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民法典民间借贷案例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在民权的保障、人民与国家利益的平衡以及社会经济的健康运行中，民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民法典的颁布与施行则是为了确保民法现实作用的充分发挥。当前我国在1986年进行颁布和施行的《民法通则》在内容方面过于简单，并且一些条款已经难以与时展向适应，所以推动民法典颁布施行进程，对于为各类民事案件的处理提供依据以及对市场交易行为进行完善都具备着重要意义。虽然我国在2002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进行了审议，但是我国民法典的颁布与施行之路仍旧需要做出众多努力，如职业立法者队伍的建设以及对多方利益的协调等，这些为的存在让我国所具有的民法体系仍旧欠缺完整性。毫无疑问的是，我国民法典的颁布与施行将会体现出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也会为我国法制化建设以及经济市场的发展提供保障。
我国所存在的民间借贷现象逐渐被许多社会企业采用并被社会大众熟知，所以将民间借贷纳入到金融监管体系当中并通过专门立法对民间借贷现象进行制约是十分必要的。在此过程中，对民间借贷开展专门立法对于合法借贷人员权益的维护以及民间借贷发展的规范化具有着重要意义。在民间借贷方面进行专门的立法能够使民法具备更好的操作性、实践性以及针对性，使民法体现出对我国民间借贷现象的适应性。当前如何推动民间借贷的良好发展以及如何实现民间借贷法制化与规范化是我国十分关注的问题，而当前的学界更加倾向于针对民间借贷现象制定专门的《民间借贷法》来对相关事件以及案例进行处理，我国人民银行业通过开展调研工作来为正式立法提供依据。在民间借贷的立法工作中，不仅要在对我国国情作出充分考虑的基础上对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之间的关系作出正确的处理，同时有必要严格现实民间借贷渠道、借贷对象以及管理范围，从而给你个号的规避因民间借贷产生的金融风险以及社会风险。另外，在立法过程中有必要对其他国家在此方面的经验作出借鉴。
（三）对民间借贷现象中的经济类犯罪进行防范
民间借贷现象中经济类犯罪的防范应当强调对民法的运用，而不能单纯依靠刑法来对民间借贷进行压制，这主要是因为单纯的依靠刑法来对民间借贷进行管理不仅制约了民法所具有的社会调解作用的发挥，同时也凸显了重刑酷压等刑法功能，这并不鲤鱼法律效果、政治效果以及社会效果的发挥。因此，在民间借贷现象中的经济类犯罪管控中要从强调刑法作用的发挥专项刑法与民法以及调节的结合。对于严重的经济类犯罪则应当转交给检察院以及公安局开展侦办，而对于具有合法原因但是却暂时欠缺还债能力的现象则应当以民法为依据进行惩处与警告，同时有必要开展教育与调节。对于违法借贷以及虚假诉讼等现象则有必要对惩罚制度作出明确的规定，在对借贷合同该内容以及形式作出规范的基础上避免给犯罪行为留出空间。民间借贷方面方面法律法规责任体系的构建需要从刑事、民事以及行政多个方面作出考虑通过完善，通过完善其中的具体条文以及对民间借贷与刑法中存在的高利贷行为作为严格界定来在源头上对经济类犯罪进行扼制。
篇2
一、意识形态和法律政策方面的难题
民法的主要内容，是关于经济秩序的法律规范体系。但是建立在前苏联法学体系基础上的民法观念和制度体系，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法观念和制度体系完全不同。我们现在虽然已经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我们的民法典当然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制定，但是我们所采纳的民法观念和民法知识体系，还没有从根本上跳出前苏联法的基本框架。坦率地说，我们长期受到前苏联法律意识、观念和体系的控制，而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法学界从来没有彻底清理过这些残留物。依我看来，前苏联法对我们制定民法典的消极影响主要有如下方面：
（1） 前苏联法不承认公法和私法的区分，把一切法律均当作公法，这一点不但妨害了民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作为基本法的地位，而且还妨害了我国整个法律体系的科学化。如果一切法律都是公法，那么最重要的公法当然是宪法，民法就只能是宪法下面一个可怜的部门法。但是如果承认公法与私法的区分，并以此为根据建立法律体系，就可以得出公法的基本法是宪法、而私法的基本法是民法的结论。所以在市场经济国家的法律体系中，由于承认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民法和宪法一样都是国家的基本法，民法绝不是部门法。另外，如果把民法也当作公法，那么民法当然应该像公法那样以命令服从关系作为基本规则依据，这样民法应该以强制性规范作为基础。但是这样做完全违背了民法的本质。其实前苏联法就是这样歪曲民法的，我们过去几十年的做法也是这样。对于这样一个近乎常识的概念，目前我国法学界几乎尚无人承认，主导的观点还是把民法只是当作一个部门法。
（2） 前苏联民法不承认意思自治作为民法的基本指导思想，尽量压缩民事主体意思自治的空间，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法必须将意思自治作为基本的原则。前苏联人的法律意识形态，是社会每一个人的法律关系都与社会整体利益密切相关，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是社会公共关系，所以个人所做的一切都必须服从社会整体利益的需要。因此前苏联不承认民法上的意思自治原则，社会的人所从事的民事活动，不但重大的经济活动需要批准，而且一些纯粹涉及个人利益、应该完全由个人决定的行为，比如婚姻行为，也要获得领导的批准，这种现象到现在还能看见。当时的民法学说对意思自治原则还进行了十分激烈的批判。当社会基本上没有意思自治的空间的时候，民法典也就无法制定出来。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的民众已经能够享有广泛的意思自治。但是在我国目前出现的民法典方案中，意思自治的原则还没有得到承认。
（3） 前苏联法不以传统法人规则建立法人制度，不强调法人的立法技术划分，而强调法人社会政治身份划分。在前苏联法中，法人不是按照立法技术来划分，而是按照其身份将法人划分为企业法人、社会团体法人等，但是就是不承认社团法人、财团法人这一科学的划分。这种不坚持科学的做法，不但给我国的法人制度建设造成严重损害，而且导致财团法人这一类型在我国民法中被蒸发的情况，而现实中的这一法人类型是非常多见的。由于立法有缺陷，我国各种法人规范至今难以全面建立，这种情况在现在的民法典方案中也没有得到解决。
（4） 前苏联法不使用法律行为概念，而使用“民事法律行为”概念。民法上的法律行为制度，是以当事人的内心真实意思实现意思自治的基本制度，这一制度可以说是民法的精髓。可是前苏联法基本上不采纳确切的意思表示理论，将意思表示制度、法律行为制度简化到极端，其目的就是尽量压缩社会民众意思自治的机会。目前我国的民法典方案，这一方面仍然没有实质的改变。
（5） 公共财产中，不作公用物与投资物的区分，模糊公共权力在社会管理关系中与经营关系中的根本区别。在法治国家里，纳税人交纳的税收不能用来谋取政府的私利，这就是当代法治社会“公权不得牟利”的原则，但是这一原则被彻底毁坏。因此我国至今存在大量利用行政权力创收的情况，民法本有可为，却无法作为。
（6） 坚持以所有制的等级规定所有权，将所有权“三分法”，确定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个人所有权的严格界限，确定不平等承认和保护的规则。这种情况直接损害了市场经济的法律基础。
（7） 前苏联法甚至限制个人意思在亲属与家庭关系中的作用，许可政府对于亲属关系实施强大的行政管理（比如将婚姻登记而不是人的感情作为婚姻的正当性基础） ；尽量压缩亲属范围，是民法上的亲属范围被限制到极端，同时将不符合亲属范围的财产法定为公共权力继承。这一点，既不符合我国的国情，也不符合现实。但是现在这些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8） 前苏联法律政策强调民法典立法的政治宣教作用，不重视立法的技术和质量。法律制定以“宜粗不宜细”、“宜短不宜长”、“成熟一个制定一个”作为指导思想。在这种指导思想下面，民法条文越来越短，越来越粗，失去了可操作性。这种情况虽然近来已经有极大的改进，但是立法质量不高的问题，仍然是一个痼疾。当前中国最高立法机关聘请的民法典立法顾问中，绝大多数人具有前苏联法学的背景，虽然这些学者或者官员都是很高尚的人，但是他们对市场经济国家立法欠缺了解也是公认的。考虑到他们的年纪和体能，要求他们广泛而且深刻地接受新知识也是不可能的。对于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我认为，该是我们认真清理前苏联法的时候了！ 这种法学理论最大的缺陷，就是不从实际出发，依据单方面自圆其说的一套理论，看问题片面极端，简单地抛弃了人类历史数千年以来的法学知识结晶。现在，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意思自治原则、法人规则、法律行为规则、公共权力与民事权利的划分等基本问题，在我国民法学中已经没有任何的障碍，在这一方面，目前我们大家似乎都缺乏改变的勇气。
二、实践知识短缺
民法是直接规范市场经济和民间生活的基本法律，也是直接有法官运用的裁判规范的总和。所以民法是实践性、本土性最强的法律。正因为这样，民法典的制定必须进行社会调查，必须了解清楚我国本土的民法资源，这样一些重大的制度建设才不会脱离国情。因为民法是直接作用于社会的规则体系，因此必须要了解社会情况，制定的法典才能被社会接受。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作过认真的社会调查。现有的民法典草案是在学者方案的基础上揉合而成的，现实性基础不强，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自己在近年来的法学研究中，曾经作过一些方面的调查，发现现行法律制度中，脱离实际的方面很多。比如土地所有权问题，宪法、民法通则和土地法等都规定了两种公有制，但是在实践中，有些偏远地区鼓励人们造田，提出谁造谁有的政策，农民在高山峻岭之中，可以说是“掬土造田”，造出许多“盆盆田”，解决了长期不能解决的吃饭问题。像这种“盆盆田”，农民造得十分辛苦，面积又十分狭小，法律强行要求所有权归属于集体，既不为当地群众理解，也没有太大的必要。另外，西北沙漠地区的造地、造林等，也是十分辛苦的工程，法律不许可民众个人取得林木所有权，违背了实行公有制的政治目的，也不利于生态的恢复。法律上的公有制只是一种手段，我国建立公有制的目的是为了消灭利用生产资料剥削他人的经济基础；农民自己在深山中用汗水造田、在沙漠中造林，与剥削他人毫无关系，法律不许可他们取得所有权，让人无法理解。再如，我国城市中的土地使用权，法律规定的只有“划拨”、“出让”两种方式，但是据我调查，至少有九种方式。尤其是在国有企业改制后，以土地权利作为投资的方式越来越多，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土地使用权，形态非常复杂，不能简单地用现行法律的规定概括。农村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律规定的只有一种形态，但是我在调查中发现，现实中为了解决经济发展问题，地方政府以及民众采纳了至少有六种不同的农村地权形式，从最方便流通的方式到绝对不能流通的方式都有。我国的国土资源部已经在这一方面进行了十分有益的试点，既获得了民众的认可，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如果按照现行法律判断，可能这些积极的做法确实违法的。可以说城市中的土地使用权、农村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这样对于国计民生有十分重大意义的权利类型，现行立法和现实的做法已经基本脱节。类似的问题，在其他制度建设方面这样存在。显然如果不从实际出发，民法典的可行性是令人担忧的。
三、法律技术问题
民法的发展不仅仅是政治运动的产物，而且是法学科学及法学技术发展的产物。自从有民法典以来，民法典就是煌煌巨制，条文动辄上千个。这么多的条文依靠什么逻辑编纂成法典，这就是民法学独特的科学问题。从表面上看，这个问题是一个典型的法学技术问题，但是实际上涉及到对民法科学性一些最基本的范畴的认识。目前法学界就此问题开展的争论，可是说是围绕着这些基本的科学范畴的认识而展开的。
法律原始的定义就是公平和正义，所以法典的编纂，就是将法律的这一最根本的价值贯彻在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形成一系列法律规则和制度；再将这些规则和制度按照他们自己的内在联系编纂成完整的系统。法典的编纂需要对现实社会关系的分析和归纳，需要从一系列个别的特性中抽象出一般的共同性质，这一切需要对法律上的特有范畴和手段的正确运用。所以民法典的编纂本身就是一门科学，民法典的编纂肯定要产生大量专有概念和术语，最后形成的法典，肯定是一个技术化的体系。但是科学的发展总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围绕着民法典编纂这一门科学的发展，立法科学上形成了不同的看法，我国目前民法典立法中的争议其实就是历史上各种观点的再现。
其实反对在我国编纂民法典的观点也是存在的。一些学者认为我国民法的编纂体例应该仿照英美法，因为英美法是判例法体系，它具有直观和感性的优点，没有那么多抽象的概念和技术化的体系，建立这种法律体系可能会容易些。但是这种观点可以说实践上是不可能的。对此可以以日本近代法制改革为例。日本近代改革其实是美国大炮的作用，因此日本开始建立现代法律制度就是学习英美法。但在不久即发现英美法让外国根本无法引进，因为判例法数目庞大（当时美国的有效判例多达30 多万个） ，外来者很难掌握其逻辑。根据英美法学家的看法，一个有效的案例（个案有效） 最后形成有效的判例（普遍有效） 大约需要150 年，因为要把法官个人对公平正义的认识转化到社会普遍的认同需要很长时间。因为这些原因，日本放弃了英美法，开始接受当时世界上代表大陆法系成果的法国民法典（当时大陆法系民法典只有法国民法典） .世界各国普遍认为，英美法不适合别国主动模仿，只能依靠殖民地的扩张、宗主国的政治强力。但是反过来，建立在罗马法基础上的大陆法系，虽然概念抽象、体系复杂，却更容易学习引进。所以连英美人也认为“罗马法之所以被普遍接受，依靠的不是强权而是性”。目前一些学者主张法律的非技术化、人性化、感性化，其实就是减少法律的理性化，这怎么可以？
在坚持大陆法系的立法模式的前提下，我国民法典究竟在采纳哪一种法典化立法技术，即德国法系还是法国法系的立法模式方面，目前也有争议。甚至有个别学者主张重回罗马法。罗马法以及建立在罗马法的法学阶梯学说基础上的法国法系，按照人、物、权利这样一种直观的规范模式来确立民法典的法律体系，它比较符合一般人对法律最简洁的认识，因为民法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这些问题。一般人看法律，首先看到的就是法律中的“人”的法律，然后是人的权利，最后是取得权利的方法，这一逻辑简洁明了。法国民法典就是这样编纂的。目前我国一些学者认为我们应回归这种所谓具有亲民性特征的罗马法。但是法典编纂本身就说明它不能是直观的、感性的，而只能是理念性的产物。现代社会人际关系日趋复杂，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法负担的使命越来越重，如果要将民法典编制成具有稳定的可操作性的规则体系，最简洁、最方便的立法体系，恰恰不能是直观的规则体系，而只能是理性化的规则体系。
法国立法模式和德国立法模式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立法，他们的基本分歧主要表现在交易中财产关系的法律调整模式方面。法国法的立法理念是合同应该履行，这是罗马法的一个基本原则；法国法依据合同履行的结果必然导致物权变动这一点，建立了不区分物权和债权、不区分物权变动和债权变动的法律调整机制。所以在法国法中并没有物权与债权的区分，更没有物权变动制度与债权变动制度的区分制度，立法上只承认“广义财产权”，交易的法律只有合同。法国法的这一立法模式在国际上被称为“同一主义”或者“合一主义”（ The Principle Of Consensus） ，即依据一个法律根据同时发生物权变动和债权变动立法模式。
与此相对应的德国立法，其基本的立法理念是： （1） 合同应该履行不等于合同必然履行，即合同应该履行的观念不等于合同肯定能够得到履行的事实，因此应该将合同订立的法律效果和实际履行的法律效果予以区分。依据这一点，没有得到履行的合同也应该合法生效。（2） 因为合同发生交易时，交易的实质不是物的移转而是物上权利的移转，物上权利的移转分为只对当事人发生约束力的请求权，和对第三人发生排斥力的物权。一项交易如果对第三人发生排斥力，则必须要进行物权公示，以保护第三人的安全。（3） 交易的常见类型和典型类型是根据法律行为发生的，为清楚区分交易性质，必须就当事人的法律行为做出更进一步的区分，即将法律行为区分为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物权行为以符合物权效力的法律事实作为其生效条件，债权行为以符合债权效力的法律事实作为其生效条件。（4） 以此为根据，提出法律关系学说并建立不同法律关系的制度。因为民事权利尤其是财产权利的性质有物权和债权的清晰区分，法律上无法认可“广义财产权”的正当性；因为一个交易过程必须区分为债权变动和物权变动两个过程，因此必须就其法律根据予以区分。这就是“区分原则”，以前也被翻译为“分离原则”（ Trennungsprizip） .
同一主义的立法模式从表面上看容易理解，但是并不是这样。以抵押权的设定为例。当事人常常设定抵押权来担保债权人的债权优先实现，所谓优先，就是要让抵押权人比其他债权人优先受偿。但是如果抵押人和抵押权人之间如果只是订立了一个抵押合同，这个合同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其他的债权人并不知道，那么为什么这个合同订立后就能够将其他债权人的权利排斥掉呢？ 这对其他的债权人有什么公平而言？ 又如一物二卖的情形，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将房子多次出卖，因为买受人并不知道开发商和他人秘密订立的合同，所从买受人的角度看，这两个合同都应该成立生效；但是，根据同一主义原则，合同一旦成立生效买受人就取得了所有权，那么到底是哪一个买受人取得了所有权呢？ 类似这样的问题，同一主义的立法模式基本上无法从立法基本模式方面予以解答，而只能有从新建立许多民法典之外的附从法或者单行法来弥补其基本立法的缺陷。法国民法的立法就是这样，现在的法国民法，已经完全不能仅仅从法国民法典来看到他的实际操作性规范体系。
但是从德国法的区分主义原则来看，各种在同一主义原则立法模式中无法解决的问题都能够得到完满解决。比如抵押权设定这种比较复杂的案子，由于德国法严格区分物权与债权、物权变动与债权变动，抵押合同作为债权意义上的合同时，他因为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一致而生效，如果一方当事人违约，只是抵押权未能有效设定，那么根据这个生效的合同，违约一方应该承担法律责任。至于抵押权的有效设定，则因为抵押权作为物权，他的设定要发生排斥第三人的结果，所以必须以不动产登记这种公示方式作为生效的要件，不登记者，抵押权不能有效设立。这样，一个抵押权设定的行为，必须根据其本质区分为抵押合同生效和抵押权生效两个法律事实，他们的生效的法律根据也必须明确区分：抵押合同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为生效要件，抵押权以不动产登记作为生效要件。其他涉及物权变动和债权变动的交易，也都依据这样的规则处理，这样既保障了交易的安全，也保障了交易的公正。
鉴于以上，中国民法典的立法要重视民法立法的立法技术。民法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其特有的工作语言和立法技术，这种立法技术从分析和比较来看应该认为以德国民法为代表的潘德克顿法学是比较成熟，能够符合高度复杂的市场经济需求。目前中国立法没有采纳潘德克顿体系的成果，他严重地受到从日本引进的债权形式主义也就是折衷主义的影响，走上了一条法例上不科学的道路。比如，在物权变动与债权变动的关系问题上，立法和司法解释采纳了“不动产合同不登记不生效”、“动产合同不交付不生效”这种似是而非的规则。这种不科学的法理，给我国的实践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对此，请参见拙作《从几个典型案例看民法基本理论的更新》，载《判例》
在法学研究中和教学中常常听到批评区分原则违背民众感情的观点。但是只要是科学的，就应该被立法采纳。法律是给法官裁判案件用的，一般老百姓并不裁判案件。法官应该具备良好的素养，能够在复杂的交易事实面前有一套正确的应对措施。要让法官更好的理解法律，首先要提高立法的科学性和立法对于各种案例的处理能力。从世界各国民法典的立法比较来看，只有区分主义才有这个能力。
我国民法长期对于这种科学法理的批评，已经产生出十分消极的后果，比如新制定的合同法中出现许多不应该的错误。这里举个例子。东方航空公司向欧洲购买了数架空中客车380 飞机，约定2008 年交货。但是现在这种飞机在世界上还没制造出来，还在图纸上。那么这种合同有效吗？ 按照我国的合同法第51 条、133 条、149 条、150 条，这种合同是不生效的，或者到时如果对方不交货并不承担违约责任，因为在合同订立时标的物还没成就，而我国的航空公司对这种情况是明知的，按照我国合同法的上述规定，我国公司应该承担责任。这种违背交易常识的错误，到头来只能损害弱者利益，只能不断地产生鼓励违约的结果。这种很浅显的立法错误出现在合同法中，就是立法法理不科学的原因。
篇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3）06-0054-05
违约金是指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一方违反合同时，向另一方支付的一定数额的财物。近代私法自治原则赋予了民事主体合同自由的权利，因此违约金的约定属于民事主体意思自治的范畴。《德国民法典》首开了对违约金干预的先例，并对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产生了重要影响。[1]中国《合同法》亦对此做出了相应的规定。笔者根据违约金调整的法理基础，通过对中国相关法律规定的梳理解读，剖析问题，提出建议，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一、违约金调整的法理基础
契约自由是近代私法原则发展中的核心，正是通过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治，个人主义和商品经济才得以发展。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主题，体现在私法制度中，就是法律完全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并极力排斥公权力的干涉。在合同法领域，当事人可以按照当事人之间的意愿约定相应的违约金，以督促合同双方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这也是法理中自由和效率的体现。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在现实生活的交易中，越来越多的人利用违约金制度来牟取不正当的利益，或者约定过低的违约金来逃避责任，或者约定过高的违约金牟取暴利，致使合同正义的原则遭到破坏，难以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正义价值是法的基本标准，是法的评价体系，它衡量法律是不是真正的法律，是“良法”抑或“恶法”，因此，在违约金制度中，当契约自由原则与正义原则发生冲突时，就需要根据正义原则对该制度进行修正。正如中国台湾地区学者郑玉波所言：“违约金契约既为契约之一，则依契约自由原则，当事人约定之金额，无论高低，皆有其自由，法院不得干涉，此在法民、日民均有明文规定。然而如固执此一原则，则有时对于债务人未免保护不周，盖于订约之际，债权人所要求之违约金，往往过高，而债务人又不得不予忍受，否则当时若竟拒绝，则一似自始即不存心履行债务者，故为表示履行之决心，纵金额过高，亦毅然接受，岂止此一色厉而内往之弱点，遂被债权人所利用，将违约金之金额，从高约定，结果无异巧取利益。故民法仿德、瑞法例，允许法院为之酌减。”[2]
为了实现合同正义，维护当事人之间的公平，体现诚实信用原则，有必要对合同自由进行一定的限制，即通过司法力量予以干预，近现代私法制度的发展也体现了这一趋势。这一趋势在大陆法系国家及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①，如《德国民法典》第343条规定：“发生应支付效力的违约金金额过高的，经债务人申请，可以通过判决减至适当金额。”1975年7月9日实施的《法国民法典》第1152条第2项中规定：“在原约定的数额明显过高或过低时，法官可以，甚至得依职权，减少至此种违约金之数额，任何相反之条款规定均视为未予订立。”中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252条规定：“约定之违约金过高者，法院得减至相当之数额。”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对合同自由进行必要的限制，允许司法对违约金进行适当干预，也应该是中国立法及司法实践中所坚持的方向。
二、中国法律对违约金调整的规定
在中国现行法律制度中，并未明确写明违约金制度属于何种性质。在理论界有赔偿性违约金及以补偿性为主、惩罚性为辅的违约金等多种学说。但在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下发的《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中第6条规定：“……应当根据合同法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公平原则，坚持以补偿性为主、以惩罚性为辅的违约金性质……”因此，笔者在此不再做关于违约金性质争议的赘述，一般认为，中国现在施行的是以补偿性为主、以惩罚性为辅的违约金制度。过高违约金条款具有赌博的性质，导致违约方成为另一方获取暴利的工具，法院可以按照当事人的请求进行调整。[3]既然存在惩罚性的违约金，那么就有可能出现约定违约金过低或者过高的情况，这时就需要对违约金进行国家干预，运用司法力量进行调整，以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
（一）中国违约金调整制度的历史沿革
改革开放后，中国进入商品经济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也相继出台，在合同法领域，违约金制度也逐步建立并加以完善。
《合同法》颁布实施之前，中国并存《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三部合同领域的法律，其中均有对违约金调整方面的规定。1981年《经济合同法》第35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反合同时，应向对方支付违约金，如果由于违约已给对方造成的损失超过违约金的，还应进行赔偿，补偿违约金不足的部分。对方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应继续履行。”1985年《涉外经济合同法》第20条第2款规定：“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视为违反合同的损失赔偿。但是，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或者低于违反合同所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仲裁机构或者法院予以适当减少或者增加。”1989年《技术合同法实施条例》第22条规定：“当事人约定违约金的，违约金视为违反技术合同的损失赔偿额。违反合同的一方支付违约金以后，不再计算和赔偿损失。但是，合同特别约定一方违反合同给另一方造成的损失超过违约金的，应当补偿违约金不足部分的情况除外。当事人没有在合同中约定违约金和损失赔偿额计算方法的，根据违反合同的一方给另一方造成的实际损失计算赔偿额。该项损失额应当相当于受损失一方的收益的减少或者支出的增加。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不得超过合同价款、报酬或者使用费的总额。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不得显失公平。”
在中国合同法律制度建立之初，对于违约金性质的认定尚不明确，虽然这三大合同法从不同适用范围角度对违约金调整均做了规定，是同时适用的，但在不同的法律中对于违约金调整的具体规定不尽相同。在《经济合同法》中，人民法院可依职权对违约金不足以弥补损失的部分进行调整，且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有可能继续履行，这体现的是一种惩罚性的违约金；而在《涉外经济合同法》和《技术合同法》中，则强调的是补偿性的违约金，当事人之间约定的违约金视为损失赔偿额。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呈现出一种从惩罚性违约金到补偿性违约金，再到以补偿性为主、以惩罚性为辅的发展过程。
1999年《合同法》第114条第2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6条规定：“当事人以约定的违约金过高为由请求减少的，应当以违约金超过造成的损失30%为标准适当减少；当事人以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为由请求增加的，应当以违约造成的损失确定违约金数额。”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二）》）第28条规定：“当事人依照合同法第114条第2款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增加违约金的，增加后的违约金数额以不超过实际损失额为限。增加违约金以后，当事人又请求对方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29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做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的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114条第2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
随着《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实施，中国违约金调整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基本确定了“违约金约定过低可调至实际损失额，约定过高可调至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规则。与此同时，各地具体规则也相继出台，形成了体系。
（二）中国各地违约金调整的规定
对于约定违约金过分低于实际损失额的调整，在实践中基本没有争议，一般是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调整至实际损失额。但是对于违约金过分高于损失的，法律规定比较笼统，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法官而言，运用标准不统一，可能会造成不同的结果，因此，最高院及各地法院在实践中根据实际情况出台了更为细致的规则。
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当按照何种标准计算问题的批复》规定，对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的，可参照“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2005年《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合同纠纷案件违约金适用问题的指导意见》第6条规定：“约定的违约金超过实际损失一倍以上的”，不能计算出实际损失的，超过总价款、两年租金或者承包金、投资总额30%等情形，可以适当减少违约金；2005年《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第28条规定：“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可以认定为“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2009年2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第25条没有对“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进行明确的界定，但对损失的计算方法进行了规定；2009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进一步重申了《合同法》及《合同法解释（二）》的内容与精神；2009年12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商事审判中规范违约金调整问题的意见》对违约金调整的申请、程序、举证要求、考量因素等内容做了一个较为细致的规定，对于实际损失无法计算时的调整，“可以参照不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的标准进行相应调整”；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对于违约金调整问题，进一步重审适用《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的内容。
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各地法院根据司法审判实际分别制定了自己的违约金调整规则，这对于违约金调整制度的完善具有积极的实践意义。
三、违约金调整适用在司法实践中的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逐步发现，关于违约金调整的规定尚不完善。这些不完善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问题上：（1）在约定违约金超过损失30%时，调低过高违约金时应考量的因素；（2）对于违约事实发生后损失无法计算或者没有造成损失的情况，如何减额才算“适当”。迄今为止，法律及司法解释并未对上述问题做出具体规定。
（一）调整违约金时的考量因素
是否凡是超过损失30%的约定违约金，法院在当事人申请后可全部调整至损失的30%即可？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德国、瑞士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对过高违约金的调整，一般需要考虑客观事实、社会经济状况及如果债务人如期依约履行债权人所得享受之一切利益等衡量标准，而不单单是损失。[4]针对不同的案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是中国立法一直以来的态度。只有综合考量案件中的各个相关因素，才能做出平衡当事人利益、使各方当事人均满意的判决。《合同法解释（二）》确定了“（1）合同的履行情况；（2）当事人的过错程度；（3）预期利益”3个考量因素，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中又确定了“（4）当事人缔约地位强弱；（5）是否适用格式合同或条款”2个因素，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商事审判中规范违约金调整问题的意见》中确立了“（6）当事人是否已在诉请中对违约金进行减让；（7）违约金计算的基数；（8）法官根据具体案件认为应当考量的其他因素”等因素。以上8点构成了中国现行法律对于违约金调整需要考量的因素，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应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综合权衡，避免简单地采用固定比例等“一刀切”的做法。
在某些案件中，即使综合考虑以上因素，违约金的调整幅度也很难把握，甚至出现新的因素。例如，在天津市北辰区钢材交易市场的钢材买卖合同中，有以下几种约定：（1）按每天每吨5元左右计算；（2）按每天欠款数额的2‰计算；（3）每日按照总价款的2‰或5‰计算；（4）每日按照总价款的2‰计算，但是不超过欠款本金等。在此，当事人就钢材行业中违约金的约定属于一种行业习惯，当地法院在审理时，只要计算所得的违约金没有超过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就可以按照行业习惯来做出判决。
对于违约金的调整，法律不可能运用固定的几个标准要求法官做出统一的裁判，在不同的地区会出现其特有的考量因素，如上述案例中的行业习惯，法官在做出裁判时就应当予以考量。正是因为案件实际情况千差万别，当事人约定了复杂的合同条件，因此，法官在调整违约金时，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但是，总体上要符合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以期有效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二）损失无法计算或者损失无法证明时违约金的调整
在合同纠纷案件中，往往会出现守约方损失无法计算或者损失无法证明的情形，而此时合同中包含了违约金条款，那么人民法院在当事人申请后如何认定及调整“过高”的违约金呢？中国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中并未就这种情况如何解决做出明确规定。在2005年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审理合同纠纷案件违约金适用问题的指导意见》中第8条规定：“如果不能计算出实际损失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准予适当减少违约金：1.约定的违约金超过合同标的总价款的；2.租赁合同、承包合同约定违约金超过两年租金或者承包金的；3.合伙、联营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超过投资总额30%的；4.其他需要减少违约金的情形。”此条文是对于几种违约金过高情形的规定，但并未对如何调整做出规定。在2009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商事审判中规范违约金调整问题的意见》第9条规定，对于守约方实际损失无法确定的，“可以参照不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的标准进行相应调整”。
虽然一些地方高院对于损失无法计算时违约金的调整方法做出了规定，但中国现行立法对在这种情况下应如何调整仍没有明确的规定。以天津市为例，为规范审判尺度，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天津市各级人民法院进行了调研。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般掌握的标准是，在损失难以确定的情况下，违约金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30%计算。而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则在实际操作中比较灵活，存在以下几种观点：（1）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130%；（2）不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3）个案综合考虑。由此可见，正是因为法律规定的缺失，在司法实践中不同法院所掌握的尺度也不同，从而造成司法效果的不统一，引起当事人的不满。
目前，对于这种情况的处理，一般有以下几种观点：（1）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130%；（2）不超过合同标的额的30%；（3）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4）参照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计算标准确定；（5）参照定金罚则，不超过合同标的额的20%。
对于观点（1），笔者认为违约金调整标准过低，如果只是银行贷款利率的130%，则大大降低了违约方违约的成本，不能起到违约金制度的惩罚性作用，因此在实践中不宜采用。对于观点（2）和（5），均以合同标的额为基础，可根据具体情况，在其中适当选择其一作为违约金调整的上限。对于观点（3），其依据来源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其中针对民间借贷纠纷，适用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的利息，因此，此观点可适用于民间借贷合同中违约金的调整。对于观点（4），其依据来源于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当按照何种标准计算问题的批复》中的规定，按照金融机构同期贷款利息标准计算，此为守约方在对方违约期间所能预期的最低收益，因此，笔者认为该观点可作为各类合同违约金确定的起点。
综上所述，在守约方损失无法计算或者损失无法准确证明的前提下，违约方申请调低当事人约定的过高违约金时，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尚无明确规定。在法律做出明确规定之前，参照其他法律法规及相关司法解释，兼顾违约金的补偿性和惩罚性，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对于民间借贷合同纠纷，人民法院可按照违约金额的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倍到4倍对过高的违约金进行调整，即最高可调至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
第二，对于除民间借贷合同外的其他合同纠纷，在违约方申请调低违约金时，可以合同标的额为基础，按照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所得数额作为下限，以合同标的额的30%作为上限，在此区间内调整过高的违约金。
四、结语
契约必守是私法制度的核心原则之一，当事人之间在合同中约定违约金是该原则的表现之一，但是过低或者过高的违约金会损害公平原则及诚实信用原则，进而侵犯合同正义原则，这时就需要运用司法力量对当事人之间约定的违约金进行调整。中国合同法制度对于违约金调整的规定逐步建立并趋于完善，但是其中尚有不足之处，还需进一步研究。对于人民法院在调整过高违约金时应当考量的因素，相关司法解释中已有相应的规定，但笔者认为法官不应局限于这些内容，而应当根据具体案件在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下，充分发挥自由裁量权，诸如考虑具体交易习惯、行业惯例等因素。对于守约方损失无法计算或者损失无法准确证明的情况，人民法院应如何调整过高的违约金，中国法律中尚无明确规定，笔者根据相关法律文件精神提出了自己的司法实务操作意见，并呼吁立法机关尽快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以完善违约金制度。
注释：
① 这是由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对违约金性质的认识不同所导致的。大陆法系认为违约金既可以具有补偿性质，也可以具有惩罚性质，当违约金超过当事人的损失时，超过部分一般认为是惩罚性违约金，可以进行调整；而英美法系则认为违约金只具有补偿性质，合同是当事人通过合意签订的获利工具，违约金的数额不论当事人约定多少，均为当事人意志的体现，司法无权干预，不承认惩罚性违约金，典型代表是美国著名大法官霍尔姆斯在合同法领域推行的“非道德化运动”以及经济分析法学派代表人物波斯纳提出的“效率违约”理论。
[参考文献]
[1] 王利明.合同法新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722.
篇4
一、 问题的提出
人们常常提出这样一个疑问:一个没有“交易”的合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或者更直接一点说:一个没有对价的合同是否应当赋予法律效力?德国学者指出:“具有行为能力的双方当事人每一次订立的、没有被错误、欺诈或者胁迫玷污的协议,是否都应产生或者引起可履行的合同义务呢?没有一个法律制度这样认为。他们都承认只有在比单纯的同意这样的事实多一点什么时,某种允诺才是无效或者可履行的。这种‘多一点什么’的东西是什么呢?”[1](P 77)这只能从市民社会中的合同之本质来考察。
在市民社会中,每一个“市民”都是利己的主体,因此,合同之任何一方当事人的允诺一般是为了得到某种回报[1](P 81)。因此,从立法及学理上看,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均认识到,契约的目的是为了设立、变更或消灭权利义务关系,即为正当的交易。既然人们的合意是为了利益的交换,就会得出两个必然结论∶(1)将非财产性的约定从契约法上排除出去;(2)当事人的意志并非纯粹的意志,而是“物化了的意志”,即具有交易因素的意志,受到“物”的约束。于是,在英美法系就创造出了“约因”理论,即仅有当事人的合意是不够的,必须在合意上面加上一个物质性的因素———约因,使意志“物化”。而在大陆法系的许多国家,则在合意以外加上了一个“合法的原因”。特别是,大陆法系的民事立法(合同法)中,规定有同时履行抗辩权、不安抗辩权制度,即即使有双方当事人的合意,但在一方当事人不能对待给付时,另一方可以提出抗辩。这也充分证明了意志的物化。
二、 英美法上的约因理论
约因理论对英美法系的合同法理论与实践影响至深,英美契约法发展变化的蛛丝马迹无一不与约因相联系;法和经济学派的功利主义、富勒的信赖利益理论、丹宁的“约定上禁反言”规则均是围绕着约因理论展开的。霍姆斯说,契约的全部意义在于其正式性和外在性,约因在支持契约效力方面的说明,正是从当事人合意的外在视点去寻找契约的效力根源的。
约因这一概念萌芽于英国,发展完善于美国。约因在英国的出现最初是为了对抗其固有的令状程式。众所周知,中世纪的英国法极端重视形式,每一实体纠纷都有一种对应的诉讼程式。契约法领域的诉讼程式是包括那些具备法定书面形式及加盖印章的合同,而大量的非正式合同不能采取令状形式进行诉讼。因此,英国法院的法官最终发明了约因理论,从而使各种契约纠纷都能够有一个统一的度量标准,使之能够在一种共同的诉讼形式下进行诉讼[2](P 64)。英国的法官是如何创造出约因这一武器的呢?在以令状为基础的诉讼程式为传统的普通法系中,始终没有关于允诺在什么情况下发生效力的统一规范,而面对越来越多的超出令状诉讼程式的争议的出现,法官必须重新发明一种程式,以容纳所有的非令状诉讼。在旧有令状诉讼中,所争议的合同是先天存在的,法官的首要任务只是照章判决。而在新的诉讼程式中,法官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所争议的合同是否合法存在的问题。但没有现成的法律可循,只能靠法官的分析得出结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约因是法官用以判断在什么情况下作出的允诺应当产生合同性质的法律效力的一系列思维过程的完整化的总结[2](P 66)。
虽然说约因产生的初始动机是为了使那些因令状的限制而得不到法律救济的契约纠纷获得救济,但其产生后的实际作用却是限制约定的效力,即哪些允诺应赋予法律的效力,哪些不使其产生法律效力,约因就是一个判断的标准,没有约因的允诺是不能被强制执行的。所以,在英美法系,契约的成立必须是合意+约因。那么,约因是什么呢?普通法系国家关于约因的传统理论认为:约因(对价)是指一方得到的某项权利、利益、利润、利得或者另一方作出的容忍,即不行使权利、遭受的损失或者承担的义务[3](P 64)。其基本思想是:允诺在法律上的履行,只有在允诺是作为一种交换条件做出时才是合理的,即作为回报,要求对待履行,其中允诺人允诺具有利益,且想从受诺人那里得到这种利益。如果不是这样,则允诺是不可履行的[1](P 83)。也就是说,只有在被告的允诺具有良好的、充分的或者足够的对价时,才允许提起违约所受损害的赔偿诉讼。
与侵权行为法及财产法不同,契约责任仅存在于特定的当事人之间,源于当事人的约定。吉尔默指出∶“契约理论想捍卫这样一种理想和主张,即任何人皆不必然地对某人某事负责。由于这种理想难以实现,于是折衷的办法就是将责任限制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于此范围,责任才是绝对而无条件的。”[4](P 207)根据霍姆斯的论述,约因就是一种限制契约责任的工具。他指出,契约的全部意义在于其正式性和外在性,除非契约的形式———约因已经存在,否则不存在契约,也不存在契约责任。吉尔默称之为“契约机器的平衡轮”[4](P 210)。关于约因的作用,日本学者内田贵认为∶“约定要获得法律约束力,必须具备哪些条件呢?在此出现了英美法上特有的概念‘约因(consideration)’,即原则上约定只有满足了称为‘约因’的要件时方可成为契约……故并不是所有的情形均适合给予法的约束力,在普通法区别适于给予法的约束力的约定和不适于者,而对后者以‘无约因’来否定其约束力。”[5](P 299)作为对约定效力的判断标准———约因的说明的最好的案例,也是在英美法上最有争议的案例之一,就是1809年的斯迪克诉马利克一案(StickV.Myrick1809)。船方雇佣一批海员作一次往返于伦敦和波罗的海的航行,途中有两名船员开小差。为使顺利返航,船主答应将开小差的两名船员的工资分发给其他船员。但事后船主食言,船员们提出诉讼。法院认为,船主的诺言不能执行,因为缺少约因。理由是∶船员们在开船时就承担了这样的义务,即答应在航行中遇到一般普通的意外情况将尽力而为。有两名船员开小差属于这种意外情况,余下的船员应根据开始答应的义务尽力把船开回目的港,故原先存在的义务不能作为一项新的诺言的约因[6](P 11)。对于这一案件,威灵斯顿教授评述道∶“如果A和B已经达成了一项双务协议,经常发生的情况一般是∶一方当事人事后对契约感到不满,并拒绝履行契约义务,除非另一方答应给他大大超过契约原来约定的数目的一笔补偿。……在原则上第二个协议是无效的。因为,无论额外补偿是否实际支付,违约方履行原契约义务并未产生合法损害,况且在达成第二个协议之时,违约方就已经受到了契约义务的约束而必须完成工作;而对于承诺方来说,第二个协议的履行,也不会给他带来额外的合法收益,因为他已经拥有了要求对方履行契约义务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这一结论在原则上将得到国家权威的有力支持。”[4](P 213)这是对约因作用的经典性说明。约因理论也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
1 “获益———受损”式的约因理论。1840年伊斯乌德诉肯扬案(EastwoodV.Kenyon1840)确立了“获益———受损”公式。其大致的内容是∶如果要约人从交易中获得利益,那么,这种获益就是其作出允诺的充分的约因;另一方面,如果承诺人因立约而受损,那么这种损失也是其作出允诺的充分约因。简言之,获益或受损均为允诺的约因[4](P 210)。但是,这一约因公式在实践中具体运用时暴露出了自己的弱点,最直接的是它未能说明契约效力的全部问题,尤其是未能
说清楚,从法律的观点看,获益与受损意味着什么,因此,招致了学者的批评。
2 霍姆斯的互惠约因理论。霍姆斯是在对“获益———受损”公式的批评中提出自己的约因理论的∶所谓约因的本质不过是根据合意的内容,作为该约定的动机和诱因而赋予其约因或被接受之。反过来,作为引起提供约因的一般动机和约定,其根本在于,在习惯上彼此对他方而言处于互为诱因的关系[4](P 300)。霍姆斯理论的革命意义在于将约定和约因的相互诱因关系加以特别的强调,从客观上看,两者构成交易。霍姆斯理论的法哲学思想的中心原则是这样的∶法律发展的必然过程遵循下列轨迹∶最初,作为法律规则基础或渊源的是那些对具有主观道德错误或应受责备的案件的判决;最后,法律规则所具有的原始的道德内容将会完全消失,而被告意志的主观状态也会变得无关大体。法律就是这样从“主观”到“客观”、从“内部”到“外部”、从“非正式”到“正式”的运动[4](P 236)。这就是霍姆斯所说的,契约法的全部意义就是其正式性和外在性的意义。威灵斯顿对此作了这样的说明∶毫无疑问,法律通常是通过主观的意向性术语表达的,而远远不是客观的表述,但后者被认为是前者的证据……但是,当法律被确定时,我们见到的是实质的法律规则而非任何“证据规则”。此时,整个主观理论便告失败———这种主观理论有时又极其荒谬地浓缩为一句古怪而久已盛行的词语———“意志的合意”。通过“意志的合意”这种伪装,我们发现,在主观理论下无法精确地表述我们所确立的契约规则,除非我们坚持主张构成契约的必需要素只能是完全外在的(客观的)[4](P 238)。这个外在的客观的因素就是约因。根据这一理论,单纯的约定不足以产生法的约束力,还需要交易性的外观———约因。
霍姆斯的理论显然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具有空前的影响,至少在美国成为得以维持压倒一切的力量。依吉尔默的观点,由霍姆斯确立的古典契约理论的本质特征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由于约因理论的重组,使契约责任的入口变得非常狭窄;第二,在契约责任成立的范围内实施绝对责任;第三,对大额的损害赔偿的限制乃至否定的态度[5](P 300)。虽然,我们很难就霍姆斯的理论对契约法的影响和贡献作出全面得当的评价,但就其对英美契约法的历史性贡献作下面的评价实不为过∶首先,霍姆斯的理论以约因这一外在的客观的标准限制了契约责任的范围,创立了内在逻辑紧密的理论体系,使英美契约法第一次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理论体系,并以第一次契约法重述的肯定为标志对英美合同法进行了成功的整合。虽然英美法在契约法方面总的趋势是抵制法典化,但这种自成一体的理论体系本身就是法典化的一部分。其次,霍姆斯的约因理论真正体现了“自由的交易”这一在当时条件下社会的真正需要。因为,在这一理论框架内,“过去的约因不是约因”,例如,B赠与A价值10美元的书,其后A向B允诺支付10美元的价钱,A的允诺就会因缺乏约因而无约束力。因为,在A允诺之前B的赠与已经存在,现在,作为A的允诺,B无任何对应的交换物,即双方无相互诱因关系;道德上的义务不能作为约因。但是,约因的价值不必与允诺的价值相等,因为某人愿意为一个允诺支付过高的代价,或者自愿接受低于其代价的许诺,那是当事人自己的问题,这完全是契约自由的内容,故在英美契约法上有这样的法谚∶一把胡椒面就足以满足法律对约因的要求。所有这些均充分体现了交换自由和契约自由的内容。在霍姆斯那里,巧妙地完好地揉和在一起。其理论获得了空前的认同和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随着“约定禁止翻供原则”的创立,约因理论面临巨大挑战。“约定不得翻供”原则是由英国法官丹宁勋爵于1946年7月的“中央伦敦财产信托有限公司诉海伊·特利斯房产有限公司案”中创立的。①在该案中,丹宁第一次在英国历史上正式地使得没有约因的允诺产生法律约束力。在该案的判决中,丹宁法官说∶“在每一个案件中,法庭认为某一承诺对于作出承诺的人是有约束力的,即使按照过去的习惯法,要找出它的任何约因也是困难的。法庭还没有走到为由于违背这种承诺而要求损害赔偿金的诉讼提出理由的程度,但是,他们不允许承诺的一方作出与其诺言不一致的行动。在这个意义上也仅仅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承诺才提出了禁止翻供的问题。”[7](P 177)丹宁法官因这一判决而流芳百世,其判例所创造的规则在英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但这是否意味着约因的废除?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其在中央伦敦财产信托有限公司诉海伊·特利斯房产有限公司案的判决中我们已经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不得翻供不能作为提出赔偿诉讼的诉因。在随后的“库姆诉库姆”(CombeV.Combe)一案②中,丹宁法官重申了这一点∶“我虽然赞成在海伊·特利斯娅中所宣布的原则,但有一点是重要的,即不应把它扩展得太远,免得造成危害。这条原则不是制造出从前没有的诉因。当双方进行一笔交易时,在由于一方坚持自己严格的法律权利会产生不公正的情况下,这条原则仅仅是防止他坚持这种权利”。“照我的理解,这条原则是∶一方以自己的言论或行为对另一方作了一个用来影响他们之间的法律关系并且要照着去做的承诺或保证,那么另一方一旦迅速接受了这个承诺或保证并按此办事,以后就不允许作出承诺或保证的人回复到以前的法律关系上来,好像他没有作过这种承诺和保证。不过由于他自己把自己带进了这个限定的条件中,他必须接受他们的法律关系,即使就法律而言这种关系没有任何约因而只有他的话作为根据”。“考虑到这条原则从来不能孤立地作为诉讼本身的一个诉因而成立,那么当它是诉因的主要部分的时候,它决不能放弃约因的必要性。约因主义已被牢固地固定下来了,不能被一种间接的原因所推翻。虽然近年来它的一些恶果在很大程度上有所缓和,但是它仍然是合同成立的基本必要条件,因此,没有必要对它进行修改或废除。我担心我不能把这一点弄清楚,从而把本案的法官引入歧途。”[7](P 181)
由此可见,公平的禁止翻供原则在丹宁法官那里,仅仅是作为衡平法避免不公正结果的手段,即是“盾”而不是“剑”。也就是说,受诺人可以在抗辩中使用,而不能直接据此提出诉讼请求。具体地说,当债权人允诺放弃债权时,债务人可以以其免除的允诺不得翻供对抗之;但在赠与的允诺中却不能使用。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约因理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只要法官愿意,任何时候都能找出约因的存在,从而支持允诺的可执行性。卡多佐(BenjaminNathanCardozo)法官甚至在赠与的允诺中也找出了约因。甚至有许多学者和法院要求废除约因。但是,约因的传统作用并未消失,依然对约定起着制约作用。
三、 大陆法上的原因理论
《法国民法典》诞生之时,正是唯意志论思潮蔓延和泛滥的时代,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是私法的基本精神,但令人不解的是《法国民法典》第1108条却出人意料地规定了“合法的原因”作为合同生效的要件,从而成为限制意思自治的工具。《法国民法典》第1108、1131-1133条明确将“合法的原因”作为合同生效的条件,而第1131条规定:“无原因的债,基于错误原因或者不法原因的债,不发生任何效力。”
法国法使用“原因”这一概念,来源于罗马法与宗教法规。虽然约定必须遵守,但是,如果合同没有特定原因,就如一个案件中没有合理的或者适当的动机,这一合同是不可控告的。所以,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就得出了这样的公式:“无原因的合同无义务”[1](P 75、77)。但是,由于法国民法典中并没有规定原因的定义,也未指明无原因、错误原因或不法原因是如何产生的,而罗马法中没有经典性注释,所以,债权制度中的“原因”便成为法国民法典中最不确定的概念之一[8](P 152)。为此,法国法上原因的定义
以及原因的具体作用等问题就成为法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并成为困扰司法的问题之一。
1 客观原因说。一般说来,任何人进行交易均有直接目的与最终目的。直接目的是欲通过契约取得的利益或物,例如在不动产买卖契约中,一方的目的在于取得不动产,而另一方是为取得价金。最终目的是直接目的的目标,例如,买房子是为居住,卖房子得到金钱是为购买汽车。前者称为“近因”,后者称为“远因”。近因在所有相同类型的合同中均是一致的、客观的,而远因则因人而异。因而,在法律上,只有近因才具有意义。法国学者博利亚(Berlier)指出∶“什么是原因呢?恩惠契约的原因就是恩惠本身;在利己契约中,原因就是利益,也就是说,当事人签订契约所追求的好处。在买卖契约中,这种利益对卖者而言是取得代表出卖物的价金本身;对买者而言,是获得该物而不是代表该物价值的金额。”③由此可见,传统的原因理论区分目的和动机,虽然是从“当事人为何进行交易”这样的主观心理出发,但却拒绝对当事人的心理状态进行个别分析研究,并以经济因素即交换的理念作为根据,因而具有客观性,可称为“客观原因论”。在这一点上,颇似英美法扩大了的约因概念。
2 主观原因论。与19世纪的理论不同,现代原因理论赋予原因以主观性,将之纳入决定当事人表意行为的“个人理由”的范畴,即纳入决定当事人订立合同的“动机”的范畴。根据现代原因理论,原因不仅包括近因,也包括远因。换言之,传统的理论是将原因与动机截然分开,而在现论那里,原因和动机至少是部分加以混同,故称为“主观原因论”[8](P 158)。传统理论学者之所以对动机的研究持敌视态度,并将原因与动机截然分开,首先是担心这种研究会导致合同关系不稳定。在他们看来,决定当事人表示同意的动机多种多样,无法进行辨别;同时,从社会哲学的角度说,任何对动机的研究,都将违背意思自治原则。因为,如果当事人真正有创设法律关系的自由,那么,法律就不应当去考虑当事人实施某种行为的理由。总之,对动机的探究与个人主义思想是背道而弛的,故传统理论认为,法官的权利仅限于对订立合同的客观因素进行审查,而这些客观因素对相同类型的合同的任何当事人来说,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但在现代法国学者眼中,随着个人主义和意思自治原则的衰落,人们不再将合同视为合同本身的目的。认为当事人只有在追求合法目的的限度内,才有权享受意志自由。而所谓契约自由绝不意味着可以自由地开设妓院。因此,在法国现代学者看来,原因应当成为审查当事人运用契约自由欲达到的目的的方法,成为淳化合同关系的手段……。简言之,在传统理论中,原因是保护个人的工具;而在现论中,原因成为保护社会利益的工具[8](P 159)。在这里,主观的因素掺杂其中了,加剧了其不确定性。
至此,我们不必再去作深入的探讨就已得知,原因从一个客观的标准变成了一个主观的标准,经济因素被意志因素所淡化,显然,这是判例的法律解释的功劳。这样,原因就被理所当然地归为动机之类的属于诚实信用原则的范畴中去了。结果是扩大了司法对个人契约审查的权力。到此,大陆法上的原因与英美法上的约因真的是越走越远了。
3 对原因性质的界定。原因究竟为客观的,还是主观的?德国学者指出:在合同因缺少原因而被视为无效的情况下,该词(原因)有不同的含义。这里的原因即是指对待履行。如果发现允诺之对待履行不存在或缺乏任何可能的经济价值,那么,接受允诺的一方可以指责该合同因缺乏原因而无效,并可逃避履行[1](P 79)。
法国学者莱尼·达维认为,原因学说给予一个非常简单的观念以影响。这个观念就是,在没有考虑当事人为什么作出这种许诺的理由和许诺者的目的时,你不能对一个许诺赋予法律的效力。不仔细研究这种理由和目的,不应该认为一项许诺具有约束力,一个契约也不应加以强制执行。这一点在英国也得到承认,但却是根据另外一种不同的学说,……在这里,原因学说包含了英国的契约取消和受挫失效规则的基础,它也包括了英国法学家所说的“约因失效”的情况。毫无疑问,这里所使用的“约因”一词,除了在“约因”学说中出现外,其含义是与原因近似的。……原因学说是法国法的基本学说,……它强调在一个契约中当事人的许诺不应该看作是彼此孤立的。另一方当事人对他的许诺的履行是对当事人的许诺的约束力的必要支持∶假如契约不能按照双方当事人在缔结契约时所希望的那样履行,契约将失去其价值,法律将不允许它有效。④伯利亚说∶“法律中最确定的是∶无原因即无义务。”⑤这多像霍姆斯的声音。如果法国法的原因学说到此处为止的话,与英美法上的约因理论就不会离得太远。
由此可见,早期的法国法之“客观原因说”是以个人之间的自由交换为基点的,并力图在法典中反映这一特征。拿破仑在民法典起草时说∶“当没有就取得所为的等价时,就没有买卖契约。”伯利亚也说∶“既然承认买卖契约是交易契约,也就是说,契约任何一方只是为了获取等价而付出代价,或者,在其愿意情况下,获取他们所转让物的价值的一部分价金。因此当物的等价没有被支付时,契约被取消是契约自身的本质。”⑥虽然说,法国学理对原因效力的分析是从主观出发的,但却得出了客观的结论,严格地说,也是一个外在的视点∶即契约效力的根源在于其物的交换性。这种物的交换性是当事人自律的根本动力,也是法律保护的目标。但是,如果我们据此认为,原因理论仅存于法国民法典中,那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德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把合法原因作为合同成立的条件,但德国学理在法律行为方面确曾深入讨论过原因这个概念,其司法判例也承认之。德意志法的原因概念与法国法的正统原因概念相符合。就是说,原因不是指当事人心目中要达到的各种各样的目的,而是指所承担的义务的近前的典型的“目的”。每一类合同的“目的”都是相同的,即雷纳尔(LENEL)所谓典型的交易目的,不因为当事人的不同而不同。原因具有普遍性、典型性,所以,德意志学理与法国正统派一样认为每一类合同只能有一种债的原因,即取得债权的原因、清偿原因或赠与原因[3](P 67)。而《意大利民法典》第1325条与《西班牙民法典》第1261条仿照《法国民法典》都将“原因”作为合同生效的条件。由此可见,法国法的原因理论在大陆法系各国立法和司法中均有较大影响。
四、 小结
仅仅有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一致且真实,就承认市民社会中的合同的有效性是远远不够的,合同之交易的本质是不容忽视的,就像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双方当事人之间订立具有约束的合同,他们的一致同意是必要的,但仅此一项经常又是不充分的[1](P 108)。必须注重对价(原因)对合同效力的影响,而这一点在我国司法实践和学理上甚至被忽视了。我们不能认为下列合同有效:1 甲因害怕或者担心乙会破坏自己的店铺,就与乙商定:只要乙不破坏其店铺,甲每年支付给乙1万元,乙对此表示完全同意。在这种合同中,双方意思表示虽然一致且真实,但不能生效。因为乙对甲的店铺不进行破坏是其应有的法定义务而非是对自己不利的容忍,甲支付给乙1万元,乙没有支付任何对价。2 甲与某派出所订立合同,约定:如果在甲的人身或者财产受到损害时,派出所能够及时到场并进行保护,甲每年向其支付10万元。这种合同也是没有必要效力的,因为派出所及时保护公民的人身或者财产安全是其法定义务。甲支付了10万元,而派出所没有支付任何对价。3 甲与乙订立买卖合同,约定甲应当在2003年5月1日交付货物。乙担心甲不能及时交货,就与其协商:如果甲能够及时交货,乙在价款之外另行付给甲10万元。
笔者认为,这种合同也没有效力,因为及时交货是甲的应尽义务,而不是合同外的另外负担。
而对于一些无偿合同,即没有
对价的合同,大陆法系许多国家的法律将其作为例外处理。例如,赠与合同要求:必须保证是赠与人的真正意思表示。故大陆法系的许多国家都要求赠与合同必须采取公证形式才具有法律效力。①我国《合同法》虽然没有规定赠与合同的生效以公证为条件,但却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前可以撤销赠与。但公证的赠与合同除外(《合同法》第186条)。民间借贷合同被规定为实践性合同(《合同法》第210条)。
① 该案的案情大体是∶原告将其位于伦敦的一层公寓以每年2500英镑的租金出租给被告99年。二战开始后,由于人们害怕轰炸,许多公寓都空了。为了留住承租人,原告同意将房租减到一半,只收1250英镑。战争结束后,房客回来了,公寓重又客满。原告被告知从现在开始每年按2500英镑支付,并应补交自战争开始到结束期间每年少交的1250英镑,理由是原告允诺的减少1250英镑房租的诺言无约因(转引自[英]丹宁勋爵:《法律的训戒》,丁建等译,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176页)。
② 该案案情大致是∶库姆夫妇于1915年结婚,但于1939年分居。此后妻子提出离婚。1943年,法院作出了中期判决。丈夫同意付给妻子每年100英镑的免税抚养费。法院作出了终期判决,而丈夫却没有支付抚养费。1950年,妻子提出诉讼要求丈夫支付600英镑抚养费。一审法院按照中央伦敦财产信托有限公司诉海伊·特利斯房产有限公司案确立的规则判决丈夫支付该费用。然而,在上诉时,丹宁法官却又以“无约因”而否定了妻子的请求(转引自[英]丹宁勋爵:《法律的训戒》,丁建等译,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179页)。
③ 转引自[美]詹姆斯·高得利:《法国民法典的奥秘》,张晓军译,载于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5卷),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568页。
④ [法]莱尼·达维,《英国法和法国法》,潘华仿等译,中国政法大学校内用书,1984年8月,第103页。
⑤ 转引自[美]詹姆斯·高得利:《法国民法典的奥秘》,张晓军译,载于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5卷),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568页。
⑥ 同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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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英]GrandGilmore 契约的死亡[A] 梁慧星,主编 民商法论丛(第3卷)[C]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
[5][日]内田贵 契约的再生[A] 梁慧星,主编 民商法论丛(第3卷)[C]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
篇5
前言
中国古代有无民法,确实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在我国法学界,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民法是西方近现代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产物,中国法的历史基本上是一部封建刑法史,没有自己的民法。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我国古代是存在民法的,且是我国固有的民法体系。我觉得讨论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如何界定“民法”,只有界定了“民法”才有讨论的基础。而学界的争议一定程度上又反映了研究和解释中国传统法律过程中,中西两种法律知识体系的矛盾。即作为一个现代学者,拥有的法律知识体系基本上是西方的、现代的;而传统的中国法律则是属于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法律知识体系,是一种中国固有的知识体系。对于如何解读中国的传统法律,目前学界存在两种思路:第一种是从国家制定法的层面讨论有无民法;第二种是从法社会学的视角讨论有无民法。下面,本文将对这两种思路进行探讨:
一、第一种思路的探讨
从国家制定法的层面出发,学界的主要观点大致如下:
(一)肯定说
20世纪80年代前:
1.梅仲协先生认为:“我国春秋之世,礼与刑相对立。……。礼所规定之人事与亲属二事,周详备至,远非粗陋残酷之罗马十二表法所敢望其项背者。依余所信,礼为世界最古最完备之民事法规也”。但是梅先生又认为,商鞅变法以后,礼与刑之间的分界泯灭了,中国古代的民法都只是残留在律典的户婚、杂律中。“故中华旧法,以唐律为最完备。惜乎民刑合一,其民事部分,唯户婚、杂律中,见其梗概耳”。[1]
2.民刑合一说:杨鸿烈、戴炎辉、、杨幼炯、徐道邻、张镜影、林咏荣及浅井虎夫等法学名家皆此立场。其论证大致为:以调整对象为界限,古代律典中存在民事和刑事之间的实质区别,尽管民事规范较简略,但仍可将中国古代的成文律典看作民刑合一的法律体系。其中,杨鸿烈先生认为:“在现在应该算是私法典规定的事项也包含在这些公法典里面,从来没有以为是特种法典而独立编纂的。并且这些公法典里的私法的规定也是很为鲜少,如亲族法的婚姻、离婚、养子、承继,物权法的所有权、质权和债权法的买卖、借贷、受寄财物等事也不过只规定个大纲而已,简略已极”。[2]他是倾向于认为民事与刑事规范揉杂在一起,也就间接承认了古代中国有民法一说。先生则更直接:“(《大清律例》)《户律》分列7目,共812条,虽散见杂出于《刑律》之中,然所谓户役、田宅、婚姻、钱债者,皆民法也。谓我国自古无形式的民法则可,谓无实质的民法则厚诬矣”。[3]他是认为中国古代虽无形式民法(formal civil law),然有实质意义民法(civil law insubstantialsense)。此一立论实为肯定说之一变相。
3.民法与礼合一说:陈顾远、史尚宽等先生以及潘维和先生认为礼所规范的对象就是私法关系,是实质民法,至此尚与梅仲协先生一致。然又提出,不仅是先秦,从周礼、《仪礼》到《唐六典》、《明会典》、《清通礼》这个一以贯之的中国古代礼制内都有民法。尚不能赅括者,则归之于礼俗惯例。总之,“吾人宁可认为民法与礼合一说,或习惯法(礼俗惯例)较能赅固有法系中民事法之形成、发展或其本质、作用。唯持此说之学者,在观察之角度上颇有出入,即所谓礼书为民法法源。有认为民法为礼制之一部分,有认为民法包涵于礼之中即所谓礼与民法混合,有认为民法为另一形态之礼,即所谓民法独见于礼。要之,若谓古来民刑区分,民法并无专典,而礼中之一部分,除刑事、政事外,即为民事规范,或无大误”。[4]此说从礼的内涵中开出民法之内容,究其实,亦可为肯定说之另一变相。
4. 80年代后,持肯定说的学者大致有如下几种观点: 1)按照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中国古代存在调整民事关系的法律规范。2)根据的观点,按照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凡是有财产流转和商品交换的地方,必然有民事法律制度,只是这种法律制度的存在形式和发展程度不同而已。3)中国封建时代代表性的法典大都采取“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编纂体例,这种编纂体例有它的时代依据和历史的必然性,它同“诸法并存,民刑有分”的法律体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淆,故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中是存在民法这个法律部门
的4)中国古代的法律并非完全体现公法关系,刑罚性条文并不能否定民法的存在。5)针对民法是权利学说的载体,提出民法的最初发展阶段是义务本位。
(二)否定说
最早持否定说的是对近代思想界有重要影响的梁启超。“我国法律界最不幸者,私法部分全付阙如之一事也”。“我国法律之发达垂三千年,法典之文,万牛可汗,而关于私法之规定,殆绝无之”。“此所以法令虽如牛毛,而民法竟如麟角。”[5]其后,王伯琦先生对这一论点进行了发展,认为:由于民法所规范的身份关系和财产关系在中国古代的农耕社会中不够发达,国家倾向以刑罚维持社会秩序。一些简单的社会关系则付与习惯加以调整,“观之唐律以至《大清律例》之内容,仍未脱政事法及刑事法之范围。……。公法与私法,民法与刑法等名词,原系来自西洋,如其意义在吾国未有变更,则谓吾国在清末以前,无民事法之可言,谅无大谬”。[6]同时,针对肯定说,伯琦先生曰:“(历代律令)中户役、田宅、婚姻、钱债等篇,虽亦含有个人与个人间应遵循之规范,但其所以制裁者,仍为刑罚,究其目的,仍在以政府之政治力量,完成安定秩序之作用。其间之关系,仍为公权力与人民间之关系,仍属公法之范畴,与所谓民事法之趣旨,不可同日而语。如现行刑法有侵占、诈欺、背信、重利等罪之规定,其中无不含有民事上债权物权关系之规范在内,但其为刑事法而非民事法,固不待言也”。[7]
按戒能通孝的认识,尽管中国古代的土地所有权和商业关系中的功利主义具有接近西方近代的性质,但由于缺乏公共意识和“遵法精神”,所以,古代中国社会不存在真正的近代意义的私法秩序。此说认为,区分民法的实质意义应依据是否成为权利学说的载体。尽管古代中国可能存在过某种近似西方的民事秩序,但因为没有出现自由和平等(或“对等”)这样的思想,并从而运用这种思想对民事纠纷中的权利问题作出判断,因此谈不上近代意义的民法。
对于第一种思路,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肯定说的。由上所述,归纳起来,否定说最有力的理由有三个:一是从中国古代法律规范的性质看,无论律典还是令、例,都具有明显的刑法性,即使是调整民事关系的法律规范都带有刑罚条款,属于刑法规范;二是从法律关系的性质看,中国古代法律中调整民事关系的规范目的都在于维护皇权,维护国家秩序的稳定,体现的都是公权力与人民的关系,即公法关系。三是中国传统法律缺乏自由平等思想,不存在作为权利学说载体的民法。对此,我对肯定说作如下思考和阐发:
(一)从法律规范的性质看
1.以刑为主、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编纂体例不能否定民事法律规范的存在。中国古代的社会历史环境,决定了法律从产生之时起就以“刑”为主要的表现形式。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历代代表性的法典从《法经》到《大清律例》,都采取以刑为主、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编纂体例,这容易产生一种曲解,即中国古代除刑法外,其他部门法律大概都属于子虚乌有,尤其民法更是如此。欲纠正此曲解,我们首先要区分法典的编纂体例和法律体系这两个概念,前者是立法者立法经验的体现,是主观能动性的产物;后者是基于法律调整对象和调整方式的多样而形成的有机联系的整体,是不以立法者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对于中国古代的法典编纂体例来说,是各部门法杂糅在一起的,是满足统治者需要的所有法律规范的糅合,本来就未按法律部门来分类,因此刑民不分是必然的,不存在刑法也不存在民法。虽然刑事性比较突出,但不能就此称其为刑法典,更不能由此推论其中的法律条文的性质是刑法条文。
尽管法典编纂体例里没有区分各部门法,但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里却是存在各部门法区分的。张晋藩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同样是由刑法、行政法、民法、诉讼法、经济法等各种部门的法律所构成的。”中国封建的法律体系是“诸法并存,民刑有分”的。故从法律体系看,中国古代是存在民事法律规范的,只是其表现形式和发展程度与西方不同而已:纵观世界法律的发展史,诸法合体、民刑不分在法律发展的早期是有共同性的,如罗马法,它早期也是诸法合体的,所不同的是中国古代法律以刑为主,刑罚是基本的制裁手段,民法是以与刑法杂糅的形式表现在条文中的;而罗马法从十二铜表法起,民事法律便在法典中占有主导地位,并逐渐摆脱了用刑法手段来调整民事纠纷的传统。另外,中国的民法从诸法合体中分离出来形成部门法的进程,也是比西方国家慢了不少节拍,直至19世纪中叶中国海禁大开之后,随着西方文化的输入,晚清才开始按部门法修律,从而使诸法合体的中华法系最终解体。
2.调整民事关系的法律规范带有刑罚条款不能否定其民法性。
古代法律中,涉及民事内容的法律条文中往往带有刑罚条款,这并不能得出该条文是刑法条文的结论。首先,我们要明确,中国古代调整民事关系的法律规范是与刑法规范杂糅在一起的,
不能简单说一法律条文是刑法条文或民法条文。其次,古代人们对“刑”、“犯罪”的看法同现代意义上的“刑”和“犯罪”是有巨大的距离的。在古人的法律观念中,刑即是法,二者不仅在概念上相通,而且在内涵上也有同义之处,“违法”和“犯罪”是没有区别的。因此,中国古代的法律条文并没有分类,将刑事民事规定在同一条文中。再次,中国古代在适用法律的时候,在程度上是有区分民事和刑事的,法律实践中,对民事关系的调整,往往是依照相关的法律条文,但不会适用刑罚条款。(黄宗智)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古代的律例中,还存在着好些不带刑罚条款的纯粹的民事法律规范。特别是商品经济繁荣时期,如宋朝时期就存在着大量的民商事法律制度。
(二)从法律关系的性质看
1、公私法的划分是现代法的基本原则和法秩序的基础,中国古代并不存在公法与私法的划分,立法者并未认识到公私法的区别,诸法合体,不加分类。德国学者基尔克指出,整个中世纪,一切人之间的关系,包括个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和国家和人民之间统治关系,都被包含在一个单一法中。所以不能说中国古代民事领域的法律关系体现为公法关系。公私法律关系是混在一起的,如果要说当时有公法关系的存在,那也有私法关系的存在。
2.中国古代民事领域的法律,目的都是为了维护皇权和国家秩序的稳定,这并不能说明其法律关系就是公法关系。就拿我国当今的民法来说,其目的之一也是为了保障社会的稳定,进而维护国家秩序的稳定。难道我国当今的民法关系也是公法关系?法本来就是国家制定的,体现统治者意志的社会规范,不能仅以其维护国家秩序的目的就推定其体现公法关系。
(三)中国古代的民法处于义务本位的阶段
“中国传统法律缺乏自由平等思想,不存在作为权利学说载体的民法”能成为中国古代无民法的理由吗?当然不能!
“缺乏自由平等思想,不存在作为权利学说载体的民法”是由中国古代民法以义务为本位的特征所决定的。从民法的发展过程来看,民法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再到社会本位的过程。所谓义务本位,乃以义务为法律之中心观念,义务本位的立法皆禁止性规定和义务性规定,且民刑责任不分。此时民法的目的在于对不同身份的人规定不同的义务,以维护身份秩序。人类社会之初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局限于家族,各成员均有其特定的身份,整个社会秩序,即以此身份关系为基础。不论在经济政治或社会方面,均以家族为单位,个人没有其独立单位,从而不能有其独立意思之表达。此种以身份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的立法,称为义务为本位。法律之中心观念,在于使各人尽其特定身份之义务,是义务本位法律的本质所在。随着社会日渐进化,家族日渐解体,社会秩序乃以个人之间由合意所形成之关系为基础。法律的基本义务,由使人尽其义务而转向保护权利,以使权利之内容得以实现。于是个人权利之保护,成为法律最高使命,权利成为法律之中心观念,这就是权利本位。社会本位是指在个人与社会之间进行调整,矫正过分强调个人权利,而忽视社会利益之偏颇。义务之负担,不必尽由于义务人的意思。法律的任务,亦未尽在保护各个人之权利。为使社会共同生活进步,法律即强使负担特定之义务,限制或剥夺其某种权利。[8]
从民法的发展过程来看,以义务为本位是民法发展的最初阶段,这是所有国家的民法都必须经历的阶段。中国古代的民法一直处于义务本位的阶段:从财产关系上看,是家内共财的宗法原则,各朝律典都明确地把子孙“别藉异财”,列为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财产的处分完全依据家长意志,子孙私擅自财,则为无效法律行为。财产继承关系也按“宗法”原则以宗祧继承为前提。即使是与宗法血缘无关的纯粹经济关系,也常常按宗法原则调整。从人身关系上看,中国古代社会中,个人从属于家族,个体在经济、政治、精神生活中与血缘宗族群体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个体的一切价值需求,只有在国或家的整体中,才具有现实性。社会构成的基本要素,不是独立的“个人”,而是“家”,人的个性完全消弥在整体之中,个人的存在以履行宗族义务和国家法律义务为前提。个人的权利与价值决定于他们在伦常秩序中的尊卑和在国家机关的位置,以及取得家族与国家的容许程度。法律不仅体现这种身份与伦常关系,而且维护这种关系。在义务本位下,如何能使其含权利之民法法典之意想存乎其间哉?”而由于传统礼的影响,使中国古代民法没有朝着权利本位阶段顺利地发展下去,却始终停留在义务本位阶段,直至清末修律。
固然,中国古代是没有近代西方的权利本位的民法,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没有民法,中国古代存在着义务本位的民法。西方也曾经存在过义务本位的民法,我们不能以其已经发展到权利本位阶段的民法作为参照,来衡量中国古代有无民法。中国古代与西方都存在民法,只是中西方的民法发展速度和所处的阶段不同。不可否认,中国古代的民法发
展缓慢,一直停留于最初的义务本位阶段,远远没有西方发达,这也恰是中国古代民法的特点。
二、第二种思路的探讨
第二种思路是从法社会学的视角讨论“中国古代有无民法”。法社会学是把法看作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方面分析法在社会实际生活中的制定、执行、遵守、适用和效果。也就是“在一般最普遍的意义上说,法社会学把法置于十分广阔的社会背景进行分析和研究。”其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文献方法、统计方法和社会调查方法。[9]法社会学的思路是要通过法在社会关系的规范作用、法在事件过程中的制约作用,纠纷中的实际解决方式等方面来宣示真实的法。除了这些真实的可观察的过程、关系和可操作的对规则运用的程序外,其他都不算是真正的法。将这一思路贯彻到对中国古代民法的讨论中时,重要的不再是某种成文的规则是否被制定和宣示过(宣示的规则完全有可能在现实中变成“具文”),而是在丰富的民事生活和多样的民事纠纷中,各种类型的规则是怎样发挥其确认、调整、限制和判断等功能的。采取这样的思路,那些曾出现在国家律典中的关于民事方面的条文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出现或没有出现在国家成文法中但却普遍调整人们的行为方式和在纠纷解决中被遵循的规则包括原则。如果从这一角度去观察中国古代民法的问题,民法是否具有某种价值的标准就显得无足轻重了,民法被扩大解释成一种中国人处理日常生活和纠纷产生后的某种态度和智慧,这样,是否有民法典或成文民事规范的集合都可以暂时忽视。
(一)肯定说
1.黄宗智:他主要使用了清代地方诉讼档案,包括四川巴县、顺天府宝坻县、以及台湾淡水分府和新竹县的档案,还用了一些民国时期的诉讼档案和满铁的调查资料,从而证明,清代法律制度的实际运作与清政府的官方表达是背离的。从官方表达看,法律中似乎不存在民法,但从清代法律实践中看,却不能无视存在着大量民事关系和民事诉讼的事实。
他提出三方面的证据:一是尽管在清代法律的表述上,处理民事案件可以使用刑罚;然而在实践中,几乎不用刑罚。二是清代法律在表达上缺乏民法的概念。但是在实践中,官府日常处理民事纠纷。三是在法律表达上,确实缺少个人独立的财产权和契约权;可是在实践中,民众的“权利”还是得到法律保护的,民众还是可以利用诉讼制度实现他们的“权利”的。由此,他得出结论:清代中国也有民法,是存在于清代社会实践中的民法。[10]
2.梁治平:他受昂格尔的“习惯法(customary law)”、 “官僚法(bureaucraticlaw)”和“法秩序(legalorder/legal system)”这一学说中的“习惯法”概念的启发,间接地采用了法社会学的理论,承认“直接的具体事物”中的规则。以此为基础,以民国年间的《民事习惯调查报告》为主体资料,梁氏全面考察了传统社会中包括买卖、典、佃、抵押、婚姻、继承等民事习惯及具体运作形态,其结论谓:“习惯法乃是由乡民长期生活与劳作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套地方性规范;它被用来分配乡民之间的权利、义务,调整和解决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习惯法并未形诸文字,但并不因此而缺乏效力和确定性,它被在一套关系网络中实施,其效力来源于乡民对于此种‘地方性知识’的熟悉和信赖,……,官府的认可和支持有助于加强其效力,但是它们并非习惯法所以为法的最根本特征。”由此说明,中国古代存在着一种“内在的”或“自然的”民事规则。[11]
类似的论证方法在国外也有,如,“这里所说的中国的‘契约法’,不是指契约理论或法典,而是指,……,‘合意交易……的法律实效’,它强调的是国家司法机器强制执行的事实。这类强制执行的法律尺度来自于国家的习惯做法,而不是成文法典或理论”。
(二)否定说
如滋贺秀三、迟田浩明这些学者,在考察了中国古代特别是清代的民事纠纷的解决途径及契约的运作以后,一致认为,虽然存在着一些解决纠纷的惯例或惯行,但主要的解决途径是通过对“情理”的理解和平衡,而不是依据某种客观的规范,“能够作为一套具有具体内容、且在程序上得到了实定化的规则而被予以适用的实体规范本身,无论在国家还是在民间都是不存在的”。连“习惯法”层面的规则也没有真正在纠纷和民事案件审理中起过作用,“从当地民间风习中去找出法学上称为‘习惯法’即具有一般拘束力含义的社会规范,并明确地根据该规范作出判断的案例,实际上连一件都未能发现”。“土例的引用也只是听讼查明案情并给以恰当解决之一般过程中的一环,谈不上使用了习惯来进行处理”。“风俗”则只是“‘情、理、法’之一判断结构中的东西,其自身在听讼中并无独立的意义”。总之,“只要非争讼性习惯或惯行正常运作——事实上大多数时间里都是正常运作的——就不发生问题。但一旦发生问题出现了纠纷,却不能说非争讼习惯或惯行
已经为处理解决问题、纠纷而准备好了所需的规则或规范,这种时候依靠的是情理的判断”。[12]他们认为,规则与规则所规范的社会现象之间应该有所区分,那种依照某种惯行或惯例行事的社会现象并不能直接视为法或民法。
对于肯定说里黄宗智的观点,他的观点里存在一个“困境”:对于“民法”的界定,他似乎参照的是现代西方的理论系统,从他的论述里我们可以发现:那种源于市民社会,以自由、民主、权利为价值原则的现代西方民法,清代是没有的。但是,对于“中国古代有无民法”的回答,他又试图超越西方的理论范式,他主张从民事实践看中国古代的民法,他觉得不应无视清代法律实践中存在的大量民事关系和民事诉讼的事实。总的来说,他试图从民事实践中证明,中国古代存在近现代西方的那种民法,这可行性值得推敲。[13]
对于梁治平等人的“民事习惯法”和“契约法”一类的观点,将所谓“内在的”或“自然的”民事规则视为民法,是否可行?我认为否定说的观点不无道理:首先,规则可否等同于法?如果法的外延将规则也包含进去,会不会使法这种特殊的社会规范失去其特殊性,从而混淆了其与其他社会规范的界限。其次,可被称为法的规则,至少要有实定性和可预测性,假使承认这些都是某种意义上的规则,但指导人们行为的规则和是否在纠纷调解和案件审理中被运用是两回事,并且,人们行为模式中可观察的规则和这些规则是否被认识和总结也是两回事,所以,即使民事实践中存在一种“内在的” 或“自然的”规则,那也不能说明存在民法。因为这些“内在的”或“自然的”规则并没被人们认识和总结并适用于纠纷调解和案件审理中。(当代言语行为理论的代表人塞尔曾打过一个比方,塞尔说,他把车停靠后会自觉地将车轮打直,但他的儿子却是因为驾驶学校的老师告诫后才采取这一行动。这样,“停车后将车轮打直”作为一种规则是对他儿子的行为产生意义的,但在他以前的行为中并不成为规则。)滋贺秀三他们认为,中国古代对民事纠纷的处理,主要的途径是通过对“情理”的理解和平衡,而不是依据某种客观的规范;民俗习惯只不过是“‘情、理、法’之一判断结构中的东西,其自身在听讼中并无独立的意义。
如果将“内在的”或“自然的”民事规则视为法,会不会导致“法”的外延过于扩大化?如果靠通过不断的扩大“法”的外延来界定“民法”,将会使“民法”的界定失去意义,从而使“中国古代有无民法”这个问题失去讨论的平台。如果将人们行为模式中可观察的规则视为法,那么法的外延将无限扩大化,甚至连通过对“情理”的理解和平衡来处理民事纠纷这样一种做法也可视为一种“规则”,进而视之为法。因此,法的外延需要有个明确的界限,“民法”的界定也需有个明确界限。然而这个界限应该如何确定呢?这恰是采取法社会学视角的学者们的意见分歧和僵局所在。
三、第二种思路的启示
第二种思路采取的是法社会学视角,这思路本身展现了一种创新的意义,中国古代法的观察视野被再一次拓展了。礼俗、习惯、契约及其订立契约的惯例以及古代田土钱债等诉讼中的规程等内容,都展现在眼前,人们得到了以前在成文法讨论范围内根本无法想象的丰富精彩内容。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尽管从这种思路对“中国古代有无民法”的讨论仍然存在较大分歧,答案依然没有出现,但从该思路的讨论过程中,我们对中国古代民法形成了一批系统的研究成果。
从法社会学的视角,我们看到:根本没有一个抽象的“民法”存在于现实世界中,作为一个共相的“民法”,只是因为有无数的民法规则(作为“殊相”的民法)在通过对它所规范的对象间发生规范与被规范的联系时,才可能被人们认识和把握。甚至可以说,如果不在具体的案件中得到运用和解释,民法规则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换言之,没有任何抽象的“民法”以及民法的价值、理念、精神或目的等先验地存在,只有在现实生活和具体的民事案件中发挥规范效果的规则才可以被称为“民法”。民法不再是观念的抽象物,也不需要和不能够通过抽象的思辩来完成认识,而只有通过与外在事物的联系中才可以得到观察并加以把握。中国古代社会中大量的民事实践为我们展示了中国古代民法的具体图像,深化了我们对古代民法的理解,需要我们好好去考察和研究。而对于民事纠纷,中国传统的处理方式不是以确定的权利为依据,而是在具体的场景中衡量利益是否受到损害,如果有损害则考虑救济。这种在个案中寻求公平的思路和机制,不同于大陆法系依据法定权利确认救济的方式。但恰恰因为中国古代社会能基本上做到这一点,整个社会才保持了最低限度的秩序。或许这才是我们最该研究和学习之处。
或许我们可以跳出问题的圈子,不去过多的从体系上纠缠“什么是民法”“中国古代有无民法”。我们更应该从中国古代的社会生活和民事实践中,考察和学习古人在处理民事关系和民事纠纷时所体现的经验和智慧,从中挖掘对我国当代
民法的发展有启示和借鉴意义的固有资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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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一、对赌协议合法性的法律之殇
对赌协议，英美国家又称估值调整机制（valuation adjustment mechanism）， 投融资双方对未来不确定情况进行的一种约定。投资者与融资方或融资方的控股股东约定，融资方必须在某一个时点达到财务上或是非财务上的某种绩效。如果实现约定绩效，则融资方行权，可以获得如低价受让股份等利益。如果没有实现约定绩效，则投资方行权，要求融资方进行现金补偿或者给予股权回报等。对赌协议不是一份完整的协议，而是关于未来不确定性约定期权的一项条款。签订对赌协议一方面可既激励融资方实现预期盈利目标，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投资方面对双方在投资标的上的信息不对称而规避PE预期不达标所带来的风险。因此，不管是投资方还是融资方都愿意通过签订对赌协议来达到各自的目的，可谓“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对赌协议作为一种投资工具，在美国、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广泛适用并受到当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目前我国法律条文中没有明确规定对赌协议是否合法有效。2012年11月，针对海富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海富投资”）诉甘肃世恒有色资源再利用有限公司（以下称“甘肃世恒”）不履行对赌协议补偿投资案，最高法作出国内首例PE对赌协议无效判决。一时间，一石激起千层浪，关于对赌协议的效力问题的探讨此起彼伏。“对赌”这个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舶来品，在中国却难以认定有效，而横在对赌协议面前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是现行《公司法》、《合同法》等法律和法规规章中的相关规定对对赌条款的合法有效性提出的“质疑”。
（一）对赌条款有违公司法股东风险共担、同股同权的原则，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
《公司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出资额或认购的股份承担有限责任和公司经营的风险。对赌协议的设计是在目标公司达不到某种绩效时，对投资人的利益进行区别保护。这违法了公司风险由股东共担的原则。此外，对赌协议中往往约定投资方享有优先于其他股东的权利，特别是股息分配优先权、剩余财产分配优先权、超比例表决权等条款更是霸王条款，违反了公平原则，也违反了我国公司法同股同权的立法精神。
如上所述，对赌协议之所以是“对”，就是说投资方和融资方都可能在未来行使利于己方的权利。比如，假设投资方赌赢，则投资方可以根据事先的约定行权获取利益。假设融资方赌赢，则其亦可依约行权。这种对赌只可能出现一种结果，也就是一输一赢。事实上，即使是在投资方赌输的情况下，其利益可能会因如低价转让所有的股权等而折损，但是其也有可能因为公司的绩效（利润大幅增加、股价上升、IPO上市）而获得股价上的溢价收益。因此，不管怎样，投资方好像都处在“稳赚”的位置上，从而会有违背股东之间风险共担的假象。这也是阻挡对赌协议合法有效的重要一个理由。
（二）、对赌条款违法资本维持原则，损害公司和债权人利益。
关于海富投资与甘肃世恒的对赌协议补偿投资案，有人认为①其补偿协议违背了《公司法》上的资本维持原则。“无论海富公司从甘肃世恒获得多少补偿，都意味着其抽回了对甘肃世恒的部分投资，且不满足法律规定的几项撤资情形，违反了公司法上资本维持原则，侵犯了公司及公司债权人的利益。”②
当然，实践中对赌协议多式多样，现金补偿只是一种投资者行权的方式。其他约定如管理层变更、转让股权、回购股权等都不涉及到违法资本维持原则。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PE投资人选择用现金补偿的方式来保障自己的利益，现金补偿已经成为对赌协议的一种主要的方式。
（三）、对赌条款涉及以投资之名行企业拆借之实。
许多企业往往通过约定固定价格回购股权条款，是以投资之名，行企业非法拆借之实。在海富投资与甘肃世恒的对赌协议补偿案中，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法院判定③：“海富公司作为投资者不论世恒公司经营业绩如何，均能取得约定收益而不承担任何风险。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四条第二项关于‘企业法人、事业法人作为联营一方向联营体投资，但不参加共同经营，也不承担联营的风险责任，不论盈亏均按期收回本息，或者按期收取固定利润的，是明为联营，实为借贷，违反了有关金融法规，应当确认合同无效’之规定。”可见，很多企业确实是为了规避企业拆借禁令而巧另名目，采用虚假签订合同以及伪造不存在的交易的形式，实质上则是为了融资。
关于这一点，我们首先必须区分清楚股权投资和民间借贷的关系，只有将二者区分开来，我们才能将非法拆借行为从私募股权拆借中剥离出来。
二、对赌协议的法律效力探讨
从最高法院作对海富投资与甘肃世恒的对赌协议补偿案的判决生效后，对赌协议的有效性一直是PE界和法律界热烈讨论的焦点，有些人认为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司法机关对于对赌案件的态度，即凡是投资人与目标公司的对赌协议皆无效，而其与目标公司股东的对赌协议则是有效的。诚然，我们虽是大陆法系国家，但是先例对于后来案件的影响力也是存在的。但是，关于对赌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真的就是这么一刀切的认定吗？要认清这点，我们首先要基于对赌协议的法理基础进行分析。以下为从合同法和经济法两个角度对对赌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进行探讨。
（一）合同法基础：对赌协议是一种射幸合同
显然，我们无法在有名合同中找出一种合同与之对应，对赌协议不是一种有名合同。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能简单依据某个特定条款为“对赌协议”而判断其无效，而应当具体考查其条款设置是否符合合同法的一般规定。对赌协议的制度设计本身并无“合法”与“非法”的印记，不能抽象界定对赌协议的效力。“应当依据《合同法》相关规定判断对赌协议或者对赌条款的有效性，而不是依据合同种类的定性或者当事人对合同名称的选择，直接否认该条款的效力。”④
诚然，对赌合同不具有一般合同所要求的等价有偿的特性，但是这并不能否认其作为一种合法有效的合同。对赌协议是一种射幸合同，其符合射幸合同的一般要件。射幸合同⑤，是指合同的法律效果在缔约时不能确定的合同，保险合同、押赌合同、有奖或有奖销售合同均属此类。正如有学者所称：“区分确定合同与射幸合同的法律意义在于，确定合同一般要求等价有偿，若不等价则可能被撤销乃至无效。射幸合同一般不能从等价与否的角度来衡量合同是否公平”⑤
射幸合同在国外广泛存在和被法律所承认。美国《合同法重述》第291条则规定：“本重述中的‘射幸允诺’是指以偶然事件的发生或由当事人假定的偶然事件的发生为条件的允诺。”《法国民法典》第1104条第2款将射幸合同定义为：“在契约等价是指各方当事人依据某种不确定的事件，均有获得利益或损失之可能时，此种契约为射幸契约。”⑥
射幸合同的基本特征有⑦：（1）射幸合同的交易对象是“幸运”；（2）射幸合同的成立不依交易标的物实际出现与否为转移；（3）射幸合同要求缔约人对交易风险独自承担责任；（4）射幸合同的缔约双方从一开始就应当完全知晓该合同的风险和交易规则。从以上条件来看，对赌协议都符合射幸合同的基本要件。因此，非等价有偿不是阻止其合法有效的障碍。
综上，我们在讨论对赌协议合法性进行考量时，不应当仅仅从某一个时间节点，如对赌结果发生时，以静态的角度来衡量其是否符合等价有偿、公平合理等原则，而应当从整个私募股权投资的始终来进行整体和客观的分析。对赌协议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对于PE投资都起到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其商业性已经得到了检验。由于我国法律政策和道德习俗的特殊性（比如，拆借禁令、投资人风险共担），对赌协议的合法性尚未得到认可，但是我们应当打破这个窠臼，正确合理地看待对赌协议。
（二）经济（金融）法基础
我国绝大多数未上市民营企业都面临这样的问题，企业规模大，发展前景好，但是也面临着严重的资金和现金流不足的困境。融资难、融资渠道狭窄已经成为制约这些企业发展的桎梏所在。
实践表明，我国民营企业处于发展上升期，急需银行和大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而银行的资金倾向国有、大型企业的天然特性，使得这些企业融资无门。以此同时，很多如摩根士丹利、英联、鼎晖这种大的国际投资机构正是看中了这些大企业的上升空间特别是上市后的溢价增长，而“对赌”的“定心丸”承诺也是让这些大PE机构争夺这些项目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PE过程中引入对赌协议，形式上是通过签订合同实现，而实质上是投资者对未来不确定的权利的购买，与金融衍生产品相似。在金融领域，金融衍品生交易本质上也是一种射幸合同。⑧例如，商品期货合同是取决于某一商品在未来时点上的不确定价格。商品期权投资者购买未来某一资产的权利，通过未来价格和买入价格的偏离来获取差价。“与这些合同和安排类似，对赌协议实际上也是一个取决于未来某一参数的支付安排，只是该参数是公司的盈利数额。不过，盈利数额实际上对应了公司净资产的增长，也与股权价格直接联系。因此，从经济实质上说，对赌协议所参照的也是公司的净资产价值，因此可以被看作是一份股票期权合同。只是，与通常人们所理解的证券市场上可行权交易的期权合同不同，这份合同并不是以股权进行交付，而是根据股权价值以现金支付。”⑨
我们可以发现，对赌协议实际上完全符合金融衍生合同的定义，是金融衍生合同的“变种”与创新。对赌协议的引入主要是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应当纳入经济法的范畴。以经济法的视角保护处于信息弱势一方的投资者。如果目标企业提供了错误的财务或者非财务信息或故意捏造可能造成重大损失的信息或隐瞒巨额债务，投资方可以宣布投资合同和对赌协议无效，并要求企业赔偿损失。
注 释：
①朱涛.李博雅.“对赌协议第一案”中被遗忘的资本维持原则（J）.法务管理，2013，（10）.
②朱涛.李博雅.“对赌协议第一案”中被遗忘的资本维持原则（J）.法务管理，2013，（10）.
③（2011）甘民二终字第96号
④彭冰.对赌协议：未来不确定性的合同解决（J）.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11）.
⑤崔建远.合同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⑥王前锋.张卫新.论金融衍生交易的法律性质[J].政法论丛，2004，（6）.
篇7
一、债权人利益维护是信用制度的基本要求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先后修改、补充、制定了较多的法律法规，整个社会肌体正逐步转向法制社会的轨道。尤其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交易日趋规范，所以认真履行《合同法》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还看到，在我国新《合同法》制定过程中，债权人利益的维护被视为重要的立法报告思想。按照权威人士说法，人类社会的历史在一定意义是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斗争史。在底层社会要求革命的年代，代表的是债务人的要求，对债权人往往加之限制，认为债务人的人身自由更具重要性。在计划经济年代，在一种极为简单的债权、债务关系中(经济关系因为政治关系的限制而被掩盖)，也没有更多的债权人的利益维护。人们手中的私人资产少而又少，也就没有很多的保护要求。但是，近20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使许多主体拥有大量财富，市场交易的扩展使债权、债务关系成为社会关系中的主要部分。法律对债权、债务也开始给予更多的关注。当然，在一个稳定的社会中，统治都要求维护的是债权人的利益，因为统治者不仅掌握了大量的财富，而且深知只有维护债权人的利益，才能使交易发达，才能使社会发展与经济进步。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产生了一种有趣的冲突:保护债权人利益还是保护债务人利益。一般人认为，债权人给予债务人以积极的信用评价，作为社会稳定器的政府就要求这种积极的信用评价不至于落空，作为调节市场交易活动的合同法以维护债权人的利益为根本。从现有的立法趋势看，无论是规定债的保全制度、降低合同程序要求、限制合同有效力的否定性法律评价范围，还是明确合同责任的严格归责原则等都旨在维护债权人的利益，这种力量还将继续加强。不过限于目前，在市场经济逐步发展过程中，还要解决其他保护债权的相关法律，如诉讼效率问题、执行难的问题、逃避债务问题，等等。
二、建立诚信系统，解决交易费用问题
在近年来的一些案例和研究中，把信用与诚信等同起来的道德解决方案是无法解决问题的。我们当然知道诚信道德建设的重要性，但仅仅靠道德教化不可能解决问题，失去了制度保证的诚信要求是不可能有效率的。因此，建立诚信经济要以建立诚信国家为前提。
我们主张建立一个全新的信用法律制度体系。对债权人的保护制度是行为人外部约束机制。建立诚信系统，完成信用测度与信用资信利益的财产权设计，建立信用增减级制度，建立信用公示制度，才能使守信成为行为人的内部动力机制。从整个市场来看，也可以降低交易费用，促进信用秩序的维护和健康发展。
从《财产法》的角度看，我们已经建立了资本信用、财产信用、人格信用制度，而商誉品牌等已成为信用的载体。但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信用的价值需要公共评价机制来完成。所以，我们有必要参照一些发达国家的“公平信用报告法”建立诚信系统，解决信用的可评价性以及信用评价的可用性问题，从而使市场的交易在健康、有序的状况下进行，也使买卖双方互利互惠。
三、使信用成为交易标的
随着我国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使信用成为交易标的，不再是一个理论的假设，而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我们不断增加交易标的物的信息含量，如贷款的信息化等。其实商业交易的标准化发展就是信用交易价值的体现。有的学者指出:“商业交易的结果是信用信息的转让，而不是黄金或现金的转让”[5]，其实，信用作为交易标的隐存在很多的现实交易活动中。例如:银行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等谋取的不是信用的价值体现;保险费率的调整隐含着投保人的信用价值;银行提供担保业务更是直接体现信用价值，等等。但就整个信用市场而言，我们还要进行制度化设计。譬如:(1)建立征信系统和信用的测量、公示机制;(2)建立选择机制，除让背信者失去市场、失去交易机会、失去无能为力成功以外，建立背信者市场进入的高成本制度;(3)信用内容的确定;(4)信用的转移制度及配套机制。
四、建立信用权制度
截至2005年9月，我国的信用权制度尚未建立。不过，这已引起了不少专家学者的重视和关注。有的学者认为，《德国民法典》第824条规定属于信用权的规定。吴汉东教授给信用权的定义是:“信用权是民事主体对其所具有的偿债能力在社会上获得的相应信赖与评价而享有的利用、保佑和维护的权利”。他总结了信用权的特点，如:信用权是一种与特定主体相联系又与传统人格权相区别的混合性权利。比较其他知识产权，信用权的效力表现为非恒定性的独占效力、相对的排他效力和无期限的存续效力。这些论述当然是较恰当的。不过，笔者认为，将信用权确定为一种财产权，更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财产权的确定，使所有人对属于自己的资源具有占有、支配、控制的权利，在此基础上可以产生信用建设、保值的激励机制。通过信用权的确定，在法律机制上对行为人信用维护行为、诚信原则遵循行为予以确认，使行为人在信用维护上的成本与利益做出回应，保证行为取向一致。当然这种权利在设计上还不够成熟。如:信用权的独占性如何确定?信用权要求在信息公开的情形下形成，与他人的隐私权、商业秘密权的冲突如何解决?信用权作为一种绝对权，授信人的知情权又该如何行使?信用主体对批评、监督、建议等宪法性权利如何适应?这些都须我们认真地去研究解决。所以我们在强调信用作为一种权利应受保护的同时，应当明确:信用权作为民法主体的权利，应当受到他人的尊重;另外，信用权的相对性作为一种与权利人人格有一定联系的权利，这种权利具备强烈的变动性;信用权本是一种与他人评价相联系的权利。因此，在通常情况下，行为人行使知情权、批评权、监督权等对信用权人产生负面影响时不能视为侵权，等等。
五、建立信用限制制度
在我国，出现诚信危机的原因不在于信用扩张过度，而是信用扩张没有一个有效的制度来加以限制。如我国的商业银行法规定的担保贷款制度等。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一直存在一种信用扩张的外力推动，在经济转向市场的过程中，商品化、币化、券化一直就是我们的主旋律。所以，我们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是一种种信用扩张的过度倾向。
台湾研究地雷股事件的学者对此作了研究。认为“不当经营都可以借壳之方式取得经营权，而后亦以扩充业务为名，大量现金增资，取得以发展其投资公司之资金，于设立投资公司等子公司后，即向证券市场买进比母公司之股票，而就取得之股票向金融机构质押，一旦股市不佳，则为负担银行借贷之利息及避免担保不足之问题，乃继续质借或开始掏空资产以填补此资金之需求，然若股价继续下跌而无法支撑，即发生财务危机问题。……而就金融而言，并无适当之征信系统，监督系统及防治系统加以限制，其所利用之不当信用扩张方法包括:利用职权银行之借款或购买股票以质押，而取得大量的银行体系资金;由子公司向票券市场发行本票，而由票券公司加以承兑或保证，而与此过程中，母公司亦提供相应之担保，其乃利用票券市场取得大量之资金;为求市场上买进，乃于子公司买进股票或个人买进股票之时，利用证券公司之信用交易而使用投资杠杆，其不仅利用合法之信用渠道，部分公司及实业等向民间借贷大量资金，而使资金支借贷诚信过程更具脆弱和危险。”
所以，关于信用限制制度，由于没有完善的诚信系统，信用限制主要由授信人通过自身的选择来完成。由于成本过高与授信人本人扩张业务的内在动力，我国一直没有建立起信用限制制度，而这恰恰是在今后的经济活动中必不可缺少的关键。
六、建立信用行为与非信用行为的评价机制
一般而言，对他人信用的维护是一个方面，信用的自我维护又是一个方面。因此，就信用自我维护而言，首要的是确立信用产权制度，其次是对信用主体自身的非信用行为建立一个评价机制。由于交易通常表现为重复博弈，而且面对市场广阔，对于信用主体重复博弈经济行为分析十分困难，交易相对人通过自我谨慎的行为不足以解决信用风险。所以，既要建立守信行为的激励机制，也要建立失信行为的外在约束机制。总而言之，在我国由于价格机制尚未全面建立在市场基础上，所以有必要对其强化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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