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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不少学者探究了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制度层面的原因。部分学者认为，当前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虽然呈现出与以往危机不同的特点，但从根本上来说，这次危机并未超出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判断和分析。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是形成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而金融资本贪婪和逐利性则是引发危机的直接原因。另有部分学者认为，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泛滥一步一步发展的结果，其实质就是由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的发展所必然产生的生产过剩，而且是跨国移动生产过剩。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每一次危机的具体形式各不相同，但危机的根源却是一样的，即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产物。新自由主义确实是当前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使得危机更加深了，但新自由主义不是危机的根源，抛弃新自由主义不能解决危机问题。
有的学者既从制度方面又从经济运行体制等方面论述本次危机的原因。部分学者认为，虽然经济因素确实在金融危机的发生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诸如政治、制度和监管等非经济因素同样是非常重要而不能忽略的。另有部分学者认为，信息机制在金融危机中的作用十分重要。简单易于理解的金融工具更有利于信息传递和金融稳定，而过于复杂的金融创新则可能在投资者之间形成新的信息不完全，导致投资者的风险识别状态发生系统性改变，最终诱发金融危机。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导致经济周期和危机的直接变量是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劳动者收入的增长速度跟不上资本积累的速度消费需求降低利润率下降投资剧降经济危机。
有的学者从经济周期、收入分配视角等其他视角对本次危机的原因进行了分析。部分学者认为，本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达阶段虚拟经济周期运动的内生产物，深层原因在于强势美元格局形成过度消费和虚拟资本膨胀间相互加强的循环，导致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过度偏离。而美国经济危机最终转化为世界经济危机，则是因为各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出现了高度的同步性，是它们之间相互叠加共振的结果。另有部分学者认为，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根源于美国经济中软预算约束现象的普遍存在。美国金融危机的生成和传导机制可以描述为：软预算约束道德风险金融创新激励金融创新过度信贷膨胀大量呆坏账加剧金融脆弱性利率提高和房价下跌时的风险集聚金融危机。还有部分学者从收入分配的视角对本次危机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第三波全球化深刻地影响了全球收入分配的格局。在各国之间与各个国家内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在加深。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导致了宏观经济的金融化和消费者的债务积累。而新兴工业化国家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大压制了国内需求。这些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地间接地为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提供债务融资。这种局面本质上就是一种无法持续的全球化。伴随着美国等发达国家房地产泡沫的破灭，美国次贷危机传导到全世界，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
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环境变化总体分析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国际经济环境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学者们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部分学者认为，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缺乏强劲动力。美国和欧洲处于金融危机后的缓慢复苏阶段;其复苏到危机前的快速发展轨道可能性较小。在国际贸易环境方面，发达经济体增长放缓将极大压缩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空间。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低碳经济可能成为发达经济体新型贸易壁垒。
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危机将促进国际力量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化的重要驱动力;新兴大国经济群体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而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是引发世界经济增长态势、国际力量格局变迁、国际经济关系调整，以及全球治理架构形成的关键因素。
另有部分学者认为，现有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特别是国际金融体系，与世界经济发展形势不相适应，并且无力应对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对此，国际社会共同要求改革金融体系，建立新的经济秩序。
还有部分学者指出了后危机时代的另一些新特点，一是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与改革方案逐渐式微，经济稳定和收入公平分配会得到更多的重视。二是大政府取代大市场，在经济治理上再次占上风，但美国市场经济模式难以发生实质性变化。三是世界经济增长模式面临调整，全球经济失衡将有所缓解。四是经济全球化将继续深入发展，产业调整转移将出现新变化。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问题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有的学者探讨了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并指出了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
篇2
现在中国经济的状况深受我国财政政策的影响。同时，我国的财政状况也与我国经济状况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众所周知，现在社会上热议已久的是：中国经济转型。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及社会的进步，我国税制改革的进程不断推进，如在今年二月份在上海对税制改革进行初步试点--将部分企业的营业税取消划入到消费税中。因此，中国财政转型也成为人们所关注的话题。那么，什么叫做经济转型和财政转型？我认为：经济转型可分为经济体制的转型和经济结构的转型，经济体制转型是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经济结构转型则是产业结构、技术结构、供求结构、区域经济布局结构等的转变；财政转型包括财政收入的转型和财政支出的转型，财政收入转型是指财政收入来源的转型，财政支出转型是指财政支出对象的转型。
那么中国经济转型与中国财政转型存在着什么关系？我将先对中国原经济类型与财政类型的关系进行分析论述。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经济制度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体，由农业向工业转变。而我国当时的财政类型属于自产国家财政类型。自产国家主要是指那些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在这些国家，广泛的国家所有制使得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我国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集体或国有企业所上缴的利润，而我国财政支出则由国家统一支出进行产品的供给和公共设施的建设。也就是说，如果把政府看做是一个家庭，那么当时的财政状况就属于"家财政"，因为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的来源主要是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工人的低工资，国有企业的利润。
从这些收入来源来看，国家的财政收入与公民存在的是间接关系，也就是说国家的财政收入全部是政府所有，并由政府统一支配。在财政支出方面，政府将大部分财政投入于国防建设，工业建设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并没有用于投入到民生的改进。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并不平等，形成了社会依赖于政府的关系。政府在获取财政收方面是通过行政命令等手段取得的。在这种"家财政"的状况下，政府为人民所提供的福利待遇不能得到有效的的保证，难免会影响到公众的生产积极性，造成资源的浪费，生产效率低下等。从这一点上来看"家财政"是比较危险的。而形成这种财政类型的根本原因就是当时我国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所有的生产资料，所有的自然资源均归公有（其实就是政府所有）。进而形成的"家财政"的局面。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经济转型与财政转型在无形中同步进行，那么现在经济类型与财政类型的关系也呈现新的一面。
中国经济类型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经济结构由以工农业为主的第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型；技术结构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区域经济的分布则由东南沿海向内陆转型。而财政类型则由改革开放前的"家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首先，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型，我国开始逐步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不再垄断"市场"。私营企业如雨后春笋，成为我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财政收入的来源也由以国有企业的利润向财政税收转型。在这一时期里我国开设了多个税种，目前我国的税种体系基本健全。
中国财政收入开始由自产国家向税收国家转型。目前，我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收，这说明现在政府的财政收入与公众存在着直接的关系，而且政府对社会的依赖程度明显加大，公众作为纳税人有权利监督政府对财政的支配。而且，私有部门所缴纳的税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越高中国想税收国家转型就越彻底，国家对社会的依赖程度就会越大，公众对民主化的要求就会越强烈。而政府的财政支出对象也应该更多的考虑的公众的福利等内容。我认为，我国目前的财政转型的状况正在向"公共财政"转型。
从我国的宏观经济层面来看，我国经济的转型决定了我国财政的转型基，正是由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对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等。使得我国财政收入来源扩大，财政支出内容复杂化，迫使财政转型。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国有企业的活力明显不足，经常亏损。同时，中小私营企业发展迅速。政府财政收入由以国有企业的利润为主转为依靠中小企业及公众所缴纳的税费为主。在财政支出方面，政府更应该考虑到公众的利益。
中国经济的成功转型离不开中国财政转型的支持。当前中国经济转型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产业结构的转型，技术的转型，地区经济分布的转型。而产业结构的调整，技术的转型，地区经济分布的转型需要政府给予财政上的大力支持，同时政府财政支出的转型，使得政府对社会的责任更加明确化，我在这里想说的是：政府拿社会的钱，应该为社会办事。至于如何办事，取决于中国整个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纳税人的共同意愿。
就目前来看，我国经济发势头基本良好，但是我国财政转型对中国经济转型以及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大打折扣的。政府财政的转型就是由"家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化，当今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大搞"经济建设--面子工程。我认为正就是中国财政转型过程中的不足，这就是政府财政职能的越位。然而，我们回望中国的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科技的方面的投入占财政支出比重很小。中国在偏远的山区使用原始的耕种方式，仍然有10%左右的人生活的在贫困线以下。这是为什么？这就是政府服务职能的缺位。
谈及中国财政转型，我认为中国财政转型应当服务于中国经济的转型，但不能盲目跟进。中国财政转型对经济转型的作用要切实的运用好财政政策，税收政策。中国不同于北欧，加拿大等发达国家，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的风俗传统所决定的，中国的税收以及福利水平在短时期内不会达到以上国家的水平。因此，国有企业对于政府的财政收入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我国财政转型的方向是向税收型财政转型，这有助于我国公民对政府财政的监督，使政府财政公众化。
综上所述，我国财政转型与经济转型的关系就是财政收支的转型与经济体制及经济结构转型的关系。我认为，中国经济要想成功转型，财政支出上不能过求所谓的"经济建设"--面子工程。应当将财政收支切实的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保证纳税主体的利益，激发其积极性，我想这更有助于我国经济的成功转型。
参考文献：
[1]马骏.中国财政国家转型:走向税收国家[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1).
篇3
一、竞争促进效应
Devarajan & Rodrik (1991)认为，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贸易自由化不但会带来基于比较优势的资源配置效应，还会有各种竞争促进效应，竞争促进效应的存在使得贸易自由化的福利影响大大增加了。大市场理论也认为，共同市场可以把那些被保护主义分割的小市场统一起来，结成为大市场，通过大市场内的激烈竞争，实现大批量生产的利益。并且大市场的建立会导致机器设备的充分利用、专业化、最新技术的应用和竞争的恢复，所有这些因素都会使生产成本和销售价格下降，再加上取消关税所引起的价格下降，这必将导致购买力的增加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的增长又导致价格的下降、工资的提高和购买力的增加。
在中国国内，尽管一些产品的市场规模相对较大，但却广泛存在着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产品在这些市场上的竞争力逐渐消失，价格居高不下，市场陷入高利润率、高价格、低资本周转率、小规模生产的恶性循环中。中国加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后，可以把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国内市场整合成为一个大市场，从而以共同市场的模式打破市场狭小、厂商寡头或多头垄断的局面，使得区域内一些行业的竞争加剧，使这些产品价格明显下降，迫使生产厂商转向大规模的生产。生产的逐步扩大又会使消费者实际收入水平提高，消费者福利增加，从而带来了正的经济效应，出现大市场――竞争激烈――大生产――大量消费的良性循环。因此，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会带来为正的竞争促进效应。
二、规模经济效应
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能够将本国与其他成员国的市场结合成为统一的区域市场，而更大的区域市场会增加在经济范围内或产业范围内实现规模经济的机会。市场的扩大不仅可以使生产厂商逐步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实现静态规模经济，而且能够带来累计产量的增加，实现动态规模经济效应。中国与东盟结成自由贸易区后，可以把原来分散的小市场结成统一的大市场，使企业摆脱市场规模的限制，获得稳定的市场，据以实现规模经济。规模经济的实现过程如下：
图中，Da和Dc分别代表东盟和中国对某种产品的需求曲线，Da+c为两个市场的总需求曲线。假定东盟和中国该产品的平均成本曲线分别为ACa和ACc。在建立自由贸易区之前，两个市场分别实施PwPa和PwPc的进口税，国内生产点分别为M, N。在建立自由贸易区以后，中国由于低价格优势占领了整个自由贸易区市场，产出扩大，引起平均成本下降，生产就在一个较低的价格Pfta下进行。由此东盟的福利收益就为消费者剩余的增加，即为生产效应A和消费效应B两部分，而中国福利收益则包括C, D, E三部分，其中 C+D 是消费者剩余的增加，由于规模经济使成本下降，消费者能够以更低的价格购买更多的产品，E是生产厂商从规模经济中得到的收益。可见，中国这种福利水平的提高与传统的贸易创造效应不同，它并不是来源于向更低成本供给国生产的转移，而是来源于由于规模生产而使生产成本的降低。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规模经济的效应表现为成本的降低。特别是对东盟这种市场较小的经济体，可以通过与拥有庞大市场的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来扩大市场，增加出口，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最终形成完全专业化的生产，使得规模经济效应更加明显。
所以，自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后，由于规模经济的扩张，生产和技术效率的提高导致了产量提高、价格下降以及市场扩大，从而引起一国规模报酬递增行业的国际扩张。又由于成本的降低，消费者可以在更低的价格水平上购买到该种商品，同时还可以通过伙伴国之间的贸易，享受到由于产品多样化所带来的福利效应。
三、投资刺激效应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不仅扩大了双边贸易的市场规模，还改善了投资环境。2006年，东盟国家来华实际投资总额为419亿美元，其中新加坡来华实际投资额达300亿美元，占东盟国家当年来华投资的71.6%。截至2007年底，东盟国家来华投资累计达450亿美元，同比增长50%。在东盟来华投资增长的同时，中国政府对国内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中国对东盟国家的投资也正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中国企业在东盟国家的投资额从1991年底的1.5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底的15亿美元。
可见，在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投资刺激效应方面，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消除双方的投资障碍，实现投资自由化由此所形成的区域市场会对生产厂商产生巨大的吸引，他们将扩大生产规模，增加投资，以满足区域市场的需求。另外，相互提供的投资优惠政策将促进双方投资量的增加，进而完善投资结构。
同时，自由贸易区建立后，还能够有效地规避区域内各个国家以及生产厂商为争夺投资所进行的无序竞争。区域市场范围的扩大与区域市场的协调也会使区域内的投资环境更为优越，可以有效地避免区域内资金外流。因此，在自由贸易区内，中国出于目前的投资优势会吸引大量来自东盟国家的投资；而经济的迅速增长也会使中国成为一个重要的资本出口国，大幅增加对东盟的投资额，从而使得中国和东盟国家获得较大的投资刺激效益。
四、增加贸易额效应
自1990 年以来，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以年均约20%的速度递增。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2025亿美元）较加入WTO 之初的 2001 年（376.83亿美元）增加了4.4倍，进口额增加4.2倍、出口额增加4.5倍；进出口总额较上一年(2006年)增长25.9%。同时，2007年中国对东盟的双边贸易中中方仍然持续逆差,但较上一年略有减少。至2007年底，东盟由连续多年成为的中国第5大贸易伙伴上升为第4大贸易伙伴，是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中国也成为东盟的第4大贸易伙伴。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扩大了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增加贸易额的效应。自由贸易区能够促进双边贸易产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将资本和劳动力从边际生产力低的地区流向边际生产力高的地区，生产要素配置将更加合理，要素利用率也得以提高，从而增加产品生产产量。生产厂商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环境并实现规模经济，更激烈的竞争环境将使生产厂商致力于更多的创新活动，从而促进区域内中国和东盟各国之间经济贸易的加速增长。
五、结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贸易保持着稳定的增长，这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提供了现实的物质基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给双方带来一系列正的动态经济效应，竞争的加剧使得生产厂商扩大生产规模，带来一定的规模经济。而中国和东盟国家双方投资额的增长都会对双方经济、贸易的发展带来较大的促进作用。因此，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会使得各成员国获得比一国时更大的经济利益。
参考文献：
[1]保罗・R・克鲁格曼，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国际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彼得・罗布森.国际一体化经济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3]宫占奎，孟夏,刘晨阳.中国与东盟经济一体化：模式比较与政策选择.北京：中国对外贸易出版社，2003.
[4]许宁宁.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北京：红旗出版社，2003.
[5]胡均民.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贸易趋势与效应分析.战略与改革，2005（3）.
篇4
1 水体设计的形式
环境设计中水体可以呈现出许多形式，但都基于水的三要素：形状、声音和色彩，在水体设计中形状是最重要的因素。水体设计所呈现的各种形状的灵感都是来自于大自然，与许多事物进行呼应形成水韵之美的各种性质；水体流动产生的声音可呈现出各种类型，如静缓的溪流声，湍急的瀑布声；流水与岸边的动植物反映结合而成的移动水景，形成了环境多姿的色彩。
在环境设计中水体的设计形式不是凭空想象，要将环境中人的需求作为依据，拉近人与水之间的亲近感，即当人处于环境中看到眼前的水体设计时，能情不自禁去玩赏。人处于流动空间的水体中时，其不同的设计形式、空间尺度，可让人产生不同的心理感受。环境中的水体与各种质感并置，可超越陈旧的水体形式，产生不同的心理感受。尤其是当水是动态或静态的时，观者的感受都会被水的流速和质量所牵引。
1.1 喷泉。喷泉的水的流动及产生的流水声，可以增添环境的活力，不同的喷泉设计形式作为一种艺术可供人欣赏，吸引人去游玩，因此，人与水互动的过程也增加了环境的活力，使得环境有静态转变为动态。在环境中，喷泉的水还可以用于调节环境的微气候，也可为人降温。
1.2 水幕墙与流水。环境设计中为了某种特殊需求，比如降温、为环境增加人文美感，会设计水幕墙。水幕墙在流动时产生了声音，水蒸汽与空气互动，降低了空气温度，同时水幕墙的设计形态增加了视觉效果。不同水幕墙的设计形式会让人形成不同的心理感应，或兴奋或优美或静谧之感。水幕墙的不同设计类型会让人产生不同的感受。水的流动性产生的声音，通过空气介质传入到人的耳朵，人有听觉感受到的不同声音的类型对环境空间形成不同的感情，即情与景的交融。在听觉得基础上在加上视觉的体验，环境空间的层次与序列就展现出来了。
1.3 流水。无论是规则式城市广场设计，还是自然式住宅小区环境景观设计，水渠和小溪中的流水为环境设计增添了趣味性和装饰性。
1.3.1 规则式流水：一般采用修筑渠道建成的规则流水。流水渠道一般用砖或天然石材等进行镶边，釉面砖或者彩色砖分砌渠道的两侧，或用青石、花岗石、鹅卵石等铺铺设渠底加以装饰。一般简单的渠道可直接用混凝土进行一次性浇筑而成。 此类设计常见于风格严谨的城市现代环境景观空间设计中，随着环境设计的发展在比较西式、现代的住宅小区环境景观设计中也出现了这种设计。
1.3.2 自然式流水：多为曲折狭长的带状形水面，在环境设计中常以小型溪流造景为主，并有强烈的宽窄对比。
1.3.3 落水：落水是指利用天然形成的断岩、峭壁、陡坡或人工建造的假山等形成陡崖梯级，使得水流经时造成水流层层跌落，形成叠水、瀑布和溢流等景观。
（1）瀑布：瀑布根据跌落形式可分为：幕布式瀑布、丝带式瀑布、滑落式瀑布、阶梯式瀑布等。一般瀑布的落差与所需水量成正比例关系。（2）叠水：叠水是瀑布的变异形式，它突出的是一种非常有规则的阶梯式的落水形式，强调人工设计的美学创意，让环境增添了韵律感和节奏感。 叠水是落水在移动中遇到阻碍物或平面而短时水平流动，水的高度、流量及承水面都可根据需要人工设计来控制。 它是水体设计中根据地形就地取材、并美化地形的一种理想的水体景观设计，具有非常广泛的利用价值。（3）溢流：池水满盈而外流谓之溢流。溢流大多都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人工设计，根据所需的水池或容器面积的大小、形状和层次决定溢流的形态。在特殊的环境中，当水从弧形的边沿流出徐徐落下时，形成无声垂落的水幕，会产生一种非常美妙的梦幻效果。
2 水体设计与人的心理
人的心理是通过外部环境的映射而产生的，无水的环境让人产生一种沉闷、毫无生气的压抑心理，更加现实无水环境的死寂。环境设计中增加了水体的设计后，水的灵动让环境死而复生，人的心理也由忧郁、沉闷自然转为愉悦、轻松，赋予了环境活跃的生命气息。
2.1 景象：水的形态是动态的、多样的。在环境设计中，水的形态是可以人为设计的，根据设计方案可将水设计成安静的、高速流动的、细浪涟漪的、波光粼粼的、晶莹闪烁的等各种类型的景象。不同的景象会让人产生不同的心理反应，水面的波光使水景空间看上去是游动的，使人有种浮游飘洒的情趣；水与岸边的动植物呼应形成的倒影使环境空间扩大，让人心胸开阔，思想活跃，产生新奇的联想；光线照射到水面形成反光，反射的光线进入人的视觉后，会感觉环境的空间栩栩如生。
2.2 声音：人对环境的感觉本质上是对环境中某种事物的感应，情有景生，景有声造，静谧环境加上缓缓的溪流声，使人心情安静、放松；湍急的流水、汹涌的波浪溅起的水花又会让人产生激情、兴奋之感。
2.3 触摸：水是动态的，因此是活跃的，它吸引着人们去近距离接触它。人们用手和脚去接触水，或者下水嬉戏，当触摸到水时，会产生一种清凉舒心的感觉。流动的水与静台的水，即动态与静态的呼应，这种一动一静的对比增添了环境的无比趣味性，进而愉悦了人的身心。
2.4 嗅觉：环境中的水蒸发形成的水蒸气传递到空气中，改变空气的味道，使环境空气时时处于一种动态的生物链中，避免空气的污浊，给人带来舒适的生活空间。
3 结语
水是无形的可根据设计形式形成各种水的形态，在环境设计中水以其无定型的变化艺术形态及丰富的人文内涵，一方面使得环境设计更加优美，一方面给人提供了怡人的空间视听效果，一方面形成了良性的生态圈：为水生的动植物提供了生活环境，同时深化了环境设计的意境。
水体设计在环境设计中，可以设计成静态水和动态水，不同的形态都可以使环境设计产生动态的效果。环境设计中静态水的设计给环境创造出一种平稳、安定的意境；动态水的设计给环境制造出生动、热烈的情境。
水是单色物质，水体的设计在环境设计中使得单色的水变化着无穷的色彩，水的动态给环境产生了动态效应，相应的环境的景色设计也让水体产生了动态美感，形成了水中有景，景中有水。水体设计可以将环境设计的景观分隔，将环境空间划分，增添了环境的视觉效果、趣味性和装饰性。从古自今，人类对自身的生存环境从未间断过改善，水体设计也不例外，为了满足人类对生存环境需求的不断提高，水体设计已是环境设计中必不可少的构件。
篇5
【中图分类号】F83
一、国际油价跌宕起伏，严重影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
（一）国际油价跌宕起伏，断崖式下跌
近十年来国际油价跌宕起伏高位震荡，从每桶130美元跌到谷底每桶30美元，断崖式下跌，又重新反弹至50美元。2016年原油价格有所上升，但是仍低于2015年平均水平。
（二）石油产业的并购速度加剧和规模扩大
国际油价低迷，阻碍了很多国家能源开发项目。油价高位震荡和断崖式下跌，严重影响石油企业效益，导致石油产业加速并购。2014年底，全球第二大油服公司哈里伯顿（Halliburton Company）以346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第三大油服公司贝克休斯（Baker Hughes Incorporated），用股票和现金支付对价。2015年荷兰皇家壳牌公司以约470亿英镑现金加股票方式收购BG集团，这是近10年来油气行业并购规模最大交易，其次是陶氏化学和杜邦合并，这两大并购事件引发了化工行业的一系列并购。
二、石油供应链中，美俄新崛起，打破OPEC平衡
近几年来，石油市场供给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石油新供给者出现打破了OPEC对国际油价和石油供应链一言九鼎局面，原油供应呈现多元化态势。国际石油市场供需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尽管中东还是重要的原油供给者，但北美逐渐形成新的国际原油供应中心，俄罗斯增加原油出口量，美国解禁石油出口，出口国对市场份额的争夺日趋激烈。俄罗斯与OPEC和沙特就减产政策达成协议，旨在共同抵抗美国的原油库存增长和岩页油增长。另一方面亚洲替代美国和欧洲成为原油进口的重心，亚洲进口量约占世界进口总量的50%，其中中国更是原油进口大国。
（一）美国解禁石油出口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后，美国连续推出紧急石油分配法案、能源政策和节能法以及能源管理法案等一系列法案，限价限量原油出口。因能源利用率提高对石油需求增长减缓。美国页岩油资源丰富，出现了结构性的石油供应过剩乃至产生原油供应与炼油结构之间的矛盾。美国目前完全有能力石油自给，有分析认为到2023年，美国有可能实现能源独立，能源出口超过进口。美国家情报委员会《2030年全球趋势：不一样的世界》指出，页岩革命将推动美国实现“能源独立”。
据IEA统计，2016年美国原油产量达到自1970年以来的历史最高水平，美2017年有可能超越沙特成为全球最大产油国，美将于2035年基本实现能源自给自足。在2014年7月美国首次出口凝析油后，2015年美国会众议院、参议院先后投票通过解除美国原油出口禁令法案，随后奥巴马签署该法案，正式解除长达40年的原油出口禁令。美出口原油潜力高达150万桶/日，从国际石油市场的需求影响因素转变为影响供给的重要因素。2014年美国原油产量为5.2亿吨，比2013年增长15.9%，石油消费8.36亿吨，比2013年增长0.5%，其消费量占世界的19.9%，原油进口3.65亿吨，同比下降5%。2016年美国汽油价格位2004年以来最低点。美国解禁原油出口后，对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供需产量和国际油价产生重要影响，国际基准原油价格体系有了重大变化，WTI-布伦特价差波动的区间范围将取决于美国国内石油供需基本面的波动、原油的炼制成本、原油跨区运输成本和其他竞争原油品种的供给。
篇6
一、绪论
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经常账户失衡问题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在经常账户失衡问题的研究领域，正在开展一场“文艺复兴”运动，经常账户作为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它集中反映了一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实际资本的流动，与该国的国民收入账户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当前全球经常账户总额是19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两倍，而净国外资产的头寸则增加到了当时的三倍（Bracke等，2010）。经常账户失衡的状况正在美国和其他一些主要的发达国家和地区持续进行中，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处于经常账户赤字的一端，而与此相反，一些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巨大的贸易顺差之中，这两者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于国际经常账户失衡的影响因素的研究，都只考虑了发达国家和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而忽略了世界了另一极—发展中国家，这大大影响了我们发现潜在的影响经常账户失衡的其他因素。鉴于这样的背景，笔者认为很有必要使用更加先进的研究方法和样本更加大的模型来进一步研究国际经常账户失衡的原因。
二、文献综述
关于全球经常账户失衡的决定因素的理论研究，最早的是Sachs在1981年通过跨期理论对其进行了研究，随后Obstfeld和Rogoff在1984年，Milesi-Ferrett和Razin在1996年，以及MariaMilesi-Ferretti和Razin在1998年都使用了跨期方法对该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跨期理论的前提假设是，当前消费与除了净产出或者净资产之外的资产的现值是相等的。因此，Chinn等人在2011年指出，当前消费行为的改变主要是受到利率变化、资产的预期值的影响。而资产的预期值又是受到生产力变化、投资和政府收支的影响。Obstfeld和Rogoff在1996年的研究说明了，跨期理论模型提出了经常账户决定因素的多样化的通道，通过收入的变化、生产力的变化以及流动性的变化来解释经常账户失衡的影响因素。而Sheffrin和Woo在1990年的研究则将注意力转向了用跨期理论来解释国际经济中经常账户失衡的影响因素，他们注意到有可能存在其他潜在的影响因素，可能会对人们的消费或者储蓄产生影响。
实际上，关于经常账户失衡问题的研究，在理论上可以分成两个派系。第一种派系是不均衡理论，这种观点认为，经常账户的失衡是处于一个不断振荡的趋势之中的；而第二种派系则称之为均衡理论，该理论则认为，经常账户失衡其实是一种均衡的状态，这些影响因素的改变是独立的。在不均衡理论中，Obstfeld和Rogoff在2005年和2009年强调了折旧和贸易收支的大小对于经常账户失衡的影响。而Blanchard等人在2005年指出，国内净国外资产头寸的变化使得实际的调整和金融体系的调整变得很有必要。因为净国外资产头寸包括国外资产和负债的变化，以及经常账户余额的变化。
另一方面，均衡理论则将注意力放在了资本账户上。在金融资产供给和需求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上，Caballero等人在2008年的研究中指出由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金融市场不稳定和频繁的金融危机，导致本国金融市场上的金融工具对于储蓄者缺乏吸引力。这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危机主要包括墨西哥1994年的危机，1997年的东亚金融风暴，1999年巴西的金融危机，阿根廷在2002年的金融海啸以及土耳其2003年爆发的金融危机，这些危机或者金融市场的振荡，造成了美国的流动性赤字，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全球储蓄过剩理论，Bernanke和Clarida在2005年分别提到了这个问题，而Miller等人在2011年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在这些金融危机之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采用了更加谨慎的金融政策，而发达国家丰富的投资机会使得资金更多的流向了他们，从而使得全球经常账户失衡变得更加严重。
三、实证分析结果
（一）一阶差分广义矩估计
表1所描述的是发展中国家一阶差分广义矩估计的结果，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贸易开放度和实际资本开放度与经常账户余额占GDP的百分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呈正相关关系。而实际有效汇率和净国外资产占GDP的比重的系数表明，它们与经常账户余额占GDP的百分比存在着负相关的关系。这说明了净国外资产头寸会随着外资流入的增加而增加，这很好的印证了跨期理论的原理。另一方面，实际有效汇率的系数说明，随着实际有效汇率的上升，人们储蓄的倾向也会逐渐降低，因此，这将使得经常账户余额朝着赤字的方向发展。除此之外，商品物价指数的系数与经常账户余额占GDP的百分比呈正相关的关系，这印证了发展中国家物价指数的上升会增加经常账户余额的实际情况。与许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类似，发展中国家是主要商品出口国，因此，随着国内商品物价水平的上升，出口创汇收入也会逐渐增多，这对于改善经常账户有着很好的作用。
（二）系统广义矩估计
表2给出了系统广义矩估计的完整结果，在这个估计中，我使用了与一阶差分广义矩估计相同的解释变量组合。另外，为了消除差异广义矩估计中可能存在的有偏性和误差，系统广义矩估计利用了比一阶差分广义矩估计更多的信息，以降低某些解释变量的内生性的问题，它将弱外生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列入估计方程，然后得出一致性的估计。表2中的符号含义与表1相同。
表2所得出的结果和相关系数与差异广义矩估计非常类似。例如，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开放程度对于经常账户余额占GDP的百分比的影响，与表一中的结果几乎是相同的。表2中显示，在系统广义矩估计中，贸易开放程度和实际资本开放度对于经常账户平衡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表2中的数据表明，外生变量的微小变化对于经常账户余额占GDP的百分比的变化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另外，滞后一阶解释变量对于原解释变量有着十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它对于经常账户余额占GDP的百分比有着十分显著的影响。
表2：系统广义矩估计结果
四、结论和建议
经常账户失衡的本质，以及经常账户失衡的潜在影响因素在国际宏观经济的研究中，仍然有着非常大的争论。本文将经常账户的影响因素放到国际经济的大环境中进行分析，并且使用了两个计量经济学的实证模型，以获得更加准确的经常账户决定因素的影响机制。其中一个模型是一阶差分广义矩估计，另一个模型是系统广义矩估计。本文主要是用来解决在以往的文献中对于经常账户余额影响因素的研究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遗漏变量带来的误差、内生性和未观测到国家的影响所带来的有偏性。所有的估计结果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外生决定因素的微小改变对于经常账户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样本所示的发展中国家中，商品物价指数、贸易开放程度和实际资本开放程度与经常账户占GDP的百分比有着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实际GDP增长率、实际有效汇率和净国外资产占GDP的百分比对于经常账户余额占GDP的百分比的变动并不存在非常显著的关系。广义矩估计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内生性、同时性和漏变量偏差对于统计结果的影响。
总之，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了一些比较新的经常账户的决定因素，比如商品物价指数、贸易开放度和实际资本开放度。由于数据的限制，本文没有将资本控制变量和国际风险管理变量作为解释变量，这两个变量对于经常账户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希望今后的研究能够进一步扩展影响因素，从而更加全面的分析经常账户失衡的原因。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以给出一些政策建议，对于还处于低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应当加快改善国内金融市场环境，加强开展人才的海外培训计划，建立更加稳定的金融市场，以改善经常账户的现状。同时，面对经济全球化和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中的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应当加强地区同盟的建立，加强相互间的经济合作。最后，发展中国家应当在改善国内市场的前提下，加快国内经济的市场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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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08年的次贷危机使银行名义利率在短期内的迅速攀升导致大量次级债务违约，这使得美国资本市场在短期内出现了大量的信贷萎缩，并最终传染至整个经济系统，造成较大的经济波动。这种金融市场中的流动性缺失所导致的市场摩擦称之为金融摩擦[1-3]。次贷危机的例证表明，金融市场在经济运行中并非始终保持中性作用，这使得研究者逐渐认识到在对宏观经济进行模拟时，只有厂商与家庭两个部门无法体现整个经济系统的运行特征，因此需要考虑金融摩擦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实际上，金融摩擦产生的根源在于金融市场上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成本，例如信息成本、监督成本和控制成本等。特别是在我国这种资本市场起步较晚，金融监管仍存在缺口的国家，金融市场的成本交易相对较高[4-8]。因此，在我国经济新常态时期，探究金融摩擦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对未来一定时期内的系统性紧缩风险防范和产业结构调整都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迄今为止，大量金融摩擦与经济波动的研究文献主要是基于三个基本模型的延伸。第一种是BGG模型，其最初起源于Bernanke和Gertler（1989）[9]的研究，主要认为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委托现象将提高生产成本，从而影响信贷流动性并最终放大经济波动，即“金融加速器”理论的雏形。Carlstrom和Fuerst（1997）[10]进一步将金融摩擦融入到新凯恩斯框架之中，并逐渐成为研究金融摩擦与金融加速器的主要研究框架。此后，Bernanke等（1999）[11]构建了BGG模型，并进一步完善了“金融加速器”理论。但是第一种模型侧重于非金融部门造成的金融摩擦，却忽视了金融部门内生波动的外溢性。第二种模型源于Kiyotaki和Moore（1997）[12]，其将贷款回收的不确定性因素所引起信贷流动性紧缩作为金融摩擦。Iacoviello（2005）[13]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之上，通过信贷约束条件将金融摩擦因素融入进新凯恩斯模型中。但这种模型忽视了调节性存货（Buffer Stock），即为了防范未来不确定性而保留的存货，从而造成模型有所偏`。第三种模型源于Gertler和Karadi（2011）[14]的研究，其引入内生信贷约束作为金融摩擦，并度量金融冲击等外生冲击对经济的影响。Justiniano等（2010）[15]将投资冲击引入模型中，进而将投资转换为实物资本过程中的摩擦作为衡量金融市场摩擦的形式。第三种模型虽然将内生信贷约束融入模型中，但是决定金融摩擦系数的外生变量表明，信贷约束条件未能完全内生化，从而需要进一步拓展。
与此同时，国内有许多文献研究了金融摩擦对经济周期波动影响与贡献率。杜清源和龚六堂（2005）[16]、赵振全等（2007）[17]和袁申国等（2011）[2]都从不同方面把“金融加速器”融入真实经济周期模型并对现实数据进行分析，表明原有理论模型无法有效拟合新的经济现实，金融市场已成为影响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未对金融摩擦是否会对实际经济变量产生影响进行分析。为解决这一问题，刘斌（2008，2010）[5-6]构建具有金融中介部门的开放经济模型并证明金融摩擦能够令名义冲击对实体经济造成实际影响。不过，这些研究认为金融部门是一种传导渠道，而金融摩擦仅放大非金融部门冲击对经济系统的影响，而未对金融部门内部冲击的传导与放大进行系统阐述。陈晓光和张宇麟（2010）[18]将金融摩擦融入到信贷约束中，从而对金融部门冲击的传导与放大进行系统阐述。此后，康立等（2013）[19]与康立和龚六堂（2014）[20]分别对金融摩擦在国内各部门之间与不同国家之间经济波动的传播与放大作用进行探讨，从而进一步完善金融摩擦理论。通过文献回顾发现，以往的研究仅是利用数值模拟分析经济动态变化，并且存在理论缺陷。鉴于此，本文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对模型进行拓展，集中探讨金融摩擦对经济的影响，以期为“新常态”时期内的资本质量监管、金融风险控制和系统性紧缩风险防范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撑与政策建议。
二、模型设定
借鉴Gertler和Karadi（2011）[14]的研究框架，本文进一步拓展，整个经济系统由六个部门组成：家庭、金融中介部门、产品生产部门、资本生产部门、零售商与政府。其中内生信贷约束的金融中介部门不仅表示具有金融摩擦的金融市场，而且还调控着社会信贷规模。
（一）家庭
假设家庭在第t期通过提供劳动获得相应报酬，并将去除消费后的全部收入存入银行等金融中介部门，从而在第t+1期获得利息[6-7]。因此，家庭效用最大化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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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的现实情况，着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成为“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任务。所谓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剔除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增长率之后，由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益等因素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率。通常，我们将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国家或区域经济增长质量、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改善的重要经济指标。根据此前很多研究的测算，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在2000年到2012年期间呈现下降的趋势，其中，人力资本结构改善缓慢、就业增长显著降低、投资率过高且投资结构失衡以及产能过剩带来资源配置率降低等因素，是造成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重要原因。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受益于劳动力和资本的大规模投入，那么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将必须依靠结构优化和效率改善。因此，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途径，也是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
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一个实证探索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其内在逻辑体现在通过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从而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为了更加清晰地分析新常态前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变动情况，探寻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人民智库课题组选取2000―2012年中国省级（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进行了定量分析。首先利用DEA-Malmquist指数分解法（数据包络分析-马奎斯特指数），从技术效率改善和技术进步两个角度测度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情况；随后，课题组在构建经济增长模型，经过F检验、Hausman检验（豪斯曼检验）等对模型具体形式与回归方法进行确定基础上，通过回归分析进一步实证探索了人力资本、交通基础设施、城镇化水平、政府规模、政府干预程度、投资结构以及产业结构等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程度，并分别测度了2000―2007年以及2008―2012年两个阶段上述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情况。考虑到数据统计口径、变量数值测算等存在一定差异性，课题组更着重于分析各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以及影响程度的变动情况，在此基础上找出“新动能”，并探讨如何更好发挥“新动能”对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以回归模型为遵循，课题组选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产出变量，将资本存量（K）、劳动力投入（L）作为投入变量，以2000年作为基期调整相应指标数据，对2000―2012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变动情况进行DEA-Malmquist指数测算与分解，其中，资本存量的测算采用了永续盘存法。同时，选取适龄劳动力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测量人力资本投入（HUM）；以公路、铁路、水路建设密度测量交通基础设施水平（TR）；以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衡量城镇化水平（UR）；以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体现政府规模（GOV）；以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占比体现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SOE）；以固定资产投资中建筑安装投资占比情况考察投资结构（CON）；以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三产业产值的比重衡量产业结构（TER），相关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相关经济指标均调整为按可比价格计算。样本数据统计性描述见表1，主要回归结果见表2、表3。
新常态下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
以创新为驱动，是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核心是实现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投入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要从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改善两个路径同时发力，通过对2000―2012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进行DEA-Malmquist指数分解，可以看出，在考察期间之初，技术进步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技术效率损失也阻碍了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发挥更大的作用；随着经济增速放缓，技术效率的提升并没有带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提高。同时，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影响程度也有所差异。测算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对于技术进步的吸收要优于其他地区，而技术效率改善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影响更为显著，同时技术效率偏低和技术进步不足也是东北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
优化投资结构，是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重要途径。投资驱动带来了经济规模的快速增长，而投资结构的优化将成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关键。一直以来，“三驾马车”带动着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尤其是2008年之后，4万亿投资为危机后中国经济软着陆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保障。但是测算结果表明，投资率过高和投资结构不合理恰恰是造成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增速缓慢甚至下降的重要原因。尤其是2008―2012年期间，建筑安装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负。其实，这一结果并不难理解，在现行的财税体制和政府绩效考核体制下，地方政府在扩大投资规模带动GDP增长的激励机制下，盲目招商引资，盲目上项目，缺乏深入的市场预测和评估监管，进而造成当前投资率偏高而投资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在当前仍旧大量存在。投资结构的不合理必然带来投资效率的降低，而投资效率的降低又势必影响经济增长质量。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深入推进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根据测算，第三产业尤其是生产业发展不足，是制约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因素。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稳增长、调结构的重要任务，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一方面，传统行业产能过剩进一步恶化，部分行业尤其是新兴产业的产能过剩呈现典型的结构性过剩，这需要依靠技术创新来调整结构继而实现增长；另一方面，当前经济增长中出现很多新的业态模式和新的市场需求，比如根据《人民论坛》关于“当前中国发展动力及其构成”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互联网+”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得到了公众的广泛认可。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近年来，我国城镇化水平有了显著提高。2014年，我国排名前48位的大城市创造了56%的国内生产总值，也贡献了74%的新增就业岗位。虽然我们在实证研究中选择了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来代表城镇化水平，但测算结果仍然验证了城镇化建设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从内在机制来看，城镇化推动经济增长，不仅体现在城市规模扩大带来的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效益，还体现在产业分工深化以及在不同部门、不同区域之间，劳动力和人力资本通过再配置而提高了经济增长绩效。此外，能够推定，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还将吸引更为大量的投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城市公共事业以及现代服务业，从而通过优化投资结构更好带动经济发展，催生经济增长新动能。
以全要素生产率引领新常态的对策建议
事实上，从经济增长速度和周期上来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发展已经逐步呈现出新的历史特点。而通过对2008―2012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及分解，我们可以对当前经济新常态有更加清晰的认识。根据实证研究结果，在未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重点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并进一步发挥全要素生产率在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方面的积极作用。
鼓励自主创新，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落实创新驱动战略，发挥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积极性，促进企业、科研机构及产业园区之间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实现高效率、高层次的协同合作，构建更为完善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从而提高创新驱动向现实生产力的高效转化。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落实创新驱动并不是空泛的口号，也不是蜻蜓点水的小打小闹，而是要在发挥市场机制的前提下，通过技术创新为市场提供更高端、更环保、更具价值的创新成果，为经济增长培育核心动力。
完善市场机制，促进投资主体和投资渠道多元化。经济增长由投资驱动、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化，并非要否定投资的重要性，投资并不是“洪水猛兽”。事实上，从当前的改革需要来看，创新能力的提高、新兴产业的发展以及新型城镇化的推进，都需要投资支持，需要更加合理的投资结构。新常态下，进一步调整投资结构，要建立健全市场机制，疏通产能过剩行业的退出渠道；完善投资监管相关政策法规，降低新兴行业准入门槛，提高投资灵活性；通过多元化发展实现投资主体、投资结构、投资方式等的优化。
化解产能过剩，推动新兴产业健康发展。智能制造、节能环保、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将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亮点。在其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要重视核心技术的应用，创新能力和实力的提高，从而提升产业的竞争力。同时，要高度重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在城市经济逐渐转型的过程中，现代服务业尤其是高端生产型服务业的健康稳定发展至关重要，也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一环。此外，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要关注经济发展中新业态、新模式的变动，提高相关政策的灵活性和有效性。
改善人力资本结构，释放更多的人才红利。人力资本结构不合理，不能满足当前经济多元化发展需求，是限制人力资本发挥更大作用的制约因素，这为此前的很多实证研究所证实。当前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行业和新领域，都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新亮点，提供满足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要成为教育改革的目标之一。因此，通过改善人力资本结构，提高人力资本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匹配度，将成为提升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的重要途径。从当前来看，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培养更多的专业技术性人才，是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切实可行的重要途径。
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更好发挥城乡经济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人口流动是“用脚投票”的过程，城镇化建设既不能走传统土地城镇化道路，也不能简单地走人口城镇化的道路，而是应该走尊重人们意愿、响应人们诉求的城镇化道路。对于城镇化的理解，也不能简单局限于城镇地区，而是应该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视域来加以审视。进一步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提高相关政策在基层办事机构的可执行性和可操作性，才能为人口在城乡间的双向自由流动提供现实条件，从而实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并充分发挥城镇经济尤其是小城镇经济（包括美丽乡村经济）在新常态下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篇9
临空经济研究理论综述
（一）临空经济的内涵
临空经济也叫空港经济，是随着航空运输的快速发展而形成的一种新型区域经济体系。关于临空经济的内涵，国内外均有不同解释，但总的来说大体都指围绕机场建立经济区，发展相关优势产业，从而成为地区增长极的新经济模式。
国外由于经济的优先发展，发达程度较高，在临空经济出现的早期，就纷纷为这种现象命名，如“航空城”、“机场城”、“航空商务聚落”或“机场聚落”等。而学术界普遍接受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教授John D. Kasarda于1992年首次提出的“空港都市区”这一概念。
在国内，不同专家学者从不同侧面，如经济角度、产业角度、区域角度、机场角度等对临空经济这一新经济形态的概念、形成条件、产业选择、空间布局等进行了探索和界定，在理论上提出了一些发展临空经济的观点和建议。从我国临空经济的发展现状来看，“空港城”与“临空经济区”的研究内容基本相同。国内学者普遍认为，相比其它提法，“临空经济区”的概念能更准确、恰当地反映我国临空经济的发展现状，即临空经济区是指大型空港（机场）依托比较优势（主要是区位优势）吸引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经济要素，以及生产、流通、贸易、休闲等活动向机场周边地区不断集聚，并通过政府引导和自我积累强化发展起来的多功能经济区域。从国内外的实践来看，临空经济区大多集中在空港周围6-20公里范围内，或沿空港交通走廊沿线15分钟车程范围内。
（二）临空经济研究的理论基础
在国外，虽没有关于临空经济的特定理论研究，但是却早有因区位条件不同而导致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区域发展理论，包括输出理论、资源秉赋决定论、区位发展延迟假说、区域发展倒U字型假说、区域创新扩散理论、空间成长阶段理论等。而国内也开始对临空经济区的空间结构、形成机制、发展路径、经济效应等方面进行有关理论探讨，这些理论及其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输出基础理论应用。主要为运用其“区域外生产需求的扩大是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对区域输出需求的增加能对区域经济产生乘数效应”这一主导思想，研究拥有机场这个特殊资源禀赋的空港城市在扩大区域外部需求、与更多区域进行比较优势的分工合作上的优势条件等。
增长极理论应用。增长极的作用机理主要体现在增长的支配效应、乘数效应、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上，该理论在世界各国区域发展中曾经得到了广泛的采用，在临空经济领域的相关研究主要以机场为中心和“增长极”，分析机场周边经济及其对区域经济方面的相互影响。
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应用。主要以其理论研究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与临空经济区形成发展之间的关系，临空经济区的形成和发展不仅与机场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也需要所依托城市和区域的经济、社会等条件的支持。
点轴开发理论应用。根据点轴开发理论，临空经济区将成为城市经济新的增长点，而临空经济区与城市之间的交通带将会成为新的经济发展轴。
（三）临空经济的发展模式
在对国内外比较成熟的临空经济区研究中，特别对其各自的产业空间结构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可以发现其内在的空间结构现象多为双核（多核）型空间结构现象，简称双核结构模式。双核型空间结构由空港区和区域中心城市及其连线所组成。并将其归为以下三种基本类型：空港在市区之内；空港在市区之外；空港区一部分在市区之内，另一部分在市区之外，即混合式。从临空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来看，双核型空间结构是区域发展中一种比较有效的空间结构形式。
临空经济区的发展虽多建立在双核结构模式理论的基础上，但因其各自地理区位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所处阶段的不同，在其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也不相同。现阶段，国内临空经济的发展主要采用五种模式：航空城的发展模式；机场自由区的发展模式；机场商务区发展模式；机场物流园区的发展模式；机场工业园区的发展模式。而构建临空经济区的主要运行机制有市场主导和政府主导两类。就我国现有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路径来看，构建临空工业园区是采用最多和最直接的临空经济发展方式。
临空经济研究动态
（一）国外临空经济研究前沿
国外关于临空经济的研究一般都是以机场与城市间的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包括直接和间接经济影响两大方面，主要采用模型分析和案例分析两种研究方法。国外关于临空经济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专业研究人员从经济理论视角出发的研究。此类研究主要以机场与城市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侧重于对机场及临近地区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效应的评价，包括：“第五波理论”，该理论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继海港、河流、铁路、高速公路这四波依次兴替之后，世界最新交通枢纽暨经济重镇的崛起，已主要依托于空运和航空港枢纽；机场服务业及其相关功能设施的发展对机场功能和机场业发展趋势的影响；机场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机场对当地就业率、城市经济增长模式和政策的影响；“空港商业城”概念的提出，“空港商业城”指的是以机场为中心，在周边建设仓储区、办公区、购物中心、会议中心乃至住宅区和高尔夫球场等设施的综合性区域；临空产业发展研究，临空产业既包括临空物流、临空工业，也包括临空商业、临空农业等。
另一类是机场研究咨询报告。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欧洲机场社会和经济影响力》的研究报告。该报告认为欧洲的机场对它们附近的地区具有显著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力，并将机场的总体经济影响力分为以下四个方面：直接影响――雇员和员工收入，收入全部或大部分依赖于机场的运营；间接影响――雇员和员工收入，收入主要是从产品、服务及供应链中产生；诱导影响――雇员和员工收入，收入主要是由受到直接和间接影响的员工花费他们的收入而产生的某些经济范围；催化影响―雇员和员工收入，机场发挥了更广泛的作用，如提高了商业生产率和吸引经济活动，比如对内投资和旅游。
其他一些国外研究机构的研究报告主要是以一个或几个特定机场为研究对象进行的。如美国蒙特里机场联合会建立了机场经济影响研究模型，从直接影响、间接影响和诱导影响三个方面，对加利福尼亚州蒙特里地区六个机场对区域经济重要性的影响研究。研究表明大型现代化机场的建设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强有力的支持作用。
（二）国内临空经济研究热点
纵观国内有关临空经济方面的研究状况，研究热点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即宏观尺度的新经济形态研究；中观尺度的临空经济研究，主要是航空城（空港城）规划建设的研究；微观尺度深入机场企业或园区内部的研究。
临空经济的宏观尺度研究。此类研究主要是从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等理论出发，较为系统地研究临空经济区发展的内在规律，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临空经济区的产业结构、空间结构、发展模式、与城市和区域的关系、管理体制和发展战略等方面，包括：临空经济区的发展条件；临空经济区的演化规律；临空经济产生的机理；临空经济区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临空经济区空间布局结构；发展临空产业集群发展的动力机制；临空经济区发展战略等。
临空经济的中观尺度研究。临空经济的中观尺度研究主要从规划建设航空城角度出发，在对国外机场地区综合开发实例进行调查和分析后，进一步研究国外机场地区综合开发中各种功能设施的开发特征和地域特征，归纳机场地区综合开发的概念内容，提出航空城概念的理论和事实依据，阐述建设航空城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临空经济微观尺度的研究。临空经济的微观尺度深入机场企业内部或产业园区的具体规划建设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中枢机场和空港物流园区的研究上。这类研究以案例分析为主，一般以一个或几个特定的临空经济区为研究对象，内容主要集中于临空经济区的建设规划、产业选择、经营管理和发展战略等方面。
（三）对现有研究的简要评析
现有研究大多从案例分析和规划建设角度等方面阐述、归纳和总结临空经济的内涵与发展规律，这为认识临空经济现象、探究其运行与发展机制、解释临空经济区与城市发展的关系提供了依据与经验。但临空经济的相关理论研究还不够系统和深入，从研究内容上看，现有的研究一般停留在基本概念、特征等初级理论研究阶段，缺少多学科交叉视角对临空经济区的空间结构、形成机制、发展路径、经济效应等进行系统研究，同时也缺少定量研究。例如，旅游产业在临空经济中的作用及其特征，有其独特的发展规律，但具体针对这类临空产业的定量研究较为少见。
研究展望
总体来看，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国内临空经济的理论研究明显落后于实践，在该领域内面临许多前沿性问题需要研究并予以解决，因此必须通过加快推进其理论研究，以引导临空经济的实践，未来一段时期以下方面问题可能会引起理论界和实业界更多的关注。
一是临空经济相关影响的量化研究。临空经济的量化研究可以揭示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真实“贡献”，而要量度临空经济对某一区域或地区的社会经济影响力，需要大量的、详细的和统一口径的基础统计数据，以及相对标准和有效的分析方法。通过量化研究可以将现有临空经济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过渡到定性与定量研究结合的高级阶段。
二是临空经济区主导产业的确立与培育研究。在临空经济区形成临空产业集群，必然有某一类产业是集群中起牵引带头作用的主导产业，这类产业具有高度的临空指向性，在临空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是临空经济区重点培育发展的对象。但在不同机场、不同地区的临空主导产业可能会有所差别，需要根据当地的经济结构和区位特点等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后才能确定。
三是临空经济区综合管理模式研究。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限的发展中国家和临空经济区发展的初期阶段，政府通常会设立临空经济区的管理机构，通过政府的规划性干预来推动临空经济区的发展。但政府主导型的管理模式只能是一种过渡形式，还必须结合市场导向和需求，采用某种更为灵活、高效的管理方式，减小临空经济区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和培育其自生能力。
四是临空经济区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在以机场为核心带动整个临空经济区协调发展的过程中，从临空经济的形成期到成长期，再到成熟期各个阶段，如何分阶段处理好区域内经济发展与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把培育和改善临空经济区可持续发展的资源条件、环境条件和人文因素放在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这将成为临空经济区可持续发展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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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肖李春.临空经济区发展研究[D].四川大学，2008.
3.孙延海.国外临空产业发展新趋势[J].港口经济，2008（6）
篇10
一、引 言
中国自古以来即十分重视收入分配和经济波动问题，如《论语・季氏》中指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即认为收入分配公平和经济稳定是当政者最应关注的问题。《管子》甚至注意到丰年、灾年的经济波动对贫富差距的影响，指出缺乏灵活性的税收制度在灾、丰年的变迁中必然拉大贫富差距。而现代经济学则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对这两者之间的关联展开一定数量的研究，这些文献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文献致力于研究收入分配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如Aghion等（1997、1999）强调收入分配不均会导致投资机会的不平等从而导致经济波动[1-2]，Levy （2002）认为收入差距扩大会提升产出和物价波动的幅度并导致经济波动[3]，Woo （2011）认为收入差距会导致政府政策的频繁变动从而造成经济波动[4]。第二类文献致力于研究经济波动对收入分配的影响。Breen和García-Pe？kalosa（2005）认为企业家是风险偏好者，工人是风险规避者，在经济波动中两者对风险的不同态度会导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5]。Checchi和García-Pe？kalosa（2004）认为贫穷者在经济波动时很难具备储存人力资本的条件，所以收入差距会扩大[6]。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的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扩大，而城乡收入差距的日益加大又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李实等，2008；Kanbur和Zhang，2005；Chen 等， 2010）[7-9]。从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来看，由于城乡居民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生产方式，当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时，城乡居民在投资机会面前并不均等，并且由于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对多种宏观经济变量的稳定性产生重要影响，所以会直接导致经济波动。但是也应注意到，政府的财政、货币政策更容易影响到城市居民，当城市居民是税收、消费和公共服务的主体时，财政、货币政策能够更有效地实现其稳定经济的效果。并且政府往往会在经济波动较为剧烈的情形下使用相机抉择的政策，且这一类政策多是针对城市，所以城乡收入差距较大时反而能够更有效地平抑经济波动。但如果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而导致政府频繁采用相关政策来提升农民收入，则可能由此直接引发经济波动。所以，城乡收入差距并不必然加剧经济波动，反而有可能降低经济波动的频率。从经济波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来看，不同内容的经济波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也是不确定的。如果经济波动是全局性经济衰退造成，由于城市居民所有收入均来源于城市工业，一旦失业将失去所有生活来源，这种波动对城市居民的影响是巨大的，可能会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但假如衰退发生在特定的餐饮、建筑、初级加工业等吸收大量农民工的行业，由于中国农民务工收入已经达到全部收入的50%以上且农民抵御经济波动风险的能力明显低于城市居民，所以当这一类型衰退发生时，农民工这种非正式就业会很容易受到冲击，城乡收入差距就会扩大。由此可见，城乡收入差距和经济波动之间存在十分明显的相关性，但这种相关性的正负特征却难以直观判断，需要较为深入的实证研究。但遗憾的是，就我们所知，目前国内尚没有文献专门就两者之间的动态关联开展实证研究。
基于上述讨论，我们发现城乡收入差距和经济波动之间存在复杂的动态关联，这就需要使用能够将两者均作为内生变量处理的模型来加以分析，向量自回归模型显然是十分合适的选择。但是，两者之间的关联又依据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可能存在一定的非线性效应，所以应尽可能地考虑到时间上的非线性结构变化和空间差异可能导致实证结果的不同。针对时间上的非线性结构变化，Hamilton（1989）[10]、Krolzig（1997）[11]等学者的处理方式是，将Markov转移矩阵引入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的分析中，而其后的学者们又不断深入地完善了这一方法，最终形成为成熟的马尔科夫区制转移向量自回归模型（MSVAR），并进一步发展了基于时变概率的MSVAR模型（Ding， 2012）[12]。基于此，本文拟采用MSVAR模型和中国自2001年到2014年的季度数据开展研究。关于空间上的差异，现有文献较认同采用面板数据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来使用面板数据弥补时序数据缺乏空间差异信息的缺陷。所以，本文同时使用了两种模型进行综合研究，以对城乡收入差距和经济波动之间的动态关联给出实证依据。就笔者所知，本文是国内最早采用计量模型研究两者之间关联的实证研究。
二、研究设计
1. MSVAR模型的数据选择及模型简介
根据前文的描述，本文需要使用城乡收入差距和经济波动的时序数据。借鉴其他相关文献的处理办法，采用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比上农村居民纯收入（均为季度累计收入）作为城乡收入差距的变量，使用GDP季度累计同比增长率HP滤波后的波动绝对值来指代经济波动。选取数据的时间跨度是2001年第1季度到2014年第3季度（目前中国能够搜集到的季度时序数据始于2001年），共47个时间序列点。所有数据来自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两列数据的曲线图为图1。
从图1可知，经济波动的变动从数值比例上来看比较剧烈，所以本文采用双轴图进行描绘。可以发现，城乡收入差距和经济波动在大多数时间内同步变动，说明两者之间很可能主要存在正向的互动关联。从图中还可以看出，在特定的某些阶段，两变量变动幅度扩大，但某些阶段其变动幅度缩小，且这种变动无法根据经验直接辨识。即两变量间互动关联存在多区制的特点且无法直接给出某个时间段来框定，所以十分需要采用MSVAR模型进行研究，后文对这一模型进行了简介。首先，如果不考虑不同区制之间的不同，传统的线性VAR模型构建如下：
式（1）中Y是2维内生变量向量，表示经济波动和城乡收入差距，v表示截距项，εt是残差项，p指代模型时间滞后的阶数。由于该模型是纯线性向量自回归模型，所以无法考虑非线性多区制之间的转变。为此，本文将马尔科夫链加入模型：
2. PVAR模型的数据选择及模型简介
针对VAR模型难以考虑地区差异的问题，Holtz-Eakin等（1988）[13]提出了基于面板数据的VAR模型，将VAR模型的应用范围大幅度扩大。由于面板数据同时具备时间和空间维度信息，故而用以分析变量之间的关联更加可靠。PVAR模型一经提出之后即被广泛关注，而后Lütkepohl （2007）[14]、Love和 Zicchino （2006）[15]等人又将其不断发展，目前已经成为宏观研究领域较为成熟的面板数据分析工具，本文的PVAR模型如下：
见式（3），yit表示2维内生变量向量，变量的下标i表示地区，t表示时间。P指代PVAR模型时间滞后的阶数，βj代表回归系数向量，αi代表个体固定效应。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异方差以及序列相关的影响，本文选择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对PVAR模型进行估计。但是，由于受内生变量滞后项影响，αi与滞后内生变量容易产生相关性。基于此，本文同时采用了“前向均值差分法”来消除固定效应（Arellano和Bover，1995）[16]。该方法主要使用移除前向均值这一转换方法，尽力避免差分项与工具变量的正交，从而达到准确估计模型的目的。考虑到本文使用的数据时间跨度较短，并且根据采用不同滞后阶数回归结果的统计显著性，本文采用滞后2期的模型（即p=2）进行估计。
具体到面板数据的选取而言，本文使用中国大陆30个省级单位1998～2012年的面板数据开展分析（没有选择省的数据）。这里之所以选择1998年之后的数据是基于如下原因：其一，重庆自1997年成为直辖市，1998年之后有重庆的详尽数据；其二，始于1994年的分税制体制对地方经济产生过巨大影响并很可能在随后几年对经济波动产生巨大影响，为避免这种影响导致的模型误判，所以本文以1998年为数据起点；其三，中国自1998年开始在宏观领域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起点。其中经济波动的数据仍旧采用HP滤波方法，将GDP增长率中的趋势项去除后保留波动绝对值作为经济波动的变量。城乡收入差距仍采用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比值作为变量。
三、计量分析
1. 基于MSVAR模型的计量分析
在使用时序数据开展VAR模型分析之前，需要先检测变量的稳定性，本文使用ADF检验和PP检验来判定变量稳定性，检验结果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两列变量均是稳定的，可以使用VAR模型进行分析。
根据AIC、BIC准则，本文最终选择了滞后期为2期、3个区制的MSVAR模型，使用的软件是MATLAB2012。回归结果见表2，三个区制之间转移概率的具体时序数值见图2。从图2可以发现区制2的概率非常小，且预期持续期只有1.43，但区制1和区制3的持续期都较长，且转移概率都是0.95的高维持概率，所以区制1和区制3是本文需要重点分析的区制。由于模型涉及的参数过多，根据模型所有的参数难以直接看出两列变量之间的互动关联，所以我们使用脉冲响应函数的方法绘制出两个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根据图2，需要绘制区制1和区制3下两变量之间的互动关联。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是指，根据已经得出的VAR模型回归系数，当某一变量在基期发生单位变化时（由扰动项变化所致），分析其他变量随后会发生怎样的变化（高铁梅，2009）[17]。
从图3和图4可以看出，随着城乡收入差距发生1单位的冲击后，经济波动的反应一直大于0，且区制1的反应小于区制3的反应。随着经济波动发生1单位冲击后，城乡收入差距的反应也一直为正，区制1下的反应基本上也小于区制3的反应。从图2可以看出（结合图1），区制1主要是2001年、2002年以及2010年以后，区制3是2003～2009年。这表明2003～2009年间，经济波动受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较大。究其原因，在于2003～2009年之间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提升农民收入的重大政策，城乡收入差距波动幅度变小，从而引发相关的货币财政政策自动稳定功能阶段性失调，导致经济波动加剧。与此同时，2003～2009年也是中国食品价格波动剧烈的时期，经济波动在此背景下也会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更大影响。整体来看，城乡收入差距和经济波动之间始终是正向的互动关联。
2. 基于PVAR模型的计量分析
使用PVAR模型之前同样需要开展稳定性检验，其检验结果见表3。从表3可以看出，城乡收入差距和经济波动的面板数据同样也是稳定的。
由于PVAR模型的参数较多且不能直观地辨析变量间交互作用，所以这里仅使用脉冲响应函数的方法绘制出两个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 从图5中可以看出基于面板数据的脉冲响应依然是正向的交互作用。
3. 模型稳健性分析
为了探讨MSVAR模型的稳健性，本文采用如下方法：①考虑到物价指数可能会对城乡收入差距和经济波动同时产生影响，所以将这一变量加入模型以观察区制特征是否依然成立，其结论是城乡收入差距和经济波动仍存在类似图3和图4的两区制特征且交互作用仍保持相同特征；②采用普通的不考虑非线性特征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对两者之间的互动关联进行分析，通过脉冲响应图可以看出，两者之间仍是正向的互动关联。上述两种稳健性检验证明MSVAR模型具有很好的稳健性。
为了研究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的稳健性，本文采用如下方法：①将数据分为东中西三个部分，分别开展研究，发现除西部地区两者正向互动特征不明显外，东部和中部地区经济波动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仍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②将滞后期修改为2和3，除发现经济波动和城乡收入差距对自身的反应发生较大变化外，两者之间的互动关联仍显著为正。上述两种检验证明PVAR模型具有很好的稳健性。
四、结 论
本文认为，城乡收入差距和经济波动之间存在复杂的逻辑关联，但学术界却尚未对两者之间的关联给出明确的实证依据。本文综合采用能够处理“时间序列变量动态关联非线性特征”的MSVAR模型和能够针对面板数据开展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的PVAR模型，充分利用时间和空间的数据信息，研究了城乡收入差距和经济波动之间的动态关联。基于MSVAR模型得出如下结论：城乡收入差距和经济波动之间的关联特征在不同区制中呈现不同状态，位于2003～2009年期间的区制中，城乡收入差距和经济波动之间的正向促进作用明显高于2001年、2002年和2010以后的年份，但整体来看两者之间的正向关联一直十分显著。基于PVAR模型及其稳健性检验得出如下结论：在大多数的省域，城乡收入差距和经济波动之间存在明显的正向互动关联。根据上述结论，可以认为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和经济波动之间，在大多数时间和空间内存在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基于此，可以发现城乡收入差距是影响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且阻碍财政、货币政策发挥稳定效应。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完善，公众理性预期日益强化，相机抉择的政策效果日渐势微，所以世界各国日益重视设计相应的政策规则，来促使经济实现自动稳定。但过高的城乡收入差距显然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阻碍，故此需要政策着力采取相应措施，努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或至少减少其对经济波动的放大效应，来实现宏观经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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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一、基于中国制度背景的企业业绩评价改革过程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通过“社会主义”、“消灭私有产权”以及“国家工业化”等方式建立起来的传统国有企业，这些企业以政府部门的分支机构或附属机构的形式存在，实行高度的计划管理，企业的正常运转在很大程度上靠行政命令推动，企业经理仅是上级政府和主管部门决议的具体执行者，其经营决策必须遵从党委领导，不必为经营结果负责，国有企业的考核办法主要以实物量考核为核心，即国家只能以产品产量、产品质量等作为主要的考核指标。这种业绩考核办法使得许多企业重视生产而忽略实际市场的需求，导致产品积压越来越多，企业效率低下，国家财政赤字连年增加。
1978年以后，中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了国有企业“放权让利阶段”为特征的改革，这个阶段包括“扩大企业自”、“利改税”、“租赁制”等多种形式。它是在保持原有企业制度基本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完善经营考核指标，加强监督和激励，调动企业管理者与员工的积极性。国家对企业经营者考核逐渐过渡到产值和利润为主，典型代表是1982年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等六部委制定的“企业16项主要经济效益指标”，虽然这种综合计分法避免了单一指标的片面性，但是没有考虑根据不同指标的重要程度给予不同权重来计分，加之只是简单的基期对比，越是基础差的企业，计分越高，造成企业的短期行为。因此，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种业绩评价模式被淘汰。
随之而来的“两权分离”改革，国有企业虽然在产权改革史上实现了质的飞跃，但是这个阶段只是国有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过渡阶段的改革形式而已。这一时期经济工作的重点转移到调整结构和提高经济效益上来，为了防止片面追求价值和速度，强化效益指标，1992年国家计委、国务院生产办和国家统计局提出了六项工业企业经济考核指标。但是两权分离改革只是让企业获得了一部分经营权，企业并未成为真正的产权主体。企业经营者只关心自己任期内的经营状况，因此选择“短平快”的企业发展模式，而不太关心技术创新与未来的发展。国有企业虽然在资产规模方面取得了较快的增长，但企业的盈利能力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这也是导致20世纪90年代后期巨大部分国有企业不同程度的陷入经营困境。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根据这个需要1995年国家从所有者的角度出发实施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考核指标，主要来考核投入企业的国有资本的安全和质量。1997年国家统计局根据1992年颁布的经济效益指标调整为以投资报酬率为核心的七项指标。这两套绩效评价体系对于纠正片面追求发展速度、忽视经济效益的现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评价体系缺乏成长性指标、评价实践的适应性不强等缺陷，导致这两套体系在实践中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1999年财政部等部委联合颁布的《国有资本金绩效评价规则》通过8项基本指标、16项修正指标和8项评议指标三个层次对企业的资本效益情况、资产经营状况、偿债能力状况和发展能力状况四项内容进行评价，初步形成了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相结合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这标志着中国的绩效评价进入全面业绩评价时期，首次实现体系化，也实现了与国外绩效评价发展水平的初次接轨。随着 2006年国资委《中央企业综合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的颁布标志着中国中央企业的业绩评价进入服务于“战略”时期。为下一步以“价值管理”为目的业绩评价体系打下伏笔。2009年国资委颁布了《中央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经济附加值（EVA）被强制地应用到中央企业业绩评价指标中来，2010年首次在中央企业中应用。
二、对中国现有的业绩评价系统应用的评价
1.对以财务指标为核心的业绩评价体系的评价。中国以财务指标为核心的业绩评价体系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即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开始。但是财务绩效评价模式的有效性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财务指标特别容易受会计政策的影响，选用不同的会计政策会有不同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从而影响业绩评价结果。（2）财务指标是基于权责发生制的财务报表数据产生，没有考虑到股东投资的机会成本，可能会导致管理者的短期行为，忽视企业长期价值的创造。（3）财务指标只是反映过去的经营成果，无法反映其形成动因，不能反映当前进行的价值创造的活动，只关注财务指标可能会忽视改善基础性的管理工作。
2.对经济增加值（EVA）在中国应用的评价。2010年经济附加值（EVA）首次在中央企业中应用，其使用的目的之一是引导企业科学决策、谨慎投资，不断提升价值创造能力，使国有资产经营业绩考核办法与国际化和市场化接轨，标志着以前国有企业只考虑利润，不考虑投入成本的考核办法的终结。经济附加值（EVA）不仅把重点放在股东创造价值上，还帮助投资人和管理者去更好的评价、观察理解公司价值的驱动因素和破坏因素，在所有财务指标中，它对创造股东价值的诠释是最准确的。但是这种评价模式依然存在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主要集中在：（1）EVA对战略的实施过程没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其只关心管理决策的结果，而忽视了对驱动后果的过程因素。（2）EVA是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企业的追求目标，和目前国有企业的财务目标不一致，同时也忽视了追求相关利益相关者多元化目标的平衡。（3）EVA评价模式中关于资本成本计量的复杂性对其应用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如有的企业实际中是在净利润的基础上扣除5.5%的股权资金成本率，这样的评价方法实际上曲解了将EVA作为业绩评价指标的真实意图。
3.对平衡记分卡（BSC）在中国应用的评价。中国从2001年引入平衡记分卡，它是从财务、客户、内部运营、学习与成长四个角度，将组织的战略落实为可操作的衡量指标和目标值的一种新型绩效管理体系。设计平衡记分卡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实现战略制导”的绩效管理系统，从而保证企业战略得到有效的执行。因此，人们通常称平衡记分卡是加强企业战略执行力的最有效的战略管理工具。中国的一些著名企业已经开始尝试应用，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是大多数的企业在引入平衡记分卡后的效果并不明显，主要基于以下原因：（1）平衡记分卡是一套战略管理工具，由高层主管指导战略的制定，然后由全体员工一起努力达成企业的战略目标，而在中国企业实施时只是由一两个部门去做，缺乏高管的支持，导致员工实施时动力不足。（2）平衡记分卡所涉及的公司、部门与岗位之间是战略协调关系，即战略目标是从上到下层层落实与从下到上的层层推动，并不是简单的分解为单个平衡记分卡。许多企业管理人员误以为公司级记分卡可简单分解成部门记分卡，部门记分卡又可简单分解为个人记分卡，导致公司层、部门层和员工层只是简单的叠加。（3）平衡记分卡是基于战略的一种业绩评价体系，员工对战略的认识显得尤为重要，但是多数企业只有高管层认识到达成战略共识的重要性，员工则很少真正理解企业战略的真正内涵。（4）平衡记分卡的实施需要通过管理软件来辅助实施，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的信息化的进程很缓慢，信息的精细程度和质量偏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平衡记分卡的编制和实施。
三、建立基于中国企业制度背景的动态业绩评价体系
1.基于制度背景的动态业绩评价指标的设计原则。（1）动态性原则。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不同的评级主体有着不同的评价需求，业绩评级体系在不断的变化演进中，业绩评价指标应反映出企业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中的变化，并作出调整。（2）全面性原则。指标的设置尽可能的从多个角度分析比较，要从投资者、顾客、员工等相关利益者的角度考虑。（3）可行性原则。设计的指标要易于取得，简化统计指标体系，这样可以减少收集数据时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同时并不能否认其具有的挑战性。
2.建立动态业绩评价体系需要企业在组织结构上予以保证。业绩评价体系的建立需要企业组织架构上的保证，首先管理层要从企业的实际出发对企业战略进行定位，然后对战略目标进行分解并传达到各部门，再由部门负责人来具体指导员工执行，员工成为最终战略的执行者。企业战略目标执行的优劣与管理层和员工之间沟通的是否充分有很大的关系，只有通过充分的沟通和协调，使员工真正了解管理者的战略意图，员工在执行战略目标的时候才会得心应手。与此同时，员工在执行过程中发现业绩评价中存在的不合理问题要及时向管理层反馈，这样便于管理者随时对业绩评价指标做出更改，使业绩评价体系更好的反映员工的努力程度，尽可能准确衡量劳动者的积极性，从而采取更好的激励措施。这种层级式的管理模式需要管理层与员工密切互动，随时关注业绩评价指标的变动，定期进行修改，使业绩评价指标真正反映管理者的努力程度（见图1）。
3.建立动态业绩评价体系需要同时关注经营业绩评价和管理业绩评价。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中国的业绩评价体系得到快速发展，但这些业绩评价体系未真正体现评价意图，加之评价方法简单机械而导致管理层和员工的非议和抱怨，究其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在业绩评价体系中我们对管理业绩评价的忽视（杨有红，2011）。管理业绩评价涉及到企业文化建设、决策科学性、风险控制力、管理措施适应性等方面。其中企业文化的建设有助于实现企业的经营战略目标，决策科学性可以为实现目标提供合理的保证，风险控制力为企业目标实现起到“防火墙”的作用，对企业管理措施的关注可以增强企业的执行力。
管理业绩与经营业绩既有紧密联系又有本质区别。经营业绩关注的是企业短期目标，即本期企业的盈利能力、资产质量、债务风险以及经营增长状况，管理业绩关注的是企业的长期发展状况，与经营业绩虽然不是一一对应关系，但是对经营业绩产生直接影响。要想取得良好的经营业绩必须以良好的管理业绩作为支撑，管理业绩是取得良好经营业绩的前提。但是良好的管理业绩也会因为外部经济状况的恶化而导致经营业绩表现欠佳，不恰当的管理业绩评价或者对管理业绩的忽视会使管理层只重视短期经营业绩评价，而牺牲企业长远利益发展。国外管理的成功经验已经表明，企业的成功取决于卓越的管理业绩。管理实际上是对人、财、物的管理，管理业绩应当融入到经营活动之中，将管理业绩评价纳入业绩评价体系，实现管理业绩和经营业绩的有机结合才能构建这样才更有助于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见图2）。
业绩评价体系的发展过程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关，从中国业绩评价体系的发展状况来看，仍然处于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结合发展时期，涉及到战略的企业很少，这与中国企业的管理水平相对落后有很大的关系。因此，构建中国业绩评价体系应该借鉴西方发达的服务于战略的业绩评价体系，同时考虑制度背景的差异，因为它是构建业绩评价体系时首先要考虑的因素，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企业面临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时还应该关注动态业绩指标的构建。只有考虑了这些因素，构建出的业绩评价体系才会符合中国国情，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随着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业绩评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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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the Dynamic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Based on the Institutional Background in China
YANG Hong-zhi
篇12
中图分类号 F22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7）02-0060-09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7.02.010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历经三十多年高速增长的同时，能源和环境状况也发生了巨变，粗放发展模式所依赖的“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造成了持续的能源紧缺与严重的环境退化。一方面，长期高强度的能源投入为粗放型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支撑，但长期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和低效的能源利用效率引致了自然环境的快速退化；反过来，其又对经济和能源发展形成制约，一些地区甚至陷入“环境贫困陷阱”，由此形成的不良循环模式不断加剧着能源、经济与环境三者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经济基础、发展模式和自然资源分布差异明显，从而使得上述矛盾显现出区域间的显著差异。我国面临日益严重的能源、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困境。
1 文献综述
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逐步成型，其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接受，并在理论与实践当中有机地将能源、经济与环境三大系统（下文简称3E）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成为考量3E关系的标准出发点。目前，有关3E的研究目标非常明确，其中一个主要的研究分支在于揭示三大系统及其各自子系统内部众多要素之间的交互作用程度，进而由此全面评判三大系统之间的综合平衡水平。
既有研究从多视角对3E系统的内在联系及其相互作用的逻辑关系做出了基本陈述与判断。部分研究以时间序列数据为样本，运用协整分析和因果检验，讨论了能源与经济的二元关系。各国学者对二者的相互作用具有较为统一的认识，认为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稳定的长期双向因果关系，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1-5]。就能源与环境系统而言，有学者研究认为能源生产和消费的增加已成为导致环境质量退变的重要原因[6-9]。关于环境与经济关系的研究则大多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入手，但研究结论存在分歧，一方面，支持论者从经济增长、贸易和政策等方面研究EKC形成的内在动因[10-12]，并以不同国家的数据为样本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结论：环境质量随经济发展程度提升先退化后改善；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对EKC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经济与环境的关系曲线存在多种形态，包括U型、N型、同步型等[13-15]。
另有研究展开了对3E系统的综合讨论，但研究时序和方法选择有所不同，主要包括3E系统协调度的测算与评析[16-20]，应用动态CGE模型[21]和内生增长模型[22]，以及使用计量模型分析和阐述能源、经济与环境的投入产出关系以及相关关系[23-25]等。现有文献中涉及3E系统协调性分析的结论基本一致，大都认为中国3E协调水平仍处于较低等级。此外，魏一鸣、范英等将人口系统纳入研究范围，组成动态开放复杂系统，构建多目标规划和集成模型反映子系统协调发展的制衡关系[26]，这一研究具有较为新颖的分析视角。
深入考查现有研究可知，目前仍有以下方面有待深化与完善：一是在两系统关系研究基础上，需要3E综合于系统耦合分析框架下，从多系统协调和发展视角展开理论与实证分析；二是从时空两个维度测度3E耦合演化规律，并从省域层面展开比较分析；三是加深对耦合边界与层次的确定。解决上述问题对进一步全面认识3E系统的变动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际意义。
2 系统耦合机制的理论解析
2.1 二元系统耦合
本文的两系统耦合度模型源于廖重斌[27]的研究成果，其主要的计算过程由如下方程构成：
其中，X、Y为两系统各自的综合指数；C 表示协调度，可由两系统的偏离差系数推导得到；T 表示两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可由等产量线推得；D 为耦合度。α、β 为表示两系统重要程度的权重，以能源、环境两系统为例，笔者认为二者同等重要，因此，可设定α=β=1/2。
2.2 三元系统耦合
首先，三系统协调度的离差系数可设定为[28]：
2.3 三元系统耦合的理论解析
假设三系统的耦合跃迁演化路径满足S形周期波动变动机制，且系统发展呈周期性变化，则可将图1中三个发展圈看作三个依次提升的耦合发展层次。这里可以假定，图1中VC和VT为协调水平和发展水平在受自身和外界条件影响下的演化速度。在每一个发展周期内，整个系统经历四个发展阶段：Ⅰ区为协调共生阶段，X、Y、Z三系统之间不存在相互约束和限制，VT和VC随子系统发展而增加。Ⅱ区为协调发展阶段，经济的快速增长将对能源环境显现出胁迫作用，进而资源环境退化开始制约经济发展，系统间矛盾日渐显露但并不突出，VT继续增加而VC下降。Ⅲ区为极限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子系统间形成负反馈关系，能源和环境问题日趋严峻，同时对经济发展产生副作用，导致VT和VC均下降。Ⅳ区为螺旋式上升阶段，依靠资本和技术积累，将有力推动环保、资源开采与利用的技术创新，从而促使能源产业向清洁高效转变；同时源于经验积累而引致的3E政策调整亦出现优化与升级，从而三系统由相互制衡转为相互促进并实现跃迁。
从I至III，3E系统的协调与发展水平经历了逐渐衰退的过程。假设处于III区域的耦合水平为图1中的M，则如果不采取任何干预措施，演化路径将极有可能演变为曲线MQ，这意味着实际耦合水平将偏离最佳演化路径的程度越来越大。而如果进行资金、技术投入或政策干预，演化路径将可能变为曲线MA，则三元耦合关系将向正反馈方向发展，最终实现整个系统向更优质的耦合水平跃迁的态势，M点移至A点，进入下一个演化周期。
3 指标体系与数据说明
3.1 指标体系
分别对能源、经济和环境领域相关概念进行明确界定，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借鉴已有研究成果[16-20]，遵循科学性、动态性、数据可得性和层次性原则[29]，本文从总量、结构、效益三个方面考察能源和经济系统，同时将环境系统分解为环境污染程度、环境治理与环境质量三个方面。这一指标体系较为全面的展现3E系统的综合内涵。指标分类见表1。
3.2 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时序为1995―2014，以我国30个省区作为研究对象，、港澳台地区因数据缺失未纳入研究对象。文中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以及WIND数据库等。部分缺失数据统一采用线性拟合法估算而得。
3.3 实证
（1）指标值的标准化处理。3E指标具体数据的量级和量纲差异较大，因此可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本文采用组间极差值公式进行处理。
正向指标：Xij′=Xij-minXijmaxXij-minXij，负向指标：Xij′=maxXij-XijmaxXij-minXij
（2）指标权重的确定。本文采用熵值法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值。限于篇幅，权重值不再列出。
（3）综合指数和耦合度的测算。综合指数可测度各子系统发展水平与状况，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Wi、Wj、Wk分e表示能源、经济与环境指标的权重；Xn、Yn、Zn分别为能源、经济与环境综合指数；Iin、Ijn、Ikn分别表示各指标的标准化数值。以此为基础，即可计算二元和三元系统的耦合度。
（4）耦合发展类型的判断。具体划分类型如表2所示[29]。
4 实证分析
4.1 综合指数
依据（9）式可得三系统的综合指数值，限于篇幅不再列出。观察指数计算结果可知，一方面，从全国整体看，能源综合指数的总体均值在0.47左右波动，表明1995―2014年间我国能源整体发展水平较为稳定；经济综合指数的总体均值从0.1上升至0.33，呈缓慢上升态势；环境综合指数的总体均值从0.3变动至0.61，总体上保持良好态势。
另一方面，综合来看，能源、经济与环境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首先，2000―2008年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快速上升时期，我国产业结构的重型化发展趋势明显，四大区域能源综合指数均出现过不同程度下降；但2008年后，能源综合指数保持平稳，说明伴随经济开始转型和经济增速的回落，能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一定程度上得以落实。其次，经济与环境系统二者间总体呈同向
变动趋势，虽然环境综合指数在个别年份出现下降，但从长期趋势看，存在环境质量缓慢改善的趋势，这与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趋稳，增长方式转变以及经济结构稳步调整有关，与此相伴随，无论是积极的推进，还是倒逼机制的作用，污染治理强度逐年提升，均与生态环境改善密切相关。
4.2 系统耦合分析
4.2.1 二元系统耦合
由（1）、（2）、（3）式可得三类二元系统的耦合度值，限于篇幅，计算结果未列出。依据计算结果，并结合图2ac可得如下规律：
（1）近20年来，从全国均值看，能源与经济的耦合水平较低，仅从严重失调转变为轻度失调，且耦合度的提升主要由经济增长带动。从四大区域看，上述特征也较为明显。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分别从0.17、0.16、0.16、0.15变动至0.46、0.36、0.37、0.34，均未实现由失调向协调发展的跨越，且与经济增长时序变动规律基本一致，耦合度由东至西依次递减，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能源与经济耦合水平越高。二者之间的协调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2000年之前，四大区域均在0.15―0.2区间内微幅上升；2001―2008年，东部地区率先实现跃迁，耦合优势逐步突显，与其他区域耦合水平差异呈扩大态势；2008年后耦合度继续稳步上升，区域间差距保持在一定水平不再扩大。
（2）能源与环境的耦合变动较为平稳，二者耦合水平持续递增，总体均值从0.39上升至0.57，增幅较小，仅由轻度失调转变为勉强协调，但整体上呈趋向于耦合优化的态势。从各区域看，耦合度亦持续提升。东部、东北、中部、西部分别从0.45、0.43、0.37、0.34变动至0.6、0.55、0.54、0.55，增幅分别为33%、28%、46%、62%，增幅由西向东逐次降低。具体来看，1995年四大区域均为轻度失调状态，且东部和东北部相对较高；2001年东部率先实现向勉强协调发展的跃迁，同时西部耦合值加速提升并超越中部和东北。目前，除东部外三大区域间耦合差距正逐步缩小，未来可能呈现趋同态势。
（3）从全国均值看，经济与环境耦合水平在2000年之后保持上升的良好态势，1995―2014年耦合度从轻度失调的0.39变动至勉强协调的0.56。分区域看，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的耦合均值分别从0.45、0.43、0.37、0.33变动至0.6、0.55、0.54、0.54，东部在2005年之后与其他区域间的一直保持较为明显的差距，而西部增速较快，截止2014年，其耦合水平与东北部和中部基本持平。
4.2.2 3E系统耦合
表3给出了1995―2014年各省区耦合度的计算结果，图2d描绘了3E耦合时序变动的动态演化趋势，可以发现：
（1）从各年度全国均值看，耦合总体呈缓慢上升态势，从0.26上升至0.48，增幅为85%，由中度失调转变为濒临失调，耦合绝对水平较低，截止2014年仍未实现由失调衰退向协调发展的跨越。
（2）从四大区域看，东部、中部、西部、东北的耦合度分别从0.3、0.28、0.25、0.23变动至0.56、0.46、0.46、0.44，增幅分别为87%、64%、84%、91%，各区域耦合水平均保持逐步上升且呈“U”型状态，其中东北增幅最低，而中部和西部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增幅较大。此外，除东部外三大区域耦合差距逐年缩小，目前均处于濒临失调状态。东部地区在2014年率先实现由濒临失调向勉强协调的跃迁，领先优势越来越明显。
（3）从省域层面看，各省耦合度均呈上升趋势，省域间耦合水平差异明显。东部的北京、上海、山东、江苏、浙江和广东进入勉强协调发展阶段，但耦合水平较低，其余各省均属于濒临失调衰退区间。东北三省差异较大，辽宁省最高，属于勉强协调发展状态，吉林和黑龙江属于轻度失调衰退类。中部地区各省的差异最小，各省均在处于濒临失调衰退状态。中部和东北部能源型城市经济发展滞后，资源环境压力较大，有待突破发展瓶颈。西部地区耦合态势不容乐观，仅内蒙古为勉强协调，其余省份均属于轻度失调和濒临失调状态。
（4）从起止两个年度看，所有省区3E的耦合协调性水平都有绝对提升，但相对关系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动，从东至西依次减弱的态势依旧明显。由此可以明确，除个别省份外，三大区域之间的相对差异没有根本性改观。
4.2.3 2E与3E系统耦合关联性分析
由于能源、经济与环境三系统耦合水平的变化趋势与每个二元系统的耦合度密切相关，因此，可以通过比较上述四类耦合值，明确他们之间的关系。图3给出了四大区域三类二系统耦合度和三系统耦合度的时序拟合线及函数。通过观察可以发现：
（1）东部和东北的能源-环境线性M合的斜率为正但数值较小，整体变化幅度较小，同时2014年耦合值的下降表明二者耦合水平可能呈逐步衰减趋势，进而拉低3E耦合。这一趋势可能主要与两地区能源综合指数递减趋势相关。两地区能源的供求矛盾一直比较突出，能源的可持续利用与发展能力令人堪忧。
（2）东北、中部和西部经济-环境拟合曲线在2002年之后由平稳转为上升趋势，但增幅均落后于东部。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东部原本就具有自然环境的优势用以承载高速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考虑到东部在“率先发展战略引导下”进行了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型的先试先行，其产业发展的整体水平要明显优于其它三个地区。这两个方面为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基础性保障。而中西部经济发展起步晚基础薄弱，且在生态保护和环境污染治理方面存在明显劣势，因此这一现象当属正常。
（3）东北和中部两地区能源―经济耦合变动趋势具有相似性，1995―2002年历经了一段较长时间的停滞不前，在2002年后开始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两区域各省区的资源与能源型城市较多，但长期依靠高开采、高能耗、高污染支撑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并未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反而加重了环境破坏与众多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衰退，导致区域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由此严重阻碍环境与经济以及3E系统的良性协调发展态势。
5 结 论
各省区经济和环境综合指数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良好态势，而能源综合指数在小幅波动中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发展状态，此外三类指数的变动具有正或负向的相关性。虽然三系统之间具有相对独立性，且三者的发展并不总能保持一致，但提升各自的发展水平却是它们的共同导向，而这一点将有助于保持三者之间的协调共进。
各大区域3E系统耦合交互作用中经济系统均表现出主导作用，为此，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速十分必要。考察期内，2E与3E系统耦合度均保持不断递增的演化趋势，但绝对耦合水平较低，实现协调可持续发展任重道远。
无论是三类综合指数、还是几类系统耦合度，在区域之间和区域内部均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东部地区两类耦合优势突出，但内部省际差异比中西部更为明显，而中西部多数地区的3E耦合仍处于失调状态，耦合水平和增幅均远落后于东部。这表明近年来中国的区域发展差异仍旧明显。
在系统耦合演化过程中，3E系统耦合水平的变化趋势与三类二元系统的耦合水平密切相关。这一点表现出新的现实信号是，各省区在探索耦合发展的有效途径时，还需重点关注三系统打破原有束缚组成的综合有机体将如何通过有秩序的相互配合产生单个系统所不具备的功能，实现和谐统一、繁荣共生。长久以来，社会各界大都关注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殊不知，能源生产和使用的效率、环境破坏与保护的博弈、以及3E协调共进与否，都已成为区域之间更为广泛而深刻的差异表现。关注于此，将会更为有效地检测与制定区域发展政策。
3E系统耦合演化进程中，系统耦合值的持续上升趋势较为明显，这表明未来3E系统将趋于向更优质的耦合层次跃迁，据此可知，系统耦合的增长趋势与波动规律，耦合值极限的到来以及由极限突破引致的跃迁方式，将为“环境负载”、“增长极限”、“瓶颈突破”等问题的解决提供明确而新颖的审视视角和与政策引导。
依据上述结论，笔者认为，为有效提升我国3E系统耦合水平并缩小地区间的差距，各省区在探索3E良性耦合发展路径时，需结合本区域实际发展状况和比较优势，本着因地制宜与科学规划的思路制定相关政策。具体选择时，东部应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发挥比较优势，强化技术创新以带动能源高效利用和环境保护；东北和中部地区应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并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这将有助于两地区切实摆脱高污染、高能耗以及低附加值的粗放式发展模式；而西部地区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坚持绿色发展导向，特别是、青海、云南、四川、甘肃等环境与生态脆弱省区，为有效防范环境与生态风险，不应片面强调GDP、投资等生产性指标。此外，考虑到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增长和能源分布存在严重的空间错位现象，故应利用灵活的市场机制，展开区域间有效的经济协作和资源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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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3
Construction of Supply Chain in Crisis in National Economy Mo ilization State
LI Zi-yao1, 2, KONG Zhao-jun1
（1.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eijing 100081;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Zhong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450007）
A stract: Aiming at allocation of national economy mo ilization task and mo ilization resource production, this paper outlines relation structure chart of national economy mo ilization and supply chain, and further analyzes agents in this chart. ased on the research, it analyzes how national economy mo ilization and supply chain work in crisis to clearly demonstrate operating mechanism of supply chain in national economy mo ilization state.
Key words: national economy mo ilization; supply chain; mo ilization resource; operating mechanism; mo ilization o ject
引言
国民经济动员（以下简称经济动员）主要任务是保证在危机发生时，所需资源的超常规供给。作为国防动员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经济动员理论及应用体系已经由传统的为应对战争服务拓展到处理应急事件的领域。
危机发生时，所需资源的超常规供给依赖于供应链的运作，但经济动员状态下的供应链存在着许多区别于常态供应链的地方。本文所作研究有利于拓展和延伸供应链理论及应用，有利于理顺经济动员机制。
1经济动员概述
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经济动员起源于战争，所以传统的经济动员理论为战争导向型研究纲领。2003年，全国在新疆召开的经济动员工作会议在总结抗击“非典”中经济动员发挥的作用时，经济动员工作的“应急功能”被正式提出，标志着新时期经济动员概念在内涵上的一次拓展。
孔昭君［1］ “大动员”观念的提出，强调了动员是为国家安全服务、而不仅仅是为战争服务的宗旨，同时说明动员应强调平时与战时、军用与民用更紧密的结合；另外，在动员机制上强调发挥动员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将敏捷性概念引入到国民经济动员理论之中，提出了敏捷动员理念［2］。主张拓展“危机”的概念，将其定义为“由于系统内部矛盾积累或者外部强烈干扰造成的威胁系统生存与正常运行的态势”，从而将“应战”和“应急”的概念统一在应对“危机”的概念之中。进而将国民经济动员工作所面对的两种态势概括为“常态”和“危态”。进一步从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理论入手分析，认为国民经济动员要实现资源的超常规供给，就要依赖于国民经济，依赖于国民经济体系的产出。认为完成国民经济动员任务所必需的供应链或产业链整体称为国民经济动员链［3］。本文正是着眼于“危态”（突发事件或战争）时所需的动员资源保障活动，对供应链与经济动员的关系及其危态时的运行机理进行研究。
2经济动员状态下的动员资源
2.1动员资源内涵
[JP2]韩宇宽博士［4］从资源来源和结构的角度定义了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可动员资源：他认为用于国家安全的资源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和平时期纳入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和规划的，分配给国家安全的资源；另一部分是在紧急状态时通过国民经济动员转移到国家安全的资源。而后一部分资源中的一部分是属于国民经济动员管理的经济资源，并将这一部分定义为可动员资源。王成敏博士［5］从资源功能的角度界定了动员资源的概念：可以通过国民经济动员活动得到的用于应对危机状态（包括战争和突发事件）的任何资源。
以上研究对动员资源的定义涵盖范围较广，包括物质资源、人力资源等。本文借鉴王成敏对动员资源的定义，针对所研究的内容重点，将动员资源定位在物质资源的动员生产和调配方面（后者不涉及动员资源的生产流程）。
2.2动员资源分类
经济动员状态下的资源分为实物资源与能力资源。实物资源从用途来讲，分为应急资源与应战资源；从来源来讲，分为储备资源，增产、扩产、转产资源，征用/征收资源与调运采购资源；从功能角度来讲，分为基础设施与服务资源、专业处置资源、救援资源以及支撑保障资源［5］。能力资源分为生产能力储备和技术能力储备，能力资源的储备作为危态时实物资源生产的保障力量，对持续性动员起到相当的支撑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