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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本土教师数量一直较少，外国教师在教育领域中扮演重要角色。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每年大约有4万名教师缺口，40%左右的教师年龄在45~55岁。有关统计显示，2005年，英国大约聘用了4.3万名外国教师，分别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牙买加、美国、加拿大、津巴布韦、印度、加纳和尼日利亚等国。但是，受金融危机的冲击，收入相对稳定的教师行业日渐受到英国国内精英的青睐，这也相对降低了教育领域对国际教师的需求。很多企业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重创，没有制订招聘计划，甚至需要大批裁员，而教育行业相对稳定，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表示愿意接受相关培训，从事教育工作。另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格兰学校培训与发展局报告说：“2008年，登录学校培训与发展局网站询问招聘事宜的人数从2007年的70万人增加到100万人以上。”此外，2008年，该局招聘的人数超过预定目标的2%。由此可见，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本土教师数量日渐增多，对外国教师的需求逐渐减少。
（一）高校科研机构的国际合作日渐频繁高校科研机构之间的国际合作，实现了智力、技术、信息和资源的共享，提高了科研水平和效率。经济不景气使得英国高校财政受到巨大冲击，作为高校子系统的科研院所，其经费投入也呈现递减趋势。为了维系英国科研水平的世界领先地位，必须进一步加快高校科研院所的国际合作进程。高校科研机构之间的国际合作，不仅减少了经费需求，而且使科研成果质量也有所提高。决策者认识到，国际合作是促进科学发展和创新的最佳方式，因为合作也是知识网络化的组成部分。正如加雷斯•罗伯特爵士（GarethRobert）指出：合作是提高本国研究水平的一种方式，因为联合研究项目得益于双方的智力投资和多方位的协作，可以产出更多的优秀论文。科研机构之间的国际合作在英国国内已经获得认可，并且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得益于其广泛的国际科研合作项目，英国的科研成果呈现出逆流而上的发展前景。由于语言相通，英国与美国在国际合作研究方面关系密切；由于文化背景相似，英国与欧洲其他国家也有着较为广泛的联系。一般情况下，通过日常交往或私人联系就可促成这些国际合作。金融危机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英国高校科研院所的跨国合作，而基于既有的丰富的交流与合作，英国在科学研究领域继续保持着国际领先的竞争力。
（二）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理念趋向于追求经济价值国际教育交流自产生之日起就具备了政治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教育价值和科技价值。从国家层面考虑，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是实现国家外交目的的辅助手段，在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开展的过程中，不同文化通过教育载体进行对话，在相互融合中实现了交流与合作的文化传播价值；同时，落后国家通过积极的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提升了自身科学技术水平，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了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的科技价值；此外，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可以为教育输出/输入国提供经济效益，以体现出自身经济价值。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实现经济收益，渡过金融危机成为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新的价值取向。为了追求经济效益，英国众多高校纷纷进行各种教育方案的调整，使得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政治、文化、教育、科技价值备受冷落。
（三）欧债危机时期英国高等教育留学市场从经济与教育发展的关系看，经济萧条必然会影响教育领域，在教育交流与合作方面，则主要体现在本土生源持续流失和国际学生招生计划的大幅提升。英国百余所大学基本是公立大学，其教学与科研经费主要源于政府的财政拨款。鉴于债务危机背景下政府财政赤字不断增加，高等教育便成为一个难以负荷的重担。
为了进一步推动高等教育的市场改革，2011年6月底，英国政府颁布了名为《把学生置于体系中心》的高等教育白皮书，确立了学生为高等教育消费主体的中心地位，建立了透明的高等教育市场化体系，促进了高校之间的良性竞争，增强了为学生服务的意识，切实维护了学生作为高等教育消费者的合法权益。2010年相关调查显示，英国雇员的平均年收入比2009年减少了1088英镑。国民收入的减少与高等教育收费的大幅提升，使得英国民众难于负担近乎奢侈的高等教育服务。根据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管理委员会的报告，2010~2013年，英国高等院校的学生数量将平均下降1.9个百分点。该报告认为，56%的英国大学预计近两年招收的本国和欧洲的本科生将减少。同时，由于大学学费上涨，大学招生名额减少等因素的影响，英国部分中学开始鼓励学生前往外国就读大学，哈克瑞尔英欧中学就是典型的代表。因此，英国各大学计划多招收国际留学生，以弥补本国和欧盟学生数量减少所带来的财政损失。
二、加强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的策略
金融危机造成了英国高校财政经费的短缺，在此基础上还要保证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实现，英国的应对策略主要体现在促进学生的国际流动、推动教育机构之间的跨国合作以及加强教育信息交流的国际化3个方面，以保障和推进本国教育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达到国际标准。
（一）大量国际学生事务组织交流项目保障学生的国际流动在英国有大量为国际学生提供支持和咨询服务的组织，其中英国文化协会已在世界100多个国家设置了办事处，以推广英国教育，促进学生的国际流动，并为各国具有潜力的学生提供更广泛的服务。国家学术认证信息中心是鼓励和推动学生流动的主要机构，同时提供关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资质可比性的信息和建议。英国国际学生事务委员会为国际学生提供咨询和信息，同时聘请顾问和专家协助国际学生。高校也为国际学生在学术和其他事项上提供支援服务以帮助他们适应留学生活。在英国学习的国际学生数量超过34万，占英国学生总数的15%，他们来自海外200多个国家，其中1/3来自欧盟区国家。伊拉斯谟计划是欧盟资助的一项方案，旨在促进学生在整个欧洲内部的流动。整个欧洲每年大约有16万学生参与该计划，英国有大约1万人。各式各样的国际学生事务组织机构，以及各种教育交流项目，大大促进了英国学生市场的国际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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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2008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促使世界经济的发展进入了经济周期的下行阶段，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霸主地位。而之后发生的欧债危机，则进一步削弱了欧洲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量。2011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加速了世界经济中心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亚太地区转移。
在中国国内，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日益扩展，对于金融产业的需求正在不断增加。虽然在当前全球经济疲软的环境下，中国出口制造业受到很大冲击，但是这同时为中国政府提供了一个加快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机遇，而经济转型的核心便是金融改革。推进金融改革，使中国金融产业脱去陈旧的制度体制，向着灵活完善的成熟体制发展，将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健康平稳发展，为中国从经济大国转为金融强国铺好道路。
不过，针对国际金融中心的研究表明，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具有长期性和较强的蝴蝶效应，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不仅取决于不同城市的静态比较竞争优势，同样也取决于其政策和战略的动态比较竞争优势。可见，中国政府是否能够抓住这次历史性机遇，制定出具有竞争力的政策与战略，将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
二、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机遇
自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关于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及全球金融平衡问题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此次金融危机正为中国建立区域内国际金融中心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同时也凸显出中国建立区域内国际金融中心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对于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原因及相应采取的制度改革措施，国内外学者都做了深入研究。西方主流观点很大程度上把美国次贷危机归咎为“中国责任论”，认为由于亚洲的高储蓄及以中国为首的汇率操纵导致的世界经济不平衡是引发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源，但是这个观点并不全面。从某种程度上，这是在为美国本身推脱责任。全球经济失衡确实存在亚洲国家过高外汇储备的原因，但是究其根本，这只是问题的表面原因，引发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是美元作为世界国币向世界经济体制的过度释放。这导致了美国长期逆差而中国等亚洲国家长期顺差而产生的全球经常项目不平衡。由于美元成为世界货币，美元的国家美国便拥有了调配全球战略资源，抢占全球政治、经济和安全战略制高点的权利。这导致美国政府将更多的资金用于扶持军事等高新科技和金融服务业等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业，使得制造业处于政策与资金劣势状态，从而基本全面转移到亚洲国家。美国为维持其国内消费而大量进口工业制成品，这产生的巨大逆差，美国本可以利用其在高新技术上的优势，通过技术转让来平衡经常项目逆差，但是出于对美国全球战略的考虑，美国并没有这么做，而是通过贸易不断向全球经济注入过剩美元，加剧世界经济不平衡。据统计，美国对全球经常项目逆差贡献近50%。所以，对于全球经济不平衡美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现行国际货币体制下美元过度释放和新兴经济体因自身资产市场发展不足而对美国金融市场的过度依赖是本次危机爆发的制度与结构性原因。
所以，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全球经济再平衡成为全球各国的共同需求，而在全球经济再平衡进程中，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势必将扮演重要角色，这是中国由经济大国转变为金融强国的历史性机遇。人民币国际化和在人民币国际化基础上建立的在岸型国际金融中心将在全球经济再平衡中发挥重要作用。
三、中国经济转型与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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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自由化的风险
金融全球化的本质是金融资本的全球高速流动以寻求最大利润。巨额资本的快速流动增加了金融系统的潜在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不健全、具体制度不完善、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产生金融危机的诱因可以说无处不存，无时不在。主要是因为：
1.短期资本的大进大出，国际游资频繁在各国外汇、股票市场流动，具有投资、投机两重性。短期资本的大量涌入造成了经济结构性失衡，形成“泡沫经济”，一旦出现逆差或货币贬值，资金便迅速抽逃，导致国际信用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便是典型例子。据IM F估计，国际短期游资多达7.2万亿美元，约占世界总额的20％。其投机性、流动性和逐利性构成了对发展中国家金融经济安全的严重威胁。
2.作为资本流动载体的金融衍生工具的最大特点便是其“杠杆效应”，能以较少“定金”买卖几十倍乃至上百倍于定金合约金额的金融产品，如远期合同、期货、期权和互换等，形成以证券料汇、利率和商品行情的信息预期为客体的金融衍生资本。一家金融机构的少量交易即可牵动整个国家经济甚至整个国际金融市场，金融链条上的任何环节出问题都可能使整个金融系统遭到毁灭性打击。
3.“对冲基金”规模不大，但借贷能力特别强，能够迅速筹集资金投放市场。一批基金联手再加上众多世界级银行财团的支持及其在国际组织、各国政府中的强大游说能力，足以将任何一个市场置于危机之中。
二、 国际经济体系中的美元霸权霸权
虽然从理论上说，国际美元本位像任何关键货币一样，对于提高国际交换效率和降低国际交易成本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后布雷顿森林会议体系中，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的美元毕竟只是由美国政府法令强制使用的一种纯粹的、完全不兑现纸币，它的“生产”完全受到美国国家机器的控制，它所服从的完全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制订者所愿意奉行的任何国内规则。所以美国不会，也没有义务把别的国家的利益置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之上。
三、 货币一体化理论
货币一体化就是各成员国联合起来，结成固定的汇率，执行共同的货币政策。西方学者对不同层次的货币一体化进行了划分:(1)汇率同盟。(2)假汇率同盟。(3)货币一体化。(4)货币联盟。货币一体化理论认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越不能靠经常的汇率变动来改变相互之间的贸易条件和本国的国际收支地位，这两国（或多国）走向货币一体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具体说来又主要是与以下一些因素有关:①相同或相似的通货膨胀率;②要素流动的程度;③一国的经济规模与开放程度;④商品多样化的程度;⑤工资、价格的（变动浮度）;⑥商品市场一体化的程度;⑦财政一体化程度；⑧政治因素。货币一体化的主要收益来自于汇率稳定。汇率经常经常性变动会影响正常贸易和投资的开展，使用单一货币能减少外汇风险，而外汇风险会象交易成本一样减少一国的进出口，同时单一货币能减少外汇风险，而外汇风险会象交易成本一样减少一国的进出口。当前货币一体化理论的最新进展就是运用理性预期的形成，时间不一致性，信誉问题以及汇率决定等宏观经济学的新概念、新理论及分析方法对货币一体化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在货币中立问题方面：弗里德曼和卢卡认为因为有理性预期的存在，长期来看，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并不存在着此消彼长的交替关系，应该存在着与通货膨胀率毫不相关的自然失业率。在时间不一致性问题方面，在对“货币中立建议”西方学者进一步运用时间不一致性观点来考察货币一体化的成本。
综上所述：在全球化中，国与国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企业之间的竞争。作为全球化的核心，跨国公司总体上毕竟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反映了当今世界资本和技术流动快而劳动力相对不流动趋势下资源优化配置和市场竞争的需要。笔者认为，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和安全的影响，与其说取决于跨国公司，还不如说取决于本国的政策。对跨国公司既要加以利用，又必须予以限制。而且跨国公司是当今世界经济中集生产、贸易、投资、金融、商业行销、科研开发等众多功能于一体的巨大复合体，是一种时代潮流。发展中国家只有培育自己的跨国公司，参与全球经济，才能在国际国内市场占有有利地位，分享全球化带来的巨大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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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仍在不断完善。目前，总体的监管理念与监管框架已经确立，争论主要是细节的修补。总体来看，美国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是建立在巴塞尔资本监管协议理念之上、侧重资本充足率监管的从严监管体系。
2011年6月3日，美联储理事丹尼尔•K•塔鲁洛表示，为金融体系带来极大不稳定性风险的超级金融企业应满足额外的资本要求规定，且应随着企业扩张的“系统性足迹”变得更加严格。作为资本金要求从严监管的体现，2011年6月15日，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等监管机构落实了《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的《柯林斯修正案》，要求美国大型银行须与规模较小银行遵守同样的最低资本标准，体现了对大型银行的更严格监管。值得注意的是，《柯林斯修正案》是对“巴塞尔协议III”的回应，将系统重要性的非银行金融企业包括在内，因此这一针对大型银行的严格监管很可能进一步延伸至全部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
监管存在的问题
美国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严格监管，无疑有助于控制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但是，在相对完整的监管框架之下，仍存在一些难以解决的深层次问题。
首先，监管力度与监管成本仍需权衡。如前所述，美国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是基于“巴塞尔协议III”的理念。“巴塞尔协议III”基本沿袭了之前协议的监管框架，但对最低资本要求进行了调整，引入了一些新的资本要求组成部分。对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出于宏观审慎监管的需要，增加了用以吸收损失的“系统性资本附加费”，要求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具有更高的吸收损失能力，这是“巴塞尔协议III”的重大突破。
但是，对于系统性资本附加费占风险加权资本的比重，并没有明确而严格的规定。2011年6月3日，美联储理事丹尼尔•K•塔鲁洛表示，按照“预期冲击”方法，如果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倒闭带来的损失比普通金融机构高N倍，那么就应提高资本附加费，使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倒闭的概率降为普通金融机构倒闭概率的1/N。据此，塔鲁洛认为，增加的资本附加费应该为“巴塞尔协议III”标准的20%～100%。因此，即使以普通股最低资本要求（计入留存缓冲）的标准（7%）计算，资本附加费占风险加权资本的比重也在1.4%～7%之间。
由此可见，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资本附加费要求显然较高且过于宽泛，从而导致了大型金融机构的“反弹”。6月7日，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詹姆斯•迪蒙在公共论坛发表意见，认为过于严格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将增加银行业的监管成本，在失业率居高不下、房地产市场低迷的背景下,会更加妨碍美国银行体系的健康发展乃及美国经济的复苏。虽然最终公布的资本附加费标准可能处于较低的水平，但关于监管力度与监管成本权衡的争论仍将持续。
其次，救助成本的分摊机制尚不健全。出于挽救整个金融体系的目的，监管部门可以放任小型金融机构乃至普通金融机构的破产，却不得不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进行救助。由于存在多个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进行监管的机构，并且救助措施也可以由多家监管机构实施，因此在危机发生时，如何分摊救助成本成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面临的重要问题。
分摊救助成本的问题，目前体现为不同监管机构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界定范围存有不同意见。在制定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名单时，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倾向于较宽的范围，将大型对冲基金公司、保险公司和资产管理公司均列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则倾向于较窄的范围，希望将“上榜”公司控制在十家以内。由于在会员银行因破产而无法满足存款人的提款要求时，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负有支付法定保险金的责任，所以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倾向于通过财政部或美联储对银行的救助行为来降低会员银行的破产概率，或者可以根据一些会员银行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身份而采用较高的保险费率。但是，将更多的金融机构纳入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范围，将增加监管机构的监管成本与救助费用，所以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存在缩小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范围的激励。
因此，救助成本在各监管部门之间分配的机制是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进行有效激励的重要前提，尽管美联储是主要的监管者，但各监管机构在监管过程中的监管成本分摊问题也同样不能忽视。
再次，政府的担保扭曲了市场资源配置。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认定形成的政府担保可能扭曲市场资源的配置。当监管部门将一些大型金融企业列入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范围时，相当于承认政府在这些金融企业出现经营困难时将予以救助，以防止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因此，虽然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进行更为严格的监管措施（如增加资本附加费）可以吸收损失，起到缓冲作用，但也使得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救助制度化，事实上强化了对这些大型金融企业的政府担保。
对金融企业而言，拥有政府的这一信用担保将极大增强其在金融市场的竞争力，使其他金融企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从而弱化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机制和自我纠正机制。尽管可以通过各种金融管制措施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业务拓展进行抑制，但这些大型金融机构通常也是金融创新的发源地，监管措施很难起到预想的作用。
认定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所带来的信用担保还将扭曲整个经济的资源配置。与美国按揭贷款证券化的大规模扩张相似，政府担保使得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所在的行业将比其他金融行业以至非金融行业具有更高的收益率，从而有利于吸引资金流入。这种资源扭曲会形成正反馈：政府担保导致更多的资金流入，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所属行业规模扩大，行业规模的扩张又使得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倒闭带来的外部影响更强，从而强化政府对其系统重要性的认定。
最后，道德风险问题未能根本解决。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从严监管源于对这些金融机构“大而不倒”的反思。在此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初，各国官方不得不采取前所未有的步骤防止全球金融体系的系统性崩溃。虽然这些行动达到了防止金融体系崩溃的预期目标，但也极大地增加金融体系的道德风险。通过提高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最低资本要求，监管部门试图建立资本缓冲与约束机制，以降低这些金融企业的道德风险。
但是，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政府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认定可能会导致更强的道德风险。原有的道德风险源自监管机构与金融企业的风险不对称，由于金融企业有更多的风险信息，所以当一些大型金融企业可以获得监管机构的援助时，这些金融企业会利用信息优势在既有监管措施下承担更高的风险，从而在政府过度援助之下获取超额收益，并将政府救助所投入的财政成本转化为股东和高级经理人的私人收益。如果监管措施仅仅集中在最低资本要求，那么在政府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进行认定后，政府和被认定的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差距不会因“认定”而缩小。
如前所述，监管部门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认定会形成更强的政府隐含或明示的担保，增强的政府担保使得这些金融企业更有信心在经营高风险业务时只承担较少的风险，由于信息差距未能减小，所以使得被认定的金融企业不但不会减少对高风险业务的追逐，反而会因政府担保的增强而强化道德风险的激励。同时，对于未被认定的金融机构，当危机发生时，如果在实际上也具有“系统重要性”，那么仍然会获得援助，所以也不会减少其道德风险激励。因此，政府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认定并不能从根本上有效控制道德风险。
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所面临的问题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通过上文对美国监管现状与问题的分析，本文认为我国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需要在以下四方面进一步完善。
第一，匹配监管力度与货币政策取向。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变化，可能对宏观经济产生较大的影响。目前，我国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与我国以银行业为主体的金融机构体系相适应，表现为对大型商业银行的监管。而商业银行又是货币创造的主要环节，对大型商业银行监管力度的变化，必然会导致货币供给的波动，进而带来宏观经济的波动。
我国的系统重要性银行的信贷规模占整个银行体系信贷的绝大部分，虽然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尚未公布，但一般认为按照资产规模标准，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与交通银行均包括在内。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2010年底，仅工农中建四大商业银行的活期存款、定期存款与储蓄存款便分别占全国存款型公司的34.5%、21.85%和56.16%。如果系统性重要性银行范围扩大至国开行、交行和邮政储蓄银行，那么活期存款、定期存款与储蓄存款将分别占全国存款型公司的40.71%、26.97%和68.3%。这使得当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进行更为严格的监管时，无论是货币供给的M1层面还是M2层面均会有较大幅度的降低，进而对宏观经济产生紧缩影响。
因此，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与过渡时间必须谨慎权衡，要与同期的货币政策取向相匹配。
第二，协调银监会与人民银行的监管权限。在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体系下，系统重要性银行面临多头监管，监管的协调问题尤其突出。一方面，按照我国的机构型监管框架，银监会依照法律和行政法规，制定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审慎经营规则，从而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必然要由银监会实施；另一方面，人民银行具有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稳定的职能，而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从属于这一职能，从而中国人民银行也有相应的监管权限。
银监会与人民银行的监管权限重叠，将带来机构界定、监管成本、救助措施等方面的冲突。具体而言，一方面，要界定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内容中属于微观审慎监管与宏观审慎监管的部分，并分别将其授予银监会与人民银行；另一方面，要建立银监会与人民银行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的磋商机制，以避免监管措施的潜在冲突。
第三，注重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与市场约束的作用。尽管目前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集中于资本充足率要求，但“巴塞尔协议III”并没有放弃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与市场约束这两大支柱。对我国而言，这两大支柱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尤其重要。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提出，主要是针对“大而不倒”现象，虽然我国并未明确规定政府对商业银行负有救援义务，但“政府必然不会坐视银行破产”几乎成为民间的共识。就此而言，我国几乎所有的商业银行都会存在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问题，即使将系统重要性银行区分出来，民间也不会认为政府会放任非系统重要性银行破产。所以，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的意义，更多是控制它们的外部性。
控制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外部性，不能仅通过资本充足率的限定实现。银行经营活动的外部性，既受银行自身风险管理技术与风险管理体系的影响，又受市场参与者评价的影响。因此，要进一步强化监管机构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日常监督，并要求系统重要性银行向公众提供比普通银行更多的资产负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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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金融学课程的教学特点
国际金融课程通常是针对商学院本科生设置的专业课，涉及非常广泛，是一门综合性比较强的课程，课程教学强调的是在理解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应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解释国际金融市场的种种现象，并能够注重国际金融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总的来说国际金融学具备以下特点。
（一）知识点覆盖面广
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国际金融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通过学习使学生掌握国际收支、汇率等基本理论，了解国际储备的构成及管理方法，学会几类主要的外汇交易，并熟悉国际金融市场运作方式及国际资本流动规律，最终学会用所学原理与方法分析各种国际金融问题，同时为进一步学习和深入研究其他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
（二）与实际联系紧密，内容更新快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来往越来越多，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不断发生着变化，而这些变化又会引起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而国际金融学的课程内容也必然随着国际形势及国际金融市场变化而不断更新，及时地结合新情况和新问题进行教学改革。最典型的例子是2008年以来的次贷危机和随之而来的欧债危机，它们对世界经济造成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因此深入研究其形成原因及预防机制是非常重要的，这也就成为国际金融课程中要研究的新内容。所以国际金融学课程教学需要不断地融入新事件、新理论，只有这样才能使教学与实际经济活动不脱节。
二、实践教学作为国际金融学辅助教学的重要性
国际金融学所包含的国际金融活动很大程度上都与汇率有密切的关系，而经济主体，不管是个人、企业还是国家都会进行外汇交易活动等。而已有的国际金融等课程更多的是阐述外汇交易等实践课程的理论基础，而缺乏系统的实践教学。实践教学的总体目标是使学生能够增强国际金融实践操作能力，具体目标是要求学生不但能够掌握外汇交易的基本理论知识，了解外汇交易的方法、风险的分析和控制，也要能够解读外汇行情、利用分析软件对外汇走势作出合理判断，并顺利实现外汇买卖的即时与委托交易的模拟操作。目前国内仅有部分高校开展了国际金融实践教学，而多数高校还是纯理论教学，这样导致学生仅对外汇交易的理论内容有所涉及但没有系统的外汇交易应用方面的学习，因此动手能力较差。因此加强实践教学能够深化学生在《证券投资学》等专业课程中学到的投资的基本概念，深化学生国际金融学理论教学中学到的汇率变动的基本概念和得到交易的基本程序与方法，通过外汇模拟交易的具体操作，使学生深入理解与掌握金融交易实务中所涉及的基本概念与常用词汇，把握各类金融外汇交易的基本特点与交易常识，进而更好地将国际金融学知识内化成自己的知识储备，这就是教学的最终目的。
三、国际金融学教学设计形式多样化
（一）理论教学
国际金融学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其中涉及的汇率理论、国际收支理论等需要有很强的理论基础才能够掌握，所以首先加强对学生的理论教学，只有在理论已经充分吸收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实现不同的实训形式。教师应该有效地结合自身已有的知识整合相关理论，选择板书、多媒体等教学工具，详尽地阐释理论，并且及时关注课堂学生反馈情况，通过课堂小组讨论等形式更好地与学生互动，从而让他们更牢固地掌握理论知识，为后续实训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金融实验室软件模拟
为了更好地进行实践教学，仿真现实经济情况进行外汇模拟教学是最佳的教学方式，因此学校建立金融实验室并安装相关外汇交易软件是必不可少的。通过实训讲解每次实训的主要内容，不同实训内容的注意事项及可能遇到问题的解决方法，使学生对即将要进行的实训有清晰的了解，以便更好地完成实训内容。在外汇实训的现场指导中设定具体交易环节，让学生扮演不同角色进行练习。外汇交易相对复杂，学生在使用过程中可能遇到多种不同的问题，现场指导能够及时解决问题，并将常见问题记录，以后补充在实训报告中供学生参考。这样的仿真模拟交易才真正做到了学生参与其中，感受国际金融市场瞬息万变的事实对世界经济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对手上的虚拟货币造成的影响。只有经历过才能更加理解国际金融市场学习的重要性。
（三）建立实训基地
作为学生很少有机会到银行、证券公司和外贸公司等参加实践活动，而这是学生了解金融机构和外贸企业的业务流程和外汇交易特点的重要途径。事实上是银行、证券公司几乎不需要本科生进行外汇交易相关的实习，所以高校如果能够联系大型外贸公司的资本运作部门建立实训基地，应该说是对在校仿真模拟实训之后的一个最好的补充。目前这方面对各学校来说实施都比较难，但是也有不少高校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并取得一些实训基地的机会。另外还有个解决路径就是学生利用假期回老家的相关公司进行外汇交易方面的实习，通过家乡的关系网适当地寻找这样的机会也是不错的方法。
（四）开展专业讲座
除了丰富的课堂理论教学、新鲜的外汇交易实践教学以外，高校在国际金融学教学过程中适时地邀请外汇交易方面的专家进行讲座能够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外汇交易专家应该是从事多年的实际外汇交易，有丰富的实战经验，通过讲座为学生讲解近年来外汇市场的发展比枯燥的课本描述历史发展更容易让人记忆犹新。尤其重要的是真正的外汇交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突然性的事件等的应急处理办法等，这些知识是教师经验欠缺的重要部分，因此通过专业讲座的形式给学生带来耳目一新的一堂课。
（五）课后多渠道沟通
现在的90后学生的自我意识、自我表现力都比较强，这就需要给他们提供可以释放自己、施展自己才华的平台，他们也非常需要教师的认可。而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中不能仅仅局限于课堂，更要在课余时间跟学生有充分的交流互动。所以课后学生利用网络在宿舍学习，教师采用视频会议或邮件联系的方式与学生沟通，并采用分组讨论的方式对已经学的理论和做的外汇实践进行总结，真正做到吸收消化知识。
四、结论
通过分析我们知道要想实现国际金融学比较好的教学效果应该从以上几方面努力，不断创新教学形式，鼓励授课教师进行课程设计的创新。但在实现以上教学形式创新的过程中也有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
（一）加强校企合作
正如以上提到的实训基地建设的困难，作为实训基地本身能够加强教学效果，所以如果能够以学校为平台和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应该是比较好的方法，当然在此过程中授课教师也应该能够想到为企业服务的措施从而使得校企获得双赢才能够长期合作下去。
（二）加强教师的业务能力
很多教师本身理论基础非常扎实，也能够进行虚拟的外汇交易等实践，但仍然缺乏真正的实践。两者最大的差别就是心理因素的影响在两种情况下有可能做出截然相反的投资决策，因此授课教师加强实践操作非常重要，这种可以通过去公司实习也可以通过自行开户进行外汇交易的方式。
参考文献：
[1]沈军，王聪.国际金融教学内容体系研究[J].金融教学与研究，20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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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伴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支付体系在安全与效率方面展现出了质的飞跃，随着各国大额支付系统的建设，支付体系对金融市场的支持越发明显，金融市场交易速度和安全性得到了迅速提升，支付体系已经成为现代金融领域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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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效力增强国家是一国作为国际法主体最根本的标志，而经济是国家里最具物质性的一部分。因此，任何一个国家都会为了自身利益，不愿让渡本国的经济。这导致国际金融监管制度中，条约等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硬法较少，而如《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等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在实践中会产生一定法律效果的软法较多。但随着金融危机爆发，各国意识到金融监管合作的重要性。于是，各国在让渡经济方面的态度逐渐软化，这令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法律效力增强，一方面，加强国际合作，通过签订条约，令国际金融监管制度中硬法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亦重视软法，在实践中增强其约束力。究其原因，可归纳为两点。第一，国际组织地位上升令各国在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方面达成一定共识。国际组织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其通过组织特有的制度性造法方式，提出国际金融监管方面的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令各国遵守其制度安排。国际金融监管制度通过巴塞尔委员会(BCBS)、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等国际组织，来塑造、传播融资、金融市场准入等反面的市场机制共识。国际组织的技术性不断增强，地位不断提高，这令各国监管者对国际组织愈加依赖。第二，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科学性、先进性提升了其本身的法律效力。各国如不遵守，便难以抵御金融危机的风险，容易被国际金融市场淘汰。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根源之一便是银行业过度依赖外部评级机构，忽略了内部风险评估和尽职调查。而巴塞尔委员会公布于2006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便预测到了这一风险，通过制度规定降低金融机构对于外部评级的依赖性。因此，危机爆发之后，巴塞尔委员会的成员国和非成员国，均意识到遵守《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会获得市场给予的利益激励，反之则会面临不利的后果。第三，国际金融监管制度中程序法为其实体法的实施提供了有效保障。上述程序法主要指WTO的《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谅解》中的争端解决程序和规则适用于金融服务贸易方面的争端。易言之，WTO金融服务贸易委员会和服务贸易理事会的审查程序、贸易政策审议机制以及争端解决机制，均可用于评审和监督成员国是否履行金融服务贸易方面的义务，同时用于解决成员在履行义务中发生的纠纷。这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WTO成员国的金融监管，令其自觉履行义务。
(二)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结构重构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证实，各国过去奉行的金融自由化不再适应当下的国际金融环境。因此，重构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呼声愈来愈高，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金融创新，令金融监管制度产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具体地说，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结构重构可归纳为三点。第一，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向统一化发展。纵观全球，大多数国家现阶段一般都是针对金融业的分业经营，不同程度地实施分业监管，即对证券、银行、期货、信托、保险等由不同的监管机构来监管。只有少数欧洲国家如德国等实行统一监管，即由综合性监管机构监管所有金融领域的全能银行制度。随着金融创新不断深化，金融业之间的边界愈来愈模糊，分业监管模式逐渐不适应时展，继续坚持只会造成监管资源的浪费或是滥用。因此，如英美国家和香港等现在都由多层次、分散的分业监管模式，向综合性、统一化的混业监管模式发展，即实行全能银行制度。第二，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向综合化发展。过去的金融风险以信贷风险为主，风险种类较为简单，而随着时展，金融风险的种类不断增加，内容也愈加复杂。因此，原有的监管标准已逐渐脱离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轨迹。各国监管制度正朝着综合化发展:一是从资本监管发展到全面性风险监管，从只针对信贷监管，发展到针对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等进行全面监管;二是加强内部控制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增强透明度，提高自律管理，有效抵御风险;三是规范监管程序，加强对银行监管的规范化管理，保证事前、事中、事后的监管程序有条不紊的进行。［6］第三，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向国际化发展。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推进，封闭的国内金融监管制度已不再适应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的需求，国际监管合作的呼声愈来愈高。一是随着国际资本市场规模的扩大，各国金融市场的关联度变高，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的程度加深，新出现的金融工具的交易价格、交易管理、投资收益率在各国金融市场上趋同，这为国际监管合作提供了一定便利。二是货币互换、利率互换等创新工具的跨市场国际性金融交易，本身就需要不同国家金融市场的联合与互动。当然，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国际化，要求国内和国际金融市场相互融合，这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
(三)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价值变化法的功能定位决定了其价值取向。而国际金融法的功能表现为促进国际金融市场的可持续发展，这一方面要求其保证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另一方面要求其注重金融安全以促进效率提高。由此可知，效率与安全是国际金融法内部的两个相互博弈的价值取向，二者一直处于此消彼长的状态。纵观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发展史，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价值取向大概经历了“注重安全”、“注重效率”、“效率与安全并重”这三个发展阶段。其原因有二。第一，安全是效率的前提，如不注重金融安全，便会引起金融危机，令效率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化为乌有。20世纪80年代，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曾因受到金融自由化思潮的影响，而以效率为首要价值取向。这令各国放松管制，导致监管真空，为金融安全埋下了巨大隐患，造成国际金融监管的效力下降。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便是一记警钟，其带来的损失令国际社会意识到金融安全的重要性。从国内法的角度考察，2009年美国提出《金融监管改革———一种全新的基础: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重构》(简称《金融监管改革》)。《金融监管改革》共分为五部分，分别是: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稳健监管，保证对金融市场的全面监管，防止投资者和消费者受金融滥用影响，为政府提供其管理金融危机所需要的工具，提高国际监管的标准并加强国际合作。［7］从国际法的角度考察，2009年的G20伦敦峰会便提出，国际金融监管的疏忽导致国际金融市场未能有效抵御系统性风险，令危机的危害性进一步扩大，因此国际金融监管组织和机制都需要加强监管，如加强对评级机构、对冲基金等特定类型金融机构的监管，将监管领域扩大至一切具有系统影响性的金融产品、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第二，效率是安全的保障，如不注重金融效率，则会导致问题经济，无法为金融安全提供物质支持。金融效率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其直接决定一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因此，倡导金融服务现代化的发达国家，以及呼吁推动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发展中国家，都极为重视金融效率。不少国家的金融监管机构更是明确地将金融效率列人金融监管原则和目标。从国内法的角度考察，2000年英国颁布的《金融服务与市场法》中提出的6项贯穿效率精神的有效监管原则，包括监管资源使用的效率与经济原则、被监管者应由领导负法律责任的原则、平衡监管的收益和成本的原则、推动金融创新的原则、促进本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原则、对竞争不扭曲和不破坏的原则。从国际法的角度考察，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银行(WBG)、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都致力于推动世界自由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注重对效率的追求。上述三大国际经济组织均积极推进金融服务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推进金融服务多边自由化的深化。WTO呼吁各国共同构建金融服务的多边自由化，WBG在提供贷款的附加条件中反映出新自由主义的精神，IMF强调市场的作用而要求政府减少干扰。综上所述，唯有安全与效率并重，方可最大程度地促进金融市场的可持续发展，保证国际金融法的功能有效实现。
三、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建议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发展中国家无论在南北对话还是南南合作中都逐渐式微。因此，发展中国家过去通过改变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准则或原则，来促进国际经济秩序发展的行为，已不符合当前的国际金融发展轨迹;而在承认既有国际制度的前提下，通过改变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决策程序或规则，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改良国际金融秩序的行为较为可行。于是，我国顺应上述潮流，逐渐由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改革者，向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建设者和维护者转变。这种角色转变，令我国需要注意以下三部分制度建设问题。
(一)强化宏观审慎的监管体系传统的国际金融监管制度侧重于微观审慎监管，即为防止单个金融机构出现经营危机或是倒闭，而关注外生金融风险，在单个机构内部采取的一种自上而下的监管模式。这种监管方式忽略了金融机构之间的相关性以及风险关联性，不能抵御当前金融一体化带来的系统性风险。［8］因此，强化宏观审慎的监管体系是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改革中各国形成的共识。宏观审慎监管是为防止金融体系的风险，关注内生金融风险，在整个金融体系中采取的一种自上而下的监管模式。其与微观审慎监管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注重金融机构之间的相关性和风险关联性，可有效防范宏观经济波动。故而，我国应在保持原有的微观审慎监管的同时，强化宏观审慎的监管体系，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需注意三点。第一，明确系统性重要机构的界定标准。系统性重要机构一般可分为两类:一类拥有大量与金融市场或是其他金融金钩的交易对手风险，一旦这类机构倒闭，便会令其国际和国内交易对手受到牵连。另一类具有大型高度杠杆化的特征，其资本损失将对对整个宏观经济造成放大影响。二是拥有大量的对其他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交易对手风险的金融机构。在宏观审慎的监管体系中，监管当局应通过划分上述系统性重要机构，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其流动性、资本充足率和风险管理的监管。第二，提高系统性重要机构的监管标准。系统性风险会引起整个金融体系的崩塌，因此，对系统性重要机构监管应比对其他金融机构的监管更为严格。监管标准应基于金融机构的相对系统重要性，不仅要求在杠杆率限制、流动性要求、风险资本要求和总体风险管理方面执行更严格的监管标准，还要求在经营状况、财务状况、业务风险、财务风险等方面实施更详尽的信息披露。第三，建立和健全流动性风险管理制度。监管当局必须全面了解金融体系的流动性需要，才能有效防范金融危机的爆发。许多系统性重要机构对流动性风险的掌控都十分薄弱，因此，我国应当将结构性投资工具的流动性风险纳入非现场监管的监测范围，从而进一步规范金融衍生交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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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金融业快速成长，金融市场化、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人民币国际化跨越式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国际金融事件的发生、国际金融规则的变化对中国经济影响日益明显，需要我们高度重视。 一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形势已经有所缓和。美国经济温和复苏，欧元区经济下行风险降低，日本经济也出现好转迹象。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仍保持较快的增长势头。
全球金融市场乐观情绪上升，国际资本开始回流。美国道琼斯指数、英国富时100指数、德国DAX指数和日经225指数均大幅反弹，恢复或超过危机前的水平。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逐渐改善，美国银行业已连续三年实现盈利增长，“问题银行”数量大幅下降，欧洲“银行业联盟”正在组建。
当前危机有所缓和，是由多个因素共同促成的，主要包括：
一是财政、货币政策的刺激作用。美欧等危机国家纷纷出台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和连续多轮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过去五年，央行资产规模快速膨胀，美联储已扩大3.5倍，规模高达2.9万亿美元；欧洲央行已扩大2.5倍，规模高达3万亿欧元。
二是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推动。这场危机暴露了世界经济结构性失衡的问题和矛盾。危机之后，许多国家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不同特点，采取了一些结构性的改革措施，发达国家着手调整过度消费及高福利的模式，提出“再工业化”、新能源等战略；发展中国家则调整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的模式，加快新兴产业发展，优化出口结构，增加居民收入，扩大国内需求。
三是新兴经济体的贡献。危机以来，新兴经济体的表现优于发达经济体，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成为拉动世界经济的主要动力，其GDP占比显著提高。据IMF统计，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最近五年世界经济增长的70%来自新兴经济体。中国政府在危机之初的4万亿元投资以及一系列扩大内需的刺激措施，成为拉动中国和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新兴经济体加大基础设施建设、鼓励企业投资等政策的效应正在逐步显现。
四是国际治理机制的改善。危机爆发之后，世界各国开展了多方位的合作，共同应对危机。2008年11月，G20首届峰会在华盛顿召开，至今已召开了七次。峰会在应对危机、全球经济再平衡、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全球金融监管等问题上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重要平台。
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组成的“三驾马车”，在欧债危机处理中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和资金支持。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合作明显加强。2012年3月，在第四届金砖国家峰会上，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探讨设立新的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开发基金的计划也提上日程。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取得显著成果，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得到重视和加强。
众多迹象表明，一些根本性、结构性问题尚未得到解决，金融危机还远未真正过去，全球经济金融新秩序的建立仍然任重道远。
一是政府债务不可持续，宽松货币政策的副作用不容忽视。史无前例的积极财政政策，使一些国家政府债务高企，违约风险不断上升。根据IMF统计，2012年发达国家政府债务余额占GDP的比例已上升到110%，为“二战”以来最高水平。
财政的捉襟见肘，促使其推出多种形式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且规模日益扩大。这虽然改善了金融市场流动性，但也造成全球货币总量膨胀，催生了通货膨胀预期和资产价格泡沫隐患，加大了各国宏观经济管理的难度。
二是全球经济再平衡任务更加艰巨。危机后，许多国家采取了多种措施以推动全球经济再平衡。但是，由于产业格局调整的长期性，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的冲突，全球经济再平衡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再平衡过程中，各国应高度重视内生增长机制的培育与形成，使经济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
三是各国之间的博弈更加激烈和复杂。危机使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发达国家实力犹存，新兴经济体整体实力上升，经济金融力量此消彼长使得各国之间的利益博弈更加激烈，对规则制定和国际货币体系主导权展开角逐。一些国家竞相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采取更加隐蔽的贸易保护和金融保护措施，进一步使利益博弈复杂化。 二
五年来国际金融发生的新变化涉及方方面面，我们选取了其中60个热点问题，从历史、现状、趋势、对中国的影响及启示等方面进行探讨。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财政货币政策转变。为应对危机，西方发达国家通常采取“需求管理政策”，即通过减税增支和降低利率，增加社会总需求，刺激经济复苏和增长。与以往不同，这次危机是由于政府、企业、家庭和金融机构“去杠杆化”而引发的资产负债表衰退所导致的，这一新特征对传统的宏观管理政策提出挑战。
欧美等发达国家政府债务高企，靠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已无余地，只好让央行承担更多职责。市场利率已处在超低水平，传统价格型工具刺激作用有限，发达国家央行又普遍采取超常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扩大自身资产负债表，采取竞争性货币贬值的手段，造成全球流动性泛滥，金融风险加剧，央行的独立性也受到质疑。
建立健全国家资产负债表，保持债务的可持续性。我们对资产负债的考察不能仅看单个部门，而应将政府、家庭、企业和金融机构等部门纳入统一的框架内加以考虑。不仅要了解国家资产负债的整体存量信息，还要揭示潜在的风险，以及金融风险在不同部门乃至国家之间的传导途径。要将国家资产负债表及其管理能力纳入宏观调控体系建设，坚决守住防范风险的底线。
及早规划并适时退出超常规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难以解决经济的内在结构性问题，且实施时间越长，货币总量失控的风险就越大。
为规避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长期负面影响，应提前规划并择机退出。各国央行要加强合作，防止以邻为壑的“货币战”，反对各种形式的金融保护主义。
解决债务问题要有新思路。美国应及时化解“债务上限”和“财政悬崖”的潜在风险，避免债务规模的积累和扩大。欧洲应尽早启动有序的债务重组，有效化解危机。有关各方应通力合作，减轻重债国的债务压力，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同时监督其推进结构性改革、削减债务和财政赤字的力度和进度，真正帮助陷入危机的国家早日走出困境。
第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金融危机暴露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中以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可先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突破：
完善国际金融治理机制。加快IMF的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增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话语权。推动IMF监督职能范围由汇率扩大到财政、金融和监管等领域，提高监督的全面性、公平性和有效性。利用G20平台带动多边和区域合作，进一步发挥G20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和政策协调中的作用。
加快推进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超货币是一个长期远景，亚元等区域货币设想也由于存在内在缺陷而困难重重。当前应推进储备货币多元化的改革，进一步提高欧元、日元、英镑、人民币等货币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比重。
扩大SDR的使用范围。逐步扩大SDR在私人领域的使用，进一步发挥其在国际贸易、大宗商品、金融资产中的定价作用，完善SDR作为国际货币的职能。积极研究人民币纳入SDR定值货币篮子等相关问题。
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一步推进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推动大宗商品以人民币定价，积极推动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建设，扩大人民币的资本输出和经济援助。多管齐下，全面提高境外持有人民币的意愿。
第三，金融监管体系塑造。金融危机使各国反思金融监管顺周期性，重视防范系统性风险，加大对金融机构特别是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有效监管。
健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应把单一机构的监管与宏观经济金融问题联系起来看待和处理。将防范系统性风险、降低顺周期效应作为宏观审慎监管的主要内容。强化对系统性风险的预防和管理，建立健全风险预警机制和处置机制。加强对系统重要性机构的监管，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
加强金融监管。继续稳步推进巴塞尔协议Ⅲ的实施，加强对资本和流动性等方面的监管。严格区分银行零售金融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限制自营投机性业务，在传统业务与高风险业务之间建立防火墙。提高评级机构的透明度和客观性，打破大型评级机构行业垄断。
建立适合本国特色的监管组织架构。加强监管者之间、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由单向被动式监管向互动式和联动式监管转变。加强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制度建设。健全经济金融信息共享机制，为完善金融监管协调创造良好条件。
增强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强化其稳定金融体系、协调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职能。
第四，金融业重组与变革。金融机构加快自身经营管理方式和结构调整的步伐，重视完善风险管理架构，构建核心竞争力。
完善公司治理。健全金融从业人员的激励约束机制。建设对股东、投资者、交易对手和社会负责任的企业文化，加大信息披露。建立健全“风险与成本相抵扣、长期与短期激励相协调”的薪酬制度，避免过度冒险。
稳妥推进综合经营。金融综合经营是顺应客户需求、提高服务效率、改善收益结构的必然趋势。应加快金融综合经营相关立法，对金融控股公司要实行“主监管”制度，对相关业务实行并表监管，避免监管真空。集团内部要进一步完善不同业务之间的防火墙，防范金融风险的交叉传染。
加快结构调整。金融机构加快业务和收入结构的调整和转型是适应新形势的必然选择。应在竞争中形成差异化发展的格局，构建资本节约型的发展模式，降低资本消耗，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
加强风险管理。金融业是经营风险的行业。风险管理是金融机构的生命线，是其经营发展的永恒主题。要健全金融机构风险防范预警体系、评估体系和处置机制，着力防范和化解部分领域、行业和企业的潜在风险，全面提升金融业综合实力和抗风险能力。
完善金融机构救助机制。金融机构具有较强外部性，其破产倒闭可能引发经济金融危机，对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应以兼并重组为主，避免因破产倒闭而引发系统性风险。
第五，金融基础设施完善。全球金融体系顺利运转需要进一步创新金融市场工具，完善基础设施。
积极完善银行间支付清算系统、信用评级标准等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建设。新兴经济体要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在稳定金融体系和提高国际竞争力方面的作用。要充分利用国际金融秩序重建的契机，努力提高话语权。
优化国际金融中心布局。随着全球经济中心东移，香港、新加坡、上海等国际金融中心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要扩大和强化国际金融中心的全球资金调度、多元化融资平台、全方位市场交易以及财富管理等功能。加强金融中心的分工与协调，努力实现共同发展。
加快新兴经济体的债券市场建设。大力发展本币债券及其他新兴债券。亚洲各国应扩大投资者基础，增强市场流动性，安排好债券发行计价货币，充分发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在亚洲债券市场建设中的作用。
丰富和发展碳金融、能源金融等市场。碳金融作为金融体系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创新，是各国抢占低碳经济制高点的关键之一，对全球经济与金融格局将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能源是关系全球经济命脉的重要资源性商品，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能源的金融属性逐步增强。应鼓励有实力的金融机构进入碳金融和能源金融等新型市场领域，构建多元化的市场结构。 三
金融危机也带来了经济金融制度的深层变革，在国际格局调整中，金融分量开始上升。
过去，各国综合实力的竞争主要体现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与科技等方面。经济力量是一国参与国际竞争的基础。军事力量是一国保卫自身利益的支撑。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是增强经济和军事力量的重要推动力。金融危机以来的实践表明，金融力量正成为各国竞争的重要领域，成为影响国际格局变化的新因素。
货币的国际化是金融力量的集中表现。货币国际化仰赖经济实力，但又可超越经济实力，成为引导国家竞争战略的关键因子。
一个国家拥有国际储备货币职能的货币，不仅可以带来铸币税、降低贸易成本等收益，更能增强对全球资源的调控能力。货币角逐产生于美元对英镑的替代，日元和马克随后加入这一竞争，而欧元的诞生和壮大也不断挑战着美元的国际地位。
金融市场规则话语权是金融力量的主要手段，掌握了话语权就会处于主动地位。危机以来，信用评级标准、金融监管、金融会计准则、反洗钱与大宗商品定价权等规则制定仍由西方国家主导，但新兴市场国家正在积极参与，力争更大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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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此次金融危机虽然动摇了美国全球经济霸主地位，但在当下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却远没有出现“二战”之后那样一个由欣欣向荣的美国，与疲弱不堪的欧洲形成明显强弱对比的局面。金融危机虽然给美国带来巨大冲击，但美国的军事、经济霸主地位并未触及根基。相应地，强势美元的地位尽管暂时受挫，却远远还没到由欧元、日元或某种多元货币体系替代的时候。对于欧洲、日本及中国等国家而言，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立足于本国经济发展，积极稳健地介入国际金融新秩序建设，无疑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最现实的收获。
众所周知，一切国际贸易与金融活动都必须在一定的国际金融秩序下运行，金融秩序的不同影响活动效率的高低。因为，一个有效的国际金融秩序能够有利贸易与资本流动的顺利进行，可以促使贸易利益能够在各国之间均衡地分享、国际收支能够顺利调整、汇率能够维持稳定。而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就在于现行的国际金融市场规则缺失，最终导致全球贸易国之间的利益关系失衡、汇率波动、金融市场流动性缺乏及市场信心丧失。因此，正如总理所说，重建国际金融市场秩序是必要的，但还有一个时机的问题。
那么，重建国际金融秩序最为核心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又需要建立一个怎样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呢？其实，这不仅在于形成一个新的国际组织或根本上改革一个国际组织，关键还在于要改变20世纪以来由发达国家甚至是美国主导整个国际金融市场的现行规则――即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对话和谈判中来，并一起来制定国际金融市场新秩序的游戏规则。只有让绝大多数国家都参与国际金融市场新秩序建立的对话与谈判，参与其游戏规则的制定，才能达到相应利益关系平衡，才是彻底改革现有游戏规则的最好时机。毫不夸张地说，这就是目前建立国际金融市场新秩序最关键的核心。
尽管奥巴马政府曾多次高调宣称：“全球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都应传达采取行动解决全球经济萎缩的决心，单独由几个经济最为强盛的国家采取经济刺激计划，尚不足以拉动全球经济脱离衰退，更多国家需要加入到行动者的行列中来。”但时至今日，一些国际性金融组织在谁手里控制是不言自明的，美政府另外的意图也是路人皆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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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金融市场的基本含义
国际金融市场的含义有狭义和广义两个维度的定义。首先，从狭义上来说，国际金融市场说白了就是国际之间所进行短期以及长期借贷的场所。但是，从广义层面来讲，国际金融市场一般是指所有国家在国际上的金融业务往来，在国际层面和领域中参加活动的场所。这些国际金融活动既可以是居民国与居民国之间的业务往来，也可以在居民国和非居民国之间开展。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当我们谈到国际金融市场时，一般指的是广义角度所定义的国际金融市场。
（二）国际金融市场的分类
对于国际金融市场的分类根据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分类方法，我们可以采取不同的标准。比如说，可以通过国际金融市场的种类、经营业务以及市场的性质三个不同的维度来对国际金融市场进行大致的划分。按照国际金融市场性质的不同可以将国际金融市场分为传统的国际金融市场以及离岸国际金融市场。大家可能对离岸金融市场不是很了解，离岸金融市场具体是指，在进行相关交易的过程中，一切可以相互间自由兑换的货币都会被涉及到，同时它们将会在国际金融市场所在的国家的一些非居民国之间进行主体的交易，在这个阶段所进行的国际金融交易不会受到任何国家任何地区的管理和约束，当然也不会受到这些国家的金融制度和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制约。
按照国际金融市场的种类来划分，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国际资本市场，其二是国际货币市场。这两类的金融市场还能够按照金融期货的期限长短进行更加细致的划分。对于国际资本市场是指那些资金的借贷期限较长，通常都是一年以上的，而且还需要这个期间交易市场曾经发过证券或者说是参与过中长期信贷业务的。而对于国际货币市场，借贷期限相对较短，通常低于一年。
按照国际金融市场的经营业务来划分，国际金融市场可以被分成大概三个部分，划分成国际资金市场、国际外汇市场以及证券市场等。国际资本市场是指那些借款期限相对较长，长于一年的市场；而对于国际外汇市场是指有大量存在的外汇需求者和提供者进行交易的场所，交易场所可以对外汇资金进行清算以及调拨，目前主要的经营业务是期权交易以及期货交易等等。证券市场应该是大家最熟悉的，一般来说，是金融市场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通常是一些市场上流通的股票以及相关的债券在这个市场上进行交易，是大家最直接接触的一个市场。
二、国际金融市场的主要作用
国际资本能够在本国流动，不仅仅能使资本的输入国所获得的资本得到大幅度的增值，同时还能让这个国家的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与此同时，国际金融市场的存在对于全球的整体经济有很大的作用，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国家金融市场的发展。目前国际金融市场最大的作用就是放大效应。当有资金在国际之间流动的时候，一些国家的部分机制会对整个的国际金融市场产生影响，让全球经济发挥出最大的作用。杠杆效应和羊群效应就很容易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当一定数量的国际资本能够控制名义额，并让它能够超过单纯的金融交易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会产生诸多的衍生工具交易，这就是我们常常指的杠杆效应。杠杆效应其实是可以借助于衍生工具，来达到控制衍生金融市场价格的作用，最终会带来一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效果。羊群效应是指交易的行为受到了心里预期的作用，出现了十分浓厚的投机氛围，或者会出现金融市场不确定性较大的短期的国际资金的流动。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不能够根据自己的真实的想法做出对应的决策，这就需要对别人的心理状态进行揣摩，最终促进交易的形成。换句话说，羊群效应是需要有一个能够起带头作用的人，然后大家都跟着他来进行交易。当前阶段，有很多的人以及公司会利用羊群效应来进行相应的投资，这提高了国际资金的流动性，这些投资者会采取一些措施，诸如通过大力的宣传来左右市场上信息的动向，制造恐怖氛围，这样资金的使用效果并不能达到最佳状态。
三、国际金融市场面临的机遇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机遇和风险是并存的。国际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给全球的经济带来了很大的机遇。
（一）国际金融市场的统一化
在当今社会，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和普及，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让全球变成了一个地球村，让全球各个国家之间联系的更加紧密。由于技术的进步，让全球范围内的资金流转和资金划转变得十分便捷，能够在短时间内就流转划拨到位。根据相关的数据统计所得，在以前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几个国家参与到全球的金融业务中来，而且还被其中的个别国家操纵，其他国家的话语权极低。但是，在当今社会，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信息科技也得到了极大的进步，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以积极的姿态加入到国际金融市场中来，让全球的资金得到最大化的分配和流动，促进参与的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目前世界范围内开始出现跨国银行，这使得原本的只有发达国家参与的国际金融市场逐渐演变成了发展中国家也能积极参与的国际金融市场，国际金融市场有了新鲜血液的加入，注入了新的力量。现在，国际金融市场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包容性的、涵盖不同性质国家的统一化的局面。
（二）越来越重视金融产品的创新
在当今这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对于任何一个行业，一个领域来说，创新是发展的新动力，能够很好的促进行业和领域的发展，也是目前时代所必须的。只有具备了较高的创新意识以及较强的创新能力，积极努力的对自身的产品和服务进行一定的创新，才能够让自己在行业里或者领域里有一席之地，同时也能促进行业或者领域的向前发展。同样的道理，对于国际金融市场来说，创新也同样重要。随着消费者思想水平的提高以及对金融产品多样化需求的增强，现有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已经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如果金融机构还只是停留在原有的状态，不大胆进行创新，大力研发新的产品和提供新的服务，研发属于自己的品牌，塑造自己的形象，这在很大程度上会阻碍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所以，为了更好的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给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选择，现在的金融机构已经开始意识到金融创新的重要性，也在这方面不断的努力，大力引进有创新意识的人才，加大在创新方面的资金投入力度，给整个世界带来一股创新的潮流，国际金融市场呈现出一片良好的创新发展态势。
（三）不断朝着证券化的方向转变
从很早开始，国际金融市场融资中最为关键的一部分就是国际银行贷款，这种方式的融资方式虽然一直以来都发展甚好，但是后来却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当前阶段随着国际证券化的出现，加上良好的发展态势，让国际银行贷款不再是国际金融市场的最为主要的融资方式。国际证券化也已经成为了国际金融融资的主要方式之一，和国际银行贷款一样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证券化已经成为很多公司的首要选择，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融资方式。
四、国际金融市场面临的风险
（一）风险由经济全球化逐渐向投资全球化的方向转变
伴随着国际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世界上的各个国家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也日益紧密，交流和互动也更多了。@种不断增强的联系极其容易给国家之间带来资本过剩的现象，这就直接导致了投资全球化的新局面的形成。而且，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价格竞争问题以及收支平衡的问题等等的演化也逐渐将经济全球化推向投资全球化的发展方向。
（二）风险由价格风险逐渐向制度风险的方向转变
美国次贷危机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影响，国际金融行业遭受了重大的打击，伴随着的是信用风险的出现，并在进一步的发展。伴随着信用风险的出现，极容易将国际金融风险由以前的价格风险转向金融监管制度方面的风险。不论是价格风险还是制度风险都会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很大的影响，严重的情况下还会引发新的金融危机，给世界的各个国家带来巨大的副作用。因此，为了能够降低这些风险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的巨大的影响，价格风险向制度风险的转变应该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并积极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尽可能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确保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
（三）风险由金融产品风险逐渐向资源价格风险的方向转变
虽然目前的情况是世界货币体系主要和美元挂钩，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美国的风吹草动都会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很大的影响，美元的汇率以及利率的变化都会带来世界性的大变动。可见价格风险深深地影响着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该问题必须应当引起各个国家的广泛重视，在这个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减小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程度。
五、结语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状况几乎和世界上的每个国家息息相关。因此，国际金融市场的机遇和风险不仅仅是对其自身产生作用，也会对这些国家产生影响。鉴于此，各个国家都应当携手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市场所带来的风险，采取相应的措施，减小风险所带来的影响；与此同时，还应该抓住国际金融市场所带来的机遇，积极努力的发展，促进国家自身发展的同时为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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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所在
国际金融课程的设置为经济管理专业的进一步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它在提倡“以能力为本位”的职教思想的今天，也暴露出当前教学方法不足的问题。从我国国际金融课程的教学现状来看，主要存在以下四个主要问题：
第一，封闭性教学：国际金融教学全过程局限于从课堂到课堂，或从课堂到模拟实验室的校内循环模式，缺乏校外实习环节，校企交互培养，更没有国际性的交互培养。
第二，重理论、轻实践：注重国际金融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没有突出实务知识的实践性，轻视实务操作的训练，实践教学环节薄弱，严重影响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像我校由于缺乏必要的模拟实验教学条件，模拟训练也只能在课堂内进行。
第三，缺乏创新性：传统教学观念认为实践类教学只要关注学生应用能力、教会学生怎么模拟操作就够了，似乎应用中不需要创新，创新是理论家和科学家的任务。殊不知应用创新更为重要。金融实践的创新，主要包括国际金融的运作方式、操作方法等方面的创新。金融实践技能创新的重要性并不次于金融理论研究的创新，从一定角度讲，金融实践的创新对于国家、企业和个人甚至具有更重大的意义和更直接的利益关系。
第四，教学模式落后：具体表现在教学方法单一、知识结构单一、能力培养单一、实践平台单一等方面。
以上各种倾向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综合能力的培养。深化国际金融教学的改革，使之适应于培养复合创新型国际金融应用人才的需要显得至关重要。
二、国际金融教学改革的思路
（一）构建新型实践性教学体系
对于高职学生来说，强项是实践能力、社会活动能力。如何挖掘学生的长处和优点，是进行实践性教学方法改革的关键。例如，在授课过程中，可以有针对的挑选其中一些章节让学生去做市场调研。如在外汇汇率部分，可将学生分成小组，通过银行实地调研或有关金融网站查阅各种汇率报价，以此了解各银行同一时间的外汇牌价，并比较出最适合买卖的价格，以及由此节省的费用。这种方法既可以使学生在实践中学习知识，同时也提升了学习兴趣。
（二）师生互动，营造良好的实践教学环境
“百闻不如一见，百见不如一做”，动手能力的培养必须让学生到实践中去学习和感受。因此要增加实践性教学的教学的时间和训练次数，在教学计划中明确予以规定。由于金融专业所涉及的一些现实问题具有较强的时效性，这就需要教师不断更新知识，了解最新财经新闻。在这门课中，我运用了“课前财经报道”这一环节，也就是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各小组内部分工合作，分别在课下收集资料、整理资料、制作PPT，最后利用课前5――10分钟由一名代表将本小组的成果给大家演示出来。这一方法的应用，不仅提高了学生学习的主动积极性，更重要的是锻炼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团结协作能力以及分析问题的能力，并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效果。
（三）利用大量案例丰富实践性教学内容
实践性教学内容是实践性教学的质量保证。对于以操作技能训练为主的学科，如：《珠算》、《点钞》等，侧重于熟练动作或程序的训练，而对于智力技能的训练，需要置学生于一定的思维环境中。由于金融岗位的特殊性，目前，真正让学生上岗实习非常困难，案例教学成了金融专业实践性教学的主要形式。比如《国际金融实务》这门课的内容较为抽象，学生理解起来比较困难，这就需要平时不断收集案例，将大量案例充实到课堂教学中去。只有这样，才能使抽象的知识形象化、深奥的理论浅显化，学生才乐于接受。
（四）带领学生走近实训课堂，在全真环境中熟练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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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优越的地理、交通和通讯条件
从阿姆斯特丹的第一个股票市场，到如今稳坐国际金融中心的伦敦和纽约，我们不难看出地理因素的重要性——它能够通过自然环境、历史因素、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人际关系等多层次条件来影响人的主观能动性，形成外界大环境；金融的发展离不开实体经济的支持，便利的交通设施不仅对实体经济的意义重大，与金融市场的交易成本、交通费用等其他因素也息息相关。
在地理区位上，上海具有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良好优势。上海和香港、新加坡、东京等主要金融中心时差不大，同时能与伦敦、纽约等国际金融中心构建连续的接力交易。在2009年9月8日，全球国际金融航运双中心竞争力指数（GDCI）报告在上海，纽约、伦敦、上海分别以624.4分、553.9分和513.1分列前三位，上海在“航运能级”分指标上表现尤为突出。
2、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稳定的政治环境
经济实力对金融制度形成和金融市场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作用。首先，实体经济发展为金融业的崛起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同时，受经济发展程度决定的收入水平则直接影响居民的资产选择偏好，从而决定居民对金融的需求程度。另一方面，实体经济的规模、增长速度以及潜力往往会产生一种引导效应，对各跨国企业总部及其分支机构的选址产生影响，引导金融集聚。稳定的政治环境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前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面前，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内实现了年均GDP的高速增长。经济质量提高，效益改善，波动减少，协调性增强。当然，经济发展是以稳定的政治为前提的，社会和政局的稳定会对汇率、利率、税率等产生影响，也对投资者信心和金融主体的集聚选择产生影响，进而影响整个金融业。
3、金融集聚和大量的国际金融业务
金融集聚，是指在金融市场完善过程中，在一定的市场准则和特定的地理空间范围内，金融产业的参与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使得该区域无论是金融机构的密集程度还是金融机构的种类数量都明显高于平均水平的现象。
至2008年末，上海辖区共有上市公司159家，占全国10%，总市值高达1.5万亿元，占全国12.3%；证券公司15家，占全国14%，本地证券公司在沪营业部共171家，异地证券公司在沪营业部278家；基金管理公司达到30家，占全国49%，异地基金公司在沪分支机构18家；证券投资咨询公司有18家，占全国18%；证券评级机构共2家，占全国40%；期货公司25家，占全国15%，异地期货公司在沪营业部75家。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继续集聚上海。
近几年，上海主要金融市场交易额急剧上升。股票市场位居全球前列。期货方面，紧随芝加哥商业交易所集团。在衍生品交易上也达到全球领先位置。可以看出，金融资源在上海已经积聚，进一步是金融产业的集聚，随着两者的快速发展和有效结合，就会形成巨大的金融产业链，加之作为世界制造大国的中国国际贸易的支撑，均为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自由的金融环境和完善的法律体系
对金融机构而言，吸引其进入某个地区，并向之逐渐聚集，靠的是市场体系自由开放而带来的不高耗的进入成本。其次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要求承载着全球金融产品的交易、资本输出、结算等业务，如果其东道国的资本项目不完全开放，则以该国货币计价的一切行为都会受到限制，以该国货币为基础的金融创新也将受到制约，这将极大地打击金融机构加入的积极性。
国际金融资本流入的另一个条件是法治环境的完善。完善的法律规章制度可以对金融活动行为进行合理规范，为金融安全提供保障，为金融纠纷提供公平高效的司法和仲裁解决体系。
上海作为目前国内的金融中心，已经建成了一定的金融法制环境基础。从1995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上海相继通过了其他包括银行、证券、保险等领域的基本法律，为上海的金融法制环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上海政府也颁布了针对上海自身量身定做的一整套地方金融法律法规，期望为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营造更好的金融法环境基础。
5、高水平的专业人才
在经济发展中，人力资源是十分重要的因素。金融作为资本和知识密集型行业，在人才需求上显得尤为突出。
上海金融也的发展和人才队伍的扩张起到了彼此促进的作用。金融从业人员从1993年以来呈现大规模增长。2009年，伴随上海市委、市政府公布的《上海市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一系列人才培养和吸引方案将得到大力贯彻实施。依托上海交通大学而创建的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旨在实现将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国家战略，满足上海乃至全国金融业发展，并与国际接轨的迫切需求。（作者单位：1.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2.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