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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虽然在口头上似乎大家都能够认同史料学的重要性，可是在实际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却未必都能够很好地体现这一认识。
譬如目录学和版本学是史料学中最基本的内容，可是现在的大学历史系却很少开设相关的课程，一般是开一门“历史文选”，只是教学生念念文言文，根本不涉及目录学知识。这种情况其实由来已久。5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周清澍先生，是深有造诣的蒙元史研究专家，他曾在一封信中，描绘了当年自己缺乏相关知识训练的情况。他写道，自己调到内蒙古大学任教以后，“经常出差来京，学校也附带给我采购书籍的任务。可惜我一点目录学知识也没有，只会买一些一看书名就知其内容的书。经过比现在研究生多若干倍的时间，完全出于偶然，看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中国丛书综录》、北京、北大、上海、江苏国学（今南京）图书馆等书目，才稍稍懂得点按目寻书的知识。为了在书店能随时决断应购何书，就必须熟记书名并知有几种版本及版本优劣等等”（此信公开刊载于《藏书家》第4辑）。北京大学历史系尚且如此，其他学校自然可想而知。几年前，有一位行将退休的老教授，也是毕业于著名学府且供职于著名的学术机构，曾私下向我咨询，谓听说有一部给古代传世文献做提要说明的书，如果书店有的话，让我顺便帮助买一本。——这位老教授想问的书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件事情完全可以证明类似情况的普遍性和严重性。
周清澍先生说现在的研究生上学时就能具备相关版本目录基础，那可能是由于他在经历了长期暗中摸索之后，深知这些学问是入门的必备知识，于是开宗明义，就把它传授给了自己的研究生。如果是这样，只能说他自己的学生有幸，却并不能说明现在的一般状况。以我接触到的情况来看，目前大学本科生、硕士生乃至博士生的史料学素养，与上世纪50年代相比，总体上并没有多大变化。不然我们就不会经常看到有一些硕士、博士乃至教授、博导，在使用《西汉会要》、《十国春秋》、《续资治通鉴》、《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直至当今生人编纂的《清史编年》这样一些根本没有史料价值的著述来作为研究的依据了。
要在学习阶段打好史料学基础，需要有合适的入门书籍。过去有些人是依赖清代乾隆年间纂修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但是它对于现在的初学者来说，显然过于繁难，而且无法利用它来了解乾隆年间以后的大量重要典籍，所以并不适用。清末张之洞撰著的《书目答问》，是专门为指导初学而开列的基本书目，选书虽大体精当，但只列书名，没有作者和内容的介绍，同样不宜于现在的学生用于初学。
民国以来，出版过一些这方面的入门书籍，但是往往都是只侧重某一个方面，如朱师辙《清代艺文略》，仅成经部，且只叙述清代经学书籍（对于了解清代经学著述，这是一部很好的导读书，遗憾的是流传甚为稀少，现在连专门做清代经学研究的人都很少知道）；吕思勉《经子解题》，仅叙述上古经书和诸子书；柴德赓著《史籍举要》，王树民著《史部要籍解题》，谢国桢著《史料学概论》，陈高华等著《中国古代史料学》，黄永年著《唐史史料学》等，都仅仅是从狭义的历史学研究角度选择典籍进行介绍，目前还没有见到质量较高的全面介绍古代史料文献的目录书籍（朱自清《经典常谈》见识通达且文笔流畅，最便初学，遗憾的是当时是为中学生撰写，开列书籍太少，不敷学者入门之用）。最近鹭江出版社出版的黄永年先生著《古文献学四讲》，可以说是应从和满足了学术界长期以来的迫切需要。
《古文献学四讲》是鹭江出版社《名师讲义丛书》中的一种。顾名思义，都是用以教授过学生的讲义。黄永年先生这“四讲”，包括“目录学”、“版本学”、“碑刻学”和“文史工具书简介”四种讲义。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在西安随史念海先生读书时，史念海先生要求必须去听完黄永年先生开设的上述几门课程。史念海先生当时特别讲到，不听好黄先生这些课程，就无法掌握读书做学问的门径。所以这本《古文献学四讲》都是我听过的课程的讲义，当年油印向学生发放过。黄永年先生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善于演讲，授课神色生动，把这些一般人看来枯燥单调的课程讲得妙趣横生，牢牢吸引我如饥似渴地听完了各门课程。后来我能够在学术上尝试着做出一点研究，首先就是依仗这些课程所打下的最重要的基础。由于自己基础较差，许多授课内容，一下子不能很好理解和记忆，工作后就仍一直把讲义放在手边，随时翻检查阅，不断加深掌握和理解。现在读到正式出版的讲义，既亲切，又兴奋，引发了一些感想。
打好基本功，这是黄永年先生在授课和治学中一贯强调的基本看法，这也是他教授学生时首先要讲授上述课程的原因。他曾针对时下学术界一些人毫无根基地胡乱著书立说的情况，举述其中典型的荒唐例证，撰写过几篇文章，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如《还是要倒好基本功》等，多已收入先生随笔集《学苑零拾》）。学术研究的基本功包括很多内容，在史料学方面，我想最重要的包括如下三个方面，一是注重传世文献，强调读常见书；二是要尽可能深入地掌握基本史料的内容和性质；三是要尽可能广博地多了解各类史料的内容和价值。
谈到重视文献资料，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存在两种不同路数。一派特别强调寻找从未被人利用过的资料，尤其是地下地上新发现的史料。论者往往引据陈寅恪先生的话，谓“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甚者且谓学术之每一新进展，必定要仰赖于新材料之出土。另一派则是强调读传世基本文献，当代著名代表性学者如顾颉刚、余嘉锡等均是如此。据先师史念海先生讲，当年顾颉刚先生向他传授的读书门径，就是以读常见基本史料为正途，要把从人所共知的基本文献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见解，作为治学的基本功夫，顾颉刚先生称此为“化腐朽为神奇”。
学术研究，各自有所偏好，存在不同的路数，所谓“各遵所闻”，本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前一派援依陈寅恪先生的说法为其张目，却未必尽合乎陈氏本意。看一看陈寅恪先生的主要学术贡献全在于使用两《唐书》、《通鉴》等最大路的史料，就可以明白，陈寅恪先生本人并不特别依赖所谓新材料来做学问。陈垣先生有相当一部分研究，由于题目所需，是比较重视某些当时学术界相对生僻的史料的，陈寅恪先生的话出自他为陈垣《敦煌劫馀录》撰写的序言，是否带有某些应酬的成分，恐怕还需要结合他自己的研究来揣摩。我想在熟悉基本文献的基础上重视新出土资料，读常见书而知生僻书，这才是对待史料比较合理的态度。
黄永年先生在治学上是师承上述后一派传统的，所以这部《古文献学四讲》，核心内容是传世基本文献的版本目录。常用文史工具书是读古书、做学问的一般工具，版本学、目录学是讲传世文献自不必说，所谓“碑刻学”，也不是像有些人可能理解的那样是讲述出土碑刻资料，而是讲授宋代以来的碑刻学知识传统，以便更好地利用这些叠经历代摩挲已成为传世文献组成部分的碑刻资料。黄永年先生在序论中说，他是鉴于时下“碑刻之学中衰”，而“专设碑刻学课程者几无所闻”的情形，才“为研究生开设此课，总结近半个世纪个人业余从事此学之所得，窃欲重振斯道，且使从学者开阔眼界，借免拘墟之诮而已”。可见其志趣与争竞观睹新见石刻碑版资料者亦判然不同，从本质上是把碑刻看作传统目录学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来加以阐释的。
黄永年先生本人从青年时期起就收藏善本书籍和碑帖拓本，几十年间所得甚丰，早已是蜚声海内外的藏书名家，可是做学问却极力主张以读常见基本史籍为主。黄先生文史兼通，在历史研究方面，更强调要首先花大力气读正史。《古文献学四讲》书后附收了他撰写的三篇文章：《述<注坡词>》和《读唐刘?F墓志》，分别为研究版本和碑刻的实例；《我和唐史以及齐周隋史》则是其治学经历的简要叙述。在这篇自述性文章里，黄永年先生阐述自己对待史料的原则是，“撰写文章不依靠孤本秘笈而用人所习见之书，要从习见书中看出人家看不出的问题”；他说：“习见书如纪传体正史中未被发掘未见利用的实在太多了，再利用上几辈子也用不完。不此之图，光坐等孤本秘笈的出现，包括考古掘得新东西，岂非有点‘守株待兔’的意味。”在本书的“目录学”讲义部分，他也讲到：“想研究我国古代的文史以至哲学，必须懂得历史，读点史书。而史书中最重要的可作为第一手文献的，要首推这纪传体的《二十四史》。”纪传体的《二十四史》即传统所谓正史，这是把读正史置于整个古代文史哲研究的基础地位。重视基础，是为了掌握精髓。读书遵依主从次序，方可避免由终南捷径而堕入旁门左道。这种治学态度，应该是贯穿这部《古文献学四讲》的内在主旨，“四讲”内容的设置，都是服从于这一主张，读者不应只看具体的文献知识而忽略了它。
因为是强调读常见基本史籍，所以首重目录学。此“目录学”既非研究图书编目之书籍分类体系，亦非研究书目分类体系变迁之目录学史，只是介绍有那些基本史籍及其内容构成和史料价值。不过要想在短短十几万字篇幅内，开列出经史子集各类古籍的要目来（如果说可以把清人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作为选书的基本依据，那么撰写这部“目录学”讲义需要考虑的范围，不仅增加了清代乾隆年间以后的大量著述，还多出小说戏曲一大门类），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撰作书目，求全固然甚难，但那是难在花费时间和功夫；而拔萃之难，则需要更高的学术素养，特别是通贯的学识。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过去一直为学者看重，主要也在其高屋建瓴的学术眼光上。
《古文献学四讲》的“目录学”部分，在继承张氏神髓的基础上，立足于当今的学术视野和“五四”以来大量全新的学术认识，精心别择各领域内最基本的著述，选书比《书目答问》更精，分类更切合现代学术需要，叙述更注重学术发展的系统性，因此在很大范围内完全可以取代《书目答问》，作为研治古代文史的最基本入门书目。
由于是入门书籍，要想从每一门类的大量著述中，选出最有代表性的著述来，就需要撰述者明了各门古代学术的发展脉络。《古文献学四讲》最精彩的地方，是通过简明扼要的叙述，阐明了相关的学术源流，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述。
比如经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的核心内容，而传统的四部分类方法，往往只是按易、诗、书、礼等经书的类别来划分细目，以此准则来编纂著述总目固无不可，可是像《书目答问》这样的经籍入门书籍，依然大致遵用不改，就与其津逮初学的目的不尽相契合了。对此，黄永年先生认为，“我国所谓经学的时代性特别强，不讲清楚各个时代的经学趋向，就无法使人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经学著作”。所以他在讲义中独创一格，按照经学发展的起源、经今古文学、义疏之学、宋元经学、清人经学这样几个大的阶段，分别举述各个时期的经学名著。这样不仅使学生摆脱了目录学学习中孤立地死记书名、作者、内容的枯燥和艰涩，还可以通过目录学的学习，初步了解各类著述背后所相关学术源流。
又如子部书籍中的思想文化性著述，在《书目答问》单列“周秦诸子”的分类方法的基础上，本书又将汉代以后的书籍分为“汉魏以下议论”、“理学”和“考证之学”三类，分别予以论列。具体每一类中讲述的内容，也都能提纲挈领，举重若轻。如讲清人考证，先举顾炎武《日知录》发其端绪，以知一代学风之本源；次举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王念孙《读书杂志》、俞正燮《癸巳类稿》与《癸巳存稿》，以见乾嘉汉学家考证之博大精深；最后以陈??《东塾读书记》殿其尾，以反映考据学适应时代主流学风转移所发生的变化（即陈氏“已不拘乾嘉汉学之传统”）。
其实强调读常见基本史籍的内在意义，正是为了全面、系统地掌握这些最基本的历史知识，作为治学的根基。所以除了如上一些比较系统的讲述安排之外，讲义中随处也都体现出这一思想。如集部讲文章选本，仅列三部书籍，为姚鼐《古文辞类纂》、张惠言《七十家赋钞》、李兆洛《骈体文钞》。姚鼐为清代桐城派古文家代表人物，所纂《古文辞类纂》撷历代散体之精粹，自然大多数人都会列举这部书，可是张惠言的《七十家赋钞》和李兆洛的《骈体文钞》，却一般不会被人想到。黄永年先生这样选择，是因为散文与骈文是古代文体的两大类别，一直相辅并行，不能像现在一般古代文学教科书那样，偏重散文而忽略骈文。事实上在清代桐城派最为盛行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能够独擅文坛，即使是在古文家之间，也一直有阳湖派与之相颉颃。黄永年先生在讲义中对此清楚交待说：“阳湖派之不同于桐城派者，是要兼采骈体使其文字更光辉充实。”由于张、李两家与姚鼐一样是采辑历代代表性文辞，读者自然可以由此入手，领略骈体精华，窥得骈文的流变。初学者胸中蓄此常识，并品味一些经典骈体文章，至少可以免却一谈起古人文章，便只知唐宋家散体古文的陋略，进而还能够明白唐宋以来的所谓古文运动，实际上在社会很大一个范围内，始终没有能够撼动骈文固有的位置。
在学术发展的体系当中选择最有代表性的著述介绍给学生，让学生通过这些代表性著述来认识一个时代的学术风尚，在此基础上去采摘利用具体文献的史料价值，我体会这就是这部“目录学”讲义最大的特点和特别值得称道的水平与眼界所在。
本书具体介绍每一种典籍所体现的学术深度，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书籍的类别归属，这是对于书籍基本内容和性质的认识。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册府元龟》。传统目录一向著录此书于类书当中，有人还把它与《太平御览》等并列为宋代“四大类书”。黄永年先生认为它“其实体制以及今天的用途都和会要相同”，因此便把它列在史部政书类当中。《册府元龟》自是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特别是唐代历史的重要资料，其价值不在《唐会要》及《通典》诸书之下，体例与分类编制政事的会要相同，而与采摘旧事轶闻辞章以供寻章摘句的类书却有很大差别，只不过历朝会要是汇集一代政事，而《册府元龟》是贯穿历代而已。旧时直至《书目答问》的目录，把它划归类书，实在不当；而前述今人水平较高的史料入门书籍如柴德赓著《史籍举要》，王树民著《史部要籍解题》，也都未加深究，仍旧沿袭前人成例，在举述政书要籍时未能列入此书。尽管后来居上，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但从中还是可以看出黄永年先生超越前人的学术见识。类似的情况还有明人王圻《续文献通考》，本是为接续南宋马端临《文献通考》而作，保存有丰富的珍贵资料，自然应当一如《文献通考》，列在政书类中，可是清人纂修《四库全书》时却无端贬斥其为“兔园之策”，降格打入子部类书之存目书籍当中，今此“目录学”讲义也恢复了它的政书地位。
其次是应当尽可能深入地介绍每一种典籍的具体情况，让学生了解到最有价值的学术界研究进展，使其对于每一种文献，都能够获取准确的认识，并从中体会到对待文献典籍，不能简单地人云亦云；明白我们对于古代典籍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因此要养成探究的习惯和态度，在使用过程中随时对此予以关注。
在这一方面，黄永年先生首先是在思辨对比的前提下，充分吸收了前代学者特别是五四以来学者的研究成果，如吕思勉、顾颉刚、陈垣、余嘉锡等人的研究，同时也在讲义中讲述了许多自己独到的研究看法。如章回小说《西游记》的作者，自认定为吴承恩以来，早已成为通行的常识，近年虽有章培恒等人撰文否定的说法，但仍不为一般人所接受。黄永年先生在讲义中根据自己的研究，谈到《西游记》最早的百回刻本应出自嘉靖初年，而此时吴承恩年仅二十出头，根本不可能写出如此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长篇巨制，从而从根本上了当年的观点。
又如关于传世今本《孙子》十三篇的作者问题，旧题为春秋时吴将孙武所作，而叶适、全祖望、姚鼐直至钱穆诸人皆怀疑实际出自战国时人，或即出自齐将孙膑之手，而孙武可能是孙膑的本名。上个世纪70年代初，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同时出土了一批同于今本《孙子》的残简，和另外一些未见于今本《孙子》却明确涉及到齐将孙膑的《孙子》残简。今研究者普遍认为后者即《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齐孙子》，并定名为《孙膑兵法》；相应地推论，既然另有《孙膑兵法》，那么今本《孙子》就不可能再是孙膑所作，只能依传统说法，认定为春秋时吴将孙武所作。对此，黄永年先生则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战国的诸子书本不一定是本人所作，多数是治其学者所为”。因此，所谓《孙膑兵法》“即使真是孙膑所作，何以能断然说今本《孙子》便是孙武所作，难道不会是战国时另一些兵家所作。何况从《孙膑兵法》内容看也不像是孙膑本人作，其水平也远不如今本《孙子》。再则叶适、全祖望、姚鼐等提出的今本《孙子》多处与春秋时情况不符，主张今本为孙武作者并未能作任何否定（恐怕也无法否定），并未能翻掉叶适以来定的案”。所以“现在只能仍旧认为今本《孙子》是战国时的书，作者可能是本名孙武的孙膑，也可能是其他高水平的兵家”。尽管这样的看法还不能像上面讲的《西游记》的作者一样作为定案，但至少在目前情况下是一种比较全面的分析，依我看也是一种最合理的解释。通过这样的讲授，学生可以学习到对待历史文献的综合分析方法，摈弃简单的纯文本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
对于历史文献价值的评价，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一种著述的撰著水平的评价，一是我们今天的使用价值，其中后者又可以区分为阅读价值和史料利用价值。过去的一些评价著述，往往将这几层价值混为一谈，不能切中实际情况。这部“目录学”讲义，在这几个方面都做了很好的区分和评价。
如题为清人毕沅所撰《续资治通鉴》，讲义中评述说：“其中北宋部分尚好，元代较简略，总的质量不算高。”这是对于撰著水平的评价；又说此书“可供阅读而不宜引用”，这是对阅读价值和史料利用价值的不同评价。
有些著述如清人周济的《晋略》，水平较高，得要领，有见识，有较高阅读价值，在后人重修的纪传体史书中颇有代表性，所以“目录学”讲义在二十四史之外的纪传体史书中列举了它，这样做是着眼于它的著述和阅读价值；但同时黄永年先生也清楚指出，此书“只是据《晋书》改写，并无史料价值，今天研究两晋史事不宜引用”。
与此相反，有些书从著述角度看是很糟糕的，可是对于今天的研究确很有史料价值。如《永乐大典》，尽管四库馆臣早已指出其“割裂庞杂，漫无条理”，但现在还是有许多人非要称颂它是中国古代伟大的百科全书式著述，并且要效法故事，搞某某大典。其实《永乐大典》从著述角度看是无比荒唐的，纯粹是皇帝老子硬充风雅的产物，至于借由它保存下来大量明以前史料，那只是我们今天研究利用的史料价值问题，与《大典》编得好坏，根本不是一个范畴里的事情。黄永年先生在讲义中用很幽默的语言，评价了《永乐大典》的著述价值，说它“是一种将作诗用的每个字注有故实的韵书，加以无限制地扩大而产生的怪物”；由于它的编纂既愚蠢又荒唐，所以绝无阅读价值可言，现在“唯一的用处就是可以用来辑佚和校勘”。
“目录学”讲义中对于史籍精彩的评价有许多，初学者要想很好地领略这些看法，阅读时胸中首先要区分开这些不同的评价角度。这也是对待所有历史典籍所需要具备的一种眼光。
每一位学者都有自己比较擅长和熟悉的领域，在撰写这类文献入门书籍时，如何避免个人的专业色彩，跳开一步，尽可能从一个广博的视角来选择和介绍各种典籍，均衡地体现古代文献自身的内在体系，这对于作者学术视野的宽度是一个考验。而从读者角度来看，只有使用这样的讲义，才能打下宽厚而不是偏狭的文献学基础。
黄永年先生虽然以治史为主业，但是对于古典文学也有很深的造诣，做过很多高水平的研究，如前述《西游记》的作者问题，就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他还广泛涉猎了经、史、子、集四部以及释、道要籍，所以这部“目录学”讲义并没有过分浓重的历史学色彩，有时甚至会为了整体均衡的需要而舍掉一些重要的历史典籍。例如诗文总集部分讲到《明文在》而略去了《明经世文编》，这是从文学史角度所作的抉择。因为《明文在》之编选着眼于文辞而《明经世文编》着眼于社会事务。作为初学的入门书籍，整个讲义篇幅有限，在二者不能兼顾的情况下，只能有所取舍。
由此一例即可以看出，阅读这部“目录学”讲义，足以使读者打下广博的文献学基础，获得丰富的文献学素养。——其实这种广度正是学术素养深度的先决条件和它的一个侧面。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不断有人呼唤学术界要出大师，古代文史学界甚至有人想通过聚集青年精英办培训班的方式来造就养成大师，实际效果却不甚理想。大师的评判标准，人各不同，但是在古代文史研究领域，只知道自己特别关注的某一方面的文献史料而缺乏广博的文献学素养，恐怕是很难称为大师的。
黄永年先生是当今顶尖的古籍版本学家，所以能够在这部篇幅有限的“目录学”讲义中，根据需要，信手拈来，三言两语地讲述出关系到文献实质内容的重要版本问题，这既是本书的特色，也是反映其学术水平和深度的一个重要侧面。如经部清人郝义行的《尔雅义疏》，谓此书“最初刻入《皇清经解》的和道光三十年陆建瀛刻本，都用王念孙删定的本子，咸丰六年杨以增刻本及同治四年郝联薇覆刻本方是足本，但王氏学识优于郝，所删定之本实胜过足本”。这与咸丰足本优于道光删定本的通行说法大不相同，这绝不是慑于王念孙大名所做的轻率推断，而是认真比较二者异同后（并撰写过研究文章）得出的结论。讲义中所有的版本讲述，都是这样有特别的考虑和需要，读来精义纷呈，俾益实用。
从以上例证中可以看出，读书需讲究版本恰如选择书籍同等重要。而要想得心应手地选用得当的版本，还应当具备一定的版本学知识。《古文献学四讲》中的“版本学”讲义，就是这方面最好的入门书籍。
版本学包括版本鉴别与版本史、“版本目录”这两大部分内容。前者讲版刻特点及其变迁，后者讲某一种古籍曾有过哪些版本以及这些版本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给初学者开设的课程，前者可以系统讲，而后者则只能开列一些基本书籍，供使用者检阅，没办法也根本没有必要逐一讲解。我过去听黄先生讲课，前后见过繁简程度不同的三个版本的油印讲义，这次收入的是最简单的简本。从目前的实际需要情况来看，选择这个简本作通行的讲义应该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大多数人只要通过这个讲义的学习，能够对于版本学知识有个最基本的了解也就可以了，要求太高达不到，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个别人若想对于版本学知识有更加深入的了解，黄永年先生另有《古籍版本学》一书即将出版面世，是在当年的繁本讲义基础上又做了新的增订。
这部“版本学”讲义虽然比较简单，却很系统。其中很多问题都是黄永年先生第一次加以系统梳理。如谓明代文学上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促成了翻刻仿刻宋本古籍的需要，于是出现了仿宋浙本字体而又因印刷技术进展而呈规范化特征的嘉靖本字体，同时由于倡导其事的都是苏州的文人，于是使嘉靖本出现了地域上以苏州为中心向外传播，刻书者以家刻为主导向官刻、藩府刻、坊刻辐射的传播扩散方式。又如谓明万历本肇始于徽州商人，后随着徽商的活动而向南京、杭州等地传播，徽商刻书又常请苏州文人为其主持校勘，所以很快风行江浙并影响全国。等等。凡此，都是融汇各方面的历史知识来揭示版本学这门看似纯经验学科的内在发展因素。从中可以看出，较诸前人只是一一罗列版刻现象的著述，黄永年先生通过这些紧密结合当时社会历史状况的规律性认识，自然已经建立起科学的版本学学科体系。
由于黄永年先生已有数十年的古籍收藏经验，所以他的这部“版本学”讲义，不仅有很好的学科理论建树，还有许多源自多年揣摩的独到见解。如宋代版刻有浙本、蜀本、建本三大系统，在版刻的字体上各有特点。浙本字体以欧体为主，这一点没有什么分歧。其余两个系统，前人普遍说建本多为柳体，蜀本多为颜体，其实多是陈陈相因，似乎并没有什么人真的深加考究。黄永年先生则凭借自己的书法功力和多年收藏、研究唐人碑拓的体会，指出建本多为颜体，蜀本是以颜体为主而撇捺长、利带有柳公权的笔意。——第一次讲清了宋代版刻的基本字体特征。讲义中类似的精彩见解还有许多，如清代前期的写刻本，过去讲版本的人往往称之为软体字，黄永年先生则将其划分为两类，一类如《全唐诗》、《楝亭十二种》，类似法帖中之晋唐人小楷，确实可以称之为软体；另一类如《通志堂经解》、《泽存堂五种》，字体不仅丝毫不软，而且点划方劲，与宋浙本和嘉靖本有相通之处，绝对不能用“软体”来概括和表述。
眼下搞文史的人，懂版本的人越来越少。学生想学习，老师也不一定会讲。因此印行这部简明扼要且科学系统的讲义，已经是一种很迫切的需要。假如以后学习文史的学生，能够充分吸收了这部“版本学”讲义所提供的版本学知识，那么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当前引述古籍标注版本千奇百怪的混乱局面。
按照我在前面的理解，可以把“碑刻学”视作对目录学中石刻史料的特别讲述。讲义分设“绪论”、“分类”、“拓本”、“史料”、“书法”五个专题，进行讲述。“绪论”讲碑刻学发展史、研究对象和领域，以及主要参考书籍和学习方法，其“参考书”部分择取审慎且多精到评语，不仅对于初学者最为重要，文史研究者也可时时取以参考。“分类”和“拓本”两个专题是关于碑刻形式本身的基本知识，最俾益实用。其“书法”部分以碑刻为主论述书法渊源流变，发自累年揣摩，故融通畅达，胜义叠出。
“碑刻学”讲义中直接关系到利用碑刻史料从事研究的内容，为其“史料”部分。除论述碑刻记郡望、世系不尽可信，职官、地理对于史书多有订正增补，以及利用碑刻资料抉隐发微最有价值之外，黄永年先生在这一专题下，还针对一些人“重碑刻文字重于史书”的“偏见”，特别强调指出：“据碑刻治史事者贵有通识。欲具通识，则非熟于史书，且受史学研究之严格训练不可。即以史料而言，完整之史书亦高于零星之碑刻万万，治史者自当以史书为主，然后旁采碑刻以为辅，不宜媚俗趋时，颠倒主次。”其实治史者之通识，首先应当建立在对于史料的通识的基础上，若非熟悉各种史料，岂能做到像黄永年先生这样具有如此清醒的头脑？反过来看，我们不妨胡乱猜想，那些过分强调出土文献资料如金文、简帛、敦煌吐鲁番文书等史料价值的学者，会不会是因为对传世基本史料熟悉得还不够十分透彻方才舍本逐末的呢？
篇2
一、熟记《朝代表》
我刚接高一语文课时，在课堂上遇见过这种情况，我提出问题，找三名学生回答，回答的结果是不同的。我的问题是：陶渊明是什么时期的诗人？甲同学回答：北宋。甲同学的回答显然是错误的。乙同学回答：东晋。乙同学的回答是对的。我接着问乙同学：你能否说一下与陶渊明在同一时期的名人或名篇吗？乙同学回答：不能。我又对丙同学提出了这个问题，丙同学回答：陶渊明是东晋田园诗人，《归去来兮辞》是他的代表作。和陶渊明同时期的名人有大书法家王羲之和他的作品《兰亭集序》，和陶渊明同朝代的有西晋的“竹林七贤”。丙的回答令我很满意。我问丙同学：你怎么记得这么准确？丙同学回答：我很喜欢历史，《朝代表》背得很熟，各个朝代的名人名篇我都记得很清楚。
丙同学思路清晰、记得扎实准确并且能广泛地联系，不仅仅是喜欢历史的原因，更主要是对《朝代表》记得娴熟而且能够灵活运用。我从中得到一点启示：丙同学喜欢历史，所以重视《朝代表》，能准确地回答问题。如果让不太喜欢历史的学生也能把《朝代表》重视起来，那么，他们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常识不就很容易了吗？所以，我的观点是：要想学好中国古代文学常识，首先要借助《朝代表》，并且要熟记《朝代表》。所谓对《朝代表》的熟记，不是让学生机械地去记忆，而是让学生相互联系地去记忆。记住每个朝代的分支、每个朝代的更替、每个朝代的位置（谁先谁后）。最后达到不用看《朝代表》也能在头脑中清晰地反映出哪个朝代在《朝代表》的哪个位置上，让学生准确无误地把《朝代表》定格在记忆之中。学生头脑里有了这个《朝代表》做基础，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常识，既觉得很有趣味，又能学得准确、扎实。
二、科学利用《朝代表》
科学利用《朝代表》是学好中国古代文学常识的重要方法。1.找出位置。（把《朝代表》写在语文笔记本的第一页上。）让学生先把学过的文学常识拿出来加以对照，看看哪些名家、哪些名篇著作出自哪个朝代。然后加以归类，每个朝代共有多少名人、多少名篇、多少著作。它们在《朝代表》里处于哪个位置上。比如，《诗经》：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诗歌。学生们马上就能在《朝代表》找到它的位置。还能找到时间与之大致相同的春秋时期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等。再如，《楚辞》：屈原创作的诗歌体裁，屈原，战国时期楚国人。学生们就知道屈原是处在《朝代表》里战国的位置上，在战国这个位置上还有《庄子・逍遥游》、荀况《劝学》《孟子》《孙子兵法》《墨子》《韩非子》等诸子散文。2.放进位置。在语文课堂里，学生们随时就会学到新的知识，如果与《朝代表》相关，就得马上把新出现的名人名篇放进《朝代表》里相应的位置上，即把新学到的知识放进位置里。比如，学习《廉颇蔺相如列传》：选自《史记》。《史记》，我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作者司马迁，西汉史学家、文学家。然后让学生们把作者司马迁和《史记》放进《朝代表》的相应位置上――西汉。再如，“乐府双璧”：《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一个汉乐府，一个北朝乐府。让学生们把它放进《朝代表》里相应的位置上――汉朝和北朝。3.脱离《朝代表》演绎练习。俗语说：熟能生巧。学生心无杂念，记忆力好，思维不混乱，只要对《朝代表》反复练习，就能日久扎根。作为语文教师，要经常对学生进行引导，把学过的古代名人名篇集中起来，穿插提问，经常提问，久而久之，学生就能把笔记本上的《朝代表》深深地镶嵌在自己的脑海之中，那些古代的名人名篇就会经常地在学生们脑海的《朝代表》里进进出出走来走去。他们的眼前就会经常出现孔子漫步春秋、庄子逍遥战国、太史公秉笔西汉、太白诗吟李唐、苏轼豪放北宋、关汉卿元朝鸣冤、施耐庵明修《水浒》、曹雪芹清唱红楼等情境。
三、认识并融合《朝代表》和中国古代文学划分的关系
学生背熟《朝代表》后，教师就应该有必要让学生们知道中国古代文学划分的情况。也许在掌握《朝代表》之前，学生们对“上古”“先秦”这两个词汇很陌生，不知道“上古”“先秦”是个什么历史感念。掌握《朝代表》之后，学生们对它们的解释就会顿开茅塞豁然贯通。尽管这样，教师还得要向学生们解释清楚《朝代表》和中国古代文学划分的关系：
1.《朝代表》是具体的，它涉及的中国古代文学常识里的人物和著作都是具体的。比如，《资治通鉴》：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编年体史书。作者司马光，北宋史学家；文学划分是笼统的，它是指中国古代文学在各个时期的主要文学式样。比如，“上古时期”：专指神话传说。“先秦时期”：专指散文（历史散文、诸子散文）。再如，“两汉时期”：专指辞赋、乐府民歌、历史散文。“魏晋南北朝时期”：专指诗歌。“唐宋元时期”：诗词曲。“明清时期”：小说。
2.《朝代表》是基础，是中国古代文学划分的依据；中国古代文学划分是建筑，它能说明中国古代文学式样在各个历史时期分布的情况。二者缺一不可。
四、学习《朝代表》旨在借助语文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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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的传统课堂教学内容包括作者生平简介、个体文学的讲授和介绍、代表作品的研究和讲解等，这种教学方式过于死板、拘于形式，没有注重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因此，当今的古代文学课堂教学应该注重学生全方位的发展。在具体的教学环节、教学内容以及教育理念中教师应着重注意学生的人格培养、情绪调适、意志培养、认知纠正等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
2．在课外学习中加强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教师不仅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古代文学教学时要加强心理健康教育，也要给学生布置适量的课外任务以提高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程度，例如古代文学作品的赏析和阅读、读书笔记、写作练习、撰写论文等内容。教师可以通过布置作业或是以心理健康为题让学生思考并创作论文，从而达到在课外学习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效果。
3．在教学中教师应该树立良好的榜样
无论是在课堂教学还是课外与学生的相处中，教师的一言一行都影响着学生的心理健康和思想品德的发展，尤其是师范类院校的大学生在毕业后会成为中小学教师，这关系到中国教育事业的长久发展。因此，一名教师应具备乐观、积极向上的性格和高尚的品德，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积极活跃课堂氛围，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为学生树立良好的典范。
4．正确认识古代文学
古代文学虽然很值得研究和学习，但也有其消极的内容。每个人在研究其内容时，对其理解和感悟不尽相同。古代文学作品的主题大多是忧愁伤感、忧国忧民，而古代文人在文字中也透露了自身的性格特点，这些都会潜移默化地给学生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使学生无意中开始模仿并形成这种忧患、多愁的性格。因此，教师在古代文学课堂的教学中应正确引导学生的思维，创新教学思路，一旦发现学生出现此种情况，应及时对其进行教育，并使学生树立正确的观念，以积极的心态来学习古代文学，客观了解古代文人的写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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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当前中国对古代文学的课堂教学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做出以下总结：
1．在教学中加强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古代文学的传统课堂教学内容包括作者生平简介、个体文学的讲授和介绍、代表作品的研究和讲解等，这种教学方式过于死板、拘于形式，没有注重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因此，当今的古代文学课堂教学应该注重学生全方位的发展。在具体的教学环节、教学内容以及教育理念中教师应着重注意学生的人格培养、情绪调适、意志培养、认知纠正等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
2．在课外学习中加强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教师不仅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古代文学教学时要加强心理健康教育，也要给学生布置适量的课外任务以提高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程度，例如古代文学作品的赏析和阅读、读书笔记、写作练习、撰写论文等内容。教师可以通过布置作业或是以心理健康为题让学生思考并创作论文，从而达到在课外学习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效果。
3．在教学中教师应该树立良好的榜样
无论是在课堂教学还是课外与学生的相处中，教师的一言一行都影响着学生的心理健康和思想品德的发展，尤其是师范类院校的大学生在毕业后会成为中小学教师，这关系到中国教育事业的长久发展。因此，一名教师应具备乐观、积极向上的性格和高尚的品德，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积极活跃课堂氛围，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为学生树立良好的典范。
4．正确认识古代文学
古代文学虽然很值得研究和学习，但也有其消极的内容。每个人在研究其内容时，对其理解和感悟不尽相同。古代文学作品的主题大多是忧愁伤感、忧国忧民，而古代文人在文字中也透露了自身的性格特点，这些都会潜移默化地给学生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使学生无意中开始模仿并形成这种忧患、多愁的性格。因此，教师在古代文学课堂的教学中应正确引导学生的思维，创新教学思路，一旦发现学生出现此种情况，应及时对其进行教育，并使学生树立正确的观念，以积极的心态来学习古代文学，客观了解古代文人的写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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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学这些有什么用?”是当前中国古代文学教师经常碰到的问题，如果使用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还是繁体字版，那么，这一问题往往会更加疑问。在不少学生眼中，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就是繁难艰涩的文言文，就是遥不可及的“故纸堆”，古人的生活无法贴近，古代的诗文难以理解。带着这种认识，很多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的经历可谓痛苦不堪――食之无味乃至反胃，弃之却又不许、不能。于是，部分中文专业的学生直至毕业都没有读完“四大名著”，其他篇章最多仅限于教材有限的选文。如此，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效果可想而知。
二、很多学生未能养成阅读、理解、鉴赏与批评的能力
培养阅读、理解、鉴赏与批评的能力是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核心目标，但恰恰就是这一点在教学实践中往往落空。很多学生对作品仅限于咬紧牙关、死记硬背，靠划重点、背笔记勉强通过考试。就是一些程度较好的学生也只能拾人牙慧、人云亦云，缺乏自己的理解，更难有独到的鉴赏与批评。这一问题反过来又导致了学生无法具备独立的阅读能力，甚至难以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于是，古代文学学来学去就是老师课上重点分析的那几篇，自己拓展阅读?既无能力，更无习惯。
上述问题究其原因，应与高校学生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学习起点与课程要求存在差距有直接关系。学习起点是设定教学目标的前提，是制约教学目标达成程度的重要因素，脱离学习起点的目标注定无法实现。通过我们在日常教学中的感受与调查发现，目前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学生的学习起点难以达到实现教学目标的基本要求。
三、学生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阅读数量偏低，难以达到支撑其宏观把握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轨迹的要求
以先秦文学的重点《诗经》教学为例，从小学直至高中的12年间，学生只读过《周南・关雎》《秦风・蒹葭》《邶风・静女》《卫风・氓》等寥寥数篇。进入大学，限于课时，课上也只能重点讲授3――5首诗。学生最终对《诗经》作品的阅读仅限于这十首八首至多一二十首诗，而这些相对于《诗经》的305首全篇，实在微乎其微。凭借微乎其微的阅读建立的印象，希望学生对《诗经》有深入、前面的了解，对教师来说做不到，对学生来说听天书。
四、学生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阅读质量偏低，难以达到深入解析作品的要求
以《诗经》作品为例，《卫风・氓》是高中语文课本人教版、粤教版、语文版等的必修篇目，从我们的调查发现，学生的阅读普遍存在一些问题：
1.偏重文言文字词句的理解，缺乏整体感知
比如如果提问学生首章“来即我谋”一句中“谋”为何意，很多学生会回答“商量”，全句意为“来就是要和我商量”。但进一步商量何事，诗中的“氓”有何打算、为何要以“抱布贸丝”为借口等问题，鲜有学生能够说清，而这些又恰恰是理解全诗首章的关键。因为仅仅停留在文字表面，所以学生很多学生把古代文学说成古文，把学习古代文学理解成学习文言文。进而，因为只知道死抠文字，所以很多学生能读、能背、能翻译，却无法进入到作品内部，难以咀嚼品味，久而久之，望而生厌，兴致全无，直接导致了上述列举的第一个问题。
2.缺乏历史坐标，望文生义、胡乱勾连
《卫风・氓》作为一首婚恋诗，必然要以春秋时期特定婚俗为背景，弄清这一点，才能对诗中男女的悲欢离合细致体味，准确把握，才能读出本诗流传千古、至今令人感慨的深味。可是，学生普遍对此一无所知，甚至从我们借助互联网得到的很多教师的教案也对此漠然置之。于是，学生只能凭借“封建礼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等似是而非的观念去胡乱勾连，妄加判断，诸如“氓骗取了女子感情的同时还骗得了一车嫁妆”之类说法由此而生。选自《左传》的《曹刿论战》同样明显存在这一问题。比如很多学生认为鲁庄公虽昏庸，但至少礼贤下士，能够接纳平民曹刿的意见，其实其理解的依据不过是望文生义把“肉食者”理解为贵族，自然，曹刿就是平民。但这种说法完全忽视了春秋社会结构的基本特点。再如文中叙述双方交战，学生却普遍不了解春秋车战的基本规则，“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也就只能片面地理解为曹刿的智谋高超。
缺乏历史坐标，不仅造成了理解的片面、浅薄以致歪曲、穿凿，更重要的是其限制了学生发现问题、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与提升。试想，结论与材料之间缺乏必然的逻辑关联，强为之说，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如何提高?上述第二个问题学生不会读、读不好，与此有直接关系。
针对上述问题，高校古代文学课程似应作如下改革：
五、强化作品阅读，弱化文学史教学，加大作品阅读量，切实培养解读能力
如前所述，学生古代文学作品的阅读量普遍偏低，解读能力普遍偏弱。无视这一学习起点，以文学史为中心，以作品讲解为参照的古代文学教学模式必然面临尴尬。针对学生的学习起点有的放矢、构建行之有效的古代文学教学模式是当务之急。
作品阅读应成为课程的中心，阅读数量应大幅提高。以《诗经》教学为例。其祭祀诗、农事诗、宴饮诗、怨刺诗、婚恋诗、征役诗等类别都有选择代表作品，要求学生自主阅读，总量应达到《诗经》作品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只有如此，学生才可能有全面的把握，其解读能力也必将有相应提升。与此同时，文学史应弱化为课程的辅助，应立足于掌握常识。《诗经》教学中属于研究史范畴的内容，比如今古文问题、风雅颂分类标准的演变问题、汉学宋学清学的观念差异问题等尽量少涉及，其应当属于更高一个层次的学习内容。
六、改变教学方式，强调学生自主学习
以往古代文学课程的课时数量虽然高居各科榜首，但很多老师仍然感觉讲不完、讲不深、讲不透。对学生而言，则完全出于被动的地位，匆匆忙忙一个学期是在不停地听，不停地记，没有参与的机会，更没有参与的能力，长此以往，学生逐渐丧失了兴趣，失去了热情与动力。这一现象究其原因，一来古代文学的教学过于局限于课堂，对课下的利用不够；二来忽视了学生的能动性，对学生自主学习习惯与能力的培养不足。如果古代文学课程强调能力培养为主，知识掌握为辅，那么这种状况是必须改变的。
1.充分利用课下时间，安排学生自主阅读
前文提及应加大作品阅读量，如何实施?可以给学生提供阅读资料，要求其在若干时间完成。比如《诗经》五六十首作品，必须在课下两周内读完，并完成诸如读书笔记、发言提纲等作业。
2.课上由老师讲授为主转为师生研讨为主
在课下一定阅读量的基础之上，课上师生之间的交流才有可能进行。也因为有了自己提前的阅读与准备，所以老师的讲解与点拨才不至于如听天书。更为重要的，这种教学与学习方式真正体现了对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学生的各项能力只能在自己积极主动的训练过程中得到提高，老师仅限于从旁帮助，而无法发挥决定作用。
七、改变考核方式，由终结性考试向过程性考试转变，由考察知识掌握情况向考察能力提高情况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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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之后编著的文学史教材，具有一定的时代色彩，但其基本观点还是比较稳妥的，因而被使用多年受到众多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师生的好评。近年来，由于学术研究的日新月异，很多新材料、新研究方法与研究手段的出现，使新的文学史教材应运而生。老教材的优点是学术根基扎实、阐述精炼，缺点是名词老化，方法陈旧；新教材的优点是观点新颖，立论高远，缺点是有些观点争议较大。在教学过程中，建议把二者结合使用，取长补短，给学生介绍较为客观、准确、最新的文学史观点。另外，任课教师还应经常浏览国内外最新研究动态和前沿的学术信息，及时把学术界前沿的新成果吸收到教学中来，不断为自己的教学注入新鲜信息，增加授课内容的丰富性与科研色彩。
二、教学方法改革势在必行
教学方法的改革直接关系到教学目标的落实、教学改革的成败。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经求同学们对于教学的意见看法，并及时调整改变教学方法，以期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传统教学方法要求学生熟读乃至背诵大量的名句名篇，让学生从诵读中领略作品的韵味，进而体会不同作家作品的不同风格特点，从而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是其成功之处。但传统教学方法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诸如传播信息量小，不大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这也是难以避免的。传统教学方法的短处正是现代教学方法的长处。现代教学方法可利用多媒体技术，极大地增强了课堂教学的信息量，同时调动了学生视、听、触等各种感官，在短时间内全方位地接受尽可能多的信息，提高了学习效率。例如，在学生没有很多时间阅读大量文学名著的情况下，适当播放根据文学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可以使学生对原作有一个大致了解。指导学生将文学名著与改编的影视作品进行比较分析，探讨改编的得失，也可以使学生加深对原作的理解。
当然，现代多媒体技术在古文教学中运用，也不是万能良方。除了受客观条件的制约之外，运用不当也会带来副作用。在阅读和欣赏文学作品时，每个学生脑海中浮现出的文学形象是不一样的，对作品的理解也不完全一样。以观看影视作品代替对文学原著的阅读，就会削弱学生对文学语言的感受力和想象力。根据名著改编的那些影视作品已经被融入了改编者对原作的理解，即使标榜忠实于原著，也因艺术样式的改变导致不可能与原著完全一模一样。因此，在采用这种教学手段的同时，必须加强对学生阅读原作文本的指导，否则就会对学生造成误导，容易使改编过的影视作品等同于作家作品。
三、教学方法探索与实践
单纯的教师讲授教学法，将学生置于了被动接受的地位，教师只要完成了“传道授业”的任务即可，学生也是忙于“四记”：“上课记笔记，考前背笔记，考试答笔记，考后全忘记”。这在当今大学校园可谓是屡见不鲜。在以考试为中心的我国古代文学教学中，同样存在这样的弊端。笔者认为采用以教师讲授与学生讨论相结合的教学方式，会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具体说来，可分为四个步骤：学生精读、教师导读、师生研读、学生实践。学生精读。近年来，在高校古代文学教学中，越来越多的学生的古代文学作品的阅读面及阅读量跟不上教学的进度，学生只满足于通过影视来了解古典文学名著，也许这和当今的“读屏时代”有关。但他们只是从文学史上的引文中断断续续了解作品的片断或只言片语，并机械地记忆教科书中的结论，缺乏个人理解，失去了学习古代文学作品的意义。由于课时所限，教师又无法带领学生在课堂上逐一阅读作品。因此如果采取精读经典的办法，并列出具体篇目，定期逐人检查，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通过对这些作品的精读，学生可以举一反三，体会到唐宋诗词的结构、语言、风格等诸多方面的特点，有利于培养学生阅读古代文学作品的兴趣。
而且熟读这些文学精品，会成为他们文学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受益终生。教师导读。在精读经典作品的基础上，教师可以讲解作家作品的相关知识，并适当补充与之相关的背景知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扫清理解上的障碍，指导他们对作家作品进行深入思考。在古代文学教学中，教学语言的运用也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古典文学作品中大量的语汇，仅用标准的现代汉语解释，说明其涵义，可以说完成了教学任务。但是，如果教师用一些更加鲜活的语汇加以解释，效果自然大为不同，也会提高课堂的教学效果。师生研读。可以在教学中适当地穿插讨论的方式。就某一专题，要求同学们课下认真阅读，深入思考，然后组织讨论研读，让同学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提高同学们的思维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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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课程是本科院校中文系的一门基础课程，也是传统课程。从长期发展看，虽然古代文学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但不能否认的是，由于古代文学课程本身的非功利性，不与学生就业发生直接关联，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的兴趣有所下降。不少学校以此为依据，大量缩减古代文学学时。以湖南科技学院新闻传播系为例，2013年上学期前，《古代文学作品选读》开设了两个学期，每学期48学时，但2013年下学期后，古代文学课程缩减至一个学期，每学期32学时。
不仅湖南科技学院如此，其他一些本科院校，甚至以文科为主的本科院校，古代文学课时也大量减少，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课程的合并，大多数院校将原来分开的《古代文学史》和《古代文学作品选》合并为一门课程，而在学时的分配上，却没有做相应增加，这实际上导致了古代文学课程的减少；二是授课学时的直接减少，在上个世纪前十年，不少院系古代文学开设在四个学期以上，进入本世纪，大多数本科院校缩减至三个学期。但即使如此，许多学生仍然认为古代文学课程太多，希望进一步缩减。
一味地迎合学生的要求，不一定会带来好的教学效果，不少人发现中文系学生不像中文系学生，没有应具有的文气。他们进入工作单位后，也开始面临一系列问题，师范类学生教不好古代文学，文秘类学生写出来的文章缺乏文采。忽略了中文系学生基础课程的学习，导致了学生参加工作后后劲不足。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矛盾，一方面学生对古代文学学习兴趣有所下降，另一方面又要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古代文学课程改革，其实也就是要解决这一矛盾。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不少学校开始对古代文学课程进行了改革，改革的结果有成功，也有失败。其中，复旦大学古代文学课程改革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果，现简单介绍如下：复旦大学目前从事古代文献或文献学研究的教师有22人，《中国古代文学》作为基础课开课三个学期，合计118学时，6学分。复旦大学古代文学学科在海内外享有崇高声誉，但在基础课程的开设上，似乎名不副实。实际上并非如此，它除了基础课外，还开设了大量与古代文学或文化相关的选修课程，主要有：《唐代政治与文学》《中国文学史料学》《文化新诗学》《屈原与世界文化》《中国古代游侠文化与文学》《商人与文学》《中国古典传记文学研究》《古代文学批评方法论》《中国古典美学》等，另有《东亚古代文学关系史》《东亚汉文学史》《女性文学研究》《中外文学比较研究》等选修课程与古代文学紧密相关。这样的改革，无疑极大促进了学生学习的自主性，有利于培养学生学有所专、学有所长、学有所好。
南京大学也是如此，在开设四学期《中国古代文学》之上，又开设了《古代文化史专题研究》《校雠学》《近代学者治学方法》《唐宋笔记研究》《石刻文献学》《佛道二藏文献研究》《辞赋研究》《诗经研究》《楚辞研究》《史记研究》《文选研究》《文心雕龙研究》《杜诗研究》等。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也开设了四个学期，另外还开设了《中国古代散文研究》《先秦韵文研究》《汉赋研究》《研究》《六朝诗歌研究》《陶渊明研究》《宫体诗研究》《唐诗传播研究》《明清小说研究》《古典文学学术史》等。这两个学校在开设《古代文学》时，同时开设相关选修课程，做到基础课和选修课、必修课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极大加深了学生对所授课程的理解。湖南师范大学则把《文献学》教学和毕业论文写作结合起来，具有较好的教学效果。
这些高校古代文学课程设置的成功经验对于我校中文专业古代文学课程的设置具有一定借鉴和启发作用。湖南科技学院古代文学学科有教师16人，学科建设分四个方向，即先秦汉魏与舜文化研究、唐代文学与柳宗元研究、宋元文学与周敦颐研究及明清文学与潇湘文学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作为基础课程，开设了五个学期，除此之外，还开设了专业任选课《中国古代诗词专题》《柳宗元研究》《研究》《民间文学研究》《红楼梦研究》《中国古代散文专题》等课程。古代文学教学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与一些重点院校的中文专业相比，本校古代文学课程设置还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课程的设置与地域文化结合不紧密。湖南科技学院是一所地方本科院校，所处地永州地方文化丰富多彩。古代文学学科建设的四个方向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从研究层面看，舜文化研究、柳宗元研究、周敦颐研究、潇湘文学研究在省内乃至国内都产生了一定影响，然而课程的设置却处于滞后状态。除开设了《柳宗元研究》外，其他与地方文化结合紧密、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且能与《中国古代文学》相互补充的课程却没有开设，古代文学的地域特征得不到彰显。
其次，课程重复开设现象严重。《中国古代文学》在本校开设了五个学期，每个学期48学时，合计240学时。这一学时量，是复旦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的2倍多、南京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1.7倍，《中国古代诗词专题》《研究》《红楼梦研究》《中国古代散文专题》等课程虽在这些学校有所开设，但由于他们基础课学时较少，开设这些，是对基础课程的一个有益补充。但我校基础课学时充足，所授内容与选修课程重复严重，如《诗经》《红楼梦》等在《中国古代文学》中都作了重点讲授，再开选修课程，学生受益不大，故学生在选修课程时，开设的课程学生选课率不高。
再次，应开设的一些课程没有开设。由于师资的缺乏或其他原因，一些基础课程讲授较少，而目前国内研究已经成熟的一些课程得不到开设。如文献学在许多重点本科院校中已经形成了一门独立学科，有专门的教师队伍，但在本校，文献学不仅没有成为独立的学科，甚至连课程也没开设，结果导致了许多学生在写作论文时所引文献错误百出，对于以后走上工作岗位后思维条理是否缜密也有重大影响。
针对本校古代文学课程设置存在的以上问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
一、加强与本土文化紧密相关的课程建设，对于已具备开设条件而未开设的的课程，应及早开设。就本校中文专业而言，《舜文化研究》《周敦颐研究》都已具备了开设的条件。《潇湘文学研究》《永州摩崖石刻研究》稍显薄弱，但也可以以教促研，只要有老师愿意开设，就应及早开设。这些课程的内容，基础课程涉及较少，又与永州本土文化紧密结合，可以把理论授课和实践教学紧密结合起来，既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使培养学生较好适应永州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是对基础课程的一个有益补充。
二、调整已有课程机构，优化课程设置。对于选修课与基础课重复严重的现象，可以采取两种办法进行调整。或者缩减基础课学时或学年，或者减去与基础课重复严重的必修课。这样，既能为学生节约大量的时间以选修其他课程，又能有效避免因授课内容重复而导致学生选课率不高的现象，这样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同时，在优化课程设置时，要注意师范方向和文秘方向的差别，这不仅要体现在专业限选课上，同时也要体现在基础课的授课上，要适当把握好不同方向的学生在史集作品的讲授上时间分配的不同，从而有效培养出具有不同技能的不同方向的学生。
三、增开专业选修或必修的课程，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一些与古代文学学科关系紧密，与《古代文学》相互补充的课程，如果在师资力量具备或可以具备的条件下应及早开设。如《文献学》《校雠学》等在条件成熟时应及早增设。另外，基础课程较少涉及，但在国内已经成熟的课程可以增设。如《老庄哲学研究》《文选研究》《文心雕龙研究》《敦煌文献研究》《历记小说研究》《禁毁小说研究》《域外汉文学研究》等都是可以增设的课程。这些课程的设置，将极大拓展学生的视野和知识面，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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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古代文学作品与文学史论的教授轻重失宜。
目前各大专院校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大多分为文学史论和古代文学作品选两门。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对古代文学作品的教授与学习所占的课时数远远比不上文学史论，并且还有不断减少的趋势，而对文学史论的学习又往往会在实际中演变成对文学史论的教授。从课程设置初衷来说，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学生了解和掌握中国古代精彩的文学作品，接受这些历史上优秀文艺成果的影响和熏陶，达到陶冶情操，培养和提高人文素养的目的。因此，作为古人杰出智慧与文学素养结晶的文学作品，是学生直接汲取文学营养的源头，应当是他们学习的更为重要的内容。而作为后人对历史上文化、文人与文学作品的认识、分析与研究成果的的文学史论，在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知识的过程中，其所能起到的作用应当只是引领、指导与帮助，让学生自己从广泛、系统地诵读作品的过程中获得直接的体验和认知。目前重史论轻作品的教学模式，使得学生自己缺少对古人优秀作品的直接体验，大多只通过当代人研究出来的成果间接认知，势必影响学生对古代优秀文学成果的学习与吸收。
2．教材编纂方式传统单一，教学内容涉及面不够宽阔。
与上述作品与史论两分的教学模式相适应，目前大专院校的古代文学教材即分为文学史与作品选两种。现阶段各院校在古代文学教学中使用的教材版本种类较多，但使用较多的不外数种，其中文学史主要是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郭预衡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以及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文学作品选主要是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以及郁贤皓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从事古代文学教授的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一般是以某一版本教材为主，再参酌其他教材的论述，来完成自己的课堂教学。至于对某一文学发展阶段、某一文学作品或者某一文学人物所涉及的历史事件、社会背景、经济民生、风俗文化等的诠释与论述，基本上也是以所用教材表述为准。由于时间及精力所限，对于相关的原始资料、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其他关联学科的知识关注不够，向学生教授也不多。
3．考核方式不能全面反映学习规律与效果。
在古代文学课程的考核方式上，目前基本上采用期末考试的形式。期末考试的考核方式，简便易行，便于操作，有其科学性与合理性，但期末考试这种考核模式，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期末考试侧重考察的是学生对所学内容的记忆，这对于那些平时上课不认真、学习懒散应付的学生来说，凭着考前两三周对可能考试的内容生吞活剥拼命死记硬背，也能够过关，甚至还能考出一个不错的成绩。这种“平时不努力，临时抱佛脚”的短时间突击式强化记忆，在短期内效果较好，但学生并没有从根本上理解掌握所学内容，考试过后很快就会忘记，学生也不能在此后的生活当中对相关知识熟练运用，受益终生。因此，仅仅采用单一的考核模式，不能全面反映古代文学学科的学习规律与效果。
二、古代文学教学中存在相关问题的背景与原因
在大专院校日常教学过程中，不论什么院系，也不分什么专业，或多或少都会出现上述问题与现象，但在古代文学等一些科目的教学过程中，这些情况相对较为多见。高校教学中出现的这些状况，其原因很多，也较为复杂，既有大环境等方面的共同原因，也有各科目自身的特殊情况。以笔者管见，就古代文学来说，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1．20世纪以来社会文化思潮的变迁使得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受到了很大的干扰。
中国古代文明是以农业社会为基础的，我们的祖先在传统模式下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文化。汉乐府、唐诗歌、宋词章、明小说……每一朝代的典章文学都让人景仰，在历史上也一直是周边各国模仿和学习的对象。正是由于太过辉煌，中国文明慢慢走上了自我陶醉和固步自封的道路，逐渐被西方所赶超，后来差距越来越大。20世纪以来，整个国家内忧外患，步履维艰。为救亡图存，人们投身于社会革命的洪流，根本无暇顾及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甚至被一些激进人士视为是国家落后的根源，从而在一些特定的历史阶段受到人们猛烈的抨击、批判乃至破坏。经过长时间大规模的冲击，大量珍贵的传统文化载体遭到毁灭，人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由敬畏转为蔑视，虽又经最近三十年的拨乱反正，可在人们的思想与观念上所造成的干扰与破坏已不可免。
2．时代环境与氛围的变化，对古代文学的学习提出了挑战。
毋庸置疑，各个阶段的古代文学作品均是那一历史阶段的文化杰出人物独具匠心创造出来的优秀代表，能流传数千百年而不湮灭，本身就说明其价值所在。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变化，人类社会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传统农业文明与社会中人们那种按部就班田园牧歌式的悠闲与浪漫已被现代工商业社会中只争朝夕多求快进的功利与浮躁所取代。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与现代科技的魅惑下，即使身处高校这样的象牙塔之中，仍然不免受到时代氛围的影响与牵诱。生活方式与时代环境的变化，使得充满激情的青年学子，要想老僧禅定般埋首在故纸堆中浸润于古诗词里，需要非同一般的定力与自制，而这对一般人来说确实存在相当的难度。
3．古代文学的教学方式未能完全适应时代的发展变化。
传统上，古代文学老师的教学可以形象地概括为“一本教案、一块黑板、一支粉笔、一张嘴巴”。时至今日，大多数老师的教授方式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至多不过是加上多媒体的PPT教学，似乎在形式上做到了与时俱进，但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变化。在课堂上，基本上还是老师一个人“满堂灌”式的独角戏，从上课到下课，口若悬河地讲上四五十分钟，学生被动倾听，偶尔漫不经心地在笔记本上记上几笔，对所讲述的内容没有预习、没有思考、没有质疑、没有互动，甚至也没有反馈，整个教学过程就是简单而沉闷的被动式传输，至于效果如何，却没有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几十年来形成的这样一种教学模式，尽管可能有着这样那样不得已的原因，但在方法上确实太过单一，课堂显得过于枯燥沉闷，气氛不够热络，多样性与互动性均显不足，效果也不够理想。
三、对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思考与建议
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不是具体哪一个教师或者学生的个别原因，有其本身的复杂性，需要从系统上、整体上着眼改变，当然要想取得最终效果，离开作为直接参与者的教师与学生的努力也是不可能的。以笔者陋见，针对目前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尝试与变革:
1．在古代文学教材的编纂上应追求合理化与多样化，在课时安排上应更加具有针对性与科学性。
如前所述，现阶段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中基本上是文学史加上作品选，而且以史论为主，其局限性显而易见。为避免教学实践上“文”与“史”两张皮的现象，应当寻求文学史与文学作品的有机结合，而不能再人为割裂，故对文学史与文学作品的编纂安排应做到全盘谋划，最好能做到浑然一体。在这方面，四川大学曾作了有益的尝试，该校中文系曾在本世纪初推出一套《中国文学》教材(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采取作品选与史论合一的模式，在比例安排上淡化了史论色彩，更注重讲授中国各体文学的特点，注重解读文本与阅读文献资料。全书五卷按照文体分为若干编，每编均有史论式的概说，简明扼要;编下分节，主要内容是主要作家的传略与其作品选读。这种编纂体例强调中国各体文学本身，引导学生诵读经典文学原著，是一种积极的尝试。希望能有更多高校与专家投身于这种探索与改造，正本清源，编纂出更好、更多的古代文学教材，惠及学人。正如第一部分所述，目前的古代文学教学，除了教材问题，在具体教学过程中还存在重文学史轻文学作品的问题。在这种模式下，学生乃至于教师，无须多读古代文学作品，只需死记硬背当代人总结的特征与规律，即可就作家地位、艺术成就、学术思潮、流派传承等高谈阔论，应付考试与教学，实际上都是在转售二手知识。为改变这种状况，在古代文学的课时安排上必须着手改变。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当有意识地增加对文学作品的讲授，增加其在古代文学总课时中所占的比重。同时，注意帮助和督促学生，使其对古代文学作品能够多诵、多读、多品，去真切感受中国古代文学的艺术魅力，体悟中国古代文化的深厚底蕴，从而培养学生高雅的情趣与华贵的气质，最终让他们能够发自内心地喜爱上古人创造的这些文化瑰宝，并能终其一生地浸润于其中而受惠无穷。
2．在古代文学课堂讲授的内容与方式上应当力求创新，尽量采用学生更容易接受的方式授课。
目前，古代文学课堂讲授的内容与方式过于传统，效果不是很好。现代社会科技的飞速进步与其他学科理论的发展，不断为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改革与创新提供新的手段与素材，关键是看我们能不能及时抓住并有效地利用这些有利的资源、机会与条件。首先，在讲授方式上，应当充分探索生动活泼的教学方式。目前在一般高校，多媒体教学均得到普及和使用，深受广大学生与青年教师的欢迎。但在具体运用过程中，由于多方面原因，很多人也就是简单地做些PPT课件，在上课时起到提示记忆和节约板书时间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掘这种多媒体教学方式的潜能。实际上，我们可以利用这种多媒体资源，把古代文学课程以更加丰富多彩、更加生动有趣的形式表现出来。通过在互联网上寻找资源，可以把古代文学作品结合舞蹈、书法、绘画等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以朗诵、吟唱、歌曲等能充分宣示表达感情的方式予以呈现，再辅以背诵、情景再现与模拟训练，加深学生的印象，引起他们的兴趣和情感的投入。其次，在讲授内容上，注意与时代结合，与相关学科知识的联动。在当代社会，古代文学之所以受到一定程度的冷落，正是由于时代的变迁，导致人们对古人作品中的客体对象、语言表述乃至情感表达感到隔膜。因此，在授课过程中，作为教师应当多发掘古人作品中与现代生活共通共享的情感、道理与方式，同时，注意历史、地理、物理、自然生物、政治制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与研究，注意对原始资料的占有与运用，在讲授中做到融会贯通。在这方面，如易中天、王立群、郦波等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的授课为我们作出了很好的榜样。笔者在这方面也有意识地做了一些模仿与尝试，质量与效果虽比不上上述大家，但还是比较受学生欢迎的。
3．改变目前对古代文学的单一考核模式。
现在以期末考试为主要方式的考核模式，容易养成学生对古代文学学习的惰性。对此，许多同行都有认识，并提出了相应的改革建议。当然，采用这一模式与各高校的管理模式也有很大的关系，一般来说各学校每一学期都会要求各任课教师就自己所授课程提前命题出卷，并统一排版印刷，统一组织考试。学校采用这样的管理方式，自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现在要考虑的不是要不要取消这种期末考试，而是在保留这种方式的前提下，如何进一步完善对古代文学课程的考核方式。以笔者考虑，可以将期末考试成绩降低到总分数40%左右的比例，将其余分值分配到出勤率、课堂笔记的整理、课堂互动的参与、平时布置作业的完成情况等可以动态反映学生对古代文学知识的学习与掌握的项目上。如果采取这种综合性的考核模式，不仅可以大大提高学生上课的积极性，而且对于课堂上听课的认真程度、参与课堂互动的热情以及平时完成作业的质量等都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如能科学规划并长期实行，对于学生古代文学课程的学习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4．探索开展古代文学的互动式教学。
为改变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机械地单向传输的教授模式，应该积极想办法调动学生的激情和积极性，注意探索开展互动式教学。在每一学期的课程中，在教学内容中选择二到三个开放性与参与性强的主题，作为互动式教学的内容，将相关教学计划提前告知学生，让学生事先做好充分准备。在具体方式上，教师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采用灵活多样的方式，如正反辩论、分组讨论、典型发言、话剧表演、诗词朗诵、学生讲课，等等，内容可以精心适当选择，具体方式可以随机变化。如果班里有古代文学底子较好、实力较强的学生，甚至可以考虑引导学生模仿古人作品进行创作，与古人和诗，依令填词，代古人回信等。将互动式教学与正常对古人作品的诵习及相关史论的教授相结合，不仅可以巩固深化学生对古代文学的相关知识的掌握，而且能够激发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造活力，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还可以使学生将古典名篇中优美典雅的语言艺术转为己有，并较好地掌握古人文学创作中的独特技巧，将其转化为一种较为实用的技能，最终能以精炼雅致的文笔撰写出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各类文章。可以说，如果互动式教学搞得好，可以达到学好古代文学课程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双重目标。在教学过程中，笔者曾经鼓励学生主讲过自己熟悉的内容或章节，也主持学生就王安石《读孟尝君传》中“鸡鸣狗盗之出其门”与“士之至与不至”进行过分组讨论，参与讲课、讨论的学生表现都很积极，效果很好，学生也比较欢迎此类活动。对于互动式教学，关键是事先要选择好主题，做好规划，在进行过程中做好引导，控制好时间与节奏，同时还要注意不要脱离整体的教学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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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校开始使用计算机辅助教学至今已有8个年头，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发现多媒体辅助教学对于古代文学的授课既有很大的帮助，同时也存在着不可小视的弊端，在此略加探讨，有待指正。
1 多媒体辅助古代文学教学的优势
首先，可以引发学生对古代文学的学习兴趣。
古代文学作为伊犁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基础课程，长期以来受到高度重视，但是这样一门集文学、史学、哲学于一体的中文传统专业课程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却不能引起学生足够的学习兴趣，这也使多年从事古代文学教学的老教师们深感头疼。当然，这并非是由于教师的知识储备不够丰厚，而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从2008年起，招收的学生都是“90后”，这一代学生是伴随高科技电子产品成长起来的一代，思维非常活跃，但很难长时间集中注意力；二是随着社会的高度发展，学生更加注重自身应用实践能力的培养，而对潜移默化提高自身素质的传统学科缺乏应有的重视；三是古代文学课程本身存在的一些特点导致学生缺乏足够的学习兴趣，比如讲授的内容尤其是先秦两汉部分文言成分较多，学习过程中需要跨越的语言障碍较大，使学生疲于学习；针对当代大学生和古代文学自身的特点，在教学中适当采用图片和影音资料来拓展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就显得尤为重要。
其次，使用多媒体可以大大增加古代文学的课堂信息量，提升教学效果。
古代文学上迄先秦时期，下止清近代，时间跨度长、内容含量大、问题头绪繁多、作家作品众多，而有限的教学课时远不能满足庞杂的教学内容的需要，尤其是近几年来对教学课时的压缩，更是难以做到面面俱到，以伊犁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例，古代文学课由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周课时6节压缩至周课时4节，2011年修订的教学计划中又进而压缩成周课时3节。因此，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讲授更多的内容便成为古代文学老师所面临的一大难题，而一些古代典籍，由于文字艰深，口头介绍学生又很难听懂，板书又受时间限制，上述众多难题却在事先准备好的多媒体课件面前迎刃而解。且以图像、声音、动画配合文字，更有助于加强教学的直观性和生动性，同时还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课堂容量，也不至于使学生久听乏味而导致疲劳。首先，以图而言，中国古代丰富的文化遗迹，如佛像、书法、绘画、雕刻，封建王朝的疆域、版图、图表、示意图，戏曲中的生、旦、净、末等角色形象可以以图画的形式展示给学生。其次，以声而论，如诗词诵读、古曲演奏等以音频形式播放给学生，使学生手、眼、耳并用来加深印象，提升学习效果。如像《春江花月夜》这样的经典作品配以音配画的朗诵，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可以将学生带入诗境中，体会其“尽管悲伤，仍然轻快；虽然叹息，总是轻盈”的基调；再次，以动画而论，如戏曲片段等视频材料的播放也能使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文学的魅力，比单调地讲授文字剧本，效果要好得多。通过多媒体辅助教学，能够使授课内容得到生动直观的展示，不但丰富了课堂知识量，加深了学生印象，而且增强了教学效果。
2 多媒体辅助古代文学教学的问题思考
首先，过多依赖多媒体课件，变多媒体为电子黑板。在教学过程中，很多教师用多媒体课件的展示取代了板书，甚至个别教师直接将教案的word文档当做课件展示给学生，这样不但重点不明晰，使得学生的学习目标不明确，而且造成教师满堂灌、学生满堂抄的被动局面。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有些教师的“三笔字”不过关，羞于在黑板上写字，完全依赖多媒体；另一方面是由于对现代教学手段的特性认识不够，造成单纯使用课件而不能掌握其特点来辅助教学。具体来说，多媒体的内容往往是按照一定顺序逐一点开展示给学生，是事先准备好的静态教案的浓缩，通过PPT的回放可以进行整体回顾；而板书所展示的则是一个动态的教学过程，教师根据学生的课堂反应适时对学生迷惑难解的问题尤其是字词进行板书，让学生对学习内容有更为具体透彻的把握，使多媒体和板书两者相结合，起到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作用。
其次，忽视教学对象，将课堂变为教师个人的单纯演示。在教学过程中，由于部分投影仪等设备状况不是最佳状态，造成屏幕不清晰，有些教师在授课时将窗帘拉得很严实，上课就像放电影，教师似乎变成了电影放映员，以至于根本忽视了教学的主体――学生的存在，而教师的主导作用也没有得到充分展示，变成了以课件为主体和主导了，完全背离了教学的本质。新课程改革强调，教学过程必须是师生平等交往，积极互动，共同发展的过程，而引进多媒体手段辅助教学之后，很容易将学生的目光引向屏幕而非教师身上，但越是如此，越需要教师在上课的时候多多注意和学生之间的交流互动。
再次，多媒体课件设计存在问题较多。目前本校的课件制作主要存在以下问题：第一，课件过于单调或过于花哨。第二，课件背景色与字体选择不当，导致课件模糊不清，致使观看者感到视觉疲劳；第三，以教案取代PPT，文字太多。没有充分发挥多媒体课件应有的辅助功能，也致使学生只顾埋头记笔记，而不能当堂有效消化吸收相关知识内容。
3 对古代文学教学中使用多媒体的建议
首先，虽然多媒体课件能够极大地丰富课堂教学内容，提升课堂教学效果，但不能流于表面效应，还是要与传统教学手段相结合。教师更应注意多与学生进行交流互动，使多媒体课件真正成为辅助进而促进教学的手段，充分发挥多媒体的优势，同时做到尽量避免对教学产生负面影响。其次，要做到图片和影音资料的适度，不然会喧宾夺主，使课堂教学偏离重点；再次，文字不宜过多，尽量展示重点，不要将电子课件变成电子黑板。
参考文献：
[1]涂育珍.基于多媒体教学方法改革的古代文学课程建设[J].东华理工学院学报，2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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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代文学作品鉴赏思维与视角转换的必要性
中国古代文学是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从作品鉴赏本身看，传统的鉴赏方法往往从时代背景、题目分析、作者简介、思想内容、艺术特征多方面解读文本，从不同层面和角度肢解一部作品，可以说全面有余但个性不足，虽然“面面俱到”却难以抓住作品的个性与特征，缺乏针对性和深刻性，而且只是就作品论作品。为此，我们应该跳出来，把作品放在一个更广阔的环境中探讨。所以，本文试图通过转换鉴赏思维和视角，结合传统经验和时代需求去解读古代文学作品，一方面可以改进课堂教学的质量，另一方面是通过改革转换学生的鉴赏思维和提升专业能力和水平，更重要的是学有所用，有利于我们的实际需求。
二、古代文学作品鉴赏思维与视角的实践探索
（ 一）创新性思维
当下，我国的建设和发展急需创新性思维的高素质人才，高校任重而道远，古代文学和其他的学科一样有一定的担当和责任，那么为了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古代文学的课堂上，要进行创新性思维的训练。我们首先从古代文学课堂上的作品鉴赏思维入手，其研究应从教师和学生两方面着眼，以“教学相长”为基本原则，以“实现课堂和课外双重效果”为根本目标，去进行创新性探索。争取营造一个语言新、问题新的新的和谐氛围，使教师教学能够更好地达到预期的效果，使学生学有所获。创新性思维具体表现为：
1.从教师的角度
传统的古代文学课堂上枯燥乏味的现象并不少见，通常是教师一个人唱独角戏，从时代背景、题目分析、作者简介、思想内容、艺术特征多方面鉴赏并解读文本，从不同层面和角度肢解一部作品，虽然“面面俱到”却难以抓住作品的个性与特征，缺乏针对性和深刻性，更缺少联系实际需要这一层面。大多数学生也是被动去听，记笔记、背笔记来应对考试，理解、感受、体验文本并学有所用付诸于实践的学生少之又少。所以对教师来说，改变传统教法、设计好课堂、增强自身修养尤为重要。改变传统的方法和模式，不断更新教学内容，用全新的观念融入到课堂当中。当讲到庄子的《逍遥游》时，可以把一些新奇问题穿插融入进来，如： 提出“你自由吗，庄子所追求的这种精神上的自由，我们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吗？ 庄子超凡绝俗，追求自然、自由，孔孟周游列国，致力于实现仁政的理想，追求建功立业，他们谁更可贵？ 谁更可取？ 在当今社会，是否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庄子？ 这个社会还需要他吗？ 你想成为他吗？”等等一些学生感兴趣的话题进行讨论，这样创设问题，可以充分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引导学生通过自己的思考和体验去回答问题，进而达到鉴赏的目的。在培养学生的同时，教师也要注重自身的创新性思维的培养，要不断充实丰富自己的见识，拓宽视野，在教学内容方法，教学理念、模式等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和改革，把这样的状态和创新性思维投入到教学中去，才会更有目的性、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所以说，学生的创新性思维与教师自身的思维视角不断更新息息相关。
2.从学生的角度
教师改变传统教学观念的同时，也要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向学生传达一个信息： 要求他们也改变以往的被动接受的学习方式，使其逐步适应由束缚到自主，由思索到讨论，由体悟到创造的过程。课上自读并思考讨论回答出老师设计的问题，自由地表达出自己的想法。课外学生大量增加自己的阅读量，开展一些定期交流、辩论比赛的活动，一方面检验了古代文学作品鉴赏的收获，更重要的是使这个收获有了一个施展的平台。
（二）综合性视角
很多研究者已从美学、文化学、心理学等视角对古代文学作品进行了多角度解读，在前人的基础上，笔者选择采用针对古代文学作品鉴赏的特点，结合社会现实需求去探索，具体表现为审美与实用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综合性视角。
1.审美与实用相结合
文学作品鉴赏的根本还是要注重所具有的审美性： 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和丰富的人文内涵，培养学生审美情趣和能力，在教授古代文学作品鉴赏时，引导学生用审美的眼光关照作品，从艺术美、情感美等角度去评析作品，比如： 我们赏读陆游《钗头凤》，要抓住其音律节奏和谐的语言美，那透过“一双红酥手”的间接形象美，还有那“红酥手、黄酒、满城春色宫墙柳”的美人、美酒、美景的境界美，这些都是艺术层面的审视，我们还应该把握作品的情感美，堪称千古绝唱的爱恋与相思感人肺腑、催人泪下，让我们在审美愉悦中享受到了这种人类普遍情感，感应到人美情更美。除了审美，在作品鉴赏的过程中，还要注意结合现实的应用。比如： 在注重鉴赏审美的同时，要适应不同层次、不同目标学生的实际，这就需要教师不断丰富自己的教学内容，充实自己的专业及实践技能。如果针对考研的学生，教师可以在课外找一些相关的历年考研试题，在鉴赏作品的同时，可以有针对性地提一提，使部分想考研的同学复习的时候也会有一定的偏重。如果面对部分未来要做中学教师的同学，因为目前中学语文教学传统的模式存在问题，如何适应并改变中学的教学，在鉴赏教学中也可渗透并涉猎到相关的层面。还有很多同学毕业要从事其他的工作，如： 文化部门、企业、事业单位办公室管理和文员、秘书工作，那鉴赏时的思维训练及领略精神内涵的层面对其走上工作岗位都会有一定的潜移默化的帮助。
2.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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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我国著名的教育专家庞维国曾说过：“自主学习是建立在自我意识发展基础上的‘能学’；建立在学生具有内在学习动机基础上的‘想学’；建立在学生掌握了一定学习策略上的‘会学’；建立在意志努力基础上的‘坚持学’”。由此可见，学习并不是简单的信息的输入、存储和输出的过程，它必定是学生主动参与，外化和内化相结合的过程。高职高专学生学习情绪化较强，对理论强的课程兴趣往往不大，长期以来，古代文学课堂上老师滔滔不绝，学生埋头笔记，从思想内容到艺术特点，从文学史到作品选的教学模式，在今天的高专的课堂上效果并不理想。因此，在教学的组织过程当中，拉近古代文学课程与学生实际生活的距离，增强教学的生动性，提高学生的参与的积极性，从而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帮助学生完成自主学习中“想学”的环节。古代文学在语文教育专业的全部课程中由于时间久远，文字障碍多、识记信息量大，一直是学生学习的过程中感到困难较多的课程。因此在课程开设之前，帮助学生正视困难、树立学习的信心、兴趣是尤为重要的。以《诗经》的学习为例，在学习的过程中主要采用两种办法：一是带学生走进《诗经》的时代，在课余时间利用网络、图书馆等资源，了解周代的政治、历史、文化的相关知识，利用晚自习的时间进行交流、分享；二是让《诗经》走进我们的时代。大学阶段，正是学生情窦初开的年纪，我们可以从《诗经》中的婚恋诗的学习入手，拉近学生与古代文学课程的距离，共同体会爱情追寻过程中的甜蜜与苦闷。有了感同身受的理解，学生会认识到抛开文字的障碍，古代文学中这些经典作品其实距离我们很近。在古代文学的学习过程中，经典作品的背诵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但往往也是让学生们头痛不已的事情。在这个环节中，强迫性的记忆往往会让学生们丧失学习的兴趣。可以让学生利用网络搜集经典作品的诵读音频，亦可将同学们中优秀的诵读上传至网络，在闲散时间，利用电脑、手机、MP3等电子设备，反复聆听，并可定期开展诗歌朗诵比赛。在这个过程中，通过诵读激发学生对古代诗文学习的热情，达到熟记的目的，同时又锻炼口语表达能力，提升了自信。
2.2利用多媒体丰富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生理学研究表明，视觉接受信号的能力要优于听觉。教学过程中，利用多媒体教学设备，将视觉与听觉结合在一起已成为现代课堂教学中教师们的共识。在古代文学课程中运用多媒体，一是可以补充大量的文字材料，扩大知识容量，节约板书时间，缓解课时压力；二是通过图片、音乐、视频增加学生的感性认识，使枯燥的讲授变得更加直观、有趣。例如，在讲庄子寓言时，可以将寓言做成动画、漫画；讲唐代文学时，展示唐代的版图、壁画、书法、绘画等来说明其在政治、文化方面的先进与发达；在讲授《春江花月夜》、《红楼梦》等作品的时候播放相关音乐作品，既能加深学生对作品的情感、意境的理解，又活跃课堂气氛，培养了学生多样的文化情趣。当然，多媒体技术只是教学的辅手段，是为教学目的服务的。在使用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适度的原则，不可喧宾夺主。此外，还可以通过网络打造“多媒体教学资源库”，搜集网络精品教学资源，如名家名作诵读、《百家讲坛》、爱课程网站中古代文学相关讲座，建立网络课堂，使学生在课余时间也能够享受到优质的教学资源，把课堂学习延伸的课外。
2.3“散点透视教学法”在古代文学课堂上的应用
近年来，由于课时不断压缩，很多篇幅较长作品没有时间仔细研读，只能进行片断解读，点到即止。如何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使学生掌握更多的精华内容，成了每一位高专古代文学专业课程教师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尝试采用“散点透视教学法”来解决这一难题，即“定点定位，以点带面”。定点定位，指教着确定所讲授的内容在整个知识体系的历时发展和共时结构中的位置，并能根据这位置来确定讲授的重点难点，“点”和“位”的选择，都必需具有代表意义和典型性的。通过对“点”、“位”的讲授，带起了对那个时代、那段历史、那类人物的思考与发现。例如在《诗经》中通过选讲《卫风•氓》，使学生认识到古代社会女性在恋爱婚姻问题上的受迫害与不自主，并使之对《诗经》、汉乐府中的弃妇诗有一定的认识和理解。在教学中，要用联系的观点来加以讲授，既要联系到时代、环境等外部因素，又注重作品在内容、风格、手法的纵向的因袭沿革、推陈出新。这样可开拓学生的知识面，又可辨析异同、把握规律、挖掘深隐、体味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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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在学习中努力培养良好的阅读理解能力。要能基本读懂先秦两汉以来的重要文本，即能够借助工具书和注释疏通文本；对于某些重要的古代文献，更需要通读；对于若干重要的名篇佳作，不仅要从头到尾熟读，甚至要能够背诵。
传统的教学方法对学生影响至深。我们的学生从小到大一直习惯于“老师讲学生听课下背考试写考完忘”这样一种固定的学习模式。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遵循的就是老师讲什么，考试考什么，学生听什么，这样一条固步自封的路径。导致学生学习的主要目的，演变为考试得高分；学生学习的主要方法，变成了上课记笔记，下课背笔记。在这样一种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的学习追求之下，哪里谈得上古代文学文本阅读能力的培养？学生对于古典文学名篇，不仅做不到通读，更谈不上记忆和背诵了。
通读乃至背诵重要的古籍文本和诗文名篇，是中文系本科生提高古代文学文本阅读能力和解析能力，打好学习基础、扩大知识领域、培养写作能力和艺术感受能力的重要途径。例如学习先秦文学史中的《诗经》，若不背诵其中的佳作，学生就很难深刻理解诸如赋、比、兴等重要概念。朱熹解释赋、比、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诗集传》卷一）如何理解“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就是“赋”？通过背诵《诗经》中的作品会有助于学生理解这一概念。如《诗经》中著名的弃妇诗《氓》，开头一、二章“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乘彼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以及第五章“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其笑矣。静言思之，躬自悼矣”，第一、二章用赋的手法具体描写男子向女主人公求婚以至结婚的过程，后者则用赋的手法叙述女主人公被弃前后的处境。由此学生就很容易理解“赋”乃是一种艺术表现手法，即平铺直叙事物和抒写感情。那么如何理解“以彼物比此物”就是“比”？背诵《硕人》一诗，其中“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用一连串日常生活中人们熟悉的东西来比喻、形容庄姜的美丽，是“比”；《黍离》一诗中“中心如醉”，“中心如噎”，以生活中我们易于理解的动作或感受“醉”和“噎”来表达忧思之深，是“比”；再如《简兮》中“有力如虎”，《大东》中“其直如矢”，二者用具体形象的“虎”和“矢”来描摹抽象的“力”和“直”，使得抽象概念形象易懂。由此可知，比就是比喻，打比方。那么如何理解“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就是“兴”？如《桃夭》中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烘托渲染女主人公出嫁时的喜庆气氛，《谷风》中以“习习谷风，以阴以雨”象征夫妻间笼罩着阴影，《蒹葭》一诗三章的首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蒹葭凄凄，白露未”、“蒹葭采采，白露未已”，通过渲染三幅晚秋河滨不同时间的景物烘托诗人由于时间推移，越来越迫切地怀想“伊人”的心情，三者均运用了“兴”的手法。由此可知，兴就是触物起情。所以，在古代文学的学习中，以作品为依托，熟读及背诵作品是理解抽象概念和提高阅读理解能力的前提和基础。
中国文学史中其他内容的学习也是同样，如对《楚辞》、汉乐府、古诗十九首以及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通读乃至背诵，才是理解和学好这些内容的不二法门。
二是在学习中努力培养良好的文学鉴赏能力。若要学好中国古代文学，还需要在通读、背诵名篇佳作的基础上，学习细读文本、分析作品的方法，为培养良好的文学鉴赏能力做准备。
我们的学生在传统教育模式之下，以考试为核心指挥古代文学课程的学习，使得营养丰富、激情四射的古代文学课程不知不觉演变为枯燥乏味、佶屈聱牙的古人之“牙慧”。那么，如何让学生在古代文学的学习中，既能吸取到丰富的营养，又能尽情领略古代文学之美呢？我认为，只有通过不断解析具体诗词文作品，学生才能逐步提高自己的欣赏水平，培养出良好的文学鉴赏能力。
如在宋代文学史的学习中，如何把握宋诗有别于唐诗的特质，是一个核心问题。而把握这个问题的关键，可借助于代表宋诗典型面貌的“江西诗派”来解读。因黄庭坚被尊为“江西诗派”之祖，所以对于黄庭坚诗风的解析，有助于学生开启了解“江西诗派”之窗，进而打开把握宋诗风貌之门。
以黄庭坚代表作《寄黄几复》为例，诗云：“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蕲三折肱。想见读书头已白，隔溪猿哭瘴溪藤。”黄庭坚与黄几复为挚友，诗赞好友之清正廉洁、勤奋好学，对其沉沦之晚景深表惋惜，情真意切，感人至深。此诗在“资书以为诗”、以故为新、运古于律、拗折峭拔等方面，突出表现了“江西诗派”的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可视为代表宋诗特质的诗作。诗中，两位挚友一居北海，一住南海，相思却不得相见；熟典“寄雁传书”随之而来，黄庭坚却不走寻常路：“寄雁传书”之后紧接令人伤感的“谢不能”，熟典立刻生出新奇之意。想托雁儿寄信，雁儿却谢绝了。把雁儿拟人化，活泼有情趣。第二联“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上句追忆京城相聚之乐，下句抒写别后相思之深。“一杯酒”、“ 十年灯”，均是常见之物；“桃李”、“春风”，也是熟词。“江湖”有流转飘泊之意，“夜雨”含孤独寂寥之思，“灯”是“十年”的“江湖夜雨”中最具温暖情思的意象：两位挚友各自沦落江湖，每逢夜雨独对孤灯之时，思念泛起以致深宵不寐。这是二人之间延续十年的画面！后两联从“持家”、“治病”、“读书”三方面赞美黄几复之为人与处境。颈联写他将全部心力用于“治病”和“读书”，“治病”句化用《左传・定公十三年》中成语：“三折肱，知为良医。”意即一个人若三次摔断胳膊，就可成为好医生，推其原因当是他必然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其实黄庭坚诗中之意不是说黄几复会“治病”，而是借此说他善“治国”，用的是《国语・晋语》里“上医医国，其次救人”之说。诗人于言外有无限感慨之思：好友有治国救民之才干，却不受重用，还要跌跌撞撞地在尘世碰壁下去！尾联与首句“我居北海君南海”照应。诗人想象中，十年前与自己在京城的“桃里春风”里把酒言欢畅谈理想的好友，如今“读书头已白”，“隔溪猿哭瘴溪藤”的映衬使得整个画面更显凄凉萧瑟。诗人的不平之鸣和怜才之意，尽在其中。
黄庭坚讲究“点铁成金”之法，极力推崇和学习杜甫的律诗之法。杜甫律诗讲究用典；黄庭坚则将这一点推到极致，追求“无一字无来处”。这首《寄黄几复》即为其“无一字无来处”艺术追求之印证。此诗因活用典故而内涵丰富，并不晦涩；又取《左传》、《史记》、《国语》中散文之语入诗，更予诗以苍劲古朴的风味。
宋人严羽《沧浪诗话》总结宋人写诗特点为“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是说宋人写诗常常把诗当作文章来写，好发议论讲道理，好用典故显学问。通过对黄庭坚代表作《寄黄几复》的解析，可引导学生了解“江西诗派”这一北宋后期形成的诗歌流派及其特点，期理论宗旨为“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强调“无一字无来处”的创作方法，强化“以学问为诗”的宋诗风格特色。在这种作品解析的过程中，进一步让学生去理解宋诗重“理趣”轻“情韵”的特点，把握宋诗有别于唐诗的风神气骨，循序渐进地培养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名篇佳作会潜移默化地涵养我们的心灵，提高我们的文学修养。所谓“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学生的精神境界也会在这些佳作的滋养下，不断开阔、提升，其艺术感受能力和艺术鉴赏能力也会随之增强。
综上所述，中文系本科生要想学好中国古代文学这门课程，培养良好的阅读理解能力和良好的文学鉴赏能力是重要的前提和基础，是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1]傅璇琮等.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篇13
一、中国古代文学教育改革的重要性
(一)有助于优化高校文学教育实效
前期，高校进行了一系列古代文学教育的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在教学改革过程中偏重于教学手段方面的改革，对课程理念、课程内容缺乏研究，对课程设置的目标不够明确，没有实质性的推动古代文学教育改革的发展。新时期推动高校文学教育改革对推动课程教学、研究具有重要作用，对培养古代文学创新人才，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二)有助于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发展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日益加剧，未来综合国力的竞争对高等教育质量提出新的要求。中国古代文学教育改革有助于推动高等教育改革，从课程设计、课程教学方法、课程目标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有助于增强高等课程竞争力，提高教学效率。
(三)有助于传承中国古代文化
中国古代文学蕴含深刻的人生体验、哲学智慧和具有天然的教化功能。为了提升社会整体道德水平和国民修养，当今社会需要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文化熏陶。因为它承载着中华优秀古代文化和民族精神，有着开启民智和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的作用。可惜之前这门课程没能发挥其在国民教育中的应有作用，而随着社会不文明行为的增加，课程也需要由知识教育变为道德教育与综合素质教育。
二、当前中国古代文学教育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重教学方法、手段，缺乏改革理念和目标
当前中国古代文学教育改革偏重于教学方法和手段上的改革，对中国文学教学理念研究不够。虽然在教学方法和手段上的改革，在一定程度可以丰富课堂，提高课堂的活跃性，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但是长期使用这一教学方法和手段，或者经常性的变化教学手段和方法，势必会让学生产生厌倦情绪，不利于提高教学效率，达到教学目标。对于长期不重视教学理念和目标的研究，不利于学生找到认同感，学习的目标意义不明确，在学习古代文学课程上，没有目的性，对学习程度界定模糊，取得的效果鉴定不明确，都不利于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二)重实训技能培养，缺乏相应的实训手段
随着大学古代文学教育改革的深入，对中国古代文学教育课时相应减少，更多的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训技能，很多高校在对学生考核评价时偏重于课程实训，高校古代文学教育由理论为主，转变为实践教学，给学生增加了相应的实践学时。高校普遍认识到了实践教学的重要性，但不清楚如何进行实践教学，应用什么样的手段去开展实践教学。很多高校会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去引导学生学习，通过观看影片的方式来完成实践教学任务，虽然教学方式有所变化，但是取得的教学效果仍然不够理想，对中国古代文学教育长期发展，对提高高等院校学生的实践技能仍显不足。
(三)重文学作品学习，缺乏国学经典创作
中国古代文学教育课程内容设置主要是中国几千年以来的文学作品，这类作品一般是历史传唱，文学色彩浓厚，且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具有显著的教育意义。这类作品得到了高等院校的重视，在安排课程时对于课时的安排就相对多一些，研究力量也强一些，各高校也纷纷成立专门的国学院，开展国学教育，开始重视国学经典诵读。高等院校在开展课程评价，对学生进行综合考核时，在国学教育、研究方面的比重更加偏重一些，平时就要求大学生要开展国学阅读主题活动，列出必读科目，将平时的表现和最终考核结果综合进行评价，在一定程度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是一些学生的阅读主动性不强，疲于应付的思想还存在，笔记报告流于形式，取得的效果不明显。
三、中国古代文学教育改革措施分析
(一)科学设置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改革理念和目标
科学设置本课程的目标，使学生通过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史，掌握基本的文学作品知识和文学史常识，加深对中国古代文化、中国古代文学悠久传统和主要特点的认识和理解，提高文学素养和审美能力。对古代文学课程的基本要求，对于基本常识要熟练掌握，对于文化常识能够正确判断。掌握中国古代文学的言说方式和艺术特点，能运用文学、语言学、美学、历史等相关知识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家、作品、文学事件、文学现象、文学流派进行分析和评述，在宏观上掌握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发展线索。
(二)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的改革
高等院校在加快推行古代文学教育教学手段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利用现代化的教育手段和技术在高等院校非常普遍，现代化的多媒体手段可以很形象的展示教学内容，让学生很容易接受理解。使用很普遍的是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手段，以声光画的方式展示在学生面前，让学生很深入的了解，有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高教学效果。高等院校应该注重为教师提供诸多素材的条件，因为在制作这些音像资料和文字材料，需要大量的背景材料，如果没有便利的资源和条件，会极大增加教师的工作量，做出的多媒体资料借鉴意义也很有限，不利于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在对资料的选取要本着实用，能够扩大大学生的文学视野，能够形象的说明问题，有助于提高教学效果，克服过去单纯的灌输式的教育，不利于启发学生的思维，不利于创造性思维的发展，让学生主动的学习，深入的研究问题，活跃课堂气氛，推动中国古代文学进一步发展。在研究古代文学课程时要结合其内容和特点，在网络化时代，对中国古代文学文献检索和收集相关学术最新研究成果显得日益重要。将过去那种传统的古代文学与现代网络文献检索有机结合起来，通过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展现在大学生面前，可以有效丰富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兴趣，能够为他们获取更多的研究成果。现阶段，很多优秀的中国古代文学被文化部门，广电中心拍成了优秀影片，在全国各大剧场进行放映，这又为大学生研究了解古代文学提供了一定的途径，使得大学生在轻松的环境中得到学习，激发研究的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