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生态主义文学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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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薇拉・凯瑟与她笔下的安东尼娅
《我的安东尼娅》以第三方视角为读者展示了安东尼娅在拓荒移民中的艰辛与自身自强不息的精神。安东尼娅年幼时家境十分窘迫，她的父亲迫于现实的压力选择用自杀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年幼的安东尼娅在很小的时候就要帮助母亲做家务，并去镇上打工来减轻家中的经济负担。而后来不幸的婚姻、在怀孕后被人抛弃等等一系列恶劣的事件并没有让我们的女主人公丧失对生活的信心，反倒是在艰苦的环境中不断坚强，并不断战胜磨难，最终拥有了一个美好的家庭，有一个好的结局。
这是作者以自身为原型创作的小说，也表达了作者对大自然的喜爱以及对父权主义的批判，也让作者追求女性与自然能够和谐公平。
（一）主人公与自然的和谐美好
生态女权主义认为女性能够与自然、生态环境亲近才能够使大自然更加生动，而大自然的万物也会因女性的特征而生机勃勃。在《我的安东尼娅》中，对女性的描写也与自然有着很大的结合，比如女主人公的肤色就与当地土壤的颜色相同，明亮的眼睛也表达了大自然给人的生气，而散乱的头发也表达了主人公倔强的生命与大自然的野性。重要的是女主人公十分热爱大自然，她认为自己与大自然密不可分，能够与各种动物愉快的玩耍，也会像长辈照顾孩子一样照顾自然界中娇贵的植物，大自然像天生就是安东尼娅的朋友，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二）安东尼娅对女权主义的幸福追求
我们的女主人公在自己年幼的时候便失去了自己的父亲，而当时的社会是一个父权社会，女人只是作为男性的附属品而存在，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自由的意志。她们就像是一种物质资源一样供男性来抢夺。所以父亲去世后安东尼娅失去了自己独立的人格，只能够顺从家中的男性放弃读书，辛苦耕种。不同的是这样的打压没有使安东尼娅放弃自己的人格，反而在土地中安东尼娅意识到自己与男生一样，并不比男性要差。于是，她开始追求女权主义。
路途并非一帆风顺，在当时社会下，女性权利的低下让安东尼娅在很多地方遭受排挤，也在一次次失望中看清男人充满了欺骗，社会有着无尽的诱惑。她又回到了自己最热爱的大自然，辛勤劳作，一步步的坚持，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也找到了自己应有的幸福。
（三）凯瑟笔下男性的脆弱
在《我的安东尼娅》中对男性的描述有许多，比如安东尼娅的父亲，在自己的家乡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丰厚的收入，可是到达了西部的草原时，远离家乡，她们穷得只剩下一件大衣进行取暖，他们甚至没有一顿像样的食物，只能够吃腐烂的蔬菜与别人废弃的食物，最终因忍受不了而自杀。还有故事的叙述者吉姆，一开始认为自己在安东尼娅面前有着强烈的优越感，但发现自己的生活无论如何都没有安东尼娅过得充实，心中 的优越感荡然无存。凯瑟笔下的男性大多描述的十分脆弱，与坚强的安东尼娅是两种生活状态，也从另一方面表达了凯瑟生态女权主义的智慧。
二、结语
从《我的安东尼娅》中，我们很容易就能够明白作者想要表达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都应该和平、和谐，而不是一味地认为女性一无是处，要从心底里认为人人平等，只有消除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对自然保持一种虔诚的心态，才能够让这个社会更加美好。这也是生态女权主义者认为的观点，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薇拉・凯瑟是一位具有浓重生态女权主义的作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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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女权主义概述
生态女权主义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蓬勃兴起的各种社会运动之中，20世纪90年代达到。生态女权主义首先出现于法国作家弗朗索瓦斯·德奥博纳发表于20世纪70年代的两部作品：《女权主义或死亡》和《生态女权主义：革命或变化》。弗朗索瓦斯·德奥博纳号召女性发动一场生态革命来拯救地球，这种生态革命将使两性之间以及人类与非人类的自然之间建立起新型的关系。
生态女权主义的基本观点是：“西方文化中在贬低自然和贬低女性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的关系”。生态女权主义者s.格里芬等人强调女性身体功能和自然接近，认为女性比男性较容易接近自然，女性是大自然的最佳代言人。美国学者伊内斯特拉·金把生态女权主义定义为一场女性认同运动，她声称：“我们为了忠于未来的世界，忠于生命和忠于这个地球而向父权挑战。我们通过自己的性别特征和我们作为女性的经历对此有着深刻和独特的见解。”
生态女权主义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生态女权主义的首要内容是女性与自然的认同，是价值观念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的社会运动。生态女权主义不仅涉及意识形态，也是一场为实现社会变革而兴起的实践活动，是女性为维护自己、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社区，反对由于父权社会、跨国公司和全球资本化主义而引起的恶性发展和环境恶化所进行的不懈斗争，是理论与实践的相互统一。第二，生态女权主义的重要论点还包括对西方现代科学的批判，多样化和统一性，对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发展的沉重代价持强烈的批判态度等。西方现代科学、生活多样化、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等在生态女权主义者看来，均是在父权社会观念主导下，人类社会为了满足物质丰盈或者追求国际地位所做的掠夺自然、破坏生态平衡的活动，这种掠夺和破坏的意识同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意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第三，寻求建立联系的原则是生态女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生态女权主义寻求建立一个平等、和谐、友好共处的关系，这种关系涵盖了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以及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二、生态女权主义与文学评论
近年来，随着生态问题研究的不断推广和深入，其思想已经深入历史、政治、哲学、文化等各个领域，生态女权主义也随之而起，生态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也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以生态女权主义批评理论解读含有生态和女性内涵的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是文学研究的一个新动向。
在生态女权主义者看来，“女性原则”和“生态原则”成为衡量文学价值的新标准，凡是体现了对整体、相互关系和稳定的世界的追求，洋溢着关怀、同情和“慈育意识”的文学作品会受到极力颂扬，相反，弥散着男性支配、控制欲望的作品，充盈扩张、功利性的破坏性话语，则被毫不容情地被批判。
生态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包括以下内涵：（1）对文学文本中将女性作自然或者将自然做女性描述的梳理和分析；（2）女性作家生态写作的理论概括，及其与男性自然写作的比较；（3）女性文学作家在其文学作品或者文艺理论中表露的自然观的整理与归纳，批判男性偏颇的自然观；（4）结合相关时代背景，分析解读文学文本中生态女权主义的回归与叛离，由此文学经典不可避免地被重新阐释并赋以意义和价值。
有不少评论者运用生态女权主义的视角和方法，对文学作品进行解读，如有研究者对威拉·凯瑟的小说《啊，拓荒者！》进行了生态女权主义解读，并认为“生态女权主义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理想的和谐社会……女性、自然以及他们之间的联系不再是贬低性的概念时代而是理想生存模式的力量之源”。还有不少学位论文也以生态女权主义为研究视角，对相关文学作品进行分析解读。这些从生态女权主义解读文学作品涌现出的优秀评论文章从不同的侧面分析了生态女权主义在刻画女性的文学作品中体现的女性与生态之间深刻的渊源，使女性主义与生态整体有了共识——构建人类社会与自然万物融洽共处的和谐画面。
三、从生态女权主义角度解读《我的安东尼亚》
生态女权主义着眼于未来社会的建设，旨在建立一种人类与自然和睦共处、相互作用的生存模式。生态女权主义者呼吁建立一种不是基于统治原则而是基于互惠互利原则的生态道德伦理观，因此也赋予了文学评论新的视角和研究价值。
美国现代女作家威拉·凯瑟（willa cather）（1873—1947）是20世纪美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我的安东尼亚》是其作品中最有力、最成功的一部，力在表现“拓荒时代” 的典型人物，思想境界高尚纯朴，艺术风格舒畅清雅。该作品以美国西部大草原为背景，讲述了一位波希米亚姑娘安东尼亚在困境中的成长历程，塑造了这位女拓荒者的生动形象，体现了美国早期开拓者的力量和激情，她为寻求自我建构和实践身份认同而不屈不挠地抗争，为超越自身情感实现自我价值而苦苦挣扎，为摆脱性别所带来的不公正命运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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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态女权主义视角解读威拉·凯瑟的作品《我的安东尼亚》，可以使我们跳出常规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男性中心论，探索自然与女性之间密切的精神内涵，看到世界的真谛和价值在于人类和自然、男性和女性的相互尊重与友爱相处，从而加深对文本的核心内涵的理解。女主人公对草原的认同，对土地的依恋，和自然环境的结合，与父权制主导下的殖民者用刀征服土地的做法皆然不同。基于这种差异，生态女权主义者认为，“如果人类决心变革他们的性别关系，摧毁父权制，就能随之改变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种观点暗含了女性和自然之间存在着某种质的关联，她们都是父权制思想主导下受压迫和被征服的对象，只有意识到这种关联，意识到父权制在整个统治体制中的独霸地位，才能将爱惜自然与珍爱女性联系起来，也就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中国
《我的安东尼亚》这部作品体现了生态女权主义的观点，因为作品给我们展示出了内布拉斯加这片土地上繁衍的万物都相得益彰：安东尼亚通过自己的成长和经历赢得了“一种无法用世俗的价值观来测度，无法用财富、名誉或者肉体上的吸引力之类的标准来衡量的成功”。这部小说在人与自然和谐融洽的气氛中结束，达到了自然界万物相宜的理想境界。
首先，《我的安东尼亚》中的人物描写蕴含了生态女权主义观点。在吉姆看来，安东尼亚可以是他的妻子、情人、姐姐甚至母亲，“只要是女人可以成为的身份均可”，可见他们的关系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男女关系，更找不到大男子主义的踪迹，而是男性与女性之间互相尊重、互相依靠，以平等的身份构成人类社会的两大重要群体。安东尼亚等草原上长大的姑娘到城里去做帮工，雇主，特别是女主人，欣赏她们干活的本领，将她们也当做是家庭中的成员，这里也看不到传统意义上的主仆尊卑，而是赞扬人作为个体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文中吉姆·伯登家是美国本地居民，而安东尼亚·雪摩尔达家却是从波希米亚迁至美国，文化、地位及家庭背景均存在巨大悬殊，但是伯登家却没有因为这些悬殊而鄙视或者欺诈雪摩尔达家，相反他们互相帮助，互相尊重宗教信仰，展现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和谐相处的优美画面。其次，文本中不乏对人类（特别的妇女）与动物的描写——动物和人类同样具有生存权是生态女权主义的另一重要观点。吉姆的奶奶，这个常年在农田忙碌的妇女，总有各种小动物如土拨鼠、獾和菜花蛇等与她为伴，“我喜欢那些土拨鼠跳出洞来看活”，这使她不觉得孤单和疲倦。安东尼亚将受伤了的小昆虫放进自己的头发里——“为它搭了一个温暖安全的窝”，即便是吉姆想帮她把昆虫放进衣服口袋也不能使她放心；“自从我当上了母亲，我就不再杀任何动物了”，中年的安东尼亚更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般爱护着动物。在这部作品中，动物不仅与人类同样具有灵性，并且关系十分融洽。
文本中对自然景物的描写更体现了生态女权主义者对人类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有学者认为，并非有描写景物的作品就是对自然的关爱，若是描写大自然是为了服务人类的感情表达，那便不是生态意义上的写作。而若是设身处地地将大自然中的景物看做是与人类同样具有喜怒哀乐的生物，才是生态女权主义所秉持的人与自然的观点。文中安东尼亚会在半夜冒雨为她的树苗“披衣裳”；吉姆祖母家的菜园子，秋日里一望无垠的草垛，夜幕即将降临时绯红的天边，备受人们爱护的路边的向日葵，都是人类的伙伴，都让吉姆这个“风光”的城里人眷恋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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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四、结语
生态女权主义者强调女性拥有一种男性所没有的本性、一种与自然在生理上和精神上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在《我的安东尼亚》这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女主人公在追求自己权利、实现自己的价值的同时，与大自然结下了不解的情谊，这正是生态女权主义者所追求的人与自然的回归。这种回归不像环境保护者那样虽然倡导的保护环境，但却以自然为人类服务为目的；也不像女权主义者那样虽然争取与男性拥有同等社会权利，但却仍然将男性、女性视为对立的两种群体；这种回归是女性运用自己和大自然的共性，在实现自己的价值同时也在实现自然的价值，实现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因此，生态女权主义者倡导女性用自己保护自然、珍爱自然的实践行为构建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和睦共处的生态模式。因此通过生态女权主义解读《我的安东尼亚》，不仅加深了对作品中的生态女权价值观的理解，也对生态女权主义文学评论的基本观点有了更深的认识。中国
参考文献：
[1] 孙宏.《我的安东尼亚》中的生态境界[j].外国文学评论,2005,(1).
[2]王诺.欧美生态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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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迫害情结”的强化
对男女关系的揭示是女性主义的紧要任务，即揭开男女不平等的关系。由于很多文学评论过分地剖释阐述受伤害的女性，夸大了其受摧残受压迫的地位，让人们觉得受压迫的女性形象是女性主义为其创造和描绘的，更有甚者对此称之为“受害者的哲学”。后来出现并逐渐成长起来的女性主义阵营之中的“后女性主义”，对该种情况有着十分深入的理解，认为“女性主义对男女问题的过分强调和夸张以及将其政治化”等方面的观点存在着一定的误区。因为反对“受迫害情结”导致很多人对女性主义产生误解，将其定义为是极端的，个人中心的，令人难以忍耐的女性主义，不愿意接受女性主义。而一些女性主义不满甚至是厌烦“受迫害论”，觉得女性群体和自然都受到了男性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伤害和摧残。这些理论主张更是对女性主义的接纳造成了一定困扰。例如：“从对待环境和自然的方式上来看，男性和女性有着相同和类似的地方，都将双方看作是能够掠夺和占据的资源。”这是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之一，福尔斯对其进行了详致的描绘，通过刻画萨拉悲惨的遭遇和痛苦不幸的人生，表达了对文明摧残下的自然的怜惜以及对生活在坎坷窘境中的女性的同情，显示了在西方工业文明社会的背景下，男权占据着主导地位，自然和女性的境况和遭遇有着极度的相似之处，即以他者的形式存在。但本文认为，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受害者的立场上，不能将女性与自然共同搁置其中。
首先，把女性与自然共同放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受害者的立场上的这种做法非常笼统，不符合真正的实际情况。从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方面来看，它的积极影响惠及到了部分女性，并没有明确地排挤女性，而且，迅速发展的科技所引发的诸多环境恶化乃至生态灾难也影响到了男性群体。然后，在保证所有女性内部各成员的发展处于一个层面，遭受的歧视迫害程度相当的条件下，才能把全体女性和自然放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对立面。但这种划分忽视了地域、民族、阶级和年龄等系统内部的个体差异，划分过于简单。由于西方是生态女性主义的诞生地，而中国还停留在将其引进的时期，没有属于自身的本地化色彩使得其观点和评论缺少创新性思维，而是较多地进行源理论的阐释。因而，对该理论发展进程的关注十分重要。再次，通过在一定程度上对古代、近代以及现代的审视，发现天人同一、人定胜天和天人和解是人类中心主义进程中的三个主要时期，三者之间既相互交织并行，又有一定的重复和叠合。因而，人类中心主义不断变化的没有固定形态的发展及其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使得不能将其笼统地与女性和自然的对立面混为一谈。
三、二元对立思想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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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批评主义是一种全新审视文学的视角，它是18世纪工业革命开展以来，地球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后而形成的“拯救型”产物。生态批评主义是站在对自然和生命尊崇的立场上，对文学作品中作者对自然的表现进行鉴赏与批判，具体的说，生态批评主义源于人类自身对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活动的一种反思，在文学作品中是以批判的视角看待文学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崛起，达到了繁荣的时期，基于此，本文主要针对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作家柯勒律治、济慈等作家的经典作品加以研究，从生态批评主义的视角探讨这一类文学中体现的意义。
二、浪漫主义经典文学中的生态批评
浪漫主义文学是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代的产物，到19世纪快速发展，是19世纪文学代表作品中的一个重要流派。浪漫主义文学最高出现于英国，英国涌现出了大量的浪漫主义作家，他们代表了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最高成就，在这一时期，浪漫主义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流派：1.消极浪漫主义，即代表作家大多采取消极避世的态度，文学作品中较多的留恋过去，其代表人物有柯勒律治、华兹华斯等人；2.积极浪漫主义，即代表作家大多采取积极应对的态度，文学作品中较多的正视现实，并且批评现实社会中的黑暗面，其代表人物有雪莱、济慈等人。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主要针对消极浪漫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中的代表各选一人，对其文学作品加以分析。
1.柯勒律治在消极浪漫文学中的生态批评
柯勒律治少年丧父，一生基本上是在贫穷病苦和鸦片的阴影中度过的。受生活经历的影响，其对于工业革命和城市文明比较厌恶，更加向往自然与农村生活，其代表经典文学作品《古舟子咏》就体现了这一点。《古舟子咏》讲述了一位老水手奇特的航行经历，在航行过程中，他遇到了冰雪、大雾，一只信天翁飞来指引他航行到了一个安全的地带，可是他却无故的将信天翁射杀，此后，海上无风无浪，船只无法航行，水手无处安生。后来，老水手每天都忏悔着这一切，于是在看到海蛇后涌起了对自然万物无尽的爱，正是他对自然的怜爱，天使出现救下了所有“死去”的水手。
在诗歌中，柯勒律治将信天翁比作自然界的保护神，如果人们不尊敬自然，那么自然与人类的和谐共处就会被打破，人们也会受到自然的惩罚。这种互相伤害似的惩罚，对于自然和人类双方而言都是极其惨痛的。令人庆幸的是，诗歌的结尾，老水手对大自然充满了关爱与敬畏之心，而自然也会回馈给老水手真诚的对待，帮助人们的生活环境回到一切正规之中。
这首诗歌的价值从生态批评主义的角度来说，较好的宣传了对自然的仁爱与赎罪思想，19世纪的英国受工业革命的影响最大，极大的丰富了人类生活的同时，也对自然带来了持续的伤害，在这种背景之下，人们必须唤起对自然的关爱才能促进人类生活的持续发展。
2.济慈在积极浪漫主义文学中的生态批评
济慈是浪漫主义文学中擅长描绘自然景色的代表，在其代表性文章中，对自然的描绘都非常的华美，《秋颂》是其描绘自然篇幅较多的诗歌，其创作背景是在19世纪印尼特火山爆发之后，受火山爆发的影响，英国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天空几年都是灰暗的，直到三年后的秋季，英国的自然环境才从印尼特火山爆发中缓和过来。温润迷人的秋季来临，欣欣向荣的果实生长，这一切触发了济慈的内心情感。他在《秋颂》中描绘了一个安宁且和谐的秋景，在诗歌结尾，济慈感叹道：“啊，春日的歌哪里去了？但不要，你也有你的音乐――”此时，何柳、飞虫、微风、蟋蟀、知更鸟、羊群、燕子等自然界的一切和谐共处，诗人无法不感叹这个秋季的来临，实在让自己流连忘返，不再一心期盼着春天的到来。
在诗歌中，诗人都是客观存在的自然万物，表明了济慈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同时，也表明了济慈对于自然的敬畏之情，如果不热爱自然，那么自然所带来的灾难是需要很长时间去愈合的，这也在侧面反映出诗人对于工业革命对自然带来破坏的忧思与不满，于是只能用完美的秋季之景映衬出工业革命给自然带来的满目疮痍。济慈作为积极浪漫主义的代表，在诗歌结尾描绘的完美的秋景也极大程度上获得了读者内心的共鸣，使人们意识到了自然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
三、结语
生态批评主义涉及到很多方面，其作用是促进人类对自然的进一步关注与关爱，利用生态批评主义的视角对浪漫主义文学加以研究，能够促使人们对自然的认识，改变工业革命下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不平衡现象。无论是消极浪漫主义文学还是积极浪漫主义文学，其只是在对生活的态度上有所不同，但是在对自然的描绘中，都体现出了作者对于自然的敬畏与关爱。在研究过程中，生态批评主义更加发挥其价值，读者进一步感知文学作品中的自然环境，文学作品也进一步焕发生机。
【参考文献】
[1]张剑.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与生态批评[J].外国文学，2012.03：123-133+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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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阅读文本、探究文本的过程，是与文本、作者和“我”之间产生共鸣，充分体验语言的内在魅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只有创造性地对知识进行再加工，才能变他人的知识为自己真正的知识。但学生在这一学习感悟的过程中，总会出现或多或少的回答错误或欲言又止的“思维卡壳”现象。对待学生的学习生态的态度决定着教师的教学成功与否，或多或少的错误正好可以提醒教师如何进行教学补救。出现错误时，教师要充分利用教学机智，做到既纠正学生错误又保护他们的学习热情，把错误变成一种让学生积极向上的资源财富。学生在错误中反思，在反思中提高，会养成修补知识漏洞的好习惯。久而久之，学生的思维能力也会随之提高，学习质量也会不断提升。
2.针对出错的不同原因，详细分析制定相应转化措施
世界上没有两片一模一样的叶子。同样的道理，学生是多姿多彩的，因此就要求教师要用“发展性”的眼光去看待学生，对每一个犯错误的学生，我们都要从其本身实际出发去分析原因。学生或是学习准备不足，或是学习习惯差，或是心理原因，我们都要一一进行分析，在教师、家长的参与下帮助学生制定切实可行的错误改正措施，并把这些措施具体实施到课堂教学的“先学、展示、反馈”的每一个环节上，做到关注每一个发展群体，充分体现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保证每一个学生都学有所得。因此，教师一定要重视学习过程中学生出现的错误，并进行快速地分析反馈，及时更正教学程序和教学进度，认真完成教学展示之后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教学反馈。此环节教师要引导学生探究错误原因，帮助学生进行详细分析，最后引导矫正，得出正确的知识。对那些学习习惯不好或学习准备不足的学生，可以采取“春风润万物”的“润”字功夫，恒久坚持，并渗透于平常的教学中，让学生早走一小步，走好一小步，最后迈开步子走路，最终提升学习质量。
二、合理运用多媒体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望，引领学生积极探究
近年来，多媒体技术迅猛发展，并逐渐得到普及运用。它图文并茂，集声、光、影于一体的多方面的优点，将我们的语文教学引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1.多媒体技术与常规教学手段并重，促使学生在课堂上获得积极的知识体验
现在，教学课件的制作成为很多教师关注的重点。他们往往花费相当的精力和心思去搜集资料，制作课件。在运用课件时，精心备课非常有必要，但我们还要注意“重课件制作，轻教学内容”或“轻课件制作，重教学内容”的“一边倒”现象。课堂上，教师的示范作用是任何机器都无法替代的。教师的真实范读、板书可使学生真切地感受到语言文字的魅力，而多媒体的范读和板书出示，学生面对的是冷冰冰的机器，没有表情、动作，即使看到人物的表演，也有一定的距离感，没有真实的现场氛围。传统的教学手段现在依然有其存在的价值。
2.充分利用教学机智，调控课堂学习过程，避免教学机械化
课堂教学是预设与生成相结合的动态过程。没有预设，就没有一定的课堂方向；没有生成，就不会看到学生的学习生机。多媒体技术运用中，有些教师往往按事先设计的课件一步步机械地呈现给学生。这样的教学不是按具体的教学情境生成教学过程，而是为了完成教师事先设计好的教学程序而教学，教学走向了程式化、机械化。还有些教师怕操作失误，为图方便，就把课件设计成顺序式结构，上课时课件按顺序“播放”，这样上出的课便是“流水课”。这样的课堂，实质上是“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思想演变成了“电脑+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思想，它更加强化了教师在课堂上的“霸主”“霸权”地位，成了名副其实的“形式主义”，学生的主体作用仍然得不到重视。因此，我们在运用多媒体技术时，要针对学生的实际学情和课堂实情“以学定教”，设计要灵活多样，提供几套可供选择的课件，针对课堂上出现的“教学意外”，教师要充分发挥教学机智，为学生的拓展学习、知识提升留下广阔的天地，为课堂留下主动生成的空间。
三、营造和谐学习氛围，赏识爱护学生的求知童心，拓宽语文课堂道德资源
道德课堂上，教师的首要工作就是要让学生在语文课堂上幸福成长，最终成为拥有丰富精神世界与创造力量的人。为此，我们要让学生在语文课堂上徜徉于祖国语言的快乐学习中，还学生语文的快乐与自由。
1.适度赞美、批评，建构平等、尊重、信任、民主、和谐的师生关系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要求的师生关系是：“语文教学应在师生平等对话的过程中进行。要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鼓励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因此，我们在进行教学评价时要“多使用表扬性、激励性的语言”。但如果我们在课堂上一味地赞美学生，学生一直生活在“赞美”的光圈之下，激励作用体现不出来，那么，学生遇到困难或稍有挫折时往往就会不知所措。因此，课堂上的赞美是必要的，但对原则性问题的批评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学生回答错了，教师批评时话语要含蓄些，比如“你能回答老师的提问这很好，但我如果是你的话，可以这样回答这个问题”。这样，既保护了学生回答问题的积极性，也纠正了学生的错误。课堂上，教师对精彩的回答发出由衷的赞美，对胆怯的目光予以及时的鼓励，对错误的回答给予适时的纠正。这样，巧妙的语言艺术就能将学生学习的热情调升到最高限度。
2.多元看待学生的个性差异，营造和谐的学习氛围，激发学生体会成功的喜悦
学习是学生创造性的思维过程，学生敢于发表不同的见解，才是教师教学的追求。小学生在对文本的深入探究的过程中，有许多可能影响他们对文本进行正确解读的因素存在，他们由于形象思维强，所以遇到很适合自己口味的文本，就会表现出过多的学习热情，会对文本产生多种多样的解读。但由于逻辑思维能力差的原因，又会造成对文本的解读出现偏差，甚至是错误解读。因此，教师在教学中一定要大力创设自由对话与讨论的学习氛围，根据学生的学习实际、心理实际和个性差异去“以学定教”，让学生在教师的正确引领下多元地解读文本。教师在平等互助、伙伴型的教学关系下，还要允许学生对所学的内容进行多元的解读甚至是歧义的解读，鼓励他们向教材挑战、向教师挑战、向同伴挑战、向权威挑战，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正是在自由的对话与讨论的过程中，学生每一个个体对文本的解读才能伴随着他们见解的发表而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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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X2 文献标识码：A
建设生态文明国家，形成良好的生态环境产业结构以及树立牢固的生态文明观念是新世纪国家对人民的要求，也是为了建设一个更适合人类生存的社会的根本要求。党和国家在这方面也提出了相应的法律法规，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重视，也说明了这一问题的迫切性。文明是一个国家的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一个民族长久的沉淀，是一个种族的代表。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人类进步的标志，同样，它与人类的进步密切相关。文明主要包括原始、农业、工业以及生态文明这四种，它们之间存在着递进关系，这种关系是由科学的发展程度决定的。
1人类文明的发展
所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殊不知它在原始文明时期就出现了。此时，人们并不能够对自然有充分的认识，也不会对自然进行改造，一切都是顺其自然，自由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逐渐学会了制作石器，进而学会了用火，这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也是人类对自然改造的开始；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基础的时期则是农业文明时代，此时生产力得到极大的发展，经济活动也由顺其自然变为主动探索。这一阶段，人类文明开始“开花”，并与原始文明呈现出来明显的不同。举世闻名的指南针以及造纸术等都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凸显了科学技术从量变到质变的特点。科学技术的发展成为这一时期最显著的特点，它的辉煌是在原始文明的基础上成就的；工业文明时代是科学技术腾飞的时代，蒸汽机以及电的使用等都是在这一时期。此时，人类不仅能够改造自然，甚至利用科学技术来控制自然，使得人类成为地球的主人。工业文明时代，科学技术展现了它的魅力，也勾起了人类的贪欲，最终产生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之后生态文明时代的来临，使得人们在追求利益的同时，也注重对生态的保护，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重大变革。尤其是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对于社会以及人类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它要求人们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利益，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取得双赢。
2科学技术具有两面性
纵观人类四大文明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科学技术的强大推动力，它刺激着人类的发展、延续。原始以及农业时代，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和谐统一的，而工业文明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平衡，使得人类的发展产生了质的飞跃，同时也使得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状态出现了倾斜。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具有两面性，科学技术也不例外。自然界的事物都存在着和谐与斗争，因此，要想建立和谐社会，就要懂得如何把握二者之间的度。我们既要肯定科学技术始终推动社会的发展，但是在利用科学技术发展社会的同时，要做到人的主观能动性与物的客观存在性相结合。此外，也不能因为科学技术产生的一系列负面效应（污染、噪音、沙漠化等等），就弃之不用，这样只会让社会的发展止步不前，甚至倒退，不利于人类文明的进步。我们只有将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科学技术、社会的发展以及生态环境有机统一，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才能使得社会发展欣欣向荣。
3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建设
要想真正进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建设，就必须牢牢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是坚持人与地的和谐。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立，而这一社会的形成就需要我们要有可持续发展的思维，明白人与地和谐发展的中重要性。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具有两重性，因此只有调节好两者之间的“距离”，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态文明社会的建立本就是对工业文明社会反思的结果，是人类思维的变革，文明的进步。生态文明的社会讲究可持续，它要求人们在社会理性发展的前提下，对自我的行为进行调节，最终实现以科学技术积极发展国计民生；第二是辩证地看待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积极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辩证和谐要求我们看待事物要从全局出发，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科学技术与生态文明社会是具有内在统一性的，生态文明社会的发展需要科学技术的推动，而科学技术的发展能够凸显社会生态文明的更高层次。矛盾与斗争是统一的，只有用辩证、和谐的思维才能达到科技与生态社会的共同发展；第三是实现“绿色”的科学技术。可持续发展的实现离不开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也应该要支持可持续发展。构筑适合人类发展的绿色技术是时展的需要，也是未来技术发展的方向。在生态文明社会，科学应该是低消耗、高产能、循环利用、节约资源型的，达到既追求利益又维持生态平衡的目的。生态文明社会下，人与自然是和谐的，因此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发展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只有二者相互配合，共同发展，才不会打破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才能持续发展。
4结论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人类最高文明的体现，也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最高阶段。和谐是发展最重要的前提，也是事物不断向前发展的必然趋势。人类的活动只有有助于自然系统的演化，才能够在自然的保护下持续发展，进而向更高阶段迈进。
参考文献
[1] 苏庆华.黔东南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云南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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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微文化生态的基本特征
（一）信息传播的去中心化
中国传统社会信息流通都是自上而下的，由精英阶层操控着信息源，社会有固定的信息传播中心，这也是民众获取信息的唯一渠道。政府可以通过控制信息而保持公众的关注焦点和注意力，从而维持信息传播的中心地位。而微文化时代，微信息的传播门槛很低，微文化平台摆脱了精英文化的限制，让草根群体找到了发声、表达的窗口。个人只要持有智能手机就可以随时随地、接收和转发信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源，成为关注和被关注的对象，公众的注意力被分散，出现了无数话题中心，信息传播呈现出明显的去中心化特征。
（二）信息传播的多元化
微文化生态下，信息传播的自主性使得权利更加分散，民主得到扩张，草根能够更加便捷地参与社会活动。公众的知识、技能、兴趣、爱好的多样化，也使信息传播呈现多元化特征：既有高雅的阳春白雪，也有平俗的下里巴人；既有充满正能量的主旋律，也有靡靡之音的不和谐曲调。由于价值观的多元化，对同一事件的评价也可能出现截然不同的结论，再加上西方社会别有用心地利用网络进行文化输出，因此微时代的信息可谓是五花八门、良莠不齐的大杂烩。
（三）信息传播的快捷化
在微时代，打破了传统广播、电视等信息单向流动的界限，实现了信息的交流、互动，信息传播方式由过去的点对面的线性传播变为点对点的网状传播，每个人都是信息的传播者和接收者，并通过各自的朋友圈进行网状扩散，微信息呈裂变式传播，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这样的传播特点，激发了人们的表达欲望，在交互传播中加快了信息的传播速度。一个事件可以在发生后的几秒钟内通过微信息传播迅速传遍大江南北，比现场直播还要及时快速。
二、微文化生态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挑战
（一）微文化生态下信息传播的去中心化导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受动摇
微文化打破了传统的信息控制模式，信息传播去中心化，实现了信息的自由自主平等播发，各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充斥网络新阵地，西方敌对势力有目的、有计划地利用网络中渗透其主流价值观并刻意放大中国的负面新闻，极大影响了网民尤其是青年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接受和认同。在这种信息拥挤、注意力匮乏的无中心网络时代，知识、经验等各方面尚有欠缺、人生价值观尚未稳定的90后大学生极易在价值观念的碰撞和冲突中迷失方向，影响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信任度和认同度，弱化了其主导地位。
（二）微文化生态下信息传播的多元化导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内容受冲击
微文化生态下信息传播已超越时空的界限，全世界已形成一个信息共同体，多元社会思潮可以通过不同的传播主体在网络中播散，网络形成了红、黑、灰三种地带：由意识形态为主导的网上正面力量显现的红色地带；由敌对势力制造的负面言论构成的黑色地带；介于红色地带和黑色地带之间的具有模棱两可和不确定性的各种社会思潮、社会情绪、社会舆论的灰色地带。这对于缺乏社会阅历的90后大学生来说很难辨清这三种性质的信息，而且极易被黑色和灰色信息所迷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内容产生严重的干扰。
（三） 微文化生态下信息传播的快捷化导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过程受干扰
微文化生态下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多而且快捷、便利，教师、课堂、学校不再是学生获得知识等信息的主要通道，传统教育中教育者在知识、技术等信息方面的优势受到严重冲击，教育者的中心地位已被弱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工作者的影响力。另外，现代大学生过度依赖智能手机的倾向突出，“低头族”“微博控”已成为普遍现象，他们沉溺于虚拟世界的喧嚣，不适应直接面对面的交流，存在现实人际交往的障碍，出现人际信任危机，这也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三、微文化生态给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契机
（一）微文化生态契合了大学生个性发展的需求，有利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主体意识的培养
微文化是张扬个性、崇尚自由、人人参与的草根文化，青年人是微文化的天然主体。微文化生态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主客体间的互动频繁，教育已不再是被动、单向的灌输过程，而是平等、双向交流互动的过程，每个大学生都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自主地进行教育信息的选择，从而由被动接收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运用微文化平台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有利于激发他们平等参与意识，发挥他们的主体性作用。
（二）微文化生态下教育载体的现代化、信息化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内容更容易为大学生所接受
现代大学生不易接受抽象空洞的理论说教，他们更喜欢具体化、生动化、形象化的内容。现代传媒图文并茂、声影兼备，具有极强的生动性、灵活性、趣味性和多样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可以借助现代传媒手段，以微文化工具为载体，突破时空的局限，将内涵深刻、博大精深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活化，分解为易于被大学生接受、理解、内化的活动形式，增强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提高大学生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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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危机:生态女性主义的发展契机
现代工业的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早在19世纪已经引起人类的注意并开展形式多样的环保行动。20世纪50年代中叶,以“公害事件”为代表的环境问题,引起世人的更为广泛关注,人们意识到环境污染严重损害公众健康,并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从而爆发了一场新的社会运动——生态运动。生态主义者反思人类行为,质疑启蒙时代以来的理性至上论,揭示人类中心主义才是生存危机的根源。为探求人类的出路,生态主义围绕非人类的道德身份展开争论,形成形式多样的环境伦理。
生态女性主义是环境伦理中的最新发展,是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的结合。一百多年以来,女性主义经历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20年代的以要求平等的政治经济和受教育权利为特征的自由女性主义，和20世纪20—60年代的以争取女性社会文化身份为特征的激进女性主义的洗礼。在生态危机和环保运动的激励下,在妇女参与环保运动的实践基础上,生态女性主义于20世纪80年代在欧美蓬勃发展起来。它借助解构主义,深入挖掘当下生存危机根源——父权制的男性中心主义观并进行颠覆性批判,力图构建一种新的环境伦理文化,为人类的持续谋求出路。
二、新伦理文化的建构:生态女性主义的活力源泉
人类社会经历了从人类初始阶段对自然界的尊崇、恐惧、依附的生存意识(即自然伦理阶段),到对自然的改造而使自然环境从人类生存视野中逐渐隐退后的对社会利益的关注(即社会伦理阶段),再到现今环境问题带来生存危机而反思后的尊重、爱护自然,寻求人与其他万物平等依存(即环境伦理阶段)的伦理认知和革新过程。可以说,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是伦理道德的修整重构过程。生态女性主义正是生态语境下伦理革新的表现形式之一。它广泛借鉴其他流派思想,特别是生态思想和传统女性主义思想,批判父权文化体制下的二元对立价值等级思维模式和工具理性主义传统,以颠覆西方主流的父权——男性中心主义伦理观,并形成一系列具有自身特点的伦理价值体系。
首先,它追求整体和谐和生命解放，反对压迫。对“各种形式的统治和压迫相互交织”［2］的认同是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基点。在肯定自然界独立的内在价值,赋予所有非人类(如动植物、河流、山川等)同等的道德地位,关注所有与自然——心理、性、人类和非人类——有关的统治同时，生态女性主义反对各种社会统治形式(种族、阶级、年龄歧视及军国主义、殖民主义等),将所有被父权文化贬为他者的边缘弱势群体如女性、黑色人种、同性恋、酷儿(queer)等视为盟友,认为没有自然的解放,没有其他边缘群体的解放,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从而将其伦理关照的对象扩大到最广阔的领域。
其次,它吸收生态批评的整体性观念，尊重差异,赞美多样化,认为差异、多样性是生态系统和谐稳定的保障。其多样性既包括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又包括人类个体的个性和社会生活风格及地方风俗的多样性等。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对物种的侵害控制,致使生物简化。现代商业社会的技术和竞争将人异化为失去生气和个性的生产机器。在技术和利益的驱使下,统一的文化观念和文化方式无孔不入,诱导现代人的拜物心理,泯灭人的个性,使社会生活风格“齐一化”,文化也因简化失去其多样性魅力。
第三,它呼吁建立一种基于互惠和责任原则而非统治原则的生态伦理观，强调感性如关爱、尊重和公正的伦理价值。生态女性主义关注人类与非人类存在物的关联性,从女性与自然在生理、心理和体验上的关联出发,提出重新界定人类自我的身份,抛弃以人类——男性为中心的抽象独立自我的主人身份形象,代之以生态的关联自我［3］。生态女性主义认为,人类只有意识到自己与世界万物千丝万缕的联系,才能从根本上关注“他者”,以平等的道德权利持有者身份修正自己的不良行为和思维方式,还“他者”公正,尊重和关爱“他者”。唯如此,人类和自然才能和谐相处。
生态女性主义者不仅多角度解构父权制思想,还多层面建构新伦理文化。一些女性主义者以恢复对月亮、地球等的女神崇拜仪式来赞美女性与自然的联系,并用人类学家对史前期的母系社会的考古发现论证女性文化建构的可能。普鲁姆伍德提出重新阐释大地女神盖亚,认为认可地球的母亲身份有助于人类尊重和关爱地球及其上的所有存在物,有利于形成新的伦理道德观。一些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对基督教神学进行改造,把上帝理解为母亲或女性。温德尔把上帝称为我们的母亲,因为“上帝的父亲形象适用于父权制社会中的人格形成”［4］。沃伦根据IrisYoung对传统分配模式的社会公正性的剖析,探讨基于该分配模式的环境公正性,指出由于传统的分配模式是静态的物质倾向的,不重视社会进程中的社会关系,因而无法对生态群(如物种、数量、自然栖息地等)的状况给予足够关注,无法建构“生态的关联自我”,也不能充分重视并体现关爱和尊重的重要价值,只有非分配模式语境才是适合生态道德生长的土壤［5］。这些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的伦理文化设想,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开拓了新空间。
三、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新视角
文学作品是现实生活的某种反映,是人类理解自己的生产劳动及世界的一种形式,是为满足人类道德情感或观念表达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富有特点和不可替代的道德思考形式”［6］。因而有人认为“真正的艺术和批评服务于一种道德目的”［7］。以反思人类思维方式、规范人类行为并以最终解决人类生存危机为己任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潮,其伦理特性必然从社会层面延伸到精神层面,从对现实社会中的道德现象的评价和规范及对其伦理根源挖掘延伸到文学批评领域,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它遵照生态女性主义伦理道德观念,将性别(女性)和自然结合起来探讨文学。它在关注人伦道德的同时注重弘扬生态伦理道德,成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新视角。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对文学与女性及自然环境关系的研究。大体而言,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透过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棱镜来阅读文学文本,使文学文本中那些以前忽视的要素凸现甚或更为显眼,促使文学批评家对文本的传统要素如风格、结构、修辞和叙述,形式和内容有新的发现,加强探讨文本中不同角色——人类与自然之间,文化与自然之间,不同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的人之间——的联系与差别，探讨影响人类与自然,人们相互之间关系的差异与联系的因素［8］7。在文学批评实践中,批评家必然会提出这样一些基本问题:自然和女性在这部作品中是如何再现的(是次等的、低级的、破坏性的、缺乏理性的还是美丽的、充满慈爱温情的、不可缺少的),自然和女性在作品中扮演着何种角色(是受贬抑的、受支配的、工具性的还是平等的、受尊重的、具有自身独立价值的),自然和女性之间的关联性是如何在作品中体现的，以及作品中表现的伦理价值观与生态智慧是否一致等。而一部具有生态女性主义意识的作品,往往符合如下标准:即是否体现整体的关联性;是否体现对男女、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整体和谐、多样而相互依存关系的追求;是否反映对两性之间、人与人之间以及人对自然的征服、支配、压迫和统治等问题的探讨;是否有助于重新认识人与其他万物的关系;是否有助于人类重返和重建与自然及其他存在物的和谐关系;是否有助于警醒世人,倡导生态智慧,唤起人们的生态意识等。
生态女性主义在从文化哲学领域切入文学批评的过程中,文学批评家和人文学者承担文学批评的责任,以发展一种文学批评体系来反映和促进生态女性主义运动的政治目的，这一责任是以文本阅读为基础的。首先,通过阅读各个时期的文学文本,揭示文学作品中反映的自然与女性的关联,探寻在文学领域中对女性对自然两种统治和压迫的历史文化根源。生态女性主义神学者对《圣经》进行对抗性阅读,批判它借上帝之口确立男性对女性和自然双重统治和奴役的地位而成为父权——男性中心思想的始作俑者。其次,通过重读文本,得出新的结论,以改变传统的文学史,重建文学经典。一方面，将被忽视的被埋没的体现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文本,尤其是女性文本重新评价,纳入经典之列,如一些寄情花草而被贬为闺阁之作的女性文本得到认可,曾被嘲讽为无病的美国女海洋生物学家卡逊的《寂静的春天》更是以其女性的细心观察和细腻描述被誉为文学、女性、自然三者完美结合的典范;另一方面，重新审视以往经典文本,颂扬体现整体关联的、洋溢着关怀同情、慈爱温情的作品；抨击体现父权中心的、工具理性的、扩张性的、弥漫着男性支配和控制欲望的作品,否定其经典地位。如:被奉为个人英雄主义经典的《鲁滨孙漂流记》体现崇尚权力、征服、统治和男性工具理性而被批判;而珍妮·斯梅雷的《千亩农田》、斯坦因贝克的《愤怒的葡萄》等，因其探索了科技在人类贪欲支配下给土地所造成的损失，以及人的身体、特别是女性的身体与土地的紧密联系,揭示了女性和自然受男性控制和征服的悲剧局面,体现了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在文学批评实践上,努力发掘该文类的写作特征,总结和建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从而修正传统文学的价值取向［9］。这一方面可以带领文学创作者认知、关照、表现社会生活、世俗人生,进行文学创作,深化文学的审美价值;另一方面引导读者的文学欣赏,通过发挥典型人物的启示作用和“揭丑”文学的警醒作用,影响人们的文学乃至文化“消费”观,改变人们行为方式,从而实现文学的社会教化功能。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并非否定所有其他形式的批评。它以新的批评尺度为文学伦理批评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它借助文学宣传生态女性主义,倡导生态智慧,强化环境意识;它不仅重新释义文本,还积极推动社会和人生的建构;它弘扬关爱、平等公正、联系依存的生态伦理观,不仅有利于促进建立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自然和谐关系,也有助于推进各“亚”文化群,如有色人种文学、黑人文学、少数族裔文学、流散文学（diasporicliterature）等从边缘走向被关注的中心,使人类听到不同的声音,从而最终建立“一个免除了有害物质和生态灾难威胁的社会……一个免除了压迫和毒害的社会,一个免除了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毒害的”［10］)生态社会。
［参考文献］
［1］鲁枢元.生态文艺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371.
［2］Brown,Rachel.RightingEcofeministEthics:TheScopeandUseofMoralEntitlement［J］.EnvironmentalEthics,2004(26):247-265.
［3］Gaard,Greta.EcofeminismandWilderness［J］.EnvironmentalEthics,1997,(19):5-24.
［4］何怀宏.生态伦理—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M］.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194.
［5］Warren,KarenJ.EnvironmentalJustice:SomeEcofeministWorriesaboutaDistributiveModel［J］.EnvironmentalEthics,1999,(21):151-161.
［6］聂珍钊.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J］.外国文学研究,2005,(1):8-11.
［7］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J］.外国文学研究,2004,(5):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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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克栋(1963－)，男，江西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外国文学。(江西南昌 330013)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加拿大当代文坛享有国际声誉的女作家，她的作品往往表现为女权主义、民族主义与生态主义等三大主题。特别在生态主义方面，她不仅以小说的形式形象地描述人类的贪婪、残忍和需求的无止境，更以一位独具生态慧眼的学者来关注人类生态环境的前途和命运。本文着重以她的《可以吃的女人》、《浮现》和《使女的故事》等小说为例，来解读她小说中蕴含的生态主义的当代价值和意义。
一、前言
生态主义文学批评于20世纪90年代迅速崛起于英美。生态主义文学批评已经超越了以往文学本体论批评、社会学批评、科学化批评、印象式批评等范式类型，它把批评的视角放在了地球生物圈这个广阔的语境下，从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人类环境学和生物工程学等高度来探索人类与自然、与生态和与环境的关系问题。
特别指出的是，1973年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发表《浅层生态运动和深层、长远的生态运动：一个概要》一文，提出了“浅层生态运动”和“深层生态运动”概念，这是较早也是较为系统的生态哲学观念。他认为：“浅层生态学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只关心人类的利益；深层生态学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和整体主义的，关心的是整个自然界的利益。浅层生态学专注于环境退化的症候，如污染、资源耗竭，等等；深层生态学要追问环境危机的根源，包括社会的、文化的和人性的。在实践上，浅层生态学主张改良现有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深层生态学则主张重建人类文明的秩序，使之成为自然整体中的一个有机部分。”在这种生态哲学的影响下，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全球性生态危机，生态主义文学批评也运用而生，如文学环境伦理学、文学深层生态学、文学生态女性主义等。生态文学批评倡导系统整体观点，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反对人类对自然的扭曲与施虐，反对人类的自私自利，反对对环境气候的污染。主张用整体的、和谐的、多样化的、非对抗性的、相互依存的原则，倡导用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等视角来评价和判断文学作品所寓含的生态价值和意义。美国生态批评的主要倡导者彻瑞尔·格劳特菲尔蒂将生态批评简单明了地定义为“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批评”。总之，生态批评将生态哲学基本思想引入文学批评，生态批评的发展不仅体现了学者们的社会使命感和自然使命感，而且实现了文学研究与自然生态的联姻。
阿特伍德的《浮现》、《可以吃的女人》和《使女的故事》等小说也集中反映了这一严肃的主题。虽然这几部作品的成书时间都在生态批评初具规模之前，但阿特伍德以女性的细腻和独特的感受通过小说的形式来表达了一位学者对人类生态环境恶化的焦虑、内省和反思。
二、阿特伍德小说的生态主义解读
阿特伍德的小说的生态主义意蕴深厚，她主要是从人类破坏生态环境的恶劣行径、残忍地戕害人类的朋友动物、森林植物以及从这些恶劣行径的内省中反思人类的种种错误来表现文学生态主义这一严肃主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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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从上个世纪80年代就介入生态文化建构的资深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余谋昌总结了生态文学的诞生机制：20世纪中叶，工业文明达到顶峰，经济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都出现了史无前例的跃进，但环境污染、物种灭绝、资源枯竭等生态危机也随之出现了；为了应对危机，人类开始从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这种转向从观念开始，体现为对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法学、生态文学的建构；从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1948）到雷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1962），西方生态文学形成了自己的初步形态；在中国，自徐刚的《伐木者醒来》（1986）开辟了环境文学的先河后，生态文学创作、生态批评、生态美学已经出现共同发展的良好态势；不过，文学研究的生态学转向还远未成为主流选择，大多数文学研究家的心灵还有待“绿化”，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正在走向新的地平线，还身处转向的“途中”。
如果说中国生态文学研究还处在转向的过程中，那么，向何处去就是个必须回答的紧迫问题。对此，清华大学教授宋丽丽进行了全面的思考。在参会论文《生态文学的反思》中，她提出转型期的文学研究应该审视和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观、机械主义的自然观、科技主义文明观、消费主义经济观。总而言之，文学研究不能再停留在受制于上述观念的现代化视域中。超越现代性是当今生态文学研究的重要主题，宋丽丽教授的发言代表了与会学者的共同思路。在清理科技主义文明观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旭东提出：我们以前秉持科学至上的理念，但实际上科技与人文之间具有内在的紧张关系；要推进生态文学研究，就不能不寻找超越这种紧张的道路；中国早期的浪漫主义者（如郭沫若）赞美工厂冒出的黑烟，称之为世界的名花——美丽的黑牡丹，表达的就是一种单纯的现代化理念，其核心就是对科技的崇拜；现在，中国等后发现代化国家要追赶西方世界，以科技推动发展仍是人们追求的目标；正因为受这种生存情境的制约，中国的生态文学还不是主流；只有大多数人都能正视现代性中的内在紧张（如科技与人文的冲突），文学研究的生态学转向才算取得了成效。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林精华也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对生态危机的反思还远远不够彻底，甚至还没有达到俄罗斯文学家的已有成就。
在反思中国当代文学的欠缺时，与会学者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是国人对现代性的迷恋——我们还处于现代化的途中，尚未充分意识到内蕴于现代性中的风险和危机。现代性的核心是人-自然的二分法，正统的现代性理念往往表达了两种乐观主义：其一，人处于宇宙的中心，其利益和福祉最为重要；其二，通过不断征服自然，我们可以进入持续进步状态，享受终极的幸福和快乐。实际上，这两种观念都没有根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周启超认为：人既没有权利将自己定义为中心，也不可能将征服进行到底，在无限的宇宙中，人不过是渺小而短暂的存在，中心主义不过是这个物种的幻觉；当人企图控制自然和机器时，他也被自然和机器所控制，企图强行突破这种辩证关系，就会造成全面的危机；人类必须重新选择生存方式，以生态观超越人类中心论，关怀我们身处于其中的生态体系；有了这种思路，文学研究就会呈现出另一种面貌，批评家便能看到他之前看不到的东西，如人类中心论的荒谬、进步主义的内在悖论、当下文学作品中已经显现的生态意识。
与会学者认为，改变研究范式并非人类对自然的恩赐，而是偿还生态债务的必要方式。在人类中心论的支配下，自然的一切都被看成人类造福的资源。随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的出现，人类逐渐异化为地球上的掠夺者，奴役自然的发展观造就了深重的生态危机。正因为人类的行为造就了普遍的痛苦，我们才需要偿还生态债务。从这个角度看，今后的生态文学创作和研究都属于人类赎罪行动的一部分。赎罪的对象不仅是自然，而且包括被压抑的人类群体（如有色人种、妇女、小孩）和文化（如前现代文化）。当赎罪的文学家将文学升华为拯救性力量，一条新的地平线将清晰地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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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批评”的生成和兴盛有着其特定的历史性渊源和发展性过程，同时它也有着其多样性以及本质性的含义界定和研究模式②。重新框架文本是美英生态批评的一个重要策略。生态批评将文本对象设置于“环境语境”中，在关照文本的文化语境时，也强调人类发展史与环境史的互动。从生态批评研究的多种“环境文本”可以看出，生态批评试图召唤一种阅读语境的根本性转换———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语境转换到一个“地球大生态圈”视阈中的环境语境。科学知识的单向度增长并不代表文化进步本身，而只不过是人类的“天真”从“幼稚”走向“深刻”而已，必然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加剧“人—自然”与“人—社会”关系的紧张；消解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和否定性维度。克服科学知识异化的最好办法便是以“敬畏生命”的伦理精神作为科学知识的航船之舵，从而使科技非理性主义理性化，科学知识人性化、科学进步伦理化和科学知识的潜在威胁虚无化。只有树立敬畏生命的伦理信念，人类才能从消极自我否定转变为积极的自我肯定，科学知识和人的价值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伦理学史上的“不对称”与“后果论”问题才能得到真正的扬弃。生态批评所研究的文学文本视域一度相当狭窄③。早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期，生态文学批评的倡导者仍然坚持认为：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要彻底抵制以往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以“生态为中心”批评代替“人类为中心”批评，生态文学批评要完成这一转变，其前提条件就是重写文学史、重建经典。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由于生态危机引发的生态反思与文学文本批评的兼容性问题，必然涉及生态思想如何介入文学批评的问题。从过去生态文学批评的研究对象来看，生态文学批评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充，甚至于在某个时候将所有文本都纳入其研究范畴。从最经典的文学文本向民间文学扩展，直至覆盖所有文学文本，以此来考察经典的文学与民间文化之间的影响与共生关系，从而建构起生态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然而，由于生态文学批评理论自身的生态思想与文学文本的兼容困境使得这一理论体系不够完善。值得肯定的是，就其研究范式而言，是从规律文学文本到特殊文学文本，从追求具有普适性的认识扩展到发现活态的多样性特征；就研究方法而言，从书斋到田野，以参与、同情、体验和对话为方式的研究文化差异。在此层面上，符合思想，这也为其完善理论体系提供了可以着力的附着点。生态批评所运用的生态理论，是指向文本之外的生态事实的理论，而不是一种以文本为目的的批评，生态批评认为文本的生成是“个体”与“群体”创作意识形态阐释文学作品的生态意蕴的体现④。文本中的“自然”与生态批评中的“自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或者说概念发生了游移，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生态批评自身理论的窘迫：它是生态危机日益严重下的各种理论的拼接，试图从生态的角度对文学文本中的“自然”进行批评，从而唤起人类对环境危机的重视。然而，如果这种理论成立，那么它又是一种“他治”的理论，生态批评仅是目的论的艺术观的复活。因此，生态思想与文学文本的兼容困境所带来的问题造成了生态文学批评在学理层面全面倒退的批评模式———文学批评找了比反思、批评文学更重要的目标。因此，生态批评理论本身的缺陷与文学文本批评理论的相互不兼容，仍然是困扰文学批评理论发展的障碍。
生态批评的对象困境
生态批评是在全球生态危机日益蔓延的情况下对人类活动进行的全面思考，生态文学批评是在生态主义和生态整体主义的指导下，探讨文学文本中关于自然与文学文本关系的文学批评。它所要揭示的是文学文本中关于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同时在生态主义的指导下，研究文学文本的审美特性及艺术表现形式。生态文学批评的研究对象不仅仅局限于生态文学，也不限于直接描写生态自然景观的作品，而是利用其生态主义和生态整体主义思想以及生态审美标准重新审视所有文学文本，特别是对人类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经典作品。其目的是为丰富现有文学文本的生态意义，分析现有文学文本的生态局限性，从而让人们认识到生态危机的所带来的灾难性影响，从而推动人们建立起生态的文学观念和生态美学，促使人们形成并强化生态意识，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美学与传统美学的本质区别，在于它摒弃了人类中心主义、二元论和工具理性而以生态整体主义作为其哲学基础；进而它的审美标准也由以人为尺度转向以生态整体为尺度；生态美学的研究范围与批评对象也因此而扩大到由自然、人类社会和意识形态组成的统一体———整个世界，其介入性和实用性的强化为美学发展提供了契机⑤。生态批评的批评对象并不仅限于当代意义上以“生态”为主要表现对象的生态文学。生态批评可以发挥其阐释功能，重新分析和评价古今中外历史上描绘、反映大自然之美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经典文学作品。对经典文学的生态阐释应该把握好两个关键：一是要坚持“生态优先”，深入挖掘经典文学的“自然”内蕴；二是要正确把握阐释的“度”，避免过度阐释。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新兴的文艺研究方法，其理论研究还处于建设与尝试的状态，尚存在着某些方面的研究盲区和不足，亟需实现新的突破。整体生态场是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核心范畴，它的逻辑结构与历史结构的统一展开，构成生态人类学的理论体系；它走向审美生态场，洞开了生态人类学的理论新境。从当前国内外相关研究和前面的论述可知，生态文学批评的研究对象由最开始的经典文学文本逐步扩展到任何文学文本，这一趋势所带来的理论体系本身的不稳定性使得生态文学批评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环境取向”是导致这一趋势发生的内在逻辑。“环境取向”使得生态文学批评下的文学文本具有了环境伦理倾向，它要求研究者和文学文本创作者承认环境的自身利益和人类对于环境的责任。环境作为文学文本的背景，不仅引导文学创作者进行文学创作的方向，而且还塑造人的情感和行为。“环境取向”文学文本视环境为进程，重视神态环境的演变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环境取向”这一内在逻辑给生态文学批评带来了重大影响：“环境取向”促进了生态伦理观得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建构；“环境取向”影响下的价值观通过对情节和人物的影响，使得日益恶化的生态危机的危机不断深入人心，从而使当下的环境生态危机成为影响文学创作者的重要因素，从而使文学文本内部获得文学性；“环境取向”将单纯的环境描述与人类社会发展危机相结合，展现生态环境与社会、文化及人类活动的相关性。“环境取向”这一内在逻辑的存在，使得研究者不断地将所有文学文本都纳入到生态文学批评中来，生态文学批评研究对象的扩充表明生态批评不断吸纳新的理论资源以扩充自身阐释能力的企图。但是，生态批评批评的对象一旦越过文学文本的界限，生态批评即不再是一种文学批评，而成为政治、意识形态或伦理观念的宣言书，这将把生态批评带入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鉴于此，从理论构建角度来看，生态批评的理论根基还相当薄弱，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的过程中提出的观点比较片面。生态文学批评试图超越当下其他的文学批评对文学文本的关注，转而向“人与自然”进发，将生态审美意识的建构为手段来改变人与自然的相处模式。但是，生态文学批评由于其学理困境、兼容困境、对象困境的存在，使得研究者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一理论体系。同时，由于文学批评不会为了迎合生态批评而撬动自己根深蒂固的文本中心，传统审美原则也不会因为生态观的介入而发生颠覆，因此，从生态文学批评的研究对象来看，生态批评的困境陷入绝境。
篇13
二战后是美国历史上持续的经济增长期，美国经济国际化取代了英国，工业的批量生产对资源的需求量增大，农业机械化高，汽车业也进一步发展逐渐实现了汽车私有化，七、八十年代迎来了信息化时代，城市化转入郊区化。由于交通工具的发展和信息发达，户外休闲活动增多，国家公园和国家森林成了休闲旅游胜地，大众消费型社会形成，其结果就是环境污染严重，环境危机加深。这一时期的环境保护思想的基本特点是将科学和伦理学分离，形成了生态学和生态伦理，其中后者主要涉及人文领域。
生态伦理是研究自然的权利和内在价值，以及人对自然的责任与义务，具有广延性、多元性、多学科性、全人类性和革命性，克服了人类中心论和发展至上论。按关怀的对象来划分，可分为人类中心主义、动物解放权利、生物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分为弱式和强式人类中心主义。人们提倡弱式人类中心主义因为它对人类利益进行理性的约束，批判强式人类中心主义，它对人类的利益不进行任何区分。
动物解放与权利论认为现代文明的诸多问题都出现在人与动物的关系上，现代文明与动物的关系体现了享乐主义、物质主义、利己主义。动物解放与权利论开始关注动物的禁欲主义，反对工厂饲养，关心动物的境遇，反对实验室对动物的残害，提倡素食主义，反对猎杀动物。代表人物有辛格和福克斯等。辛格著有《动物解放》一书，认为人和动物是平等的，反对物种歧视，他主张平等的理由不是建立在体力、能力的基础上，而应该是在道德的基础上，判断的标准就是感受能力，即感受痛苦与快乐的能力，这也是平等的必要而充分的条件。福克斯的代表作是《深层素食主义》，他把肉食习惯跟文化、历史和环境结合起来，多角度，全面地分析素食的意义与优点，认为肉食行为有很多非理性因素。
生物中心主义的代表人物泰勒认为应该将道德关怀扩展到所有生物。他认为感受性是事物具有道德地位的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一些没有感受性的生物，如植物和低等动物，也应给予道德关怀。人类与其它生物一样，是地球生命共同体的一个成员，物种之间没有优劣，一起构成了相互依赖的体系。每一种生物的存在和福利的损益不仅决定于其环境的物理条件，而且决定于它与其它物种的关系，所有的机体都是生命的中心。因此每一种生物都是以其自身的方式追求其好的唯一个体，而人类并非就优于其它动物。
生态中心主义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沙乡年鉴》的第三部分,利奥波德生命共同体、道义论和伦理进化思想的三个概念。生命共同体就是生态体系，大于个体利益；道义论就是生态良知，强调对生命本身而不是对人类的利益的尊重，强调人对生命共同体的义务；论理进化思想是进化论的升华，把进化论延伸至伦理的范畴。第二，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自然价值是开放性的概念，没有完整定义，不依赖于人。所有生物都有评价角度，人对价值只是一种翻译，不是投射。自然的价值是创造性，人不可能完全把握。生态系统包括很多个体，是个体赖以发展的基础，所以价值高于个体。第三，奈斯的深层生态学。深层生态学全面地从文化价值上根除了人类中心论，探讨环境问题的深层原因，反对人类中心论、机械论和盲目经济开发。除以上三种观点外，全球正义论和非西方文化借鉴论也是比较有影响的生物中心论。
现代工业社会超速发展的300年间，人类在一手酿成地球生物圈的种种悲剧之时，也在人类精神圈遗留下种种偏执、扭曲和裂隙，从而加剧了人类精神的病变。显然，人类社会面临的一项重大历史使命就是填补人类社会精神圈的空隙，修补这个精神圈，无疑也是文学艺术在这个时代的重要使命。
生态批评兴起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环境危机的产物，晚于生态伦理，也是对人类中心论的批评。1974年约瑟夫・米克在《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中提出“文学生态学”的概念主张批评文学应该探讨文学所揭示的文学与社会及自然之间的关系，“人类与其它物种之间的关系”，要细致并真诚地审视文学对人类行为和自然环境所产生的影响。生态伦理是生态批评的基础，受到了后结构主义影响，具有多样性和开放性，主要的研究对象是文学乃至文化与环境的关系，研究的内容主要是自然文学、传统文学中的自然和生态意识以及作为艺术象征的自然。生态文学批评主要是以生态整体观、现实观作为主要思想，将文学作为批评媒介，其主要目的是挖掘和揭示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揭示人类思想、文化、生产、生活方式、社会发展模式等如何影响并决定人类对自然的索求无度。在诸多的生态主义文学家和批评家中，雷切尔・卡森是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一位。她敏锐地意识到破坏自然美与人的精神沦丧有着密切的联系。她指出：“长期栖居在自然的美丽和神秘当中，没有人能够不深入地思考，不追问那些往往没有答案的问题，不努力获得某些哲学的理解。……我相信，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们毁掉了自然美，只要我们用人造的、手工的东西取代了自然物，我们都会在一些方面阻碍人类精神的发展。”
在人类经过漫长的侏罗纪、白垩纪，并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开创了新的文明，又在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创新时代之后，再一次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人类生态学的时代”。在经过了生态学发展的最初阶段之后，生态学的概念已经跳出了其狭窄的研究领域，渗透到了社会学、人类学领域，促进了一批新的人文学科的诞生。生态学的人文转向必将为人类与自然、与自我、与社会之关系赋予更为深刻的意义，注定要成为21世纪的一门“显学”。
参考文献：
[1]Brooks, Paul.The House of Life:Rachel Carson at Work [M].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2.
[2]Meeker,J.W.The Comedy of Survival:the Studies in Literary Ecology [M].New York:Charles Scriber’s Son,19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