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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直接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过程。特别是在世纪交接之际中央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在经历了战略实施初期的幼稚和过分乐观之后，目前我国企业已经越来越多地了解对外投资的基本知识和游戏规则，中国的企业在“走出去”方面也将变得更加成熟。
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高达688.1亿美元，同比增长21.7%，已经连续保持九年增长。其中，非金融类601.8亿美元，同比增长25.9%；金融类86.3亿美元，同比下降1.1%。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当年流量的5.2%，首次超过日本（562.6亿美元）、英国（110.2亿美元）等传统对外投资大国，位居世界第五。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201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流量1.32万亿美元，年末存量20.4万亿美元，中国占比分别为5.2%和1.6%，流量排名第五位，但存量排名仅列第17位，这与我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发展地位不相符合。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平均投资比率仅为0.18，不仅低于发达国家1.32和世界平均水平1.03的平均投资比率，甚至都低于发展中国家0.35的平均投资比率，这说明尽管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较快，但整体投资比率效率较低，我国以直接投资的形式融入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有待深化。
由谁去投资（主体选择）、投资于何种产业（产业选择）以及到哪里去投资（区域选择），被认为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三大基本问题。而这三大基本问题都带有结构的性质。因此，本文所说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结构主要包括主体构成、产业结构以及区位分布三大部分。并试图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方面分析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以及提出有利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建议。
（一）主体结构
截至2010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已经达到了13 000多家，从境内投资者在中国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情况看，近六成的境内投资者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企业占10.2%（较上年下降3.2个百分点），私营企业占8.2%，股份有限公司占7%，股份合作企业占4.6%，外商投资企业占3.2%，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2%，集体企业占1.1%，其他占6.6%。
在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者中，中央企业及单位仅占5%，各省市区的投资者占了95%。境内投资者数量前十位的省市区是：浙江、广东、江苏、福建、山东、上海、北京、辽宁、河南、黑龙江，占到境内投资者总数的67%；浙江省境内投资者数量最多，占16.3%；七成的私营企业投资者来自浙江和福建两省。
由于对外直接投资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和长期性的特点，所以某一注册类型企业的比重上升说明从事对外直接投资的这类企业数量有所增长。国有企业和其他类型的非国有企业比重的下降，以有限责任公司为主的投资主体数量上升，说明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跟随着国有企业“走出去”的步伐，积极进行海外投资，国际市场参与度有所提高，参与主体也呈现多元化趋势。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具有更加灵敏的嗅觉和更加灵活的应变能力，在为市场竞争提供活力的同时，也必然带动我国对外投资潜力的开发，推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升级，投资主体结构进一步优化。
虽然在数量上有限责任公司占据了绝对优势，但是对外直接投资额中的大部分仍然来自于央企，不止是因为“走出去”战略的牵引和国家长期的支持，更是因为它们自身聚集着大量国家垄断行业优势、资源优势、资金优势和政策优势。当然，央企在国际市场上的成功也体现了我国国家宏观竞争优势。
（二）产业结构
根据《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行业上继续呈现出相对集中的态势。其中，流向租赁和商贸服务业302.8亿美元，同比增长47.9%，占44%；金融业86.3亿美元，同比下降1.1%，占12.5%；批发和零售业67.3亿美元，同比增长9.6%，占9.8%；采矿业57.1美元，同比下降57.2%，占8.3%，主要是石油天然气开采、有色金属开采业和黑色金属矿采选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56.6亿美元，同比增长173.8%，占8.2%，主要是水上运输业、其他运输服务业和航空运输业等投资；制造业46.6亿美元，同比增长108.2%，占6.8%，主要是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等投资。
图1
由图1及以上数据可以看出，201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集中于商务服务业、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采矿业、交通运输业，占全部对外直接流量的九成。从增速上来看，交通运输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增速最快，其次是制造业，而金融业和采矿业有所下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涉及的领域正不断扩大，已从过去的以贸易和餐饮为主逐步拓宽到矿产、森林、渔业、石油化工能源等资源开发，家用电器、纺织品与服装、机电产品等境外加工贸易，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农业及农产品开发，餐饮、旅游、商业零售等多个行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范围不断扩大，投资重点相对的愈趋集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行业有：商业服务及批发零售类、采矿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业和制造业。
近几年，在“走出去”战略的引导下，我国以商业银行为主的金融业主体加快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而且特殊的地位。虽然2010年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增长速度下降，但是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增长速度的起伏主要由跨国并购活动引起，而跨国并购活动的多寡和规模，则主要取决于宏观世界经济环境形势和企业的战略规划、规模和实力。相信在未来的发展中，无论我国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增速怎样变化，其增长的趋势不会改变。
（三）区域结构
至2010年末，中国在全球178个国家（地区）共有1.6万家境外企业，投资覆盖率达到72.7%，其中对亚洲、非洲地区投资覆盖率分别达90%和85%。
从流量的区域分布来看，亚洲仍然是201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最为集中的地区，而欧洲则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幅度最大的地区。对欧洲的投资在2009年增长2.8倍的基础上再次实现成倍增长，流量达到67.6亿美元，同比增长101.6%，占流量总额的9.8%，较上年提升了4个百分点，主要流向卢森堡、瑞典、俄罗斯、德国、匈牙利、英国、挪威等国家。北美洲26.2亿美元，较上年增长72.2%，占3.8%，主要流向美国、加拿大。拉丁美洲105.4亿美元，较上年增长43.8%，占15.3%，主要流向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巴西、秘鲁等。非洲21.1亿美元，较上年增长46.8%,占3.1%，主要分布在南非、刚果、尼日尔、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肯尼亚等。
表1 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地区分布
由表1可见，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域分布遵循周边国家（地区） 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渐进发展轨道,与坎特维尔和托兰惕诺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的预测基本一致。
从区域分布的行业结构来看，资源开发型投资主要集中在拉美、非洲、澳大利亚等资源丰裕的地区和国家，加工制造业中的对外直接投资大部分是在发展中国家，而高新技术产业主要投资于发达国家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几乎所有大型家电企业都在美国或日本建有研发基地，信息产业的代表性企业如联想、四通亦在美国、中国香港设有带研发特征的机构。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现阶段中国已经进入了对外投资的高涨阶段，对外投资流量和存量都在大幅上升。而对外投资发展结构在主体上有限责任公司占主要地位，国有企业数量比重不大，但是投资额度上国有企业占有绝对主导地位，特别是中央直属企业在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在行业上则侧重于以贸易导向为主的服务业和以资源导向为主的采矿业；在区位上则侧重于亚洲和拉丁美洲地区。
在对2010年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情况分析的基础之上，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将会继续保持增长，投资结构也会愈趋合理化。
投资主体方面，随着经济开放程度的加深和对外投资经验的积累，投资主体多元化的趋势不会改变，更多的不同性质的中小企业会踊跃地加入到对外直接投资大军中来，有限责任公司也会作为一种重要的主体形式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虽然对外直接投资额的大部分仍然集中于央企，但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发展与投资潜力的开发将会加剧市场竞争，有助于央企各个方面的结构优化，强化其竞争实力。
行业分布方面，通过分析可知，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绝大多数是由服务业和初级产业推动的，这一趋势在最近一段时间内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一方面，我国的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仍处于货物贸易依附阶段，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和货物贸易的增加，商务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业必将呈现进一步增长的趋势，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我国金融体制的改革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金融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将作为一种特殊的服务业更好更快地增长；另一方面，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相对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对初级产品及其是能源产品的消耗仍会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而以初级产业业务为主的大型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步伐的加快仍会使初级产业对外直接投资保持较快的增长。所以，即使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呼声不断高涨，其发展速度在短时间也无法使其超赶服务业和初级产业对外直接投总量的贡献。另外，随着“低碳经济”这一理念的推广和时间，相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经济增长的压力，改善我国经济增长结构，从而推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结构的改善。
区域分布方面，预计我国仍将继续保持甚至增加对亚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的投资，更多地参与到全球资源尤其是矿产和能源资源的配置当中去。另外，随着我国部分跨国企业实力的不断增强和全球发展战略的不断完善，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将更少的依赖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等避税岛的“庇护”，而是借助更外直接、有效的手段进行投资。另外，中国香港地区由于与我国大陆地区拥有紧密的经济联系和特殊的优惠策略，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作为我国企业首选的对外直接投资平台之一，在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未来的发展，仍然有许多方面需要调整和改进，就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希望我国企业在“走出去”战略的支持下，能够得到健康长足的发展。一是政府要继续积极推进投资主体的调整，使投资主体由国有企业向民营企业调整。二是加强对外直接投资行业的战略性选择。三是建立和完善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信息和技术服务体系，缩小“心理距离”。四是完善金融支持体系。五是调整投资区位，实现合理分布。六是加强对中西部地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扶持和指导，促进东中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 项本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和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2] 李桂芳，储贺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分析报告[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
篇2
一、引言
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科技、信息、经济决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2011年其城市综合竞争力仅次于香港和台北，居第三位。北京超过上海成为内地最具竞争力的城市，并且是全球排名第三的拥有世界500强企业数量最多的城市之一，然而，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相比，北京企业对外投资的脚步远远没有跟上。因此，积极推动北京企业进行对外投资对于提升北京国际竞争力和北京企业国际形象，加快实现走出去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北京对外投资经过30多年的发展，出现了一些采取海外并购、绿地投资、建立海外研发机构等方式进行对外投资的企业，截至2010年底，北京市境外投资累计新批境外企业（机构）1173家，累计中方协议投资480 364.86万美元。据2009年数据显示，北京企业对外投资地区主要分布在亚洲，占48.15%，其次为拉丁美洲，占30.36%。1979～2010年，北京企业对外投资发展缓慢，对外投资折点线基本保持平缓（如图1所示）。
以《北京企业发展报告2008》[1]中北京100强企业为研究对象，同时加入北京老字号企业同仁堂，通过对这100强企业分析发现，其对外投资有以下特点：
（1）对外投资方式大都以绿地投资为主，以海外并购方式为辅。虽然以联想集团、同方股份、北大方正和用友软件为主的高新技术企业对外投资方式多样化，对外投资活跃，但仍以绿地投资为主。说明北京企业国际竞争优势较弱，具备并购能力的企业相对较少。（2）对外投资地区以香港地区为主要方向，投资地区集中。（3）对外投资行业多元化。对外投资的行业以高新技术行业为主，涉及钢铁、汽车、医药、银行、乳制品、纺织和建筑工程等行业。（4）对外合作发展迅速，工程承包企业竞争力有所提升。北京在我国对外工程承包省市中排名第10，在全球95个国家和地区有承包工程，对非洲市场保持持续上升的趋势，2010年对非洲的完成营业额占北京市承包工程完成额的80%。
二、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北京对外投资分析
在当今国际市场竞争中，一个企业或国家不可能在整个价值链上都具有优势，市场竞争迫使企业或国家只能守住增值最大的一环。因此，企业专注于能带来最大附加值的生产或服务环节，并在全球价值链上找到自己的定位嵌入全球价值链，而国际竟争力是实现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根本途径[3]。企业应该根据自身的国际竞争力情况选择合适的价值链嵌入。在对外投资上，北京企业处于中上游水平，国际竞争力较弱，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最佳方式是不断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一）北京对外投资企业处于全球价值链阶段分析
在100强企业中，通过不同对外投资方式进行对外投资的企业共有27家，部分企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阶段如图2所示。
从图2可以看出，除以联想集团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企业和北汽福田处于全球价值链相对较高位置外，大部分进行对外投资的企业都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即全球价值链的建设施工、加工制造的环节。首钢集团2011年在马来西亚的投资以开拓东盟市场为主，可以认为该公司处于相对较高的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而同仁堂以品牌和独特的中医坐诊服务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较高环节，因此，总体来看，北京对外投资企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
（二）全球价值链动力机制理论与北京对外投资企业
全球价值链的驱动力来自于生产者和购买者两个方面[4]，生产者和购买者推动着全球价值链各个环节的分离、重组和正常运行①[5]。根据已有的实证研究，海外投资对应的是生产者驱动的价值链。目前从生产者驱动模式向购买者驱动模式转变是全球价值的发展趋势，大型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向市场份额、品牌价值等具有购买者驱动的价值链方面转变。但是北京的对外投资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还远没有达到跨国公司的要求，除了联想集团是购买者驱动型的全球价值链外，其他都属于生产者驱动型的全球价值链。以北大方正、京东方、用友集团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企业通过技术创新，逐渐向产业价值链的价值高端挺进，未来有发展成为购买者驱动型全球价值链的潜力。
此外，从产业上来看，北京的装备制造业、生物医药和光机电等产业属于生产者驱动型的价值链，纺织服装、食品饮料、家居用品制造等属于购买者驱动的价值链[5]，而以联想集团、北大方正、京东方为代表的电子信息产业等属于混合驱动的价值链，应根据具体情况分析和划分。
三、北京对外投资模式选择
在全球价值链中，北京企业对外投资首先要对企业价值链所处阶段进行准确定位，然后部分参与全球价值链，最后以全价值链联盟的模式实现企业对外投资的全面展开，由点及面，由部分价值链嵌入到全价值链嵌入，实现在投资过程中实现由小及大的企业国际化成长。
1.企业种群价值链定位投资模式。
全球资金市场中，不同跨国企业种群[6]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为了本国跨国企业种群的成长，在跨国企业种群内部尽管有竞争，但面对外部其他企业种群，企业如同生物种群一样，会选择企业合作共同抵御外来威胁。综合北京对外投资企业的投资情况，市场是企业种群换环境生存的共同选择，借鉴已经成功进行海外投资的企业种群，北京企业对外投资可以采取企业种群价值链定位的投资模式。
目前，北京已有多家企业分别就本企业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或业务进行投资探索，未来可以选择大型企业种群联合中小型企业种群，大型企业带领中小型企业，根据企业产品的国际竞争优势和战略选择，重点进行企业产品和服务在全球价值链上的竞争比较，找到合适的定位。
生产型企业由于处于全球价值链较低的生产加工制造环节，且国际竞争力较弱，因此，可选择为其他企业生产加工制造贴牌生产嵌入全球价值链②。技术型企业种群和市场型企业种群所包括的企业多属于高科技企业和服务企业，且国际竞争力相对较强，企业种群要选择高端或面向市场的终端价值链定位③，实现企业对外投资和真正意义上的升级，具体实现方式包括新建投资和海外并购。
2.利基价值链投资模式④。北京企业国际竞争力较弱，采用利基[7]价值链投资模式实际上是采取迂回战略与国际竞争力强的跨国企业竞争，在夹缝中开创企业的国际市场。利基价值链投资模式的原理在于，即使企业处于同一行业，其产品和服务结构不可能完全相同，差异化的国际市场中存在各种需求，企业便可从中寻找需求，根据自身资源开拓创新，寻找利基价值链，或是创造利基价值链，采用新建自有品牌、与东道国企业合资和并购等传统投资方式，成功进行对外投资。这就要求企业的领导者具有敏锐洞察国际市场的能力和灵活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在对外投资初期以利基价值链打开市场，进而逐渐展开全球价值链战略。
3.外向关联价值链合作投资模式。
外向关联价值链的合作投资要求企业在对外投资中提高外向关联度，在前期准确定位企业所处价值链位置的基础上，准确分析所处产业的价值链来源及价值分布，了解所处价值链层面上的各国企业，如在计算机产业，北京企业经过全球价值链的定位，大多数处于加工装配、贴牌生产的价值链环节，东南亚国家的相关企业同样处于这一价值链位置，双方企业在这一价值链环节进行外向关联价值链合作，形成一条实力更强的价值链，共同进行投资，逐渐形成绝对的国际竞争优势。这是一种处于同种价值链地位的企业之间的外向关联合作，还有一种是差异化企业之间的关联投资合作⑤，但是这种外部关联投资模式很容易产生企业被高度控制问题，也就是全球价值链治理中的“科层制”问题。处于价值链高端的企业完全控制处于低端的企业，企业缺乏自主决策权，导致企业无法依靠外向关联价值链的合作实现价值链的攀升和企业升级。因此，在外向关联价值链合作投资中，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外向关联网络的作用，加强相关层面价值链企业的外向合作，共同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提高对外投资能力；另一方面，在投资合作中要避免成为高端价值链企业的附属品，实现对外投资的预期目标。
4.打造北京特色产业全球价值链的投资模式。由于传统工艺的独特性，我国很多具有特色的食品、手工艺品很难形成产业，这离现代产业国际化及全球产业链化发展较远。北京作为拥有众多老字号品牌企业的地区，要想实现企业的国际化，必须打造特色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北京传统食品类、中医药类、文化创意类等企业以老字号品牌和独特的传统制作工艺为核心价值链环节，打造具有北京特色的食品产业、中医药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的全球价值链，依靠北京特色产业的优势在这一价值链中处于领导地位，占据高端价值链环节。由于这类产业具有很强的文化倾向，与我国文化越相似的国家越容易接受这类产品，消费购买力越强，因此，可以国家作为投资对象，同时大力宣传中国传统工艺以区别于其他同类型企业，将其他价值链环节进行本土化；以本企业特色为主，宣传北京传统饮食文化、养生之道，以传统的食品制作工艺、独特的制作手法为价值链终端营销环节的关键，以品牌信誉取得消费者信任，打造北京特色产业全球价值链。
5.企业全球价值链联盟模式。
全球价值链是涉及众多价值环节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8]。有能力进行对外投资的企业以本企业核心产品或服务和其他企业联合起来，将处于高中低端全球价值链的企业结合，以多价值链形式嵌入全球价值链。如北京生产电脑的企业则可以把电脑显示屏、光驱、主板、鼠标等一系列相关部件生产企业联盟起来，形成电脑部件企业联盟的多环节价值链式对外投资，以强带弱，以大带小，加快企业对外投资步伐。同样，在其他行业，也可以采取这种对外投资模式，并且在全国各地寻找相关企业形成价值链联盟，联合对外投资，共同与国际竞争力强的跨国企业竞争。这种对外投资模式企业必须是已经成功进行海外投资且海外市场稳定的企业，目前国有控股的大型企业具有这种能力。进行企业全球价值链联盟的目的在于带领北京相关企业提高对外投资能力和国际化水平，同时提高企业领导能力。而相对来说属于从属地位的企业则利用先前企业的市场网络和生产网络打开国际市场，参与全球价值链，而不仅仅是靠进出口贸易和为其他跨国企业贴牌生产实现国际化。四、结语
全球价值链下北京企业对外投资的模式可以有多种选择，但是无论采取何种模式，企业都应该将传统的绿地投资、海外并购、合作投资和跨国公司战略联盟等投资方式结合起来进行实际操作。同时，对外投资模式的选择因企业国际竞争力、企业对外投资行业、对外投资地区等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同一个企业在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模式都应该具体分析。
注释：
①生产者驱动力指由生产者投资来推动市场需求，形成本地生产供应链的垂直分工体系，在生产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中，跨国公司通过全球市场网络来组织商品或服务的销售、外包和海外投资等产业前后向联系，最终形成生产者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体系。而采购者驱动是指拥有强大品牌优势和国内销售渠道的发达国家企业通过全球采购或OEM等生产组织起来的跨国商品流通网络。
②全球价值链涉及众多价值链环节，对于初探国际投资市场的企业而言，可以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某一链式环节，重点在于国际竞争力较弱的企业能够在全球价值链上开发市场，也就是找到利基价值链，开创市场，实现企业国际化成长，这便是企业的利基价值链投资模式。
③这一外向关联合作是指全球价值链上处于高端价值链和处于低端价值链企业之间的合作投资，这一投资模式的好处在于处于产业价值链高端的企业通过自身广阔的市场范围，为低端价值链的企业开拓市场，处于低端价值链的企业利用外部联系网络找到全球价值链中价值增加潜力较大的环节，并逐步依靠企业自身的特色和优势立足全球市场，最终摆脱高端价值链企业的控制，实现国际化成长。
参考文献：
[1]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北京企业联合会.北京企业发展报告：2008[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
[2]北京市商务委员会.北京商务年鉴[M].北京：华龄出版社，2011.
[3]王分棉，林汉川.总部经济促进我国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路径[J].经济管理，2007，（12）：22-26.
[4]俞荣建.基于全球价值链治理的长三角本土代企业升级机理研究[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5]张辉.全球价值链下北京产业升级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篇3
1 中小企业对外投资的必要性
国际间竞争及生产分工协作日益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促进了资金、商品和资本的全球流动，中小企业的竞争对手不再局限于国内大型企业，它还包括国外的大型公司和中小企业。为应对全球化带来的严峻挑战，实现跨国经营和海外投资成为中小企业必然的发展趋势。
中小企业所处行业竞争性相比于大型企业更强。有统计资料显示，处于竞争不太激烈的行业（如石油工业、航空航天工业等）中的企业几乎全部属于大型企业，而中小企业几乎百分之百处于竞争性行业。毫无疑问，中小企业在国内处于行业较为劣势而企业自身实力不强的双重压力之下。
世界范围内贸易壁垒的增加。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全球经济愈发不景气，世界范围内弥漫着贸易保护主义气氛。贸易壁垒的增加极大阻碍了中小企业的出口，开展海外投资，实现当地生产、当地销售是应对全球日益加强的贸易壁垒的一个有效方法。
市场的激烈竞争、行业的劣势、贸易壁垒的增加，已经威胁到中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市场、原材料、技术等方面的问题都要求企业主动“走出去”。这不仅有利于其开拓国际市场，实现资源的全球配置，更可以让中小企业学习海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企业自身的国际竞争力，最终改变目前所处的不利形势，谋求企业的长久发展。
2 “温州哈杉”对外投资微观风险分析
任何投资都是有风险的，投资收益与投资风险如影随形。对中小企业而言，投资也像一把双刃剑，风险与收益并存，但其风险又具有它自身的独特性。
哈杉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杉”）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温州首家跨国公司，于1991年以手工作坊起步。1995年，哈杉开始进军俄罗斯市场，并与当地温州同行展开了激烈的价格战，后受到俄罗斯贸易壁垒的严重打击，致使企业无法在俄罗斯打开市场。为了摆脱中国制造业在世界市场上无休止的价格战和同质化竞争以及绕开各国反倾销政策，哈杉选择在海外建厂。哈杉最大的海外投资是于2001年在尼日利亚建立的哈杉大西洋实业有限公司。
2.1 资金短缺，导致项目无法实施
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使部分实体企业转向资本市场的投机活动，而哈杉坚持着自己的生产计划。2009年，温州当地一家商业银行突然中断哈杉2000万元的贷款，这一资金链的斩断，直接减慢了哈杉的发展进度。当时，哈杉还在制定其在尼日利亚下半年一倍甚至两倍的生产计划，银行的终止贷款让哈杉措手不及，哈杉不得不缩小其海外生产的规模。资金短缺且融资困难目前已成为制约中小企业对外投资最为突出的瓶颈。我国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发放贷款的依据主要是产品有市场，企业有效益。对于生产型的中小企业而言，如果暂时出现销售困难、市场前景不好，就难以获得贷款。在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下，金融机构更是减少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将有限的贷款额度给予大型企业。在直接融资方面，对中小企业的限制要比大型企业更为严格。因而，中小企业不仅不能获得规模扩张所需资金，在技术改造、设备更新方面的资金更是十分匮乏。融资渠道的受限，让中小企业的对外投资项目很可能由于资金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而无法实施。
2.2 产品科技含量低，缺乏国际竞争力
哈杉初期以接受代工生产（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s）订单为主要业务，它维持了哈杉的初期发展。2000年以后，哈杉每年可以接到的代工订单数渐渐减少，企业利润因此下降，OEM业务已经不能再作为该企业的核心业务。于是，哈杉转向自主生产普通男鞋，欲以低价销售策略占领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随着温州的意尔康、奥康等具有其自身品牌的制鞋企业走向海外市场，哈杉的低价鞋渐渐失去吸引力。哈杉的产品滞销，市场份额渐渐缩小，企业陷入危机。我国中小企业大多数属于以半机械化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企业投入技术开发的经费约占全国研究经费的40%，远远低于发达国家70%的水平。产品技术科技含量低、技术创新能力差、产品技术容易被模仿是中小企业普遍的缺点。同时，我国中小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属于防守型，目的多是转移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因此企业在对外投资时，缺乏品牌意识，不具备核心竞争力。低价取胜的经营模式也导致了市场所在国、地区的反倾销行为，使得许多产品的海外市场丧失殆尽。
2.3 缺少具有国家化经营能力的人才，企业管理水平低、缺乏战略眼光
2005年，哈杉生产的鞋大部分滞留在尼日利亚的仓库中，经过调查发现并不是尼日利亚没有自我消化的能力，问题出在管理层。哈杉的管理层自信可以处理好与当地合作者的高管之间的关系，而事实上哈杉管理层在与多家零售商签订合同时存在争论，签订合同后，零售商故意减少该企业产品的上架率。我国中小企业的投资策略主要是国内员工的海外经营。目前中小企业对外投资还处于初级阶段，还没有完成海外投资的当地化，大部分的投资是简单的将国内员工转移到海外。中小企业人员国际化素质普遍不高，尤其是在国际营销、国际标准规范、国际投资等一些对外投资的关键条件方面，企业缺乏优秀人才。这恰恰与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须有通晓国际惯例、熟悉国际市场规律及国际贸易法则的管理经验丰富、善于把握国际市场动向的复合型经营管理人才的要求相违背。中小企业依靠管理人员的市场经验和直觉把握市场，因而容易作出不科学的决策，难以形成自己的国际化营销模式和建立稳定的消费群体，更难以与其它国际经济实体进行竞争。
2．4 市场信息反映不畅，信息反映机制缺失
中小企业的海外投资在与东道国企业展开竞争时，往往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这加剧了决策风险以及经营风险。企业在对外投资中若购销渠道不畅，则易将企业带入绝境，增加企业的破产成本、减少企业的经营收益。哈杉在尼日利亚建厂的初期，为了降低市场调研的成本，企业主要依靠上游和下游合作者来了解市场状况。依靠二手信息来了解市场，使哈杉只能掌握滞后的信息，企业多次错失快速进行产品调整的时机。企业对外投资是一个长久持续的过程，中小企业必须全程进行监督，快速洞悉国际市场，充分预测市场变化。而我国中小企业没有实现企业的信息化，未建立信息反应系统，国际市场信息收集比较滞后，信息资料的处理和反馈功能比较弱，缺乏对国际市场全面、动态的了解。一方面，让企业难以及时掌握对市场所反映的信息，失去对市场潜在发展机会的把握，阻碍了自身的国际化进程，另一方面也可能让企业错失退出市场的时机，尤其是在投资项目出现亏损时，不能及时进行商业止损。
3 对外投资的风险控制对策
在任何投资中，风险都是客观存在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风险又是可控的。中小企业可以通过正确地认识风险并采取相应防范和管理措施，使风险降到最小的程度，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3.1 融资多元化，并编制资金预算
在国内不能保证资金需求的情况下，中小企业更应该实现融资多元化，灵活运用各种融资渠道和金融工具，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和降低融资风险，尽量在东道国进行融资，尤其是境外企业所需短期流动资金。这样既能满足资金需求又因为使用同一币种，规避了汇率风险。同时，在遭遇资金紧缺的困难下，编制详尽的投资预算、进行投资全程控制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显得尤为重要。中小企业在做出投资决定之前必须根据投资对象和投资方案编制详尽的预算，确定可能需要的资金量。预算的编制必须做到方法科学、内容全面，防止因为事前低估所需资金量，事中又无法保证随时有额外资金的支持，最终导致投资项目的失败。哈杉于2006年已将重心转移至销售、研发上，但是其仍保留小部分传统的加工贸易，目的是利用加工贸易资金回笼快的优势，为企业周转提供资金。同时哈杉也积极和当地的政府、金融机构沟通，实现在投资地的融资计划。
3.2 加快技术创新，培育核心竞争力
中小企业能否走向国际市场并保持长期稳定的竞争优势，关键在于企业是否能形成并保持核心竞争力。只有着眼于培育企业的核心资产，打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大力开发核心产品和核心技术，中小企业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一席之地。2003年，哈杉开始意识到品牌的力量以及名牌产品必须有一个过硬的技术力量作支撑，企业提出了由产品走出去转变为整体走出去的理念。为突破款式设计的瓶颈，2004年哈杉通过收购意大利著名鞋企威尔逊公司，充分发挥其在研发、工艺技术、品牌影响力的优势，改进企业自有品牌“HAZAN”的设计和生产，提高产品整体的竞争力。
3.3 培养优秀人才，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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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论层面及经济层面
（1）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的战略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根据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一国的经济周期可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仅有少量外来投资，无对外投资阶段；外资投入增加，依然没有对外投资阶段；对外投资增加，但仍少于外来投资阶段；净对外直接投资增加阶段。该理论将一国吸引外资、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与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结合，分析一国的投资水平同人均GDP的关系。由于我国现处于该理论中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交叉阶段，我国的对外投资应有所发展并呈现上升趋势。
（2）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是推动我国对外开放政策、适应当代全球化经济发展趋势、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分工的必然要求。我国在接受外国投资，接受外国企业对中国经济资源整合的同时，也应该积极“走出去”，分享“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对国际经济资源进行整合。同时，随着我国加入WTO时间的推移，我国的市场对外开放的程度越来越深，国内市场面临严重的挤压和竞争。要改变这种局面，需要我国企业积极利用WTO提供的各种优惠待遇条款及争端解决机制，将我们的视野扩大到世界层面，积极对国外的竞争给予回应，向世界市场进军。
2 产业层面及政策层面
（1）对外投资可以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根据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的“边际产业转移理论”，发展中国家进行对外投资时，应该首先考虑本国已经陷入或者即将陷入“比较劣势”的产业，即边际产业。而这些产业又应该同时是资本流入国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在投资国的资本、技术等优势的带动下，将资本、技术含量较低的产业转移到东道国。目前我国有些“夕阳”产业，诸如轻工、机电、纺织、家用电器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我国已经实现了标准化和成熟化，具有一定的技术优势。我国部分企业利用这种比较优势，对非洲、拉美、中东地区进行投资，成功地将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国外市场，实现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另外，对于某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避开由于大量在本国生产、制造并向国外出口该产品而可能导致的“比较优势陷阱”。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丰富，但多为技术含量较低的廉价劳动力，而我国的优势产业主要是一些技术含量低、低成本的产业，如纺织业，产品主要是初级产品及劳动密集型产品。通过这些产品的大量出口，虽然可以获取利润，但是造成了中国的贸易结构不稳定。如果仅仅为了扩大出口推动GDP的增长而盲目地发展这些比较优势产业，就会使我国陷入“比较优势陷阱”，造成产业结构的落后，不能真正实现工业化。
（2）各国都为吸引外资制定了优惠的政策，我国也为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了政策上的优惠和支持。2000年，同志正式将“走出去”概括为一项开放战略，鼓励中国企业有计划、有步骤地出去办厂。如今，我国庞大的外汇储备及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的支持，为中国实施海外投资创造了有利条件。
3 企业层面及市场层面
通过1993年山东省“中国海外企业研究课题组”对山东9家设有海外经营机构的企业的问卷调查的分析，从企业层面上讲，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动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稳定和扩大当地市场份额；开辟第三国市场；跨过中间商寻求直接客户；在当地建立销售网点；在当地从事售后服务；获取第一手市场信息；在当地融资便利国际支付；学习掌握当地生产技术和市场技能；利用当地政府优惠政策；为对外交往开设窗口建设基地；以较低的价格取得原材料；赚取利润和提高国际竞争能力。
（1）对外直接投资，开辟国外新市场。这一点，对于几乎所有实施“走出去”的企业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也是各类型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动因之一。国际市场对于中国意义重大，据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结果显示，中国有75％以上的企业及工业产品存在着生产能力过剩、内需不足、国内市场饱和的问题，尤其是在我国的家电行业及汽车行业中，表现十分明显。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部分生产能力转移至别国，可以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弥补国内市场的不足。
（2）克服贸易壁垒和贸易障碍。随着中国出口的增长，各国纷纷采取各种苛刻的技术、环境、卫生标准及国内采购等非关税壁垒，或者通过反倾销诉讼等方法来达到打击中国出口、保护本国市场的目的。而我国通过对这些国家进行直接投资，不仅可以充分利用东道国对于外资的各项优惠政策，还可以起到避开贸易壁垒、扩大海外市场的作用。
（3）获取第一手市场信息。企业通过在国外投资建立分公司、营销机构，或者直接投资建厂，可以方便、快捷地了解到当地市场行情的变化，获取第一手市场信息，从而方便企业在第一时间对市场变化做出反应，对产品进行更新和改善，适应市场需求变化。
4 获取经营要素及战略资源角度
（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采取“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该战略的采用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出口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经济、社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加剧了我国资源、环境方面的压力。我国人口众多，资源匮乏，出口的大幅度增长使得我国能源消耗的速度急剧加快，资源、环境同经济发展的矛盾进一步加剧。资源的短缺成为影响中国工业化进程的一个巨大的障碍。据统计，20年后，中国的石油、天然气将出现上亿吨的供给缺口。
因此，利用对外投资的方式有效寻求、利用国外战略资源，是解决我国资源与经济之间的矛盾的有效途径。出于获取国外战略资源的动机，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石化企业都参与了海外并购，以获取更多的海外资源以供应国内经济的发展。首钢、宝钢等大型国有企业也于同样原因在秘鲁、澳大利亚进行铁矿生产企业的收购。这种“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可以获取重要的国外战略资源，对经济、社会、环境的矛盾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
（2）有效利用国外的经营环境、资本、人力资源及市场渠道。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都愿意为外来资本在本国提供较好的经济、政治、法律及文化环境，来吸引外资的进入。除了减免税等政策外，某些国家往往还有一些极具优势的产业集群区，如美国的硅谷，这些特定的经营资源和环境吸引了我国部分有竞争力的企业的目光。海尔等国内企业在国外的分支机构聘用当地人才，利用当地市场渠道促进了本企业的发展。联想集团对IBM个人电脑业务进行并购，其优势是可以充分利用其已深入人心的品牌优势及已有的销售渠道。
除以上动因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因素，促使中国企业纷纷走出国门，迈向国际市场。例如通过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来提升企业的声誉和形象等。不管动因如何，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已经成为我国经济不可逆转的趋势。
参考文献
［1］ 谢丹.中国企业走出去动因再析［J］.北方经贸，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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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内涵
风险是在未来可能发生的一些不确定性事件对资产及其收益造成损失或增进额外收益的可能性。风险实际上具有获益与损失的双重可能性。作为一般的风险厌恶者而言，在进行风险分析时更看重的是风险带来损失的可能性。在任何投资活动中，风险都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风险又是可以控制的，人们可以通过正确地认识风险并采取相应防范和管理措施，使风险降到较小的程度。在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事件会更多。这些不确定性事件的发生将对对外直接投资的预期收益产生影响。一般将对外直接投资中由于不确定性事件的发生引致资本或收益损失的可能性叫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与国内投资相比，进行跨国直接投资活动，由于受到各国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不同，各国经济政策的不同，各国货币在投资和经营过程中出现的利率和汇率波动、投资项目的选择偏误，投资管理的复杂性等因素的影响，国际直接投资风险远远大于国内投资。与间接投资相比，直接投资所形成的资产成为土地、房屋、机器、设备等有形资产和技术、商标等无形资产，其中大部分资产流动性较差。根据不可逆性投资理论，由于直接投资含有沉淀性成本;而不象金融投资等间接投资那样容易进行资产转移，直接投资者日后改变计划或决定，这部分成本将无法挽回。因此，对外直接投资比间接投资风险更大。
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类型
（一）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指由于东道国政局的变化，导致投资环境的变化，从而给国外投资者的投资活动造成损失的可能性。一般来讲，政治风险主要由东道国政局的变动与战争、东道国保护主义政策以及东道国的国有化风险引起。当东道国政局变动或发生战争时，会直接影响一国的社会状况和经济发展速度，对企业的销售或利润水平产生冲击，甚至危及到企业的生存；东道国政策变动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企业的利润水平及发展空间；或者由于东道国的法律缺乏对外国投资者的保护，从而使企业的财产安全受到损失的可能性加大；当外国企业危及到本国民族企业时，东道国政府可能对外商投资企业设置各种障碍，施加各种压力，导致外商投资企业亏损或破产。
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面临东道国的国有化风险。所谓国有化是指一个主权国家依据其本国法律将原属于外国直接投资者所有财产的全部或部分采取征用或类似的措施，使其转移到本国政府手中的强制性行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就出现了国有化的。据统计，从50年代到70年代，100多个发展中国家中有半数以上的国家对外资实行了国有化，共发生了1954件国有化案件，其中50年生国有化412件，60年代为406件，70年代约1136件，可见国有化的步伐一再加快。从地区分布来看，亚洲为219件，中东为464件，非洲为826件，拉美为454件。从行业分布来看，国有化的行业有半数以上集中在采矿、冶炼、石油、农业等部门。国际评估机构对政治风险的测算主要有三种方式：欧洲货币法，它征求政治风险分析员、保险商、银行信贷官员等专家对风险测定指标体系的各项指标的意见并计算得分；丹·亨德尔设计的“政治制度稳定指数”。它设计了一套指标并将其量化，再依据政治稳定程度将各国排序；哈拉尔德·克努森的方法，他认为一旦外国资本相当程度地控制了东道国利益，就可能引发东道国对外国资本的征用、没收甚至破坏，这时的政治风险最大。
（二）经济风险
每个国家都有其经济周期，在经济发展高涨时期，产品销售顺畅，工厂满负荷生产，利润增加。一旦进入低潮时期，产品销售不畅，工厂开工不足，但固定成本是不会减少的。销售收入减少和单位产品成本的上升使企业净收入减少。如果跨国企业所选择的项目对经济周期的变化极为敏感，其净现金流量也会随经济情况的变化而出现较大变动，从而使跨国企业面临的风险增大。在跨国企业面临的经济风险中，还有一种常见的风险是汇率风险。因汇率的变化常常导致对外投资者设在东道国子公司的资产价值变得不确定。
就汇率风险的形成而言，主要有交易汇率风险、折算汇率风险、经济汇率风险三类。交易汇率风险是指汇率的变动对跨国公司债权和债务价值影响的不确定性。折算汇率风险是指反映在跨国公司总公司汇总报表上的、因汇率变动而使其国外子公司产生收益或损失的可能性。经济汇率风险是指未能预测的汇率变化导致跨国公司设在国外的子公司的现金流量的净现值变化的可能性。汇率变动会导致生产成本升高，降低企业的获利能力。造成对外投资企业的现金流折算成本币后，投资收益率多变，投资者难以对企业形成正确预期，影响投资者的信心及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三）经营风险
经营风险是指海外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由于决策上的失误而使投资者不能从企业获得正常收益的可能性。由于文化环境、风俗习惯、交流语言等的差异，海外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在决策中信息往往不充分，甚至会将一些错误信息引入决策过程，从而造成决策失误，给经营带来损失。另外多数发展中国家企业在海外直接投资往往融资存在较大困难，营销网络又很难打开，购销渠道不畅，很容易将企业带入绝境，这样会增加企业的破产成本降低经营收益。
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影响因素
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直接关系到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成败。投资风险控制是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中的重要工作。而要进行风险控制，首先必须要对决定与影响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各种因素进行充分把握。影响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主要因素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信息的充分程度
风险实际上是由不确定性事件带来的。在信息不充分的条件下，本来的确定性事件也会变成不确定性事件，这样就会增加决策的风险。在跨国直接投资中，当企业管理人员对东道国经营环境、人文地理、风土人情、消费习惯等不熟悉时，就无法收集到充分的、有价值的决策信息，在决策时面临的不确定性事项就会增加投资风险。尤其是跨国企业在与东道国企业展开竞争时，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往往在竞争中处于劣势，造成较大的经营风险。
（二）本国政府的政治经济地位
在企业进行跨国直接投资时，也经常面临政治风险。而政治风险的大小与本国政府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地位是密切相关的。另外，本国政府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经济政治关系也对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政治风险产生较大影响。如果东道国与本国具有睦邻友好关系，则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政治风险要小一些，反之将面临较大的政治风险。
（三）东道国经济政治制度
如果东道国经济政治制度比较健全，法律法规比较完善，在世界上的经济政法地位也比较高，则跨国企业的权益保障程度也会提高。反之，如果东道国政治法律制度不完善，经济运行机制也不健全，则跨国企业的权益保障程度就会降低。另外，东道国的社会稳定状况、与他国的政治经济关系融洽情况也对对外直接投资风险产生重要影响。一般而言，到相对发达的东道国在这方面的投资风险要小一些。而如果是到发展中国家，则风险要大一些。
（四）企业的风险管理制度
企业的风险管理制度是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内生性影响因素。如果企业有比较强的风险识别能力、风险预见能力和风险的管理与控制能力，并建立起规范的风险管理体系，则会降低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而这些能力的取得与制度健全的程度是与对外直接投资管理经验相联系。对于多数发展中国家企业而言，由于缺少这方面管理经验，对风险的认识不够，缺乏对风险的预见及管理能力，从而企业面临投资风险。
防范与化解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政策建议
（一）建立企业融资风险管理机制
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要灵活运用各种融资渠道和金融工具，降低融资风险。尽量在东道国融资，尤其是境外企业所需短期流动资金，应尽可能争取在东道国当地解决。当地融资，当地使用，当地偿付本息，使用同一币种，可以回避汇率变动的影响。另外，坚持借硬币、还软币和软、硬货币合理搭配的原则，即尽量选择在借款和用款期内币值坚挺、而在还款期币值疲软的货币，减少乃至避免外汇风险损失。跨国企业应善于利用国际金融界所提供的各种创新工具，对境外融资风险进行积极的防范。利用远期外汇或外汇期货交易；利用外汇期权交易；利用互换交易，包括利率互换、货币互换等，通过互换交易增强跨国企业金融资产的流动性，改善和重构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以便消除、减少或预防境外融资风险。
还可以推广运用国际项目融资和国际租赁融资来降低融资风险。国际项目融资是依靠项目自身的投资价值进行的国际融资，它以项目投产后的收益偿还贷款本息，以项目本身的资产作为抵押物。它是一种有限追索权的融资方式，由于贷款抵押物仅限于项目本身的资产，因而能减少项目举办国政府的直接债务或担保义务，降低筹资风险。因此，应该尽快推广运用这种国际融资方式。 国际租赁融资是现代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在信贷领域相互渗透和结合的产物，它有许多优点：融资期限可达几十年，租金通常按租赁物品的原值计算，且在租赁期内固定不变，可避免货币贬值、利率和汇率波动的影响，无需财产抵押，融资手续比较简便等（谢绵陛，2003），因此可以降低融资风险。
（二）建立完备的监管组织体系
一方面针对目前管理混乱的局面，建议建立专门的海外投资管理机构，加强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管理。海外投资机构总部可以设在国内，在其它国家依托驻外国的中国大使馆，设立相应的分支机构。海外投资管理机构可以集规划、立项、审批、协调、管理、咨询、服务于一体，其具体功能可以包括：制定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战略及长短具体计划；设立海外投资咨询机构，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风俗等进行系统研究，总结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和教训，收集处理国际市场的各种信息，并定期对外直接投资相关指导性的信息；设立海外投资项目评估中心，预测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投资成本、收益和风险，对对外直接投资项目进行科学评估；建立常规项目审批中心，精减当前多部门联合审批的繁杂程序，除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能源投资应由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和商务部联合审批外，其余的项目可由海外投资管理机构直接审批。
另一方面建立海外投资审计与绩效评估机构。建立单独的审计与绩效评估机构的目的在于，可以使审批和审计职能分开，以利于相互制约；中国目前的对外直接投资主体是国有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很容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必须加强对这些国有企业的监督。此外，通过建立相应的绩效评估机构，可以随时掌握投资的绩效，以利于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制定。将审计职能与绩效评估职能放在一起的好处在于，借用审计信息，可以对对外直接投资绩效进行更真实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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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作为沿海经济相对发达的省份之一，对境外的投资工资开展的相对较早，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浙江已经成为对外投资大省。截止2013年底，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总额达到了551648万美元。对外直接投资总额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是上升的幅度呈典型的波浪型。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额从2007年的60606万美元，到2009年底的123491万美元，增长上比较平缓。然而2009-2010年对外直接投资额增长幅度明显放大，直接从2009年的123491万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336008万美元，增长幅度达到172%。2010-2012年增幅有所放缓。2012-2013年对外直接投资额增长势头又开始猛涨。2013年的对外投资额度达到551648万美元，增幅达到417%。
二、投资分布
2012年新华网的新闻――浙江民企2011年对外直接投资居全国第一。2010年之后2011年浙江全省对外直接投资额度突破21亿美元，再次位居大陆省市第一名。2011年中，浙江对外投资的主要方式为海外并购且具有拓展国际市场的特点，对外经济合作首次突破30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亚洲仍然是浙江对外投资的重点区域。
数据统计2014年1月份至10月份，浙江省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依旧，浙江省审批和核准的境外企业和机构共计429，对外直接投资中中方投资额达到了4603亿美元，同比下降479%。其中，实际投资额2997亿美元，累计对外直接投资额度为24973亿美元。
在2014年从投资的地域分布上来看，浙江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达142个国家和地区，主要的投资国家为六十多个，其中投资排名第一的是亚洲，在2014年408家企业投资当中有188家，估计46%投资在亚洲；投资金融排名第二的是美洲，为总数的29%；排名第三的是欧洲，为总数的13%；另外2014投资大洋洲的企业为18家，非洲为30家。总体来说，亚洲至今仍是浙江民营企业的投资重点区域，非洲地区是具有巨大投资潜力的一个区域。从企业投资最多的地区与国家来看，亚洲地区的投资重点主要是在香港地区，2014年在香港投资的企业达到了105家，紧随其后在美国的投资企业为89家，其他国家如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德国，新加坡的投资企业也在10家以上。
从投资的行业分布上来看，浙江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批发以及批发零售业为主，和中国民营企业投资行业的分布在总体上比较一致。由分析可知，其主要原因在于浙江民营企业大多数为劳动密集的制造业为主，所以对外投资的主要考虑为劳动力的成本，这样的动机诱发了很多浙江民营企业会选择越南、老挝这样的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作为投资的目标。但是与其他对外投资发达省份比较而不同的是，浙江民营企业对外投资行业中服务业的投资比重偏低，在信息传输、计算机以及软件、科学研究、金融服务等普遍投资比重偏低。浙江省乃至全国的服务业发展水平、消费水平都比发的国家地区要低，一方面说明了浙江省服务行业发展水平有待提高，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国内服务业的市场空间有提升的空间。
三、投资主体和目标
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主要有三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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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1.1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优势
从企业本身角度来看，随着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深入，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企业逐渐成熟壮大，一部分企业具备了对外投资的实力基础。且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积累大量案例，对外投资日趋成熟。从政府服务角度来看，政府相关部门在对外投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服务经验，能为未来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更为有效的帮助。从国际经济环境角度来看，外部经济环境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也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提供了比较好的进入时机。
1.2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社会经济使命
中国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既要保证一部分行业对外投资的持续性，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保驾护航，又要解决短期内一部分产业转移的问题，为中国经济转型服务。当下的中国经济仍然面临许多问题需要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来解决。一是经济持续发展的能源安全问题，对世界能源资源进行战略性投资，拓宽能源资源来源渠道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必要任务；二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部分行业能源过剩问题；三是外汇储备安全问题；四是环境治理中的碳排放限制问题；五是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增长方式改变的问题。因此，政府要未雨绸缪，提前谋划企业“走出去”，尽早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战略角度看，世界经济大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都十分庞大，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是衡量一国经济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
之一。
2 对外直接投资特点
2.1 投资持续增长，并购活跃
截至2012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存量）达5319.4亿美元，突破5000亿美元，位居全球第13位。中国1.6万家投资者在国（境）外建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以下简称境外企业）近2.2万家，分布在全球179个国家（地区），覆盖率达76.8%；其中亚洲的覆盖率高达95.7%，欧洲为85.7%，非洲为85%。2012年，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较上年下降17%的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创下878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7.6%，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
2.2 行业分布广泛，结构变化较大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涉及的行业范围越来越广，投资结构有了较大的变化。据商务部最新统计，2012年，对外直接投资覆盖了国民经济所有行业类别，其中存量超过100亿美元的行业有：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业/仓储和邮政业、建筑业，上述七个行业累计投资总量4913亿美元，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92.4%。
这些年我国企业对其他行业的海外投资，如：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行业均成倍增长。未来农业和食品、新能源、房地产和导管制造业等领域将逐步成为中国企业新的海外投资热点。
2.3 投资主体多极化发展，民营企业规模不断提高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颁发的《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在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中，中国企业占55.1%、有限责任公司26.4%、股份有限公司11%、股份合作企业3.7%、外商投资企业1.9%、其他1.9%。虽然国有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有相当比例，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等其他投资主体在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例逐年
提高。
2.4 国际工程承包企业投资度加强
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已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的有效手段。这给我国的工程承包企业提供了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参与国际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业的机遇。
3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主要问题
3.1 海外投资收益率不甚理想
据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与《环球企业家》杂志联合的《2011最具全球竞争力中国公司调研报告》：在122家准确披露海外业务收入的中国企业样本中，有近50%的公司国际化收入占比不足15%，只有30%的公司海外业务收入占比超过30%。从企业净利润来看，企业在过去3年中的平均净利润率呈现下降趋势，从2007年的10%到2012年的9%。主要原因在于有些企业缺乏对经济周期的正确判断，有些企业盲目跟风，末对市场做深入的了解，对项目的可行性未做深入的调研，大量资金投入或并购高位接盘后，给项目运营带来极大的风险，
3.2 海外投资政治及法律因素
目前，政治风险中的国家安全问题和法律风险中的合规合法的问题是我国“走出去”企业亟需关注的两个重要敏感性话题。近年来合法合规被全球跨国公司视为风险之首。
3.3 忽视企业社会责任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那种只讲规模、产值、经济效益而不谈企业社会责任的做法越来越失去竞争力。未来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应该是技术领先、管理领先并且对社会负责任的企业。是把对社会、环境以及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责任成功地融入企业战略、组织结构和经营过程的企业。如何强化对外投资过程中的企业社会责任，成为决定中国企业海外声誉的关键问题。
3.4 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同成本上升、竞争力下滑
随着我国规外承包工程规模的不断扩展，一些问题也浮出水面。从内部来讲，劳动力成本上升及国内设备材料价格的攀升，严重削弱了中国企业的报价优势和利润空间。目前，登记在册具有对外承包资质的中国企业超过3000家，同质化现象严重；同时，企业在项目管理、风险防控等方面的弱点也成为困扰企业突破发展的新瓶颈。
4 指导原则及建议
4.1 宏观指导原则
4.1.1 分类指导，扬长避短。首先，部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是取得资源，属于资源保障型对外直接投资。这类企业需稳固支持，指导企业拓宽资源获取渠道，对部分资源可前瞻性进入。中国作为贸易大国，仍然被锁定在全球制造业价值链的低端，缺乏核心技术和品牌，也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改变这一现状，技术升级时关键。政府支持这类企业对外投资的同时，应当引导这类企业形成战略联盟，提高抗风险能力，提高技术吸收传播效率。另外，中国对外投资目的地主要集中在周边地区，对发达国家投资力度不足，应该引起足够重视。
4.1.2 稳扎稳打，次第推进，注意节奏。产能过剩转移型对外直接投资速度过快，会让中国国内出现空心化现象，而且中国是人力资源大国，如果没有及时培训升级劳动力，大量失业人口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技术升级型对外直接投资过快会引发吸收不足等一系列问题。所以，注意对外直接投资的节奏，既要主要国际经济环境有利时机，又要与国内投资实力及吸收能力结合起来，同时，政策还要有持续性，以减少偶然性因素带给企业的风险。
4.1.3 放眼长远，互利共赢。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成功与否不在于“走出去”的前期入驻，而在于“走出去”后的经营、运转和发展。因此，需要企业在并购后加强对海外资产、人力、品牌和文化的整合。在“走出去”过程中，处理好国际化与本地化的关系，坚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
4.1.4 日韩成功经验借鉴。20世纪80年代以来，韩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飞速发展，这个过程中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韩国政府的积极扶持促进了韩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实现了产业转移与调整。中国东部地区目前有大量产能过剩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对于这类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政府应从韩国方面吸取经验，采取集群式对外投资模式进行直接投资。
日本企业曾在政府的支持下，大举进军产业率更高的美国。通过这个过程，日本得到了技术，并且在许多方面实现超越。中国部分企业具备进行技术寻求型的基础，同时当前的国际经济环境给中国企业实施技术寻求型投资提供进契机。中国有大量成熟的知识资本密集型企业，中国企业可从日本经验中获得启示。
4.2 建议
4.2.1 提高海外企业“软实力”。首先，加强中华文化在全球文化圈的拓展与渗透，减少由于各种“制度距离”引致的对外直接投资成本与风险，为企业的国外进入与国外拓展提供较好的环境依托。母国文化传播与其经济扩展式相互促进、密不可分的。
其次，我国企业要在信息公开方面更加开放与透明，加强与当地政府、议会、民众、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沟通，坚持当地化原则，积极参与当地的公益事业，履行社会责任。
此外，软实力还体现在不断优化管理模式，适应跨国发展。特别是并购跨国企业，要把日常管理细化并加以固定，以消除沟通上的障碍。
4.2.2 提高企业“硬指标”。这里的“硬指标”指我国跨国企业产品、服务的质量及创新能力。我国制造业走出国门必须按照国际化的要求，提升差异化产品的生产能力和专业、个性化服务水平，不断满足当地消费者的需求，这是我国企业植根海外市场的基础。
人才本地化是营销本地化、研发本地化、管理本地化的前提和基础。当地人才可以在法律、财会、营销等方面帮助我国企业适应投资目标过市场环境。
4.2.3 立足国内，营造良好的企业发展环境。首先，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受到国外跨国企业青睐，国内制造企业也不应忽视。企业要研究国内消费者的需求，不断创新，努力创造一个有利于培育“高附加值”创新成果的积极环境，为“走出去”打下扎实的
基础。
其次，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之路需要稳定、可预期的国内外法律环境作保障。在国际规则层面，目前国际投资规则曾“碎片化”状态，生效的多是区域和双边的投资协定，还没有一个类似于世贸组织的普适的国际投资规则。目前，我国已与130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双边投资保护协议，覆盖了“走出去”大部分的国家和地区，为我国外投资创造了较好的国法环境。
4.2.4 强化私营企业对外投资。政府实施的金融补贴和国有银行低利率贷款等金融支持措施，可以显著提升企业境外投资的金融能力，有利于帮助企业摆脱海外扩张面临的资本约束，扩展企业战略空间，使企业选择需要大量资本投入的扩过并购和独资方式成为可能。同时，中国私企的企业家相对更具企业家精神、品牌意识和国际视野，支持这些有实力的企业进入发达国家更容易成功。
4.2.5 加强对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支持力度。加强对集群式（集团式）对外直接投资的支持力度，以期降低个体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偶然性风险，合理应用整体优势，让经济收益最大化。企业以产业链为单位国家化，上下游企业形成集群整体“走出去”，可增加抗御风险的能力，获取集群效应，也能在国际谈判中提高话语权。
4.2.6 加强对跨越式对外直接投资的支持力度。加强对跨越式对外直接投资的支持力度，促进企业竞争力的提升，推高企业在国际产业结构，提高中国经济综合竞争力。支持部分实力雄厚的企业采取先去发达国家投资寻求技术、品牌、国际营销网络，再向其它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拓展的跨越式对外直接投资模式，要以点带面，加强行业内的企业联系，形成企业联盟，以期获得最大的综合经济收益。
总之，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还处于起步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问题还很多，希望有更多的有条件的企业用于探索，更好的“走出去”，不断提升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
参考文献
[1]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12年度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R].2013，9.
[2] 王跃生著.跨国公司金融：原理与案例[M].中国
发展出版社.
[3] 吴雪林著.企业社会责任论纲[M].研究出版社，
2011.
篇8
当企业在本国国内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到国外投资设立生产基地、从事跨国生产经营赚取国际利润这是美国、欧洲以及日本的企业一贯的经营思路。这些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往往是以企业的竞争战略、寻求产品多样性或者降低生产经营成本为动机。此外接受投资国的投资环境,例如税收优惠政策、关税政策以及贸易壁垒等,也同时影响着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于是企业从事海外投资的动机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扩张性动机,另一类是防御性动机。在前一种情况下,企业为了拓展海外市场或者寻求生产所需原料而进行海外投资;而在后一种情况下,企业则更多地是因为本国经济环境的变化导致了在本国投资无利可图而转向海外寻求投资机会。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分析
自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企业便已经开始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年---1985年),这一阶段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在这一阶段的头五年内,中国企业在国外共投资设立了76个独资或者合资企业,中方总计投资额约5000万美元,投资项目涉及23个国家和地区。在84-85的两年间,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设立企业达113个,投资额达1.4亿美元,接近前五年的两倍,投资地区扩展到40多个国家和地区。(见表2-1)在这一阶段,企业的投资项目金额相对都较小,投资行业也局限在海运、金融保险、工程承包以及餐饮等服务行业,仅有少数投资项目涉及制造业。
第二阶段(1986年---1992年),在这一阶段随着经济自由化改革的进行,中国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了逐渐提高了生产技术与管理水平,国内日渐成熟的产业和技术迫切需要进行对外产业转移;而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源缺乏的矛盾也日益显现出来;而与此同时中国国际贸易净出口额的逐年增加,国家外汇储备日益攀升,中国企业开始有能力进行大额的对外直接投资,以充分地参与到国际竞争之中。因此,中国政府加大力度鼓励企业对外投资,日益成熟的企业也更加强调投资回报的重要性。这一阶段具有代表性投资主体的是大中型制造企业以及投资公司,例如,首钢集团、中国国际信托集团和深圳赛格集团。
第三阶段(1992年---2002年),从1993年开始,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不断攀升,中国经济开始出现过热的征兆;而大中型国有企业经营效率低下的问题也日趋严重,中国政府不得不对国有企业进行大规模的体制改革,这些情况都影响到这一阶段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情况。随着政府削减货币供应收紧银根以期控制住通货膨胀,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来源枯竭。而与此同时政府收紧了对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控制:新的项目的审批程序日益严格,而已经批准的投资项目也被要求进行复查。这些政策手段直接导致对外投资项目的锐减,这一情况直到1995年才得以好转。尽管1996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项目数额较1995年相比有所下降,其总投资金额相较1995年却有了大规模的增加,表明了企业单笔投资数额的显著增加。而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1997年到2001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项目及金额显著下降,直到2002年才有所上升。
第四阶段(2003年至今),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政府在政策上越来越重视引导促进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就明确提出了“走出去”战略,报告指出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大举措,要鼓励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对外投资,带动商品和劳务出口,形成一批有实力的跨国企业和著名品牌。自此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进程揭开一个崭新的篇章,从2003年起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持续上升,2008年更是达到了559.1亿美元(非金融类),创下了历史新高。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动机也呈现了多元化的趋势:寻求新的业务增长机会、规避国内激烈的市场竞争、分散业务和市场风险、提高生产率、应对宏观环境等成为了企业投资海外的新动机。
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就及存在的问题
1.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就
中国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本文特总结如下:(1).从一定程度上缩短了我国企业与国际企业的技术差距,学习了先进的生产与管理经验。如前文所述,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一个重要的动机就是获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中国的许多大型企业集团通常能够通过并购海外企业实现了这一目的。例如南汽集团通过并购英国的汽车生产商罗孚取得了汽车产业的先进技术;(2).拓展了海外市场。许多中国企业通过在海外投资经营拓展企业的销售市场,例如,海尔集团通过在海外新建或收购了30多家工厂,这些工厂分布在从意大利到印度的多个国家,生产面向当地市场的产品。而中国企业在海外的进行的工程承接也很大程度地推动了本国的设备、材料以及劳力的输出。(3).促进了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调整。经过了近30年的发展,中国制造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在中国制造业中,中低档制造业产品占大头,高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比重较小,产业结构处于较低水平。产业升级导致传统产业的生产能力过剩,大量企业陷入困境,失业现象加重。因此,通过对外投资,将大量设备和技术转移海外,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生产能力是以最小代价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必要途径。国内的诸多企业已经采取了在东南亚、拉美地区投资设立工厂,降低了国内产能过剩的压力,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4).充分利用了海外金融市场筹措企业发展所需资金。中国企业从事海外投资所需的资金并不总是全部由企业的自有资金投入。事实上,大部分的中国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的时候都会考虑有效地利用国际金融市场来解决资金问题。
2.当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1).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所占绩效不高。为了更好地说明对外直接投资的绩效,本文使用了OND指数(OUTWARD FDI PERFORMANCE INDEX ),即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指数,这一指数由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提出,按照UNCTAD给出的定义,该指数反映了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综合实力,反映了决定企业对外投资流量的两个决定性因素。或者说不同国家之间这一指数的异同是由各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受到的两个主要的影响因素的不同所决定。这两个因素分别为:“所有权优势”,或者称为企业所特有的跨国竞争力,如企业的创新能力、品牌优势、管理和组织经验、信息获取能力、拥有的财务资源和自然资源、企业规模以及企业内部结构优势,这些竞争力因素使得企业有能力和动力进行海外拓展;“区位因素”,这一因素主要指的是在母国或者受资国生产产品、提供劳务所分别具有的优势,例如市场的相对规模、生产与运输成本、熟练劳动力、供应链、基础设施以及技术支持。在全球化大潮所带来的竞争压力的促使下,上述两个因素共同作用使得企业,无论其规模大小也无论其处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进行海外投资以增强本企业的竞争优势。OND指数的大小反映了这两种因素在驱动不同国家企业对外投资方面的差异。一般而言,OND越大一国对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的利用越充分。中国的OND指数在2001-2003年、2003-2005年以及2005-2007年三个区间内数值分别为0.150、0.217、0.240,在世界各国家和地区的排名基本稳定在世界第60位左右,而同期处于世界前十名位置的中国香港地区的OND指数数值分别为3.477、8.758、7.799远远高于内地的数值,处于世界前二十位的加拿大和英国的数值也比中国高出很多,这说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绩效与世界先进国家和地区还有很大的差距,而与中国同被称为金砖四国的俄罗斯、巴西和印度虽然在2001-2003年区间或高或低于中国的位置,但到了2005-2007年区间三国均已处于领先于中国的位置。应该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中国企业普遍缺乏“所有权优势”是制约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绩效的最根本的原因。故而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增强中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是中国企业提高投资绩效的必由之路。
(2).中国跨国企业规模较小,国际化程度不高。中国的跨国公司相对于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而言规模较小,根据UNCTAD的《世界投资报告2009》所列举的截止2007年底的数据,全球最大的跨国公司(非金融)是美国的通用电气(GE),其在全球拥有资产约7953亿美元、雇员32万余人全年销售额约1727亿美元,而中国最大的跨国公司(非金融) 中信集团,其在全球拥有资产约1909亿美元、雇员10万余人全年销售额约149亿美元,且是中国唯一入围全球100大跨国公司(非金融)。而由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体多是国有企业,在政府积极推进企业跨国经营政策的大形势下,许多企业在并没有一个可行的投资方案的前提下就盲目的投资海外导致了经营效率的低下。
此外,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程度也普遍低于国际水平,本文采用UNCTAD提出的跨国指数(Transnational Index, TNI)作为国际化程度的综合衡量指标。根据UNCTAD的定义,跨国指数是通过计算跨国公司海外资产与总资产的比率、海外销售与总销售的比率、海外雇员与总雇员的比率这三个的比率的平均数而得出,以衡量跨国公司对于海外资产、海外雇员、海外销售的依赖程度。我国前十大跨国企业的平均海外资产215亿美元,而全球国家前五大跨国企业的平均海外资产为2145亿美元,是中国前十大跨国企业的十倍左右,发展中国家前五大跨国企业的平均海外资产为429亿美元,是中国前十大跨国企业的两倍左右。全球前五大跨国企业的平均跨国指数为71.52%,发展中国家前五大跨国企业的平均跨国指数为58.74%,而中国前十大跨国企业的平均跨国指数28.3%,无论是在海外资产还是跨国指数上,我国与全球水平甚至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都还有不小的差距,说明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程度不高,我国的跨国企业主要还是在利用本国的资源,而世界上主要的跨国企业早就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利用资源,长此以往不利于提高企业资源利用效率,更不利于培育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故而形成一批在国际上著名的跨国企业是我国企业需要迫切实现的战略目标。
参考文献:
[1]中国商务部.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年鉴.2009
篇9
二十世纪末以来，我国主动参与国际经济活动，鼓励对外直接投资。近年，国企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变大，投资领域变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及外来直接投资金额有所增长。
（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主要特点是：
1.多元化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者的格局。国企占境内投资者的比重下降，国企境内投资者数量也有所下降。
2.投资主体行业分布中，制造业占投资主体数大部分，批发零售业为其次，其余是商务服务业、建筑业、农林牧渔业等。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有以现汇出资、以国外贷款出资、以国内实物出资、以国内专利技术出资等方式。与东道国或第三国举办的合资与合作企业占中国对外投资企业所有权结构中绝大部分。中企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有收购、跨国兼并、参股及股权置换。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成因分析
随着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发展，对外投资给我国企业面临更大的投资风险主要有：
（一）政治风险和成因
资本主义国家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东道国。因政治制度不同，我国经济发展迅速，许多国家觉得受到威胁，限制中国经济发展。政治风险一般是因东道国政局的变动与战争、东道国制裁与保护主义政策及东道国国有化风险。
（二）外汇风险和成因
外汇风险是指因汇率变动使企业常面临海外投资资金的流动、成本和收益的不确定性。其成因一是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实行浮动汇率制，各国国际投资行为介入。二是东道国金融稳定性不高，货币易贬值。三是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从事汇兑时，对全球的金融形式与发展分析与评估不足，使我国汇兑损失。
（三）管理风险和成因
管理风险是指因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时，其管理环节的不确定性使企业的投资收益有风险。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时，管理风险成因有：一是我国企业保持稳定。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要适应和生存必须变革和创新。二是东道国的会计制度与我国有差别。中国境外投资企业财务披露与信息公开存在不足，易使融资或股东利益分配有困难。三是因跨国企业人力资源主体的构成多元化。西方实行独立决断和个人负责，中国国企实行集体决策。四是因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时，常不注意各国家间文化差异。不利于国内母公司和海外公司相互沟通协调，不能及时对变化作出调整。
（四）经营风险和成因
经营风险是指因为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因决策上的失误而造成经济损失的可能。经营风险成因是国际市场环境变化的影响和企业内部在投资过程中控制、决策、模式选择等经营策略的运用不得到而带来的影响。
（五）技术风险和成因
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企业的差距不小，主要因为：中国许多企业在海外投资活动中，面临的行业或特定技术的标准都与东道国会有较大差别。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较完善。因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落后，不能有效监控可能会损失，技术本身的特性也会给企业带来风险。
（六）法律风险和成因
因为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等不同，发展战略和技术政策不同，对待外资的立法也不同。法律风险是指因法制原因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风险。主要原因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体系和法律制度有缺陷，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无序、盲目的竞争，使亏损较大，大量资金流出。且因法律的冲突与差异，我国企业不能认清自己的经济行为触犯了东道国的有关法律规定与否，使潜在的投资风险增加。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管理策略
（一）境外投资风险的宏观管理策略
1.制定和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干预战略。保证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实施地长期稳定。降低投资的宏观风险。
2.建立统一的对外直接投资管理机构，实行有效的管理方法防范管理风险。为从事对外直接投资行政管理事务必须建立统一的管理机构，可建一个具有政府和私人两种身份的机构。作为政府机构，按照政府政策制定方针，运作政府提供的保险储备金。作为法人，以自己的名义、控诉，出面解决纠纷，这样可更好的向东道国索赔。
3.健全和完善鼓励性的海外投资倾斜政策。中国企业必须了解东道国各方面信息，选择正确的投资区域和投资项目，合理确定投资规模才能防范经营风险。同时中国要培训有关技术人员、帮助进行技术研究和开发，提高海外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降低技术风险和经营风险。
4.健全对外直接投资的法律体系。制定一部有中国特色且与国际接轨的法律，使我国的对外投资有法可依。
（二）中国境外企业风险管理对策
1.投资前期的预防措施。一要认真选择东道国，明确发展战略和市场定位，做好风险评估。二是企业内部风险防范。三要建立对外直接投资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四是采用有效的灵活性投资方式，使投资经营活动的适应性与竞争力更强。
2.企业经营过程中的避险措施。一要实施经营战略的多角化。这样可降低风险且有利于创造我国国际品牌。虽会增加成本，但能较好的防范非系统性风险。二是举债于当地。从东道国筹措资金用于周转、应急、再投资等可规避风险，可减少损失，降低外汇风险。三要控制关键技术，掌握市场信息，预测市场变化。这样可使我国对外投资企业及时掌握信息，避开市场风险，争取收益。四要全面提高对外投资主体的综合素质和竞争能力。
3.采用以下措施可以尽可能的减少企业在投资运用中可能出现的风险。一是要选择适当的币种。尽量选择“硬币”或“软币”（“硬币”是汇率呈上升趋势的，“软币”是抛出汇率呈下降趋势的）；不能准确判断汇率波动时，选择多种货币，分散汇率波动的风险，减小损失。二是要扩展货币来源。我国企业应筹措多种不同的货币，避免因一种货币的汇率波动便导致我国企业资金、财政状况受到影响。三是搞清企业的投资情况和环境，正确的划分投资资金以及企业留用资金。合理配置资金资源，保证资金的顺利流通使经营管理更好地进行，实现预期的财务成果。
参考文献
[1]田泽.后危机时代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与对策[J].现代经济探讨，2010，（10）:51-55.
篇10
外商直接投资是我国出口商品制造业的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引进外资使我国出口商品制造业的技术和产品种类、数量上有极大的提升。1997-2009年外商直接投资额显著增长，具体数据如下表所示。
从成本角度讲人民币持续升值，中国就会变成相对较昂贵的投资地。大量外资企业将从中国撤出寻找更为便宜的生产基地，尚未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也会因为投资成本的上涨而放弃对中国出口产品生产制造领域的投资，或者进入中国的国内市场领域。外资企业的撤出、以及降低对中国投资对中国出口商品制造业的影响力是长期的，投资不足将会使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无论是出口商品的种类还是出口商品数量，甚至在出口贸易方式上上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二、文献综述
Wilhborg(1978)认为汇率的波动程度等价于投资者所面临的汇率风险，东道国汇率频繁或剧烈的波动对于风险厌恶偏好的外国投资者，往往具有负面效应。Cushman(1985)认为汇率波动对FDI的影响取决于跨国公司产品的销售地。于津平 许小雨（2011）的研究认为：长三角地区在投资高速增长的背景下，该区域粗放型经济增长的特征并没有根本改变。宣烨 李思慧（2010）的研究表明：FDI地区间差距与我国制造业竞争力存在负相关关系。目前学者对外国直接投资的研究多倾向于对本国产业的挤出挤入效应，本文立足于发展中的中国出口制造业分析汇率变动导致的外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变化情况，本文认为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将导致外国直接投资在出口商品制造业中的比例下降，如果外国来华投资有流回趋势，这对于我国的国际收支将产生不利影响。
三、实证分析
本文对1997-2009年外商在华投资额的变动情况进行回归分析。因为名义汇率的变动是外商投资的风向标，所以此处本文选择人民币与美元的名义汇率（间接标价法）作为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外商直接投资额、中外合资企业投资额、中外合作企业投资额、外商独资企业投资额的数据分别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单位亿美元）。
回归结果如下表所示：
结果显示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变动与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呈负相关关系，当D.W.统计量低于1.5时，序列可能存在正自相关，所以本文对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中外合资企业投资额、中外合作企业投资额的过去观测值的误差包含到现在观测值的回归模型中即引入AR（1），这不会改变对系数、标准误差和T统计量的解释，只会使系数的估计以及系数的估计标准差更为可靠。单整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的结果显示，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时中外合资企业和中外合作企业的投资额可能会增加，外商独资企业的投资额会减少，外商独资企业的投资额下降将使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迅速下降。
四、结论
2008-2009年人民币对美元大幅升值，外商独资企业的实际投资额从2008年的723.15 亿美元降为2009年的686.82 亿美元，降低了36.33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从2008年的923.95亿美元降为900.33亿美元。从2002年开始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的60%以上都是外商独资企业，2008年这一比例甚至达到78%，所以人民币兑美元的变动方向对外商直接投资有重要影响。国外直接投资（FDI）企业的出口额已占我国制造业出口总额的50%以上。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将导致中国出口商品制造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额下降，尤其外商独资企业的生产制造类产品的出口数额将受到很大的影响。如果不是大幅度利润流回型的外商投资下降，我国的经常账户和贸易收支应该不会受到很大影响。我国也可以趁此机会，加大对本国大型出口商品制造企业的政策扶持，使其加快技术更新换代、产品创新升级，产品质量上一个梯次，海外竞争能力更强。经济的发展不能太刻意的破坏经济规律，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应该在应对策略上下功夫，政府的调控办法会遭致多方面的抵制，所以针对汇率变动导致的出口商品数量和种类的减少，政府应该加强容忍度，加快本国经济结构合理化，为世界经济复苏做好准备。
参考文献：
[1]Cushman,D.O.(1985)Real Exchange Rate Risk,Expectations and the level of Direct Investment.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67(2):297-308.
篇11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开展跨国经营，主动参与国际竞争，不断扩大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已成为中国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但是，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遇到很多的风险和问题，如果有效的分析问题并得以解决，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将有很大的提升。
近年来，中国学者加强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探讨与研究。强化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际情况、未来趋势等，并对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动因、区位选择、投资方法等进行实证研究。例如，叶刚教授（1992）、张海岩、范登布鲁克（1994）等人进行的问卷调查活动，都已经在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并构建了模型。国内学者毛蕴诗（1997）运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四维分析模型从企业内部要素、对外投资目标、国际与投资目标国环境记忆投资流出国环境四个维度考察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和对外投资行为。鲁桐（2000）通过考察英国当地的中国企业。刘红忠（2001）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数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并构建相应的模型，与中国“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原则相适应。当前，中国已经步入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二个阶段。王蔚（2011）提出积极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主动参与国际分工，是一个国家在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保持均衡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国外学者通过国家风险及其构成要素角度研究FDI的成果较多，如Singh and Jun（1995）、Kevin N.Lumbila（2005）、Yothin Jinjarak以及Thomas A.Hemphill（2008）等人对发展中国家地区政治状况、经济发展和金融制度因素对于FDI的研究。
文章在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延伸，结合图表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数量、主体结构、投资区域以及遇到的风险与问题等方面展开直观、准确、全面的分析。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一）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结构
近年来，中国企业的发展实力不断增强，再加上提出了“走出去”战略，国有企业在对外投资中所占的比例有所降低，而有限责任公司的比例则有所增加。在2003年，中国有限责任公司还不到国有企业的一半多，但是到了2009年，有限责任公司的比重已经为国有企业的4.3倍。这一数据表明，中国对外投资主体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效果较为明显，通过推行政企分开政策，现代企业制度的优势已经凸显出来。
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经营主体结构不断优化，民营及地方企业迅速发展起来。截至2011年，中国地方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已经占到同期对外投资总额的约33.4%；与2010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4.4%，效果非常明显，中国企业已经表现出强大的国际竞争水平。大型国企是“走出去”的主力军。从表1可以看出，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存量分类构成以非金融类为主，比重占到80%多。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划分
以中国对外投资的重要区域划分来看，过去以欧美、港澳等发达国家及地区为主，当前已经逐步拓展到非洲、亚太及拉美等170多个国家与地区。据相关数据调查显示，当前拉丁美洲和亚洲已经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集中区域。在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对欧洲和非洲的投资呈现快速增长。2011年中国对欧洲、非洲的直接投资分别达到46.1亿美元和17亿美元，同比增长57.3%、58.9%。其中，对欧盟的投资42.78亿美元，同比增长94.1%，从表2中可以看出，中国企业对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逐年递增，中国在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对外直接投资占总额的4/5以上。而非洲、大洋洲、欧洲和北美洲的比重则不足1/10。
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及风险
（一）企业规模小，投资水平低，贸易型企业居多
虽然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较多，但是大多企业的规模比较小，投资水平略低，规模效应尚未发生作用，竞争力有待提升。以投资产业的实际情况来看，在海外投资中的贸易型企业最多，但是真正具备强大竞争力的企业屈指可数，尚未构建或完善信息沟通网络，在国外市场的开辟中存在一定滞后性。在非贸易型企业中，很少有强大资金实力或者技术优势的工业企业参与对外投资，大多数投资集中在工程承包、交通运输、加工装配等领域。因此可以说，中国大多企业的经济实力与对外直接投资需求不一致，虽然正逐步走向国际市场，但是最终也是“为他人做嫁衣”。
（二）缺乏政府的引导和监督，金融服务体系不够完善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获得一定发展，但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尚存在投资动机不明确、整体水平不高、地区和行业分布不平衡、投资主体过于集中、缺乏政府的科学引导，同时金融服务体系仍有待完善。
篇12
石油本身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它是世界各国所极为重视的一项基础能源。可以丝毫不夸张的说，谁拥有的石油资源越多，那么就意味着国家将获得更多的核心竞争力量。纵观当前的国际竞争环境来看，国家与国家之间正处于一种剑拔弩张的激烈竞争状态，大家都在尽可能的增强自身的经济。政治以及军事实力，争取在国际社会中争得一席之位。也正是由于海外投资环境的日趋艰难，才促使了我国石油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面临着更多的风险，因此不得不尽快制定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
二、我国石油企业海外投资风险分析
（一）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是我国石油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所要面对的一项主要风险。在最近几年来，我国的石油企业纷纷开始加入到面向非洲与中东国家所开展的投资队伍中，并且先后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投资成效。在整个投资过程中，我国的石油企业必须要对随之出现的政治风险给予应有的关注，尤其是在海外投资异常敏感的风险频发期内，中国石油企业如果想要在海外市场中争得一席之位，就必须要表现出高度的警觉性。据不完全统计，在我国石油企业正在参与的海外投资项目中，有超过五成以上的收购活动都集中在政治敏感地带。由于这些盛产石油资源的非洲和中东国家大多存在着政治环境动荡且恐怖组织猖獗等问题，因此也就在无形当中增加了中国石油企业所要面临的经营风险。我们经常可以在媒体中了解到有关于海外环境中的人质事件或劳资冲突事件，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石油企业必须要尽快制定出妥善应对资源国政治风险的对策措施。
（二）经济风险
经济风险同样也是中国石油企业所非常头痛的一项投资风险问题，由于海外市场中的石油价格与汇率经常会出现变化，因此会导致中国石油企业在海外投资环境中面临非常严重的经济风险与经济危机。在国际经济环境中，石油价格的波动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能够对海外投资活动带来直接性影响的要数石油的原油价格。如果石油价格出现上调，那么石油企业就会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反之，如果石油价格出现了大幅下滑，那么就会让石油企业的投资成本付之东流。此外，由于海外投资的特殊性，汇率问题同样也是中国石油企业所要去重点思考的，处理不当仍然非常容易引发经济危机。
（三）运输风险
一直以来，中国石油企业在开拓海外市场的过程中，运输风险是一项比较棘手的投资风险问题，由于国际社会中的石油运输通道并不具备较高的安全等级，因此会在运输过程中受到很多外来因素的负面干扰，从而衍生出一定的安全隐患。截止到目前为止，石油企业的海外投资项目所应用的运输方式仍然以海运为主，中国、韩国等国家所依靠的运输渠道为六甲海峡与南海。众所周知的是，马六甲海峡是全世界范围内最为重要的一条水交通要塞，因此也就吸引了很多图谋不轨的海盗组织，在此条水上交通运输线路上发生的挟持事件可谓是数不胜数，所带来的经济损失竟高达170亿美元。不难看出，海上运输的方式虽然成本不高，但是安全系数等级却也是低的不敢恭维，如若在运输的过程中遭遇恶劣天气，那么势必还会对石油企业带来更多的经济损失。
三、我国石油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的应对措施
（一）进一步加大投资前的文化风险评估力度
简单一些解释，文化风险评估所指的即为在正式开展海外投资业务之前，要对投资对象的文化背景、文化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展开全方位的了解，做到知彼知己的同时为投资决策的制定积累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首先，石油企业需要对资源国的文化习俗与风土人情展开深入的调查工作，按照科学化的评估标准来整合出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科学化的分析出这些文化差异将会对投资活动带来哪些影响，在此基础之上设计出文化风险预案，针对可能出现在投资过程中的文化风险要点展开实时监控。
其次，石油企业还要专门针对海外投资活动来组建一支调查评审团，一方面要将两国企业之间的文化差异寻找出来，另一方面还要深入挖掘出可以促进协同效应顺利实现的推动性因素，进而对海外投资活动的顺利开展创造有利条件。
最后，石油企业需要做到尊重投资企业的国家文化，同时还要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训练意识。针对我国的跨国石油企业来说，必须要从高度开放的角度来对待各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在积极创导本土优秀文化的同时减少不必要的民族优越感，要给予对方应有的尊重。此外，石油企业的管理者还要进一步加大对员工的文化训练力度，积极培养他们的跨文化意识，在日后的教育活动中加入资源国的、风俗民情、法律政策以及政治环境等方面的知识内容。
（二）认真做好项目合作前的调研与风险识别工作
首先，我国的石油企业需要将石油资源国家现阶段的经济政策信息全方位的搜集起来，为投资决策的制定积累参考依据。值得一提的是，石油企业管理者需要重点关注投资国家的法律政策、销售方式、原油价格、生产状况以及市场供需等情况，同时填写好评价工作报告。对于石油企业来说，评价结果就意味着投资决策的成功与否，在初期的评价阶段中，石油企业需要同时制定出多个备选方案，要根据投资国家的实际情况来展开不同角度的比对分析，在对石油开发技术完成好前期论证后，再尝试从商业风险的角度着手在其中挑选出安全系数高且经济效益高的执行方案。
其次，石油企业还要做好风险识别工作。在海外投资活动当中，风险识别是整个风险方案机制中的最核心环节，石油企业如果无法较好的识别风险，那么也就意味着它在日后的投资活动中并不能够对风险进行有效控制。通常情况下，石油企业的管理者要将风险识别工作落实到企业内部的各个部门中的员工身上，同时还要在社会中聘请一些技术水平较高的风险管理专家，在完成风险分析工作以后展开后续的风险测评环节。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石油企业需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来有针对性的开展风险定性测评与风险定量测评，切记不可盲目照搬其他企业的风险测评方案。
（三）进一步拓宽投资项目的融资渠道
首先，国家政府部门需要对原有的信贷体系做出适当的调整，积极引导我国的商业银行可以主动参与到石油企业的融资活动中，进一步优化我国的外汇管理机制，为我国石油企业的海外投资创造有利条件；其次，国家政府与各个地方上的管理部门还应拿出更多的精力来投放到建设海外金融服务机构上。在日后的经济风险管理工作中，我国的石油企业也可以享受到来自于海外融资的服务需求，在符合融资条件的情况下，来自于海外的子公司可以选择同资源国的金融机构来建立合作关系，以此来降低由汇率变化所带来的财务经济风险。
（四）加快对海外并购人才的培养速度
在日后的发展历程中，我国的石油企业如果想要在愈发激烈的海外竞争环境中谋得一席之地，并且在开展海外投资活动中获得更高的经营筹码，就必须要抓紧一切可用资源来加快对海外并购人才的培养速度。我国的石油企业要既可能的为优秀人才提供各种丰厚的待遇条件，将管理人才长时间的留在企业当中，同时也可以在社会中吸引更多经营丰富且具有海外企业管理经验的并购人才，让他们为企业海外投资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源源不绝的力量支持。
除此之外，我国的石油企业还要充分发挥出现有人力资源的实用价值，进一步加大对海外管理人才的培养力度，对企业中的精英人物提供免费的跨文化培训机会，通过高密集度的实战训练与文化培养，继而为我国的石油企业组建出一支高水平、高技术的国际化海外投资管理团队。
参考文献：
[1]王青，刘艳.我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及其管理――以石油企业为例[J].企业研究，2013（02）：10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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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石油企业海外投资风险分析
（一）政治风险
通过对中国石油企业海外投资现状的分析，了解到海外投资存在巨大的风险，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导致投资隐患不断潜伏，最终导致风险的发生。政治风险是是由海外投资中面临的首要风险，其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他国间的关系以及我国的外交政策具有直接性的联系，会对海外投资产生严重的影响。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部分国家宣扬“中国”，可能会对中国产生敌对现象，为了不影响石油海外投资项目，可选择相对和平、健康的石油投资环境，选择双边关系友好的环境进行投资。
（二）经济风险
石油企业的海外投资在经济方面也有风险性，会受到石油价格、石油汇率等的影响，致使石油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陷入经济风险与危机中。在石油价格风险中，国际社会中的石油价格在不断波动，石油原油的价格是影响投资的核心因素，关乎着投资的成败，若石油价格上升，企业能从中获取收益，可提高经济效益，若加过过低，也会让企业蒙受损失，损失的成本很难收回，进而会衍生投资风险。在石油汇率方面，由于是跨国投资，在币种上存在差异性，进而就会产生汇率问题，人民币与美元汇率的变化对石油海外投资也会构成影响，是金融市场变化中必然存在的问题，极易构成经济风险。
（三）运输风险
中国石油企业开展海外投资业务，石油能源的运输是关键问题，石油运输通道安全系数不高，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滋生安全隐患。在石油企业海外投资项目中的运输风险是运输线路的单一性，一般是以海运为主，以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为主，石油能源的运输是依靠马六甲海峡、南海两条航线为主要运输渠道。众所周知，马六甲海峡号称全球最重要的水上交通要塞之一，但也是海盗出没的关键地区，在马六甲海峡发生的海盗挟持事件数不胜数，直接产生的经济损失高达170亿美元，可见，海上运输的安全性系数低，甚至还未考虑恶劣自然条件的影响，若出现海上飓风或巨型海浪，也会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
二、石油企业海外投资风险控制与管理的有效对策
（一）了解我国对外政策，做好国际环境的政治评估
现如今，我国在国际中的地位得到不断提高，国际影响力在逐渐增强，难免会引起其他国家的质疑与猜测，并无端宣扬“中国”，对中国造成误解，政治观点出现严重错误。中国一向秉持着和平发展、反对战争的理念，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尖端力量，在国际上的信誉度与知名度很高，受到大多数国家的信服。为了保证中国石油企业海外投资项目实施的顺利，应选择与中国关系融洽、无政治攻击、经济联系密切的国家作为海外投资环境的首选，对海外投资具有积极的影响，及时做好国际环境的政治评估，是降低石油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的重要途径。
（二）强化金融市场建设，降低价格风险的发生概率
在2008年前，中国的石油海外投资额在不断提升，投资规模在不断扩大，中国石油海外投资逐渐发展起来[3]。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对石油海外投资产业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国际社会中石油价格暴跌，致使中国石油海外投资产业损失惨重。因此，应强化金融市场建设，对国际石油价格进行全面的分析与评估，对国际金融市场进行合理化的评价，我国应建立更为完整、高效的期货市场，望山期货市场运作体系，以此来降低石油价格风险。
（三）做好石油运输管理，加强护航编队的建设工作
为了保证石油能源运送的安全性，应做好石油运输管理工作，加强石油运输护航编队建设，能为对运输航线实现全方位、系统化的保护，尤其是马六甲海峡附近、索马里海域等，划定石油护航编队重点管理区域，加大石油运输保护措施，选拔专业化、高素质的护航人员，以提高我国跨国石油企业石油能源运输的安全性。为此，我国对国际石油运输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在索马里海域派遣了大型护航编队来进行运输航线的保护，以保证运输的安全性，降低海盗风险的发生概率。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石油企业开展海外投资项目，极易构成各类风险，其中包含政治风险、经济风险、运输风险等，威胁着中国海外经济的发展，相较于国内投资更为脆弱。为了提高中国海外经济的发展水平，应对石油企业海外投资风险进行评估与预测，以我国外交政策为依据，做好国际环境的政治评估，强化金融市场建设，降低价格风险的发生概率，做好石油运输管理，增设护航编队，以提高运输水平。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