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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西经济思想的比较
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在约公元前三世纪虽然发现了商业和手工业的存在和作用，并且初步论证了社会分工，但他们却鄙视手工业和商业。中国也是一个中农轻商的国度，经商被人们视为“贱业”。中国古代有“士农工商”四大行业，“商”被排在了最后，甚至有时一提起商人，人们便会想到“无商不奸”、“为富不仁”等贬义词。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和西方古代经济思想中均有“重农轻商”的观点。
亚里士多德认为，生财之道有两种：一种是属于家务管理的一部分，一种是“货殖”，即无限制地追求货币增殖。前者是把大自然提供的生活资料安排好，积累对家庭具有使用价值的财富，取得这些财富是为满足消费，这种财富是有限并合乎自然的。后者的目的是增加货币，因而这种财富是无限的，也是违反自然的。而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写道：“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它的意思是根据市上货物的多与少，就知道是贵还是贱。贵的上涨到极度反而要贱了，贱的下跌到极度反而要贵了。贵了就要把它像大粪脏土一样出掉，贱了就要把它像珍珠宝玉一样取进。钱财一定要让它活动、运转、流通如同流水一样。
由此可以看出不管是亚里士多德还是司马迁都非常重视货币流通的作用。
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一书中从分工出发看到了分工、交换、货币和商人之间的关系。强调了社会分工的重要性。中国古代的范蠡早在公元前400多年就提出了“农末兼营”的经商思想。范蠡在齐国经商时，聘请了木工、丝工以及一些各具专长的男女女仆，并把他们分成各个不同工种的小组进行劳作。可见范蠡很早就意识到社会分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并在自己的经营实践中对工人进行分工劳动。
二、中国经济在实践中总结的观点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联系
（一）关于“经济人”假设与自由经济主张。包括司马迁在内的许多古代学者与巨商肯定人的经济欲望本能，并主张自由经济政策。他们认为，现实社会是普通人的群集。要讨论现实社会的经济，就要勇于承认普通人所共有的欲望，应把人的物质欲望当作已知条件来讨论经济。司马迁对此有精辟的论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沦，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就是说，人的经济欲望是自然的东西，它作为原动力，产生想要提高生活水平的欲求，从而经济活动也就活跃起来了。经济政策顺应人的经济欲求，使经济活动自由扩张，是最上者；运用权力予以压抑和限制，继而与民争利，则是最下者。西方经济学即研究人类经济欲望与稀缺性的关系的学问。离开对人的经济欲望和“经济人”特征的肯定，经济学难以确立。西方经济学开山鼻祖亚当•斯密在其代表作《国富论》中论述了市场经济中一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这只手就是“价格”。他认为价格可以调节资源的合理流动与配置，同时主张政府采取放任的自由经济政策。这也是基于经济人假设的判断而得出的结论。
（二）关于供求原理。生于战国时代的商祖白圭晚年总结了他的经商理论。例如“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孰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这句话的意思是：当货物过剩，人们低价抛售时，他就收购；当货物不足，人们高价索求时，他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他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他买进绢帛棉絮，出售粮食。后世的吕不韦的《吕氏春秋》中说：“民之情，贵所不足，贱所有余。”有句俗话可以用来加以注释：物以稀为贵。白圭与吕不韦都深谙经济学中的供求原理。
西方经济学对此阐述是先通过分析需求定理，再分析供给定理的基础上提出了市场的均衡价格。而均衡价格的变动是因为供给或需求曲线的移动引起的，也就是供求不平衡引起的。又因古代经商的环境基本上可以认为是自由经济环境，在没有垄断存在的条件下，货物的价格是由市场所决定的。
（三）关于信用的论述。现代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中国古代商人认为：以诚信作为人生的准则，这是对商人的根本要求，也是儒家先哲子贡所提倡的美德。诚信是立身之本，也是经商之本，是商业活动顺利进行和企业稳步发展的必要前提和条件。在《论语・颜渊》篇中，子贡与孔子有这样一段对话，叫做“子贡问政”，也就是子贡向孔子请教治理国家的办法。子贡问政时，孔子说：“一个好政府应该有充足的粮食，充足的军备和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子贡问道：“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如果迫不得已还是要去掉一项，两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人都难逃一死，但如果没有人民的信任，那就什么都谈不上了。”在这段对话中，孔子强调了一个“信”字。“信”是本，没有“信”，一个政府立不起来。再具体地说，没有“信”，一个人也立不起来，那么一个企业无信自然也会没有商家和他合作。把诚信二字分开来解释，诚就是真诚、诚实、虔诚之意，信就是信用、信誉、守信之意。诚偏向于内在，偏向生命主体，而信则偏向于外在，偏向行为表现。诚为体，信为用，以诚为本，方能有信用和信誉，方能言行一致，一诺千金。
在西方社会发展的历程中，经历了多种货币形态：实物货币、金属货币、纸币、信用纸币。信用纸币具有三个特点：一是由国家发行；二是国家强制使用；三是纸币仅是货币符号，本身没有价值。信用纸币之所以能在经济社会中充当一般等价物，完全是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之上的。微观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理论对市场类型的论述有些基本假定。例如完全竞争市场存在的条件有：市场上有大量的卖者和买者；参与经济活动的厂商出售的产品具有同质性；厂商可以无成本地进入或退出一个行业；参与市场活动的经济主体具有完全信息。这些基本假定也都是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上。没有信用作为支撑，则这些基本假定都是空中楼阁，包括市场理论在内的许多微观经济学理论也就失去了假定基础。
所以，中国古代经济实践以信用经济为基础；微观经济学的许多理论亦以信用为基础。
三、中国古代经济思想阐述方法与西方经济学理论阐述方式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古代许多经济思想很先进、很发达，完全可以与西方经济理论相媲美。中国古代的经济实践也较西方社会更早、更丰富。但这些宝贵而丰富的经济思想没有形成象西方经济学那样系统的经济理论。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其一、中国传统思想的禁锢。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自汉“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封建统治者就对文化领域进行思想清洗，限制其他自由思想的发展。用道德、仁爱精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三纲五常”等儒家思想来教化民众、治理社会。在这样的土壤中很难诞生“经济人”假设这样的经济思想。中国传统思想的禁锢还表现在近代社会对自然科学研究的缺乏，这使得中国古代对经济学概念的表述很模糊。比如本末、奢俭、兴利、除弊、富民、长技、商战、轻重、子母等，都没有明确的公认的定义。这说明经济理论范畴和经济概念的非确定性。非确定性就极大阻碍了经济学理论的传播、理解与创新。
其二、近代中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践。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后，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并没有经历资本主义这个社会形态。而西方经济学理论经历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数百年实践的洗礼。许多重要的假设、推断、理论都在实践中加以运用、检验、修正，故其系统性渐强。而中国自明代以来经济社会一直在走下坡路，经济观点的实践基础和环境较弱。
其三、疏于理性思维。司马迁以后，先秦典籍如《管子》中许多优良传统，例如，重视用数字、重量、尺度统计方法研究经济问题，重视理论探讨和充分说理的学风等，都没有被继承下来。中国历代经济思想家从来没有想到通过深入研究、仔细观察建立真正“以不变应万变”的理论体系。两汉以后，经济思想的实用更加明显，他们在理论上很少突破先秦经济思想基本框架。著名学者甘乃光说：“我国经济思想除了先秦以外，汉以后的思想家实不能越先秦思想家的雷池一步；汉后的经济思想不过是延先秦的余绪罢了……汉后什么王莽、李觏、王安石，以至最近谭嗣同等实在无特别研究价值。”这个说法虽然过激、绝对、片面，但从理论成就上说，决不是毫无道理的。经济思想的实用性，大大妨碍了它本身的一般性指导意义。
作者单位：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苏州校区工商管理系
参考文献：
[1]陈岱孙.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郭庠林.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研究[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3]濮阳华子.中华商圣[M].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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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古代宗法制度的影响
我国五千多年的文明中，周公制礼的宗法制经过确立之后，在儒家思想文化的理论化和佛道的制衡作用后，宗法制度在社会中便起着凝聚的纽带性作用。祖先崇拜是我国古代宗法制的一个重要特征。祖先崇拜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使得世人都以此为一切“正义”的标尺，具有了排斥其他思想的主导地位。只专注于个人小生产之中导致了人们的思想僵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缺乏认识和思考。在这种环境下，人们的思想受到了限制，对祖先的崇拜而不敢去发展，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心态使得整个社会缺乏进取的精神，缺乏创新的意识。亲缘有序是我国古代宗法制度的另一个主要特征。各自凭借其与宗主之间的血缘关系作为社会内部区分亲疏关系和社会等级的一个标准。整个社会中，任人唯亲、注重私利现象十分普遍，普通百姓个人得不到重视，人们生产发展的积极性相对较低，这样情况下古代社会的发展始终处于一种相对沉寂的状态。这种世袭宗法制把一切都用血缘安排好，社会靠是通过血缘关系来维护，整个社会都早已被安排，普通人很难通过自己努力来进入统治阶级来管理社会。
二、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影响
我国科举制度兴起于隋唐时期，在当时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的发展，封建经济进一步繁荣，封建社会开始进入鼎盛阶段，封建制度也日臻完善。随着科举制的成熟与发展，读书考取功名的思想日益普遍，同时官本位现象也日趋严重。人们的思想逐渐僵化，被科举考试的八股文牵制，按照固定思维去思考问题即统治阶级的自身的思维。到了封建社会后期，科举制最终被封建保守派用来抵制思想进步，这样的思想状况下自然很难出现经济学家的影子，封闭保守的思想使得整个社会难以进步。科举制度将教书育人培养出优秀杰出的人才这一最主要的功能异化了，科举制度逐渐成为奴化和禁锢知识分子思想的工具，使社会中的优秀杰出的人才思想僵化，投身于服务统治阶级的仕途中。在科举制僵化的体系下，社会精英的思想随之开始僵化，整个社会处于相对沉寂状态，社会发展缺乏活力，自然培养出的所谓“人才”都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
三、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思想影响
重农抑商又被称为“重本抑末”，是一种强调发展农业生产，限制甚至打击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的思想制度。重农抑商政策使得商人的社会中地位底下，从事商业活动的人自然较少，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大量商人通过商业活动赚来的钱几乎全部都用来购买土地，而不是进行扩大再生产的商业活动，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商业活动的范围和影响力始终不能超过农业活动。整个社会的思想对人的行为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商业最终还是在为农业服务，商人也是向地主阶级看齐，希望通过购买土地使自己能够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重农抑商的政策的持续实施，使得我国古代商业发展受到限制，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家很难通过观察社会市场而形成，所以说，重农抑商政策是我国古代不能产生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中国古代未形成公理化体系
现代科学的基础是数学，是公理化的形式逻辑体系。我国古代数学的发展，偏重于算学，几何长期成为算学的附庸。我们知道数学对经济学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一个出色的经济学家不能说是一名数学家但也是精通数学的人。我国古代数学侧重对算学的研究，以至连公理化的基础都没有，而没有第二代数学模型的话，算学是无法走向公理化的。由于汉语是天生适合表达算术的语言，所以，中国人在前科学时代，在算学方向上走得太远，以致错过了利用几何发明公理化的形式逻辑体系的机会。这就使得我们未形成公理化的逻辑体系，数学难以进一步向前发展，经济学的土壤并不肥沃，难以培养出经济学大家。
五、“海尔布鲁纳之谜”给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一）经济体制改革刻不容缓
在后，我国坚持改革开放，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但是，绝不能因此而沾沾自喜，我国人均值仍然不高，我国至今仍然没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重要机遇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为全面深化改革创造条件、提供动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这是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和实践上的重大创新。真正发挥有效发挥市场的作用，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大改革力度，逐渐实现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我国杰出经济学家的形成提供良好的土壤。
（二）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机制
经济学家的形成同时也需要完善的培养体系，有一套完善的培养体系和机制能够有效培育出国家需要的人才。古代科举制也将大量优秀的人才、社会精英引入到仕途，在科学研究领域的人才稀少。因此，建立一套完善科学的人才培养机制对我国经济学家的成长是很有必要的。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特别对教育公平等问题进行改革，取消重点学校重点班，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信息化纵向流动，高考改革等，这些措施在我国教育发展中迈出了一大步，为我国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形成提供了条件。科学的人才培养机制是经济学家成长的一个重要沃土，能够使其更加专业化科学化。
（三）着力提高国家创新能力建设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国家需要提高创新能力，经济学家的成长也需要创新能力的培养。我国正在加快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建设创新型国家，通过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而针对到经济学家个人，应该立足于我国的国情进行学术研究，学术研究要坚持原创性和提出自己的创新的观点。在学术研究中不能进行学术作假、学术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的绝不可能是通过抄袭作假得来的，经济学家一定要对自己的学术负责，要通过观察社会，研读经典和思考提出自己的观点，形成自己的体系。国家的崛起是每一个国人的责任，一个国家不可能在模仿复制中崛起，需要创造创新。
【参考文献】
[1]李谷成，范丽霞.经济学家在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历史使命[J].经济导刊，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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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易”理论运用于人体产生了中国古代医学，将“易”理论运用于经济学将会得到“易”经济学，它注重由真实经济活动衍生出来的精神经济。每当人们进行市场交易、生产和消费时，总会产生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就是精神经济。精神经济相互联系的中介是传统的价值体系：家庭、社区和社会人际关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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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古代农业经济思想大体上和中国古代相类似。其代表著作有罗马时代大加图的《论农业》和瓦罗的《论农业》等。但是农业经济作为一个专门学科，则是随着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
十八世纪中期，在英国首先出现了研究农业经济问题的专门著作，主要是对新兴的资本主义农业产生的状况进行描述，以及对农业中大生产的优越性及生产要素的合理配合问题进行分析，其代表著作有英国的《农业经济》等。
十九世纪中期以后，德国出现了用抽象方法研究农业经营和农业生产的区位配置的农业经济学著作，这把农业经济学的研究向理论概括方面大大推进了一步，其代表作有屠能的《孤立国与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19世纪中期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经济学转向研究农业经营形态问题，注重探讨农业生产经营的合理集约度和合理的部门结构。
二十世纪20年代以后，美国对农业经济学的研究趋于活跃，它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条件下，农场主如何以最少的投资获得最大利润的原理、原则和方法，同时也更加重视对农产品运销和农业金融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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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汉语中，“经济”一词是“经邦”和“济民”、“经国”和“济世”，以及“经世济民”等词的综合和简化，含有“治国平天下”的意思。内容不仅包括国家如何理财、如何管理其他各种经济活动，而且包括国家如何处理政治、法律、教育、军事等方面的问题。
包括在“经世济民”内的“经济”一词，很早就从中国传到日本。西方经济学在19世纪传入中、日两国。日本的神田孝平最先把economics译为“经济学”，中国的严复则译为“生计学”。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已逐渐成为各门类经济学科的总称，具有经济科学的含义。
现代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大量运用现代数学方法和现代计算机技术，进行经济数量关系的分析，这是由于现代经济发展日益错综复杂，在此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运用这些新的方法进行精确的描述和解释。经济学各门学科依据本身的特点，适当运用现代数学和计算机技术的新方法和新成果，对于增强经济科学的精确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经济学发展简史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以前，对当时的一些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形成了某种经济思想，但是并没有形成系统。
在以历史和文明悠久著称的民族和国家中，以中国、古希腊、古罗马及西欧中世纪保存的历史文献最为丰富。它们是两个独立发展的文化系统，在经济思想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
古希腊、古罗马及西欧中世纪的经济思想
古希腊在经济思想方面的主要贡献中，有色诺芬的《经济论》，柏拉图的社会分工论和亚里士多德关于商品交换与货币的学说。
色诺芬的《经济论》论述了奴隶主如何管理家庭农庄，如何使具有实用价值的财富得以增加。色诺芬十分重视农业，认为农业是希腊自由民的最好职业，这对古罗马的经济思想和以后法国中重农学派都有影响。
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从人性论、国家组织原理以及使用价值的生产三个方面，考察社会分工的必要性，认为分工是出于人性和经济生活所必需的一种自然现象。这种分析与中国古代管仲的“四民分业”论和孟子的农耕与百业、劳心与劳力的“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的理论，基本上是一致的。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与《伦理学》两书中指出，每种物品都有两种用途：一是供直接使用，一是供与其他物品相交换，而且说明了商品交换的历史发展和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职能，指出货币对一切商品起着一种等同关系的作用，从而成为最早分析商品价值形态和货币性质的学者。
古罗马的经济思想部分见于几位著名思想家如大加图、瓦罗等人的著作中。古罗马对经济思想的贡献，主要是罗马法中关于财产、契约和自然法则的思想。
古罗马早期有十二铜表法，以后在帝国时期有适用于罗马公民的民事法律—市民法，和适用于帝国境内的各族人的万民法。在这些法律中，对于财产权、契约关系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买卖、借贷、债务等关系都有明确的解释。万民法所依据的普遍性原则和自然合理性，以后逐渐形成自然法则思想，成为资本主义初期的自然法、自然秩序思想的重要来源。
西欧中世纪虽然经历了千年之久，但封建制度是在十一世纪才真正建立起来。中世纪的学术思想为教会所垄断，形成所谓经院学派。
经院学派主要用哲学形式为宗教的神学作论证，但也包含某些经济思想，用来论证某些经济关系或行为是否合法或是否公平。后来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兴起，教会不得不回答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贷款利息的正当性问题，一是交换价格的公正性问题。
贷款取息与教义抵触，教会曾一再明令禁止。但后来迫于大量流行的贷款取息的现实，经院学派不得不采取调和态度。
在中世纪神学家中较早论述公平价格的是大阿尔伯特，他认为公平价格是和成本相等的价格，市场价格不能长期低于成本。对这两个问题，在中世纪并未形成有说服力的观点，但为以后的经济学家提出了研究的课题。
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有着自己的特点。与西方古代的经济思想比较，除在重视农业生产、社会分工思想等方面有些共同之处外，也有它自己的特点。这方面主要有“道法自然”的思想、义利思想、富国思想、赋税思想、平价思想、奢俭思想等。
道法自然是道家的经济思想。道家从自然哲学出发，主张经济活动应顺从自然法则运行，主张清静无为和“小国寡民”，反对当时儒家所提倡的礼制和法家所主张的刑政。道家这种经济思想后来传到西欧，对17～18世纪在西欧盛行的自然法和自然秩序思想有一定影响。
义利思想是关于人们求利活动与道德规范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利”主要指物质利益，“义”是指人们行动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儒家贵义贱利，成为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僵化教条，妨碍了人们对求利、求富问题的探讨和论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商品经济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古代思想家为使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富强，提出了各种见解或政策。孔子的学生有若就提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这是儒家早期的富国思想。以后商鞅在秦国变法，提出了富国强兵和“重本抑末”政策。商鞅和以后的韩非，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战士之源，发展农业生产是国家富强的唯一途径。同时，他们认为工商业是末业，易于牟利，如不加限制，就会使人人避农，危害农业生产，因而主张“禁末”。富国思想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史上具有独特地位，这与中国长期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这一特点有着密切关系。
对土地课征赋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产品的主要分配形式，是中国思想家经常论述的问题之一。自西周的“公田”制消亡后，对农业生产改为按所有田亩课征赋税。因此，中国古代的经书、史籍如《尚书》、《周礼》、《国语》等，常有关于田地分级和贡赋分等的论述。
平价思想，即关于稳定物价的思想。战国时代，李悝、范蠡鉴于谷价大起大落对农民和工商业者都不利，提出国家在丰年购进粮食，在歉年出售粮食的“平籴”、“平粜”政策，使粮价只在一定范围内涨落。这一平价思想也被用于国家储备粮食的常平仓制度，和救济贫民的义仓制度中。
古代王公贵族生活的奢侈或节俭，关系到财用的匮乏或富足，税敛的苛繁和薄简，因此，对待消费应提倡“俭”还是“奢”，这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经常论述的一个问题。一般来说，黜奢崇俭是中国封建时期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思想。
但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也出现过一些相反的观点。如《管子》一书的《侈靡》篇，就论述过富有者衣食、宫室、墓葬等方面的侈靡性开支，可以使女工、太工、瓦工、农夫有工作可做。即有利于贫民得到就业和生活的门路，也可使商业活跃起来。这在当时确是一个颇不寻常的观点，它从经济活动各方面的相互联系来考察消费问题，提出了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的卓越见解。
除上述几种主要经济思想外，中国古代思想家还有其他的经济观点，如欲求思想、功利思想、理财思想、田制思想、富民思想、人口思想，以及地尽其利、民尽其力的思想等等。一般来说，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大都是为维护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但也有些思想是为扩大商品生产与交换、发展社会生产力开辟道路而提出来的。
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发展和演变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在西欧各国逐渐形成了资产阶级经济学。
重商主义16～17世纪是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这一时期商业资本的兴起和发展，促使封建自然经济瓦解，国内市场统一，并通过对殖民地的掠夺和对外贸易的扩张积累了大量资金，推动了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产生了代表商业资本利益和要求的重商主义思想。
重商主义原指国家为获取货币财富而采取的政策。16世纪末以后，在英、法两国出现了不少宣扬重商主义思想的著作。重商主义重视金银货币的积累，把金银看作是财富的唯一形式，认为对外贸易是财富的真正源泉，只有通过出超才能获取更多的金银财富。因此，主张在国家的支持下发展对外贸易。
古典经济学17世纪中叶以后，首先在英国，然后在法国，工场手工业逐渐发展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形式，重商主义已经不适应日益壮大的产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资产阶级面临的任务是对封建势力作斗争，这种斗争要求从理论上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怎样使财富迅速增长，探讨财富生产和分配的规律，论证资本主义生产的优越性。由此，产生了由流通过程进入生产过程研究的古典经济学。
古典经济学的先驱是英国的配第和法国的布阿吉尔贝尔。配第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一些基本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初步考察了工资、地租、利息等范畴。布阿吉尔贝尔认为流通过程不创造财富，只有农业和畜牧业才是财富的源泉。
出现于18世纪50～70年代初的以魁奈和杜尔戈为主要代表的法国重农学派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系统理解。他们提出自然秩序的概念，用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农业来概括资本主义，用的生产经营活动来分析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
斯密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理论体系的创立者。他所著《国富论》一书把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他批判了重商主义只把对外贸易作为财富源泉的错误观点，并把经济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
他克服了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业才创造财富的片面观点，指出一切物质生产部门都创造财富。他分析了国民财富增长的条件以及促进或阻碍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分析了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把它看作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支配着社会经济活动，他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提出自由放任原则。
李嘉图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他在1817年提出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分配论为中心的严谨的理论体系。他强调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阐明财富在社会各阶级间分配的规律，认为全部价值都是由劳动生产的，工资由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利润是工资以上的余额，地租是工资和利润以上的余额。由此，他阐明了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对立。此外，李嘉图还论述了货币流通量的规律、对外贸易的比较成本学说等等。古典经济学到李嘉图时达到了顶峰，对后来的经济学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古典经济学产生于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上升发展的时期，在这种条件下，古典经济学还能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和矛盾进行较为客观的探索，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学成份。古典经济学员主要的贡献是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从而成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一个重要来源，但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他们的理论不可避免地包含一些庸俗因素。
历史学派19世纪上半叶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还远远落后于英法。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以国家主义为先驱的德国历史学派。
历史学派分为旧历史学派和新历史学派两个阶段。以罗雪尔为创始人的旧历史学派活动于19世纪40～70年代。他们反对19世纪中叶以前的英法传统经济学，以历史归纳法反对抽象演绎法；以历史反对理论，否认经济规律的客观存在；以国家主义反对世界主义；以生产力的培植反对交换价值的追求；以国家干预经济反对自由放任。
随着19世纪70年代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出现了以施穆勒、瓦格纳、布伦塔诺等为主要代表的新历史学派，他们在上述基本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改良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因而被称为“讲坛社会主义者”。
边际效用学派这是19世纪70年代初出现在西欧几个国家的一个庸俗学派，以倡导边际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为共同特点，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两大支派：一是以心理分析为基础的心理学派，其主要代表为奥地利的门格尔、维塞尔和帕姆·巴维克等；一是以数学为分析工具的数理学派或称洛桑学派，其主要代表有英国的杰文斯、法国的瓦尔拉斯和帕雷托。
边际效用学派在美国的主要代表是克拉克，他在边际效用论的基础上提出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当代经济学家把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出现称为“边际主义革命”，即对古典经济学的革命。这个学派运用的边际分析方法，后来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的重要基础。
新古典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他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继承19世纪以来英国庸俗经济学的传统，兼收并蓄，以折衷主义手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相当完整的经济学体系，这是继密尔之后庸俗经济学观点的第二次大调和、大综合。
马歇尔用均衡价格论代替价值论，并在这个核心的基础上建立各生产要素均衡价格决定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分配论。他颂扬自由竞争，主张自由放任，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新古典经济学从19世纪末起至20世纪30年代，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典范。
制度学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出现的历史学派变种。它的主要代表有范勃伦、康蒙斯、米切尔等。他们把历史学派的方法具体化为制度演进的研究，否认经济理论的意义，以批判资本主义的姿态出现，提倡改良主义政策。
此外，在北欧出现了以维克塞尔为代表的瑞典学派，提出与马歇尔不同的理论体系，强调投资与储蓄的均衡，提出自己的利息理论，在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中，占有特殊地位。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学
这里主要指经过所谓“凯恩斯革命”迄至今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
凯恩斯主义与后凯恩斯主义1929年爆发空前规模的世界经济危机后，资本主义经济陷入长期萧条状态，失业问题严重。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借助市场自动调节机制，达到充分就业的传统说教彻底破产，垄断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一套“医治”失业和危机，以加强垄断资本统治的新理论和政策措施。正是适应这个需要，凯恩斯于1936年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
《通论》的出现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震动，把它说成是经济学经历了一场“凯恩斯革命”。凯恩斯抨击“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萨伊定律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观点，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总量分析，提出了有效需求决定就业量的理论。
有效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它主要由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消费倾向、收益预期、流动偏好和货币供应量决定的。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存在失业和萧条，就是由于这些因素交相作用而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据此，他提出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采取财政金融政策，增加公共开支，降低利率刺激投资和消费，以提高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凯恩斯这一理论为根据而形成的凯恩斯主义，不仅成为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的一个流派，而且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具有重大的影响。
新经济自由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20世纪50～60年代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促成了凯恩斯主义的盛行。但是随着垄断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激化，国家干预经济不断引起一系列的新问题，特别是70年代以来出现了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滞胀”局面，使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陷于困境，受到各式新经济自由主义流派的挑战。
各种色彩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具有各自的论点和论证方法，但是，反对国家干预经济，鼓吹恢复和加强自由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作用，是他们的共同立场。
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面临的问题愈来愈复杂，所研究的范围也愈来愈广泛。不同的流派出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及其有效运行的共同目的，既有一致性，又有差别性，既相互交叉地研究同一课题，又各有侧重地研究不同的经济领域。因而，不仅在理论上彼此有争论，而且出现了门类繁多的“经济学科”。
经济学说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学说的主要内容，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马克思从分析商品开始，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地继承并发展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派奠立的劳动价值理论，指出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二重性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劳动的二重性决定的。
剩余价值学说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石。马克思把社会总生产分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并把每一部类产品的价值，分解为由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所构成。马克思还考察了资本的各种具体形式，以及相应的剩余价值的各种具体形式。
经济学学科分类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深化，人类经济活动的内容愈来愈复杂、丰富，专业化程度愈来愈细密；同时，各种经济活动之间、经济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联系，也愈来愈紧密。
为了适应这种情况，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也愈来愈扩展。一方面，从带有高度概括性的理论经济学中，不断分化出带有应用性和独立的部门经济学、专业经济学等分支学科；另一方面，也出现了经济学科内部各个分支相互交叉的学科，以及经济学科与其他社会科学，以至自然科学学科之间彼此联结的边缘学科。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化，对分析的精确性的要求愈来愈高，出现了研究经济数量的分析和计量方法的学科；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为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系统的历史依据，出现了各种经济史的学科。这样，就在社会科学中逐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门类分支繁多的经济学科体系。
关于现代经济学的学科分类，大体上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门类：
理论经济学论述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各个经济学科提供基础理论。理论经济学通常称为一般经济理论，它分为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两个分支。
宏观经济学以整个国民经济为视野，以经济活动总过程为对象，考察国民收入、物价水平等总量的决定和波动。其中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波动(经济周期)理论又是宏观经济学的两个独立分支。
微观经济学研究市场经济中单个经济单位即生产者(厂商)、消费者(居民)的经济行为，包括供求价格平衡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在不同市场类型下厂商成本分析与产量、价格决定理论、生产要素收入决定即分配理论等。
经济发展史是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发展演变的具体过程及其特殊规律的学科。它为总结历史经验和预见未来社会经济发展趋势提供依据，也为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经济思想、学说、政策提供历史背景。
经济史按地域范围划分，有国别经济史(如中国经济史、英国经济史等)，地区经济史(如欧洲经济史、拉丁美洲经济史等)，世界经济史(以世界为整体，研究世界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按部门或专业来区分，有农业发展史、工业发展史、银行发展史等；按历史分期，有古代经济史、近代经济史、现代经济史之分。关于世界经济现状及其发展趋势的研究，实际上属于现代经济史范围。经济史如同理论经济学一样，要受研究者的阶级立场、观点、方法的影响。
经济思想史或称经济学说史。它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出现的经济观点、经济思想、经济学说及其产生的经济政治背景、所起的影响、所占的历史地位，以及各个人物、各个学派之间的承袭、更替、对立的关系等方面的学科。
经济数量的分析、计量方法包括数理经济学、经济数学、经济统计学、经济计量学等学科。
经济学家比较注重各种经济现象之间数量关系的分析。自19世纪70年代起，就有一些经济学家应用数学推导经济理论，建立数理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数理经济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广泛应用现代数学方法建立了各种静态的、动态的、微观的宏观的经济模型。与之相联系的一个分支是经济数学，它侧重阐述现代经济分析中运用的各种数学方法，这实际上属于应用数学范围。
应用经济学主要指应用理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个专业领域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规律性，或对非经济活动领域进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分析而建立的经济学科。应用经济学大体上可分为：
以国民经济个别部门的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农业经济学、建筑经济学、运输经济学、商业经济学等等；
以涉及国民经济各个部门而带有一定综合性的专业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计划经济学、劳动经济学、财政学、货币学、银行学等等；
以地区性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城市经济学、农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经济地区规划、生产力布局)等等；
以国际间的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国际经济学及其分支：国际贸易学、国际金融学、国际投资学等等；
以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企业管理、企业财务、会计学、市场(销售)学等等；
与非经济学科交叉联结的边缘经济学科，如与人口学相交叉的人口经济学；与教育学相交叉的教育经济学；与法学相交叉的经济法学；与生态学相交叉的生态经济学或环境经济学；与社会学相交叉的社会经济学；与自然地理学相交叉的经济地理学、国土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等等。
这些边缘经济学科主要研究这些非经济领域发展变化的经济含义、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从中找出它们的规律性。
应用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不断扩展、不断充实的。应用经济学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经济实践，离不开理论经济学的指导，但它们的发展反过来又丰富了理论经济学的内容，起着指导实践的作用。
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
篇6
1.传统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改革家往往比较关注各种生产要素的产权问题
孟子在探讨产权关系对社会治理所产生的影响时，强调“有恒产者有恒心”的观念。他事实上提出了产权对资源配置的作用，发现了产权能够激励和约束产权所有者的行为的现象。我国在春秋战国之后就开始了一种以土地私有权和自由买卖制度为依托的封建社会。土地的私有产权和自由买卖制度极大的发展和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使我国的小农经济高度发展，也使我国的封建社会可以长时间延续。这启示着我国的经济管理人员和经济学、管理学领域的研究人员，产权制度所具有的功能，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是一种跨文化、跨种族的普遍规律，私有财产的保护制度不仅仅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在自身的历史和实践当中所孕育出的一种制度安排，也是东方社会所需要的一种制度框架。并且结合孟子的相关学说的最终目标是向君王提出一整套管理方案的特点，现代的经济学者和经济管理人员应当明确产权制度的最终目标是形成一套经济领域的社会治理制度。产权制度应当成为社会秩序稳定的一项支柱，而不仅仅是一种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建立起一种以公有制主体，但是又能够充分的保护私有产权的制度框架，这应当成为我国目前经济管理人员的思考对象。
2.传统思想家和政治家在看待经济管理问题时，并不将相关问题作为一个独立的事物，将经济管理行为转化为整个社会的有机整体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传统的法家、儒家的经济主张，事实上都是整个治国方略的一个部分，不同的经济主张的背后是不同的经管理目标和社会治理目标。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事实上就是一种能够带来一种非常强大的社会整合功能的专制主义制度的经济延伸。商业本身不易被控制，商业也具有波动性大的特点。商人追逐利润，因而难以形成对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忠诚，发展商业对于古代的君主和官僚机制而言是具有挑战性的。
为了实现建立起稳定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目标，建立起自给自足的分散的经济活动机制，使社会成员组织松散，缺乏对外联系，就成为了必要的手段。而小农经济又能够保证国家能够比较稳定的获得财政收入和兵员，对于正在处于统一战争阶段的诸侯国而言是再好不过的一种经济发展策略。这启示着我国的经济管理学者和工作者应当将自己的视角拓展到整个社会的发展目标上来，发现不同的经济理论背后的一种政策目的，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目前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主要途径。这意味着进行经济建设时，管理人员所使用的理论应当与我国的基本情况相吻合，盲目借鉴成熟的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一些经验必然产生一种水土不服的问题。
3.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经济思想的转变也提示着我国的经济管理人员应当发现不同时期的不同客观条件，抓住不同条件下的不同主要矛盾
在我国封建制度形成之初，国家统一战争和封建势力兼并战争的残酷和剧烈，决定了封建国家需要动员其全部的力量进行对抗。而在两宋时期为了能够保持一种稳定的外交关系，减弱北方少数民族南下给中央政府带来的生存危机，封建国家鼓励发展商业，希望通过经济联系加强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对南方中央政府的依赖，进而削弱这些民族的攻击能力。这体现出了国际关系和政治因素对经济制度和经济管理模式的巨大影响。这提示着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人员不能以一种简单的经济逻辑看待和分析宏观经济和国际经济问题，应当考虑到当今世界的竞争是一种综合国力方面的竞争。综合国力固然以经济实力作为基础，但是也应当注意到经济实力和其他实力之间的一种辩证关系。单纯以市场的逻辑分析问题，而忽略掉了国家间在政治和军事上存在的相互关系，往往会使经济实力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一种次要实力。
二、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当中的理财观念和启示
传统的理财观念是我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当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我国的传统社会，由于商品经济并不发达，因此决定整个社会经济状况的因素主要包括自然环境和国家的财政收支。如何在保证民生的同时解决国家财政支出的需要，这是摆在历代统治者面前的大问题。
1.我国古代的理财观念主要包括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即“开源”和“节流”
所谓“开源”即指国家应当努力的发现新的税源，在既定的税收制度之下，努力的增加社会财富的总额，最终实现财政收入的增加。而“节流”的财政观念则认为一定时期的税源是有限的，应当减少不必要的支出，最终实现国家财政的收支平衡和盈余。在我国古代的经济实践当中，“开源”的措施往往被转化为一种与民争利的行为。两汉时期的盐铁官营，两宋的盐引和茶引制度，直到明朝中后期的“矿监”制度都是“开源”的表现，而在传统的农业税领域，“黄宗羲定律”更是揭示出了我国历史上农业税改革导致农民负担不断增加的必然结果。历史上王安石变法的主要思想也是增加税收的来源，而不用去改变税基和税率。但是由于缺乏约束和监督机制以及古代社会生产技术的有限性，“开源”政策往往会转变成一种增加民众负担的形式。对于目前的国民经济管理工作而言，注意对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通过鼓励经济总量的提高增加税收，应当成为增加税收的重要措施，但是也应当注重增加税源的过程当中可能产生的种种败德行为的防治。
2.我国古代的税收管理制度当中缺乏对税收征收成本的控制
我国古代中央政府控制税收成本的手段主要包括对官员的道德约束，行政监察制度和不断调整的税率等手段。而每一次税收体系的变动和改革，都在将一些原来地方政府控制的计划外收入转化为国家可以控制的计划内收入。而地方政府最终也在不断的通过自己的违规操作扩大自己的计划外收入，税收成本从未降低，而税收负担则与日俱增。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当中，这种现象可以被近似的理解为只注重通过要素的追加来增加产量，而没有注意到改进生产函数，减少生产过程的损耗来实现收益的增加也是可行的。这同我国古代社会当中缺乏对实用技术的关注，在管理选拔的过程当中仅仅重视道德教育的水平有关。
3.我国古代的财政管理体系当中始终包含着一种重等级不重事权的内在矛盾
这体现着我国古代的一种用财政资源作为控制地方政府，加强中央集权的思想。财政资源在此时发挥着一种政治方面的杠杆作用，是形成中央对地方的管理优势的手段。这事实上体现着我国的经济管理机制和政治权利之间紧密结合的传统特征。自汉代开始设立的“均输”制度，到宋代的转运使制度，乃至于明代不设立地方财政预算的管理制度，都始终强调中央对国家财政的控制能力，但是地方政府需要履行自身职能而产生的支出往往得不到中央的重视。
综上所述，传统的国家财政观念当中，“开源”和“节流”之间的平衡和选择的难题始终存在。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对“开源”的选择，封建国家往往采用一种审慎的态度。这事实上提示着现代国家应当鼓励新兴产业的发展，刺激社会财富的增加，并在此基础之上扩大税基，在不增加经济个体的税务负担的情况下增加财政收入。我国目前应当借鉴传统国家财政制度的缺陷所在，加强对税收征收成本的控制，编制更为合理的国家预算，减少财政资源的浪费。保证财权和事权的统，转变对财政本身的认识，构建起能够适应服务型政府职能需要的财政管理制度应当成为今后财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点。
三、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篇7
一、法律的激励功能理论方面的研究
西方法律经济学学科代表人物康芒斯・科斯早前就提出，“对法律经济学家而言，过去只是一种‘沉没了的’成本，他们将法律看成是一种影响未来行为的激励系统。”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有着激励的功能，诺思认为制度能够“把个人的经济努力不断引向一种社会性活动，使个人的收益率不断接近社会收益率。”就是说，制度使得个人获得个人经济活动的全部收益，当然个人自行承担个人经济活动的全部成本；或者说，制度（法律）激励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在西方法律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国内关于法律激励功能理论的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关于法律的激励功能的内涵及定义，主要有三种观点：付子堂教授指出，“法律对个体行为的激励功能，就是通过法律激发个体合法行为的发生，使个体受到鼓励去做出法律所要求和期望的行为”。张维迎教授认为，“法律实际上是一种激励机制，它通过责任的配置和赔偿（惩罚）规则的实施，内部化个人行为的外部成本，诱导个人选择社会最优的行为。”倪正茂教授按照法律的功能划分出了激励类法，他认为，“激励法是对人的特定行为实施激励的法律”。
关于法律的激励功能的内在原理，主要有四条研究进路：一是法律经济学的研究进路。国内学者运用法律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法律的激励功能问题的代表是张维迎教授。他在《信息、信任与法律》一书中运用了法律经济学的方法，从信息经济学和激励理论的分析视角，阐发了法律作为激励机制的一般原理及其在部门法中的具体实践。二是社会法学的研究进路。法律社会学就是以社会学的方法研究法律现象。法律功能是法律社会学的核心问题。付子堂教授在《法律功能论》一书中从分析法律功能的发生入手，然后主要运用功能理论，从社会学的角度探讨了法律功能的内涵、特点、实现等问题。三是激励法学的进路。激励法学是由倪正茂教授所创设的。倪教授认为，以法的功能作为标准，可以将法分为组织管理类法、惩戒类法与激励类法。于是他在《激励法学要言》等一系列论证中，围绕“激励法”的定义、特征、分类、原则、运行等方面系统论证了一套关于“激励法”的理论框架。四是多学科交叉研究的进路。丰霏博士在其博士论文《法律制度的激励功能研究》中提出，激励功能是法律制度的重要功能之一。为解决法律制度激励功能研究中的理论分散化问题，丰霏博士尝试综合运用现有的多门学科关于激励方面的理论，形成新颖的理论工具和分析方法。
二、古代具体军事法律制度励士思想的研究
关于此研究的专著方面比较匮乏，但有专章论述励士的，主要是里克主编的《治军史鉴》的第七篇――“励士篇”，该篇阐述总结古代丰富的励士思想和诸多励士的案例，从而总结古代励士的方法，并具体论述了古代战场鼓动和军乐军舞所具有的励士功能。
关于此研究的学术论文方面的资料较多。笔者认为其中比较有理论价值的主要有：熊梅教授在《军功爵制与秦军战斗精神的培育》一文中通过例举春秋时期的秦国实行军功爵制，从而有效地激发了秦军的战斗精神，揭示了法制对激励军队士气的重要作用，并且具体论证了军功爵制发挥励士功能的机制，理论分析比较有深度。陈琛和杜康明的《浅析秦军事奖惩制度及启示》、周思佟的《浅谈军功爵制的激励作用》、李玉平的《略论秦王朝“军功爵制”的激励价值》等文章也都是通过历史分析秦国军事奖惩制度的概况、特点等内容，从而总结秦国军功爵制激励作用，并得出一定的启示。卜建新在《军乐的社会功能与本质》一文中通过对军乐（古代军法的一种形式）的历史考察，总结其特点、社会功能和本质，提出军乐对民族尚武精神有重要的教育培养作用。梁满仓在《魏晋南北朝军礼鼓吹刍议》一文中通过论述魏晋南北朝时期制度化的军礼鼓吹的历史演变，阐述了军礼鼓吹制度对于激发将士士气，提高军队战斗力的作用。张国庆的《辽代激励机制之特色与社会功能初探》通过历史分析具有时代、地域及民族特色的辽代激励机制，从而总结出辽代奖励制度（主要是军功奖励制度）所实现的社会激励功能。此外，李晓菲的《浅议元代赏功符牌的政治功能》、郭文佳的《论宋代军人的优抚保障政策及影响》等诸多文章都殊途同归，通过研究古代不同时代、不同内容的军事法律制度，总结其具有的励士功能以及其他功能。
三、军队激励应用机制方面的研究
韩志辉的硕士学位论文《军人战斗精神的影响因素及激励机制研究》实证研究了军人战斗精神的影响因素，总结了军人战斗精神的激励机制的七种激励方法，包括奖惩激励法、目标激励法、完善权益保障机制激励法等。于渊的《构建军人权益保障制度的法理思考》为我们构建军人权益保障制度找到了法理依据，并提出完善军人权益保障法律体系的一些基本举措。宋阳、冯静和张鑫的《完善军队人才激励机制的思考》提出，传统的激励模式以及与人才激励制度暴露出很多不足，所以必须运用针对性的激励制度手段，完善我军的人才激励机制。黄仪贞的《完善我国军人社会保障制度的思考》、杨连波的《完善军人经济权益法律保障的几点思考》、丛文胜、李蔚疆和孙宏武的《关于依法保障军人待遇的几点思考》等文章都提出了关于军人权益保障制度建设方面的思考，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参考文献：
[1][美]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杭行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篇8
(一)货币金融理论逐步发展为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对货币金融问题的研究,应该说在古代先贤哲人那里便已开始了,但在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作为独立的学科诞生之前,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与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等学科融合在一起,体现在思想家内容丰富的着作中。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n,前427-前347年)在他的《理想国》和《法律论》两部着作中,就曾对货币和高利贷问题进行过专门的论述;古希腊另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前384-前322年)在他的《政治论》和《伦理学》着作中也曾多次讨论过货币和高利贷问题,并对货币流通、价值形式和信用的基本原理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古代思想家对货币、信用问题的分析在货币金融思想史中具有开端的意义。
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在西方形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大致是在15-16世纪,也就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开始确立的时期。在此之前,由其社会性质和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经济学还不可能成为独立的学科。15-16世纪,西欧的封建制度开始解体,资本主义制度快速成长,小商人和手工业者开始独立出来,自然经济迅速向商品经济转变,资本的原始积累以各种方式在加速,社会生活中经济力量的主导地位日益明显。与此同时,学术研究中对经济问题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开始从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等学科中相对独立出来。
在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开始走向相对独立的过程中,最初的也是最有影响的是被称为重商主义的经济学。重商主义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已不是像前人那样主要放在哲学和政治学着作中,而是把经济问题作为一个单独的范畴来研究。1615年,盂列克钦写作了《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托马斯·孟于1664年出版了《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该书被称为"重商主义的圣经"。
虽然重商主义者开始把经济问题作为相对独立的范畴来研究,但真正确立经济学作为独立学科地位的则是古典经济学的兴起。古典经济学兴盛的时期是从17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中期,其代表人物在英国是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在法国是从布阿吉尔贝尔到西斯蒙第。最着名的着作有威廉·配第1662年发表的《赋税论》、布阿吉尔贝尔1695年的《法兰西详情》、大卫·休谟1752年的《政治论丛》、亚当·斯密1776年的《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李嘉图1817年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西斯蒙第1819年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等。威廉·配第被视为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李嘉图则被称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亚当·斯密既被视为古典经济学的大师,又因创立了比较完备的政治经济学体系而被看作现代经济学的开创者。古典经济学兴盛的时期,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确立的时期,经济自由主义是经济理论的主导思想。在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货币、信用、资本的积聚和集中成为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新式银行的出现,银行券的发行与流通使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因此,在古典经济学体系中,对货币、信用、利息、银行等问题的研究成为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19世纪70年代,以法国的瓦尔拉斯、英国的杰文斯和奥地利的门格尔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建立了从各个市场分析供求的微观分析方法,也称均衡分析方法,他们提出了边际需求的概念,认为边际需求决定要素价格,要素价格决定市场均衡。马歇尔1890年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一书,被认为是这一时期边际主义理论发展的集大成者,该书的广泛使用使微观分析成为主流。该书也是第一次放弃使用"政治经济学"而采用"经济学"这一概念,这也标志着西方经济学的完全独立。
在边际主义兴起(有些学者称为西方经济学的第)之后,货币、资本市场开始成为经济学学科体系中的重要内容,货币金融理论便在经济学科体系中快速发展起来,并随着金融在经济生活中地位的上升而逐渐成为经济学科体系中最重要的支柱之一。在20世纪初期信用货币广泛流通和货币金融关系与经济生活日益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之后,货币金融理论在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上升的同时,也逐渐形成自己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并在这个体系中得到更快的发展。
(二)20世纪初西方货币金融理论研究的基本状况
如前所述,对货币金融问题的研究,在古代先贤哲人那里即已开始,其思想体现在他们的哲学、政治学等着作中,所表达的主要是货币、信用问题的社会性和政治性等方面。从涉及的内容看,主要包括货币、信用、银行等方面。其中,在货币理论方面,研究的主要范畴有:货币的起源、币材、价值形式,货币的性质与职能,铸币与可兑换银行券,货币发行权、货币流通与货币制度,货币与财富的关系,货币数量与商品价格的关系等;在信用理论方面,有信用的起源、信用形式,利息的本质、利息率的决定以及高利贷问题;在银行方面,有银行的产生、职能,银行在经济中的作用,银行与货币兑换业和银钱业的关系,银行信用与商业信用的关系等;在国际经济关系方面,有汇率的决定、国际收支的平衡等。这些内容就现在看来,有些已属于货币史、信用史、银行史的范畴,理论分析多有大致可以接受的结论,后来未有大的发展。有些则成为后来研究的起点,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扩展丰富起来。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的社会经济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产业革命后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科学、技术条件极大改善,经济空前繁荣。与此同时,货币制度与货币体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信用货币广泛流通,经济的货币化趋势日益明显,货币金融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突出出来。在这一时期,对货币金融问题的研究有两个特点极为突出:一方面,对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货币金融基本理论问题有了重新认识和发展;另一方面,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微观分析法,形成了新的研究体系,研究内容大大扩展。关于前者,最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货币的本质与货币的职能
篇9
二、挖掘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史料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学科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该学科一百多年来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主要是运用中文文献资料，外文文献资料少有运用，存在文献收罗不足的问题，导致中同近代经济思想特别是民国经济思想没有得到充分挖掘，许多经济思想没有系统加以研究。比如民国时期的刘大中、蒋硕杰、林霖、何廉和方显廷等的经济思想都没有进入《中国大百科全书》，甚至没有列入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教科书。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进展既要有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的创新，也要有史料的新发现。作者利用从欧美各国收集到的英文、法文及德文经济学博士论文，中国近代留学生在欧美经济学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两方学者在欧美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有关中国近代留学生博士论文的评论文章等，研究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变迁，其中大多数资料是第一手资料且第一次运用。
篇10
关于经济正义最早的概念可以在古代中外思想家那里找到表述，比如：先秦道家以自然主义为核心的经济伦理和经济正义思想；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关于民众占有并行使财产权利适度和中道的正义观；柏拉图关于建立财产权利和财产关系亘古不变秩序的正义观念。这些古代经济学家关于经济正义的形式观念大多已经表达出朴素经济正义思想的内容，前者是尊重秩序、履行承诺，保持适中，后者体现为崇尚权利、和谐互利和经济恰当。在我国先秦时代和西方的古希腊时期，这些经济正义观念不约而同的隐藏在“善”的面纱下。
2 经济正义思想的特征
经济正义是指在正义的一般意义下，突出反映正义的理性实践精神或者现实的规定，即民众的经济行为需要选择一个理想的体制化目标和规范来解决社会经济关系所产生的矛盾。经济正义是从人的本性出发对社会财富进行合理化分配。
近代经济正义思想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伦理精神紧密联系的，二者具有天然的契合性；经济正义思想的实质符合市场经济的道德规范和市场的价值原则，双方具有可通性；在资本主义的产权制度和私有制度中对经济正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探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正义制度的发展；经济正义思想所具备的实现公有制经济目标的研究内容，自然成为马克思社会正义学说及社会经济正义观的理论源泉。
经济正义思想最基本的特征，或者说经济正义所追求的最主要目标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中获得自由和解放，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从这个理论意义上，可以把经济正义看成是社会经济制度的意义元素或者经济学的精神核心。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历史性的存在，在对经济正义的认知和探索中也就表现出历史性的特征。突出特征就是经济正义的概念和内容会根据社会的发展出现相应的变化。社会正义的核心衡量标准之一就是经济正义，经济正义也是社会正义的表现形式和主要内容。从古代的亚里士多德、斯密对经济正义的最初步研究到近现代的莫尔、欧文以及马克思对经济问题的研究不断使经济正义问题的现实意义得到凸显。
3 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中的经济正义思想
理论认为资本积累的主要内容是资本家把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转化为资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积累具有客观必然性。这是因为，一方面，资本家从事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剩余价值，他们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除了提高对工人的剥削程度以外，还必须增加自己的资本，以便购买更多的生产资料和雇佣更多的工人，扩大生产的规模。也就是说，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贪欲是推动资本家不断进行积累的内在动力。
资产阶级学者为了替资本主义制度辩护，一向用各种谬论来掩盖和歪曲资本积累的真实内容。在现代经济学中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前期资本主义经济学者的经济正义思想。比如在早期一些学者的的学说中认为经济正义是以功利原则为基础的个人权利。西方资产阶级学者通过规则制定和制度安排，对私人财产权利进行有效界定，在满足人性中自私自利要求的同时，相应对私有制的正义性进行鼓吹。认为以“私恶即公利” 的方式增加了社会福利总量，从而有利于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但是，这种观点忽略了人们对经济正义的本质追求。也造成了对经济现象的错误认知：当一种制度可以最大限度地对功利进行提升时，它就是正义的。正义仅仅是促进功利的手段而不是经济独立的标准，亨利正义的惟一的标准是功利。按照这种逻辑理解，只要在制度层面体现了正义的要求，社会中的种种不平等就可以视而不见，而这恰恰为资本主义制度及其资本积累的合理化提供了相应的理论支撑。
而现实情况却是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和资本积累不断加速过程中，社会的财富以越来越迅速的态势积聚到资本家的手中，创造财富的无产阶级去日益贫困，随着自动化程度的不断深化，失业人口越来越多，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日趋恶化。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经济现象及本质的分析中预言资本主义必将会最终走向没落和灭亡，这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性认知结论。但是，为了摆脱这一厄运，资本主义学者不断对社会经济学说进行调整，在制度和思想层面，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也借经济正义理论为资本积累披上虚伪的外衣。马克思在其理论著作中根本上指出，只要私有制存在，社会的经济活动就必然会表现为不计一切地追逐金钱，这个基础上，是根本无法找到正义的一点点踪迹的。马克思的经济正义思想的显著特点在于，马克思从生产关系的概念来阐述经济正义，其前提和基础是对社会经济关系的深入剖析。马克思的经济正义思想的关注点不仅仅是构建一种社会的正义形态，而是致力于最终探寻一种如何实现社会正义的有效途径。
马克思的经济正义思想从社会经济学视角打开对资本主义制度分析的通道，使得自身的经济正义理论具有唯物主义历史管的特征正如熊彼特所说的，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的毁灭过程”，一方面它的发展导致了繁荣与萧条的交替，改造了现存的产业结构；另一方面，这种由不断创新而引起经济增长的结果，不可避免地使它本身陷入困境，走向没落，必将趋于灭亡而过渡到“社会主义”。
4 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的经济正义理论和思想在经济学界占据独特的重要地位，对经济学理论的完善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深刻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基础上，揭示了经济正义在社会公平正义体系中的基本性地位，进一步阐述了人们对正义的追求从个人美德向社会制度发展的大趋势，充分说明人们对经济正义的认识从形式正义阶段发展到实质正义阶段。马克思的经济正义思想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正义思想的批判性的继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研究价值。
马克思的经济正义思想开放性的指出经济正义在社会正义的理论体系中居于基础性的地位。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中，任何科学性研究都是紧密联系社会经济基础的，特别是对经济正义的研究。
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揭示了人类追求正义事业的趋势是从个人美德向社会制度道德发展。人们对正义理论的认知可以从两方面阐述，一是美德，正义是人们在生活中所崇尚和追求的正当行为；而是社会性制度规范或标准，正义是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架构进行的制度性评价标准。在当今社会中，制度正义、规范合理、制度伦理已经显现出比单纯追求个人美德具有更为重要的理论价值。马克思在承认人的真正自由的前提下进一步强调社会制度的公平合理，引导人们认识到制度正义、规范合理和制度伦理对社会经济正义的重要作用，充分体现了人类对正义的追求由个人德性向社会制度道德转变的现代化发展趋势。
马克思经济正义理论使人们对于正义问题的研究从形式主义演变到实质主义的范畴，人们关于正义的观念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在对资本主义经济正义批判继承的过程中，马克思对经济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进行了严格的区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所主张的经济正义，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正义或程序化的正义，根本未触及实质正义的内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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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M].上海：商务印书馆，1964.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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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宁夏银川2019年4月自考时间：4月13日-14日。
2019年4月宁夏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课程时间表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层次 4月13日(星期六)上午 4月13日(星期六)下午 4月14日(星期日)上午 4月14日(星期日)下午 公共课 12656 *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0009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031 心理学 00012 英语(一)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2197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 00015 英语（二） 02199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03709 基本原理概论 0418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04729 大学语文 00420 物理(工) 00020 高等数学(一) 02198 线性代数 00022 高等数学(工专) 04184 线性代数(经管类) 00023 高等数学（工本） 英语顶替课 00318 公共政策 00031 心理学 08046 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20203 会计 专 00067 财务管理学 00146中国税制 00155 中级财务会计 00144 企业管理概论 00157 管理会计（一） 00065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00156 成本会计 00043 经济法概论 00041 基础会计学 20207 市场营销* 专 00058 市场营销学 00178 市场调查与预测 00177 消费心理学 00043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0065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00181 广告学（一） 00144 企业管理概论 00182 公共关系学 00041基础会计 30112 法律* 专 05679 宪法学 00245 刑法学 00260 刑事诉讼法学 05677 法理学 00242 民法学 00223 中国法制史 00243 民事诉讼法 00244 经济法概论 00247 国际法 00261 行政法学 40101 学前教育* 专 12340 学前儿童发展 30002 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组织 09277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50114 汉语言文学 专 00535 现代汉语 00536 古代汉语 00534 外国文学作品选 00533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二） 00529 文学概论（一） 00530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00506 写作（一） 00532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一） 00531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 50207 英语* 专 00596 英语阅读（二） 00831 英语语法 00522 英语国家概况 00795 综合英语（二） 00595 英语阅读（一） 00794 综合英语（一） 00597 英语写作基础 50212 阿拉伯语 专 06755 阿拉伯语综合技能（二） 06756 阿拉伯语语法 06758 阿拉伯语阅读 06761 阿拉伯文化概况 100701 护理学 专 02997 护理学基础 03179 生物化学（三） 02998 内科护理学（一） 03001 外科护理学（一） 02901 病理学 02996 护理*学 02864 微生物学与免疫学基础 03002 妇产科护理学（一） 00488 健康教育学 03000 营养学 02113 医学心理学 02899 生理学 02903 药理学（一） 03003 儿科护理学（一） 90110 葡萄与葡萄酒* 专 02731 酿酒微生物 02735 葡萄酒工程学 02738 葡萄植物保护学 02736 葡萄酒工艺学 20115 经济学* 本 00139 西方经济学 00141 发展经济学 20204 会计 本 00058 市场营销学 00149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00160 审计学 00158 资产评估 00162 会计制度设计 00150 金融理论与实务 00159 高级财务会计 00161 财务报表分析（一） 20210 旅游管理 本 00058 市场营销学 00198 旅游企业投资与管理 00191 旅行社经营与管理 00152 组织行为学 00053 对外经济管理概论 20218 人力资源管理 本 06089 劳动关系与劳动法 06091 薪酬管理 05969 人力资源战略与规划 11760 人力资源政策与法规 00937 政府、政策与经济学 30106 法律 本 00230 合同法 00246 国际经济法概论 05680 婚姻家庭法 00228 环境与资源保* 00249 国际私法 00262 法律文书写作 00167 劳动法 00226 知识产权法 00258 保险法 00233 税法 30302 行政管理学 本 00318 公共政策 00315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01848 公务员制度 00034 社会学概论 00321 中国文化概论 40102 学前教育 本 00398 学前教育原理 00385 学前卫生学 00402 学前教育史 00401 学前比较教育 00387 幼儿园组织与管理 00882 学前教育心理学 60102 历史教育 本 00774 史学理论与方法 40112 小学教育* 本 00464 中外教育简史 00465 心理卫生与心理辅导 00467 课程与教学论 50105 汉语言文学 本 00037 美学 00538 中国古代文学史（一） 00537 中国现代文学史 00540 外国文学史 00539中国古代文学史（二） 80702 计算机及应用 本 02324 离散数学 02326 操作系统 04737 C++程序设计 04741 计算机网络原理 04747 Java语言序设计（一） 04735 数据库系统原理 02331 数据结构 82218 电子政务 本 00315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90115 园林* 本 02662 植物生理学 07894 园林植物遗传育种 07427 园林生态学 07899 园林建筑设计 90202 林学* 本 04215 观赏树木学 04216 森林规划与设计 100702 护理学 本 03006 护理管理学 03200 预防医学（二） 03201 护理学导论 03004 社区护理学（一） 03203 外科护理学（二） 03009 精神障碍护理学 03007 急救护理学 03202 内科护理学（二） 03008 护理学研究 100805 药学 本 05522 有机化学 03023 药物化学 03034 药事管理学 02173 无机化学 03031 药物分析 03050 药理学（三） 80307 机电一体化工程* 本 02194 工程经济 02240 机械工程控制基础 02202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02200 现代设计方法 20208 市场营销 本 00185 商品流通概论 00150 金融理论与实务 00184 市场营销策划 00183 消费经济学 00186 国际商务谈判 00149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00055 企业会计学 00098 国际市场营销学 20202 工商企业管理* 本 00067 财务管理学 00150 金融理论与实务 00152 组织行为学 00149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80806 建筑工程* 本 02448 建筑结构实验 02447 建筑经济与企业管理 50201 英语* 本 00087 英语翻译 00604 英美文学选读 50408 音乐教育* 本 00730 中外音乐史 00732 简明配器法 90403 畜牧禽医* 本 02678 农业推广学 02794 动物遗传育种学 06698 牛生产学 05945 禽生产学 说明：带*号专业为宁夏高职高专在校生衔接自考本科、中职中专在校生衔接自考专科课程而开的，不接受社会生报考。 带的专业助学组织必须严格按照限定的报考条件招收新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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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统经济学理论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冲突
传统经济学讨论的最基本的问题稀缺性只是针对资本、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而并没有涉及自然资源。其理论隐含地认为，自然资源是无限供给的，因而建立在自然资源利用上的经济增长也可以是无限制的。传统经济学认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水平能保证人们享有完全不受自然资源制约的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可以采取强大的科学技术手段按照人类自己的意愿来利用自然资源
传统经济学的基本假定是经济人假定。经济人假定是指在经济学研究中假定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人都是理性的，其行为的基本动机就是私人利益的最大化。可持续发展作为人类社会新的理念和行为规范被提出后，要求人类行为满足人类利益的同时兼顾自然生态利益，当代人利益兼顾未来各代人利益，个人利益兼顾社会整体利益。经济人是否有动机去考虑个人利益以外的生态利益、后代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基于此，可持续发展思想对经济人假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只承认人类的生存需求以及人类发展的物质需求，所以人类需求的满足就是物质利益的最大化这是经济人假设的由来。而可持续发展思想体系中的需求满足是物质需求、人文需求和生态需求三种不同层次的人类各种利益的最大化。所以经济人概念要在可持续发展这一思想指导下作出相应的修正。
此外，自然资源的耗竭和自然环境的破坏是传统经济学逻辑的必然结果。原因可以概括为:(1)传统经济学认为自然资源是可以自由索取的。由于自然资源不能直接用货币衡量，所以不被纳入经济学的有效配置的框架之内的。但是经济学并不否认人类活动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所以自然资源被认为是可以自由索取的(2)传统经济学对利润最大化和效率的追求，客观上激励经济主体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使用经济学的基本目标就是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所以为了尽可能地减少支出，经济主体会更多地利用可以自由索取的自然资源(3)宏观经济学有关总需求的理论也主张对自然资源耗竭使用。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认为经济不景气是由于经济活动中的有效需求的不足。因此要人为地使总需求扩大来迎合生产的无限扩张
三、可持续发展思想对传统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认识的修正
首先，经济人假设把人类经济活动的所有追求抽象为物质需求。但随着人类物质需求逐渐满足后，经济学所讨论的人类需求应该从物质需求扩展到物质需求人文需求和生态需求:经济学所讨论的人类的行为方式应该从物质需求者扩展到物质需求者人文需求者和生态需求者。因此，经济学所讨论的范畴就不仅限于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经济学所讨论的资源也不仅限于劳动和资本，经济学所站的视角也不仅限于微观和宏观
其次，传统经济学的思维方法是使一系列数值如效用水平、利润水平、国民生产总值最大化，只讨论经济体系内部如何配置资源来实现目标的最大化，而不讨论自然生态系统这一外部条件。可持续发展思想则认为，自然环境所决定的经济承载量是有限的。所以经济学首先应该解决的是全球的经济规模总量，然后在经济规模总量之下去讨论资源配置的问题。基于此，可持续发展思想对经济学中的实际问题进行了研究:(1)对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研究。可持续发展追求的是环境生态功能的维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2)对环境控制手段的研究。根据经济学中的外部性理论，环境控制的手段主要有:政府干预、政府税收、私人谈判、污染许可证交易等。(3)对消费模式问题的研究。对传统消费模式的批判与可持续消费模式的设计是可持续发展研究内容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四、向可持续发展迈进
将自然因素纳入经济学的理论范畴，贯彻可持续发展思想，可以以哲学和生态学作为参考学科
比如，如果能把可持续发展思想纳入到经济学分析框架中的话，人们的经济活动将追求一种调和，这十分符合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阴阳五行学说是一种深刻的哲理。它所提倡的相生相克反映的是系统中两者对立而和谐相处的状态，从而构成了整体系统的正常秩序
作为研究地球生态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学科，生态学了解维持地球生命的生态过程的作用机理，能从地球整体的角度看经济发展。而今日的全球经济受市场力量所左右，市场力量看不到可持续发展的种种基本生态观念。生态学家认识到，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服务有时候可能比人类自身生产的产品更有价值:而且，要想让生态系统提供的这类服务得到保护的话，其价值就有必要进行量化，并将其体现到市场信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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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的不朽著作《史记》不仅是一部空前绝后的史书和卓越的文学作品,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背后,它对经济学方面也有着相当精辟的描述和开创性的见解,其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平准书》和《货殖列传》二篇中,尤其是《货殖列传》,记载了诸多有价值经商案例,充分表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经济史观和卓越的市场经济思想。这是我国第一部记载经济问题的专门著作,开史书记载经济活动的先河。故梁启超说,“其全篇宗旨,盖认经济事项,在人类生活中含绝大意义,一切政教,皆以此为基础”。钱钟书也称赞其写了“民生日用”,“与新史学不啻手辟鸿蒙矣。”由此可见一斑。
司马迁生活在封建经济繁荣的汉武帝时期,当时正处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一统时代,统治者极力推崇中央集权,大力倡导儒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世俗主流观念是“农本工商末”的重农轻商思想以及对道义的崇尚和对功利的鄙视。而司马迁的主张正好与此相反,他突破了先秦以来的“重本抑末”的传统思维,主张发展工商业,推崇个人致富以满足求利的天性。不但在当时独树一帜,极具前瞻性,并且对当今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文将从分工论、义利论、善因论和价格规律四个部分分别阐明司马迁的经济思想,着重分析其字里行间流露出的真知灼见,并对它们的现实意义做简短的评述。
1 分工论
在司马迁的《货殖列传》中,他针对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的实际情况,描述了两种不同分工形式,即区域分工和社会分工。
司马迁是这样描述了西汉王朝的区域经济,他认为中国地大物博,“是夫山西饶材、竹、毂、泸、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锌、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并且这些资源物产“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他认识到不同地域出产不同物产,在地理上可以尽地力生产特色产业 ,满足当地人民发展需要。因地制宜,而不应受政策影响,这就是区域分工。区域分工可以丰富物品品种,提高产量,发挥区域优势。这和我们当今推崇比较优势,优化区域产业布局,发展区域特色产业的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次,他又引用《周书》说道,“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农虞工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各自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人民衣食住行的根本保障,是缺一不可的,此所谓社会分工。他主张四业并举,不可偏废,互相联合,才能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有效地统一起来,从而形成一个系统完整的生产再生产体系。
司马迁认为分工是自然形成的,强调农虞工商之分工,“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并且社会经济生活还同时受自然规律支配,由于社会分工,人们之间的互通有无的行为“若水之趋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耶?这里的“道”“自然”无疑是指市场上的经济规律。经济规律通过协调社会经济生活中人们的行为,使经济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普遍认为农业才能创造财富,交换不能创造财富,因而商业只能造出不劳而获的人,而这些人被看作是对整个经济社会有害无益的“蠹虫”。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司马迁却看到了农虞工商四业作为人类经济生活的基本结构,都具有创造财富的积极作用,并且不遗余力地强调商业是经济结构中最活跃的环节。而区域分工和社会分工的自然形成必然导致商业这一流通枢纽的出现,从而充分肯定了商业在调剂余缺,沟通有无,货币流通和积累财富方面的重要价值。这些真知灼见在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建树上,应该说是很大的贡献。
2 义利论
在中国悠久的封建社会里,“利”即物质财富在很长时间那被统治阶级及其为之辩护的道德家所鄙视和唾弃。他们认为“义”是君子们所必须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而“利”则是小人之举。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罕言利”,足见他们对求利之心的抵牾之深。司马迁在这个问题上不仅否定了他们的观点,并且认为求利是人们的天性,而天性是必须引导的,盲目地抑制只能适得其反。在《货殖列传》中,他说“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所以,享受安逸,追求名利是人们的本性,即“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无论是“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的达官贵人,“守性死节,隐居岩穴”的清雅之士,“攻城先登,临阵却敌”的军士,“攻椎埋,掘冢铸币”的闾巷少年,“走死地如骛”的侠士,“不择老少”的歌伎,“饰冠剑,连车骑”的游闲公子,“不避猛虎”的猎者,“博戏驰逐”的赌徒,“舞文弄法”的吏士,以及医农工商等等百工之人,无一不在追求财富。只有揭开统治阶级温情脉脉的面纱,才能还原人性本来面目。求利之心不是可耻之事,是符合实情和人性的,只有以这种求利之心作为动力,产生了提高生活水平的欲求,经济生活才能活跃起来,社会才会发展。在改革开放前,我国曾走进了重“义”轻“利”的误区,片面强调道德伦理,忽视人们的求利欲望,这是必须深思和反省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必须满足社会中每个人对物质利益的需求,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是统一的,只有实现了个人利益,社会利益的实现才有保障。
司马迁还把“义”和“利”统一起来,并且阐明了“义利”之间的关系。他继承了管仲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观念,提出了“礼生于有而废于无”“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人富而仁义附焉”。一个社会,人们的思想素质取决于社会富裕的程度。社会贫穷,人们缺乏礼让,铤而走险,社会不安。社会富裕,人们讲求礼节,安居乐业,热心公益。所以“利”是“义”的前提和基础,“义”是人们得“利”以后的必然追求。其实这里的“义”和“利”无异于当今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不断进步,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才有充分的条件可能去培养自己的道德水平与实现自己的精神价值。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才能促进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健康发展。
3 善因论肯定了人们的“求利”之心后,针对当时盛行的“轻重论”,司马迁提出,“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最下者与之争。”这就是司马迁的“善因论”。面对人们求富的心理,为政者应该如何应对呢?董仲舒说:“夫民之从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提防之,不能止也”。董仲舒认为人们的求利之心是可怕的,必须用教育的手段来阻止提防。司马迁的观点与此不同,对于人们普遍的“求利之心”他认为挨门逐户去说教,也是“终不能化也”,还不如因利势导,顺应自然。他认为国家最好不要干预经济发展,听任私人进行贸易,生产等活动,最差的就是与民争利。这与西方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思想是十分契合的。司马迁的“善因论”吸取了道家“自然无为”的思想,认为只有听任经济自由发展,就能够使“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而外在的对主体施加这样那样的影响,或多或少会限制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自然规律的作用。所以“善因”顺应了人的天性以及各种自然规律,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自身优势以创造财富。
司马迁的“善因论”折射到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也同样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善者因之”就是大力发展市场经济,让市场成为调节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而“利导”“教诲”“整齐”则相当于政府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这三大手段构成了国家宏观调控。只有把市场经济与国家宏观调控结合起来,以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力量,辅之于政府宏观调控以弥补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这样才能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
4 价格规律说
我们再细究一下《货殖列传》中的这么一句,“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月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自然之验耶?”意思是价格过低就有上升的趋势,过高就有下降的趋势。司马迁实际上是以水之流下,表征市场经济中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它使价格在一定的范围内波动。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他不能悟出变动的中心是什么。同时他引用计然的话阐述了价格变化的诱因:“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这里讲的 “有余”和“不足”其实就是“供过于求”和“供不应求”。这句话精炼地阐明了供求关系对价格的影响:当某种产品供不应求时,价格上涨,有利可图,就会刺激生产,增加供给,供给一多,这种产品就供过于求了,价格反而下降了,反之亦然。司马迁还运用了供求关系的原理提出了商人致富的方法。如“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就是告诫人们不要盲目于价格表象,要善于观察价格涨落的规律,把握住这个周期,准确地预知商品价格“贱反贵”“贵反贱”地关键时刻及时买入卖出就可以赚钱。当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时,要像丢弃粪土一样立刻抛掉,因为价格上涨,必然导致供过于求,价格必然下降,当价格滑到谷底时,就要像珍惜珍珠一样尽快买入,因为价格下降,生产者无利可图,必将退出市场,价格肯定会上涨。白圭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讲的也正是这个道理。这个原理对当今股票交易和楼盘交易等也具有深刻的意义。
尽管只有短短的5000个字,司马迁的《货殖列传》却可谓是字字珠玑,他不仅仅阐述了一些看似平常普通的经济学原理,还介绍了当时人们的经济生活情况,如何行之有效的进行商业贸易。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介绍了许多古代著名的商业家,他们用他们的敏锐的商业头脑和丰富的商业知识来寻求利益,把人们求利的本性和求利的技巧刻画地淋漓尽致。司马迁不仅在历史地理方面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封建社会的经济轮廓图,而且他还从经济发展的基本分工,价格规律,善因论和义利论等一系列经济学基本原理方面为我们阐明了自己的真知灼见,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但是,由于时代局限性,统治阶级不可能采用他的经济主张,也就不能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学说,这也是令人遗憾的事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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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聂翔雁.从《史记》看司马迁思想的进步性[J].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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