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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3）证券投资基金具有投资小、费用低的优点。在我国，每份基金单位面值为人民币1元。证券投资基金最低投资额一般较低，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的财力，多买或少买基金单位、从而解决了中小投资者"钱不多、入市难"的问题。
基金的费用通常较低。根据国际市场上的一般惯例，基金管理公司就提供基金管理服务而向基金收取的管理费一般为基金资产净值的1％--2.5％，而投资者购买基金需缴纳的费用通常为认购总额的0.25％，低于购买股票的费用。此外，由于基金集中了大量的资金进行证券交易，通常也能在手续费方面得到证券商的优惠，而且为了支持基金业的发展，很多国家和地区还对基金的税收给予优惠，使投资者通过基金投资证券所承担的税赋不高于直接投资于证券须承担的税赋。
篇2
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司法概念则可界定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是指证券投资基金刑事法律规范规定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行为，即凡是证券投资基金刑事法律规范规定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行为，都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司法概念的唯一标准是刑事违法性，但它并不是完全不考虑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2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构成要件
2.1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体要件
根据刑法理论的传统定义，犯罪客体，是指我国刑法所保护的，而为犯罪行为所侵害或者威胁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近年来，学者们开始从全局上思考刑法中犯罪客体问题，主要是将刑法目的贯穿于整个刑法理论，提出了一种新的犯罪客体论，即“法益说”，认为用“法益”来代替传统定义中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更为妥贴，笔者亦表示赞同。
就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而言，在现实生活中它所侵害的法益客观上也存在许多种情况，但是构成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行为的客体要件必须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所侵害的最根本的法益。这种法益通常易受到证券投资基金操作中的违规、违法行为的侵害或威胁，因而刑法特别予以保护，同时也受到证券投资基金方面法律、法规的保护。有学者指出，证券投资基金法虽然有一定的社会本位性，但本质上都是一部“投资者权益保护法”，因而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要客体应是投资者的财产权利，笔者虽对观点表示赞同，但是考虑到我国的立法体例，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是规定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之中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因此可能在立法者看来，证券投资基金的正常管理秩序才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要客体。
2.2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要件
犯罪客观要件，是刑法规定的，说明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侵犯性，而为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客观事实特征。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必须是说明此行为的危害性，并为该行为构成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所必须具备的，此外，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必须是相关刑事法律所明确规定的，这也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在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构成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的特点是外在性，直观性和客观性，不仅直接体现了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行为对期货管理秩序的严重危害性，从而可以决定证券投资基金犯罪客体的存在，而且还是认定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人主观方面的客观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要件具体表现为行为人违反证券投资基金法律法规，在从事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经纪或其他相关活动中，破坏证券投资基金的正常管理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
2.3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体要件
对于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体，概括来讲就是与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的机构及其相关人员，其为一般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
就自然人而言，按其在犯罪活动中是否具有特殊身份，可以分为一般个人主体和特殊个人主体两类。一般个人主体指不具有特殊身份，而实施了严重危害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秩序行为，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这类主体在证券投资基金犯罪领域中并不多，一般指利用证券投资基金这种方式进行贪污、诈骗等犯罪行为的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中的个人主体主要是特殊个人主体，即实施了严重危害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秩序，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且具有特殊身份的自然人，在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中主要指的是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投资基金托管金融机构中从业人员。
单位犯罪多是经济犯罪的一大特点，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亦不例外。在证券投资基金的实际操作运行中，由于单位比个人具有更强的经济实力，在人才储备、技术占有、信息渠道、公关手段等各方面都占有优势，其实施证券投资基金犯罪应该说隐蔽性更大，其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往往也比自然人犯罪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所以单位犯罪应该是我们在证券投资基金犯罪预防方面所要针对的重点。要强调的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中的单位主体必须是合法成立的，其宗旨、目的与法律是相符的，如果是为了实施犯罪而成立，依相关的司法解释只能认定为自然人犯罪，而谈不上单位犯罪主体。具体而言，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单位犯罪主体包括:
（1）商业银行；
（2）证券交易所；
（3）证券公司；
（4）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5）其他金融机构。
2.4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观方面要件
篇3
1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概念
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亦应有立法概念与司法概念之分（有学者又把它表述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实质概念和形式概念，其实意思一样）。
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立法概念可界定为：证券投资基金是指严重危害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者利益和国家对证券投资基金业的监管理制度，严重危害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秩序的行为。在立法意义上存在的证券投资基金犯罪存在于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各个阶段，不以证券投资基金刑事法律是否规定为转移。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立法概念表示的是那些违反证券投资基金法规的行为应该犯罪化，其标准首先是社会危害性。
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司法概念则可界定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是指证券投资基金刑事法律规范规定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行为，即凡是证券投资基金刑事法律规范规定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行为，都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司法概念的唯一标准是刑事违法性，但它并不是完全不考虑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2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构成要件
2.1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体要件
根据刑法理论的传统定义，犯罪客体，是指我国刑法所保护的，而为犯罪行为所侵害或者威胁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近年来，学者们开始从全局上思考刑法中犯罪客体问题，主要是将刑法目的贯穿于整个刑法理论，提出了一种新的犯罪客体论，即“法益说”，认为用“法益”来代替传统定义中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更为妥贴，笔者亦表示赞同。
就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而言，在现实生活中它所侵害的法益客观上也存在许多种情况，但是构成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行为的客体要件必须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所侵害的最根本的法益。这种法益通常易受到证券投资基金操作中的违规、违法行为的侵害或威胁，因而刑法特别予以保护，同时也受到证券投资基金方面法律、法规的保护。有学者指出，证券投资基金法虽然有一定的社会本位性，但本质上都是一部“投资者权益保护法”，因而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要客体应是投资者的财产权利，笔者虽对观点表示赞同，但是考虑到我国的立法体例，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是规定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之中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因此可能在立法者看来，证券投资基金的正常管理秩序才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要客体。
2.2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要件
犯罪客观要件，是刑法规定的，说明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侵犯性，而为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客观事实特征。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必须是说明此行为的危害性，并为该行为构成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所必须具备的，此外，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必须是相关刑事法律所明确规定的，这也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在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构成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的特点是外在性，直观性和客观性，不仅直接体现了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行为对期货管理秩序的严重危害性，从而可以决定证券投资基金犯罪客体的存在，而且还是认定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人主观方面的客观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要件具体表现为行为人违反证券投资基金法律法规，在从事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经纪或其他相关活动中，破坏证券投资基金的正常管理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
2.3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体要件
对于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体，概括来讲就是与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的机构及其相关人员，其为一般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
就自然人而言，按其在犯罪活动中是否具有特殊身份，可以分为一般个人主体和特殊个人主体两类。一般个人主体指不具有特殊身份，而实施了严重危害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秩序行为，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这类主体在证券投资基金犯罪领域中并不多，一般指利用证券投资基金这种方式进行贪污、诈骗等犯罪行为的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中的个人主体主要是特殊个人主体，即实施了严重危害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秩序，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且具有特殊身份的自然人，在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中主要指的是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投资基金托管金融机构中从业人员。单位犯罪多是经济犯罪的一大特点，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亦不例外。在证券投资基金的实际操作运行中，由于单位比个人具有更强的经济实力，在人才储备、技术占有、信息渠道、公关手段等各方面都占有优势，其实施证券投资基金犯罪应该说隐蔽性更大，其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往往也比自然人犯罪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所以单位犯罪应该是我们在证券投资基金犯罪预防方面所要针对的重点。要强调的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中的单位主体必须是合法成立的，其宗旨、目的与法律是相符的，如果是为了实施犯罪而成立，依相关的司法解释只能认定为自然人犯罪，而谈不上单位犯罪主体。具体而言，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单位犯罪主体包括:
（1）商业银行；
（2）证券交易所；
（3）证券公司；
（4）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5）其他金融机构。
2.4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观方面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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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亦应有立法概念与司法概念之分（有学者又把它表述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实质概念和形式概念，其实意思一样）。
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立法概念可界定为：证券投资基金是指严重危害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者利益和国家对证券投资基金业的监管理制度，严重危害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秩序的行为。在立法意义上存在的证券投资基金犯罪存在于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各个阶段，不以证券投资基金刑事法律是否规定为转移。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立法概念表示的是那些违反证券投资基金法规的行为应该犯罪化，其标准首先是社会危害性。
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司法概念则可界定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是指证券投资基金刑事法律规范规定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行为，即凡是证券投资基金刑事法律规范规定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行为，都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司法概念的唯一标准是刑事违法性，但它并不是完全不考虑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2 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构成要件
2.1 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体要件
根据刑法理论的传统定义，犯罪客体，是指我国刑法所保护的，而为犯罪行为所侵害或者威胁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近年来，学者们开始从全局上思考刑法中犯罪客体问题，主要是将刑法目的贯穿于整个刑法理论，提出了一种新的犯罪客体论，即“法益说”，认为用“法益”来代替传统定义中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更为妥贴，笔者亦表示赞同。
就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而言，在现实生活中它所侵害的法益客观上也存在许多种情况，但是构成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行为的客体要件必须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所侵害的最根本的法益。这种法益通常易受到证券投资基金操作中的违规、违法行为的侵害或威胁，因而刑法特别予以保护，同时也受到证券投资基金方面法律、法规的保护。有学者指出，证券投资基金法虽然有一定的社会本位性，但本质上都是一部“投资者权益保护法”，因而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要客体应是投资者的财产权利，笔者虽对观点表示赞同，但是考虑到我国的立法体例，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是规定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之中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因此可能在立法者看来，证券投资基金的正常管理秩序才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要客体。
2.2 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要件
犯罪客观要件，是刑法规定的，说明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侵犯性，而为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客观事实特征。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必须是说明此行为的危害性，并为该行为构成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所必须具备的，此外，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必须是相关刑事法律所明确规定的，这也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在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构成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的特点是外在性，直观性和客观性，不仅直接体现了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行为对期货管理秩序的严重危害性，从而可以决定证券投资基金犯罪客体的存在，而且还是认定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人主观方面的客观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要件具体表现为行为人违反证券投资基金法律法规，在从事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经纪或其他相关活动中，破坏证券投资基金的正常管理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
2.3 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体要件
对于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体，概括来讲就是与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的机构及其相关人员，其为一般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
就自然人而言，按其在犯罪活动中是否具有特殊身份，可以分为一般个人主体和特殊个人主体两类。一般个人主体指不具有特殊身份，而实施了严重危害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秩序行为，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这类主体在证券投资基金犯罪领域中并不多，一般指利用证券投资基金这种方式进行贪污、诈骗等犯罪行为的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中的个人主体主要是特殊个人主体，即实施了严重危害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秩序，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且具有特殊身份的自然人，在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中主要指的是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投资基金托管金融机构中从业人员。
单位犯罪多是经济犯罪的一大特点，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亦不例外。在证券投资基金的实际操作运行中，由于单位比个人具有更强的经济实力，在人才储备、技术占有、信息渠道、公关手段等各方面都占有优势，其实施证券投资基金犯罪应该说隐蔽性更大，其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往往也比自然人犯罪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所以单位犯罪应该是我们在证券投资基金犯罪预防方面所要针对的重点。要强调的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中的单位主体必须是合法成立的，其宗旨、目的与法律是相符的，如果是为了实施犯罪而成立，依相关的司法解释只能认定为自然人犯罪，而谈不上单位犯罪主体。具体而言，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单位犯罪主体包括:
（1）商业银行；
（2）证券交易所；
（3）证券公司；
（4）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5）其他金融机构。
2.4 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观方面要件
理论界的一般观点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而且主要表现为直接故意。笔者认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观形态只能是故意，过失不可能构成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理由如下：
（1）在我国刑法体系中，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皆属于财产型犯罪，也就是有的学者所指的“贪利性犯罪”，这种犯罪类型是不可能存在过失的心理状态的，因为这类犯罪有其明确的目的，或是为了非法谋取经济利益，或是为了减少自身的损失。例如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其犯罪行为的实质就是违背受托义务，擅自运用客户资金或者其他委托、信托的财产。
（2）我国刑法明确规定：“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这体现了刑法以处罚故意犯罪为原则，以处罚过失犯罪为特殊的精神，说明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罪过形式的犯罪只能由故意构成。考察有关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刑法条文，可以发现并未规定过失可以构成相关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所以笔者认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观形态只能是故意，而不存在过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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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亦应有立法概念与司法概念之分（有学者又把它表述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实质概念和形式概念，其实意思一样）。
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立法概念可界定为：证券投资基金是指严重危害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者利益和国家对证券投资基金业的监管理制度，严重危害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秩序的行为。在立法意义上存在的证券投资基金犯罪存在于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各个阶段，不以证券投资基金刑事法律是否规定为转移。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立法概念表示的是那些违反证券投资基金法规的行为应该犯罪化，其标准首先是社会危害性。
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司法概念则可界定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是指证券投资基金刑事法律规范规定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行为，即凡是证券投资基金刑事法律规范规定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行为，都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司法概念的唯一标准是刑事违法性，但它并不是完全不考虑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2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构成要件
2.1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体要件
根据刑法理论的传统定义，犯罪客体，是指我国刑法所保护的，而为犯罪行为所侵害或者威胁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近年来，学者们开始从全局上思考刑法中犯罪客体问题，主要是将刑法目的贯穿于整个刑法理论，提出了一种新的犯罪客体论，即“法益说”，认为用“法益”来代替传统定义中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更为妥贴，笔者亦表示赞同。
就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而言，在现实生活中它所侵害的法益客观上也存在许多种情况，但是构成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行为的客体要件必须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所侵害的最根本的法益。这种法益通常易受到证券投资基金操作中的违规、违法行为的侵害或威胁，因而刑法特别予以保护，同时也受到证券投资基金方面法律、法规的保护。有学者指出，证券投资基金法虽然有一定的社会本位性，但本质上都是一部“投资者权益保护法”，因而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要客体应是投资者的财产权利，笔者虽对观点表示赞同，但是考虑到我国的立法体例，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是规定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之中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因此可能在立法者看来，证券投资基金的正常管理秩序才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要客体。
2.2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要件
犯罪客观要件，是刑法规定的，说明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侵犯性，而为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客观事实特征。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必须是说明此行为的危害性，并为该行为构成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所必须具备的，此外，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必须是相关刑事法律所明确规定的，这也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在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构成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的特点是外在性，直观性和客观性，不仅直接体现了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行为对期货管理秩序的严重危害性，从而可以决定证券投资基金犯罪客体的存在，而且还是认定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人主观方面的客观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要件具体表现为行为人违反证券投资基金法律法规，在从事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经纪或其他相关活动中，破坏证券投资基金的正常管理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
2.3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体要件
对于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体，概括来讲就是与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的机构及其相关人员，其为一般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
就自然人而言，按其在犯罪活动中是否具有特殊身份，可以分为一般个人主体和特殊个人主体两类。一般个人主体指不具有特殊身份，而实施了严重危害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秩序行为，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这类主体在证券投资基金犯罪领域中并不多，一般指利用证券投资基金这种方式进行贪污、诈骗等犯罪行为的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中的个人主体主要是特殊个人主体，即实施了严重危害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秩序，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且具有特殊身份的自然人，在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中主要指的是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投资基金托管金融机构中从业人员。
单位犯罪多是经济犯罪的一大特点，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亦不例外。在证券投资基金的实际操作运行中，由于单位比个人具有更强的经济实力，在人才储备、技术占有、信息渠道、公关手段等各方面都占有优势，其实施证券投资基金犯罪应该说隐蔽性更大，其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往往也比自然人犯罪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所以单位犯罪应该是我们在证券投资基金犯罪预防方面所要针对的重点。要强调的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中的单位主体必须是合法成立的，其宗旨、目的与法律是相符的，如果是为了实施犯罪而成立，依相关的司法解释只能认定为自然人犯罪，而谈不上单位犯罪主体。具体而言，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单位犯罪主体包括:
（1）商业银行；
（2）证券交易所；
（3）证券公司；
（4）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5）其他金融机构。
2.4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观方面要件
理论界的一般观点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而且主要表现为直接故意。笔者认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观形态只能是故意，过失不可能构成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理由如下：
（1）在我国刑法体系中，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皆属于财产型犯罪，也就是有的学者所指的“贪利性犯罪”，这种犯罪类型是不可能存在过失的心理状态的，因为这类犯罪有其明确的目的，或是为了非法谋取经济利益，或是为了减少自身的损失。例如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其犯罪行为的实质就是违背受托义务，擅自运用客户资金或者其他委托、信托的财产。
（2）我国刑法明确规定：“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这体现了刑法以处罚故意犯罪为原则，以处罚过失犯罪为特殊的精神，说明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罪过形式的犯罪只能由故意构成。考察有关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刑法条文，可以发现并未规定过失可以构成相关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所以笔者认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观形态只能是故意，而不存在过失。超级秘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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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亦应有立法概念与司法概念之分（有学者又把它表述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实质概念和形式概念，其实意思一样）。
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立法概念可界定为：证券投资基金是指严重危害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者利益和国家对证券投资基金业的监管理制度，严重危害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秩序的行为。在立法意义上存在的证券投资基金犯罪存在于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各个阶段，不以证券投资基金刑事法律是否规定为转移。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立法概念表示的是那些违反证券投资基金法规的行为应该犯罪化，其标准首先是社会危害性。
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司法概念则可界定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是指证券投资基金刑事法律规范规定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行为，即凡是证券投资基金刑事法律规范规定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行为，都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司法概念的唯一标准是刑事违法性，但它并不是完全不考虑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2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构成要件
2.1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体要件
根据刑法理论的传统定义，犯罪客体，是指我国刑法所保护的，而为犯罪行为所侵害或者威胁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近年来，学者们开始从全局上思考刑法中犯罪客体问题，主要是将刑法目的贯穿于整个刑法理论，提出了一种新的犯罪客体论，即“法益说”，认为用“法益”来代替传统定义中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更为妥贴，笔者亦表示赞同。
就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而言，在现实生活中它所侵害的法益客观上也存在许多种情况，但是构成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行为的客体要件必须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所侵害的最根本的法益。这种法益通常易受到证券投资基金操作中的违规、违法行为的侵害或威胁，因而刑法特别予以保护，同时也受到证券投资基金方面法律、法规的保护。有学者指出，证券投资基金法虽然有一定的社会本位性，但本质上都是一部“投资者权益保护法”，因而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要客体应是投资者的财产权利，笔者虽对观点表示赞同，但是考虑到我国的立法体例，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是规定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之中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因此可能在立法者看来，证券投资基金的正常管理秩序才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要客体。
2.2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要件
犯罪客观要件，是刑法规定的，说明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侵犯性，而为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客观事实特征。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必须是说明此行为的危害性，并为该行为构成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所必须具备的，此外，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必须是相关刑事法律所明确规定的，这也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在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构成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的特点是外在性，直观性和客观性，不仅直接体现了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行为对期货管理秩序的严重危害性，从而可以决定证券投资基金犯罪客体的存在，而且还是认定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人主观方面的客观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要件具体表现为行为人违反证券投资基金法律法规，在从事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经纪或其他相关活动中，破坏证券投资基金的正常管理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
2.3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体要件
对于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体，概括来讲就是与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的机构及其相关人员，其为一般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
就自然人而言，按其在犯罪活动中是否具有特殊身份，可以分为一般个人主体和特殊个人主体两类。一般个人主体指不具有特殊身份，而实施了严重危害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秩序行为，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这类主体在证券投资基金犯罪领域中并不多，一般指利用证券投资基金这种方式进行贪污、诈骗等犯罪行为的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中的个人主体主要是特殊个人主体，即实施了严重危害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秩序，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且具有特殊身份的自然人，在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中主要指的是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投资基金托管金融机构中从业人员。
单位犯罪多是经济犯罪的一大特点，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亦不例外。在证券投资基金的实际操作运行中，由于单位比个人具有更强的经济实力，在人才储备、技术占有、信息渠道、公关手段等各方面都占有优势，其实施证券投资基金犯罪应该说隐蔽性更大，其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往往也比自然人犯罪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所以单位犯罪应该是我们在证券投资基金犯罪预防方面所要针对的重点。要强调的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中的单位主体必须是合法成立的，其宗旨、目的与法律是相符的，如果是为了实施犯罪而成立，依相关的司法解释只能认定为自然人犯罪，而谈不上单位犯罪主体。具体而言，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单位犯罪主体包括:
（1）商业银行；
（2）证券交易所；
（3）证券公司；
（4）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5）其他金融机构。
2.4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观方面要件
理论界的一般观点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而且主要表现为直接故意。笔者认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观形态只能是故意，过失不可能构成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理由如下：
（1）在我国刑法体系中，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皆属于财产型犯罪，也就是有的学者所指的“贪利性犯罪”，这种犯罪类型是不可能存在过失的心理状态的，因为这类犯罪有其明确的目的，或是为了非法谋取经济利益，或是为了减少自身的损失。例如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其犯罪行为的实质就是违背受托义务，擅自运用客户资金或者其他委托、信托的财产。
（2）我国刑法明确规定：“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这体现了刑法以处罚故意犯罪为原则，以处罚过失犯罪为特殊的精神，说明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罪过形式的犯罪只能由故意构成。考察有关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刑法条文，可以发现并未规定过失可以构成相关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所以笔者认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观形态只能是故意，而不存在过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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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亦应有立法概念与司法概念之分（有学者又把它表述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实质概念和形式概念，其实意思一样）。
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立法概念可界定为：证券投资基金是指严重危害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者利益和国家对证券投资基金业的监管理制度，严重危害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秩序的行为。在立法意义上存在的证券投资基金犯罪存在于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各个阶段，不以证券投资基金刑事法律是否规定为转移。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立法概念表示的是那些违反证券投资基金法规的行为应该犯罪化，其标准首先是社会危害性。
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司法概念则可界定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是指证券投资基金刑事法律规范规定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行为，即凡是证券投资基金刑事法律规范规定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行为，都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司法概念的唯一标准是刑事违法性，但它并不是完全不考虑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2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构成要件
2.1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体要件
根据刑法理论的传统定义，犯罪客体，是指我国刑法所保护的，而为犯罪行为所侵害或者威胁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近年来，学者们开始从全局上思考刑法中犯罪客体问题，主要是将刑法目的贯穿于整个刑法理论，提出了一种新的犯罪客体论，即“法益说”，认为用“法益”来代替传统定义中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更为妥贴，笔者亦表示赞同。
就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而言，在现实生活中它所侵害的法益客观上也存在许多种情况，但是构成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行为的客体要件必须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所侵害的最根本的法益。这种法益通常易受到证券投资基金操作中的违规、违法行为的侵害或威胁，因而刑法特别予以保护，同时也受到证券投资基金方面法律、法规的保护。有学者指出，证券投资基金法虽然有一定的社会本位性，但本质上都是一部“投资者权益保护法”，因而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要客体应是投资者的财产权利，笔者虽对观点表示赞同，但是考虑到我国的立法体例，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是规定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之中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因此可能在立法者看来，证券投资基金的正常管理秩序才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要客体。
2.2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要件
犯罪客观要件，是刑法规定的，说明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侵犯性，而为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客观事实特征。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必须是说明此行为的危害性，并为该行为构成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所必须具备的，此外，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必须是相关刑事法律所明确规定的，这也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在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构成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的特点是外在性，直观性和客观性，不仅直接体现了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行为对期货管理秩序的严重危害性，从而可以决定证券投资基金犯罪客体的存在，而且还是认定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人主观方面的客观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要件具体表现为行为人违反证券投资基金法律法规，在从事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经纪或其他相关活动中，破坏证券投资基金的正常管理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
2.3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体要件
对于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体，概括来讲就是与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的机构及其相关人员，其为一般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
就自然人而言，按其在犯罪活动中是否具有特殊身份，可以分为一般个人主体和特殊个人主体两类。一般个人主体指不具有特殊身份，而实施了严重危害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秩序行为，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这类主体在证券投资基金犯罪领域中并不多，一般指利用证券投资基金这种方式进行贪污、诈骗等犯罪行为的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中的个人主体主要是特殊个人主体，即实施了严重危害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秩序，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且具有特殊身份的自然人，在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中主要指的是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投资基金托管金融机构中从业人员。
单位犯罪多是经济犯罪的一大特点，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亦不例外。在证券投资基金的实际操作运行中，由于单位比个人具有更强的经济实力，在人才储备、技术占有、信息渠道、公关手段等各方面都占有优势，其实施证券投资基金犯罪应该说隐蔽性更大，其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往往也比自然人犯罪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所以单位犯罪应该是我们在证券投资基金犯罪预防方面所要针对的重点。要强调的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中的单位主体必须是合法成立的，其宗旨、目的与法律是相符的，如果是为了实施犯罪而成立，依相关的司法解释只能认定为自然人犯罪，而谈不上单位犯罪主体。具体而言，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单位犯罪主体包括:
（1）商业银行；
（2）证券交易所；
（3）证券公司；
（4）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5）其他金融机构。
2.4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观方面要件
理论界的一般观点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而且主要表现为直接故意。笔者认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观形态只能是故意，过失不可能构成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理由如下：
（1）在我国刑法体系中，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皆属于财产型犯罪，也就是有的学者所指的“贪利性犯罪”，这种犯罪类型是不可能存在过失的心理状态的，因为这类犯罪有其明确的目的，或是为了非法谋取经济利益，或是为了减少自身的损失。例如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其犯罪行为的实质就是违背受托义务，擅自运用客户资金或者其他委托、信托的财产。
（2）我国刑法明确规定：“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这体现了刑法以处罚故意犯罪为原则，以处罚过失犯罪为特殊的精神，说明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罪过形式的犯罪只能由故意构成。考察有关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刑法条文，可以发现并未规定过失可以构成相关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所以笔者认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观形态只能是故意，而不存在过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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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目前，国外学者对于证券投资基金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于基金与绩效关系一直处于争论的阶段，有些学者认为基金与绩效之间存在相关关系，还有些学者认为两者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对于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相关关系的学者的观点也存在分歧，有些认为投资基金与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效应，而有些则认为存在负面效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期，基金与绩效的关系很难界定。除此以外，国外学者也比较关注基金费用的方式，尤其是开放式下基金费用的管理费用一直是国外学者研究的热点话题，还有些学者则从基金与现金流量的关系来研究基金的影响因素。下面从基金与绩效的关系、基金与现金流量以及基金费用的方式三个方面来具体分析国外学者对于证券投资进的研究。
（一）基金与绩效的关系
基金与绩效的关系一直是学者争论的热点话题，有些学者认为基金费用与绩效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也有些学者认为基金与绩效之间存在负向关系，还有些学者认为基金与绩效之间并无显著的关系Carlson（1970）指出美国股票的基金费用与绩效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关系，Bechmann&Rangvid（2007）通过研究丹麦基金市场，也认为积极费用与绩效不存在显著的关系。而部分学者则认为基金费用与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如Wermers（2000）通过研究美国共同基金管理者在对风险进行调整后收益可以弥补管理费用及交易费用，证明了基金费用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Viet&Robert（2005）对澳大利亚基金业进行实证分析，结果也表明基金业绩与约束费用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效应。
（二）基金与资金流量的关系
对于基金与资金流量的关系，国外学者的研究较与绩效的研究较小，但是基金与资金流量的关系并不是没有与绩效的关系重要，可能是国外学者较为重视结果，而有时忽略了过程，Latzko（2002），DelGuercio&Tkac（2002）和Ruckman（2003）等国外学者则弥补了这个不足，他们从资金流量与投资基金的关系角度来研究，具体如下：Latzko（2002）利用基金面板数据研究了开放式基金中的规模效应与费用的关系，他认为管理费用是基金费用的主要源头，结果发现开放式基金的规模效应确实存在，当且仅当基金国民达到220亿美元时，基金的平均总成本最小。
二、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国内学者对于证券投资基金的研究的方法存在很多的不同，有些学者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的影响因素方面进行研究，主要认为影响因素有市场环境、法律环境、内部机构治理、科研能力等因素，建立单因素及三因素等计量模型来研究，还有些学者则建立中国证券投机基金绩效的评价体系来研究证券投资基金市场，还有些学者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的行为效应进行分析，大都学者都认为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市场存在显著的羊群行为效应，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学者利用其他的计量方法来分析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市场，如将股票市场分为牛市和熊市两个阶段来研究中国证券投机基金市场的差异水平等等。下面具体来分析国内学者对于证券投资基金的研究及其成果。
（一）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的影响因素及评价体系
孙超，杨克磊（2003）从四个层面研究我国投资基金业的现状，这四个层面分别是法律环境、市场环境、内部治理结构以及科研能力，从我国投资基金这些影响因素可以看出，它们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也相互促进，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影响因素体系，他们通过研究中国投资基金行业中存在的问题，并根据这些问题及发展中的不足，提出相应的策略和建议，进而营造一个良好的外界环境及建立一个完善的内部管理机构。还有些学者利用不同的计量模型，对中国证券投资基金进行分析并比较，如杨折，王小征（2003）利用单因素指数与三因素指数两种模型来研究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的业绩及绩效进行评价，选取1999年和2000年这两年件的数据进行研究，他们发现三因素模型的显著性水平和置信度都原有单因素模型，可见，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的收益率大致上可以利用三因素模型中的市场收益率、公司规模及账面市值比三个因素来衡量。
除了对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的影响因素分析，国内很多学者也从证券投资基金的方向角度来研究，如徐静，吴继红（2007）从证券投资基金的操作风险角度来研究投资基金的业绩水平及其绩效的稳定性，他们认为要重视风险文化，创立操作风险管理信息部门及建立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加强内部的管理与监督，完善投资基金的绩效评价体系及信息制度，对投资基金的操作风险的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和追究法律责任，这样才能有效的避免操作中存在的缺陷及制度不足造成的基金投资风险。刘百芳，徐晓雯，隋立秋（2010）也从风险变化角度入手，深入研究证券投资基金受的市场因素的约束、剩余权利对有限合伙制投资基金的最优匹配机制的影响，他们认为应该在不同生命周期中采取不同的相机匹配，这样才能有效激励管理者及提高基金的运用效率。还有些学者从机构投资的角度来研究证券投资基金对市场流动性的影响，如方丹（2011）则从机构投资的角度来研究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他认为中国机构投资者在证券投资基金领域的持股份额将达到五分之二，而且其市场正处于不断扩大和快速发展的阶段；然后这种机构投资行为是否能够提高证券市场质量是有待研究的重点问题，他通过建议机构投资者对市场流动性及股市波动性的影响，最后得出在熊市市场中，机构投资基金行为对市场流动性有着正向的影响效应。
（二）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的行为分析
国内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存在羊群行为效应，如赵家敏，彭虹（2004）通过建立CCK校正模型和虚拟变量模型来检验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的羊群行为及股市整体羊群行为的存在与否，如存在及羊群行为的存在程度有什么特点，结果他们发现，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的羊群行为与股市整体羊群行为均显著性存在，而且两者的显著性水平基本相同，从而可知由于证券投资基金在股市中所占较少的份额，所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的羊群行为在股市中对于整体股市价格的波动基本不会产生显著性的影响。肖玉军，王青松，龙露（2007）的观点与赵家敏，彭虹（2004）的观点基本相同，也认为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存在显著的羊群行为效应，他们利用上海深圳两市200年至2007年300股票为样本，利用改进的LSV模型进行实证，结果表明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存在十分严重的羊群行为效应，为了更深入的研究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他们从行业、规模、市盈率及收益等角度来详细研究证券投资基金的羊群效应及其原因，对与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
（三）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实证分析
对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的研究，国内学者不仅仅局限于对基金的绩效评价体系和行为进行分析，还有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如王尤，陈宇峰（2002）利用我国近两年来的证券投资基金经风险调整后的业绩数据进行实证建立单因素评价模型来分析证券投资基金，并与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进行比较，根据实证结果及国外先进的经验来分析证券投资基金，并对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提出相应的建议和策略。
三、述评
综观国内外学者对于基金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国外学者和国内学者都比较关注基金绩效的研究，而国外学者与国内学者的研究视角和研究的侧重点存在差异。对于国外学者对于基金与绩效的关系一直处于争论的焦点，而国内学者则建立证券投资基金的评价体系来研究基金的绩效水平，他们可谓是各抒己见，观点各不相同。对于开放市场环境与封闭市场环境，证券投资基金的绩效可能存在差异但是对于研究证券投资基金的管理费用时，大都学者又存在共同的观点，认为管理费用对证券投资基金具有正向的积极作用。对于证券投资基金的生命周期理论的研究，国内外学者的研究都较少而且不是很深入，对于证券投资基金的绩效及管理方法的研究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将国内外对于证券投资基金的影响因素研究的文献进行综述，可见，从证券投资基金的影响因素及发展的视角来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而对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的学者却较为鲜有，将发展及影响因素相结合的文献则很少，对于从证券投资基金发展中的生命周期理论将可能成为证券投资基金未来学者进一步研究的方向。总而言之，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基金与绩效、现金流量以及不同周期股票市场的情况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从而选择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综述也是非常重要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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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府为建立创业板做了多年的准备工作，终于在2009年10月30日正式推出了创业板，这意味着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果。创业板的推出不仅有利于新兴高科技企业的发展，也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我国出台鼓励机构投资者发展的相关政策，各类机构投资者在我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规模也越来越大，已经在我国资本市场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国内外学者对机构投资者进行了相关研究，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结论指出，机构投资者持股的行为对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以至公司业绩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证券投资基金是一种具有集合投资、分散风险和专业理财特点的现代化投资工具，这对于那些有闲散资金但缺乏投资经验的个人来说是不错的选择。证券投资基金成为广大投资者一种新型的金融投资选择，也活跃了金融市场，同时丰富了金融市场的内容，最终促进了金融市场健康发展。证券投资基金作为机构投资者之一，其持股是否能促进公司业绩的提升这一问题是值得研究的。本文以我国创业板2012-2014年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检验证券投资基金持股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机构投资者已经在我国资本市场扮演重要角色，国内外学者已经对机构投资者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大部分研究得出机构投资者能够积极参与公司治理，从而能够促进公司业绩的提高。国外学者Boyd和Smith(1996)对机构投资者进行了相关研究，以美国的机构投资者为研究样本，研究结果得出：相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美国机构投资者能更加有效提高公司业绩，即机构投资者有利于公司的发展。国内学者李维安、李滨（2008）对机构投资者进行了相关研究，是在CCGINK(中国公司治理指数)基础上进行研究，研究得出结果：机构投资者会积极投身到公司治理中去，有利于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从而降低了公司的成本，最终提高公司绩效。综上所述，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公司业绩正相关关系。作为机构投资者的一种，证券投资基金持股是否对公司业绩有正向的影响？据此，我们提出检验假设：其他条件一致，在严格证券投资基金持股为单一变量情况下，证券投资基金持股与公司业绩呈现正相关关系。
三、研究设计
1.被解释变量。总资产收益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评价一家上市公司的业绩时主要还是看其获利能力，同时考虑到上市公司特点以及借鉴财政部的财务指标体系，能够全面的反映了上市公司的整体获利能力的指标首选是总资产收益率。因此，本文采用总资产收益率指标来衡量上市公司业绩，并将其确立为被解释变量。用ROA代表总资产收益率。2.解释变量。证券投资基金持股比例。本文是研究证券投资基金持股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所以本文的解释变量是证券投资基金持股比例，即证券投资基金持股数量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本文证券投资基金持股比例数据取自国泰安数据库。用SEC代表证券投资基金持股比例。3.模型设计。为了验证所提的假设，本文采用最小二乘法运行以下模型：模型的解释变量：SEC数值上等于证券投资基金持股数量除以上市公司总股本；根据所提的假设，SEC的值愈大，越有动力监督管理层治理，公司治理水平越高，从而越有利于公司业绩的提高。因此，预测SEC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模型的控制变量：TAT为总资产周转率，本文预计TAT的回归系数为正；MSR为管理层持股比例，本文预计MSR的回归系数为正；LEV为杠杆比率，等于年末总负债除以年末总资产，本文预计LEV的回归系数为负；SIZE为资产规模，即是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本文将该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并预测该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
四、实证研究
1.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本文以我国创业板2012-2014年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除去数据不完整的样本后总共获得752个观测样本：2012年到2014年依次为207个、223个和322个。本文数据取自于国泰安数据库，对总共获得的752个观测样本采用SPSS和Excel对其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2.描述性统计分析。表1可知，衡量公司业绩理想的指标总资产收益率（ROA），其统计结果表明各创业板上市公司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别，极小值为-0.4366，极大值为0.2446，其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0.0606和0.0477；解释变量证券投资基金持股比例即SEC的Mean值为4.7388，证券投资基金对创业板上市公司持有一定的股份，这说明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受到证券投资基金的青睐，这与我国政府政策扶持创业板发展密切相关，但其最大值、最小值分别为19.7590、0.0420，且标准差为3.9154，说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证券投资基金持股比例有差异。3.多元回归分析。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每个变量的容差都小于1、VIF值小于2，整体的回归结果比较理想。回归结果中解释变量SEC与被解释变量ROA显著为正，即证券投资基金持股和公司业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在控制证券投资基金持股比例为单一变量的有效市场条件下，证券投资基金持股对创业板上市公司业绩有正向影响，验证了本文的假设。控制变量TAT、MSR、LEV、SIZE均与被解释变量ROA显著相关，且总资产周转率TAT、管理层持股比例MSR、企业规模SIZE与公司业绩成正比，相关系数分别为0.225、0.127、0.195；杠杆比率LEV与公司业绩成反比，相关系数为-0.452。五、研究结论本文采用2012-2014年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考察了证券投资基金持股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研究，得出结论如下：在有效市场条件下，证券投资基金持股比例对公司业绩产生显著影响。本文想着通过分析证券投资基金持股对公司业绩有正的影响，这样可以给没有证券投资基金持股的创业板上市公司以及其他板块的上市公司提供参考。
作者:崔敏 单位:长沙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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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注册登记的500多种基金中，大多采用单位信托的方式。根据香港的《证券条例》第二条，所谓“单位信托（unittrust）指任何安排，而其目的或效果是指提供设施，使人能以信托受益人的身份分享由取得、管理、处置证券或任何其它财产而产生的利润或收入”。在香港《单位信托及互惠基金守则》（以下简称“《守则》”中），单位信托及互惠基金一起被统称为“集合投资计划”。虽然在香港法律规范中，单位信托被规定为“安排”、“计划”，但从有关定义关键法律词汇“单位信托”及“信托受益人”来看，实质上，它是根据信托契约集合他人资金而进行投资的组织。它通过向投资者出售基金单位（unit）而集合资金，待资金汇集后交由投资管理公司在受托人监督下进行投资。投资者因认购基金单位而持有基金单位的证明书，并凭借基金单位证明书取得相应的权力。
单位信托的信托契约是单位信托的基石，其地位相当于公司的组织章程。《守则》对信托契约没有硬性规定，它一般是由单位信托发起人（通常情况下为管理公司）在筹组基金过程中草拟的，由受托人、管理公司签署，声明基金单位持有人受信托契约规定的约束，并且由基金单位持有人授权及要求受托人和管理公司履行信托契约规定职责的协议。信托契约的内容十分广泛，主要有：（1）单位信托的名称，成立目标，以及为达到成立目标而采取的投资政策；（2）信托受托人。受托人根据基金单位持有人的信托授权，代表基金单位持有人的权益，以受托人的名义托管单位信托中所有属于基金单位持有人的财产；（3）信托管理公司。管理公司根据基金单位持有人的授权及信托契约的规定，以为基金单位持有人谋求利益为原则管理单位信托；（4）投资及借进款项的限制；（5）资产的估值及定价；（6）暂停交易及延迟交易；（7）费用及收费；（8）基金单位持有人大会；（9）与关连人士交易的限制，目的是避免使单位信托因与受托人及／或管理公司相关连人上交易而受损失；（10）帐目报告及其审核；（11）基金单位的发行及赎回办法；（12）派息政策及日期；以及，（13）契约的修订及终止等。
2.单位信托的法律主体
单位信托的法律主体有三个，即基金单位的持有人，受托人及管理公司。
第一，基金单位的持有人。《守则》没有对基金单位的持有人明文加以规定。一般认为基金单位的持有人即通过认购基金单位而持有基金单位证明书的公众人士。持有人因在认购基金单位时授权受托人及管理人信托其财产，与受托人及管理人之间形成了信托法律关系，持有人实际上就是信托的委托人。同时持有人因在认购基金单位时即受信托契约的约束，并因持有基金单位而可享有对单位信托的权益，所以他又是单位信托财产的最终实益拥有人（beneficiaryowner），即受益人。
第二，受托人，即根据信托契约中基金单位持有人授权及契约的约定，托管基金单位持有人财产，代表基金单位持有人权益，并监督管理公司履行其信托契约之义务与责任的机构。受托人须为香港证监会接纳的下列机构，（1）根据《银行条例》第十六条而获发牌的银行或其附属信托公司；（2）根据《受托人条例》第viii部注册的信托公司；（3）在香港以外地方成立的从事银行业务的机构或信托公司。根据《守则》第四章规定，受托人只负责持有单位信托的资产；以自己的名义将现金及可注册资产注册；确保基金单位在出售、发行、购回、赎回及注销等方面符合信托契约的规定；以及在年报内向基金单位持有人作出有关管理公司对单位信托的投资管理是否符合信托契约规定的报告，但单位信托的受托人并不具有一般信托受托人所拥有的对信托财产的管理权。
第三，管理公司，即公司主要任务为基金管理，公司发行及实收资本及资本储备最少须为一百万港币或等值外币，公司借出的款额不能占其资产重大比例，并在任何时候须维持资产净值的专业投资管理公司。管理公司具体类型需根据公司在香港执行的业务而定，通常情况下，它们是按照《证券条例》的规定注册为投资顾问的公司，但如果其在香港担任分销职能或进行证券交易，则必须同时根据《证券条例》注册为交易商或豁免交易商。管理公司的责任主要是根据基金单位持有人的利益及信托契约的规定对单位信托的投资进行管理。
3.单位信托的法律性质
由上所述，单位信托的基本法律性质是信托，即基金单位持有人为了自身利益，将自己的资金在法律上的权力转移至受托人名下，委托受托人及管理人按照自己在信托契约中的授权及要求代其管理并处分财产的法律行为。它通过将资金所有人人格分离为实益拥有人（beneficiaryowner）及法律拥有人（legalowner），使受托人作为法律拥有人可以其名义在法律上拥有单位信托的财产（受托人因此也可称作名义拥有人），而基金单位持有人作为实益拥有人享有单位信托的受益权。
单位信托具有独立性。这首先是因为基金单位持有人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人士，每个基金单位持有人根据具有同一目的的信托契约，与受托人及管理人建立信托关系，使个人基金单位持有人不能凭个人意志干涉单位信托的运作。这体现在信托契约中就是对持有人大会及独立财务报告的约定。其次，因为英美法系中信托法可以通过分离基金单位持有人的人格，即实益拥有人与法律拥有人的分离，使单位信托的独立性在法律上固定下来。根据对英美法系中信托法的理解，除非信托受托人违反在信托契约中的义务，受益人一般不得干涉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管理及运作。另一方面，由于信托法在英美法系中渊远流长，有关判例、成文法关于信托的裁决和规定可全面保护受益人的利益，因此人们可放心地接受单位信托这种投资方式。所以，虽然单位信托不是根据香港《公司条例》注册的公司，不受《公司条例》的保护，但它仍是一个组织，并可独立上市。
与一般信托不同的是，鉴于单位信托的对象是社会公众人士，为保护社会公众利益，香港有关法律规范规定了（1）信托财产管理权与受托人的分离；（2）投资项目的限制，如禁止单位信托取得可使其承担无限责任的资产或加入可使其承担无限责任的经济组织，禁止投资房地产，限制卖空，禁止提供空头期权等等，但这并不影响其为信托的本质。
二、中国内地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地位及相关法律关系
第一，证券投资基金的定义与独立性。《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所谓证券投资基金“是指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证券投资方式，即通过发行基金单位集中投资者的资金，由基金托管人托管，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和运用资金，从事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投资。”这一定义虽然在某些技术术语上，如“集合证券投资方式”，“基金单位”，“托管人”及“管理人”等，与《守则》关于单位信托定义中的词汇相同或类似，但它却没有可确认证券投资基金法律地位的关键法律词汇，因此其法律地位从定义角度看并不明确。
另外，《管理办法》还规定，证券投资基金财产应独立于基金托管人和基金管理人的资产；证券投资基金应有独立的帐户；证券投资基金应具有持有人大会；证券投资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的亏损或终止只承担有限责任等。据此法律规定证券投资基金有独立性。
第二，证券投资基金契约及托管协议。《管理办法》没有明确规定证券投资基金契约的含义。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证券投资基金契约的内容与格式（试行）摘要》（以下简称“《基金契约摘要》”）的内容，证券投资基金契约是由发起人、托管人、管理人签署的，由证券投资基金持有人接受并承认的，规定发起人、托管人、管理人及持有人权利及义务关系的协议。除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外，其内容还有证券投资基金的目的、依据、原则；证券投资基金的基本情况（如名称，类型等）；证券投资基金单位的发行；证券投资基金的成立和交易安排；证券投资基金的托管；证券投资基金的目标、范围、限制、信息披露；证券投资基金持有人大会；以及证券投资基金的终止和清算等。它与香港单位信托不同，一是，证券投资基金持有人、托管人及管理人职责及权利与义务不单独由契约约定，而且也由法律规定。特别是《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第七款，第二十六条第六款，第二十九条第六款规定管理人、托管人及持有人除应履行或享有法定职责或权利外，还须履行或享有“基金契约规定的其它职责”或“基金契约规定的其它权利”。由于法律规定优于合同约定，因此，基金契约并不单独构成证券投资基金所涉及法律关系的基础。在香港，《守则》是由香港证监会公布的指导性文件，其本身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单位信托主要靠信托契约来规范。二是，《基金契约摘要》单独规定发起人的权利与义务，并把发起人单独引出作为基金契约的当事人及签署人。而在香港单位信托中，发起人只起到起草信托契约的作用，并且它因认购基金单位而享有并承担与一般基金单位持有人相同的权利与义务；它因被授权及被委托为管理人而享有并承担信托契约规定的管理人的权利与义务。三是，《基金契约摘要》并没有象《守则》一样明确管理人及托管人是根据基金单位持有人的授权及委托管理及运用基金。
《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第七款还规定，托管人应履行托管协议规定的其它职责。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的内容与格式（试行）摘要》（以下简称“《托管协议摘要》”）的内容，托管协议是对证券投资基金托管的专门事项作出约定的协议，它在形式上应是对证券投资基金契约有关托管规定的细化。而《守则》中并没有托管契约的规定，有关受托人的权利义务关系由信托契约约定。同时还应注意的问题是，根据《托管协议摘要》对当事人的规定，托管协议应记载当事人的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注册资本、经营范围、组织形式、存续期限等。这一规定明显把自然人排除在外。由于自然人构成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者的一部分，而托管须先有委托才能有保管，当事人中如不包括自然人，托管人持有部分证券投资基金资产的权利从何而来就不明确。
第三，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主体。《管理办法》规定了证券投资基金的四个当事人，即持有人，托管人，管理人，及发起人。
（1）持有人。综合《管理办法》有关条文的规定，所为持有人即通过认购证券投资基金单位而持有基金单位证明书，并享有基金资产所有权，收益分配权及其他相关权利，承担相应义务的不特定的投资者。与单位信托不同的是，证券投资基金的持有人享有基金资产所有权及收益分配权，而不是信托法意义上的实益拥有权。
（2）托管人与管理人。所谓托管人是接受委托，履行《管理办法》及基金契约和托管协议规定的职责，保管经批准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资产，执行管理人投资指令，监督管理人投资运作的银行。所谓管理人是经证监会批准，接受委托作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管理和运用证券投资基金资产的管理公司。由于《基金契约摘要》没有明确托管人及管理人根据谁的授权而托管或管理证券投资基金资产，而《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经批准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应委托托管人及管理人，所以，从字面含义看是“证券投资基金”来委托。但根据中国内地一般的法学理论，证券投资基金第一不可能是自然人，第二由于证券投资基金资产归其持有人所有，证券投资基金本身没有自己的财产，也没有自己的组织机构和场所，所以它也不能成为法人，第三因为证券投资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的亏损或终止只承担有限责任，与合伙人在这一情况下需承担无限责任相违背，所以它又不可能是合伙。因此，证券投资基金本身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不能委托。在这里，尽管《管理办法》与《守则》规定不同，但因为证券投资基金持有人是证券投资基金资产所有人，所以，有关委托应是由持有人在承认接受基金契约时授权予托管人与管理人的。
从托管人与管理人的关系看，在证券投资基金中并不是单由托管人为监督管理人，并由托管人单独代表证券投资基金持有人的利益。根据《托管协议摘要》托管人与管理人均有权力监督对方，而《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第二款和第二十七条第二款也规定，为了证券投资基金持有人的利益，只要托管人有充分理由认为需要更换管理人，或管理人有充分理由认为需要更换托管人，那么管理人或托管人则应退任，所以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制约平衡的关系。但《守则》规定受托人有权代表基金单位持有人监督管理人，这一监督权是单向的。
（3）发起人，顾名思义即为发起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的人。《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证券投资基金主要发起人须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立的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在中国内地实践中与香港不同的是，在中国内地，发起人常常组建独立于发起人的管理公司。因此，发起人的权利义务及法律地位具有独特性，这一点反映到立法上，即是对发起人单独的法律规定。
三、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性质
根据上述证券投资基金与单位信托的比较，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实质不是信托而是委托。首先，证券投资基金的定义并没有说明基金是信托关系。其次，从中国内地现有法律规范看，中国内地除人民银行对信托金融机构有关于信托的规定外，并无其他信托法律规范，所以除非在信托金融机构作为委托人一种情况下，方可产生信托法律关系，其他情况均无产生信托关系的法律依据。《管理办法》规定托管人须是商业银行，根据《商业银行法》第四十三条“商业银行不得从事信托投资业务”的明文规定，排除了证券投资基金的托管人是信托法律关系上受托人的可能。其三，信托及委托最大的区别，是信托财产必须转到受托人名下，以受托人名义管理，而委托财产不需转到受托人名下来。根据《管理办法》的规定，证券投资基金的持有人享有证券投资基金资产所有权。因中国内地没有信托法，以及证券投资基金的托管人不可能是信托法律关系上的受托人，所以证券投资基金持有人享有的基金资产所有权，也不会产生信托法律关系上的法律拥有和实益拥有的分离，在理论上，证券投资基金因而也不会由托管人以其名义管理。其四，从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人与管理人相互监督的关系上看，托管人并不是单独代表持有人利益而监督管理人的受托人。因此，在证券投资基金设立过程中，资金所有人是根据法律及基金契约规定，将其对资金的占有权授予托管人，将其对资金的经营管理权授予管理人，并在他们之间形成了委托的法律关系。这一点体现在《管理办法》中，就是《管理办法》关于托管人及管理人需“接受委托”的规定。
第二，证券投资基金是具有法定独立性的契约式组织。首先，证券投资基金持有人通过用自己所有的资金购买基金单位而接受并承认其与托管人及管理人之间的委托关系，以使其把对自有资金的占有权委托给托管人，并把对资金的经营管理权委托给管理人。由于证券投资基金具有集合性，托管人及管理人不能就每份证券投资基金单位单独保管或经营，因此《管理办法》通过明文法律规定使其具有独立性。其次，基金契约与一般的委托契约不同，它不但约定了委托法律关系中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还约定了与公司章程相似的诸如基金设立目的、依据、原则；基金的成立；基金的目标、范围、限制；持有人大会；及清算和终止等条款。这样，由于证券投资基金持有人在购买证券投资基金单位时接受并承认受基金契约约束，就使证券投资基金的独立性在契约上固定下来，并使证券投资基金持有人通过组成基金而成为一个集合体。
第三，证券投资基金具有较强的法律规范性。除《管理办法》本身比《守则》有较强的法律规范性外，由于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本质是委托，并具有独立性而与一般仅由合同约束的委托不同，《管理办法》对其作了许多明示的法律规定。首先它体现在《管理办法》对托管人及管理人主要职责，以有持有人主要权利与义务明文规定上；其次，这也体现在除颁布《管理办法》外，还颁布《基金契约摘要》及《托管协议摘要》作为当事人制定基金契约的指导。
第四，证券投资基金具有鲜明的中国内地特色和创造性。首先它是证券投资基金在中国内地实践的结果，例如《管理办法》对发起人的规定，以及对托管人及管理人相互监督制约关系的规定；其次，从《管理办法》立法整体来看，它参考了香港单位信托的有关法律规范，例如某些技术法律词汇的采用，但《管理办法》根据中国内地大陆法系的一贯特点，并没有采用信托的法律概念，而是在委托关系基础上，以法定方式确认证券投资基金具有独立性。
总之，根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是具有法定独立性的契约型组织。它的基本法律性质是委托，即资金所有人（基金持有人）通过购买证券投资基金单位，而把其对资金的保管权委托给托管人行使，把其对资金的经营管理权委托给管理人行使，并且保留自己对资金的所有权及根据持有的基金单位获得收益的法律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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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不断发展，经济环境也实现稳定进步，国内的证券投资基金也成为众多投资者所关注的金融工具之一。但是我国的证券投资基金的风险管理水平还有待提升，缺乏对风险的分析和评估，进而不能准确地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应对风险的对策，从而影响到证券行业的稳定发展。对此，笔者可观分析了证券市场投资基金存在的风险，在对风险进行评估后提出行之有效的应对风险的策略，最大限度的降低风险对市场的影响。
1 证券投资基金的内涵
证券投资基金是一种集合投资方式，可以实现投资者的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在基金的运营过程中，主要是由发行方进行投资者资金的募集，之后由专业托管方（通常为商业银行）进行托管，并由基金的管理方进行运用与管理，主要面对的是债券、股票和期货等金融工具的投资。
2 证券投资基金的风险
2.1 宏观环境风险
证券投资基金的宏观环境风险主要来自于市场风险，即整个市场的波动不定使投资基金的不确定性增加而造成市场风险的原因大多来自于国家的政治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变化。具体来说，宏观环境的风险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国家在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办法中对投资对象以及组合的有规定说：证券基金投资的对象必须是国家按照法律规定发型的股票和国债，而且投资的组合必须按照国家规定比例。这样在遇到风险时，减持股票、国债的比例不能过大，这样基金抗风险水平也会进一步降低。第二，我国的证券市场环境十分封闭，这使整个市场面临的风险进一步扩大。与西方证券市场可以进行自由的证券基金投资相比，我国的证券投资市场则是封闭型的，投资人持有的基金种类较少而且也只能投资于本国市场，这时一旦市场发生较大变动或者是步入熊市，那么基金风险也难以规避。第三，在我国用于应对证券投资基金风险的金融工具较少，进而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较低。
2.2 微观运作风险
除了宏观市场环境会造成证券投资基金风险之外，微观运作风险同样不可忽视。一方面，进行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的投资人数量较多，在进行基金运作和经营管理的过程中，往往会委托给法人治理结构将基金资产进行运作，但是这些组织结构往往将对基金的保管和管理统一起来，缺乏独立性，这样的不规范结构会让基金管理者在进行投资时按照大股东或者是主管的意见投资，那么投资人的风险也会变得更加不可控制；另一方面，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工作不到位，信息的质量和实效性差，不能让投资者及时的接收到准确的基金资产净值等信息，这样投资人在运作基金的过程中就会出现判断失误的情况，从而造成投资风险和产生巨大的经济损失。
2.3 管理人风险
证券投资基金风险中的管理人风险主要是由管理人管理水平不高、选用的投资策略不当以及管理人的职业道德素养不高等造成的。我国的证券市场起步较晚，也属于新兴市场，市场中的管理人员流动性较大，只是具备一定的从业经验，但是却没有接受过良好的培训，专业素质能力不高，不能准确的应用专业知识高效的管理基金，这就使投资者的风险大大增加；管理人在对基金进行管理的过程中需要运用良好的投资策略，根据证券投资基金的特征合理选用投资策略，以便获取更大的收益。例如，稳健型基金投资于蓝筹股会降低风险，成长型基金投资于潜力股会确保投资回报等。但是目前管理人不能对基金类型有一个准确的判断进而不能选测一个合适的投资策略，从而造成风险；由于管理人的择业道德素质低，他们会利用违规操作的方式对投资人的基金收益进行侵害，为投资者带来风险和巨额损失。
3 证券投资基金的风险评估与控制
3.1 风险评估
在明确证券投资基金的风险之后，为了更好地提出风险控制的策略，首先需要对不同的风险进行评估，明确其危害程度和特点，进而提出针对性对策。在风险评估工作中，要明确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对证券投资基金的井陉县进行评估后得出的只是一个参考值，虽然能够测算到影响基金投资收益的程度和造成风险的不定因素但是不能够评估出一个确定的数字。第二，证券投资基金风险评估获得的结果会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在开展风险评估工作时必须根据外部环境变化进行动态评估和校对，使得到的结果更为准确和稳定。第三，每一种股票基金都具有自身特点，因此采用的风险评估手段必须具有差异性，需要掌握风险变化的规律，避免经验主义错误。对证券投资基金的风险进行评估可以采用以下方法：第一，特尔斐法，即采用信息调查的手段收集权威信息，并将这些信息进行整理和分析，从而对市场风险进行评估。第二，统计计量法，即运用计量学原理评估风险，并测算出基金的市场与非市场风险。第三，财务指标评估法，即从财务报表和市场价格情况的分析中获取信息，制定出一定的指标体系，接下来再利用参考值的比较对风险进行确定。第四，价格指标评估法，即选用多样性的技术分析指标进行组合分析，推断基金投资的现实变动，但是这种方法是忽略市场风险的，只是会指示介入市场的时机选择。
3.2 风险控制
3.2.1 完善投资组合
合理的投资组合和投资工具的选择是控制证券基金风险的有效手段，因此为了更好的防控风险和保障投资收益的稳定获得，必须完善投资组合，并根据实际需要选用恰当的投资工具，调控资产比例。我国目前有三类投资工具分别是期货、债券和股票，基金管理者可以根据投资需要和期望收益选用恰当的投资工具，基金管理者为了获取较为平稳的投资收益可以选择股票以及债券，债券在二者的组合中的比例控制在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五十之间是比较恰当的，当然管理者可以从市场环境的变化情况分析调控债券持有的比例。就安全和流通情况而言，上市企业尤其是国有上市大型企业的债券以及国库券没有风险，可以在顾及债券流通的情况下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短期、中期和长期的比例，这样不仅能够维护基金的安全，减少风险，还能够让投资者获得稳定收益。在债券和股票的投资组合中，股票的持有比例控制在50%～80%较为恰当，按照投资策略来分析的话，投资选用上市股票能够确保证券投资基金收益，还能够防范和控制风险。基金管理者为了保证投资组合的合理性需要选用恰当的投资策略和组合，那么在确定投资策略及组合的时候必须征求和考虑到投资者的需求。投资者对于证券基金风险更多考虑的是收益回报、通胀风险以及投资风险，因此基金管理人员需要对以上几种风险进行考量，在确定投资组合的过程中务必考虑到投资的安全、稳定的收益回报、分散投资和投资套现。
3.2.2 加强利益协调
在控制证券投资基金风险过程中，基金监管需要承担起重要责任，采用有效的投资基金监管手段对基金的运作管理过程进行全程监管和控制，加强利益协调工作，确保基金的安全稳定运行。证券投资基金监管需要提高对利益协调工作的重视程度，将投资者利益的获得作为主要目标和工作原则。证券投资基金是一种集合投资方式，可以实现投资者的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其优势在于通过基金管理者对基金的合理投资与管理来获得较大的投资收益。在这一过程中基金管理者具有运作资产的权利，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基金管理机构需要保证自身利益，再加上基金受益者和管理者是有利益上的冲突和碰撞的，因而利益协调和合理控制基金管理者的权利显得十分重要。当投资者将基金委托给证券投资基金机构后对基金管理者的监控力度就会大大降低，那么当二者出现信息不对称情况后，基金监管机构需要将保护投资者的收益作为工作原则，运用法律手段保证受托人能够履行职责，使基金收益人的权益不受侵害。另外，证券投资基金在将大量的公众储蓄聚集起来后对其进行集中管理，这些巨额资金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证券市场的发展，管子到整个金融秩序的稳定，那么更大程度的突出和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显得更加重要。因而，我国需要不遗余力的完善和优化基金监管体系，进一步确保利益协调，促进证券市场的发展。
3.2.3 加强法制管理
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制建设是控制风险的有力保障，逐步建立健全完善的基金管理法律法规能够对证券投资基金的行为进行约束，为相关管理工作提供法律依据，从而降低风险。加强法制管理控制投资基金风险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借鉴国外证券投资基金的风险控制和法律建设经验，建立起一套完善带有中国特色的基金法律系统，除了对原有的法律发挥进行补充和完善之外，还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证券投资基金法。在对投资基金法律体系进行设计时要强调建立相互制约平衡的机制，将基金管理和托管分离开来，有效维护投资者的利益，进一步消除非法挪用基金的风险。第二，建立基金评估考核制度，对基金信息的披露进行监督，将风险和回报作为基金评估考核的标准，使基金风险评估更为准确。第三，完善和优化基金治理机制，合理地进行内部控制，解决利益冲突问题，进一步减少基金管理者的成本支出，使投资者的权益得到保护。第四，证监会通过现场检查和实时资料分析的方式对基金的运作和管理进行有效把控，并且要严格执法，对违规行为进行严肃处理，确保基金运作的健康发展，有效防范政权投资基金风险。
4 结 论
证券投资基金是证券市场上投资人用来投资和获取收益的金融产品，其收益会受到宏观和微观环境的影响，只有全面分析证券投资基金的风险，做出正确的风险评估和提出风险应对策略才能够最大程度的降低投资者的风险，确保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维护我国的经济环境安全。本文通过研究分析提出完善投资组合、加强利益协调和法治管理等措施能够降低证券投资基金风险，确保我国经济建设的全面推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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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公募基金的发展现状
截至2015年12月底，我国境内共有基金管理公司101家，其中中外合资公司45家，内资公司56家；取得公募基金管理资格的证券公司或证券公司资管子公司共10家，保险资管公司1家。发行公募基金共2722只，比上年增加54.40%，资产净值合计83971.83亿元，比上年增长85.15%。其中，封闭式基金164只，净值规模1947.72亿元，开放式基金2558只，净值规模82024.11亿元。在开放式基金中，股票基金587只，净值规模5988.13亿元；混合基金1184只，净值规模17948.31亿元；货币基金220只，净值规模44371.59亿元；债券基金466只，净值规模5895.92亿元；QDII基金101只，净值规模662.53亿元。
在我国，开放式基金因其灵活的投资方式受到市场追捧，在证券投资基金中占据了主体地位，2015年发行的证券投资基金中，开发式基金占比达到92.71%，封闭式基金仅占7.29%。
我国开放式基金主要包括股票基金、混合基金、货币基金、债券基金和QDII基金。2015年，除股票基金外，其他四类基金数量均呈现增长趋势。其中，混合基金因其中等风险和较高收益的优势，份额大幅增加（46.29%），更为投资者所青睐；而受2015年下半年股票市场的不稳定因素影响，股票基金份额自6月份开始下滑（22.95%）；货币基金（8.60%）、债券基金（18.22%）和QDII基金（3.95%）份额则小幅增加，如图2所示。
2014年12月底，我国公募基金规模为4.5亿元，2015年伴随着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发行数量的快速增加，基金份额迅速扩增，公募基金资产净值大幅增涨，达到8.4万亿元，增幅86.7%，充分体现了证券投资基金行业良好的发展态势。
（二）我国私募基金的发展现状
截至2015年12月底，基金业协会已登记私募基金管理人25005家。已备案私募基金共24054只，认缴规模5.07万亿元，实缴规模4.05万亿元。
相比公募基金，我国私募基金随着创新创业浪潮的到来，规模迅速扩大，加之中小企融资诉求急需得到满足，私募基金发展势不可挡。
二、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发展迅速，促进了金融产品的创新，推动了金融市场的发展，但发展过程中资本市场环境、基金内部治理结构及监管等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
首先，我国的证券市场环境对我国的证券投资基金发展有一定的影响。第一，上市公司赢利水平有限，信息披露不明确，制约证券投资基金理性投资。我国证券市场规模过小，上市公司质量不高，是我国证券市场存在的突出问题。第二，市场缺乏做空机制，证券投资基金市场难以规避风险。证券市场做空机制，有利于投资者主动规避风险和市场流通性增加，也利于证券市场的平稳发行，降低市场风险，利于证券市场监管的间接化、弹性化及科学化。做空机制给市场提供了一个风险对冲工具，有助于投资者回避市场风险，所以一个健康的证券市场需要做空机制实现稳定。第三，证券市场金融产品稀少，证券投资基金选择有限。证券投资基金是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投资方式，所以逐步代替了个人投资。目前我国的证券市场发展还不成熟，证券投资基金选择的金融产品有限，致使证券投资基金投资空间减少。基金管理人就难以对基金产品进行组合投资，很难达到风险对冲的目的，难以规避风险。
其次，我国的证券投资基金本身也存在一定的问题。第一，证券投资基金持有人与基金管理人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道德风险。证券投资基金持有人与基金管理人是委托关系，基金管理人应本着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为持有人服务，但由于持有人期望资产增值最大化，而管理人期望效用最大化，二者的目标函数不太一样，基金管理人可能会利用基金财产为自己谋利，或为公司谋利而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等。第二，基金托管人的独立性受限。基金托管人由法定的商业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担任，由中国证监会和中国银监会核准。《证券投资基金法》规定，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不得为同一机构，且基金托管人对基金管理人依据交易程序已经生效的投资指令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及基金合同约定等，应马上通知基金管理人，并及时向证监会报告。但基金管理人对基金托管人的聘任有一定的决定权，致使基金托管人对管理人的监督有效性不强。第三，基金公司内部缺乏有效激励制度。第四，基金持有人大会虚设。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由基金管理人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对基金管理人的基金运作和管理无权干涉，只能通过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召开才能行使职权。但基金份额持有人缺乏召开大会的实际操作能力，不能发挥大会实质性的作用，造成基金持有人大会虚设。第五，基金公司故意误导投资者，进行虚假宣传。
然后，基金外部监管体系不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基金监管内容应具有全面性、监管对象具有广泛性、监管时间具有持续性、监管主体及其权限具有法定性、监管活动具有强制性等特征，我国的基金监管需要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做支撑。我国基金业发展不如国外基金业发展成熟，相关的法律法规也不够健全，并未形成一套完整的规范的法规体系。
最后，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端人才匮乏，且流动频繁。我国的基金业发展迅速，基金市场人才需求量大，致使基金管理人员的频繁流动，不利于基金业绩发展，对基金业的稳定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对于目前国内盛行的私募基金，其也相继暴露出一些问题。一是私募基金变相公募，向不特定对象公开推介，变相降低投资者门槛等；二是管理示范违规运作，部分私募将自有财产与基金财产混同，部分私募基金管理人还存在操纵市场等问题；三是登记备案信息失真，部分私募机构长期失联，逃避监管；四是跑路事件时有发生，最突出的问题表现在非法集资的风险。
三、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对策建议
为了促进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业稳定健康发展，需要从以下方面进行：
（一）改善证券市场环境，使基金产品多元化发展
提高公司上市市场条件，提升上市公司质量，推动市场做空机制的建设，利于规避市场风险。同时加大产品创新，推动基金产品多元化发展。
（二）加强基金管理公司内部控制
加强内部控制制度应本着合法合规、全面审慎、适时的原则，规范基金管理公司内部控制大纲，健全基本管理制度，完善部门业务规章制度，规范基金信息披露工作，防止利益输送，保障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加强合规管理机构设置，强化约束激励机制。
（三）完善基金监管体系，健全相关的法律、规章制度
随着证券市场的逐步放开，必然加强相应的监管工作。对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及相关的基金从业人员的监管势必要加大力度。加强对基金活动的监管，规范监管机构和自律组织的监管职责及监管措施，加快建立以《证券投资基金法》为核心的规范性文件及完整的法规制度。同时加强基金行业自律，稳步推进基金监管体系建设，积极健康发展基金业。
（四）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建立基金人才市场，稳固证券投资基金基础
加大人才的培养和引进，规范基金管理人的市场准入条件，建立规范有序的基金人才市场，为基金业提供优质的人才。同时，提高基金从业人员的职业素质、服务水平、治理能力也是至关重要的，有助于基金业稳定健康的发展。
篇13
对于储蓄规模巨大的我国来说，发展证券投资基金能够促进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还能促进我国金融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但是，随着经济和证券行业的发展，也暴露出很多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有合理的会计理论来指导才能高效得到解决。这就意味着证券投资基金的会计理论的重要性呼之欲出。本文将对基金会计的作用和特殊性进行分析，并结合会计基本要素进行探讨，从而促进证券投资基金的健康发展。
一、证券投资基金会计的作用和特殊性
1.证券投资基金会计的作用
会计作为一种商业语言，它承担着市场参与者之间的相互沟通工作，同时承担着市场的监督任务。在证券投资基金领域，会计的作用更是不能被忽略。我国现在的证券投资基金行业虽然在国民经济转型的大潮推动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是，也暴露出很多问题，这与基金会计的不规范有着必然的联系。首先，基金在信息披露方面要求较低，很多专营投资机构，只有相关的各项比例数据，却没有实质的内容。其次，在时间方面披露存在严重的滞后性。第三，由于缺乏统一规范的核算方法，资产估值存在严重问题。
暴露出来的这些问题都给投资机构的管理者留下了不按规则办事的余地，怂恿他们的侥幸心理越来越严重，这样就制约了证券投资基金市场的健康发展。只有建立一套统一规范的核算方法，规范了信息披露问题，才能促进证券投资基金市场的透明运作，才能维护投资者的财产权益。
2.证券投资基金会计的特殊性
证券投资基金会计是以证券投资基金为核算对象的，所以，证券投资基金会计的特殊性也是源自证券投资基金与别的会计主体相比表现出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组织形式、运作方式、信息披露和信息使用者这四个方面。这些特殊性决定了证券投资基金在运营和发展过程中不能直接套用现有的会计核算办法。如果直接套用，由于不能适应该行业的特殊性，反而不利于证券投资基金的健康发展。因此，属于证券投资基金行业特有的会计核算准则的实施刻不容缓。
二、证券投资基金会计要素的确认和计量
其实，在证券投资基金领域，其会计要素仍然符合一般的六大会计要素。其分别是：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和利润。这六大会计要素，相辅相成，共同支撑着证券投资基金的运作和发展。本文着重分析资产和所有者权益两大模块。通过对这两大要素的确认和计量，揭示会计理论在证券投资基金市场中的重要意义。
1.证券投资基金资产的确认和计量
证券投资基金资产的特点是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对于证券投资基金资产的确认和计量，我国现阶段的金融市场中还是有一套根据会计原理制定的核算办法。这样，使得证券投资基金得到了一定的迅速发展。但是，还是存在一定的缺陷。首先，对市场上的问题股没有提供账务处理依据。其次，低估了部分股票的价值。第三，配股权证也存在估值不合理的现象。股票领域面临的问题也是证券投资基金所面临的问题，以此，我们应该借鉴国外金融行业的先进经验，设立一个由专业人员组成的专门的估值机构，并制定一套专门的公开的估值方案进行估值。
此外，《核算办法》对此行业的估值也有不完善的地方。一方面要求在持有债券期间按票面值和票面利率计提应收利息，另一方面又要求按市场价进行估值， 将成本价与市场价的差额确定投资估值增值或减值。而且， 债券的成本包含利息以外的所有购买款， 换言之是不考虑溢折价。这样就在账务处理上埋下了严重问题。对于发行一段时间的债券其实已经包含了一定数量的利息，也就是说，利息在债券利息收入和未实现资产利得中得到了重复计算。为了能够减少以至于避免这些问题，相关部门和行业必须实施普通的投资核算办法，在计提利息的同时分摊折溢价，才能清楚地反映出债券价值、应收利息和未实现利得，才能确定是否获得最大利润，从而促进自身的健康发展，更加推动了证券投资基金的健康发展。
2.证券投资基金所有者权益的确认和计量
基金的所有者权益，事实上也习惯性的被称为净资产，把它称为股东权益或者是业益是不对的。从动态方面看，是投资基金资产总额扣除全部债务后的余额。从静态方面看，它被分为实收基金、未实现利得与损益平准金三部分。只有这样划分， 才能更科学地核算开放式基金的申购或赎回业务。
对于证券投资基金所有者权益的确认和计量，很有必要将申购款和赎回款按净资产的三项具体划分。在现行的确认和计量方式中，将申购款和赎回款中除了面值和未分配利润这两项的金额都简单地划为未实现利得，但是这并不符合这一项的经济含义，应该划为“超面值缴入资本”比较合理。因此，针对于证券投资基金所有者权益的确认和计量，相关部门也要实施相应的改革方案，明确规定各个核算项目的具体要求，并推进实施步伐，改善证券投资基金核算中会计科目不明确的现象，从而使证券投资基金的操作和运营日趋透明化，促进证券投资基金的稳健发展。
结语
金融行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健发展和深化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同时也制约着国民经济的优化资源配置。证券投资基金对于我国金融行业来说，并没有发展到相对成熟的程度。然而，随着国民收入的不断增加，证券投资基金能够推动我国国民资产由储蓄化向投资化转型，从而推动金融行业的繁荣。但是在证券投资基金的会计理论方面仍然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这些都制约着证券投资基金发挥本应该具有的尽善尽美。所以，本文通过结合会计要素的分析，总结了证券投资基金发展过程中的会计理论问题，以此诱导该行业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