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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与海外对冲基金的发展现状
私募基金是指私下或直接向特定的群体募集资金；与之相对应的是，公募基金（Public Fund），指向社会大众公开募集的资金。我们所说的基金主要是共同基金，即证券投资基金。
私人股权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私募基金，Private Fund），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是指对任何一种不能在股票市场自由交易的股权资产的投资。私募基金目前主要分为以下几种：杠杆收购、成长资本、风险投资、夹层融资和天使投资以及其他形式。在中国的金融市场中，经常被提及的“私募基金”，一般情况下是指相对于受中国政府主管部门监管的，向不特定投资人公开发行受益凭证的证券投资基金而言，是一种非公开宣传的，私下向特定投资人募集资金进行的一种集合投资。我国的私募基金运作方式基本分两种，一种，基于签订委托投资合同的契约型集合投资基金，另一种，基于共同出资入股成立股份公司的公司型集合投资基金。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股指期货、融资融券等对冲工具逐渐推出，促进了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发展。目前，国内私募证券基金投资策略虽然越趋多样化，但仍然以股票投资策略为主。国内对冲工具类型不断增加，对私募基金管理有着更高的要求，为满足更多需求者的需要，优秀私募基金管理者不断涌现，促进了国内对冲基金管理的不断加强。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内外证券市场联系越来越密切，促进我国证券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接轨，使我国对冲基金迎来良好的发展机遇[1]。
对冲基金起源于么美国50年代初。当时使用对冲基金的目的在于利用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产品，和对相关联的证券进行买卖、风险对冲的操作技巧，在某种程度上实现规避和化解投资风险。在金融学中，对冲（hedge）指的是减低另一项投资的风险的投资。对冲是指在降低商业风险的同时，仍旧可能在投资中获利的一种方法。通常对冲是同一时间进行两笔数量相当、行情相关、盈亏相抵且方向相反的交易。这里的行情相关指的是影响两种商品价格行情的市场供求关系存在正相关性，如若发生变化，会同步影响两种商品的价格，且价格变化的方向基本相同。方向相反是指两笔交易一笔买入、一笔卖出，因此无论价格如何变化，交易的结果总是一盈一亏。如果要做到盈亏相抵，两笔交易的数量必须大体做到数量持平。采用对冲交易手段的基金即为对冲基金（hedge fund）也称避险基金，套期保值基金。对冲基金，运用各类金融衍生工具与金融工具，以营利为目的的金融基金，亦是证券投资基金的另一种形式，可以理解为已经风险对冲过的基金。
自20世纪90年代起，海外对冲基金发展速度加快，其有利条件相对较多。首先，对冲基金有着绝对收益目标，更具吸引力，对金融市场环境产生影响。其次，投资者不断增多，为对冲基金投资奠定有利条件和提供基础。再次，市场环境相对较为宽松和活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对冲基金的增长。第四，金融市场中不断涌入优秀人才，为人力资源管理创造了良好条件。最后，金融不断创新，为海外对冲基金的快速增长提供动力源泉。所以，海外对冲基金的发展有着良好的基础条件。
我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与海外对冲基金的发展相比，处于初期发展阶段，不仅投资范围受局限，而且缺少足够的金融衍生工具。其次，在股票交易和过户费方面，我国支出的经济费用较海外国家高，且在做空方面有诸多限制。另一方面，国内期货和期指的费用相对较低，与海外金融市场发展比较接近。
二、我国私募资金与海外资金的区别与联系
前面提到私募基金，是指有关人员通过非公开方式，向具有投资经验的社会公众或人士等募集资金，以实现基金运作。就私募基金的投资方向而言，可将其分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两类。投资于上市企业的资金被称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对于海外而言，没有私募基金的名词，但海外对冲基金与我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相对应，海外风险投资基金与国内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相对应。因而我国基金项目与海外基金项目之间存在区别和联系[3]。
首先，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与海外风险投资基金的运作方式存在相同点，都是项目相关人员以非公开形式进行资金募集，之后将资金投入到非上市企业中，在一定程度上对该公司进行监管，待公司上市或被收购时，收回投入资金。此种投资方式的周期相对较长。
其次，我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与海外对冲基金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既表现在投资策略差异方面，又表现在投资收益方面。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发展速度虽然加快，但金融卖空机制仍然不够健全，导致金融衍生工具较为缺乏，对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不利。海外对冲基金在发展中，具备股指期货、股票期权等金融衍生工具，为对冲基金提供了良好的金融环境。
随着我国法律制度的不断发展和金融市场的深入，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国内与海外对冲基金的距离，但仍然存在着资金运作问题，影响和限制着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
三、制度缺失的不良影响
现阶段，我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发展前景虽然较好，但制度缺失对其产生阻碍作用。
首先，金融期货机制和金融卖空机制的缺失，是国内股票的系统风险难以实现对冲。海外对冲基金是通过对冲交易而规避市场风险，所以对冲手段下的对冲基金，对海外金融市场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我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虽然也存在对冲，但与海外对冲基金存在较大差异。国内缺乏金融期货机制和卖空机制，致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只能单方面获得利益，具有诸多系统风险。所以，加强国内私募证券投资资金的对冲具有必要性。其次，国内资本项目未能完全开放，使只有符合标准的境内机构投资者才能深入海外投资市场，而未取得合法地位的投资者难以涉足海外投资市场，对我国金融市场发展形成阻碍。美国等海外国家的金融市场发展较为完善，其资本项目较为开放，促使投资者可以自由游走于国内外资本市场。由此可见，制度缺失对我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发展不利[3]。
结论：总而言之，加强对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与海外对冲基金比较的研究，对完善金融机制和促进资本项目的开放具有积极意义，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维护我国金融市场的有序性和促进我国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杨世伟.私募证券基金、海外对冲基金与财富管理发展研究[J].新金融，2015，06：47-49.
[2]白文奇，郭树华，袁天昂.中国私募基金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机理分析――基于宏观经济转型与货币政策调控视角[J].时代金融，2014，02：33-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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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投资对象划分，私募基金主要分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两大类。前者是指以非公开募集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的公司股权；后者是指将非公开募集的资金投资于证券市场产品(多为公共二级市场)。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指通过私募形式对具有融资意向的非上市企业进行的权益性投资，在交易实施过程中附带考虑了将来的退出机制，即通过上市、并购或管理层回购等方式，出售持股获利。
通常市场按投资方式和操作风格将私募股权投资分为三类：
其一、风险投资基金：投资人将风险资本投资于新近成立或快速成长的新兴公司，在承担很大风险的基础上，为融资人提供长期股权投资和增值服务，培育企业快速成长，数年后再通过上市、兼并或其它股权转让方式撤出投资，取得高额投资回报的一种投资方式。风险投资基金通常投资处于种子期、起步期或早期阶段，有业务发展或产品开发计划的公司，这类公司由于业务尚未成型，与一般意义上私募股权投资中财务合伙人角色有所区别，所以很多时候将风险投资和股权投资区别分类。在业界比较有名的风投基金包括IDG技术创业投资基金和红杉资本等。典型案例如百度，IDG以120万美元投入百度，随后百度成功登陆纳斯达克，IDG获取了近1亿美金的回报。
其二、产业投资基金：即狭义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通常投资处于扩张阶段企业的未上市股权，一般不以控股为目标。其寻找的公司需相对成熟，具备一定规模，经营利润高，业绩增长迅速，占有相当的市场份额，并在本行业内建立起相当的进入屏障。典型投资代表有高盛、摩根、华平等。典型案例如蒙牛、分众传媒等。据统计，2007年第一季度中国内地市场VC的投资案例中，早期和发展期企业投资总额分别比扩张期企业低156%和14.92%，加之传统行业的持续受宠，产业投资基金的资产规模和投资规模都在迅速扩大。而企业在获得资本的同时也可以利用投资方丰富的行业经验和广泛的人脉关系，为企业的发展提业支持。
其三、并购投资基金，是投资于扩展期的企业和参与管理层收购，收购基金在国际私人股权投资基金行业中占据着统治地位，占据每年流入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的资金超过一半，相当于风险投资基金所获资金的一倍以上。但其在中国却长期扮演着配角角色。最主要的原因是，无论国企或民企，中国企业普遍不愿意让出控制权。企业控制权的出让还有赖于突破制度、舆论瓶颈，以及国人的民族情节，这都需要时间。典型案例如凯雷收购徐工案等。
如根据私募股权投资投入企业的阶段不同，私募股权投资可分为创业投资、发展资本、并购基金以及PIPE（上市后私募投资）等等，或者分为种子期或早期基金、成长期基金、重组基金等。
而根据私募股权投资的对象不同，私募股权投资又被分为创业投资基金、基础设施投资基金、支柱产业投资基金和企业重组投资基金等类型。
当然市场中还存在一些独特的投资基金，比如说天使投资，其最初是指具有一定公益捐款性质的投资行为，后来被运用到风险投资领域。其投资者被称为天使投资人，主要投资于一般私募基金不愿投资的小额项目上，瞄准的一般都是一些小型的种子期或者早期初创项目，一笔投资往往只是几十万美元，他们更倾向于参与到企业的成长中去。由于是自己亲力亲为，其投资速度相对较快，投资成本也较风险投资低得多。
目前一般的私募基金，资金规模多在1-3亿美金左右，投资方向也比较专注于投资人熟悉的领域，比如目前热门的TMT、医疗器械等行业，投资项目一般控制在15个以内，投资的初始金额一般在1000万美金以上，有时项目极具吸引力时，也会出现500万美金的小额投资。当然还有一些大规模的私募基金，资金规模数十亿美金，他们的部分资金更多的关注于传统行业和服务行业。
然而确定投资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情，根据私募基金内部统计的比例，看100个项目，如果有10个左右进入谈判阶段，最终成功投资的一般也只有1―3个。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由于缺乏严格的法律界定，对目前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规模无法进行准确统计。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曾分九个调研小组分别在北京、石家庄、秦皇岛等十个城市进行了私募基金规模及影响的调查，资金规模测估在8600亿―12000亿元。这部分庞大的资金来源相当复杂，据业内人士分析，主要包括三大部分：一是国有企业自有或其他来源的资金；二是股份公司、私营或民营企业流动资金；三是个人“大户”的各类资金。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存在形式也多种多样，目前主要模式有以下几种：
一是目前倍受关注的阳光私募。该类基金让客户把资金交给信托公司，信托公司跟私募基金管理人签署管理协议，由私募基金管理负责投资管理，而资金托管在银行。管理人购买一定的比例如20%，如此利益互通，避免由于利益不一致引起的利益输送。
这种私募借助了信托法的法律基础，法律界定清晰，是规范的信托计划。与公募基金相比，此类信托在投资额度上要大很多，通常为100万起，投资品种和投资比例上要宽松很多，灵活性大为提高，但除了收取较高管理费用、认购费外，通常基金管理人还分取收益部分的20%提成。而且该基金通常只在每月某天打开申购赎回，对资金的时间要求较高。而且比公募基金相比客户如要获取同等收益，则阳光私募需高出公募基金收益30%多，这也是阳光私募面临的最大考验。
第二种是公司型基金，一般几个人出资成立一个公司，注入一笔资金，然后交给一个专业的管理公司去管理。这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方式，特点是参与者必须成为股东，缺点是难以发展壮大，通常只是熟人之间发行操作。
第三种是有限合伙制，一方出钱，另一方出专业能力，共同成立一家公司，在章程中约定分配比例，不完全按照出资比例分配。
最后一种也就是最传统的方式，就是松散型私募基金，由一个人或者一个团队为有资金的客户服务，提供咨询或者操作，这种类型现在占私募总量的绝大部分。其合作形式也多种多样，有的以公司形式接受资金投资委托，有的仅以口头协议直接为客户进行帐户操作等等。
谈到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大家第一点联想到的必然是高收益，然而高收益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优势。
首先第一是灵活，公募基金对同种股票有着10%的投资比例限制，然而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不受限制，一旦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发现了一个价值被低估的股票，他们可以尽可能多的去买这只股票，这就促使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花更多的精力去做企业调研，有时甚至去上市公司以高价买业绩和送配等消息；私募基金还可以做公募基金禁止操作的做衍生品和一些跨市场的套利。
其次是良好的激励机制，因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利润来源主要是业绩收益的分配，而不是管理费，给客户创造盈利越多，他们的收入越多，这也促使了基金管理者会想方设法地提高基金的收益率。
其三，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在投资决策上也更占优势。比如，公募基金的研究部门发现一只有投资价值股票后，往往需要提交报告，开会讨论，风险控制部门审核再到投资总监做出决定要经过一系列流程，时间耗费很长，等做出了决定，投资时机也往往错过了。而私募基金则不用顾虑这些，发现了好的品种，他们能够更快地做出反应。
其四私募做的是绝对收益，而公募基金还要考虑每季度、半年以及年终的排名，对基金经理也会产生很大的压力，这些都会影响长期的稳健投资。
其五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比起公募百亿的巨无霸来说资金规模较小，这样更有利于资金的进出，建仓成本要低很多。
但私募基金同时也存在着诸多隐患：一是私募基金本身不具有合法地位；二是三方主体不合格，一旦发生争议，合同不受法律保护，当事人权利也不受法律应有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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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投资组合是投资者同时投资于多种证券，例如股票、债券以及其他形式的证券。那么，如何才能更好地评估证券投资组合的管理业绩，这对于每一个证券投资者来说都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评估证券投资组合的运行状况是投资管理者经常要面临的问题，传统的评估投资组合管理业绩的标准较单一，仅仅比较不同投资组合之间收益水平的高低。然而，一方面，收益水平的高低不仅与管理者所掌握的技能有着密切关系，还可能与当时市场的运行环境相关，因而不能排除投资组合管理者无视风险、盲目决策带来的偶然成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如果已经实现的投资组合的收益水平达到或超过投资组合管理者在期初所设定的收益目标，那么，即使已经实现的收益水平较低，却也是合情合理。正因如此，评估投资组合管理业绩应当本着“既要考虑投资组合收益的高低，又要考虑投资组合所承担风险的大小”的基本原则，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为投资组合管理业绩评估者提供了实现这一基本原则的多种途径。例如，可以考察投资组合已经实现的收益水平是否高于其所承担的风险水平相匹配的收益水平；也可以考察投资组合承受单位风险所获取的收益水平的高低，这就是评估投资组合管理业绩的风险调整法。下面介绍的三种指数就是基于上述风险调整法思想而建立的专门用于评估证券投资组合业绩优劣的工具。
二、证券投资组合管理业绩评估方法
（一）詹森（Jensen）指数
詹森指数是一种用来测定证券投资组合经营绩效的指标。它是以证券市场为基数，其指数值实际上就是证券投资组合的实际平均收益率与由证券市场线所给出的该证券投资组合的期望收益率之间的差。即：
Jp=E（γp）-{Rf+[E（Rm）-Rf]βp}
其中，Jp：詹森指数；E（γp）：证券组合P的实际平均收益率。
从公式中可以看出，詹森指数就是证券投资组合所获得的高于市场的那部分风险溢价，其风险系数由β系数来测定。从直观的角度来看，詹森指数值代表证券组合与证券市场线之间的落差。投资者可以通过参考詹森指数来比较证券市场的期望收益与基金投资的期望收益，如果某一证券组合的詹森指数为正，则其位于证券市场线的上方，绩效评估为优，如果詹森指数为负，则其位于证券市场线的下方，绩效评估为劣。通过计算詹森指数，还可以推导出估价比率，估价比率是用资产组合的詹森指数α除以其非系统风险，测算的是每单位非系统风险所带来的非常规收益。非系统风险是指在原则上可以通过持有市场上全部资产组合而完全分散掉的那一部分风险。估价比率越高，说明投资管理者在增加投资组合超额收益的同时，使投资组合的非系统风险增加的比例降低，投资管理者的水平越高。
（二）特雷诺（Treynor）指数
特雷诺（Treynor）指数是1965年由特雷诺提出的，它给出了证券组合单位系统超额收益率的算法，用公式表示为：
Tp=（Rp-Rf）/βp
其中，Tp：特雷诺指数；Rp：考察期内证券组合P的平均收益率；Rf：考察期内平均无风险收益率；βp：证券组合P的β系数。
由此可见，某一证券投资组合的特雷诺指数在直观上就是连接证券组合与无风险证券直线的斜率。当这一斜率大于证券市场线的斜率时，证券投资组合的绩效优于证券市场的绩效，此时证券投资组合线位于证券市场线的上方；当这一斜率小于证券市场线的斜率时，证券投资组合的绩效劣于证券市场的绩效，此时证券投资组合线位于证券市场线的下方。
虽然詹森指数与特雷诺指数都是以β系数来测定投资风险，但是β系数并不能用来测定证券投资组合的风险分散程度，β值也不会因为证券投资组合中所包含的证券数量的增加而有所降低，因此，当证券投资组合的风险分散程度提高时，特雷诺指数可能并不会由此而变大，所以，特雷诺指数运用的是系统风险而不是全部风险。因此，当一项资产只是某个资产组合中的一个部分时，特雷诺指数就可以作为衡量绩效表现的恰当指标加以应用。
（三）夏普（Sharpe）指数
夏普指数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廉・夏普于1966年提出的另一个风险调整衡量指标，它是以证券市场线为基础，指数值等于证券调整组合的风险溢价除以标准差，即：
Sp=（Rp-Rf）/σp
其中，Sp：夏普指数；Rp：考察期内证券组合P的平均收益率；Rf：考察期内平均无风险收益率；σp：证券投资组合的标准差。
从直观上看，夏普指数就是连接证券组合与无风险资产的直线的斜率。当这一斜率大于证券市场线的斜率时，此时证券投资组合位于证券市场线的上方，证券投资组合的绩效优于证券市场的绩效；相反，当这一斜率小于证券市场线的斜率时，此时证券投资组合位于证券市场线的下方，证券投资组合的绩效不如证券市场的绩效好。夏普指数调整的是全部风险，这是它与特雷诺指数的最大不同之处。因此，当某一个组合就是某一投资者的全部投资时，通常可以用夏普指数作为衡量绩效的适宜指标。
三、经风险调整的测度指标的选择
在根据投资组合风险来调整收益的方法中，最简单最普遍的方法是与其他类似风险的投资基金进行收益率的相互比较，但是，这种评估管理业绩的方法并不十分准确，这是因为在某些情况下，投资者往往可能会更加注重投资组合中的某一部分资产，而这样的投资组合特征就不再具有可比性。在不同的投资情形下，不同的业绩评估指标具有各自的适用性，投资者在选择投资组合作为自己的投资对象时，不仅要看到收益，而且要区别这种收益的源头在何处，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公正合理地评估投资组合的业绩。为了准确评估管理者的投资业绩，就需要更为精确的经风险调整的测度指标。使用詹森指数、特雷诺指数以及夏普指数评价组合业绩固然有其合理性，但也不能忽视这些评估方法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三大指数均是以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为基础，而后者隐含与现实环境相差较大的理论假设，可能会导致评估结果失真。其二，三大指数都含有用于测度风险的指标，而计算这些风险指标有赖于样本的选择，这可能导致基于不同的样本选择所得到的评估结果不同，因此也不具有可比性。其三，三大指数的计算均与市场组合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而现实中用于替代市场组合的证券价格指数具有多样性，这同样会导致基于不同市场指数所得到的评估结果不同，因此也不具有可比性。
上述三个指标所衡量的风险与收益水平各不相同，这也决定了它们各自适用于不同情形之下的投资组合业绩评估。（1）在投资管理者将其全部风险投资均投入某一个投资组合时，夏普指数是衡量投资管理者业绩的最佳指标。（2）在投资管理者将自己的组合与市场组合混合成新的组合时，估价比率是衡量投资管理者业绩的最佳指标。由于投资组合P要与市场组合相互混合，所以投资者最关心的应该是该组合因承担市场风险之外的个别风险所获得多少额外的风险报酬，而估价比率最能反映这一要求。（3）在投资管理者自己的组合只是一个大型投资基金的众多投资组合之一时，特雷诺指数是一个适合的业绩评估指标。由于大型基金拥有众多的投资组合，从而每一个投资组合的个别风险对整个组合风险的影响可以被忽略不计，这时就要求每一个投资组合实现单位系统风险的高收益率，从而使整个组合的绩效最优，因为特雷诺指数所衡量的就是承担单位系统风险所得到的风险报酬，因此它是最恰当的业绩衡量指标。
四、证券选择和时机选择能力评估
（一）证券选择能力的评估
本文主要介绍业绩贡献分析法，即将实际的投资组合与某个基准组合进行对比，然后将每类资产的贡献分解为资产配置的贡献和证券选择的贡献两个部分，并以此来计算各类资产对整体业绩的贡献，由此就可以测度出投资管理者选择证券的能力，具体方法有：1.构建一个可比较的市场基准，如选择指数组合作为市场基准。2.比较实际投资组合与市场组合收益率的差别。3.将每类资产的贡献分解为资产配置的贡献和证券选择的贡献两个部分，并以此来计算各类资产对整体业绩的贡献。
（二）时机选择能力的评估
投资组合的平均收益率与其β值密切相关，同时也取决于市场组合收益率与无风险收益率的对比关系，据此，作为一名优秀的投资管理者，在预期市场行情将上升时，应当选择β值相对大的证券组合；在预期市场行情将下跌时，则应当选择β值相对小的证券组合，调整β值有以下两种基本途径：一是改变投资组合中风险证券与固定收益证券的比例；二是改变风险证券中高β值证券和低β值证券的比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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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规范投资基金的有关法律,如《投资公司法》,将“公司”（Company）这一组织界定得十分宽泛,“任何在法律上具有人格或不具有人格的组织团体”均可以称为公司。创业投资基金的种类也很多,按组织形式的不同,可以分为公司型和合伙公司型两大类。其中,公司型创业投资基金又可分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种形式,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基金本身即是一个独立法人,所有投资者作为基金的股东,对基金资产承担有限责任。由于股东人数较多,基金规模通常较大。
合伙公司型创业投资基金又分为普通合伙、有限合伙、有限责任合伙三种类型。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均被视为“人的聚合”,不存在“公司税”问题,因而运作成本大大降低。在合伙公司型创业投资基金中,有限合伙公司又最为普遍。因此,有必要特别加以介绍。创业投资有限合伙公司的特点,是除了管理合伙人作为“一般合伙人”（generalpartner）对合伙公司承担无限责任外,非管理合伙人均作为有限合伙人（limitedpartner）只需对合伙公司承担有限责任。由于管理合伙人必须对合伙公司承担无限责任,从而对管理合伙人构成一种强责任约束,使之真正对合伙公司运作履行诚信义务与责任,包括限制合伙公司向外举债的金额,将基金的债务限于其资产的范围内。由于非管理合伙人只需对合伙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因而又兼备了公司型基金的股东只需对基金承担有限责任的优点。管理合伙人作为创业投资有限合伙公司的经理人,其本身通常也是一个有限合伙公司,即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合伙公司。由于它主要是通过专家管理优势和社会信誉优势来赢得委托者,而不是像一般意义上的企业那样必须依靠雄厚的资本实力作信用保证,故其资本规模普遍很小。它在创业投资有限合伙公司中所占的份额也通常只有1%,其余的99%则由非管理合伙人认购。
“小企业投资公司”,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创业投资基金,既可以按照一般公司形式设立,也可以按照合伙公司形式设立,其本身的运作也是完全市场化的。所不同的是,由于在其运作过程中政府通过直接优惠贷款或信用担保方式赋予了它一定范围的受信权并在税收上予以必要的优惠,故其设立必须经美国小企业管理局的审查批准,投资运作必须接受美国小企业管理局的监管,以确保其真正投资于国家重点支持的小企业。
除公司型和合伙公司型创业投资基金外,一些学者将商业银行、投资银行、金融公司和实业公司附设的所谓“Venturefund”,也作为创业投资基金的另外一种类型。但更多的学者认为,若其资本完全来自母公司,则由于不具备投资基金特有的“集合委托投资”特征,而不宜归于创业投资基金之列;而只有当其以自有资金与其它确定或不确定多数投资者共同设立创业投资公司（或创业投资合伙公司）时,所设立的创业投资公司（或创业投资合伙公司）才能称得上是创业投资基金。事实上,美国法律中的“企业发展公司”也是指的独立的专业性创业投资基金,全美创业投资协会也主要由独立的专业性创业投资基金组成。
创业投资基金与创业资本
与创业投资基金相比,创业资本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由个人分散从事创业投资,或是由商业银行、投资银行、金融公司与实业公司以自有资金单独从事47《中国中小企业》2000年第4期知识长廊O创业投资（通常是通过一个附属机构）都属于创业资本范畴,但它们都只是一种非组织制度化的创业资本,从法律意义上讲这类创业资本的投资者都是“直接投资者”（Directinvestor）。与由个人或非专业性创业投资机构直接从事创业投资相比,创业投资基金的本质区别在于其由确定或不确定多数投资者通过“集合投资”方式,委托专业性的创业投资机构实现了创业资本经营的“规模化和专业化的机构管理”,因而是一种组织制度化的高级形态的创业资本,从法律意义上讲这类创业资本的投资者都是“间接投资者”。
值得强调的是,由个人或非专业性创业投资机构直接从事创业投资在全社会创业投资活动中一直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由相对富有且具有一定投资经验的个人直接从事创业投资的创业资本,即所谓“天使资本”（Angelcapital）就高达300～500亿美元,相当于创业投资基金总规模的10倍。但由于由个人或非专业性创业投资机构直接从事创业投资,其投资的分散性和非组织性使之寡为人知,其具体的投资活动与规模更是无以准确统计。因此,我们目前通常谈到的“创业投资”,实质上主要是指创业投资基金这种组织制度化的已经作为一个独立产业存在因而可以对其发展情况加以统计分析的高级形态的创业资本。
创业资本与风险资本的联系与区别
考据辞源,“创业资本”（Venturecapital）与“风险资本”（Riskcapital）是两个不同术语。其中的“Venture”与“Risk”虽然意义相关,但性质炯然相异。“Risk”原本就作名词用,表示作为客体存在的“风险”,如“风险分析”（Riskanalysis）。“Venture”则最初用作动词,表示“冒险、敢于做”,作名词用时则表示作为主体发出的“冒险行为”,及其结果“冒险事业”,含有行为主体对其行为目的、实现目的可能需要承担的风险因素的感知,以及基于此所作出的行动方案设计等多方面的涵义。尤其是当其运用于企业创业和对创业企业进行投资这一特定的专业领域时,它更是赋有了特定的内涵,所表示的就不再是一般意义的“冒险行为”和“冒险事业”,而是一种从事“创业”和“创业投资”这种特定意义上的冒险行为,及其结果“创业事业”、创业投资事业”,可以直接用来表示“企业”。因此,应当结合特定的专业内涵,区分其有别于日常用语的本质特征。
“创业资本”概念起源于15世纪。当时手工业发展较早的西欧诸岛国,由于受地域所限,一些富商为了寻求到海外创业,纷纷投资于远洋探险,从而首次出现“Venturecapital”这个术语。地理大发现之后相继建立起来的各类海外公司,如英国、荷兰的东印度公司,荷兰、法国的西印度公司,则直接促成了创业投资事业的萌芽。到19世纪末,美国的油田开发、铁路建设热潮曾吸引一大批富有个人,或通过律师、会计师的介绍,或直接将资金投资于各类创业项目。此后“Venturecapital”一词即开始在美国广泛流传。到20世纪40年代,美国为了适应新兴中小创业企业发展的资本需求,创业资本发展到创业投资基金这种组织制度化的高级形态。经过以上历史演进过程,“创业资本”也就越来越赋有了以下特定内涵:（1）投资对象是创业企业,以区别于对成熟企业的投资;（2）不仅仅提供资本支持,而且还通过提供资本经营服务直接参与创业企业创业,以区别于单纯投资行为;（3）仅仅在企业的创业期进行投资,即当所投资企业发育成长到相对成熟后即退出投资,以实现自身资本增值和进行新一轮创业投资,因而有别于长期持有所投资企业股权,以获取股息为主要收益来源的普通资本形态。
与“创业资本”不同的是,“风险资本”（Riskcapital）这一术语则是从风险属性角度对各种收益具有不确定性的资本形态所做的描述。随着股票市场、期货市场的发展,各种“风险投资”（Riskinvestment）工具层出不穷,“风险资本”这一术语逐步被广泛运用于指称“所有未做留置或抵押担保的资本”,与“安全资本”（SecurityCapital）即“已做留置或抵押担保的资本”对应。“创业资本”作为特指投资于创业企业的资本形态,则与“非创业资本”（Non-ventureCapital）即投资于成熟企业的资本形态对应。目前,一些较专业的词典就对它们作出了严格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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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下乡?不可能吧,城里人炒股尚且大部分亏损,农民炒股的话不是亏更多吗?”南宁股民黄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他表示,证券投资需要专业的知识和对国家宏观政策的把握,要懂得分析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还要防范不时出现的上市公司业绩造假、信息披露违规等。另外,技术分析也很重要。许多高学历的人都难以把握,让农民炒股,风险太大。
不过,也有人认为,不能因为某些城里人炒不好股票就认为农民炒股肯定会亏得更惨。南宁市股民刘先生就表示,虽然股市有“七亏二平一赢”的说法,但亏损的人大多是因为没掌握基本的投资知识和技巧,股票对农民来说不是洪水猛兽。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股市风险确实不小,如果券商想进军农村,一定要对农民股民做好相关的证券知识和技巧的培训。
部分农民“不差钱” 证券下乡有市场
虽然证监会后来表示进行相关调查只是为“开展基础性研究”,并无政策指向,但不少业内人士认为管理层此举绝非“一时头脑发热”,“证券下乡”将成为趋势,并将逐渐成为券商的重要业务点。那么,农村的证券投资需求有多大,农民朋友是否有证券投资的意识?证券投资所需要的资金、网络等条件,农村地区是否已经具备?
据了解,在一些较富裕的农村地区,投资股票、基金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一位来自农村的股民,他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炒股。农村虽然信息相对闭塞,却不缺乏想投资的人。王先生是南宁市江南区苏圩镇的一位农民,2007年,他听说股市容易赚钱,就到国海证券开了户,开始了自己的股市之旅,虽然后来股市下跌亏了一些钱,但他并不灰心。王先生表示,他炒股3年来只是亏了点小钱,他认为主要是自己炒股时刚好碰上股市大跌,运气不好,但他相信自己的脑子不比城里人差,只要股市回暖,就能赚大钱。王先生说,炒股前,他很少读书看报纸,从不关心经济新闻;炒股后,他经常看新闻联播和中央二套的经济信息联播等节目,关注国家经济动向,感觉自己的素质提高了不少,“原来炒股也是一种学习,是一种提高自己的方式”。他觉得在网络化的时代,农民炒股是一种时尚,不是城里人的专利。
阿华(化名)是南宁市江南区延安镇的一位农民,今年30岁,他通过报纸上的证券栏目了解了股市,对股市“略懂一二”,打算今年卖完西瓜得一笔钱后就到南宁开户炒股。延安镇虽然是个仅有3万人左右的小镇,但是除房产之外的资产在10万元以上的家庭初步估算有数百个。碰上丰收的好年景,不少农民都有几万元的年收入,近年来该镇新建楼房越来越多,而在自家宅基地上建两三层的楼房,一般都需要10多万元。
“在很多城里人眼里,农民就是穷,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哪里都有富人和穷人,我们这个小镇上有些人有上百万元,个别人甚至超过千万元。”延安镇一位刘姓农民说,这些年来,该镇有些头脑精明的人经商赚了不少钱,不少人也是“富得流油”。刘先生表示,在附近的乡镇里,比延安镇经济总量更大的苏圩镇和吴圩镇,“富裕起来的农民更多。一块面积不大的宅基地,动不动就是20万元以上,还有人抢着买,而且是全额现金购买。而在城里,很多人买房还得向银行贷款”。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国家三农政策的扶持,越来越多的农民富裕起来,那些富裕起来的农民,投资渠道相对来说还很狭窄。以南宁市江南区吴圩镇农民为例,他们有的把钱放在银行“睡大觉”,有的则在南宁市大沙田等地买房建房,用于投资、出租,炒股的人目前并不多。一位证券业内人士表示,如果平均一户农民家庭拿1万元用于证券投资,以1个镇有1万个农民家庭计算,入市资金将高达1亿元。一个县通常有十多个镇,如果能有效开发,其资金量便相当于南宁市一家规模较大的证券营业部。而目前我国农村人口约8亿人,近2亿户家庭,假设平均一户拿1万元用于证券投资,总量将超过1万亿元,“这上万亿元杀进股市那可不得了”。从估算的数字来看,“证券下乡”的蛋糕似乎很大。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农村居民居住点较为分散,证券公司不可能在农村设立营业部,因此对证券投资感兴趣的农民开户后,只能通过网上交易和电话委托进行股票买卖操作。根据对南宁市江南区吴圩镇、苏圩镇、延安镇的调查,这3个镇早就已经通了互联网,不少村屯如今也可以上网,手机则更加普及。而根据南宁市邕宁区的几个乡镇进行调查时的情况可以得知,目前很多农村地区已经具备开展证券交易的硬件条件。
证券公司:市场很大 难度不小
虽然“证券下乡”的潜力巨大,但一些证券营业部老总和负责开发市场的经纪人仍然表示,“证券下乡”目前还难以真正成规模地开展,农村市场开发起来的难度非常大。
“农民参与证券市场是一个趋势,不过目前还不具备大规模展开的基础,如果想展开,相关工作任重道远。证券下乡首先应该是知识下乡,向农民普及证券知识,在他们具备较好的风险承受能力后,再稳步推进。”国海证券南宁东葛路营业部总经理冯伟斌表示,证券下乡与家电下乡和汽车下乡有很大的区别,家电、汽车属于消费品,而股票则是投资品。他认为,农村的理财需求确实很大,但还没有被有效激发,农民目前的投资渠道不多,进行合理的投资理财是必要的,国债、债券型基金等是比较适合农民的投资品种,证券的范围很广,“下乡”的不应只是股票。
冯伟斌认为,不少城市投资者炒股都亏钱,农村股民相对来说更容易亏损,所以证券知识下乡,向农民介绍股票这一投资渠道时,风险教育显得非常重要,要把证券知识普及和风险教育工作做深做透。他表示,券商在这方面责任重大,因为农民炒股这一问题处理不好,就容易引发社会问题,不利于稳定。
冯伟斌表示,一些发达地区的农民早就参与证券市场,在广西,农民炒股其实也早已不是新鲜事,只不过参与的人还不是很多而已,而如果把农民参与证券投资作为一项大工程展开的话,需要下足工夫。他认为,证券知识下乡的普及对象是那些到过发达城市打工、学习、经商的农村知识青年,因为他们接触过一些新事物,更容易理解、接受股票这一投资方式。另外,“证券下乡”的目标区域,就目前来说是城市的周边地区,而不是太过偏僻的小山村,券商不可能在人口分散的农村设立营业部,农民如果想炒股,一般来说只能通过网上交易和电话委托的方式参与。
相对于一些“专家”,作为营销前线的一员,华泰联合证券南宁营业部的经纪人小苏对证券下乡的潜力很看好。不过,小苏坦言,开发农村市场的难度确实很大,首先,大多数农民还没有投资证券市场的意识,对证券市场很陌生,甚至带有一点恐惧感;另外,对农民股民进行培训的难度也很大。小苏说他有几位客户来自农村,他们对股票很感兴趣,但是他们连基本的电脑操作还没完全掌握,更不用说更复杂的股票投资知识和技巧了,讲解起来很费劲,有时候同一个问题讲解了好几遍,他们才总算弄明白。
业内人士:目前难成行 开展需慎重
由于存在利益关系,券商虽然觉得开发难度较大,但他们大多希望证券下乡能成行。作为熟悉证券市场并处于中立的市场人士,他们对证券下乡有何见解?
“证券下乡要想真正成规模展开,起码还要等15年,如果目前匆忙开展,可能会把农民引入‘歧途’,对农民来说并不是好事。”广西证券市场知名人士夏雨认为,在住房、医疗、教育等大开支项目还没得到有效保障前,证券下乡应该缓行――股票本来就应该是用闲钱来投资,在经济基础还没打好的情况下谈高风险投资并不现实,开展需慎重。
夏雨透露,据他了解,广西有券商在去年曾到一些村镇开展证券营销活动,但是从相关统计情况看,尽管有些农民开了股票账户,但大部分都是从没交易过甚至没存入现金的“空户”,没有实际意义,完全是一些经纪人为了完成任务“拉人头”。一些比较有钱的农民由于受传统观念影响,并不相信股票这种投资方式,他们宁愿到城里买房用于出租,个别人甚至宁愿玩“”等私彩。农民的投资意识淡薄,也是证券下乡难以成行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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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正文]：
保险投资是现代保险业存在与发展的关键。与此同时,保险业的稳健发展,一方面要求保险投资的安全性和流动性,另一方面要求保险投资的盈利性。显然,这三者的协调是十分重要的。而它们的协调需要法律从制度上加以完善,即法律应当为保险投资监管提供制度上的保障。
我国自1980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保险资金运用,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80-1987年,为无投资或忽视投资阶段,保险公司的资金基本上进入了银行,形成银行存款;第二阶段从1987-1995年,为无序投资阶段,由于经济增长过热,同时又无法可循,导致盲目投资,房地产、证券、信托、甚至借贷,无所不及,从而形成大量不良资产;第三阶段始于1995年10月,为逐步规范阶段,1995年以来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简称《保险法》,下同)、《保险业管理暂行规定》等有关保险法律法规,但由于限制过紧,加之1996年5月1日以来的7次利率调整,使保险业发展带来新的问题,尤其使寿险业的利差损进一步扩大,因而,政府曾多次调整保险投资方式,1998年先后允许同业拆借、购买中央企业AA+公司债券,但仍解决利率下调对保险公司带来的压力,尤其难于解决寿险公司日益扩大的利差损。基于此,1999年10月28日,国务院批准保险基金通过证券投资基金间接进入证券市场,这是完善我国保险投资监管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进一步发展我国保险业的重要步骤。
我国目前面临着加入WTO,这要求我国保险业参照国际准则;同时,已进入21世纪,由于各国的金融改革,金融自由化的浪潮,也给我国保险业带来了新的机会与挑战,这也迫使我国的保险监管应与国际大趋势相接轨。本文拟在比较海外保险投资监管法律规定之特点的基础上,对完善我国保险投资监管法律制度提出了若干拙见。
一、海外保险投资监管法律规定的一般特点
纵观海外许多国家或地区保险法及细则对保险投资的规定,尽管早期工业国或后起工业国和地区的投资方式及演进的阶段不同,但仍然存在以下几点带有共性的特点值得我们思索:
首先是确认和保证保险资金运用方式的多元性。在美国、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以及我国的台湾和香港的法律规定中,均规定了多种保险投资方式。这些方式具体包括:债券、股票、抵押贷款、不动产投资等。英国则通过司法实务确认保险投资方式的多元性。由于投资方式多样且较灵活,使得不同的保险公司根据自身的特点选择投资方式,将盈利性大、流动性强和安全性高的不同投资方式进行有效的投资组合,从而稳定了保险公司的经营,并进一步为保险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其次是保险投资比例的限定性。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在注重投资方式多样化的同时,也规定了投资比例。如美国纽约州、日本、德国、我国台湾等均有这方面的规定。这些法律规定不仅涉及了风险比较大的投资方式所占总投资的比例,而且规定了某一投资方式投资与有关每一筹资主体的比例,这样,前者有效控制了有关投资方式所带来的投资风险;后者有效控制了有关筹资主体带来的投资风险,从而为控制投资风险提供了条件。值得注意的是,保险投资比例随着保险业的发展阶段而调整。如日本,在保险投资方式比例方面:存款从1947年的1/3,调整为1956年的35%,1969年则废除了该规定,1998年则改为无限制;拆借贷款从1947年1/20降为1956年的5%、1958年的29%,1969年则废除了该规定,1998年则改为无限制;地方债券,从1947年的20%至1969年则废除了该规定,1998年则改为无限制;公司债券,从1947年的2/3,1987年则废除了该规定,1998年则改为无限制;股票则自1947年至1998年始终规定为30%;不动产则自1947年至1998年始终规定为20%。
第三是关注寿险投资结构的不同性。保险投资的结构因产寿险不同而不同,产险业投资要求的流动性优于寿险,而寿险的盈利性和安全性优于产险业。法律的规定显然要有所体现。比如,美国纽约州的保险法律在规定保险公司投资的形式和数额的同时,对人寿保险公司与财产和责任保险公司的投资结构确定了不同的原则。在纽约州保险法中,适用于寿险公司的投资法以谨慎标准为原则,而适用于财产和责任保险公司的投资法则主要以“鸽笼式”方法为原则。
第四是加强证券投资的管理。在保险投资的发展过程中,证券投资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上升,总的趋势是投资的证券化,但不同类型的国家或地区有所不同。早期工业国的保险投资已基本证券化,并且,在债券投资中股票和公司债券所占的比重呈上升趋势,股票的比重则快于公司债券上升的比例;而后起工业国则还有一个过程。如在美国寿险资产中,贷款所占的比重,1917年为47.6%、1930年为55.1%、1940年为29.4%、1950年为28.9%、1985年为27.4%、1990年为23.6%、1995年为14.4%、1997年为12.2%;不动产从1917年的3%降为1997年的1.8%;有价证券则从1917年的44.2%上升为1997年的73.1,其中,股票投资的比重从1917年的1.4%上升到1980年的9.9%,在稳定10年后,1991年上升为10.6%,1997年为23.2%;公司债券的比重从1917年的33.2%上升到1980年的37.5%,其后1990年上升为41.4%,其后直到1997年为41%左右波动1。这种保险投资的证券化是同美国资产的金融化相联系的,而这种资产的金融化,同保险业(尤其寿险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要求的流动性和盈利性是密切联系的。
后起工业国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共同特点在于:在二战后才开始发展,起点低、发展速度快。国家为了加速经济发展,在强调盈利性、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同时,也强调社会性,保险投资对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起了重大作用。其中,日本保险投资在促进经济高速增长,使日本的经济跨入经济强国后,其保险投资由贷款为主逐步转向证券投资;而韩国的保险投资结构的现状与日本八十年代初期相似,正处于转化中,我国台湾寿险业贷款比重也较高,但不动产的比例较高,这与台湾不动产稳定增值有关,同时,从动态看,有价证券所占比例呈上升趋势。这说明,后起工业国或地区的保险投资结构演进为由直接投资向证券投资的演进是与其经济发展密切联系的。
日本作为后起工业国,80年代以前其投资比例依次为:贷款、有价证券、不动产、存款;而80年代以后,有价证券和存款的比例呈上升趋势,贷款和不动产投资的比例呈下降趋势。1986年证券投资占第一位,贷款退居第二位,1984-1986年存款上升至第三位,不动产退居第四位。其中,从1975年至1996年间,寿险业的投资中,贷款从67.9%下降到34.6%,有价证券从21.7%上升到50.7%,不动产从7.9%降为5.2%,其他资产从1.4%上升为6%。在此期间,1986年是个重要的转折点,有价证券的比例首次超过贷款的比例。日本保险投资是同该国经济发展的过程相联系的。就其过程的特点看,主要有:首先,注重保险投资的经济效益。20世纪50-60年代,日本侧重发展重工业,重工业经济效益较好,于是保险公司投资于机械制造和化工工业;70年代末80年代初,转向以轻工中小企业为主,同期寿险公司短期贷款占61.7%,后来证券投资效益好,又转向证券投资,1975年为21.7%,1984、1986、1996年分别为35.1%、41%、50.7%;贷款投资占总资产的比率由1975年的67.9%,下降为1986、1988、1996年的39.2%、30%、34.6%。其次,关心投资的社会效益和社会影响,包括向新型产业投资、投向社会公用事业、社会开发性投资、为扩大生活消费投资;同时还注意扩大海外投资。
韩国的保险法所规定的保险投资方式有:有价债券投资、不动产投资、贷款或汇票贴现、对金融机构的存款、对信托公司的金钱或有价证券的信托、财政经济部令制定的类似前述第1-5项的方法。并于第15条规定各类投资比例为:对股票的投资不得超过总资产的40%;不动产投资不得超过总资产的15%;保险公司购买同一公司债权及股票或以此为担保的贷款不得超过总资产的5%;对同一人的贷款不得超过总资产的3%,对同一物件为但保的贷款不得超过总资产的5%,对同一企业集团的贷款不得超过总资产的5%;对同一企业集团发行的证券及股票持有量不得超过总资产的5%,外汇、国外不动产及外汇证券的持有量不得超过总资产的10%,中小企业(风险企业除外)发行的股票持有量不得超过总资产的1%。保险公司持有或作为贷款担保的同一公司的股票不得超过该公司总发行股票的10%,但持有国外法人的股票时,可以例外。对增强保险财产运用的健全性和效率性有必要时,金融监督委员会可按保险业务的种类和保险公司的财产规模,在第一款规定的各种财产利用比例的十分之五范围内下调其比例。
韩国寿险业自1950年以来,随着经济形势的变迁,其保险投资中,不动产投资从50%以上降到了1997年的8.5%,其中,配合政府经济发展计划,以及鼓励出口发展重工业,寿险业资金运用转向投放资本市场及放款。目前韩国保险业法及保险资金运用管理规则规定各项资金运用投资对总资产比率为:股票不得超过30%;不动产投资为15%或以下(10%为营业用,5%为投资用);现金及存款为10%或以下。上述规定韩国政府鼓励保险公司多放款给房屋专项贷款,以及中小企业贷款2。韩国保险投资结构的变化为:韩国寿险业投资中,其结构的顺序依次由1981年的贷款、有价证券、不动产、现金及存款转变为1997年的贷款、有价证券、现金及存款、不动产。尽管有价证券的比重从18.5%上升到27.2%,贷款从62.8%下除为48.5%3,但仍然以贷款为主。
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投资结构的演变过程因产寿险而不同。从1991年至1997年,在财产保险业的投资中,其投资的结构顺序依次为:银行存款、有价证券、抵押贷款、贷款。其中,银行存款57.58%降为54.04%、有价证券从17.36%上升为31.74%、不动产从21.11%降为11.2%、抵押贷款从3.96%降为3%,其中股票从7%上升到19.45%,这说明产险业保险投资仍然以银行存款为主,这同财产保险主要属于短期业务要求投资流动性较强有关。寿险业投资中,投资的顺序依次为:贷款、有价证券、存款、不动产、国外投资和专案运用及公共投资,从1986年至1997年,其投资比重分别变化为:贷款从31.29%上升为35.05%、银行存款从23.77%上升为28.03%、有价证券从17.36%上升为28.03%、不动产从27.19%降为10.61%、国外投资从1989年的0.02%升为2.22%、专案运用及公共投资从1994年开始的1.95%上升为2.67%。其位次的变化为:有价证券由第三位上升为第二位、银行存款由第二位下降为第三位。这说明寿险业保险投资中有价证券的比重上升,但仍然以银行贷款为主。
由此可知,后起工业国和地区的保险投资与其经济发展密切联系,在经济发展初期,保险投资中,贷款的比重较高,一方面对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资金,带动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这些投资项目的高回报,带来了保险投资的高盈利。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保险投资由贷款或不动产转向有价证券投资为主,日本的情况,说明了这一点。韩国的现状与日本发展的过程相似,韩国经济仍然处于日本当年起飞阶段,贷款比例很高;台湾寿险投资贷款、房地产比例也较高,这是由于这一阶段这些项目投资盈利性高。但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金融市场的完善,也将逐步向证券化投资过渡。
第五,细化保险资金运用的规范。不少国家和地区就保险资金运用的问题,注意从法律规范上较为详细地加以规定。如日本不仅在《保险业法》中规定保险资金运用的基本范围,同时在《保险业法施行规则》对其作出具体规定;我国台湾在《保险法》有关保险投资规定的基础上,相继制订了《保险业资金之专案运用与公共投资》、《保险业资金之专案
运用与公共投资审核要点》、《保险业资金办理国外投资限制》、《保险业资金办理外投资内容及范围》。它构成了由保险法规定保险资金运用的基本轮廓,由特别法作出具体规定的立法模式。这样便于根据不同时期的情况及时进行调整,既保持法律的持续性,同时又具有灵活性。
二、完善我国保险投资监管法律制度的几点思考
基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所处的起飞阶段,同时处于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投资工具有限、规范交易的制度及组织有待完善,对投资市场的监控和引导乏力。因而一方面基于我国实际,另一方面借鉴海外保险投资监管法律规定的考察,本文认为欲完善我国保险投资监管法律制度,应当考虑以下几点:
第一,应当确立在安全性的前提下保护保险公司实现尽可能多的盈利的指导思想。也就是说,保险公司的投资应在遵循安全性原则的前提下达到尽可能多的益利。因为保险公司也是企业,在确保其资金运用安全的条件下,要以盈利为目标,从而保证资产的保值增值。这样不仅有利于保险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大,而且有利于其偿付能力的增强。
第二,完善投资环境。一个完善的投资环境,应包括有效的投资工具、公平交易规则以及保证这种制度有效贯彻的组织,即投资工具的多样化、交易规则的规范化、交易方式的灵活化、投资监管的有效化,以保证保险资金运用的安全、有效和畅通。
(1)完善投资工具。由于保险投资涉及不动产投资及金融市场的投资,因而,投资工具包括不动产投资和金融市场的金融工具,其中,金融市场的投资是保险投资的主体,因而,金融工具的完善,至关重要。其投资工具包括:债券、股票、票据、贷款、存款、外汇。其中:票据属于短期金融工具,分为汇票、支票和本票;债券和股票属于中长期金融工具,债券分为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公司证券,政府债券分为公债券、国库券和地方证券;股票,含普通股和优先股。
金融市场的投资工具应该是长期、短期和不定期的结合体,安全性、盈利性和流动性不同层次的匹配,以便不同投资者选择,可利用灵活多样的投资工具,有利于保险投资者的选择,进行投资组合,也有利于提高其变现能力。就总体而言,保险公司应金融市场的成熟程度以及自身业务的特点选择投资工具。如在金融市场尚不成熟时,应选择流动性强、安全性高的投资工具。但寿险投资则宜选择安全性和盈利性均较高的投资工具,而不十分要求其流动性。同时,应建立与投资工具相配套的避险工具,如期权交易、期货交易,以防范和分散投资风险。
(2)完善涉及保险投资的法规。投资法规的完善,在于建立保证投资市场公平、有效交易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如不动产交易法、证券交易法、票据法、但保法等,从而保证市场交易有据可依。
(3)理顺投资监管机构及相关部门的关系。法律的真正价值在于它的实施。为保证有关投资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必须建立相应的组织来保证。这些组织包括保险投资的行政主管部门以及配合行政主管部门实施的司法机构,如投资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局、法院、仲裁机构,并且保证这些组织的合理分工协作,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或规章办事,切实保证投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有效实施,严禁任何组织或个人凌驾于法律规章之上。
第三,确认和保护保险投资主体在保险投资方式上有一定的选择权。基于我国经济发展处于腾飞阶段,金融市场发育不全,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资金缺乏,而这些产业投资回报率较高,应允许保险投资主体有权实施抵押贷款或有区域选择的不动产投资;无限度的政府证券投资、有一定限度的金融债券投资和限制较严的股票与公司证券投资。当然,银行存款在目前及未来依然是必要的。从长期来看,待我国经济发展到较发达国家行列、金融市场发育完善,则可转向证券投资为主,那是比较长远的事。
第四,在立法上,放松投资方式的同时,控制投资比例。从法律监管的角度看,在放松投资方式规定的同时,如允许投资于有价证券、不动产、抵押贷款、银行存款等,同时应规定投资比例4。前者是为了提高保险投资的盈利能力,多种投资方式,为保险公司提供了可供选择的灵活的投资工具,从而,为保险公司提高投资回报率创造了条件,当然,也为理智的保险公司投资者提高投资组合来控制风险提供了选择机会;后者则为控制投资风险提供了条件。这一比例分为方式比例和主体比例,方式比例规定了风险比较大的投资方式所占总投资的比例,这就有效控制了有关高风险的投资方式所带来的投资风险;主体比例有效控制了有关筹资主体所带来的投资风险,从而为控制投资风险提供了条件。主体比例,也应按投资方式的风险情况分别对待,对于高风险的筹资主体、高风险的投资方式,其比例应低一些,如购买同一公司股票不得超过投资的5%;购买同一公司债券不得超过投资的5%;购买同一公司的不动产不得超过投资的3%;对每一公司的抵押贷款不得超过投资的3%;对于较安全的投资方式但存在一定风险的筹资主体,其比例便可高一些,如存款于每一银行不得超过投资的10%。保险投资必须强调盈利,因为能够提高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但由于某项投资报酬是该项投资所具风险的函数,如对保险资金运用不加以限制,势必趋向风险较大的投资,以期获得较大的报酬,而危及保险企业财务的稳健。因为每一种投资方式的风险大小不同,一般而言,高盈利的投资方式伴随着高风险,低风险的投资方式则伴随着低盈利,显然,全部用于盈利性高的投资方式,必将使保险公司面临着全面的高风险,使被保险人有可能得不到应有的保险保障,也不利于保险公司的生存和发展,因而,为了保证保险投资的盈利性,同时控制高风险,应规定有关高风险投资方式所占的比例。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工商或金融企业均有破产的可能性,无论采用风险大的亦或风险小投资方式,保险公司都会面临着筹资主体对保险投资所带来的风险,因而,为了控制每一筹资主体给保险公司所带来的风险,必须规定投资于有关每一筹资主体的比例5。
第五,法律应当对寿险和非寿险的保险投资作出区别性规定。由于寿险是长期保险,许多寿险带着储蓄性,更强调安全性,因而,一般可用于安全性和盈利性高、但流动性较低的投资方式,如不动产、贷款;非寿险是短期保险,要求流动性强,不宜过多投资于不动产投资,而应投资于股票、存款。同时,从风险控制看,寿险公司投资的比例在主体比例方面,应严于非寿险,因为寿险期限长、带有储蓄性,控制主体比例,便于保证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从而保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
第六,加强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监管立法。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愈大,表明保险公司可自由运用的资金愈多,则保险投资方式上可选择盈利性大、风险高的方式。通常衡量偿付能力的指标有:净保费与净资产之比;未决赔款准备金与净资产之比。我国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标准。由于保险监管的核心在于确保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所以,对保险投资监管的核心在于提高其偿付能力6。
当然,完善投资环境与放松投资限制相互依存。结合我国国情及保险业的特点,二者应同时兼顾,在完善投资环境的同时,适当放松投资管制。而在投资管制方面,实行严松合一,即在充分放松投资方式的同时,严格控制投资比例。这一比例的大小随投资环境的完善而逐步扩大,在投资环境尚未完善的初期,投资比例应该控制在非常小的范围内,其后逐步扩大。同时,在投资比例方面,也应因方式比例和主体比例区别对待,在初期,主体比例应当控制得更严些。这样既保证了保险投资的盈利性,也控制了投资风险,从而保证我国保险业持续稳健地发展。
【作者介绍】中国政法大学邮编；北京工商大学
注释与参考文献
1资料来源:根据1998《LifeInsuranceFactBook》整理,AmiricanCouncilofLifeInsurance,第109页。
篇7
（一）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历史由来
早在Crammer(1728)和Bemouli(1738)，那时就有对在不确定环境下如何进行投资决策的最初思考，已经提出投资者在最大化财富的同时，也要求最小化风险。20世纪早期，Fisher(1906),Hicks(1934),Kenyes(1936)等开始审视不确定环境下的投资决策问题。1952年，马柯维茨(Markowitz)在《金融杂志》(Journalof Finance)上发表题为《投资组合的选择》，该文中确定了最小方差资产组合集合的思想和方法，开创了对投资组合管理的先河，奠定了投资理论发展的基石。
（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意义
1.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是现代金融理论的一块重要的基石，在证券投资、房地产投资与金融投资中都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2.现代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是第一个关于金融资产定价的均衡模型，也是第一个可以进行计量检验的金融资产定价模型；同时，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还是第一个在不确定条件下，使投资者实现效用最大化的资产定价模型。
3.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可以将风险区分为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提出非系统风险可以通过投资组合来消除，并且给予?系数来表示系统风险。
（三）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核心思想
CAPM的核心思想是在一个竞争均衡的资本市场中，非系统风险可以通过多元化加以消除，对期望收益产生影响的只能是无法分散的系统风险，期望收益与?系数线性相关。在金融投资决策中，风险的度量和管理一直是理论界和实证界所关注的核心问题．
1964年，美国著名投资理论家夏普，提出了著名的资本资产定价公式：Ri=Rf+βi(Rm-Rf)
Ri:第i种证券的预期收益率；
Rf：无风险收益率，一般是一年期的国债利率；
Rm：市场证券组合的预期收益率；
：第i种证券的 系数。
根据这一定义，我们可以得到关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一些结论：
(一)风险资产的收益组成有两种，一部分是无风险资产的收益由Rf表示，另一部分是市场风险补偿，由βi(Rm-Rf)表示。其中β系数表示系统风险的大小，这就意味着高风险资产必然伴随着高收益。这样种将风险分为两类的方法简单化了研究，提高了公式的可用度。
(二)区分系统风险与非系统风险可以有的放矢得降低风险。并非风险资产承担的风险都需要补偿，需要补偿的只是系统风险。由于系统风险不能由分散化而消除，必须伴随有相应的收益来吸引投资者投资，相反，非系统性风险由于可以分散掉，则无需补偿。
(三)市场组合是按照市场份额来安排投资者的市场组合。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指出最佳的组合就是市场组合，市场组合的非系统风险最小，所有的风险投资者都会持有市场组合。
二、套利定价理论
（一）套利定价理论是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发展
套利定价理论(Arbitrage Pricing Theory，简称APT)是在1976年由罗斯(Steve Ross)提出的。套利定价模型是用套利概念定义均衡，不需要市场组合的存在性，而且所需要的假设前提比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更少更合理，从而大大提高了可应用性。
（二）套利定价模型的假设条件和内容
1.所有的证券都具有有限的期望收益和方差。
2．可以构造出风险充分分散的资产组合
3．没有税收和交易成本。
根据上面的假设，资产的收益率可以用k个因素模型方程式来表示:
Ri=e(Ri)+bikFk+……+bikFk+?着i
其中：
是任一资产i的收益;
F是i资产的预期收益;
是相对于第k个因素的敏感度;
是误差项，也可以认为是只对个别资产收益起作用的非系统因素;
对所有资产都起作用的共同因素，也是系统因素，比如通货膨胀、GDP增长率等。由于已知的因素都已经包含在E(R;)中，所以F因素是不可测的，其发生纯属意外。
（三）套利定价理论与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的比较
套利定价理论和资本资产定价理论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
1.模型的假设条件不同
2.建立模型的出发点不同
3.描述形成均衡状态的机理不同
4.定价范围和精度不同
5.适用范围不同
三、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在我国股票市场的实际应用
（一）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在我国证券市场的功能：
1.计算资产的预期收益率。
2.有助于资产分类，优化资源配置。
3.为资产定价，指导投资者的投资行为。
4.有助于资产组合管理的业绩评估。
（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在我国证券行业应用的限制因素：
1.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前提假设的限制性因素
2.我国证券市场的自身缺陷限制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应用。
我国证券市场恢复时间尚短，面临着信息公开化程度太低、信息披露不完善，甚至出现财务报表弄虚作假；投资者结构不合理，投资观念不成熟；缺乏机构投资者；有关部门对证券市场的宏观调控随意性较大；政策法规尚不健全，已经颁布的法规也未能完全履行等问题，
（三）怎么让资本资产定价模型适应我国现在的股票市场
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放松CAPM的一些假设，这样可以提高这一模型的应用范围；考虑证券投资者面临的除不确定收益以外的其他风险，这可以更多的从中国国情出发谈考虑投资者的资产组合问题。
参考文献：
［1］丁耀．组合投资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J］．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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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现了由单一证券税制向复合证券税制的转移。为便于对不同环节课税，在不同的投资环节如发行、交易、所得、遗赠等方面设置不同的税种，实现了由单一证券税制向复合证券税制的转移。这方面有两种不同的具体形式：一是设立专门的证券税种；二是采取扩大一般税种课税范围的方式对证券课税。后者的优点是既可以简化税制，又可以减少立法程序。
3.建立了比较合理的证券税收征管制度。在证券市场中，税制的设置充分体现了不同投资群体与投资种类之间的区别，针对不同的投资群体如个人投资者与机构投资者设置不同的税种，针对不同的投资品种如国债、股票、认股权证等在税率方面进行区别对待。并且在税率的设计、税负水平的确定、征收范围的界定、税收收入的划分和具体的征管方法等方面都做了比较完善和科学的规定。二、发挥证券税制的宏观调控作用和资源配置功能发达国家政府都对证券市场给予积极的支持与监督，保证其积极作用的发挥同时防范金融风险的生成。政府或采取集中型管理体系或采取单一性职能监管方式，都通过完善的法律体系有效管理市场及其参与者，并在法律框架内赋予参与者最大限度的自由。
政府除了可以用证券课税筹集到可观的财政收入以外，还可以通过制定不同的税收政策来发挥对证券市场的调控作用，这种调控作用一般通过以下方式实现：
1.投资导向作用。通过对不同种类的证券课征不同税率和税收负担水平的税收，可以引导投资向税率低的证券转移。通常的做法是，对政府支持的或新兴市场的证券品种征收的税率较低（如风险投资），或采取免税政策（如国债），而对其它产品适用一般或相对较高的税率（如股票）。
2.倡导长期投资，抑制短期投机。通过对不同投资期限所取得的投资所得课征不同税负的税收，引导投资合理化。从稳定市场、抑制过度投机、鼓励长期投资的要求来看，也可以对长期投资和短期投资资本利得实行差别税率。如德国规定对投机性资本利得扣除一定免征额后全部课税，对长期性资本利得免税。法国将短期证券交易利得并入公司所得按33%的税率征收公司所得税，而长期证券交易利得可以先弥补证券交易亏损，对其余额按19.9%的税率征收证券交易利得税。
3.调控交易方式。针对不同的交易方式，设计水平不等的差别税率，如对通过交易所进行交易取得的所得或交易行为征收税率较低的税，而对不通过交易所而进行的柜台交易或其它交易方式所取得的所得或交易行为征收税率较高的税，以利于促进集中交易。
4.鼓励资本积累。对证券投资所得（主要针对股利）和资本利得规定高低不同的差别税率，如对股利征收的税率较高，对资本利得征收的税率较低，可以起到抑制现金股利分配，鼓励资本积累的作用。
5.调节收入分配。为更好地调节证券投资的级差收益，更有效地体现税收的公平原则，各国都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减轻中小投资者的税收负担，如美国对个人股东每一年度的200美元股利收入免税。
三、建立适合本国情况的最富效率的证券税制各国（地区）在制定证券课税政策时，考虑实际情况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证券市场发展的规模和阶段。比如新兴证券市场国家（地区）和成熟证券市场国家（地区）采取的证券税收政策往往不一样。一般而言，新兴证券市场的证券税制相对简单，设计的税率水平也较低，主要的原因是证券税收直接构成了投资者的交易成本，如果在证券市场发展的初期就征收税负较重、税种较多的税收会打击投资者的积极性，阻碍证券市场的发展。但随着证券市场的日益成熟，建立健全的证券税收体系既是取得稳定财政收入的必要条件，也是证券市场稳健运行的
，可靠保障。二是整体的税收制度和征管条件。作为一个国家（地区）税收体系组成部分的证券税制，在税制设计和征管模式的确立等方面必然受到整体税收政策的制约，尤其是很多证券课税是一般税种在证券方面的延伸，本身就是同一税种的不同课税对象，更加强化了这种制约关系。照顾到与整体税制和征管模式的一致性，各国（地区）对于相同类型的证券课税都选择最合适又最富效率的税收政策。同时，在设计税制时各国都充分考虑到纳税的便利性。或者由纳税人自行申报，或者由中介机构及其他机构代缴，并给纳税人一定的选择权，使其能够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选择相应的税种与缴纳方式。下面表A对美、日证券市场税收制度进行横向比较，可以体现出各国（地区）往往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建立适合自己的最富效率的证券税收制度。表A美、日证券市场税收制度比较美国日本
流转税已废止交易税与印花税兼有制度
资本利得税与普通所得税合并对个人、法人、居民、非居民采用不同方式
投资所得税并入个人所得税对个人、法人分别计征
遗赠税总遗产税制分遗产税制
总赠与税制分赠与税制
四、普遍采取从轻课税的政策，推动证券巾场发展
证券课税的优惠政策还体现在对资本利得的课税上。对资本利得优惠课税的主要原因是，①减轻投资者的交易成本，鼓励风险投资。②资本利得实现的时间较长，其中往往含有通货膨胀的成分，如果税负过重，就加大了波及原有资本的危险，③资本利得往往在实现（即平仓）以后纳税，而是否平仓、什么时候平仓是由投资者掌握的，如果税负过重，投资者就不愿平仓，就有可能出现减少市场流动性的“投资锁定”效应。④资本利得是逐步实现的，如果用一般的所得税累进税率一次课征，显然比分期课征税负要重。
就各国证券税制的一般情况来看，涉及投资基金的税赋往往更为优惠。投资基金税收是指对运用信托资产投资于有价证券的投资收益所缴纳的税赋。从纳税程度来看，基金投资的税赋比其他投资一般要轻得多，大多数国家的税制在这一点上都有所体现。从税收项目上来看，一般包括所得税、交易税和印花税等，但各国的情况又有所不同。从纳税主体来看，由于投资基金是由大众投资者分散投资，基金公司集中管理，因此基金公司作为创造收益的机构只是代为理财，纳税人应是不同的投资者，所以各国和地区根据基金投资主体的这种特点，一般都规定基金公司是免税的，纳税者为不同的单个投资者。在纳税的具体方式上，当投资者获得所分配的基金收益后，所应缴纳的所得税由基金公司代缴，当然也可由投资者直接交纳。
五、采取多种措施尽量避免重复课税在交易行为环节，大部分国家（地区）采用印花税或交易行为税的方式课征，没有重复课税的问题，只有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少数亚洲国家实行印花税和证券交易税并行的方式，虽有重复课税的现象，但总体税负较轻。重复课税较普遍也比较难解决的在于证券投资所得的课税方面。在大多数国家（地区），证券所得税往往通过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等税种课征，这样对于同一笔投资收益重复课税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例如，作为公司生产经营所得的利润在进入分配环节之前先纳了一道公司所得税，进行各项扣除以后的可分配利润有三种处理方式：①全部分配给股东。这时个人股东须交纳个人所得税，公司股东须交纳公司所得税。②全部不分配。结果往往是该公司的股票价格上扬，如果卖出股票，股东则须交纳更多的资本利得税。③分配一部分，留成一部分。对纳税的影响为前面两种情况的综合。几乎所有国家都将有价证券的利息、股息和红利所得并入到总所得中计征所得税。为了减少证券投资收益重复课税的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力争避免出现双重征税问题。对此许多国家主要采用下列两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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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柜台交易市场概念
柜台交易市场简称OTC（Over-The-Counter）市场，又称店头市场或场外交易市场，指在证券交易所以外的场所进行证券买卖的市场。和平时所说的主板市场不同，柜台交易市场没有固定的场地，没有规定的成员资格，没有统一的严格的规章制度可循，主要采取报价交易或一对一协商交易方式，交易多样化、个性化的非标准产品。
2 我国柜台交易市场发展现状
目前我国场外市场主要包括两个层次：（1）全国性OTC市场即“新三板”，如2012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全国股份转让系统试点范围扩大至北京中关村、天津滨海、武汉东湖和上海张江等4家国家级高新园区；（2）地方性OTC市场，如天津股权交易所、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重庆股权交易中心和深圳前海股权交易中心等。
因为在中国OTC市场起步晚，发展时间短，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目前我国柜台市场规模偏小。截至2014年5月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的挂牌公司股票发行相关情况显示，2014年1―5月挂牌公司股票发行规模达到47.10亿元，分别由30家证券公司推荐的企业。新三板挂牌企业数量为788家，总股本是269.36亿股。
3 证券公司柜台交易市场定位
按照《证券公司柜台交易业务规范》的界定，证券公司柜台交易是指证券公司与特定交易对手方在集中交易场所之外进行的交易或为投资者在集中交易场外之外进行交易提供服务的行为。证券公司柜台交易市场是为柜台交易业务提供服务、区别主板市场的私募市场。通过对柜台交易业务的发展，产品开发和设计，可以提高证券公司为满足客户的流动性和风险管理的目标需求的能力，并且在产品研发的基础上，提高其托管和结算，支付，交易，投资，融资和其他证券公司的基础功能，发展证券市场结构和市场服务能力，最大限度地提高证券公司的资本中介作用，进一步促进证券公司传统交易业务创新和发展，以利于提升证券公司的主要竞争力。
4 证券公司参与柜台交易市场建设的必要性
柜台交易市场是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为经济发展筹集大量资金，同时也是为风险投资提供退出通道，在促进风险投资发展的同时，带动高科技企业的成长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完善上市公司的退出机制，更能保障证券市场的良性发展。
4.1 建设背景
2010年，“十二五”规划中就已经明确说明，“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显著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稳步发展场外交易市场”，可见作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根基的柜台交易市场，已经在当时就提到监管层的日程上。
2011年以来，国务院常务会议多次明确指出：“进一步推动交易所市场和场外市场建设，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2012年5月，中国证监会《关于推进证券公司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的思路与措施》中，明确允许证券公司探索建立面向适合的客户销售适当的产品的柜台交易市场。为证券公司开展柜台交易业务奠定了政策基础。
2012年12月，中证协了《证券公司柜台交易业务规范》，文件中不仅明确界定了证券公司柜台交易的产品、进行柜台交易的业务资格及有关要求，而且首批选择了七家证券公司进行业务试点。到目前为止，证券公司的柜台市场基本明确建设方向，成为证券公司业务创新的政策保障
此外，证监会领导也在近两年的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中，多次提到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立证券公司柜台交易市场的必要性。可以看出，柜台交易市场作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基础，将迎来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4.2 建设的必要性
柜台交易市场作为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塔基”，无论从规范资本市场结构角度，还是从满足资本市场多元化投融资需求角度，建设发展我国柜台交易市场都有其必要性和紧迫性。
（1）是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规范发展的必要基础。从西方国家成熟资本市场结构看，均呈现出“正金字塔”型结构，金字塔顶部是主板的蓝筹市场，底部是发展规模庞大的场外交易市场。我国目前的资本市场结构呈现“倒金字塔”型，资本市场的结构失衡直接影响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导致我国直接融资占比不足。因此，我国发展柜台交易市场是完善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必要选择，是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结构回归“正金字塔”型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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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税收与直接借贷金融市场效率
税收主要通过影响金融商品价格来影响金融市场效率。在直接借贷市场上，金融商品的价格对各类信息的反应灵敏程度影响着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而税收又影响着金融商品的价格，即在价格之外加了一个楔子。如果税收扭曲了金融商品的真实价格，将会影响借贷市场上的金融效率，影响金融市场满足筹资者和投资者需求的程度。
一般情况下，筹资者只要出足够的价格就能获得所需的资金，但获取资金的成本是不一样的，而税收的影响可能改变原先的筹资成本。例如，对债券收入不征税，那么资金供给者可能会以较低的价格提供自己的剩余资金，从而降低筹资者的筹资成本，这样就改变了不同金融商品的相对价格。如果这种改变是促进金融市场发展的，则有利于效率的提高；反之，则不利于效率的提高。总之，税收影响筹资者对资金的需求结构、需求量，影响投资者资金的供给结构、供给量，从而影响整个金融市场的供需状况，进而影响金融市场效率。
但是，在不成熟和低效率的金融市场上，金融商品价格经常被少数人操纵，价格会因此而长期处于非均衡状态，税收的作用将极其有限。
（二）税收与证券市场效率
证券市场税收主要包括证券交易税和证券所得税，两税共同影响证券市场的规模、结构和行为，从而影响证券市场效率。
1.影响证券市场规模。
在其他因素一定的条件下，证券交易税税负的高低通过增加或降低证券交易成本而引起证券价格的变动，由此影响参与证券交易的投资者数量，影响投资者购入证券的数量和品种，影响证券市场的币值总量。
就证券所得税的作用来看，在成熟的证券市场中，开征累进的证券所得税，具有自动调节证券市场规模的“内在稳定器”作用。证券市场价格上升，投资者收益增加，税负上升，证券市场规模会缩小，证券价格的暴涨将得到抑制；反之，证券市场价格下降，投资者收益下降或亏损，税负减轻或不缴税，证券市场规模得以扩大，证券价格暴跌得以抑制。在不成熟的证券市场中，开征证券所得税会明显减少投资者的证券交易收益，有强烈的抑制股市上涨或促使股市下挫的紧缩效应。
2.影响证券市场结构。
差别证券交易税政策能调节证券市场结构。例如，对买进证券实行低税或免税，而对卖出证券以较高税率课征，会影响证券交易方向，鼓励买进、限制卖出；如果按证券持有期长短区别对待，将改变证券投资的期限结构，如对持有期长的投资者征税实行较低税率，而对持有期短的投资者征税实行较高税率，将减少短期行为，鼓励长期投资，减弱市场风险；此外，将影响证券投资的种类结构，如果实行允许资本损失从收益中抵销等税收政策，将会起到鼓励风险投资的作用。
3.影响证券市场的其他相关行为。
（1）证券税通过对不同交易行为的区别对待，如上述只对卖方征税、对持有期长的证券减税等，将在一定程度上加大投机者的交易成本，从而起到减少过度投机行为及市场盲目交易行为的作用。
（2）用税收手段调节不同投资者的收益差别，还有利于缓解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维护社会的相对公平。如果分配不公，将影响广大投资者的积极性，最终影响证券市场的发展。
（3）证券税可能带来“投资锁定”效应。开征证券所得税，投资者出于规避税负的考虑，可能会选择持有证券，这样不利于投资者根据经济情况变动来重新安排最优的投资组合，干扰资源的合理配置，不利于证券市场的正常运行。
由上可见，证券市场和证券税制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证券市场是证券税制存在的基础。证券市场发展要求证券税制配合，因为过重的证券税收会提高资金成本，特别是提高二级市场上的资金成本，这将降低资金回报率，导致金融资产价格下降，最终将引发大量资金套现离市，不利于证券市场的发展。而且证券税收改变了不同种类证券的相对交易成本，从而影响投资者对不同证券的投资偏好，改变资金流向和证券供求状况，在调控不当的情况下，会破坏证券市场的自然平衡状态，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
二、现状及问题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税收对金融市场效率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那么，我国税收政策对金融市场效率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一）在抑制证券投机方面效果不明显
目前，我国金融市场组织管理能力低、投机性强、抗风险能力弱，市场价格的形成缺乏合理性且无内在稳定机制。价格波动不是取决于经济发展状况，而是对内部消息、小道传闻敏感，价格波动的无理性使金融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投机者的“乐园”，而为投资者设置了障碍。不同投资者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资金大户凭借充分的信息和雄厚的研究力量，往往可以获得数倍于小额投资者的收益，而小额投资者则承担了大部分的市场风险。这种状况不利于证券市场的发展。尽管1997年国家提高了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证券交易印花税对买卖双方都征税，没有免税额的规定，没有期限差别对待，从某种意义上说，提高税率只是为国家增加了税收收入而已。从实际效果看，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单一的调节作用极其有限。
税收调节作用的发挥离不开一个较为规范、完善的证券市场。在一个不规范的证券市场中，税收的作用极其有限，运用不当只会带来消极影响。例如，提高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受打击更大的只会是众多正常投资者。另外，我国证券市场形成的特殊性决定了它的投机性和高风险性。我国证券市场不是现代企业制度的自然产物，而是为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圈钱”而进行的制度设计，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投资者的选择不是根据上市公司的实际经济状况，而是根据消息来进行的，这种风险性决定了广大投资者更多地选择短线操作。如果根据持有期限不同实行差别税率，受影响更大的也只能是正常投资者。
（二）交易税负过重
目前，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为千分之四，双向征收，实际税负为千分之八，这一税负水平在世界范围内是比较高的。长期执行这种税负较重的税收政策，会抑制资金进入证券市场，不利于证券市场发育成长。
三、政策建议
在实践中，金融税收负担水平的确定、税种数量的多少、税种开征时机的选择等税收政策因素，对金融市场的影响极为显著。一旦课税过度或不当，将引起金融市场的动荡不安。必须构建完善、公平合理的金融税收制度。
（一）我国金融税收功能的定位
证券市场是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金融市场效率的重要因素是证券市场效率，税收作用也主要体现在证券市场上，所以本文主要集中在证券市场税收功能的定位上。从世界各国的实践看，增加财政收入不是证券税收的首要功能，宏观调控才是重点，这是由在证券市场中财政收入功能的有限性和宏观调控功能的重要性决定的。财政收入功能的有限性表现在税收收入的增加伴随着效率的损失，而宏观调控功能主要是为了保证证券市场的运行效率。这对于证券市场筹资、产权重组、资金导向和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税收在证券市场上尤其要发挥其收入分配作用，以调动所有投资者的积极性，有利于证券市场的规模扩大。
（二）金融市场的税收调整
金融市场税收涉及范围很广，由于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正处于起步阶段，有关金融市场的税收也极不完善，但证券市场税收的改革确已迫在眉睫，所以目前对金融市场税收调整的重点是证券市场的税收调整。
1.改变利用证券交易税抑制投机行为的倾向。
二级市场上证券交易税是对证券交易双方征收的，虽然它类似于一般商品市场上的流转税，但却与普通的流转税有很大区别。正如我们所知，一般商品市场的流转税将部分或全部转嫁给消费者负担，厂商可以根据税收提高商品的价格。税负不同会影响价格的高低，从而影响消费者选择，实现国家政策目的。而证券交易税是对交易后的行为征收的，其税负实际由纳税人负担，纳税人不管盈亏都要缴税；交易税的计税依据以价格为基础，而证券价格不一定代表真实价值，尤其在我国，证券价格变动较大，使得税负随之发生变化，投资者的风险很大。如果证券交易税上升，成本和风险进一步加大了，投资者可能会撤离市场，影响证券市场的发展。当然，证券交易税在一定程度上能控制交易频率，抑制短线投资。但由于我国证券制度极不规范，广大投资者不敢冒险作长线投资，所以证券交易税更有利于那些掌握信息的大户，会出现不公平竞争的现象。
2.根据不同发展阶段选择税种。
在证券市场发展初期，由于证券市场对税收的负担能力比较弱，且税收征管水平低下，因此，在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方面应持谨慎态度，开征时应选择与征管水平相适应的课税制度。此时，证券交易税是证券税收的主体。但是，根据上述分析，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形成与其他国家差距较大，各种特殊因素使得我国不应以证券交易税来调节交易行为，证券市场的不规范和投资者的理性不足将会限制证券交易税作用的发挥。
随着证券市场步入成熟阶段，市场承受力得以加强，同时税收征管水平也有较大程度的提高，证券交易税的地位将不断弱化，证券所得税将上升为主要税种。
篇11
对各类投资基金是统一立法,还是分别立法,历来有两种观点。反对统一立法的理由有三点,即基金基本性质方面的差异性、国外立法经验的缺乏性以及监管整合的困难性。
那么,基金性质是否有差异?基金的法律本质都应属于信托法律关系,没有太大的区别。而其功能均是意图通过设立基金这种资金集合体以最大限度的实现基金持有人和基金管理人共同获益的双赢结局。从基金的募集方式来看,公募基金与私募基金确实存在着诸如投资对象、信息披露和监管强度等方面的一些差异,但这些差异说到底是发行方式与运作模式方面的差异,而不是法律性质上的根本区别,这不应成为统一立法的困难所在。如债券与股票是两种不同的融资方式,甚至在权利基础方面都存在着不同,但它们都是公司企业直接融资的工具,都以资本证券的方式进行运作,因此将它们在《证券法》中一并调整是必要与合理的。
关于国外立法体例,在美国,《投资公司法》与《投资顾问法》却并非专为证券投资基金而设,由于美国的投资公司即为基金,符合《投资公司法》条款的任何公司即为投资公司。而美国的“商业发展公司”形式的风险投资基金,在遵循《中小企业投资鼓励法》运作的同时,也必须符合《投资公司法》与《投资顾问法》所规定的原则性的基本要求。由此可见,1940年的《投资公司法》与《投资顾问法》事实上应该是作为美国投资基金行业的基本法律而被广泛适用的。在金融海啸席卷全球的情势下,美国的投资银行、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等许多金融机构,纷纷陷入危机,而相比之下,美国的资产管理公司,特别是独立的、不依附于其他金融公司的资产管理公司,却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国有一个统一协调的法律体系和强大监管机制对投资基金予以规范和监管。
当然,当前监管体制的整合确有困难,不同基金分别由不同的机构监管,监管权的分割导致了部门利益的争执,并直接影响了立法进程,而统一投资基金立法无疑会对监管模式的改革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
二、投资基金的组织类型
一是公司制,即资产管理机构(或团队)直接或间接参与设立主营业务为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或资产管理机构不作为股东参与,仅直接或以子公司方式承接管理委托,这在目前国内占大部分;《证券法》和《公司法》对于发起人为200人以下的公司不作为公众公司,为公司型的私募基金提供了法律和政策依据。
二是信托制,主要是由金融机构集合多个客户的资金而形成的基金,直接或者委托其他机构进行PE投资。银监会规定信托公司可以做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证监会规定了证券公司可以集合资产管理,为契约型的私募基金设立奠定了规则基础。
三是有限合伙制,资产管理机构(或团队)设立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从事直接投资的资产管理业务,其中投资顾问公司以普通合伙人身份发起设立有限合伙企业(基金),承担无限责任,基金的其他普通投资人担任有限合伙人,承担有限责任。《合伙企业法》为有限合伙型的私募基金提供了法律依据。
从理论上讲,公司制、契约制和有限合伙制三种组织模式都是可采用的。纵观发达国家私募股权的发展历程,一国既有的法律制度对于私募股权市场的建立和发展、特别是私募股权投资的组织模式的变化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不同国家的法律制度在各个时期有所不同,其采用的主要模式也不尽相同。以美国为例,1933年《证券法》、1940年《投资公司法》、1958年的《小企业投资法》、1961年、1976年及1985年的《统一有限合伙法》等对不同历史时期美国私募股权投资组织模式的变化起到重要推动作用,早期是以公司制为主,而目前有限合伙制模式成为美国私募股权市场的主流模式。
应该说,公司制、契约制和有限合伙制在中国都有其存在的法律基础,只要法律、政策以及监管制度的安排有利于它们在私募股权投放市场中发挥作用,三种模式在中国都具有发育生长的空间。
三、基金组织形式的法律性质
对于契约型基金的法律性质,几乎没有争议的认为是信托性质,在投资者根据信托契约投资于基金时,便失去了对基金财产的控制权,只能以信托人的身份行使信托权利和履行信托义务。存在的争议主要是信托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和法律地位如何确定,学术界历来存在分离论和统一论两种观点。分离论者认为,契约型基金信托关系中有二元合同构造,其一为投资者与基金管理人间的委托合同,其二为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之间的信托合同;统一论者认为,契约型基金有三方当事人,为降低法律关系的复杂程度,必须规定统一的投资信托合同,才能有效地规范三者间关系,并有利于以行政监督方式来监控投资基金的运作。
而对于公司型基金的法律性质存在一定的争议。有人认为“公司型基金的信托财产是通过发行普通股票筹集起来的,契约型基金的信托财产是通过发行受益凭证筹集起来的。前者既是一种所有权凭证,又是一种信托关系;后者反映的仅仅是一种信托关系。”有人认为“公司型基金从本质上还是一种委托关系,基金股东董事会基金管理人之间是一种分级委托关系,基金的收益权和对基金的最终控制权是结合的,而不是分离的。”对于合伙型基金,有学者认为实质上也是一种信托契约关系,英美法系的法律一般认为普通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信托关系,普通合伙人处于受托人地位,有限合伙人处于委托人和受益人地位,普通合伙人作为控制管理和支配合伙企业全部资产的一方,对有限合伙人承担信托义务,具体体现为忠实义务和谨慎注意义务两个基本义务。但是较多的观点认为合伙是有别于公司的非法人性质的其他组织,有其独立的法律性质。
四、基金管理人的设立
《证券投资基金法》规定了公募基金管理人的设立,但未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的设立。
各国的规定,与私募基金本身的注册豁免相比,对基金管理人较少采取豁免注册的,金融危机后对基金管理人的设立上还表现为日益严格化的趋势。美国对投资顾问采取注册制,《投资顾问法》203规定了注册的基本原则及例外。203(b)(3)规定,任何投资顾问,在此前的12个月中,只有不足15个客户,且既未向公众自称是投资顾问也未担任根据《1940年投资公司法》注册的任何投资公司或根据《1940年投资公司法》第54条选择成为商业发展公司且未撤销其选择的公司的投资顾问。2004年12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修改了规则203(b)(3)--1并增加了规则203(b)(3)--2,要求“特定的私募股权资本”的投资顾问要向联邦证交会登记注册。
在英国,根据2000年《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案》,私募可以一种不受监管的集合投资形式成立,但必须由基金管理公司管理,而后者是接受英国金融服务局监管的。基金管理公司需要获核准,才能从事私募的管理业务。
我国采取核准制还是注册制,意见不同。专家建议把管理人分类,分别采取不同设立模式:第一类管理人是想接受政府优惠政策或者想让政府引导基金投向自己发起的基金的,如创业投资基金,这类管理人应该有个设立门槛,应该备案监督;第二类是想接受金融机构和社保基金,这种特定社会公众利益的管理人,要接受行业自律备案管理;第三类是谁的钱都不要,只筹集来自社会的钱,那就经工商注册即可。
五、基金管理人的义务和责任
基金管理人在证券投资信托关系中处于受托人的地位,对委托人负有信赖义务。
日本《证券投资信托法》规定,委托公司(基金管理人)必须忠实地为了证券投资基金受益人的利益作出有关信托财产运用的指示。对投资信托管理公司、受托人管理的投资信托中的信托公司,以及有关的托管机构、分销机构等均明确规定了诚信义务、要求他们为投资者或持有人的最大利益勤勉尽责。
美国《1940年投资顾问法》第206条规定了反欺诈的义务。禁止从事投资顾问业务时对重要事实作不实陈述,或省略某些重要事实之陈述以致产生误导,或有其他欺诈行为或做法。此外,由于投资顾问在法律性质上属于受任人性质,从而投资顾问对其客户负有完整之忠实义务。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依据《1940年投资顾问法》第206条,投资顾问对其客户负有最善意、诚信及完全且充分公开所有重要事实,以免误导客户之义务。
基金管理人的义务类型包括注意义务和忠诚义务。
1、注意义务又可细化为:技能要求(指基金管理人应当具备与所从事的投资行为相适应的能力和资格)、分散投资要求和流动性要求、风险性要求。目前,我国法律仅仅规定了最低水平的要求。国外法律规定,如果管理人宣传或实际具有高于最低水平的能力,相应的谨慎判定的标准要更高。
2、忠实义务。各国在法律上规定了忠实义务,主要是禁止性规定。主要规定基金管理人不能做的内容,至于基金管理人应该如何行为,这属于基金契约。忠实义务包括三大规则:冲突禁止规则、图利禁止规则和诚实不可分规则。对于冲突义务(又分为自我交易的禁止和关联交易的禁止)。我国基金立法中对关联人的图利禁止没有规定,只是在相关通知中就同一证券经营机构买卖证券的年成交量和信息公开要求进行规定。关于基金经理的个人交易,我国目前采取全面禁止的做法,而国外相关立法主要关注个人交易行为的准则和基金个人交易的信息披露,比较科学值得借鉴以规范类似于“老鼠仓”之类的个人交易行为。我国基金立法对基金同向交易的利益冲突和基金相互之间的交易的管理尚未完善,建议修法中应予细化。
六、合格投资人
建立合格投资者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不合格的投资者从事或者购买不合适自己的产品和服务,从而有利于保护投资者的权益,防止产生不必要的损失。这一制度明确让不同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购买不同风险类型的产品,降低因风险出现而带来的社会成本。还可以壮大机构投资者等队伍,不仅有利于提高市场交易水平和效率,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
建议在《证券投资基金法》修改之时,增加对合格投资者认定标准的内容。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制定合格投资者的标准。定性分析主要解决投资者的个人专业能力问题,定量分析一般从投资者的收入(自然人),投资者的资产(自然人和机构),以及营业额、雇员(机构)等角度来衡量投资者是否具有足够的资金实力来承担与其业务相适应的风险暴露。对于监管不多的私募投资基金行业,法律最好对欺诈等有损合格投资者利益的问题作出明确
七、基金托管人
根据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基金托管人应当依照法律和基金合同的约定,履行受托职责,包括安全保管基金财产、监督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运作等。基金托管人与基金投资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属于信托关系。
我国基金托管人的监督职责执行情况不尽如人意,并且时时曝出基金托管人未履行举报管理人违规行为职责的新闻,甚至有观点认为托管人治理在中国形同虚设,有人还认为基金托管人与基金管理人之间可能产生一种合谋的关系,使得基金托管人的监督职责不能履行,从而不能保证基金投资人的利益。
可以考虑借鉴公司型基金董事会及独立董事制度,在既有的基金法律关系三方主体即“基金投资人、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之外,设置独立的“受托人委员会”,该委员会主要由具有独立性的专家和基金持有人的代表组成,负责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的选聘、费用支付、更换及监督,并对基金持有人大会负责。修改有关基金托管人的部分交易禁止条款,在处理基金投资托管人股票的问题上,可以分两步考虑:应该允许基金投资托管银行的股票;除被动投资的指数型基金之外,投资托管银行股票,应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八、基金投资的限制
纵观各国针对基金投资运作行为的限制条款,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对基金的资产组合比例限制;对金融衍生品的投资限制;对贷款、担保、承销业务的限制;对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限制;对可能引发道德风险的投资行为的限制。
防范利益冲突是基金投资限制的重点,因此禁止基金买卖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相关的证券同时禁止买卖其他基金份额。禁止条款中的兜底条款是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对金融衍生品,应允许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有条件地参与投资。
九、基金信息披露
其中关键是定向披露,有披露的地方,但不是全部都披露。不是向社会披露,是对称性披露。权利、责任和知情权是统一的。不是公开披露。
信息披露包括信息披露的主体、对象、时间、内容、渠道。与公募基金相比,私募基金由于隐蔽经营的需要,且其投资者本身已具备一定的风险、判断、识别能力,因此在信息披露的对象、渠道上应有所不同。享受政府的政策就向政府披露,向金融机构筹资就要向它披露。
十、基金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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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主科技创新的财政融资我国自主科技创新领域大多集中在:一是关系国计民生、国家安全和企业发展中的重要领域和问题;二是要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具有全局性和关键意义的科技问题;三是要在全球范围内抢占科技和经济竞争的最前沿。而这些领域往往都需要巨额的投入，对于一般市场主体是无能为力的，尤其是其中纯粹的基础性的科研项目必须有财政的无偿投入。对于其中的可转化为先进生产力的部分，也需要财政贴息、税收优惠以及国家科技基金的扶持来启动市场化融资手段。
(二)自主科技创新的金融融资
金融资本能够迅速地积聚并集中到技术创新中，促使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和社会财富，并在其中实现自身的获利増值。金融作为市场化融资手段本身就内生于经济发展之中，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科技创新的结合日益紧密，在发达国家主要表现为技术金融的一体化，美国的表现尤为突出。一是自主科技创新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企业为主体市场化融资是关键。因此，金融本身的发展构成技术创新发展必要的基础条件。二是技术创新与经济増长之间的紧密关系决定其成为金融发展的重要物质手段与依托空间。三是金融功能与自主科技创新的特点相辅相成，二者都必须接受市场的优胜劣汰。金融的项目筛选功能和监控功能既加强了对自主科技创新的资金预算约束，又促使二者成为市场经济下的利益共同体。依据熊彼特的技术创新学派思想和新制度学派思想，对于技术创新的金融支持系统研究就是从金融制度安排出发，对二者内在关系与机理的研究与探索。
二、自主科技创新的财政金融联动机制的实践考察
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帕特里克(PfiC)区分了“需求导向”型金融与“供给导向”型金融。他认为“需求导向”的金融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供给导向”的金融发展则是先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起着一定的先导作用。其中，“供给导向”的金融安排有助于实现资源从传统部门向现代经济部门的转移和重新有效配置，从而更好地促进经济増长。该理论假设也为其他经济学家的研究所证明，但其中不可忽略的事实是，“供给导向”的金融安排要么主要发生在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中，要么主要发生在国有金融机构。如墨西哥的国有金融机构提供给工业部门的中期贷款和赞助创新及教育，还有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的实践也予以证明。
(一)自主科技创新的融资需求自主科技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事实上，不管是在创业初期还是扩张发展期，科技型公司都比传统型公司需要更多的资金才能促进其快速的发展。由于研发对资金的消耗、无形资产被夸大与公司的实际市场能力和融资能力脱节以及公司规模化经营、应对竞争者和保持持续的研发能力，都需要持续的资金补充。其中，风险投资真正感兴趣的不是企业初创期的融资而是作为企业成长发展用的融资，因为风险投资主要目标是通过对企业的投资获得长期的资本收益。但对于自主科技创新来说，不论是初创期的融资还是成长期的融资都同样重要，因为自主科技创新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科技创新的融资主渠道是金融机构支持和资本市场支持、政府财政支持等。
由于自主科技创新的风险性，尤其是创新开始的种子期风险最大，成功率不足10%这一阶段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或准政府机构，资金形式是专项拨款或者是风险资本等股本金。但从风险投资的阶段分布来看，美国风险投资主要集中在成长阶段的中后期，约有80%的风险资本投在这个阶段，仅有4一6%左右投向创建阶段，另有14%投资于成熟阶段。而其它的金融支持如商业银行贷款、金融市场融资则更在风险投资之后，集中于科技创新的扩张、成熟阶段，并需要政府财政担保、补贴、政府采购等财税手段的适当配合。美国风险投资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还表明：政府扶持的一个很重要方面是针对风险投资的长期资本支持制定出一个好的税收政策，因为风险投资追求高额投资回报率，极易受所得税高低的影响。
(二)国外自主科技创新的财政金融联动机制
1.提供财政资助。1977年美国设立了小企业创业研究基金，规定国家科学基金会与国家研究发展经费的10%要用于支持小企业的技术开发。1982年，美国政府颁布《小企业发展法》规定研究发展经费超过1亿美元的部门，要将财政预算的1.3%用于支持小企业发展。英国也于20世纪70年代推出了“对创新方式的资助计划”，给符合条件、低于25万英镑的小企业项目以1/3—1/2的项目经费补助。加拿大安大略省为鼓励私人风险投资的发展，对向高新技术企业投资的个人投资者给予投资总额30%的补助金。
2.税收政策对风险资本的支持。美国对风险投资额的60%免除征税，其余40%减半征收所得税。1978年和1981年两次下调了长期资本所得税，最高税率由49.5%下降到28%,后又下降到20%1996年6月截止的研究与实验税收减免法，允许公司的I&D支出免交20%的税。该法延长至2004年，并且，小企业投资公司发起人可以享受特定税收优惠。
3.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一是建立创业板。如美国的纳斯达克助推许多中小企业成为企业巨头。1990—1997年间，纳斯达克市场为美国高科技产业注入了近750亿美元的资金，是美国私人创业资本总额的2倍。二是设立创业板市场，与主板市场衔接。如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第二部仅要求上市股份400万股以上，新上市公司一般先在第二部挂牌，有了相当不错的表现后才有可能进入第一部。三是为有潜在成长性的中小企业融资开设柜台交易市场等。
三、我国自主科技创新财政金融联动的缺陷与不足
罗纳德。麦金农(RnaldJMckimon)和爱德华肖(EcWadSShw)认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存在着“金融压制”。金融压制主要表现为:金融机构高度国有化，金融市场不发达，商业银行在政府规定的低利率水平下，一方面难以有效地吸收各种闲散资金，另一方面，由于资金使用的低成本而形成的资金供不应求，导致银行只能在政府的控制下，以“信贷配给”方式提供信贷，贷款不讲经济效益，资金的缺乏与浪费并存，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影响了资金的积累和对金融的市场需求，影响了金融的发展。20世纪50—70年代，在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都曾依靠金融部门大量融资来实现政府的发展意图，最终导致金融的逐利本性与市场选择被人为地限制，影响了市场经济内生的増长力量，形成了金融压制。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基本上印证了“金融压制”的存在，伴随“金融深化”的过程，我国自主科技创新的财政金融联动也意味着金融支持的市场化回归。
1.我国科技投入的金融支撑体系主要还是依靠银行贷款，这种融资体制和机制不能很好地适应加速科技发展的资金需求。主要表现为:一是科技投入产出的不确定性与商业银行信贷原则相悖。根据我国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实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和自我约束，银行贷款发放必须遵循资金使用的效益性、安全性和流动性原则。而自主科技创新收益的不确定性増加了商业银行贷款的风险。二是缺乏对创新风险的补偿机制。国外许多国家为鼓励和支持银行等金融机构介入科技领域大都采取了政府担保方式。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的科技风险补偿基金或科技贷款担保基金，金融投入风险集中而难以分散转化。而且银行发放科技贷款的利率受到国家的严格管制，这使银行只承担了风险责任，却得不到科技贷款所带来的巨大收益。由此影响了银行在科技领域投入的积极性。三是在我国现有的商业银行体系中，缺乏能适应中小型科技企业融资需求的金融机构。国内外的实践经验表明，企业和为其服务的银行之间，存在着规模对称适应服务的客观规律。遵循这一规律，在我国金融体制的组织结构中，应当建立和发展为中小型科技企业融资服务的小型科技银行。
2.资本市场不完善。对资本市场的税收管理只有零星的条例或临时性的规定，不完整也不够规范;课税覆盖面有限，对一级市场的投资行为、二级市场上的交易差价收入、国家股和法人股的投资所得、场外交易、有价证券的继承和转赠等，缺少税收约束，特别是债券市场和期货市场的税制基本是空白。如对可流通股交易征收交易印花税，但对法人股交易、期货交易以及基金交易不征收交易印花税，而且印花税的税率也不太合理。如没有根据持股的时间长短、交易额大小等，设置差别税率。税收政策导向不明显，对个人投资者从上市公司分配到的收益要征收所得税，而对买卖差价收入未征税。同时，我国资本市场还存在重复课税现象，如个人股息、红利所得是从税后利润中支付的，还要按20%的比例税率上缴个人所得税，影响了股东对股票长期持有的积极性，不利于鼓励长期投资。
3.本土风险投资发展缓慢。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2007年初完成的《2006年度中国风险投资调研报告》显示，2006年中国新募集的风险资本中，有687%的资本为海外资本，中国内地资本仅占31.3%。本土风险投资机构近九成的本土风险投资机构具有政府或国有企业背景，多数是以各地区科技部门为主体出资成立的，具有准政府部门特征的投资机构。这种“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无法适应“风险投资业”高度市场化、高度竞争性、快速反应的行业特征。
一是财政拨款和银行科技开发贷款为主体的风险资本规模小，财政资金的公共性与有限性不适合风险投资的市场本性。甚至有些地方政府以财政资金或银行贷款作为风险资本投巨资扶持高新技术项目以带动地方经济发展，违背风险投资要求。二是政府作为主要出资方的同时，还参与投资的运作与管理，缺乏风险意识和效率意识，而且易受政策影响，如帮助处于困境中的国有企业等。在缺乏规范管理和有效激励的情况下，还容易引发个别政府官员的投机行为，如进行证券或国债投机操作。
4政策性金融机构亟待改革。我国1994年成立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等三大政策性银行，十几年来，对实现国家专业银行向现代商业银行转变、贯彻国家产业政策、促进机电产品出口、支持国家粮食收购和地区经济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运行与发展受到质疑。事实上，政策性金融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国有金融机构的特征。按政府的意志办事，财政提供担保并承担最终损失。政策性金融机构不承担任何经营风险和经营成本由此导致道德风险严重，经营业绩欠佳、市场挤出效应影响公平竞争等等问题。但从我国国情出发，市场经济仍不完善，还存在运用政策资源，提供必要的政策金融支持的空间，但政策性金融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以防止其向金融压制转变。
四、完善我国自主科技创新的财政金融联动机制
(一)完善政策性金融贷款，以财政杠杆引导金融资金的流向
1.完善财政支出对金融的推力作用。对于国家想扶植的企业、想扶植的行业，由财政来进行一定的风险补偿，如利息补贴，提高借款人承受力。或提供担保把一定的金融资金引导到财政想发展的行业或企业当中来，促进金融资金流向科技行业，实现科技创新。政府可以建立企业自主创新的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和担保基金，引导商业银行开展对自主创新企业提供差别化、标准化的金融支持。
2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据央行的规划，政策性银行将尽快转变为有竞争力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在提供国家财力许可的金融的同时，更好地为包括西部地区在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基础设施建设和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持久的金融服务。在政策性银行转变为开发性金融机构的思路下，为促进自主科技创新的国家发展战略，政策性金融机构应强调其贯彻执行国家政策意图的引导者作用和促进商业资金进入国家优先发展和导向领域的催化和媒介作用。政策型银行应对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国家重大科技产业化项目的规模化融资和科技成果转化项目、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引进技术消化吸收项目、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项目等提供贷款，给予重点支持。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对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所需的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的进出口，提供融资支持。
一是通过进出口银行的信贷投入，服务国家自主创新战略、支持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引导高新技术企业“走出去”作为支持进出口贸易和对外经济合作的国家政策性银行，仅2007年上半年国家进出口银行就支持了约300亿美元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以及境外投资项目，同时对国内高新技术企业的自主创新及科技研发给予了融资支持，有力地支持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进出口银行的信贷投入作为国家科技投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充分发挥其作用。
二是国家开发银行。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认为，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不能等待市场的自然形成，要加快发展，就必须把政府、市场、金融、企业等要素资源整合起来，充分运用政府信用和政府投资的基础性作用，提高信贷与财政融资的联动效率，并积极为融资走向资本市场创造条件，促进企业、金融、财政、经济的健康协调发展。目前开发银行重点转向支持区域经济发展。具体应在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在区域产业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能够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向合理方向演进的主导产业予以重点支持。同时，继续关注政府与市场的难点与热点，在自主科技创新过程中，发挥政策金融的种子资金支持力度，引导自主科技创新。
三是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对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实施倾斜支持政策。《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若干配套政策中指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对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实施倾斜支持政策。具体可以通过农发行以贴息的方式向农业项目提供中长期贷款，支持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村生活条件的改善，促进农业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兴生物资源等农业科技开发和成果转化，増强农业竞争力。
(二)发展资本市场，完善资本市场有关税制
发达的资本市场对促进企业自主科技创新行为发挥着筹资功能、风险分担功能和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此外，资本市场还为创新企业提供专业的财务和管理顾问服务，可促使其健康成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科技创新的成功得益于其以强大的资本市场为主体的高效的金融体系。因此，实现我国的自主创新战略，政府最应做的是要营造好的创新环境，包括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制度、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建立包括主板市场、创业板市场等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为创新企业融资和风险资本退出提供渠道。对此，自主科技创新的财税政策应着眼于有利于资本市场发展的税收政策，促进资本市场良性运转。
1.完善证券交易印花税。充分考虑投资者交易额的大小和持有时间的长短，重新设计差别比例税率，以保护广大中小投资者和鼓励中长线投资。参考国际经验来看，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收取证券交易印花税都是单向征收，而在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对证券交易都是实施免税政策。考虑我国的国情，不可能一下子取消印花税，具体可以调低税率，同时实行卖方单向纳税。
2注意证券投资所得税与个人和企业所得税的衔接。首先，取消对个人股息、红利所得计征20%所得税的规定，同时征税环节从分配环节改为变现环节征税，防止重复征税。其次，根据“同股同权、同股同利”的原则，对国家股、法人股的投资所得开征所得税，以保护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再次，对企业或机构投资者获得的股息实行“免税法”，因为股份公司发放的股息所得己缴纳了企业所得税。同时，所得税应在最终环节纳税，对己发放的股息和红利作为企业成本从企业利润中除去，免征企业所得税，由最终的受益人缴纳所得税。
3.建议适时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证券交易所得税考虑对长期投资者的所得实行较低的税率，对短期投资者的所得按照一般所得征税，并允许全额扣除费用，包括手续费、印花税。除银行存款、国库券及国家重点建设债券可免税外，对各企业及投资基金盈利性组织的证券交易所得，按现行企业所得税税率25%征收。对个人则仍按20%的比例税率征税。以持券期的长短为标准，将资本利润和炒作利润区别开来，给予资本利润减半征税的优惠，以保证中长期投资者的利益。
(三)发挥财税政策对本土风险资本的支持作用
1.设立财政引导基金，如设立国家、省级或地区风险投资引导基金，作为风险投资的母基金，不直接对具体项目而是强调引导性，以保本微利经营，用激励和奖励专业机构投资的方式，最大限度地调度市场风险投资机构向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从而实现政府资金的有偿使用。2006年10月21日，全国首个由地方政府设立的政策性扶持资金一上海浦东新区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正式启动，具体的基金运作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推广，而且国家级的引导基金还有待于启动。
2提供政府资助。为了鼓励风险投资，可向风险投资者和风险企业提供财政无偿资助，一是分担小企业创新风险，二是发挥高科技投资的导向作用。
我国目前国家级政府资助的主要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企业科技进步基金以863计划、火炬计划等政府资助基金，但规模较小，作用也有限，而且省级或地方的同类政府资助规模也较小，运行也不规范。
篇13
（一）私募基金的定义
私募基金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不长，根据我国的监管机制要求，私募基金更为准确的概念应该是契约型私募基金。2014年8月，中国证监会对外了《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这是第一部针对私募基金的法律规范，意味着私募基金正式被纳入到金融行业的监管体系之中。在私募基金的各种形式中，契约型私募基金因为其具有发行成本低、运行机制灵活、管理操作简单易行等明显优势，成为我国私募基金发展的主要形式。
契约型私募基金，就是指当事人各方基于特定的投资目的，共同签订的一份基金投资管理合同（或者是契约），在这份合同中委托人与受托人各自明确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在私募基金运行管理过程中，委托人即为投资人，而受托人包括私募基金的管理人和私募基金的托管方。
私募基金中的“私募”定义，是“公募”的对称。私募是指定向、非公开发行的意思，而公募则是不定向、公开发行之意。
在中国证监会颁布实施的《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定义私募投资基金，是在我国范围以特定投资为目的设立的，只能够向投资者以不公开方式募集资金的基金。当然，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私募基金的定义也存在不同理解：有的著眼于私募基金与公募基金的区别，强调发行方式的非公开、定向的特征；有的则倾向于私募基金相比公募基金具有更大的风险、更高的收益特征，等等。
二、我国私募基金发展的历史
我国私募基金发展历史并不长，基本伴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逐步壮大。私募基金的发展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
（一）初期萌芽阶段
这一阶段从1992～1996年。我国第一支外资私募基金是1992年美国国际数据集团（IDG）设立发行。1992年随着上海证券交易所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的陆续设立，证券公司的部分大客户开始将自有资金委托证券公司代客理财，这也是私募基金最初发展过程中不太规范的一种发展模式。
（二）发展起步阶段
这一阶段从1997～2000年。这个阶段，国家政策开始逐步扶持各种风险投资，得益于风险投资的快速增长，私募基金也开始逐步发展起来，这一阶段的私募基金存在形式以各种投资咨询公司、投资管理公司为主导。
（三）调整管理阶段
这一阶段从2001～2004年。这一阶段由于国际互联网泡沫的破灭，影响到风险投资的发展，使得我国私募基金行业也面临重大调整。同时伴随着股市长期进入熊市阶段，私募基金进入了调整管理阶段。
（四）恢复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从2005～2008年。这一阶段迎来了中国股市的新一波牛市，中国的投资者信心也迅速恢复，在这一背景下私募基金也逐步恢复并快速发展起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国修订后的《合伙企业法》为私募基金后期的快速发展奠定了法制基础。
（五）快速增长阶段
这一阶段从2008年至今。尽管2008年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但是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更为有序、健康。随着中国证监会一系列创新业务的不断推出，私募基金也迎来了难度的发展机遇。特别是2014年5月国务院颁布实施了《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一般通称为“新国九条”），其中明确提出了“发展私募投资基金。按照功能监管、适度监管的原则，完善股权投资基金、私募资产管理计划、私募集合理财产品、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等各类私募投资产品的监管标准。”私募基金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春天。
三、我国私募基金监管存在的问题
我国私募基金在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也需要科学的监管。政府机关和资本市场对私募基金的监管措施、方法和体系也在不断优化，但是监管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具备表现在下面三个方面。
（一）私募监管的法律体系不够完善
目前，我国私募监管的法律主要是：2003年颁布实施的《证券投资基金法》（2015年修订）；2016年颁布实施的《私募投资基金募集行为管理办法》等。《证券投资基金法》着重是对公募基金进行监管和规范，其中关于私募基金的监管涉及并不多。2016年颁布实施的《私募投资基金募集行为管理办法》，也主要是集中于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私募基金管理人资格等方面的规范。目前资本市场没有一部专门针对私募基金的法律规范。
（二）私募基金的主体适当性存在问题
目前发行私募基金无需到国家工商管理部门进行登记注册，只需要到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备案。私募基金的发行过程中涉及的主体包括：基金委托人（投资人）、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基金投资合作的券商或者期货公司等。但是上述的主体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商事主体。
（三）私募基金资金来源的问题
私募基金的委托人（投资者）的类型包括：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还有企业法人、各类社保基金等。从资金的来源看，这其中极有可能吸收个人投资者的非法收入、企业不合规的资金等。此外，还有部分机构投资者利用私募基金监管上的漏洞进行分仓交易。对于上述这些问题，私募基金的监管都没有非常明确的应对措施。
四、国际上其他国家私募基金监管的经验
从私募基金的发展来看，美国相应的金融产业远远要比国内发达。因此美国的私募基金监管经验值得我们进行借鉴。
（一）对私募基金监管要有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对于本国的私募基金监管，并不是简单一两部法律进行完全概括。美国针对私募基金进行监管的法律包括专门的《证券法》，还包括总统签署的各类法案，还有各州自行制定的《蓝天法》等。
（二）私募基金的良性发展需要一个多层次的金融市场支持
从整个金融市场发展的历史看，私募基金是金融创新的一种较为成功的实践。私募基金市场之所以能够较为顺利的得以快速发展，与发达国际良好的金融环境、有序的金融市场密不可分。私募基金的发展，既需要畅通的投资资金来源，也需要基金具有良好的管理能力，还需要一个流动性充足的投资交易场所。私募基金需要三个畅通的渠道：融资渠道、退出渠道和投资渠道。
五、我国私募基金监管改进的建议
针对我国私募基金监管存在的问题，结合发达国家的监管经验，本文对于我国私募监管工作提出了如下四个方面的改进建议。
（一）进一步完善私募基金的准入
目前我国私募基金发行只需要基金管理人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备案即可。针对这一问题，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完善私募基金的准入：
1.加强对基金管理人资质的管理。2016年中国证O会颁布实施的《私募投资基金募集行为管理办法》对于基金管理人的资质提出了更为明确的要求。当然这个规定仍然是着眼于规范各类私募投资机构担任投资顾问角色的规范性要求，对于私募投资机构自己担任管理人反而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从管理人资质要求看，应该进一步明确其注册资本、企业法人、重要投资经理的过往投资经历要求、技术系统要求等。
2.加强对委托人资格的管理。2016年中国证监会颁布实施的《私募投资基金募集行为管理办法》对于投资者的门槛进行了规定。但是在具体操作中仍然面临如何对投资者资质进行实质性检查的难度。
3.加强对基金的资金来源管理。在私募基金的实际运行过程中，肯定会面临违规资金借道私募基金通道进入金融市场的问题，甚至还有反洗钱的问题存在。因此，在具体操作中，需要监管部门明确规定如何检查私募基金的资金来源合法性问题；同时对于违规、违法通过私募基金通道进入金融市场的资金如何处理也需要明确规定。
（二）进一步完善私募基金投资环境
私募基金投资需要良好的融资渠道、退出渠道和投资渠道。要确保这三个渠道的畅通就必须进一步完善私募基金投资环境。
1.加强对私募基金投资托管的管理。目前私募基金实现财产托管制度，但是能够提供托管服务的仅仅只有有限的商业银行和少量的证券公司。这些金融机构提供的托管服务也缺乏高效性，无法满足私募基金投资决策的实时性、流动性的要求。因此，应该尽快建议私募基金托管管理制度，拓宽托管机构范围，明确托管服务要求，并适时制定统一的行业标准。
2.完善私募基金的税收制度。2016年5月份，我国开始全面推广增值税制度，逐步取消营业税。2016年底，我国财政部、国家税负总局下发的“140号文”中明确“资管产品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以资管产品管理人为增值税纳税人。”但是，对于私募基金到底适用那种税负、何种税率并没有明确统一的规定。因此，应该尽快对私募基金管理人和私募基金本身的税收制度予以明确。
（三）进一步完善私募基金退出机制
我国的法律对于私募基金份额转让等提出了明确的合格投资者资质条件，但是对于由于继承、强制执行、企业分立等情形导致的私募基金份额转让却没有明确规定。因此，需要尽快放开私募基金进入交易所场内交易或者通过柜台市场交易，拓宽私募基金退出机制，增强私募基金的流动性。
参考文献
[1]宋芳，柏高原.美国私募基金监管法律制度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理论与现代化，20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