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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对过剩人口规律的基本内容。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中直接推导出过剩人口产生的必然性，他说：“剩余价值的第二种形式是相对剩余价值，它表现为工人生产力的发展，就工作日来说，表现为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就人口来说，表现为必要劳动人口的减少”。生产相同的剩余价值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下降，从而减少必要劳动人口，这势必会使一部分人口变为过剩人口，成为产业后备军。
在马克思看来，相对过剩人口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伴随着资本积累过程以及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一种经济现象。“对劳动的需求，同总资本量相比相对地减少，并且随着总资本量的增长以递增的速度减少。”这进一步说明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不仅受制于资本积累的总体规模，还与资本结构的变化有关，而这一切都与资本的本质――追求利润最大化相关。因此，马克思得出结论：“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律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资本集中是加剧资本积累的重要因素，资本集中同样产生着相对过剩人口。“集中在这样加强和加速积累作用的同时，又扩大和加速资本技术构成的变革，即减少资本的可变部分来增加它的不变部分，从而减少对劳动的相对需求”。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指出了就业工人人数的减少比可变资本的减少还要快的事实。“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或工人的游离，比生产过程随着积累的增进本身而加速的技术变革，比与此相适应的资本可变部分比不变部分的相对减少，更为迅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积累的增进，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速度要快于社会总资本的增长速度，因此，失业问题也就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常态。“在正常的积累进程中形成的追加资本主义是充当利用新发明和新发现的手段，……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旧资本总有一天也要从头到尾地更新，要脱皮，并且同样会以技术上更加完善的形成在生产出来，在这种形式下，用较少量的劳动就足以推动较多量的机器和原料。”“可见，一方面，在积累进程中形成的追加资本，同它自己的量比较起来，会越来越少地吸引工人，另一方面，周期地按新的构成再生产出来的旧资本，会越来越多的排斥它以前所雇佣的工人。”
2、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形式与补偿理论。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有三种形式：一是流动的过剩人口。是指那些暂时找不到工作或暂时从生产过程中被分流出来的失业人口，他们有时被吸收到生产过程中去，有时又走进失业者队伍。二是潜在的过剩人口。是指那些在农村中多少还有一小块地，靠经营这一小块地和打短工维持生活的人口，主要指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他们表面上好象没有失业，实际上他们在农业生产上是多余的人。三是停滞的过剩人口。是指那些没有固定职业，依靠干些杂活维持生计的人口。
所谓“补偿理论”是指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断言，所有排挤工人的机器，总是同时地而且必然地游离出相应的资本，去如数雇佣这些被排挤的工人。针对这一观点，马克思作了批驳：第一，如果减少雇佣工人的可变资本正好用于投资机器更新，则资本并没有游离出来，而只是可变资本转化为不变资本，即使这部分可变资本用于购买机器后还有剩余，也不能完全使被排挤的工人就业。再假使生产新机器的工厂会增雇工人，同样，由于还需要购买原料，资本家要获利，这部分增加的资本也不能如数地雇佣被排挤的工人；第二，如果减少的可变资本并没有用于机器投资，而是真正游离到社会上，同样存在的问题是这部分资本能否完全雇佣所有被排挤的工人。另外，从生活资料的角度考虑，马克思认为，减少了可变资本，会使对生活资料的需求下降，从而导致其价格下降，如果这种状况持续较长时间且范围较广，生产生活资料的雇佣工人会被解雇。结果，“机器不仅在采用它的生产部门，而且还在没有采用它的生产部门把工人抛向街头。”所以，只有迅速追加投资，才能雇佣一些被机器排挤的工人，而要想使所有的工人全部就业，则追加投资的数量就要达到相当大的规模。
3、分工与就业。机器在应用它的部门必然会排挤工人，但是它能引起其他部门就业的增加，这要靠追加投资，而不是应用机器的部门游离出的资本。随着机器生产在一个工业部门的扩大，给这个部门提供生产资料的部门的生产首先会增加，就业工人的数量也会增加。而由机器生产的产品物美价廉，又会刺激以其为原料的工业部门的扩张，使得那些部门的劳动力需求上升。也就是通过产业间的关联，机器生产的就业扩展效应得到发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分析了生产资料部门与消费资料部门的增长变化，说明了产业间的联系，也暗示着就业随分工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产业间的分工确实对就业增加有推动作用，而“机器生产同工场手工业相比使社会分工获得无比广阔的发展，因为它使它所占领的行业的生产力得到无比巨大的增加。”
4、相对过剩人口的作用。关于相对过剩人口的作用，马克思说道：“过剩的工人人口是积累或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财富的必然产物，但是这种过剩人口反过来又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甚至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过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了一支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它绝对地隶属于资本，……过剩的工人人口不受人口实际增长的限制，为不断变化的资本增殖而要创造出随时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
第一，生产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某个时期，由于各种原因会导致某些部门生产规模的突然扩张，需要吸收大批劳动力，而这些突然需要的大批量劳动力，就要由过剩人口提供出来。如果没有过剩人口的存在，这些部门的生产要得到突然扩张是不可能的。
第二，生产的发展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时，过剩人口增加，经济保持繁荣时，生产的扩大则需要吸收大量劳动力。如果没有过剩人口存在，生产的扩大则是不可能的。“这种周期性一经固定下来，那么，就连政治经济学也会把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过剩人口的生产，看作是现代工业的生活条件。”
第三，相对过剩人口存在形成的巨大就业压力，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劳动积极性，降低劳动成本。在相对过剩人口存在的条件下，“决定工资的一般变动……是工人阶级分为现役军和后备军的比例的变动，是过剩人口相对量的增减。”在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情况下，通过形成一支庞大的产业后备军来降低工资，使工资变动更加符合资本增殖的要求。同时，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是强化劳动纪律，提高劳动积极性和劳动者素质的重要手段。
二、我国当前的就业问题
1、劳动力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我国有13亿人口，处于劳动年龄、具有劳动能力的有7亿多人。1978～2004年中国劳动人口总量净增加3.61亿人，年均增加1490万人，城镇每年有800万新增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近5年中，全社会经济活动人口与实际就业人口之间差距年均在1600万人左右（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5》）。
2、在资本积累过程中，伴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使生产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和先进机器的采用，使得资本有机构成有不断提高的趋势，进而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同时，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大量的隐性失业人口显性化。
3、我国大量存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形成大量的潜在过剩人口。
三、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几点思考
1、保持适当的经济增长速度，增加社会总不变资本的数量。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是一种趋势，要想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同时缓和相对过剩人口问题，即失业问题，其基本途径是增加社会资本。要提高社会资本总量，必须依赖于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延缓甚至抵消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对可变资本数量的影响，从而一定程度地减轻社会就业压力。
2、努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就业机会。技术的进步虽然会提高相对过剩人口的数量，但我们可以通过发展资本有机构成相对较低的第三产业的延缓相对过剩人口的增长速度。从投入产出效果来看，每投资100万元可提供的就业岗位是：重工业400个，轻工业700个，第三产业1000个，这说明第三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在三次产业中最强。因此，必须充分认识第三产业的作用和功能，增加投入，放宽政策，加速发展以减缓就业压力。
3、加快科技创新，扩展社会分工。随着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社会分工愈来愈细，物质生产会出现许多新的生产部门。近几十年来，由于电子技术、原子能利用技术、航天工业、石油化学工业、合成纤维工业、塑料工业等新兴工业部门的出现，吸收了大批劳动者就业。此外，由于科技进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及物质财富的增加，社会就有可能进行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见效的较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工程，例如农田基本建设、植树造林、新建铁路及公路干线、兴修水利工程等。这些基本建设工程，一般技术构成不高，基本属于劳动密集性的生产形式，所以在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劳动资源，增加社会财富，另一方面可以吸收大量的劳动者就业。可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的需求从总的方面来看，是不断增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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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课件是多种信息的载体，多种媒体元素的集合，因此如何设计课件使其呈现的信息能够最大化地形成工作记忆，并顺利进行认知和加工就变得非常重要。基于认知负荷理论中减少认知负荷理论的途径，我们可以遵循以下原则来设计：
1.邻近减负原则。邻近包括空间上的邻近、时间上的邻近。在多媒体课件界面设计时，同质和相似的知识点或元素需要整合在一处。又例如，音画不同步的视频，会让阅者增加认知负荷。
2.多通道减负原则。人类获取信息有多种途径，如果仅仅让媒体通过视觉通道来呈现，效果不如同时通过听觉通道和视觉通道传递的好。
3.清除冗余减负原则。减少冗余的干扰信息。例如使用华而不实的、与主题相关度低的复杂图文，使用过度美化的用户界面、不易识别含义的图标。
4.形象具体减负原则。让设计的多媒体元素清晰具体、直观呈现、逻辑严谨，减少认知过程中的消歧义的代价。
5.分割减负原则。当学生在视觉和听觉通道中要加工的信息量，都超过了学生的信息加工能力，则要通过分割减负来降低认知负荷。将连续的信息拆分为片段，不同的片段可以选择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适度分离。
6.先行组织减负原则。有些复杂信息之间联系紧密，分割减负技术不那么适用时，可以通过提前训练、提供先行组织的方法解决认知超载的问题。
7.引导减负原则。在真实的学习情景下，制作出严格意义上的简洁呈现材料是不可能的，设计者可以将重点内容标记出来，引导学生向重难点分配注意力。通常方法如下：将重点语句用加重字体、替换颜色或加框标记;图片中的重要信息用圆圈、箭头标识，使用渐变模糊或边缘虚化突出主体，展现特质;图表增加注释阐明重点;使用思维导图将相关内容连接起来;视频中增加警示音、闪白等来提示重点。通过主动引导的方法帮助学生选择和组织信息，这样学生能更好地理解加工内容，从而减轻认知负担。
二、基于认知负荷理论的多媒体内容呈现策略
基于以上的一些设计多媒体课件设计原则，可以指导我们设计多种媒体内容的呈现策略：
1.动画、解说、字幕的组合媒体呈现策略。研究证明，同时呈现动画和解说，效果比动画和解说顺序呈现要好。同时出现动画、解说、字幕的时候，比只呈现动画、解说的效果好。
2.图片和文字的组合媒体呈现策略。图片的介绍文本应邻近或嵌入图片，不应分离太远。图片和文本的呈现应尽量不要超过屏幕的显示范畴，避免阅者频繁的拖拉观看。例如，网站设计时为了避免“越界”，网页框架、图文资料一般都使用目前最低的pe屏幕分辨率，即1024*768。
3.导航和链接。导航及链接作为学习软件的结构骨架，利于体现结构化、系统化的整体设计，可以增加软件的可操作性，可以使学生不偏离学习目标。导航应该简洁合理，各级菜单逐层深入至全面，并注意帮助信息的设计。导航所占位置、比重、功能、使用字体、颜色、特效、实现方式等也要体现整体性原则，既要融于当前页面的设计，又必须保持页面与页面之间的一致性（例如，界面同等位置、同等），不能随意更改。
篇3
1.“三水平六阶段”道德发展阶段论
儿童道德发展阶段理论是道德认知发展教育理论的核心内容。柯尔伯格等人把皮亚杰的经典对偶故事发展为两难故事法,以道德两难故事作为基本材料,让儿童对故事中的人物事件进行讨论,并回答提出的问题,以此判断儿童道德发展水平与阶段。
根据对典型的“海因茨偷药”故事的回答,对儿童的所表现出来的年龄特征和个别水平,具体可将儿童的年龄特征划分为三水平六阶段:(1)第一水平:前世俗水平,主要特征是着眼于人物行为的具体结果与关心自身利害。这一水平又分为两个阶段:阶段一,惩罚与服从取向阶段;阶段二,工具性的相对主义取向阶段,以自己的利益为根据来评价行为的好坏。(2)第二水平:世俗水平,满足社会的期望,较多地关心他人的需要。这一水平分为两个阶段:阶段三,人际协调取向阶段;阶段四,维护权威或秩序的道德取向阶段。(3)第三水平:后世俗水平。这一水平也分为两个阶段:阶段五,社会契约的取向阶段;阶段六,普遍的道德原则取向阶段。
柯尔伯格认为,道德发展阶段需要经过三个水平六个阶段,发展过程中遵循着它的特征:“发展是向上的,按照顺序进行,没有跳跃。当然发展速度不完全一致,可能有时既属于这个阶段又属于那个阶段。有的人也可能在某年龄时停滞在某特定阶段上,但如果他继续发展,其发展路径仍是遵循这些阶段的。世俗性的道德推理如第三、四阶段,从来不会发生在前世俗阶段,即一、二阶段之前。没有一个处于第四阶段的人已经经历过第五阶段了。反之,所有第五阶段的人仍然是从第四阶段发展而来的。”①发展阶段具有向上、按序、无逆转、无跳跃的特征。前一阶段在本质上不同于下一阶段,每一个阶段代表一个阶段的更综合的心理组织系统,上一阶段为下一阶段打基础、做准备,下一阶段是上一阶段的发展和深化。
2.“道德讨论法”“公正团体法”道德教育方法
柯尔伯格的德育思想及其实践的发展,可知其德育方法侧重于:早期培养儿童个体的道德思维,后期培养健康的公民。在尊重学生的自主性、能动性,培养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主张尊重学生主体性,重在促进学生道德思维的发展、自主意识的塑造和道德认知能力的发展,其理论体系具有鲜明的民主特色。柯尔伯格的道德教育方法具体表现为“道德讨论法”和“公正团体法”。
道德讨论法,是教师通过引导学生对道德两难问题进行思考,从而促进学生道德认知冲突,激发学生进行积极的道德思考,从而促进学生道德判断水平的提高。在实施整个道德讨论法时,教师与学生进行系统的道德对话,教师在充分了解学生道德发展水平的基础上,以“道德两难问题”为背景引起认知冲突,以道德讨论为主要形式为学生提供社会角色参与的条件,在问题的情境中去探索与价值问题有关的社会事实。
柯尔伯格在极力主张并钻研公正群体理论,因为在具体实施两难问题讨论法时很少有教师坚持使用它,并且取得研究者期望的效果。实践中教师面临的大问题是学生的学习问题。尽管从智力水平看,教师同意道德推理结构的发展是有意义的教育目标,但是这个目标与实际繁重的教学科目联系着。同时,在实施的具体环境中,可能还存在着不公正的传统常规,其影响着道德两难问题讨论法的具体实施,影响其公正性。同时,道德讨论法是在教师的引导下进行的,不利于培养学生的道德认知和道德判断的自主性、能动性,违背了其初衷。因而,柯尔伯格提出了“公正团体法”以弥补道德讨论法的不足。
公正团体法,是指将学生置于一个充满民主道德气氛、成员间相互平等、共同管理和相互协作的集体中,通过参与集体事务,培养学生的道德责任感。在师生共同建立的公正生活共同体中,需要营造出一种民主参与、良好的团体气氛,在这样的环境中,团体成员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以提高自身的道德判断水平和形成道德行为。这是一种试图利用团体的公正机制来培养学生的公正意识,使学生不断提高道德水平,以影响学生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的统一发展的德育方法。
3.“学生为主体”道德教育模式
柯尔伯格认为,道德教育必须以学生为主体,他坚决反对传统的无视学生的自由意志、不顾学生自身发展水平和自主活动的灌输式道德教育法。柯尔伯格“学生为主体”道德教育模式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重视发挥学生的主体能动性。在柯尔伯格的观点,其认为,道德教育是否产生效果和影响,关键在于主体是否自觉地依照自己的道德判断标准和原则,做出自己的道德判断和提出自己道德原则的能力,并非遵从他人的能力做出相应地判断。二是尊重学生的道德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柯尔伯格将道德发展分为了“三水平六个阶段”,道德发展阶段是向上的,按照顺序进行,没有跳跃。在进行道德教育过程中,应遵循这样的发展顺序,按照学生的道德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进行相关的道德教育。三是重视培养学生的实践参与能力。柯尔伯格提出的“团体公正”道德教育方法,要求学生参与到具体的道德教育实践过程中,学生参与到集体的具体事务中,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以此来培养学生的道德责任感和提高道德判断水平。
4.“隐性课程”道德教育内容
柯尔伯格通过对隐性课程和道德教育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论述,明确提出了运用隐形课程和学校的道德气氛进行道德教育的思想。其认为,虽然我们确实认为道德教育不应该限于学校的正规课程,同时还应该通过开发隐性课程所提供的资料最有效地实现道德教育的目的,因为隐性课程乃是一种真正的道德教育课程,是一种比其它任何正规课程都更有影响的课程。在柯尔伯格看来,其强调隐形课程具有的德育价值,可以作为道德教育的重要手段。他认为,道德行为并非完全由主体的内部心理因素决定,儿童所做的道德判断,采取的道德行为受特定的具体情境制约。学生所获得的道德影响并非完全来自学校的显性课程,而是来自隐性课程。
二、柯尔伯格道德认知发展理论的几点启示
在我国多年的德育教育实践活动中,形成了我国的道德教育理论体系。传统的道德教育体系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在新的社会时期,社会环境的不断变迁,人们思想的不断变化,传统的道德教育理论体系与现实的实际中存在着矛盾,传统的道德教育受到了挑战。柯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为我国的道德教育提供了借鉴的意义。
1.提倡民主化的道德教育
柯尔伯格倡导的“公正团体法”,其体现的是一种公正、民主的原则。在人类社会中根本或者普遍的原则,它与强加于儿童的那种来自外部的规则相反,公正是社会关系中固有的关系。社会中不同的社会角色,参与相互间的关系,必须了解相互间的观点,在彼此间的人际关系中体现出一种公正、民主的氛围。在进行道德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也应该体现出一种民主化的教育氛围,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之间、教育对象相互之间都应该充分地体现出一种民主,彼此间自由、平等、互惠和信任,承认人们之间具有同等的、普遍的、基本的价值,互相尊重彼此,改变传统的具有高低地位区别的道德教育模式。
2.遵循学生的道德发展规律
柯尔伯格提出的“三水平六阶段”的道德发展阶段论,将道德发展的阶段划分为三个水平和六个水平,道德发展的阶段模型反映来的是个体认知由低级向高级阶段发展的一般趋势。根据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论,每一阶段的发展特点都各具特点,在进行道德教育的实践活动中,应该遵循学生的道德发展规律,按照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点进行道德教育,不能盲目的进行。在新时期,随着环境和教育对象的变化,我国的学生道德发展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更应该遵循学生的道德发展规律,确实地把握学生的道德认知发展情况,制定出确实可行的道德教育措施。学生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其道德发展水平不一样,心理特征也各具特征,只有抓住其特点,采用相应的方法,才能促进学生向更高的道德水平发展。
3.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地位
在传统的道德教育活动中,多采用地是传统的灌输法,在新的社会环境中,道德教育者不断地依照教育环境和教育对象的变化,在调整自己的教育方式,而柯尔伯格为道德教育者提供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柯尔伯格十分强调学校道德教育的作用,在此他强调的是教师与学生之间平等的关系,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流和对话,在“公正团体法”中体现出来这一点。改变传统的教育模式,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教育主体和教育客体之间平等的进行交流,注重学生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为了达到更好的教育效果,我们有必要对传统灌输式的道德教育方法进行改变,不断地适应新的教育形势,强调道德教育中发挥学生的自主性、主动性,激发学生的内在需求,主动地进行自我教育与自我管理,变被动的学习为主动地学习,不断地进行自我探索,在教育活动中学生主动参与、分享、合作,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提高其工作的有效性。
4.采用多样化的教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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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教育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教育思想太狭隘，工作能力缺保障
对于学生教育成果的判定，更多的是依赖于应试考试，而这种单一的考核方式，却缺乏实际应用价值。如今的教育指导方向，普遍通过升学率的大小判定学校教育成功与否。因此，面对这样的一种教育风气，学校之间将重心转移到教育结果上进行比拼。学生的时间都被充分应用在书本教学上，考试成绩的多少是衡量一个学生能力大小的唯一标准。成绩好的学生被冠以好学生的称号，而不良学生就成为了成绩平常或较差学生的代名词。“听话”、“老实”这样的好学生定义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教师和学生，如同循规蹈矩、安于现状这样的行为方式才是大家真正值得学习与参照地。以至于这种不成文的教育思想使得学生日后在社会生活上遇到问题不能随机应变，思想模式固定化，没有自己的思考意识，达不到社会对新型人才设定的标准。
（二）教育方法形式固定，学生素质能力被限制
教师只是单纯地将书本知识对学生进行讲解，而缺乏生活实际例子引用，让学生认为学习的目的只是为了应对应试考试，无法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书本上的深层意义学生无法领悟，教育的真谛没有得到传承。固定的教育模式，使得学生成为被动的受教育者，教师一味地传授知识，学生只能无条件的接受。班级的一切工作由班主任全权负责，学生在学校的身份就是一个学习者，一切其他事项似乎都与自己无关。学生同老师之间的交流更是少之又少，得不到有效沟通，逐渐加大了教师同学生间的隔阂。在这样的学习氛围下，学生的思想行为长期受到抑制，无法得到提升与发展，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没有交流的课堂，学生间也缺少联系，合作、团结意识不能得到锻炼，学生的自身素质也得不到提升。
二、班主任对提升学生能力发展的对策问题研究
在全新的教育体系下，新课改要求班主任在班级管理上应适时改变已有的教育方式，提出新的教学理念，建立良好的教育制度让学生得到全面发展。
（一）建立全面、完整、合适的班级管理理念
如何判定一个班级管理制度是否具有合理性，可以通过其重要作用加以体现，正确的制度可以规范人的外在行为、培养专业的创新型人才、完善人的内心品行;同时它将科学的教育思想作为其指导方向。因此，班主任作为中小学生的班级负责人，应当将以下管理制度作为其指导方向：第一、应具有辩证的唯物主义思想理论，将管理思想和科学发展规范作为教育指导意义，第二、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社会对人才的要求也日趋严格。班级在管理上应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改革，加大学生能力发展;第三、在正确的科学管理制度指导下，应建立全面、完整、合适的制度模式，从根本上对学生产生影响。因此，在以上合理的制度管理模式下，配合着科学发展观，对构建良好的班级体有着重要意义。
（二）提出科学的管理方式，实现创造性人才构建
学生在班级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单单是一个受教育者，从另一方而言，班级建立的根本目的就是为学生而创。教师在管理班级的过程，应当以学生为主体，实现一个“管放结合”的教育体系模式。学生是班级的核心力量，班级的长期发展应当在学生的协调配合下完成，而班主任起着辅助的作用;在班级治理中，教师指导学生制定一个长期而有效的管理制度，规范学生行为，同时，应调动每个学生的积极参与性，让学生意识到自己是班级的一份子，增加学生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当这些工作都步入正轨后，班主任可以达到完全放手的时刻，一切由学生操作，完成班级工作的正常运行，公物维修、书刊保管、活动组织、班干部选换等任务，由学生自主完成，在班级工作的运行中，学生的能力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与锻炼，在以后的社会实践中，相信他们会更加的得心应手。
三、结语
“先生不应该专教书，他的责任是教人做人;学生不应该专读书，他的责任是学习人生之道”。课改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不以读书而读书，更多的是学习做人的道理，学习社会要求学生应掌握的技能，班主任的存在不是为了约束学生去学习，而是带领学生如何去学习，如何实现自身价值。
篇5
【Key words】Technology Risk;Ethics Education;Science and Technology Ethics
新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科学技术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并对人类生产生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巨大财富与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科技知识本身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风险;科技开发活动中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科技成果运用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风险”[1]，由此出现了种种反科技思潮。伦理学向来是伦理教育实施的理论基础和前提，伦理学领域发生了重大转向，伦理教育也要实现整体的转型。伦理教育需要到科技伦理那里挖掘资源，并以积极的姿态去主动摄取。今天，有必要加强科技伦理的研究与教育，树立科学的伦理教育观。科技风险语境下的伦理教育是有别于科学知识的教育和科学精神的培养，应突出地运用伦理感化和道德舆论的手段，使人们学会关心，懂得尊重，对人、自然、社会充满正义感和责任感，做到追求真理和实现价值的统一。
1 科技风险语境下的伦理教育目标是形成正确的科技观
科技伦理要求形成学生正确的科技观。当代社会，科技的迅速发展及其影响的日益深刻，科学技术的负效应，科技与社会的矛盾日益突出。科学伦理教育要培养学生认识科学的伦理本质，并以怀疑、批判、理性和实证的精神去探索未知的客观世界，揭示客观规律，以达到对人、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在这个过程中，要使学生对科学技术有正确的理解。
由于人们的宗教信仰以及看问题角度的不同，对伦理与科技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的看法和认识也不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人类社会的有序运作有赖于伦理，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但必须明确:科技不是一切。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对科技进行全面、理性地判断已成为时代的要求。
在科技发展背景下，学生既需要辩证的思维方法，而且也需要正确的科技观的指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科技观，也是他们学习科学知识的基础与前提。学生作为科学技术各学科领域的未来的潜在人才，应该具有思想道德和文化科学的双重素质，需要建立合理的科学与人文的知识结构，而这些素质的形成与知识的获得需要正确的科技观的支配。“学校德育的影响纳入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之中，强调社会氛围的净化，注重社会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建设，给学校德育以更多的发展空间。”[2]现代科技观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文化影响、支配着学生，科技观教育要与高速发展的科技结合，科技观的培育要与专业教育相结合。作为社会未来建设者与接班人，学生必须树立起人与自然协调的新科技观，把分离出的科技重新放回到整体中，在具体的教育过程中，一方面，将科技观教育的内容补充到相应的课程内容中;另一方面，在专业教学中体现科技观的教育目标，引导学生从伦理的视角看待不同的科技活动。
2 科技风险语境下的伦理教育的重点是科技道德教育
科技道德源于对世界的科技认知，体现了一种价值的观念，表现为科技界应该共同承担的社会责任和格守的行为规范，它的主要内容包括人生观、价值观、自然观、社会观及科技观。道德规范是从实践中产生的，逐渐形成同行认可的和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科技道德规范已成为社会伦理的重要内容。
科技道德具有调节功能、教育功能、认识功能等多重功能。调节功能表明伦理结构不仅调节科技工作者个人的道德活动和伦理关系，也调节着科学共同体内各成员间的伦理关系和道德活动，使科技工作者逐渐达到道德的完善。教育功能说明科技工作者不但从自己的前辈那儿学习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而且学会如何做一名真正的科技工作者。认识功能表征道德的认识功能并不是指对具体科学知识的认识，而是指在价值中反映出来的或者能阐明道理选择条件的那种知识。
在当今的大科技时代，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个人品格、伦理意识结构显得尤为重要。因为科技活动的特点和科技的本质决定了在科技社会中，不可能是法本位，它只能是伦理本位，而且这种伦理本位可能要一直延续下去。与此同时“教师在组织教学时，承担着发展学生身心素质的责任”[3]，因为大学生是未来的科技工作者，他们具有的科技道德才是未来科学技术事业得以发展的保证。学生只有具有科技道德，才可能有对真理的追求，才可能有造福人类的宽广胸怀，也才有人格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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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6）21-0140-02
1 理工科院校工程伦理教育的重要性
“随着大科学、高技术的发展，在给人类社会带来福祉的同时，也把人类推进到高风险的时代。风险社会的形成，是由科学技术的异化所导致的，即由于科技的不当运用人为的把人类推进风险的境地[1]。”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也越来越多地引发人们对工程伦理相关问题的关注和争论。追溯科学技术的发展，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核技术的应用，不论生活方式、世界形势，还是普世价值、意识形态，科技的巨大革新无一不对人类文明的方方面面带来不可逆转的影响。而今，克隆技术、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地外探索、基因工程……凡此种种前景广阔的科技进步，更在深层次上激发了人们对工程技术发展的思考：支持者期待新的技术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新的变化；反对者却指出若不对技术加以禁制和管控，未来很有可能会威胁人类文明的发展。面对已然融入生活方方面面的科学技术，其相关从业人员的种种失德行为亦会带来难以估计的损失，这些人大到企业的决策层、相关技术的研究人员，小到参与或完成每一个具体工作的工程师、程序员。“由于某些工程技术人员在工程设计、施工、管理、监理等环节缺乏社会责任感，，造成桥梁坍塌、楼房变形、尾矿溃坝、有毒气体泄漏等重大工程事故的消息，屡见报端。在制售假药、假酒、假种子，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随意排放和处置工业废料造成重大环境污染等事故中，某些工程技术人员明知后果严重却不声张、不抵制甚至积极参与。还有一些高新技术领域里的工程技术人员，在试制和推广新产品时，并没有充分考虑可能引发的环境问题、社会问题和伦理问题[2]”。因此，对工程从业人员进行具有针对性的科技与工程伦理教育之必要性便愈发凸显。
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高校开设了工程伦理教育的相关课程。在个别发达国家，工程伦理的高校课程设置已经较为成熟，其课程质量亦被列入教育资格审查体制当中。但在我国，由于这门课程开设相对较晚，在国内缺乏长期可供借鉴的经验。同时，当前过于强调工作岗位应用与就业短期收益的国内教育体系在整体上对其缺乏关注，国内高校尤其是理工科院校工程伦理教学都或多或少的遭遇了诸多困境。因此，尽早认识困境并尝试摆脱困境，无疑是当前我国工程伦理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
2 当前理工科院校工程伦理教育面临的困境及原因
2.1 理工类院校教师对开设伦理教育课程的必要性认识不足
“工程伦理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使理工科大学生，即未来科技工作的决策者、设计者、管理者、实施者及评估者树立明确的社会责任感、社会价值意识和对工程综合效应的道德评价意识，掌握对现代工程活动的社会评价和道德评价的基本规则[3]。”这一任务的达成，必须依赖教师对工程伦理教育的高度重视，但目前这一情况不容乐观。一方面，理工类院校的任教教师在其本人接受高等教育的年代，国内甚至整个世界高等教育界尚未出现或完成对科技伦理教育课程的设立，而伦理意识的形成无疑依靠着文化全体对于个人的长期濡染。然而现实是，大多数的高校教师都缺乏对科技伦理教育课程开设必要性的认识，其根本原因是其本人的科技伦理意识不高，自然无法在教授相关课程时向学生们充分传达本课程的德育内涵。另一方面，由于领导层对相关课程设置必要性认识的缺失，理工类院校在开设相关课程时也显得缺乏针对性，课程类型往往不作为必修，课程安排相对比较松散，课堂内容停留于照本宣科，缺乏感染力，教师的安排则一般选择社科类教师担任“外援”，自然难以引起学生的足够重视。
2.2 理工类学院工程伦理课程设置不够合理
迄今为止，我国只有部分重点工科院校开设了“科技伦理”、“工程伦理学”等必修课，课程开设的范围十分有限。有些高校在必修课的基础上利用通识教育平台开设了“生态文化概论”、“工业生态学”等选修课，毫无疑问，这些课程的开设对增强理工科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和道德价值判断力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从总体上来看，这些课程基本上处于与专业教育相分离的状态，而且师资力量也很薄弱，很多上课的教师都不是学生所学专业的任课教师，工程伦理课程基本停留在导论、概论等层面上，没有实现该课程与专业课程的紧密衔接和深度融合，结果往往导致学生对工程伦理认识不清，在将来的工作中极易出现工程行为方面的道德问题。
2.3 理工类院校学生对于跨学科课程的抵触
这一点不仅仅是“科技与工程伦理”这一门课程的问题。实际上，大多数理工类学生对高校开设的所有人文社科类课程和思想政治教育类课程都缺乏足够的重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与理工类专业内相关人文课程设置不太合理有一定的联系，另一方面则是理工科学生特别是工科学生过分追求应用类知识的结果。可以说，这是我国当代国民价值观趋利与短视共识所导致的，也与我国就业现状的严峻现实密切相关。同时，这恰恰反映了我国教育对学生德育内容即人格塑造的缺失。学生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教育的问题，大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更能映射出大学教育之前的整个教育体系存在的问题。
3 加强理工科院校工程伦理教育的对策选择
3.1 强化教师对工程伦理教育重要性的认识
这需要理工类院校校方认识到伦理教育在科技与工程教育领域的重要性，克服短视的教育思路，并请相关社科教师对理工科教师开设科技伦理的师范课程，之所以要对全体理工科教师开设课程，是由于上文所提到的伦理意识的非理论性。因此，伦理意识的教育绝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科技伦理本科的课程上，而是应该由全体科技伦理意识足够高的理工科老师，在日常的所有授课中对学生进行濡染，大学课堂的开放性在这里成为最值得利用的优势。“在专业教师团队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合理地把工程伦理章程的相关内容潜移默化地融入教学之中，让学生牢记工程师与社会之间存在的内在契约关系，使其正确的伦理行为在工程实践活动中为人类带来健康、安全和福祉，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4]。”惟有如此，才能弥补大学生在本科教育之前德育的缺失。当然，伦理教育乃是对人才的长期投资，由于它的非理论性，只有在长期的濡染中才能在学生意识中形成体系化的道德律，并且真正起到伦理意识在其日后相关工作中的引导与规避作用，也正因如此，尽快建立科学合理的高校科技与工程伦理课程体系才显得如此紧迫。
3.2 应针对所有理工科类师范生开设相关的科技伦理课程
应开设“独立教学与学科渗透相结合的理论模式。独立教学，即独立进行工程伦理的课程教学，有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并有专职教师进行全面的、系统的理论讲授。学科渗透，就是将工程伦理问题渗透到其他课程中，将与技术内容密切相关的工程伦理案例分布贯穿于该课程的全过程，进行渗透式教学[5]。”另外，应将科技伦理相关的项目，至少以考题的形式加入理工科教师资格审查考试中，不得不承认若要唤起学生对科技伦理意识必要性的认识，将其加入资格考试是一条捷径。这里必须要提及的是，科技与工程伦理是针对新时代所面临的新问题所发展出来的特殊学科，它与普适的思政教育有一定的相关性，亦有其独特性。在师范类院校，通识性的思政教育早已存在并且形成了良好的培养模式，但它并不能替代科技伦理教育，对于理工专业师范生而言，科技伦理教育的必要性尤为重要，因为他们承担着全社会科技伦理启蒙的重任。科技伦理意识的普及刻不容缓，源头性的对策才是破困的根本所在。
3.3 将工程伦理知识融入工程专业课程
通过工程课程来传播工程伦理知识，需要将工程伦理知识与工程专业课程相结合。例如，可以在工程概论、工程学、高级设计等课程里融入工程伦理的相关内容，专业教师不仅要准备专业内容还要准备伦理知识，并思考如何在教学中将两者有机结合，将道德和安全作为良好的工程实践的共同属性，充分调动主观能动性研究有效的课堂教学方法。同时，工程伦理课程的任教老师，要积极参加由工程专家和伦理专家开设的讲座，与其他高校的教师进行经验交流，从而更有效地把伦理知识融入到工程专业课程中。
参考文献：
[1]于丽.生态文明视域下理工科院校加强科技伦理教育的探究[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4（3）：61～63.
[2]王 前.在理工科大学开展工程伦理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1（10）：1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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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科学技术成果在社会应用带来的负面影响，愈发超出人类可掌控的范围，从而给人类的长远生存利益造成冲击，直至促使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全球性的共识问题之一。但是，因为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的两个基本要素：人和科学技术。所以，在人类发展不可能退回到原始或农耕时代，如何在人与科学技术基础上实现生态文明建设，本质上就变为人对科学技术及其成果应用的认识与评价。公共科技政策是对科学技术社会效应的群体认知，直接反映生态文明建设的公众话语程度。因此，从公共科技政策的代际伦理维度，可以为寻求生态文明建设具体路径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公共科技政策及其功能
科学技术的线性不可逆发展，使其成果对人类文明进步所产生的影响也同样表现出不可逆性。公共科技政策作为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政府为了提前干预、预防和弥补科学技术的成果应用中的价值和可能造成的负面作用，通过制定一系列干预、规范和引导科学研究、公共技术开发，及促进科学技术社会产业化的政策的总称[1]，是一种综合化的理论体系。
除了高尖端领域的核心科学技术，如纳米技术、基因技术等的主体范围还局限在一定科技工作者范围内，更多科学技术伴随可认知主体的范围扩大，对其产生的社会变革力及潜存影响的认识也逐步走进公众的能力范围。所以，对于科学技术成果应用于社会发展过程中，如何降低其对社会发展的均衡性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及如何合理避免其对人类的社会生存利益的负面危害而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其所涉及的公共科技政策的制定、实施和监督等工作，这种相应的话语权已经开始具有大众化的趋向。
公共科技政策虽然在其制定过程、具体执行和后续监督等环节，都要以政府的社会统筹作为核心，但对于如何调整社会发展对科学技术的依赖，以及能否最终实现发展需要，则离不开科技公共政策所取得的社会认可。基于此，公共科技政策对社会发展的功能主要体现三个方面的特征：第一，预估性。社会发展对科学技术的需要程度以及科学技术应用中可能存在的后果，是超前于公共科技政策的制定而存在，公共科技政策真实反映社会发展对科学技术的需求和预防可能存在的危害，则必须要具有预估功能。第二，共识性。公共科技政策的形成，不是以单一政府或单个部门发展为准绳，而是要以社会共同体对科学技术及其成果的社会价值的整体认识与评价作为条件。这就决定了公共科技政策在具体形成和实施中，是对社会公共群体关于科学技术认识共识的直接反映，“必须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和各种社会团体以及政策研究组织，能够充分参与公共决策的过程”[2]。第三，干预性。公共科技政策的目标是为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而服务，能够最大程度发挥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但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人类无法准确预测科学技术造成的各种社会影响，尤其一些影响甚至还反作用于人类社会发展，这就需要通过公共科技政策及时干预科学技术所起的作用。
由于公共科技政策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体现人类对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的理性化认识。所以，尽管核能开发的科学技术、基因编辑工程的科学技术、纳米创造与应用的科学技术等等，大众对其理论认识与实际操作的能力十分有限，但这类技术对人类发展可能造成的未知影响，却可以通过相关的公共科技政策而引起关注。尤其，对这些涉及人类社会长远生存利益的公共科技政策，人类基本达成一个共识，那就是这些公共科技政策实现其功能的同时，不能违背人类可持续的长远发展。
二、公共科技政策的代际伦理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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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以现代科技革命为基础而实现的人类文明形态的改革及转换构成了当代人类特殊的生存现状，科学技术的发展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人类社会的发展[1]。比如：生物技术的发展延长了人类的寿命，更加深了对生命奥秘的认识；航空航天技术的发展则使人类的研究与实践迈向了太空，开始探索在其他星球生存的可能；信息技术的发展缩短了时间和空间。并且，随着遗传工程学的发展，人们消除了不同物种之间杂交的障碍，培育出了种植成本低、对环境破坏小又能抵抗病虫害的高产作物，解决了世界性的粮食问题，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2]。高科技的发展改变着人们生活，科学技术的应用使人类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但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成果的应用受到复杂的社会因素的影响，其产生的结果往往不全按照最初所设想的路线发展，对于科学技术的应用就产生了不同观点的争论，其中争吵最为激烈的要数科技应用中的伦理问题了。
二、科学技术应用中伦理问题的突现
任何事情都像硬币一样拥有正反两个方面，我们看到了它带给人们的积极作用，也要看到它所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和引起的前所未有的恐慌和不安。对网络技术依赖程度的加深，使得作为个体解放工具而出现的网络正逐渐沦为束缚个体自由的新型工具；在充满仇恨和敌视的社会里，人类最伟大的技术发明成果之一的飞机成了威力巨大的炸弹；克隆人技术将打破人类原有的繁衍的方式，用一个人的体细胞克隆出的人与体细胞提供者之间的人伦关系很难界定，现有正常的人伦关系就会被变形和扭曲，其后果将令人难以想象和接受等等一系列的问题。2000 年8 月5 日同志在会见杨振宁、李政道等六位国际著名科学家时精辟地指出：“二十一世纪，科技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核心问题是，科学技术进步应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同志的这个论断具有很强的理论指导性和现实针对性[3]。因此，伴随着伟大科技成就的出现，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也悄然来临，这就使得科学技术应用中的伦理问题越来越受到科技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三、科技应用上负效应的产生原因
科技应用之所以会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出现违背其本身宗旨、损害人类健康、破坏自然环境本性的局限性或者说是负效应，其原因大体有五个方面：
1、科学技术认识上的局限性
人类认识事物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下进行的，受到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因此，人对自然界对社会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性。尤其近代以来，自然科学把自然界的整体分成了一个个部分、一个个方面分门别类地去研究，过分的把目光集中在事物的细部，只见局部的事实和规律，而忽略了部分与部分之间的联系，使人类难以从整体上把握整个自然界的规律。
2、科技知识应用范围上的失当
科学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在某一条件某一范围下是正确的，但在更广大的时间和空间的范围中则有可能是片面的、局部的和错误的。人们以这种在某一条件某一范围内是正确的，但在更广大的时空范围中是错误的或不全面的认识去认识和改造自然，就可能潜伏着某种巨大的的危险。
3、科技应用价值选择时的迷误
科学技术产品在设计、制造和应用过程中，都是与人类的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无时不受人类价值观念的影响，不可能有纯粹的、孤立于人类价值之外的创造物。科学技术在推动社会的发展，产生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人的价值观念，往往使人类容易看到眼前的价值，而难以充分觉察和预料长远价值利益，这就违背了人类道德意志。
虽然高科学技术发展面临着许多急待解决的人类重大问题，但高科学技术研究和应用的经营者往往并不是为了优先解决人类重大问题，而首先是为了满足本身的利益，这就扭曲了科学技术研究造福人类的根本目的[4]。可见，真正纠结不清的是科技伦理实践中传统的价值观念模式与充满利益考量的复杂伦理现实之间的冲突。
4、科学技术负效应的直接原因是人的道德观念的问题
科学技术之所以会与伦理产生负面影响的直接原因，是人们将科学技术成果不恰当地运用到人类社会，不恰当运用到与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界。现代著名法国物理学家约里奥・居里说过：“科学是不会有罪过的，有罪过的只是那些滥用科学成就的人”[5]。也就是说，科学技术与道德的矛盾实际上是运用科学技术成果的人自身的伦理精神问题。
四、解决科技伦理问题的有效措施
（1）我们需加强科技法和相关政策的强制保障，使科学技术行为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也像其他行为一样受到道德与法律的双重规范的约束；（2）科技人员是科技活动的主体，他具有科技行为选择的自由，因此，他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承担严肃的社会责任，并由国家法律强制要求其执行；（3）对有利于国家建设、发展的科学研究给予高度的奖励，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科学研究给予严厉的批评，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决不妥协。将科学技术应用中的伦理问题提升到法律层面，更好的保障了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和维护了社会秩序的井然。
五、结语
科学技术的发展呼唤伦理精神，因此，我们要借助法律的强制力，既要保证科学技术应用开发活动始终沿着造福于人类的正确方向前进，又要保持科学技术、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社会发展的和谐，确保科学造福人类。
参考文献
[1]王治东.发展中的科技伦理问题[J].创新科技，2008.3
[2]肖耀根.现代科技发展视野下的科技伦理问题探析[J].理论月刊，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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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长期以来，科学这个概念被一些西方的科学哲学家弄得极端复杂，甚至玄而又玄。他们按照西方科学走过的道路和现代科学的模式，为怎样才算科学提出了很多条件，声言唯有满足其规定的条件，如必须采用封闭式的实验方法、推演的逻辑方法并能以数学的方式表述，必须建立明晰可靠的因果关系，甚至还要能够“证伪”，等等，才够得上是“科学”。其实，他们是将科学与科学方法、科学与科学形态混淆起来，其结果是以崇尚科学的名义给科学带上枷锁。方法是为科学研究服务的工具和手段，是根据实际需要而创造的，是从属的。科学形态则由所用方法、认识水平和所把握的规律的形态来决定。而实际规律的形态与其存在层面的特性相对应，随其存在层面的不同而各异。因此，科学方法和科学形态会随着认识的发展而变化，会因认识领域和认识层面的不同而不同。也就是说，运用某一种方法只能进入世界的某些领域、某个层面，而不能进入所有的领域和层面。世界上没有万能的认识方法和可以包容一切的科学形态，却存在着无限多样的领域和层面。所以，如果以科学方法和科学形态作为科学的标准，必定束缚科学的手脚，拘囿人类认识的视野，也不符合人类（包括西方）科学发展的历史。
科学是文化的一个门类，唯有从功能和作用的角度来定义，才能抓住科学的本质。事实上，一切文化门类，无论大小，如语言、哲学、宗教、政治、文学、艺术、法律、饮食、服饰、房屋……都只能用功能和作用来定义，而不能以方法和形态为标准，否则人们（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就无法沟通，同时也会陷入荒唐！那么，科学是什么？科学是认识，是获得正确知识和规律性知识的认识活动，以及经过这样的认识活动形成的知识体系。人类利用这样的认识成果指导实践，就可以达到预期的目标。这样理解科学，才符合科学的本质涵义。
用“做什么”而不用“怎么做”来定义科学，将科学从处于当今强势地位的方法和形态中解放出来，强调科学是人类文化中的一个门类，于是就会顺理成章地承认，世界上各大成熟民族和地区必定有自己的科学认识的历史。因为科学作为认识活动，是一切人类生存的特有方式，为各大民族所不可缺少。因此，中国历史上那些揭示了规律的知识体系和技术理论毫无疑问都应当作为科学来对待。但是，中国传统科学与西方科学有本质的区别。大家知道，随着西学东渐，西医进入中国而与中医不断碰撞。自上世纪50年代，我国政府提倡用西医和西方近现代科学发掘、整理和提高中医，西方的一些科学家也试图用现代科学解释经络等中医理论，令人惊讶的是，至今已逾半个世纪，竟然毫无实质性成果。就是说，用西医和现代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并不能揭示中医学的知识系统。这一情况显然不可小觑，如果站在西方科学发展的立场，它实际可以看作是一场空前巨大的“科学危机”。一方面，中医学有不可否认的举世皆知的临床疗效，而且其中有很多疗效为西医所不能取代；另一方面，中医学的理论体系的确与西方现代科学格格不入，不能对话。在这种情况下，唯一正确的出路应当是，重新审视和修正现今某些通行的原理、原则，充分考量中国传统思维的特殊性和中国科学曾领先世界千余年这一不可否认的事实，进而从这一“危机”中引申出一个结论：原来科学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中国科学传统与西方科学传统是两个源，两个流。
二、现代科技伦理危机
当今，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其强势地位已不可动摇，科技每前进一步，人类社会也随之迈进一步。借助科技，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力大大超过以往，人类沉浸于征服自然科技的喜悦之中。然而，科技在强大的过程中，其负面效应也日益暴露。现代科技对传统伦理提出了极大的挑战。科学技术成果的滥用让人们无所适从。科技不仅仅成为“生产性”力量，它也成为破坏性，甚至毁灭性力量，成为造成种种危机力量的源泉。人们也从没象今天这样对科学技术发展充满恐惧和不安，核技术具备彻底摧毁我们赖于生存的星球的巨大破坏力，克隆技术的发展与成果给人类伦理道德提出了史无前例的挑战，还有诸如军备竞赛，生态危机，资源浪费，失业加剧等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及全球问题深深地困扰着人们。
首先，在人与人的关系上，科技的进步使得许多具有杀伤力的先进武器不断问世，加大了现代战争的破坏力，这使得人毁灭人自身成为十分现实的威胁。其次，科技发展带来社会伦理的颠覆，引发社会和科学失范行为的频繁发生。科技自身蕴含的巨大物质利益使得某些人明知研究、使用某些科技可能会对社会造成危机，在物资利益的驱动下，仍以身试法，而置伦理道德于不顾。而某些最新的科技成果极大的挑战人们的道德底线，如克隆人、器官再生、转基因食品等，人们无法预料这些科技成果的运用会给人类带来的后果，造成普遍的社会道德困惑。其次，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当代工业文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丰富了我们的物质生活，满足了我们对物质财富的欲望;但另一方面又使我们人类所生存于其间的全球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由于森林的过度砍伐、土地的过度耕种、水资源的过度使用、草原的过度放牧、人口的急剧增加使得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全球气温不断变暖、各种资源日益枯竭、耕地荒漠化问题日益突出。科技在极大地提高人们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能力的同时，也加大了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力和毁坏力。人们在享受科技带来的高度物质生活的同时，也逐渐感受到现代科技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自近代科技发展以来，人类社会面临着各种社会危机：随着现代科技和医疗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改善，存活率提高，人类寿命延长人口数量不断膨胀，而全球耕地的减少，粮食的短缺，使得生态严重失衡，人与自然的矛盾日趋尖锐;人类对自然的过度开发，大大超出了自然的再生能力，近几十年来，煤、石油、淡水、耕地等资源日显紧张;在科技对自然的过度干预下，人类面临着严重的生态危机，生物多样性的减少，森林的毁坏，土地的荒漠化威胁着未来人类的生存;全球范围内的环境污染，给人类带来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科技成果的滥用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对这种现象。早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已预见到：“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会对我们进行报复。每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了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最后，从人自身来看，科技的发展也使得作为主体的人的某些能力的退化，科技为人类日益舒适的条件，人类常常过分依赖科技的成果，导致各种现代病的迸发。人的主体地位在现代机器大生产中被逐步削弱，人成为机器的“奴隶”，科技导致了现代人的异化，全球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现代人的心理压力见证了现代机器对人类的挤压。科技本身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工具，是为了人类生活得更好，现代科技的发展已经背离这一主旨，而导致人类主体地位的削弱甚至丧失。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背离科学本身的初衷和指向，成为人类自身创造出来却又无法掌控的“魔力”。自近代科学以来，科学科技以人们无法预料的速度飞速增长，与此同时，道德伦理却发展缓慢滞后。没有伦理的科学技术是盲目的，而没有科学的伦理是空白的，现代文明社会应当是科学技术和道德伦理的和谐发展，背离了伦理的科学带给人类的是不可预知的未来和不可控制的恐慌。问题的解决应是在推动科技发展的同时，采取措施，限制有意识科技成果的滥用，即确定“科技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对科技行为进行伦理约束和对科技运用进行道德限制，增强科技发展中的人文关怀。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科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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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希腊神话呈现西方科技伦理思想的端倪
古希腊神话折射了当时人们朴实的宇宙观、自然观，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朴素的科技伦理思想。马克思说过:“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古希腊罗马时期，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十分有限，只能把对自然征服的渴望寄托于想象。神话中的神和英雄就是由想象创造出来的征服自然的化身。人们借助神话中神和英雄的力量达到征服自然的愿望。而在现实生活中，科学家是征服自然的杰出代表，这些神话故事反映的其实是现实生活中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征服自然的事迹。
1.赞扬征服自然造福人类的精神
征服自然造福人类是科技伦理的重要准则之一。这一准则最初体现在古希腊神话中提坦神普罗密修斯盗取火种送给人类的传说中。普罗密修斯为了帮助人类征服自然，违抗了众神之父宙斯的禁令，盗取天火给人类，教会了人类使用火种。这引起了宙斯的愤怒，于是宙斯命令火神赫淮斯托斯和强力神克刺托斯以及暴力神比亚将普罗密修斯钉在高加索山的峭岩上，让鸳鹰每天啄他的肝脏，直到后来被大英雄赫刺克勒斯解救出来，才重获自由。普罗密修斯在明知盗取火种会触犯禁令的情况下，仍不顾个人安危，要为人类送去福社的行为，正是古希腊人对征服自然造福人类精神的颂扬。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火”是人类征服自然的武器，代表了一种知识技术，学会了使用火，就学会了改造自然的重要技艺。普罗密修斯盗火的行为，正是科学技术征服自然造福人类的最初体现。
2.歌颂征服自然勇于献身的道德品质
古希腊神话中很多故事都体现了人类征服自然勇于献身的科技道德品质。赫刺克勒斯的传说便是典型代表。赫拉克勒斯在婴儿时代就表现出了无畏的勇气，当两条毒蛇爬向他母亲阿尔克墨涅时，“他两只手各握着一条蛇的脖子，用力一捏，就把它们捏死”。在他面临人生的十字路口时，抵制住了“堕落的享受”女神的引诱，接受了“美德”女神的劝诫，“他决定走‘美德’的路，而且不久就有一个使他为善的机会”，只身去喀泰戎山猎杀凶猛的狮子。为了给人类带去幸福，他接受了国王欧律斯透斯的苦差，要完成困难重重的12件大事。他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做到了，最终升格为神。赫刺克勒斯在希腊神话中的故事含义深刻，他的事迹是古希腊人同大自然不懈抗争的一个缩影。他勇敢机智、坚毅不屈，为了人类的幸福，勇于献身。这些勇敢的行为体现了当时古希腊人在改造自然中高尚的科技道德品质。
3.体现出征服自然团结协作的优秀思想
团结协作是科技道德规范之一。这一规范在古希腊神话中有充分体现。比如伊阿宋为了恢复他的王位继承权，被他的叔叔拍利阿斯要求去取金羊毛。获取金羊毛的难度是难以想象的，于是伊阿宋在造船手阿耳戈斯的帮助下造了一艘叫做“阿耳戈”的大船，然后邀请了希腊著名的英雄来参加这次盛举。这些英雄们为一了一个共同的目标，相互帮助，团结协作，克服了一个个困难，在美狄亚的帮助下，终于取得了金羊毛。又比如，在墨勒阿革洛斯猎取卡吕东大野猪的故事中，他召集了众多的英雄来完成此事。在整个打猎过程中，“有些人布置网罗，有些人放出猎犬，别的人又寻觅野猪的脚迹”。不管是著名英雄，还是普通猎手，人们各有分工、彼此配合，为人类除去了大害。由此看出，古希腊人在同自然斗争中，是十分推崇团结协作精神的，不管你是多么杰出的英雄人物，都要在团结协作的前提下才能退到征服自然的目标。
4.倡导征服自然的创新精神
创新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力，也是科技伦理思想的重要准则。古希腊神话故事中已经朴素地反映了这一科技道德思想。在拍耳修斯的故事中，他奉父命去割下众怪之父福耳库斯的第三个女儿墨杜莎的头。墨杜莎是一个头上盘着许多毒蛇的怪物，谁看见她，就会立刻变成石头。拍耳修斯从赫耳墨斯那里借得了青铜眉碗当他来到墨杜莎熟睡的地方时，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发挥创造精神想到了一条妙计。他背对墨杜莎站着，将青铜盾举起，从发光的盾牌中看见了墨杜莎的形象，于是趁机割下了墨杜莎的头。这个故事充分体现了古希腊人的聪明才智，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能够勇于创新。
二、古希腊罗马时期科技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科学技术具有直观性、经验性、猜测性的特点。当时的哲学家探讨有关科技道德的问题，只能出于对自然界直观的、经验的认识，那时的科技伦理思想，更多的是散见于当时哲学家、科学家的各种论述中。
1.数是道德的根源
毕达哥拉斯认为:“万物的始基是‘一元’。从‘一元’产生出‘二元’……从完满的‘一元’与不定的‘二元’中产生出各种数目·一于是创造出有生命的、精神的、球形的世界。”既然数创造出了生命的、精神的、球形的世界万物，因而道德也是由数创造出来的。在毕达哥拉斯学派建立的关于数的哲学体系中，数是一切事物的根源，代表万事万物的本质。数被抽象成脱离客观事物并先于客观事物的存在，一切客观和非客观的东西都是由数而生。因此，道德也必然以数为基础，在本质上是数的派生物。正如徐少锦先生所说:“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的宇宙观、人生观、道德观建立在对数的神秘理解基础之上。他把数与道德联系起来，企图从数学知识中引出道德知识，用数学说明道德。”毕达哥拉斯把道德归属于数，蕴含着以数为代表的科学知识派生出道德规范和道德准则。
2.美德即知识
苏格拉底比毕达哥拉斯前进了一步，提出“美德即知识”。他说:“我们不是说美德是一种善吗……但如果知识包括了一切的善，那么我们认为美德即知识就将是对的”。他认为美德和知识是一致的。他说:“正义和一切其他德行都是智慧。因为正义的事和一切道德的行为都是美而好的，凡认识这些事的人决不会愿意选择别的事情;凡不认识这些事的人也决不可能把它们付诸实践;即使他们试着去做，也是要失败的。所以，智慧的人总是做美而好的事情，愚昧的人则不可能做美而好的事，即使他们试着去做，也是要失败的。”在苏格拉底看来，人只有具有知识，才具有道德，一个人是否有道德是以是否有知识作为依据的。他所指的知识既包括道德知识，又包括自然知识。罗国杰先生认为:“他把科学的真知和道德的真知看作一回事—都是知识”。苏格拉底所指的正义和道德行为的内涵，已经由对人的一般的道德品质要求扩展到了泛指一切事物美好的本性。正义的事和道德的行为，都是美好的、善的，如果一个人能够认识到这种美好，选择去做它，那么这个人的行为是道德的;相反，如果一个人不具备这些知识，就不能去做正义的和道德的事。一切与人类的生产生活有关的技术、经验都可以称为技术知识。一个愚昧无知的人，不会认识到善，更不会用善的知识去为人类造福。因而知识是与善联系起来的。
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们没有明确而直接地提出知识与道德的关系问题。而他肯定了知识的道德功能，认为愚昧的人没有道德，只有具有知识的人才有道德，知识是美德的基础，美德从知识中来，知识与美德具有同一性。苏格拉底看到了知识对道德的作用，但也片面地夸大了这种作用，这是不足取的。
3.善的理念是科学和真理的来源
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思想作了唯心主义的解释与发展。柏拉图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善的理念派生出来的，善的理念是一切的基础。他说:“这个给予认识的对象以真理并给予认识的主体以认识能力的东西，就是善的理念。它乃是知识和真理的原因。真理和知识是好东西，但它却是更好的东西”。在他看来，科学是对真理的理性认识，也是由善的理念派生出来的，科学和真理是从属于善的理念的，善的理念比科学和真理更有价值。他强调:“因为我已经告诉过你多次，说善的范型是最高的知识，所有别的东西，唯有利用善的范型，才能变为有用和有益的……没有善的范型，则其他任何的知识或财产，都于我们毫无益处……如果我们没有美和善的知识，一切其他事物的知识有任何的价值吗?一定没有。”从柏拉图关于科学、真理和善的关系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认为善的理念是科学和真理的来源，没有善的知识，其他一切知识没有任何价值。
4.自然是决定人快乐和幸福的根源
德漠克利特的观点与柏拉图的观点不同。德漠克利特提出了原子论的观点，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原子构成，认为灵魂和精神也是由原子构成的。他从唯物主义的路线出发，解释自然规律与人生伦理的统一。他认为原子是决定人生怡然自得和幸福的原因。他说:“太阳和月亮是由同样的原子构成的，这些原子是光滑的和圆的，灵魂也是由这种原子构成……生活的目的是灵魂的安宁……灵魂平静地、安泰地生活着。”德漠克利特从原子论出发为自然观和伦理观找到了唯物主义的基础，这是认识上的一大进步。他认为宇宙是和谐的，是因为构成宇宙的原子分布是平衡的。伊壁鸿鲁继承了德漠克利特的思想。他认为自然科学是人获得快乐的根源。他说:“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什么是宇宙的性质，而是生活在对那些关于宇宙的寓言所说的事的恐惧之中，对于这个人来说，排除对所谓最主要的事物的畏惧，就是不可能的，所以一个人没有自然科学的知识就不能享受无疵的快乐。”他明确指明了一个人如果不具备自然科学知识，就认识不到宇宙的性质，认识不到自然规律，因而无法从宇宙的变化规律中体会到人生的快乐。这就是说人应该去积极探索自然、认识自然规律，获取人生的快乐。
卢克莱修进一步发展了伊壁鸿鲁的思想。他说:“是一个希腊人(指伊壁鸡鲁)首先敢于抬起凡人的眼睛抗拒那个恐怖。”他认为认识自然运动规律是理解幸福的前提。他在《物性论》里论述了物的存在本性与道德的关系，认为物质是永恒变化的，只是形式不同而已。他说:“竟然看不见自然为她自己并不要求任何别的东西，除了使痛苦勿近，叫它离开肉体，除了要精神享受愉快的感觉，无忧无虑。因此，我们看见我们有形的生命所需要的东西根本很少，只是那些能把痛苦去掉，又能撒下一些欢乐的东西。”这就是说自然只是为了人们精神愉悦，而并不要求别的东西，如果人们追随自然的本性，就不应该去追逐名利、财富。人们之所以出现道德缺失行为，是因为没有认识到物质世界运动变化的本质，没有从构成万事万物的原子运动中理解幸福的含义，自然规律与人的道德相互联系，人们只有理解自然万物的运动规律，才可能实现精神的愉快，获取人生幸福。
5.科学技术以善为目的
亚里士多德批判继承了前人的科技伦理思想，他不同意柏拉图把善当作是科学技术的来源的观点，而认为科学技术以善为目的。他说:“每种技艺，每种学科，以及每种经过考虑的行为或志趣，都是以某种善为其目的。”亚里士多德是从人的行为的目的来阐述他的这一观点的。他说:“由于行为，技艺、科学的种类繁多，所以它们的目的也种类繁多。”这里，人的行为不仅指一般的人类行为，而且包括人类改造自然的行为。他认为这些行为产生了种类繁多的技艺、科学，而这些技艺和科学通过人类改造自然的行为，又表现出种类繁多的目的。技艺、科学的目的与人类改造自然的行为的目的是一致的。而人的行为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追求善的。这就是说这些种类繁多的技艺、利学的目的也是直求善的。
6.重视科技道德修养
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哲学家、科学家都十分重视科技道德修养。德漠克利特提倡勤奋好学的科技道德修养。他说:“大部分天性不能干的人，由于练习而变成能干”。他认为要敢于说真话，提倡求真务实的科技道德修养。他说:“说真话是一种义务，而且这对他们也是更有利的”。他甚至比较明确地提出了追求真理、刻苦钻研的科技道德修养。他说:“任何艺术，任何科学知识，都不能不经研究而获得。”亚里士多德作为一位著名的科学家明确地提出了追求真理、求真务实的科技道德修养。他说:“一个坦诚的人，一个爱真理的人，他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中是真实的，而在差距悬殊的事情中就更为真实了;他唾弃虚假，不但因为它是可耻的，并且因为它本身。”亚里士多德提到的“爱真理”、“真实”、“唾弃虚假”，即是说人应该热爱真理，应该求真务实，不应该弄虚作假。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面对攻进城里的罗马士兵利剑仍然进行数学研究，将生死置之度外毫无惧色，不幸被杀害，体现了科学家献身科学的崇高品德。这种献身科学的科技道德精神，是他良好的科技道德修养的表现。卢克莱修也强调求真务实的科技道德修养。他说:“还必须用推理认识天的规律和面貌。”这里说的用推理认识天的规律，指的是科学家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必须按照客观实际、实事求是，要有求真务实的科技道德修养。
三、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科技伦理思想的核心
古希腊罗马时期哲学家、科学家的科技伦理思想都是依据当时的生产实践和对自然界的质朴认识，围绕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展开论述的。每一个流派对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都有自己的见解，无论是从探究科学技术与道德的根源上，还是科学技术研究的目的上，都进行了充分的论证。探讨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科技伦理思想的核心。
1.探讨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贯穿这一时期科技伦理思想的始终
纵观古希腊罗马时期科技伦理思想，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的探讨贯穿该时期科技伦理思想发展的全过程。
最早认识到科学技术与道德有联系的是古希腊数学家、天文学家泰勒斯。他看到了科学技术中蕴含的善的意义。在泰勒斯的雕像上刻有这样的铭文:“去寻求一种唯一的智慧。去选择一种唯一的善”。这里“寻求智慧”与“选择善”是统一的，“寻求智慧”也就是寻求知识，包括寻求科学技术知识。这即是说寻求科学技术知识与选择善是一致的。毕达哥拉斯的“数是道德的根源”、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柏拉图的“善的理念是科学和真理的来源”、亚里士多德的“科学技术以善为目的”、德漠克利特的“原子是决定人生怡然自得和幸福的原因”、伊壁鸿鲁的“自然科学是人获得快乐的根源”和卢克莱修的“认识自然运动规律是理解幸福的前提”等观点，说明这一时期的科技伦理思想至始至终都在探讨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问题。
2.从不同角度探讨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
这一时期的科技伦理思想都以探讨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为中心，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二者的关系。
(1)从根源的角度探讨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
毕达哥拉斯学派是从数是道德的根源上说明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的。该学派认为宇宙万物由数构成，由此推论道德也是从数中产生的。在毕达哥拉斯那里，“数”是潜在的科学技术。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和谐的数目，数目本身就包括了各种各样和谐的特性，它派生了道德。柏拉图是从善的理念是科学和真理的来源上论述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的。他认为善的理念是超脱一切客观现实和主观意识之外的世界的本原，是知识和真理产生的原因。在柏拉图看来，善的理念派生出科学技术知识。他说:“科学和真理可以认为像善，但还不就是善;善比科学和真理有一个更高尚更荣誉的地位……善必定是不可思议的美，它是科学和真理的作者”。柏拉图将科学技术知识的产生都归结为一个虚幻的善的理念，这是错误的。
德漠克利特是从原子的运动变化是道德的来源上解释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的。他认为原子是构成世界的本原，灵魂、精神、意识和道德都是由原子构成的。伊壁鸿鲁是从自然科学是人获得快乐的根源上阐述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的。他认为没有自然科学知识就不能享受无暇的快乐。
卢克莱修继承和发展了伊壁鸿鲁的思想，他是从自然运动规律的角度出发阐明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的。他探讨了自然的本性与道德的关系，从自然运动变化的科学规律中看到了道德的意义。
(2)从目的的角度探讨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
亚里士多德从思考科学技术追求的目的出发，提出科学技术以善为目的的观点，第一次将科学技术和善的关系问题从目的论的角度上明确提出来，这是认识上的飞跃。
亚里士多德从目的的角度论述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比前人和同时代人前进了一步。以往人们即使提出二者具有某种联系，但论述得较为粗浅。“科学技术以善为目的”就较“数是道德的根源”以及“美德即知识”更加明确，更加理论化。因为不管是毕达哥拉斯的“数”，还是苏格拉底的“知识”的论述，都是潜在地指科学技术，但还不明确，不具有确定性。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科学技术以善为目的，使这一理论规范化、系统化了。
亚里士多德还批评了柏拉图的理念论。柏拉图认为有一个超脱一切客观存在的抽象的善，它派生一切。亚里士多德认为，不同的技术有不同的善，这个善是客观的，并非抽象的。他说:“善对于每一种事业或每一种技术看来都是不同的。战术的善不同于医术的善，其他各种技术也莫不如此。”他提到科学技术以善为目的的合理性。他还将善和幸福联系起来，认为“行为善的顶点是幸福，善的生活、好的行为就是幸福”。他将幸福作为“行为善”的归宿，即在改造自然的科技实践中去追求善，才能达到幸福。这就抛弃了过去那种形而上地论述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
四、古希腊罗马时期科技伦理思想的影响和作用
从毕达哥拉斯的“数是道德的根源”开始，后经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再到亚里士多德的“科学技术以善为目的”，这些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诸多后世哲学家、科学家的科技伦理思想都可以在这一时期找到雏形。
英国哲学家罗吉尔·培根认为，智慧能使人脱离愚昧无知，能使人行善避恶，知识和道德是统一的。他说:“道德哲学是一切科学的目的，是一切科学之王，因为只有它教导精神善良。”他明确提出道德是一切科学的目的，即是说科学技术是追求善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他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科学技术以善为目的”的思想。他进一步指出:“理性是正确意志的指南，并使意志得救。为了行善，要了解它;为了避免作恶，要识别它……没有比研究智慧更值得的了，因为智慧能驱除愚昧无知。”由此看出，他强调理性的重要。愚昧无知的人没有理性，认识不到善，因而无法做善的事情，理性的人才有智慧，才能做善的事情。罗吉尔·培根将知识与行善作恶联系起来，探讨了善与知识的关系，也可说是对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观点的传承。
波兰科学家哥白尼自幼攻读古希腊经典著作，深受古希腊文化的熏陶。他认为:“虽然一切高尚学术的目的都是诱导人们的心灵戒除邪恶，并把它引向更美好的事物，天文学能够更充分地完成这一使命。这门学科还能提供非凡的心灵欢乐。”哥白尼强调一切高尚学术的目的是引导人们心灵摆脱邪恶并且趋向善良，肯定了一切高尚学术的道德作用。他认为天文学是最有道德价值的，能够给人带来快乐，是善的。天文学能提供非凡的心灵快乐，就是一种道德的行为，是追求善的。哥白尼的这种观点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篇11
一、科技与伦理道德的内涵
科技是科学和技术的合称，关于科技的含义要从科学和技术两个方面来阐述。科学的内涵一般遵从的是者的观点，在学派看来科学是一种知识体系，是人类认识自然，探索自然界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认识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科学仅仅是一种知识体系，而我们要想通过这种知识体系来改造世界则需要具体的工具，而技术恰恰就是把科学的知识体系运用在现实生活中的工具。技术是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在生活中被创造出来的，即一种方法论。科学被看做是一种认识论，一种知识体系，技术则是把这些理论体系变为现实生活中人类自身需要的工具。因此，科学技术能够被理解为是一种在科学体系下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一种方法论。科技所崇尚的是科学的实践活动，其核心是求真，追求的是一种事实。生命科技实质就是科技所引起的医学上的改变。
伦理，一般与道德联系起来。其实伦理道德严格来说也不是一个概念。伦理通常指的是规范人们行为的一种标准制度，是人们在生活中必须遵循的一系列规范人们行为的秩序。而道德是我们在遵循这些伦理标准时进行的一种善恶判断，是一种我们对事情进行的客观评价。比如我国古代的孟子就提出了人性本善的“性善论”，荀子则认为人性本恶的“性恶论”。道德所说的就是这样一种善恶的判断。西方人的理性生活方式使他们更偏向伦理的概念，而东方的人情世故特色使东方人偏向道德的概念。道德其实是我们在遵循着世界秩序的同时对事情的一种善恶价值观的判断。
二、生命科技对伦理道德的挑战
器官移植引起的伦理道德争论。记得小时候到处弥漫着着这样一件事——有不法分子从活人身上摘取器官，一时之间这件事弄得人心惶惶。如今这件事已经无法辨别真伪了，但这难道不是器官移植带来的负面效应吗？器官移植是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如今的器官移植似乎更能被大众所接受与理解了。现在随时可以听到有关于一个生命在意外去世后捐献了自己的器官给更多需要的人带来福祉。前几天微博上报道了一个美国妇女在儿子意外死亡后将儿子的心脏捐献给了一个患者，在这位患者心脏移植手术成功后这位母亲听到儿子心脏跳动的瞬间由刚开始的高兴到最后的落泪。我们不知道这位母亲是高兴自己儿子的心脏可以换取他人健康还是伤心自己儿子已不在这个世界但心脏依然可以在这个世界上跳动。这确实是医疗科技的进步能够改变更多需要的人的一生。这样一个医学技术的成长本来是一件造福人类社会的事情，但也对传统的伦理道德提出了挑战。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追求生命的完整性，孔子就曾说过“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1]。在经历了两千年的历史运转这种思想依然根深蒂固，我们的血液里始终有追求生命完整性的基因在作怪。这时或许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某个病人由于特殊的体质好不容易等到了一个合适的机会可以挽救以后的生命，但是另外一家人由于深受这种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追求的是生命的一个完整性。这时候他可能会深受来自自己内心的煎熬以及其他外在原因的压力。器官移植带来的另一个非常明显的副作用就是可能产生器官买卖。器官买賣会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以及他人的生命受到严重危害。试问一个健康的人走在大街上被不法分子致残或致死只为了摘取他身上的器官获得高额的利润，那么谁能够为这个人的生命买单。器官移植获得的高额利润将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怎样的一种毁灭性打击呢？
安乐死对生命道德的挑战。每个个体生命从生到死是一个自然规律，我们也一直遵循着生命自然老死的规则。但是科技的发展却打破了这样一个自人类产生以来就有的规律。我们常常说我们的出生是自己选择不了的，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死的权利，但是我们真的有选择死亡的自由吗？安乐死到底是医学的发展还是人性的堕落？医疗的改进是为了拯救更多的病人，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是为了还给患者一个生的希望，可是医学进步之下安乐死又该如何解释呢？我们所受到的教育一直都是要尊重生命要敬畏生命，哪怕面对一个最微不足道的物体比如一株草，一只蚂蚁等等，我们都没有任何权利来决定它的生死，他们的生死在这个自然界中遵循着应有的规律，更何况这个自然界中最伟大的生命人呢？面对安乐死到底是科技进步下医疗器械的改进还是科技进步下人的价值观的退步？我们是不能否认安乐死可以减少病人的痛苦，但是我们是否有权利为了减少病人的痛苦而选择让病人安乐死呢？我们是否能够信誓旦旦的说这个病人不需要生命毫无意义的延续，毕竟我们不知道这个人他是希望这样一直生活着还是就此为了减少痛苦而结束自己的生命。安乐死对人的传统伦理道德思想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面对生命是顺其自然，是生老病死的观念，而不是为了减少痛苦结束生命的价值观。今天面对安乐死依然是一个具有争议的话题，这其中不仅涉及了道德更涉及的法律的问题。面对安乐死对传统道德的挑战，法律也要从侧面做好。
针对科技带来的道德冲突爱因斯坦就曾明确的说过：“我们这一时代的一大特征就是科学研究硕果累累，科研成果在技术应用中也取得了巨大成功。大家都为此感到欢欣鼓舞。但我们切莫忘记，仅凭知识和技术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宣道士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2]因此强调科技发展的同时也要重视科技对伦理道德的挑战，平衡科技和伦理道德是非常重要的。不要让科技过分凌驾在伦理道德之上，泯灭伦理道德的发展。
参考文献：
篇12
1 目前科学技术发展与伦理冲突表现
（1）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冲突具有深层次的影响。
例如克隆技术，克隆技术的诞生将使人类能够操纵基因，打破种属的界限，人类可以改变物种的基因构成和机能，但是从伦理道德角度来看，克隆人将干预人类自然发展，改变人类亲缘关系，打破人类生育概念和传统生育模式。这些冲突比曾经生命技术带来的冲突更加严重和深刻。
（2）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道德冲突涉及领域更加广泛。
例如，安乐死、人工受精等研究带来的生命伦理问题;网络技术带来的网络伦理问题，利用网络的虚拟、无序、开放等特征导致的网络犯罪，网络侵犯等;核能、核武器的和平利用引发的伦理问题等等。
（3）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冲突更加直接，更加尖锐。
例如，高科技应用导致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克隆技术引发的人类身份确定问题，核能的开发引发的安全以及世界和平问题，这都是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发展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问题。
2 科技与伦理的关系
（1）科学技术对伦理道德的影响。
在人类文明史上，科学技术的进步都直接或间接地推动着人类伦理道德的进步。科学技术是推动包括道德进步在内的文明发展的伟大动力，必须以科学的“真”，促进道德的“善”，以实现真、善、美的统一。科学技术的发展扩大了伦理道德领域。在任何时代，科技的发展和科技成果的应用必然导致人类实践领域的拓展。科技进步对伦理道德领域的扩展，其具体方式和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从中世纪欧洲的宗教统治科学到文艺复兴，正是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才使得中世纪的宗教道德受到严重冲击，从而促进了人类道德的不断发展，促进了新的伦理观念的形成。另外，科学技术活动对个人优秀道德品质的形成，也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正如科学家萨顿所说“：科学是人类精神的最佳清洁剂，它摒弃一切宗教，唯取最高的信仰。”
古希腊哲学家认为智慧和知识是构成道德行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提出知识就是道德。德国现代物理学家包生尔认为，科学知识是构成人类道德的重要方面。他认为一个时代对知识的评价可以用作衡量时代精神的标准。由此可见，科学与道德有着较深层次的内在联系。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不断走向文明、走向道德，从原始人到现代人，在伦理道德上不知进步了多少，难怪近代伦理学家们对那种知识使人类退化的观点提出了强烈反对。他们认为，科学技术知识有利于陶冶人的品性，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使人生活幸福。
科技发展和科技成果的应用推动了伦理道德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道德主体的全面发展和道德进步创造了有利条件，其对道德建设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促使道德主体提高科学文化素质，道德主体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是道德建设的基础和前提。现代科技的发展，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从客观上对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科技现代化的条件下，劳动者不再以体力和经验为基础，而是以智力和知识为基础，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得到普遍提高，对社会的伦理道德建设具有促进作用。②科技的现代化有助于提高道德主体的民主意识。民主意识是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道德素质高低的标志之一。有关研究表明，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与科学文化水平存在函数关系，人的科学文化水平越高，民主意识越强。用科学知识武装起来的劳动者通常具有强烈的民主意识。此外，随着系统科学等新兴科学的兴起，系统思维等现代思维方式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思维方式，人们的智力水平得到提高，自然也增强了其参政议政的意识和能力。③促进道德主体个性全面发展。一方面，科技的现代化对劳动者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科技成果的应用也提高了道德主体的认识水平和思维能力，促进了其科学世界观的形成，并为其个性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2）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影响。
科技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也是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社会行为，承担着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科技一旦不被正确地使用，必将产生恶劣的影响。科技发展必须重视伦理规范，以弘扬科技的正面效益，扼制其负面影响，更好地为人类造福。从这一点来说，科技发展必须遵守一定的伦理规范，一切不符合伦理道德的科技活动必将遭到人们的异议、反对，被送上道德法庭甚至受到法律的制裁。有些科技活动特别是现代高新技术活动，存在着可能的或潜在的风险，也需要伦理规范，以预防不良后果或灾难的发生。如克隆人问题、基因工程、基因组遗传信息的应用和隐私权问题、基因歧视问题、基因诊断与基因治疗问题、转基因食品与转基因农作物问题、遗传资源和多样性保护问题，以及基因武器问题等等，不一而足。它们涉及到人类个体安全和国家安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等重大问题，不可小视。试想，如果克隆人的科技活动允许自由进行的话，许多意想不到的社会问题可能会接踵而至：人伦关系混乱，性别比例失调，希特勒优生理论沉渣泛起，所以应该禁止。又如基因工程技术可以打破种属之间的遗传屏障，很容易在试管中进行各种遗传重组，制造出可能的“怪物”，直接威胁人类生命安全或破坏生态平衡，所以此类工作不仅需要伦理规范，还要制订一些专门的规章制度，以规范其行为，使其负面影响减小至最低程度。基因武器是近来报刊上经常谈论的话题。根据不同种族基因组多样性特点，采用基因工程技术手段，有可能设计、研制出针对某一种族的基因武器，从而对某一种族和国家的安全造成潜在的和巨大的威胁。对此，应达成国际性的伦理宣言和协议，反对和禁止此类科技活动。
3 正确处理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
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人与科技手段的关系，两者的关系中，人是目的，科学技术是手段，科学技术是为人服务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是人的发展，人有能力支配科技手段从自然中不断获得自由，与此同时，他也需要尊重工具系统的规律和性能，服从工具操作要求。任何时候都没有绝对的自由，人从自然中获得自由是基于对必然性的认识和遵循。那么人对科技工具的服从，也是对自然规律的遵循，工具系统是以人工装置的方式体现了自然规律。工具技术对人具有一定程度的控制和压抑，这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单方面地发展科学技术，并不能使人一定得到幸福和满足。要缓解和减轻科技手段对人的控制和压抑程度，必须需要伦理道德的关怀。伦理道德表征的是人的主体精神世界。作为人的一种自我意识，人文精神力求发现那些使人成为人或规定人之为人的东西，要穷根究底地追溯人何以作为人存在、人何以会具有那些属人的东西。作为一种主体尺度，伦理道德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历史积淀和集中表现，它是人作为主体的一切活动的内在根据。它内蕴的是一种以人为本位、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维护人的地位和权利、实现人的目的和理想的人本意识，体征了人类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追求，是人的精神的核心和灵魂。科学技术是中性的，所以科学技术是否运用得当，是否合理，这是科学技术本身所无法解决的，因为这不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个伦理道德和价值观问题。所以，为保证科学技术的合理、正当运用，应该用伦理道德来协调其发展，使其发挥对科技的导向与规范作用，让科技发展真正服务于人类。
参考文献
［1］王文娟，李宏英.正确认识和处理科技发展与伦理道德的关系［J］.山西科技，2009，（3）.
［2］岳磊，蒋富强.略论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J］.科学之友，2008，（12）.
篇13
一、正确理解“中庸”和科技
“中庸”一词被很多人的误解为“平庸、折中、调和、保守、妥协，不求上进”，这都是对儒家“中庸”思想的曲解，中庸思想绝不是木讷死板平庸和庸俗的折中主义，更不是无原则和虚伪的善意，它体现着和谐、整合、“中和”的价值取向，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方法论。现在人们之所以对中庸之道有误解，是因为中庸之道的某些观念在孔子以后的发展过程中被其继承者慢慢曲解，把中庸引上唯心主义的道路。如汉代的董仲舒把中庸之道同阴阳五行学和天人感应学说结合起来，就把中庸之道带上了神秘主义的道路，而宋代的理学大师们在心性上大做文章，使中庸之道变成唯心主义重要元素，这正是现代很多人对中庸哲学误解的根本原因。然而孔子所提倡的中庸的本质是：“去其两端，取其中而用之[1]”，它所体现的是审时度势、沉着稳健、守善持中的处理客观问题方法和原则，是理性主义的具体运行的状态。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从原本的中庸之道的角度出发，来观察科技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以及如何利用科技造福人类的问题无疑是有建设性的。
人们一般认为科技是一种事物的统称，其实科技是科学和技术的结合体，两者有不同的内涵，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科学的任务是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探求客观真理。科学是一种“纯”知识，所谓“纯的知识”指的是这种知识一般不考虑直接的生产应用，不能直接用于生产，特别是不解决如何把生产要素投入转化为产出的问题，它包括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作为知识规则意义的科学技术，是价值中立的。人类对它只能作出真与假的真理评价而不能对它作善与恶的伦理评价然[2]”，而技术则泛指根据生产实践经验和自然科学原理而发展成的各种工艺操作方法与技能。技术则是人类在生产实践中应用的知识，是关于如何把生产要素投入转化为产出的知识。可见科学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手段，是一种真理性的存在，是一种真。技术是人类改造世界的手段，具有双面性，它的“善”和“恶”由人类掌控。
二、中庸对科技的理解
对于科学的理解，中庸观认为，追求科学是一种美德，而且把追求科学作为人们积极努力的目标，把探求人的内在规律和外在世界结合起来。“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这句话意思说是君子尊崇道德修养而追求知识学问；达到广博境界而又钻研精微之处；极端高明而又奉行中庸之道，这表明中庸思想对追求真理性的知识极为推崇。而对知识的运用采取守善持中的态度，体现的是超越境界与现实态度的统一。其次我们应对“诚”进行分析，我们用现在的眼光分析，“诚”的内涵应该分为两部分，它包括人本性规律的呈现和自然规律的呈现，所谓“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和“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
关于中庸观对技术的考察应从技术的二元性角度去分析，“一方面，是技术把自由由潜能带向现实，自由只有依靠技术才可能表达出来，因为正是技术展开了人的可能性空间。另一方面，技术所展开的每一种可能性空间，都必然会遮蔽和遗忘了更多的可能性，使丰富的可能性扁平化、单一化。技术既是去蔽，又是遮蔽，既成就时间，又遗忘时间，既使记忆成为可能，又导致记忆的丧失。对整个人类而言，技术既是主体彰显自我的力量的象征，也是自我毁灭的力量。[3]”即技术是把双刃剑，一方面能够破除愚昧和落后，另一方面也带给人类无尽的灾难。我们强调技术给人类带来的痛苦和灾难，正是为了这把双刃剑能够最大程度发挥它的正面作用造福人类，这是因为对于技术的理性而全面的思考才能够使得其始终在人类的掌握之下不会反过来祸害人类。“不及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狂”和“狷”指的是事物的两个极端，前者是“过”，后者是“不及”，“中行”就是“中庸”，“狂”的弊端在于容易在进取中导致偏激，“狷”的弊病在于容易导致人们“该为而不为”，唯有将“狂”和“狷”这两个对立事物中合理的因素结合起来，取长补短才能做到“有所为”和“有所不为”。当今社会把科学转化为技术的速度之快，甚至还没有预计到它会带来的什么样后果，就被投入了应用，在这种莽撞的行为中，技术带来的痛苦和灾难往往大于幸福和期望的受益。这就需要研究、实施技术的人和社会组织对科技的转化有充分的认识和审慎研究，必须考虑科技的“狂”和“狷”两个方面，以守善持中的方法论为某项技术的运用及其后果的防范做出充分的考量并制定相应的对策。既要得其利，又要担其义。所以为了克服技术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我们必须重视科技伦理在技术活动中的作用。
结合上面所述我们知道技术是一把双刃剑，而不是科学，科学是对事物发展的规律性的认识，是通过抽象思维得到的，具有中性的纯知识性的认识，是一种事实判断。因此大家所谓的“科技理论”是把科学转化为技术以及技术运行过程中的价值评判问题，人类如何更好的利用技术的过程，就是科技伦理所蕴含的精神发挥作用过程。所以笔者倾向于：把科技伦理分为“追求科学”的伦理和“运用科学”的伦理的可行性。“追求科学”的伦理是人类探求客观事物的规律过程中精神与目的以及对客观事物规律性的认识是否符合人们善的需求的价值判断，而“技术”伦理是大家通常称的“科技伦理”即把科学转化为技术以及技术运行过程中的价值评判问题。通过两者的结合使人们树立正确的科技观，从而使人、自然、社会、和谐统一，在今后经验研究、理论研究、特别是应用研究中应以“至诚”、“至善”为价值取向。
三、中庸关注积极的契合
科学技术是主体用来认识和改变的世界的方式和手段，或是将其作为研究对象，而方法和手段发挥都不能离开主体的活动。所以人类对自己的活动目的、方向、范围及其后果应该有明确的认识，人类通过科学的技术运用对自然界摄取应该是有限度、有节制的，我们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就是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强调经济目标、社会目标、环境目标、科学技术各个层面与要素之间多向互动与和谐的，它注重的是可持续发展的协调性，同时体现科学技术在发展中的推动作用及制约因素。孔子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所谓“中”的理念是适度，“和”的理念是整合统一。只有这样天地便各在其位了，万物便能生长繁衍。因此，它所追求的是：整个人类的发展和自然的发展应达到和谐的境界。
“中庸”既是一种伦理学说，同时也代表了一种思想方法，强调内心之“中”与外在之“节”的准确契合，以达到“和”的目的；致中和，恰到好处，追求“中道”，内外协调，保持平衡，这种思维方式铸成了中华民族稳健笃实的民族性格。在面对21世纪科技给人类带来的各种挑战，理性的人类高瞻远瞩，自觉建立起与21世纪高科技时代相适应的科技伦理观，通过科技道德的调控，实现对科技的“扬善抑恶”，使之朝着造福于整个人类的方向发展。应注意到科技伦理是一种道德规范，它在人们科技实践活动中只能起到倡导作用，并没有强制性力量，如果有人反其道而行之，其规范、调整作用就显得苍白无力，因此仅靠行为人的自律是不行的，还必须加入法律的手段来约束其失范行为。
总之，“中庸之道”是孔子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它追求人内在道德境界的提高，要求内外协调，保持平衡，达到太平和合的一整套思想理论与行事方法，又是追求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的一种人生哲学，[4]而这种人生哲学与当时的社会伦理结合起来，形成的一整套伦理观，必定有其历史局限性，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特定的、历史的伦理观都不应简单地肯定或否定某种科技的发展，根本原因在于人的利益、价值观和伦理观本身是变化发展的，在这种变化发展中才能确定科学技术存在的合理性”。因此，我们今天探讨的中庸思想主要是侧重于它的方法论以及这种方法论对现代的价值，如孔子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所谓“时中”是一切以时间和具体条件为转移进而在运动过程中把握事物的“中”。本文所探讨的中庸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也为解决自然中心主义价值观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提供可以参考的路径，特别在人类追求科学、运用技术的过程中应该尽量关注内在之“中”与外在之“节”的准确契合，以达到“和”的目的的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作者单位：重庆大学法学院
作者简介：葛印国（1979―），男，山东聊城人，重庆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研究生。
参考文献：
[1]引自《中庸》[M],文中引用的文言句式，如无特别说明均来自《中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