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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美国伦斯勒理工学院(Lally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Technology)的Douglas Cumming教授在Journal ofBanking and Finance上发表的《一致性监管和私募股权市场的发展》(Regulatory Harmonization and TheDevelopment of Private Equity Markets)以荷兰市场为样本的研究认为，有效且一致性的监管已经被证明对股票交易有促进性作用，协调一致的监管体系对股票市场的繁荣产生了积极影响。对于私募基金，根据针对荷兰机构投资者的调查和实证研究，研究人员得出了与股票市场相似的结论。
通过筛选。研究人员选取了100个具有代表性的机构来研究监管与私募基金投资的关系，其中包括56家养老基金、25家保险公司和19家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这100家机构投资者在2005年平均投资于私募基金的资产占他们总资产的1.09％，2006年至2010年这个值为1.44％，其中有19家机构投资者把超过其总资产的2.5％投资于私募基金，而超过5％和7.5％的分别有10家和6家。
并且，这些机构投资者有在未来投资于其他国家私募基金的趋势。特别是一些大型的机构投资者。他们表示出在2006年至2010年有强烈投资于荷兰以外国家私募基金的想法，其中有3家准备把所有的私募基金都投资到荷兰以外的欧洲，有1家计划将所有的私募投资于美国，还有一些投资者计划将他们私募基金的1／3投资于亚洲。
投资于私募基金的热情上升与监管准则的变化显然脱不了关系。在荷兰，近几年有过调整修改，且较有影响的金融市场监管规定主要有三个，包括2004年6月26日最终定稿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BaselⅡ)、2005年修改完毕的新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和2006年修改完毕的新财务评估标准(FTK)。
BaselⅡ主要是针对银行体系的监管，通过对商业银行计算信用风险加权资产和操作风险加权资产的规范，约束商业银行内部建立完整而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达到保证全球银行体系稳健经营的目的。虽然BaselⅡ对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等没有直接的监管权利，但它同样可以给这些机构投资者的投资带来影响。一方面，机构投资者在考虑其投资的效率时，肯定会考虑风险，这样就会有多样化投资的要求，而私募投资比股票市场有更高的收益期望。另一方面，按照BaselⅡ的要求，在投资之前必须进行详细的审查；即使机构投资者对BaselⅡ嗤之以鼻，比如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不必遵守BaselⅡ，但这些资金的提供者和利益相关方却可能是BaselⅡ的拥护者，为了使他们的资产更加安全，他们也当然会要求这些机构投资者在做资产分布和投资决定时参考BaselⅡ的相关规定。因此，BaselⅡ直接地或者间接地都对私募投资产生影响。
IFR s是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1ASB)所颁布的一项全球公认的、易于各国在跨国经济往来时执行同一个标准的制度，用于规范全世界范围内的企业或经济组织会计运作的指导性原则，使各国的经济利益可在一个标准上得到保护，不至于因参差不一的准则和不同的计算方法而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从2005年1月1日开始，IFRS要求欧盟的上市公司必须将财务报表交IFRS进行审批。在这一点，荷兰走在了前面，从2005年2月起，在欧盟中率先要求所有的非上市公司也必须将财务报表交IFRS审批。
制定报表的标准不同可能影响机构投资者在私募基金中的投资，有些私募公司在评估其资产时相对稳健，他们只有在投资收益确保的情况下才将其计人资本；但有些私募公司，尤其是那些第一次投资的公司在处理其报表时显得比较激进，他们将其糟糕的投资表现略过不谈，而夸大其正在投资项目的价值。这样就使得私募公司提供的IRR缺乏可信度。当IFRs定下统一的财务报告标准后，不管是上市公司还是非上市公司，均按照IFRS的要求相对公正地记录其公司资产。通过制定统一的标准，私募公司尤其是那些仍未退出项目的私募公司的可信度得到增加，使得机构投资者更加乐意投资私募基金。
FTK是与荷兰的机构投资者最直接相关的监管制度之一，实施的目的是将国际上或者欧盟中的一些标准引人荷兰，FTK第一次要求在评估资产风险等级时，不能由单个评估主体完成；风险评估模型必须充分考虑到投资机构整个的投资组合。因此，在FTK框架下投资组合的多样化就显得尤为重要。这肯定会刺激机构投资者的多样化投资，私募基金与传统的投资渠道，如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关联性不大，因此，FTK的变化将会刺激机构投资者加大对私募基金的投资。
实证的结果也支持了这一判断，FTK监管加强了机构投资者在私募基金中的投资，包括基金的基金和跨境投资。数据显示，如果将监管一致性的重要程度分为5个等级(1为最低等级，5为最高等级)，每上升1级，机构投资者对私募基金投资的可能性将增长20％，投资量增长O.9％。BaselⅡ对机构投资者投资私募基金的影响类似，不过没有FTK的明显。IFRS在多元回归的条件下不支持这一论断，但在单变量回归时，也可以得到对机构投资者投资私募股权基金有影响的结论。
对于监管，机构投资者与私募基金的态度是对立的。一般说来，私募基金更加乐意将他们投资的项目对公众保密，不希望其财务报表被监督。他们认为，尽量少的监管可以使投资于私募基金的资金更加充足，因为在决定投资项目时，他们不
需要考虑来自监管方的因素，可以专注于项目本身，更容易带来丰厚的回报。另一方面，机构投资者认为对私募基金监管的缺乏与私募基金财务报表的不规范是他们考虑不投资私募基金最重要的因素。
事实上，私募基金受到的监管要比共同基金少得多，私募基金在投资一个项目时，不太愿意将他们投资的详细情况透露给机构投资者，尤其是那些还没有退出的私募投资。私募基金受到的唯一监管是，如果基金具有一个公司实体，或者有有限合伙人，那么私募基金将受到他们的监督。或者，有些私募基金为了税收上的利益(比如以研发成本抵税)以某些政府部门的名义注册时，就将受到政府部门的监管。与共同基金的最大不同是，在实际投资操作中，私募基金不受到任何形式的监管。
虽然私募基金更多地披露其信息有助于加大机构投资者对于私募投资的投资力度，但私募基金的经理还是强烈反对更多地披露信息。首先，披露信息需要成本，可能这些成本会超过由于披露信息而带来的投资增加所产生的收益。私募基金投资的那些公司(项目)也不愿意将他们的信息公之于众，这样可能会导致其现金的流动受到很大的限制。其次，相对于较成熟的私募基金来说，信息披露更可能给新的私募基金带来好处。在风险资本市场，对于未来的预期往往来自于过去的表现。成熟的私募基金如果在过去有一个良好的投资记录，根本不用担心他们的资本状况。对于这些表现优良的私募基金来说，有一大批的机构投资者希望向他们注资。因此，信息披露不会给他们带来额外的好处，并且，基于阻止潜在竞争者进入该市场等原因，他们也不愿意更多地披露其信息。
监管的缺乏往往伴随的是高风险和流动性的不足。一般来说，私募基金的有限合伙人要求基金可以持续10年的时间，而私募投资的项目带来回报的过程也很长，因此流动性很差。另外，机构投资者在投资私募基金时面临着比其他投资更大的监管和管理成本，要求他们拥有更加高超的私募基金资产评级技术。相对于投资私募基金的可能高收益，机构投资者往往更在乎其投资资产的安全性，因此在投资私募基金时慎之又慎。
相比而言，机构投资者受到更加严格的监管，投资于私募基金的资产比例受到严格的控制，他们还必须为其提供的产品对消费者负责。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和银行的客户更容易受到冲击，因为他们很大一部分的资产都在这些机构。因此对机构投资者的监管必然会很严厉，以防止他们拿普通老百姓的钱不顾风险地寻求高收益，机构投资者一般都被要求提供不同的合适的产品以适应不同顾客的需要。资产的分布应该在风险和收益之间取得很好的平衡，有能够应付各种期望到的以及没有期望到的债务的能力。
在中国，近年来高速发展的经济为私募基金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本土私募基金也开始大力发展。2006年12月末，由国家发改委审批的唯一一家产业投资基金――渤海产业投资基金挂牌。2007年，国家开发银行先后参与了中意曼达林基金、中国风险投资母基金、中非发展基金等3个产业投资基金的设立。但总的说来，从法律法规、监管体系到市场机制和私募从业人员，中国的私募基金还存在很多问题，亟需大力改善。
从荷兰的例子来看，监管对于私募基金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但目前中国政府的定位比较模糊，没有一个主导私募基金的管理部门，尚不能形成有效监管；在监管理念上，也主要偏重于对中小企业的扶植，忽视了私募投资发展所带来的风险，以及可能对金融体系所产生的冲击。而事实上，投资者的利益是私募基金健康发展的基石。由于投资者与私募基金是一种信托关系，在把资金投入私募股权中的同时也丧失了对其资金的独立支配权。因为信息获取的不平等，投资人相比管理人和托管人处于劣势地位，需要法律监督的保护。具有良好的监督环境，投资者才会对私募基金有信心，从而踊跃投资；同时，政府对私募投资的重视程度不够，对于处于起步阶段的私募投资业，在税收等方面没有相应的优惠和政策支持。
篇2
私募股权基金在促进科技创新、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等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1]。我国有必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充分发挥PE的优势，为国民经济服务。鉴于PE在我国的迅速发展态势，为促进其健康发展，我国有必要在借鉴其他国家PE监管制度的基础上，将PE纳入监管并为其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和公共服务。作为一个新兴事物，PE具有不同于传统的银行、券商等金融中介的自身独有特点，在监管上有必要加以区别。
一、监管目标
监管目标是指监管者根据自身判断，借助监管制度的实施，达到预先设想的目标和结果。监管目标的确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管的原因，即为何要对PE进行监管？由于PE在运作中具有信息透明度较低、杠杆率较高、产品设计较为复杂、资产流动性和风险性较高等特点，如完全放任其游离于监管之外，PE市场中投资者的正当利益可能会受到侵害，甚至影响金融体系乃至经济体系的稳定。借鉴其他国家对PE的监管实践，结合我国PE发展实际，笔者认为对私募股权基金市场监管的目标主要有三个：保护投资者合法利益；营造良性竞争的市场环境；防范PE行业的系统性风险。
（一）保护投资者合法利益
保护投资者合法利益是私募股权基金监管的首要目标，是私募股权市场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私募股权市场的投资者作为金融消费者，应当如同普通产品市场中的消费者一样，其合法利益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如果投资者的正当利益长期得不到保障，则他们就会选择退出这个市场。只有投资者的权益得到了应有保障，才能鼓励投资者源源不断地把储蓄资金投入到投资私募股权行业中，私募股权基金的各项功能才能够充分发挥出来。由于私募股权基金多采取有限合伙制，作为投资人的有限合伙人（LP）不直接参与PE的日常管理，缺乏对私募股权基金运作信息的了解，同时由于PE通常投资于非上市公司，投资对象的信息披露程度也远远低于上市公司，这些使得投资者难以甄别私募管理人的真实管理能力，影响了私募股权基金投资人对基金管理人的选任。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投资者在私募股权基金投资中难以准确判断私募股权基金管理人的管理水平、基金对外投资合约的优劣，因而可能受到基金管理人的盘剥和欺诈。而这其中发生的交易成本，在监管缺失的情况下，无疑要由投资人买单。因此，应将保护投资者的合法利益作为PE监管的首要目标。
（二）营造良性竞争的市场环境
政府监管作为一种公共服务，营造公平透明的竞争环境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维护私募股权基金行业主体间的公平竞争秩序。目前，私募股权基金行业有部分主体并非依靠自身资金或管理能力帮助被投资企业提升企业价值，而是通过毫不透明的暗箱操作，突击入股Pre—IPO企业上市一夜暴富，以PE的方式堂而皇之地攫取高额暴利，这就是引发社会公众投资者愤慨的“PE腐败”。还有部分机构借PE之名行非法集资之实，欺诈投资者；也有部分私募股权基金采取诋毁同行、刊登虚假广告等方式进行不正当竞争。所有这些，不仅严重损害了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破坏了规则的公平，最终也会损害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动摇私募股权投资行业发展的基石。因此，应通过完善相关规则、增加透明性、强化媒体等多方监督和严厉查处上述违规行为，净化PE市场。二是规范地方政府间的不正当竞争。目前，为鼓励私募股权基金发展，吸引私募股权基金落户，不少地方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这些政策有些是属于正常的公共服务行为，有些则有“花钱买落地”的嫌疑。为维护正常经济发展秩序和政策法规的公平合理，应在国家层面出台规范地方政府有关PE的竞争性优惠政策，淡化或取消“花钱买落地”的优惠政策。
私募股权基金作为金融创新的产物，其对外部环境要求较高，行业的健康发展需要具备良好的外部环境。首先，需要良好的诚信和法制环境。私募股权基金固有的风险性和信息不对称，决定了无论是基金的募集环节还是投资环节，都必须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上，对各种可能的法律后果能有明确的预期，投资者才愿意承受相对较高的投资风险。其次，需要有较为活跃的市场环境。私募股权基金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投资行为，其目的不是为了长期持有被投资企业的股权，其持有的目的就是为了能溢价卖出，如果没有便捷的股权交易市场，股权难以交易变现，势必严重影响私募股权市场的发展。再次，需要有较为友好的创业环境。私募股权基金所投的对象是企业，更准确说投资的对象是创业企业家。如果没有较为友好的创业环境，没有千千万万个愿意创业的创业者，私募股权基金将面临“无龙可屠”的局面。
（三）防范PE行业的系统性风险
与银行相比，作为股权投资方式的PE投资具有如下特点：投资的性质为股权投资，投资的风险较高，且风险直接由投资者承担；投资的对象多为处于成长期、高科技类型的公司，公司运营的风险较高，资产波动性较强；多投资于未上市公司股权，信息披露程度较低，资产流动性相对较弱，退出周期相对较长；常常运用杠杆操作，且杠杆比例较高，一旦发生风险，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2]。由于PE行业具有如上特征，因而其具有较高的负外部性。2008年金融危机的起因也在于，美国的监管对越来越复杂的金融衍生品没能及时识别风险，包括PE在内的大量金融交易处于监管真空中，美联储在美国国会的报告中也坦承这是“金融监管措施的重大失误”。我国目前PE发展的时间尚不长，但PE风险也已经开始呈现。2009年以来，为吸引PE落户，天津市出台了一系列针对PE的工商注册、税收、财政补贴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在政策的吸引下，大量PE落户于天津，但也有一些不法分子打着PE的名义开展非法集资或实施诈骗。2012年4月19日，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刘健钧处长出席上海创业投资高层研讨会时表示，目前天津成立的上千家合伙制基金竟然大多数都是“空头基金”，没有一分钱到账，或仅有管理公司少量资金到账。这些基金往往注册资本规模达数十亿元，然后再假借工商登记文件，到处诱骗老百姓。针对这种情况，必须加强对PE的监管，防范可能出现的系统性风险，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
二、监管原则
PE的监管原则，是指监管部门在对PE实施监管活动中，应当始终遵循的标准和准则。与一般的金融监管相比，PE监管当然应当遵循其共性的监管原则，如监管主体独立性原则、依法监管原则、政府监管与自律监管相结合原则等。鉴于PE行业的内在特点，对其监管除应遵循一般的金融监管原则外，还应有适应其自身特点的监管原则。
（一）适度监管原则
与公募基金严格的监管规则相比，美国等成熟市场国家对PE的监管相对宽松。2008年金融危机后，加强对PE监管成为全球共同趋势。各国在强化监管的同时，也在小心翼翼地寻求监管和市场的平衡，避免监管过度对私募股权投资行业造成伤害。对PE的监管应立足于注重发挥市场的积极性，通过PE当事方之间充分的市场博弈来促进其发展，政府有形之手不要过深过细干预其内部运作，否则会制约了当事方的博弈空间，窒息了市场的发展活力，从长期看会阻碍行业的健康发展。因此，我国PE监管有必要将适度监管作为首要原则，监管的内涵主要包括如下几点。一是监管的重心在于强化投资者保护。建立PE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把住PE投资者准入关；加强对基金销售行为的监管，避免私募销售公募化；加大违法行为查处力度，对恶意欺诈投资者、损害投资者合法利益的行为严惩不怠。二是监管的着眼点在于强化对行业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建立健全行业风险监测体系，加大对重点机构、高杠杆操作行为的监测防控力度，避免个体风险演变为系统性风险。三是监管的方式以消极监管为主。即在市场准入监管上，采取与传统金融机构事前许可经营不同的准入制度，以事后备案为主；在市场行为监管上，采取与传统金融机构监管主动检查不同的监管方式，实行不告不理的监管方式，无投诉（举报）不行动、有投诉（举报）才核查。
（二）柔性监管原则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监管通过规制市场行为和规范市场秩序，维护市场竞争活动的公平、公正，降低市场经济活动的运行成本，增进市场效率。但政府监管不仅意味着政府只是“板起面孔”履行监督和管理职责，而更多体现为正确处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合理划分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同时合理运用经济、行政和法律的手段，有效弥补市场的缺陷和不足，促进市场更好运行，行业更好发展。目前，PE在我国发展的时间还不长，我国对PE行业不是考虑如何加强监管，而更多是考虑如何营造良好的外部支持。因此，有必要将柔性监管作为一个监管原则，为PE发展营造较为宽松的监管环境。柔性监管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在监管边界上，合理界定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对妨碍市场开放和公平竞争以及实际上难以发挥有效作用的行政审批，坚决不予确立；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或自律组织完成的，放权于市场或自律组织。对那些确需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责，要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做到制度公开、程序严密、环节简洁、公正高效。二是在行政管理上，建立透明高效的管理体制。通过改革行政体制，整合行政资源，健全部门职责体系，解决职责交叉、推诿扯皮现象，改变目前我国PE监管多头管理、多龙治水的现状，建立职责明晰的监管体系，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提高政府透明度。同时，在管理方式上，多采取行政备案、行政建议、行政指导等柔性的管理方式，减少行政审批、行政强制、行政处罚等刚性规定，给予市场主体更多的自主空间，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三是在行政服务上，建立友好型的政务服务体系。监管部门要强化服务意识，明确监管对象也是服务对象，在政策制定时要积极听取监管对象的意见建议，了解PE在做什么、想什么、想要什么。在履行监管职责的同时，积极提供法律规范、政策引导、产业扶持等公共服务，积极协调相关部门一起营造有利于行业发展的税收金融环境、市场发展环境等。
（三）自律监管原则
PE的非公开发行性质，决定了私募股权投资行业是一个以行业自律为主、有限监管为辅的行业。由于股权投资在运作过程中信息相对不透明，在对股权投资企业实行监管的同时，更应注重发挥行业自律的作用。与强制监管模式相比，行业自律的优势在于：企业和行业协会对规范的承诺程度更高；制定准则时信息更充分；政府可以节约监管资源；规范内容更容易为企业所接受，具有更高的可行性；规章更容易理解；自律规章能够及时调整以适应环境的变化等。欧美的股权投资市场相对于国内发展较早，运营模式也相对成熟。其中，除了法律法规的有效监管外，股权投资行业内的自律体系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从欧美的PE监管经验来看，PE信息披露的重要内容、基金管理人的资本充足率、杠杆率、资金托管等被纳入到监管范畴，而股权投资常规信息披露、估值、利益冲突、公司治理和运营则保持在行业自律框架下。建议根据我国PE的发展情况，推动设立全国性的行业协会，切实承担起自律组织的一线监管职责，做到服务到位、沟通有效、监管有力。同时，监管部门要注意处理好和行业协会之间的关系，要信任、倚重、支持自律组织，坚持自律组织能接得住、做得了、管得好，坚决放手自律组织去管。改变目前行业协会普遍存在的独立性不强、权威性不够的问题，避免行业协会成为监管部门的附庸。
（四）原则性监管原则
近年来，与传统规则性监管方式相对应的原则性监管方式日益受到金融监管当局的重视。PE在我国的时间还不长，我们对其内在规律的认识还有待加深，在一个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的新兴国家如何发展自身的私募股权投资行业，如何更好地建立适应行业发展的监管体系，都还需要探索和研究。PE作为金融创新的产物，其自身也处在不断的创新发展中。对一个变动不居的事物进行监管，原则性监管较之规则性监管，在监管的灵活性、适应性等方面有其明显优势。原则性监管原则具体体现在：一是在制度设计上，采取“宜粗不宜细”、“宜少不宜多”的原则。“宜粗不宜细”是指制度规定尽可能原则一些，不要过多地介入基金的内部运作，给行业和市场留足探索和发展的空间；“宜少不宜多”是指对那些已经想清楚的、需要明确而且能够明确的制度可以先明确下来，对于那些还存在争议、还没有弄清楚的制度，先等一等放一放。二是在制度执行上，采取目标导向型，并充分发挥PE机构管理层的作用。由于PE机构投资过程的非公开性和非透明性，监管部门难以也没必要对PE的运作过程进行监管，监管部门应坚持着眼如何实现投资者保护、系统风险防范等监管目标，并将监管目标通过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信息披露、事后惩处等方式，内化为PE机构管理层的自主行为。
（五）协作监管原则
目前，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达50%左右，2012年实际使用外资（FDI）金额1117.2亿美元，进出口总额已居世界第二，连续第三年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已融为一体。PE方面，2012年我国PE募集资金总量中所募集的外币基金额占到27.59%，国际知名的PE机构如KKR、德克萨斯太平洋资本、华平投资、凯雷集团、黑石、淡马锡、摩根斯坦利、IDG等均已经进入了中国市场。同时，各国为发展PE产业，竞相推出吸引PE投资落户的优惠政策。因此，我国在设计PE监管制度时，必须考虑监管制度的国际协调合作。具体体现在：一是PE监管制度的比较借鉴。监管制度实际上一个国家PE经营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监管条件较为苛刻、监管制度不友好，PE会将注册地等迁至其他国家；如果监管尺度过松，则可能会引发金融风险。因此，必须系统研究借鉴其他国家支持发展PE的具体措施及规范的具体监管制度，在制度设计中做好平衡。二是PE监管中的国际协作。目前PE在全球投资的现象较为普遍，如何对其主体和投资行为进行跨境监管，避免出现监管套利或监管真空，是我国PE制度设计中也必须慎重考虑的问题。
参考文献：
篇3
出于上述两方面的考虑,笔者对于本课题的研究思路基本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即:(1)以成熟市场中的私募基金运作与监管模式为参照;(2)在具体私募基金的研究对象方面以目前曝光度最高的美国对冲基金为主;(3)研究重点不在于求全,而是针对我国未来私募基金发展进程中的运作问题和监管模式尝试提出一些有益的解决思路。本文后续的内容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三个方向而展开的。
可以认为,我国目前尚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私募基金。这里涉及到基金组织形式本身和社会经济环境两方面的问题,在目前《投资基金法》的立法过程中实际上已有反映。首先,在社会信用机制效率低下的背景下,监管方对于信托行为的控制存在逐渐强化的趋势(例如在信托法的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信托成立”及“信托生效”分离辨别,很明显是立法机关对于社会信用状况缺乏信心的表现)。没有民间信托行为的健康发展,探讨私募基金的运作与监管是缺乏其土壤的,而政府是否有魄力让私募基金获得自由发展的空间仍然不可预知;其次,鉴于我国潜在私募基金的资金影响约在7000亿人民币左右,政府很难对如此巨大的经济资源放任自流,“加强监管”不会只是一句口号,而是涉及了相当复杂的利益分配关系和政治考虑。
从私募基金本身来看,在缺乏上述环境支持的情况下,我国的私募基金有可能一开始就处于畸形状态。如果这种经济格局不出现实质性变化,那么无论在私募基金的组织结构、运作模式、监管政策还是业绩评估方面,都很难指望出现一种合理、公平、客观的约束及评价机制。对比现在常常被作为私募基金对立面而加以标榜的公募证券投资基金的情况,不能说这种担心纯属过虑。
应当指出的是,除了对冲基金外,其他类型的私募基金都处于较为隐秘的状态(大部分是与涉及商业机密有关),而且数量相对较少,从而令针对其运作模式的外部研究难以深入。因此,我们将明确下面的探讨范围地仅针对公开信息相对较多的对冲基金。若非予以特别指出,则下述“私募基金”概念一般意指“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或“对冲基金”)。不过,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这些研究的结论未必能够类推适用于其他类型的私募基金。
对于美国对冲基金运作及监管环境的分析表明:美国对于对冲基金的监管并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是有意识地为这一自由经济的产物留下广阔的发展空间。多元化的投资主体结构对于成熟健康的证券市场来说可能是较为适宜的,而且出于对社会信用体系的信赖(尽管这一体系不时仍爆出了一些意外的危机),监管者力主由其他市场参与者施加的信用及契约控制来制约对冲基金的不当行为,但是,对冲基金发展的前提仍然是不能破坏市场的公正、公平秩序。这就是多年来美国政府及司法部门对于对冲基金的监管思路。
至少在目前看来,就对冲基金实施直接监管或者急于加强间接监管都是不得人心的。不过,在其监管环境方面,不可能不受到LTCM事件影响的波及。即使象LTCM那样肆无忌惮地运用杠杆进行博弈的对冲基金仅占少数,美国政府及司法部门也会认真考虑采取制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或尽可能消除其负面影响的一些必要措施。
未来对冲基金监管模式的演化肯定是渐进式的,而且指望其达到共同基金的监管水平是不切实际的。
可以认为,相关立法支持的缺乏是导致我国各种民间信托行为及相关保险行为(如果还不能把它们称为私募基金的话)无序发展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至于现有的《信托法》及《保险法》也对相应的私人信托行为和非商业保险行为进行了较为严格的限制、或者使其处于空白状态。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私募基金的发展是以私有化经济为基础的,良好的社会信用机制和健全的法律保障是其自由发展的两个重要基础。在我国目前经济环境下,这两个要素应当说都尚不完全具备。
更为可虑的是,目前证券监管部门和立法机关对于私募基金的监管规范立法似乎并未认真考虑中国的市场环境和基础问题,在对私募基金的认识上分歧较大,一些间接透露的信息表明高层(主要是人大立法委“投资基金法”工作小组)的某些失之偏颇的看法对于我国私募基金的未来发展可能会形成令人担忧的不利影响。
目前,我国市场格局和国民经济体制都处于转型时期,其间的动荡和混乱不可避免。在私募基金的运作与监管方面,由于缺乏信托法的充分支持,大部分类似于私募基金的民间集合投资现象仍处于地下状态,而且大量的契约纠纷难以得到司法救助。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国私募基金目前的风险来源主要是系统环境风险。
对于我国私募基金立法工作可能存在一些的问题,可行的参考解决方案和建议包括:
(1)实行自由化的间接监管政策,但在发起人及投资者资格认定环节予以严格控制
(2)建议不再进行单列的私募基金立法工作
(3)建议对非法人组织的民事主体资格进行专门立法进行确认,以使私募基金之类的组织享有充分的法律保障。
(4)建议对私人信托行为进行认定。
篇4
1 我国私募基金发展现状
虽然目前我国的法律体系中还找不到对私募基金的准确定义，但是在市场中实际上具有私募基金性质的地下私募基金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从其对证券市场的影响力度上都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2001 年,夏斌的《中国“私募基金”报告》估算出当时中国私募基金达7000 亿元。目前我国具有私募基金性质的地下私募基金的组织形式多种多样，这些地下私募基金主要有以下几种组织形式：
（1）工作室。
工作室是目前最公开最常见的私募基金。以较有名气的股评人士或研究人员命名的各类工作室大部分负责给客户提供详细的市场操作计划，而且，随着资金量的较大差异 表现为所谓 “金牌会员”、“银牌会员” 等一般地进入工作室所要求的资金量门槛并不高。在深圳，一些著名咨询机构下的工作室只要有 50 万元就可以达成合作的口头协议。 正因为资金量不算太大，一些客户提出了较高的年保本收益率，这一数字目前一般为 20%左右。至于工作室的收入，大多数并不直接向客户收取，而是由工作室与客户进行交易的证券营业部进行协商，从交易佣金中提取。
（2）券商。
证券公司是最早参与地下私募基金的。1993年证券公司的主营方向由经纪业务转向一级市场业务，与之相应的是需要定向拉一批大客户，久而久之,双方建立了相互信任关系，证券公司的角色也就顺理成章的转换成委托人。从 1999 年起 综合类券商经批准可以从事资产管理业务，受托管理现金、国债或者上市证券。从地下转为地上公开之后，各券商在这方面的竞争更加激烈了。目前，一些证券公司在开展资产管理业务中都有相同的承诺，如保证收回本金保证年收益率等。
（3）公司型私募基金。
从1997年以来，更加接近于严格意义上的私募基金以公司的形式出现了，如投资咨询公司，投资顾问公司以及投资公司。地下私募基金主要来自于企业，大多以专用账户的形式存在。在出资额、使用期限、分配等方面都参照公募基金。投资咨询公司能作为 地下私募基金的发起人、管理人，其工作重点也会以目前的公司形象宣传转而向提高所管理资产的利润率发展，从而进一步提高公司的吸引力，形成良性循环。至于监管方面，这部分基金多让大投资者做资金的监管人，重大投资则须经投资人本人同意，因经营业绩相当不俗，这些基金在市场上颇受追捧。
2 私募基金发展的风险分析
2.1 我国私募基金的风险分析
中国的私募基金一直游离于法律、法规监管之外，没有取得合法地位，面临巨大的法律风险。
首先，我国的私募基金一般以工作室、券商、公司型私募基金等名义存在，在组成形式上与受托理财、集资投资相似，基本上通过私下订立契约而形成，建立在这种非法的契约上的委托关系是很脆弱的，无法控制受托者的道德风险，一旦发生纠纷，投资者权益难以得到法律保障。
其次，国外私募基金的操作手段是利用金融衍生工具进行对冲，在控制风险的同时，也加大了风险。在目前我国期权、期货等金融衍生工具不完善甚至不存在基金管理人素质不高的条件下，私募基金主要依靠在证券市场上做庄或跟庄获取收益，既影响了证券市场的稳定性，也使其面临的风险扩大。
最后，由于目前国家对私募基金的立法没有正式出台，投资者还面临着政策调整的风险，由于私募基金信息披露要求低，高财务杠杆投资模式的特殊性，决定了它的高风险性和社会震荡性。所以，如何加强对私募基金风险的控制和适度监管越来越成为关注的焦点。
2.2 私募基金蕴含巨大的风险
（1）信用风险 。
因为私募基金在法律上还没有正式地位，所以它的投资者与管理者签订的契约合同在法律上是无效的，是得不到法律保障的。因此私募基金的投资者面临着巨大的信用风险。
（2）到期无法兑现的风险。
私募基金投资者对管理者使用资金都有一个期限限制，如果私募基金到期不能达到预期的收益，那么，就会像非法集资案一样拆东墙补西墙，最后因兑付现金越来越多而集资资金越来越少形成恶性循环，造成无可挽回的兑现风险。
（3）系统风险。
虽然一些较大规模的私募基金采用了西方基金的做法，有一套监管、运作的方案，而且，迄今为止私募基金的运转从整体上讲还算正常，没有出现系统性的信用危机。但由于缺乏外部监管，加上此类业务本身就处于地下状态，使得基金管理人操纵市场、欺诈客户行为时有发生。由于市场竞争激烈，法律地位不确定，很多基金管理人短期行为严重，经营风格激进，一旦市场大势发生逆转，基金经营的资产质量下降将会引发很多金融风险。
3 国外私募基金监管的经验
目前各国对私募基金的规范可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对私募基金已形成一套完整的法律规范体系,第二类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形成以行业自律为主,政府监管为辅的私募基金监管法律体系。
3.1 美国私募基金监管模式
美国对私募基金的规范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投资者资格的限定。美国法律规定,投资于私募基金的投资者必须是“有资格的投资者”。所谓“有资格的投资者”是指必须符合《1933 年证券法》的“法规D”,以及《国民市场证券改革法》的有关规定。
（2）对私募基金设立的放宽。据美国《投资公司法》的规定,在美国从事证券投资、证券交易的基金必须向全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 登记注册,并且只能设立固定面额证券公司、单位信托投资公司和公开募股管理型公司。证券交易委员会从基金的投资资格、范围、方法、手段等方面予以审查监管。但是对于私募基金,美国的《证券法》却为其提供了“安全港”(Safe Harbor) 条款《 证券法》中的D 规则规定私人合伙投资于证券市场,投资者可以不按《投资公司法》规定的三种方式设立合伙制的投资机构,并且符合一定条件的,如符合投资者人数的规定或不公开发行证券等,可以免于登记注册《证券法》的S 规则则为外国人的私人证券投资提供了同等优惠的条款,这样美国的私募基金实际上就具备了一条合法的避开金融监管且注册豁免的简便路径。
（3）对私募基金公开发行的限制。美国法律规定私募基金发行不能在社会上公开宣传,只能在私下进行。因为大众投资者不具备专业分析和自我保护能力,美国法律对私募基金投资者限定的原则,就是将他们严格控制在有自我判断、自我保护和具备抗风险能力的人范围,因此严格限制公开发行。
（4）在信息披露方面不做严格要求。根据美国的法律,公募基金必须定期向投资者通告经营状况,包括净资产报表、收入和支出报表等,不得少于每半年一次;向SEC 提交年度或半年度经营报告,汇报主要经营情况,并接受独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审核内部会计制度等。而私募基金则不要求在监管机构登记、报告或披露信息。因为美国相关制度的设计就是以投资者的成熟、理性为基础,认为他们有足够的能力和技巧跟基金经理人合作和沟通,监管部门和公众都无须介入和了解情况。
3.2 英国私募基金监管模式
英国对“私募基金”的监管原则主要体现在信息传播方式上。在英国《2001 年集合投资发起(豁免) 条例》中, 从传播信息的角度, 对“未受监管的集合投资计划”进行限制, 将“传播”理解为“被授权人在业务过程中邀请或请求加入某不受监管计划”, 并将“传播”划分为“对某人的传播”和“指向某人的传播”、“实时传播”和“非实时传播”等。在传播过程, 其一般要求提供: 投资者的资格证明、投资者本人的声明和传播者在传播过程中发出警告及有必要的防止其他非目标人员参与的机制。其对“实时传播”则仅限于由海外人士向海外人士传播关于海外投资的计划, 投资专家, 拥有高额资产的公司、非法人公司组织, 熟练投资者, 信托的发起人、受托人、其他代表和信托、遗嘱的受益人。
英国有关私募基金的法律规定也包含在证券和投资基金的法律法规体系中。包括有1958 年的《防止欺诈法》, 1973 年《公平交易法》,1976 年的《限制交易实践法》以及1985 年的《公司法》等,而1987 年的《金融服务法》,可全面监管投资基金的各项运作环节。但总的说来,英国私募基金业管理宗旨是以行业自律为主,法律的监管居于次要地位。其行业监管体系由三个机构组成:证券交易商协会、收购与兼并专门小组、证券业理事会。各个机构都制定有一整套的行规和条例来进行自我监管。不过近年来,英国证券市场监管有了些变化,出现法律监管与行业自律相结合的趋势,但总的说来,与美国相比,英国的法律监管体系还是较为宽松。
从以上私募基金监管模式我们可以知道私募基金在国外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国外对私募基金的监管主要靠一些较为细致、可操作性强的规定, 来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即便在最发达的美国其监管也是很严格的。因为“私募基金”投资具有极大的风险性, 国外私募基金监管的重点：一是对于投资者人数和资格的限制；二是对私募基金发行方法和信息传播的限制。因为私募基金在我国还是新生事物,所以我国的私募基金监管模式应主要向监管较为严格的美国的监管模式学习。
4 我国私募基金监管的立法选择
我国的私募基金目前处于地下状态，并没有得到法律的承认，它完全是适应资本市场的需求而自发产生的。尽管时间不长，但已经达到相当的规模。逐步规范私募基金，使其合法化是必然的趋势。借鉴外国经验,再结合我国实际,笔者认为,政府应当加紧制定和完善与私募基金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使其有一个明确和恰如其分的法律身份,再配之以严格的法律环境和监督制约,这样既可以顺应市场发展的大趋势、减少交易成本,又有利于它们的规范运作。具体来说，应着重强调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4.1 严格设立管理人与发起人条件
鉴于私募基金的高风险性, 基金管理人的资格应该制订得比公募基金更为严格。作为私募基金发起人和管理人起码应具备以下条件: (1) 具有较强的资金实力和抗风险能力, 其注册资本和净资产要达到一定规模, 同时要根据其注册资本和净资产的大小来核定其募集基金的最高限额; (2)具有一定数量的专家型从业人员和固定的经营场所及必要的设施; (3) 要有良好的经营业绩和良好的信誉等。在试点阶段, 符合一定资产规模的, 规范运作了规定年限的, 有成功管理基金业绩的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大型投资咨询公司、信托投资公司以及投资顾问公司可以作为发起人和管理人的首选。
4.2 确定统一的监管部门
信托业由中国人民银行监管,而证券市场由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这就导致当私募基金出现问题后,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在行使行政管理权时,存在管理权的交叉或真空地带,在对违规的私募基金进行处罚时,两个部门之间必须花费精力来相互协调。为防止出现多个行政管理部门都管,结果都不管的情况,建议应该明确由一家机构作为行政监管机构。从我国私募基金的投资方向看,目前基本上是投资于我国的证券市场。从监管的便利、及时出发,私募基金的行政监管机构为各级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更为妥当。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私募基金的监督部门,有利于整个证券市场的统一管理和监督。
4.3 加强对私募基金信息披露要求
监管部门应当要求私募基金定期地不间断地向投资者公开其资产、负债规模和结构，增强其经营透明度，并且，定期就其投资情况、资产组合和资产状况向监管部门备案 。
篇5
可以认为，我国目前尚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私募基金。这里涉及到基金组织形式本身和社会经济环境两方面的问题，在目前《投资基金法》的立法过程中实际上已有反映。首先，在社会信用机制效率低下的背景下，监管方对于信托行为的控制存在逐渐强化的趋势（例如在信托法的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信托成立”及“信托生效”分离辨别，很明显是立法机关对于社会信用状况缺乏信心的表现）。没有民间信托行为的健康发展，探讨私募基金的运作与监管是缺乏其土壤的，而政府是否有魄力让私募基金获得自由发展的空间仍然不可预知；其次，鉴于我国潜在私募基金的资金影响约在7000亿人民币左右，政府很难对如此巨大的经济资源放任自流，“加强监管”不会只是一句口号，而是涉及了相当复杂的利益分配关系和政治考虑。
篇6
一、当今世界各国对私募基金的监管模式及比较
私募基金，是指通过非公开方式、向特定的投资者募集资金而形成的投资管理方式，按照其法律存在形式，可以分为契约型、公司型和合伙型私募基金。与公募基金相比，私募基金主要的特点是：免于核准、无需披露运营信息、投资行为很少受到约束。
实际上，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金融监管制度都是一个由原则(principles)、规则(rules)和指引(guidance)等法律规范共同构成的体系。其中原则是较为稳定的基本行为准则，不预先确定具体的事实状态，也不规定具体的权利和义务，而是通过“公平”、“合理”、“适当”等定性的标准来约束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要求其在提供金融服务的过程中做到“诚实守信”、“勤勉尽责”和“合理注意”：规则是针对特定监管事项，以具体权利义务为内容的监管规范：指引是对原则或者规则涉及的有关问题进行解释和说明并提升其可操作性监管规范。包括监管机构或者行业组织不定期的正式指引以及监管机构的声明、典型案例说明、监管处罚案例等非正式指引。在效力等级上。原则是最高位阶的监管规范，是规则和指引的立法依据：原则和规则具有法律约束力，指引通常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按照监管规范体系处于主导地位的法律规范的不同，可以将目前世界上主流的监管模式分为“原则监管模式(principles-based regulation)”和“规则监管模式(rules-based regulation)”两大类。
(一)以美国为代表的“规则监管模式”
所谓规则监管模式，是指金融监管机构通过各种具体的规则为监管对象设定明确的权利义务并以此保障各种金融业务运营的监管模式。在这种模式之下，监管规范体系中的规则居于主导地位，是监管机构对金融事业实施监管的主要依据。由于规则具有针对性，因而监管机构和监管对象对于规则所确立的监管机构的裁量空间很小，有助于确保规则在反复适用过程中的公平性和一贯性。
美国一向奉行规则监管模式。1933年美国《银行法》奠定了美国银行业规范化和法制化发展的基础，是美国对金融业实施全面管制的开端。其后，美国又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如1933年《联邦储备制度Q条例》、1934年《证券交易法》、1940年《投资公司法》、1968年《威廉斯法》等，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金融监管法律规范体系。以2002年《萨班斯一奥克斯利法》(以下简称《萨班斯法》)的出台为标志，规则监管模式在美国得到了进一步强化。美国“双线多头”的金融监管架构颇为独特。一方面联邦和州均拥有相应的金融监管权；另一方面，在联邦层面上，南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以下简称美联储)、财政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证券交易委员会、储蓄管理局等多个机构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分别对金融业实施监管。在这种监管架构下，各个监管机构都极为重视监管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因而金融监管法规体系不仅庞杂，而且覆盖范同广泛，规范深入细致。在金融产品较为单一、易于掌控和驾驭的时代，规则监管模式能够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可以说，规则监管模式在美国金融业的繁荣和高速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次贷危机以后，美国新近出台的“金融改革法案”洋洋洒洒近千页，加上将要颁布的实施细则，显然又是一个规则监管模式下的极致产物。这表明，规则仍在美国金融监管规范体系中居主导地位并且在短期内不会改变。
规则监管模式除了具有前述优点和作用以外，也存在着其固有的内在缺陷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在规则监管模式下，规则往往不能准确体现监管目标的精神实质，而且特别容易被监管对象实施法律规避行为，使得监管目标落空，出台的规则流于形式。
例如，美国证监会(SEC)为了加强对私募基金(对冲基金)管理人的监管、及时发现并抑制金融欺诈的发生．于2004年12月10日颁布了“《投资顾问法》下对冲基金顾问注册规则”(“注册规则”)。美国证监会本想通过该注册规则的实施来收集对冲基金管理人及其行业基本信息以便加强监管，结果许多对冲基金通过修改基金协议，将“锁定期”延长到2年以上．便轻松逃避掉该规则的适用，使得美国证监会的监管意图落空。
第二，在规则监管模式下，规则难以覆盖所有相同或者类似的监管事项，往往是“重法律形式，轻经济实质”，可能会遗留监管“盲点”。例如，对冲基金是金融机构组织创新的典型形式，其交易策略复杂，头寸变化迅速，因而要求对其加强监管的呼声一直不绝于耳，然而，某些大型银行和资产管理机构的交易策略与对冲基金并无二致。一旦监管规则要求对冲基金提高透明度，向其债权人、投资者以及监管机构披露更多的信息，那么相比之下，上述大型银行和资产管理机构将继续游离于监管之外。
第i，在规则监管模式下，监管重点是监管对象的业务流程和程序。而不是其业务活动的结果或者经营行为。因此，监管机构专注于广泛的现场检查和问卷式的核查，监管对象专注于机械地遵守各项监管标准。双方都忽视了对监管规则精神实质的理解和把握。
第四，规则监管模式的前瞻性不足，稳定性和适应性差．市场环境的变化永远领先于监管机构的行动，监管规则无论多么详尽、周密，注定要滞后于市场环境的变化和金融创新的发展。
第五，规则监管模式会束缚监管对象的创造性，阻碍金融创新的发展，不利于提升金融市场的竞争力。
正是这样，美围的金融监管规则虽然制订得越来越多，越来越细，但这些规则在确保监管准确性的同时却牺牲了监管的效率，使得监管机构对市场变化的反应速变越来越慢；“双线多头”监管体制的存在，也使得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够得到足够的法律授权来负责整个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风险的监管，最佳的监管时机往往因为会议和等待批准而稍纵即逝。此次由美国次贷危机波及全球的金融海啸就是最好的佐证。
(二)英国近年来推行的“原则监管模式”
所谓原则监管模式，是指在监管规范体系中，原则居主导地位并作为主要的监管依据，规则的作用在于进一步明确原则的具体要求。
在金融全球化进程的早期，英、美两国都采用了规则监管模式。然而21世纪初开始，英国渐渐转向了原则监管模式。在英国，摒弃规则监管模式，采用原则监管模式是金融全球化进程推动的结果。
原则监管模式有着丰富的内涵，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1)原则监管模式并非要求完全以原则取代规则，而是旨在提升原则在监管规范体系中的地位．使之在建立和发展监管标准方面发挥基础性的
作用。一方面，原则是制定规则的依据，现有的规则细化和明确了原则所确立的监管标准；另一方面，对于某些事项，即使原则所确立的监管标准尚不十分明确，也不再制定规则来解释原则的要求。(2)原则可以作为独立的执法依据。英国金融服务局认为，原则本身就是一种监管规范，金融服务局有能力并且也的确在单独依原则采取监管措施，这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方向。《监管规范手册》也明确规定：“金融机构的行为违反原则的要求，将会受到处罚。”(3)强调金融机构高级管理层的领导责任．要求其在监管程序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因为只有金融机构的高级管理层率先示范。合规经营的观念才会深刻融人企业的战略、文化和业务。因此，原则监管模式又是一种“以管理层为基础的监管模式”。(4)以监管目标的实现与否为监管评价标准。例如，在实施TCF计划的过程中，英国金融服务局并不对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作出具体规定，而是根据有关业务原则的精神并结合零售金融市场实际，设定了6个方面的监管目标，允许监管对象自主决定采用相应的措施和方法。
与规则监管模式相比，原则监管模式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原则监管模式能够准确体现监管目标的基本要求。
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监管规范，原则并未像规则地样事先设定具体的适用条件，也未直接规定监管对象的行为模式，而是通过精辟的语言概括了特定的监管结果。这样，就不会发生因事先设定的适用条件和行为模式不合理而影响监管效果的情形。也杜绝了规避法律的可能性，更有利于实现监管目标。
第二，原则监管模式有助于充分调动监管对象的积极性。
与监管机构相比，监管对象更了解自身的业务活动，更清楚如何制订和实施内部控制政策和程序．如何设计或者改进业务流程才能够做到合规经营．也能够直接地对经营活动的各个方面进行监控。在原则监管模式下，监管机构只提出监管标准的基本要求．监管对象可以灵活地解释和适用监管原则。这样。金融机构的高级管理层就会带领合规部门自主确定和改进商业模式、战略、产品和业务流程，而不是机械地对照和遵守具体的监管规则。因此，在原则监管模式下，监管对象不但能够参与监管程序，而且还能够发挥更积极、更有战略意义的作用。
第三，原则监管模式能够优化监管框架，改善监管规范体系的结构，降低监管标准的复杂程度，提升其稳定性和应变能力。
第四，原则监管模式能够重塑金融监管法的人文精神，促进监管合作，提高监管效率。
在规则监管模式下，监管机构与监管对象之间是命令与服从的关系，监管对象在监管程序中没有相应的角色。面对日益复杂的市场环境，这种对抗性的监管模式耗费了大量的监管资源，金融机构合规成本高企，监管效率低下。在原则监管模式下，监管机构与监管对象之间是服务与合作的关系，监管机构通过原则清楚地表明监管目标，确保原则在适用过程中的可预见性；监管对象则通过自我约束，建立并实施相应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政策、程序，确保其经营活动实质性地达到监管目标的要求。这种互惠的监管模式意味着，监管机构和监管对象角色清晰、责任明确、相互信任，公共权力与市场机制互为补充，监管资源得到合理配置，监管效率必然大大提高。因此，有学者认为，原则监管模式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公私结合机制。实际上，这种监管模式的创新是新治理理论在金融监管领域的具体体现。
二、我国私募基金监管模式的选择和构建
我国目前对于私募基金的监管应该说还处于起步阶段，尽管相关的法律的基础性框架已经具备，但具体操作性的规则政出多门、监管机构各自为战、部门利益倾向较为严重，缺乏统一的监管理念与原则。
就我国目前整体的金融监管模式而言。比较接近美国的规则监管模式，尽管暴露出的问题已经是有目共睹、无须多言。但有学者认为目前尚不能全面推行原则监管模式，只能积极借鉴这一监管模式所蕴含的先进监管理念和监管经验，适度调整监管思路和方法。而对于私募基金的监管而言，笔者认为，正是由于“白纸上好画画”的原因，我国对私募基金的监管有机会也应该从现在开始就选择和实施原则监管模式．用这一先进的监管模式指导我国的私募基金监管制度建设，以期少走弯路、早日建立起一套科学有效的监管制度，为我国私募基金行业的健康较快发展提供保障。
为此，我们应当尽快确立和完善以下原则体系。
1、适度监管原则。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扩展，自由化的趋势将越来越明显。这种自由化就是更强调国家的“适度干预”j“适度干预”是指国家在经济自主和国家统治的边界条件或临界点所作的一种介入状态。私募基金强调金融自由原则，这是因为：首先，私募基金是市场充分发展的产物。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契约是当事人自由意志的产物。私募基金正是体现了当事人之间充分的自由意志，是一种灵活的金融工具，它给予交易当事人事先充分的选择权利，并且在契约履行的过程中双方当事人还可以自由协商，以更好地适应投资的目标。其次，私募基金的运作主要是在法律豁免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减少不必要的环节，充分发挥市场的优势，提高资本市场效率。第三，私募基金对政府的依赖较少，它对政府的需求主要体现在要求政府保护私募基金内部达成的契约，防止欺诈因素和控制一些其他可能的负外部性因素的出现。第四，私募基金的投资者被限定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一般为机构投资者和富有的个人．他们被视为成熟、理性、具有充分的抗风险能力并能够自我保护的投资者。
适度监管原则要求监管法律法规对私募基金的限制集中在很小的范围内，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承认市场选择的合理性。私募基金是高度市场化的产物，应当将私募基金的监管放人资本市场发展和提高市场成熟的大背景下去考虑，利用市场的竞争规则和基金内部的审慎经营，对基金形成强大的激励和约束。监管本身就是干预市场的国家行为，只有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国家才能主动干预。所以，我国在私募基金监管立法的设计中应当以自由为先，调动市场和私募基金的内部控制机制，政府实施“适度监管”。当前我国在对私募基金的立法实践中越来越呈现出“私募基金公募化”和“重行政、轻司法”趋向，从历史角度看，这种趋势是一种向计划经济的倒退，对于促进我国私募基金的发展乃至保持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动力而言，都是弊多利少的。
2、效率优先原则。
私募基金产生伊始便是以效率为先的，只有追求效率，投资者可能得到的利益(投资品种多样化以满足多样化的投资需求及投资费用的减少或收入的增加)才能不被无谓浪费。私募监管的核心是注册豁免，注册豁免无疑促进了证券市场的融资便利。而同时注册豁免并非无条件的，是建立在基于私募基金向合格投资者定向募集等特征的基础上的，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豁免的条件。
在私募领域里，效率优先的原则并不会导致显失公平或社会动荡，因为，参与私募的合格投资者本来就是要通过私募投资方式获得更高的资本回收效率．他们知道并且有能力应对和承担其中的风险．“风险与收益成正比”，这是资本市场的最基本规律。而且，还可以通过反欺诈条款等规则的适用以及间接监管以求得一定程度上的公平并控制其对社会可能带来的动荡风险。
3、区别监管原则。
篇7
（一）基金筹集阶段
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机构有时会为基金聘请第三方作为投资顾问，这部分费用可能由基金来承担。同时，投资顾问可能与基金管理机构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与其有利益往来，而这一点未必会向潜在投资者披露。缓解方法有三点：一是在事前协商确定基金承担的咨询顾问费用范围，费用超过某一数额时，超出部分由管理机构承担；二是费用发生时需进行披露；三是承销费用由管理机构自行承担（直接承担或者以管理费抵消），也需向投资者披露。
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机构通常希望基金规模越大越好，因为可以扩大市场份额，其也可以获取更丰厚的报酬。但是基金规模如果过大，投资者的收益率可能会降低。缓解方法有三点：一是管理机构及其成员以自有资金投入到基金中；二是管理机构为保护名誉以及和投资者的关系进行自我约束；三是投资者与管理机构约定基金规模上限，并约定如果规模超过上限，管理费提取比例将降低。
（二）投资阶段
复合策略基金可能会有多家基金投资到同一公司中，且各基金在资本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被投资公司经营不善时会产生利益冲突。缓解方法有三点：一是事先通过合同确定基金的投资策略以及投资决策过程；二是对冲突部分实行信息隔离；三是发生利益冲突时通过投资者咨询委员会向投资者披露。
当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机构旗下有2只以上相同或类似策略的基金投资额没有用尽时，会面临选择哪只基金进行投资的问题，通常会有在先基金优先的规定。缓解方法有四点：一是设立投资策略与已有基金重合的基金时，需通过投资者咨询委员会向两方投资者披露；二是披露可能产生利益冲突的交易；三是如果管理机构有在先基金投资优先的惯例，须披露；四是事先约定同一管理机构旗下基金数量上限。
（三）管理阶段
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机构在与被投资公司发生关系时会产生各种费用，费用可能需要基金承担。缓解方法有三点：一是事前约定基金可以承担的费用范围，并明确费用结构以及应当用基金管理费抵消的费用；二是费用需经独立第三方核实；三是费用发生时要披露。
有时基金管理机构会雇佣其关联方提供收费服务，但在公平竞争条件下，该服务机会可能不会由关联方获得。缓解方法有三点：一是事前约定哪些服务可以由关联方提供；二是费用交由第三方审核并披露；三是公开招投标。
（四）退出阶段
通常私募股权基金的期限为5-7年，但为了让基金管理机构有更多的时间退出投资，经投资者同意可以延长基金期限。但基金管理机构可能仅为收取更多的管理费而要求延期。缓解方法有两点：一是延期需要投资者咨询委员会同意；二是延期时若要缴纳管理费需要投资者在基金设立时就同意。
有些基金以基金市值为基础计算管理费，管理机构可能有虚报基金价值的倾向。缓解方法有三点：一是事先约定基金的估价方法；二是约定管理机构报酬的计算方法，披露其报酬并交由第三方审核；三是外部审计。发达市场中的实践是投资阶段以基金总额为基数计算管理费，之后阶段以基金投资额为基数计算管理费。
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监管政策环境
我国股权投资基金的概念和定义经历了产业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及股权投资基金名称上的演变，所以法律框架也出现了不同名称的演变，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层次，即国务院及相关部委的法律法规、一行三会（指人民银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的通知规定、地方政府法规，现归纳汇总见表1。
我国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行业监管
（一）规范股权投资企业的设立、资本募集与投资领域
以私募方式向特定对象募集，并不承诺确保收回投资本金或获得固定回报。股权投资企业的资本只能以私募方式向具有风险识别和承受能力的特定对象募集，股权投资企业的资本募集人须向投资者充分揭示投资风险及可能的投资损失，不得向投资者承诺确保收回投资本金或获得固定回报。
资本缴付可以采取承诺制。投资者只能以合法的自有货币资金认缴出资。资本缴付可以采取承诺制，即投资者在股权投资企业资本募集阶段签署认缴承诺书，在股权投资企业投资运作实施阶段，根据股权投资企业的公司章程或者合伙协议的约定分期缴付出资。
投资领域限于非公开交易的企业股权。股权投资企业的投资领域限于非公开交易的企业股权，投资过程中的闲置资金只能存放银行或用于购买国债等固定收益类投资产品，投资方向应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投资政策和宏观调控政策。股权投资企业所投资项目必须履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审批、核准和备案的有关规定。外资股权投资企业进行投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投资项目核准手续。
（二）健全股权投资企业的风险控制机制
关联投资应实行关联方回避制度。股权投资企业的资金运用应当依据股权投资企业公司章程或者合伙协议的约定，合理分散投资，降低投资风险。股权投资企业不得为被投资企业以外的企业提供担保。股权投资企业对关联方的投资，其投资决策应当实行关联方回避制度，并在股权投资企业的公司章程或者合伙协议以及委托管理协议、委托托管协议中约定。对关联方的认定标准，由股权投资企业投资者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在股权投资企业的公司章程或者合伙协议以及委托管理协议、委托托管协议中约定。
受托管理机构为外商独资或者中外合资应进行资产托管。股权投资企业及其受托管理机构的公司章程或者合伙协议等法律文件，应当载明业绩激励机制、风险约束机制，并约定相关投资运作的决策程序。股权投资企业可以有限存续。
股权投资企业受托管理机构为外商独资或中外合资的，应由在境内具有法人资格的托管机构托管该股权投资企业的资产。
（三）明确股权投资管理机构的基本职责
受托管理机构履责范围。股权投资企业采取委托管理方式的，受托管理机构应当按照委托管理协议，履行下列职责：制定和实施投资方案，并对所投资企业进行投资后管理；积极参与制定所投资企业发展战略，为所投资企业提供增值服务；定期或者不定期向股权投资企业披露股权投资企业投资运作等方面的信息。定期编制会计报表，经外部审计机构审核后，向股权投资企业报告；委托管理协议约定的其他职责。
股权投资企业的受托管理机构应公平对待其所管理的不同企业的财产，不得利用股权投资企业财产为股权投资企业以外的第三人牟取利益。对不同的股权投资企业应当设置不同的账户，实行分账管理。
受托管理机构退任条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股权投资企业的受托管理机构应当退任：受托管理机构解散、破产或者由接管人接管其资产的；受托管理机构丧失管理能力或者严重损害股权投资企业投资者利益的；按照委托管理协议约定，持有一定比例以上股权投资企业权益的投资者要求受托管理机构退任的；委托管理协议约定受托管理机构退任的其他情形。
（四）建立股权投资企业信息披露制度
定期信息披露规定。股权投资企业除应当按照公司章程和合伙协议向投资者披露投资运作信息外，还应当于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4个月内，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所在地协助备案管理部门提交年度业务报告和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股权投资企业的受托管理机构和托管机构应当于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4个月内，向国家发展改革委及所在地协助备案管理部门提交年度资产管理报告和年度资产托管报告。
不定期信息披露规定。股权投资企业在投资运作过程中发生下列重大事件的，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向国家发展改革委及所在地协助备案管理部门报告：修改股权投资企业或者其受托管理机构的公司章程、合伙协议和委托管理协议等文件。股权投资企业或者其受托管理机构增减资本或者对外进行债务性融资。股权投资企业或者其受托管理机构分立与合并。受托管理机构或者托管机构变更，包括受托管理机构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及其他重大变更事项。股权投资企业解散、破产或者由接管人接管其资产。
（五）完善股权投资企业备案程序
豁免备案条件。凡在试点地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的主要从事非公开交易企业股权投资业务的股权投资企业，以及以股权投资企业为投资对象的股权投资企业，除下列情形外，均应当按照本通知要求，申请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备案并接受备案管理：已经按照《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备案为创业投资企业；资本规模不足5亿元人民币或者等值外币；由单个机构或者单个自然人全额出资设立，或者虽然由两个及以上投资者出资设立，但这些投资者均系某一个机构的全资子机构。
申请注销备案条件。股权投资企业出现下列情形，可以申请注销备案：解散；主营业务不再是股权投资业务；另行按照《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备案为创业投资企业。
（六）构建适度监管和行业自律相结合的管理体制
适度监管。国家发展改革委通过建立健全股权投资企业备案管理信息系统，完善相关信息披露制度，对股权投资企业实施适度监管。
发现股权投资企业及其受托管理机构未备案的，应当督促其在20个工作日内向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备案手续；对未按本通知规定备案的，应当将其作为“规避备案监管股权投资企业和受托管理机构”，通过国家发展改革委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告。
自律管理。组建全国性股权投资行业协会，对股权投资企业及其受托管理机构进行自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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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2）05－0091－06
自2007年6月18日美国奥巴马政府公布金融改革方案以来，在美国政府、参众两院等多方博弈下，终于在2010年7月15日获得了美国国会通过。2010年7月2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式签署了这份法案——《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即《金融监管改革法案》）。该法案号称自“大萧条”以来改革力度最大、影响最深远的金融监管改革议案，反映了美国从政府到国会、从法律界到学术界对金融危机的全面反思。法案围绕监管系统性风险和消费者金融保护两大核心，从消费者金融保护、监管协调机制、结束金融机构“大而不到”现象、高管高薪及企业治理、投资者保护、加强金融衍生品、加强私募基金监管等七个主要方面推进金融改革。该法案的最终出台，一方面是美国政府、参众两院对金融体制改革妥协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开启了美国80多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金融监管改革。值得注意的是，法案中包括了《私募基金投资顾问注册法》（简称《注册法》），《注册法》实际是对《1940年投资公司法》和《1940年投资顾问法》的修订。该法的出台强化了对私募基金的监管，包括取消了此前有关投资顾问豁免注册的规定、扩展了基金管理人的报告义务、加强基金托管等。《注册法》完善了美国私募基金监管的框架，《注册法》还要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在《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生效起一年内就有关具体问题出台细则，如私募基金信息报告的范围、风险投资豁免注册以及私募基金托管。笔者通过跟踪研究SEC颁布的法规发现，至本文写作之日，SEC已经根据《注册法》的要求制定了若干法规。这些法规的制定和颁布，标志着《注册法》所构建的私募基金监管框架已经成型。此次法案为何一改往日对私募基金放松监管的态度，加强了对私募基金的监管？《注册法》颁布后，私募基金面临怎样的监管架构？以上问题的研究对于我国私募基金监管法律制度的建立不无裨益。
一、《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出台前的私募基金监管制度
（一）私募基金的政府监管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并未出台专门的私募基金管理办法。美国政府在修改《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1940年投资公司法》和《1940年投资顾问法》的基础上，通过了全国性的《1966年证券市场促进法》，这些法律构成了美国私募基金监管的法律框架。美国《1933年证券法》对证券做了相当宽泛的定义。①这体现了当时美国国会立法的意图，即“无论其以何种形式出现，我们这个商业社会中通常所谓的‘证券’，都应被包括到这一定义之中。[1]”私募基金份额归类于证券，因此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联邦法院作为实施证券法律的机构当然成为了私募基金的监管机构。其主要特征是注册豁免、鼓励发展和放松监管。整体而言，美国《1933年证券法》禁止一切未经SEC注册的证券的要约和销售，除非其属于该法列示的豁免证券或豁免交易。如果采用私募方式募集资金，则可以豁免按SEC要求的内容和格式办理注册，但并不豁免联邦证券法其他内容，如联邦证券法上关于反欺诈、民事责任的规定对于私募基金仍然使用。美国《证券法》第17条确立了反欺诈的一般原则，禁止在证券买卖交易活动中的欺诈行为、重大虚假陈述和隐瞒，并对其中的犯罪行为规定了刑事责任。私募基金监管的主要内容包括：(1)如果私募基金以私募形式募集资金，则可以豁免SEC要求的内容和格式办理注册，但其它内容不能豁免，注册豁免使得私募基金避开了金融监管，投资自由度很大。(2)对私募基金投资者的要求非常严格，主要表现在对投资人数限制在100人以内和只能向“有资格的买主”募集才能获得豁免。(3)对私募基金行为的规制方面，禁止公开宣传发行等。以上不难看出，美国政府对私募基金的监管理念是减少政府干预，这为私募股权基金的自由发展创造了很好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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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组织形式主要有四种：公司制、信托制、契约制和有限合伙制。从法律规定与实践运作经验角度分析，四种组织形式的优势和不足具体如下：
(一)公司制。即按照《公司法》组建投资公司，投资者购买公司股份成为股东，由股东大会选出董事会与监事会，再由董事会委任某一投资管理公司或由董事会自己直接来管理基金资产。该类基金的优点：一是具备较完整的公司框架、组织结构和规章制度，普遍运营比较规范；二是投资人成为公司股东，私募基金重大事项和投资决策由股东会、董事会决定，投资人的知情权和参与权较大，且受到《公司法》保护，因而投资比较放心。不足之处：一是投资者筹资压力较大且可能闲置。因按《公司法》规定，投资公司首次缴付的出资不少于注册资金的20％，其余必须在5年内募足，且在5年内何时募足必须事先在公司章程中予以明确，投资者必须按时筹资。而在无合适项目时募集来的资金可能成为闲置资金。二是存在双重税赋问题。公司制基金股东，可能是自然人也可能是法人或其它非法人组织。基金公司进行权益性投资获得股息或财产转让所得时，基金公司首先要缴纳最高25％的企业所得税。同时这部分所得在股东分红或股东再转让私募股权基金公司股权时，还要再次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如股东是企业，还可能要再次缴纳25％的企业所得税。这就意味着PE基金一项收入至少要由不同主体缴纳两次所得税。三是基金管理人承担有限责任，不利于建立激励与惩罚相结合的激励制度，不利于调动基金管理人进行项目投资运作的积极性。
(二)信托制。即根据《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规定，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共同签订协议组织一个信托计划，并成立信托公司管理筹集的资金，信托计划实际上就是信托制私募基金。信托制私募基金一般由具有特定资质的信托公司专营。同时，信托公司一般不负责基金管理，而是委托专门的基金管理人负责，基金管理人收取管理费和业绩提成。该类基金的优点在于信托产品是一种标准的、受到较严格监管的金融产品，投资者保护程度相对较高。不足之处：一是信托公司取代原始投资者行使投资者权利，从而徒增一层法律关系与一个中介费用；二是信托产品只能一次性募集，会出现暂时的资金闲置。
(三)契约制。即基金管理人通过与投资者签订委托协议，为投资者提供委托理财服务。一般不依照《公司法》成立公司，也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运营处于一种“暗箱操作”的状态。该类基金的优点：一是投资决策的效率一般较高。投资者只是希望委托专家理财，一般对基金运营及重要决策通常不具有发言权，受托管理机构集基金资产经营权、所有权和处置权于一身，可自行决策投资产品；二是基金运作一般采取“一事一议”，具有节税效果。不足之处：投资者只能主要依据发起人事先拟定的契约来约束受托管理机构，基金本身无法建立有效的治理结构。但是契约关系不够稳定。容易滋生法律纠纷，司法实践中对保底条款认识不一，可能会被认为是扰乱金融秩序而被认定无效，不利于各方权益的保护。因此，此类基金在实践中有逐渐萎缩之势。
(四)有限合伙制。即依据《合伙企业法》规定，成立有限合伙企业私募基金。该类基金的投资者能够以有限合伙人身份投入资金并承担有限责任，而不具体负责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基金管理人则以少量资金介入成为普通合伙人并承担无限责任，基金管理人具体负责资金的运作与管理，并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收取管理费。该类基金主要有以下优势：一是避免双重纳税。合伙企业不具法人地位，不是独立的纳税单位，因而不需缴纳企业所得税，此待遇自合伙企业成立之日即自动享有。投资者只需按照应分得的投资收益缴纳相应的所得税，二是资金募集灵活方便，可避免资金闲置。按照《合伙企业法》规定，“合伙人应当按照合伙协议约定的出资方式、数额和缴付期限，履行出资义务。”一般不需一次性缴纳出资。国外此类基金在运作过程中，经常采用call capital机制，即基金在决定投资项目之后，给投资人一个拨付资金的时限，投资者只要约定的时限内，向基金拨付资金即可。这样意味着如没有选好投资项目，可暂行不出资，因而能够较好地避免资金闲置问题。三是激励机制比较完善。按照有限合伙基金的利益分配机制，有限合伙人虽然投入99％的资金，但只能分得80％左右的利润，基金管理人作为普通合伙人虽然只投入1％的资金，但能分得20％左右的利润。这样能够有效激励普通合伙人努力工作去实现基金增值。而且普通合伙人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责任，有利于增强基金管理人的责任心，促使基金管理人尽心尽力地管好用好基金。四是投资者权益保护较为妥善。有限合伙协议一般都设定投资决策委员会、定期披露经营信息及投资者随时查阅会计账簿权利等内容，决策委员会对基金管理人选择的投资事项进行审议，多数以上通过方能形成投资决策，避免了投资决策草率和独断；基金管理人定期披露基金投资运营的相关信息，能够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强化了有限合伙人对普通合伙人的监督，更加有利于保护投资者权益。因此，在实践中合伙制被认为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最优选择。
政府投资设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应关注的问题及建议
当前我国大力发展私募股本市场或产业投资基金，各地政府也纷纷参与主导设立了创投引导基金。北京市在电子信息、高技术服务、生物医药、
新能源与环保、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业等领域，探索设立或正筹划设立“北京服务・新首钢股权投资基金”、“北京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投基金”、“小城镇建设发展基金”等北京市探索设立或正筹设多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政府投入约13亿元，筹集社会投资约110多亿元的基金规模，积极扶持相关产业、领域的大发展。当然政府投资设立私募基金一般不在于追求高额利润，而在于实现特定的经济和行政目的。但是政府部门作为行政机关，直接介入市场经济活动，参与社会投资主体的商务谈判等，也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因此，从防范和化解政府投资行政风险的角度，政府在运作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过程中应重点关注以下问题：
(一)基金组织形式的选择。
目前我国尚无专门规范私募基金设立程序和监管方面的法律法规。2005年11月，国家发改委牵头十个部委共同颁布了《创业投资企业暂行管理办法》，对创业投资企业的设立及备案监管进行了具体规定，从事创业投资的企业组织，可以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或法律规定的其他企业组织形式。2006年新修订的《合伙企业法》明确规定了有限合伙制度，使得有限合伙企业拥有了合法地位。因此，政府投资设立基金在组织形式，原则上可以选择公司制、信托制、契约制和有限合伙制中的任何一种，但是从上述对四种组织形式的优势和不足分析看，建议可以将有限合伙制作为设立股权投资基金的首选模式。
(二)基金投资期与回收期的确定。
基金投资期与回收期的设置是国际上产业投资基金的通行做法。政府设立产业投资股权基金虽然不是为了追求高额利润，但是也应当设定合理的投资期和回收期。因为投资期固定能够有助于促使基金管理人及时选择适合的投资项目、提高投资效率，同时可以限制基金投资者所承担的出资责任。投资期和回收期是计算基金管理费的基础，政府要想用少量的财政资金吸引其他社会投资者，应当充分考虑其他投资者的投资回报问题。从国外经验看，基金管理费的收取基数，在投资期通常是基金投资者认缴的资金总额，在回收期通常是基金投资者实际出资总额。因此，政府设立股权投资基金时，应当考虑是否设置基金的投资期和回收期及具体时限。如以基金存续期10年为例，投资期可设为7年，回收期为3年。
(三)基金收益分配机制的确定。
基金的收益分配既关系到基金投资人的投资安全，又关系到对基金管理人建立激励和约束机制问题，因此通常是基金(发起人)和基金管理人谈判的重点问题之一。按照行业内通行的做法是，基金投资人与基金管理人以8：2的比例享有相关绩效分成。对于政府引导设立的股权投资基金来说，因政府为实现推动区域发展、产业发展等特定经济目的，一般可不注重收回投资，但是可以将有关投资收益作为平衡其他社会投资者和基金管理人的利益的调节器，激励基金管理人努力实现政府特定的目的。如政府可与基金管理人约定，当基金收益高于预期目标(一般可设定为10％)以上时，政府投资应分得的收益成立政府推动产业发展“资金池”，这些资金既可以持续地跟进对基金后期的滚动投资，也可设定奖励基金，以此作为定期考核、评估基金绩效时对基金管理人的奖励基数。当基金收益低于预期目标时，政府可不提取投资收益，适当让渡给其他投资者。
(四)基金退出渠道的选择。
“退出决定进入”是PE投资行业奉行的最高“法则”。PE投资基金的收益方式或目的就是要实现循环投资，即“投资――管理――退出――再投资”的循环过程，其中退出是实现资本循环流动的关键环节，这也是政府投资设立PE投资实现政府资金“以小博大”的主要动因之一。只有建立畅通的退出机制才能为私募基金提供持续的流动性和发展性，更好地实现投资者出资投入基金的目的。因此，在基金作出投资决策前就应当充分考虑退出渠道，甚至在政府引导设立基金之初时就应当根据退出渠道设定合理的基金存续期限。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我国私募基金主要有首次公开发行(IPO)、并购、回购和破产清算四种退出方式。在政府设立PE投资基金运作过程中，政府虽然对基金投资决策有一定话语权，但是政府并不是控股的投资者，基金运作的风险对政府来说实际上难以控制，因此，建议政府不必要限定基金的退出渠道，可以同意基金采用任何合法的退出机制，以此激励基金管理人运用适当的退出渠道来实现相应的投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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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铁路基本建设项目资金来源
铁路基本建设资金来源渠道分政府来源资金、自有专项资金、社会筹集资金三方面，政府来源资金是纳入中央预算内安排，并列入年度基本建设投资计划的财政预算投资；自有专项资金是铁路企业出资，包括资产变现资金和铁路建设专项资金；社会筹集资金指除政府和自有资金以外，从社会筹集的资金，包括铁路发展基金、铁路建设债券、地方或企业货币出资、银行贷款、外资借款等。
二、铁路基本建设资金管理现状及存在的不足
（一）铁路基本建设资金管理现状
铁路资金的来源是多渠道的，而建设资金的投放和使用却主要是实施铁路基本建设项目管理的建设单位，铁路建设单位是建设项目的直接实施者和责任人。建设单位对资金的管理是贯穿于整个基建项目始终的，主要体现在预算、申请和使用等方面。
1. 定期预算管理
铁路实施全面预算管理，对于基建项目的预算管理主要是根据建设项目当年基本建设投资计划、施工组织方案中确定的年度工程进度和预计投资完成额等，本着“先权益性，后债务性”资金的原则，编制当年分款源资金预算，作为年度资金申请额度。
2. 阶段计划申请
在全年预算定额的基础上，按月度提交相关资料和当月工程进度，结合参建单位资金申请计划综合分析后编制月度资金申请，批复后以此作为月度资金使用限额的依据。
3. 资金投放使用
建设管理单位依据参建单位提供的资金申请计划拨付基建项目所需资金。
（二）铁路基本建设资金管理存在的不足
近年，随着铁路系统政企分开，效益挂钩等一系列的改革，铁路基建项目资金管理呈现出较好的局面，资金管理越来越受到管理者的重视，但是，由于体制的转型较晚，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加之对参建单位的管理不全面等原因，铁路基建项目资金管理方面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
1. 建设项目方案设计不合理，设计变更频繁出现
项目可行性研究决策后，项目方案的设计是重要的一环，设计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基建项目是否能顺利进行。项目设计不合理，导致施工过程中频繁出现设计变更，从而造成资金的重复投资和不必要浪费。
2. 建设程序监管不力
部分基建项目由于受到特点环境和因素的影响，在前期项目审批手续上，未达到可以实施建设的要求，为了抢工期抓任务，在缺少必要许可证件的情况下，抢先开工，导致后期竣工验收，交付使用，竣工决算上的被动，势必影响工程项目的资产移交和管理工作的开展。在施工过程中，有些项目参加单位善自变更设计方案，扩大建设规模，不仅造成设计与施工同时进行，还有超标准、超概算的现象出现。
3. 超概算现象时有发生
超概算的现象存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建设管理单位经验不足，对项目设计预算把握不准确，考虑问题不够全面，造成概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较低，使得基建项目投资弹性加大；参建单位随意变更设计方案，加大了建设成本的支出；由于外界因素影响，基建项目工期过长，使得建管费超标等。这些问题直接导致建设成本加大，超概算现象出现，从而影响了基建项目的投资效果。
4. 资金计划执行力度低
除全年资金预算外，铁路基建项目按月报送资金申请计划，但部门项目资金计划的执行力度差，资金使用与计划偏差甚至查出60%以上，资金使用与计划的严重脱节，造成资金合理调配上的难度，势必造成资金使用不足或资金过于闲置的现象，不利于工程开展。
5. 资金违规使用情况仍然存在
基建项目资金的使用原则是专款专用，铁路基建项目资金被挪用、挤占的情况屡有发生，如参建单位同时承建多个项目的施工任务，其中专项工程资金临时被调剂、串换使用到其他工程上；工程成本随意列支，施工方的建管费列支非专项工程人员费用任意增加；利用建设资金从事与建设无关的生产经营活动；通过高估、虚验工程进度来套取资金等，资金的违规使用，必将使建设资金的缺口越来越大。
6. 建设资金拨付手续不完备
建设资金的拨付应做到每笔有依可付，但部分基建工程的资金拨付项目手续不完备，没有达到资料合规就盲目付款，从而造成后续竣工，审计程序的被动。如征地拆迁的五方联签手续，明显滞后于拆迁款的支付。
7. 工程合同执行不严谨
部分基建工程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对资金支付、结算条款没有严格执行，资金支付比率不符合合同规定限额。如预付工程款不按合同比例超额支付，且验工计价后不予冲回，导致资金超额支付；预留的工程质保金低于合同规定限额，且未到合同规定期限提前支付等，诸如此类合同执行不力的现象，都会严重影响工程资金使用，给工程管理带来弊端。
8. 竣工决算资金不及时
竣工决算资金滞后，严重影响了资产交付工作的进展，使国有资产不能及时交付使用，资产监管不到位，同时，竣工决算资金的迟缓，使基建工程收尾工作拖至，无形中也加大了管理成本，严重的将会影响竣工决算数据的超支。
9. 财务人员经验能力有待提高
铁路下设单位机构较多，人员流动性大，工作缺少相对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基建资金管理职能的发挥；人员的流动使得有些财务人员从未接触过基建工程财务管理工作，凭借着以往的经验来核算基建工程，见票付款记账，不考虑和业务相辅助的其他环节，使得财务与工程相脱节，没有实质性的起到资金管理、财务管理的作用。
三、加强铁路基本建设项目资金管理的有效措施
1. 做好投资计划下达工作，审核基建工程前期各项审批内容
铁路归口部门应严格对基建项目提报的可行性研究认真考察、审核，在投资方面重点研究工程范围、项目建设年限、资金筹措方案、项目效益评价等，优化方案核定项目投资估算；待可研批复后，项目建设单位应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初步设计文件进行初审，提出合理意见，因重大方案变化，基建项目初设总概算超出项目批复可行性研究投资估算时，应详细分析原因，报送归口部门审核，当超出比例过高，需重新审定项目投资方案，以便从源头杜绝资金重复投资。
2. 加强实施全面预算资金管理，严格预算资金审批联签制度
基建工程预算资金管理，是控制投资、编制定期计划、工程招投标限额、对工程进度全面经济分析的重要依据，预算资金的管理和各主要工作环节的工作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全面预算资金管理既要体现全面，凡是涉及建设工程的资金都要纳入预算管理范畴；也应体现平衡，预算资金在考虑投资计划、工程进度、资金款源的同时，既要满足工程需要，又要降低筹资成本，通过资金预算实现资金需求与筹集、存量与增量、来源与运用的有序衔接，保证资金需求，降低资金成本。建设资金的预算编制要统一组织、协调，与各个业务部门沟通，综合编制，才能更好的为基建项目服务。
建立大额资金联签制度，对支付的超限额资金，均要按照内控程序实行联签，即每笔资金支付应有业务经办人及负责人签字，财务负责人、合同管理员、部门主管领导、单位负责人进行联签。联签人员对业务事项的真实性、合法性、合规性确认并负责，确保资金支付的多渠道、多方位监管。
3. 做好清理概算审核工作
清理概算工作是一项时间跨度大、涉及范围广、内容复杂的一项工程，铁路基建工程清理概算工作涉及施工图量差、材料价差调整、设计变更、新增工程等，每一项内容最终都反映在资金的结算上，因此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确保资料的完整可信，施工单位需配合建设单位和设计单位收集、整理和清概有关的各种原始资料，建设单位要严格对各项内容审核，明确支出的合理性，确定概算总额，真实反映基建项目概算变化情况，并指导工程竣工决算。
4. 加强财务重点环节管理，完善资金管理制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1）开立专门的基建项目专管账户
铁路建设资金在铁道资金结算中心开设账户，用于建设项目实行分账户核算和管理，所有用于建设项目的资金都要通过专门账户核算，且划拨款项应优先采用转账方式，避免大额现金的使用，防止利用现金转移和挪用项目资金，为有效的资金管理，参加单位对应的项目资金账户也必须在一家银行机构开设，且不能多账户开立。
（2）加强建设单位资金管理的内部控制制度
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是防范资金风险的重要环节。重点应从以下方面入手：事前控制，主要是内部机构的设置，权责分工明确；事中控制，建立规章制度，明确部门、人员岗位职责，将基建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各项内容划分到工作岗位中，把工作内容进行量化，将效益纳入制度中加以规范，规范了基建项目的各项内容，与之体现的资金环节才能良性发展。
（3）加强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建设单位定期要对资金计划、使用情况分析总结，对比计划与支出情况，找出偏差的原因，重点强化资金使用效率，为基建项目以后阶段更好地利用资金提供依据。
5. 加大第三方监管机制
基建项目引入银行进行资金监管，建设单位和协议银行点、面结合的管理资金，更能直接便捷的掌控资金流向，参加单位定期报送资金使用计划，需要列明用途和金额，协议银行依据建设单位批准的参加单位用款计划，予以受理资金的支付，建设单位利用网上银行查询功能，对资金动态进行监管。基建项目引入第三方监管，提高了建设资金的使用效率，能有效防范资金风险，保证项目有序进行。
6. 建立跟踪审计制度，切实防范风险
铁路基建项目从立项、审批、开展、竣工等各环节都涉及到诸多利益，极易导致各种违规行为的发生，为防止不良现象的出现、杜绝萌芽状态违规内容的扩大，保证工程顺利的进行，定期的审计跟踪是非常有必要的，基建项目定期审计，将项目资金风险隐患控制在事前、事中，保证基建项目资金安全有效使用。
7. 提高财务人员综合素质
铁路基建项目的资金管理对财务人员的要求是很高的，财务人员不仅要有会计核算、财务管理的能力，还需要对建设项目的专业知识有一定的了解，只有这样才能掌握项目进展中各阶段资金预计需求和未来资金需求量，同时财务人员要对工程进度、完工状况有整体把握，和各职能部门要多沟通，了解项目资金的使用情况，要把项目情况与资金来源挂钩，在合理满足项目资金需求情况下，力求降低项目资金贷款利息成本，通过财务人员的综合业务水平，来达到控制资金成本管理的作用。
铁路基建项目的建设，既关系到经济、民生的发展，社会进步的体现，也关系到铁路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对铁路的长久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基建项目的资金管理贯穿于整个项目的始终，是保证基建项目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环节，加强铁路基建项目资金管理，是铁路建设工作者必须加以重视的责任，铁路基建项目资金的管理涉及小到项目的开展、工期、形象进度，大到项目的工程质量、社会任务、对经济的作用等，无论从局部层面，还是从整体衡量，铁路基建项目的资金管理将要作为长期工作的重点，建设管理者要在工作中不断总结经验和不足，充分提高铁路基建项目资金管理的使用效率，为铁路基建项目的顺利完成提供有力保证。
参考文献：
[1]黎春春.高速公路建设项目资金管理问题探讨[J].西部交通科技，20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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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纪”
“纪”就是纪律。中职生普遍存在文化基础、行为习惯偏差的问题，作为刚进校的新生对周边环境、身边人和事都还陌生，教师要千方百计抓住新生这一特点和时机，尽快补齐学生纪律缺失的短板，严字当头、宽严相济，打破学生脑子里读职校可以随随便便，是来混日子、混文凭的错误思想。要郑重其事、不厌其烦、反反复复地告诉学生职校也是学校，也有校纪班规，在违纪上，可以留给一些改过的机会，但更要坚持强调不能触碰的底线，要让学生记住“纪律就是带电的高压线”。笔者在班级纪律目标管理中，始终坚持“人人有事做，人人是班干”的原则，大到班上主要班干，小到每个小组长，安排班上近2M3的学生担任大小班干部，他们既是他律的管理者，更是自律的约束者。纪律管好了，班级更易走上正轨，为学生今后两年的在校学习生活打下坚实的纪律基础和纪律保障。
二、“技”
“技”就是技能。在班级目标管理中，要始终遵循职教规律，按照教育部提出的“双证”要求，自觉将考取与专业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渗透在班级目标管理中。在第一个学期良好纪律做保证的基础上，让学生有学习的目标，有考试的压力，让学生明白读中专学习也不轻松，考试并不容易。做到这点，笔者觉得不仅是专业学习的需要，更是提升学生学习自信心的需要，让学生从以往学习和考试的阴影中走出来，从读职校产生的自卑心理中走出来，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取职业资格证书，真正体验到“学有所获”的，让学生知道自己在另外一条求学求知的道路上也有前途，坚定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从某种程度上讲，在流生“高发期”达到了有效减少流生的作用。实践证明，2013级文秘班参加国家秘书中级资格考试的一次性通过率高达73%，提高了全班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流生数也为零。
三、“艺”
“艺”就是才艺。通过前两个学期的积淀，学生在完成一定的学习任务后，有更多的时间和放松的心情去参与到学校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中，加上笔者所在学校文娱活动和技能竞赛的主体时间也是安排在第三个学期，这个时候班主任要做好的就是积极做好宣传和发动工作。帮助学生克服不好意思、不敢不想不愿去参加的心理，调动学生参赛的积极性。笔者在班上还提炼了一个口号，作为学文秘的学生要做到“能说会写、能唱会跳”，帮助学生充分挖掘自身潜能，为此还采取重奖的办法，对参加各级各类文娱和技能比赛获奖的学生不仅加操行分，学校有奖励，还在班上进行奖励，借此东风，还在这个学期强化了班级文化建设，提炼了文秘班的班风并设计了班徽。2014级文秘班有位女学生普通话不标准，也没上过大舞台比赛，但她鼓起勇气参加了校园文化艺术节演讲比赛，笔者和她一起改讲演稿、一起边听边练，最后在比赛中获得了全校一等奖。在该届校园文化艺术节中，2014级文秘班所有参赛项目均获校三等奖以上好成绩，获奖率100%。
四、“习”
“习”就是顶岗实习。第四个学期学生在校时间也就短短2个多月，在这个时间段要重点集中给学生树立就业观和职业观，因为有学校推荐的机会，中职生经常是被动参与到就业市场中，亲身经历去找工作的偏少。除此之外，还要做一些实实在在、看得见的事情，指导学生去浏览相关的人事招聘信息网站及认真做好个人求职简历，让学生在实习就业中有“两选”，会“两条腿走路”，既可以服从学校安排，也能自己找到好岗位。当然，班主任在第三学年还要始终做好顶岗实习的跟踪和服务工作。笔者所带2013级文秘班顶岗实习圆满完成，且大部分工作与所学专业对口，还有一位学生因表现优秀推荐到市政府部门工作。
篇12
这里不去详细讨论危机公关的具体措施，而是在财务管理的角度来探讨资金的配置问题。众所周知，危机公关需要公司全面动员起内部资源，而各类资源在动态运作上则需要借助资金的驱动。这就表明，财务管理在危机公关中的核心地位。
鉴于以上所述，笔者将就文章主题展开讨论。
一、对危机公关形态的认识
从理论层面来认识危机公关，其呈现出系统性公共关系管理形态。但从具体层面来看，其中的重要内容就在于公司面对媒体而做出的各种表态和宣示。从媒体的组成来看包括：新闻媒体、金融机构、社会公众等。由此，下面将针对这三个主要媒体进行认识。
（一）针对新闻媒体的公关形态认识
部分乳业公司的失范行为往往是通过新闻媒体首先曝光的，从而所激起的舆论申讨就不加区别的覆盖到整个本土企业。解铃还靠系铃人，因此需要全力争取各种新闻媒体对自身产品信息的正面报道。而争取的对象，根本还在于各路记者。
（二）针对金融机构的公关形态认识
包括完达山在内的大型乳业公司，在发展过程中仍然需要寻求金融机构的融资帮助。然而，随着市场充斥着对乳制品行业的负面报道时，则导致了金融机构对该行业的经营前途产生了负面预期。该预期直接增大了大型乳业公司的融资难度，并在借贷时限上也处于不利地位。可见，其也是公关的对象。
（三）针对社会公众的公关形态认识
处于买方市场形态的乳制品行业，使得针对社会公众的危机公关仍显重要。在这里的公关主要在于重塑消费者信心，并使他们能识别我们与失范企业的区别，从而强化消费者忠诚度。
二、认识引导下的目标定位
在以上认识引导下，资金配置的目标定位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一）针对新闻媒体方面的目标定位
前面已经指出，争取新闻媒体的正面报道实则在于争取各路记者的意愿。在意愿争取方面可以采取邀请记者来公司参观，并全程观看乳制品的生产过程。之后，可以让记者们品尝公司最新研发的乳制品。在实施这一流程所发生的费用包括，记者来往路费（若时间长还存在住宿费），以及产品消耗费用、接待费用等。这就确立了资金配置的目标定位。
（二）针对金融机构方面的目标定位
争取金融机构的客观理解难度较大，这与金融机构对企业诚信度的认可机制有关。从具体的手段上来看，仍需要借助新闻媒体的报道来打消金融机构的顾虑，在此基础上逐步放宽对公司的融资审批。当然，保持良好的还款信誉仍是主要的。
（三）针对社会公众方面的目标定位
对于重新建立起社会公众的消费信心而言，需要在广告宣传和促销环节上下工夫。关于这一点，在前几年某指名品牌的危机公关中就应展现。不难知晓，各类广告宣传需要消耗大量资金，而无法为公司来带经济价值。因此，在这一方面需要严格管控资金的配置数量，以避免影响公司的资金统筹。
三、定位驱动下的实践
根据以上所述并在定位驱动下，资金配置的实践路径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建立全过程的资金管控机制
建立全过程的资金管控机制，便是通过制定一系列的规则，优化公司资本循环的效率与效益。具体而言：根据公司近期公关策略，决定相应的资金使用量。然而，财务主管部门根据预期公关难度和内容，测算出所需资金的数额。同时，由于市场部门具备危机公关的具体知识，因此，财务主管部门与市场部门须建立起协商机制，来弹性化地开展资金拨付与管理。有关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公司的今后的市场营销领域。
（二）建立资金使用效益的评价机制
公司财务主管部门建立资金使用效益的评价机制，目的在于减少资金使用中的机会预算资金。关于评价机制的设计，应着重在于事前分析与事中的权变管理。因此，有关计算资金贴现的公式、模型，都可以作为事前分析的工具。资金使用中的权变管理，则在于针对公司经营过程中的风险概率值，适应性的进行资金配置。
（三）建立与公司各职能部门的信息沟通机制
公司财务部门终究体现为服务部门的角色，它惟有协助公司业务部门创造利润，才能真正有效地完成自己的职能。为此，须建立其与各职能的沟通机制，通过“危机公关效果评价”来具体商讨资金管理目标。或者说，危机公关需要建立在整体视阈下来进行，而需要放弃某些无效的资金投入领域（如短时间争取金融机构的支持）。
综上所述，以上便构成笔者对文章主题的讨论。对于危机公关下的资金配置还是一个新课题，笔者也只是结合工作体会提出了相应建议。
四、小结
本文认为，危机公关需要公司全面动员起内部资源，而各类资源在动态运作上则需要借助资金的驱动。最后，文章权当抛砖引玉之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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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管体制
美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管体制属于法律约束下的自律监管体制，是一种介于政府监管和自律监管之间的模式。美国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监管开始于1929年经济危机，既强调立法监管又强调自律管理。在这种体制下，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成为主要的监管机构，并下设专门的投资监管部门对基金设立行为进行监管。同时，美国风险投资协会（NVCA）是最主要的行业协会自律组织，它通过对成员资质和行为的监督与管理，实现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运行各个环节的自律监管。
美国现存的法律并没有出台专门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规范，在通过了全国范围的《1996年证券市场促进法》的基础上，于2010年7月通过了《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形成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管的法律框架。不过美国政府的干预很少，力图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市场的发展创造自由的空间，如为保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投资自由和收益，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载体、产品、管理人方面可享受三重豁免，推崇依靠市场的自身力量发挥监管作用。
虽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几乎可以豁免注册和信息披露，但自从金融危机后，美国也在不断改变监管侧重点，倾向于保护投资人利益，以基金管理人为重点监管对象。尤其在2010年《私募基金投资顾问注册法案》出台后，全美从事证券事务的基金管理人必须按照《促进法》《投资顾问法》的要求在SEC注册并报告其管理基金的有关情况（包括资产额、杠杆水平、交易对方的信用风险、交易头寸、交易策略等）；建立了基金管理人信息披露制度，需要同时向监管部门和投资人进行信息披露；证监会有权与美联储拟成立的金融服务监管委员会分享这些信息，并根据这些信息判断私募基金的投资活动是否可能引起系统性风险而必须加以监控；约束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投资经理的收入，并对其附带权益征收较高的资本利得税等。
笔者认为，美国这种法律约束下的自律模式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不同的监管主体之间形成的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微妙关系使得任何一个主体都很难滥用权力或放松监管。这种政府监管与自律监管并重的体制设计是合理且行之有效的，这也是美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市场能够健康、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英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管体制
英国作为现资基金的发源地，在长期的投资实践中，形成了在严格自律基础上的有效监管模式。这种以自律监管为主，法律监管为辅的监管体制强调建立和完善自律性质的民间行业协会，并由协会制定规章制度和对基金投资活动进行控制、约束和管理。
在英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监管主体是私募股权与风险投资协会（BVCA）和金融服务局（FSA）。相比之下，英国更注重私募股权与风险投资协会（BVCA）的监管作用。该协会已经成立30多年，其宗旨就是作为权威代表之一，为行业呼喊、谈判，增强社会对私募股权投资行业的认识与理解，促进投资行为清晰透明，向投资者、政府、欧盟、国际媒体、贸易联盟和普通民众推广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为更好地管理和服务于成员，BVCA根据会员性质及其需求的不同，将成员分为五类，通过分门别类，对不同的协会成员采取不同的激励和约束措施，真正实现协会自律监管的公平公正。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主管机构是金融服务局（FSA），它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设立实行市场准入监管，在英国成立或运作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公司通常需要经金融服务局批准，这样有效降低了市场风险，有利于促进市场规范运行。英国的主管机构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市场行为并不过多进行限制和干涉，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市场行为的监管主要体现在信息披露方面，同时强调自律组织的监管作用。
笔者认为，与美国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管模式相比，英国以自律监管为主的监管模式更加灵活，管理者拥有更多的自决权，有利于英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市场的长期稳定与发展。较之于政府监管，自律监管具有以下的优势：首先，自律监管范围宽于政府监管，体现在可以对本质上没有违法但违反道德标准的行为进行监管，具有更高的道德含义。其次，灵活性高，协会行业组织在制定并执行规章制度方面都比政府部门要迅速。再次，自律监管贴近基金市场，能更敏感地察觉基金市场的变化，洞悉基金市场的问题根源和运行规则，保护会员利益，促进市场有效运转。最后，自律监管的成本低，资金主要来源于市场交易活动本身而非政府拨款。
（三）日本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管体制
日本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市场对于政府的依赖程度较高，因此，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管体制体现在政府对基金监管权控制的严格性上。具体来说，在日本，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监管权由金融厅集中行使，对投资资金的投资范围有严格规定。
金融厅是日本证券市场的行政主管机关，拥有对证券市场监督权和统一管理权，金融厅下设监督局具体负责监管工作。《证券投资信托法》第6条规定“任何公司想成为基金管理公司都必须获得主管机关颁发的许可证”，包括设立基金管理公司必须审批核准在内的所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活动都要处于金融厅的管理范围之内。日本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运行和发展都在政府的直接引导和宏观调节下，同时其取得的成绩与政府的严格监管与培育支持密不可分。
（四）国际经验的借鉴及启示
由于美、英、日三国历史背景、政治体制、市场成熟程度、法律体系等因素的不同，在选择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管模式方面也不尽相同，但这三国的监管模式对构建我国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管制度具有借鉴意义。美国监管模式的最大成功在于有一套完整的监管体系。因此，我国目前也应当加速研究符合我国国情的PE监管法律体系。通过英国的监管模式启发我们应重视自律监管体系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管体系中的角色；日本的监管模式启示我们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与此同时，由于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行业的市场化程度大大不如美国，所以完全依靠法律监管很难达到最好的效果。另外，成熟度也远不及英国，因此过多地采取自律监管模式与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市场发展所处的初级阶段不相适应。我国的资金来源多元化，如果采用日本的政府监管模式也不利于我国金融市场的全面发展。因此，应结合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市场的发展现状，做到发展与防范并重，建立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管模式才是可行之道。
二、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管现状与问题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并不长，20世纪90年代初，首先以风险创投的形式在中国逐渐展开，在21世纪初出现了称之为PE或重组并购基金的形式。经过近20年的自由发展，也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成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国性的行业协会自2011年成立以来就开始了行业自律监管的破冰之旅，近几年我国在政策法规上修订了《公司法》《证券法》和《合伙企业法》，出台了《信托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这些都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稳步发展的必要支撑。但是，这些公布出台的行业规范与法规可操作性较差，工商、税务、金融等方面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极大影响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仍然处于无序的状态中，缺乏一个具体统一的制度支持，缺少良性的自律环境和政策环境。
除此之外，在法律制度方面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管还面临的问题包括监管思路混乱，监管不力；投资者退出机制不健全；二级市场不健全，资本流动不畅。政府监管方面上，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尴尬；数量急剧膨胀，配套管理缺失；缺乏相应的信用管理机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自身发展缺乏高素质PE专业人员；缺乏完善的基金管理机构；外资PE占据主导，本土PE竞争力不足；缺少成熟的机构投资者等等。
2016年1月9日，北京市全面暂停含私募在内的投资类企业注册。此后，河南省暂停私募基金注册；山东、上海、杭州辖区内的个别工商局已暂停注册，上海自贸区也已暂停注册；成都除个别区可以注册外，多数区需要报备后才能注册；宁波梅山港目前还能注册，但需经招商局副局以上领导签字同意……据一些私募机构反映，目前基金业协会管理人登记、基金备案的速度放缓，审查标准与以前相比严格很多。至此，私募机构快速增长进入“冷静期”，各管理机构“放缓”速度，调研问题，研究规范，私募机构也在利用“冷静期”自我检查、自我规范。
2015年12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特别明确，要“强化监管和风险防范，加强相关制度建设，坚决依法依规严厉打击金融欺诈、非法集资等行为，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2015年12月25日，证监会明确暂停私募机构新三板挂牌和再融资，并对前期融资的使用情况开展调研。此后，证监会继续对已挂牌私募机构可能存在的问题开展大量的调研和分析工作。2016年1月15日，证监会《2015年私募基金检查执法情况通报》，披露了检查发现的五类问题，分别是登记备案信息失真，资金募集行为违规，投资运作行为违规，公司管理失范和涉嫌违法犯罪；公布了对30家机构、8个相关责任人的处罚情况，以及对9家私募基金管理人立案稽查、21家私募管理人涉嫌违法犯罪移送公安机关或地方政府的情况。同时，证监会明确表态，将持续加强私募基金行业日常监管和检查执法工作，依法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此外，2015年岁末，基金业协会接连公布了多项自律规则、业务规范、指引等文件，旨在引导或强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规范运营。至此，监管层强化私募事中事后监管，加强私募规范运行要求的态势已经非常明确、清晰，规范运营将成为未来中国私募机构长久发展的王道，也是应当首要考虑和重视的问题。
三、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管的完善
加强监管、强化规范，会使“自由”惯了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市场感到不适，会使心怀鬼胎的私募机构胆战心惊，但规范可以促进优者更优、劣者淘汰、违法者被拒之门外，从行业的长期发展来看，必然是好事。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几个完善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管的建议：
（一）明确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管原则
第一，保护投资人利益原则。由于信息不对称，可能会发生基金管理人损害投资人利益的问题，可以通过规定投资人资格，或制定相应事后保障制度，如信息披露制度等，以达到保护投资人利益的目的。第二，适度监管原则。监管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应以效率优先，可以采取适当的监管措施对市场加以抑制，或利用市场以及基金内部控制机制加以协调，而不能过度监管，妨碍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第三，借鉴国外经验，符合中国实际原则。第四，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自治、行业自律和政府监管的协同原则。
（二）明确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监管主体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监管模式既可以是“一元监管模式”，也可以是“多元监管模式”。前者是指由一个监管主体对基金主体和私募发行行为进行监管的方式，后者是则是指由不同监管主体分别进行监管。笔者认为，“多元监管模式”更符合我国监管机构的权力配置结构，先选择一个最适当的主要监管机构，明确其具体的监管程序与职责，由各主管业务部门在职能范围内予以相应的协调配合，确保监管体系的一致性，从而依法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进行有效的监管。
（三）继续完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相关法律法规及协作机制
监管部门必须明确发展思路，以长远发展角度来制定相关政策，同时进一步简化行政程序，推出各种优惠机制，建立一个良好的市场与政策环境。按照同行业监管标准统一的功能监管要求，对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期货公司开展的私募投资业务建立操作性强的行业标准与规则；尽快颁布与《私募办法》相对应的监管细则；尽快出台《私募投资基金暂行条例》，提升私募市场监管法规的权威性。
（四）加快培养和引进高水平的专业人才
促进私募投资基金人才培养对于行业的创新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笔者建议政府侧重于完善人才引进的政策与引导，制定鼓励人才流动的相关政策，吸引境内外具有丰富投资经验的专业人才。建议行业协会组织着眼于加强与国际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行业协会的合作与交流，学习外资基金的内部管理方式和投资经验，以期提高国内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整体运作水平。同时，建议建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从业人员数据库，加强政策宣传和业务培训，提倡自律诚信和依法运营，提高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的业务素养和职业道德，最大限度地保护投资者权益。
（耿佳、焦祺森单位为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产业安全研究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贺迪单位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际结算单证处理中心）
[作者简介：耿佳（1983―），女，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产业安全研究中心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管理科学与工程。焦祺森（1981―），男，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产业安全研究中心在站博士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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