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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的哲学思考实用1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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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的哲学思考

篇1

高职院校的教学总体要求是“实用为原则,够用为度”,实用本位的《医用化学》教学模式改革的思想来源于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实用主义哲学的指导下,从实用、够用的角度出发,寻找解决《医用化学》教、学两难之矛盾。

一、高职《医用化学》教学中的现状和问题

1.学生特点

当前医学高职院校实行的大都是文理兼收,文理科学生的思维逻辑本就不同,再加上高中时期学生的化学基础也存在差异,而在医学高职院校还存在对口招生的情况,对口生的文化课基础更是堪忧,近些年来高职院校的入学成绩大多集中在三百分左右,即使是理科生,对一些化学基本概念、元素周期律、基本化学反应等都掌握不牢固,接触到《医用化学》感觉很难。再加上学生没有认识到化学和医学的关系,对医学基础课的基础的《医用化学》存在轻视,不愿花大力气去学习。

2.教师特点

目前,由于《医用化学》教师对医、药方面知识了解不多,往往在授课过程中只强调化学学科内容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而忽略了专业的需要,强调基础理论知识的深广度而忽略与专业的联系。因此,《医用化学》教学存在的“纯化学”教学的问题依然明显。虽然医学化学教学工作者做了大量的努力,但始终未能实现医学、药学与化学的有机融合[1]

3.课程和课时特点

《医用化学》虽然主要分有机和无机两大类,但所涵盖的内容却涉及了有机化学、无机化学、物理化学和分析化学的相关内容,内容繁杂、知识点比较分散。而不同编写者的认识不一,导致编写的教材的深度和广度也各不相同。

从课时来看,现在高职医学院校《医用化学》课时普遍偏少,一般都在一个学期内上完,还包括实验课在内。课时少,为完成教学任务,教师课时进度必然快,而对化学基础不好的高职医学生来说在短时间内接收大量新的知识是困难的。

二、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简介

1.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沿革

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来源于实用主义哲学,是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创立并发展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通过杜威的同事和他的追随者的阐述和传播,在上世纪20~30年代,从美国开设,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行。后来由于杜威芝加哥实验学校的取消而影响减弱,到60~70年代又有所复苏,在我国,1919年后,由于杜威在我国多个城市讲学,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曾流行一时,影响较大。

2.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特点

①注重儿童个性特点,强调儿童要不断适应社会的变化;

②主张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教育是对经验的不断改造;

③认为儿童是教育的中心,倡导教师要根据学生的特点和需要来组织和指导学生的学习活动;

④倡导做中学,重视儿童的经验、兴趣和需要,强调儿童发展的主动性、创造性,注重儿童为主体的教学实践。

⑤认为教育过程是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的过程,强调合作,主张师生平等。

三、实用主义关照下《医用化学》教学模式改革

1.学生层面

实用主义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强调学生的经验,其实就是让学生在学习中动起来,积极参与到教学中来,改变传统的“满堂灌”模式,提高课堂教学效果。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克服有些学生对《医用化学》的畏难情绪,教师要鼓励他们,帮助他们树立自信心,在授课过程中更多的将化学知识与医学应用相联系,让学生认识到化学对医学的重要性,增加学习化学的热情。

2.教师层面

虽然实用主义强调学生为中心,但是也倡导在教学中建立平等的师生关系,认为教学过程是师生共同参与的过程,其实,教师在新形势下应该是“平等中的首席”,在教学中起到主导作用。

①总结适合学生的知识体系

《医用化学》内容繁杂,知识点零碎,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总不断总结适合高职医学生的知识体系,引导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区学习实用的医学化学知识。《医用化学》的知识零碎且涉及面大,即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又分散在不同章节中,因此,为了更好地提取分散中的有效知识点,就要对即将讲授的知识及时归纳、总结,使知识整合化、系统化,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有利于教学的顺利进行。[2]

例如,在讲解烃类化合物时,可以再最后把烷烃、烯烃、炔烃合到一起进行比较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的异同,使学生系统掌握知识,进行理解记忆,也可以增加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②增强直观教学能力

《医用化学》知识枯燥,学生兴趣不高,文科生和对口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较差,形象思维能力较强,应当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展现出直观、形象、生动的教学场景,增加课堂信息量,以加强直观教学,也便于完成课堂教学任务,同时学生也能更好理解重难点知识[3]。尤其现在运用多媒体硬件设施都较完善,用多媒体进行《医用化学》教学,借助电脑、投影仪可以化抽象为具体,便微观为宏观,使静态变动态,使课堂气氛生动活跃,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

③加强临床联系

虽然在高职院校中,讲授《医用化学》的教师大多不是在医院工作的,有很多都是工科毕业的,但是《医用化学》的教学需要教师不断学习医学方面的知识,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注意保证化学知识体系的完整性,也要加强同临床医学应用的联系和渗透 。例如,医学生常用的氯化钠注射液和葡萄糖注射液的浓度和渗透压的关系。通过将化学知识和医学知识联系起来,增强学生对《医用化学》有用性的认识,提高重视度,增加学习的热情。

参考文献:

[1] 周丽平. 提高《医用化学》本科教学质量的途径与实践[J]. 数理医药学杂志,2006. 19( 2) 223 -224.

[2] 王亚玲. 情境教学在《医用化学》教学中的运用[J]. 卫生职业教育,2008.26( 7) 76 -77.

篇2

1.2“强者”还是“弱者”

医生是通过教育与考试进入到了医疗卫生体系序列的,相对来讲都属于“知识精英”。相对于社会其他群体,医生在知识、信息与资源等方面具有优势,特别是与来医院寻求医生帮助的人相比,其优势更加明显。因为一般情况下到医院找寻医生的人要么是患者,要么是患者的家属,总之,都是寻求医生给予帮助的人。因而这样一种医患关系从某种角度而言就是强者与弱者的关系:患者是处于被动地位的,是弱者;医生是居于主导地位的,是强者。的确,面对患者,医生有选择做与不做、做什么与不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与不做到什么程度的权利。基于上述理由,一个医生,是易养成职业自豪感与成就感的,是易对自己及其事业充满信心的。不过,还应该看到医生似乎有时也将自己定性为“弱势群体”。这看似玩笑,实则也确有隐情。作为强势的医生,何以又以“弱者”的面貌出现呢?或者以“弱者”自居呢?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首先,作为个体的医生,在制度(医疗卫生体制)面前处于弱势。一个处于体制内的医生面对体制的强制是被动的一方,是居于弱者地位的。医生不得不接受各种考评,不得不去完成各种各样的任务,哪怕不情愿,但为了生活不得不如此。其实,这也是现代性社会的共性。在现代性社会,越来越多的人与生产资料失去了直接联系,更多的人成为拿薪水过活的人,人们越来越依赖于体系而过活。因而在今天,即便是一个高级白领,尽管其收入不菲且积蓄颇丰,但一旦离开(主动或被动)工作岗位,他当下(或不久)就会有一种惶恐感与不安感“我今后怎么办?我靠什么来养活我自己以及我的家人?”尽管医生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或缺的职业,但具体到每个在体制内的医生而言,事实上都有如此担心。因而,一般而言,作为体制内的医生都是谨小慎微地生活着。其次,现代社会中的精细分工导致了人的无能感。精细化分工使人越来越成为本行业、本领域的专家,但离开了自己的专业与专长,人们一般会有一种盲然不知所措的感觉,那种无力感与无能感会像梦魇一样伴随着每一个人。医生有没有此种特性呢?认真想来,恐怕也有。第三,在具体的医患对立关系中,个体的医生面对着人数不定、确有准备的“医闹”时,从力量来讲确是处于弱势的,此时的医生恐怕真的会产生某种无助感、无能感与无力感的。

1.3“出头”还是“从众”

对于真实的个体而言,医生应具有鲜活的个性: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与爱恨情仇,有自己的个性与偏好。同时这种个性鲜明不仅体现在性格与爱好上,更体现在业务与技术的创新探索上,医生应勇于医术上的创新并乐于对医术上的异见进行表达。总之,医生应是一个“和而不同”的群体,医生应是一个个鲜活且具差异性的个体而不是千人一面的“装在套子里”的人。不过,还应该看到,对于医学事业而言,医生恰恰又是有着“整齐划一”的职业要求。因而,就出现了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是要个性鲜明呢,还是要整齐划一呢?在现实中,在从众的社会心理驱使下,多数医生选择与他人同步的可能性更大,因为这样做不易出错且合乎常规。的确,从众是合乎现代性社会法则的。现代性社会是科层制的社会。科层制中规则繁多且纪律严格,纪律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且被不断反复强调与灌输,这样保障了体制稳定。不过,这也造就了体制的保守。因而,科层制之中的人便养成了刻板、教条的工作作风。现代科层制中的人不再是有血有肉、有棱有角、鲜活的个体,而变成了越来越盲从、保守与随大流。作为医疗卫生事业体制中的医生恐怕对此也未能免俗。

2破解医患关系谜局中医生道德的作为

2.1道德与距离

从道德的起源角度而言,道德源于人的实践活动,是对诸多关系的把握与总结。在人的实践交往活动中所形成的客观的社会关系以及主观的心理体验是有层次的,那些与个体经常发生交往关系的对象自然会比那些交往少的对象给人的影响多一些,个体对其关注度自然也要高一些,而对那些从生理和心理都觉得很遥远的对象来说,人们一般情况下会觉得很淡漠。这是人之常情。道德的产生与距离的远近是有着密切的关系。当人与人之间无论是从生理还是心理上距离都非常近时,一种感同身受般的情感共鸣定会激发起人的强烈的道德冲动去施之以援手,去怜老惜贫、去扶危济困、去见义勇为。而当人与人之间无论是从生理还是心理距离越来越远时,那样一种感同身受般的情感共鸣也就会越来越弱,乃至于到无的程度,而无则意味着道德责任的彻底的消解。而在现代性社会,人们总是有意或无意地制造着距离,而它所带来的后果则是可忧的。因为“距离的社会生产,它废止或者削弱了道德责任的压力;技术责任代替了道德责任,这有效地掩盖了行动的道德意义;以及区隔和割离的技术,这增加了对那些应该是道德评价对象以及道德刺激反应对象的他人所遭受的命运的淡漠。”[4]总之,有了距离,便会有了冷漠、麻木乃至残酷。因而,改善医患关系,首要的是使医患间的距离拉近,这样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亲情便会自然产生,医患之间的关系也便不会再紧张,而是和谐。

2.2道德与服从

服从上级对不对呢?一般情况而言,当然是对的,因为命令来自上级,上级高瞻远瞩,站得高看得远,因而自然就要服从。但是若在个别情况下,上级的命令不符合善之动机、善之目的与善之方法,是否有必要绝对服从?这就需要加以认真对待了。不服从此时并不必然是恶的与不道德的。我们不能对来自上级的命令与任务不加任何怀疑就去执行,我们不能忘记自身也是设计者与规划者这一本质规定。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一般不去追问,并不在于我们真的相信上级就是神,而是觉得位卑言轻,我考虑了也没有用,因而就不去考虑了。总之,无论何种原因,我不再思考,我心安理得地去完成上级给我的任何指令。其实,此时的人已不再是自己的主人,已不再是作为主体而存在了,人将自己异化。而且人由心不甘、情不愿到习惯性地心甘情愿地将意志自由交出,这样出现了道德的现象。既然出现了道德,因而也便出现了推卸责任。此时的人就可以心安理得、理直气壮地说:“我受了他人的操纵,我不应该担责,我的上级(或下级)应该负责,总之,我没有责任。”其实这是错误的。因为只要是人,只要是意志自由的人,是不能为其错误行为推卸责任的。医生也是如此,医生不能将责任推卸给制度与他人,医生对医患关系的问题及其改善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

2.3道德与自我

篇3

1.理论的逻辑可行性

科学理论或科学假说都是由基本概念、基本命题以及得到解释的经验陈述,依据一定的逻辑法则组成的演绎系统。这样的系统必须是基本概念明晰,基本命题成立,命题之间协调而无矛盾的。因此评价理论的逻辑可行性就是要审视理论内部的结构要素及其逻辑关系。一个逻辑可行的理论,首先是具有逻辑一致性的理论,自相矛盾的和缺乏内在联系的“理论”都不是真正的理论,充其量也就是语句或命题的无规则组合。12中医基础理论在这方面还有着不足之处。首先是概念的明确性,中医基础理论中的许多概念是模糊的,如“心阴”、“心阳”、“肾阴,,、“肾阳,,等,而对“三焦”、“命门,,概念的具体所指更是争论不断。

其次,中医基础理论中的许多命题是否成立以及其成立的条件也有待进一步考察,主要是理论可检验性的问题。

再次,命题之间的协调性也存在着问题。中医基础理论的某些内容间缺乏内在联系,本来围绕着同一问题的不同内容之间的相关性差,不能构成完整的理论,这也是导致中医临床上片断地运用基础理论的原因之一。

如中医基础理论中关于汗有“汗为心之液”、“血汗同源”、“阳虚自汗,阴虚盗汗”的理论,又有肺主皮毛,司汗孔开合的理论,还有“膀胱气化失职,津液不能化为尿液,逆行于上而出汗”13、“脾运化失常,津液旁达于四末而出汗”131等理论,但并没有一个可以涵盖以上所有内容并且明确说明不同命题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如“汗为心之液”和“肺主皮毛,司汗孔开合”间有何联系?运用于临床的时候只能是各说各的,能用哪个算哪个。究其原因,是中医基础理论以辨证逻辑为主要形式,而形式逻辑的成分较少.这是中医的特色,但一种理论如果没有了形式逻辑的确定性而过于灵活,就会变得难以掌握并且使可信度降低,还会让理论的使用者在实践中无所适从或者对其随意使用。

2.理论的可检验性

理论的可检验性是由理论的本质所决定的,理论原本是用来解释经验事实的。如果某理论不具有可检验性特征,那么该理论就不可能具有可行性。因为理论的可检验性表现为该理论蕴含着若干经验陈述,这些经验陈述可以接受经验的检验。这一点也恰好就是理论确证的必要条件,如果由一个理论不能导出经验事例,或者经验事例是不可检验的,该理论就不可能获得确证,也就没有解释或说明经验事实的可行性。例如,“物体受热会膨胀”和万有引力定律,都是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地以某种方式加以检验的。

由于中医基础理论中的许多基本概念是哲学、辩证思维和意象思维参与形成的产物,并不是完全以客观物质实体为基础一这也是中医基础理论区别于现代科学实体论哲学基础的特点所在,所以中医基础理论中存在着一些可以找到需要检验的陈述却无法进行检验的命题。例如,要检验命题“尿液的生成和排泄依赖于肾中精气的蒸腾气化”,首先要明确“肾”、“肾中精气”以及“蒸腾气化”的概念;之后,由此命题可以导出的经验陈述之一是:肾中精气蒸腾气化失常,就会导致尿液生成和排泄的障碍。要想验证这一陈述,最大的困难是如何确定“肾中精气蒸腾气化失常”的状态,“精气”看不见摸不着,其“蒸腾气化”更是难寻踪迹(包括其内在和外在的表现)这里,虽然可以得到理论的经验陈述,但是其检验却是无法实施的。因此,不能照搬现代科学的检验思路,但必须结合中医基础理论自身的特点提出新的检验思路,毕竟理论如果是不可检验的,就无从知道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难以使人信服和接受,更谈不上通过自身的不断完善来取得发展了。

3.理论的经验解释力

理论可行性的关键在于它解释经验事实的能力,而逻辑可行性与可检验性只是解释力的必要前提。一般地说,科学家考察理论的可行性,首要的是关注理论对经验事实的解释能力。从现象E。中逆推的猜测性理论H是否具有可行性,就在于它能否用来推导现象E。以及相关的同类现象El、E2、En。如果逆推理论H是可行的,那么,应能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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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Information Network social philosophyMarxist

作者简介:第一作者:吴雪莹,天津师范大学学院哲学专业2009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哲学基本原理。

第二作者:吕奕炜,天津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助理管理员。

马克思说过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应该也能够做到与时俱进。关注时代命运、把握时代脉搏、展望未来前景,是哲学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

中国的信息网络建设时间并不长,但发展迅速,对信息网络的哲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就实践意义上而言,对网络空间的哲学探讨有利于人际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理性对话和秩序化重构。信息网络就是信息的普遍联系的基本形式,是存在于一切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事物或系统中的关系的实质,体现了开放、多元、自由、共享的精神价值。

信息网络作为一种新的科技现象出现,要求哲学尤其是社会哲学进行理论概括和反思,信息网络以其重要影响成为现时代最显著的标志性技术物,改变了人们对时空、实在、中介以及交往等的看法,况且这种改变还在进行中尚无终结痕迹。完整的信息网络是人机以及人际互动的衍生物,纯粹的技术哲学审视并不能真正掌握信息网络的本质,必须在科技与人文、工具和价值结合的理论视点上寻找信息网络的本质内容。

对信息网络的哲学研究可以促进利益论研究的深入。网络作为技术形态以及数字平台出现的根本动力无疑是和人们的利益关切分不开的,网络道德问题的出现和利益关系密切相关,任何有关技术哲学和伦理问题的思考都无法离开利益考量,网络的出现使网络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满足方式多样化、利益冲突超限化、利益结构虚拟化,这一切现象的呈现使利益论的研究出现新的特点和新的理论生发点。

对网络所面临的伦理问题进行哲学研究可以促进应用伦理学的建构和发展。由于电子信息网络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要作用和影响,使得它成为从具有技术创新意义的事物扩展到具有全面社会意义的事物。网络伦理作为对网络空间面临的各种网络伦理问题的价值回应,既有着理论研究的现实紧迫性和内在动力,也有着理论架构的广阔空间。网络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它更是一个负载伦理价值的技术问题。网络空间充斥着各种技术涂层掩盖下的伦理道德问题,网络需要自己特有的伦理道德,网络伦理的建构能使网络由无序走向有序,深刻地体现出人类德性进步的程度。

促进哲学主题的转换和研究范式的变革,使哲学在与时代精神的互动中吸取理论和实践营养,以使自己站在时代精神的高度作出前瞻性、指导性的建设性作用。中国由以前的每一次重大科技革命中都慢一拍到现在和欧美发达国家几乎同时进入网络时代,显然是一个明显的时代进步,这种进步要求我们迫切拿出自己的理论研究成果来巩固自身的技术成就,尤其是理论研究严重滞后的现实也更加剧了哲学主题和研究范式转换的紧迫性。

网络哲学是对当代以信息网络为基础的人类存在方式的全面变革进行理论概括和哲学反思的新兴哲学学科。研究网络哲学的主要价值和意义在于:第一,对网络实践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理论概括和反思,以期为网络实践活动提供一定的理论参照和价值规范;第二,促进哲学主题的转换与形态的变革,使哲学在与时代精神的互动中永葆青春;第三,在与其他学科特别是技术科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等的交流互动中丰富和深化哲学的新领域、新观念、新思维、新方法;第四,为我国贯彻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提供理论支持。

信息网络与哲学具有密切的关系。我们既要坚持在的基本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对当代网络实践进行哲学反思,又要在深入思考时代主题的基础上,对的一些观点、原理、规律进行发展和改造,以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网络实践中许多最新的现象、概念、规律、理论是对哲学的极大丰富和发展。

网络和网络化为人类社会诸多关系的改变和矛盾的解决提供了条件,未来发展将使历史真正走向世界历史,使人真正回归人自身。目前的关键是处理好网络与人的关系。网络不是金矿,也不是泡沫,网络时代的人不会变成神,也不会堕落为物。未来会怎样,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变革本身,而取决于我们昨天的梦想与今天的创造。“如果互联网发生了问题,将不是因为我们缺乏技术、缺乏远见或者缺乏动力,而是因为我们未能把握方向共同走向未来。”

参考文献:

[1] [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2]林力.网络时代的十大天然法则[J].管理新说,20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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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态文明背景下公民道德意识建设的现状及走向

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水平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尤其是在社会各方加强对国民的素质教育、道德教育、思想教育之后,我国整体国民素质、道德品质、思想水平较改革开放初期有较大的提升。国民在道德意识方面具有很大的进步,但是以往的道德意识内容与生态文明的要求既有统一的部分又有冲突的部分。所谓统一部分,就是指公民的道德意识有助于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部分。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儒家几千年来所一直倡导的“中庸”思想渗入到国人的思想深处,“中庸”不仅仅体现在权利的行使上,而且每个人在为人处事上都会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这就使得中国人在汲取自然资源时持有适度的态度,加之中国道家提出的回归自然,返璞归真,天人合一的思想,就使中国人在自觉意识中就对极端汲取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这种行为具有天生的抵制性。第二,中国人自古以来崇拜自然,很多民族至今仍保有祭拜自然的图腾和自然神的习俗,因此,中国人具有敬畏自然的思想。这就使人们在面对自然,开发使用自然资源时心存敬畏。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也会考虑自然本身的承载能力,在满足自我生产发展需求的同时也会尊重自然和生态环境自身的需要。第三,中国是农业大国,在长期的封建统治下,农业生产已经成为中国人赖以生存的生产方式。而农业生产中尤其重视自然生态的情况,因为自然生态对于农业生产的影响颇大。不仅是中国,就当今世界而言粮食是人类维持生命所必需的物资,是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因此,人需要善待赖以生存的土地,主动的保护耕作环境进而保护自然生态并努力提高生产方式的科技含量,尽量使生产方式与生态环境相协调。

虽然人们的一部分观念对生态文明的发展相互协调一致,但公民的道德意识中也有与生态文明冲突的地方。所谓冲突具体体现在:第一,生态文明发展中公民道德意识的滞后。今天的环境问题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人类进入工业时代后,科技突飞猛进发展,机械代替了手工,人类开始疯狂地汲取自然资源以作为工业生产的动力。在短短的300多年间人类创造了比过去几千年农业文明所创造的财富总和还要多的物质成果,人们不再盲目崇拜自然,而是把自然当作被征服的对象,“人定胜天”、“人类中心论”成为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主导理论,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人类开始了对大自然的掠夺和破坏。但在开采使用自然的同时人类并没有及时注意到自然的反馈,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生态环境的损害和影响。因此,当人们发现了自然资源枯竭、大气污染、土地荒漠化和沙化、生物多样性减少、臭氧层破坏等严重生态问题的时候,生态问题已经发展到了比较严重的态势,短时间形成的生态文明意识,无法解决长时间积累的问题和矛盾。第二,竞争中产生的发展意识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矛盾,现今世界各国基本都处在飞速发展的状态中,但在工业文明下,各国的发展过程基本都是与汲取自然资源破坏自然环境相伴随的。尤其是各国之间的国力竞争而导致的发展比拼,使得一些国家因为急切的发展需要不得不牺牲生态环境的平衡。而且各国发展的脚步不能停止,一旦自己停止就意味着自身的落后。这种竞争意识不仅体现在各国家之间,也体现在每个个体之间,在工业文明的影响下生产发展的竞争无处不在。由此各国想出以科技力量的发展来弥补生态自然的破坏,人们希望在不阻碍生产发展的前提下,科学技术能够提出办法,来解决当前严重的自然生态问题。但是在长期工业发展中积累的严重的生态问题,不是仅仅凭借科技的力量就能够完全的解决的,而且科技力量本身也是工业文明的产物,也是以生态环境为物质基础的。所以在生态文明社会之前,生产发展的竞争意识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将会一直存在并且无法在短时间内解决。公民道德意识建设的方式有很多种,有关生态文明的内容在公民道德意识建设中体现在很多方面。第一,生态文明走进中小学教育课程。公民道德意识建设最有效的阶段是中小学阶段,随着时代的发展,公民道德意识建设的内容也需要不断更新。近年来,中小学课程中增添了关于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的课程。将生态文明以及环境保护的有关知识落实到了日常教育中。这不仅仅是生态环境知识的普及,也是一种直接的公民道德意识建设。

生态文明的精神、主旨、要求明显突出地渗透到学生们的道德意识生成过程中。使学生印象深刻,经过长时间的道德意识积累就会真正落实到行动上。第二,公益广告中的生态文明宣传。要落实生态文明,建设有利于生态文明的公民道德意识,不仅仅要依靠教育,因为受教育群体有一定局限性,而生态文明的成功建设需要全社会行动起来。公益广告对于公民道德意识建设的教育虽然没有正式教育直接,但力量强大。公益广告比正式教育更为平易近人,使人们更容易接受。在如今发达的传媒体系中,公益广告可以随时随地的出现在人们视觉听觉等感觉范围中。所以生态文明公益广告的出现,可以使有关生态文明的公民道德意识建设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对公民道德意识的改变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第三,科学发展观的推行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政策的推出,标志着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趋势走向高峰。科学发展观的推行,直接肯定了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意义,同时从理论出发完善了生态文明的内容,是生态文明更加符合我国国情。科学发展观的落实也说明了建设符合生态文明的公民道德意识的重要性。十七大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是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一种整体发展观,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它不仅将社会发展看成是社会本身的发展,还把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到社会发展之中,表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因此,科学发展观不能悬置起来,要使科学发展观充分发挥作用,就一定要将科学发展观同百姓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融入进去。总之,科学发展观不能只停留在理论上,一定要通过各种日常化的形式走进百姓的生活里工作中,通过日常化的推行,才能够真正渗透到人们的道德意识之中,进而在潜移默化中使公民的道德意识符合生态文明的要求,最终使生态文明的文明特征体现在人们的行为中。

篇6

1 抽象主义的定义

抽象主义是二战后发展的绘画流派,抽象主义画家认为作品是即席创作的,更加强调作品的自发性和随意性,更加注重画家思维的表达。抽象流派更加强调艺术的情感表达,和自我的表现,作品不再真实的还原事物原本的模样,放弃了模仿的创作模式。艺术家们在进行创作时,把自然作来为抽象的系统来表达作家的感知,几何体在绘画中将自然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表达。艺术家们为了更加真实的反应客观实在,用了移动视角来进行创作,通过不同的视角来展现实物的不同方面,这一点,毕加索的作品中经常采用。作为抽象主义的代表,帕诺夫斯基认为抽象主义是缺乏实际内容的,只是纯粹的形式的表现,他认为内容是隐藏在作品之后的东西,通过一种抽象的形式表现出来。帕诺夫斯基在进行创作的时候也改变的更加彻底。

2 毕加索不同时期作品风格

毕加索作为杰出的艺术家,他的作品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多产而有诱惑力。毕加索一生都在追求新的艺术形式,不断突破,被誉为20世纪美术最伟大的大师。

毕加索不同的人生经历造成了他在不同时期的作品风格和特色。毕加索年少时对学院派的保守教学方法不满,在巴塞罗那受到西欧各种先进思潮的影响,想自然主义、批判现实主义、象征主义和唯美主义等对他的影响都很大。由于巴塞罗那受到政治变动的冲击,人民深受其害,对毕加索的作品创作产生了刺激,因此,他的作品大多呈现出一种悲伤的忧郁色彩,作品色彩多为冷色调。1904年~1906年,毕加索的作品创作被称为玫瑰色时期,他的作品对象多为街头艺人或者年轻少女。毕加索早起的作品仍然属于批判现实主义作品。1907年毕加索宣布作品人物必须服从于绘画需要,绘画工具在重新组合后可以重组为立体空间,1907年毕加索的《亚威农少女》是毕加索作品创作的重大转折,标志着现代艺术的新突破,并由此诞生了立体主义运动的。在这幅作品中,毕加索抛弃了传统的绘画方式,在这幅作品中,毕加索将所有的背景和人物形象分解为几何组合体。然而这些几何体的组合为我们呈现出一种立体感,画面呈现出连续性和完整性。《亚维农的少女》是毕加索的第一部立体主义的作品,作者从新的视角看事物,创造出新的视角下的绘画语言。毕加索随后创作的《卡恩韦勒像》、《小女和曼多林》等作品中作者对空间和事物的关系分解整合,组成新的几何和形体。毕加索的作品没有通过直白的意境或者事物来表达作者的思想,只是借助画名来引导观赏者将不相及的事物联想一起去发现绘画的艺术手法和表现技巧。毕加索在1908~1911年的作品中更加忽视客观事物的再现和表达,以一种更加彻底的方式对事物进行分解,观赏者在阅读时更加无法找出作者表达的物象,在毕加索这一段时期的作品中,色彩的作用已经被降到最低,只是用单纯的几种色彩来表达事物和结构的张力。毕加索的作品中,线条和几何体被运用在事物外观,抽象绘画的风格表现的更加浓烈。1915年至1920年,毕加索的画风从抽象主义转向了写实,然而他的《格尔尼卡》仍然有着抽象主义的运用,具有较高的成就。

3 毕加索作品中所体现的抽象主义的哲学观点

抽象主义的绘画受到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哲学思想的影响,画家们在进行创作的时候是非描述性和非客观性的,都是在逐渐的探索中形成的,受到当时西方哲学思想和现代哲学思想的影响。抽象主义强调创作的无意识和自发性,同时也是对人的潜意识的刺激。毕加索在进行绘画创作时,更加注重从自我的感受来描绘实物,充分的体现了这一创作特征。毕加索的创作是在不断地探索和新的追求中逐渐形成自己的独特的风格,并运用在绘画创作中。抽象主义是由立体主义发展而来,立体主义的发展主要分为两个人阶段,不同的阶段对画面结构和色彩度的运用方法不同,分解立体主义阶段,这一阶段的画作在保持画面平面性和整体性的同时,突破了传统绘画中的模仿,对客观事物的表象从多个角度进行观察和描绘,在这一阶段的作品中,画家们拒绝画面中充斥着明亮的色彩和阿拉伯图案装饰。毕加索的《亚维农的少女》就是这一作品风格的具现,毕加索在这里面从新的角度对画面进行重组和理性分析,组成了画面新的形体和空间结构。在综合的立体主义阶段,绘画色彩被重视起来,黄绿色、灰色和淡黄色之间的各种色调被画家们运用起来,画中的形体虽然依旧比较零碎,但是却相较以前有了很浓厚的装饰味道。画家们用新的实物来表现绘画语言和艺术手法,对观赏者提出了现实和幻觉的问题,毕加索的《斗牛士或斗牛迷》整幅作品中看不出斗牛场面也无斗牛迷的动作行为,画面中各种不同形态的几何体拼凑在一起,虽然看似和作者所表达的意思无关联,然而在画家所拟的画名的引导下,观赏者在潜意识里形成了画面多表达的场面。

4 结束语

抽象绘画更多的表现的是人的精神世界的感知,在抽象派作家的画中,更加注重精神感知,外部自然形象被弱化,作家在作品中充分的宣泄自己的精神意识,构建自己的精神空间,在作品中,作家为人们构造的是更加具有韵律、崇高和平衡的美感,西方抽象主义的发展是由宏观到微观的一个过程,最终达到形式和内容统一的目标。毕加索虽然不是纯粹的抽象派画家,但是他的作品中所体现的实体主义,是对传统画法的突破和创新,为抽象主义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在理论、形式和环境中给观赏者以启迪,毕加索在绘画中将宏观把握和形式表现发展到成熟,达到了一种新的高度。毕加索作为抽象主义发展转折中的代表人物,是我们在对抽象主义进行探索时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深人探讨和研究西方抽象绘画形式发展和变化的关键所在。

篇7

首先,三位一体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辩证关系在发展文化兴国必须考虑到。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文化兴国战略的指导,的社会发展观是他的的哲学基础,也就是说“自然的过程”是发展的特色,发展的层次性、相关性、综合性、系统性、总体性是必须考虑的问题。马克思曾指出:“文化是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反应,并且这种反应不是简单地机械的反应而是有其必然的规律的;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经济是社会的基础,文化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而这些就是政治、经济、文化的总的观点。”由此可知,文化、经济、政治相互交错,联系时紧密的、作用是相互的。随着“三位一体社会”的发展,走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既是着力点,又是奋斗目标。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十提出的奋斗目标,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我们的现实目标。可以说,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正在我国文化领域发生,但现实的生活是,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还与经济社会发展脱钩,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有些地方对文化建设没有提到重要议事议程;社会价值观出现多元化,部分人社会观、世界观、价值观出现偏离轨道的迹象;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滞后社会经济发展,教育投入不均衡,公民素养差距大,文化人才队伍建设急需加强。

其次、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与继承传统文化的辩证关系也是文化兴国要注意的问题。

历史继承性是文化的特点,中华上下五千年文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思想开拓创新与继承民粹并行不悖,文化兴国是缺不得这两者的。当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生矛盾是二者不可避免的。其一,解放思想是有中国特色革命、建设与改革的法宝。李长春同志讲过:“一切妨碍文化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文化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文化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解放思想着力点在思想大解放,放的过程也要收就是在大方的基础上的大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大集中。这就要求把社会中复杂多样的、消极的思想进一步统一到科学发展观的伟大旗帜上来,统一到党的十精神上来;其二,思想解放就必须依靠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指导下的思想解放度与我们对本本主义等观念的破除,固定思维的革新,着眼于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建设这个伟大的实践,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至关重要。其三,中国的历史,的两个重要观点要引起我们重视:前进发展的是历史的总趋势是前进的;割断历史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能的。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孕育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并且我们的传统文化没有出现断层,所以,我们的新思想、新文化都有一个吸收借鉴的优势,所有这些都是继承与发展的辩证统一。传统文化是我们新思想的源泉。

本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辩证关系也是要思考与解决的问题。改革开放已成为新时代的主旋律,在此过程中,文化的交流实为必须。中外文化的差异不可避免,但我们不能一刀切,而应辩证地看待。曾强调:“对于外国文化,盲目排外的是不对的,对进步的外国文化我们的策略是借鉴吸收,支撑发展中国新文化;不加思考照搬也不对的的,应立足于中国的国情,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与此同时,从全球看,文化呈现出发展不平衡,并且这种不平衡还有加剧的倾向。因此,我国文化在对外关系的处理上是一个严肃的课题,要把引进来与走出去拿捏到位,实现文化交流的双向互动,主动让世界了解中国,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

篇8

一、 学者与散文之间的天然矛盾

上世纪九十年代,“学者散文”的崛起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对“学者散文”的关注和研究,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也成为评论界的热点之一。众多学者对“学者散文”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最早的是台湾散文家余光中,他从创作主体以及其文化素养、文体类型、读者反映对“学者散文”进行了描述。后来有香港散文家梁锡华,大陆的学者钟友循,范培松,袁良骏,吴俊,喻大翔,洪子诚,韩国学者金惠俊,他们或关注创作主体,或关注散文文本,或是兼而有之,分别对“学者散文”做了描述,其中较突出的是喻大翔教授。喻教授认为:“所谓学者散文,主要指各门学科中专业学者创作的,具有现在思维特征、价值取向、理性精神、知识理想、心理内容等质素的,各种类型与问题风格的散文作品。”,这一概括从创作主体、文本、成就三个角度对学者散文进行了准确厘定,具有高屋建瓴的理论高度和深度。

有的学者散文家注重智慧、思想的输出或者启蒙、批判立场的表达,这样往往冲淡艺术审美的经营而使其散文成为知识的堆积或一味的说教。比如,余秋雨的一些散文(如《西湖梦》等),充满历史资料、考证证据、说理议论,从而带来其散文强烈的理性色彩。当然,这对表现作家文化选择的自觉是有意义的,但是却造成作品的过于沉重、呆板,缺乏作为文学作品应该具有的生动和柔软性,也会给读者一种好为人师的感觉。再比如余光中,他虽曾指出学者散文“当然也要经营知性与感性,更常出入于情理之间。……而是要捕捉情、理之间洋溢的那一份情趣或理趣。”,但他的所谓的知性散文《书斋书灾》、《和疝气》、《梵高的向日葵》等中,丝毫也见不到精致的结构,生动的意象与和谐的韵律;从散文作为文学之一种的本质要求出发,很难肯定它们是美好的作品。还有研究者认为,“周涛散文有理性过强,思想太密集,而难免使得构架粗疏空泛,寄托、附丽思想的底座(材料、具象)不够坚实有力。”这一说法也是相当中肯的。这种矛盾在现代学者散文家那里也是存在的,只是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总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给予合适的消解。比如鲁迅散文中赤诚的精神,林语堂散文中洋溢着的幽默,梁实秋散文优雅下面蕴藏的淡淡的苦味。近年有些学者散文家则追求散文的个性化、生命化、清淡化,这又导致散文缺乏思想和精神的底蕴。当然,这种结果可能是对于前一种情况的纠偏所导致的,却不如人意地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

著名散文家柯灵这样说:“寸楮片纸,却是以熔冶感性的浓度,知性的密度,哲学的亮度,一卷在手,随兴浏览,如清风扑面,明月当头,良朋在座,灯火照人”。可见在散文家那里,好的散文也应该是融合了感性与知性的典范。然而,认识上的清醒和自觉与创作实践仍有距离,如何将正确的认识落实到实践中去,以实现学者散文文本的某种完满,是当今学者散文家和学者散文研究者共同面临的问题。

二、 大众化、商业化文化背景下学者散文的危机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转型,大众文化和商业主义席卷而来。从而使文化、文学以及知识分子在精神领域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动摇。在严峻的形式下,长期回避的利益问题以及相关的价值取舍,导致学者、知识分子的分化。有的学者、知识分子选择“下海”,有的选择趋时的亚文学写作,比如,广告文学,电影剧本,通俗小说等。有的人则表现出面对时代变迁的冷静和自觉,表示坚守知识分子的理想阵地,他们面对压力作出了相对的应对。“没有英雄、缺乏戏剧性、操正步、常规建设,这无疑都是散文时代的标志。在此背景下,学者散文当然地成为了九十年代散文的主流。戏剧理论家余秋雨的散文是学者散文的典型代表,他先后出版了《文化苦旅》(1992年)、《山居笔记》(1998年)、《霜冷长河》(1999年)等一批散文集,本本畅销海内外。著名的学者季羡林,他的《虎年抒怀》、《清塘荷韵》、《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等都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1999年又创作了《站在之墓前》。与季老相似的年长的学者散文家还有张中行、汪曾琪、董桥,画家吴冠中、黄永玉、韩美林等等,都在散文领域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学者散文成就了客观的成绩,却也面临着种种问题甚至危机。散文评论家韩小蕙曾撰文惊呼:“散文变成了什么?”,“散文怎么离文学越来越远”,并指出当时散文存在的种种弊处:把散文写成论说文;把随笔写成思想提纲;大文化散文变成了百宝箱;更有一类以功利为目的的散文等等。著名的文学批评家雷达也这样说:“散文过多地承载文化,压制了文学的灵性,使散文特性正在丧失,严格上说,有些学者散文不是散文。”这一后果不能说和学者本身无关,更不能说和整个时代环境无关,它恰恰说明了学者在时代环境下的选择以及坚持(操守)。

然而总有人面对文学、学术的商业化表示俨然新潮的肯定,他们认为学者以及学者散文无论如何都是新的文化消费中的因素,这好像是给学者和学者散文定命。岂不视这如今文化的严峻形式,以及这背景下面一切的遭遇:大众文化的商业性、消费性是指向利润和官能享受的,学者散文必将在他们面前丧失掉最后一点可能。学者散文的读者渐渐窄化,学者的审美能力渐渐退化,学者散文家渐渐分化,大部分人将举着文化的大旗,做起商人的经营了。

三、结语

相信不管是学者与散文的天然矛盾,还是当代文化背景下学者散文的危机性遭遇,学者散文的过去是辉煌的,未来是向前进的。我们关于学者散文的研究和建设存在着无限的空间,记得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末尾有人这样讲:“难道我们不该把学者散文当作一个独立的散文品种来研究?难道我们不该有一部学者散文史?不该有一部或几部学者散文选集?”,这个想像似的无疑而问,在今天得到了回应,学者散文的研究上已经有不少可观的成果。然而,散文领域的研究——也许是因为其体裁的特别——向来不是那么热闹,因此其建设的步伐依旧蹒跚。

当然学者散文的研究,不仅仅止于关于它的概念的厘定,文本的解读,生命的关照,更应该是一种踏踏实实的建设。从古到今,从大陆到港、澳、台,从华文世界到整个地球,学者散文有它自己的历史和国度,在巨大的时空下恢复它零碎而又模糊的面影,需要更多智慧而且执着的建设者。

注释:

① 董正宇:《也说“学者散文”》,《理论与创作》2003,1。

② 喻大翔:《现代中文散文十五讲》,同济大学出版社2003,3。

③ 余树森,陈旭光:《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篇9

一、后现代主义哲学概述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左右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泛文化思潮,它涉及文学、艺术、语言、政治、哲学等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诸多领域。后现代主义最早出现在建筑学中,它的含义是指那种以背离和批判某些古典,特别是现代设计风格为特征的建筑学倾向,后来被广泛地移植于文学艺术、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自然科学等领域中,具有类似反传统倾向的思潮。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为观照现代性提供了一面新的镜子,既折射出现代性与传统的矛盾,又折射出现代性自身矛盾的方方面面。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全世界广泛流传。

后现代主义哲学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理论基础。它是伴随着现象学、分析哲学的式微和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的衰落,以后结构主义和新解释学的兴起为标志而登上当代思想舞台的。其主要流派有:以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福科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以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为代表的新解释学;以美国哲学家罗蒂为代表的新实用主义。尽管它们的理论来源有所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分析问题的方法各异,但却有着共同的理论前提、理论倾向、基本观点和思想实质。这就是从否定物质与精神、主体与客体对立统一关系的前提出发,宣扬所谓不确定性、易逝性、碎片性、零散化,最终陷入了以推崇主观性、内在性和相对性为特征的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由此得出,后现代主义思潮及其哲学作为观念形态文化的产生和迅速流行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它既是当代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必然逻辑,又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在文化上的反映。

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基本特点

(1)超越理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哲学对传统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理性主义提出了质疑。罗蒂认为,理性主义是一种统一性的、总体化、极权化的的理论模式,它模糊了社会领域多元分化的性质。而后现代主义哲学与其相对立,提倡差异性、不可通约性、零散性和特殊性。绝对的理性导致了理性中心主义思想的泛滥,这本身也就预示着理性中心主义必然以失败而告终。正如费耶阿本德所言:“理性不再是指导其它传统的力量。它本身只是一种传统,它要求进入舞台中心的权利与任何其它传统同样多(或同样少)。”利奥塔主张把哲学的注意力重点投向我们的现实社会,他指出,世界上许多因战争和屠杀所引起的灾难都是在理性的幌子下造成的,人类的非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疯狂表现彻底摧毁了人们对理性的迷信。

(2)反主体性和反人道主义。近现代哲学的一个最大特点是高扬人的主体性,强调人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认为人在发挥主体性的条件下,可以不断地认识世界,为了谋求人类的幸福,人可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为自己服务。而人道主义是以主体性为基础的,他从共同的普遍的人性出发,认为人既是自然的产物又是自然的中心,它高扬人的价值、人的地位,宣扬“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提倡个性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对这种传统主体性和人道主义的批判和反思是后现代主义哲学的重要特点。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坚决反对主体性哲学和人道主义哲学,认为人不应该是存在者的主人,一切存在者的存在并不是由人来决定的,而是由存在所决定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福柯提出了“主体的死亡”。德里达提出“人已终结”。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根本不承认人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把历史看成是无主体的过程,从而站在了反人道主义立场。

三、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价值内化

价值内化是价值主体将一定的社会的精神文化经学习而转化为稳定的心理因素的过程,内化是在个体的实践中经过语言文化等中介而实现的。它不仅使人类的许多知识与经验被吸收、转化为不同的个体的知识与经验,而且使一定的社会规范与价值体系被吸收、转化为不同的信念,形成不同的价值观,这是一个由外向内的过程,主体对客体的评价实际上就是通过不断由外而内的价值转化而逐渐形成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对前现代、现代主义的质疑,即反中心性、反体系性、反元话语、反二元论、反形而上学。当然,后现代主义哲学也包含着建构性或重构性,但在“反传统”这个问题上,后现代主义哲学并不像席沃尔曼所认为的“没有特定的发源地”。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反传统的精神,即它的价值所内化的精神文化就源于西方整个反传统的精神文化之中。实际上,后现代主义的反传统精神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有其产生的认识论根源。

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与现代主义的兴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反对强权主义。后现代主义终结的是传统与现代的霸权主义,而现代主义终结的是教会的霸权主义。虽然二者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和内容,但反强权主义、反霸权主义的精神则是一致的。如果说后现代主义继承和发展了前现代、现代主义的某些合理性的话,那么反强权主义和霸权主义则是后现代主义从它们那里所吸取的一个重要品性,这一品性是西方文化反传统中的一个传统。绝对理性的失败,表明了现代性的危机。但现代主义中的反传统、反霸权主义、反教条主义、反理性主义的精神则被后现代主义所吸收,成为后现代主义哲学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1]徐飞.后现代主义与哲学的历史观比较[J].理论学习与探索,2006,(05).

篇10

一、问题的提出

今天中国的教育出现了许多乱象。首先是大学毕业生不知何去何从:根据麦可思公司《2010年就业蓝皮书》报告(大洋网2010),有38%的2009届大学毕业生在工作半年内离职,预测未来两年内社会将增加500万“跳早族”。大学四年,消极懒散,网游、网聊、谈恋爱、跷课、考试作弊,是重点和普通高校的普遍现象;没有了班主任和家长监督的大学生们不知道该如何规划自己的四年和未来的生活。当然,这些学生在高中时都曾苦读,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十一二点,几乎都在学习、做作业,就是节假日也不休息;而稍显轻松些的小学阶段,受到中考高考的压力,根本无法执行素质教育,重视考试、重视排名还是一种主流,至于学生道德素质、心理素质,在提倡素质教育的这几年中并没有丝毫的改观。

针对这些教育乱象,全社会都在思考和支招。有的将矛头指向大学教育,认为中国大学教育缺乏创新、与实际生活脱轨、课程设置不合理、培养方案不切合社会实际等等弊端造成毕业生无所适从。有的将矛头指向了中学教育压力太大,老师、学校、家长管得太多,学生没有得到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的锻炼,以至于大部分学生进入大学之后生活不能自理,更不用说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造成学习成绩的急剧下滑。而有的则指向高考制度,认为正是这一高考制度害得中学生这么可怜和辛苦;而在试行两年的校长推荐制和高校自主招生制中,不公平和矛盾的问题不断出现。也有人认为素质教育的难以实施,是政府、学校和家庭对素质教育的不理解。

这些指责和批评也许在某一角度而言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这些答案是导致我们今天普遍教育乱象的根源吗?我们抽丝剥茧:中小学为什么要以文化课考试教育为主,大学里为什么强调实践课程以及与社会的结合,都是因为希望能先上个好大学,上了好大学后能找个好工作,找个好工作可以赚更多的钱,得到更高的社会地位受人尊重。归根结底,读书为了什么?为了赚钱和受人尊重!当教育沦为赚钱的工具和手段,被教育的学生就不再被视为“人”而是赚钱和劳动的机器。并且这些被全社会接受认同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已经异化了教育的目的和本质,从而也异化了教育的方式和方法。而正是这些异化,才是造成当今一系列教育问题的根源。

二、教育的异化现象

(一)马克思的异化观

异化观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并利用这一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和劳动者进行了分析,提出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异化带来人性的异化,即违背人性。

马克思认为,劳动应该是人类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尽管它也是一种生存的手段,但其本质的意义应该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获得乐趣,并通过劳动成果体现个人成就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被严重异化了,从而最终带来人性的异化:“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在国民经济学假定的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马克思,2000:52)

马克思的这段话,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所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全部为资本家所有,劳动者创造的财富越多,资本家拥有劳动成果越多,资本家越具有统治地位,劳动者就越贫穷,因此劳动反而成为奴役和统治劳动者的异己力量。换言之,劳动者的劳动属于资本家所有,劳动者的服务和劳动产品归资本家那个异己的存在物享受。因此,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指出,“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的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

归根结底,劳动对于工人而言是外在的东西,在劳动过程中,工人感到不幸,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如生存)的一种手段。

当我们采用马克思的异化观点来看待中国教育问题时,所有的问题都豁然开朗。在今天的教育中,知识是强加在学生身上的,学习对于学生而言,不也就已经成为一种外在的东西了吗?就像我们在前面分析的,学习已经成为是一种赚钱工具和获取成功的手段;在学习过程中,学生不是在自愿学习,而是痛苦地接受。

(二)教育的目的和方式的异化现象

在今天大多数人甚至是许多教育工作者的观点中,教育和被教育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将来可以找份好工作,或将来可以赚更多的钱,或将来可以出人头地等等,诸如此类。因此,我们的大学教育要求大学的课程设置一定要与企业接轨,要让学生可以一出校门就能工作能赚钱;更有一些学校,明确要求学生必须赚多少钱,月收入达到多少才可以毕业。所有不能直接指导创业或教会如何赚钱的课程和学科在大学里都靠边站;哲学、道德修养等课程更成为一种形式。同时,为了激励中学生苦读,家长不断在耳边提醒:“考上名牌学校,将来就能找个更好的工作,能出国,能赚更多的钱……”小学生们被带着上各种各样的兴趣班,不是因为学生兴趣所在,而是因为能获得各种加分,能与别人不同,从而可以在将来脱颖而出,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因为对教育目的的异化,教育方式也被异化。《中庸》里面开宗明义指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就是说,人与生俱来就有许多特质,这就是人的本性,循性而行就叫道,修治此道谓之教(樊华强,2010)。可见教育需要循性而行。但看中国今天学校中的教育,无论小学中学或者大学,都是教师满堂灌,学生台下听。填鸭式教育被批评了多少年,但还是盛行。教师想尽一切办法要做的是怎样将那些所谓的知识(当然考试所用为主),灌入同学们的大脑中,也有采用一些新颖的教学方法,但根本目的还是一样。教育成为一种类似工业化生产的行为,学生是原料,经过现在的模式教育成为大同小异的“商品”。

为了实现异化的教育目的而采用的异化的教育方式,给予学生的是知识的简单灌输,是“白纸黑字的书本”,是“现成的结论和答案”(玛丽亚·蒙台梭利,2002)。它忽略了思考的过程,丢弃了对知识的渴望。这样的教育方式,实际上与教育的本质背道而驰。在对学校日常教学与学生学习状态的观察中,我们会发现,对结论和知识日复一日的灌输,使学生逐渐地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和独特的个性,同时也失去了学习与自我发展的自由。学习已经成为枯燥、刻板、强硬的技术训练,学习与青少年的日常生活相割裂,根本无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和探索的兴趣,厌学成为主流。

因此,对教育目的和教育方式的异化,使得学习对于学生而言是外在的东西,在学习过程中,学生感到不幸,不是自愿的学习,而是满足学习需要以外的(如生存需要,未来发展需要)的一种手段。因此,解决中国教育问题的根源,是如何解决这一异化问题。这就需要我们首先把握教育的本质,并从而采取正确的教育方式。

三、解决对策

(一)把握教育的本质

只有我们真正理解了什么是教育,为什么而教育,也就是说把握住教育的到底是什么,才有可能解决教育目的被异化的问题。古今中外其实已经有很多人思考过这一问题,而且也给出了经得起时代和历史检验的答案。

中国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孔子也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他认为:教育是对学生人格心灵的“唤醒”。只有能够唤醒人的灵魂的教育,才是成功的教育。这种“唤醒”可让人在灵魂震动的瞬间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内在敞亮(傅丽霞2005)。《论语·公冶长》有记载: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 子路、颜渊各言己志后,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各言尔志,就是让学生们敞开思想来与老师对话,展现人格化的真实的自我。鲁迅先生也主张教育应该是“立人”,长者“不但不该责幼者供奉自己,而且还须用全副精神,专为他们自己,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成一个独立的人” (鲁迅,2005) 。

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中提到,“真正的教育应先获得自身的本质”,而“对终极价值和绝对真理的虔敬是一切教育的本质” (雅斯贝尔斯,1991)。蒙台梭利认为,“教育就是激发生命,充实生命,协助孩子们用自己的力量生存下去,并帮助他们发展这种精神。”教育的目标就在于认识生命的本质,提高生命的品质,追求生命的价值。而生命智慧则是生命体的最高形式,这本身也是生命意义和生命快乐的根本源泉之一。

从古今中外这几位教育学家的观点,我们不难去把握教育的本质,通俗而言,教育是一种人性的提高,是追求真理和认识生命的过程,是学会做“人”的重要途径。

(二)正确的教育方式

当认识到教育的本质是“认识自己、认识生命和学会做人”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满堂灌的方式是在教育中是多么的荒谬。要实现“认识自己、认识生命和学会做人”,就必须是在平等的环境下,采用对话和启发的方式,激励自我的学习和思考才可能实现的,而教师在这一过程中是一种重要的辅导的作用。

平等基础上的对话,是孔子教育中重要特点。让学生各言尔志,就是让学生们敞开思想来与老师对话。《论语》中孔子和学生们的对话,充满了智者的善良与幽默,他给学生探索的自由,而不是给他们一个标准答案。他常常问:“尔何如?”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这种对话,已经不是局限于传授知识,而是一种民主的精神交流,一种精神的激励。苏格拉底也善用“论辩”的方式教育弟子。他与学生之间都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常常使用“善意的争辩”,一步一步,循循善诱,使学生获得“道”,也就是真理。苏格拉底式的教育使“双方均可自由地思索”,在教师与学生的对话与论辩中,学生获得了强烈的求知欲,也就是对真理不懈探求的动力。通过无拘无束对话和交流,可以唤醒人的历史性精神,唤醒象征着的生命意识(李峻,2007)。

自我思考是实现人认识自我的非常重要的学习方式。孔子认为学习必须经过头脑的认真思考,把学与思结合起来,学思并重。孔子重视学习,更强调思考的重要性。孔子主张学是思的前提基础,学离不开思,思离不开学,同时思是学的升华和提高,孔子有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梁漱溟在《孔子学说的重光》一文中写道:“孔子的学问究竟是什么呢?……照我所体会,他的学问就是要自己了解自己,自己对自己有办法。”梁漱溟认为孔子的学问就是“反躬向内理会自家生命和生活”,从而使“自己生命和生活向上进步提高”,最终达成人心的自省,自证,自见,自知(申宣成,2010)。

既然学习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觉醒,是不是教师就没有必要了呢?事实正好相反,在对话中在反思中,教师不是什么都不教,教师的作用反而更不可忽视。在对话中教师是“平等者中的首席”,是师生共存、共生、共同建构过程中居于“首席”地位的人。中国唐宋家的柳宗元就深知教师在青年成长中的重要作用。柳宗元年轻时喜爱音乐和书法,勤学苦练数十年,原以为技艺精通,殊不知操于众人之座,遭到内行人的耻笑。他总结教训时说:“是二者皆极工而反弃者,何哉?无所师而徒抉其文也,其所不,可传者卒不能得,故虽穷日夜,弊岁纪,愈远而不近也。”(王元湖,1983)即青年一辈要在学习上取得较好的效果,应该有好老师的指导,否则虽日夜勤苦,由于学不得法,枉费时日,学不到真才实学。

(三)文凭和学历的歧视应该视为非法

在今天节奏飞快的社会中,要彻底认识教育的本质并改变教育方式,并不容易实现。节奏飞快的社会,企业和政府希望能用最高效、最省钱的方式来选择人才,那就是看文凭。所以,当全社会所有岗位的招聘,都注明文化程度这一栏的时候,我们就不能责怪我们的学校和老师放弃教育的本质和教育的最佳方式,而选择最快的最有效的方式去帮助学生获得一张文凭,获得一块踏入社会的敲门砖。而且在人们心中,已经被普遍灌输了一种观念,就是需要大学文凭的工作才是好工作,体面地工作,反之就是下贱的工作。深入思考下其实不难发现,在实际工作中文凭的高低与一个人是否拥有胜任某项工作的能力是没有必然联系的。许多的岗位所需要的能力与大学所学并非是匹配的,我们不能将这怪罪于我们的大学没有去培养学生这些能力,事实上,这些能力大部分应该是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当然可能经过一些思维训练的大学生可以更快地通过锻炼掌握这种能力,但是这不代表说其他人都没有快速掌握的能力,也不等于说大学的文凭是获得这些岗位的必要条件。

有没有解决的方法呢?当然有,那就是规定企业和政府不能在招聘过程中将文凭作为一个基本条件,凡是将其作为基本条件的招聘应视为一种歧视性招聘,就如同将性别、民族、宗教等作为招聘的限制条件一样是非法的。其实这一提议早在1972年就被美国一位社会科学教授Blanche Blank在她的研究报告中提出(Blanche1972),她认为,应该立法将文凭条件视为招聘中的歧视条件,只有这样,大学才能找回他们的自尊,学生才能真正为了追求科学和哲学的真理而去学习和探索。当然,这一提议在中国,即使是进入21世纪的中国,也是难以快速实现的,因为我们今天甚至还不能做到对在招聘中的性别歧视的不平等加以立法和限制。但难以快速实现这种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及立法的改变,不等于我们要屈服于错误观念,媒体和政府以及广大的教育工作者应该尽各自最大的努力坚持正确的和符合人性发展的教育观念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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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brain haemorrhage; First diagnosis;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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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学情,夯实理解基础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总是从已有的知识或熟悉的事物出发,去理解和认识与之相接近的新知识和新事物。因此,教师在教学新知前,要站在不同学生的角度,思考教材线索,理解教学内容,重新设计教学顺序,选择教学资源,最大限度地降低学生的理解难度,减缓学生的思维坡度。

在《折线统计图》-课中,学生已经学习过统计表和条形统计图,对基本的统计过程和数据的描述方法有一定的体验。因此,本节课的教学重点应该是使学生了解折线统计图的特点和作用:能看懂简单的折线统计图,并对统计数据进行分析,作出简单的推测和判断。此外,教材的引入安排是从统计表直接过渡到折线统计图。但相对于和统计表,折线统计图和条形统计图的联系更加紧密。因此,笔者在教学中先出示统计表,再出示条形统计图,然后在条形统计图的基础上动态出示折线统计图。这样,使得内容的过渡更自然,学生的理解更顺畅。

二、融入情境,诱发理解动机

理解是学生内隐的思维活动,而思维自疑问和惊奇开始,需要在良好的学习氛围中才能得以进行。因此,教师要从学生感兴趣的事物出发,创设良好的问题情境,形成和谐的学习氛围,从而诱发学生主动、积极思考,逐步深入理解。

在《折线统计图》一课中,教材是以“小小气象站”测量气温为情境,以一周气温为素材设计教学的。但学生对“小小气象站”是比较陌生的,而本节课的开课时间恰逢南京青奥会筹备工作的关键时期,此时有关青奥会的宣传家喻户晓,学生对青奥会的关注度极高。因此,笔者将教学情境和素材更换为与南京能否如期举办青奥会有关的空气质量统计问题。这样的情境和素材是学生更加熟悉和感兴趣的,将这样的生活问题上升为数学问题,可以极大地引发学生的探究欲望和数学思考。

三、挖掘联系,引导本质理解

要切实提高数学课堂教学的效果,需要呈现数学内容的本质,落实数学精神的实质。这就要求教师深刻理解数学知识的核心内涵,了解数学规律的形成过程蕴含的数学思想方法等。

折线统计图和条形统计图在意义、结构、画法、特点等方面有着很多的相同点。因此,在教学中,笔者首先出示了南京市2013年9月~2014年3月空气污染天数统计表和条形统计图,提问:“如果用一个点表示直条的高度,应点在哪儿?”并且根据学生所指,通过课件出示各点。接着让学生用手势表示各个月污染天数依次是增加还是减少,同时把学生的比划过程通过课件转换为折线统计图,动态描述出来。这样的教学既发挥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又很好地联系了新旧知识,有助于学生从本质上理解折线统计图的结构和特点。

四、变式体验,促进深入理解

概念的建立往往不是一步到位的,引导学生在变式体验中学习、探究,可以实现概念的不断精致化。教学中,可以通过比较异同、分析要点、指导操作等活动,不断变换考察角度,帮助学生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发展迁移的能力。

在教学“折线统计图的结构”时,笔者让学生比较折线统计图和条形统计图的异同,明确条形统计图是用直条表示数量,折线统计图是用点和折线来表示,帮助学生完成了同化和顺应。在教学“折线统计图的特点”时,笔者让学生分析折线统计图中点和折线的作用,明确根据点的高度和旁边的数据可以知道数量的多少,根据折线的升降趋势可以看出数量的增减变化情况,帮助学生完成了核心知识的建构。在教学“折线统计图的画法”时,笔者让学生尝试完成教材中的“试一试”,然后指名学生上台展示,同时提问:你是怎么画的?画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通过操作和交流,学生不仅明白了画折线统计图的步骤,而且对折线统计图的结构和特点有了深刻的体验。在教学“折线统计图的应用”时,笔者选择日常生活中的身高、体温、心跳、人数等方面的统计图,让学生观察、理解,以体会折线统计图在生活中的广泛应用。

五、优化板书,完善系统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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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调查对象与方法

1.1调查对象

选择广西和山东19家医院的医学检验工作者进行调查,包括医学院校附属医院10家,省级肿瘤医院、省级妇幼保健院各1家,市级医院7家。医学检验工作者采取自愿参与的原则进行调查。

1.2调查方法

发放调查问卷450份,有效收回382份,问卷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及其对检验专业状况的认知情况。

2结果

2.1医学检验工作者基本情况调查结果

学历以5年制检验专业为主,共143人(37.4%),其次为医学检验中专105人(27.5%)、医学检验专科99人(26.0%)、其他专业28人(7.3%)、4年制检验专业7人(1.8%);a医学检验毕业生高考志愿以未报检验被录取为主,共142人(40.1%),其次是检验为第一志愿105人(29.7%)、检验为第二志愿78人(22.0%)、检验为第三志愿29人(8.2%);生源地(第一学历入学时)以农村户口为主,共179人(46.9%),其次为城市户口108人(28.3%)、县城乡镇户口90人(23.5%)、其他(务工子女)5人(1.3%);父母情况(第一学历入学时)中父母为医疗工作者62人(16.2%)、科级干部24人(6.3%)、处级或处级以上干部9人(2.4%),主要为其他工作者287人(75.1%)。

2.2医学检验工作者对检验专业状况的认知

医学检验工作者对检验专业状况的认知的调查结果见表1。

3讨论

开展医学检验工作者对专业状况认知的调研,倾听医学检验工作者的心声与梦想,可以查找阻碍检验专业人才培养与学科发展的关键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同时为卫生、教育和人事管理部门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根据调查结果,进行以下分析。

3.1医学检验工作者的现状特征不利于提高检验质量与医疗技术水平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医学检验工作者第一志愿报考医学检验专业者较少,占29.7%;农村、县城和乡镇户口者所占比例较高(70.4%)。笔者认为这些来自社会基层家庭的学生胸怀理想,具有吃苦耐劳、奋发上向的精神。然而所有受调查对象工作后情况并不乐观,主要表现:(1)很喜欢检验工作者仅占4.7%,为生活而工作者所占比例高达51.6%;(2)认为医院检验科存在一些职业机器人者所占比例较高(82.2%);(3)愿意被称为技师者所占比例很低(6.3%),认为技师称谓影响工作心态者所占比例较高(68.1%),同意技师应该改称为医师者所占比例较高(76.2%);(4)希望子承父业者较少,仅占12.8%。这些数据表明工作后,他们大多缺少理想、追求,缺少创造的冲动,缺少对专业的热爱,不希望自己被称技师,不希望自己的后代从事医学检验工作。他们大多数人把检验工作当作一种职业,而不是事业。职业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事业是利人利己的、没有止境的一种工作。他们大多数人不断地重复实验与仪器操作,像职业机器人一样完成操作程序,直到退休,使其处于消极被动的工作状态,缺少自信,不利于提高检验质量与医疗技术水平。

3.2将具有医学学士学位的检验专业毕业生培养成为检验医师,有利于我国医学检验事业的健康发展

2003年,教育部、原卫生部联合设立中国医学教育管理体制和学制学位改革研究课题组,对我国医学教育的长远发展进行系统研究。2005年,课题组公布了研究的总体报告,指出我国现有的医学教育学制长短不一,医学人才培养规格多种多样,要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就必须有规范的学制学位体系。我国医学教育的改革原则应为以三年制为过渡,五年制为主体,长学制为发展重点。现实国情表明,美国“4+4”的学制要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和实施具有相当的难度[2]。医学检验已经发展为一门十分重要的医学学科,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一份准确全面的实验报告是医生作出准确的诊断与制订正确治疗方案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1]。结合国情与学科性质特征,医学检验本科教育应该以五年制学制为主体。五年制医学检验本科教育模式是30年前康格非教授等前辈结合我国国情,极有远见地创建的模式,为我国医学事业发展和提高医疗技术水平作出了极大的贡献。然而,目前并未遵循高等医学教育规律,将其改为了四年制学制模式。中国教育缺乏服务意识、人文关怀、特色及理想[3];检验本科学制五改四模式正是中国教育缺陷的一个具体体现。为此,发出了我国医学检验本科教育成为“绿领巾”式教育之忧[4]。高校人才培养只有建立在符合国情、人性、尊严、理想基础上,才能造就有良知、爱心、责任心与创造力的合格人才。本次接受调查者的第一学历大专、中专者共占53.5%,五年制检验本科学历仅占37.4%,但高达72.5%被调查者愿意选择五年制专业学习;同意具有医学学士学位的医学检验毕业生,经过毕业后相关培训及考试,获得检验医师资格,是我国检验医师培养的主要途径的医学检验工作者所占比例高达89.5%。可见,将接受五年制检验本科教育,并获得医学学士学位者培养成为检验医师是我国医学检验工作者的选择。教育改革与决策必须体现人民的意志、必须符合国情及科学发展观。尽快恢复五年制医学检验本科教育模式,关系到我国医学检验的健康发展。

3.3落实检验医师职称制度,发挥其促进医学发展与提高医疗技术水平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