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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和解制度
刑事诉讼中的和解制度，是刑事诉讼诸多程序中的一道特殊程序，对于完善刑事诉讼法有着重要作用，它是指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被告和原告双方进行直接的商谈、协商，在被告人通过认罪、道歉、赔偿等方式，获取原告人的原谅，从而达到和解，国家依法对被告人不追求其刑事责任，依法免除刑事处罚或者从轻处置。当今我国大力提倡构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因此，刑事诉讼和解也备受我国广大人民的关注，当今在我国的司法领域，有很多地方的人民检察院、法院、公安部门等，对于那些原告人与被告人之间已经达成和解的轻微刑事案件，做出撤销刑事案件、不去起诉等放弃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的办法，或者对于加害人的刑事处罚进行免除、减轻处罚等决定，这对于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是一大发展与进步。
未成年人由于身心发展的特殊性，他们尚处于人格的养成期和未定型期，他们的身心还未发育成熟，自我控制和辨别是非的能力也还较低，因此，与普通的刑事诉讼案件相比，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更应引起人们的重视，在对未成年人的刑事诉讼案件进行处理时，应本着“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处理原则，从而最大程度的对失足者进行挽救，使他们认识到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帮助他们今后更加健康的成长，从而起到降低社会重犯率的意义。“宽严相济”是当前我国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它能够有效的促进社会矛盾的和解，也符合我国大力提倡的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对于预防和减少社会上的犯罪事件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宽严相济”这一政策尤为适合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处理，因此，在办理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时，应本着教育、感化、挽救的策略，对于那些真诚认罪，并主动赔偿，同时已经取得原告被害人原谅的未成年人，应适当的采取刑事和解制度，将“宽严相济”这一政策贯彻落实到处理案件的过程中来，真正做到当严则严，当宽则宽。
二、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起诉暂缓制度
刑事起诉暂缓制度，是指检察机关从刑罚特别是预防的角度出发，结合案件的整体情况尤其是犯罪人的综合情况、犯罪后的种种表现等，认为暂时不提起公诉更加适宜，可以对刑事起诉暂缓，并且为犯罪人设定其应尽的义务，如果犯罪人，也就是被暂缓人在规定的考验期间内，依法履行应尽的义务，没有做出其它的违法犯罪事件，那么当考验期限到了之后，检察机关将不再对其提起公诉，如果被暂缓人在考验期限内没有履行应尽的义务，或是再次发生违法犯罪事件，那么检察机关将立即提起刑事诉讼。
由于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上不完善，他们的意志力还不够坚定，极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或是他人的教唆，因此很有可能在一时冲动下做出违法犯罪的事件，这时根据事件的详细情况和造成的社会影响程度，如果是轻微的刑事案件，亦或是在事件发生后，未成年人怀有悔改之心，真正认识到其自身的错误，并且保证今后绝不再犯的，或是犯罪嫌疑人为初犯，且没有造成恶劣后果的，那么司法机关应该视情节对其进行暂缓起诉的决定，同时设定适合的考察期限，如果考察期限较短，那么不利于对被暂缓人实行教育和约束，也不利于真正考察出他的悔改之心，如果考察期限较长，那么很有可能给被暂缓的未成年人带来严重的心理负担，致使他的社会关系难以恢复到稳定状态，亦或是自暴自弃，继续危害社会，因此，视犯罪的严重程度，“一年以上，三年以下”的暂缓起诉期限为宜。
三、完善被害人的刑事保护机制
在刑事的犯罪案件中，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了犯罪人员的侵害，这给被害人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后果，被害人是不幸的，也是值得同情的，他们属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因此，国家应该加大对这一群体的保护，进一步完善被害人的刑事保护机制，虽然未成年人在犯罪时可能和其身心的特殊性有关，但是这依然更改不了他们已经犯罪的事实，虽然在对其处罚时，应本着“宽严相济”的教育原则，但是，被害人是更应该被保护的一方，重视被害人的合法权利，这也是稳定社会，缓解社会矛盾的需要，这对于构建和谐的社会也有重要的意义，所以，在立法时，应该建立合理的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和完善被害人的刑事保护机制。
在进行补偿时，应本着公开、公正的原则，首先，补偿的金额应考虑被害人的综合情况和受到损害的实际情况，其次，补偿的金额要结合被害人在刑事案件中的责任，被害人的责任越大，那么補偿的金额越少，被害人的责任小，亦或是没有责任的，那么应该加大补偿力度，最后，在补偿时要保证其合理性，避免重复补偿的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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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强制辩护制度的建立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应当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强制辩护，明确了在侦查阶段也应当实行强制辩护，在此基础上规定了公安机关也应当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指定律师进行法律援助，进一步保障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二）完善了社会调查制度
社会调查是许多国家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惯例，是未成年刑事诉讼程序贯彻刑罚个别化和全面调查原则的具体表现。《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16条规定：“应对少年生活的背景和环境或犯罪的条件进行适当调查，以便主管当局作出明智的审判。”通过对未成年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为检察工作的开展提供重要参考，同时也是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的具体体现。
（三）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在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讯问和审判的时候，要有合适成年人在场方能开展。鉴于未成年人认知能力的不成熟，法律规定需要有合适成年人在场才能开展相关的诉讼活动，不仅能够消除未成年人的恐惧心理，也有助于诉讼活动的合法进行。
（四）附条件不制度的法定化
新法进一步扩大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适用附条件不制度的范围，明确地区分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和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条件，减轻了检察机关的工作压力，同时也是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未成人检察工作的原则的体现。
（五）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确立
犯罪记录是涉罪未成年人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后所留下的所有记录，它的存在会给真诚悔过的未成年人带来消极的影响，可能会使得他们再次走此走上犯罪的道路。新法确立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通过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进行不公开，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关怀，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理念。
二、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面临的新挑战
新《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检察制度做了较大规模的修订，同时也对检察机关的检察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社会调查制度
实践中，各地检察机关的公诉部门已经开展了涉罪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工作，但是由于法律未做相关的具体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是法律没有规定社会调查报告的调查主体，究竟是检察机关进行社会调查还是援助律师或司法局进行社会调查，法律没有规定；二是没有规定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因此，在新《刑事诉讼法》明确了社会调查制度后，检察机关需要在实践中对以上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探讨解决之策。
（二）关于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
司法实践的现状是“够罪即捕，一押到底”，导致超期羁押事件屡禁不止，严重地侵害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新《刑事诉讼法》第269条规定对涉罪未成年人应当严格适用逮捕措施，故新法对检察机关提出的的要求是如何严把批捕关、降低批捕率，以及如何在诉讼全过程中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
（三）关于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
综观国内各地在实践中的做法，由于没有统一的适用标准，产生了较多的问题，主要包括哪些主体可以成为合适成年人，是否每次讯问合适成年人均要在场等。
（四）关于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创新了以往的未成年人检察制度，受到了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好。但是，此条款仅规定了“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至于一些操作细则，如谁来封存、封存多久等都没有明确规定，同时此制度尚缺实践检验，实际效果没有得到肯定，还需进一步的完善和实践检验。
三、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应对措施
（一）完善社会调查制度
1、主体上实现多元化
如前所述，实践中主要存在着三类社会调查主体，检察机关、援助律师和司法局。结合刑事诉讼的特点，笔者认为在实践中可以推行援助律师为主体、检察机关和司法局为辅的调查主体模式。首先，检察机关的工作量较大，没有足够的人员进行社会调查工作；其次，司法局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主要是执行社会矫正，所以可以由援助律师进行社会调查比较合理，一方面可以节约诉讼成本，另一方面律师可以利用自己的调查取证权更好地完成社会调查工作。
2、明确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
社会调查报告的意义在于为检察机关的公诉提供重要参考，因此应当注重于对涉罪未成年人的社会背景等方面的调查。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就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调查。
（二）严格涉罪未成年人的逮捕条件
1、准确地把握逮捕条件
对于涉嫌故意犯罪的未成年人，如果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一般认为具备逮捕的条件，反之如果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且不具有社会危险性并可以教化的应当认为不具备逮捕必要。
2、注重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
即使逮捕后，也应当适时地进行逮捕必要性审查，一旦出现无需羁押的情形，便可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贯彻“教育为本，惩罚为辅”的检察工作原则。
（三）合适成年人在场工作的开展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都应有法定人或合适成年人在场。实践中，应尽量联系未成年人的近亲属或者恶邀请未成年人所在学校、社区的工作人员充当合适成年人，在无固定的法定人在场的时候，应由援助律师充当合适成年人充当合适成年人对诉讼活动进行监督，从而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四）关于附条件不制度的完善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附条件不的界定是，触犯《刑法》分则第四、五、六章规定的罪名，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以下刑罚，有悔罪表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未成年人。笔者认为，应该严格按照法律的相关规定，对未成年人的附条件不做出具体的规定。 同时加大附条件不的监督力度，笔者认为可以由案件承办人或者社区矫正的工作人员定期向检察机关报告，以此保证附条件不制度真正起到应有的效果。
（五）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工作的开展
1、明确应当封存的犯罪记录
此制度设立的目的在于让涉罪未成年人改过自新，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检察工作方针，因此，封存的犯罪记录应当贯彻整个诉讼活动的全过程，包括侦查阶段到审判阶段的相关材料均可以纳入封存的范围，保障最大程度上的维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权益。
2、限制犯罪接触犯罪记录的人员的范围
越少的人员接触到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越能保障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价值， 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应该严格限制接触到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人员的范围，同时设置严格的查询条件，保障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不被外泄。
参考文献：
[1]赵广静.刑诉法修改对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影响及应对策略[J].法制与社 会，2012，33：262-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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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刑事实体法近年来的不断完善体现了对未成年人宽缓处罚的精神。同样，未成年人因其生理、心理特点，在诉讼程序中处于需要保护的弱势地位，在诉讼法层面也应当体现对未成年人的格外关怀和重视，在程序上区别成年人而予以特殊对待，使未成年人早日重新融入社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就是在程序法意义上突出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单列一章规定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 一、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的原则与特征 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都十分关注未成年人的教育和保护，极为重视未成年人权利的保障，通常构建了区别于成年人的司法制度，并且普遍遵循一些国际公认的原则。笔者将其概括为以下几个原则：
(一)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
联合国大会1985年通过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在开篇就明确了“会员国应努力按照其总的利益来促进少年及其家庭的福利。”198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第3条第1款指出：“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
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是保护未成年人权利的基本原则和统领性原则，它适用于未成年人在一切社会生活中的权利保护，具体指导着社会各机构和有关人员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因此，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也从总体上统领着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刑事司法制度的构建。正如《北京规则》中所指出的：“少年司法应视为是在对所有少年实行社会正义的全面范围内的各国发展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还应视为有助于保护青少年和维护社会的安宁秩序。”该原则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领域体现为：其一，为实现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其二，为照顾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应设立专门机构、指定专门人员办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其三，健全适合未成年人的诉讼环境，采取区别于成年人的讯问和审判方式，寓教于审。其四，在适用强制措施和决定时应慎重对待未成年人权利，严格审查逮捕和提起公诉的条件。第五，在诉讼中应帮助未成年人获得法律帮助，保护未成年人隐私，与成年人分开羁押，分开监管。
(二)未成年人应受适宜对待原则
未成年人应受到与其年龄相符的、最为需要的对待方式，相关机构和人员应当保障未成年人获得这类不同于成年被迫诉人的程序保障。主要包含以下几个层次：第一，不得非法或任意剥夺任何未成年人的自由。公约规定，任何儿童不受酷刑或其他形式的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对儿童的逮捕、拘留或监禁应符合法律规定并仅应作为最后手段，期限应为最短的适当时间。如有可能，应采取密切监视、加强看管等其他替代办法，并且审前拘留的少年有权享有联合国通过的《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所载的所有权利和保障。第二，被剥夺自由期间未成年人应同成年人分开看管。根据《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0条规定，被控告的少年应与成年人分隔开，并应尽速予以判决。少年罪犯应与成年人隔离开，并应给予适合其年龄及法律地位的待遇。第三，未成年人有权获得律师帮助或其他帮助。根据《北京规则》，审前拘留的看管期间，少年应接受按照他们的年龄、性别和个性所需要的照顾、保护和一切必要的社会、教育、职业、心理、医疗和物质方面的个人援助。在整个诉讼程序中，少年应有权获得法律援助。父母或监护人应有权参加诉讼，主管当局可以要求他们为了少年的利益参加诉讼。此外，公约中还有其他一些保障未成年被追诉人权利的规定。例如《北京规则》第7条规定，在诉讼的各个阶段，应保证基本程序方面的保障措施，诸如假定无罪的权利、指控罪状通知本人的权利、保持沉默的权利、与证人对质的权利和向上级机关上诉的权利。以及第14条规定，诉讼程序应按照最有利于少年的方式和在谅解的气氛下进行，应允许少年参与诉讼程序，并且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等。
(三)未成年人隐私应受保护原则
保护未成年人隐私已成为国际公约和各国法律共同认可的一种理念。《北京规则》第8条规定：“应在各个阶段尊重少年犯享有隐私的权利，以避免由于不适当的宣传或加以点名而对其造成伤害。原则上不应公布可能会导致使人认出某一少年犯的资料。”《儿童权利公约》第16条也指出，儿童的隐私、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受任意或非法干涉，其荣誉和名誉不受非法攻击。第40条中包含“隐私在诉讼的所有阶段均得到充分尊重”的规定。首先，未成年人案件中以不公开审理为原则；其次，未成年人罪犯的档案应当严格保密。《北京规则》在第21条有关“档案”的规定中，明确了对少年罪犯的档案应严格保密，不得让第三方利用。除不公开审判和档案保密之外，对未成年人隐私的保护还应体现在，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新闻报道和公开出版物中不应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以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等制度。
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的立法现状与不足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我国近年来越来越重视对未成年人权益的尊重和保护，接连出台了一系列关于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法规，其中很大一部分涉及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诉讼程序。但同时，我国现行关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的立法规定也还存在一些不足，需要不断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诉讼程序存在条文少、规定散、针对性弱等特点。纵观整部法律，能够反映对未成年人权利特殊保障的条文仅有三处，分别是：第14条规定了讯问、审判时可以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法定人到场；第34条规定了审判法院应当为未成年人指定辩护人；第152条规定了不满16岁未成年人审判一律不公开、16岁以上、18岁以下审判一般不公开。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未成年人诉讼程序的规定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亟需补充和完善。
从内容上来看，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尚未涵盖国际公约及法治国家所普遍认可的原则和制度，难以全面保障未成年人被追诉人在诉讼程序中的权利。其中，在仅有的几个条文中中可以”、“一般”等用语也给了决定主体裁量权，使得未成年人与成年人诉讼程序混同。从形式上来看，这种分散的
立法模式，难以突出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的重要性地位，未能凸显未成年人犯罪诉讼程序的特殊性，无法就诉讼全程对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做出系统性规定。
近二十年来，我国不断出台和修改了其他有关未成年人的法律。1991年通过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提出了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并提出应与审前羁押或服刑的成年人分别看管。1999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获得通过，在对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预防中，同样坚持了这些原则，明确了未成年人在羁押、审判等问题上的特殊性。
在司法解释及其他规定层面，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以及公安部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有关未成年人司法程序的司法解释或规范性法律文件，分别建立了未成年人审判制度、检察制度和侦查制度2010年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又联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的若干意见》，更加详细地规定了未成年人司法制度。
虽然上述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法律文件基本构建了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框架，但始终没能在《刑事诉讼法》这一法律层面上予以确立和完善。而且这些司法解释或规范性文件还存在内容庞杂，规定交叉、重复甚至不一致的情况，亟需从法律上予以统一。同时，我国已经加入《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和《儿童权利公约》等国际公约，这些公约中关于未成年人诉讼程序的原则和精神都应当在我国法律中予以贯彻和体现。
三、修正案草案关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的主要内容
本次提请审议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一个特殊群体，专门设置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特别程序。下面根据条文顺序从八个方面加以评介。
(一)明确诉讼方针和原则，确立保障未成年人权利理念
修正案草案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一章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在刑事司法程序中确立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重教育挽救、轻惩罚打击的理念。同时，草案还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应当保障未成年人行使其诉讼权利，保障未成年人得到法律帮助，并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进行。
未成年被追诉人正处在成长时期，生理、心理上还不成熟，好奇心、好胜心和模仿能力较强，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不足，在当前信息发达的时代，更易受到信息网络、影视作品等大众传媒中血腥暴力等不良影响。总体而言，未成年人犯罪具有偶发性和盲从性，社会危险性较轻，真心悔过愿望强烈，能够回归社会、重新出发的可能性极大。因此，针对这些特点，草案从宏观层面规定了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应当实行的方针和原则，明确了公安司法机关承担保障未成年人诉讼权利的义务，并要求在侦、诉、审各诉讼阶段中都应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办案人员进行，树立了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诉讼理念。
(二)指派律师扩至诉讼全程，确保未成年人获得律师帮助
修正案草案规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在完善辩护制度方面作了很大努力，例如拓宽了指定辩护的适用范围，增加了指定辩护的义务主体，即法院、检察机关、公安机关都应当指派律师，事实上将指定辩护扩大适用于审前阶段。草案在第五编“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一章中，单独规定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指定辩护，明确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符合条件并且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情形下，公检法三机关都应当为其指派律师，以确保未成年人及时获得法律援助，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三)限制适用逮捕措施，与成年人分别关押、管理、教育
刑诉法修正案草案增加了普通刑事案件中审查批准逮捕的讯问、询问程序，而在第五编单独规定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中，更是在完善普通案件适用逮捕强制措施的基础上，设置了针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更为严格的逮捕程序。首先，依照修正案草案，修改后的刑诉法第265条将明确宣示，对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的理念。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可根据其犯罪事实、主观恶性、有无监护与社会帮教条件等，综合衡量其社会危险性，确定是否有逮捕必要；对于社会危害性较小、不影响诉讼正常进行的未成年人，不宜使用逮捕措施。其次，法院决定逮捕或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时，一律“应当”讯问未成年被迫诉人。再次，对被拘留、逮捕和执行刑罚的未成年人应当与成年人分别关押、分别管理、分别教育。这些规定都充分考虑到了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性，严格把握逮捕条件，限制适用羁押性措施，切实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
(四)落实法定人到场规定，有限采用“合适成年人”制度
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4条的规定，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未成年被追诉人的法定人到场。修正案草案将“可以”改为“应当”这一硬性规定，以便落实法定人到场的规定，帮助未成年人适当行使和处分其权利。到场的法定人可以行使以下权利：一是法定人能够代为行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二是法定人对讯问、审判中办案人员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提出意见权”；三是在未成年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其法定人有“补充陈述权”。
同时，修正案草案还有限适用了“合适成年人”制度。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合适成年人(印。oropriate adult)”在场制度是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根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生理特征，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专门设计的一项诉讼权利。其要求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被警察讯问时，必须有一合适的成年人在讯问现场，以防止犯罪嫌疑人受到警察的不当压迫，帮助其与公权力机关进行沟通和交流，帮助其正确判断和维护自身权益。合格成年人不仅包括未成年人的法定人，老师、社会志愿者、社会工作者、热心社会人士等也可以作为合格的成年人。
在我国，在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等部门于2010年8月的《关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的若干意见》中便规定，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拘留逮捕等措施，必须通知法定人到场，其无法或不宜到场的，可以经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意或按其意愿通知其他关系密切的亲属朋友、社会工作者、教师、律师等合适成年人到场，该意见明确提出了“合适成年人”的范围。在司法实践中也就开始了合格成年人参与诉讼的探索。例如昆明市盘龙区和英国救助儿童委员会合作建立了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形成了“合适成年人”专职为主、兼职为辅、志愿者参加的模式。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在2004年首次引入“合适成年人”制度，到2007建立了包括教师、团干部、青少年事务社工以及筛选出的志愿者等人兼职的“合适成年人”队伍。此次
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也规定了一定范围内的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即“在无法通知、法定人不能到场或者法定人是共犯的情况下，也可以通知未成年被追诉人的其他成年近亲属，所在学校、单位或者居住地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草案虽未直接使用“合适成年人”这一概念，但这些人员实质上已经属于合适成年人的范畴，在诉讼中将发挥着合适成年人的作用。
(五)增设附条件不，实行考验期内监督考察制度
附条件不作为一种非犯罪化的处理方式，在世界很多国家以不同制度形态出现，通常是在综合考虑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犯罪嫌疑人的个人危险性、主观悔罪态度、犯罪动机等基础上裁量是否适用。事实上，我国近年来一些地区已经在实践中试行了附条件不制度，其适用范围主要是特殊人群，例如未成年人、老年人、盲聋哑人或者怀孕、哺乳期的妇女等实施的轻微刑事案件，也有些地方扩大适用于其他社会危害性不大的初犯、偶犯、从犯、胁从犯等轻罪案件。
此次刑诉法修正案草案增设了附条件不制度，但严格限制适用于未成年人的轻罪案件，是在对未成年人贯彻“少捕”的基础上继续落实“少诉”的精神。草案规定适用附条件不必须符合几个条件：一是罪名范围，限定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罪，第五章侵犯财产罪，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二是轻罪要求，必须是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第三是悔罪表现，必须是符合条件，嫌疑人有真心悔罪表现的案件。
除此之外，修正案草案还细化了“附条件”不的适用程序：一是听取意见程序，人民检察院在作出附条件不的决定以前，应当听取公安机关、被害人的意见。二是异议程序，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对人民检察院决定附条件不有异议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的决定。三是监督考察程序，在附条件不的考验期内，由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监督考察。犯罪嫌疑人的监护人应当对犯罪嫌疑人加强管教，配合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考验期为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未成年嫌疑人违反应遵守的法律规定的，检察院应当撤销附条件不的决定，提起公诉。
(六)审判一律不公开进行，保护未成年被追诉人名誉和隐私
对未成年被告人实行不公开审理是各国通行的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按照年龄段分为两类，在“公开审判”的问题上遵循不同的原则。其中，十四岁以上不满十六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十六岁以上不满十八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但是这种区分赋予法官一定裁量权，行使不当可能导致对部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保障不力。为此，刑诉法修正案草案取消了这种年龄阶段划分，将审判不公开适用于所有未成年人案件，明确规定：“审判的时候被告人不满十八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这一规定更好地保护了未成年人的名誉和隐私，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尊重和爱护，是立法的一大进步。
(七)体现“全面调查”精神，实现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恰当处理
所谓“全面调查”原则，“要求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过程中，既要对案件事实进行调查，还要查清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主客观因素的形成、发展、演变以及有关未成年人特殊性格的详细情况。”根据全面调查原则，办案机关调查范围应不限于本案的案件事实，而应更多了解未成年被追诉人的个体信息和特征，掌握其犯罪行为的背景、成因和动机，从而作出对该未成年个体本身最有益的处理方式，这不但是刑罚个别化的一种体现，也是帮助和教育未成年人，为其更好回归社会所设定的最优化制度安排。实践中，我国早就开展了“社会调查”制度的探索。最高人民法院在1991年制定的《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中便吸收了上海市长宁区法院关于对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的经验，初步规定了社会调查这一适用于未成年被告人的特色制度。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2l条也有相关规定，确立了社会调查既可以由控辩双方进行，也可在法院认为必要时委托社会团体进行。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等部门2010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的若干意见》则明确了社会调查由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的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部门负责，该部门可联合相关部门开展，或委托共青团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协助调查。同时该意见将社会调查的重要作用贯穿于侦、诉、审三阶段，公安机关负责通知社区矫正机构进行社会调查，并移送检察机关；公诉机关、法院都可应当全面审查社会调查报告，并将其作为教育、办案或量刑的参考。
此次刑诉法修正案草案适当体现了“全面调查”的原则，规定：“在法庭调查中，人民法院应当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教育改造条件进行了解。”但草案并未确立“全面调查”的原则，甚至根本未采用“调查”的用语，而规定为进行“了解”。而且“了解”仅限于庭审阶段，由法院进行，也没有具体规定法官“了解”的方式，没有明确被了解的信息来源，没有涉及获得信息的主体和方式，是否可由第三方机构形成社会调查报告提供给法官，没有明确了解到的内容具有何种效力，是否可以作为量刑的参考；等等。这些尚有待司法机关认真总结司法实践经验，作出必要的解释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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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定人的诉讼地位及诉讼权利
法定人是指依照法律规定对被人负有专门保护义务的诉讼参与人，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第（三）项规定：法定人是指被人的父母、养父母、监护人和负有保护责任的机关、团体的代表。
法定人的权不是基于被人的委托或授权，也不是由司法机关指定或批准。法定人既对被人的合法权益负有保护责任，又对被人的行为负有监护义务，法定人参加诉讼是履行其对被人的保护责任或监护责任。因此，在刑事诉讼中，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当然地参与诉讼，参与诉讼的法定人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一般享有与被人相当的诉讼权利。法定人的诉讼行为，视为被人的诉讼行为，具有相同的法律效果。在行使某些权利时，即使被人不同意，也不影响其法律效力。
通观我国《刑事诉讼法》，法定人的诉讼权利分散在诉讼的具体进程之中。如：（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在讯问和审判时的可到场权（第14条）；（2）有独立的申请回避权（第28条、第30条）；（3）自诉人、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的法定人有权为其委托诉讼人（第40条）；（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有权为其申请取保候审（第52条）；（5）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有解除超期羁押申请权（第75条）；（6）自诉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的法定人有独立的提出上诉权（第180条）；（7）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有权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第203条）等。此外，相关司法解释中也多有具体之规定。可见，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法定人的权利体现为各项诉讼权利，它们交相辉映，构成一道权益保护的制度屏障。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定人除了不能为被人承担与人身相关的法律责任外，在刑事诉讼中与被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大体相同。法定人在行使上述诉讼权利时，不需要经被人同意，甚至在被人明确表示不同意法定人意见的情况下，法定人仍可表达自己独立的意见。法定人的诉讼权利对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二、未成年被告人法定人诉讼权利行使的现状
在审判实践中，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参与诉讼的情况不尽如人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在诉讼中享有的诉讼权利中，大部分是在庭审过程中可行使的权利。而在司法实践中仍然有相当部分的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没有到庭参与诉讼，就更谈不上去行使其应有的诉权了。另外，大部分到庭参加诉讼的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在公权力面前显得不知所措，不能积极地参与到诉讼过程中，没真正地行使其诉讼权利。这主要表现为一部分家长在庭上显得较为拘束，不知该如何陈述才对孩子有利，而另有一些家长则一味地偏袒犯了罪的子女，将怒气指向法官。这些表现不利于当庭对犯了罪的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教育，不能有效地维护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在一项对63名未成年被告人是否希望法定人到庭参加诉讼的情况调查中发现，有20人不希望法定人到庭参加诉讼，他们认为父母出庭对他们没有帮助，这些人占被调查人数的32%；有30人表示无所谓，他们觉得法定人出庭对他们的帮助作用不大，来不来就那么回事，持这类观点的占被调查人数的47.3%；有13人希望父母亲到庭参加诉讼，他们认为父母亲到庭，有安全感或者是心理更踏实。从这组数据中可知，对法定人出庭与否，绝大多数的未成年被告人持无所谓的态度。未成年被告人持无所谓的态度的理由在于其法定人没合理行使诉讼权利，没能在诉讼中发挥对他们有利的作用。
三、未成年被告人法定人诉讼权利形同虚设的原因分析
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没积极行使其诉讼权利，未发挥应有作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认为，导致法定人诉讼权利未能得到落实的原因主要有：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自身的原因、我国未成年被告人法定人权利体系不完善的原因以及在审判实践中相关保护措施不到位等。
第一，无法联系上部分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或者没有合适的法定人参与诉讼。由于一部分未成年被告人系外来人口，法院工作人员通过翻阅卷宗无法查找到其法定人的联络方式，未成年被告人由于抵触心理等原因也无法提供法定人联系方式。此外，一部分未成年被告人由于存在父母离异或离家出走或死亡而祖父母年迈等特殊的家庭情况，没有合适的法定人参与诉讼。在这些情况下，法院不得不在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缺席的情形下审结案件。这就有悖于对未成年被告人诉讼权利的特殊保护的精神。
第二，部分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因家庭经济原因而不得不放弃到庭参加诉讼的权利。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很多未成年被告人系外来人口，大部分来自贵州、四川等偏远的地区。这些未成年人的法定人在老家生活，当地生活水平低下，家庭经济比较困难，无力承担参与诉讼所需的费用而只好放弃了参与诉讼的权利。笔者曾碰到一贵州籍未成年被告人罗某某抢劫一案，庭审前书记员通知其父母亲到庭参与诉讼时，但其父母最终因经济困难无力承担相关费用而放弃了参与诉讼行为。罗某某这样的例子在实践中是比较常见的。
第三，很多法定人文化程度不高，法律知识欠缺，无法真正行使其诉讼权利。一些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因受文化程度、法律知识等方面的限制，不知怎样主张、行使其诉讼权利。在实践中，很多未成年人的父母亲都只有初中、小学文化程度、甚至是文盲，因此他们看不懂法律文书，也不知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见，甚至一味地偏袒犯了罪的子女。同时，很多父母亲是法盲，不知道自己享有哪些权利，更不用说如何去行使权利了。因此，诉讼权利在他们前面也就成为了一种摆设。
第四，未成年被告人法定人诉讼权利法律规定不完善。2012年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讯问和审判的时候，应当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还规定了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申请回避权、委托辩护人、申请取保候审、解除超期羁押申请权、提出上诉权、申诉权等权利。这些诉讼权利也充实了未成年人保护法所确立的未成年被告人法定人到庭参与诉讼的制度。然而，法定人的上述诉讼权利只是分散在刑事诉讼的具体进程之中，法律并没明确、系统地规定这些权利。另外，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参与诉讼的目的在于弥补未成年人参与诉讼时所欠缺的行为能力。因此，我们认为，未成年人法定人不仅应享有与未成年被告人相当的诉讼权利，而且应享有一些特殊的诉讼权利，如必要的会见权和合理的查阅、摘抄、复制司法文书的权利，否则便不能有效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刑事诉讼法律法规没有规定法定人上述权利。
第五，相关司法保障措施未到位、未做细。在实践中，基层法院存在案多人少的问题，且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也在增多，法官既要办理成年人犯罪案件，又要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因此不能很好地将其与一般的成年人犯罪加以区别对待，部分法官在处理未成年人案件上缺乏专业性和全面性。此外，也有部分法官由于受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消极对待未成年人诉讼权利的影响，在思想上没有充分重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因此，在审判实践中，容易产生未成年被告人的相关司法保障措施不到位，不够全面细致。
四、保障未成年被告人法定人诉讼权利的对策分析
第一，首先要在提高法定人到庭率上下功夫。对一些法定人有能力且适宜参加诉讼的，要通过各种手段通知其到庭参与诉讼。一是做好查询未成年被告人法定人联络方式的工作。通过仔细查阅卷宗，到羁押场所询问未成年被告人及要求指定辩护人询问被告人等方法，努力获取法定人的详细联络方式。二是做好未成年被告人法定人出庭通知方式的工作。对经查阅卷宗发现法定人联系电话的，以电话方式告知其到庭的必要性。对只有联系地址没有联系电话的，则将相关法律文书迳行邮寄至详细地址。对有辩护人的未成年被告人，要求辩护人协助通知法定人到庭。三是做好未成年被告人法定人出庭的说服工作。通过电话和设计专用信函的方式，用真诚、感人的话语告知其出庭参加诉讼对维护被告人诉讼权利和教育、感化、挽救被告人及保障无罪的被告人不受刑事追究的重要性。四是加强与公安、检察机关的沟通。法院应积极与公安、检察机关协调，加强沟通、交流经验，强化严格遵守法定程序意识，加大通知、促使法定人参加诉讼程序的力度。
法定人名义上的“权利”实为一种义务，法定人怠于或不恰当行使，须承担相应责任，法律对此应作出规制。对法定人不出庭的法律后果，可以参考德国青少年刑法，规定被告人的家长和其他法定人经传唤如果不出庭，则适用关于证人不出庭的规定。可对他处以罚款；在不交纳罚款时，可处6个星期以下的拘留，也可强制他到庭。
第二，对因客观原因无力参加诉讼的法定人，设立一定的经费，为其参加诉讼提供一定的物质保障。每位未成年被告人都具有平等的地位，理应得到公平、公正的法律保护，不能由于其客观的经济困难而剥夺了其法定人到庭参与诉讼的权利。因此，设立专项诉讼经费，专门为这部分人提供经济援助，保障其到庭参与诉讼。这项经费可以由法律援助中心和诸如青少年维权中心等社会团体共同承担。对申请诉讼经费的法定人，只要符合设定的条件，便能领到这笔经费（这笔经费应包括必要的路费、合理的住宿费和伙食费等）。这可以有效地解决部分家庭经济困难的法定人尤其是一些外来法定人参加诉讼的经费问题，便于其适时参加诉讼。
第三，对于未成年人的法定人由于法律知识的欠缺导致无法正确行使其诉讼权利的问题，可由公检法在不同阶段作相关培训，向其宣传法律相关知识，提高其法律素养。培训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针对所有大众的培训，可由公检法互相配合，定期举办培训班，进行普法宣传。另一类则是专门针对未成年被告人法定人的培训，可根据案件的不同阶段由相关部门分批举行培训，培训内容主要为法定人所应享有的各项诉讼权利。如案件到法院阶段时，则由法院的工作人员对其进行相应的法律知识培训。
第四，合理设定未成年被告人法定人的阅卷权和必要的会见权，完善未成年被告人法定人的诉讼权利体系。在控辩审等腰三角形的诉讼结构中，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与未成年被告人一样行使辩护的职能，因此，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又是未成年被告人的辩护人。《刑事诉讼法》赋予辩护律师当然的诉讼文书以及犯罪事实材料的查阅、摘抄、复制的权利，其他辩护人经司法机关许可，也具有此项权利。根据辩护人的组成规定，法定人可能以辩护人与法定人双重身份出现，更多的只以法定人身份出现，建议不管何种身份，在司法文书及犯罪事实材料的查阅、摘抄、复制上，法定人均享有与辩护律师同等的权利，无需司法机关的许可。在这点上，笔者也认同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应享有查阅、摘抄、复制的权利。此外，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同样也应享有一定的会见权。
法定人是未成年被告人最亲近的人，通过行使会见权可以稳定未成年被告人的情绪，消除未成年被告人的紧张和无助感，帮助查明案件事实。当然，要发挥这作用，必须要为会见权的行使设置一定的条件，避免法定人一味地偏袒自己的子女，甚至阻碍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因此，设定会见权时，要设置法定人提出会见权的正当理由和在会见时应有法院工作人员在场等。通过设定上述两项权利，完善法定人的诉讼权利体系，能促进法定人行使各项权利，能动地参与诉讼活动。
第五，完善相关司法保障措施，确保保障措施落到实处。在日常的工作中，在思想上我们要重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做好庭前准备工作，落实各项有关法定人权利保障的措施。这是使法定人应有权利向实在权利转化的关键的一个环节。
首先，提高审判人员和书记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强化公正、效率意识。加强审判业务、心理学、社会学等相关知识的培训。由于未成年犯的特殊性，要求审判未成年犯的法官有特殊的事业心、责任感、感召力。因此审理未成年刑事犯罪案件的法官除了具备丰富的法律知识，还具有丰富的社会阅历，特别是教育感化青少年的能力。
其次，在案件到达法院之后，法院工作人员需做好书送达及权利告知工作，为法定人充分行使权利提供条件。在向未成年人被告人送达书时，应向其法定人送达书，让法定人了解案件的事实，为其行权利奠定基础。同时，向法定人发放权利告知卡，告知诉讼权利，耐心解释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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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在一般情况下又被称作是少年司法程序，是和成年人诉讼程序进行比较下的产物。少年司法程序最早是从美国起源，是以美国1899年7月1日伊利诺伊州《少年法院法》通过和在芝加哥库克郡世界上第一个少年法院的建立为标志。我国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则起源于1984年上海市，长宁区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少年法庭，其后我国通过多部立法规范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
二、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
（一）基本原则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除了遵守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所有刑事案件的基本原则外，还有其独特的原则。
1.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特有原则
（1）不公开审理原则
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都规定了对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不公开审理原则。不公开审理原则相对于普通刑事案件公开审理是个例外，这样规定的原因是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发育存在不成熟和缺陷，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要尽可能帮助犯罪的未成年人在以后的生活中正常回归社会，在良好的环境下改正其错误。不公开审理原则是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相对于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最大区别，这在世界各国的立法和相关国际条约中都得到了体现。
（2）寓教于审原则（教育、感化、挽救方针）
寓教于审原则也有学者称之为教育、感化、挽救方针，该原则是指法院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整个过程中，应当重视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和感化，最重要的是对未成年人的挽救和帮助其改过自新、重新做人，早日回归正常的生活。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理，除了追究其刑事责任外，更重要的是要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和感化。该原则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中做了进一步的规定，该原则考虑到未成年人因为其不成熟、身心发展不健全，因此教育便成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最重要的方针和原则。该原则还要求，司法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应当充分保护未成年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使寓教于审的原则贯穿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的始终。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于该原则的规定，使2012年之前分散于其他法律的规定得到了确立，使该原则在实践中更好操作，更有利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3）迅速简约原则
迅速简约原则指人民法院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判应该迅速进行，使未成年被告人的刑事诉讼程序能够尽早结束，使其在诉讼中受到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这一原则同样考虑到了未成年人的不成熟和身心发展不健全，未成年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非常容易受到各方面的影响，坏的方面尤其如此，因此，要尽可能的减少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对于未成年人的不利影响必须做到迅速、简约。因此笔者认为，在对未成年人进行审判的过程中，如果犯罪比较轻微并且未成年人认罪的案件中，可以采用简易程序，使法庭审理能够尽快结束，最大可能的减少刑事诉讼案件对于未成年人的影响。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也普遍的采用了简易程序，这符合联合国对于未成年人司法程序的精神。
（4）全面调查原则
全面调查原则指人民法院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过程中，除了像普通刑事案件需要审理未成年人的犯罪事实外，还要调查与未成年人犯罪原因相关的其他因素，从各个方面有针对性的对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进行审理，要获取未成年人的生长经历、家庭情况、教育背景、身心是否健康等因素，便于司法工作人员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感化和挽救，这是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英国设置专门的缓刑官负责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调查；欧洲的大部分国家则是由缓刑局担任这份工作；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于该项原则也进行了规定。主要包含以下内容：第一，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负责对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第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不是必须进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为“可以”；第三，社会调查制度要求司法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除了需要查清案件事实外，还需要调查未成年人的生长经历、家庭情况、教育背景、身心是否健康等，在特别需要的时候，还可以进行特别的司法鉴定。该项原则的规定，是有利于司法机关掌握未成年人的心理，更好的使其认错改错，根据每个未成年人的身心特征采取不同的方式，这就是全面调查原则最重要的意义。
（5）分案处理原则（办案人员专业化原则）
分案处理原则指司法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案件时，应当把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和成年人刑事案件分别办理，程序分别进行，未成年人和成年人要分开关押，分开审判。目的在于对未成年人进行保护，防止被交叉感染，另一个目的则是对未成年人的待遇区别于成年人。分案处理原则最根本的要求是对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专业化和专门化。
（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特殊制度
1.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附条件不制度
附条件不制度是指检察院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但是情节轻微的刑事案件，可以暂时不提起公诉，并且附加一定的条件和期限，在期限届满以后再决定是否有提起公诉必要的一种制度。有学者把该项制度称之为“暂缓制度”，但是笔者认为这两者之间有一定的区别，附条件突出的重点是“条件”，而附条件的同时检察院可以决定是否附期限，只要犯罪嫌疑人满足了条件就可以做出不的决定；但是暂缓却强调期限，要求必须给犯罪嫌疑人一定的考验期，等到期满后再决定是否对其提起公诉。附条件不制度对于减轻法院的负担，提高法院审判案件的质量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运用附条件不制度，可以避免使未成年人带上标签，有利于其顺利的回归正常生活。
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附条件不的条件：
第一，范围限制在我国《刑法》第四章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罪，第五章的侵犯财产罪，第六章的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犯罪嫌疑人可能被判处1年有期徒刑以下的刑罚，符合条件，但是犯罪嫌疑人有悔罪表现的。
第二，人民检察院在对未成年人做出附条件不前，应当听取侦查机关和被害人的意见。未成年犯罪嫌疑器和其法定人对检察院做出附条件不有异议的，应当做出提起公诉的决定。
第三，对于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考验期内的表现，由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考察和监督。在考验期6个月以上1年以下内，如果该未成年人违反法律规定表现不好的，检察院应当撤销附条件不的决定而提起公诉。
2.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社会调查制度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社会调查制度是指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过程中，由法律规定的主体对未成年人的生长经历，家庭环境，学校情况，社会关系等进行全面的调查的制度。该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全面调查原则”的具体体现。
2012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该项制度，可以从以下方面理解：
第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的主体是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但是对于这三个机关应当依照何种程序调查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是三机关自行调查还是需要委托中立的第三方调查，《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
第二，社会调查可以应用于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包括侦查、审查和法庭审判三个阶段。
第三，社会调查和未成年人的犯罪事实本身有区别，社会调查主要是反映引起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
第四，社会调查并非必须进行，司法机关可以根据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选择是否适用。
3.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是指自然人在被法院判决有罪后，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时，对其犯罪记录予以封存使其恢复正常的法律地位的一种制度。该制度对于犯罪的未成年人的未来有很重要的意义，未成年人年纪小，犯罪记录对于其以后的正常生活无疑有非常不利的影响，如果对其犯罪记录予以封存，对于其回归社会、重新做人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国《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并且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在入伍和就业的时候，免除其向有关单位报告曾被刑事处罚的义务。
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该项制度。
第一，该项制度对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正常回归生活，避免被歧视和积极生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未成年人未来的生活中，可以像没有刑事犯罪的未成年人一样生活和学习，使其有正常的社会交往和家庭环境，避免再次犯罪。
第二，该制度的条件有两个，一为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二为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
第三，对于犯罪记录封存。法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是绝对消灭说，该观点认为犯罪记录被封存就意味着消灭，未成年人就和未犯罪的人一样。还有一种是相对消灭制度，也就是犯罪记录被封存，只有法律规定的主体才能查看，其他人一律不得翻阅。笔者比较赞同第二种观点，如果采用第一种绝对消灭说，就会给未成年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就是犯了错误不会付出代价，不利于未成年人认识到错误和改正错误。
第四，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主要有三方面的意义。一为未成年人在以后的工作学习中被免除了前科的报告义务；二为犯罪嫌疑人如果再次犯罪的，其前科不能成为从重和加重处罚的因素；三为对于已经被封存的犯罪记录，任何人不能翻阅知悉，必须由法律作出严格的规定。
4.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
未成年人身心生长不成熟，为保护其合法权益，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合适成年人在场的制度，是指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讯问和审判的时候，法定人无法到场的，合适成年人在场的一种制度。
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该项制度。
第一，2012年《刑事诉讼法》把法定人的在场规定为“应当”，即法定人到场为强制性义务。我国旧《刑事诉讼法》对于法定人到场规定为“可以”，就是法定人可以在场也可以不在场，这对于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的保护非常不利。
第二，合适成年人是法定人之外的人，如果法定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无法到场的，例如法定人无法通知、无法到场或者是共犯的，就需要合适成年人到场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合适成年人可以是未成年人的其他成年近亲属，老师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工作人员等。（作者单位：甘肃政法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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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义凤.理想与现实：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J].河南社会科学，2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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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未成年人犯罪概况
1.1 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念及其特点
未成年人犯罪通常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行为人实施刑法和有关刑事法律所规定的犯罪行为。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表现特点：（1）暴力犯罪突出，着重表现为抢劫、、故意伤害案件数量较大。（2）侵犯财产权犯罪居多，集中表现为抢劫、盗窃案件数量居高不下，近几年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居于前三位。（3）未成年人犯罪团伙作案居多。（4）未成年人犯罪有低龄化和成人化趋势。（5）未成年人犯罪存在偶发性和多发性特点，逞能斗气之小事也会引发起恶性事件。（6）部分未成年人受成年人唆使、诱骗导致犯罪，此类案件已成上升趋势。据调查统计，广州市团伙盗窃、飞车抢夺案件，70%以上多为未成年人参与结伙。
1.2 我国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适用逮捕措施的相关规定
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和人民法院决定逮捕，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对被拘留、逮捕和执行刑罚的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应当分别关押、分别管理、分别教育。根据最高检通过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中明确规定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把是否已满14、16、18周岁的临界年龄，作为重要事实予以查清。对难以判断实际年龄、影响案件认定的，应当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还要求必须严格掌握批准逮捕的条件。按照规则中第四百八十八条，没有社会危害性或者社会危害性较小，不逮捕不致妨害诉讼正常进行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不批准逮捕。
1.3 当前未成年人犯罪批捕工作中存在的缺陷
对于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我国并没有形成专门的法律体系。在实践中，未成年人的少捕政策未得到有效贯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立法过于原则化、操作性有待验证。新《刑事诉讼法》中虽然有未成年人慎重适用强制措施的规定，但由于规定过于原则、空泛，操作性也不大，最终造成在实际工作中的指导性不强，造成一些可捕可不捕的案件一律批准逮捕的现象。
2、没有明确提前介入制度。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审查逮捕期限仅为7天时间，而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中又要贯彻迅速、简化和全面调查的原则，因此想在法定的7天较短时间内，确保办案人员准确的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恰当地作出捕或不捕的决定，是不理想的。而且由于在审查逮捕阶段掌握的情况较少，即便知道犯罪嫌疑人是未成年人，办案人员也无法因案施教的提出有关挽救措施的合理建议。
3、批捕标准运用不够规范。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虽规定了对未成年人严格适用逮捕措施的原则，但并没有作出有关详细化批捕条件以及年龄的差别规定，更没有针对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制定专门的强制措施与规范，检察机关都是按照刑事诉讼规则有关规定进行适用。
4、无逮捕必要的条件不好把握。因为缺乏相应的风险评估体系，在我们检察机关办案中对于“无逮捕必要”的条件委实不好把握，致使我们也难以适用好新《刑事诉讼法》中，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缩小“逮捕圈”。《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虽然规定了几种情形下，检察机关可以作出不捕决定，但作者认为，在成年犯罪嫌疑人具备上述各种情况之一时，检察机关也可以作出不批捕决定，该规定显然也难以体现对未成年人的特殊司法保护。
由于以上几个因素，使得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片面强调打击和惩罚效应，强调以严厉的法律手段惩罚犯罪，偏重于严，就会忽略惩罚与教育相结合而以教育为主的原则，达不到挽救的目的。一个未成年人处于可捕可不捕的情况下，“严”以处之而捕，很有可能将他过早地推入大染缸，难保使他在看守所、监狱受到负面的“帮教”，很难说使他更深的丧失改过自新的机会，从而仇视社会。这样非但达不到挽救的目的，反而不利于社会和谐。因此宽严相继刑事政策为未成年人犯罪批捕案件的办理提供了思路和导向。
2 新刑诉法适用下宽严相济政策为办理未成年人案件提供导向
2.1 宽严相济政策刑事政策的内涵
我认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含义，是指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对待犯罪的态度和处理上要有从轻、从缓等宽大的一面，又要有从重、从快等严厉的一面，对于犯罪情节轻微或具有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情节的，依法从宽处罚，如对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轻微的未成年人、初犯、偶犯，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慎重逮捕，当宽则宽；对于严重刑事犯罪坚决严厉打击，该严必严。
2.2 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批捕案件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虽然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待遇以及教育、感化、挽救的原则，但并没有专门规定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念和范围，也没有有关未成年人专门法庭和刑罚体系的规定。法律不仅需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但法律又作为抽象的一般规则体系，常常不可直接、合理地对应处理所有的各种案件。因此，在法律没有明确的情况下，需要刑事政策引领相关法律制定与适用，针对未成年人群体的特殊性、可塑性，具有更大的适用空间及更加重要的意义。
2.3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批捕案件的指导作用
针对未成年人特殊群体，从有利于其身心成长的角度出发，在涉及批捕时应更为审慎，探索符合其特点的批捕方式，从实体审查和工作程序上进行完善，切实贯彻对未成年人轻缓的刑事政策。如何确保对未成年人准确适用逮捕措施，并在最大限度的减少逮捕的情况下，降低因不捕带来的诉讼风险，是我们检察机关务必关注的问题。
1、完善立法。新《刑事诉讼法》特别程序中，关于未成年人有关规定并未明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不捕的条件。因为“无逮捕必要”的条件不好把握，又要适用好“少捕慎捕不捕”的原则，应首先从明确立法细则开始，使检察机关在放宽逮捕条件时有法可依。为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不捕规定，扩大应当不捕的适用范围，增加法律条文的可操作性，以便从根本上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的逮捕适用。
2、建立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人格调查制度。检察机关批捕部门可以提前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当中，在介入侦查中做好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性格特点、家庭环境、犯罪原因等调查，形成详细的调查报告，可以作为依法是否作出逮捕决定的重要依据和参考，这也可为更好的把握落实“慎捕少捕”原则作实践基础。
3、建立未成年人审查逮捕的听证制度。我认为对于未成年犯罪而言，检察机关办案人员是从了解案情开始，才接触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所以并不了解他们的真实情况。我们是否可以在确保对其心理不造成不良影响的情况下，根据情况召开社会负面影响较小的会议，类似于小型听证会，充分听取其法定人、老师、同学等多方面意见，形成书面材料，为是否作出批捕决定提供更全面的依据。
4、建立符合未成年人特点的取保候审制度。新《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将未成年人取保候审制度纳入其中。所以检察机关并未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取保候审区别对待，因此这也是未成年人取保候审制度需要完善之处，拓展其适用范围及条件，建立符合我国未成年人特色的“保释”制度，将取保候审的性质定位于未成年人基本权利，使得取保候审由一项义务性的强制措施变为未成年人权利性的诉讼原则，以强化对涉案未成年人的有力保护。
5、健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捕后的跟踪督导机制。对于作出逮捕决定的案件，要加强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关押情况及时监督。对于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检察机关应告知父母、老师等有关人员的同时，共同研究确定帮教措施和有关防范措施。这样可以更加有利于检察机关实时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有关情况，完善跟踪督导执法办案工作。
3 结语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批捕案件时，并不是一味的只看到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轻缓刑事政策，一概从轻处理、不批捕，结果很可能是娇纵和滋润了犯罪的萌芽和种子。片面地重保护，轻打击，这也无疑在客观上纵容犯罪，并不符合宽严相济的司法政策。所以如何不偏不倚的正确领会，将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更好地运用到新《刑事诉讼法》，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中，这是我们检察干警值得深入研究与探讨的问题，本文仅与大家共勉。
参考文献
1、孙谦著《逮捕论》
2、2012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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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成年人犯罪的案件适用公开审理原则（除法律另有规定不公开审理的以外），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适用不公开审理原则。根据《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审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应当保护未成年人的名誉，不得公开披露涉案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和影像；在判决前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对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被告人一律不公开审理；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被告人一般也不公开审理，如果必须公开审理的，应当经过法院院长或者审判庭庭长批准，并且限制旁听人数和范围；未成年被告人的成年近亲属和教师等人到庭有利于工作和教育、感化未成年被告人的，经过审判庭庭长批准，可以准许或者邀请到庭，但不得向外界传播案件审理情况。以上这些规定都是不公开审理原则的体现，进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时必须遵循。此原则就是充分考虑到未成年人的心理、生理特点，避免给未成年人造成过大的精神压力。
二、教育、感化、挽救的原则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下一代接班人，是祖国的未来的希望，未来的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还要寄希望于他们，加上未成年人正处于生理和心理的成长阶段，具有非常强的可塑造性，因此在未成年人走入犯罪道路后，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应本着教育、感化、挽救的原则，以此原则为主导思想。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要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照顾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尊重其人格尊严，保障其合法权益。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不应简单的以惩罚为最终目的，而应以通过处理其案件使其认识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对其进行教育、感化、挽救，在教育他们接受法律的惩罚同时也要重新做人。
三、分案审理的原则
分案审理是指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案件时，应当把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分开羁押，分开审理。理由就在于未成年人正处于心理和生理的成长阶段，各个方面都还不成熟，其与成年人一起关押、管理、并案审理，未成年人就容易受到成年被告人的不良影响，也极有可能受到犯罪思想的进一步“污染”和“腐蚀”，将不利于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改造。因此，对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进行审理时，应将其与成年人分别羁押、分别管理、分别审理，给未成年人创造一个“干净”的环境，使其免受其他不良影响。
四、及时迅速审理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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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成年人犯罪的案件适用公开审理原则（除法律另有规定不公开审理的以外），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适用不公开审理原则。根据《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审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应当保护未成年人的名誉，不得公开披露涉案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和影像；在判决前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对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被告人一律不公开审理；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被告人一般也不公开审理，如果必须公开审理的，应当经过法院院长或者审判庭庭长批准，并且限制旁听人数和范围；未成年被告人的成年近亲属和教师等人到庭有利于工作和教育、感化未成年被告人的，经过审判庭庭长批准，可以准许或者邀请到庭，但不得向外界传播案件审理情况。以上这些规定都是不公开审理原则的体现，进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时必须遵循。此原则就是充分考虑到未成年人的心理、生理特点，避免给未成年人造成过大的精神压力。
二、教育、感化、挽救的原则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下一代接班人，是祖国的未来的希望，未来的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还要寄希望于他们，加上未成年人正处于生理和心理的成长阶段，具有非常强的可塑造性，因此在未成年人走入犯罪道路后，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应本着教育、感化、挽救的原则，以此原则为主导思想。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要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照顾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尊重其人格尊严，保障其合法权益。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不应简单的以惩罚为最终目的，而应以通过处理其案件使其认识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对其进行教育、感化、挽救，在教育他们接受法律的惩罚同时也要重新做人。
三、分案审理的原则
分案审理是指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案件时，应当把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分开羁押，分开审理。理由就在于未成年人正处于心理和生理的成长阶段，各个方面都还不成熟，其与成年人一起关押、管理、并案审理，未成年人就容易受到成年被告人的不良影响，也极有可能受到犯罪思想的进一步“污染”和“腐蚀”，将不利于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改造。因此，对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进行审理时，应将其与成年人分别羁押、分别管理、分别审理，给未成年人创造一个“干净”的环境，使其免受其他不良影响。
四、及时迅速审理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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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犯罪案件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日俱增，尤其是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的复杂性和严重性也是空前的，1797年《刑事诉讼法》已经不再适合当前社会的发展变化。
关于对未成年附条件不的概念，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观点。对于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要求检察官在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审查时，根据未成年人的犯罪情节、悔罪表现、及其犯罪性质的严重程度，附加一定的条件及其期限而决定暂时不对未成年人进行。[1]而是检察官依据犯罪嫌疑人在附条件的期限内的表现来决定是否对未成年人进行。附条件不的悔罪表现的条件，其中悔罪一方面是指未成年的犯罪嫌疑人向公安机关自首；另一方面是指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可能被判处刑罚的，但是有自首、立功等等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节的，可以按照附条件不制度进行处罚。另外，这样也可以控制检察人员对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二、附条件不的现实需要
近年来，关于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的年龄越来越低，未成年犯罪人数逐年增长这一问题在我国日益凸显，但是在这些犯罪嫌疑中主要以未成年人为主，由于他们年龄偏小，大多数的未成年所犯的罪行比较轻微，并且大多数犯罪嫌疑人在犯罪后都经过了学校、监护人、社会的教育，都承认了自己的错误，都有悔改的表现。[2]如果还对他们提起公诉，这样不仅增加了司法机关的重担，同时也给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留下了人生的污点，这样非常不利于他们回到社会重新开始，都会使得国家的负担加重和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而我国的未成年人附条件不正是把国外的暂缓制度及其各国的迟延再加上我国的实践经验，实现实体和程序的公正、保障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减少了司法机关的诉讼压力、预防未成年人再犯罪等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3]因此对于此类未成年人的轻微刑事案件，从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来看，的确没有提起公诉的必要。
众所周知，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已经设立了通过检察机关对未成年的犯罪嫌疑人在一定的条件下根据法律设定的条件和自身的行为准则对未成年人不的特殊程序。我国的刑事政策的执法理念是宽严相济，既适用于轻罪，也适用于重罪。而对未成年附条件不程序的设定，即体现了把宽严相济的执法理念落实，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打造了平台。
据统计，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刑事犯罪越来越多，大多数案件需要经过一审、二审、再审等程序，如果司法机关将一切犯罪，无论其具体情节的轻重，一律通过严格的程序、复杂的法庭审判，而这可能使国家的司法体系处于疲惫状态。如今，我国实施了对未成年附条件不的制度，实现了对司法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另外，各个国家的刑事诉讼法经过大量的实践表明，司法机关不可能做到对每件案件的追究及查明，国家对一些较大的、较严重的、影响较大的案件才会利用有限的司法资源进行追究。而我国设立的未成年附条件不的价值就在于在检察机关对未成年在决定时，将一部分刑事案件交给其他考察机关进行监督执行，使其不必进入复杂的审判程序，这不但为国家节约了司法资源，而且保护了未成年人。
三、未成年附条件不制度对未成年人的影响
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对未成年人贯彻附条件不的特殊制度，而这种制度符合我国宽严相济的政策，使得检察机关在惩办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可以合理适当地利用国家刑罚权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合理的裁判，这样不仅可以克服长期以来重罪需要轻判的矛盾，有利于更好地减缓刑事实体法中规定的重刑主义，保护刑事实体法的法律文化的合理性，[4]这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以及这一制度所体现的对人权的特殊保护。
在我国附条件不制度的适用以未成年人为主。如果不具备反对条件应当优先考虑该未成年人是否适合附条件不制度，这是基于从人道主义精神的中心思想来考虑的，在决定附条件不的时候，考虑案件的社会影响、犯罪人犯罪后的真心悔悟、对被害人的权益的补救。但是对一些累犯或者受过刑事处罚的犯罪人、国家工作人员、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或者军人而言，应当排除使用；附条件不制度应当在作出决定后，设置一定的考察期限，以确定考察期限届满后是否作出。在考察期限内或者考察期限届满，检察机关没有新的事实或者证据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这也符合一事不再理的原则的要求。
综上所述，由于我国关于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设立了特殊的诉讼程序，把我国各个地区对未成年犯罪案件做了统一的法律标准。但是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变化，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会越来越复杂，犯罪特征也将会是千奇百怪，因此，法官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要不断及时总结各地的经验，借鉴国外的先进制度，及时健全完善未成年人诉讼程序。
参考文献：
[1]杨松才.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专题研究.{M}.中国检察出版社，2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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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未成年人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的规定和意义
从立法精神上看，刑事诉讼法对逮捕措施的适用本身就有严格的限制，本次修法对强制措施方面做了重大修改，其中为严格限制逮捕的适用，减少审前羁押的比例也做了有针对性的修改，而对未成年人适用逮捕措施，其限制规定更为严格。这些修改进一步完善了逮捕制度，主要表现在：（1）新刑事诉讼法第79条对逮捕条件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将“社会危险性”细化为五种具体情形，完善了逮捕的条件，既增加了“应当逮捕”的适用情形，又将逮捕的适用区分为“应当逮捕”与“可以逮捕”两种。该规定为检察人员作出逮捕决定与否提供了具体可操作性的依据，有利于防止办案机关滥用羁押决定权，也有利于进一步统一法律适用，减少个案差异和干扰，维护司法统一。除此之外，新刑事诉讼法第269条规定，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新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规则》）还中除了原则性规定，还做出了有针对性的修改，第487条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审查逮捕案件，应当根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事实、主观恶性、有无监护与社会帮教条件等，综合考量其社会危害性，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488条还具体规定了应当不批准逮捕和可以不批准逮捕的情形，这些规定充分体现了刑事诉讼法关于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的精神。（2）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91条第2款，增加了逮捕后立即将被逮捕人送看守所羁押的规定，对刑事拘留也有做出相关规定。这些规定有利于对侦查机关讯问过程的监督，从而有利于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3）完善了审查逮捕程序， 新刑事诉讼法第86条，增加了审查逮捕时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诉讼参与人和听取律师意见的规定，第268条规定了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过程中，不仅要调查未成年犯罪的事实，还要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社会调查， 这些规定有利于检察机关加强证据审查，更加全面的了解案情，全面客观的做出逮捕与否的决定，同时也为教育改造未成年人确定有针对性的改造方案和方法，真正落实和保障人权。（4）增加了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于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这一制度加大了司法机关对未决羁押的审查力度，将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的审查从逮捕这一起点延伸到捕后羁押全过程，在保障诉讼的同时控制和减少羁押，打破“一捕了之”的实践困局。而对已批捕羁押但认罪态度好的轻罪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开展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尽可能地适用非羁押强制措施，有利于减少长时间羁押给他们带来的心理伤害和监管场所可能存在的交叉感染。（5）充分保障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赋予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一些特殊的诉讼权利：一是新刑诉法第267条的规定保证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获得辩护人辩护的权利；二是新刑诉法第83条，完善了拘留后通知家属和第270条未成年人讯问时必须应当通知法定人或其他人员到场的规定，同时规定讯问女性未成年人应当有女工作人员在场，《规则》第490条对上述规定进行了细化，弥补了未成年人诉讼能力的不足，有利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人及时了解未成年人的羁押状态和涉嫌的罪名，便于其及时行使诉讼权利；三是《规则》第491条基于未成年人身心特点规定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一般不得使用械具。
二、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规定的变化及对未成年人慎捕的意义
（一）新刑诉法对取保候审方面的修改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64条至第71条规定了取保候审制度，和旧法相比，主要完善了以下几个方面：（1）增加了取保候审的适用情形，扩大了取保候审的适用范围。一是对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分别作出规定。此次修法对这两种强制措施分别加以完善是立法上的进步，也是我国对司法实践中强制措施认识重大转变。二是对取保候审适用范围的调整，取消了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133条规定的人民检察院对需要逮捕而证据不充足的可以取保候审的规定，并集中在新法第65条规定取保候审的适用范围，特别是增加了第三项和第四项规定包括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怀孕或者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采取取保候审不至于发生社会危险性，以及对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取保候审措施的。这两项调整确定了适用取保候审的法定独立情形，使之不再附属于逮捕，有利于解决实践中司法机关不敢大胆使用取保候审措施的问题，有利于进一步发挥取保候审作为羁押替代措施的作用。（2）保证人保证义务的规定更加周延，新法将旧法中保证人“未及时报告”的违法行为修改为“未履行保证义务”，以促使保证人及时履行保证义务，增强取保候审的约束力与可执行性。（3）增加了司法机关可以根据案件情况要求被取保候审人遵守一项或者多项特殊规定，使得被取保候审人的义务多样化、个别化。该项修改，强化对犯罪分子的有效监管，特别是对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更有利于促进其教育矫正，防止其再次危害社会。（4）对保证金的规定进行了进一步扩充，一是明确了确定保证金数额时应当综合考虑的各种因素。二是增加规定了保证金的交纳与退还程序。三是肯定部分没收，保证金没收更加规范。除此之外，《规则》第90条更考虑到未成年人案件的特殊性，为更好的保证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对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的保证金数额进行了分别规定。（5）修改了违反取保候审规定的行为及处罚方式，同时增加规定了取保候审变更为逮捕前的先行拘留，进一步完善对违反取保候审义务的处理程序，保证诉讼的顺利进行。
（二）新刑事诉讼法对监视居住方面的修改
监视居住措施在司法实践中因存在诸多操作上的障碍，多年来适用率一直较低，即便适用也往往诶诟病为一种变相的羁押。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对于监视居住做了重大调整，从条文上作出了较大完善，有利于提高监视居住措施在今后的扩大适用。其修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调整了监视居住在强制措施体系中的地位，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确立了监视居住羁押替代性措施的地位；其次增加规定了监视居住独立的适用情形，使其与取保候审区别开来；（2）明确规定了监视居住的场所；（3）规定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中执行机关的告知义务；（4）明确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检察监督；（5）增加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限的折抵；（6）完善了被监视居住人监视居住期间应遵守的规定；（7）增加规定了监视居住的执行措施。[1]
（三）非羁押强制措施的修改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严格适用逮捕措施的意义
新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有利于司法机关依据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对其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大量的适用非羁押性替代措施，修改后的理论上总结的标准是，释放为原则，羁押为例外。[2]（1）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符合青少年犯罪的特点。由于青少年正处在心理和生理发育成长阶段，人格尚未完全塑造成型，其实施犯罪具有一定的突发性与偶然性，尤其在初实施犯罪行为后情绪比较紧张，无论是从保护未成年人身体健康，还是从实现教育、感化、挽救青少年的目的，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出发都应以不逮捕为原则。 （2）非羁押性强制措施更有利于“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的最终目的是使未成年人重新适应和回归社会，而这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家庭教育的支持与帮助。笔者认为，对未成年人采取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住处执行）有利于监护人履行监护义务，家庭教育功能的重新塑造。 （3）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广泛适用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符合我国人权法制建设的需要。《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要求各国的少年司法政策应努力减少司法干预和影响，因此我国扩大对未成年人适用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措施，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有利于更好的维护未成年人的基本权利。 （4）对未成年人适用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风险较低，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不至于发生严重的后果。一是因为大部分未成年人罪行较轻，又具备法定从轻或减轻的情节，逃避审判的可能性较小。二是未成年人社会阅历较浅，主观恶性小，容易教育感化，接受司法机关的讯问后在很大程度上已能反省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继续作恶的可能性很小。三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对家庭教育的失败也有深刻的体验，心理上有迫切重新塑造家庭教育功能的需求，在实际行动中也会严密的监控未成年人，防止未成年人潜逃或者重新犯罪，以争取一个有利的处理结果。四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能够有效消除或减少社会危害性。社会危险性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继续危害社会或他人、妨害刑事诉讼程序正常进行的一种或然性，它属于一种对尚未发生事实的预测。[3]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具备有效监护和社会帮教措施，没有社会危害性或社会危害性小，不逮捕不至于妨害诉讼正常进行。
三、未成年人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制度的延伸
（一）加强检察机关对于未成年人羁押必要性的审查机制
新刑诉法修改后，增加了开展审查逮捕阶段听取律师意见和捕后逮捕羁押必要性审查的规定，进一步提高了羁押审查的全面性和科学性，特别对于严格限制对未成年人适用逮捕措施具有重要意义。在贯彻这些规定的过程中，笔者认为应当做到：一是准确理解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有逮捕必要”的条件。对于涉嫌故意犯罪，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一般认为有逮捕必要，同时要求公安机关随案移送证明有逮捕必要的证据材料。需要强调的是根据新刑诉法第79条“…或者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予以逮捕”的规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曾经实施故意犯罪而再犯或者身份不明的，应当予以逮捕。二是准确理解“无逮捕必要”的条件。认为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具备诉讼保障条件、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的，不具有社会社会危险性或者社会危险性不大的，一般认为无逮捕必要。三是切实开展捕后继续羁押必要性评估审查工作。根据新刑诉法第93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未成年人被适用逮捕措施的，检察机关要从人权保障出发，开展继续羁押必要性审查，对不需要羁押的，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必要羁押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带来的不利后果。
（二）建立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的社会调查机制
在审查逮捕程序中，注重对未成年人犯罪事实、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的全面调查，对于为教育改造未成年人，慎用逮捕措施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点来完善社会调查机制在审查逮捕中的作用：一是建立未成年人羁押必要性社会评估机制。根据未成年人个人、学校、家庭、社区多方面的情况进行全面、综合的评估，必要时检察机关可以提前介入的形式将羁押必要性评估提前到侦查阶段，引导侦查人员调取羁押必要性证据。二是强化侦查机关和律师的调查取证机制。推动公安机关全面收集未成年人羁押必要性的证据材料，也可以发挥律师的调查取证作用。三是完善委托调查取证机制。虽然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八条将社会调查主体确定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但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等“六机关”《关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的若干意见》规定：“社会调查由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的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部门负责。”结合新刑事诉讼法和“六机关”的规定，笔者认为，为提高证据的公信力，在进行社会调查时，司法机关可以委托调查的方式开展此项工作，并通过对社会调查报告的审查复核来体现主体职能。
（三）积极开展未成年人轻微刑事案件和解机制
近年来，刑事和解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探索可谓是遍地开花，很多省、市、地方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均有开展。而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工作历来是刑事司法改革的试验田，刑诉法修改后，规定了公诉案件刑事和解程序，但并未区分成年人案件和未成年人案件，因此未成年人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也必须遵循新刑诉法的规定：一是未成年人案件刑事和解适用的案件范围应当严格遵循新刑诉法第277条的规定。同时对于法定范围外的未成年人案件，虽然不能依法适用刑事和解程序，但对于确给被害人造成损失的案件，也应当积极开展促赔工作，敦促加害人退赃、退赔，以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更好的化解社会矛盾。二是未成年人刑事和解也应严格适用的条件，即①案件事实已经查明，证据确实充分，能够证实加害人构成犯罪。②加害人做有罪答辩，认罪态度良好，确有悔改表现。③双方当事人自愿。三是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的结案方式。在侦查阶段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的，公安机关可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采取非羁押措施，并在移送审查时提出从轻处理的建议，对不适宜采取非羁押措施的，应尽快移送审查逮捕或审查；审查逮捕阶段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检察院可依法作出不予批准逮捕决定，对不符合不予批准逮捕条件的，应当建议公安机关尽快移送审查；在审查阶段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检察院可依法作出附条件不或相对不决定，对必须移送的案件，应当提出从轻处理的量刑建议；人民法院对已经达成刑事和解的未成年人应当从轻处罚，尽可能适用非监禁刑。
实行未成年人轻微刑事案件和解，有利于对未成年人严格限制逮捕的适用，司法机关应当积极创造有利条件，促使案件双方当事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化解矛盾、达成和解协议。在双方真诚和解的前提下，检察机关对情节比较轻微、主观恶性较小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实施轻缓的刑事政策，可捕可不捕的坚决不捕、可诉可不诉的坚决不诉，以最大限度地挽救教育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注释：
[1]摘自《法制日报》2012年3月21日“刑诉法修改中强制措施的变动与争议”。
[2]宋英辉、甄贞：《未成年人犯罪诉讼程序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7页。
[3]林兆波、王砚图《取保候审制度存在的缺陷及出路》，陈卫东主编《保释制度与取保候审》第352页。
参考文献：
[1]宋英辉、甄贞：《未成年人犯罪诉讼程序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课题组：《未成年人审前羁押审查制度研究》，载《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前沿理论研究》。
[3]陈岩：《刑诉法修改中强制措施的变动与争议》，载《法制日报》2012年3月21日版。
[4]林兆波、王砚图《取保候审制度存在的缺陷及出路》，陈卫东主编《保释制度与取保候审》。
[5]孙洪坤、汪振林：《西方国家审前司法审查制度比较研究》，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3 年2月第1 期。
篇12
二、必须正视的冲突：法律规范面临的适用难题
总体来看，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未成年人诉讼程序的规定相对比较粗糙，可操作性不强，适用时除了面临一些内部程序上的检视与质疑外，还有诸多刑事司法体系外部的问题亟待解决。如果这“一内一外”两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造成规范与实践的冲突，并最终导致规范的虚置和适用无序。
（一）法律规范的局限性是冲突产生的根源
社会在不断发展，人的观念也在不断变化，法律与事实、规范与实践之间的不和谐性是固有的，这是由法律规范的局限性决定的。即使是“新出炉”的法律规范也不能保证与当下的社会事实完全符合，也不能保证在实践中毫无障碍地适用，这种困境已经开始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中显现，必须通过后天的矫正和完善予以解困。
（二）相关制度未进行细致规定是产生冲突的直接诱因
笔者结合实践反馈，主要以以下三个制度的适用情况为例进行说明：
1.未成年人附条件不制度。该制度的设立是恢复性司法的具体体现，有助于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和挽救，从具体操作层面看，法律规定在“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情况下才可以适用，但实践中发现，不同的办案人员及办案风格，对于同样的案件可能出现不同的量刑，从而导致该制度适用上的随意性。同时，法律对所附“条件”、考验期内未成年人的矫正方式及撤销后程序设计等方面都未加以细化，给制度适用带来困难。
2.情况调查制度。未成年人情况调查制度是刑事司法在未成年人犯罪领域的一项新举措，但在具体司法实践中仍存在一些适用困境。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68条只是规定了调查主体和调查范围两方面的内容，而关于调查方式、手段、措施，调查启动的时间，调查人参与诉讼的方式、时间、诉讼地位、权利、义务等诸多重要问题均无明确规定。这一方面会使情况调查工作存在重复调查和相互推诿等情况，另一方面基于各个调查主体角色本能的不同，在调查内容方面可能各有侧重，造成调查结果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必将引讼各方相互质疑、争辩，使情况调查制度难以发挥其积极作用。
3.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该制度的出现基于“少年权益最大化”理念，但规范设计上的笼统必将给实践带来困惑：在侦查阶段遇到一时不能确定犯罪嫌疑人年龄，或通过鉴定发现该犯罪嫌疑人年龄在18周岁上下的情形时，侦查机关是否应当通知合适成年人到场？对于知道或应当知道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司法机关在讯问时未通知合适成年人到场的，取得的证据是否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可见，统一适用标准的缺失将可能出现“同案不同办”的现象，使该制度在实践中的效力大打折扣。
4.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该制度在适用中存在的困难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缺乏操作细则，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封存涉及户籍、学籍、档案等多部门，操作起来比较复杂，犯罪记录封存难以一蹴而就；二是未成年人前科评价体系应当包括刑事、民事、行政甚至社会非规范性评价，但该制度中设有但书条款，授权有关单位依法查询，有可能造成犯罪记录的外泄，使该制度无法在社会评价体系中获得实质效力。
（三）机构专门化的不同步将减弱规范的适用效果
为有效解决原有司法机构设置和工作模式制约未成年人工作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2006年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颁布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这两个司法解释中，在机构模式上都要求设置专门工作机构或工作小组，条件不具备的也应指定专人负责。虽然“两高”通过司法解释细化了机构专门化或人员专业化的规定，但从全国情况来看，这一规定在司法实践中的落实情况参差不齐，一些地区的法院至今没有单独设置少年刑事审判庭，公安、检察机关没有建立与之相配套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处理机构。还有些地区虽然设立了机构但并无独立的工作地位，如目前有些地区检察机关的未检部门只有公诉权而没有审查逮捕权，不能独立地行使其专属工作职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机构建设步伐的不同步，直接导致的后果是在侦查、批捕、审查、审判、羁押服刑和矫正帮教等阶段，不同参与方在工作理念、适用标准、执法方式上的差别很大，各部门各单位间缺乏统一规范的沟通平台，难以形成工作合力，直接影响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在实践中的适用效果。
三、利益的权衡与选择：四大指导原则
如何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并保证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有效适用，在社会观念中得到认可，这是各级司法机关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笔者认为，要解决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中规范与实践之间的价值冲突，应以下基本原则为指导：
（一）严格依法原则
法律必须得到普遍的尊重和遵守，这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所谓严格依法原则，是指各级司法机关应当严格执行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这既是司法机关贯彻程序法定原则、落实程序制裁理念、确立刑事诉讼法权威的重要表现，也在根本上迎合了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将未成年人特别程序单列为篇的根本动因。
（二）细化区分原则
实践证明，未成年人犯罪有其特殊性，承认这一点，就需要制定特殊的刑事司法制度，要有专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对未成年人实行非刑化、轻刑化、非监禁化的司法保护，不仅可以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保证法律对他们处理的公正合法性，同时也有助于对他们的教育、感化和挽救。因此，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引下，应当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实行有别于成年人的刑事司法制度，如实行“宽严相济、以宽为先”的刑事政策、有限的定罪范围、不完全的刑事责任、减弱的刑罚制裁、刑罚为辅的干预手段以及专门化的处理机制和程序。
（三）适度扩张原则
适度扩张的对象专指未成年人的权益。无论是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还是相关司法解释中关于未成年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制度规定，均有一定可扩充的空间。例如，在未成年人出庭作证问题上，针对启动程序、出庭范围、询问方式、保证机制等方面并无具体的规定。笔者认为，可以由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活动中基于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需要，作适当的制度尝试。但要注意的是，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活动中权利的扩张及探索必须以严格依法原则为基础，在不损害法律规范权威的前提下进行。
（四）最佳效益原则
一般地讲，一定效益的产生或获得总是以一定成本的支出作为前提和代价，在规范与实践之间产生冲突时，有必要对各种选择进行成本权衡，选择最佳效益是人类行为的重要原则，也是解决价值冲突的核心原则。对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的理解，至少应当涵盖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应当关注未成年人本身的愿望或要求，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个体理解，而不是作为家庭或者学校的附属部分；二是在未成年人利益与其他个体利益甚至局部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考虑未成年人生存、学习需要。如关于未成年人作证问题，既不能片面考虑未成年人利益而拒绝全部作证要求，也不能为实现一个具体案件的公平正义而损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而应在两者间寻找平衡点，尽可能在保证未成年人不受伤害的情况下参与庭审质证（该原则已经在“未成年被害人证人一般不通知其出庭作证”的司法解释中得到了体现）。
四、对接体系的构建：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之策
对法律规范的理解不应是对抗性的，而应该是合作性的；对法律规范的适用不应是擅断性的，而应该是合法性的。法律规范与实践之间的矛盾冲突是客观存在的，两者之间的对接是运用法律解决社会冲突事务的必要途径。
（一）以司法解释为路径
相较于法律规范严格且需时日的过程性操作，我国司法解释具有灵活、务实、针对性强的特点，运用得当可以巧妙地化解规范与实践之间的冲突。例如，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未成年人出庭作证制度、前科消灭制度及情况调查制度的规定较为笼统，曾引来学界和实务界人士的热烈探讨。2012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司法解释，针上述三项制度在实践中的困惑和问题，对其适用范围、操作程序等方面作了进一步完善和细化，在推动制度规范顺利实施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由此可见，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发展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开了一个好头，但完整、完善、高效的制度的建立仍需要较长时间的努力探索，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应充分重视通过司法解释的管道来达到理想与现实、规范与实践之间的对接，充分发挥司法解释功能，寻求正义实现的科学路径。
（二）以改革探索为方向
通常来讲，规范与实践的关系是先由立法机关出台法律规范，再由司法机关去适用法律。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实务部门调研工作的广泛开展，许多地区的司法机关开始主动进行一些改革探索，然后再推动成果的政策化、制度化。因此，可积极探索未成年人犯罪司法工作新途径，大胆地进行改革试验，是司法机关推动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不断进步的努力方向。
（三）以辅助制度为补充
篇13
在刑事诉讼不同阶段面临适用法律上的不平等表现之一,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权利的保护条款,立法采用了选择性的关键词语。
(一)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第二款:“对于不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第九十八条第二款:“询问不满十八岁的证人,可以通知其法定人到场。”探究立法本意,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由于年龄小,对社会的了解、对事物的认识,思想的表达、处事能力等,都受到一定限制,心理承受能力更大大低于成年人,不具有完全的责任能力,在正确表达个人意见、充分行使诉讼权利方面有可能受到一定限制,因此做出这样的保护性规定。笔者认为,从加强司法保护的立场出发,应对“可以”做出有利于未成年人的理解,除法定人到场有碍问话或是加大未成年人心理压力和法定人明确表示放弃此权利的情况外,法定人均应到场,同时要对第一种情况严格把握,以防司法机关滥用。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一些司法人员则更愿意把“可以”理解为“也可以不”。据笔者所调查、接触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近百件,只有极少数案件公安机关在询间未成年证人、被害人(多为奸案中被害人)时法定人到场。讯间犯罪嫌疑人时法定人在场的情况则更是风毛麟角。有这样的案例,在庭审中,辩护人以这两款条文指出侦查、机关在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时法定人不到场,取证程序违法,法庭不应采信。公诉人同样引用这两款条文反驳。法庭最终采用了这些法定人未到场所取得的证据。同样的依据和理由,辩护意见却在强大的国家职能部门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和不堪一击。这样的案例,对国家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的意图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