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思乡的诗歌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关键词：文学；陈义芝；川渝诗歌；思乡愁情；三峡情
陈义芝，是活跃于台湾现当代的诗人，在诗坛上享有很高的威望。同时，其根其宗，却在我们三峡大地：重庆忠州，可以说是大半个重庆娃儿！其著有多部诗集，在其诗歌中，有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以描写川渝、三峡为主要内容，抒发其浓浓的思乡愁情，具有浓厚的中华民族情。主要包括：《出川前记》、《川行即事》（又称返乡诗诗十首）《新婚别》、《一种茶》、《回音》等。总之，其这类诗歌倾注了自己满腔的思乡愁情，具有浓厚的故乡情、三峡情！
一、忠州之子――陈义芝
陈义芝，1953年出生，祖籍重庆市忠县，其父于1949年漂泊台湾，于1953年出生于台湾花莲，三岁移居彰化。毕业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香港东亚研究所文学硕士，高雄师范大学博士候选人。1980年进《联合报》，1997年任副刊主编，曾获台湾教育部散文奖、时报文学推荐奖、图书金鼎奖、出版资讯金鼎奖、中兴文艺奖、中山文艺奖、台湾诗人奖等。虽然其名声远扬海内外，但却并没有忘却自己是忠州三峡的孩子，虽未在三峡出生，但仍然可以说是“在长江母亲的怀抱里喝着川江水长大”[2]的，只不过这是超越时空限制，虽身在台湾但却心系三峡的无数三峡人，用血泪汇聚的血色长江，足以温暖三峡海岛诗人那颗受伤的心，慰藉那种思愁别情。
二、川渝诗歌中的乡愁别情
自古以来，“思乡”一直是历代文人诗歌中的不老主题，陈义芝亦是如此，其诗歌中，有道独特的风景线：以三峡川渝为内容，抒发自己思乡愁情的诗歌，在这类诗歌中充分的体现了诗人作为三峡之子。以下我们就从陈义芝的几首描写巴渝故乡诗歌，进行具体的分析，一起去领略那份独特的三峡思乡情！
《新婚别》是诗人于1989年出版的诗集，和诗人杜甫诗歌《新婚别》同名，诗集充满了人间之爱、泥土之情、乡里之思，三者行成一有机整体。体现了诗人一贯的创作风格；拥抱抒情传统，重视语言创新、强调形音义的化合，不标新立异、不随波逐流。其中的《新婚别》一诗，采用“古体新写”艺术处理方法，在诗的序中，写到“去年回四川，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妇托我带信来台，寻当年形势仓皇中她一去无音讯的丈夫”，全诗以此展开，书写了大时代下川渝人民的悲苦命运，令人刻骨铭心。
《四川水患》是诗人心系川渝人民的又一很好的证明：
该诗的开头这样写道：
四川，深陷的一只独眼|留下三行泪|地图上从右起|嘉陵江、沱江、岷江。
结尾写道：
我掏出那副新配的眼镜|在台湾八月的早报上|在多雾的蜀地|梭巡|一个字一个字|悚悚惕惕|寻找家乡的消息。
诗歌开头，通过意象的选取，给人一种悲壮的气氛，奠定了全诗的感情基调；结尾点明了该诗的主旨“寻找家乡的信息，反映了这位三峡诗人虽身处海岛，却依然心系多难的家乡，可以说是：“有范仲淹的先忧后乐的遗风”[3]。
《出川即事》（又称返乡诗十首），具有鲜明的三峡地域特色，全诗另设的十个小题节段，以《西飞重庆》为始、《待决的课题为终》，想象时密时疏，体现了诗人深厚的诗歌功底该诗另设的十个小题节段，全诗叙事与乡愁之情有机的融为一体，体现了深藏诗人心底的那份乡愁别情。我们仅以其中的两节作简要的分析：
川行即事之一《西飞重庆》
一、高空俯瞰 三、一张张亲切的脸在眼底闪过
大地是一张脸 其实是一座座村落，不知名却倍感熟悉
棱线分明，五官清楚 如我儿时远足行经的台湾乡下
凸起苍额，隆准和 隔世重逢
丰润的唇，呼喊我去看那 始信江山如画
生在山川长在山川时间的烟幕起起落落不能改变它
化成泥依山川的同胞云间是中国云和还是
二、一千六百公里，自上海飞重庆 四、三十年前岛上，田间小路舔舐棉花糖
俯瞰河流蜿蜒 而今在另一陌生的路上
如掌纹为大地注入生命 辽天以棉花糖海迎我
牵引我痉挛的血管 唤我，带着童稚的心
凌风拖住遏抑不住的 尽管沧桑早已成形像皱纹无法消除
奔突的心 难以成眠的夜正以我奔向家乡的速度
奔向我
《西飞重庆》作为《川行即事》中的第一首，具有很重要的地位！为《川行即事》奠定了一种思乡的感情基调，全诗讲述了自己从上海飞至重庆，从上空俯瞰自己魅力的故乡重庆时的所想所感。诗人因太过激动兴奋，夜不能寐，一心只想回到自己的故乡重庆忠县！早日踏上那块熟悉而又陌生的忠州故乡，去品尝忠县的《麻辣小面》，有诗为证：
川行即事之五《麻辣小面》
天刚亮就在炉子上烫面
土陶碗实实的土
而花椒确实正宗的麻
胡椒，正宗的辣
卖五角钱一碗
我唏哩唿噜趁热吞下
像长江水一样久长的麻辣面哟
吞下历史的龙蛇，文化的水怪
将我心扎紧
不教痛，但教堵住胸口
说不出一句话
全诗采用生活化的语言，简单朴实，以故乡（重庆忠县）的麻辣小面作为自己情感的载体，以“麻辣”写出了作者心中的那份火热的激情，全诗洋溢喜悦之情，作为三峡海岛诗人不忘故乡，时时心系故乡。诗人在“乡愁的古老弦上，弹奏着麻而且辣的新声。”[2]。
当然以上四首诗只是三峡海岛诗人陈义芝川渝乡愁诗歌中的一小部分，但却足以表明诗人时时心系三峡川渝、心怀思乡愁情，具有深深的三峡文化情结。
三、浓浓的故乡情、三峡情
众多如陈义芝般的海岛诗人用笔墨，加上那颗火热的心，筑起了一道乡愁诗歌的桥梁，拉近了无数三峡海岛人的距离，在陈义芝的带领下，听着那首唱遍全球的乡愁之歌，走向我们巴渝、三峡！
总之，诗人陈义芝，虽然远在我们的海岛：台湾。但他却没有忘记他的第一故乡重庆忠县，没有忘记川渝、三峡，始终心系三峡川渝、心怀思乡别情，给我们创造的思乡别情的诗歌，宛如一首首伤感而又悦耳的歌谣，唱响了一代代无数远在海岛台湾的三峡人的心中的那份乡愁别情！
参考文献：
[1]沈奇.《时间、家园与本色写作――评陈义芝的诗》［D］.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卷，1997年第1期（总第9期）。
[2]陶德宗.《论台湾文化的中华血统》［D］.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4期。
[3]李元洛.《传统与现代的交融――略论陈义芝的诗》［D］.台湾文学之窗。
篇2
蒋述卓说：“古典诗词之所以为那么多人所喜爱，就因为它实实在在地体现出了古人的生命感，并且能够历经千古一直流传到今，让我们读来还能感受到一种生命激情，似乎觉得唐人、宋人离我们并不遥远，这就是因为古人与我们在精神上是相通的，这是文化血脉上的一脉相承，是在生命感受上的相通。”（《中国古典诗词的生命精神与哲学智慧》）王羲之则感慨：“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兰亭集序》）两位大家所说“若合一契”的“生命”是什么呢？四句杜诗可作注解，“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咏怀古迹・摇落深知宋玉悲》）。是情感，情感的普世性使它能穿越千秋，也包括理想、意志、愿望、情趣等，那流淌文字间的情感是诗歌涌动的生命，或因其情感历程的似曾相识而感动人，或因诗人的悲悯情怀而感动人。
情感的普世性体现为时代特征，如盛唐气象、建安风骨。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论述：“《古诗十九首》以及风格与之极为接近的苏李诗，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开一代先声。它们在对日常时世、人事、节候、名利、享乐等等咏叹中，直抒胸臆，深发感喟。在这种感叹抒发中，突出的是一种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它们构成《十九首》一个基本音调：‘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万岁更相送，毛贤莫能度’；‘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这些‘古诗’中，却有多少个字用于这种人生无常的慨叹！如改说一字千斤，那么这里就有几万斤的沉重吧。它们与友情、离别、相思、怀乡、行役、命运、劝慰、愿望、勉励……结合揉杂在一起，使这种生命短促、人生坎坷、欢乐少有、悲伤长多的感喟，愈显其沉郁和悲凉……”
二、诗歌意象的俗成性
诗的意象是诗的情感符号，是诗的密码，是人把情感用物象含蓄呈现的一种方式，彰显中国古典诗歌的魅力。“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不唯其形象生动，更是蕴藉，显中国风。叶嘉莹认为，意象的产生跟诗歌赋比兴的创作方法有关，情感与意象的关系是心与物的关系，由心到物是“比”，由物到心是“兴”。
意象特征：①文学作品赋予的内涵。作品中的某个物象很形象地传达了作者所寄托的情感（或理想，或志趣），并被后人认可，该物象所代表的意义被固定下来。如杨柳，便源于《诗经・小雅・采薇》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又因“柳”与“留”谐音，于是成了惜别之情的意象。如鱼肠雁足，因“尺素在鱼肠，寸心凭雁足”（南朝梁王僧孺《捣衣》）而成为书信的意象。如“东篱”意象给人的是超尘脱俗之感，是因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饮酒》）。②故事或传说。如杜鹃，源于古代神话中周朝末年蜀地的君主望帝的故事，还有“投笔”、“长城”等。③诗人据物象的物理特征与生活、情感的相似性，来类比或比喻自己的情感，当它成为诗歌语言，就被人们接受。如“月”有朗照天下和阴晴圆缺特点，漂泊者借此寄托思乡情怀，月就有了望月思乡怀人之情；月色清凉，失意文人借以渲染凄凉气氛，烘托悲苦之情。如“清秋”成为感伤意象，是因为“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的物候特征。如候鸟“大雁”因每年随季节迁徙活动而成为“思乡怀人”意象；又因群体活动特征，孤飞的大雁便成为“孤独”意象。如“莲”因“出淤泥而不染”特征成了高洁的意象。
这些人们熟知的意象，其内涵有了俗成性，人们就可以据此解读诗歌。意象不仅具有个体性，还具有相同性，如沙漠、古道、落日、寒风、冷雨、梧桐、杜鹃、芭蕉等表达凄怆、孤独、惆怅，松、竹、菊、冰雪等表达忠贞与高尚。
三、诗歌内容的整体性
诗歌从题目到内容是一个整体，围绕情感主题，不能因表现手法与写作角度而断章取义。厉鹗《晓至湖上》的情感只能是向往自由不得的惆怅，而来到幽静的自然正是在现实中向往自由不得的表现。叶绍翁《夜书所见》的“思乡念亲、怀想故园；客居他乡、归无定所的孤寂落寞之感”不过是羁旅愁思细说。王维《山居秋暝》是表达诗人高洁的情怀及对理想境界的追求，颔联颈联以融情入景表达，尾联则化用诗句表达，殊途同归。
篇3
第一步，读题目。诗歌的题目不可忽视，它往往隐藏着大量的信息。题目有时可能点出了诗歌所写的时间、地点、人物或事件，有可能交代了诗歌的题材，也有可能直接表明写作的目的或情感。引导学生先读题目，对于读懂诗歌，领会诗歌所要表达的情感有很重要的作用。怎么读题目呢？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读。
一、看题眼
题眼是指题目中的关键性词语，它能揭示诗歌的情感。如杜甫的《春夜喜雨》，诗中无一“喜”字，但题目一个“喜”字早已流露出对来得及时、滋润万物的春雨的喜爱之情。陆游的《书愤》，一个“愤”字，毫无保留地揭示了诗歌的情感：抒发报国无门、功业无成的悲愤之情。有的诗歌，要理解其思想情感，离不开对题目的分析。如司空曙的《喜外弟卢纶见宿》：静夜四无邻，荒居旧业贫。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以我独沉久，愧君相见频。平生自有分，况是蔡家亲。由诗中“荒居”、“业贫”、“白头”，可知诗人的悲苦心情，但这还不能完全揭示诗歌所要表达的情感。要理解其思想情感，还得联系标题，“外弟卢纶见宿”交代了人物和事件，“喜”字表达了诗人因表弟来访而产生的惊喜之情。因此，结合题目和内容，就可概括出此诗表达了诗人悲喜交加的感情。
二、辨题材
不同的诗歌题材表达不一样的思想内容，因此，明确诗歌的题材对于分析诗歌的思想情感也是有帮助的。王维的《送沈子福归江东》，“送”字表明了此诗是送别诗。明确了这一点，就不难归纳出诗歌表达的是依依不舍的惜别之情。李白的《越中览古》和杜甫的《蜀相》，从题目就可看出，这两首诗都是怀古诗。结合诗歌内容，就很容易推知：《越中览古》表现了作者对历史盛衰变化的感叹；《蜀相》表达了对雄才大略、济世扶危的诸葛亮的崇敬，对自己不能拯时济世而潦倒一生的伤感。
第二步，看作者。《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歌就是抒发诗人的思想感情的，是诗人的心灵世界的呈现。只有知道了作者的生平和为人，了解了他们所生活的环境和时代，才能真正理解他们在诗歌中倾吐的感情。尤其是对于高中生来说，他们的阅读面比较窄，赏析诗歌的能力不强，掌握了作者的信息，能帮助他们更容易地理解诗歌。唐朝诗人杜甫经历安史之乱，一生颠沛流离，却始终怀有忧国忧民之心，学生们比较熟悉的作品有“三吏”、“三别”、《春望》。在熟悉这些情况后，来分析杜甫的《月》这首诗的思想感情就较容易了。《月》：万里瞿唐月，春来六上弦。时时开暗室，故故满青天。爽和风襟静，高当泪满悬。南飞有乌鹊，夜久落江边。这首诗写于安史之乱后，杜甫被困于三峡瞿塘峡时。不难得知诗人抒发了对时局动荡、国事艰难的忧虑以及对家乡故园亲人的思念。如，李煜有着特殊的身份，他不仅是一位诗人，还是一个君王。他只知纵情享乐，荒废朝政，后来，他被俘，成为一个亡国之君。了解这些知识，就很容易理解李煜的词了。如《望江南》：闲梦远，南国正清秋。千里江山寒色远，芦花深处泊孤舟，笛在月明楼。结合李煜的生平和经历可知，词人借景抒情，抒写出自己囚居生活的孤寂难堪之感。
第三步，抓意象。意象是指蕴含有作者主观情思的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多指景和物。诗人的思想感情是丰富的，但这种感情在诗歌中很少直白地表达出来，它往往是含蓄的、隐蔽的，通过具体的意象表达出来。抓住那些烙上作者情感的景与物的特征，就能看到诗人的心思。
怎样引导学生理解王维的《积雨辋川庄作》的思想情感呢？诗中的“空林”、“烟火”、“白鹭”、“黄鹂”、“水田”、“夏木”等意象无一不展现了积雨之时辋川山野的诗情画意，它们共同组成了一幅恬静优美的山林风光，意境清幽空阔。抓住了这个特点，学生就容易理解尾联“野老与人争席罢”所寄托的情感了：诗人寄情于清幽美丽的自然风光和恬然自乐的农家生活，表达了自己隐居山林、淡泊宁静的情怀。李清照的《声声慢》中，“疾风”、“大雁”、“黄花”、“梧桐”、“细雨”等意象营造了凄凉惨淡的意境，读起来让人心头涌上一阵悲凄之感，这极力渲染了诗人在国破家亡之时，心中无限的哀伤愁苦之情。
其实，古诗词中的意象，已被诗人们赋予了特定的意义，懂得了这些意象的含义，就能较轻松地读懂诗歌。“月亮”“鸿雁”等代表的是思乡之情；“柳”、“长亭”代表离别；“梧桐”、“猿猴”、“杜鹃”等表达的是凄苦愁思；“羌笛”、“孤城”、“玉门关”等表达的是征夫离情。大量的意象在古诗词中频繁出现，成为诗歌表达情感的重要方式，要读懂短小凝练的诗歌里蕴含的情感，就要先读懂这些意象。
以上就是三步品析古典诗歌的思想感情的方法，此方法比较简单，便于学生接受。学生长期坚持按此方法品析诗歌，积累得多了，就会提高鉴赏能力，慢慢学会自己去分析诗歌的思想感情。
篇4
一、意象是情感艺术表达的包装
意象是融入了文人作者主观感情的物象，而物象是自然界中真实存在的事物，意象则是客观存在的且融入了文人主观思想情感的一种事物。意象赋予了诗歌生命力。与诗歌紧密联系的可观存在于自然界中的事物就是意象。滔滔江水、蔚蓝的天空虽然只是物象，但是只要在诗歌的领域中提及，就赋予了其为意象。在诗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的“春水”一词中寄予着作者浓浓的思乡之情，就属于意象。
载体是事物存在的支撑。任何艺术形式的表达都离不开外在的载体，在诗歌的领域中，意象就是诗人表达情感、寄托心灵的外在形式。在高中的诗歌意象教学中，我们经常强调情景交融、融情与景、借物寄情的描法，其就在于将外在的环境与诗人内心的情感相结合，找到一个结合点，实现诗歌的表达意境。王国维先生曾在《人间词话》中提到：境界可以分为两种，即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前者是借助自身对外物的感受，将物与心灵相融合，以此来表达诗人的情感。因此，在诗歌的鉴赏时，学生要善于打开诗歌的包装，探究诗人的内心情感，感受诗歌的真谛。
二、高中生诗歌意象的教学方法
1 以诗歌为中心进行学习
在高考试卷中，我们遇到的诗句并非都是我们所熟知的。因此，教师在课堂上要善于培养学生阅读诗句，培养学生对诗词的理解，对诗人情感探究的能力。在不熟悉的诗词面前，我们要将学习的焦点放在诗词上，而非诗词的作者。如果我们将思考的重心放在作者上，同时结合平常的诗词积累，往往会造成思维定势，容易造成对诗歌理解的不恰当。例如，可能会将李清照的“生当为人杰”与苏轼的“十年生死两茫茫”相混淆，李清照是婉约派的代表，苏轼则是豪放派的代表。婉约派有时可以呐喊一下人生，而豪放派有时也会抒发一下儿女情长。因此，在诗歌鉴赏时，学生要明确重点，将重心立于诗歌本身而非诗人。同时也要注意，同一物象可能在不同诗歌中表达的意象含义也是不尽相同的。
2 注重情与景的相互融合
天人合一是诗歌中最常见的。即在诗歌中大都包含对诗人所处环境或者某一物象的描述。在诗歌的学习中，只要我们找对了诗人所描述的物象，就能顺藤摸瓜地找到诗人表达的情感。
在阅读诗词的过程中，我们要充分发挥想象力，将诗人描述的环境形象地闪现在脑海中，抓住重点物象，烘托出诗歌意境。通过意境描述诗人所表之情。其中常见的意境有雄浑壮阔、凄凉、恬静、思乡悲痛等，需要注意的是所选择的描述要能将景物的特点准确地描述出来。例如，通过诗句我们不仅要了解诗人表达的情感，更要理解诗人为何会哀伤，为何会抒发思乡的感情。然后去感悟诗人的情感，用质朴的词语将其表述出来，进而对此进行分析整理，从诗人的表达情感中受到启迪。
总之，诗歌作为语文教学中的重点内容，在学生的高考中占据着很大的比重。因此，教师在诗歌意象的教学中要不断创新，引导学生的想象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通过意象探寻诗歌真谛，使学生积累人生经验，力争做一个高尚的、有审美情趣的有志青年。
篇5
诗歌的形象，也叫意象，是寄寓了作者主观情感的客观物象。它可以是大自然中的某一自然景象，可以是诗人在诗中塑造的主人公形象，（当这个主人公就是诗人自己的时候，诗人自身就成了诗中的形象），还可以是现实生活中某一具体的事物。这些客观物象经过艺术加工，具有了诗人自己的思想情感，便成了意象。美育，即审美教育，可以美化人们的心灵、行为、语言、体态，提高人们的道德与智慧。《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提出：“语言具有重要的审美教育功能，高中语言课程应关注学生情感的发展，让学生受到美的熏陶，培养自觉的审美意识和高尚的审美情趣，培养审美感知和审美创造的能力。”那么如何借助诗歌形象达到审美教育的目的呢？
一、认识诗歌景物美
优秀的古典诗歌中描绘了千姿百态的自然美景。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使至塞上》），表现的是大自然的雄浑壮美。杜甫《绝句》中“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展示的是草堂周围明媚秀丽的春天景象。常建“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题破山寺后禅院》）描绘的是静之极致的古寺风景，是自然景物的幽静之美。除此之外，古诗中亦有悬崖峭壁、参天古木、雷鸣电闪、瀑布飞流之类奇伟险峻惊心动魄之美。李白《蜀道难》中描绘蜀道“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Y，f崖转石万壑雷”，让人享受了一番大自然的阳刚之美。
这一幅幅用诗的语言组建的自然风景画，写尽了祖国大好河山秀丽的田园风光，幽静的山中景致，惊险的山谷风情。自然造化的千姿百态，天地万物的鬼斧神工，让学生在细细咀嚼这些具体的景物意象时，心领神会，让他们感受自然美的无限魅力的同时，产生民族自豪感，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古代杰出的诗人们在描绘这些看似简单的自然景物时都融进自己的主观情感，创造出“意与境谐”、浑然一体的艺术境界，使诗中之景成为“情中之景”，更能给读者以情感上的共鸣。如孟郊《登科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一句，如此走马观花平淡不过的事，被作者一个“疾”一个“尽”，写得那么神采飞扬，那么喜不自胜。座下的马儿似乎感受到了主人志得意满的心情，也高兴地撒开四蹄，带着主人疾驰在长安大街上，似乎要把内心的喜悦尽数展现在奔驰的身姿上。那沐浴在春光中的长安花，也迎着春风展开笑颜，对着踌躇满志的诗人表示祝贺。平凡的街道一景，因为诗人内心的无限美好，而多了一份人的智慧和情趣，平凡的本身增添了生命的灵动之美。
著名美学家别林斯基说：“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美都是从灵魂深处发出的。因为大自然的景象是不可能绝对的美，这美隐藏在创造或者观察它们的那个人的灵魂里。”学生在鉴赏这几句千古传诵的名句时，深入认识了生活的美，更重要的是领悟到了发现美和欣赏美的方法，感受到了精神美、情感美的重要性。无形中教会了学生用美的心态面对生活中的一草一花，用美的眼光看待世间万物，长此以往，人人都将有着美好心灵，有着美好情操，有着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这些伟大的诗人们，用他们的生花妙笔释放着大自然巨大的感染力量，给我们以多方面的心灵愉悦，让我们品尝到以文字和情感烹调的美不胜收的精神饕餮大餐，沉醉于感人的艺术境界之中。
二、品析诗歌人物美
古典诗歌中也塑造了各具情态，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有李白的傲视权贵，豪放洒脱的形象;“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有杜甫的胸怀天下、忧国忧民的形象;“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有陶渊明的寄情山水，钟情田园的形象;“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邯郸冬至夜思家》）有白居易的漂泊在外，思乡愁苦的形象;“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从军行》）有王昌龄的矢志报国、慷慨愤世的形象;“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雨霖铃》）有柳永的离别相送，爱恨情长的形象。“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江雪》）有柳宗元的孤傲高洁、独守节操的形象。
正是这一个个或喜或怒，或哀或乐，或执着，或洒脱的艺术形象，因作者的生花妙笔而活生生地站立在我们眼前，让我们去触摸，去感受，我们才最终领悟了那些跳动的心脉里涌荡着的思想、情感、处世的观念以及人生的价值。如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我们分明看见一个驰骋疆场的将军，面对残缺的半壁江山，内心的无比愤怒。凭栏眺望，将军仰天长啸，发出“还我河山”的豪壮誓言。国家受辱，百姓遭灾，激起诗人满腔义愤，勾起诗人揪心之痛，更让诗人担起收复失地，统一河山之大任。
学生若能读到诗歌中这些东西，对于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使其勇于承担建设祖国的大任，更加珍惜美好现实，积极乐观，追求崇高理想无疑是一个很有力的帮助。同时，也教育了学生要关注社会、关注时代、关注人类。古代诗词中的人物形象包含着许多健康的思想情操，我们只要充分挖掘，合理利用，就可以对学生潜移默化，培养学生健康的思想，使他们的人生向健康的轨道发展。
三、感悟诗歌事物美
古诗中的事物形象，通常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形象或是具有特定含义的形象。咏物诗大多采用托物言志的手法，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理想追求寄托在某一具体事物上，以物喻人，言在此而意在彼。如代表思乡思人的月亮;寓意离愁别恨的芳草、芭蕉;象征高洁人格的梅花;抒发惜别不舍的杨柳;代表高洁、清高的蝉;代表书信、音讯的鸿雁;寓意悲苦之事，表哀怨、凄恻、思归或冤魂悲鸣的子规;表示戍边思归的羌笛、胡笳等等。
在中国古代诗文中，很多作者用“借物抒情”“托物言志”的方法，不正面说出自己的本意，而将上述物象放入诗歌文本进行细致描写，营造出审美物境，表达自己的情怀，使得诗文表现出含蓄蕴藉的美。如林和靖的《山园小梅》，“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梅，傲雪迎霜，盛放于百花凋谢的数九寒冬，在了无生机的冰天雪地中。梅，以她独特的气质、坚定的意志，显示着她的潇洒，她的孤高，向世人证明她的生命价值。这不是林和靖先生的真实写照吗？他不慕名利，不求显贵，惟愿纵鹤放飞，与梅相狎。他满腹才华，却性喜恬淡，归隐林间。一字不著己，却句句写己之风流，所谓“意不浅露，语不穷尽，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说的就是这样的诗歌。这样的诗歌有一种“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含蓄美。再如骆宾王的《在狱咏蝉》：“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蝉餐风饮露，与世无争。在古代文人眼里，它是高洁的象征。作者在狱中听到树上的蝉声，以蝉喻己，表明自身之高洁，抒发含冤莫辩的深痛悲哀。这正如王国维所说：“意境中的含蓄，使人感到‘言有尽而意无穷’，‘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若言尽意穷，读者便不会再有任何联想的兴趣和思考的余地，这样的诗歌必定嚼之无味，弃之也不可惜。我们的学生在欣赏此类诗歌时，若能领悟诗歌言外之意，意中之美，必将有助于唤醒欣赏者的审美想象，提高艺术审美鉴赏能力。
四、结束语
中国古典诗歌确实是当之无愧的世间真、善、美的载体，高中素质教育中的审美教育若能利用好中国古代优秀的诗歌作品，必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就让我们在诗歌艺术的海洋中期待新一代莘莘学子真诚、善良、完美人格的形成，期待那一轮旭日东升时他们的起航。
参考文献：
篇6
关于象似性的研究由来已久。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柏拉图就提出了人类一般语言活动起源于拟声的论点。他认为名称可以揭示事物的本质,甚至每一个字母都是模仿事物一定的性质的。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也指出,语言的外部形式是人类本质内在普遍性的反映。二十世纪索绪尔的语言符号任意说,被许多语言学家视为“金科玉律”,支配整个语言学界达一个世纪。基本与索绪尔同年代的皮尔斯提出了符号三分法,并用象似性这一术语来指符号的形式和意义之间所存在的一种自然关系。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很多认知语言学家开始认为任意说对于语言符号的解释过于简单,积极寻找语言形式与所指之间的理据关系,使象似性逐步被人们所认识、理解和接受。
诗歌是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是语言的艺术。诗歌语言可以在许多方面违背普遍遵守的语言规则,诗人可以超越他所处的社会或历史背景而自由的运用语言,来表达一种独特的感受或传达一种特殊的意义。象似性同诗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读者在阐释欣赏诗歌时,可以运用象似性理论,达到不仅了解诗歌的表层形式,而且发现诗歌所表达的深层内容的目的。
2.象似性理论
美国现实主义和符号学的创立者、著名的哲学家皮尔斯区分了三种符号:象似符、标记符、象征符,三者因任意性程度不同而存在着差异。王寅教授对此作了很好的概括:象似符(icon):与所指在某种方式上相似于本身形式的符号;标记符(index):与其所指之间在因果关系上联系的符号,如表示火的烟,表示危险的骷髅符号;代码符(symbol):与其所指之间存在任意和规约关系的符号,没有理据可循的符号就属这类符号。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也即语言的形式和内容之间存在的自然关系叫作象似性。
2.1对象似性的理解
广义的象似性基本相当于通常所说的理据性,主张把意义与形式之间所有对应关系都视为象似,不仅指语言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客观外界的事物,而且主要是指语言形式反映了人们对世界的体验感知和认知方式,语言形式是基于人们的经验方式、认知规律、概念结构的。本文所指的象似性倾向于这种广义的理解。
象似性是语言符号在语音、语形或结构上与其所指之间存在映照性相似的现象。为区别于索绪尔所用术语“所指”,王寅教授还对其作了特别解释,包含两层含义:客观世界中的某参照物及世界结构、概念结构、经验结构。
2.2象似性VS.任意性
语言象似性理论是针对语言任意性理论提出来的,并在不断发展。象似性和任意性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索绪尔是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他创立了结构主义学说,提出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则,他认为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并将其视为统治整个语言系统最重要的、首要的原则。任意性一直被认为是人类语言的本质特征之一。人们普遍接受索绪尔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观点,即语言的声音与其所指或意义之间的关心没有任何逻辑上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说是约定俗成的。
索续尔并没有把这一原则绝对化。他把任意性分为绝对的和相对的两种:绝对任意是指符号的创造与使用没有任何理据,相对任意是指符号有一定的理据。因此象似性研究并不是对索续尔理论的彻底否定,而是对索续尔相对任意性思想的一种拓展。我们所否定的是索绪尔的“任意支配论”,因为他过于强调语言中的任意性。人们一般接受的观点是:象似性和任意性一样,都是语言的客观属性。
3.象似性的普遍性
当代象似性理论是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框架中基于对语言多层面研究之上的,形式和意义之间存在的象似性比人们一般所想象的要多的多。象似性现象所指范围较为广泛,相当于我们常说的理据性、非任意性。K.威尔士指出:“文学广义上可被看作是象似性的,其形式可以以各种方式模仿它所反映的现实。”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提出“艺术是对自然的模仿”这一伟大断言。模仿的对象可以是心理活动,也可以是其他自然现象。
诗歌作为一种典型的语言艺术形式,不仅是对人们所生活的真实世界中具体事物的模仿,而且是对人的思维、情感等抽象事物的模仿。可以说诗歌中的象似性是语言象似性的浓缩和精华:语言的语音、词汇、句法、篇章结构及语义层面的象似性在诗歌都有充分的体现。
4.英汉诗歌中的象似性
根据皮尔斯符号三分法,语言的象似性主要分为映象象似、拟象象似和喻象象似。本文分别从这三个方面来分析英汉诗歌中的象似性。
4.1映象象似(imagic iconicity)
英汉诗歌的象似性在语音和词汇层面主要是以映象象似的形式体现。映象象似指单符号在某些特征上与其所指的事物相似,主要表现为词的音义之间有规律的对应,即词的语音形式与词义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诗歌的语言是非常形象的,充满艺术的魅力,其中词语产生的声音效果不仅给人一种韵律美节奏感,而且让人产生联想,从语言形式想到客观事物,从而加快加深对诗歌的理解。
从文体学的角度来看,一些音由于其发音特征常与一定的意义相关联,巧妙地利用音义之间的关联可以进一步强化意义,增加美学效果。这种语言技巧在英语诗歌中得到了充分体现。“I chatter over stony ways/In little sharp sand trebles/I bubble into eddying bays/I babble on the pebbles.”(Tennyson,The Brook)这段诗生动形象地描绘出小溪流动时的声与态。诗人除了使用chatter,bubble和babble三个拟声词来加以描绘之外,还充分利用了音与义的关联。在这段诗节中,流音/l/出现了6次,爆破音/b/出现了7次。这些发音特点分别象似水流和气泡的声音,大大强化了诗的动态效果。其中的流音和鼻音听起来比较柔美,因此象征着溪流的宁静、和谐。这样诗人将小溪的静态和动态之美通过词汇语音的静态和动态效果传达给了读者,无形中增加了诗歌的感染力。
在汉语诗歌中,拟声词的运用也屡见不鲜。如南宋词人李清照的《声声慢》中的名句:“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词的开头连用7组叠字,极度渲染了寻觅之苦,孤独和悲伤之情,且将作者茫茫然的精神状态淋漓尽致地勾画出来,进一步深化了诗歌的主题和意境。这种叠词的使用一方面使诗词的意象更加丰满,另一方面比单用时传递了更多的信息。汉语词汇的这种以声象义为汉语诗歌提供了极富表现力的手法,充分发掘词音的象征功能营造诗歌的意象,使诗歌的语言音随意转,动人心弦。
4.2拟象象似(diagrammatic iconicity)
拟象象似性指句法结构映照认知结构的现象,即当一语言表达式与所表达的概念内容、经验有一致性时,我们就说这一表达式具有象似性质。象似性反映了一定的语言形式代表一定的意义,形式相同,意义也相近。拟象象似性在超句法的篇章层得到更普遍的运用,尤其对于诗歌这种体裁而言。本文仅从形状象似性这一方面来举例。
形状象似性指篇章单位在结构或形式上整体或局部模仿真实世界中物体的形状,从而映照或衬托起所要表达的意义。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艺术,其排列结构往往包含着丰富的内蕴,充分体现了“以形示意”的形式美。图形诗或视觉诗便是典型的形状象似诗,诗行排列形式映照诗歌的内容,主要是通过图形融合文字来传达诗歌要表达的内容。
40――Love(Roger McGough)
Middleaged Andthey
CoupleplayingGohome
TennisThenet
Whenthe Bebe
Game ends Tween them
这首诗象似性的最显著特点反映在书写层面,即诗的排列形式。诗人通过词的排列构成一幅图。将诗排列成对称的两栏是为了以图示意,造成网球场的视觉形象,中间架上一道网子,隔开两边的文字。使整首诗看起来就像是一场球赛,由一边发球,一边回击,一来一往完成一首诗。从形状看,诗人为了强调匀称性和平衡性,故意将一些单词拆开,这样就使得两栏均衡对称。两栏的对称、均衡和匀整,表示比赛双方势均力敌,暗着这对夫妻互不依赖、互不谦让。两栏中间的间隔犹如球场中的网,这张网把两人分开:在球场上,他们中间有网,回到家中,这张网还存在于两人之间。
4.3隐喻象似(metaphorical iconicity)
隐喻象似指从一个概念投射到另一个概念,从一个认知域映射到另一个认知域的过程,包括隐喻语言的运用、隐喻概念体系等。
象似性是诗歌语言的普遍现象,隐喻是诗歌的生命原则,是诗人的主要文本和荣耀,诗人的大脑完全是一套隐喻的句法。简而言之,隐喻是人类思维在创造的产物,不是客观世界信息的简单再现,它在诗歌中形成了精神空间,是诗人情感的宣泄。在诗歌中看似理性意义相差很远的的事物成为本体和喻体,因为彼此有深刻的内涵联系。“There is a garden in her face/ Where roses and white lilies grow,which none may buy/ Till’Cherry ripe!themselves do cry.”(Thomas Campion,There is a garden in her face)她的脸上有个花园,虽然这个诗句不合逻辑,但我们对花园是非常熟悉的,自然而然地把花园所具有的特征加到她的身上,并寻求合理的解释:两者都美丽,充满活力,玫瑰和百合指红唇和白皙的皮肤。诗人把不同的或不相关的事物并置,要求我们去寻找其象似性。
中国的古典诗歌所体现的象似性多与“情志”有关,如《诗经》中的名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以雎鸠求鱼与男子求女这两者在“求”上具有相似性为基础,将这两者引譬连类,用前者来隐喻性的表达后者。
5.结语
本文运用了映象象似、拟象象似和隐喻象似探讨了语言象似性在英汉诗歌中音、形、义的体现,以帮助人们结合自身对客观世界的感知体验,更加直观地理解英汉诗歌的韵律美、形状美与意涵美。如果我们能深刻地去了解语言的象似性,运用象似性原则来指导诗歌的欣赏,必定能提高对诗歌的鉴赏水平,还能够使诗歌的形象性和情意性有效地相结合起来,使其意境更加耐人寻味。
参考文献:
[1]Leech,Geoffrey,N.A Linguistic Guide to English Poetry Foreign Language[M].Beijing: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1.
[2]Saussure,F de著.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3]Wales,K.A Dictionary of Stylistics(2nd edition)[M].Harlow,England:Pears on Education Limited,2001.
[4]束定芳.隐喻学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5]王寅.认知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篇7
发展市场经济，生产要素主要由市场配置、竞争和选择，尤其加入，我省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更为激烈、更为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和世界市场。在这种条件下，一个地区的经济实力和市场占有，一个部门的工作能不能有效开展，关键在于能否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和市场发展变化，开拓新视野，开创新路子，充分发挥本地区本部门的能动性和自主性。这就要求人们摆脱被动机械式跟上思维，树立开拓进取的积极主动的创新思维方式，从自己本地区、本部门独特的情况出发，构建发展思路和发展战略。对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需要自己去面对去研究去解决，而不是等上级的指示和说法。这种主动创新型思维不是不执行上级政策，而是要把政策和本地区的客观实际结合起来，制定具体的方案和措施，并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大胆的探索和创新。
二、变“政治运动型”思维为“经济规律型”思维
长期以来，我们把战争年代行之有效的革命方法用于和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从而形成了一整套固定的政治运动式思维模式，即任何问题的解决，不但是政治问题，而且是经济发展问题和社会发展问题的解决，都试图通过发号召、搞运动的方式完成，不是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出发，而是从政治目的出发作为决策的标准。这种思维方式仍然有市场。比如，把吸引外资看成一种“政绩”，一种政治目标，为吸引而吸引，只讲吸引的总量，而不顾地区的产业结构和利用的效率如何。对外出口也是如此，只讲出口额，而不是效益第一等等。这种政治运动型思维也导致决策的随机性而缺乏客观性和科学性，即拍拍脑袋就决策、拍拍胸脯就动工、弄砸了拍拍屁股就走人。这种政治运动型思维也存在于实践中的另类“创新”上，即实质上形式主义的改革和创新，即为改革而改革，为创新而创新。在有的地方，一个领导一种思路，大搞文字游戏，经常移花接木，以示新之所在和工作的力度、工作的政绩。
在中国更加深度开放的条件下，我省要在未来发展中在世界和中国内赢得自己的地位，归根到底要靠实实在在的发展效益和竞争中的胜利。而国际市场竞争、国内省域竞争实质是经济获利之多寡，是失还是得。加入后，要求政府一定要尊重经济规律、按经济规律办事；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按照经济规律、依法规范自己的行政行为；各级党和政府工作更要注意讲求科学和方法，以使好事真正办好，有实效。为此，我们必须彻底根除以往的“政治运动型”思维方式，使经济规律型思维扎根。
三、变单一、直线、求同型思维为多维、非线性、求异型思维。
单一、直线、求同型思维主要表现为，一个方向或一个角度思考问题。有人形象比喻这种思维方式为“一刀切”、“一本经”、“一条路”。这种思维方式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习惯在非此即彼、非左即右的两极对立中思考问题，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缺乏多层面、多向度、多种可能性的思考问题。这种单一化、绝对化的思维方式与市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实践是格格不入的，更是同加入后我省所面对的全新的国际化的经济发展环境和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态势、新一轮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所提供的发展机遇无法适应的。。
面对更加开放的经济环境，要求我省各级干部和各类市场主体充分发挥主体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特别要求各地各类市场主体充分显示个性化的特点，从而开拓新市场，研制新产品，打开新销路，形成新思路，这样才能在竞争中取胜，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国经济和各地区经济发展的态势更为复杂，联系更为密切，我国社会也日益连结成为一个复杂的而且是多变量的整体系统。这些都需要我们树立多维的非线性的求异思维，即进行全方位立体式个性化的思维，善于进行多方位、多层面、多向度、多变量的思考问题。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国家，我省地区情况差异也非常大，在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从本地位、本部门的情况出发，领导者的思维求异、求变，多角度、多向度，才能跟上时展的要求，才能不断的创新，与时俱进。
四、变视群众为“依附”型思维为视群众为“主体”型思维
视群众为“依附”，就是把人民群众单纯看作管理的对象、被动的受体，是领导思想和思路的执行者，是义务主体，而政府则是权力主体。于是，政府部门存在行使权力多、承担责任少，硬性管理多、主动服务少以及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等问题。这是权力观和群众观上的“主仆异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是职能有限的政府，凡是市场和社会可以自行调节与自我管理的，政府不能越级代管。在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上，应当明确，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受人民监督，不是人民为政府而存在，而是政府为人民而存在。因而，要求领导干部要变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依附属性思维为平等主体性思维，把人民群众看成是拥有独立人格，自由平等的权利主体，从市场经济要求建立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的需求出发，以服务市场主体为导向，确定政府的行为方式和价值指向。领导干部应强化为市场主体服务的意识，加快政府职能转换，建设服务型、责任型、法治型政府，锻造平等的竞争环境和平等的市场经济主体。
五、变“封闭经验”型思维为“开放科学”型思维
封闭经验型思维方式是以稳妥为前提，以不变应万变为策略，以传统经验为法宝，是一种循规蹈距，故步自封的思维定势。思考问题，处理事情，冲不破狭隘思维的束缚，只顾本地区，本部门的小圈子，用已有的经验剪裁事物，评价是非得失，信息闭塞，反映迟钝，它把事物彼此割裂开来，孤立起来，封闭起来，墨守陈规，凭以往的经验和传统办事，凭感性办事，亦或简单地照搬照抄别人的经验。
篇8
近两年出版史研究最引人注目的趋势，应该说是研究领域的拓展与研究内容的细化。
首先是研究时段上的拓展。我国的出版史研究中，印刷革命兴起的晚清和民国时期，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中之重。近两年的研究也不例外，《民国出版史》、《民国出版的特点探析》等为代表的专著和论文，占据着出版史研究的主要份额。对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张元济等出版机构和出版人物的研究云蒸霞蔚，反映着民国出版史研究的盛况。但近两年的变化是民国之外其他时段的出版史也得到了集中的研究。
一是晚明时期。作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晚明的图书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对此，张献忠的《明中后期书商的市场意识和竞争策略》、许军的《明末纸价急降与大众图书市场的繁荣》、陈清慧的《明代藩府刻书研究》、章宏伟的《明代杭州私人刻书机构的新考察》和《十六——十九世纪中国出版研究》、潘星星的《晚明杭州坊刻曲本研究》、罗志的《明清政治文化与内府刻书》等从图书市场、出版机构、出版物等方面对晚明图书业进行了审视。
另一个时段是宋代。宋代是中国出版史上的关节点之一，不但出现了活字印刷的革新技术，而且宋代市民文化蓬勃兴起，为私刻的兴起准备了经济和读者基础。对此，杨玲的《宋代出版文化》、周宝荣的《走向大众：宋代的出版转型》、郭冰丽的《宋代私家刻书之贡献》等，立足于宋代的出版市场进行发言，重点探讨了出版业兴盛之后，以儒家经典和历书为核心的出版物，如何重建了新型的思想世界和都市文化秩序。繁盛的出版业同时催生了当时先进的出版制度，袁的《图书版权保护始于宋代》和杨春密的《宋代版权保护及其社会功能研究》，探讨了人文性凸显和制度性缺失的宋代版权保护；方宝璋、高月梅的《论宋代的出版管制》，则从另一侧面考察了宋代出版制度的局限一面。宋代开始，官刻大型图书兴盛，以《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为代表，系统整理了传统文化。苏勇强、陈久恩的《北宋经书子籍刊刻与“典籍中心主义”》、王建华的《唐宋时期道教典籍出版史研究》，张立园的《中国古代养生典籍出版史研究——以宋元养生典籍出版为中心》等，都从具体的典籍出版案例入手，探视了典籍的大量印刷传播与宋代文化形成之间的关系。
其次是出版地域上的拓展。出版的繁盛，历来与经济、文化中心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出版史的研究地域也多集中于这些地方。譬如宋代的开封、杭州、苏州、南京，明代的杭州、建阳、眉山，近代的上海和北京等地。近两年的研究中，一些非中心区域也获得了不少关注。譬如山东地区的出版，近两年就有唐桂艳的《清代山东刻书史（一）》、任利荣的《清代山东坊刻举业书研究》、杨轶男的《清代运河城市聊城的坊刻出版业》和《市民文化视阈中的清代山东运河城市民间坊刻：以聊城书庄为中心的考察》、李红霞的《胶东书业与民国时期的济南出版业》等文章。作为一个在出版史上并未占据核心地位的出版区域，能得到如此关注，此前是不多见的。其他地域，尤其是一些非经济发达区域也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如关于四川的张忠《民国时期成都出版业研究》，关于山西的张苏梅的《民国时期阎锡山统治区的山西图书出版研究》、崔波的《1949年前山西境内新华书店的出版事业综述》，关于甘肃的白玉岱的《甘肃出版史略》、张晟国的《陕甘宁边区图书出版事业研究》，关于藏区的白冰、孙洋洋的《康巴藏族地区民族出版研究》，关于内蒙古的胡红梅的《民国时期呼和浩特蒙文编辑出版活动之概述》、哈顺通拉嘎的《“东蒙书局”之研究》等等。这些研究虽然只是地方出版史研究的吉光片羽，却反映出当前的出版史研究由中心地域向全方位区域的一个转换。
二、视角的转变
中国的出版史研究，经历过几次大的研究视角的转变。早期的研究，注重于史料的收集。从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孙毓修的《中国雕板源流考》到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张静庐《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都延续着史料传统。直到当下，史料传统依然有着巨大影响。20世纪90年代之后，宋应离先生主编的《中国当代出版史料》、宋原放先生主编的《中国出版史料》、袁亮先生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等，仅从书名就可看出编者的研究取向。这种研究模式是最为吃力的，也最见功夫和价值。
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文化研究思潮的引入，把出版物视为影响社会变革的文化元素来进行探视的研究视角逐渐兴起。这一研究视角抛弃了在文本内容或者出版机构内部进行史料考辨的研究路数，把探究的重点放在了出版物和出版机构与某种文化现象之间的关系上来。这些研究者大都来自于文史学界，他们从文学史、思想史、文化史的角度切入，使中国出版业的历史意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呈现。近年来，随着媒介环境学派的思想在国内影响越来越大，加之文化研究思潮、哈贝马斯“公共空间理论”、布迪厄的“文学场”理论等西方学说成为热潮，走这种文化研究思路的人越来越多。以近两年的研究来看，周其厚的《中华书局与民国时期的国语运动》、张世海的《论商务印书馆与中国出版文化》、肖超的《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出版与地理学共同体的形成》、肖朗等人的《民国教育界与出版界的互动及其影响——以王云五的人际交游为考察中心》、王建辉的《教育与出版——陆费逵研究》、高奋的《前国内重要翻译机构的出版活动与西学的传播》、冯保善的《明清江南出版业与明清话本小说的兴衰》、刘天振的《明清江南城市商业出版与文化传播》、代晓冬的《“民族镜像”的认同之舞：试论〈新青年〉的出版史意义》、喻永庆的《〈中华教育界〉与民国时期教育改革》、张霞的《出版与近代文学现代化的发生》、博玫的《中国近现代出版理念与知识分子现代性转型的内在关系》等一大批成果，都采用了一种文化研究的视角。换句话说，在近两年的研究成果中，某某书局、某某人物与某某文化现象的关系”这样的题目，已经成为出版史研究一个不胜枚举的研究现象。
史料研究和文化研究两大思路，构成了出版史研究的主线，至少在近十年内，出版史的主要成果是可以划分在这两大门类之下的。但近年来，随着出版学科的日渐成熟，出版史研究的另一视角——“出版”研究，开始成为学界逐渐考虑的一个问题。1982年，罗伯特·达恩顿发表开创性的论文《什么是书史》，从出版学意义上，为书史的研究画了一个循环的圆圈。圆圈从作者开始，经过编者—印刷商—运输商—书商—读者等多个环节，构成了图书出版的全过程。因此，“出版”意义上的出版史研究，似乎更应该从以上的几个关节点入手进行考察，而不仅仅是出版内容的审视。在这种思路之下，近年来的研究开始了一些新的尝试。2011年10月，赵健的《范式革命：中国现代书籍设计的发端（1862—1937）》从书籍装帧的角度，考察了中国书籍设计的现代性如何发端这一问题。其采用了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论作为研究视角，在线装书到洋装书这一图书形制的转变之外，又探讨了平装书具有的现代化表征、版面结构与阅读习惯的革命等版本之外的问题，从而具有了现代出版学的特征。此外，近两年体现出版史研究中“出版”特征的，还有出版流通和出版制度的研究。出版流通方面，杜金的《明清民间商业运作下的“官箴书”传播——以坊刻与书肆为视角》和《清代高层官员推动下的“官箴书”传播——以陈宏谋、丁日昌为例》二文，从民间、官员两个层面分析了“官箴书”的传播方式，甘于黎的《中国古代的“佣书”业与图书流通》，则从古代出版业独特的“佣书”现象入手，分析了印刷术发明之前的图书流通渠道。出版制度方面，张运君的《晚清书报检查制度研究》、袁的《图书版权保护始于宋代》、杨春密的《宋代版权保护及其社会功能研究》、范军的《略论中国近现代出版企业制度的三种形式》、张天星的《晚清报刊摘录转载的实践与中国现代版权制度的建立》、王昌善的《我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制度研究》、吴科达的《近代中国教科书审定制度的历史反思》、罗执廷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民国出版机制》等等，从不同方面审视古代版权、出版审查等制度因素，也反映了出版业改制后出版史研究的一个自觉回应。
三、理论的凸显
出版史，在欧美学界的对应产物，应为“书史”（book history）。欧美学界的书史研究，起步很早，也更为成熟。尤其是书史理论方面，产生了罗杰·夏尔提埃《文本、印刷、阅读》、罗伯特·达恩顿《什么是书史》、戴维·芬克尔斯坦等《书史导论》和《书史理论读本》、媒介环境学派瓦尔特·翁、伊丽莎白·爱森斯坦等一大批具有世界影响的学者和理论著作。近两年，随着出版文化成为学术热点，一些学者也开始涉猎出版史元理论的研究。
对于出版史理论来说，首先要提到的是刘光裕发表在《出版史料》上的《关于出版史料学》和《关于出版史料学（续）》。刘先生提出“出版诞生是出版史的历史起点，出版诞生以前的历史是出版的史前时期”；“书商的作用与读者传写的作用，两者此消彼长，联系起来思考才能成功”；“从出版学分析，……读者传写兼有书籍生产与书籍流通两种功能”等等。诸如此类观点，都代表着老一代学人对出版史研究理论的拳拳之心。刘先生在综合学界思考的基础上，提出建立出版史料学的建议，是本土学者试图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史理论的报春之燕，其意义是不能单纯用理论创新的尺度来衡量的。
其次是对西方书史研究的引介。2012年底，何朝晖先生翻译了英国学者戴维·芬克尔斯坦和阿利斯泰尔·麦克利里合著的《书史导论》。两位作者多年从事书史的研究和教学，编过知名的《书史理论读本》，涵括了西方学界的所有出版史理论。《书史导论》就按照《书史理论读本》中的分类，从书史理论、媒介技术、读者理论等多个方面，集中梳理了20世纪西方书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变化趋势、学术流派和理论方法。理论介绍之外，西方书史的专题研究著作，近年来也翻译日盛。2011年8月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荷兰H.L.皮纳的《古典时期的图书世界》，概括了古希腊罗马时期图书的产生、发展与变化，读者范围和阅读习惯的演变，以及经典文献的传播过程。2012年12月，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启蒙与出版：苏格兰作家和18世纪英国、爱尔兰、美国的出版商》，上下两卷，系统研究了出版业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作用，同时涉及英国、美国和爱尔兰的出版业。可以说，对于中国出版史研究理论的建设，如果要向西方学界寻求资源的话，书史理论的介绍和书史专题著作的译介，正如车之两轮，缺一不可。就此而言，近两年的出版史研究在这方面的步伐是明显加快了的，譬如商务印书馆的“书史译丛”，列了《书史导论》、《莎士比亚与书》等六本，而不再像此前那样把某一本放在“社会史”、“文明史”之中进行译介。
四、研究力量的多元
出版史的研究力量，最初是由古代藏书家们组成的。编制目录，考辨版本是藏书家们经常从事的工作。宋代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开此源流，此后徐康《前尘梦影录》、钱曾《读书敏求记》、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等一直到清末民初叶德辉《书林清话》、叶昌炽《藏书纪事诗》，都是藏书家从事出版史研究的代表。到了当下，这个传统依然余脉流传。譬如近年来在期刊界异军突起的谢其章先生，就是国内民国期刊收藏的翘楚。他借助丰富的藏品，《创刊号剪影》、《终刊号丛话》、《书呆温梦录》等一批书话体的集子问世，保留了一些出版史的原始材料。此外，近年来出版史研究界的知名人物如收藏古籍的田涛先生、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陈子善先生、亦编亦作的姜德明先生等，也都有着藏书家的身份。
到了民国时期，随着新出版业的兴盛，出版家和编辑家成为出版史研究新的力量。张元济《校史随笔》、陆费逵《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王云五《十年来的中国出版事业》、杨家骆《出版学》、平襟亚（秋翁）《三十年前之期刊》等，都有出版家的切身关怀。此后赵家璧《编辑忆旧》系列、张静庐八卷本的《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延续了这一传统。当今出版史研究界的先进王仿子、宋应离、方厚枢、吴道弘、李瑞良等先生，都从事编务多年。新世纪以来，出版史界有两套大书，一是宋原放先生主编的《中国出版史料》，一是原新闻出版总署领导领衔的《中国出版通史》，前者的主编宋原放早年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后来又担任了出版界的领导；后者的作者群体中，好几位都是出版界的元老。中青年一辈的学人中，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范军先生、曾主持长江出版集团的王建辉先生，也是出版人从事出版史研究的典范。
但近年来新的变化，是出版史的研究力量日趋多元。一是研究群体的多元。在藏书家和出版人之外，出版史的研究队伍首先加入了一批与出版学科关联密切的文史学者，并带来了前文所说的“文化研究”视角。此外，一些自然科学如医学、理学、农学等学科，也开始认识到作为一种主要媒介，出版业的变革，带给知识系统的变化是全方位的，值得所有学科去审视。二是专职研究群体的出现。对于出版史的研究力量，我们提及藏书家、出版家，或者其他学科的研究者，总有些旁敲侧击的意味。毕竟对于他们来说，无论出于什么初衷，出版史的研究都不是本职工作。近年来，则出现了一批专一从事出版史研究的学人。他们一方面来自研究机构，主要是社科院系统和原新闻出版总署下设的新闻出版研究院。另一方面来自大学，或是设在管理学门类的图书馆学科，如北京大学的王余光，南京大学的张志强、徐雁，武汉大学的吴永贵等；或是设于文学门类的编辑出版学科，如复旦大学的姚福申、河北大学田建平等。如果从广义的出版史来说，还可以加上中国人民大学方汉奇先生以及他的众多弟子。这些专职研究者，与其他学科旁敲侧击的研究者一起，构成了当下出版史研究力量百花齐放的局面。
（王鹏飞，河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苏晓珍，河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生）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孤岛文学期刊研究”（项目编号：13YJC751056）和河南省社科项目“‘孤岛’文学研究——以文学期刊为中心”（项目编号：2011CWX007）的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篇9
2、比原来更多、更大量或更长时间。
3、另外；额外。《南史·张绪传》：“元徽初，东宫官罢，选曹拟舍人王俭为格外记室。”宋岳飞《奏辞母亡格外赙赠及协办葬事札子》：“奉圣旨岳飞母身亡，已降指挥起復於格外，特赐银绢一千匹两，令户部支给。”
篇10
[ 中图分类号 ] ：I206 [ 文献标识码 ] ：A
[ 文章编号 ] ：1002-2139(2018)-23-073-01
道家是植根于我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哲学体系，道家的基本思想表达了我国先民对天地人的简单的唯心理解。后来，道家渐渐地吸收了来自儒家和佛家等各方哲学的理论与思想，逐步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道家。李白的很多诗歌中都有道家的内容，如下：
太白何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邈尔与世绝。……我来逢真人，长跪问宝诀。粲然启玉齿，授以炼药说。……吾将营丹砂，永与世人别。
这首诗作于李白三十多岁的时候，那时他第一次上京在朝中寻找差事受挫，后来他寄怀于山水，去太白山游玩了一番。不过，在这里也可以说：李白的这种道家思想是暂时性的，每当他在现实生活中有任何不如意的地方，他都借用强烈的出家思想来宣泄情绪。过后，深入骨髓的儒家入世思想又占据了他心灵上的高地，他便又回到现实生活中寻找做官出仕的可能。
这首诗分三个部分，前两句写景，描绘了太白山的巍峨景象，“邈尔与世绝”一句已经透露出了诗人倾慕这样与世隔绝的高山，想像这高山一样绝世独立。中间写自己看到了一个仙人，仙人传授了自己“炼药说”。最后一句说明了自己的心境，永远不和你们这些凡人同伍。牢骚愤懑之情溢出纸外，这是诗人对现实不满，企求在虚幻世界里能够得到解脱。
齐瑟弹东吟，秦弦弄西音。慷慨动颜魄，使人成荒。彼美佞邪子，婉娈来相寻。一笑双白璧，再歌千黄金。珍色不贵道，讵惜飞光沈。安识紫霞客，瑶台鸣素琴。
这首诗也是李白清高自诩的诗歌。“紫霞客”即指“仙”，因为“紫霞”本指紫色的云霞，“仙”会乘云踏雾来去，进养内丹，修炼长生之道，所以“紫霞客”平时也代指“仙”。李白的诗中的此类“仙”不是代指自己，而是代指自己的伯乐。最后两句诗的意思，是说平时的凡人肉眼凡胎岂能认识“紫霞仙”呢，他们从不因声色沉迷动心，放下自己的修行。李白此时已经认识到了道家只是向上走的一张皮囊，他在诗中积极地运用道家的词汇，用来引起统治者的注意，想让他们认识到自己华美的内在，而不是只看重那些有着虚伪的外表的人。
朝骑五花马，谒帝出银台。秀色谁家子，云车珠箔开。金鞭遥指点，玉勒近迟回。夹毂相借问，疑从天上来。蹙入青绮门，当歌共衔杯。衔杯映歌扇，似月云中见。相见不得亲，不如不相见。相见情已深，未语可知心。胡为守空闺，孤眠愁锦衾。锦衾与罗帏，缠绵会有时。春风正澹荡，暮雨来何迟。愿因三青鸟，更报长相思。光景不待人，须臾发成丝。当年失行乐，老去徒伤悲。持此道密意，毋令旷佳期。
这首是李白为数不多的表达爱慕之情的诗歌，当中的青鸟是道家中的形象。
七月七日，上（汉武帝）于承华殿斋，正中，忽有一青鸟.从西方来，集殿前。上问东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来也。”有顷，西王母至，有两青鸟。如乌，侠侍王母旁。
上面说汉武帝时，一天有一青鸟从西方至飞上大殿，武帝问东方朔这是什么意思吗，东方朔回答说是西王母要来了，没过一会儿，西王母到了，左右各有一只青鸟侍奉身旁。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青鸟相当于是西王母的使者，向汉武帝他们传达西王母即将来到的消息。后遂以“青鸟”为信使的代称。
这首诗写一种相逢情形。“朝骑五花马，谒帝出银台。”李白说自己拜谒过皇帝之后离开皇宫。“秀色谁家子，云车珠箔开。”谁家的貌美女子坐着宝马香车，仿佛神仙一样。“疑从天上来”，这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李白的一个惯用写法，他特别喜欢“天上来”这个词，因为他认为自己本来就是天上来的，最终也要回到天上去，看到佳人，便也疑惑她是不是也是从天上来的。“衔杯映歌扇，似月云中见。”是把佳人比作云中的月亮，李白最喜欢的就是月亮，遇到佳人，就把人家也比作月亮。但是，这场艳遇在李白的笔下却显得十分偶然。“相见不得亲，不如不相见。”李白感到很伤心，见了一面之后就再也没有遇上。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这首诗，应该也不单纯的指代男女之情，李白心中的郁郁之情，应该会找着任何一个缝隙喷薄而出，他也熟知屈原的香草美人那一套，甚至有时候将自己也与屈原比肩，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李白的失志之意，而这个美人，他只见了一面，就再也没有相亲过。
综上所述，李白的道家思想是披在他自己儒家思想上的一层外衣，李白想借着道教入仕，对道教知识也掌握得很全面，但是他的思想本质还是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探索李白的道家外衣，一定不能忽略李白的儒家实质，这样才不会对大诗人形成误解，才能更好地理解李白所生活的那个朝代和李白的诗作中的真正含义。
参考文献
[1]安旗.李白导读[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9.
[2]詹锳.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 [M].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
[3]安旗等.李白全集编年注释[M].成都:巴蜀书社.1990.
篇11
一、打造四支队伍，夯实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人力基础
有一支高素质的德育师资队伍，学校德育工作就有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要从“育人先育师”着手，为做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提供可靠的师资保障。一是精心打造班主任工作队伍。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和任用年富力强、富有开拓创新精神的青年教师担任班主任工作，完善班主任岗位责任制和激励制度，加强班主任的学习培训，提高班主任的专业理论素养和工作技能。二是组建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队伍。根据教师专业结构及其爱好特长，选拔一批学有所长、教有特色、富有经验、敬业奉献的教师组成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团队，以“问题学生导师制、”家校联系活动、“大手拉小手”活动、心理咨询信箱为载体，积极开展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三是强化学科教师德育意识。围绕新课改学科培训、好课标准研讨等研训活动，督促指导教师将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的达成落实有机的融人到课堂教学的各环节当中，加大课堂教学的德育渗透力度。四是提升家长的育人水平。通过举办家长学校、召开家长座谈会、建立家长开放日、推行家访制度、发放家校联系卡等形式，密切家校联系，提升家教水平，为培养孩子良好心态、健全人格和道德修养营造“第一环境”。
二、突出四个重点，提高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工作实效
针对未成年人自身存在的不良倾向，中小学校要围绕四个工作重点，开展主题教育活动。扎实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活动，从小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感，树立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把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教育引向深入；扎实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活动，坚定学生社会主义理想信念，鼓励学生立志成才，报效祖国；扎实开展文明行为习惯的养成教育，教育学生从规范行为习惯做起，培养良好道德品质和文明行为，懂得为人做事的基本道德，具备文明生活的基本素养；扎实推进心理健康教育，提高青少年学生抵抗挫折、克服困难的能力，加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推进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深入开展。
三、搭建四个平台，拓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实施途径
篇12
3．自从新的海运大厦(现海港城的一部分)在1966年开业后，我心目中理想的购物是在有空调的大型室内商场进行的。
4．如果你问我，未来的城市是什么模样，我会以香港中环1973年建成的52层摩天楼康乐大厦(现名怡和大厦)作榜样――让整个城市都变新，建筑物都变高变大，变成康乐大厦吧。
5．我以名胜、奇观、度假、购物、娱乐和摩登性来想象别的城市，也以同样的角度来理解香港。
我相信我不是唯一有这5个想法的香港人。
扩城运动中的城市之死
本来，5个想法的头4个，实现得最彻底的是美国，但当我亲历其境，感觉到的不是兴奋而是郁闷，看到的是亚市区(suburb)、外市区(exurb)、边陲城(edge city)和沥青地面的无节制蔓延，及核心城市的衰败。当中产阶级和蓝领都逃离城市，住进低密度亚市区的小洋房，摊大饼就免不了，距离拉远，公共交通失去了经济效益，私家车为王，高速公路主导了都会区布局，事无大小都要开车，造成解决不了的塞车和耗能问题。生活圈离城日远，公路出口旁单调地环绕着鞋盒型的大商场、大型学校。在一片前不沾村后不沾店的荒地中央矗立巨型办公楼，四周不用说是沥青停车场――这是城市之死，用评论家库斯勒(James Howard Kunstler)的说法，这叫“什么都不是的地方的地理面貌”(geography ofnowhere)。
如果只是少数几个人开大汽车、住郊区大洋房，问题反而不大，如果私家车只作休闲用，更多人拥有车子也不成问题，但是像北京这样的城市，新都会区建得不够紧密，把面积摊得很大，通勤线越拉越长，公共交通又不足，市民唯有自己开车，结果是越修路人们越有期待，越买车越塞车。过去几年北京每隔两年就新增近60万辆车，相当于香港现有的私家车总量。香港人日常出行，公共交通使用率在75％以上，而北京的公交却只承担了不到30％的出行量。
我自己喜欢的少数幸存的北美城市，如旧金山、波士顿、曼哈顿、波特兰、温哥华、蒙特里奥，它们的核心城区恰恰没有被；个想法彻底渗透，虽然都曾受到局部破坏，不过它们的近郊亚市区往往逃不掉上述的5个魔障。
欧洲名城一般保育得比较好，而且很多都设有城市界限或环城绿带，可是它们的郊区依然会陷入上述五大迷思，譬如巴黎城中心很好，环路以外在二战后的发展就参差不一了。
好的欧美当代城市首先改变了我的城市美学，然后才促使我反省：如果我喜欢的城市都不是依5个想法建出来的，那么我年轻时的城市观可能就有问题了。我观察到一点：一个城区，只要主街道是繁荣的――马路不宽不窄，容易穿行，街上有行人有商店，不同年龄的建筑物紧密并存，商住混合，公共空间有社区感，公共建筑近贴闹区成为小巧地标，同时不管路弯路直，建筑物能形成连绵街墙(street wall)――总是让人喜欢的。
街道盛衰与城市的命运
本来在上世纪初，好的建筑师都很讲究联境(context)，即自己的建筑物跟四周街道和其他建筑物的联系，特别关注的是路面那层步行人的体验，而不是自恋的只顾自己的那一幢从远处观看时的外形。可是到了二战后，受现代主义影响，建筑师的心态变了，往往忽略了路人街道的公共层面――现代主义原教旨大祭师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名句之一是“杀死街道”，即消灭有行人的街道，代之以高速车路，把各个隔离的超大高厦连接起来，再不用考虑什么行人和路面联境。
只是，建筑物是不能独立只看自己的，在地面那层，它不只是一堵墙中间开个门口，它要照顾到与街头的关系。从这个角度看，康乐大厦是挺糟糕的例子，它不幸地给一条高速路切断了它和对面市区的关系，而在地面那层，它以半密封的外墙拒人于外，完全是空地中竖一幢巨厦的落伍行为。同样的地面毛病出现在中环东端的长江大厦和新中银大厦，延续了中环边的沉闷地带、失落空间。
贝聿铭建筑所设计、1976年落成、60层高的波士顿汉考克大厦(John Hancock Tower)可以说明我的意思。该摩天楼从动工开始就风风雨雨：地基不稳，工程差点弄塌旁边的历史古迹圣三一教堂，1973年玻璃幕墙就开始掉下来，竣工后还有评估说它会倒。不过汉考克大厦后来因为备受注意，不断加固，玻璃幕墙脱落的问题也被克服了，因此才有后来贝聿铭在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建筑和香港新中银大厦。现在汉考克大厦是安全的，但我要诟病的是它地面那层跟四周街道缺乏互动，制造了大段沉闷的失落空间，备加不聿的是，它毗邻由著名的佐佐木建筑所设计的嵌入式考布里广场(Copley Square)，因为路人视线受阻，该区一度成了吸毒者和劫匪出没、低级酒吧进驻之地。这里想说明的是，著名建筑师可以是糟糕的城市建设者，因为他们只顾自己的建筑物和广场设计感。
香港因为人口密度高，街道较不容易死，故此就算市区内有大型商场，商业街还可以存活，两者兼备是我们的幸运，我个人至今喜欢在街上行走，也喜欢逛商场。不过，一个城市的多元特色是在它的街道，而不是怀特(William Whyte)所批评的“市区堡垒”式的密封建筑。香港已经不算是东亚唯一的购物乐园，海运大厦式大商场作为游客招徕的时代已过，我们以后的吸引力可能更依赖有本地风格的街道、小店和社区，而不是充斥跨国连锁店的大型商场。
这里我没法细数这5个根深蒂固想法的后遗症，只是认为从宜居、城市竞争力与可持续的角度，这五方面都应被检讨，是当前重要的思想改造。以前香港人认为贪污是必然的，是生活方式，甚至是有利经济运作的，现在我们知道不是那回事。观念改变是不容易，但不是不可能。
新思维观念下的城市复兴
如果把我年轻时的5个想法倒过来又如何?
1．城市的建设，最理想是让市民能步行完成生活和工作的任务，退而求其次可以用脚踏车或各种公交特别是轨道交通补足，私家车是为假日郊游用――难道那不是原来驾驶乐趣所在?
2．住在节能的高密度紧密城市，但每人平均居住空间可与日本的310方至西欧或北京的380方看齐――富裕的香港竟达不到这个标准，说明我们的房价占了每个人过多的生活本钱。
3．让街道上的商店生意兴隆，途人如鲫。看街头的景况，我们就知道那是不是一个有自己特色、鼓励创业创意的多样化消费服务城市。
篇13
一、马克思前主体性思想的基本形态和困境
最早使用主体概念的是亚里士多德。在他那里,主体是作为逻辑判断(s是p)中的主词subject,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则是实体,即属性和状态的承担者。在古希腊哲学语境中,主体蕴意的是一个贯穿在事物和变化之中的对事物起着支撑作用的不变“在者”,即万事万物的终极原因和本体。在哲学发展的初始阶段,抽象思维能力还比较低,不能以纯粹理性推理的方式来把握无限的统一性,只能借助于一个经验的具体事物来弥补最后的推理论断,这种图像表象式的思维正是古希腊早期始基哲学都从具体事物来说明统一性的原因。因而,在古希腊哲学中,“主体”并不就是人,它“只意味着构成存在者的基础的东西,这东西在偶然的附带的东西的一切变化中坚持到底,并把事物实际上作为事物来构成”(P44)。
随着人的主体地位的确立,主体概念开始和人统一起来,人作为主体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理性成为人的代名词,人的主体性被归于理性,哲学发生了近代意义上的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主体性便以认知主体性的方式表现出来。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命题,把“我思”作为认识的主体。通过时间内在化和空间外在化,自我意识成为主体和全部哲学的根基。贝克莱对物质实体加以批判,具体论证了心灵实体和上帝实体存在的理由。经验论和唯理论关于自我意识主体的同一性困境使康德认识到,自我主体不可能通过经验或有限的个体理性来保证。由此,康德由经验意识转向先验意识,通过先验统觉来说明自我意识的同一性和其对经验的普遍性与必然性的规范。先验统觉取消了经验性的时间,把时间变为自我的一种构造世界的形式,处在时间变化之外的自我就处在任何事物之中,从而保证了自我的同一性。黑格尔坚持知识论的立场,把康德哲学中的绝对意识推向极端,创立了以绝对精神为基础的实体和主体相统一的哲学。总体说来,西方近代哲学体现的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文化模式。这种文化模式“以理性和科学知识为基础,体现着理性精神、契约精神、人本精神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的文化模式”(P122)。
西方主体性理论从产生之日起就内蕴着一些难以解决的矛盾和问题。第一个表现就是认识外在对象的可能性与主体的绝对被给予性之间的矛盾。对人的主体性问题的思考必将把人引向对主体的自在自主自足的肯定,引向对主体的绝对被给予性的强调。这就提出了作为绝对内在性和绝对被给予性的主体何以能够切中外在事物这一棘手的问题。第二个表现就是(时空中的)经验自我与(超时空的)先验自我的难以消除的二元对峙。第三个表现就是对“他我”(the-other-self)如何确认。西方主体性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使得这种理论难免具有唯我论的色彩,从而迟早要遭遇到承认“他我”这样一个难题。这些困境表明,人的主体性是不能从知识论的自我意识或理性去说明的,必须转向人的现实生存和历史发展来解释。
二、马克思实践主体性思想哲学变革的实质
哲学究竟在何种存在论的基础上谈论主体性?在形而上学之外来理解“主体性”,这在怎样的意义上是可能的?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隐含着马克思对待以往哲学理论的一个方法,即从一种哲学理论对待实践的方式或对实践的把握方式透视这种理论的本质,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如何处理理论自身与实践的关系乃是所有哲学必须面对的根本问题。既然哲学是一种理论活动,那么将各种哲学区分开来的关键性内容就应该在于它们活动的方式或者它们采取的理论姿态,根本上这又取决于它如何处理自身与生活实践的关系。
马克思以前的哲学的共同特点,就是不从实践去理解主体,从而也就不知道从实践去理解世界、社会等属人存在。马克思哲学以实践为思维视角和切入点,把主体理解为受实践规定、在实践中生成和发展的人。由此,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自主性、自为性、创造性等特征,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理解的、天生具备的主体性,而是主体在实践活动中生成和发展的主体性,是体现了主客观统一、主客体统一、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统一的主体性。
在哲学看来,主体的存在不是抽象同一理解的那种主体的存在,而是现实的主体的存在。这种现实的主体的存在,只能是主体在现实的人的自由自觉活动中的存在。离开现实的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抽象主体的存在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此,必须从主体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亦即从实践来理解主体的存在。无论是作为个体的人,还是作为群体的人类,都是受实践规定、在实践中生成和发展的主体。主体的存在,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也是受实践规定、在实践中生成和发展的存在。主体的生成和发展的存在规律,就是现实主体自由自觉活动的实践规律。主体的存在规律是实践的,应从实践去理解主体的存在,应从实践生成和发展主体的双重生命存在去理解主体的双重生命统一的活动。主体维持自己的自然生命存在,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均异于动物自然生命的维存。
马克思的主体性理论革命是通过重新解释和构建主体性的两个必要前提——时间和历史来实现的。只有通过对感性活动中的时间与历史的合理阐释,去认识马克思的主体性思想,我们才有可能辟清对马克思实践主体性思想哲学革命的种种误解。马克思拒绝一切超乎现实生活世界之上的东西,实质上就是拒绝一切理论哲学的绝对视角,那么历史性、时间性和有限性,就必定被视为与人以及他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之本质性相关的东西。概而言之,形而上学之所以遗忘时间性、遮蔽历史性或有限性,就在于形而上学从柏拉图开始一直到黑格尔,一头扎进理性中难以自拔。理性所要做的乃是永恒性和无限性,时间被当作一个随便怎么样的在场者,被体会为“现在”与“当今”。时间结构被压缩为扁平的“现在”一维。过去与未来,一个成了过去的现在,一个成了未来的现在,时间丧失了阐释这个现成的存在的可能性。马克思的实践生存论在这个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就正在于此:通过对人的时间性的存在方式即历史性的揭示,马克思完成了对全部形而上学的超越。
三、马克思实践主体性思想中的时间命题旨意
如果说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的全部要害在于遮蔽时间的话,那么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则表现为使被遮蔽的时间重见天日,这源于他对以时间为可能条件的人的主体性的揭示与呈现。马克思的实践生存论通过把时间纳入作为全部存在呈现自身的境域,从而在历史的视阈中展开自己的主体性理论变革的。
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德谟克利特从原子的概念中排除了时间,伊壁鸠鲁则把时间看作“现象的绝对形式”,所以“人的感性就是形体化了的时间,就是感性世界自身之存在着的反映”,“由于那自身反映的感性知觉是时间本身,这就不能超出时间的界限”。(P53)马克思由此把时间、感性和事物(世界、现象界)紧紧联系起来了:“事物的时间性和事物对感官的显现是被设定为本身同一的东西”(P53),“所以人的感性就是一个媒介,通过这个媒介,就如通过一个焦点,自然的种种过程得到反映,并且点燃了现象界之光”(P54)。在《资本论》中,时间范畴已有不同,马克思把商品的价值归结为其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但已不是感性的时间,而是“社会一般(平均)劳动时间”。时间与感性相脱离、相异化,变得非人化了。这种非人化不能归咎于马克思,而只能归咎于马克思所研究的对象,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机制。把时间还原到原初的、感性的时间,这是资本主义的异化向马克思提出的一个理论任务,也是现代许多哲学家努力探讨的一个困难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即使在异化中,时间本身也决不能完全脱离感性,它只不过是体现为一种敌视人的、否定性的“不幸意识”和“痛苦”。所以,《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并不是马克思个人道德义愤的宣言,而是这种“不幸意识”即异化了的感性意识的自然流露和表达,是时间本身在异化中的。正是这一点,就注定了时间必然要向自己的感性回复。这样理解的时间,实际上就是作为主体“自由自觉的活动”或“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的实践,“感性的”、“实践的”和“历史的”三个概念在马克思那里是可以“互换的”(P3),都可以看作是完整意义上的(或海德格尔所谓“源始的”)时间的“形体化”。马克思通过具体的经济学—哲学研究,说明了时间在主体的历史进展中被“拉平”的必然性,并找到了重新返回到感性此在的时间的道路:必须把感性的时间从强制性的、社会一般的抽象时间中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