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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作为传统性较强的基础课程，它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已经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模式和方法，而这种教学模式和方法对于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并不完全适用。而且，现如今，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存在着明显的矛盾，那就是教学内容的庞杂与课时数有限之间的矛盾。因此，树立新的教学理念，改变原有的教学模式和方法，应该是课程改革探索的首要任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中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应该在文史结合的基础上，以文为主并实行“经典诵读”，以此回归文学本位；教学中要尽量做到贯通古今，并把审美教育提升到相当的高度，帮助学生塑造健全的人格。
一、实行“经典诵读”，回归文学本位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受到一直以来文学史模式以及史学本位的课程观念影响，很多都是讲文学史必讲作家生平、思想、艺术成就和影响，讲文学作品必讲创作背景、思想内容、表现手法，对文学作品本身的文学性、审美性重视不够，导致了学生对文学作品直观体悟能力和审美能力的逐渐丧失，导致“文学作品已经失去了在文学学科中应有的基础，而处在一种知识传授的辅助地位”。[1]尤其是受课时被压缩等因素的影响，许多教师在教学中一味注重对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历史规律的把握，而忽略对文学作品细微的情感、艺术和审美质素的阐发，往往将鲜活的文学作品变成了注解文学史的史料，这样的教学理念不仅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不适宜，更不适用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
笔者认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不应该以文学史为主，而是需要在文史结合的基础上的以文为主，回归文学本位。要想真正让学生回归文本阅读，实行“经典诵读”就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文学经典是历经了几千年风雨历练和时间考验的人类智慧和情感的结晶。作为民族传统文化载体的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积淀着广博深厚的传统文化和民族之魂，充分体现了先人对自然和人生的体验和感悟。尤其是那些反映积极进取、忧国忧民、识礼重义等儒家人文传统的作品对于提升学生的精神境界，平复急功近利的心态，塑造健全的人格很有启发和帮助。
“经典诵读”能够使学生从道德修养、情感体验和审美感受等方面受到熏陶，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无疑比直接对他们进行说教更有效，而且能够产生持久的影响力，这对学生能力和素质的培养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在文学发展和历史文化的背景上，对一些经典文学作品进行更加深入的学习，培养学生的诵读和基本分析、鉴赏的文学作品的能力。与此同时，教师在教学中，尤其是在作品讲读、分析的时候，多运用描述性、抒情性的语言，重视意境的感染和心灵的触发，并注意加强诵读指导。“经典诵读”不仅仅能够提高人文素养、夯实专业基础，同时也能够扩大学生的文学知识视野，培养敏锐的感知力和丰富的想象力、理解力，进而磨砺思想、提纯情感、积蓄能量、放飞理想，而且，文学经典是民族语言艺术的典范，诵读经典同时也是对汉语言精妙境界的至高体验，可以说，“经典诵读”的过程就是对语言艺术的精微训练，这对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生打好专业基础很有助益。
目前，一些高校采取以“经典诵读”为辅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并以背诵默写中国古代文学名篇的方式进行考核，这种做法在汉语言文学专业或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教学中都值得推广。学生一开始可能会感到难以接受，感到不适应，而他们一旦真正进入作品，形成诵读习惯，就会逐渐被吸引。而一旦这些经典所承载的价值观、审美情趣在学生的思想中确立了主流地位，这对于他们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塑造健全的人格均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二、弘扬中华灿烂文化，培养跨文化意识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绝不仅仅是传授知识的过程，它更是一个贯通古今的过程。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针对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实用性、现代性，努力想办法注入更多的时代内容，拉近学生和古代作家作品的距离，引导学生从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底蕴及其历史变化的角度去理解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教师还应该努力发掘中国古代文学在现代社会中具有的人文价值，以创造性的解读让学生理解古代文学作品的当代意义，让学生深刻感受到这些经典作品与他们不是遥不可及，而是血脉相通的，尤其要注意发掘这些作品经过时代的大浪淘沙后，对他们的思想、情感、价值建构起到的重要意义，以此启发学生的思辨能力，拓展他们人文思维的深度与广度。
中国古代文学博大精深，历经数千年的积淀与传承，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然而，“有些办学者和研究者似乎有意无意地把具体的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和汉语言专业完全等同视之，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学科教学和专业教育的区别，只注重语言的学习和训练，忽视文化知识的传授”。[2]尤其是作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毕业生，每人都是光荣的中华五千年灿烂文化的传承者。那么，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中，就要注意培养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和传承使命感。通过与作家和作品穿越时空的对话和交流，能够建立起与前贤今哲对话的平台，拉开与现实世界的距离，看到一个有别于现实功利世界的更加丰富博大的精神世界，使学生在功利追求的人生中看到一种更加高尚的人生，懂得更多处事做人的道理，懂得自己所肩负的社会责任。
与此同时，因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毕业生将来很可能成为跨文化的交流人才，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就要注意引导学生在世界范围内关注中国古代文学，并注意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余秋雨先生曾经指出，“文化在精神层面上是人类共通的精神价值，把民族的价值置于人类价值之上，是我们在文化交流上的一大障碍”；“文化以差异并存为美，以消除差异为丑，文化上的差异，绝大多数构不成冲突。”[3]所以，教师要注意中外文学比较时的态度问题，并引导学生在将来的教学和文化交流中以开放、宽容的心态对待各国文化，包括能够指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也勇于过滤其中的糟粕。
三、把审美教育提升到相当的高度，
帮助学生塑造健全人格
作为艺术结晶的文学作品，它不是简单的再现现实，而是体现了经提升之后的理想的精神境界。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经典作品承载了各个历史时期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感受，其中蕴含的丰富情感和美学特质能够提升学生的审美情趣。所以，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教学过程中，审美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而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魅力之所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大多具有典范性，文质兼美，是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的极好材料。然而，现如今的教学大多只重视知识的传授，忽视了学生个性化的文学体验，以及心灵的感悟和审美的熏陶，把本来生动的、立体的文学变成了缺少生气的、平面的知识。很多教师在讲授古代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的时候，往往是直接灌输给学生一些死记硬背的条条框框，根本没有进行真正的审美阐释，学生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长此以往，学生会渐渐失去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兴趣。
对此，教师首先应当努力提高自身的审美素养，使自己成为一名成功的文本鉴赏和阐释者。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试着先撇开围绕作品的外在说明，直接把学生领到作品面前，并努力为学生创设自由的审美氛围。比如使用一些诗性的、形象性的语言，或音乐等多媒体等手段，把学生带进作品所表现的意境之中，帮助学生进入一种自由的审美状态，鼓励他们对作品本身的结构、语言艺术等发表自己的看法，进而激发学生的审美情趣，重新唤起学生的文学感觉。例如唐诗名篇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是一首极富诗情画意的诗篇，如果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仍是按部就班地讲授作者生平、师生朗读作品、分析诗歌内容、师提问生回答等传统教学方式，很难激发学生对这首诗的审美感受。如果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有效运用多媒体课件，播放专业人士的朗读录音，并让学生充分朗读作品，再加上教师在讲解中运用富于感性和诗意的语言，可以丰富学生的视听，激发学生的审美感受。
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绝非仅是传授知识的过程，它更是一个帮助学生塑造健全人格的过程。具体来说，教师可以通过引导学生领悟那些蕴含在各种文学作品中的人文精神，包括经世报国的博怀、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豪迈乐观的人生态度，以及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等，使他们懂得更多做人的道理和自己身上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比如宋代大文豪苏轼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首词写的是日常生活中偶遇风雨这样一件小事，苏轼却赋予了它深刻的人生哲理，那就是人生的起伏是多变的、是突然的，是无法预知的。在人生的风雨中，重要的是心态，如果能以乐观洒脱的态度去面对坎坷，泰然处之，总会有云散日出的时候。教师由此可以联系苏轼在黄州的经历，引导学生学习体会苏轼在这种超然物外的旷达背后，仍然坚持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之精神。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不应该仅仅是一个古代文学知识的传声筒，更应该肩负起传道的责任，帮助学生塑造健全的人格，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才是文学教育者最重要的责任。
总之，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中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应该在文史结合的基础上，以文为主并实行“经典诵读”，实行“经典诵读”，以此回归文学本位；教师应该努力想办法注入更多的时代内容，拉近学生和古代作家作品的距离，并努力发掘中国古代文学在现代社会中具有的人文价值，以创造性的解读让学生理解古代文学作品的当代意义；同时，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培养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和传承使命感；鉴于中国古代文学本身所具有的美育功能和特性，教师在教学理念上应把审美教育提升到相当的高度，以诗性阐释的方式激发学生的审美情趣，在此基础上帮助学生塑造健全的人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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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中学课本对通假字一般以“通”来表明，如《勾践灭吴》“三年释其政”，课本的注释是“‘政’通‘征’，征税”。但有的古今字则也用“通”来说明，如《烛之武退秦师》“失其所与，不知”———“知”通“智”。古今字则有的加以说明，如《论语十则》“不亦说乎”课文的注释为“说，‘悦’的古字，愉快”。但更多的时候并不注明，例如高中第一册《烛之武退秦师》“共其乏困”———“共”同“供”，供给；“秦伯说，与郑人盟”———“说”同“悦”。《勾践灭吴》“令壮者无取老妇”———“取”同“娶”。师范院校古代汉语教学则要系统讲授相关知识，要求严格区分通假字、古今字、异体字。因此，在古汉语教学中一方面应该讲清古今字与通假字、异体字的区别，同时也应讲清中学课本这样处理的原因所在。这样既可以让学生很好地掌握古代汉语相关知识，又可以使他们明白中学文言文教学因为教学对象、教学要求的不同，不能照搬大学古代汉语课程中的相关术语。中学文言文有不少词类活用的典型用例，但一般只是随文注释，并未明确说明是哪一种类型的词类活用。我们在讲授古汉语常识之词类的活用时，就可以举这些例子，并且要让学生知道中学文言文为什么这样注释。例如，中学《寓言两则》（《韩非子》、《淮南子•人间训》片段）对“智子疑邻”的解释是：智，聪明，这里的意思是“以……为聪明”。《狼》中对“犬坐于前”的解释：像狗似的蹲坐在前面。《大道之行也》对“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解释：亲，用如动词，以……为亲；下文“子其子”中的第一个“子”也是动词。《过秦论》“瓮牖绳枢”———以破瓮作窗户，以草绳系户枢。等等。中学教材并没有细致分析这些词原来是什么，又活用为哪类，更没有作进一步的理论概括（中学无此必要）。而大学古代汉语的学习则应使学生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以这样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并且加以理论概括，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掌握相关理论知识，还可以深化学生对中学教材的认识。又如《木兰诗》中的句子：“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以上句子课文并未注释，然而课文练“翻译下列句子，注意上下句的意思是互相交错、补充的”，其实已暗含“互文”的特点。虽然王力版、郭锡良版古汉语教材均未选入《木兰诗》，但我们在讲授古代汉语关于修辞方式的相关内容时，可以举这个例子，结合相关知识，使得学生深入理解“相互交错、补充”的内在含义。再如：中学课文《庄子•秋水》对“望洋向若”中“望洋”的解释是“仰视的样子”，而郭锡良《古代汉语》“望洋：叠韵连绵词，仰视的样子”；“少仲尼之闻”中学课文的解释“少，动词，小看”，而郭锡良《古代汉语》注释为“少，形容词用作意动，觉得……少”［6］624。通过这样的对比，结合系统性教学，就能使学生知其然且能知其所以然。
三、应明确高校古代汉语教材语法体系与中学语法体系的区别
古代汉语教学，少不了一些语法术语。然而，由于古代汉语教材语法体系与中学语法体系不同，这既给学生带来不小的困惑，也给古汉语教师带来难题。例如：高中课文《师说》的注释：“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者，助词，用在主语之后表示判断；“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之，结构助词，无实在意义。这里的“者”、“之”的说明均不同于古代汉语课本。虽然王力、郭锡良两种版本均未选《师说》，但在通论及文选中郭锡良等把“者”看作代词，“者”在主语的后面复指，引出谓语；“之”郭本看作连词，王力则看作介词。对这类现象，在古汉语教学时不能回避，相反，应明确指出这是因为语法体系的不同造成的，告诉学生这是人们对同一现象的不同认识。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语法体系的不同固然需要指出，且可以略加介绍，但不需要详谈，更不必深入研究，以免增加学生负担。此外，在对师范生讲授古代汉语语法知识时，除了尽量多举中学教材中出现的例子外，对中学教材中出现但没有讲明的语法术语，也应予以明确说明。这显然有助于学生系统深刻地掌握相关语法知识。例如：高中语文第二册《师说》的注释：“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所以，用来……的，……的凭借，跟现代汉语中表因果关系的“所以”不同。在古汉语教学时，除明确讲明古代汉语“所以”的两种主要用法外，还应指出：古汉语“所以”是代词加介词构成，而现代汉语的“所以”则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连词，不再是代词加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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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汉语教学一直是语言课教学探讨的一个热门话题。从20世纪80、90年代以外，大多数研究者关于古代汉语教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材建设、理论探讨和教学语法体系研究等方面。近年来，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到古代汉语教学与文化的关系，提出了应将文化有机地融入古代汉语课程教学过程中，以极大地调动学习的积极性，增强趣味性，提高古代汉语教学的效果。但是，多数研究者关注的都是对一般院校都普遍适用的教学看法，极少有人从地方文化的角度去审视和思考古代汉语教学。笔者认为，针对地方院校特殊的区位和民族特征，地方院校的古代汉语教学应做到四个结合，即结合专业特点制定切实可行的教学目标；结合地方方言和民族语言，扩展教学的视野；结合地方文化丰富教学内涵；更要结合学生实际开展有特色的教学，真正提高教学质量。
一、结合各专业特点，明确古代汉语课的教学目标
古代汉语课程是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文秘专业、对外汉语专业、戏剧影视文学等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由于对不同专业的教学要求不同，在制定教学目标时应从专业实际出发，制定适合本专业的切实可行的教学目标。比如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目标的制定要强调理论性与实践性并重，让学生通过学习古汉语的文字、词汇、语法、音韵、修辞等方面的知识，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和讲授中学文言作品的能力；文秘专业的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目标的制定则要强调古代汉语的工具性，即如何让古代汉语为今后所从事的秘书工作服务。同时由于文化和地域的差异，地方高校的汉语言文学和文秘等专业的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目标的设置又应该区别于经济发达的中心地区的古代汉语教学。比如当前保山学院有三个专业开设古代汉语课程，分别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语文教育专业（专科）和文秘专业（专科）。对于本专科层次不同，专业培养目标不一样的这样几个专业，虽然古代汉语课程都是这些专业学生的专业基础课，但是很显然，我们应该结合几个专业的专业特点，制定出适合各个专业实际的切实可行的教学目标。比如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目标可以确立为：使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比较系统的掌握古代汉语的基本知识；能借助工具书阅读一般没有今注的古代白文，提高古典文献阅读水平，批判地继承古代的文化遗产；为进一步学习和深入研究其他相关课程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等奠定扎实的基础；能够比较准确地解决中学文言作品的语言文字方面的问题，具备一定的中学语言尤其是文言文的教学的能力。语文教育专业的教学目标可以确立为：使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比较系统的掌握古代汉语的基本知识及传统文化的精华，为发掘整理和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化遗产，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而准备素质条件；能够比较准确地解决中学文言作品的语言文字方面的问题，并顺利地进行中学语文尤其是文言文的教学。文秘专业的教学目标可以确立为：使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古代汉语的基础知识，了解古代文化常识和古代文体知识；能运用语言学原理，整理所获得的语言材料；掌握领会我国丰富的文化资源，提升自己的学习能力及文化修养。三个专业的学生由于专业培养目标不一样，因此课程的侧重点也就不同，汉语言文学专业侧重的是培养学生阅读古文的能力，为进一步学习和研究其他课程奠定基础；语言教育专业侧重的是培养学生进行中学语言尤其是文言文教学的能力；文秘专业侧重的则是运用古汉语的语言规律指导处理语言材料的能力。
二、结合地方方言和民族语言，扩展古代汉语课的教学视野
我们知道，古代汉语属于语言类的专业主干课，其主要传授的内容离不开文字、音韵、词汇、语法这几大块内容。音韵，显然是古汉语的语音，这是古汉语教学中的一个硬骨头，在目前的古汉语教学中，关于音韵的教学普遍存在老师害怕教，学生害怕学的困惑。但是，作为老师，害怕教，我们却不能不教；作为学生，害怕学却不得不学。在传统的教学中，在讲授古汉语音韵时，一般通过介绍上古、中古、近古语音的区别和联系向同学介绍古今汉语语音上的演变发展。但是，学生大多都是学了就忘，能够真正理解的太少。然而，如果我们结合地方方言和民族语言来进行古汉语的音韵教学，就会带来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我们以学习古今汉语声调演变为例，我们知道古汉语的四个声调是平声、上声、去声以及入声，而现代汉语的四声则是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从古四声到今四声，汉语的声调系统是如何演进与变化的？关于古今声调的演变规律我们有这样的口诀：“平分阴阳、浊上归去，入派四声”。平声、上声和去声在古今汉语中的区别不大，但是入声字是古代汉语有而现代汉语无的东西，因此，在介绍古汉语入声字的时候我们不仅要介绍入声字的特点，更有注意传授入声字的识别方法。入声字的识别上既要联系普通话的读音，也要联系各地的方言。比如，在云南方言中读阳平而普通话中读去声的字一定是古入声字，例如“肉”、“木”、“六”等字。
在古汉语词汇的教学上，地方方言和民族语言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词汇是语言中最为活跃的要素，任何一种语言的词汇都会及时地反映社会的瞬息万变，汉语也不例外。古代汉语发展到现代汉语，词汇的发展变化是最大的。从词的构成上来看，汉语词汇由以单音词为主发展成了以复音词为主的形式。另外，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了许许多多反映新生事物的新词新语。然而，从古汉语词汇到现代汉语词汇，我们还是能找到许多“联系点”，清晰地看得见语言词汇发展的脉络。有些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中至今还存在着许多古汉语词汇，通过与这些汉语方言词汇和少数民族语言中的古汉语借词。我们可以更好的认识古汉语词汇的本义和引申义。比如白语的一些汉语借词都保留了古汉语的本义：白语表示肚子饿的词汇是“腹饥”、表示砍柴的词汇是“斫薪”，表示台阶的词汇是“陛”等等，这些词语古汉语词汇保持了出奇的一致性。通过与这些民族语言词汇的对比，可以引导学生认识古今汉语词汇的发展变化。
在古汉语的语法教学中，地方方言和民族语言也不能小视。语法是语言中最稳定的要素。古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基本语法形式从古到今都是基本保持一致的。比如：“季氏将伐颛臾”（《论语·季氏》）和“沛公居山东时。”（《史记·项羽本纪》）采用的是“主—谓—宾”的语法结构，这也是我们现代汉语最常见的一种语法结构形式。然而，我们知道，古代汉语中宾语前置的现象十分普遍。比如：否定句中代词作宾语要前置；疑问句中代词作宾语要前置等等。我们在给学生讲授这些语法现象的时候，如果只是单纯的举古文中出现的例子，学生往往不太容易接受。但是如果我们结合当地方言或者是民族语言，举出学生比较熟悉的事例，那么一个个生硬的语法现象就很容易被学生接受。比如我们可以请班上的白族同学用自己的民族语言来问“你吃饭了吗？”这样一句话，我们就会发现白语中 “你吃饭了吗？”这句话的语序是“你饭吃了吗？”，这就是与古汉语中的疑问句中宾语前置较一致的现象。而腾冲方言中疑问句也常常采用宾语前置的语法结构。例如“你哪儿靠？”说的是“你去哪里？”可见，通过与方言和民族语言的对比，我们能形象生动地说清楚古汉语的语法问题。
三、结合地方文化，丰富古代汉语课的教学内涵
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目标之一是提高阅读古代文献的能力，以继承和弘扬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对于地方院校的大学生来说，在阅读古代文献，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同时，我们应该从让学生了解地方文化，继承和弘扬地方文化。
在进行汉字的教学中，我们可以将汉字的结构与地方的文化巧妙结合，让学生在轻松的地方文化欣赏中了解汉字的结构。比如“婚”、“娶”、“妻”等字和古代的婚俗密切相关，而这些婚俗在我们云南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地方还存在。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婚”字的解释是“婚，妇嫁也。礼，娶妇以昏时，古文曰婚，从女，从昏，昏亦声。”意思是“婚”字是指女子出嫁，因为古代的结婚礼都是在太阳落山后黄昏时举行，所以“婚”字中带有一个“昏”字。这种婚俗在大理比较典型，大理民间有“黄昏姑娘”这样的民谚，说的是娶新娘子要在黄昏的时候进门；即便不是黄昏时候进门，行拜堂礼和换装礼也一定要在黄昏和天黑以后。丽江宁蒗的摩梭族的走婚也是在夜晚进行的。而在我国各地的婚俗中都存在的晚上“弄新房”的习俗更是“结婚”字中“昏”的体现。“娶”字的甲骨文形体其字左边为耳朵形，即后之“耳”字，右边为“又”，即人的手。《说文解字》对“取”的解释是：“取，捕取也，从又，从耳。”而对“娶”字的解释则是“娶，取妇也，从女，从取，取亦声。”这个字反映的是古代的一种抢婚的习俗。抢婚习俗也是云南民俗中一种较普遍的现象。在保山的瓦房乡徐章等地，解放前都还存在男子夜晚用被子“裹”女子的婚俗。又如“美”、“尾”、“羌”等字与古代的服饰文化有很大关系。“美”字的甲骨文其字形下从“大”，“大”是正立的人形，头上戴着羊角或羽毛之类的装饰物；“尾”字的甲骨文则像一个人长了一条毛茸茸的大尾巴；“羌”像一个人头上戴着羊角状的装饰物。这些特征在保山的文化典籍和少数民族的服饰中都可以找到。比如保山著名的“九隆神话”中就有“衣皆著尾”的记载，白族、彝族、布朗族和德昂族等少数民族的服饰至今都还有衣尾的装饰。这些学生耳熟能详的民俗文化的介绍无疑会让学生对汉字的学习产业更浓厚的兴趣，对汉字的构造也有更深刻的了解。
在延伸性的文选的选择上我们更要紧密联系地方文化，比如针对保山学院的学生，我们选取了一些有关云南或者保山的古代文献，诸如晋·常璩的《永昌郡》、保山籍文人张含的《升庵序》、南诏阁罗凤的《南诏德化碑》等一些非常具有保山地方文化特色的文选，让学生在学生古汉语基础知识的同时认识家乡文化，这样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学习古汉语的兴趣，另一方面可以开阔学生的视野，为保护与传承地方文化作贡献。
四、结合学生实际，开展有特色的教学活动，真正提高教学质量
地方院校的学生的生源多数是来自省内，且多数是中学时候成绩不是很拔尖的同学。学生的底子相对于发达地区的院校的同学要薄弱，加上学生普遍认为他们的专业课程中，语言类的都比文学类的难学；古代的都比现代的难学。古代汉语既是语言类课程，又是“古代”的课程，当然是被学生列入到了头等难学的课程中。我们承认，古代汉语课程由于其本身较强的理论性，加上与现代汉语的一些差异性，确实是一门比较难学的课程。但是难并不完全等于“不好学”，只要我们教育者肯下功夫，多从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上做文章，不断增加古代汉语教学的趣味性；我们就可以将古代汉语的“难学”转化为“好学”，将学生“害怕学”的情绪转变为“喜欢学”的热情。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努力：
（一）采用新型教学手段，以多样化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
古代汉语课程由于教学内容都是一些离现实生活较远的古代的东西，加上学生先入为主的怕学心理，如果我还采用传统的一支粉笔一张嘴的教学模式，学生的学习兴趣就会更低。因此我们可以采用多媒体辅助教学。比如在汉字的形体演变这一章节的教学上，我们可以通过丰富的幻灯片直观地向学生展示汉字从甲骨文、金文、篆书到隶书、楷书的整个形体演变过程，同时也可以链接东巴文等一些象形文字材料；在古代文化常识等章节的教学上我们可以给学生播放相关的视频资料；在古诗词格律等章节的教学上可以给学生播放相关的音频资料等等。多媒体辅助教学一方面从视觉、听觉上给学生以新鲜感，激发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加授课的信息量，让学生了解更丰富的学科知识。另外我们也可以借助其他的一些现代通讯工具，例如通过手机短信、QQ、E-mail等搭建交流平台，开展丰富的第二课堂教育活动，教师可以及时的了解和解决学生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学生之间也可以进行学习心得、学习方法等的交流。这样一些新型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会让学生在比较轻松的氛围中逐渐接纳和喜欢上枯燥的古代汉语课程。
（二）以理论指导实践，引导学生学会学以致用
古代汉语课程说到底其实就是一种工具课。无论是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还是语文教育或者是文秘专业，从长远的培养目标来说，学习古代汉语课程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就是指导实践，要么是指导阅读古代文献及其他相关课程的学习，要么是指导中学语文文言文的教学，要么是指导公文写作或其它语言文字材料的处理。在具体的学习过程中我们也要把握学以致用的原则，让学生将所学的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例如在音韵、词汇、语法等基础知识的介绍上，让学生结合自己的方言或者少数民族语言，寻找方言或少数民族语言与古代汉语的相似点，并尝试写小论文，这样不仅可以锻炼学生的科研能力，也督促学生更加深入的学习古汉语的相关知识。在古诗词格律的教学上，可以让学生根据近体诗的格律特征和词的词谱自创一些简单的格律诗、词作和对联， 让学生在创作的艰辛中体会古典诗词的音韵美，同时也收获成果带来的快乐和满足。在介绍古代的姓氏时，可以让学生去图书馆或去家乡查阅族谱，分析不同年代的取名的特点，同时也可以让学生根据古代取字的一些常见方法为自己或同学也取一些字，这样的实践活动就像一些小小的文字游戏，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会了古汉语知识。
（三）尊重个体差异，因材施教提高教学效果
现代社会是一个尊重个性的社会，在教育活动中，我们更应该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方能达到教学的最佳效果。古汉语课程的教学，更应当切忌不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应该还学生以阅读和思考的个人空间。比如，在进行文选的学习时，可以请一些同学先来解说分析，然后全班同学讨论和质疑，教师最后才作简单总结。这样一方面可以激发学生阅读古文的自觉性，同时也能集思广益，发现学生观点中的闪光点。在作业的布置上也应该以灵活的形式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多布置主观题和创作题，让学生通过查阅资料和研究思考后写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以上是笔者对地方院校古代汉语课程教学的一点粗浅的思考，恳请方家批评指正。当然，关于古代汉语课教学的思考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古代汉语教学者的一个长期的课题，只要我们立足学生实际，从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教学方法多个方面下功夫，一定会使我们的古代汉语课程越来越受学生的喜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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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先秦时代的文学作品时，我们常常会碰见名目繁多的人称代词。上古汉语的特殊性不仅表现在它与现代汉语的语音、词汇的显著差别上，上古汉语的语法系统也和现代汉语有着十分明显的不同。人称代词就是上古汉语语法的一个很突出的方面。笔者在比较了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和现代汉语的人称代词后，有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认识，从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开始说起，比较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和现代汉语的人称代词的差异，从而得出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系统的特点，同时看出了现代汉语的人称代词对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的继承，这些方面不仅是对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的认识，也是我们汉民族共同语发展到现在仍然蓬勃向上的一个重要原因，一脉相承，源远流长。
一、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简要介绍
不同的用字是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与我们现在使用的人称代词最大的差别。在第一人称代词中，现代汉语只说“我”，而上古汉语除了“我”外还会使用“余、予、吾、台、朕、”这些字。再看第二人称代词，我们现在只说“你”（敬称用“您”），而上古汉语中常用的有“尔、汝、女、若、而、乃”。最后看第三人称代词，现在我们用“他、她、它”，上古汉语中只有借代第三人称的词，没有专门的第三人称代词。
第一人称代词我们现在用“我”，可以做主语、宾语，没有格位。但是第一人称代词在上古时代使用情况很复杂。 “”字只在《尚书》、《诗经》中出现，《论语》、《孟子》就不再使用了，所以我们将它看成是古语词。“朕”大多用在《尚书》，而在秦始皇使用后，它就变成了古代帝王专用的人称代词了。郑玄注《周礼》说：“余、予古今字。”也就是说“余”和“予”其实是一个字，按周生亚的说法“‘台’是‘余’（予）的变体。”因此“余”、“予”、“台”这三个字都是一个字。上古汉语中还经常使用的“吾”，在《论语》和《左传》以后都还经常被人们使用。
我们现在使用的第二人称代词是“你”。使用敬称“您”的时间不久，而且只有在北京口语中用得较多，并且只限于在单数情况下使用。上古汉语的情况就很复杂了，“女、汝、乃、尔、而、戎”等都是上古使用的。“尔”是上古汉语比较常用的第二人称代词，不仅可以作主语、宾语，还可以作定语。并且“尔”还属于“雅言”系统。“女”和“汝”是通假字的关系。第二人称代词还有“而”和“乃”，可以看成一个词的不同写法。“乃”主要用在《尚书》，《诗经》、《论语》、《孟子》就不用“乃”了。只有《左传》还有少量的“乃”，从历史发展角度看，“乃”也是古词语。
第三人称代词，现代汉语用“他”。因为受到西方语法的影响，现代汉语还有了表示女性的“她”和表示事物的“它”，也就是分成了阴、阳、中三种性质，但是这种分别在我们的口语中是没有的。上古时代汉语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第三人称代词，常常使用“厥、其、之”等来代替，所以第三人称代词没有上古第一、第二人称复杂。 有一种特殊情况是上古汉语“彼”的使用情况，“彼”在上古汉语中是指示代词，和“此”相对，但是被借用成第三人称代词时，上古汉语中“彼”字翻译成现代汉语时就相当于我们使用的“他”，而且“彼”字还可以做句子的主语。
二、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的特点
我们知道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与现代汉语的人称代词都属于人称代词的范畴，它们的分类、功能方面有相同点，但是它们的差别也很显著，尤其是表现在它们各自的特点上。以下几个上古汉语人称代词的特点就是通过与现代汉语的人称代词比较得出的。
首先，我们从数目上看，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的数量比现代汉语的人称代词要多。以第一人称为例，我们上面已经谈到上古汉语和现代汉语各自的第一人称代词。上古汉语有六个第一人称代词，而现代汉语普通话只有“我”、“我们”等为数不多的几个。第二人称代词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现在只使用“你”、“您”，而上古时期第二人称代词有五个之多。由于第三人称在上古时期没有正式的用字，所以这里我们不做讨论。
第二，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的感彩十分鲜明，而我们现在只有“您”用来表示对别人的尊敬，其余的人称代词是没有感彩的差别的。这种人称代词的感彩也可以说成是人称代词的礼貌式。比如在上古汉语中第一人称代词“朕”有尊敬的意思，用在君王的自称之前大多是在提到祖先时用到。还有第二人称代词“尔”、“汝”原来是称呼对方的词，但在《论语》中，孔子只有在称呼他的学生时才用“尔”、“汝”。而“彼”在借作第三人称代词时通常含有轻蔑之意。以上都说明了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一般都会带有褒贬的感彩，而现代汉语的人称代词很少带有明显的感彩。
第三，上古汉语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第三人称代词，一般都是借用指示代词来表示，经常使用的指示代词有“之”、“其”、“彼”、“夫”。指示代词的临时借用的作用是可以显得语气相对委婉，而且在修辞的层面上看，这种借用还带着尊敬和谦逊的意味。这也是我们现在使用的人称代词所没有的特点。
第四，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是不区别单复数的，只有特定的情况下区别。我们现在要表示人称代词的复数形式通常是在人称代词后加“们”，“们”是现代汉语人称代词复数形式的固定形尾。还有一种方式是通过改变语调来表示人称代词的复数形式，但这个现象只存在个别方言中，并不能代表整个现代汉语情况。上古汉语人称代词单、复数没有特殊的情况是不加以区分的。
最后，一个特点表现在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常常会出现兼类的现象。例如第二人称代词“若”还可以做假设连词，表示“如果”的意思，也可以做副词，当“乃”、“才”讲。同样第二人称代词“而”还可以做连词。这种情况在上古汉语中很常见，但是我们现代汉语的人称代词的词性就都比较单一，不会出现上古汉语人称代词这种复杂的兼类现象。
三、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与现代汉语的人称代词产生较大差异的原因
上古汉语人称代词和现在我们使用的人称代词有差异是有多方面原因的。笔者认为，首先，上古时期语言的使用没有民族共同语的约束，普遍的现象是“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在当时用很多不同的字表示同一个词是很正常的现象，所以人称代词也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字来表示同一人称的指代。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在上古汉语中，无论是第一人称代词还是第二人称代词，它们有很多字都是读音相近，意义相通的同源字。
其次，先秦上古时期语言的使用并不规范，没有统一的标准。在汉语发展的最初阶段，书面语的使用范围很小，只局限在统治阶级；春秋战国时期这种情况才得到了改变，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也开始接触文化，使用文字的人不再局限在上层统治阶级，越来越多的人使用。秦始皇进行了书同文改革，这种情况才进一步得到改变。而我们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定义其中就有一条，必须以典范的白话文著作为语法标准。
第三，古代文人之间兴起了创作的仿古之风，使得上古汉语各种纷繁复杂的语言现象一直延续在古代的创作中，这样语言使用的不规范和这种差异性的影响就更加深重了。上古时代的文学创作的基础是当时人们的口语，所以在当时“言”、“文”是具有高度一致性的。汉代以后，口语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出现在文人的创作里的还是先秦时代的书面语，造成了“言”、“文”不一致的局面，加上后来的统治阶级的提倡更加加深了这种风气，使得书面语和口语一再分离，书面语完全脱离了口语的存在。
四、结语
从上古时代数目繁多、用法复杂的人称代词发展到现代汉语普通话简单明了的“我、你、他”人称代词系统，这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显而易见的是现代汉语对上古汉语人称代词的继承是必然的，是不可否认的。我们现在使用的第一人称代词选用的是上古汉语中使用最为广泛、被人们约定俗成选择下来的“我”。“我”字原来的本义是一种兵器，但在上古时代它就用来表示第一人称的意思了。在很多古注、辞书中的“我”都是作为第一人称通用语，用来解释其他人称代词。第二人称代词“你”，其实是“尔”字的俗体字。“尔、你”古代读音相近，古日、泥母准双声，之韵，同时它们也是同源分化字。现代汉语的第三人称代词“他”，上古汉语中多被写为“佗”，本义是指负荷。“它”字也是“蛇”字的初文，作为第三人称代词是假借的用法。上古时期，“他（它）”常借来表示泛泛的别指，相当于“别的，另外的，其他人”，可作定语、宾语、否定判断句谓语，我们可以看出它已经具备了成为人称代词的一些条件。
随着电子时代、信息时代的来临，词语的发展将会更加缜密，更加规范化，所以人称代词的发展也将遵循这个规律，简单明了且有完整的语义是人称代词的发展方向。这样一来在方言中使用的一些人称代词就会被淘汰掉。现代汉语的人称代词系统是在汉语的漫长发展中得到优化的结果，它使我们的语言方便简单又减少了歧义的产生，这套系统在以后很长的时间内依然会被人们所接受并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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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来，中文古籍语料库为包括汉语史在内的诸多学术领域提供了极大便利，由此激发了学术界对古代汉语语料库建设问题的浓厚兴趣，到目前为止，投入使用的或正在建设的中文古籍语料库已达数十种之多；从技术层面看，早期的语料库比较简单，主要是将纸质文献输入计算机，利用较简单的检索软件进行文本搜读，为研究者提供字、词、句方面的例证及其具体语境，习惯上称之为平面型语料库。随着超文本技术的发展，又出现了一些XML文档数据库，实现了传统语言学工具书的多层级组合检索。但是，现有数据库的缺陷也显而易见：基本上只能用来阅读或搜寻文本，很少添加词性、义项、语法地位等比较复杂的语言学信息。为了满足实际研究的需要，国内逐步开始建设深加工的古代汉语语料库。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我们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深加工中古汉语语料库建设研究”为依托，展开了中古汉语语料库的研制工作。建设过程中，发现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本文拟就其中的语料选取、词语切分及分词规范等问题，进行一些讨论。
一、语料的选择
无论是不作标注的生语料库，还是添加各种标注的熟语料库，语料的选择都是影响语料库质量的重要因素。概而言之，语料的选择实际上包含了两方面的考量：选取怎样的语料、怎样选取语料。前者指的是选择语料时所依据的基本原则，后者偏重于选取语料的具体操作过程。关于语料选择的一般性原则，国内外学者已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不少共识。结合这些共识，在全面考虑中古汉语及中古典籍具体情况的基础上，我们确定了选取语料的四条原则，进而确定了进入语料库的中古文献。
第一，语料样本的代表性。
首先，所选语料能够反映汉语史特定阶段的基本特点，对中古汉语语料库而言，所选语料必须既能从整体上反映中古汉语的真实面貌，又能展示中古汉语局部的各种较突出的特点。众所周知，中古汉语包括口语和书面语两个系统，各阶段的口语是通过书面语体现出来的。汉语史的研究对象实际上是包含着不同数量口语成分的书面语。口语化程度较低的文献以史书为代表，语言风格较典雅规范，夹杂了少量的口语用法；口语化程度较高的文献主要是部分汉译佛典、笔记小说、尺牍作品、俗文学作品、医农杂著等。不同题材、不同体裁的文献又有各自的语言特色，词汇方面尤为突出。语料库中的文献必须充分展现所有类型文献的词汇、语法特征。换句话说，对语料库中全部或部分语料进行研究之后，其分析结果可以概括为中古汉语整体或某一指定部分的语言特点。
其次，所选语料在汉语史领域受到普遍关注，同时对中国古代社会具有重要影响。中古汉语语料库的目标用户是从事汉语史研究的学者群，主要用于中古汉语词汇史、语法史研究，也可用作上古汉语、近代汉语研究的辅工具。因此，语料的选取虽然无法囊括所有的中古语料，却必须覆盖中古阶段各种类型的语料，以满足汉语史领域内不同层次、不同旨趣研究者的实际需要；从更广阔的角度看，中古汉语语料库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国家级重大课题之一，未来的使用者不能仅局限于汉语史领域，还需要为中古时期史学、考古学、思想史、科技史、文化史等相关学术领域提供值得信赖的原始材料。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所选语料必须是受到各个领域高度重视、应用极为广泛的文献。基于上述认识，中古汉语语料库以官修正史作为最重要的语料类型；同时遴选了一定数量的汉译佛经文献，代表口语化程度较高的中古作品；以部分笔记小说、杂帖作品、南北朝诗歌代表中古俗文学作品；以《齐民要术》、《肘后备急方》等代表各种专门文献。这就基本覆盖了中古阶段最具代表性的文献类型。
第二，文本类型的平衡性。
一个语料库是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关键在于其中的语料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与当时的现实语言相吻合，既能宏观反映最重要的语言规律，又能微观展示尽可能多的语言事实。汉语史上的语言现象、语言事实主要是通过历代文献体现出来的。选用多少语料样本才能充分反映各方面的语言特点，目前还没有公认的标准。因此，只能根据对中古汉语的总体认识、以往的建库经验进行主观判断，大致确定各种类型文献的比例，尽量保持不同类型文本之间的平衡性。中古汉语的基本特点是，大多数文献以文言为主体，掺杂着或多或少的口语成分；部分文献显示了古白话的兴起，包含着大量的口语用法；纯粹口语化的文献在中古阶段虽然逐渐增多，其绝对数量却难以同文言作品并驾齐驱；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语言存在较大差异。与这些特点相对应，中古汉语语料库中的文献，最重要的类型是代表文言系统的正史作品，入库文献7种，总字数约350万；第二是包含较多口语成分的子部作品，如汉译佛经、中土佛道作品、笔记小说、诗歌等，入库文献近30种，总计约300万字；第三是强调实用、口语性较突出的医农杂著等，入库文献3种，约30万字；最后是具有一定口语性、语言风格与传世文献存在较大差异的出土文献，主要包括敦煌吐鲁番文献、魏晋至隋唐的碑刻文献等，约80万字。从入库文献的字数统计看，上述四类文献在入库文献中所占比例大致为46%、40%、4%、10%。
第三，语料之间的关联性与区别度。
任何大型语料库都不可能囊括所有文献，如郑家恒所说：“不管语料库规模多大，建立时经过多么仔细的设计，都不可能覆盖语言的所有现象和模式，也不可能准确地按比例表示这些现象。”因此，语料库规模的扩大固然很有意义，却不是最重要的。更为关键的是语料是否具有代表性，就文献样本的选取而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同类文献保持一定的关联度，有利于提供足够的语言研究信息。语言研究不光需要说明语言中存在着什么样的语言事实，还常常需要掌握这些事实的出现概率。频率统计目前已经成为中古词汇、语法研究不可或缺的手段，数据统计、定量分析的物质基础就是各种类型的数据库。因此，中古汉语语料库不仅应该覆盖中古绝大多数词汇、语法现象，而且每种特定语言现象在语料库中的频率也应达到一定数量，才能为各种角度的定量分析提供坚实的文献基础。根据这样的现实需求，中古汉语语料库中，篇幅较大的语料至少需要选取两种以上的同类文献，如官修正史、汉译佛经中的律藏作品等；篇幅较小的语料则需要较多的同类文献，同时应尽量避免那些题材过于冷僻、中古阶段难以找到同类文献的语料。较典型者如中古阶段的医农杂籍，往往只有一两种题材相同的作品。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则需要在相近时代的文献中遴选同类性质的作品。以唐人韩鄂《四时纂要》为例，据缪启愉考证，成书约在唐末五代初，这在汉语史上已属于近代汉语早期，超出了中古汉语的范畴，但存世的中古农书只有贾思勰《齐民要术》，为了保持入库语料的平衡性，只有考虑将《四时纂要》增补入库。
其次，不同文献保持一定的区别度，以保证对语言事实足够高的覆盖率。中古汉语语料库如同其他语料库一样，需要为中古汉语研究提供丰富的中古汉语词汇、语法样本，虽然难以覆盖中古汉语词汇、语法的所有模式，也无法按照准确比例表示中古汉语各种词汇、语法现象，但为了尽量接近这样的目标，其中的文本必须包含中古汉语研究所需的各种类型语料，不能让任何一种文本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从语料库建设的操作层面看，无论人工操作或机器操作，增加同类性质的文献较容易扩大语料库规模；相反，语料库中文献的区别度越大，操作过程越复杂，难度就会随之增加。但对一个深加工的语料库而言，显然不能过分看重语料库的规模。为了贯彻这一原则，中古汉语语料库以传世文献中的正史作品、佛经作品为主体，也选取了一定数量的笔记小说、文学作品，兼顾了医书、农书等专门性较为突出的文献；从语体角度看，比较典雅的文言作品占了相当大比例，也包含较口语化的白话作品，还吸收了整体语言风格与传世文献存在较大差异、能够体现不同类型文献之间区别度的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等作品。
第四，入库文献的特色性。
如前所述，国内已经研制了多种古代文献语料库，部分语料库使用得相当普遍，如四库全书电子版、国学宝典、二十五史全文检索系统、大正藏全文检索系统、汉籍检索、中国基本古籍库、龙语瀚堂典籍数据库等。由于研究旨趣、使用对象不同，各语料库在选取入库文献时均体现出了各自的特色，如：国学宝典的文献较驳杂，以古代语料为主，兼收部分现代语料；大正藏检索系统、二十五史检索系统分别以佛教典籍、官修正史为主体；汉籍检索系统收录了先秦至民国的经史子集文献；中国基本古籍库收录了民国以前的历代名著及各学科基本文献；龙语瀚堂系统收入了部分出土文献。这些语料库中的文献既有大量重叠，也都有一些罕见于其他语料库的特色文献。得益于此，古代典籍的电子化程度越来越高，为包括汉语史在内的众多学术领域提供了极大便利。到目前为止的古代文献语料库，基本上以传世文献为主，其中绝大多数为刻本文献。为了更全面地反映中古汉语的实际面貌，中古汉语语料库除了传世文献外，增加了部分出土文献，主要是吐鲁番出土文书、汉魏六朝至隋唐的碑刻文献，还收录了以六朝杂帖作品为主的未见于其他语料库的部分抄本文献，这两部分文献共80多万字，对于中古汉语研究来说，数量已相当可观。这部分文献由于未经整理，以往很少有人涉足，语料价值基本上没有得到利用。中古汉语语料库的收录、整理，可望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这一被动局面。
基于上述原则，本课题组分批次确定了下列入库文献：（1）官修正史：《后汉书》、《三国志》、《魏书》、《南齐书》、《北齐书》、《梁书》、《陈书》；（2）汉译佛经：《中本起经》、《杂譬喻经》、《撰集百缘经》、《生经》、《贤愚经》、《杂宝藏经》、《十诵律》；（3）中土佛道作品：《高僧传》、《洛阳伽蓝记》、《经律异相》、《法显传》、《观世音应验记三种》、《太平经》、《神仙传》；（4）笔记杂著：《论衡》、《列子》、《西京杂记》、《抱朴子内篇》、《世说新语》、《颜氏家训》、《水经注》、《幽明录》、《冥祥记》、《殷芸小说》、《拾遗记》；（5）诗歌杂帖：魏晋南北朝诗歌、魏晋南北朝杂帖；（6）医农典籍：《齐民要术》、《四时纂要》、《肘后备急方》；（7）出土文献：部分敦煌吐鲁番文献、汉魏至隋唐碑刻文献。除上述语料外，还有部分文献处于遴选阶段，会分批次增补进去。中古汉语语料库最终的原始语料共约1000万字，语料库总库容预计将达1600万字。
二、词的切分及分词规范
对于标注词性、词义、语法地位等多种语言研究信息的熟语料库来说，词的切分是所有标注工作的前提。所谓“词的切分”，是指按照特定的规范，对汉语中连续的字串进行切分并重新组合成词串的过程，这是中文信息处理有的基础性课题。英语文本中，词（word）与词（word）之间存在“空格”这样的自然分界符，词的辨识基本上不存在什么障碍；汉语文本则以汉字为书写单位，一个接一个地按句连写，词与词之间没有形式上的界限标记，难以简单而准确地辨识；就其本身而言，汉语的词缺乏形态变化，不具备纯客观的切分条件。因此，任何一个标注型汉语语料库，都无法回避“词的切分”这一关键问题。
相对于古代汉语来说，现代汉语的情况较为简单。切分词的时候，往往可以借助比较一致的语感做出判断；基于现代汉语的各种语法规则也相对明晰。因此，现有的各种现代汉语语料库，通常采用基于词典的机械分词方法：依靠语感及各种现代汉语词典，事先编制一个词表，贮存在电脑系统中，处理入库文本时，根据这一词表进行比对及判断[4]，虽然还存在着词表中未登录词的识别、歧义词语的判定等问题，但总体而言，电脑系统自动切分之后，通过人工干预进行校正，足以得到普遍认可的结果。词表制作的理论基础是1990年颁布的国家标准《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分词规范》（GB/T13715-92），部分学者根据语料库的操作实践对这一标准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解释、说明。总体上看，现代汉语语料库的加工已经有了一整套科学性、通用性较高的分词规范。源于现代汉语语料库的这套分词规范，也为古代汉语语料库提供了不少值得借鉴的经验。
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又有着显著差别，在古代汉语语料库建设过程中，词的切分不可能照搬现代汉语的做法。古代汉语中，对词的切分及标注存在较大影响的词的特点，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词类划分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国内比较通行的语法体系中，词类数量有种种不同说法。《暂拟汉语语法教学系统》将汉语的词划分为11类：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大学语法教科书一般分为12～14类，黄伯荣、廖序东分为14类，胡裕树分为13类。部分语法著作划分得更细，如熙分17类，郭锐分19类。古代汉语词类相对少一些，《马氏文通》分9类，之后各种语法体系通常增加1到2类，如殷国光分1l类。针对古代汉语的具体情况，往往还会在较复杂的词类下面细分若干小类，如郭锡良把代词分成了人称代词、指示代词、疑问代词、无定代词4个小类，副词分为程度副词、范围副词等6个小类。此外，古代汉语中还包含较普遍的兼类、活用现象，同样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
第二，词和词组缺乏客观性的判断标准。这一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起开始困扰汉语词汇研究，至今未得到圆满解决。陆志韦《北京话单音词词汇》序言较早提出这个问题，引发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王力、吕叔湘、林汉达、孙常叙先后提出了一些区分词和词组的具体方法。80年代以后，这方面研究更加深入。刘叔新提出“准词”概念以指称那些处于从自由词组向词过渡的中间状态的语言单位。也有不少学者讨论古代汉语中词和词组的界限，张永言提出以词的分离性为主要标准、以结构的整体性为补充标准、以意义的整体性为辅助标准；殷国光提出“过渡词”之说，与刘叔新的“准词”可谓殊途同归。这些研究对中古汉语语料库中词的切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简而言之，学者们对辨别词和词组的方法达成了几点共识：（1）扩展法：能插入其他成分进行扩展的是词组，反之，是复合词；（2）词组的意义能够通过字面综合出来，复合词的意义则不能通过构成成分的简单相加而得出；（3）词组的构成成分能够颠倒次序，复合词则不能；（4）词组的内部结构比较松散，复合词的内部结构比较紧密；（5）组成成分里有粘着语素的，一般是复合词。成分都是自由语素的，结合其他条件来辨别是词组还是复合词。这些方法基本上可以解决现代汉语中词和词组的界限问题。用于中古汉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原因在于中古阶段相当多的词语经历了从自由词组到词的凝固过程，中间确实存在亦此亦彼的“准词”状态。对于每一个具体的词，这个渐进的过程何时完成，虽然有时可以借助工具书，并综合其特定时期的出现频率以及上下文语境做出初步判定，但在更多情况下，这种判定仍然存在很大的难度。
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对于汉语词汇研究是至关重要的，但短时间内又不能得到彻底解决。中古汉语语料库主要是为学界提供一个中古汉语词汇、语法的语料平台，其中的大多数词语，学术界并没有太大争议；本课题组无意也不可能对词类划分、词的切分等问题得出终极性结论；组内成员从较优秀的硕士生到博士生再到专业教师，学术修养存在一定差异。因此，必须建立一套符合语言学基本要求的、便于组内成员具体操作的规则，前者保证语料库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后者则使整个课题能够顺利地进行下去。经过长时间反复讨论，课题组内部大致形成了下列共识：
第一，词类划分采用汉语史学者普遍认可的、比较容易操作的标准，共分13类。与之相对应，建立一套面向中古汉语语料库的、规范的词类标记集，以减少数据转换的麻烦，所划分的词类及其标注符号为：名词（n）、动词（v）、形容词（a）、数词（m）、量词（q）、代词（r）、副词（d）、介词（p）、连词（c）、助词（u）、语气词（y）、叹词（e）、拟声词（o）。需要说明的是，这套词类划分及其标记集，主要是为了解决中古汉语语料库数据交换过程中词类标记的统一问题而建立起来的，并不能看作中古汉语词类的规范，也不妨碍对古代汉语词类的深入研究。此外，随着中古汉语语料库建设的发展，将来必然会对现有的词类进行更为细致的划分，因此，这个词类划分及标记集，应该具有一定的可扩展性。我们的思路是，借鉴现代汉语语料库的做法，对部分较为复杂的词类预设出若干小类及相应的标记符号：名词之下，预设了专有名词（np）、普通名词（ng）、时间名词（nt）、处所名词（ns）、方位名词（n1）；动词之下，预设了助动词（vu）、趋向动词（vd）、系动词（v1）、不及物动词（vi）、及物动词（vt）；形容词之下，预设了性质形容词（aq）、状态形容词（as）；数词之下，预设了基数词（mc）、序数词（mo）、助数词（mu）；量词之下，预设了名量词（qn）、动量词（qv）、时量词（qt）；代词之下，预设了人称代词（rh）、指示代词（rd）、疑问代词（rw）；助词之下，预设了结构助词（us）、动态助词（ua）、语气助词（um）。这一处理方式，基本上解决了中古时期的个体词语在现阶段语料库中的词性问题，也为将来的细化分类及研究留下了足够空间。目前，为了使中古汉语语料库建设能够顺利进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除了用来满足特定知识检索的需要而设立的专有名词外，各个词类之下原则上不再划分次类。这样的词类划分体系，是根据中古汉语语料库建设的具体情况，对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的词类划分、中古汉语词类的固有特点进行折中的结果，虽然带有一定的杂糅色彩，却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语料库建设的可操作性。对于中古汉语中较为常见的兼类、活用现象，遵循“依句辨品，，的原则：根据词语在句子中的语法功能确认其词性；典故词、成语等不予切分，同样按照在句子中的语法功能标注其词性。
第二，以分词单位作为中古汉语语料库的基本单位。分词单位包括中古汉语阶段全部的词和少量使用频率及凝固程度较高的词组。这个概念借鉴了现代汉语语料库的做法，主要是为了避免陷入词和词组的争议。因为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界定分词单位通常比界定词或词组更容易把握；也有利于解决本身相当棘手、词汇语法研究较少关注的专有名词、专名词组、成语、习语等问题，同时便于系统软件对规则的理解和应用。
第三，分词单位的成员主体是词。关于词的切分，按照下列步骤依次展开：（1）分离出《汉语大词典》包含中古用例的所有词条及其义项，初步建立一个中古汉语词语义项数据库。（2）分离出蔡镜浩《魏晋南北朝词语例释》、方一新《东汉魏晋南北朝史书词语笺释》、王云路、方一新《中古汉语语词例释》、董志翘、蔡镜浩《中古虚词语法例释》、丁福保《佛学大辞典》、李维琦《佛经词语汇释》中收录的词语及其义项。由于我们的义项库属于动态数据库，下一阶段还将陆续分离出江蓝生《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王云路《六朝诗歌语词研究》、张永言《世说新语辞典》、江蓝生、曹广顺《唐五代语言词典》、李维琦《佛经释词》及《佛经续释词》等断代研究或专题研究成果中的词语及其义项，并密切关注《中国语文》、《语言研究》、《古汉语研究》等专业期刊，及时梳理中古词语研究的最新成果。剔除上述成果中与《汉语大词典》词语、义项数据库重合的条目，其余条目分别补人数据库，从而建立起中古语料库专用的中古词语义项数据库。需要说明的是，在建立专用义项库的过程中，在词条的立目、义项的分合、释义的表述等方面，必然遇到大量的《汉语大词典》与其他工具书、学术论著不尽一致的情况，处理这些问题的基本原则是：以《汉语大词典》为主要标准，其他工具书、论著的成果则主要用来弥补《汉语大词典》的某些不足，如增补《汉语大词典》失收词条、纠正比较明显的释义错误等。当《汉语大词典》与其他工具书义项分合不一、释义差异较大的时候，同样强调以《汉语大词典》的义项设立、释义表达为主要标准，尽量避免过多地陷入具体问题的争议之中。（3）确定分词单位时，坚持适当从严的原则。具体切分时，每一个切分出来的词语均需与中古汉语词语义项数据库中的词条进行比对，以确认是否成词。凡义项库中未登录的词语，尤其是数量众多的同义复词、专业性较强的行业术语、代表地名或人名的专有名词，经组内专家与理论组（本项目的子课题组之一）集中讨论，共同认定其性质。排除了误切的条目之后，将确认无误的条目补充到义项库中，同时以备注形式逐一添加统一标识。为将来建立未登录词数据库积累原始数据。同时强调不能因为中古词语义项数据库收录了某个词，就把文本中同一形体的语言单位机械地认定为分词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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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目的谈起
我们到的教学材料表明，古代汉语这门课，在1958年以前，不同高校在不同的时期，教学内容、教学目的各有不同。据王力先生说，“有的当作历代文选来教，有的是当作文言语法来教，有的把它讲成文字、音韵、训话，有的把它讲成汉语史。目的要求是不一致的”。
1958年的教育革命以后，学者们重新考虑这门课的教学内容、教学目的，以提高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效果。从.此，古汉语的教学改革开始，并大有一发而不可收之，势。自从王力先生于1962年主持编写并出版适用于全国高校文科专业的第一套古汉语教材以来，古代汉语课有了较为确定的内容，即采用文选、常用词、古汉语通论三结合的原则，并以这三个方面作为古汉语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从此，古代汉语课程也有了比较明确的教学目的，即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培养这一能力就是为学生更好地学习中国古代的哲学、历史学、文学、文献学等知识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以上这些哲学、历史学、文学、文献学知识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因此，古代汉语课程教学应该观照传统文化的传承，并将其作为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古代汉语的教学内容本身承载着丰富的传统文化信息
我国传统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宝贵财富，它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其内涵包括睿智的哲学宗教思想、完善的道德伦理体系、辉煌的文学艺术、独特的语言文字形态、浩瀚的文化典籍等诸方面。古代汉语课程不同于其他课程，它的内容就是以上传统的优秀文化内容的复合体。现行古代汉语教材大多以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作为参照，学者们或采用文选、常用词、通论“三结合”的编排原则，如郭锡良等主编的《古代汉语》、朱振家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或主要突出文选和通论两部分，如易国杰主编的《古代汉语户。但他们的教材都彰显了我国灿烂多彩的传统文化。下面以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为例(以下简称王本)，仅就文选部分和通论所承载的丰富的传统文化信息加以讨论。
王本《古代汉语》在文选部分选取了《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等经典的史学作品，还有《诗经》、《离骚》、唐宋古文、唐宋诗词等优秀的文学作品以及诸子百家的哲学作品(尤其是正统的儒家作品)，这些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至于儒家的道德观念，在古代汉语教材的课文中比比皆是。有反映个人修养的，如《论语·学而》，讲到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说明古人非常重视个人修养，作为古汉语的教学内容，必然使学生通过学习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有反映教与学关系的，如《礼记·教学相长》:“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这一观点到现在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又有反映个人对社会责任的，《论语 ·微子》:“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这是孔子面对隐者的讥讽叹息时所说的话，意思是个人对社会是有一定责任的，人不能逃避现实。另外教材所选北宋范仲淹《岳阳楼记》，其中的名言:“先天下之优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集中体现了古人心系天下，先于民忧，后于人乐的传统道德观念。以上这些都是古人优秀的品质，也是传统文化的精华，通过古代汉语教学，可使学生受到熏陶，起到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作用。
通论是现行古汉语教材都非常重视的不可或缺的内容。王本《古代汉语》“通论”涉及到文字学、训沽学、音韵学的诸多内容，还涉及到文体、修辞等语言学知识，古代的姓氏名号、车马宫室、职官、乐律、天文历法等丰富的文化知识。以文字学知识来说，包括“汉字的构造，古今字、异体字、繁体字”等内容，给我们揭示了汉字和汉文化的密切关系。汉字的书体有甲骨文、金文、篆书(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等。对学生来说，从汉字人手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这是最直接的途径。我国历史上对汉字较系统的研究，开始于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可以说汉字本身及许慎依据汉字形体结构阐释字义的过程，都积淀着丰富的古代传统文化信息。《说文解字》通过说解汉字展示给我们的传统文化内容，陆宗达先生将其归纳为四个主要方面，即古代社会生产、古代的科学、古代医疗学、社会制度等，包括范围很广阔。学生在学习这些内容时，已经不单是简单地将其作为古汉语知识学习，而是观照到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知识空间扩大了很多。
还有一些关于古代的姓氏名号、服饰、车马、宫室、天文等方面的内容，给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空间就更大了。比如，我们通过学习“古代的姓氏名号”，就知道古人有名有字，“冠而称字”，所以，称别人的“字”以示尊重。我们知道了古人还可以有“号”，如陶渊明自称“五柳先生”。古人去世以后还有谧号，而溢号往往根据此人生前品行业绩而定，如陶渊明溢号“靖节先生”，显然是依据其高洁之行得来的。学了天文律历，我们得以了解古人善于将音乐中的十二律对应岁时的十二月，再读陶渊明的《自祭文》“岁惟丁卯，律中无射”，就知道“律中无射”实际指的是9月份，是用乐律名称表达时序，因为“无射”刚好和“季秋”时节相对。学生学习这些内容的过程，就是对传统文化接纳、传承的过程。
三、当前的文化大背景决定了古代汉语课堂应该成为传承传统文化的主阵地
随着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我国曾一度出现了文化“向西看”的情形，且势头不小。曾有人盲目地仿效，不论是非，不辨美丑，置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于不顾。就拿节日习俗来讲，人们迷恋于“圣诞节”、“情人节”，不管是否符合国情，只要是西方的，就很乐意“拿来”，使传统文化备受冷落。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实力的提高，我们高兴地看到我国传统文化有了回归的趋势。如，2008年的奥运会开幕式，充分展示了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四大发明、中国画、武术、中国戏曲、皮影戏、古代音乐等等。开场戏《击击而歌》，更向全世界展现了我国古老而热情的迎接贵宾的喜庆仪式，表达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意蕴。2009年，我国颁布了国家传统节日，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重要传统节日和春节一同作为法定假日，这将有利于弘扬我国的优秀民族文化。因为中国每个传统节日背后都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是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还有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汉语热，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中国留学，“孔子学院”在许多国家的建立等，都为我们弘扬传统文化提供了很好的平之如。
在以上大的文化背景下，作为高校的教育者，我们有责任加人到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行列中，更应该走在弘扬祖国传统文化队伍的最前列。从这个方面讲，高校古代汉语教师应义不容辞地将古状汉语课堂作为传承和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的主阵地，这是责任也是义务。
四、古代汉语教学实现传统文化传承功能的措施
通过古代汉语教学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对教师是严峻的挑战，不仅要求古汉语教师要有专业献文化素养，还要有好的教学方法。我们所说的“专业的文化素养”主要指古汉语教师不仅要具有深厚的专业功底，还要有广博的专业知识面，对我国古代的政治、历史、天文、教育、哲学、风俗习惯等文化知识都有所了解，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住教材，更深人地理解教材，才能有效地进行古代汉语教学。“好的教学方法”贝组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采用各种方法或者技巧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唤起学生对古代汉语的兴趣，导他们去探究优秀的传统文化，使之加人到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创新的队伍中来。具体来说，通过古代汉语教学来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具体措施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教师要改变教学观念，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传统.的古汉语教学中，教师将这门课仅仅视作学习其他‘课程打通语法、扫除文字障碍的工具。新时期的教学改革首先要求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有意识地对学生的学习进行正确引导。如讲到《论语》时，教师应结合现实，引导学生感受古人为人处事的准则、教书育人的方式方法、高尚的道德情操等。要求学生多记诵名诗名文，从而加大对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的力度。还可以适时地结合传统节日，渗透传统文化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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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古汉语的界定
众所周知，汉语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词汇作为语言中最为敏感的因素，社会的变化无疑会在词汇中留下痕迹。“要对从先秦直到明清的各个历史时期的词语一个一个地搞清楚，对汉语各个时期的词汇的面貌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才能清晰地了解汉语词汇系统的历史面貌。因此“先搞好各个历史时期断代的词汇史研究，再进行整体的研究会更好”，所以对汉语词汇进行断代研究尤为必要。但是目前，学界关于中古汉语的断代问题意见仍未统一。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绪论》中将公元四世纪到十二世纪（南宋前半期）划为中古期，九十年代向熹在《简明汉语史》中对汉语史的分期与王力先生相同。朱庆之在《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中则把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看作是中古期，我们这里所说的“中古汉语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从东汉至隋末这一时期大约四五百年间的文献、特别是富含较多口语文献的语言。”
二、中古汉语复音词研究概况
汉语复音词的研究学界很是关注。实际上对于中古汉语复音词的关注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的《词汇的发展》这一章就曾对该时期的若干词语进行过开创式的探讨。可以说直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对于中古汉语复音词的研究仅涵盖在少量的汉语史论著中，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八十年代以后，才有大批学者对复音词进行了断代的或专书的研究。此后，中古汉语复音词的研究论著不断涌现，研究队伍日益庞大，研究理论以及研究方法不断创新，使得中古汉语复音词的研究取得了大批新成果。
三、中古汉语复音化的原因
复音词是汉语词汇中词的一种重要形式，即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音节构成的词。古代汉语词汇以单音词为主，现代汉语词汇则以复音词为主。汉语词汇从单音节向复音节的转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古汉语时期作为汉语词汇发展史上承上启下的一个重要阶段，此期汉语词汇系统发生了重要变化，主要表现为汉语复音化进程空前加快，新生复音词大量涌现，汉语复音词的构成方式日渐多样化。我们知道从理论上来讲，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内部原因与外部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古汉语词汇系统的这些变化也是语言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中古汉语复音化的外部因素
词汇作为语言中最为敏感的一部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在词汇系统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因此，社会的发展变化直接影响着汉语词汇系统的发展。
从中古汉语发展的外部因素来看，首先，佛教的传入加快了中古汉语词汇的复音化进程。众所周知，佛教自西汉末年从古印度传入我国，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渐盛行。而中古汉语所处的历史时期正是佛教第一次大规模地传入我国的时期，我们都知道“任何不同文化的接触、交流、碰撞，都会在语言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语言是一切观念形态的载体，任何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的影响无不以语言作为媒介，而语言无疑又是最先感受这种影响并接受这种影响。”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佛经的汉译工作也随后展开，佛教开始渗透到我国文化的各个领域，这一社会现象反映在词汇系统中无疑会给汉语词汇系统注入新鲜血液，即产生大量的新词新义。例如，新词【袈裟】：梵文kasaya音译，指佛教僧尼的法衣。【夜叉】：梵语yaksa的音译，指鬼。【浮图/佛图/浮屠】1：都是梵语Buddh——Stupa的音译，指佛塔、佛寺，却有三种不同的写法。《异苑》卷四：“未几，为谢玄破于淮淝，自缢新城浮图中。”《拾遗记》卷四：“于其指端出浮屠十层，高三尺，及诸天神仙，巧丽特绝。”【地狱】1：梵语Naraka的意译，指苦的世界。【法师】：梵语dharma——bhanaka的意译，指通晓佛法又能引导众生修行之人。
新义如【居士】：本指古代有德才而隐居不仕或未仕的人，转译梵语grha——pati，指在家教徒。《异苑》卷五：“汲郡卫士度，苦行居士也。”【方便】：梵语叩aya意译，是十波罗蜜之一，指佛普渡众生时采用的各种方法、手段。后用来表示一般人所用的方法手段，“方便”由佛教意义泛化为普通意义，这个意义在中古时期很常见。
除了佛教的传入给汉语词汇的发展带来了重要的影响之外，道教的发展以及玄学的产生也给汉语词汇增加了大量新生复音词。道教源于我国本土，形成于东汉末年，“汉末、魏、晋时代，上至帝王宫廷，与士族巨室，下至贩夫走卒，由于世家宿信仙人的观念，已相沿成习，犹如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十之八九，世家传统，都是信仰佛道两教。”因此，中古汉语词汇系统中产生了大量神仙、方士以及羽化升仙的词语。如【真人】：道家、道教者称“修真得道”或“成仙”之人。【丹药】：指作为炼月一的药物。外丹术中指铅、汞、硫磺、矾石等；内丹术中指精、气、神等。【化鹤】：仙化、成仙。另外，在中古汉语时期，一种融合儒道两家的新思想——玄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语言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社会上的任何微小的变化都会在语言中留下痕迹。因此，玄学的产生又为中古汉语词汇系统注入了很多玄学词汇，如相人、道术、道法、巫人、秘术、浑天等等。
由此可见，佛教的传入以及道教玄学的产生，加快了中古汉语复音化的进程，丰富了汉语的词汇系统。
（二）中古汉语复音化的语言内部因素
“上古汉语中以单音节为主，就单音词来说，一个词就写成一个汉字。”“汉语词汇双音化的内因在于处于词的核心地位的词义必须适应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单音节的词形和词音在某种程度上已限制了词义的发展，词形和词音是为表达词义服务的，因而也必须适应词义的发展。”中古汉语时期词汇系统中除了增加了大量复音新词以外，还产生了大量的单音新词，但是单音词的无限产生对于人们的交际来说无疑成为一种负担，因此必须在单音形体的基础上构造复音新词，以减少交际的障碍。此外，此期笔记小说的语言内容丰富、口语色彩极强，而且由于社会的发展，交际中已经不再满足于双音节的构成方式，三音节、四音节的词语不断产生。
中古时期志怪小说新生词构成比例表
书名搜神记搜神后记拾遗记幽明录异苑冥祥记应验记博物志单音新词5021732364375复音新词397127372365328681404162单复比例1：7.91：6.11：53.11：11.41：10.61：16.21：80.81：40.5从上表的统计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中古时期志怪小说中的新生复音词比例远远高于单音词，而且新生复音词稳步增长。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中古汉语词汇复音化进程的加快，从外部因素来看主要是因为佛教的传入以及本土道教及玄学的产生，社会上的这些变化为汉语的词汇系统增加了大量新生复音词；从语言内部因素来看主要是汉语构词法的发展，进入中古时期，汉语语法构词迅速发展，使得汉语中的复音词不断增加；同时，此期文学语言的变化，笔记小说的大量涌现也使得汉语词汇系统日渐丰富。
[参考文献]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2]王力.汉语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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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汉语课程是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必修课之一，其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阅读中国古书的能力，对于提高学生的语言文字素养，阅读古籍能力，弘扬传统文化、培育民族精神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然而，由于古代汉语课程内容理论性较强，距离今天时间久远，内容比较枯燥，教师教学困难，学习不愿意学，教学课堂死板成为目前古代汉语教学的普遍状况。尤其是现在注重应用本科高校建设背景下，古代汉语教学面临更多的问题和挑战。
一、目前古代汉语课程教学面临的问题
1.高校古代汉语课程普遍使用的是由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教材采用繁体字，把文选、常用词、古汉语通论三部分结合起来，文选中所选文章都是有代表性的历史名篇，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全书注音、释义准确，成为大多数高校首选的古代汉语教材，但是由于教材是1962年出版的，使用年代较长，教材修订相对比较滞后，文选部分与中学教材重复部分较多，如《左传》的《段于鄢》《烛之武退秦师》等篇，学生在中学阶段已学过。文选中有些字词注释较模糊，通论部分有些难理解的概念如古今字、异体字的讲解也较少，学生理解起来比较困难。近年来教材对新的研究成果吸收不够，知识相对陈旧。
2.课堂的教学效果不够理想。由于课程的理论性较强，内容比较枯燥，从目前教学情况来看，古代汉语的文选部分的讲解多是逐字逐句讲解，字词解释都是根据各种参考书的解释，古汉语通论部分纯理论的讲解更为枯燥。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兴趣不大，觉得教学内容枯燥，古汉语的术语难以理解，对繁体字书写的课本产生畏难情绪，感到沉闷、乏味，久而久之就产生对古代汉语课程的厌倦感，加上学生对古代汉语课程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学生认为古代汉语实用性不强，远离现实生活，对今后就业关系不大，对古代汉语课程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古代汉语存在的价值充满怀疑。
3.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单一。古代汉语目前的教学方法主要采取“满堂灌”的填鸭式授课方式，没有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仅仅依靠课堂教学，忽视课外学习的作用。虽然教学手段上大多数高校都采用了多媒体授课，也不过是课堂内容是从板书到PPT的转变，与传统的授课方式没有本质的区别，很多学生只是在把PPT拍下来，考试前再突击学习，课堂教学中缺乏学生的积极主动的参与和探讨。学生的上课积极性不高。
4.学校不够重视。在现在注重应用本科高校建设背景下，一些高校单纯重视学科的应用，将传统的语言类课程逐渐削减，甚至取消了《语言学史》等理论性较强的课程，古代汉语的课时量也逐渐减少，这与古代汉语课程的中文专业的核心课程地位极不相称。
二、提升高校古代汉语教学的策略
针对古代汉语课程尴尬的处境和学生学习的现状，面对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新的需求，古代汉语的教学内容需要进行重新调整，教学工作要改变当前的传统的填鸭式授课方式，应转移为注重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的教学目标，应注重培养学生阅读古籍的能力以及语言的理解运用能力和写作能力。针对目前的教学现状，提出以下改革的策略。
1.优化教学内容，调整教学计划，要突显古代汉语作为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核心课的地位，同时教学计划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古文应用能力。教学内容的设计上要针对教学大纲进行合理的拓展和补充，教学过程中可将文选、通论相结合，分章节教学，课程讲解中要注重与现代语言生活相贴近，教材所选文选篇目较多，教师可重点选择有代表性的篇目，中小学教材学过的篇目可不再讲解，教师未讲的篇目可作为课堂作业布置给学生。
在讲文选部分时，可以将古代文史知识融入文选部分的教学中，从字词的讲解扩展到对古代的思想文化的讲解上，将二者结合起来，既要讲好字词，又要将古代汉语和古代文学结合起，利于学生理解，将生涩难懂的文言文放在丰富多彩的文化背景中，引入相关历史背景知识和文化地理知识，提高学生的兴趣。如《论语？公冶长》说："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就可以讲解古代的车马的称谓，战国以前，车马是相连的，古人所谓御车也就是御马，所谓乘马也就是乘车，两匹马拉的车称为骈，三匹马拉的车称为骖，四匹马拉的车称为驷，古人乘车以左为尊。《论语？季氏》："齐景公有马千驷。"这不在于说他有四千匹马，而在于说他有一千乘车。
通论部分的教学内容包括词汇、语法、诗词格律以及常用的字词典等内容，内容较广，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对教学内容进行整理，在语法教学如“判断句”、“否定句”、“疑问句”的讲解时可注重与现代汉语进行比较，让学生自己归纳总结规律。教师要更新教学理念，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提高古今贯通的能力，密切与现代汉语的联系，培养学生运用古汉语的知识解决现代汉语中遇到的问题，现代汉语也是由古汉语发展而来的。
2.在古汉语教学中，不断探索新的教学模式，利用各种手段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建议配合使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使教学内容更形象丰富，在教学方法上，要综合使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如启发式教学法、探究式教学法、讨论式教学法等，在课堂中提高学生主动参与性，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培养学生学习的热情，激发学生自主探究的兴趣。在课堂中，教师可以提出某个问题，引导学生进行分组讨论，或者布置一些小论文让学生在课堂外完成。如在讲解古今感彩的不同的几种情况时，教师可以先举例让学生说明一些字词各自古今的含义，然后再让学生来归纳古今感彩的变化有哪几种情况。
充分利用多媒体、网络等现代教育技术，缓解古代汉语课的枯燥、乏味，增强古代汉语课程的趣味性，可以将相关的背景资料和知识点通过PPT展示给学习，扩充教学内容，节约大量板书的时间，通过一些有趣的背景图片和视频，增强课堂的趣味性。如在讲解《战国策》的有关篇目时，就可向学生展示出自《战国策》的一些成语的图片，如“亡羊补牢”，“画蛇添足”，“狐假虎威”。如在讲汉字形体的演变时，举例讲解“行”字时，依次展示出“行”的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行书等古文字形的图片，使学生能够清晰地看出“行”字的演变，加深学生对古文字的印象，避免了教师讲解的含混不清及板书的不准确，节约了课堂时间，也使教学过程变得生动、有趣。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教会如何利用网络查询资料，如可通过《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查询字词义，可通过“汉字字源”网查询6552个常用汉字的的甲骨文、金文、小篆等各种形体，教师也可在课堂中进行在线演示。
3.加强课程实践环节的教学，使学生能够学以致用，古代汉语课程理论性较强，现有的教学内容没有体现出文化应用的内容，因此应充分考虑到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实际情况，重新思考古代汉语的课程结构，根据各高校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不断优化教学内容，及时引进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注重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的新颖性，将教学内容与现实社会有效地结合起来，突出课程的实践。
在知识传授过程中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着力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较强的语言运用能力，为培养创新应用型人才打好基础。关注古代汉语的现实价值，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同时在教学过程中可突出古代汉语的应用功能，将古代汉语的教学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现实社会有效地结合起合，如对于毕业后有意考公务员和从事文秘工作的学生，可鼓励学生多读名家名篇，提高写作技巧；对于想考古代汉语专业研究生继续深造的同学，可鼓励学生对古代汉语进行深入透彻的学习，并多阅读古汉语其它的教材和相关的参考书籍，如《训诂学》、《文字学》、《音韵学》、《中国语言学史》等；对于有志于做中小学教师的学生，可鼓励学生多阅读并熟悉文献，掌握中小学古汉语中常用的文论知识，熟练使用《古汉语词典》《辞源》等工具书，并可选择一些中小学课本的古文文章让学生自己查阅资料并备课，形成教案，并让学生在课堂上讲解，这个环节对学生的能力提升作用很大。
4.加强高等学校教师古代汉语教师专业素质的培养，古汉语教学需要教师具有扎实的古代汉语基础，具有丰富的文史知识。很多高等学校古代汉语专业的教师毕业后很少再进行古代汉语专业知识的系统学习，很多教师自身就对古代汉语课程的相关知识理解得不透彻，在讲解时难以向学生阐述清楚，学生自然就感到晦涩、枯燥，难学。因此，应加强对高等院校古代汉语教师队伍的培养，教师要努力提高自身素质，注意平时的积累学习，不断扩充自己的知识，对古代汉语进行系统的、专业的学习，以及古代汉语教学中最新的研究成果，新的教学理念和方法，能够掌握古汉语的新动态、新现象，并能将现代化教学元素和传统相结合并运用到教学中，革新传统的教学方法。同时教师应注重自身的科研能力的培养，通过科研加深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并能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5.在考核中，传统的“古代汉语”课程的考察是单一的期末考试制度，无法体现学生的综合运用能力，因此新的形势下，需要探索新的考核模式，考核命题要以教学大纲为依据，考试内容要反映大纲规定的基础知识、理论和技能，并要反映课程的主要内容，要体现学生对课程掌握和古汉语的综合运用能力。考试的类型可包括多种形式，如闭卷考试、开卷考试、平时作业等多种方式，考试内容应注重考查学生的基础知识、理论的掌握和运用能力，可建立包括课堂回答问题和课堂讨论情况，平时作业、考勤制度和考试相结合的考核制度，把期末考试的一次考核变为多次考核，记分方式为百分制，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30%，其中平时作业和课堂提问讨论情况占平时成绩的20%，考勤占平时成绩的10%，平时的各单元部分的考核成绩总共占总成绩的70%，这样便于教师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及时调整课堂内容，也能促进学生对平时上课的重视，最终有效地促进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
〔参 考 文 献〕
〔1〕王力.古代汉语〔M〕.北京：中华书局，1991.
篇9
由此可见，技术上的以及其他一些方面的手段是非常必要的，这是汉语言文学产业化在硬件上的要求。
二、汉语言文学的国际化
要实现汉语言文学的国际化，首先要实现汉语的国际化，让汉语逐渐成为一种被认可并被广泛接受的语言。在这点上对外汉语教学则显得尤为重要。
其次，要实现汉语言文学的国际化必须建立汉语言文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作为文化产业的一部分进行国际化。这就需要各方面人力、物力、财力的大力支持。
最后，汉语言文学要渗透到的是世界各国，不应该急功近利只盯住拥有文化话语权的欧美各国。诺贝尔文学奖不一定是一国文化获得国际认可的唯—途径，只要拥有足够多的国际广泛认可，汉语言文学完全可以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诺贝尔文学奖。
三、走产业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的发展道路
篇10
中图分类号：H109.2 文献标识码：A
一
古汉语中的倒装，人们论述较多，但名称不一。唐代的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指出，《诗・汝坟》中的“不我遐弃”犹云“不遐弃我”，并指出“古人之语多倒，《诗》之此类众矣”。以后又有“倒句”“反言”（罗大经）、“颠倒用字”“倒用文势”（王 ）、“倒其文”“倒用字”（孙奕）、“倒语之法”“倒法”（陈 ）、“变式句”（黎锦熙)、“倒置”（郭锡良、唐作藩）等名称。由名称的分歧我们可以看出，历代学者对倒装现象的认识不同和分析这一现象时带的某种任意性。他们或从语法语序上对倒装加以分析，或从修辞上对倒装加以分析。直到今天，关于古汉语的倒装现象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分歧。综观论者的观点，可以划分为三：一是承认古汉语中与现代汉语语序不同的句式即为倒装；二是承认古汉语中有部分倒装；三是根本不承认古汉语中有倒装现象，而认为是正常语序。
承认古汉语中有倒装现象的人较多，如清朝的姜宸英在《湛园札记》中指出，孔子问：“谁与，哭者？”是“倒装文法，恰似惊问情状”。王懋 在《读书记疑》中指出，“非乎，而离朱是已”是“倒装句法”，意思是说：离朱非骈与明乎。王引之在《经义述闻》中论述了“动+介＋宾”倒装为“宾＋介＋动”这种句法现象：“左传：‘其一二父兄惧队宗主，私族于谋，而立长亲。’引之案：私族于谋而立长亲者，私谋于族而立长亲者，倒言之，则曰私族于谋矣。昭十一年传：‘王贪而无信，唯蔡于感。’言唯憾于蔡也。本年传：‘谚所谓室于怒，市于色者。’言怒与室，色与市也。本文并与此相似。”
近代的王力先生也说：“近体诗为了适应声律的要求，往往可以把语序作适当的变换，这是句法上的倒装。散文虽然也有倒装的句法，但是比近体诗少，而且远不如近体诗自由。”林玉山先生则说道：“古人还知道倒装”，“除了语法结构上倒装外，还有修辞或押韵的需要”。
不承认倒装的主要有黎锦熙先生，他说：“正规的说法要叫‘变式句’，不要叫‘倒装句’，因为倒装是可以‘复原’的，完全是为了修辞上临时需要而倒装，变式句虽有些可以复原，但是不让‘复原’的，任何成分都可以提前，但有一定的规律，有了规律的变式句就是汉语一种固定的结构形式。”显然，黎先生认为古代那些和现代汉语句式不同的句式不能算作倒装句，而是古汉语的一种“固定的结构形式”，大不了叫做“变式句”。
承认古汉语有部分倒装句式的有郭锡良、唐作藩、启功等人。郭锡良、唐作藩在《古代汉语》（修订本下册）中讲到古代汉语的修辞方式时提到“倒置”：“倒装是有条件的，今人所谓‘倒装’，对于古人来说原是正常的句式，倒置并不是一种规律性的现象，也不是一种值得肯定的修辞方式。”他们引入“倒置”这一概念，目的是区别于散文的有规律性的倒装句，从修辞角度把倒置设定为一种修辞方式。启功先生在《汉语现象论丛》一书中谈到：“（古汉语）少有真正的倒装句”，“当然不能说文言文绝对没有倒句（倒词成句），也不是没有倒叙（指句与句的先后次序），不过文言文是以顺说为主流罢了。至于诗歌、骈文中，因迁就平仄韵律和对偶，常有颠倒处，但俱有缝子可寻，而不是真倒。”他还指出：“所谓倒装，特别常见的是那种短句。如：1、不我信兮。2、夫何远之有。3、何以文为。4、吾斯之未能信。”我们从启功先生的论述中看，他和郭、唐的观点还不尽一致。
综观以上学者的观点：1、要不要说古汉语（包括散文、诗歌）中存在倒装句；2、倒装是语法现象，还是修辞现象。
二
古汉语中究竟存不存在倒装句呢？我们说是存在的。事物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普遍性是共性，特殊性是个性，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中，事物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作为记录语言符号最高级语法单位的句子，也不例外。汉语词在句子中的次序是比较固定的，从古到今变化比较小，一般都是主语在前，动词在宾语之前，修饰语在被修饰语之前，古今一致。这是普遍性，而在这普遍性中，古汉语也有少数特殊的语序。这就是事物的特殊性。一般认为，这些特殊的语序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宾语前置；2、主谓倒装；3、定语后置；4、数词倒装；5、其他。
从世界语言的情况来看，各种语言都是包括主语、谓语和宾语在内的句子，据有关统计（桂诗春，《心理语言学》），各种语言语序比例为：SVO―35％；SVO―44％；VSO―19％；VOS―2％。（S为Subject，意即主语；V即Verb，意即谓语；O为Object，意即宾语）
由此可以看出，各种语言的主语一般都是放在句首的，占79％。这说明各国人民的语言习惯是相通的。而特殊现象占2％，则说明了语言现象的特殊性。
对中国现有最早的文字甲骨文的句式特征加以分析，可以发现，甲骨刻辞的句型有比较复杂和比较简单两大类。比较简单的句型有10种，据1000个单句统计分析，句子的语序一般是主语在前，谓语在后，谓语中动词或系词在宾语之前，但是在代词作宾语的否定句中，代词放在动词之前。语序变例最常见的是宾语在动词之前。也就是说，即使在最早的甲骨刻辞中，句式的特点也包含有特殊性。
既然倒装现象在古汉语中时有存在，是普遍性中的特殊性，也是古汉语与现代汉语不同的一个方面，那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把这种变换的句型称为倒装呢？再者，从古汉语教学的角度来看，引进倒装这一术语，更有利于我们对古汉语特殊句型规律的把握。利于教，也利于学。为什么要把本来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呢？鉴于此，本文认为，不应排斥倒装这一概念，更不用以各种不同的术语名称来称之。
三
对于韵文中的倒装，我们也可以用上述思维。从《诗经》的句子结构来看，其中的句法有主谓句、述宾句、述补句、偏正句、并列句等多种类型，但结构变换的句式也很多，主要为：1、状中式与述补式变换。如：呦呦鹿鸣（《小雅・鹿鸣》）、 坎坎伐檀兮（《魏风・伐檀》）；2、主谓式与定中式变换。如：明明天下（《大雅・江汉》）、青青子衿（《郑风・子衿》）。
对唐诗加以分析，也可以看出倒装无处不在。如：“石泉流暗壁，草露滴秋根”（杜甫，《日暮》），应为“石壁（下）流暗泉，草根（上）滴秋露”；“不须浪饮丁都户，世上英雄本无主”（李贺，《浩歌》），应为“丁都户不须浪饮，世上英雄本无主”。
诸如此类的句式不胜枚举。诗歌中句式的变换有些从散文的语法看是不容易理解的，但是它们协调了音律，强调和突出了不同的语义内容，产生了美感。古人称之为“诗家妙法”：“‘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仍作泻时声。’此倒语也，尤为诗家妙法。”把换序的诗句叫作“诗家语”：“王仲至钦臣能诗，短句尤秀绝。初试馆职，有诗云：‘古木阴森白玉堂，长年来此试文章。日斜奏罢长杨赋，闲拂尘埃看画墙。’王文公见之，甚叹爱，为改为‘奏赋长杨罢’，且云：‘诗家语如此乃健。’是知妙手斡旋，不烦绳削而自合矣。”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古人对诗歌中倒装的重视。
不过，就我们上述所列的倒装句，有些在古汉语中仍然有正装的例子，如：“匈奴必以我为大军诱之，必不敢击我”（《汉书・李广传》），与“汉果不击我矣”（《汉书・赵充国传》）等。
否定句中宾语是代词要前置这一规律，也并不是十分严格，用“弗”、“勿”、“非”、“无”这四个否定词的否定句，宾语是代词就不能倒装。这是因为“弗”“勿”所限制的动词一般不带宾语，“非”字是否定整个谓语的，“无”字本身就是动词。在上古汉语里，疑问句里的疑问代词宾语必须放在动词的前面这一规律则很严格，“但自魏晋以后逐渐变化，到宋时已有很多不前置了。”这些都说明了古汉语句式特点是灵活多变的，并不是僵死一成不变的。因此，我们把古汉语中那些语序变换的句子称作倒装是很有必要的。
在倒装这个母系统下，统领散文中的倒装和韵文中的倒装两个子系统，散文中的倒装可以分为：宾语前置、主谓倒装、定语后置、数词倒装、其他类倒装。韵文中的倒装又可以分为：古体诗中的倒装和近体诗中的倒装。这样划分，优点在于一是条理性强，二是便于识记，三是较为系统；不足之处是，分类标准不一致有的按词性去分，有的按句子结构去分，并且散文和韵文中的倒装有重复现象。
四
以上我们从语法或者说语序方面给倒装一个较为系统的分类，但对于倒装是语法现象还是修辞现象（指狭义的修辞）的争论还是很多。如郭锡良、唐作藩在谈古汉语的修辞方式时提到“倒置”，并指出它不是一种值得肯定的修辞方式，而在讲近体诗的句法时，又提出另一术语“错位”；王力先生在《古代汉语》的修辞方式一节中就没有提到倒装。而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中，则明确指出倒装属于章句上的辞格。
本文认为，修辞与语法之间存在着不少共同点，绝对化地把修辞与语法割裂开来的做法是不足取的。考察古代汉语可以看到某些修辞方式往往具有一定的语法特点，而某些语法现象也往往具有一定的修辞特点。我们先拿省略作一比较：古汉语中省略本是语法问题，但句子成分的省略也与修辞有关。如：应侯曰：“郑人谓玉未理者璞，周人谓鼠未腊者朴。周人怀朴过郑卖曰：‘欲买朴乎？’郑贾曰：‘欲之。’（ ）出其朴，（ ）视之，（ ）乃鼠也。（ ）因谢不取。”（《战国策・秦策三》）在这一句中“出其朴”和“因谢不取”的主语省略，不难理解，“视之”前面省略主语“郑贾”，容易被忽视，如果把这句话标点为“出其朴视之”，就错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对一个句式的分析既要从语法角度，又要从修辞方式上来分析。倒装句也是这样，从语法上讲是次序的颠倒，从修辞上讲则是为了突出强调及押韵平仄的要求，是为了更好地表现一定内容的一种方法。如：“且虞能亲于桓庄乎，其爱之也？”（《左传・僖公五年》）这句话实际上是“晋之爱虞也，能亲于桓庄乎？”的倒装。为了强调指出虞国与晋国的关系不可能比晋献公的同族兄弟桓庄之族与晋国的关系更亲密，故而把“虞能亲于桓庄”提到前面。在诗歌中，倒装是诗人为了押韵、节奏、平仄或强调不同语义内容需要而对句式所作的调整。从修辞效果上讲，是诗人追求表情达意的特殊效果和非同寻常的审美情趣的重要手段。
无论是用倒装表示强调突出，还是用倒装为了平仄、押韵取得审美效果，目的都是引起阅读的注意，是一种识别标志。因此我们说，倒装是古人常用的一种修辞方式，“是在常规组合的基础上所派生出来的超常规组合，它以常规组合的存在为前提，因而与常规组合相比较而成为极其重要的识别标志”的一种修辞方式。倒装是古代汉语中变换常规语序以适应某种需要的一种句式和修辞方式。
参考文献：
[1] 王力：《古代汉语》（校订重排本）（第四册），中华书局，1999年版。
[2] 林玉山：《汉语语法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3] 黎锦熙：《变式句的图解》，《语文学习》，1953年第3期。
[4] 郭锡良、唐作藩等：《古代汉语》（修订本下册），1981年版。
[5] 桂诗春：《心理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6] 管燮初：《殷墟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社会科学出版社，1952年版。
[7] （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一），《中国历代诗话选》，岳麓书社，1985年版。
[8] 蔡涤：《西清诗话》，吴文治：《宋诗话全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篇11
《简明古汉语字典》（以下简称《简明》）编写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参与编写的是四川大学的张永言、杜仲陵，向熹等六位先生，1986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初版以来，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好评，也曾于1988年获得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因其优秀的编纂团队，严谨的编纂态度，明确的使用定位，鲜明的编排特色保证了它的科学性、权威性、知识性和查考性，成为了中小型古汉语辞书中很有代表性的一部辞书，也成为大中专院校古汉语专业学生和社会上文学爱好者学习古汉语的好帮手。但是经过长期的使用，它存在的一些不足也逐渐的凸显出来。本文试从其收词、释义、注音、编排、引例等五个方面入手，对其特色和不足进行举例分析，不仅希望引起使用者的注意，也为中小型古汉语辞书编纂提供一些意见。
一、古汉语辞书的收字是编纂的一个重要环节，不同的编写标准和不同的使用者对象都会导致收字的选择不同。差异不仅是收字的规模，更是指收哪些字，不收哪些字。《简明》的编写者在收字的选择上是经过仔细的斟酌的，某些字词的选入甚至可以说是匠心独运的。
首先，《简明》共收录字头8500多个，收录复音字6000多，不仅收双音词，也收了不少三音节词以及四音节成语。《简明》的一个鲜明特色是所有的字头均使用繁体字，后以括号分别标柱简化字。辞书使用繁体字字头对古汉语的学习者来说是大有裨益的，很多汉字的意义往往包涵于繁体字字形中，通过对字形的分解就可以了解很多汉字深层的意义，这是由汉字的特色，也是由汉字的性质决定的。繁体字中蕴涵着的众多汉文化的积淀对古汉语学习者来说也是一种文化的熏陶。另外，使用者在长期的查阅、使用、繁简对照过程中也会循序渐进，更好的认知繁体字，从而在古文献的阅读中能得心应手。
再者，在现今通行的众多古汉语辞书中，多存在“头重脚轻”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古汉语范围。如王力《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以下简称《常用》）第四版的说明中就提到：“所谓古汉语，不包括汉译佛典，六朝笔记，唐宋诗词以及近代戏曲小说。”其实这种提法过于严苛，因为作为中小型古汉语辞书的使用群体，往往接触更多的恰恰就是这些作品，虽然先秦群经诸子和两汉传世文献是古汉语文言的基础，但是古白话也是不容忽视的材料。对这些材料涉足不多是众多古汉语辞书的通病，在这一点上《简明》力排众议，独树一帜，收录了众多相关字头，使用者在使用过程中不仅可以查阅传统文言，也可以翻查佛典、诗词、戏曲小说中陌生的字词。如：“比丘”出自梵语bhiksu的译音，佛家指出家修苦行的男子。再如：“乘”字，《简明》收录其佛教教派或教法，如“大乘”“小乘”之意，这些意义众多辞书都不收。在阅读《水浒全传》第二十三回时碰到【鳌山】一词，翻查众多辞书皆不得解，《简明》“鳌”字条下收录，意为“叠成山形的花灯”，于是才恍然大悟。
异体字的收录是否合理也是评价一部辞书优劣的重要标准。所谓异体字的定义是指字音字义相同而形体不同的一组字，由于汉语是由意符、音符和记号组成，而意符所选取的角度因人而异，所以古汉语中异体字是非常多的。在收录异体字的处理上，既要考虑到其客观存在，又要方便使用者分辨和学习。另外在处理异体字的分合上涉及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即：往往异体字的意义只在部分义项上适用，哪些字可以视为异体字放在一个字头下，哪些应该分开串讲。《简明》对此的处理是十分聪明的，它将最常见的一个异体字作字头，其他加圆括号附后，只适用于部分义项的异体字在左上角加义项序码标明。如“荜”和“筚”皆表示用荆条、竹子等制成的东西，字音和意义完全相同，可置于同一字头之下，而“筚篥”是仅属于“筚”的词，虽收录但与“荜”无关，因此在“荜”字左上角加义项序码①标明，这样对异体字的处理让人一目了然，印象深刻。
二、《简明》在对注音的处理也是非常有想法的，特别表现在它增加了“旧读”和“又读”这两个处理，即不仅标柱普通话拼音，还对可供参考的又音和旧读斟酌收录，用“（又×）”和“（旧×）”标明，另外还对古入声字进行了标柱，在字的右下角加小三角符“”标明。
在古人的诗词歌赋中，往往有很多地方现在我们读起来会觉得不合韵，拗口，这些往往都是因为存在古今读音的差别，查阅到韵字的多种读音有利于增进我们对古人平仄要求的理解。在杜甫《重过何氏》这首诗中，“落日平台上，春风啜茗时。”《简明》注“茗”旧读“mǐng”，否则仍读“míng”则明显不合韵。
在对字音的考释方面《简明》也做了很多工作，力求读音准确的同时贴近实际，例如“口吃”的“吃”很多辞书都注为阴平“chī”，而《简明》却注为“jí”入声。查阅《康熙字典》，“吃”可读①居乙切，《说文》：言蹇难也，即口吃，当读若“结巴”的“结”。因此可知读“口吃”为阴平是积非成是的错误，大悖于实际的读音。同是“吃”字，当放在【吃吃】“笑声”里面的时候当读作什么？《常用》注为“qīqī”，《简明》注为“gégé”，查《康熙字典》得知此音应读②欺讫切，今音应保留其舌根音的读法，因此看来又是《简明》更加准确。
在对多音多义字的处理上，《简明》用序码？？？等分别标柱拼音，并且在各自读音之下为该字作解释，使得使用者清晰的获知某字的某音表达某义，而不会在阅读中因混淆字音。例如“差”字为多音多义字，共有6个不同读音，13个不同的义项。若混在一起解释很容易让人出现记错读错的情况，对此《简明》的处理是分别用{一}{二}{三}{四}{五}{六}6个序码分别标示“chā”“chà”“chāi”“chài”“cī”
“cuō”这六个读音，并分别在序码对这六个读音所表示的意义进行解释。如{三}差chāi就表示“选择，挑选”和“派遣”两个意义。这样的处理让人对多音多义字的音和义都有了直观的认识和深刻的印象。
三、释义是一部辞书的灵魂，也是评价一部辞书优劣的关键所在，《简明》的编者十分重视释义的全面性和精确性，着力探求本义，在义项分合和补增前人失收义项方面做了相当多的工作，从整体上来看，《简明》取材广泛，源流并重，义项多，释义直观通俗，有着很强的实用性。从细节上来看，无论是词义的把握还是语言的表述都是下足了功夫，并在编纂的过程中参阅了大量前人的专著，如《诗词曲语辞汇释》和《助字辨略》，从而使这本辞书的释义新意众多，权威可靠。但是白璧微瑕，它也存在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首先，作为中小型古汉语辞书，在收词释义方面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应当有所取舍，更加注重义项的系统性。《简明》在一些字词的是释义上义项分立过于细密，有的又未体现义项之间的引申关系。
例如“爱”字条下，《简明》分别列①喜爱②友爱③男女间有情④仁爱。显得过于累赘，其他大部分辞书“爱”字均释为“爱”，此处不避本字反而更加妥帖，也不会给读者带来误解。再如“病”字条下，《简明》分列“重病”“有病，生病”“病情加重”三个义项，应当作为差别较小的均放在同一义项中，并体现义项之间的引申关系，《常用》对此的处理就值得借鉴：①病情加重（本义）泛指病，生病引筋疲力尽。并在后面设【辨】病，疾，就更锦上添花了。
另外，《简明》在其凡例中指出：义项排列原则上按字义引申关系排列或以常见义列前，其余意义列后。先且不说此原则本身存在模棱两可的问题，就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简明》也往往并未严格遵守，义项排列往往比较随意，让使用者不知孰为本义，孰为引申义。这种情况在《简明》中是非常常见的，试拈出一例：“病”本义是指“病情加重”，《说文》：病，疾加也。《简明》却将“重病”列在首位，表示本义的“病情加重”列在其后，让人不明就里，若强说“病”的“重病”之义更加常见恐怕缺少说服力吧，其实恰恰正是由“病情加重”引申出“重病”之义的。
再如“长”字条，“长”本象形字，象人披着长发的形状，以具体表抽象，表示“长短”的“长”，本义应该是与短相对。而《简明》将“长度”之义放在首位，让人误以为“长”的本义是“长度”。这个问题几乎通贯全书而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四、与释义相对的就是引文例证，选取例句的目的就在于帮助使用者更加直观的了解字义，《简明》在这方面特色鲜明，例证不拘泥于时代，取材广泛，很多明清小说和戏曲中的例证不仅通俗易懂而且又不失典型性，减小了阅读难度的同时加深了使用者的印象。常见义项引用一两条书证即止，而鲜见的字义则用多条例证。
但有一个问题似乎值得注意，即《简明》选取的例句中的生僻字大多缺少注解。作为中小型辞书，使用者多为中等文化水平，选例宜应尽量使用句式简单，意义明确的语句，如若实在需要用长难句，应该在句末稍作注解，不仅减少了查阅过程中二次查阅的麻烦，而且这些随文注释也可以让使用者得到额外的收获。《简明》的引例虽偶有注解但是明显不够，如“绌”字条下①粗缝。《史记・赵世家》：黑齿雕题，却冠秫绌，大吴之国也。虽稍有注解，但是使用者仍会不明其义，原来“黑齿雕题”是古代吴越人与婚姻相关的一种习俗，最起初是男女以左上门牙为定情信物曰“黑齿”，男性在女性额头上画家族图腾为“雕题”。头戴长针粗缝的鱼皮帽为“却冠秫绌”。此例句难度不小，《简明》的注解明显不够，让大多数使用者不明所以，宜在后面用括号加注“（古代吴越人婚姻习俗）”。
再如“”字条下③炊黍稷；做饭。《仪礼・特牲馈食礼》：“主妇视爨于西堂下”“爨”字难认，该例后无任何注释，翻查其他辞书，《常用》恰好也用此例，但《常用》不仅在“爨”后面加括号注了汉语拼音（cuàn），而且在例句之后加了注解（“爨：烧火做饭”），这样一来不仅让读者一目了然，也省去了再去翻查的麻烦。
五、辞书的编排设计也是关系辞书实用性和便捷性的重要环节，好的编排设计既大方美观又方便查阅，作为中小型古汉语辞书，合理美观的编排设计会更受使用者青睐，《简明》在编排上存在的几个小问题给使用者带来了一定的不便，这几个问题也是十分值得注意的。
《简明》凡例中提到：“本字典按音序排列字条，多音多义字一般排在现在比较常用的一音之下。”这一原则本身就很难落实，因为很多多音字很难分辨它的哪个读音更加常用。例如“长”有“zhǎng”和“cháng”两个读音，哪个更加常用就很难说清。而且在落实这一原则的过程中《简明》亦存在偏误，例如“没”字在“méi”下居然查不到，原来排在了“mò”之下。“臭”字不在“chòu”下排在了“xiǜ”下，这个问题非常常见，《简明》这一编排原则的初衷本是为了“以省篇幅”，却给读者带了很多的不便，实在是得不偿失，因此多音字仍应该另设参加条目，方便查阅。
再者，当利用部首目录查生字的时候，同一个部首，因繁简不同居然标在不同的页码。如查“马”部字在107页，107页却没有一个“马”部字，原来都排在了“”部，于是又只能重新查找“”部，实在让人感到奇怪。既然选择用繁体字字头，就应该考虑到部首检字表和一般辞书不同。
从总的来说，《简明》是一部有代表性的中小型古汉语辞书，它特色鲜明，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中小型古汉语辞书的编纂过程中有很多地方可以对它有所借鉴。
参考文献
篇12
高教版中职语文走进课堂，和学生见面，得到学生更广泛的接受，然而，也就是在新版的教学中，还是有些可以改进的地方，稍微进行一些调整，本文从该版古汉语部分的编排和内容的选择方面略谈一二。
1古汉语在文化濡染方面有现代文不可替代的价值，充满魅力
《大纲》指出中等职业语文课程的任务是："指导学生正确理解与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注重基本技能的训练和思维发展，加强语文实践，培养语文的应用能力，为综合职业能力的形成，以及继续学习奠定基础；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和科学文化素养，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和吸收人类进步文化，为培养高素质劳动者服务。"[1]文言文除了要让学生能阅读浅易文言文，掌握写作技能外，还要让学生接受传统文化熏陶，热爱祖国语言文字，进而培养他们热爱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感情，这是学习文言文最重要的目的。《中庸》："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2]弄明白意思后并不是很难，可对后进学生具有很大的鼓励作用；像"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儒家的社会伦理学说还要求人们在年老时有人奉养，以终天年，年轻的时候，社会提供条件来发挥自己的作用，让年幼的未成年的孩子在社会的爱护下成长，鳏寡孤独的老人及有疾病残疾的，皆能有所养。这虽然是一种社会理想，但也是人们对社会道德的要求，是儒家社会伦理的主张。也是中华炎黄文化的精髓，应该世代传承。这无疑是我中华民族长期一贯的传统博爱思想，理应发扬光大！《周易》里讲到"劳谦君子，有终吉。"《尚书》有"天道福善祸"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类语言及道理，是几千年几万世不变的箴言。不学文言文是很难明白同样道理的。《礼记・礼运篇》："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样的文字，所蕴含的内容可以作为社会发展的主流思潮来引领时代，可惜，这些学生，很少能见到，更谈不上理解了。《尚书.大禹谟》中的"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例子之多，可谓不胜枚举，太多既经典又通俗的道理，都是应该是职业学校学生普遍理解并遵循的，有着特别的说服力，为现代汉语所不能代替，是我们祖先给我们创造的宝贵文化。"经典是文化之母。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只能从阅读经典开始。经典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3]现在的企业，可以走得更远的，生产经营卓越的，无不拥有浓厚的企业文化，先进的生产经营理念。这些文化，其中不乏崇尚"厚德栽物"、"天道酬勤"的思想。
2经典的古汉语，传承了优秀的文化
从文明的传承来看，流传下来的古诗文是经过时间检验的"文质兼美"的经典篇目，内容丰富，形式典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作为炎黄子孙，对传统文化精华都应该有所了解，也是炎黄子孙应该具备的基本的共同的文化素质。[4]"具有初步的文学作品欣赏能力和浅易文言文阅读能力。"[5]"引导学生重视语言的积累和感悟，接受优秀文化的熏陶，提高思想品德修养和审美情趣，形成良好的个性、健全的人格，促进职业生涯的发展。"[6]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作为两大支系的文化，一并发展着，推进着，我们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我们肯定我们民族具有非常优秀的文化体系，国学的内涵博大精深，但是我们的传承一定也是出现了问题，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曾几次遭受重创，甚至遭受灭顶之灾。事实上，中华文化的精髓：爱、包容、谦虚、隐忍、内敛、克制、责任、尊重、感恩等美德，在台湾、新加坡、韩国电视剧里也很多体现，倒是我们自己，同样是华人世界的文化遗产，在我们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却有慢慢消退甚至消失的趋势。到国外旅游的国人，常常因为大声喧哗，随地乱扔乱吐，唯我独尊，典型的暴发户形象而遭到外国人的厌恶，这一切，似乎就是我们国人的标志。试想，能到国外旅游的人，在国人当中，经济条件属于"上流"，却屡屡让外国人刮目相看。在国外长大的华人后裔，有些人愿意和台湾人交流，不愿意或少和大陆人交往，原因不言自明。
3基础差，畏惧学习古汉语是中职学生普遍存在的现状
职业学校的学生走出校门就会融入社会，他们无处不在，承担着广泛的社会分工，充当各行各业一线骨干，其中不少是未来企事业的精英，也是社会主流分子，他们的教养、品质，承载的文化都会深切的影响着社会的各个群体，古汉语里包涵的优秀素养对他们的人生很重要，对社会的影响也很重要。本文没有贬低三校学生的意思，但是我们在职业学校里看到的学生，就是国人形象的一个缩影，他们虚荣、自大，成天游手好闲，抽烟，喝酒，偷窃，打架斗殴，无脏不成句。语文课堂上，大部分学生文言文基础严重不足，甚至空白。大多数学生表示最怕"古文"，认为是"天书"，也是他们的"天敌"，有点基础的学习中只会死记硬背字词意义用法，试卷中文言文考题10分段，个别可以到8分，大部分可以到4、5分，一部分1、2分，部分学生对文言文类的考题简直不去思考，就是简单的翻译也留着白卷。很少有学生能够比较准确地翻译文言文，包括讲解过的。四个学时完不成《鸿门宴》的翻译（本教材去掉了该编目）。随便找《师说》、《劝学》里的句子来考试，会翻译的学生在少数。03年三校生高考作文题："涉水浅者观鱼虾，涉深水者观蛟龙"，部分考生不题意，谈何写作？
4建议教材对古汉语的选文减低难度，增加宽度和广度
为降低难度的原则，高教版中职语文教材文言文大幅减少。原高教版《语文》（基础版）文言文共17篇。新大量削减了数量，也降低了难度，只选了《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劝学》、《廉颇蔺相如列传》、《师说》、《促织》等6篇。大量缩减文言文后的教材，弱化了作为文言文特有的文字魅力和文化内涵。古汉语的选择已经很注意难度的适当，可对于职校学生来说有的还是太难了，例屈原的《廉颇蔺相如列传》本来很具故事性，应该说趣味性很浓，但是在文字和思想理解上都属于文言文基础薄弱的学生够不着的档次，再好的故事也因为难度而把学生拒之门外了。信心不足的学生，更加止步不前，看见满篇的文言文就把心门关上，不再去探究弄明白课文写的什么，就更谈不上感受文字魅力和思想魅力了。高教版语文教材面对的学生涵盖十几种专业，其中包含医学专业的学生，很多中医方面的精髓是用文言文著述的，学生缺乏这方面的基础，不利于专业的发展。对于医学专业的学生来说，我国传统医学精髓如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大医精诚》等80余部著作都是文言文，在医学专业的教材里选入他们的文章是很有必要，也是可行的。如果一个从事医学专业的学生连这些古代医学泰斗的名字都没见过，那就不是他们的错了。学习古汉语能力是医学专业必须具备的，故古汉语的篇目不是简单的删减和削减而该是优化的选择。
由此看来，古汉语选文部分值得商榷，给学生多少文言文，选择什么样的文言文就是语文教材编撰专家们斟酌的问题，让这些更多没有机会走进高等教育的学生有机会接受他们也许一生都没有机会再接触的"古训"，阅读到浅显易懂又是我们国学中基础却又具备深刻道理的文言文，吸取到古代经典文化的深沉内涵。所以三校生语文教材在注重选入现代优秀时文的同时，应该兼顾古代经典作品，原则上"选文要短而有趣，文体丰富多样，还可图文并茂。注释可以多采点、简洁化。不搞繁琐的考证，以扫清阅读障碍为主。适当点评，适量背诵。坚持三年一定大有好处。"[7]作为具备一定文化素养，提供学习古诗文，是历经千古不衰的典范性、权威性的诗文经典，是经过历史的筛选而沉淀下来的精髓，是一个民族政治经济历史的见证和载体，那优美的情感、深邃的思想、崇高的形象不管历经多少岁月，都将垂范后世，具有持久恒定的价值。和古诗文的接触，即是和古代精神大师和语言大师交流，他将带给学生知识、文化、思想、观念、人生准则、教养、理想，对学生的终生都有有益影响。因此，教材在降低难度的原则上，不必减少，甚至增加一些"古训"精心选择古汉语供给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学生。教材可以选择这些具有传统魅力同时具备现实意义，又通俗易懂的篇目。选择中关于爱国、家训、励志、义理等方面的文化，对人的教化作用，这些都是现代文无法比拟更无法逾越的。
参考文献
[1]国家教育部：《中等职业学校语文教学大纲》，2009年10月20日
[2]倪文锦：《中职语文教学新大纲解读》中等职业教育教学在线，2009-08-11
[3]国家教育部：《中等职业学校语文教学大纲》，2009年10月20日
[4]倪文锦：《中职语文教学新大纲解读》中等职业教育教学在线，2009-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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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汉语言文化对邻国语言表达含义的影响
日语与汉语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语言表达含义上也有许多异曲同工之妙，日语中的许多句子结构和日常用语都渗透这汉语语言的表达思想。如在日语中占有较大比重的习语，很多都是汉语习语的变体，或者直接引用的汉语，像“百闻不如一见”、“吃一堑长一智”、“马马虎虎”等通俗用语，日语与汉语所表达的意思都是相同的。在韩语中，也保留了许多汉语古义的汉字语素。如“都”字，在汉语里，从古至今有两个语音而且分别承载着不同的含义、功能，念dū音常指“首都”；念dōu音时常作总括义副词使用，在韩语里，虽然只有一个汉字音[to]，但除表示“国都、首都”的意思外，还保留有古汉语中的意义，即“总共、一共”义、“某群体之首”义。类似于此韩语中留存古汉语义的字还有诸如“顷”、“阵”、“然”、“汤”等等。[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