现象论丛》为我们开辟了道路，为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自主创新做出了贡献。启功先生摆脱了从语言理论出发到汉语中寻找汉语规律的模式，坚持从汉语语言现象的实际出发去研究总结汉语自身的结构规律。从对一些具体汉语现象的观察中，分析归纳出若干条汉语规律。如古代诗歌骈文的语法问题，修辞与语法的关系问题，语言环境对语法结构的影响问题，语气、语调跟语义、语法的关系问题等。启先生对“葛郎玛”不能包括的汉语特点都有一定探索和解释。［9］
关于汉语词性灵活的问题，19世纪英国汉学家威妥玛曾提出：“汉语词的多功能性（theversatility）——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即汉语中对于这么多的词语（尤其是我们倾向于称之为名词和动词的词）有共通性，在有广泛差别的语法功能的可容性方面达到如此程度：任何把语言权威性地划分到像我们语言中词性的范畴里去的努力，都将枉费心机。而且，我们语言中的此类分析当然得有它们相对应的汉语语法，且不管能否对它们做词类分析；在所有的别的语言中用屈折变化生效而产生的大部分结果所需的那些方法，汉语自身也拥有，否则汉语就不成其为一种语言。”［10］对此，王宁先生也有精彩比喻：“象英语、俄语这些种语言，一个词象一根小铁钩，一边有环，一边带钩，这个钩钩进那个环，连成一条就是一句话。钩和环得对合适了，大钩穿不进小环，大环挂不牢小钩，词的自由结合度很小，错了一点就被判为语法错误。可汉语的词象一个多面体，每面抹的都是不干胶，面面都能接，而且用点心都可以接得严丝合缝。比如回文诗，干脆结成一个圈儿，从哪儿都能念。这虽是文字游戏，可难道不启发人去想汉语的特点吗？”［11］39-40
以上认识使我们看到，要想真正认识一种语言，就必须不带偏见，承认其独特的价值。在此基础上，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中国学者对于汉语现象的认识都会有更多的一致，都会发现更多的汉语特点，并总结出相应的规则和理论，这也才是汉语言文字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4
我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从汉语现象出发，借鉴解构主义思潮建立适合汉语特点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解决好下面问题。
(1)如何看待继承传统与借鉴西方的关系问题。
中国传统语言学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在其发展中积累了大量的成果，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这些是我们继续发展的最重要基础。但我们的传统研究也有自己的弱点和不足。如传统的语言学有注重实证和归纳的优点，也有不善于演绎和推理的不足。单独的归纳法，难以产生现代意义的语言学。训诂学中字、词不分的问题，还有语音研究上，由于受到音节的模糊性和笼统性限制，而没有细致精确的声音分析的习惯等。这些都是我们的弱点，反映出我们传统语言学理论的不足。
西方语言学在中国语言学走向科学的过程中，曾经起到很大的作用。现在我们使用的结构分析和描写方法等，都来自西方。西方语言学具有的科学精神和哲学的思辨精神以及逻辑的推理与表述，造就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基本方法。西方语言学的不少流派都对中国语言学研究给予了很多的启示和帮助，我们应当继续学习和关注。此外，西方学者关于汉语传播和研究的著作也很值得我们重视。这些著作的成果有利于我们看到汉语的特点。[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张卫东《威妥玛氏〈语言自迩集〉所记的北京音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试论近代南方官话的形成及其地位》，《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3期；《北京音系何时成为汉语官话标准音》，《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4期；《论十九世纪中外文化交往中的汉语教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等。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等。计翔翔《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等。]
当然有些西方学者对汉语言文字的偏见，我们必须加以抛弃。我们不反对学习西方，但反对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后面，甚至重复别人遗弃的东西。西方语言学也有一定的片面性，如果我们盲目追从，把那些本身片面的东西用在汉语上，结果只能是削足适履。
(2)如何看待书面语言和口语的关系问题。
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曾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起到了有益的作用。结构主义以来以语音为中心的重口语和共时的方法对当代语言学的独立具有重要贡献。但这种过分重视口语和语音、轻视书面语的情况也产生了一些弊端。很多汉语现象不是单纯的形式结构所能解释的。如启功先生所说，一个五言诗可以变换十种句式，只有一句不通。比如为什么汉语中那么多四节拍，多于四拍的压成四拍，少于四拍的加成四拍。虽然现代语言学重言轻文，是苦苦挣脱了因文废言的传统语文学发展起来的。但是如果把结构主义强调到极点，就会导致另一个极端，即限制了语言学研究的范围，影响了语言学研究的丰富性，导致汉语言文字学研究出现贫血现象。
而解构主义则给我们一种更广阔的视野。我们对于口语和书面语都不能偏废。(3)如何看待实用语言和文学语言的关系问题。
在目前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对文学语言的研究是不足的。汉语有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常用部分即实用语言，非常用部分如古代汉语、现代文学语言等。文学语言与实用语言不同，实用语言以明白清楚为目标，因此逻辑、语法重于形象；文学语言则以有意味有情趣为目标，因此形象重于逻辑。“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是一个整体。如果我们把母语比做一颗大树，树干、树枝、树叶、花朵，都属于表层的常用部分，根是深层的非常用部分。”［12］因此对汉语的研究，实用语言和文学语言是不可偏废的。(4)如何处理好汉语本体与应用研究的关系问题。
当前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还有重本体、轻应用的倾向，似乎只有本体研究才是真正的语言学。实际上任何本体研究如果脱离了应用就很难取得真正的成果。启功先生紧密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发现了很多实际问题，然后考虑理论上如何解决。他在自己的研究中，立足于应用，注意古今汉语、文言白话的等值翻译，注意中文信息处理的“电脑传译”，注意辞书编纂的义项归纳与排列等等。这都给我们树立了极好的楷模。正是由于没有很好处理本体和应用的关系，目前语言文字学许多应用领域，如语言的规划和规范问题、汉语的国际传播和对外汉语教学问题、汉字规范和国际通用标准问题、辞书编纂问题等，都存在由于本体研究的滞后或游离而产生的诸多难题，影响了我国社会语言生活的健康发展，阻碍我国向高科技信息时代前进的步伐。因此，今后的汉语研究必须重视本体与应用的结合。
为了解决好上面的几个问题，我们必须坚持语言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多样化。“语言学的方法必须多样化，用一种方法排斥和否定另一种方法是不妥当的。这是因为，人类认识自然、认识社会都比认识自身容易，认识自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不是某个单一的研究路线能够解决的。”［13］只有我们的汉语言文字学有了自主创新的能力，才能和西方语言学界进行平等对话，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这就是解构主义给予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启示。
［参考文献］
［1］德里达.书写与差异［M］.张宁,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4-5.
［2］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87.
［3］王力.王力文集：第16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78.
［4］张世禄.张世禄语言学论文集［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1-6.
［5］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125.
［6］张国刚，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378.
［7］许国璋.《马氏文通》及其语言哲学［J］.中国语文,1991(3).
［8］王力.语法的民族特点和时代特点［M］∥龙虫并雕斋文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0：493.
［9］启功.汉语现象论丛［M］.北京：中华书局,1997.［10］威妥玛.语言自迩集［M］.张卫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9.
篇8
众所周知，正确的发音不是讲出来的，而是练出来的。语音练习是否能达到操练的实际效果，是否能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箝要教材编写者和老师的精心设计。在语言各要素的教学中，语音教学是最基袖的，但同时往往也是最枯燥的，因此，对外汉语语音练习的设计，既要保证充足的分量，更要讲求形式多样、生动有趣，
(一)练习形式丰富多样
语音练习的题型种类很多，包栝音节连读、辨音辨调、扩展练习、朗读语旬、听写声韵调、音节等。1.音节连读对对外汉语教材中的语音练习进行考察，可以发现，“音节连读”是较为常见的练习类型之一，又分为双音节连读、三音节连读、四音节连读、多音节连读等等，但是，目前不少教材中的音节连读练习未能与语义结合起来，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懺。因为如果这类音节连读仅仅写出拼音，而未标注其语义，那么对学生来说，朗读音. 节就成了一种毫无意义的单纯声音模仿，起不到练习的作用。只有在朗读音节的同时了解这个苷节相对应的汉语词语的语义，才能加深学生的印象，也才会增加学生朗读音节的积极性。正如侮秉正先生所言，语音练习必须与语义结合起来。①也就是说，语音教学应该与词汇和语句的救学有机结合起来。2.辨苷辨调语音练习要将听音辨音与发音朗读有机结合起来。很多学生之所以发音不正确，将一些声母或韵母混为一谈，将声调念错，是由于他们根本听不出两者有什么区别。因此，听后“辨音”和听后“辨声调”是语音练习设计中不可缺少的题型。举例说明：
(二)练习内容实用有趣
要让语音操练引起学生的兴趣，除了题型多样化以外，练习内容是否实用而有趣，也是很重要的因素。1.实用性所谓讲求语音练习的实用性，是指多选择那些留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感兴趣的词语和句子进行发音练习。2.趣味性语音练习往往容易枯燥乏味，这就箝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随时作调整，在练习中适当插人一些生动有趣的内容。由于声调不同会造成语理解上的错误，因此朗读时学生们都格外认真地注意自Skdn/kan,shu/shu5wen/wen的声调是否准确，尤其是朗读“我问你”和“我吻你”时，如果某一同学念错，学生们就会哄堂大笑，课堂气氛立即就活跃了。“绕口令”是语音练习中生动有趣的方法之一。“绕口令”必须根据语音教学的具体内容和进度而设计和编排，也就是说要与刚学完的语音知识有一定的“衔接”，只有这样，才能使操练更具有针对性。当语音教学基础发音练习结束后，我们还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一些汉语诗歌、成语、寓言、散文等带领学生朗读，一方面巩固学生的汉语语音发音基础，另一方面进—步提高他们的口语表达能力。
篇9
即时间是静止的，观察者面向将来移动。也就是我们去拥抱未来的感觉。在这种模式中，很自然地，“前”对应的是“未来”，“后”对应的是“过去”。在汉语中，这样的例子有前程、前景、前途等，都是用“前”来隐喻将来的时间。
三、视角的双向性
篇10
2.1找到能结合教学与实践的新的教学模式
社会型的人才才是我们办教育的目标，而语文教育在其中的作用就是培养具有综合素质能力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对于语言的学习，语文教育和汉语言文学教育虽然有着区别，但两者均是汉语教育，在总体上是统一的，当然在以下方面也是一致的，教学的目的是一致的，以及一些教学理念和方法等，这些方面能够完善学生，对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具有较为重要的影响。另外对汉语言和语文教学的实践有很好的契合点，我们应该抓住这些共同的地方，寻找理论与实践能够很好结合的综合性的教学的模式，此外，语文教学和汉语言教学在培养学生实践的共同目标上是具有一致性的，这主要可以从学生的对作品的分析与运用上面看出，这两个方面体现在对培养学生的写作以及对于汉语言文学作品的赏析和学习上。介于此点，我们应该在平时的语言教学中注重实践课程，多开设此类课程，形式可以做到多样化，多样化的课程能够让学生参与其中，激发他们的兴趣，锻炼能力，使他们能够适应社会的需求。另外，充分结合语文教学和汉语言文化教学，使他们能够相辅相成，共同发展，探索两者共同发展的新模式，使学生拥有实践能力，另外，汉语言文学作为一门特有的专业，应该推动其专业的发展，推动专业应用能力。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就业方向主要集中在教师、文秘以及各种和编辑相关的工作。而现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就业面有所拓展，也涉及到一些现在的新兴领域，例如：律师和房地产，金融方面，就这层面而言，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就业面相对来说还是很广泛的，社会对于此专业的要求相对较高，因此要求学生应当具有相当的专业的应用性，需要学生在各个方面能够拥有很好的阅读应用能力，以及信息的刷选能力，调研能力，高校如果能做到以上几点，开设科学的培养课程，将课程与实践结合，培养具有专业强项的人才方能满足社会就业人数的需要。
2.2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
将科学技术应用到教学中已然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而且，现今，我国很多地方在这方面做得很好，远程教育能萌生各种各样的教学方式，使得各种新颖的教学模式能够得到实现，而这种做法将对汉语言文学和语文教育的协调融合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应该在计算机上实现资源的丰富化，在互联网上收集更多的教学内容，使得教学更加丰富。汉语言文学专业涉及到较多的专业知识，所以，汉语言文学主要是在高校中存在，而在相对较低的教学中，关于汉语言教学的内容较少，在计算机融入教学的浪潮下，我国中小学语文教学以已经实现多媒体覆盖，对于汉语言教学，由高中到大学会有突然的一个接触，会有突然的拔高。而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将使得汉语言文学能更好的在语文教学中得到展现，技术为这种想法提供了很好的支持。多媒体技术将成为汉语言学习和语文学习融合的纽带，汉语言知识将会在语文教学中拥有更多的体现，能够使得学生在语文教学中更多地接触汉语言文学，了解汉语言文学，不至于到大学后零基础接触汉语言文学。另外，也要运用好多媒体技术，使多媒体技术能够为培养学生的思维创新服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不仅要有相关的知识储备，还要有相当不错的文学底蕴和对汉语的情感，对于这方面，对于我们的教师在平时的教学中应该不断更新自己的教学理念，使自己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拥有先进的教学手段和适合自己的教学方式，在课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结合计算机技术，以及各种与时俱进的方式，和学生充分交流，同时在网络上搜集能够作为教材辅导的材料，摆脱以前为教材为绝对中心的做法。
篇11
②观察（动词，两同义语素并列）察颜观色（动词短语，两“动＋名”结构并列）他在观察动静。（句子，动词“观察”作谓语）
③是非（名词，两反义语素构成）招是搬非（动词短语，两“动＋名”结构并列）我们要分清是非。（句子，名词“是非”作宾语）
④买卖（名词，两反义语素构成）买与卖（动词短语，两动词并列）正午后一点的时候，他又拉上个买卖。（句子，名词“买卖”作宾语）
例③中名词“是非”与动词短语“招是搬非”的勾联，以及例④中名词“买卖”与动词短语“买与卖”的勾联，求结构之同，存类别之异。
二、偏正式合成词的勾联⑤红旗（名词，前偏后正）红色的旗帜（名词短语，“定＋名”结构）红旗高高地飘扬。（句子，名词“红旗”作主语）
⑥雪白（形容词，前偏后正）像雪一样白（形容词短语，“状＋形”结构）四周是雪白的墙壁。（句子，形容词“雪白”作定语）
偏正式合成词中，特殊的如“火车”、“白菜”之类，虽不能勾联出“火之车”、“白色之菜”式的短语，但依照⑤⑥的思路，是不难理解其为偏正式结构的。
三、支配式合成词的勾联⑦管家（名词，支配式）管理家务（动词短语，“动＋名”结构）这应该是管家的职责。（句子，句词“管家”作定语）
⑧签名（动词，支配式）签署姓名（动词短语，“动＋名”结构）他没有签名。（句子，动词“签名”作谓语）
例⑦“管家”和“管理家务”的勾联，正好求结构之同，存类别之异；而⑦⑧的类比，又说明，结构相同的词并不一定词性相同，前面①与②⑤⑥也可说明这一点。
四、陈述式合成词的勾联⑨地震（名词，陈述式）大地震动（主谓短语）地震发生了。（句子，名词“地震”作主语）
⑩月亮（名词，陈述式）月儿明亮（主谓短语）天边升起了月亮。（句子，名词“月亮”作宾语）
⑨⑩将陈述和被陈述的关系渗透到词、短语、句子之中，举了这个“一”，反“三”也就不难了。
五、补充式合成词的勾联提高（动词，补充式）提得高（动词短语，“动＋补”结构）这样就提高了工作效率。（句子，动词“提高”作谓语）说明（动词，补充式）说得明白（动词短语，“动＋补”结构）这是要说明的问题。（句子，动词“说明”作定语）
以上仅就合成词的几种基本形式，以构词方式和词性为端点，勾联起短语和句子。这样，其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篇12
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指出“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就是说不能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风貌和信仰的总体。”作为语言基本要素的词汇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信息，是民族文化的反映。文化的核心在于语言，语言的核心在于词汇。汉语和英语虽然分属不同语系，特点迥异，但是都拥有大量的、丰富的词汇。对比英汉语言，人们不难发现有很多的词汇是对立词语，并且这两种语言的语法功能和句法结构也有很多的类似或接近的地方。这些成为了英汉翻译的语言基础。
但是，英语和汉语两种语言的起源、形成和发展都受到了自然环境、地理位置、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等的影响。这种影响使两种语言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就成为翻译活动中的最大障碍。因此，认真学习和研究英汉
语言的差异，特别是两种语言在词汇上的差异，对找出翻译的对策和提高翻译的水平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英汉语言在词汇上的差异
1．英汉语言在词形和词性上的差异
语言中单个词的语法归类称为该词的词性。英语词汇可以通过自身形态的变化引起自身词性的变化，这就使得英语的构词法有着灵活性和多样性的优势。例如：英语的名词通过添加词缀可以变成动词或形容词；动词通过添加词缀也可以变成名词或是形容词等。英语构词法中词汇的变化大部分都是通过词汇本身形态的变化而产生的。英语的这一特性使英语具有强大的派生能力，许多的词都是由其它词通过词形的变化派生而来的。其中在英语词汇中变化最多的是英语的动词、名词和形容词。比如：通过对动词形态的改变，动词就会产生人称、时态、语态、情态以及非谓语（不定式、分词）的词性变化；也会产生词类的变化。英语通过词汇的形态变化表示句子丰富多彩的语言关系和逻辑关系。和英语比较起来，汉字相对固定，不能随意改变自身的形态，更不像英语可以由形态的变化引起词性的变化。汉语词汇的表意能力和互相组合能力要比英语强，所以汉语主要靠词汇、词序以及各个部分之间暗含的逻辑关系来表达句子的语言意义。
2．英汉语言在词类和词类使用上的差异
英汉词类的数量大致相等，类别也基本上是对应的。但是，英语中的冠词(Article)和汉语的量词为各自所独有，没有像其它词类的直接对应。英语中没有单列的量词，一些起量词作用的词划归名词类。汉语中没有冠词，汉语中的数词和量词或是代词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英语冠词的作用。
在词类使用上，英汉两种语言也有很大的差别。英语多用名词而汉语多用动词。英语里的名词、介词、形容词、副词表词达意的能力非常强，是构成英语句子的主要词汇，它们由谓语动词连接，使英语语言的态势相对平稳和安静。汉语的代词、介词、连词使用的频率远低于英语，汉语造句主要依靠动词或是动词词组，从而造成了汉语的一种动态语势。
三、英汉语言在词汇上的差异对翻译学习的影响
英汉语言在词汇上的差异对翻译学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具体的翻译技巧和翻译方法上，而掌握一定的翻译技巧和翻译方法是做好翻译工作的基本要求。所以，了解并进一步掌握英汉语言在词汇上的差异对翻译学习是很有帮助的。
1．英汉语言在词形和词性上的差异对翻译学习的影响
英汉语言在词形和词性上存在的巨大差异，造成了英汉词类的名同实异。这中“同名异质”恰恰解释了语言现实中不同形式（词类）表达相同内容（词义）的“形异实同”现象。从翻译理论上说，这就是“词类转译法”的理论基础。英语语言可以通过派生法(derivation)和转化法(conversion)等构词方法的变化引起英语词汇形态的变化，进而引起英语词汇词性的变化，而汉语中的汉字和词汇没有任何这样的功能。和英语比较起来，汉字相对固定，不能随意改变自身的形态，更不象英语可以由形态的变化引起词性的变化。所以英汉翻译时两种语言之间的词类转换，亦称为词类转译就成了英汉翻译中使用频率很高的一种基本的翻译技巧。常见的词类转译有：1.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之间的互相转译；2.名词向代词的转译；3.动词向介词的转译。词类转译法的采用可使译文既能够符合汉语语言的表达习惯，又能使其多样化。[例]Rocketshavefoundapplicationfortheexplorationoftheuniverse.
[译文]火箭已经用来探索宇宙。
英语例句中的名词“application”和“exploration”分别是在动词“apply”和“explore”后添加名词性后缀“-tion”而转变过来的。英语词汇形态的变化引起了词性的变化，而汉语没有这样的变化，所以英语例句中的名词在翻译时转译成了汉语的动词。
2.英汉语言在词类和词类使用上的差异对翻译学习的影响
由于英语中的冠词(Article)和汉语的量词为各自所独有，没有象其它词类的直接对应；另外，英语里的名词、介词、形容词、副词是构成英语句子的主要词汇，而汉语的动词是构成句子的主要词汇；所以，翻译时应通过各种手段对译入语（英语）的词义加以补充、限定，在具体的翻译技巧和方法上表现为增词法。
[例]Wemustmakeacomprehensiveanalysisofaproblembeforeitcanbeproperlysolved.
[译文]我们要对问题作全面分析，才能解决得妥当。
英语例句中的不定冠词“a”为英语独有，汉语中没有对应词类，所以在翻译时将其省略。
四、结束语
如果我们不能很好的学习和研究英汉两种语言在词汇上的差异，在具体学习翻译方法和技巧的时候就不能很透彻的理解诸如增词法、词类转译法等的具体理论基础，更不能随心所欲的驾驭两种语言，确保翻译译文的准确、流畅。所以，如果能够吃透英汉语言的差异尤其是在词汇上的差异及翻译时的对策，对提高翻译的水平是很有帮助的。
参考文献：
篇13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性质,从其专业名中即可得到相关的理解。首先是“语言”,然后是“文学”,其中“语言”起修饰“文学”的作用, “文学”是中心词,二者呈偏正关系。在此结合汉语言文学相关专业课,来理解汉语言文学的性质:
1.语言性
语言类是个集合总称,它包括语言学,文字学等。汉语言文学专业,关于语言类的专业课比较多,有《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汉字学概论》,《语言学概论》和《训诂学》等,其所涉及的种类也比较多层面也比较多。不仅有现代汉语的层面,也有古代汉语的层面。在语言性的延展上,又包括文字学以及文字训诂学。所以总的来说汉语言文学专业,其语言性比较强的。
2.文学性
汉语言文学专业,在一语言性的基础上,而又延展到文学性上,尤以中国文学较为侧重。汉语言文学专业,相关文学类的专业课占其总的课程一半以上,光古代文学这一块就包括两门课程,又有现当代文学,以及和文学相关的文学史,课程繁多,深浅不一,要求所学者掌握的程度也不一样。主要文学类课程有《古代文学作品选一、二》,《现代文学作品选》,《当代文学作品选》以及相关的文学史,不过一般情况下,一般高等院校是不开设“当代文学史的”,这是中国类的文学课程,还有外国类的文学课程《外国文学作品选》以及《外国文学史》,可见汉语言专业的文学类课程相当多的,而且都是需要着重掌握的。所以总的意义上来说,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文学性事占其总性质大多数,是最重要的性质。
3.文学教育性
基于其文学性的基础上,有延展到文学教育性上。汉语言文学专业,其文学教育性,当是其第二大性质。所包括的专业课,不仅应用性强,而且指导教育性也很强。文学教育性的最主要体现是其自身的深刻性,理论性以及研究性。从其相关专业课程安排就可以知晓:《美学》,《写作学》,《文学概论》,这三门课程,以《写作学》的应用性最强,其它两门则以理论和深刻性为代表。这三门课程的文学教育性是其本质的特征,也是汉语言专业学习的关键,也是在总体上给理解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科性质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帮助。文学教育性,在本质上揭示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内在规律性,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最深刻的性质。
二、汉语文学的运用
1.美学指导
汉语言文学的首要应用性既是美学指导,而不是相关文学的运用性。美学是理解文学的基础,也是理解世界万物的基础。只要适合美的标准的事物,其即可存在,如果不适合美的标准,其不可存在。美是维持世界存在的根本规律,也是人类心理发展的最高层次,在这个基础上来说,理解文学的前提,就是要理解美学,美学给文学提供了内在的规律,是文学存在的根本保证。所以,汉语言文学的首要运用性就是美学指导。
2.文学理解
文学理解是在美学指导的基础上,引申出来的一种运用性,也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最显现的一种运用性。美学可以解构文学作品,在解构的基础上,即可帮助我们理解文学作品,文学理解,既是理解文学作品。汉语文学专业,通过相关专业课的学习,并在美学指导的基础上,已经具备了很高层次的文学理解性。在其运用性上,不仅可以对已学过的文学作品进行理解,也可对没有学过,没有看过,甚至刚刚出版的文学作品进行理解,文学理解,是一个高的层次,不是一般没有拥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可以做到的,文学理解不同于文学阅读。文学阅读只是理解文学作品文本字面意思,对于文本反映的深层次上的含义是不能作理解的,文学理解既是要解构文本深层次上的含义,这就需要相关理论专业知识作为基础。
3.写作运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