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经济学实证论文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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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模型设定。课程论文研究题目选定之后，就要考虑模型的设定和建立问题。一般来说，模型优良的判别标准有：第一，构建模型的基本准则与所得数据表现的现实相统一和一致。第二，模型构建应与经济理论一致。第三，构建的模型需要外生变量构成回归变量，且构建模型中含有明确因果关系。第四，参数应具有相对稳定性。第五，模型必须具有对数据的代表性和优良的拟合性。第六，模型应具有尽可能大的包容性。最后，模型的简洁性。设定模型首先要确定模型中的变量，其选择的依据要根据研究目的，以经济理论为指导，抓住其主要影响因素和特征，同时根据研究需要，对所选变量进行取舍并加以检验，以确保避免对变量设定的误差。当变量选择好之后，就要对回归模型的函数形式进行设定，使所设定的变量间函数形式能够体现变量间的基本关系。
2.数据收集与处理。在计量经济研究中使用的数据，包括：统计年鉴数据、对外公报、实地调查数据和人为构造数据。可用于估计参数的数据主要有时间序列数据、截面数据、面板数据和虚拟变量数据。如何取得用于实际计量的适合的样本数据，是计量经济研究成败的关键。计量经济研究中所用数据，要力求真实、可靠、完整，数据的质量直接关系到所估计参数的可靠性，对明显失真的数据，应当予以剔除。收集数据工作结束后，需要对数据进行预先处理，可进行一些初步查验与分析，这样可得到调查数据的统计特征。
三、计量经济分析
当设定的计量经济模型确定之后，就可利用所获得的数据来估计模型中的参数。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有普通最小二乘法、WLS法、广义差分法、工具变量等方法估计模型中的参数。接着，还需要进行模型检验，主要从其经济意义、统计推断、模型预测等方面进行。此外还有模型诊断性检验，主要包括变量检验、残差检验和稳定性检验。模型检验不存在通行的模式，每个阶段的检验需要大量地判断和验证，不同学者使用的检验方法也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我们要避免在没有对模型进行更多深入分析之前就仓促地下结论，也需要对其进行一系列的诊断和检验。最后，利用我们选取的统计量数值对诸多模型的优劣程度做出判断。经过检验和调整后的估计模型是符合要求的，接着就要对模型所提供的数量信息做具体的分析。根据研究目的，可能是经济预测、结构分析、政策评价或验证理论。对实证分析结果做出说明：如回归系数正负符号、大小、经济意义、检验结果解释、不同估计方法的差异性等角度。
四、课程论文范例
1.题目：消费者对新疆特色农产品购买行为的实证研究。
2.前言：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一直是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对农产品消费的研究也已成为目前社会科学关注的焦点之一。我国对于食品质量安全研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展了消费者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地理标志农产品和转基因食品等认知、支付意愿和购买行为的研究，且成果颇丰。区域特色农产品极具浓厚的地域特性，它们在生产后被营销到当地，会发生如何的意义？与当地消费者的互动如何？这成为了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本研究在对郑州市240位消费者问卷调查基础上，从微观层面探讨消费者对新疆特色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认知状况、需求动机和购买行为及影响因素。
3.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我们以面谈形式填写调查问卷，调查人员为高校研究生。在正式调查之前，先于2011年3～4月、6～8月进行预调查，并于2012年1～3月进行了正式、全面调查。调查内容包括消费者基本情况、对新疆特色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认知和购买等内容，获得240份有效问卷。根据所调查数据，对消费者基本情况统计。
4.描述性统计分析：本文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消费者对新疆特色农产品的认知和购买、了解渠道、购买及目的、消费者对新疆库尔勒香梨的鉴别、质量安全性和价格水平的评价。
5.计量经济分析：模型采用以下函数形式表示。Y=F（X1，X2，X3…X11）+μ式中，X1，X2，X3…X11分别表示年龄、文化程度、职业、个人月均收入、对健康的关注、对原产地的关注、销售推广介绍、亲朋好友的推荐、个人喜好、对质量安全水平的评价和对价格的评价，μ表示随机扰动项。本研究拟采用二元逻辑斯谛（Binary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消费者购买行为，回归模型可表述为：logP（Y1）P（Y0）--=b0+b1x1+…+b11x11+μ式中，Y1为购买过新疆库尔勒香梨，Y0没有购买过新疆库尔勒香梨；b0为常数项，
6.结果分析：利用SPSS13.0统计软件，对消费者购买行为进行回归分析，由于本研究构建模型主要目的不在于预测，而是定量分析与检验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故在回归处理过程中，采用向后逐步剔除法（回归结果略）。主要研究结论：影响消费者购买主要显著性变量有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状况、对原产地关注、销售推介、个人喜好和价格水平评价等7个因素，另外可知它们的显著性水平不尽相同。结合实际调研结果（描述统计部分），进一步可知：新疆特色农产品有着较高的认知度，相比较而言，新疆库尔勒香梨和阿克苏“冰糖心”苹果的市场认知度有待提高；消费者对新疆特色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有着较高的评价，同时也认为价格较高；消费者对新疆特色农产品需求动机存在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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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课程特点不同，因此实施问题导向式教学不能完全一个模式。下面结合本人多年的教学经验，谈一谈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进行问题导向式教学应注意的几个要点问题。
（一）问题创设
问题导向式教学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关键在于问题的质量。如果问题的质量较高，通过对问题的分析不仅能够顺利地引出所要讲授的内容，而且还能够充分调动学生学习新知识的欲望。如果问题的质量较差，不仅达不到预期目标，甚至成为画蛇添足的败笔。针对政治经济学的课程特点，本文认为应该突出理论争论方面的问题创设。这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失业、经济危机、两极分化等复杂的经济问题，关于这些问题的理论研究很多，各经济学派的解释千差万别，如果在争论中创设问题可以彰显政治经济学的独特魅力；二是政治经济学应用的是规范分析方法，回答的是应该怎样的问题，如果不介绍其他的理论解释，从教材中来，到教材中去，有说教嫌疑，让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产生质疑。如果以问题的形式向学生介绍其他主要经济学派的解释，并在此基础上介绍政治经学的解释，学生不仅会从比较的角度理解政治经济学，而且会减少学生对政治经济学规范分析和价值判断的抵触。
（二）问题包装
问题包装是问题导向式教学的又一重要环节，如果问题太直白或太枯燥，很难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教学也就很难取得预期效果。那么如何进行问题包装呢？就政治经济学而言，本文认为应该突出理论背景方面的包装。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首先，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讲授的很多内容涉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而古典政治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产生的标志，一个学科从无到有显然有很多理论背景可讲，因此问题包装的素材取之不尽。其次，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所讲授的内容主要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在人类历史上同样从未发生过，改革每前进一步学者们都进行了激烈的理论争论，因此从理论产生背景的角度对问题进行包装可以取得引人入胜的效果。比如，在讲授劳动价值论时，我们就可以借助该理论的产生背景对“为什么1件上衣等于2把斧头”的问题进行包装。通过经济史的学习我们知道，最初学者认为，1件上衣之所以与2把斧头相交换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但经过争论学者们发现，供求关系只能解释交换价值的变化，却不能解释最原始的交换价值。于是，有的学者提出了使用价值决定论。也就是说，1件上衣之所以等于2把斧头是由使用价值决定的。但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比如亚里士多德从理论抽象的角度指出“：没有等同性就不能相交换，没有可同约性就不能等同”，由于使用价值不具有可通约性，因此交换价值不是由使用价值决定的。亚当•斯密则从现实角度对使用价值决定交换价值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他说：“没有什么东西比水更有用了，然而它不能购买任何东西，也不能交换任何东西。相反，钻石没有任何使用价值，但它却往往可以交换到许许多多的其他商品。”通过上述包装，1件上衣为什么等于2把斧头的问题就变得特别耐人寻味，学生有强烈的愿望想知道答案，此时讲授劳动价值论往往事半功倍。
（三）模式选择
根据学生参与程度的不同问题导向式教学可分为“学生主动型”问题导向式教学和“学生刺激型”问题导向式教学。“学生主动型”问题导向式教学以学生为主，在教学过程中学生通过查阅资料，以自主学习的形式对教师提出的问题进行分析，完成理论知识的学习。“学生刺激型”问题导向式教学以教师为主，在教学过程中主要通过教师自问自答的形式引导学生，刺激学生学习兴趣。问题导向式教学的两种模式优缺点各异。“学生主动型”问题导向式教学的缺点是要求学生有更高的参与热情并且占用的教学时间较多，优点就是能够更好地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学生刺激型”问题导向式教学正相反，它对学生的参与热情要求不高，占用的教学时间也不多，但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方面不足。本文认为，在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应该以“学生刺激型”问题导向式教学为主，理由主要有三点：首先，政治经济学的课时不足以支持“学生自主型”问题导向式教学。目前各大院校政治经济学的授课学时一般都被压缩了，完成教学任务已经非常紧张，没有更多学时开展“学生自主型”问题导向式教学。其次，政治经济学的授课对象是新生，他们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储备不足，查阅资料和自主学习的能力较差，实施“学生自主型”问题导向式教学难以取得预期效果。最后，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实施问题导向式教学其目的主要是调动学生学习这门课的兴趣，因此“学生刺激型”问题导向式教学更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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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convergenceisanotherbuzzwordinthefuturistdiscourse.Whilecelebratedastheinevitablepathtowardseconomicgrowth,socialdevelopment,andhumanprosperity,mediaconvergenceisactuallyamarket-drivenrestructuringoftheglobalcapitalistsystemontheplatformof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stechnology.ThroughcriticallyreviewingtheNorthAmericanscholarshiponmediaconvergencefromthevantagepointofpoliticaleconomyresearch,thisarticlepointsoutthatontheonehand,NorthAmericanscholars,especiallypoliticaleconomists,havedemystifiedmediaconvergencethroughsocial-historicalapproaches;ontheotherhand,theyhavecriticallyexploredthehistorical,political,economic,institutional,andtechnologicalforcesthatinformandstructuretheprocessesofmediaconvergence,fromtheperspectiveofvariousplayersinthetransnationalpoliticaleconomy.Recognizingthedeepenedintegrationofdevelopingcountries,suchasChina,Russia,India,andBrazil,intotheglobalcapitalisteconomy,mediaconvergence,asanongoinghistoricalprocess,willcontinuetobeanusefulvehiclethroughwhichscholarscanfurtherunderstandtheexpansionandevolutionofglobalcapitalism.
“媒体融合”，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的内涵与外延非常的丰富，人们对媒体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潜在的经济逻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为历史现象，媒体融合的发展也还未有终结。处在最活跃的经济和技术领域，媒体融合的走势受到宏观政治、意识形态、产业政策、市场、技术、核心价值和社会大众的多方影响。介于“媒体融合”是一个动态的学术热点,本文试图粗略地归纳出几种比较突出的研究途径和角度。特别是站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本文旨在审视北美学者近几年内对“媒体融合”现象的预测、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论分析框架。总体来说，北美学者对媒体融合的探讨大致分三大重点：第一个重点考量媒体融合这一历史现象的性质，并试图解释趋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和阻力;第二个重点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媒体融合的具体状况加以分析。对于新媒体政策与新融合经济的解析是这个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个重点涉及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反映在大众政治、公共文化、社会关系上的种种深刻影响。可以说，一方面，通过对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格局的分析，北美传播学，特别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缭乱的技术未来主义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认识到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响下，媒体融合已超越言论，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承载国际政治经济角逐、影响国内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历史趋势，北美学者也因此给于媒体融合足够的重视，对这个历史进程在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机构和权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机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体融合
媒体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学学者IthieldeSolaPool提出的。他在1983年的专著TechnologiesofFreedom中，把媒体融合描绘成一股未来趋势。这个概念泛指由数字技术所带来多种媒介载体相互融合的技术演变。根据这个概念，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信电、电话、电报、大众传媒之间原有的行业隔离与技术区别正在逐步消失。未来，某一物理媒介—无论它是无线还是有线，无论是电波还是电缆—将能承载所有的语音、图像、数据、以及视频的传递；同理，原本只能由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例如印刷品、广播和电话，也将不再限于它们原来特定的载体（Jenkins,2008:10）。3G手机、数字电视、网上广播、还有众多网络互动媒体的出现都是媒体融合的具体例子;这些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也对网络带宽和终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术要求。
总的来说，“媒体融合”是西方未来主义思潮的又一流行词汇，是继“信息社会”、“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之后的又一热点。在未来主义的词汇中，“媒体融合”以技术演化为核心标尺，对技术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又持有实在化的观点。作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对新技术革命的主导思潮，未来主义反映了政治经济权力精英对人类社会发展未来前景的主观愿望。技术未来主义一大特点是把科学技术偶像化、自在化、绝对化，但同时又回避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与限定。无独有偶，北美传播学主流思想为未来主义的流行贡献了一臂之力。比如，Murray（2003）就曾预测数字化的内容下载功能将进一步推动媒体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认，技术演变是媒体融合现象的重要特点，“媒体融合”的口号也确是强有力的言辞。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理论框架，“媒体融合”有明显的盲点。脱掉“科学技术”客观性的伪装，“媒体融合”实质上是带有强烈价值倾向的规范性框架：一方面，它为“革命式”的技术创新而加油欢呼；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却领会不到融合潮流实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自我再造重组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新技术寓言式的描述，“媒体融合”潜在地为维护并重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核心优势做了铺垫，埋下了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未来主义把“新科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放大到绝对主导的地位，但是伴随着国际资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实实在在的推动，媒体融合已从主观预测转变为有自我实现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话语范畴的现实影响力。特别是美国1996年的电信改革，不仅取消了原来的行业隔离，不再禁止电信运营商进入有限电视和网络服务行业，更是抢先全面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电信、广电、计算机网络在内的美国传播行业，因而迫使英国和欧盟国家紧随其后以期提升本国媒体资本在国际化的市场竞争中的实力。在自由化的市场机制的激励下，垄断集团通过融合强占先机，以期制定规则，主导转型（Zhang,2002:38)。可以说通过迎合跨国垄断集团资本扩张的本性，这一历史性改革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机制的兴起，其深远的影响力波及了整个国际传播体系。
就在市场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自九十年代以来，融合潮流变得相当明朗。尽管技术演变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术革命为理论框架的学者眼里，新技术就成了凌驾于政治经济结构之上、自成体系的历史推动力。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Mueller(1999)就描绘了由电子技术带来了媒体经济和技术组织结构的重大变化。根据Mueller,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已流传了近25年。自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诞生以来，关于互联网是否会最终促成媒体融合的讨论就不绝于耳（Mueller:12）。在互联网时代，技术进步显然已将媒体融合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但是，如果这个趋势至今还没有充分实现，是什么样的非技术阻力导致的？哪些机构，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动或延缓这个趋势？哪些地区国家,哪些社会团体，哪些权力集团将从媒体融合的大潮中获利？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程度也大相径庭,这些结构性、实质性的问题将引导学术界的讨论。
当然，不同的学术流派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也不尽相同。首先是机构研究。机构研究以引导机构改革、促进融合为目的，着重分析和评估融合的具体政策和现状。这类研究默认并接受了主导媒体融合的商业逻辑，其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完善并促进资本主义技术改革，推进在“新自由主义”引导下的全球信息体系的重组与再造。比如说，Dong-HeeShin(2006)就韩国的发展状况，认为目前媒体所有制结构，监管部门结构，以及媒体管理政策从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体融合。Baldwin,McVoy和Steinfield在他们的专著里(1996)也指出媒体融合的实现不仅仅包含技术问题，还涉及到产业运作、商业文化、融资方式、基础设施、产业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个国家的特定环境，站在经营策略的立场，这些论述着重讨论“如何做”这一实际的操作性问题，为帮助实现跨国抑或本土资本在这一重大媒体产业变革中的取得战略地位献计献策。
机构研究的“改良主义”的前提有意无意地提示我们：媒体融合决不是简单的、必然的技术潮流，因为政府政策、经济行为、意识形态、乃至资本主义的国际生产关系对媒体融合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个理论架构下，“媒体融合”成为一个缩写，泛指在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由一系列技术演化、产业重整、市场改革和相关政策组成的现象(Blackman,1998)。因此，相对于未来主义科学技术绝对化和自在化的逻辑，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更加赞同这种社会化、机构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机构研究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默认或回避的态度，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的理解有意识地跳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思维模式，并直截了当地解析全球资本主义系统与传播信息体系之间日益复杂交错的关系。在他的专著HowtoThinkaboutInformation中,Schiller就主张把媒体融合的本质看作是国际资本扩张和重组的又一个历史表现，并指出“媒体融合”这个概念使公众错误的认为融合是不可逆转的技术进步的必然(Schiller2007:103)。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下，“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场经济活动中去了，成为创造剩余价值的商品，同时也是资本积累的平台；在信息经济的旗号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关心的是资本通过传播信息平台在全球范围的积累，只要能增加利润，这个体系中的主导者有意摧毁任何国家或地方干扰利润实现的现有技术体系、制度、传统和机构。从这个意义上，媒体融合说明资本逻辑渗透全球传播体系的规模和深度的不断扩张。有别于机构视角，批判政治经济学往往突出国际资本活动所起到的隐形的,但实质上相当核心的主体导向作用，并且描述这个复杂历史过程中所上演的种种矛盾、斗争、控制，进而说明社会变革的根本性质和方向。
此外，由商业逻辑为主导的媒体融合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进的。那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媒体融合的看法与做法一致吗？新媒体的普及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机会吗？当发展中国家加速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国家政府与本土资本是否有能力有选择地介入媒体融合，并从中获得实质性的实力增长？当地的人民大众能否从中赢得更多的权益？当日本韩国成为媒体融合的先导国家，跨国资本在这些亚洲国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新媒体的出现会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抑或是遏制它？随着媒体信息产业变得越加重要，它与国际政治和区域经济之间又有什么样的紧密关联？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新媒体环境下，这一系列关于国际关系和跨文化传播的“永恒”问题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说，Jussawalla(1999)就曾探讨过信息技术融合对亚洲区域经济的影响；Msimang(2001)则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想改变相对落后的被动状况，面向媒体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自由经济的模式；Boyd-Barrett(2006)更进一步指出数字媒体在国际上的扩张帮助重整国际资本所操纵的媒体霸权。总的来说，从比较与跨国视角出发，如果媒体融合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体产业在国际上的演变能帮助我们理解重大的国际权力的动态结构吗？
二、新媒体政策与融合经济
毋庸置疑，媒体融合给行业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原本是在相对独立的监管制度下发展的。具体的说，在欧美地区，电信监管政策强调对基础设施硬件的管理，但视内容为超出监管范畴的私人问题；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维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广电的监管则侧重内容管理；同时，信息与网络产业则是在相对无监管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Blackman,1998).但是面对媒体融合，原来各自分立的行业监管不得不重新调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间的争论与冲突不可避免。对于这些争论的记载和分析有助于说明媒体融合的多重主体性与复杂的内在矛盾。
同时，从宏观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自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更是把关于融合政策的争论设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导下，为了迎合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的战略，欧美电信、广电、信息行业监管政策都纷纷鼓励自由化的机制，推动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Schiller,2007)。同时，随着发展中各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欧盟这样的“超国家组织”，规范化的条约更加速了国家传播产业本身以及以传播产业为渠道而进行的与全球市场体系的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融合政策还能在“社会公正，公平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之间作出比较公允的平衡吗（Simpson,1999)？就全球媒体经济而言，剧烈的市场改革和产业重组将改变以往经济实体之间的动态平衡吗？
首先，在基础设施这一层面，就存在许多关于发展趋势的争论。比如说，当电信与广播电视产业日趋重叠，“融合式”的监管架构是否会削减原来受推崇的媒体多元文化的保护制度。(Simpson,1999)？当电信运营商也开始提供媒体服务，怎样才能保证其他服务供应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商的恶意排挤(Blackman,1998)？由于两种以上的技术都可以实现宽带传播，采用哪种技术来建设信息基础设施也将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Benkler,1998;McKnight，2003).总而言之，在媒体变革的过程中，种种有关技术标准、市场准入条件、以及行业准则的监管政策都将影响未来媒体格局，因而至关重要。
其次，媒体融合还促使了许多新型终端和新型服务的出现；虽然传统媒体并不会彻底消亡，但却经历巨变。重要的是，这些剧烈的变革鼓励社会各界重新审视貌似永恒不变的媒体结构和媒体权力分配，因此孕育了大量的争论和动荡。以数字电视为例，承担着公共服务功能的非盈利性媒体应当怎样应对和适应数字化的挑战？在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网络为纽带的，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下的多媒体环境里，什么样的媒体监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护“公共利益”这一核心价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经济的大环境里，数字电视的推动是由目前的垄断企业领导？还是通过政策介入把市场准入条件降低(Castañeda,2007)？可见，即便在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大环境下，传播信息体系不仅是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载体，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公益责任。因此，有关媒体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业逻辑、权力结构和社会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诉求下被左右着前行的。到目前为止，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下，商业逻辑凌驾于媒体社会公益的责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体在社会效益中的贡献。当然，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一段尚未完结的历史进程，最终的收益者将由历史裁定。
就媒体经济而言，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正在经历剧烈的扩张，同时，其内部的市场格局也是动态的。在新自由主义和媒体融合的双重导向下，传播体系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经历了结构性的调整。这一结构性的调整不局限于技术层面，而是涉及到资本主义媒体经济内部的实力较量和重整。一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跨国垄断集团试图巩固并进一步壮大其市场实力；另一方面，传播信息体系在全世界范围的调整也给新兴的市场经济主体带来了机会。
具体的说，由于媒体融合的前提是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产品的重建和升级，这促使目前仍处于优势地位的电信公司、传统媒体、和硬件制造产业通过种种方式改变生产结构，切入新兴市场，以适应变化，因而引发了产业结构、市场结构、部门结构的变化。目前，国际垄断媒体公司已利用他们在资金、技术、人才和政治影响力上的种种优势，通过扩张，兼并、重组等途径，抢先把媒体融合纳入公司发展策略中；换句话说，跨国媒体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导媒体融合的走向，媒体融合也改变了它们的商业运作方式(Arsenault&Castells，2008；Chonetal.,2003)。与此同时，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国际生产链也经历了重大的重组配制。电信、广电与信息产业的广泛融合甚至改变了这些细分产业内部的产业链结构，因此影响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2001)。除了国际资本的带动和跨国产业的结构调整之外，国内的政治经济原因，特别是不同部门、不同经济实体乃至阶层利益之间的博弈，都可能影响以媒体融合为其点的产业格局的发展方向（Zhao,2005;Wu,2009)。可以说，在这场以媒体融合为形态的市场角逐中，鹿死谁手、谁是赢家是有关全球信息体系和全球市场经济的前瞻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并不是坚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新旧技术交替时期被放大，因此维护和巩固资本逻辑对传播体系的控制至关重要。首先，从纯技术角度来说，现代技术给人类的交流传播活动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数字技术不仅使“信息”从一种稀缺资源转变一种过剩资源，融合媒体更是具备了互动的特点，因而让普通使用者对信息流通过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权。但是，往往正是这些极有益的技术特点使得资本通过全球传播体系实现利润积累的过程受到冲击。
以知识产权为例：由于数字技术改变了媒体制作、内容存储、信息传递和信息流通种种阶段的操作方式，知识产权原有的生效范畴和执行方式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一方面，网络强大的共享与复制功能不仅激发了数以万计的免费内容下载和内容转载，甚至鼓励了非盈利性的创作共享运动的风起云涌(Murdock，2009)。作为反击，大公司不仅严格化了知识产权规则，他们还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应的技术手段以期顺利实现信息“商品化”的转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权，收费网络信息，使用者密码输入系统等等（Spinello,2002:170-172)。除此之外，当多媒体和互动媒体成为主流传播方式时，现代技术已给予消费者避开商业广告狂轰滥炸的能力，数以万计的频道更使传统的广告失去原有的效应。新媒体与广告、新媒体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发展直接涉及到商业媒体的生存方式（Spurgeon,2008)。
总之，如何创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杀不符合资本积累的技术应用，如何打开并开发利用新兴市场，如何创造新的需求不仅对于资本逻辑下的媒体行业本身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剖析现代资本经济组织演化也有关键性意义.
三、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
由媒体融合引发的全球传播体系的重整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本身有深刻的影响。除此之外，北美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新媒体与新闻事业、新媒体与大众政治、新媒体与社会民主之间的互动关系。换句话说，这类讨论往往跳出了产业机构视角，关注非经济问题。如果传统媒体的特点之一是由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垄断式的信息制造和传播，媒体融合是否可以减少了消费者对垄断媒体的依赖，鼓励更为民主的、更具参与性的信息传播方式？这一议题是关注媒体政治的学者们关心的核心问题。一方面，互联网、数字手机、网络播客不仅让大众接触到数以万计的信息来源，更赋予普通人曝光突发事件、引发大众讨论、制造新闻效果的主体性能力（Murley,2009;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垄断媒体集团为了迎合大众需求也相继推出网络讨论空间以期制造互动新闻的气氛（Thurman,2008)。
早期学者对新媒体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义的期望，IthielSolaPool（1983）就认为在媒体产权日益集中的国际环境中，媒体融合能鼓励民众的媒体参与，进而推进言论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会公正。不可否认，Pool的观点有科学技术绝对性的倾向；潜在地，他把技术进步与民主化相提并论，把个人消费自由等同于社会群体之间的民主平等。但是这一极富价值取向的期望已成为了主流媒体研究的理论框架，同时也为西方科技未来主义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传。相对来说，近期的新媒体研究则运用了内涵更为严格的“民主”概念，通过实证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动媒体、草根新闻的实在效果。从纯技术的角度，新媒体跨越了传统媒体中被动消费与主体性内容制造的鸿沟，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各界、各个阶层、各个民族享有新媒体的程度极度不平衡，保守的媒体权力结构也并没有土崩瓦解(Zeitlynetal.,1998)。可以说，相对于技术绝对化和个体化的研究框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权力在资本逻辑下实现的分配关系提出了结构性的、批判性、本质性的认识，因而为了解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提供了现实版的背景认知。
新媒体与大众文化的互动也是一个重要领域。随着垄断媒体集团对大众娱乐市场的不断开发利用，消费者通过互动媒体为资本主义娱乐产业提供了大量新鲜的内容。HenryJenkins在他2006年的经典之作ConvergenceCulture中强调了消费者在新形成的媒体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p.8)。通过文化视角，关注互动式的多媒体，Jenkins提出媒体融合不仅是被资本宏观推动，而且带动了自下而上的消费者的媒体参与。简而言之，新型的媒体文化和消费者群落是这类研究的重点。比如，Lankshear和Knobel（2003）研究过社会交际网站；Tarantino（2003）写过消费者对数字电影的反哺；Mizuko(2005)写过手机短讯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机作用。可以说，全世界的媒体管理者、软件设计者、系统工程师和计算机网络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体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更想了解大众流行对新技术的接受方式和导向趋势。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评价，这类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体消费者主体性的地位，并且强调了“文化”独立于政治经济的自在性和影响力，因而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有益补充。但同时，不可否认，优先消费者视角，突出市场经济范畴内个体或群体的“消费自由”的逻辑回避了资本最大化的商业逻辑以及阶级这最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这些盲点削弱了对市场经济框架下的大众文化的认识，也代表着向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某种妥协。
当新媒体社会学和新媒体文化学的研究从大众“消费者”的视角出发，媒体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则又回归到媒体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另一个重要交点，那就是媒体融合对劳动者、劳动关系和劳动状况的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各种机构中的渗透加深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劳动者的监视、控制和操纵，在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当全球数字化与经济全球化相融合，媒体融合更促使国际产业链的扩张和调整，因而对世界各国的就业结构和劳动状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新技术也带来了鼓励劳动者主体性和承载集体维权活动的空间。这一对相互制衡的矛盾趋势将怎样影响数字劳动、创造性劳动和知识型劳动？面对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媒体产业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广义的媒体工人是怎样应对的？在信息产业全球化，媒体行业的工会做出什么样的战略性的组织调整？可以说，关于广义的“知识劳动”与“创造性劳动者”的研究是一个的新兴领域。这个视角再次把媒体融合的现象设置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全球扩张和自我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
四、总结与未来趋势
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媒体融合不仅存在明显的盲点，而且是带有强烈规范倾向的框架。可以说，对媒体融合的分析，只有结合对当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深刻理解时，才能有效摆脱“媒体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倾向。从传媒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媒体融合的潮流，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通过传媒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扩张的有机表现。就影响而言，媒体融合对全球格局、社会经济和政治民生带来的并非是理所当然的、线性的、纯粹的、正面的影响。实质上，媒体融合技术虽然蕴涵了促进积极的历史进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强大的主导下，这一历史进程更多的是优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占有领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实体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现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媒体权力等层层的保守格局。
通过本文的叙述和梳理，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以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设引导了北美学术研究对媒体融合的审视和反思：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主导下，媒体融合将削弱跨国资本对传播体系的霸权控制？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时机和空间？延续甚至加强传统“公众利益”的监管核心取向？推动公共服务媒体的发展？摧毁社会歧视，实现全社会化的平等信息服务？推动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繁荣吗？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显而易见，目前媒体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欧洲以及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的。这个研究范畴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体融合不平衡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随着印度、巴西、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他们在媒体融合潮流中的发展进程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可能的未来趋势。中国政府就已将三网融合作为实现内需带动，促进应用，重点突破，在未来的技术发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经济战略。笔者认为，对于未来的研究，媒体融合将继续成为一个载体，帮助学者认识资本逻辑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和变形。具体的说，在发展中国家里，媒体融合在国际资本与本地政治和国家发展需求的多重影响下会产生怎样的特有的可能性？作为市场国际化的重要载体，媒体融合的趋势会为本地资本的壮大创造什么样的环境？会给国家信息化格局带来什么样影响？是否有助于形成电信运营商与上下游产业互动共赢的产业链？政府与市场主体在媒体融合中将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困境的境况下，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区域，这些国家会在媒体融合上会有什么具体的举动和作为？媒体融合又会在当地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关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新型工业化和市场化国家的走势、转型中的媒体以及广义的发展问题的学者都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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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一、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应处理好的六个关系
“政治经济学必须发展，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科学的理论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够反映实践和时代的要求，随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只有能够不断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理论才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需要立足于新经济带来的现代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的基本特征，使政治经济学能够与时俱进，增强政治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追求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因此，在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六个方面的关系：
(一)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实现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要研究市场经济问题，但在市场经济问题的研究中政治经济学侧重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的考察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而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要以市场经济为中心，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重视经济运行分析。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以经济学为主体，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份，“借鉴西方经济学从资源配置角度研究生产方式”，实现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互补，提高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生命力和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
(二)处理好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在一定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从经济改革的角度讲，在理论的号召和指导下，可以使人们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识”，增强人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推动改革的深入进行。尽管30年来，中国改革的实践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我国的改革理论仍处于滞后状态。为促进改革理论的发展，应在对实际应用性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把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与改革理论的创新结合起来。一是提升改革理论研究水平，不断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论的创新激励机制，提高人们对基础理论的研究积极性。二是处理好改革与实践的关系，一方面要善于从改革的实践中及时地总结、提升改革理论；另一方面要善于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并通过实践验证和修正理论。
(三)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这两种方法，它们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应是统一的，相互补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没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种盲目的、毫无价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定性更加科学、准确，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广泛而深入的结论。从当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看，定量分析占据主导地位，忽视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要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创新。
(四)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前，传统政治经济学居于中国经济学的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传统政治经济学与改革开放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相脱节，其解释和预测能力难以满足实践的需要，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论创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的思想。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首先要处理好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其次，要处理好与经济史学的关系，从经济学说史中吸取养分，继承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先进成分。同时从经济史的演化过程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特别是要从中国改革30年的历史事实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以推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最后，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的关系，通过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目前经济学的学科划分太细，肢解了整体性，在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关系的过程中，要加强与其他分支学科的紧密联系。
(五)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历史学科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托宾指出经济学走到极致，将无限地接近于历史学，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从史学中吸取养分，提高其创新力。二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需要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和价值主张对政治经济学而言显得尤为重要，而政治经济学的争端也往往归结为价值论的争论，“任何纯理智的作用都不能决定关于最后价值的判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需要处理好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在与哲学的交叉中获得正确的价值判断，建立政治经济学的伦理基础。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互涉的历史发轫于近代英国经验主义哲学，随后经历了一个从相互分离到再度结合的过程。随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学自身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张，从而与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日益增多的交叠。所以在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创新过程中，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的关系。
(六)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创新过程中，不仅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而且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关系。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的科学。其最鲜明的特性是高度的抽象性、严密的逻辑性和广泛的应用性。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结合开始于边际主义，数理方式是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标志，数理方法的运用不仅为经济学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过数理的方法还可以发现规律，使经济学具有科学的形式。保尔·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提到马克思对数学分析的评价，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二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物理学的关系。经济学很早就从物理学中吸取思想方法，经济学中所使用的机制、均衡、熵定律都是来自物理学，尽管经济学不能和物理学一样进行试验，但是其研究方法对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和物理学的关系。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在经济学说史上，经济学从社会生物学的发展中获得大量好处，追究经济学与生物学的相互关联，就会发现两者一直都是相互影响的。美国旧制度经济学家将生物学上的演化引入经济学，提出了制度演化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歇尔将生物学上的达尔文进化论引入经济学，强调经济的“连续原则”，笃信自然不能飞跃的格言，肯定经济世界是不断变化和缓慢成长的。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也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
二、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要突出八个创新
新时期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在坚持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传承，尤其是对政治经济学继承的基础上，要突出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八个创新。(一)形成新概念。概念、范畴体系是区分理论范式的两个最重要标准，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畴体系，需要从现实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将其增补进来，以使政治经济学具有更强的时代特色。新时期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以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主体，吸收各种经济学流派的科学成份，建立新的概念：一是要推动政治经济学学科本身的概念创新。结合变化了的新形势和时代的新特点，赋予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新的内涵，把它的性质界定为：研究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学科。“特别是在资本、劳动力、剩余价值、剥削等问题上要有创新发展，从而提高经济学的科学性”。二是引进新概念。如，“科学发展观”、“利益和谐”、“现代财富观”、“民营经济”、“经济全球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幸福指数”、“和谐社会”、“发展方式转变”、“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等，增强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
(二)拓宽新范围。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主体，吸收各个流派的科学观点，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解释范围。从时间看，理论阐述不只是从马克思理论讲起，而是向前延伸一些，如，在讲劳动价值论时，要反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观，使人们从历史演化的角度认识劳动价值论。从空间上来看，在分析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基本理论时，既分析资本主义，又分析社会主义，同时重点结合中国的现实。
(三)建立新范式。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的新范式就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探索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一是要反映现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又要反映每一个理论形成的历史、重大事件，还要阐述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既体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深刻性，同时又体现历史的厚重感。二是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新范式。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化的发展使世界现代化进程进入二次现代化过程，社会也由传统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型，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需要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新范式。
(四)确立新对象。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学术界一致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而且政治经济学不能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它要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进行研究。在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论证的基础上，不仅要研究生产关系，而且要研究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其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任务是探讨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及其关系的一般规律。
(五)明确新主线。公平与效率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围绕调整宏观经济的公平与效率关系、实现社会和谐这一主线。围绕这一主线抓住以下三个核心：一是在宏观上以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宏观结构平衡、价值平衡及其调节，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二是在微观上以处理好企业利润最大化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强调效率，在微观上促进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又通过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实现社会的公平。三是在资源配置上以处理好效率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为核心，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又实现和谐发展，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以促进和谐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实现。
(六)构建新体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全新体系。在理论体系上，继承传统，立足现实，突破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实现政治经济学的转型，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体系。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结构和理论的逻辑自洽性，理论体系应分为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生产理论、交换理论、分配理论、消费理论、宏观经济理论、经济全球化理论等。每部分按历史顺序，按照从一般到特殊的思想逻辑，分为一般理论、资本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理论，最后具体到中国的现实。
(七)增加新内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坚持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变化了的世界经济新形势和新的时代特点，在内容上进行创新：一是根据情况变化，在角度上和内容上进行创新，如，将“对外开放理论”改为“经济全球化理论”，主要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二是总结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30年来的经验，把新理念、新现象和新问题加进去，增强政治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
(八)归纳新观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系统梳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归纳出新的观点。如，市场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分类及目标、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构成、经济全球化中的两种趋势等。既使传统理论得以继承，又使各家观点得以展现。
三、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
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其逻辑自洽性的基础上，紧紧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以与时俱进为基本原则，以突破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苏联范式和实现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转型为目标，针对当前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两分法的局限性，借鉴政治经济学史上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三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以及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优秀传统，以生产关系的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为指导，建立由七大部分构成的理论新体系。
(一)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首先研究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最后研究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垄断资本主义到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社会主义经济改革。
(二)生产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生产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生产。在生产的一般理论中，研究生产要素与生产过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资本、技术，生产的组织以及生产规模与再生产理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面，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在社会主义生产的研究中，研究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的生产要素、社会主义的生产效益、社会主义的再生产、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农村的经济组织与中介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协调发展。
(三)交换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交换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交换和社会主义的交换。在交换的一般理论中，研究分工与交换、商品、货币、市场及市场体系和价值规律及其作用；在资本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资本主义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竞争机制、资本循环与周转以及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在社会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四)分配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分配的双重含义及其相互关系、收入分配及其机制、初次分配及其决定、再分配及其调节、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及其实现；在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形式(包括工资、利润、利息、地租以及资本主义的其他分配方式)、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调节；在社会主义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形式、社会主义再分配及其调节、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
篇5
篇6
饭店拥有各种经营管理资源，饭店正是利用这些资源来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或环境效益。可配置性是饭店资源所具有的基本特点，通过特定的配置和管理行为，饭店资源会发生形态的改变，并聚合成满足顾客需要的饭店产品。因此，科学认识饭店资源的配置属性，是正确进行饭店竞争力管理的基础。
1饭店资源的配置性分类
对饭店资源进行配置，其目的在于通过对不同饭店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的使用来提高单体资源的增值能力，并通过资源之间的结合来积聚综合利用优势和过程优势，从而提高饭店的效益水平。
饭店资源都蕴涵有程度不同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在一个较短的时期之内，技术水平如果没有较大的改善，资源的自然性越高，其增值能力的固化度就越高，它通过人为组合和调配所能产生的增值效果也就越低，比如低值易耗品，由于其使用的广泛性和获取的随意性，它的获取成本和使用成本均可以进行理性的控制，在饭店产品的价值链结构中，它的价值扩散能力是较低的，饭店只能从低值易耗品中得到一般的资金投入回报。
社会性高的资源的增值能力通常不受技术水平的限制，而受管理水平或者说资源配置水平的限制。资源的社会性越高，它通过不同的配置组合产生的增值效果的差异性也就越大。比如顾客偏好信息，同样的顾客偏好信息对不同的饭店有不同的增值效果，饭店对顾客偏好信息理解地越准确，所生产的产品与顾客偏好就越吻合，其增值效应和市场效应就越大，越能给饭店带来超出一般资金回报率的利润水平。从这个角度而言，可以将饭店资源分为三类，即弱配置性资源、中度配置性资源和强配置性资源。
如图1所示，弱配置性资源通常是自然属性较高的设施和物品资源，它们虽然也经过人为的加工，具有一定的社会属性，但比起财力资源、人力资源等中度配置资源来说，其社会属性显然要低得多。设施和物品资源的质量是比较容易测定的，它们的增值能力也比较容易预测，对它们进行配置组合所能够产生的综合效益和过程效益是比较低的。
财力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这里通常是指新兴技术）、市场信息等资源的增值潜能则难以预测，不同的配置组合能够产生不同的综合效益和过程效益，其配置性是较高的。相比而言，组织惯例、饭店文化等组织资源是软性程度更高的资源，它们超越了饭店组织实体，并依赖于内在的社会心理和饭店规范而连接在一起，其社会性比弱配置性资源和中度配置性资源要高。相应地，对这些资源进行配置组合能够带来的增值效果更加难以确定，因此其可配置性要高于前两者，我们称其为强配置性资源。
2饭店资源的竞争力层次及其动态转化
（一）饭店资源的竞争力层次
资源配置的目的是营造饭店的竞争优势，为饭店的利润获取提供竞争基础。饭店资源本身就是竞争的基础因素之一。或者说，饭店内的各种资源本身就有竞争力的层级区别。从竞争力角度而言，饭店资源包括核心资源层、优势资源层、基础资源层和劣势资源层等四个层级：
饭店核心资源层。饭店核心资源是与饭店核心竞争力紧密度较高的相关因素之一，它是指在饭店的资源体系中，具有较强的价值增值能力、较为稀缺而且不易被竞争对手所模仿的资源种类。核心资源层对应于强配置性资源，饭店通过对这种资源的开发和维护能够获得持续性的竞争优势，保持饭店的竞争地位。饭店文化、组织资源等强配置性资源通常属于饭店的核心资源。
饭店优势资源层。优势资源是指有一定的价值增值能力、具有稀缺性但容易被竞争对手模仿和复制的资源种类，它对应于中度配置性资源。饭店优势资源能为饭店提供一定的竞争力，但这种竞争力容易被竞争对手赶超，因此不具备可持续性。像饭店的菜肴制作技术、客户资源等中度配置性资源与饭店的优势资源存在较大程度的关联性。
饭店基础资源层。基础资源指具有一定的价值增值能力，但不具备稀缺性的饭店资源种类，它对应于弱配置性资源。这种资源能够提供一定的价值，没有它们饭店会处于竞争的劣势，但是其它饭店也很容易取得同样或类似的资源，因此它不能成为形成饭店竞争优势的资源。饭店的水、电、设施设备等弱配置性资源种类都属于基础性资源。
饭店劣势资源层。饭店劣势资源是指没有价值增值能力的资源种类，它没有明确的配置层次指向。这种资源不能为饭店提供竞争优势，它往往是饭店的负担。像不适应岗位发展需要的员工就属于饭店劣势资源，摒弃这种资源可以降低饭店的经营管理成本，提高饭店的相对竞争力。
（二）饭店资源竞争力层次的动态转化
如图2所示，在饭店资源的分层系统中，饭店的核心资源是饭店所独有的，市场上不具备同类资源，饭店正是凭借这种资源营造出自己有别于其它饭店的竞争优势，由于这种资源不易被竞争对手所模仿，因此其竞争优势是持续的。
饭店优势资源也是构成饭店竞争优势的资源种类之一，但由于它可以被其它饭店所模仿，因此这种资源所营造的竞争优势有一个逐渐式微的过程，或者说，这种资源会逐步退化为饭店的基础资源。
劣势资源的存在是饭店中一个难以避免的配置问题。其根本原因是，由于信息不对称，饭店难以完全了解市场中的资源情况，因此资源交易行为蕴涵着和劣势资源发生契约关系的可能性。同时，饭店内部的资源在使用过程中有一个自我老化过程，设施设备、员工的技能、管理人员的管理思想都会在使用过程中出现背离资源基本要求的情况，如果这些得不到及时的修复，相应的资源就会转化为劣势资源。
饭店资源还会与外部市场资源进行动态交流，内部转化和外部转化往往交织在一起，互为推动。
3饭店资源的分类配置策略
在饭店的资源构成体系中，物品设施等弱配置性资源自然属性高，它在空间上具备较强的可流动性，可替代性也高；技术资源、客户资源等中度配置性资源依赖于人的识别和管理，它的扩散通常受整体环境的限制，因此其可流动性和替代性要低于弱配置性资源；而饭店文化等强配置性资源具备更强的内隐性和社会性，它更多的表现为隐性的规范和价值理念，它是饭店行为长期积淀和延续的结果，它的可流动性和替代性最弱。但这也使这种资源难以被模仿，由此它也具备更强的增值性。因此，弱配置性资源、中度配置性资源和强配置性资源分别对应于强替代性、一般替代性和弱替代性。对资源流动性和替代性的判断有助于更好把握资源配置的时间决策点，采用反应速度不同的配置模式。
如表1所示，基础性的弱配置性资源流动性强，饭店需要对资源的变化做出迅速的反应和调整，其配置手法是迅捷反映型的配置模式。
中度配置性资源流动性较强，但其发展脉络较为缓和，具有相当程度的可预见性，因此一般采用常规、例行的配置流程。比如，人力资源需要饭店进行持续的更新、培训和结构调整，它的配置行为有其常规性和延续性。强配置性资源可替代性低，它的改变需要较长的时间，其配置行为通常是中远期的战略性规划调整。比如，良好的饭店文化、成熟的组织惯例等强配置性资源的形成是饭店员工在长期的工作中逐步形成的，它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需要饭店有长期的战略发展规划。
饭店的资源随着其配置性由弱到强的变化，它的增值性也逐步增强，增值性越强的资源与饭店核心优势的关联度越大，饭店由此所能维持的竞争优势也越长久。
参考文献：
篇7
一、人文关怀的内涵及其价值体现
重视和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的内在要求。从哲学意义上说，人文关怀关注人自身的命运与价值，是对人生意义的思考。人文关怀以人文精神为主导，其内涵包括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自由尊严、道义良知的人道精神，公正平等、民主法则和理性精神。人文关怀的现实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和平等。维护人的尊严和价值，着眼于培养人们树立开拓进取的人生态度，庄严崇高的道德感、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鲜明的个性意识与集体主义风格，健康开放的文化心态与精神风貌。从现实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人文关怀是指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和个性差异，关心人丰富多样的个体需求，激发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对当代大学生而言，人文关怀就是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根本，尊重他们的主体地位和个性需求，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理解、关心和引导他们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
二、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的实现途径
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在于培养人，塑造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关注人的生存状态，特别是人的精神存在及其发展，追问人的存在价值和人生意义。因此，人文关怀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中最为本质的内容，其实现程度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要把人文关怀完全融入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应从以下三个途径展开。
1.转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思想观念和工作方式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坚持什么样的教育观念或者教育理念，直接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倡导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的积极意义，就在于充分肯定人，充分实现人的心灵自由、精神解放的人文主义理想，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基本关系中，追求和谐统一，目的是使当代大学生在认识世界、认识人生、改造世界和改造自身的实践过程中获得和谐、自由和具有创造性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改变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改变思想政治教育中那种不从人本身、人的需要和人的发展出发，而是把社会的道德规范作为一种外部力量来束缚人的传统做法，改变原来那种硬性地要求人无条件地、机械地按照道德规则行事以及人在社会道德规范面前只能是被动服从者的不良现象。我们必须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说教式、灌输式的教育而向对话式转变，实现教育者、受教育者双方平等对话、自由交流和相互磋商。对话式教育会引起教育者、受教育者双方热烈的讨论甚至争论，这是人与人平等相处的基本方式。对话式教育显示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对学生主体地位的尊重和教育者的情感投入，从而在师生之间建立起沟通的桥梁。
2.把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生生活紧密联系起来
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将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为学生现实生活服务的具体实践活动中去。这也是国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个特色。在欧美发达国家，学校普遍具有良好的服务中心和服务设施，一般的学校都配有学生活动指导员，并设有咨询处、宿舍顾问、贷款和奖学金部、纪律顾问、法律援助部门等服务机构。同时，学校还聘请一些顾问，如社会工作者、心理咨询专家、精神病治疗专家等，来诊断和解决学生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通过这些人性化的服务，在解决学生具体困难的过程中使学生感觉到国家的存在和社会的温暖，其公民的主体人格和爱国情怀也由此得以萌生。这种人文关怀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原有的强制化和灌输式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既容易激起学生的逆反心理，也不符合现代教育的主旨精神。
3.丰富学生的心灵世界，培育高品质价值观
学者周围平认为，人之为人，一个更为本质的特征就是超越性。超越性是指人对超出生存以上的意义的寻求。与理性相比，超越性更是人所特有的本质。超越性有三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对自己人生的责任心。这是心灵生活的开端和最基本要素?，它根源于对生命的爱，因为这种爱，不愿生命流逝，便会珍惜自己的生命体验和感受，发展丰富的内心生活；也因为这种爱，不愿虚度生命，便要寻求生命的意义，对人生进行思考。二是灵魂的认真。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必然会引向对人生意义、价值的追问。三是在精神上与某种宇宙精神本质建立联系的渴望。上述的人文精神或人文关怀其实质是对个人内在的心灵生活的无比关注，周国平认为，这比外在的生活更重要。因此，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必须采取学习、体验等各种方式丰富学生的心灵世界，培养他们形成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加深他们对人生意义的理解，提高他们的精神品质。
篇8
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著名会计学者瓦茨和齐默尔曼所著的《实证会计理论》被翻译介绍到中国会计界以来，实证研究这一研究方法及其相关的问题就受到了会计学术界广泛的重视。近10年来的发展，实证方法已逐步为中国会计学术界所接受并得到了相当的应用。据笔者不完全统计，1999年全年和2000年1～6月，代表中国内地经济学最高水平的学术杂志《经济研究》，已经发表的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的财务、会计论文（包括财务会计专业研究人员撰写的微观经济类专题的论文）就有20篇。由于学科划分以及对论文主题所涉及领域方面的认识，这种统计可能不甚精确，但不可否认，作为相当注重研究方法（尤其强调实证研究方法）的国内一流经济学学术期刊，正在刊登越来越多的实证会计研究论文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同样，被公认为中国内地会计学最高水平的学术理论刊物《会计研究》，收录发表的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撰写的会计论文也越来越多。近年来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撰写的会计学博士学位论文也日渐增多。种种迹象表明，实证会计研究正试图取代规范研究，成为会计学术研究的主流范式。
笔者认为，在实证研究这一方法被引进中国将近10年的今天再讨论这个问题，已经不能仅停留在方法的介绍或规范和实证两种研究范式孰优孰劣的比较评判层次上，而应当将学术研究中，中国会计学者在方法应用上存在的问题揭示出来，并总结消化、吸收西方会计研究中的先进方法。正因为如此，笔者总结了中国学者应用实证方法撰写会计学术论文时存在的问题，同时，针对性地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和看法。笔者希望借助评论同行文章这种特殊的方式，为在会计学术研究中建立并形成良好的学术批评风气尽一点绵薄之力。
二、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
在中国接受实证会计研究方法近10年的过程中，学术研究的方法论的争论可谓层出不穷。
种新的学术范式之所以能够得以诞生并进而得到长足的发展，其原因需要认真予以分析和总结。笔者以为，搞清楚包括经济学、会计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的关系，是展开讨论的基础。
价值判断是对某种特定事实内容所作的“公正”或“不公正”、“合理”或“不合理”、“好”或“坏”、“好些”或“坏些”等的评价和预言。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政治、法律、道德的观念中，价值判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表达政治要求、决定合法与非法、罪与非罪、道德高尚还是低下等不可缺少的语言工具，也是进行行为选择和政治选择的前提。但是，在作为经验科学的经济学研究中，占重要地位的首先是事实判断，而不是价值判断。
从认识逻辑来看，价值判断仅仅是一种根据特定的价值标准作出的判断性评价和立场取向。它既不能排除别人对相同的事实持相反的立场，也不能提供可由其他主体进行事后检验的有关事实和信息，因而不具有科学预言能力。相反，事实判断则包括了可由各个主体进行事后检验的有关事实和论断，即事实是怎么回事，它已经怎样或将来会如何，因而能够在经验上被证实或证伪。不仅如此，价值判断也不能从事实判断中推导出来，即事实在逻辑上并不包含它的评价。
强调事实判断在包括经济学、会计学等在内的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不意味着在理论研究的整个活动和过程的所有方面都不应有价值判断。一般来说，在研究对象的选择、认识目标的确定、研究方法和分析结果的选择等领域和方面，需要进行价值判断。因为每个研究者既可以根据个人的兴趣和爱好选题，也可以根据政治、道德和信仰选择实际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此时没有价值判断是不可想象的。比如说，当前中国会计实务中会计信息失真现象泛滥，作为会计学界的研究者，展开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既有理论上的价值，又有现实的意义，同样也符合社会大众对消除这种现象的情绪需要。但是，在学术理论研究的内容领域，也就是在认识过程和理论形成过程之中，却不允许价值判断插足。如果在内容领域借助于价值判断，就会使认识过程从一开始就引入“信仰”问题，这只会使认识过程扭曲，得不出科学的结论。再以当前中国会计信息失真现象为例，如果从一开始就建立了会计造假是由于会计人员的法制观念薄弱，或是由于传统的会计制度已经无法适应建设市场经济的改革需要的所谓“先验信仰”，那么，按照如此的基础作出的分析必然会在结论上发生偏差。另外，有人强调科学家的价值观和历史观，指出一些伟大的学者都有着鲜明的价值观和强烈的历史责任，但没有说明这样的价值观和历史责任在他们的科学生涯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仔细加以考察，这样的价值观和历史观对他们选择科学课题、坚持科学信仰和从事艰辛的科学探索起了重要的作用，而对其科学认识和理论创造过程本身则起不了什么积极作用。他们正是在抛开了价值判断而专注事实判断的情况下，才有了科学的创造。因此，在一些社会学科的研究中，在获取信息和认识客观事物内在联系的范围内，保持价值自由前提，避免进行价值判断是必要的。
从方法论的角度分析，规范研究是根据“应该如何”提出命题，而实证研究则以“是怎样的”来提出命题，这两种命题提出方式上的差异，决定了实证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以价值自由为前提的。作为经验科学的会计学研究，以价值自由为前提能够保证采用实证方法所作的理论探索是一种以事实判断为基础的研究活动。虽然，研究者在具体从事研究工作的过程中以及结论的形成上，会犯下方法上的错误和产生各种逻辑上的漏洞，但这些问题并非是由于实证方法本身产生的，而是属于方法运用不得当造成的。理论研究中，以价值自由为前提的实证研究方法，是知识累积的重要手段，也正因如此，实证研究才能成为许多社会学科进行学术理论探索的主流方法，才能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并得到学术研究人员的广泛认可和接受。
三、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
在规范研究还是实证研究的论争中，引起认识混乱的原因恰恰是对实证研究方法本身了解的不够深入、认识的不够清晰。
实证分析可以分为理论实证（或逻辑实证、分析性实证）或经验实证（empirical）两个相互联系而又可以独立进行的部分和阶段。前者的任务在于提供一个概括的体系或框架（framework），对现实关系究竟是怎样的问题，作出理论上和逻辑上的分析和解答；后者的目的在于对理论实证得出的结论和假说进行经验检验，以确定其真理和谬误所在，亦即证实或证伪。因此，进行实证分析，首先要建立理论模型，提出理论假设，进行抽象的、深入的理论分析，然后在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经验检验，证实或者证伪假说，得出带规律性的结论，亦即达到理论上的解释能力和预测价值。
虽然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可以分别进行，但同时二者又是相互联系的。因为经验观察到的事物总是具体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和作用都包括在其中，只有进行抽象的理论分析，从理论上说明了每个因素的作用和相互关系，才能真正理解并把握事物的内在规律性。不仅如此，理论概念和理论范畴并不一定能够作为实证分析的指标和工具。因为，理论概念必须抽象掉许多次要因素，而经验研究所定义的指标及其据此获得的资料和数据往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在进行经验实证时，必须注意从理论概念向实证指标的过渡，实证指标的选择和设计必须尽量与理论概念相接近。这样，才能保证实证结论的严密性。
篇9
一、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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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3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3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3。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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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计量经济学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进入中国之后，其发展过程可以分为3个阶段——从“推广普及”阶段到“计量经济学教学的提高阶段和应用研究的推广阶段”，再到“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阶段”[1]（李子奈，2008），其经历了与传统经济学内容的不断磨合，直到完全融入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工作中。计算机技术、网络以及学术交流的国际化都为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而计量经济学方法的普及和不断创新又为提高我国经济学教学和研究水平提供了良好的平台。纵观国内外应用经济学研究成果，其中采用计量经济方法作为主要分析工具的比重也越来越大，目前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国内主要经济管理类期刊中，以计量经济学模型作为主要分析方法的论文占比已超过50%。计量经济方法在应用经济学及管理学科学研究中应用的增加和普及，使得计量经济学已成为现代经济学和管理学教学中必不可少的一门课程。它和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一起构成了中国高校经济管理类本科生和研究生必修的三门经济学核心理论课程[2]（洪永淼，2007）。计量经济学无论在教学内容、教学手段，还是在使用广度上在国内都已经得到极大的发展，且其在经济学科中的地位已得到普遍的认同，但是很多学生在学习和使用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或认识上的误区，尤其是在部分非数量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论文写作中，这些问题可能直接导致结论的错误，进而使一些学者开始怀疑计量经济学模型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很多讲授和传播计量经济学知识的学者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并试图从本质上改变这一现象[3]（李子奈，2009等）。本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结合多年教学和科研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对当前研究生（尤其是非数量经济学专业）在学习和使用计量经济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归纳，并给出相应的建议。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本文研究的背景；第二部分将归纳目前部分学生，尤其是非数量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甚至一些博士研究生在计量方法使用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第三部分将结合实际情况，提出相应的建议；最后给出本文的结论。
二、计量经济学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无论是在经济理论的科学研究中，还是在经济问题的实际分析中，采用计量经济方法解决问题已成为一种趋势。很多学生为了赶上这趟“潮流”，在分析问题过程中积极地开发和使用各种前沿的计量方法，而忽略了模型需要满足的一些外部条件，例如模型设定的假定、模型对数据的依赖、模型的经济意义等。本部分将主要归纳几个在计量经济学学习过程中常见的现象：
第一，计量软件的多样化，弱化了学生对很多基础计量方法的探究。随着计量经济方法在经济分析中地位的不断提高，很多学生开始注重在论文写作过程中使用计量方法，尤其是前沿的方法。同时，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计量方法的相关软件也越来越丰富，促使其应用变得更加普及。然后正是这种软件的多样化和智能化，弱化了很多学生对计量经济方法理论基础的探究，如模型估计前一些必要的检验等。很多研究生在使用计量方法时，只是简单地将搜集到的数据输入到一个类似“黑箱子”的软件包中，然后就可以直接得到结果。
篇12
作者简介：周志太（1956-），男，淮北煤炭师范学院经管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F0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09（2008）10-0008-03
20世纪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的演变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举其要者，研究方法的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十大趋势。
一、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
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 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 Mary S.Morgan，The History of Econometric Idea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③ 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篇13
Key words： research article titles; economics; genre analysis; contrastive analysis;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中图分类号：G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18-0304-03
0引言
近十余年来，随着对学术语篇研究的兴起，语言学家越来越重视体裁分析方法在这一领域的应用，并形成了以John Swales （1990） 为代表的语步分析法，其对学术语篇前言进行了实证研究提出了CARS Model。随后引发了学者们的浓厚兴趣，他们将注意力集中于学术语篇的不同部分，例如，Lores （2004）和Martin（2003）研究了学术语篇的摘要部分，Homes（1997）研究了学术论文讨论部分，Yang和Allison （2003）研究了学术论文的结论部分，等等。本文将针对学术论文的标题部分进行对比研究，其方法也是体裁分的实证研究方法，目的在于发现国内外经济学期刊英语标题的结构特点，并能够对中国学者撰写英语标题提供参考。
1学术论文标题研究综述
80年代末以来，以“体裁分析之父”（Pérez-Llantada， 2004：140）John Swales （1990） 为代表的体裁分析法（genre analysis）的研究范式逐渐确立其在学术语篇的语言学研究中的地位。在1990年，John Swales 指出标题是学术体裁研究中被忽视的一个方面之一。随着学者们对标题研究的关注与日俱增，研究成果不断涌现。Yitzhaki （1997）比较了18种不同人文学科期刊的论文标题中的实词数量目的在于检验学术论文标题的信息密集性。Busch-Lauer (2000) 分别对比了医学和语言学领域内的英语和德语标题，发现医学领域内的标题长度比语言学内的论文标题的字数明显要多一些，并且确证了以德语为母语的学者习惯于用德语的思维方式撰写标题，同时发现了所有的标题在两个领域内的作用都是交际功能的作用。Laurence Anthony（2001）通过对计算机领域期刊中600个论文标题的长度，标点使用，介词使用和词频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计算机学科的论文标题有其自身的特点，例如，他发现介词和冠词在此类标题中出现的频率最高，其中介词for在所选的6种期刊中的4种当中出现的频率最高。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计算机科学领域内的标题有其自身的特点，但是同时也提出，论文标题的特点因学科不同而有差异，这样的普遍性结论有待进一步的研究。随后在2002年Yitzhaki又研究了24个重要期刊的论文标题与论文长度的关系，同时做了历时比较的研究，发现文章长度和论文标题长度的关系是因科学类别的不同而不同，在所谓“硬”科学内标题长度与文章长度的相关性较“软”科学更强。Haggan （2004）则是同时分别比较研究了文学，语言学和理科科学的论文标题的结构特点。她将标题按形式分为句子型，名词型和短语型三类。研究结果显示出三个不同领域内的标题都互不相同，各有特点，同时指出标题的功能在于引起读者阅读文章的兴趣。Hartley （2005c，2007a，2007b）从不同方面探讨了论文标题的特点或功能：一、指出论文标题应当同时具有传递信息和吸引读者的作用；二、将论文标题按功能重新分类，共有12类并且分析了各类的特点和功能；三、研究了冒号在学术论文中的使用偏好。最近的研究是Soler （2007）对研究型学术论文和综述型学术论文的标题结构的实证研究。在570个标题中，480个为研究型论文标题，90个是综述型论文标题，时间跨度从1996年至2002年，涉及的学科领域是生物学和社会学，她将标题按结构分为句子型，问句型，名词词组型和复合型，同时还对标题的长度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综述型标题的长度在两个领域都非常的短，复合型标题是社会科学体裁研究型论文标题的特点。句子型标题是研究型论文标题的文章类型的特点，尤其是生物学领域内的研究型论文标题的特点。
国内的标题研究主要分为两类：汉英单语种独立研究和汉语标题的英译。例如王英格（1993）研究了英语学术论文标题的语法和修辞特点。化柏林（2007）对图书情报学类核心期刊论文标题进行了计量研究，共对42989篇文献的标题进行统计分析，涉及到标题长度，句型以及标题中相关词汇的研究，如题首词，题尾词，关键词等。而论文标题的汉英翻译的研究有，段萍和顾维萍（2002）的关于医学论文的标题和摘要的汉译英的常见错误的分析的研究，周永模（2002）的关于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论文标题的汉译英的标准的探讨。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王成宇（2003）对英汉双语的疑问型学术论文标题进行的对比研究。
综上所述，学术论文的标题研究成果逐渐丰硕，本文将就前人的研究成果继续深化和推进学术论文标题的研究，基本的研究思路是以体裁为切入点，即语言学类研究型学术论文；英英对比，其特点在于中国学者的英文标题和国际学者的英文标题的对比；以及采用实证研究方法。
2研究方法
首先本文选取了中美经济学两本在各自学术共同体中的权威期刊：中国的《经济学（季刊）》（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CEQ)）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QJE)。建立了一个含有548个英语科研原创论文标题的语料库，其中CEQ 中随机选取311 个标题，QJE 中随机选取237个标题。按照语料库的建库原则以及对比语言学的可比性原则，标题的选取时间跨度为2004至2009年（由于研究时间限制，2009年只收集部分标题），且不包括书评类以及其他体裁类型的文章标题。其次本文将所选标题分为五大类：名词词组型（Noun Phrase [NP]）, 复合型（Compound [CP]）即一个标题由两部分组成，中间被冒号或其他符号隔开, 句子型（Full-sentence [FS]）, 动词词组型（Verbal Phrase [VP]）, 以及介词词组型（Prepositional Phrase [PP]）。另外，本文还进一步细分了名词词组型标题和复合型标题，同时还统计了本语料库中的NP和CP标题在近五年内(2004-2008)的变化趋势。
3研究结果与讨论
标题应当体现信息性和经济性原则。信息性是指标题应当全面准确反映论文的内容。经济性是指标题应当用最少的词表达最丰富的意义。表1显示了两本期刊英语标题的平均长度。明显的差异在于国内的CEQ论文标题要比国外的QJE论文标题用词偏长。就其原因在于英语不是中国人的母语，并且中国学者在撰写英语论文标题时会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Connor， 1996）。另外，无论CEQ论文标题是出于投稿人的翻译或重新用英语撰写，都会受到原来汉语标题的影响，我们的统计发现，汉语标题会经常出现“论”、“研究”以及“探讨”之类的标题标记（尹世超，2001）。同时，国内学者撰写的英语论文标题会将这类标记词翻译出来形成“The study of …” 或“The analysis of …”之类表达形式。这无形中会增加英语标题的长度而不会因此增加标题的信息含量。
标题的功能有四种（尹世超，2001）：称名功能，概括功能，吸引功能和引导功能。如果综合考虑标题的两个原则和四个功能，那么复合型标题是最理想的标题形式。表2的复合型标题频度百分比正好体现了这一选择在英语环境下的要求。按照Swales和Feak（1994）的观点此类标题（英语）的构成为：问题-解决（problem-solution），一般-详细（general-specific），话题-方法（topic-method）和主要-次要（major-minor）。这一构成就能够是撰写者不通过语言手段而在两部分之间建立联系，达到信息性、经济性和吸引功能的统一。由于标题的基本功能是称名功能所以名词词组型标题在两本期刊中都占有较多的频度。有趣的发现是，美国的QJE期刊论文标题出现了较多的句子型标题，共15个占该期刊语料的6.33%，以及较多的动词词组型标题，共8个占该期刊语料的3.38%。
两本期刊使用最多的名词词组型标题都是NP+PP结构，即一个核心名词后接一个介词短语的结构。但是，相比较而言，CEQ期刊论文NP标题的结构相对较复杂。这一点似乎验证了Connor（1996）的观点，写作是一种深嵌于文化的行为。即国内学者撰写英语论文标题时，会采用复杂的介词短语限定讨论话题的形式，而国外学者会直接采用其他策略比如说采用CP型标题结构。这同时似乎也表明非母语写作者会在使用第二外语时无意识的会凸显过滤某些文化因素，这些因素会表现在语言层面，比如说，复杂的介词短语结构标题。
在标题具有称名这一点上，中美期刊论文撰写者又一次达成一致，即标题的前后两部分都是名词词组结构[NP:NP]。但是QJE期刊CP论文标题并不仅仅是依赖这一结构，作为美国学术共同体的研究者，他们会更多关注英语标题的其他功能如吸引功能，所以该类标题在QJE中呈现出较多的其他次级结构，如Q:NP[问句：名词词组]型。本语料库中，最强烈的对比在于，QJE中会出现PP:NP类型标题和Q:Q类型标题，而CEQ中却无此类型标题出现；另外，在CEQ中会出现PP:NP和Q:VP类型标题，但是在QJE中，撰写者不会才取此类型去撰写标题。此现象有待于进一步的大规模的语料收集和分析。
从上图可以看出，NP和CP标题在五类标题中在近五年内呈增加趋势。有趣的发现是，CP标题在两本期刊中在2007年增至最多，相反的NP标题在两本期刊中减至最少。相对于2007年来说，两本期刊中的CP标题在2008年有所减少，而NP标题有所增加。最终的结果表明，经济学类期刊英语论文标题NP和CP类型出现的频度趋近于相同，但总体呈增加态势。
4结论
本研究表明经济学类中美两本期刊的英语论文标题存在明显差异。这些差异是由于文化社会因素造成。本研究的意义在于为经济学类同行撰写英语论文标题提供帮助。进一步的研究可细致深入地探讨经济学类英语论文标题的用词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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