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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宋代中韩海路交流路线与形成原因
宋代与高丽保持着友好的外交关系与民间关系，官方往来与民间往来全部通过海路进行。北宋时期，两国的海上交通线逐渐由北南移，出现了一个空前发达的黄金时期。
北宋前期，即元丰年（1074）以前，宋与高丽的往来航线基本上采用传统的北路航线，山东半岛为基地，中心港是登州（今山东蓬莱市）和密州板桥镇（今山东省胶东）。即从山东半岛的登州出发，向东直航，横渡北部黄海，抵达朝鲜半岛西岸的瓮津（今朝鲜海州西南的瓮津）。另一个出海口，从密州板桥镇起航，出胶州湾，东渡黄海，直航朝鲜半岛西海岸。而高丽往来宋则从礼成港起航，在山东半岛的密州或登州登陆，再陆行至汴京（开封）。
然而，宋神宗熙宁（1068-1077）年间，宋与高丽的海上航线从北方转移到了南方，改途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远契丹”。当时，宋与辽处于南北朝对立局面中，且辽占攻势，宋居守势。考虑到登州、密州濒临辽境，发往高丽的船舶易受到攻击。于是宋元丰三年（1080），宋朝政府下令，凡“非明州市舶司而发过日本、高丽者，以违制论”。从此，北宋前往高丽的使臣，皆由明州（今宁波市）定海县出发，越东海、黄海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北上，到礼成港口岸，再陆行至开京。高丽人渡海到明州，再入运河北上至宋汴京。至此，南路航线便成为宋朝与高丽往来的主要海上通道。南路路程比较险远，不大容易往来，但如能利用季节风，也能快速到达。根据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载，宣和使团从明州港出发，到达礼成港共计28天，回程时，自礼成港发舟，返回定海县，“凡海道四十二日”。回程较去程多用14天，是因夏季，多逆风，因而比去程顺风要困难地多。
宋代海上通路发达与特殊的历史背景、造船、航海技术、宋商密不可分。
第一，宋代由于与辽的对峙，宋丽的往来只能利用海路，宋代海路已成为重要对外交通路线。北宋期间，因契丹（辽国）雄峙于中国东北地区，阻断了宋朝与高丽之间的陆路交通，宋朝前期主要利用北方的海路，后期主要利用的是南方的海路。大多数的高丽求法僧都是从海路往来的，他们搭乘的或是国使官船，或是公私贸易的商船。
第二，宋达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是宋丽海路文化交流的保障。宋代造船业无论是规模还是制作技术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当时已造出万石以上的大船。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曾在明州造两艘巨舰，“一曰凌虚致远安济，次曰灵飞顺济，皆为神舟”，人称“万斛船”，此船“上平如衡，下侧如刀，贵其可以破浪而行也”。①此外，宋代航海人也掌握了当时世界上比较先进的航海技术，尤其是指南针的发明及其应用，为宋丽间的海路交通创造了客观条件。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就明确记述了船在大洋航行时，“视星斗前迈。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入夜举火，八舟皆应”。②这表明北宋末年指南针已在航海中广泛应用。
第三，由于陆路交通的阻隔，宋丽两国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在一定层面上受到了限制，但宋商不顾交通不便，不怕艰难险阻，频繁往来于宋丽之间进行贸易活动，即使官方断绝外交关系的年代，海路仍有宋商往来。
二、海路文化交流内容
1.佛教交流
高丽王朝建立之后对佛教采取了保护政策，高丽“国人好佛法”，仅“开成府有寺七十于区”。③宋朝建立以后修复寺院，皇宫内召集天下高僧，赐以紫衣，并遣僧侣去西域求法。由于宋朝皇帝的礼遇和重视，宋朝佛教得到了较快的发展。高丽为了发展本国的佛法，经常派使节请求宋朝赐佛教经典。宋太宗端拱二年（989），赠与高丽《大藏经》一部。淳化二年（991），高丽使韩彦恭转达高丽国王王治“求印本佛”的请求，宋太宗不仅赐以《藏经》，而且又赐以御制《秘藏诠》、《逍遥游》、《莲花心轮》。天禧三年（1019），高丽遣使者崔元信等入宋贡布求佛经，真宗则下诏“赐经还布”。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又特许高丽使者收买《大藏经》、《华严经》等佛教经典。④
高丽入宋求法的僧人之中，义通、谛观、义天最为出名。义通（927-988），俗姓尹，字惟远，王族出身，晋天福年间（936-947）末渡海入华，受学于螺溪义寂，为义寂首座弟子。义通留螺溪约二十年左右，名声大作，想以此教传于故国，于是于乾德间告别师友，准备渡海归国。值此之际，太师钱惟治就之请问心要，请为戒师，住持明州（今宁波）传教院，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赐宝云禅院，故称“宝云大师”。太宗端拱元年（988）十月二十一日，义通卒于住寺，终年六十二岁。有关文献资料供20多篇，南宋天台僧人宗晓把它汇编成册，题名为《宝云振祖集》。义通著述丰硕，天台学造诣甚深，于宝云禅院敷扬教观整20年，被尊为中国天台宗十六祖，对中国天台宗的复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由于义通在四名宝云禅院弘法，使天台宗盛传四明，他的弟子甚多，其中知礼被尊为天台宗十七祖。
谛观是五代末、北宋初入华的高丽高僧，宋建隆元年（960）入华，至螺溪义寂处参学，历10年而后坐亡。谛观入华，与吴越国国王钱弘有着密切的关系。据《吴越王传》所载，宋朝初年，经过唐武宗年间的会昌灭佛运动和唐末五代时期战乱的双重打击，中国天台宗所传典籍散佚甚多。宋建隆元年（960），素奉佛法的吴越王钱弘派遣使者前往高丽、日本求取天台宗典籍，其中，前往高丽的使者带去了钱弘的亲笔书信及五十种宝物，高丽王派遣谛观入华奉献教乘。谛观入华后，至义寂所居之螺溪定慧院就学。他所带来的全部天台宗教藏“悉付于师教之门”，⑤使这里成了天台教中兴的基地。《佛祖统记》载，谛观“留螺溪十年，一日坐亡”。故其卒年当在开宝二年或三年（969或970）。⑥
谛观就学于螺溪义寂期间，曾制《天台四教仪》一部，该书深入浅出、简明易懂，深受僧俗的欢迎，人们把它喻为“台教之关钥”、“大为初学发蒙之助”。⑦在天台宗中兴中，谛观无疑居于第一功。
义天（1055-1101），于宋元丰八年（1085）四月，乘宋人林宁商船从贞州渡宋。入宋之后，宣宗命元景及大师慧宣、道邻三人追踪入宋。主客员外郎杨杰陪同，求学于杭州华严座净源门下。
义天又拜谒了慈辩大师，受传天台教观。回国路上，再谒净源大师，净源以香炉和佛尘相赠，也赠诗一首，诗曰：“青炉佛资谈柄同陟莲台五十年。今日皆传东海国，焚挥说法度人天。”⑧寄托了对义天的殷切期望。义天又到灵隐寺拜谒南山宗律学大师元照，元照为之演说律宗纲要，并授菩萨戒。⑨之后又去五台山，于智者大师肉身塔前发誓：“他日还乡尽命传扬”。⑩
1086年5月20日，义天搭乘本国朝贺使船自定海乘船回国，至29日抵达本国礼成江。回国后，义天不仅将中国华严、律宗传入韩国，而且创立了高丽天台宗。
输入《藏经》和入宋求法，使高丽佛教事业迅速发展。显宗十二年（1021），高丽模仿宋朝刊印《大藏经》，历时60余年全部完工，这就是著名的《高丽藏》。此后，高丽又将义天入宋时所精心收集的大量佛典和高僧文集，刊印为《续藏经》，成为两国佛教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
2.典籍交流
宋与高丽的文化交流中，典籍交流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因为雕版印刷的发达及政府的扶持，宋朝的图书出版事业非常昌盛，官方和民间都刊刻了丰富的当代文献和整理了前代文献，如著名的四大类书，佛、道经典，文人诗文集等。这些都受到高丽的重视，成为其搜求罗致的对象，而历代宋帝也以赐书高丽为当然。所以，在频繁的官方使节往来中，书籍成为高丽请求赏赐和宋朝回赐的高档礼物。宋与高丽的典籍交流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儒家经书及其他诸子百家书籍；二是医药典籍及有关验方；三是《大藏经》等佛典。
宋太宗淳化四年（993），太宗同意赠送版本《九经》书，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高丽使郭元回国，送给《九经》、《史记》、《两汉书》、《三国志》、《晋书》等。11 真宗乾兴元年（1022），高丽使返国，真宗赐《圣惠方》、阴阳二宅书、《乾兴历》及释典一藏。12 神宗熙宁七年（1074）“赐介甫《新经》三十本，盛以墨函，黄帕其外”，被高丽人当做珍宝加以收藏。13 宋哲宗元元年（1086），高丽使臣求《开宝正礼》、《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宋朝政府只以《文苑英华》一书相与。因为《开宝正礼》与《太平御览》涉及山川形势，故宋朝政府将它和《开宝通礼》一样，视为出口禁书，不愿其流入高丽。14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高丽使回国时，宋朝赐高丽王《太平御览》1000卷。15
高丽求书，宋朝政府除赐予之外，又开放书籍市场，让高丽使节自行购书，《大藏经》、《华严经》、《册府元龟》、《北史》等书皆为自购带回高丽的。
高丽购买中国典籍，不限于官方渠道，也通过僧人、留学生和宋商收集购买。高丽僧义天从宋、辽搜购了共4700余卷，后编为《续藏经》。宋商冒着宋朝政府的禁令，将高丽人需要的书籍运输过境。即使在宋丽断交的时期，宋商的书籍贸易活动也仍然在进行。1027年宋商献书590卷，受到高丽王的赏赐；1087年宋商至高丽献《新注华严经》，酬答银三千两；1192年宋商向高丽王献《太平御览》，国王赐其白金60斤。16
宋朝与高丽的书籍流通是双向性的，不仅宋朝向高丽输出书籍，高丽也向宋朝回馈文化典籍。1091年6月，高丽使臣李资义使宋归来，带来宋朝皇帝的旨意：“帝闻我国书籍多好本，命管伴书所求书目录授之。乃曰，虽有卷第不足者，亦须传写附来。”17 宋朝向高丽所求书籍共为128种，4993卷。高丽朝送来多少不得而知，但据考证，现存《说苑》20卷及《黄帝内经》9卷均是由于高丽此次献书而得以补正失佚的。18 除此之外，高丽佛僧谛观应吴王钱弘的要求入华奉献教乘，奠定了天台教的中兴。佛僧义天随净源入慧因寺后把从高丽带来的中国已经佚失的《搜玄记》、《孔目章》、《无性摄论疏》、《起信论义据》（以上为智俨所撰）、《探玄记》、《起信别记》、《法界无差别论疏》、《十二门论疏》、《三宝诸章门》（以上为法藏所撰）、《贞元新译华严经疏》（澄观所撰）、《华严纶贯》（密宗所撰）19 等教宗玄要奉赠慧因寺，使中国的佛教典籍“逸而复得”。这表明宋丽书籍文化交流之面极广，高丽在保存中国文化方面有重大贡献。
3.人员往来
国家之间的交往必须通过人的活动来实现，人员的往来是宋丽海路经济文化交流中最活跃的因素。宋丽人员往来中，既有两国政府派出人员，也包括大量非官方人员。此部分主要研究使节、士人、商人往来，佛僧往来由于前面已经论述，因此在此不再赘述。
（1）使节
受官方委派的人员交往之中，最普遍的当属外交使团活动，他们促进了宋丽两国的典籍交流，发展了高丽的典章制度。出使高丽归国的宋朝使臣撰写了《奉使句丽丛抄》（杨景略）、《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徐兢）、《鸡林类事》（孙穆）、《奉使鸡林志》（王云）、《高丽入贡仪式条令》（钱藻），20 虽然现存不多，但这些资料不仅增进了当时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也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研究资料。宋丽使节往来对两国的文化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2）士人
宋朝很早就有高丽人参加本朝科举考试，称为“宾贡举人”，见于记载的第一个高丽宾贡举人是金行成。977年，金行成及进士第，此后，即在宋朝为官。另一个著名的高丽宾贡举人是980年及第的康戬，出任湘乡县知县，历任知江阴军、知江州，广南西路转运副使、正使、知峡州、知越州等官职。21
与高丽人入仕宋朝一样，也有为数不少的宋朝士人到高丽入仕。据史料记载，高丽光宗21年（970）到明宗14年（1184），宋人通过海路入仕高丽的人中可确认人名的至少有49人，22 其中包括文人、进士、音乐人、医生、占卜人员、僧侣等。主要集中在高丽显宗（992-1031）、文宗（1019-1083）与睿宗（1079-1122）时期。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张廷（1052），官为秘书校书郎；张琬（1057）官为太史监候；卢寅（1060）秘书省校书郎；陈渭（1061）秘书校书郎；萧鼎、萧迁、叶盛（1061），晓音律，萧鼎迁为阁门承旨，叶盛为殿前承旨；慎修、陈潜古、储元宾（1068）试诗赋于玉镯亭；章忱（1102）高丽科举别头及第。23 这些宋人均渡海入高丽，出身地也多为江南沿海一带的明州、泉州、扬州、温州、福建一带，24 这里发达的港口为入仕者提供了方便。
相比高丽人入仕宋朝，宋人入仕高丽甚多，而他们大多数是个人选择。宋人入仕高丽的原因很多，其中一大部分是因为在宋朝怀才不遇，在本朝科场失意，故随商船出海，寄希望于异国。而高丽对这些来自礼仪之邦的孔门弟子待之以礼，授予官职。同时高丽王朝文化传统与宋朝极为相近，宋朝自一开始就对高丽怀有天然的亲近友好之情。同时官方使节代表宋政府出使高丽被视为一项美差，许多当朝文人皆以能出使高丽为荣，并以此作为其身份或能力高低的象征。宋人这种积极的高丽观是入仕高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外，汉语是高丽王朝的官方语言，语言相通，地理位置相近也是宋人入仕高丽的原因。
（3）商人
宋时海外贸易得到很大发展，宋朝是当时世界上重要的海上贸易国。北宋时海上贸易的主要港口位于胶东半岛的登州、密州板桥镇。1074年以后因政治原因，宋丽海上登陆与出发的港口均为明州。据现代学者统计，1012-1278年的266年间，宋商至高丽者达129次，5000余人之众。25 贸易以书籍、药材、茶叶、文具和奢侈品为主。正如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所写，高丽“土产茶，味苦涩不可入口，惟贵中国腊茶并龙凤赐团”。26
宋商不但在宋丽两国的经济交往、文化交流均有重大贡献，平时也担任部分外交工作，在宋丽外交关系断绝时，他们在两国之间穿针引线，传递消息，弥补了官方关系断绝后的缺憾，使双方关系得以延续不断，直到恢复外交关系。
三、宋丽海路文化交流的特点
第一，宋商频繁往来于宋丽之间，在宋丽交流过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宋丽两国由于陆路交通的阻隔，使两国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受到了很大限制。唯有宋商不顾交通不便，频繁往来于宋丽之间。公元1055年两国正处于断交时代，即便如此，当年2月的“寒食日”高丽政府一次就招待了200余名宋商。27 在两国断交的年代，海上民间贸易仍然存在，宋商不断向高丽输送典籍，高丽入宋佛僧乘宋商船舶往来，如义天1085年搭乘林宁商船入宋，觉渊寺通一大师到中国，回程也是“适值本国归舟，因而东棹”。28 宋商也担任着传递宋丽佛僧书信的工作。29 犹如高丽文学家李奎报曾描写礼成江的盛况：“潮来复潮去，来船去舶首尾相连，朝发此楼底，未午棹入南蛮天。”30 宋商在两国佛教以及文化交流中起到了桥梁作用，这是宋丽文化交流的一大特点。
第二，宋人入仕高丽，传播了中华文化，“华风东渐”，对高丽王朝乃至后世影响深远。入仕高丽的宋人在高丽的医药、音律等方面发挥了积极影响。医药方面，高丽多次派人向宋朝求医求药，对于进入高丽的医药人才更是主动劝留。文宗十三年（1059），高丽政府极力挽留医术精湛的江朝东，慎修“尤精医术”，其子慎安之“善医药”，皆身居高位。
音律方面，高丽本来“声乐甚下，无金石之音”，31 文宗十五年（1061），精通音律的萧鼎、萧廷、叶盛等人在高丽被任命为官，后来，高丽又多次向宋朝奏请乐工、乐器，高丽音律也逐渐得到发展。
而入仕高丽的宋人对民族融合做了一定的贡献。宋人赴高丽入仕为官，融合于高丽民族中，随着岁月之推移，他们后代生息相传，世代繁衍，成为高丽民族血脉中之一部分，对高丽民族的繁衍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同时使中华制度、文化在高丽得到运用、推广和传播，后来又通过高丽传播到日本，使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在“东渐”中发扬光大。
第三，纵观中韩文化交流，中国输出，朝鲜半岛接收的单向流通较多。但宋丽两国的文化交流并非单向交流，而是双向交流。主要体现在佛教交流与典籍交流方面。谛观入华来献天台宗教乘，义天带来中国佚失的华严经典，回国后还将高丽所藏大量佛教著述以不同方式送入中国，如唐澄圣、正元中所译《华严经》三部，共170卷远涉重洋送入慧因教院，32 后慧因寺因此称高丽寺。
另外，宋朝向高丽所求书籍共为128种，4993卷。高丽朝送来多少不得而知，但据考证，现存《说苑》20卷及《黄帝内经》9卷均是由于高丽献书而得以补正失佚的。33
总而言之，宋代中韩海路文化交流既是自古以来中韩文化交流的延续，又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发展。虽然海路相对陆路来讲有很多限制，但并未能阻挡宋丽两国的文化交流。宋代中韩海路交流，丰富了中韩海洋文化的内涵。
注 释：
①谭阿勇.宋丽海上贸易及互市舶法研究[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1）.
②郑龙石.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M].首尔：移动的书出版社，1998.536.
③杨仲良.长篇纪事本末（卷89）・通使高丽.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④孙建民，顾宏义.略论宋文化对高丽的影响[J].外语学院学报，1996，（3）.
⑤大藏经刊行会.大正藏[M].台北：台北新文丰，1983.
⑥黄有福，陈景富.中朝佛教文化交流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345.
⑦佛祖统记（卷10）.大正藏（49册）.
⑧大觉国师外集（卷10）.韩国佛教全书（第四册）[M].首尔：东国大学出版部，1982.
⑨宋志磐.佛祖统记（卷29）[M].南山律学・元照传.
⑩大觉国师外集（卷13）[M].大宋天台塔下亲参发愿疏.
11 杨渭生.宋与高丽的典籍交流[J].浙江学刊，2002，（4）.
12 郑麟趾.高丽史（卷4）[M].世家.显宗十三年五月丙子条.104.
13 孙建民，顾宏义.略论宋文化对高丽的影响[J].外语学院学报，1996，（3）.
14 将非非，王小甫.中韩关系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209.
15 杨渭生.宋与高丽的典籍交流[J].浙江学刊，2002，（4）.
16 将非非，王小甫.中韩关系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210.
17 高丽史（卷10）.150.
18 将非非，王小甫.中韩关系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212.
19 黄有福，陈景富.中朝佛教文化交流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165.
20 李梅花.10-13世纪中朝日文化交流与东亚文化圈[J].东疆学刊，2004，（1）.
21 将非非，王小甫.中韩关系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217-218.
22 崔永好.高丽时代与宋朝的交流[J].历史与经济，（63）.
23 将非非，王小甫.中韩关系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216-217.
24 崔永好.高丽时代与宋朝的交流[J].历史与经济，（63）.
25 将非非，王小甫.中韩关系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220.
26 郑龙石，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2）[M].器皿三・茶俎，首尔：移动的书出版社，1998.109.
27 高丽史（卷7）.文宗一，九年条.
28 李梅花.宋、丽文化交流特点初探[J].延边大学学报，2002，（3）.
29 李镇汉.高丽时代宋商往来研究[M].首尔：景仁文化社，2011.234-235.
30 朝鲜古典文学选集（七）.李奎报作品选集[M].平壤：朝鲜国立文学艺术书籍出版社，1959.
篇2
一 、霍去病墓石雕的艺术之美
相较于前代注重写实精神的秦陵兵马俑，霍去病墓雕像采用了循石造型的手法，集圆雕、浮雕、线刻等于一身，同时在创作的过程中将雕塑象征意义与写意精神巧妙地融合，从而表意浑厚深沉，风格粗放豪迈，简练传神地描绘出一代战神的飒爽英姿。
霍去病墓石雕采用了线雕、圆雕和浮雕等传统雕塑手段，依照石材天然的质地、外形，结合雕塑对象特点对其顺势而作，在其关键部位精雕细琢，这是一种大体随性而为的浪漫主义创新写意方法。这些手法极大地突出对石像所描绘对象的真实神态和逼真动感，给我们留下无限遐想的空间，联想到曾经叱咤疆场的霍大将军英勇无畏的英雄气概。此外，这些石雕突破单一个体的造型限制，从石雕群的外在形式到内在表现内容，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具有内在联系的整体。其中最为著名的“马踏匈奴”石像作为整个石雕群的核心主题雕像，其余石像则围绕着霍去病大将军北伐匈奴这一宏大主题展开。这些雕像与霍去病坟墓周边的环境紧密地结合起来，为霍去病大将军征伐匈奴这一历史事件作全面性的烘托：或展现西汉远征军在山野川林中行军的艰难困苦，或体现西汉军民与敌作战斗争的激烈残酷，或表现西汉战士作战时的英勇矫健等等。
总之，霍去病墓石雕作品近乎自然天成，线条流畅，创作手法精炼，具有极高的艺术审美价值。这些优秀的作品为我们今天的雕塑艺术发展提供借鉴。
二 、霍去病墓石雕的文化特色成因
霍去病墓石雕艺术特点以写意为主，而同期的不少作品却展现出不同风格，如以满城中山王墓葬出土的长信宫灯为代表的作品以写实自然主义为主，两者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艺术流派，展现出西汉时期艺术文化的发展。
西汉王朝是在继承前秦政治文化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的，它仍旧沿袭着秦朝很多政治文化内容，包括艺术特色方面。由于统治者的政策变化，加之文化的蜕变，对于先秦文化也进行了一定的变革。同时，由于受到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中原文明逐渐与之接触，在接触的过程中不得不做出一定变化，产生新的文化影响。这造成文化方面存在多样性共存的现象。
霍去病墓石雕就是在这一文化潮流影响下的产物。首先整个作品在整体方面结构把握到位，给人以朴实、大气的艺术气息。其次在内容上整体与局部个体连贯，不失局部的独立美感。巧妙借鉴浮雕艺术，注重点、面、线等元素的组合。这不仅体现出中原文化精巧细腻的特点，还包含游牧民族文化粗旷豪放的气质。霍去病将军率部常年征战漠北，与北方游牧民族有深入的接触，使得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相互交流融合成为趋势，进而反映在其艺术作品上。霍去病墓石雕融合了北方游牧民族风格和中原风格，运用独具匠心的大写意风格，象征战功卓越的霍去病将军，甚至是整个强盛的大汉王朝。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具有很强的文化传承性。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精神载体，其变化反映在这个民族所创造的艺术作品上。一个富有活力的文化，不仅仅是承上启下，进行传承，还要有容纳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的能力，适应时代变化不断创新蜕变。
从新石器时代开启的玉文化在汉代得到巨大发展，涌现许多杰出的玉石作品，如满城中山王陵墓的金缕玉衣。玉文化深深影响着每一个人。汉武帝作为玉文化的追随者，其在为霍去病营造陵墓时必然有所体现。
此外，西汉在继承先秦文化的基础上，其思想文化等方面也融入部分楚文化色彩。以黄老之道为代表的道家思想盛行和武帝信奉巫教等表现出浓重的楚文化色彩。此外武帝时期的文学作品在继承楚辞的基础上，表现出一定的浪漫色彩，为这一时期的艺术作品奠定文化基础。这自然也在霍去病墓石雕中有所体现。因此，继承前人雕塑艺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雕塑艺术发展的内在要求。
从霍去病征伐匈奴这个特殊历史背景，可以看出一些睥睨。从张骞出塞开始，中原文化不断与西域文化进行接触，但由于受到匈奴的军事威胁，中原王朝很难对西域进行有效的经济文化交流。尽管匈奴贵族和西汉中央政府之间经常发生军事冲突，但是汉匈两族人民之间却保持着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不仅丰富了匈奴人的经济文化生活，同时也促进着汉人社会经济和文化艺术的发展。这对西汉初年大型石雕的发展有很深的影响。霍去病作为平定匈奴的大将，他的一生和匈奴人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为修造霍去病墓时工匠们将中原汉民族的艺术特色与匈奴人的艺术语言结合提供了现实依据。霍去病用自己的力量推动不同地域文明的交流，使得中原文明得以保留并发扬光大，并深深影响今后的雕塑艺术发展。汲取外部优秀文化，学习外面雕塑艺术精华，是发展我们雕塑艺术的外在要求。
结语
汉代艺术其造型、美感都堪称典范，形成古代美术史上的一个巅峰。汉代雕塑将写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完美结合，以其蓬勃的生命力、整体的气势，展示着这个时代艺术的无与伦比的独特性。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在艺术繁荣的背后是大汉王朝繁荣的经济和强盛的国力，我们还应该看到，艺术在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往往不是其自身单线条的延续与成长， 更多的是不同文化之间、不同艺术种类之间相互交流和影响的结果。其中，霍去病墓最具代表性，将大汉的古朴、稚拙、雄浑、大气发挥得淋漓尽致。大汉文化在此后2000多年里，依然延续着这种文化交融的趋势，无论是少数民族文化还是外来文化，都慢慢相互吸收、发展、融合，最终形成中华民族灿烂光辉的艺术文化。
参考文献：
[1]张炯炯. 论中国古代雕塑的意象审美特征：以西汉霍去病墓石雕为例[J]. 雕塑. 2007（04）
[2]李惠东.从西汉霍去病墓石雕看中原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的交流――“从西汉雕塑艺术看民族文化融合”艺术探讨之一[J]. 美苑. 2005（04）
篇3
在汉代开辟的陆上丝绸之路狭长古道上，蹴鞠和摔跤等民间体育在当时最为盛行。
西安博物院馆藏的一具出土自陕西西安的汉代蹴鞠俑，虽然由于年代久远，人的相貌塑造已经磨灭，但是人物张开身体挑球的动作依旧活灵活现。特别是球正处于俑的脚背处，更体现出瞬间动感。
相比蹴鞠，摔跤是通过汉文化c西域文化交融而形成的。在湖北江陵凤凰山秦墓出土的《相扑图》中，描绘了二人上身对搏、一人旁观的摔跤场景。汉武帝时曾有一位少数民族大臣用摔跤术擒获过叛臣，因此获恩准在长安传授摔跤，促进了中原地区摔跤的革新，后来发展到与西域各民族展开多种类型的摔跤比赛切磋，促进各方间交流。
相互影响的加深
汉代开启的丝绸之路，在历经数百年后到经济文化更加强大的隋唐时期，显露出更强的活力，中国与丝路沿线各政权的体育文化交流内容更加丰富，程度更加深刻。唐代出土文物中，出现过打扮似东罗马帝国人物的拳击俑和摔跤俑，此外盛行于唐初的“木射”也是通过丝路传入欧洲，运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德国“九柱球”――即保龄球运动雏形――的产生和发展。
不过，说起盛唐时丝绸之路上的体育，马球当属集大成者，这项在唐代特别是宫廷中广受追捧的运动恰恰是外来运动。虽然马球的起源地尚未有定论，但至唐太宗时己有马球并且颇受欢迎了。《封氏见闻记》记载，当时长安城里有胡人打马球了，甚至宫中都有专门为宫廷表演马球的“球工”，相当于皇家马球队的成员。
从陆上转向海上，“南澳1号”这艘于明代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古商船，除了满载的瓷器，考古人员同样在其已沉入水底的残骸中发现了琉璃材质的围棋黑白子。如今在泰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盛行的舞狮、龙灯、踩青、登高以及各种武术技击活动，都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开来的。特别是客家人带去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武术“鹤拳”，迄今仍保留“宿鹤”“鸣鹤”等传统技法。
“这些体育文化多是移民文化，体现了以客家人为代表的中国先民们在向海外迁徙过程中与当地文化的融合碰撞，同时也显示了中华文化顽强的生命力，这些民俗体育对促进海外华人之间的友情和亲情、对推动各方面合作都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实现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建设的有效途径。”王增明说。
继往开来的交融
一带一路上的体育是我国乃至世界体育发展中不可多得的宝贵文化资源。在最新的《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实践与中国的贡献》中深化人文社会及其他领域交流合作一节中提到，“体育合作也在蓬勃发展”。王增明认为，体育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文化在体育活动实践中相互模仿，在对外意义上有利于认同感和亲密度的提升，这在如今各国间交流中扮演的角色还会越来越重。
篇4
一、汉代陶瓷简述
汉代陶瓷造型的特征是凝重庄严。[2]当时的工匠深受汉代最推崇的儒教影响，美学和工艺美学理论中所贯穿的都是儒教的礼教，这一时期的瓷器并没有过分的装饰，多以动物纹、几何纹、绳纹等自然朴素的纹路为主。[3]
汉代陶瓷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彩绘陶器：汉代厚葬之风盛行，因而彩绘陶主要作为冥器出现。常见的器形有壶、盆、盒、碗、炉等。装饰纹样有几何纹、人物纹、动物纹等。色彩除红、黄、黑、白等，还有橙、绿、青、灰、褐等。河南洛阳北郊烧沟的汉墓群中，出土数百件彩绘陶器，其中以彩绘壶最多。[4]
2、釉陶：铅釉陶是汉代一种创造，在釉料中加入铅，不仅可以降低釉的熔点，还能使釉面增加亮度。釉的色彩也在黄、绿的基础上有多重变化，这种变化是由于釉中呈色的氧化物有铁、铜两种，而又不能控制火焰气氛所致。
3、陶俑：汉代的陶俑不及秦俑高大，却富有生活情趣。既有人物俑还有很多动物俑。这些俑的尺寸大到一米多，小到几厘米。装饰上有彩绘、涂釉等。造型有夸张也有写实。制作上有模制、有捏制。火候上有高有低。
二、唐代陶瓷简述
唐代，是真正跨入瓷器的时代。汉代虽有瓷器但是温度不高，质地脆弱只能算是原始瓷。到了唐代，不仅仅釉药发展成熟，而且火烧温度能达到摄氏一千度以上，所以说唐代是真正进入瓷器时代。
唐代陶瓷主要有两方面：
1、南青北白：唐代形成南青北白的制瓷局面。南方越窑的青瓷明澈如冰，晶莹温润如玉，色泽是青中带绿与茶青色相近。我国北方瓷土白净、气候干燥、窑炉结构等原因适合白瓷发展。唐代的白瓷除了在本国销售外还大量运销海外，在很多国家都有发现。
2、唐三彩：唐代最著名的还是唐三彩。唐三彩是唐代铅釉陶器的总称。三彩釉是由坩土、石英、草木灰和铅的氧化物配成的一种透明釉。唐三彩的种类，有俑类、建筑、器物等，几乎囊括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唐三彩俑一般形体较小，手法以洗练明快为主，重在摄取神态，但也不忽略必要的细节。
三、外来文化对汉陶瓷的影响
《后汉书・孝和孝殇帝纪第四》记载：“永元十二年，冬十一月，西域蒙奇、兜勒二国遣使内附，赐其王金印紫绶”也就是公元100年，罗马帝国属下的地区遣使到东汉首都洛阳，向汉和帝进献礼物。汉和帝也对其进行厚待赏赐，表示邦交上的最大诚意。这是罗马帝国与中国通史交往的最早记载。公元166年，古罗马大秦王安敦派使者来洛阳朝见汉恒帝，标志中西方交往的开始。 东西方两大帝国外交关系正式建立。
丝绸之路使得汉代与西方有交流、有外交，西域文化也由此在汉代的工艺上留下痕迹。
1、佛教影响：在湖北当阳刘家冢子东汉墓中出土的黑色四系罐，器表施玻璃釉，呈绿褐色，罐的肩部饰有一周莲瓣纹，装饰具有佛教艺术特色。这是佛教影响中国文化艺术的一个例证。[5]考古发现，东汉时四川彭山墓葬中已经有佛教，江苏连云港孔望山佛教摩崖刻像初步证实也属于东汉时期。所以可以推测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佛教在汉代传入我国。陶瓷中的莲瓣纹受佛教影响的可能性就更大。
2、铅釉的使用：
汉代对于陶瓷的一大发明就是铅釉陶。对于铅釉来源有学者认为：“中国发明釉陶可能与战国秦汉时代道家炼丹所获得的化学知识有关。” [6]道家炼丹常常把铅、石英等物质放在一起烧炼，在炼丹的陶器里面这些物质混入黏土就会出现铅玻璃一样的表层，这启发人们发明釉陶。
也有学者认为铅釉来源于西域影响。“武帝北击匈奴，开辟了丝绸之路，西域文化也开始进入中原。在倡导儒家文化的汉代出现大量的杂耍俑、乐舞俑中，可以看到西域文化的影响。至今学术界存在认为釉陶是受西域影响而发展起来的主张。”[7]
四、外来文化对唐代陶瓷的影响
唐朝丝绸之路畅通繁荣，与亚、非、欧各国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都十分频繁。史书记载从七世纪中期到八世纪中期的遣唐使节多达二十余次，两国的贸易与文化交流不断发展。[8]我国大量陶瓷运往西亚，同时西亚地区的特色也流传至我国。而西亚的特色在我国陶瓷生产中被广泛运用。
七世纪和八世纪初的唐代“是一个崇尚外来物品的时代，当时追求各种各样的外国奢侈品和奇珍异宝的风气，开始从宫廷中传播开来，从而广泛地流行于一般的城市居民阶层之中。” [9]
1、钴料运用：唐三彩中蓝彩的出现时间大约在唐开元年间，其钴蓝料的化学成份，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测试的结论是，该蓝彩属一种与铜共生的低锰钴矿，锰钴比值大约在0.03左右，与以后陶瓷上应用的国产高锰钴料差别很大。英国牛津大学化学实验室测得的数据与上海硅酸盐所的大体相同，结论是唐三彩中的钴蓝彩料来自波斯。[10]
2、陶瓷的造型：唐代是强大的封建帝国，社会又极其开放，吸引东亚、西亚人前来朝贡、贸易甚至是定居，波斯人与当地人通婚生活在一起，成为大唐人数不少的少数民族。波斯文化也被中土广泛吸纳，当时波斯文化在全国流行后，人们以其为美，将其文化融入各个方面，包括陶瓷。
陕西咸阳唐苏君墓出土的骑马武士俑，上下全身胡服：身穿翻领交襟窄袖短外衣，袒右肩，下着窄管套裤，足登马靴。[11]
礼泉郑仁泰墓出土的三彩女俑，有的戴帽沿有花的胡帽，穿窄袖圆领偏襟绿袍，红条纹裤，腰束带，足穿白条纹蓝色圆头靴，有的穿窄袖翻领交襟红长袍，袒胸、束带；有的穿袒胸窄长袖衫、长裙、披巾。[12]
北方白瓷槽流壶很像胡瓶，口上槽形流，腹的前端联珠缀上宝相花，另一侧安壮实的柄，柄上塑一光秃人头。这些造型是波斯、阿拉伯地区公院1世纪至4世纪的铜瓶、玻璃瓶常见样式。 [13]
人们生活中的碗、钵、高足杯、高足碗等器形因为外来文化的影响，造型也变得线条优美，原先的敞口碗变成曲口碗，高足杯、高足碗做成多曲船形杯、船形碗。
3、陶瓷的装饰：唐三彩装饰纹样中的胡人形象，波斯商人形象很多，他们头戴毡帽、身穿右开襟的翻领长袍或圆领窄袖衫，足登高筒尖头靴。除了胡人的装束在唐朝流行外，胡人的舞蹈、运动都在当时被推崇，这些胡人的特色在陶瓷的装饰上有明显的体现。唐代陶瓷不仅仅是为了内销还会外销，因此为了使外销更顺畅陶瓷制造就会迎合外销地的风俗与审美。所以唐代的陶瓷纹饰还会有椰树、骆驼等唐朝稀有物种的纹饰。
堆花椰子树双鸟纹，在长沙窑贴花器物中较为常见。椰树在我国，除南方少数地区外少有种植，而公元九世纪美索不达米亚的白釉兰绿彩陶器，几乎都是用椰树花纹来装饰。[14]显然这种装饰是从波斯陶器装饰中移植而来的。
唐代陶瓷还广泛运用波斯、印度等西域诸国流行已久的忍冬蔓草、联珠、对兽对鸟等花纹。并发展为卷枝蔓草。在唐代陶器上还出现在萨珊王朝时期流行的人物舞蹈纹，尤其是胡人在乐队伴奏下跳起旋转度很强的舞蹈场面，洋溢着强烈的异域风情。
唐代传统的陶瓷技术与域外优秀文化的结合，形成大唐独特的艺术风格。
五、小结
丝绸之路在汉代开通，从此中国开始与外正式广泛外交。但是汉代只是开始阶段，不如唐代外交之路顺畅。纵观汉代陶瓷会发现，其中吸收外来文化现象不多，有些还存在疑虑，不知是本土因素还是外来文化技艺的影响。例如关于铅釉陶的来源问题学术界就存在两种争论。而唐代与外来文化广泛深入交往下，陶瓷表现出更明显的西域风情，在材料上加入外来原料，在装饰造型上加入外来文化因素。但是不管是汉代还是唐代都是非常积极促进与外国交往，愿意吸收外来文化，将其与本土技艺结合的。这样的外交理念促进了本国文化的繁盛，同时促进中外友好和平相处。文化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文化想要源远流长得取长补短式的借鉴外来技艺，融合创造式的采用外来文化。
参考文献
[1]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外二种）[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2] 王秀月.论陶瓷造型特征的发展[J].景德镇陶瓷，2014（2）：26-27.
篇5
为了继承与发展学术界数十年对丝绸之路文化研究的成果，尤其是加强与促进丝绸之路文化、文学与艺术方面的探讨，于2012年深秋，在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起点——中国十三朝古都长安所在地西安市，由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文学中心、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陕西师范大学中外民族戏剧学研究中心合办，陕西省华清池旅游责任有限公司、《丝绸之路》杂志社协办“丝绸之路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学国际学术会议”。届时，国内外将有许多关心丝绸之路世界文化意义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成为我国人文科学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一、丝绸之路文化与研究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道路，也有形形的称谓。自古迄今，在中国有玉石之路、陶瓷之路、香料之路、皮货之路、书籍之路，有茶马古道、唐蕃古道、藏彝走廊、五尺道、海上航道，也有欧亚大陆桥、国际通道、新丝绸之路等。直到19世纪末，才借用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理论所统一，并为联合国与世界各国所认可。
虽然我国古文典籍对与外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有许多文献记载，文人骚客也有大量文字存留于世，但涉及专一的丝绸之路国际大通道的研究与探索，还是受了西方世界自然科学与史地文化研究方才艰难迟缓地培育与发展起来。
据《丝绸之路文献叙录》简述，19世纪，德国学者李希霍芬（1833～1905）在《中国》第一卷中，把“从公元前114年～公元127年间中国与河间、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叫作“Seiden Stra SSen”（德文，直译为“绢的街道”），“丝绸之路”（ Silk Road）是它的英译名。在其中的一幅地图中，他标题为“马利奴斯丝绸之路”。1901年，德国东洋史学家赫尔曼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的著作，主张把“丝绸之路”这一名称的含义，从中国到河间地域，“进而扩大到遥远西方的叙利亚”，因为这一名称恰当地表达了这条道路的特色，很快便被世界学术界和人民所接受。解放后，我国学者开始使用这一名称。到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近几年来，“丝绸之路”这一名称才大量见之于我国学者的著述和报刊宣传之中。
斯文·赫定著《丝绸之路》一书统计：“整个丝绸之路，按直线距离计算总共为4200英里，按实际路程计算则为6000英里左右，即相当于地球赤道长度的1/4。张骞是所有中亚地理探险家中最伟大的一个；丝绸之路是古代世界交通干线中最长的一条，是连接各民族和各大洲之间最有意义的链条。” 据中国学者估算，从中国西安，经陕西、甘肃、新疆，中亚、西亚诸国至欧洲意大利威尼斯的丝绸之路直线距离为7000余公里，而在中国境内的距离有4000余公里，占总路程一半以上。
孙培良《丝绸之路概述》认为：“‘丝绸之路’一词，通常是指汉唐间我国丝绸经中亚、伊朗西运至地中海东岸各地的陆路交通线而言。”贾应逸在《丝绸之路初探》界定：“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传送各国人民深情厚谊的道路。”
卢苇在《丝绸之路的出现和开通》中论证：“丝绸之路是什么时候出现的？通常认为是西汉张骞通西域以后，他认为在张骞出使西域以前，丝绸之路已经出现；张骞出使西域以后，丝绸之路才实现了繁荣和畅通。作者根据古代中外文献，认为至迟在公元前4世纪时，中国的丝绸已经输入印度；公元前3世纪时，已经输入西方。”
美籍华裔学者张春树1984年在香港、美国等地巡回演讲，形成《汉代丝绸之路的开拓与发展》一文，对汉代丝绸之路的开拓和发展问题研究有其独到之处。他认为“丝路文化是混合型文化，丝路上的人种亦是形形，有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及介乎三者之间的人”，文章利用大量汉简资料具体分析了汉代河西居延人的特征。北京大学著名教授林梅村在《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中说，丝绸之路是一条“古代和中世纪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经印度、中亚、西亚连接北非和欧洲，以丝绸贸易为主要媒介的文化交流之路”。
篇6
一、识记和理解记住西域的地理范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和西域都护的设置的时间，理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和西域都护设置的历史作用。
二、能力和方法通过让学生在地图上指出西域的地理范围提高其识图能力，通过让学生设想张骞出使西域途中可能会遇到的困难锻炼其想象能力，通过让学生比较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提高其比较分析能力。
三、情感态度价值观通过对张骞不畏艰难两次出使西域的了解，培养学生坚韧不拔、勇于开拓、忠于祖国的精神;通过对设置西域都护的历史作用的理解，使学生认识到新疆地区早在西汉的时候就已经成为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重点难点】
一、重点：西域的地理范围、张骞出使西域。
二、难点：对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的比较、对张骞出使西域的历史作用的分析理解。
【教学方法】应用多媒体课件，运用启发式和问题目标教学法。
【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我们先来看几张配乐图片。在看和听的同时，请你想一想，这首歌曲带有哪个地区、哪个民族的特色？（播放歌曲《吐鲁番的葡萄熟了》）
一、神秘的西域
1、西域的地理范围
请大家看屏幕上的汉代西域图。汉朝时，狭义上的西域地区指的是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以东的广大地区。（同时点击突出玉门关、阳关、葱岭三个地点。）你们以前听说过玉门关和阳关吗？（展示玉门关、阳关遗址图。）
西汉初年，西域地区生活着很多少数民族，当时，他们面临的是怎样的自然环境呢？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2、西域的自然环境与人民的日常生活
（展示沙漠、雪山、绿洲、草地图片）这样的自然环境对西域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下面，我想请大家根据课本的小字想象一下，绿洲上的西域人民每天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呢？
突出“神秘”二字，有利于后面对张骞出使西域行程之艰辛的理解。
介绍匈奴贵族控制并奴役、压迫着西域人民，这引起了西域人民强烈的愤慨！请大家看课本68页第2段小字。（学生看书。）然后引出出使西域的目的。
二、张骞出使西域
张骞曾经两次出使西域。
（一）时间：公元前138年 公元前119年
（二）经过
下面我们来看一段有关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的的音像资料。（播放音像资料。）
再通过小组讨论合作完成一个两次出使西域的表格，来了解两次出使的异同点。
第一次第二次
任务
出发时间
结果
看了这段资料后，我们来设想一下，张骞他在出使西域的途中可能会遇到哪些困难呢？（展示问题：张骞在出使西域的途中会遇到哪些困难？）
面对众多的困难，张骞表现出了一种令人敬佩的英雄气概。那么，我们从他的身上可以学习到哪些精神
我想请大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有哪些相同和不同的地方？
相同点：
1、目的：为了联合西域少数民族攻打匈奴。
2、作用：促进了西汉和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
不同点：
1、出使时匈奴的力量：第一次出使时，匈奴十分强大;第二次出使时，西汉对匈奴的战争已经获得了重大胜利。
2、想要联合的力量：第一次想联合大月氏;第二次想联合乌孙。
3、到达地区的范围：第二次到达过西域各国，远比第一次广泛。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对我国历史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三）历史作用
（在学生讨论回答的基础上，教师归纳总结）
在汉代以前，内地与西域之间的往来非常少，可在张骞出使西域后呢？（①促进了西域和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在彼此的交流过程中，西域的葡萄、核桃、胡萝卜、石榴等物品传入了内地，而内地精美的丝绸、铁器也传到了西域。（展示西域与内地经济交流示意图。）直到这个时候，内地的人民才吃上了葡萄、核桃等东西。汉代以前，由内地到西域的道路是非常难走的。张骞出使西域后，这种情况慢慢发生了变化。（②为丝绸之路的开辟奠定了基础）关于丝绸之路的一些知识我们将在下一节课学习。
篇7
其中，2021年9月21日是中秋节，为法定假日。
中秋节的神秘来历中秋节，又称祭月节、月光诞、月夕、秋节、仲秋节、拜月节、月娘节、月亮节、团圆节等，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
在古老的中华文化里面，一年四季中，每个季节分为“孟、仲、季”三个部分，所以秋季的第二个月名为“仲秋”，现在讲的通俗一点，尤其是中国大陆就直接称它为‘’中秋‘’了。中秋节似乎是一个外来，长久以来一直不是中原王朝的固定节日，直到唐朝的初年，中秋节才成了固定的节日。据专家考证，中秋节源自天象崇拜，由上古时代秋夕祭月演变而来，这非常有道理。进入20世纪，国内外的专家相续在一些发掘的考古遗址里面发现了具有月亮崇拜的图案。
中秋节的发展历程中秋节源自天象崇拜，由上古时代秋夕祭月演变而来。祭月，历史久远，是古代我国一些地方古人对“月神”的一种崇拜活动，二十四节气的“秋分”，是古老的“祭月节”。中秋节普及于汉代，汉代是我国南北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融合时期，各地文化上的交流使节俗融合传播。“中秋”一词现存文字记载最早见于汉代文献，成书于两汉之间的《周礼》(世传为周公旦所著，实际上成书于两汉之间)中说，先秦时期已有“中秋夜迎寒”、“中秋献良裘”、“秋分夕月(拜月)”的活动。据记载，在汉代时，又在中秋或立秋之日敬老、养老，赐以雄粗饼的活动。晋时亦有出现中秋赏月之举的文字记载，不过不太普遍，晋时期中秋节在我国北方地区还不很流行。
八月十五古诗四句《中秋月》
宋-晏殊
十轮霜影转庭梧，此夕羁人独向隅。
未必素娥无怅恨，玉蟾清冷桂花孤。
《八月十二日夜诚斋望月》
宋-杨万里
才近中秋月已清，鸦青幕挂一团冰。
忽然觉得今宵月，元不黏天独自行。
《中秋》
唐-司空图
闲吟秋景外，万事觉悠悠。
此夜若无月，一年虚过秋。
《中秋登楼望月》
宋代-米芾
目穷淮海满如银，万道虹光育蚌珍。
天上若无修月户，桂枝撑损向西轮。
《中秋月二首·其二》
唐代： 李峤
圆魄上寒空，皆言四海同。
安知千里外，不有雨兼风?
《嫦娥》
唐-李商隐
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
唐-王建
篇8
2、哲学与宗教
认识两汉时期思想的特点;哲学成就(董仲舒建立的新儒学、王充的《论衡》);宗教新格局(佛教传入和道教兴起)。
3、史学与文学
掌握《史记》、《汉书》，弄清体裁区别;掌握汉赋、乐府诗，比较不同特点。
4、雕塑与绘画
掌握雕塑代表作品(秦始皇陵兵马俑、东汉说唱俑和杂技俑、秦汉砖瓦和瓦当);掌握绘画代表作品(长沙马王堆汉墓彩色帛画、汉代画像石和画像砖)。
重点和难点精析
1、秦汉文化取得辉煌成就的原因、特点和影响
(1)原因
①秦汉时期社会经济的进步是秦汉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许多科技成就既是秦汉文化发展的表现，又是秦汉经济发展的动力。
②秦汉形成统一帝国，政治统一，促进各地人民生产生活交流，为秦汉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③强有力的政府也促进秦汉文化的发展。秦始皇统一文字，西汉武帝以后大兴儒学教育，鼓励对外交流，东汉明帝求佛法等政策措施都有利于文化的发展。
④当然封建政府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而采取的一些措施，也会对科学文化发展有不利作用，如秦始皇焚书坑儒等。但总体看来，秦汉统一帝国政府的存在促进了科技文化的发展。
⑤民族交流的增多也有利于文化的进步。外来文明的传入也促进了秦汉文化的发展。
(2)秦汉时期文化的特点
①统一与多样化的有机结合。秦朝“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汉朝独尊儒术，都具有大一统的特点，同时各地、各族文化也蓬勃发展，形成了统一前提下风格多样的中华文化。
②中外文化交流空前频繁。秦汉大规模吸取外来文化的长处，特别是张骞通西域以后，中华文化接纳包容了西域、印度的文化;秦汉文化也广泛外传，向东传到朝鲜、日本，向西传到西域，甚至远播欧洲，向南传到越南、缅甸等东南亚地区。
③水平居于世界先进行列。造纸术的发明与改进、《九章算术》的问世、天文和医学成就等，表明那时的中国科学技术等处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先进行列，文学艺术等也形成与发展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独特风格。至今，国外仍有人称中国人为“汉人”，称中国学为“汉学”。
④气势宏大。长城、秦始皇陵兵马俑、《史记》等都表现了秦汉时期人们的奋发向上的精神，显现出宏大不凡的气势。
(3)秦汉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重要影响：
第一、张骞通西域，开辟了中西交通的新纪元。从此，中国文明源源不断传到西方。中国的丝绸、冶铸、水利技术都远播到中亚、罗马和欧洲地区。
第二、秦汉文明对东方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一时期，不仅和日本、朝鲜有频繁的经济文化交往，还有不少移民到日本等国，他们把秦汉先进文化带往邻国地区。
第三、秦汉文明对世界文化影响十分深远。至今，不少国家把中国称为China，即为秦的译音，或把中国人称为“汉人”，把中国学称为“汉学”，都说明中国秦汉文明对世界影响之深。
2、秦汉时期思想的特点
儒学经董仲舒阐发，既使儒学神秘化，又使儒学官方化，成为汉代思想的突出特点;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种哲学观点的对立;儒佛道三教并存的宗教格局开始形成。
3、董仲舒的新儒学。
董仲舒是西汉时期的儒学大师，其哲学思想的主流是唯心主义。
董仲舒援引阴阳五行学说，重新解释儒家经典，建立了一套以“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汉代今文经学派杰出的大师。他对儒学的发挥主要包括：(1)大一统说，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2)天人感应说，认为天是有意识、有感情的最高主宰者，而皇帝是“天子”，他代表天意君临天下，同时也必须顺从天意。这种天谴说既不科学，又有迷惑性，但作为臣下劝谏君主顺从民意的凭据，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限制君权的意义。(3)君权神授学说认为：“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这种思想理论，目的是给统治者披上神圣的外衣，借以维护封建统治。从这个基点出发又提出了三纲五常说，将封建等级制度神圣化。它所体现的神权、政权、族权和夫权是束缚历代人民的精神枷锁。(4)更化与德政思想，主张以秦为鉴，缓和阶级矛盾，提倡德治，在现实政治中革除秦政余毒，即所谓更化说。
知识拓展
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和西汉时期的发展及其所体现出的历史变化规律。
发展：①春秋时期──创立：孔子提出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体系，他维护周礼，主张贵贱有序，主张以德治民，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他还主张改良，“损益”旧的章法。②战国时期──发展：孟子进一步提出仁政和“民贵君轻”的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反对统治者“虐民”，“暴民”;要求给人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赋。③西汉──成为统治思想：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具有神学倾向的新儒学。新儒学以“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为核心。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家思想开始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规律：①古代思想学说既有继承，也有发展。②古代思想学说总是吸收其他合适的思想主张来丰富和发展。③适合统治阶级需要的思想主张往往受到格外重视。
师生探究
例1、从战国“百家争鸣”到西汉“独尊儒术”的转变体现了()
①中央集权的强化②思想控制的加强③大一统局面的形成④儒家以外各学派的消亡
A.②④B.①②④C.①③D.①②③
解析本题答案是D。本题为组合选择题，但体现出一定因果关系，难度较大，试题较为新颖。解题时，要求考生对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的转变原因、影响等作出恰当分析，应遵循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一规律，同时，西汉时虽“罢黜百家”但并不是消灭各家，由此可排除④。
例2、(2005上海历史)西汉太中大夫东方朔撰文上书汉武帝，所用竹简需两人抬进宫，以后改变携书不方便现象首次得益与发明了
A.造纸技术B.雕版印刷C.制墨技术D.活字印刷
解析本题答案是A。造纸术发明后，轻便价低的纸张逐渐代替了笨重的竹木简，从而改变了携书不方便的现象。
例3、秦汉文化具有统一性与多样化有机结合、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水平居世界前列、气势恢宏等突出特点。其中，造成“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这一特点的直接原因是()
A.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得以确立与巩固
B.处在封建盛世时期，经济文化高度发达
C.中外交通发达，政府重视对外交流
D.科技文化先进，对周边国家有强大的吸引力
解析本题答案是C。秦汉时期由于中外交通的发达，中国大规模的吸取了外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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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译 是一种通 过口头表达形式，将所听到的信息准确而快速地由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进而达到传递与交流信息之目的的交际行为，是人类在跨文化、跨民族 交往活动中所依赖的一种基本的语言交际工具。”（梅得明2 0 0：06 ）。在我国古代，周代设立了接待外宾的机构，兼管传译工作（可参考《文献通考・职官》。在这个机构中接待外宾的官职，在周代成为“行人”;在秦代称为“典客”，在汉代成为“鸿胪”或 “大鸿胪”，在魏和西晋时也成为“鸿胪”。在现代日语中，“口译”成为「通U（つうやく），日语中使用的“通译”一词并非日本人所首创，在宋濂的《元史q列传第三十七》的记述里对“通译”一词的使用：“郝和尚拔都，太原人，以小字行，幼为蒙古兵所掠，在郡王迄忒麾下，长通译语，善骑射”。由此发现我国早就开始使用“译语”一词了。汉代许慎有“传译四夷之言者”的说法，较为客观的阐述了自古以来口译的工作内容。
二、翻译方法
（一）变换语句结构
口译的语言特点是口译体，但这里所说的口译体并非等同于非正式语体，由于口译体大量采非谓语动词形式，所以译者在翻译时语序尽量与汉语一致。口译和笔译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笔译可以斟字酌句，反复推敲，读者可以反复推敲译文，仔细体会。口译则要求在短时间内完成，译文必须一次完成，无法进行二次修改，听者也只是在听到原语之后，立即听见译文。所以要求口译者无法想笔译者那样，根据需要可以对译文的语序进行前后调动。所以最好的翻译方式就是尽可能的采用直译，将原语的内容逻辑清楚、简洁明了的翻译出来。在翻译的过程中，注意重新调整句子结构，尽量将复杂句变成简单句;将长句变成短句。
（二）尽量做到忠实于原文
在古今中外的翻译活动中，都很注重在翻译时忠实于原文，美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奈达曾今说过，翻译的实质在于用最贴切最自然的语言等效地传达原语的信息，首先是内容，其次是形式。而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严复的翻译三原则，翻译家严复才能在《天演论》译著中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无论笔译还是口译都同样适用，在严复的翻译三原则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忠实原则，要求译者在翻译时要做到忠实于原文。而在口译过程中，由于受到时间以及记忆力的限制，加上信息量大，忠实于原文的将译文翻译出来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口译的工作内容比起笔译来，更注重译者传递出来的内容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尤其在一些特定场合下，口译者译出内容的准确性直接影响到双方的利益，至关重要。
三、译员必备素质
译员是作为陪同口译的主体。应学会分析制约陪同口译中译员主体性发挥的因素，以及如何发挥译员的主观能动性，根据场合选择不同的口译策略，进而提高口译的质量。译员在口译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是其主体性受到意识形态、文化差异以及语言表达能力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本章将围绕口译人员的必备素质展开论述。
（一）语言素养
翻译是语言的碰撞，文化的交流。作为一名日语口译者，最大的应用就是能够将日语和母语灵活熟练的转换。口译是外语学习中“听、说、读、写”四大基本技能水平的综合体现，所以对译者要求更高，要求译者在熟练掌握外语的同时也能灵活的运用母语。学了翻译后，要重视汉语，更加重视中国文化。所以在翻译的过程中，不仅要提高了自己日语听说读写译的能力，同时也要提高自己使用汉语的准确性、广泛性和灵活性。
（二）文化素养
翻译是两种语言的转换，但同时也是两国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传递。译者在翻译源语时，必须考虑到两国不同的文化习惯，这直接影响到译语传入地听者的理解和接受程度。根据纽马克对文化背景的分类，文化背景知识可以分为五类。第一类是生态文化包括动物，植物，地理，山脉，平原等等;第二类是物质文化包括衣食住行等等;第三类是社会文化包括人们工作和休闲的方式以及人们工作和休闲的方式以及对工作和休闲的态度等等;第四类是机构，风俗，观念文化，体现在政治方面，法律方面，宗教方面，艺术方面等等;第五类体态和习惯文化。在平时训练中，应着重注意这五个方面的学习，译者应该具备广泛的文化背景知识，尽量避免因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导致的误译现象的发生。在训练过程中应采取一下措施：第一，对日汉语言的研究和分析，应从多方位、多角度考察它们的发展与演化，对语言和文化的异同更深入、更全面地了解，以实现文化语言沟通的顺利进行。第二，通过文学作品、影视作品，多了解西方文化，从而创造条件，营造日语学习的环境和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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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谈谈弹拨乐和管乐器：
1.四弦琵琶（曲项琵琶）：它从西域经由中亚传入中原，唐代常称其为龟兹琵琶。它原用木拨子弹奏， 唐裴神符第一个改为手弹。《隋书・音乐志》记载周武帝时， 有龟兹人曰苏低婆，从突厥皇后入国， 善胡琵琶” ， 当时苏的演奏轰动了长安。
2.五弦琵琶：也是从西域传来， 五条弦， 原用拨子弹， 后也有用手指弹的。
3.阮咸（直项琵琶）：原称“秦琵琶” 或“秦汉子” ， 是由西域之“ 弦”
演变而成。颈长而直、腹圆。武后时， 蜀人蒯朗从古墓中得到。这种乐器， 因其形和晋竹林七贤图阮咸所奏的乐器相同，于是成为“阮咸”。
4.箜篌：源于亚述、巴比伦、埃及、希腊等地的竖琴，我国开始弹奏约在公元前111年。箜篌也有来自朝鲜的说法。
5.箫：中原乐器，这指的是排箫，也叫“比竹”。在汉代鼓吹曲中占有重要地位，奏法与今口琴相似。日本、罗马尼亚、匈牙利也有这种乐器，可能是从我国传出去的。
6. 筚：出于龟兹，竹管，顶端加一哨子吹奏，亦称为笳。后在下端加一喇叭就是唢呐。
7.笛：也称羌笛，汉时简称为笛，现在箫的前身。原有四孔，京房（公元前77―37年）在它后面加了一个高音孔。汉时笛始横吹，为使两者不相混淆，如用横笛则在前表明“横”字。
其次是打击乐：
1.腰鼓：从西域传来，鼓壁大的用瓦，小的用木头。唐代还有“正鼓”、“和鼓”的名称，都是指的腰鼓。演奏时正鼓为主、和鼓配合。
2.齐鼓：古人说它“状如漆桶”。龟兹部中的“骑鼓”，不知是否指的同一种鼓。
本文重点阐述琵琶与西域各民族的文化交流。
二、琵琶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
琵琶是中国民族乐器中最具代表性的乐器之一。琵琶又称“批把”，最早见于史载的是汉代刘熙《释名・释乐器》。自秦汉时期从东亚乃至西亚传入中原以来，一直以“马上之乐”的独特魅力，以“大珠小珠落玉盘”的颗粒性音响，塑造了中原文化的独特品性。秦汉、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是琵琶在中原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当时的“琵琶”一词，指的是所有的弹拨乐器的总称。
1.曲项琵琶
汉朝的武将张骞两次出使西域。逐渐打开了一条通往中国的丝绸之路，使西域诸国的多元文化得以进入中原，它在对我国南北朝至隋唐的文化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这都与西域文化的渗透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这一时期西域文化的形成主要来自印度的佛教与现伊朗、波斯文化的两股势力。从三世纪下半叶至八世纪，以天山北道的龟兹古都（现新疆库车地区）为中心的佛教文化，这一地区固有的土著文化构成了西域地区最为丰富且独具个性的艺术文化。在这些早期的壁画中可以发现中国的阮咸的直颈琵琶，到三世纪末四世纪初起开始出现一些近似于棒状的五弦直颈琵琶的画像和浮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西域地区的第二个文化中心便是天山南道的于阗（今新疆的和田地区），她的艺术特征与天山北麓的龟兹乐不同，在和田地区出土的陶器中可以发现有一些四弦的曲项梨形琵琶。
这是由三至七世纪所形成的西域地区最早的文化发展期。从这些出土的名器中较难说清其弦数的多少，但是该乐器为梨形、横抱着用拨子来演奏，在共鸣箱的下端有一块打着结的小板， 像似现代琵琶上的缚弦。可以发现这些特征与中国的四弦曲项琵琶相一致的。但是，这种曲项琵琶实际上在天山南麓的龟兹古国也曾少量出现。据此可以推定在当时的西域地区， 即天山南北两地曾出现过较为分明的两种不同的文化现象。也就是说龟兹古都以五弦直项为主;而天山南麓的于阗地区则以四弦曲项为中心的不同文化形态。当然曲项琵琶也曾出现在天山北道的龟兹而形成交叉现象，但这一时期就总体而言，原则上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现象。
2.五弦琵琶
五弦即五弦琵琶，五弦较曲项琵琶稍小，直颈。其原生地或谓中亚，或谓古印度，或谓即在龟兹。大概至迟在北魏时期传到中原，有关五弦琵琶出现在我国的最早纪录，它阐述了来自西域的胡乐逐渐来到中原，从后魏的宣武帝起开始真正受到了人们的喜爱。这一条记事叙述了大统十三年(548) 文襄帝接位以来西域音乐深受到人们欢迎， 而河清(六世纪中下叶) 年间以后这种胡乐便“传习尤盛”起来。这一时期，五弦琵琶实际上也被称作龟兹琵琶或胡琵琶五弦琵琶由龟兹传入中原的时间约在吕光破龟兹的四世纪下半叶(北魏)，而到了六世纪中叶以后的北齐胡乐开始出现盛行之况。从时间上来说正是张骞出使西域以后将胡乐摩诃兜勒带回中原， 中西文化的交流逐渐得到展开，琵琶、箜篌之类的乐器开始传入中国。在唐的十部乐中五弦琵琶被用于西凉乐、疏勒乐、燕乐、天竺、龟兹、安国、高昌及高丽等八部伎之中， 可见北魏以来随着西域乐的传入及其在中原的流行， 它与五弦琵琶有着不能否定的密切关系。大约到宋代，五弦琵琶失传
3.阮咸琵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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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看来，域外汉籍在全球的分布大体集中两大地区，一是东亚汉文化圈内的韩国、日本、越南等国；二是英、法、德、俄、美、加等欧美国家。此外，就是少量分布的澳大利亚、印度、菲律宾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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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是浪漫主义情怀、升仙思想盛行的时期，也是巫文化繁荣发展的时期。吕思勉先生曾说：“若两汉，固仍一鬼神术数之世界也。”龙凤是两汉丝织物中最常见的瑞兽，也是最常见的装饰性题材。凤鸟寓意美好，是人们心中的祥瑞之鸟，象征着健康长寿、美好与康宁。凤鸟作为一种母题，在纹样造型的创作中紧扣着一定特征。一种具体的形态或者姿态能够激发人们的思想感情，形象变化的特点能够把持画面的韵律与节奏，而纹样的渐变完成单个图案的推移与演变，呈现一种自然和谐的秩序和不同的意义（见图1）。本文主要以马王堆一号墓三种典型绣品作为分析个案，探讨题材背后的心理认知。
三种典型绣品题材相似，却有微妙之分。在《乘云绣》（见图2）中，单个图案中出现凤鸟之头，云气纹也随着凤鸟头部展开。凤目在饱满密集的云气中显现，这种具有装饰性及趣味性的凤鸟云气纹显然继承了战国时期的浪漫主义情怀。另外，羽翅的变异纤细简单，显得格外飘逸，或许这正是人们想象与渴望的乘云之鸟的形象。《长寿绣》（见图3）中，相似构成突出图案的特点，云气纹中龙的特点非常突出，在翻卷的流云中仅露出龙的头部，尾部用长尾流云的形式表现龙尾，寓意长寿。最后，再看《信期绣》 （见图4），寓意是燕南迁北归、繁衍不息，图案中对于燕尾和云纹尾部进行合体，整体造型中的线条又结合凤鸟羽翼，精简羽毛的线条，强化羽翼尾部的曲翘。以上三种典型绣品表现出变体灵动飘逸的云气纹造型，与翔龙、凤鸟的意象结合，既印证了当时文化背景下的美学基调，又解析了人的心理活动认知。
二、巫术与思想的交汇
先秦以来，阴阳五行说逐渐形成，传承至汉代得到进一步强化。最早庄子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后来经由儒家发展成综合哲学体系，成为汉代文化的主体，也可以说是一种精神文化与心理的状态。巫术与民间社会知识的积累以及思想水平形成交汇，也就构成了人们的心理与精神寄托。巫术沟通天地人神，关乎一切有关自然科学、人性生活等知识。《盐铁论・散不足》记载了两汉时期人们信奉巫术的情况：“古者德行求福，故祭祀而宽；仁义求吉，故卜筮而希。今世俗宽于行而求于鬼，怠于礼而笃于祭，亲而贵势，至妄而信日，听言而幸得，出实物而享虚福……是以街巷有巫，闾里有祝。”
《离骚》中关于诗人云游的描写充满了神话色彩，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谓：“周礼既废，巫风大兴：楚越之间，其风尤盛。”在诗人的想象中出现了凤鸟、鸾皇、飘风、云霓等神话元素，竹简、帛画帛书、装饰题材丝织品、歌舞、楚辞中都有楚人人神并举、喜好占卜、巫风盛行的记载，也说明战国时期楚人的信仰和习俗非常广泛。而从西汉马王堆汉墓出土的T型帛画和战国帛画（见图5、图6）中，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无论是题材内容，还是艺术手法、图案造型、构图技巧和绘画风格，都继承了战国时期浪漫主义的风格；在汉楚帛画中，人们除了信奉本地之神太乙、雨师、东君等，还信奉轩辕、女娲等南北诸神，这也反映当时人们在心理层面上的信仰兼容。
巫术为何如此重要，又如何取信于人们？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巫术神秘，趋利避祸，追求人之向往。在汉代，巫术已然成为一种巫文化，极具神秘感，但是巫术的神秘与世俗性又使得人们感到畏惧。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曾说：“巫术在本质上以对代人的方式来影响灵魂的做法，使他们息怒或服从命令。”信仰和思想承载了巫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间社会乃至精英阶层等重要的活动行为。占卜占星、祈祷祈祝等行为活动都属于巫文化范畴，所以巫术引起了人们在心理上认知的变化。但是，在巫术的操作过程中，人们缺乏对自然科学、社会生活和人生问题的认知，为了弥补这一认知，可以将心里想得到而无法得到的事物利用心理机转来加以实现。
三、心理学的文化取向
心理学的文化取向认为，人的心理机能和行为是人的文化活动的产物，是在人的社会化，即由自然的人向社会的人转变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人们创建符号与现实世界相互作用，刺激以人为中心具有积极意义的事物。汉代求仙思想盛行，符号的创建使得人们更好地表达心理的诉求和对美好世界的憧憬。创建并运用文化符号，主要来表达一定的意义，有助于更好地揭示人们的心理和行为的关系。
人们通过对信息的分类，创建不同的文化符号，并依据文化符号产生的积极意义，安排与制定心理活动，产生不同的意义追求。而追求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动力，人具有主观能动性，这使得人们在社会交流中对意义的追求具体化。虽然每个人的追求因角色差异而各不相同，但在选择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人们便获得了心理与自我的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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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结束中国长期的分裂局面，政治经文化得到空前的发展，隋文帝杨坚对佛教极其敬奉，隋代是莫高窟建窟密度最大的一个朝代，据不完全统计，隋代仅仅统治38年，在莫高窟建窟100余个，其中新建石窟101，重修北朝石窟5个，前四个时代是隋代的三分之一。①在这个飞天发展的特殊时期，飞天的艺术特色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隋代飞天的艺术特色
丝绸之路给中国的经济、文化带来前所未有的交流，作为陆路丝绸之路的中心敦煌，用莫高窟记载和传承着佛教与中原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晶。婀娜多姿的飞天已经成为敦煌的代言人，隋代的飞天比早期石窟中的飞天少了沉重和粗犷，多了轻盈和曼妙。
（一）飞天形象的创造性
公元581年，隋代建立，定都长安，陪都洛阳，统一了长期处在分裂的全国。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利于政治、经济、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作为汉代两百多年首都的洛阳，是汉文化的中心地区，汉文化在隋代得到有效的继承和大规模的发展。
汉代画像砖，石刻画中都存在着大量的百戏、伎乐、舞人形象，其中就有巾舞、长袖舞、绸舞、汉代的折腰等丰富的乐舞形象，为隋代的继承和交流结合奠定了基础。例如：第427窟西壁，飞天飞翔的姿势优美，体态轻盈，特别是有变这身飞天，在姿态上有了很大的突破，汉代的折腰，隋代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上半身不再是直立状态，而是充分展现了女性柔软的腰部，身体由之前的大U，一部分变成了小U，姿态变得温婉柔美，更加地婀娜多姿，表现出一种柔情含蓄、曼妙的体态。敦煌壁画上也有类似折腰的造型，例如，飞天造型中有很多飞天持花飞行，身体弯成“U”形飞翔，我们可以大胆来试想，飞天的“U”形倒转过来后的造型，与汉代长袖舞中的折腰极其相似，无论是是汉代袖舞中折腰的运用，还是敦煌壁画中“U”形飞翔舞姿，都是用腰的柔软来表现女性温柔含蓄的魅力，符合中国文化所蕴含的审美需求，受到汉代乐舞文化的影响，这是中国式飞天的特创之举。
虽然飞天的造型与前期整体的风格保持一致，但是改变了西域式飞天的粗犷和沉重，变成了颜色鲜明，充满活力的形象，显得光辉烂漫，极富想象力，中原式飞天的特点日趋成熟。
（二）飞天神态的生动性
早期飞天和印度飞天是及其相似的，上身基本直立，膝盖以下向上折起，丰乳细腰，上半身，神情单一，基本没有神态，眼睛、肚子都是用一个圈来表达，面部的线条粗实，给人沉重单板的感觉。尽管有许多因为氧化看不清楚面部，但从能看清的一些壁画上可清晰的看到飞天的神态。
（三）飞天意境的丰富性
隋代飞天的艺术特色还体现在飞天意境的丰富性，例如：第206窟西壁佛龛内的五身飞天，这五身飞天组成飞天群，错落有序、姿态各异地飞翔，有的持花，有的撒花，由上向下飞行，腰间系着长裙，身材曲线修长，轻盈舒展，长裙线条由粗到细，肩披多条丝带，丝带细且长，犹如水波纹，周边彩云飞旋，飞天的飞动趋势与周边彩云的运动趋势一致，把飞动时的动感和流畅描绘得淋漓尽致。隋代的飞天在飞行的意境上比之前的飞天更加丰富，给人以确确实实在漫无边际的天空自由翱翔之感。彩云的映衬，增加了活泼明朗的气氛，不再是从前单一、沉厚的意境。从色彩上来看，主要以枣红色做背景，颜色搭配也更加俏皮、丰富，飞天拖着长长的裙尾、飘扬的丝带，显得既活泼又曼妙。飘带是飞天的辅助补充物，单纯的飘带本身就具有飘逸轻盈的意象，当飘带和人体结合在一起时物与物产生的效果就出现了。
二、隋代飞天舞姿在敦煌舞中的影响
早期石窟中的飞天以男性为主，动作阳刚，棱角分明，体态粗壮，睁大的眼神，贴切地表达了男子的阳刚和雄健，粗实的线条，眼鼻耳唇都未体现女子所有的清秀的美感。到了隋代，这是从早期飞天向鼎盛时期过渡的一个阶段，一方面，飞天从以前主要以男性为主的造型，变换成主要由女性为主的造型，姿态更加地妩媚多姿，由有棱有角的“Z”字形向婀娜婉转的“S”形过渡。在学习高金荣教授的敦煌舞教程中，深刻体会到早期石窟中的舞姿都是苍劲有力、曲折分明的，表现的是男性阳刚有力的一面。进入隋代后，舞姿呈现婀娜多姿之态，讲究曲中有圆、圆中有曲，表现的更多的是女性柔美多姿的一面，而且面容清秀，眼神清晰，神态描绘得更加细腻。
隋代前后的飞天风格的划分，直接导致了敦煌舞的不同时期的风格差异。隋代的过渡不仅丰富了飞天舞姿的内涵，也丰富了敦煌舞蹈的内容，壁画的飞天不仅仅只有男性，更多的是女性，不仅仅只有男性的造型，更有女性的“S”形曲线，为后来人们重现壁画舞姿、创造敦煌舞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隋代的飞天也为中原式飞天开辟了新风格，同时也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郑汝中.敦煌壁画乐舞研究[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