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出口贸易含义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碳排放国。国际能源机构（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在《世 界能源展望2006》一书中指出，如果不采取有力的政策措施，中国可能在2010年前超过美国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而来自荷兰环境评估署（Netherlands EnvironmentalAssessment Agency）的一份报告则指出，如果只计算化石燃料燃烧和水泥生产所产生的二 氧化碳，中国2006年的排放量为62亿t，已经超过美国的58亿t而居全球第一位 。 尽管这 一数字的真实性还有待商榷，但中国的碳排放量基数大且在迅速增长却是不争的事实。中国 正受到越来越大的国际碳减排压力。长期以来，我国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一直坚持三个论点，即不仅看排放总量，还要看人均 排放量；不仅看当前的排放量，还要看历史累积排放量；不仅看排放的数量，还要看国家发 展的阶段。在2007年6月《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新闻会上，国家发改委 主任马凯发表了第四个论点，即不仅看本土排放，还要看转移排放。“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 产业分工日益深化的大背景下，一国生产的产品要在多国去消费，一个国家又要消费多个国 家的产品。所以，生产、出口高耗能、高排放产品的国家，要承担本应在进口国排放的二氧 化碳，而进口消费这些产品的国家，在他们的排放总量的计算中，却没有计算这部分产品的 排放量”。“拿中国来说，直接出口的，去年出口钢材2 500多万t,焦炭1 400万t左右。这 里面都包含了很多的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这还不算，我们还出口了大量的机械产品， 里面也有能源消耗，这相应地增加了中国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减少了进口国的二氧化碳的 排放量”。 改革开放以来，国际贸易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作为融入经 济全球化的 重要标志，中国外贸总额从2000年的4 700亿美元一路攀升，到2006年末，已达17 600亿美 元 ，在出口额和进口额高速增长的同时，出口增速高于进口，导致1994年以来贸易顺差持续增 长。近年来，更由2000年的241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1 775亿美元，2007年贸易顺差更达26 22亿美元。在目前的产业分工中，发达国家处在产业链的上端，出口产品以高技术和服务业 为主，碳排放量相对较低；而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品则以低端产品为主，碳排放量较高。对 我国这样一个出口低端产品，却有巨大贸易顺差的国家来说，通过国际贸易，为其他国家转 移排放的二氧化碳量相当可观。如何定量估算这些转移排放？这些转移排放对我国及世界有 什么影响？本文将在这方面展开研究。
1 隐含碳
任何一种产品的生产，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产生碳排放。为了得到某种产品，而在整个生产链 中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称之为“隐含碳”。从对外贸易的角度上来说，“隐含碳”和“转移 排放”的含义基本相同，但“隐含碳”更具有科学性。在国际上的相关学术研究中，隐含碳 被称之为“Embodied Carbon”。Embodied概念由来已久。早在1974年，国际高级研究机构 联合会（IFIAS）能源分析工作组的一次会议就曾指出，为了衡量某种产品或服务生产过程 中直接和间接消耗的某种资源的总量，可以使用“embodied”这一概念；原则上，“embodi ed”后可加任何资源的名称，如土地、水、劳动力等（Brown and Herendean,1996）。之后 ，为了衡量各种生态产品生产过程中直接和间接消耗的太阳能的量，以便衡量生态产品的价 值，Odum等人提出了“emergy”（国内译为“能值”）的概念（Odum,1983;1996;1998）。 20世纪90年代，Tony Ally 将embodied概念用到了水资源研究当中，提出了“虚拟水”（vi rtual water）的概念，其意义为某种产品或服务生产过程中直接和间接消耗的水资源的量 齐?晔等：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隐含碳估算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8年 第3期（Allan,1997）。同样在20世纪90年代，加拿大生态经济学家Wiliam和其博士生Wackernage l提出了一种度量可持续发展程度的方法，它是一组基于土地面积的量化指标，他们将其命 名为“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其含义为人类生活直接和间接占用的各种生 态产品（如化石能源地，可耕地，牧草地，森林，建成地，海洋）的面积（杨开忠等,2000 ）。本质上讲，从“能值”概念到“虚拟水”、“生态足迹”，都是embodied概念的发展。
Embodied核算和投入产出经济学极其相似，因此，投入产出经济学中的许多概念被应用到em bodied分析中（Brown and Herendean,1996）。20世纪90年代以来，利用投入产出表，结合 “embo died”概念，学者们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从研究区来看，涉及到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有：欧 盟（Reinders et al,2003;Ahmad and Wyckoff,2003）、日本（Ackerman et al,2007;Kond o et al, 1998）、巴西（Tolmasquim and Machado,2003;Schaeffer,1996;Machado et al, 2001）、挪威（Peters and Hertwich,2006）、意大利（Mongelli et al,2006）、芬兰（M aenpaa and Siikavirta,2007）、西班牙（Sanchez and Duarte,2004）、澳大利亚（Lenze n,1998）、维也纳（Thi and Ishihara,2006）、中国台湾地区（Chang and Lin,1998）、 中国 大陆（Li et al,2007;Shui and Harriss,2006; 周志田,杨多贵,2006;刘峰,2007）等。从 研究的对象来看，主要集中在贸易中的隐含能（周志田,杨多贵,2006;刘峰,2007;Tolmasqui m and Machado,2003;Machado et al,2001; Mongelli et al,2006; Thi and Ishihara,200 6; Li et al,2007）、隐含碳（Ahmad and Wyckoff,2003;Ackerman et al,2007; Tolmasqu im and Machado,2003;Schaeffer,1996;Machado et al,2001; Mongelli et al,2006;Maenp aa and Siikavirta,2007;Sanchez and Duarte,2004; Shui and Harriss,2006）、隐含污 染物（Peters and Hertwich,2006），也有一些文献研究国内最终消费中的隐含能（Reinde rs et al,2003;Ahmad and Wyckoff,2003）、隐含碳（Maenpaa and Siikavirta,2007；Len zen,1998），或隐含碳对国内碳排放的影响（Kondo et al, 1998）。
关于我国国际贸易中的隐含碳，国内外研究甚少。仅见于Shui and Harriss的工作（Shui a nd Harriss,2006）。他们利用Economic Input OutputLife Cycle Assessment软件中提 供 的美国对华出口货物的碳排放系数，以此为基准估计了中国对美出口货物的碳排放系数，进 而计算了1997-2003年中美贸易中的碳排放，指出，我国碳排放总量的7%～14%间接出口到美 国并最终被美国人所消费。该文仅研究了中美贸易间的隐含碳，揭示了一些重要问题，但对 于我国这样一个贸易大国来说，研究是不全面的。
2 方法和数据
2.1 计算方法理论上讲，进出口贸易中的隐含碳可以表示为：
其中，C为进口或出口贸易中的隐含碳总量，Mi为第i种进出口商品的价值量，该数据为海 关 统计量，θi为第i种进出口商品单位价值中包含的隐含碳，即碳耗系数。商品生产过程中 的隐 含碳主要包含两个部分，即燃料燃烧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和工农业生产过程所排放的二氧 化碳，如水泥生产等。对于大部分商品来说，燃料燃烧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是最为重要的部分 。因此，θi可用下式来近似计算：
θi=E固×α固＋E液×α液＋E气×α气（2）
其中，E固、E液、E气为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固体能源、液体能源和气体能源的量， 单位为焦耳；α固、α液、α气为固体、 液体和气体能源各自的碳排放系数，单位为千克碳当量/109焦耳。α固、α液、α 气分别取值为24.79，19.89，13.96（中国气候变化国别研究组，2000）。
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应用“投入产出法”来计算消耗系数。投入产出法涉及的概念较多， 与本文相关的主要有直接消耗系数和完全消耗系数。直接消耗系数反映了部门之间的直接经 济技术联系。第j部门生产单位产品直接消耗第i部门的产品数量，称为j部门对i部门的 直接消耗系数，记为aij，则
所有aij构成直接消耗系数矩阵A，A可由投入产出表直接计算得出。
完全消耗系数通常记为bij,它是指第j部门每提供一个单位最终产品时，对第i部门 产品和服务 的直接和全部间接消耗之和。所有的完全消耗系数bij构成完全消耗系数矩阵B。A和 B之间有如下关系：
根据上式，可求出各部门对一次能源部门的完全消耗系数，进而得出该部门每生产单位价值 的产品所需要的固体燃料、液体燃料和气体燃料的价值量。根据一次能源部门的产值―实物 转换系数，可求得该部门最终产品对固、液、气各燃料的实物消耗量。结合式2，可求出各 部门产品的碳耗系数，即θi。
2.2 相关技术处理
尽管理论上较为完备，但在应用上述方法计算我国对外贸易中的隐含碳的实际操作中，仍然 存在一些技术上的问题，针对出现的各种问题，本文作了如下处理：
(1)1992年以来，我国海关采用HS编码体系（The Harmonization Code System）来对进出口 商品进行编码、分类和统计。HS码共有22大类98章，每章包括几十甚至上百种商品类型。受 现有技术条件和资料水平的限制，不可能以具体商品为单位来计算隐含碳进出口。因此，本 文选择HS码二级分类作为本研究的基本商品分类，共98类。
(2)我国现有的最新且最为详细的投入产出表为《2002年中国投入产出表》（国家统计局国 民经济核算司，2006），该表包括122个部门。该表中的部门分类与海关进出口统计中的HS 码分类不一致，在对应上存在一定困难。本文以HS码二级分类为基本分类，根据投入产出表 中得出的122部门产品的碳耗系数，依照典型商品对应的原则，确定了98类商品的碳耗系数 。
(3)理论上讲，从不同国家进口的商品，其碳耗系数应根据不同的投入产出表来计算。但是 ，我国的贸易国有近百个，一一根据投入产出表来确定其各类商品的碳耗系数难度较大。同 时，在获取我国和各贸易国之间的进出口数据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出于简化的目的，本 文选择日本作为进口国家的代表来计算进口货物的碳耗系数。选择日本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在各主要贸易国中，日本在节能方面的技术水平最为先进，日本的碳耗系数低于欧美 等发达国家，依据日本计算得出的隐含碳进口量可视为我国隐含碳进口量的下限（亦即我国 净出口隐含碳的上限），这对于正确认识我国贸易中的隐含碳具有重要意义；其次，日本是 我国重要的贸易伙伴，是我国最大的进口国家。从日本进口的商品，主要为机械、电子类商 品，在我国进口商品中较为典型。
(4)依据《2002年中国投入产出表》计算得出的碳耗系数仅代表2002年水平。如果应用技术 方法将投入产出表调整到2002年之外各年，所需要的数据量和工作量都将十分庞大，短时间 内无法完成。为了简化计算，本文对基准年之外其他年份的碳耗系数，作了技术水平、价格 指数和汇率三个方面的修正（见表1）。
(5)对于涉及到二次能源的部门，如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炼焦业、石油和核燃料加工 业、电 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等，利用投入产出法计算得出的碳耗系数，实质上包含两个部分，即 ：这些部门产品本身所具有的能源可能排放的二氧化碳（尚未燃烧排放），和生产这些产品 过程中消耗的能源所排放的碳。其中，第二部分为该部门产品的隐含碳。
(6)以国内消耗系数计算出口，国外消耗系数计算进口的方法，适用于一般贸易，在加工贸 易方面会有较大偏差。 以中国和日本为例，日本生产的产品进入中国，中国加工后再销往他 国。为了简单起见，设中国加工过程中没有实现增加值，也没有消耗能源和排放温室气体。 以该方法计算的结果，出口产品的隐含碳高于进口产品。但事实上，二者 应该相等。由于缺 乏加工贸易进出口货物的详细 资料，本文对加工贸易作了如下处理：采用中国消耗系数计算 加工贸易中的隐含碳净出口，以日本消耗系数计算加工贸易中隐含碳的进口量，以净出口和 进口的和来计算隐含碳总出口。加工贸易进出口数据来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
3 结 果
3.1 中国国际贸易中的隐含碳净出口估算上限如前所述，理论上讲，从不同国家进口的商品，其碳耗系数应根据不同的投入产出表来确定 。但是受资料的限制，我们目前还不能对所有贸易国展开分析。在中国的诸多贸易国中，日 本的能源利用效率最高。选择日本产品的碳耗系数作为所有进口产品的碳耗系数，计算结果 可视为我国贸易中的隐含碳进口下限。同时，以中国的投入产出表和出口数据为基础，计算 了我国贸易中的隐含碳出口量(见图1)。图1中，隐含碳进口线为我国的隐含碳进口下限，实 际情况可能高于该线。隐含碳出口线则接近实际，但受加工贸易的影响，实际情况可能 比此线略高。灰影部分表示隐含碳净出口量，其值可视为我国的隐含碳净出口上限。为了方 便比较，列出了1997-2006年我国的碳排放情况(见图2)。可以看出，1997-2002年，我国的 碳排放是一个缓慢增长的过程，2003年之后增长加速。
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1997-2006年，我国进出口产品中的隐含碳都在逐年增加，但出口 产品中的隐含碳总量大于进口产品中的隐含碳总量。通过隐含碳的形式，中国实际上为国外 排放了大量的碳，且有逐年增加的趋势。1997-2002年隐含碳净出口量占当年碳排放总量的1 2%～14%，2002年之后迅速增加，到2006年，该数字已达29.28%。1997-2006年累计隐含 碳净 出口达1 821 Mt碳当量，超过2006年全国碳排放总量。与隐含能相比，隐含碳净出口占当年 碳 排放的比例，比同期隐含能净出口占当年能源使用总量的比例要略高，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 能源使用结构以煤为主，同能效情况下碳排放要略高。
3.2 中国国际贸易中的隐含碳净出口估算下限
中国的主要贸易国包括美国、日本、欧盟等，这些国家的能源效率都高于中国。用中国的技 术水平和能源使用结构计算出的隐含碳进口量，可视为我国的隐含碳进口上限（即假设进口 产品都在中国生产）。同时，该计算结果也 反映了进出口贸易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这是因 为：对于一件无差异商品来说，通过从发达国家进口，可以节约相当于我国同产品碳耗水平 的能源，从而减少了相当于我国同产品碳耗水平的碳排放。因此，用中国技术水平估算进口 产品中的隐含碳，除了可以估算隐含碳进口上限，对分析进出口贸易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也 具有重要意义。
图3表示了中国贸易中的隐含碳净出口估算下限。图3中，隐含碳进口线为我国的隐含碳 进口 上限，实际情况低于该线。隐含碳出口线则接近实际，但受加工贸易的影响，实际情况可能 比此线略低。灰影部分表示隐含碳净出口量，其值可视为我国的隐含碳净出口下限。
从图3可以看出，即使保守估计，我国仍为隐含碳净出口国。1997-2004年，隐含碳净出口占 当年碳排放总量的比例在0.5%～2.7%之间，2004年之后迅速增加，2006年该数字达10%左右 。 保守估计和乐观估计表现出了相同的增长趋势。但保守估计和乐观估计之间差别较大，这从 侧面反映了我国能耗水平、碳耗水平达到日本时的节能潜力和减排潜力。
4 结论和讨论
4.1 近年来我国碳排放总量的飞速增长与日益扩大的贸易顺差密切相关1997-2006年，中国存在大量的隐含碳净出口，2003年以后增长明显。保守估计下，2006年 的隐含碳净出口量占到当年碳排放总量的10.32%；乐观估计下，这一数字达29.28%。中 国碳 排放总量的快速增长和贸易顺差的日益扩大是一致的。这些增长的碳排放所创造出的经济 成果，有很大一部分被外国人所占有和消费。中国承担了本应进口国承担的碳排放量。
4.2 受资料的限制，本文仅估算了隐含碳净出口的上限和下限 ，但这对于全面认识我国的碳排放具有重要意义要做到隐含碳的准确计算，除了需要双边贸易的详细数据之外，还需要各贸易国当年的投入 产出表。一般来说，大部分国家的投入产出表每5年更新一次，要了解其他年份的投入产出 情况，需要采用一定的技术手段，需要投入大量的工作。除此之外，本文还采取了许多近似 方法来简化计算过程，这也给计算结果带来了一定误差。尽管离准确计算还有一定差距，但 通过上限和下限，揭示了我国隐含碳净出口的一些基本情况。
4.3 以价格为基础的投入产出法，扭曲了各国技术方面的真实差异，这 是投入产出法的一个重要缺陷这种假设实际上以碳排放增加为代价掩盖了高额的增加值。以价格为基准的投入产出法，不 能反映各国能源效率方面的真实差异。如果对每一类产品均采用购买力加权（Purchasing P ower Parities，PPP）方法加以改进，该缺陷可能会有所改善。
4.4 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是温室气体排放的受益者，都应该对气候变化 负责自1972年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提出“污染者负担原则（Polluter Pays Principle ）”以来，污染者付费已成为国内外在治理环境问题上的一个基本原则。然而，在气候变化 问题上，这一原则并不适用。发达国家为了降低其碳排放和改善环境，往往将高能耗高排放 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将发展中国家装扮成“生产者”的模样。这种情况下，只要 求生产者付费是不合理的。作为受益者，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应该对气候变化负责。
4.5 发达国家技术水平较为先进，生产低能耗低排放产品；发展中国家 技术水平较低，却生产高耗能高排放产品，这种分工增加了全球碳排放 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表明，世界上劳动生产率不同的国家， 通过国际商品交换，都能给交换的双方在经济上带来利益。即使在各个生产领域生产率都比 较低的国家，通过生产和出口那些自己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仍然可以获得利益。遗憾的是 ，在双方都获得利益的情况下，环境受到了损害。既然不能由发达国家来生产全部产品，那 么，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必要的技术转让或援助，对于全球环境来说，就显得非常必要 。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2002年中国投入产出表［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National Accounts Division,2002 China Inputou tput Table［M］.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2006.］
［2］刘峰.中国进出口贸易能源消耗问题的研究［D］.北京：清华大学，2007. ［Liu Feng. Re search on Energy Consumption of Trade in China［D］.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 y, 2007.］
［3］杨开忠，杨咏，陈洁.生态足迹分析理论与方法［J］.地球科学进展，2000,(15): 630 ～636. ［Yang Kaizhong, Yang Yong, Chen Jie. Ecological Footprint Analysis: Co ncept, Method and Cases［J］. Advance in Earth Science, 2000，(15): 630～636.］
［4］周志田，杨多贵.虚拟能――解析中国能源消费非常规增长的新视角［J］.地球科学进展， 2006,(21):320～323 ［Zhou Zhitian, Yang Duogui, Virtual Energy：a New VisualAngle to Analyze the Hypernormal Growth Rate of Energy Consumption in China［J ］. Advances in Earth Science, 2006,(21):320～323.］
［5］中国气候变化国别研究组.中国气候变化国别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 0. ［Group on China Country Studies on Climate Change. China Country Studies onClimate Change［M］.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2000.］
［6］Ackerman F, Ishikawa M, Suga M. The Carbon Content of JapanUS Trade［J］.Energy Policy, 2007, 35(9): 4455～4462.
［7］Ahmad N, Wyckoff A W.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Embodied in International T rade of Goods［EB/OL］. OECD Publications, 省略/sti/workingpape rs,2003.
［8］Allan J A. Virtual Water: a Long Term Solution for Water Short Middle Easte rn Economic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997 British Association Festival of Scienc e［M］. Leeds: University of Leeds Press, 1997, 24～29.
［9］Brown M T, Herendeen R A. Embodied Energy Analysis and EMERGY Analysis: a C omparative View［J］. Ecological Economics. 1996, 19(3): 219～235.
［10］Chang Y F, Lin S J.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of Industrial CO2 Emission in Tai wan:an Inputoutput Approach［J］. Energy Policy, 1998,(26):5～12.
［11］Kondo Y, Moriguchi Y, Shimizu H. CO2 Emissions in Janpan: Influences of Importand Export［J］. Applied Energy,1998,(59):163～174.
［12］Lenzen M. Primary Energy and Greenhouse Gases Embodied in Australian Final Consu mption: an Inputoutput Analysis［J］. Energy Policy, 1998, 26(6): 495～506.
［13］Li H, Zhang P D, He C Y, et al. Evaluating the Effects of Embodied Energy in In ternational Trade on Ecological Footprint in China［J］. Ecological Economics, 2 007,(62):136～148.
［14］Machado G, Schaeffer R, Worrell E. Energy and Carbon Embodied in the Inter national Trade of Brazil: an Inputoutput Approach［J］. Ecological Economics,2001, 39(3): 409～424.
［15］Maenpaa I, Siikavirta H. Greenhouse Gases Embodied in the International Tr ade and Final Consumption of Finland: an Inputoutput Analysis［J］. Energy Pol icy, 2007, 35(1): 128～143.
［16］Mongelli I, Tassielli G, Notarnicola B. Global Warming Agreements, Interna tional Trade and Energy/Carbon Embodiments: an Inputoutput Approach to the Ita lian Case［J］. Energy Policy, 2006, 34(1): 88～100.
［17］Odum H T.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Em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cision Maki ng［M］. New York: John&Wiley,US，1996.
［18］Odum H T. Selforganization, Transformity and Information［J］. Science,1998,(242): 1132～1139.
［19］Odum H T. Systems Ecology: An Introduction［M］.New York: John&Wiley,US,1983.
［20］Peters G P, Hertwich E G. Pollution Embodied in Trade: The Norwegian Case ［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06, 16(4): 379～387.
［21］Reinders A H, Vringer K, Blok K.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Energy Requiremen t of Households in the European Union［J］. Energy Policy, 2003, 31(2): 139～153 .
［22］Sanchez C J, Duarte R. CO2 Emissions Embodied in International Trade: Ev idence for Spain［J］. Energy Policy, 2004, 32(18): 1999～2005.
［23］Schaeffer R, De S A. The Embodiment of Carbon Associated with Brazilian Im ports and Exports［J］. Energy Conversion and Management, 1996, 37(6～8): 955～9 60.
［24］Shui B, Harriss R C. The Rrole of CO2 Embodiment in USChina Trade［J］ . Energy Policy, 2006,(34): 4063～4068.
［25］Thi A T, Ishihara K N. Analysis of Changing Hidden Energy Flow in Vietnam ［J］. Energy Policy, 2006, 34(14): 1883～1888.
［26］Tolmasquim M T, Machado G. Energy and Carbon Embodied in the Internationa l Trade of Brazil［J］.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Strategies for Global Change,2003,(8) : 139～155.
Accounting Embodied Carbon in Import and Export in China
QI Ye1 LI Huimin2 XU Ming3
(1.School of Public Policy &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 084, China;
2.School of Environmen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篇2
一、引 言
在气候变化影响日益加剧的今天，气候成为一种稀缺资源不再免费使用。将气候资源纳入到经济体系之中，对加剧气候变化的碳排放进行从量的购买交易，以补偿其对气候资源的消费；反过来，缓解影响气候变化的碳减排量也就具有了经济价值。鉴于气候资源所具有的全球性特征，在地球上任何地区进行碳减排或者碳排放的活动，对气候变化的缓解或加剧的影响也就有了替代性，其所带来的碳减排利益和碳排放责任也因此得到了国际上的一致认同。
但上述认同在统计数据上却是体现在生产侧而非消费侧。尽管“使用者付费”原则早已约定俗成，但其前提是在商品生产过程已将投入纳入到了商品价值体系，才能在商品出售后收回所投入的成本。而对于没有纳入到成本体系中的投入，价值补偿自然也就不会发生。
对于气候这种特殊的公共资源而言，并非所有的国家都已将其纳入到了经济系统。考虑到发达国家高达80%的对气候资源历史占用事实，有些国家已经开始对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收费，以此补偿所占用的气候资源。而为了将温室气体的浓度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这些国家确定了总的排放量并以配额的形式分配给本土的地区或企业。① 节约下来的排放额度可以出售给排放额度不足的地区或企业。由此形成了碳排放的交易市场。由于全球不同地区的减排量具有替代性，因此拥有减排优势资源的机构寻求低成本的减排区域开展减排活动，并将减排量出售以获取经济利益，就成为国际上众多机构竞相采用的一种逐利行为。
发展中国家因其较低的历史占比，鉴于公平占用气候资源的国际原则，不应对气候资源的使用进行计费。但由此带来了一个广泛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的贸易问题：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商品时，后者由于在出口产品生产环节未将温室气体排放计入成本，因而无法对气候资源的占用通过出口获利的形式得到补偿，由此产生了进口国向出口国泄露和转移碳排放的事实。这种情况下，气候资源占用的责任指认界限就会变得模糊起来，以至于产生了发展中国家在贸易过程中为发达国家补偿气候资源的事实无法得到公认的现象。
近年来，伴随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能源消耗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这些能源消费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因国际贸易而消费的。2008年我国的货物出口总额为14,286亿美元，进口总额为11,331亿美元，外贸顺差（出口减进口）高达2,955亿美元之巨。如此高的贸易顺差在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和出口商品生产环节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情况下，生产这些出口产品的能耗强度和排放强度也处于高位运行状态。并且，即使是进口产品，也并非都是在国内进行了消费，而是有相当一部分用在了为生产出口产品的投入上。每年高达2亿吨的石油净进口量、各种技术含量较高且价值不菲的技术装备的国际采购量、高达6亿吨的铁矿石进口量，其中都有相当一部分是投入在了生产出口产品的过程中。②这些均导致了能源消费和碳排放跨国流动的不对等性。如果考虑到产业关联因素的内涵能源和内涵碳问题，我国在贸易环节所付出的碳排放代价无疑是非常之高的；而如果考虑到气候资源的有偿性，我国对进口我国产品的国家的气候资源补偿也是巨量的。
可见，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气候资源占用历史责任认定不同的情况下，以国家本土温室气体排放为基准来核算国家的碳排放责任和碳减排成效的国际协定，无疑忽略了巨大的国际商品贸易流所带来的气候影响。本文应用2007年投入产出表，对我国贸易中的出口内涵碳及其波及效果进行了测算。并通过2008年的统计数据，对上述数值变动进行了观测。结果表明，如果碳排放量纳入交易系统的话，那么，我国的很多产业在出口贸易中所获得的利益，已经远远不能补偿其在生产过程中对气候资源占用所付出的代价。由此说明在我国的对外贸易中，补贴他国气候资源的数量是巨大的。
二、文献综述
了解内涵碳的前提是要对内涵能源做出解释。所谓内涵能源（Embodied Energy）从字面上看是商品本身所包含的能源消费，它是由该商品生产过程本身及其所有上游环节在加工、制造、运输等全过程所消费的能源总量。每种能源均有较为固定的碳耗系数，据此可以测算出上述所有环节所排放的碳，即内涵碳（Embodied Carbon Emission）。对贸易产品中内涵碳的研究起因，是由于贸易全球化所产生的商品生产、排放与消费等环节在区位上的空间分离，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碳排放的责任问题。
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贸易所产生的碳转移和碳泄漏问题，许多学者（Schaeffer，1996[1]，Machado，2001[2]，Xie，2007[3]）的研究指出：发达国家通过离岸制造业和产品进口来满足本国消费需求，从而把碳排放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形成了“碳泄漏”（Carbon Leakage）的事实。Ahmad（2003）[4]指出：由于发达国家通常拥有较高的能源利用效率，因此从发展中国家大量进口碳密集产品（Carbon Intensive Production）不利于全球碳减排。Shui和Harriss（2006）[5]对1997年～2003年期间中美贸易的内涵碳问题的研究表明，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如果在美国生产的话，会导致美国的碳排放增加3%～6%；而中国因生产出口到美国的商品所产生的碳排放，占到了当年总排放量的7%～14%。从实证的角度证明了Ahmad的观点。Kahrl和Roland-Holst（2009）[6]的研究同样符合上述观点。他们测算了中国出口内涵能源占当年能源总消费：2002年为21%，2004年为27%。考虑到中国能源结构中高达70%的煤炭能源，可以推测如此高比例的出口内涵能源所排放的内涵碳在全部碳排放中的比例，必然会高于内涵能源的比例。可见出口快速增长是驱动中国碳排放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就我国进口产品对他国气候补偿效应的研究方面。李众敏（2006）[7]的研究表明：2004年我国进口的石油和天然气中，分别有23%和37%是用于生产出口产品的。这实际上相当于能源的再出口。如果考虑内涵能源的话，陈迎和潘家华（2008）的研究表明，2002年我国内涵能源出口4.1亿吨标煤，而进口却只有1.7亿吨标煤。内涵能源净出口高达2.4亿吨标煤之巨。到了2006年，这一数据跃升为6.3亿吨标煤。[8]
所有这些文献都说明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内涵能源和内涵碳的出口远大于进口，并且还处速增长的态势。但是这些研究并没有说明生产这些出口产品所产生的内涵碳，如果将其计入气候资源补偿系统进行经济计量的话，我国在贸易环节为其他国家补偿了多少气候资源。
三、研究方法
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2007年投入产出表》和2009年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统计数据，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研究我国进出口贸易中内涵碳对进口我国商品的国家的气候补偿效应。主要方法如下：首先，采用投入产出法估算了我国24个行业的内涵碳进出口情况，结合2007年的碳市场交易情况，测算出这些行业的出口贸易内涵碳对他国的气候补偿效应。然后，根据2009年公布的数据，计算相对于2007年进出口的贸易变动，通过产业波及效果的测算，考察了贸易变动所引起的整个经济体总产出的变动，由此估算进出口内涵碳的变动及其波动效果，动态地分析我国进出口贸易变化对进口我国商品的国家在气候补偿效应上的变化。
1. 中国进出口“内涵碳”的计算
理论上讲，进出口贸易中的内涵碳计算公式可表示为：
C=■Ci=■Mi・θi （1）
这里：Ci为第i种进出口商品的内涵碳总量，C=■Ci；Mi为第i种进出口商品的价值量，该数值为海关统计量；θi为第i种进出口商品单位价值中包含的内涵碳，即碳耗系数。
计算碳耗系数运用的主要方法是“投入产出法”。该法的运用涉及到直接消耗系数和完全消耗系数。前者是i部门直接投入到j部门的价值量 xij占j部门所有投入价值之和Xj的比重，即：aij=xij/Xj；（i，j=1，2，…，n）。所有aij构成完全消耗系数矩阵A=
（aij）n×m，它反映了部门间的直接技术经济联系。
完全消耗系数bij是j部门每提供一个单位最终产品时，对i部门的产品或服务的直接和全部间接消耗之和。所有bij构成完全消耗系数矩阵B。B和A之间存在如下关系：
B+I=（I-A）-1 （2）
根据投入产出表，Xi=■xij，则总产出Xi构成向量X=（X1，X2，…Xn）T；最终使用（除出口）、净出口分别用Ci、NXi表示，C和NX表示对应的向量。向量之间存在如下等式关系：
AX+C+NX=X （3）
作变形，得等式：X=（I+B）（C+NX） （4）
且有：ΔX=（I+B）（ΔC+ΔNX） （5）
2. 数据处理说明
在具体计算我国对外贸易中的内涵碳时，针对出现的各种问题，本文作了如下处理：
（1）应用2007年投入产出表测算了我国该年份第二产业下24个行业的内涵碳出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测算2008年26个行业的净出口内涵碳的变化。由于分行业GDP、分行业能源消费和海关进出口总额的统计口径不完全一致，这就涉及到分类归并的问题。本文尽量多地进行了归并，只有不能明确归属的商品在归并时予以舍弃，不予考察。虽然考察的行业没有涵盖国民经济的所有产业，但对问题的解释度不受影响。
（2）计算2007年各行业内涵碳排放总量时，利用该年总能源消费构成比例计算各自消费量，然后依据不同能源的碳排放系数（见表1）计算碳排放总量。
表1 各类能源的碳排放系数
资料来源：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中国可持续发展能源暨碳排放情景分析，2003年。
（3）估算2007年各行业贸易利润时，利用了我国各行业的平均利润率。由于统计口径的不完全一致，在归纳合并行业时，利润率取其平均值。计算数据将不可避免存在误差。
（4）估算2007年行业出口贸易中的内涵碳排放对气候资源消费的计价方式，分保守值和上限值予以分别计算。保守值以发改委对我国CDM项目的指导价8euro/tCO2e计算；上限值根据2007年欧洲期货市场的碳价格平均值17euro/tCO2e计算。欧元兑人民币汇率为中国人民银行2007年汇率均值：10.417。
（5）以2007年为基期，计算了2008年的净出口变动引起的总产出的变动。考虑到技术消耗系数在短期内的不变性，因此2008年的投入产出表利用2007年的技术系数测算而得。
（6）由于存在行业分类合并和数据可获得性的问题，在表3的计算过程中，本文考虑了17个行业的出口贸易变动，其余行业变动值取0。并运用投入产出表测算了这17个行业对所有行业内涵碳变动的波及效果。本文选取了26个行业的内涵碳变动予以考察。
（7）在计算出口内涵碳的波及效果时，涉及到出口、进口两方面。我国进口内涵碳理论上应使用相应出口国不同能源的碳排放系数。由于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不高，相较于发达国家，碳排放系数较高。但是本文在处理进口内涵碳时仍旧使用中国自身的碳排放系数：一方面，所有向中国出口产品的国家的碳排放系数的可得性缺乏；另一方面，若从“进口替代”的角度考虑，可以将其视为我国从国外进口相应产品为我国节约的内涵碳的消耗，从这一角度考虑，计算进口内涵碳时使用我国的碳排放系数具有合理性。
（8）海关统计的进出口贸易数据均以美元计，在换算为人民币时，本文采用了2007年和2008年人民币兑美元的年平均汇率，分别取值为：7.521,5和6.945,1。
3. 计算结果分析
利用以上所述方法，计算结果汇总为表2和表3。
表2反映的是我国24个行业2007年的内涵碳出口情况，将各行业的年贸易利润额与各自出口的内涵碳所消费的气候资源在碳市场上两种价格进行比较，以便更深入更合理地探讨我国在贸易中对他国气候资源的补偿效应。
出口内涵碳一栏反映了我国2007年国际贸易中各行业出口的内涵碳总量。正值表示该行业在国际贸易中无偿为进口国消费者所承担的碳排放量，也就是该行业对他国气候资源的补偿量。
由表2可观察到，从绝对值上看，24个行业中有7个行业出口的内涵碳高达亿吨以上，这证实了我国为国外消费者承担了巨大的碳排放的事实。这7个行业出口的内涵碳从高到低依次为：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工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纺织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这些行业大多都是原材料工业和能源工业，处于国民经济所有产业链的上游环节。
年贸易出口利润达百亿元以上的行业有14个。其中有5个是以出口亿吨级以上的内涵碳为代价，另有8个行业的出口内涵碳也在千万吨级以上。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这2个行业内涵碳出口量巨大，但利润却只有几亿元，反差强烈。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这2个行业尽管不存在直接的国际贸易，但这并不妨碍这2个行业的内涵碳的出口。
将气候资源纳入经济系统，使碳减排具有了相应的经济价值。在考虑我国对外贸易时，就应将实际贸易利润与内涵碳排放的经济代价进行比较，以权衡我国出口贸易中对他国气候资源的补偿效应。在表2中，内涵碳出口在碳市场上的气候资源代价分为两栏，第一栏是以发改委对我国CDM项目的指导价最低限8euro/tCO2e计算，可将此计算结果定为保守值；第二栏则根据2007年欧洲碳市场上期货均价17euro/tCO2e计算，将此计算结果定为上限值。
观察表2可以发现，在所有24个行业中，我国出口贸易中对他国的气候补偿效应，其保守值超过年贸易利润的行业就有13个：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金属矿采选业，纺织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等。注意到像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纺织业，化学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等高耗能的行业，若碳市场上的碳价走势乐观，这些行业贸易的气候补偿效应就会变得非常之大。
以上研究的是2007年内涵碳出口情况，属于静态分析。表3则采用2009年的统计数据，将2007年和2008年结合起来，运用投入产出法考察净出口内涵碳的变动及该变动对其他行业的波及效果，属于动态分析。表3反映了17个行业的净出口贸易额变动所引起的26个行业净出口内涵碳的变动情况，其余9个行业限于数据的不可得性，净出口贸易额变动一栏取值为0。
表3中，净出口贸易额变动一栏，正值表示2008年该行业的净出口贸易额比2007年有所增加，负值即相反；净出口变动对总产出的波及效果是指该行业净出口贸易变动对其所有关联行业的总产出变动影响。由此，净出口贸易额变动不仅带来了净出口内涵碳的变动，且通过影响国民经济总产出影响了总的碳排放量的变动，这也就是净出口内涵碳的产业波及效果。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2008年人民币的快速升值，年平均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比起2007年的汇率变动幅度较大，但贸易额变动是以人民币为单位计，所以数据所反映出来的结果中存在汇率变动因素不可避免。
由表3可以看出，此处所考察的17个行业中，净出口贸易总额的变动是增加的，2008年与2007年相比，贸易顺差共增加了1,095.84亿元。这与我国近年来国际贸易额和顺差额持续大幅增加相一致。17个行业的净出口贸易总额的增加所引起的整个国民经济中的26个行业的总产出变动以约10倍的数额增加，总的增加值为10,282.32亿元。相应地，2008年，这26个行业的净出口内涵碳也比2007年增加了16,759.13万吨。这部分增加的碳排放，如果考虑气候资源补偿效应的话，即使以最保守的价格8euro/tCO2e计算，对进口我国商品的国家的气候补偿价值高达13.4亿欧元；而以2008年碳价值的期货市场均价来算，气候补偿增加了28.5亿欧元。
可见，我国净出口内涵碳和内涵碳的变动对进口我国产品的国家的气候资源补偿效应非常可观的。从绝对值上看，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净出口内涵碳的波及效果最大，成为惟一上亿吨的行业，该行业也是表2中所反映的出口内涵碳最多的行业。其次，化学工业，金属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纺织业等都是净出口贸易其他行业的碳排放量的波及效果显著的行业，内涵碳的增加速度非常大，而这些行业均是高耗能行业。
四、结 论
从上述的测算结果能够看出，无论是对静态出口内涵碳总量考察，还是对总量的动态变动情况考察，都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我国有相当一部分产业在出口中所获得的利益，与其为进口国所节约的气候资源占用额相比，即使采用最保守的价格测算，都远远小于对气候资源的消费总量。从总体上看，2007年，按照保守值测算的结果，总体上我国出口的内涵碳对进口我国产品国家的气候资源的补偿额是出口获利的近2倍；而如果以当年碳市场均价来测算的话，这个数值已经达到了4倍以上。如果对气候资源进行计价的话，进口我国产品的发达国家向我国转移或泄漏的碳，其价值超过了我国出口产品获利的数倍。说明我国在出口贸易中所获得的利益，已经远不足以补偿该出口产品在生产环节对气候资源的
消费。
就2008年的净出口变动状况来看，2008年比上年净出口增加了1,096亿元，增加值非常可观，但如果考虑到由于增加这些出口产品的生产而增加的投入所产生的对其它产业的波及效果的话，那么，该数值是净出口增加值的10倍以上。波及效果较大的产业如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工业，金属制品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往往是一些原材料工业和基础产业，这些产业不仅产业链长而产生的波及效果大，并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产业的投入也较多地来源于进口。高达50%的石油进口依存度和60%的铁矿石依存度，可以对此做出最具说服力的解释。而如果对进口我国的产品征收“碳关税”并用于本国碳减排的话，我国对进口我国产品的国家的碳补偿效应还会进一步加剧。
[注释]
[1] Schaeffer R，de Sa A．The embodiment of carbon associated with Brazilian imports and exports[J]. Energy Conversion and Manage-
ment，1996（37）：955-960.
[2] Machado G，Schaeffer R et al. Energy and carbon embodied in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of Brazil：An input-output approach[J]. Ecological Economics，2001（39）：409-424.
[3] Xie Laihui，Chen Ying. Research progress in 'carbon leakage'[J]. Advance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2007，3（4）： 214-219.
[4] Nadim Ahmad. A framework for estimating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embodied in international trade of goods[J]. http：//省略 2003．
[5] Bin， Shui and Harriss， Robert C.， The Role of CO2 Embodiment in US-China Trade[J]. Energy Policy， 2006， 34（18）： 4063-4068.
[6] Kahrl， F. and Roland-Holst， D.，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China's Energy Economy[J]. Energy， 2009，34（7）：894-903.
[7] 李众敏， 何帆. 中国能源进口与再出口分析 [R].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http：//old.省略.cn/web/20060929/
zgnyjkyzckfx.pdf. 2006-09-03.
[8] 陈 迎， 潘家华， 谢来辉. 中国外贸进出口商品中的内涵能源及其政策含义[J]. 经济研究，2008，43（7）： 11-25.
The Compensation Effect of Embodied Carbon
in China's International Trade on Other Countries' Climate Resources
Kong Lingcheng1，Xie Jiqing2，Qian Jing1
（1.Business School，University of Sci. & Tech of East China，Shanghai 200237，China ；
篇3
本文选取2005-2014年的统计数据，从两个层面分析中韩旅游与贸易的互动关系：（1）根据推拉模式，建立中韩出入境旅游客流量与中韩进出口贸易的推拉方程。（2）从中韩层面出发，分析占入境旅游比和贸易依存度之间的相关性，为从时间轴上分析旅游和贸易的互动关系提供参考。
1模型假设和数据来源
1.1旅游和贸易互动的模型假设
马可波罗假设。早期的国际贸易始于商务旅游。早在300多年之前，马可波罗怀着买卖商品的目的，从意大利来到中国，作为早期的商务旅行者确实引发了两国间的贸易。通常来讲，商务者出境其他国家始发动机是买卖货物，从而引起进出口贸易，一经成功还会产生反馈效应，从而导致进一步的商务旅游与国际贸易。
兴趣和关注假设。商务旅游者的成功会因人员与经济的国家性和社会性而引发广泛的效仿和尝试。先锋商务旅行者作为所在国商品与文化的载物，会引起入境国居民的兴趣与关注，从而引发更大的旅游流与贸易流，这是其商务旅游的外部效应。
发现与扩大商机假设。国际旅游对国际贸易的贡献作用不止于商务旅行者，非商务旅行者的海外探亲，求学或者休闲都有助于国际贸易的繁荣。因此，国际旅游诱发国际贸易，国际贸易提高了旅游地的兴趣与关注，从而引发更大的国际旅游流。
本文以“商务旅游引起国际贸易”“国际贸易提高了居民的关注与兴趣”“关注和兴趣促进非商务旅游”“非商务旅游促进双边贸易”的循环模式诠释旅游与贸易的关系。立足从更广阔的视角探析国际旅游和国际贸易间的关系，为科学了解中韩双向旅游和进出口贸易提供依据。
1.2数据来源和变量定义
本文搜集的统计数据主要包含中韩出入境旅游人次和中韩进出口贸易额两个序列：（1）中韩出入境旅游数据，包括韩国入境中国国旅游人次，中国接待人次，中国出境韩国旅游人次，韩国接待人次。（2）中韩进出口贸易额，包括中韩进口贸易额，中韩出口贸易额，中韩进出口贸易总额，韩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数据来源于中国商务部，国家旅游局，全球经济数据以及韩国观光旅游局网站。
由于中韩在政策，人口，土地面积，发展阶段，经济模式，国际旅游等方面的不同。本文着眼于出入境客流量和进出口贸易间的推拉模式，还定义了两组变量（表1），为从更广阔的视角分析旅游和贸易依存度提供参考。
需要指出的是，国际旅游与贸易均易受到国际宏观环境的影响。受2007年到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国际旅游与贸易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为了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探析旅游与贸易的关系，本文采用趋势线理论对经济危机时期的统计数据进行模拟。
2出入境客流量和进出口贸易相关性的分析
2.1韩国入境中国客流量和中韩进出口贸易的相关性
自2005年来，韩国入境中国客流量和进出口贸易增长缓慢。2005-2014年，韩国入境客流量从3.55百万次增加为4.18百万次，向中国出口贸易由768.2亿美元增加为1453.4亿美元，由中国进口贸易从351.08亿美元增加为900.7亿美元，而受2007年-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中韩出入境旅游与贸易额都出现了严重的下滑。为了定量地探析韩国入境中国客流量对中韩双边贸易的影响，本文选用2005-2014年的相关统计数据绘制如下两条增长曲线（图1、图2）。
2.1.1韩国入境中国的客流量和中韩出口贸易的相关性
商务出游者的最初目的是销售产品，这对于开拓市场，提高市场占有率和利润额都是有益的。从图1可见，10年间韩国入境中国客流量和中韩出口贸易的发展进程可分为三个时期：2005年-2007年韩国入境流和出口贸易增长显著，入境客流量由3.55百万次增加为4.78百万次，增速为134.7%，出口贸易从768.2亿美元增加为1037.5亿美元，增速为135.06%。2007-2009年，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入境客流量与出口贸易同步快速下滑，入境旅游减少到3.2百万人次，下降速率为66.93%，出口贸易减少到1025.5亿美元，下降速率为98.84%。2009-2014年，全球经济回暖，入境客流量和出口贸易同步上升，入境客流量从3.2百万人次增加为4.18百万人次，出口贸易从1025.5亿美元增加为1453.3亿美元，增速为141.72%。利用统计数据，采用趋势线模拟韩国入境中国客流量对出口贸易的推拉方程：0TKC=-6.8972IQKC2+183.9IQKC+537.27R2=0.8319 （1） 式中，0TKC为韩国出口中国贸易额（亿美元），IQKC为韩国入境中国客流量（百万人次）。
2.1.2 韩国入境中国客流量和中韩进口贸易的相关性
商务客国际旅游很大程度上是依据公司和国家需要而选择性的购进商品。10年来韩国入境中国客流量和中韩进口贸易有着较强的时间同步性，处在微妙的平衡中（图2）。从2005年到2007年，韩国入境中国客流量与中韩进口贸易增长显著，入境客流量从3.55百万次上升为4.78百万次，增速为134.7%，进口贸易从351.08亿美元增加为560.99亿美元，增速为135.06%。2007到2009年，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入境客流量与进口贸易同步快速下滑，入境旅游减少为3.2百万人次，下降速率为66.93%，进口贸易减少到536.7亿美元，降速为98.84%。2009年到2014年，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尾音中，各国经济复苏，韩国入境中国客流量与进口中国贸易在经过09年到11年的较快增长后，趋于平稳增长。截止2014年入境客流量与进口贸易分别达到4.18百万人次和900.7亿美元。利用统计数据，采用趋势线模拟韩国入境中国客流量对进口贸易的推拉方程：ITKC=-3.0923IQKC2+95.901IQKC+275.53R2=0.88 （2）
式中，ITKC为韩国进口中国贸易额（亿美元），IQKC为韩国入境中国客流量（百万人次）。
韩国入境中国的客流量相对于其对出口贸易的拉力而言，其对进口贸易的作用更强。在中韩出入境旅游中，中国由旅游顺差变为旅游逆差，韩国反之；在中韩进出口贸易中，中国处于贸易逆差，韩国反之。这种由入境旅游的顺差而引起的进出口贸易的逆差，在贸易和旅游的关系之中是值得广泛验证和重视的。
2.1.3韩国入境中国客流量和中韩进出口贸易的相关性
马可波罗假设：商务客出境旅游，其目的是买卖商品，进而引发进出口贸易。本文通过将2005年-2014年的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加总，得到中韩进出口贸易总额，再将其与韩国入境客流量进行分析，得到入境流量对进出口贸易的推拉方程：ITKC=-9.99IQKC2+279.8IQKC+812.8 R2=0.8765 （3）
式中，ITKC为韩国进出口中国贸易额（亿美元），IQKC为韩国入境中国客流量（百万人次）。
2.2中国出境韩国客流量和中韩进出口贸易间的相关性
鉴于经济发展水平与政策的约束，中国出境游起步较晚。1990年中国最先开放的赴新马泰旅游，开启了中国出境观光旅游的先河。此后，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中国居民出境旅游获得了快速的发展，现已与全球上百个国家签订旅游协定，成为出境旅游增长最快的国家。从2005-2014年，中国出境韩国的客流量从31百万次增加为109百万次，向韩国出口贸易由351亿美元，增速为189.18%。本文选用2005-2014年的有关统计数据绘制如下两条增长曲线（图3，图4）。
2.2.1中国出境韩国客流量和出口贸易的相关性
由图3可见，中国出境客流量和出口韩国的贸易额有较强的时间趋同性。从2005年到2007年底，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扩大以及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出境韩国客流量与出国贸易增幅很大，分别为147.76%与210.59%；2007年底到2009年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国对韩国出口贸易显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跌落为537亿美元。2009年到2014年出境客流量与出口贸易同步稳定发展，呈现双旺发展格局。利用相关统计数据，采用趋势线模拟出境客流量对出口贸易的推拉方程：0TCK=254.18ln（0QKC）+300.01 R2=0.8565 （4）
式中，0TCK为中国出口韩国贸易额（亿美元），0QCK为中国出境韩国客流量（百万人次）。
2.2.2中国出境韩国客流量和进口贸易的相关性
由图4可见，出境韩国客流量和进口韩国的贸易额自2005-2013年同步增长，而2014年的进口韩国贸易额有所下降。自2005-2007年低，中国出境客流量与进口贸易同步快速增长，增速分别为103.95%与145.97%。2007年底到2009年，中国的出口贸易额下降到1025.5亿美元，增长幅度骤降72.59%。2009年到2014年，中国出境旅游人次由47.7百万上升为109百万，增速为228.72%，进口贸易额从1025.5亿美元上升为1453.3亿美元，增速为141.72%。除2014年中国进口韩国贸易额有所下降外，中国出境韩国客流量和进口贸易均快速增长。而从2014年进口贸易额的下降可以预测到在今后的几年，中国出境人数与进出口贸易额会出现下降的趋势。利用统计数据，采用趋势线模拟出境客流量对进口贸易的推拉方程：ITCK=435.86ln（0QCK）+624.84 R2=0.7736 （5）
式中，ITCK为中国进口韩国贸易额（亿美元），0QCK为中国出境韩国客流量（百万人次）。
中国出境韩国客流量相对于进口贸易而言，其对进出口贸易的拉动作用强于进口贸易。
2.2.3中国出境韩国客流量和中韩进出口贸易的相关性
将2005年-2014年的中国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加总，得出中韩进出口贸易总额，再将其与中国出境客流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到出境客流量对进出口贸易的推拉方程：ITCK=690.03ln（0QCK）+924.85 R2=0.829 （6）
式中，ITCK为中国进出口韩国贸易额（亿美元），0QCK为中国出境韩国客流量（百万人次）。
3两个断面旅游互动和贸易依存度的关系
3.1韩国断面
图5是2005-2014年中国出境游客占韩国入境旅游比以及韩国对中国贸易依存度。从图中可见，2005-2014年中国出境游客占韩国入境旅游比从14%上升为43%，中韩旅游在韩国的旅游业中地位越来越重要；同时，韩国对华贸易依存度除2014年有所下降外，一直处于缓慢增加中。大致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2005-2013年中国占韩国入境旅游比从14%增加到35%，而韩国对华贸易依存度从05年的21%上升到13年的26%，而14年又回落到21%。第二阶段为2013-2014年，对华贸易依存度下降了6个百分点，而中国游客占韩国入境旅游比缓慢增加，仅为8个百分比。预计未来几年，中国占韩国入境旅游比的迅猛势头会有所减慢。为了从韩国断面定量地分析中国出境旅游客流量占韩国入境旅游比和对中国贸易依存度的联动关系，本文采用的直线方程进行回归分析，其关联带动方程：TRIK-C=0.3195RITK-C+20.742 R2=0.4236 （7）
其中，TRIK-C为韩国对华贸易依存度，RITK-C中国游客占韩国入境旅游比。依据边际弹性，当中国游客占韩国入境旅游比上升1个百分点，韩国对华贸易依存度就会上升0.3195个百分点。
3.2中国断面
图6是2005-2014年韩国占中国入境旅游比和中国对韩贸易依存度。由图可见，10年来韩国占华入境旅游比在波动中逐渐下降，中国对韩国贸易依存度伴随市场化的不断深入与经济的不断发展，而逐渐下降。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韩国占中国入境旅游比从2007年的18%下降为2009年的15%。中国对韩国贸易依存度和韩国游客占华入境旅游比两组指标的纵向波动显现较强的时间趋同性及相关性。为了从中国断面定量地分析韩国占中国入境旅游比和中国对韩贸易依存度的联动关系，本文采用的直线方程对其进行回归分析，其关联带动方程：TRIC-K=-0.2066RITC-K+8.0942 R2=0.8709 （8）式中，TRIC-K为中国对韩贸易依存度，RITC-K为韩国游客占中国入境旅游比。依据边际弹性，当中国占韩国入境旅游比每上升1个百分点，韩国对华贸易依存度会减少0.2066个百分点。
参考文献：
[1]Jordan Shan&Ken Wilson. Causality between trade and tourism：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J].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2001（8）：
279-283.
[2]Russell Ronstadt. Does Tourism Remote Cross-b order Trade[J].2003，85（3）：569-579.
[3]李小牧.中国旅游服务贸易发展：1985-2004 年的国际收支分析[J].国际贸易，2006（10）：46-49.
[4]高静.我国国际旅游服务贸易的竞争力分析：加入WTO后的比较分析[J].国际贸易，2006，9：20-22.
[5]John Seabrook， Susan Homer著.程尽能，卢涤非等译.商务旅游[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4.3-27.
篇4
中韩两国都属于耕地资源较为贫乏的国家，中国在劳动力资源方面存在优势，韩国在农业生产技术上具有相当优势，这正是中韩两国农产品贸易持续较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
（一）中韩两国农产品贸易主要类别和基本属性
中韩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国，文化背景相似，合作领域广泛，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但二战结束后，东西两大敌对阵营形成，朝鲜半岛内部形式错综复杂，再加上冷战使朝鲜半岛充满了内忧外患的情况，中韩两国相互隔绝。但是，和快速增长的双边贸易相比，中韩农产品贸易的发展显得十分缓慢。一些贸易争端阻碍了中韩农产品贸易的发展。
（二）中韩两国农产品贸易的发展特点
中韩两国均属世界农产品贸易的重要国家，两国的地位随着进出口贸易额的增加而呈不断上升的趋势。随着两国贸易的连续不断进行，两国贸易逆差的现象日益严重，而在农产品贸易方面却恰恰相反，中国一直以来都保持顺差。
伴随两国经贸关系稳定发展，农产品贸易关系也逐步加强。韩国在近年来已经成为我国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市场和进口市场相比之下，韩国农业的生产效率高于中国。韩国作为农业净进口国，其农业进口远远大于中国。在中韩农产品贸易开始算起，大的波动一共有三次，一是1995 年由于中国人民币贬值后升值的走势导致中韩农产品贸易的下滑;二是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导致韩国内经济的衰退，中韩农产品贸易降低：三是2001年以出口导向为主的韩国在日美欧三大经济体陷入困境后经济也处于低迷的状态，导致中韩农产品贸易停止不前。
二、中韩两国农产品贸易中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农产品贸易存在的问题
1.农产品质量管理困难。我国的农产品在生产、加工方面处于过于分散的局面，也没有确立稳定的质量管理体系。从总体上看，我国出口的农产品在质量管理的问题上存在很大缺陷，产品质量没有保障，有时同一批产品也存在质量高低不一的情况，而这其中难免有些不合格产品，一旦被进口国的相关检验部门调查出问题来，就会导致整批产品遭到退货或索赔。
2.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较低。质量问题是我国农产品出口滞后的首要障碍，同样，这也是我国优势农产品出口没有出现预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安全意识是我国农产品生产者普遍缺乏的意识，他们为了追求农产品产量的提高而盲目使用大量含有有害化学品的农药，导致出口农产品中农药、化肥残留物含量超标，生产者安全意识相对薄弱，片面追求利益的增长，忽略了进口国及本国对产品的质量需求，导致出口困难。
3.农产品的标准化程度低。对于传统观念和我国计划经济的体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中国在生产农产品方面一直注重大产量同时由于经济体质的原因把价格严重压低，由于价格问题也造成了农产品质量问题，本来价格低是我国农产品战略一大优点，但是现在许多国家因为此开始排斥中国农产品。
三、促进中韩农产品贸易发展建议
（一）积极开拓韩国市场份额。我国向韩国出口农产品的企业应准确提取韩国的目标市场， 同时承认中韩两国的文化差异，重视了解韩国国民的消费习惯，积极宣传我国相关的农产品，制定针对韩国市场准确的、可行的、详细的营销战略，目的在于提高我国农产品的知名度，打造中国品牌，以至于更稳更好地立足于韩国市场。利用我国劳动密集型的比较优势，通过调查市场和开发新产品、营销策划等多方面来挖掘韩国市场潜力。
（二）加大对农业发展的支持力度 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作为发展中的国家，我国在农产品种植、加工、包装过程中集中化、标准化程度不高，这使我国农产品出口受韩国的各种环保标准的影响，韩国专门针对我国农产品的贸易壁垒阻碍了我国农产品的出口。中国必须对农业地区结构进行优化升级，对农业布局进行适当调整，对农产品结构进行合理分配，为农产品生产者提供完善的市场信息。
（三）实施农产品品牌战略。我国要确保在农产品质量基础上引进新技术和新设备，利用我国的地域优势形成具有差异化的产品，鼓励并支持我国农产品企业到韩国开展具有针对性的商品宣传和推广介绍，着力打造属于中国的民族品牌，并最终推广至韩国消费者，树立“中国产”的农产品正面形象。
（四）熟悉 WTO规则和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本国的利益。目前我国可以利用WTO规则有很多，中国应充分利用相关有效机制解决相应贸易争端，提高风险抵御能力。另一方面，我国也要在世贸组织内部对韩国的贸易歧视性的相关做法寻求合理解决方案，维护我国在贸易方面的合法权益。中韩两国应尽可能多的加强双边的谈判，签订有关贸易协议，保证双边农产品贸易顺利进行。
（五）加强中韩两国农业合作非贸易领域的农业合作。中国要利用本国广袤的土地资源，生产在贸易中流动相对较大的农产品;另一方面，韩国应该发挥韩国科技和经济方面的优势，把优良的作物、先进的设备和资金应用到中国的市场。这样使两国在经济和贸易上达到互补。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中国不断加大对农业和贸易的重视程度，同时不断研究新技术。而韩国虽然土地稀缺，但是技术十分发达，人才培养也比较先进。中韩两国应该加强非贸易方面的农业合作，多渠道的合作交流，尤其是在农业生物工程、科技创新、环境保护方面的合
参考文献：
[1]王飞. 韩美FTA对中韩农产品贸易影响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2013.
[2]崔明旭. 关于中韩农产品贸易问题研究[D].吉林大学，2013.
篇5
中图分类号：F114.44;F13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2）04-0061-05
收稿日期：2011-10-0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篇6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及日益加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国的能源需求及温室气体排放规模也呈快速增加趋势。2011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费规模已经超过美国，从而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近年许多西方国家认为，中国正在消耗过多的世界能源资源来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越来越多的国际碳减排压力、“中国能源”、“中国气候”等议论接踵而至。但是，我国大量能源消耗实质上是由于承接了国际产业转移，为发达国家大量生产和加工产品。关于我国能源消耗的测算大都是基于生产侧进行的，但作为“世界加工厂”的中国，却都是在为其他国家生产产品，即必须基于消费侧进行研究才更加符合我国能源消耗与贸易关系的现实状况。我国对外贸易虽然保持着长年顺差，但从能源消耗及对环境的污染角度来讲，却是生态逆差的，本文从我国出口贸易内涵能源的测算角度切入，借助数据证明我国因贸易所消耗的潜在能源规模，对我国能源消耗的国际转移进行评估。
目前，国内外针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内涵能源及内涵碳问题已经有一些相关研究成果。Christopher L.Weber等（2008）对1987～2005年中国出口产品的内涵CO2排放量进行了测算，认为中国产品出口导致的碳排放及其引起的气候变化效应对全球环境产生了影响；Fredrich KAHRL等（2008）通过构建中国能源使用和能源价格传递的结构模型，认为产品生产的上游环节是内涵能源的主要来源。国内的陈迎（2008）、齐晔（2008）、顾阿伦（2010）等都通过投入传出分析得出了中国对外贸易内涵能源净出口的结论，并给出了不同的规模评估；尹显萍等（2010）还从国家、部门和重点行业三个层次出发定量研究了中日商品贸易中的内涵能源问题；Shui和Harriss（2006）则针对中美贸易中的内涵能源进行了测度，提出如果美国将其进口自中国的产品换为自己生产，则国内碳排放将增长3%～6%，中国生产用于出口到美国的产品所排放的温室气体约占到排放总量的7%～14%。综合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目前关于贸易内涵能源的测度问题没有统一标准，很多研究存在诸多不足，如没有考虑加工贸易的影响，这会严重高估计算结果。鉴于此，本文在研究方法上也将做进一步的改进和修正。
研究方法选择和数据处理
（一）研究方法选择
虽然目前学术界不同的研究成果存在较多差异，但投入产出分析已经被证明是计算贸易内涵能源问题最为有效的方法，计算结果的不同主要来自学者在处理具体能源消耗系数及简化过程等方面。本文同样基于投入产出分析法进行研究，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直接消耗系数。直接消耗系数公式为Aij=Xij /Xj（i，j=1，2，..，n），其中Aij指的是j部门单位产出所直接消耗的i部门产出量，即i部门对j部门每生产一单位产品所做出的贡献。所有的Aij构成直接消耗系数矩阵A。
完全消耗系数。完全消耗系数公式为B=（I-A）-1-I，其中矩阵B可由直接消耗系数矩阵A计算得到，I为单位矩阵。完全消耗系数矩阵B由完全消耗系数Bij构成，指的是j部门单位产出对i部门产出的直接和间接消耗之和。
部门单位产出的完全能耗强度。部门单位产出的完全消耗强度公式为EB=EA（I-A）-1，这是基于直接能耗强度与完全消耗系数相乘计算出来的，指的是该部门每生产一单位产品所直接消耗和间接消耗能源量的和。可以看出，完全能耗强度是计算产品内涵能源的关键因子，不同学者所计算结果之所以不同，一般都是因为选取了不同的完全能耗强度进行计算。如公式所示，EA指的是部门单位产出的直接能耗强度，是该部门一定时期内耗能总量Ei与总产值Xi的直接比值：EA=Ei /Xi。
出口贸易内涵能源的测算。一般来讲，一国出口贸易的内涵能源规模是将各部门的完全能耗强度与对应进口或出口额相乘即可得到。但是，这样做的一个巨大缺陷在于没有考虑加工贸易的影响，这对素有“世界加工厂”之称的中国来讲，将使计算结果严重高估。因为针对来料加工的产品，其作为进口产品进入到国内之后，并没有被消费，而是加工之后又重新作为出口产品流到国外。因此该部分产品在作为加工原料进入到国内时，其生产所消耗的能源不能计入出口贸易的内涵能源量。
限于各部门的加工贸易数据难以获得，本文引入进口系数M，对出口贸易中进口加工贸易产品的比重进行估算。利用系数M对原直接消耗系数矩阵A进行修正，从而得到消除加工贸易影响的对外贸易内涵能源估值。具体修正方法如公式（1）：
（1）
其中EXE'为剔除进口加工产品影响的出口贸易内涵能源。需要说明的是，对系数M，均假定一部门对其他所有部门的投入中进口加工产品的比例是不变的。这样的简化处理可使系数M为对角矩阵。
（二）数据搜集和处理
投入产出表数据。本文研究共用到3张投入产出表，分别为中国2002年、2005年和2007年投入产出表。需要说明的是，很多研究都是基于一张投入产出表进行的研究，这在反映较长时间跨度的部门间生产关系时难以保证较高的准确性。本文数据时间范围为12年（2000～2011年），基于时间就近原则对3张投入产出表进行充分合理地利用，即2000～2003年数据采用2002年表，2004～2006年数据采用2005年表，2007～2011年数据采用2007年表。在具体数据分类方面，由于投入产出表的部门分类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联合国货物贸易数据库均有所不同，为兼顾数据可得性、确保各分类数据之间最大程度的衔接、保留主要能源消耗部门等，最终将42部门的投入产出表合并为22部门，能源消耗数据及贸易数据均按照22部门的分类进行统一整合。
部门能源消耗数据。由前文可知，各部门能源消耗数据是计算直接能耗强度EA的关键，进而才能得到贸易内涵能源测算所需的完全能耗强度EB。本文中关于我国各部门2000～2010年的能耗数据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1年数据则是在《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所公布指标的基础上，对2010年数据进行修正后得出的。此外，所有数据都经过了PPI价格指数和单位GDP能耗指数的修正，消除了物价波动等因素的影响。
部门贸易数据。部门贸易数据来自联合国货物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 Database），分类标准采用SITC Rev.3（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第三版），并在此标准分类基础上将原63章的产品分类合并为与投入产出表对应的22部门。需要说明的是，经过计算，合并后的22部门贸易数据，除第22类“其他行业”外，其余21个部门的贸易数据总和可达到总数的95%以上，说明22部门分类能够有效反应我国对外贸易内涵能源的现实情况。
我国出口贸易内涵能源的测算结果
根据公式（1）可得，在考虑加工贸易的影响因素下，我国出口贸易内涵能源的测算结果见表1。由表1可得，剔除加工贸易影响后，我国出口贸易内涵能源增速有明显提升，2000年为2.47亿吨标准煤，2011年为13.58亿吨标准煤，增长了近5倍，年均增速达到25%左右。再将该数据与我国各年的能源消费总量进行对比可发现，在各国指责我国能源消费持续过快增长的背后，是我国出口贸易内涵能源规模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2000年，我国全年能源消费总量中有大约17%的规模贡献给了出口产品的生产消耗，而这一数据在2011年已经达到了近40%的高水平，即现在我国全年能源消耗总量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在为国外生产产品。
结论与政策含义
前文测算结果表明，我国出口贸易内涵能源规模增长极其迅速，2000年为2.47亿吨标准煤，2011年为13.58亿吨标准煤，增长了近5倍，年均增速达到25%左右。与全国各年的能源消费总量进行对比，我国出口贸易内涵能源总量占当年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由2000年的17%，上升到2011年的39%。这些测算结果均显示，国内的能源消耗通过贸易而向外发生的转移量呈上涨趋势，对外贸易规模持续增加的背后，是以对外贸易生态逆差为代价的。作为当今能源贸易及环境领域的热点问题，中国对外贸易的内涵能源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相关研究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政策含义。
一方面，关于一国能源消耗的规模评价及责任归属问题，必须基于消费侧而非生产侧进行研究探讨。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正在越来越多的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在国外发达国家逐步向第三产业侧重发展的同时，我们却刚刚步入工业时代，能源消耗及环境污染正急剧加速且尚未达到顶峰，同时还要面临发达国家以碳减排责任为借口提出的种种苛刻要求。基于消费侧研究贸易内涵能源问题，从本质上指出了中国表面上是消耗了大量世界能源资源，但也支撑了其他国家大量消费品生产与供给的事实。在当今的世界生产分工格局下，中国的能源消耗本质上有很大一部分通过对外贸易向外发生了转移，也付出了巨大的环境污染代价。因此，发达国家在消费我们为其所生产的各种消费品的同时，还借口过度能源消耗和同等碳减排责任等一味地指责中国，严重有失公允，国际上所谓“中国能源”、“中国气候”等是对客观事实的严重扭曲。
另一方面，鉴于我国对外贸易内涵能源的规模依然在迅速增加，这也意味着要想减少对国内能源资源的过度消耗及环境污染，除长期逐步实施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战略外，中短期内必须以牺牲出口贸易规模的增长为代价，即必须在能源环境利益与经济贸易利益之间做出取舍。改革开放以来，伴随我国对外贸易规模的腾飞，相继而来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也让我们付出了沉重代价。由贸易带来的内涵能源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近年频出的“两高一资”产品限制出口的贸易政策，表明国家政策层面已经认识到，为保护国内资源和环境，必须牺牲短期内的经济贸易利益，未来通过逐步的贸易转型来实现经济和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陈迎，潘家华，谢来辉.中国外贸进出口商品中的内涵能源及其政策含义[J].经济研究，2008（7）
2.齐晔，李惠民，徐明.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隐含能估算[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3）
3.顾阿伦，何建坤，周玲玲，姚兰，刘滨.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内涵能源及转移排放分析[J].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9）
篇7
1引言
中国进出口总额自1978年的206亿美元、占世界比重的078%，增长到2014年的26424177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37年来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增长速度令人惊叹，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更是增长迅猛。如今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外贸国家，再次表明中国加入WTO的决定是正确的。中国入世后除了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和经济收益，也受到了全球金融危机等负影响，入世有利也有弊。
就山东省来说，山东省2014年进出口总额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763%，而山东省总面积约占全国的164%，人口占全国的716%，山东的进出口水平与山东省的基本人口地理状况持平。
2变量与数据的处理
21变量的处理
一省的进出口贸易额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贸易壁垒、国家的政治状况、地理位置因素、产品种类与质量等。在本文的研究中，假定外界条件不变，仅研究山东省内的部分自身因素对其进出口贸易额的影响（详情见下表）。
解释变量说明表
解释变量具体含义预期符号理论解释
X2一次能源生产总量+体现山东省一次能源生产总量，一次能源生产总量越大，则各行业生产能力可能越大，进而促进进出口贸易
X3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越大，则社会生产的基础设施可能越完善，进而有利于提高生产效力，促进进出口
22数据的处理
本文选取山东省一次能源生产总量和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两个方面研究其对山东省进出口贸易额的作用。分析这两方面对山东省进出口贸易额的影响，寻找到限制山东省进出口贸易的原因，提出在中国进入WTO十六周年的大背景下，促进山东省进出口贸易的对策。本文的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和《山东省统计年鉴》。
3模型的实证结果
31模型设定
运用EViews 80分析和估模型，认为山东省进出口贸易额与山东省一次能源生产总量和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差异明显，相互间可能具有一定的相关性。根据经济理论和现实经验，设定模型为如下线性回归模型形式：
Yij=β1+β2X2i+β3X3i+ui
32估计参数
利用EViews估计模型参数，对数据进行计算得到回归结果。根据回归结果整理得到模型的参数方程：
Yi=3002470-3562836X2+3808580X3
（1369623）（1498828）（2881129）
t=（21921）（-23771）（132191）
R2=09642F=2958912n=31
该模型R2=09642，修正可决系数为09609，可决系数很高，F检验值为2958912，明显显著。但是当α=005时，tα2（n-k）=t0025（31-3）=2048，X2的系数不显著，且X2的符号与预期相反，这表明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
33数据调整与处理
对各变量数据进行对数变换，并对依照如下的对数模型进行估计。
lnYt=β1+β2lnX2t+β3lnX3t+εt
利用EViews软件，对Yt、X2、X3分别取对数，分别生成lnY、lnX2、lnX3的数据，采用OLS方法估计模型参数，得到的回归结果。模型估计结果为：
lnYi=1110095-03576lnX2+08950lnX3
（46250） （05601）（00807）
t=（24002）（-06383）（110966）
R2=09830F=8124283n=31
该模型R2=09830，修正可决系数为09819，可决系数很高，F检验值为8124283，明显显著。如果当α=005时，tα2（n-k）=t0025（31-3）=2048，lnX2的系数极为不显著，且lnX2的符号与预期相反，因此，模型可能存在有设定误差过拟合的情况。即X2山东省一次能源生产总量与山东省进出口贸易无明显的相关关系，所以应当舍弃变量X2。
利用EViews对模型自变量X3重新进行参数估计得如下结果：
Yi=6239941+7358135X3
4中国入世十六周年背景下山东省进出口贸易面临的压力
41国际经济形势错综复杂
入世十六年来，与世界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不断加深的同时受到全球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也更为深刻。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国之间复杂多样的政治经济关系、国际社会局势的变化与动荡、各种国际势力之间的制衡和对抗都给进出口贸易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整体进出口贸易受到世界形势的影响变得格外突出，尤其是对于中欧等局部地区，贸易环境极为不稳定。
42进出口贸易领域竞争激烈
美日欧盟等国家和地区采用贸易壁垒限制我国产品的出口，仅山东省2014年一年受到的反垄断调查就高达50多起，主要是由美国、澳大利亚、韩国发起，主要涉及纺织品等山东省重点出口产业。
43山东省的进出口外贸竞争优势不突出
山东省曾经是我国的劳动力输出大省，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第三产业和新型产业的不断发展，使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流动，这也就造成了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攀升，2010年到2015年间山东省的劳动力成本涨幅超10%。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的竞争优势不再明显，加之东南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快速崛起使山东省的主要订单在流失，市场份额逐渐被蚕食。
5贸易压力下的山东进出口贸易竞争力培育的对策建议
51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
现形势下，核心技术越来越成为全球竞争的主要表现形式，推动了世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山东要从经济大省迈向经济强省，不但要继续增加产品出口贸易额，更要提高技术等无形贸易出口。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企业，确立自己的核心技术，提升出口产品整体质量技术水平。鼓励企业自主研发，大力支持出口企业向价值链高端进行延伸，强化技术核心研发，突破重点领域，实现出口产品技术高端化。
52推动出口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
依据国家的《关于加快发展服务贸易的若干意见》，应把握山东出口贸易竞争新优势培育发展的良好时机，扩大服务贸易出口规模，增强出口贸易的竞争优势。
（1）完善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以高知识水平、高科技含量行业作为山东出口发展的重中之重。针对通信、金融、商务服务和服务外包等服务贸易，应做大产业规模，实现重点地区政策倾斜，形成产业集群。
（2）扩大出口市场。巩固山东服务贸易的传统市场，并在此基础之上，把握“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历史机遇，增加山东对“一带一路”沿线市场的开发力度。组织企业参加广交会、文博会、软交会等境内外展会。
篇8
一、温州市出口贸易的发展特征
1.温州市出口贸易总量、GDP及增长率。文章此处给出了温州市近些年来的GDP变动情况。通过对GDP和出口贸易额变动的综合分析，对温州市近年来经济外贸的整体发展情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2001年到2011年温州市出口贸易总额、GDP及其增长率的变化情况如图1和图2所示：
2.温州市外贸依存度。此处通过对比2001年至2011年11年间的温州外贸依存度变化来反应该地区具体的外贸依存度状况。外贸依存度又分为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2001年到2011年间温州市出口依存度变化趋势如图3所示：
出口依存度，其在2006年达到最高点，当年的出口依存度为34.5%，表明当年温州市的出口额占其GDP的1/3以上。而之后到09年，温州市的出口依存度一直下跌，直到09年降至低点，而后依旧呈现不断波动的趋势。
3.出口对象国特征。文章用出口贸易集中度来代表各个地区所占温州市总出口贸易额的百分比。代表公式为R=EXX/EXtotal，依据此公式对温州市一些主要的出口对象国的贸易额进行统计，得出欧盟、美国、东盟、俄罗斯为温州市的主要出口对象国。其出口集中度分别表示为REU，RUS，RAS，RRUSS。温州市对该四个地区的总出口贸易额度占到整体的一半以上。
本文此处对比该四大出口贸易对象的总的贸易集中度的变化趋势和其各自的贸易集中度变化趋势。选取2009年1月至2011年12月的温州市出口贸易数据，以季度为最小统计单位，共12组统计数据。根据计算结果，以上四个主要出口对象国在这一时间段内的出口贸易集中度的变动趋势如图4所示：
二、温州私营企业出口贸易影响因素实证检验
1.温州私营企业贸易引力模型的建立。贸易引力模型脱胎于物理学上的万有引力模型，认为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双边贸易流量和他们各自的经济总量成正比，与它们之间的距离呈反比。贸易引力模型一般采用对数形势。根据前文对私营企业出口贸易影响因素的分析，修正后的贸易引力模型如下：
■
上述公式中，Eij表示温州市私营企业与其贸易伙伴之间的出口贸易额；Yi和Yj分别表示温州市和其他出口贸易对象国各自的经济发展水平；Cindex表示私营企业的企业竞争力指数；IMij表示温州市私营企业与其贸易伙伴之间的进口额；Cij表示温州市和其出口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成本；Dij表示温州市与出口对象国间的距离。
2.数据检验方法选择。本模型的实证检验采用面板数据模型。面板数据模型的定义是时间序列数据是变量根据不同时间的不同而得到的数据。而面板数据则是结合了两者的特点，并且在时间和截面上得到的二维数据，因而也称之为时间序列和截面数据的混合数据。面板数据是利用面板数据来分析变量间的关系，同时预测变量的变化趋势的计量模型，可以同时反映所分析的变量在时间和截面两个方向上的变动规律和不同个体不同时间的对应特点。而面板数据的分析过程包括了单位根检验，变量间的协整检验和回归分析。
3.变量的选择、数据选取。在上文建立的修正后的引力模型中，根据先前对于温州市出口贸易发展状况的分析，此处选取了占温州市出口贸易额比重最大的四个国家或地区进行研究。这四个国家或地区近年来对温州市出口产品的进口额年均占到了温州市出口总额的55%以上，因此其数据的选取具有代表性。这四个国家或地区分别是：欧盟、美国、俄罗斯和东盟。以下将基于这四个地区，对相关数据进行收集和分析。
（1）温州私营企业出口贸易额。如上文分析，温州市出口欧盟、美国、俄罗斯和东盟4个市场的额度占总额的55%以上，因此此处选取1995年到2011年间温州市出口这四个国家或地区的贸易额，计算出该时间段内这三类企业各自出口四大国家和地区的出口贸易总额，单位为亿美元，数据来源为温州市海关。
（2）双边距离。以温州市为中心。温州市与四个主要贸易伙伴的距离数据来源于/distance网站，单位为公里，由于距离的不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动，因此本文模型中，采用历年的GDP数据对距离进行非线性处理，保证回归的准确性。
（3）温州和出口贸易对象国经济发展规模。本模型中反映温州市和出口对象国经济发展规模的指标为GDP总量， GDP数额以当年物价计量，该项变量数据选择1995年到2011年间温州市GDP总量和欧盟GDP总量，单位为亿美元。数据来源为温州市海关、温州市统计局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官方网站。
（4）双边贸易成本。该变量根据之前理论分析，本文依据我国学者许德友、梁齐（2010）根据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情况推导的计算公式，得出温州市与其贸易伙伴国双边成本公式为：
■
公式中各变量含义参考上文的分析，数据选择1995年到2011年间各个国家或地区的进出口和GDP数值，并且根据以上两位学者的研究，定义公式中的贸易份额S为0.8，贸易替代弹性σ为8。数据来源为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
（5）私营企业企业竞争力指数。公式如下：
■
根据公式各个因素所代表的变量，需要采取的数据有1995年-2011年间的温州市企业总产值、私营企业总产值、私营企业运营成本和私营企业员工工资性收入。数据来源为温州市统计年鉴、温州市劳工局和温州市统计局。由于该指数数值越高，反映私营企业经营效益越好，对其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其他变量，如外商直接投资额，固定资产投资额均按照如上数据范围选取，而贸易突发时间以虚拟变量计。
4.数据检验。参照前文修正后的引力模型方程，将方程进行对数化之后，新方程如下：
■
平稳性检验结果显示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可以行协整检验，结果表1：
协整检验结果说明变量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回归残差序列是非常平稳的，可以直接对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回归调整方程如表2：
5. 检验结果说明。私营企业竞争力指数在5%的显著水平下相关，且系数值为3.05，说明私营企业竞争力指数越高，即私营企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越高，运营成本之中劳动力成本的花费越低，则私营企业的出口额越高。
同时对比所有变量的系数值，在所有变量之中，变量私营企业竞争力指数对私营企业出口额影响最大的，其变动1%便会使得出口贸易额变动3.05%。而其余变量，例如进口额和温州市GDP都会对温州市私营企业的出口额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三、温州私营企业出口贸易发展的对策
1.企业层面。私营企业应当更多的走出温州，在国内其他原材料和劳动力更为低廉的地方开办工厂，与当地的大型国有企业合作，吸取更多的先进技术。同时，国外市场需求虽然不是私营企业可以控制的因素，但是温州私营企业长期讲出口产品大量的出口欧盟等市场而使其更容易受其经济波动的影响，因此温州企业在维护现有的海外销售网络的同时，应当积极拓宽销售网络，争取在其他存在巨大的市场需求，同时产品竞争压力较小的地区开展业务，这样可以更多的缓冲美国市场需求减少带来的对对外贸易的巨大影响。
2.产业层面。温州市的出口产业仍然处在亟待升级的状况下，如何有效的形成产业集聚和将产业内的竞争转移至产业外是关乎温州市出口企业未来发展的重要问题。在未来，温州市需要确立出口的产业优势，将资源充分利用在有发展前景的出口产业，提升产业竞争力，针对该产业已经更多的外商投资，同时为其提供更为充足融资渠道。
3.政府层面。首先，政府应当制定更多有利于当地出口的贸易政策，建立一些民间的贸易组织，帮助当地出口企业联系更多的贸易伙伴，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同时，政府还应当对于一些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出口企业给予更多的资金和政策支持，鼓励发展其出口产业。政府还应当积极参与为当地出口企业树立国际化的品牌形象。政府还应当鼓励当地企业进口国外商品，尤其是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等。政府可以制定一系列的贸易优惠政策，为当地的进口企业提供资金担保等，保证其进口贸易。
其次，政府可以建立一系列贸易信息搜寻的平台，使得企业可以及时利用这样的平台获得自身所需的进出口信息，产品价格等。针对外商直接投资，政府可以制定更多吸引外资的优惠条件，吸引一些比较成熟的跨国企业进驻温州地区，与当地企业开展合作，是当地的进出口企业能从中吸收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促进贸易水平的提高。
最后，提升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于当地出口贸易也会有非常巨大的促进作用。因此，政府还应当继续坚持以经济发展为首要任务，为产业转型提供经济保障，让出口企业有更多的机会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综上所述，温州市应当鼓励外贸发展的补贴政策进一步完善，改变出口补贴政策为用汇率、利率和税率等经济杠杆来调节。并且补贴应向初级生产要素、基础理论研究和高新技术开发投入。重视对外贸易不平衡的问题。努力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增加进口原料和高新技术，满足内部市场需求，促进经济发展。政府还应大力发展温州市的竞争优势行业产品的出口，把温州市的比较优势产品转化为竞争优势产品。努力创建自己的国际品牌，增加产品国际影响力。加强对出口产品的价格指导和协调，对出口市场进行规范化管理。总体而言，政府应当引导企业从“温州制造”向“温州创造”的转变。
参考文献：
[1]郑灿.直击温州中小企业倒闭根源[J].中国商界，2008.4：108
[2]高翔.以改革创新提升金融服务经济能力.天津经济，2010年
篇9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2年2月28日
一、引言及文献回顾
最新发展的异质性贸易理论指出，一国的出口增长是由其出口贸易的深度边际和广度边际增长共同实现的。出口贸易广度边际和深度边际实质上是对出口增长进行结构性分解，这种结构性分解方法对理解一国出口增长的质量、平稳性和可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贸易自由化对国际贸易的二元边际的影响是当前国际经济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研究议题。由于贸易自由化往往与一国的贸易政策密切相关，深入探讨贸易自由化对出口广度边际和深度边际的影响，对于一国贸易政策的制定、评估和修正具有重要意义。
区域贸易协定中双边关税的削减、制度协调安排等机制可以有效降低双边贸易中的贸易成本以及相关的不确定性。这些机制被普遍认为是促进国际贸易广度边际增长的主要原因。但由于不同的区域贸易协定在涵盖范围以及自由化程度上存在差异，所以区域贸易协定是否促进了成员国出口贸易广度边际的增长以及程度大小上的经验研究结论并不一致。Redding（2010）指出，单边、多边和优惠贸易协定等不同的贸易自由化方式对一国的福利效应具有显著的区别，原因在于不同的贸易自由化方式会对异质性企业产生不同的影响。Dutt，Mihov and Zandt（2011）利用经典的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了以多边贸易自由化与区域贸易自由化对出口贸易的广度边际和深度边际的影响。其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WTO提高了成员的出口贸易广度边际，而区域贸易协定则在降低成员出口贸易广度边际的同时提高了其出口贸易的深度边际，甚至区域贸易协定对出口贸易广度边际的负面影响的程度超过了其对出口贸易深度边际的积极影响。而Foster，Poschl and Stehrer（2010）以经典引力模型为基础并运用配对技术方法的实证研究结果则显示，区域贸易协定对成员双边贸易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成员间双边贸易增长主要是通过广度边际实现的。Berthou and Fontagne（2008）以法国企业层面的数据实证研究了欧元区的成立对法国出口广度边际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钱学锋等（2010）在Chaney（2008）建立的“扭曲”的引力模型基础上，实证分析了中国出口贸易二元边际及其影响因素。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是中国签订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研究CAFTA对中国出口贸易的效应对今后我国新FTA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目前，针对CAFTA对中国出口贸易广度边际影响的研究较少，已有的研究无论是采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还是采用引力模型方法，大多认为CAFTA促进了我国出口贸易的增长，但都没有对中国向CAFTA伙伴国出口的总量增长进行结构性的分解。这就使得它们不能有效解释自由贸易协定对中国出口增长影响的微观结构及其福利含义。本文在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框架下，借鉴Chaney（2008）构造的“扭曲”的引力模型，对我国2000～2009年HS-6位数产品出口贸易面板数据进行检验，实证分析CAFTA的建设对我国出口贸易广度边际的影响。
二、经验研究
（一）出口贸易广度边际的测度。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和数据的可得性，不同学者对出口广度边际的定义具有一定的差别。Pacheco and Pierola（2008）综合地理因素与产品的视角，认为出口广度边际主要是指建立起一种新的贸易关系。具体包括三种情况：一是新产品老市场；二是老产品新市场；三是新产品新市场。Bernard et al.（2009）则根据企业层面的贸易数据，将出口广度边际定义为由于企业进入或退出而引致的贸易变化。鉴于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为2000～2009年HS-6位数的细分产品贸易数据，故采用产品种类的角度来定义出口广度边际。同时，考虑到我们研究的是双边层次上的出口贸易广度边际，因此将“新产品新市场”界定为出口广度边际。具体而言，若2000年没有产品j从中国出口到o国，但在2009年有产品j从中国出口到o国（N■■），那么出口广度边际N定义为：N=■N■■。
（二）计量模型。Anderson and van Wincoop（2003）指出，经典的引力模型假定同质性企业和消费者具有种类偏好，从而使所有产品都能够进行国际贸易。因而，在经典引力模型中并不存在贸易的广度边际。尤其是现有引力模型所估计的国家样本往往只考虑了双边具有正的贸易流量，忽略了零贸易，从而使其估计结果存在偏差。Chaney（2008）构建了一个多边非对称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并推导出一个“扭曲”的引力模型：
X■■（?准）＝
?滋h×■×■■×f■■■，0，otherwiseif ?准≥■■（1）
其中，X■■代表i国的h部门向j国的出口量；Y、Yi、Yj分别代表世界、i国和j国的经济规模；w■代表工人生产率；?子■■、f■■分别代表可变贸易成本和固定贸易成本；?兹■■为多边阻力项；?滋、?酌、?滓为外生的参数，分别代表消费者对产品h的消费份额、企业异质性参数和产品间的替代弹性。当部门h内的企业生产率水平大于门槛生产率（■■）时，国家i的部门h向国家j的出口量为正，否则出口量为0。
钱学锋等（2010）把出口贸易广度边际用企业数量代替，根据式（1）推导出如下出口广度边际（Nij）：
Nij＝■■×■f■■×■■ （2）
由式（2）可以看出，企业异质性参数?酌越大（企业间生产率差异质性程度越低），则贸易成本、工人的生产率及多边贸易阻力的效应越强，即行业内企业生产率异质性程度越低，出口贸易广度边际的影响因素的效应越明显。
我们在式（2）的基础上加入代表国家间是否达成区域贸易协定的虚拟变量（RTAij）构造如式（3）所示的计量方程：
Nij＝?琢0＋?琢1lnyi+?琢2lnyj＋?琢3lnwi＋?琢4ln?子ij＋?琢5fij＋?琢6ln?兹j＋?琢7RTAij+?着 （3）
式（3）中?着为残差项；其他变量与式（1）含义相同。
（三）变量与数据
1、出口贸易广度边际。将2000年出口量为0而2009年出口到某个国家的量为正的某种产品作为参照，依次考察2000～2009年各年该产品是否由中国出口到该国，如果出口量为正，则该出口值作为出口的广度边际，如果没有出口，则该值为0。该值以水平值的形式进入回归方程。
2、经济规模。本文使用东盟5国GDP总量（GDPj）和中国的GDP总量（GDPc）来衡量其经济规模，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以对数形式进入回归方程。预期经济规模对出口广度边际的影响为正。
3、出口目的国生产率水平（ln PROj）。由于我们难以获得各国的工人工资率的具体数据，因此我们采用劳动生产率水平来替代工人工资率。以各国每工人的产出代表其劳动生产率水平，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以对数形式进入方程，根据式（2）其符号预期为负。
4、可变贸易成本（ln DISTij）与固定贸易成本（ln freej）。参照通常的做法，将双边地理距离代表可变贸易成本。我们以中国与东盟5国首都之间的直线距离作为可变贸易成本，数据来源于Winglobe2.1软件。以对数形式进入方程，预期符号为负。固定贸易成本，参照钱学锋等（2010）的做法，使用The Heritage Foundation出版的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中提供的各国总体得分来衡量东盟5国的固定贸易成本，该得分越高，则该国的固定贸易成本越低。以对数形式进入方程，预期符号为正。
5、多边阻力（ln mrj）。参考Kancs（2007）将多边阻力重新定义为?兹■■■■■（Y■/Y）?准■。假定两国间存在对称的贸易成本（?准■＝?准■），并且一国的内部贸易成本为0（?准■=1）。参考Head and Mayer（2004）推导出的贸易自由度计算公式：
?准od=■ （4）
式（4）中E■、E■分别为从o国向d国的总出口和从d国向o国的总出口；E■、E■分别表示o国和d国的国内销售，等于国内总产出减去其总出口。依据以上多边阻力的定义和贸易自由度计算公式（4），我们可以计算得到东盟5国的国际贸易多边阻力值。以对数形式进入方程，预期符号为正。
6、区域贸易协定（RTAij）。当中国与东盟5个国家间有区域贸易协定时，该变量值为1，否则为0。如前所述，区域贸易协定这一虚拟变量反映了以一国贸易自由化程度得分所代表的固定贸易成本和以地理距离所代表的可变贸易成本之外的如区域贸易协定中的制度协调、关税削减等制度安排所带来贸易成本降低的效应。因此，我们预期该变量的系数为正。
（四）估计方法与回归结果。为研究行业内企业间生产率异质性程度对贸易成本下降所引致的出口贸易广度边际增长的影响，我们采用OECD（2003）根据行业技术水平差异的分类方法，将制造业行业分为高技术行业、中高技术行业、中低技术行业和低技术行业等四个行业，同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07）所提供的企业层面的数据，以企业人均工业增加值代表其劳动生产率水平，分别计算了以上四个大类行业内企业间生产率异质性程度（以行业内企业间人均工业增加值标准差在2000～2007年平均值的对数表示）。为避免使用引力模型进行贸易流量估计时损失零点贸易数据，通常的做法是采用双边贸易流量以ln（1+Tij）形式进入方程，但正如Santos-Silva and Tenreyro（2006）所指出的，这种处理方式在存在异方差的情形下将产生不一致估计的缺陷，因此他们建议采用PPML估计方法以避免不一致估计的问题。我们参照他们的建议，采用PPML方法对回归方程进行估计，表1报告了回归结果。（表1）
（五）稳健性检验。为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我们重新定义出口贸易广度边际为：2000年中国没有向国家o出口产品j，而在2007年、2008年和2009年三年内连续有产品j向该国出口。然后，再依次考察2001～2009年各年该产品是否由中国出口到该国，如果出口量为正，则该出口值作为出口的广度边际，如果没有出口，则该值为0。该值以水平值的形式进入回归方程。按照重新定义的出口贸易广度边际，我们仍使用PPML方法对式（3）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表2）
通过重新定义出口贸易广度边际，使用相同的方法进行回归后，我们发现所有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没有改变，表明表1中的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六）回归结果分析
第一，与经典的引力模型相同，出口目的地的经济规模和出口国的经济规模对出口广度边际有正的影响。其中，高技术行业和低技术行业出口广度边际受出口目的地经济规模的影响为正，但其统计上不具有显著性。而中等技术水平行业（包括中高技术水平和中低技术水平）的出口广度边际受出口目的地经济规模影响为正，且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出口国的经济规模对不同技术水平行业的出口广度边际具有积极的影响。这一结果与Frankel，Stein and Wei（1995，1996）所指出的“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会引致贸易品种数较大的扩张”的发现相一致。这意味着，我国在选择贸易伙伴国时，与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签订自由协定，对我国出口贸易广度边际的增长更加有利。
第二，固定贸易成本（以出口目的地经济自由程度的得分代表）对不同技术水平的行业具有负面影响，即出口目的地的经济自由程度越高，则我国出口贸易广度边际越大。这可以从以出口目的地的经济自由程度得分表示的固定贸易成本的回归系数为正反映出来。从这一点来看，通过具有约束性的贸易协定安排，降低我国出口企业在出口目的地所面临的固定成本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三，可变贸易成本（以地理距离代表）对不同技术水平行业的出口广度边际的影响与固定贸易成本相似，其对不同技术水平行业均具有负面影响。但是，从统计显著性上看，可变贸易成本对中低技术行业和低技术行业的影响较为显著，而对高技术行业及中高技术行业的影响不具有显著性。这反映了高技术行业和中高技术行业由于具有较高的附加值，从而可以部分吸收这部分成本有关。从这一结果看，随着我国制造业技术水平的不断升级，选择自由贸易协定伙伴时，可以突破地理临近的限制，在更广的范围内来寻找理想的FTA伙伴国。
第四，多边阻力项对我国出口广度边际的影响为正，即出口目的地国家与其他国家的贸易阻力越大越可能促进与我国之间的贸易。同样，中等技术水平行业的影响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而高技术水平行业和低技术水平行业的影响则不具有显著性。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制造业发展阶段的现实，同时也提醒我们在建设自由贸易区时实现“深度一体化”以促进我国高技术行业出口的必要性。
第五，高技术水平行业和中高技术水平行业的出口目的地的生产率水平的回归系数为正，而中低技术水平行业和低技术水平行业的该项回归系数为负。这主要反映了出口目的地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越高则其对高技术水平和中高技术水平产品的需求较多，而对低档产品需求较少的现实。我们认为与已有的研究结果所显示的“出口目的地生产率水平与出口广度边际负相关”存在差异的原因在于，我们的样本中除新加坡外，其他四个东盟国家均为发展中国家，其劳动生产率水平与我国相差不大，其对我国出口广度边际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需求方面，而与已有研究中发达国家与我国劳动生产率差异明显，而主要体现在供给方面存在差异。
第六，双边间是否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对我国出口广度边际的影响均为正，且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这反映了CAFTA在降低我国与其他成员国间双边贸易的固定成本、可变成本以及不确定性方面具有显著的作用，进而对促进我国向其他成员国的出口贸易广度边际增长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
第七，我们通过比较不同技术水平行业的企业间生产率异质性程度以及影响我国出口贸易广度边际的各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及其显著性可以看出，企业间生产率异质性程度越大的行业，贸易成本降低对我国出口贸易广度边际增长的影响程度越弱。这与Chaney（2008）的理论模型的预测一致。
三、结论
本文基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框架，利用一个“扭曲”的引力模型和PPML估计方法对CAFTA的实证研究发现，不同技术水平的行业出口贸易广度边际的影响因素既有共同特征又存在差异。
1、出口国和目的地的经济规模对出口贸易的广度边际有正的影响，这一正向影响在不同技术水平行业间是一致的。出口国的经济规模对出口贸易广度边际的积极影响则是显著的，因此，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间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对出口广度边际具有积极的影响。
2、固定贸易成本对出口贸易广度边际具有负面作用。固定贸易成本对高技术行业和中高技术行业的负面影响不显著，而对中低技术水平行业和低技术行业具有较为显著的负面影响。固定贸易成本可以被高技术行业和中高技术行业的出口厂商部分吸收消化，而中低技术行业和低技术行业则由于其附加值较低，而对固定贸易成本反应敏感，其负面影响较为显著。
3、可变贸易成本对出口贸易广度边际具有负面影响。与固定贸易成本相似，中低技术行业和低技术行业的出口广度边际受可变贸易成本的影响较为显著。
4、多边阻力对出口广度边际的影响在不同技术水平行业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出口目的地与其他贸易伙伴间的贸易阻力增大可以较为显著地促进我国中等技术水平行业产品出口广度边际的增长，而高技术行业和低技术行业则没有从这一变化中获得额外的恩惠。
5、出口目的地生产率水平对不同技术水平行业的出口贸易广度边际的影响表现出不同机制。出口目的地的生产率越高越有利于高技术行业和中高技术行业的出口广度边际增长，而中低技术行业和低技术行业则相反。
6、CAFTA无差别地提高了我国向东盟5国的出口贸易广度边际，且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就此而言，自由贸易协定的内容覆盖范围越广、合作程度越深，则越有利于降低贸易成本，越便利于商品、要素的跨国流动，从而越有利于我国出口贸易广度边际的增长。
最后，企业间生产率异质性程度越高，则贸易成本降低对出口贸易广度边际的影响越弱，这与已有的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模型的结论相一致。
主要参考文献：
[1]Anderson，J.E.，and E.van Wincoop，2003，Gravity with gravias：A solution to border puzzle[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3.
[2]Berthou A.and L.Fontagne，2008.The euro and the intensive and extensive margins of trade：evidence from French firm level data[C].Working Papers 2008-06，CEPII research center.
[3]Bernard，A.B.，J.B.Jenson，S.J.Redding and P.K.Schott，2009，The Margins of U.S.Trade[C].NBER Working Paper No.14662.
[4]Chaney，T.，2008，“istorted Gravity：The insentive and extensive margin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8.4.
[5]Dutt，P.and Mihov，I.，and Zant，T.V.，2011，Do WTO matter for the extensive and the intensive margins of trade?[C].CEPR Working Paper，February，2011.
[6]Foster，N.，Poschl，J.and Stehrer，R.，2010，The impact of preferential agreements on the margins of international trade[C].WIIW Working Papers No.70，December，2010.
[7]Frankel，J.，Stein E.and S-J Wei，1995，Trading blocs and the Americas：The natural，the unnatural，and the super-natural.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47.
[8]Frankel，J.，Stein E.and S-J Wei，1996，Regional trading arrangements：Natural or Supernatural?[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86，52-56.
[9]Kancs，d’A.，2007，Trade growth in a heterogeneous firm model：Evidence from South Eastern Europe[J].World Economy，30.
[10]Pacheco，A.A.，Pierola，M.D.，2008，Patterns of export diversific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Intensive and Export Margins[C].World Bank Working Paper No.4473.
篇10
一、问题的提出
近期，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论调一浪高过一浪，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今年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暗示要求人民币升值；3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公开撰文批评人民币机制；4月美国130多国会议员又美商务部和财政部，要求对中国施压迫使人民币升值。面对各种呼声，我们不禁要问，人民币汇率真的需要升值吗？如果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具有特殊性质的商品――粮食的出口贸易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汇率影响国际贸易的J曲线效应（J-Curve Effect）理论在人民币汇率影响中国粮食出口贸易中能得到证实吗？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假说
假说一：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中国粮食的出口贸易呈反向相关关系。根据一般原理，人民币汇率升值，粮食的出口将减少；人民币汇率贬值，粮食出口将增加。本研究将借用人民币汇率时间序列数据，与中国粮食出口额进行回归分析，通过计量经济学模型来验证上述假说。
假说二：中国粮食出口贸易受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在不同阶段表现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根据J曲线效应理论，中国粮食的出口贸易受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将表现出阶段性。由于粮食的生产周期较长，需要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粮食的国际贸易合同一般在产品交付的前一年即已签订，这就意味着中国粮食出口贸易受人民币汇率的影响滞后期要达到二年的时间。本研究将通过在计量经济学模型中设定人民币汇率的滞后变量（滞后2期），与中国粮食出口额进行回归分析，来验证上述假说。如果这一假说正确，就能说明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粮食出口贸易影响的滞后效应是存在的，进而为确定人民币汇率走势对中国粮食出口贸易的未来影响提供依据。
（二）模型构建
1.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验证假说一。根据假说一，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中国粮食的出口贸易呈反向相关关系，由此建立中国粮食出口额（EXt）与人民币汇率变动（Rt）之间的函数关系，构建以下回归估计方程：
EXt＝α＋βRt＋μt（1）
2.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验证假说二。根据假说二，中国粮食出口贸易受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在不同阶段表现的程度不一样，由于粮食的生产周期为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粮食进出口合同的签订一般在交付的前一年，所以笔者将上述模型中的人民币汇率滞后2期（Rt-2），分析中国粮食出口额受人民币汇率变动滞后效应的影响程度，建立以下回归估计方程：
EXt＝α＋βRt-2＋μt（2）
3.变量的选择与模型的修正。（1）中国的出口退税政策与消费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从政策供给的角度看，中国于1985年开始对出口贸易实行退税优惠，这对中国粮食的出口产生了影响，为了与该政策相吻合，笔者将出口退税率（D）作为自变量考虑在模型之中；从需求的国家层面看，粮食进口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粮食的出口也会产生重要影响，因此，笔者以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代表（G）将中国粮食消费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引入模型之中，则（2）式可以变换为：
EXt＝a＋βRt-2＋χD＋δG＋μt（3）
（2）技术性贸易壁垒问题。随着发达国家对粮食技术标准的要求越来越高，中国粮食出口受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张亚斌等，2003）。国内粮食和食品的出口地位在不断下降，1980年中国粮食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17.22％，2003年的比例降到了4.89％。这其中有结构变迁的因素，但国外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粮食出口的负面影响很大。
由于技术性贸易壁垒是一个定性变量，因此在模型中有必要引入一个虚拟变量（T）来衡量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粮食出口贸易的影响，则（3）式可变换为：
EXt＝α＋βRt-2＋χD＋δG＋εT＋μt （4）
三、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1992―2009年的人民币汇率（包括当期的实际有效汇率和滞后2期的名义汇率，均以1997年为100）与中国出口退税率（％）、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万亿美元）、技术性贸易壁垒数据，同中国粮食出口贸易额（百万美元）进行回归分析，样本的选取主要考虑到中国从1985年才开始对出口实行退税优惠。
粮食出口贸易额数据来自联合国粮农组织网站；人民币名义汇率数据来自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数据来自金俊峰的研究，并经笔者计算获得；各年份出口退税率数据来自商务部网站，并经笔者计算获得；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来自伟的研究；技术性贸易壁垒数据来自张亚斌等的研究。
四、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运用Eviews3.1通过对中国1992―2009年粮食出口贸易数据进行回归得到了如下两个结果：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每个估计的回归系数，包括常数项，至少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5％的t检验，而且对该方程的F检验也非常显著，这表明模型的线性关系较强，调整后的R2也表明该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优度，DW值表明模型无正的一阶序列相关迹象。
进行对比可以看出，人民币汇率对中国粮食出口贸易的负面影响程度反映在当期的实际有效汇率的影响上（-5 109万美元）比反映在滞后2期的名义汇率的影响上（-1 069万美元）更为明显，出口退税率、消费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及技术性贸易壁垒对粮食出口的影响都非常强烈。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通过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以人民币汇率和中国粮食出口贸易等数据为基础的研究结果表明，假说一和假说二都成立，即人民币汇率与中国粮食的出口贸易呈反向相关关系、中国粮食出口贸易受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在不同阶段表现的程度不一样，这也进一步验证了J曲线效应理论的正确性。
就人民币汇率而言，滞后2期的人民币名义汇率对中国粮食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不如当期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影响大，这表明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而非官方名义汇率，才是影响中国粮食出口贸易的重要原因。而人民币官方名义汇率对中国粮食出口贸易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滞后效应，而实际有效汇率对粮食出口贸易的影响并不明显。从这个意义上看，就促进中国粮食出口贸易而言，官方的名义汇率应该朝着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方向走。
参考文献：
[1]孔祥智，李圣军.人民币升值对农业发展的影响[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6，(6).
[2]陈文汉.人民币升值对农业及农村经济影响与对策分析[J].农村经济，2006，(11).
[3]王捧.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农业的利弊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6，(11).
[4]苑林娅.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农业进出口贸易的影响[J].中国经贸导刊，2005，(7).
[5]冯冲.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农产品进出口影响研究[J].经济观察，2007，(4).
Appreciation of China’s Food Exports Empirical Analysis of Trade
WAN Chen-gang
篇11
从地方外贸出口方面来看，出口退税是国家以政策、制度的方式对地方外贸的一种利益保障，该制度不但稳定了地方外贸出口的环境，而且给予了地方外贸经济实力上的支持。这保证了地方外贸出口能够在一个较为稳定的情况下持续进行，并且在国际市场当中占据一定的核心竞争力。
从经济学的角度上来看，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对于外贸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有着一定的影响力，而由于这一影响关系到外贸企业的切身利益，且外贸出口的数量愈大则影响愈大，因此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对于外贸出口有着非常大的制约力，能够直接影响到地方，甚至国家的外贸出口率。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具体探讨一下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对地方外贸出口的外贸到底存在着哪些影响。
一、 对优势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影响
上文中已经说到，出口退税主要是通过向出口企业退还出口货物的国内已纳税款的方式，从而平衡国内产品的税收负担，使本国产品在实质上以不含税成本进入国际市场，与国外产品在同等条件下进行竞争，从而增强竞争能力，扩大出口创汇。换句话来说，出口退税政策的实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出口外贸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
在外贸出口的历史上，地方外贸出口有一个不变的原则，那就是对优势产业的强势推广。在出口退税政策的作用下，地方外贸出口有了足够雄厚的资金来进行贸易、产业等方面的扩展研发，在现有的基础上，让优势产业占据更加明显的优势，从而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拥有足够的国际竞争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出口退税政策对地方优势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必定将会给地方外贸出口当中优势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带来一定的冲击。当然，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对外贸出口有利的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就将对地方外贸带来积极的冲击，而不利的调整便带来消极的冲击。目前的出口退税调整的政策是符合经济流动的客观规律的调整政策，从长期来看，将会对地方外贸出口中优势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带来一定的推动作用的。
二、 对地方资源性产品的供求的影响
资源性产品，主要是指水、能源、矿产、土地四大类产品，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基础，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步减少，如何获得并高效利用资源，是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须解决的突出问题，加快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意义十分重大。
我国一直以来都是世界上排名前五的能源消耗大国，并且由于人口众多，而资源力量始终非常有限，所以我国的人均能源占有率却处在世界上较为落后的位置。在我国资源非常有现代额情况下，出于地方资源更大的局限性，局部地区对于某些特定资源的需求就显得更加迫切。在出口退税政策的影响下，政府降低了对资源性产品的税率征收基准，从而激起了中小型资源产业在国内市场进行贸易的从业热情，更加积极参与到资源性产品的国内贸易工作当中，从而平衡当地资源性产品的供求关系。
在现有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情况下，部分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得到了下调和减免。这一调整使得我国的资源性产品贸易出口在税收方面的压力获得了较大的增加，税收的压力增加，出口外贸公司就能够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资源性产品的国内贸易当中来，从而增加了资源性产品在当地的流动程度，更加有利于平衡地方的资源性产品的供求关系，维持当地资源性产品贸易的稳定发展。
三、 对建材出口的支持能力的影响
在我国的对外出口贸易当中，建材出口占据了非常大的出口比例，有了出口退税政策，这些依赖建材内外贸易的企业便在资金方面获得了国家的支持，在建材出口过程当中所退还的出口税，便能够回收利用，参与到出口贸易的成本建设当中，扩大建材出口贸易规格，从而获得更宽广的贸易机会和贸易利润。
缩小到地方贸易，出口贸易企业可结合出口退税政策，选择当地热销的建材，将这些建材推广到国际市场当中去。于此同时，随着热销建材的贸易增长，也就给当地建材公司带来了更多的建材销售路径。
结论
为了缓解贸易顺差过大，促进外贸平衡，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国家对出口退税的政策还将进行适时的调整，出口退税制度作为一项出口财政激励机制，己经成为我国调整进出口贸易的重要宏观调控手段。外贸企业应该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况制定适合自己的政策，勇敢应对，同时国家也应该积极发挥政府的作用，建立一部统一、完备的出口退税管理的法规，完善税收法制，通过双方努力，深信中国必将完成由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的转变。
【参考文献】
篇12
【关键词】进出口贸易实务；教学改革；探索
《进出口贸易实务》在整个国际贸易及商务英语等相关专业中具有重要的学科地位。首先，进出口贸易实务是国际贸易类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是一门研究国际贸易过程中涉及到的进出口业务流程操作的学科，是一门具有较强实践操作性的具有涉外活动特点的综合性应用学科，故这门课的掌握与否，将直接影响学生对外贸这个专业的理解。其次，它还是国际物流管理、电子商务等专业的主干基础课程。作为外贸专业类普遍开设的专业必修课，进出口贸易实务课遵循理论部分“必需、够用”的原则，在教学中较多地体现实践性，密切结合我国进出口贸易工作实际，突出重点，加强案例和实训教学，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让学生能真正理解进出口贸易流程。本文从市场需求出发，结合国际经济形势的发展，重新规划进出口贸易实务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重新调整教育教学侧重点，对进出口贸易实务课程的教学进行改革。
一、合理规划教学内容
（一）科学安排教学内容
进出口贸易实务课程作为外贸类的核心课程，应该说内容都很重要，进出口贸易实务的教学内容包括了以下方面：商品的品名、品质、数量与包装；贸易术语和商品的价格；国际货物运输；货物运输保险；国际货款的收付；争议的预防与处理；交易的磋商与合同的签订；出口合同的履行；进口合同的履行；国际贸易方式。我们应结合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本着以实用为目的，够用为尺度的原则，对内容进行科学合理的安排。
1.结合当前实际，以商品的标的、贸易术语和价格、货款的收付及合同的履行作为重点。因为现在往往由货代做运输、报关，所以对运输重点掌握订舱及运费。又现在的海运相对风险小，且出口报价以FOB、CFR居多，故对保险、不可抗力等只作了解。在学习交易磋商中适当的结合函电，并让学生了解电子商务在外贸中的应用。对于结汇的学习，可适当增加核销及退税的内容，以便更好地与实践结合。
2.国际贸易实务是以出口为导向展开的，在过去符合国家的实际状况，现在我们应该适当做些调整，在教学中适当增加进口贸易的内容，结合形势，让学生重视进口。
3.与地方经济结轨。绍兴是轻纺城，故在涉及到商品的品质、数量、包装时，可以纺织品为例让学生了解面料，了解印花染整工艺，为学生走上社会打下基础。
（二）及时更新教学内容
进出口贸易实务课程是一门与国际贸易发展相结合，密切联系国际贸易政策措施、联系国际贸易规则的课程，这些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如《进出口贸易实务》（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二版）教材现还引用《UCP500》（《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500》）及《200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事实上外贸业务中已使用《UCP600》（《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600》）及《201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
二、大胆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
我们说，课改除了内容整合，更多的是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改革。因此，对于进出口贸易实务的课程教学改革，我们也要大胆的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现在的国际贸易实务基本上是围绕合同的内容展开的，对于关键的东西只谈它的一些定义或含义，本质上看并非实务，学生也难以理解。在教学中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让学生走进贸易，真正动起来，以便于更好地掌握进出口贸易实务这门课。
1.充分利用好网络等资源，为学习者提供学习主题相关的丰富资源。
在如今网络风靡的时代，学生迷恋网络，如何正确利用网络资源，使网络为学习服务。我们可引导学生去专业论坛交流学习，如福步外贸论坛；去相应的贸易平台网站比如阿里巴巴网站了解相关知识。我们更可为学生布置拓展性问题，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翻阅更多的资料，经过阅读自学、独立思考、讨论交流获取更多的知识。如布置分组策划完成一次网购任务，事后讨论其中的得失及注意点，再结合外贸予以展开。这样的活动能让学生融入其中，充分收集资源。
2.为学习者提供探索思考的空间。
在教学中，我们要结合学生实际，注重情境教学、案例教学、问题引入式教学等，把专业术语生活化，从身边事例出发探究专业知识。面向全体，给学生留出独立思考的时间、空间，通过思考，激发学习兴趣，促进全体学生积极参与教学的全过程。例如价格，让学生从身边买卖中的价格引入，探究、引导、纠错，得出国际贸易报价的特点及与国内买卖价格的相同与不同，进而从实践中理解贸易术语的定义。
3.为学习者提供交流协作、成果展示的平台。
对于进出口贸易实务的内容，教学时内容支解得七零八落，如合同中的各个条款、合同的磋商、合同的履行，而工作中却是很多东西交替出现，前后衔接。所以，我们要给学生提供一个实习实训的平台，把这些内容结合外贸函电等知识完整串联，学以致用。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已开发的软件系统，如世格软件，把学生分成进口商、出口商、生产供应商、出口地银行、进口地银行、船公司、保险公司等，让学生分角色的进行仿真模拟操作，在操作中培养学生交流协作的能力。且在操作完成后，让各个学生交流其中的心得体会。当然若能为学生提供资源，让学生自行去完成一笔交易，如到阿里巴巴网站熟悉其交易流程，使学生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熟悉了国内的贸易网站，就可以到外国的贸易平台网站去，如B2B等网站去寻找客户、谈判、签订合同，进一步在操作中提高其实践能力。当然我们也应该在平时教学中多让学生熟悉流程，例如在学信用证时，就可以让学生分角色演示，一方面增强其交流协作的能力，另一方面更是对自己知识掌握的一个展示。
在教学中，我们要通过改变教师的思想观念，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热情和动力，促成学生在课堂上动手、动口又动脑，激发学生的潜能，培养学生会听、会质疑、会表述、会交流的能力。
三、重新调整教育教学侧重点
对于中职学校，我们要培养的是具有操作能力的技工型人才。本科院校课程体系强调学科完整性，现在我们职业学校提出要以行动导向为体系，即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设计，就是说，按照实际进出口流程来安排知识内容。我校外贸专业的专业课程主要开设有《国际贸易基础知识》、《进出口贸易实务》、《外贸单证实务》、《外贸跟单实务》、《商务英语函电》等。而这些课程，在教学过程别是实践应用中并不是单独存在，而是相互交融、互有联系。基于这样的原因，《进出口贸易实务》、《外贸单证实务》、《商务英语函电》三门课程就需要整合，在整合中，我们更强调实用性，这无疑成为当今教育教学的侧重点。在这些课的教学中，我们可以把《外贸单证实务》融合到《进出口贸易实务》中，例如在学国际货物运输时讲到提单，同时插入提单的填写；学到货物运输保险时，讲讲保单的填写；学到国际货款的收付时，分析结汇单据的填写。这样可以免去有关单据内容的重复教学。同时在学到磋商时，可结合简单的《商务英语函电》知识，学习合同条款时，我们也可以让学生了解条款的英语表达，这样就能使《进出口贸易实务》、《外贸单证实务》、《商务英语函电》真正合为一体，学以致用。当然这对学生是个挑战，对教师更是一个挑战。
综上所述，《进出口贸易实务》的课程改革势在必行，我们不仅要改内容，更要改教学方法，让学生学中用，用中学，培养出有较高操作能力、学习能力、沟通能力、协作能力的技工型人才。
参考文献：
[1]郝美彦.进出口贸易实务课程改革的探索与实践[J].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01期.
篇13
出口比重
总的来说，在1990--2007年期间，中国历年对14国家(地区)的出口额比重都比较稳定，虽然出现小幅缓慢爬升，但增幅也只有1个百分点左右，在近二十年的时期跨度里，这一增幅显得微不足道。 如果按照比重10％进行划分，14国家(地区)可被明显分为两类：一类比重高于且远远高于10％，包括美国、日本、香港；另一类是比重低于且大大低于10％，即除美、日、香港外的其余11国家(地区)，这类国家的比重比较平稳地集中在1--5％之间。
在1990-2007年期间，出口比重超过10％的美、日、香港三个国家(地区)是朝着比重相当的方向发展。美国的比重是呈上升态势。1990年美国比重只有8.3％，2007年已达到19.1％。美国比重上升并不是逐年平稳递增，而是在1992到1993之间出现一个跳跃，由1992年的10.1％一举跃升为1993年的18.2％。自1993年以后，比重就一直保持在20％的水平上窄幅波动。日本的比重是先升后降，即在1996年前先小幅上升，1996年后逐年下降。1990年到1996年，日本比重从14.5％增加到20.4％。1996年以后，比重开始下降，下降过程中虽然有连续3年的微幅上升，即1999、2000、2001分别相比前一年微幅增加0.5、0.1、0.2个百分点，可也只有16.6％、16.7％、16.9％，但在2001年以后，比重逐年平稳递减，2007年时下降到了8.4％。根据比重图形走势，日本比重仍可能继续下降。香港的比重是呈下降态势，在1993年出现一个骤降，然后逐年缓降。香港1990、1991、1992年比重分别是42.9％、44.7％、44.2％，1993年则骤降到24.0％。1993年以后，虽然1994和1997年比重分别比上年上升2.7和2.2个百分点，分别达到26.7％和24.0％，但其余各年比重均呈缓慢下降，2007年时已降为15.1％，低于美国的19.1％，高于日本的8.4％。
香港比重的骤降与美国比重的一举跃升发生在同一时期，即1992至1993期间，其中主要原因，一是西方国家对我国制裁基本解除，二是我国实行“大经贸”战略初见成效。1989--1993年，西方国家出于政治因素对我国实施制裁，这迫使我国出口采取转口贸易方式取道香港。于是那几年香港的出口占我国出口总额40％以上，出口集中化程度大大提高。1992年我国确立起多元化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成为1994年前后出台的我国“大经贸”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被确立为我国外经贸发展的一项长期战略。由于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的推行，并随着西方国家对我国制裁的基本解除，1993年开始，我国经由香港的转口贸易减少，出口香港比重下降，出口美国比重上升。1994年开始的出口集中化程度下降趋势反映了1994年开始推行的“大经贸”战略已见效果。
美、日、香港这三个国家(地区)的比重格局，在1993年以前一直是香港比重占据出口比重第一的位置，其次是日本，再次是美国，并且香港以高出第二约25个百分点的大幅差距遥居第一，而日本与美国之间比重只相差约5个百分点。1993年及之后的三、四年间，三地的比重有升有降，美国仅在1993年以高出日本1个百分点的微弱优势居于第二，其他几年都是日本第二，香港则一直保持第一。但是，当美国于1997年以0.5个百分点第二次超过日本，并于1999年以2.6个百分点首次超过香港成为第一后，美、日、香港三地的比重格局就开始变成了美国第一、香港第二、日本第三的局面，而且此格局一直保持至今。不过，与之前格局还有不同的是，此时三地之间的比重差距不再出现当年香港遥遥领先日、美的情况，目前为止，三地比重依次相差都只在7个百分点以下(参见图一)。
在出口比重低于10％的系列国家中，韩国、德国比重相对较高，处于4-5％范围，其他国家比重都集中在2％附近。韩国比重在90年代前中期有个快速增长。1990和1991年韩国比重分别只有0.6％和0.7％，到了1992年，比重相比1991年上升了2个百分点达到2.8％，这其中与中国确立多元化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有直接关系。到1997年，韩国比重已达5.0％。1998年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韩国比重下降至3.8％，随后一直比较稳定地保持在4.6％水平左右至今。德国一直是自1972年中德建交以来中国在当时欧共体(后来的欧盟)成员国中、也是在欧洲各国中最大的贸易伙伴，德国比重在1990至2007年期间一直比较稳定地保持在4％水平上下，略低于韩国(1990至1994及1998年除外)而高于其他国家。需要指出的是荷兰，虽然荷兰比重相对不算大，1990、1991、1992年分别只占1.5％、1.5％、1.4％，但是从它的发展趋势来看，一直处于平稳增长中，2005、2006、2007年分别占到3.4％、3.2％、3.4％，正朝德国、韩国比重接近，成为比重低于10％这一组系列国家中近几年比重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的位居第三的国家。次于荷兰的国家是英国。英国比重在1992年以前都只是1.0％，1993年达到2.1％，并保持这个水平到1997年(除了1994年为2.0％，1995年为1.9％)。1998年英国比重再上升0.4个百分点到2.5％，这一比重一直保持到2006年，2007年为2.6％。新加坡比重
在1990-2007年期间比较稳定，1990、1991、1992年分别为3.2％、2.8％、2.4％，2005、2006、2007分别为2.2％、2.4％、2.4％。在1998年之前，新加坡比重一直高于英国，1998年之后一直以仅0.2-0.5个百分点的微小差距低于英国。对台湾出口贸易是在1992年出口多元化战略下开展起来的。1990、1991、1992年台湾比重分别只有0.5％、0.8％、0.8％，从1994年开始，台湾比重就一直稳定的保持在2.0％水平左右，波幅只有0.1个百分点。法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在1990-2007年期间比重比较稳定，在1.0％上下，有缓慢增长，2007年分别达到1.6％左右。虽然同属于欧盟国家，但是中国对德国的出口要显著高于对法国、荷兰、意大利的出口(参见图二)。
虽然在出口贸易中，中国对其他国家(地区)的出口发展迅速，所占比重逐年提高，比如，对除美、日、香港外的其余11国家(地区)的合计出口额占同期中国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在90年代初还不到20％(1990年为18.0％)，到近几年已超过30％(2007年达到33.1％)，而同期中国对美、日、香港三地的合计出口额占同期中国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逐年下降，但是，美、日、香港三地的合计比重仍旧占据半壁河山，在90年代初三地合计比重将近70％(1990年为65.8％)，近些年三地合计比重仍占到40％以上(2007年为42.6％)。
出口贸易额
总的来看，在1990-2007年期间，中国出口贸易总额呈指数增长(参见图三)，尤其进入2000年以后增长加快。根据绝对出口总额年度增长情况(参见图四)，可把考察期分成两个阶段，即1990-2001年和2002-2007年。1990年全国出口贸易总额620.9亿美元，2001年达到2661.0亿美元，增长2040.1亿美元，年均增长29.9％。整个90年代的出口贸易总额虽然保持增势，但是属于起伏增长，增长缓慢且不稳定。1993年之前，全国出口贸易年增长额很小，1991、1992、1993年分别只增长92.8、130.3、68.0亿美元。之后，1994、1995年出口贸易总额提高近200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292.7、277.7亿美元，这说明“大经贸”战略推行取得成效。但是，1996年出口却意外下降，出口总额仅比1995年增长22.7亿美元，为此前自1990年来增长最少年份。秋晨(1996)、姜应祥和康丽娟(1996)分析认为，当年人民币汇率升值、外贸收购优惠贷款利率取消、出口退税率再度下调、出口指令性计划改为指导性计划、国内物价上涨是造成1996年出口下降的重要宏观因素。1997年出口贸易总额恢复大幅增长，比上年增加317.4亿美元，但是到1998年又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只比上年增加9.2亿美元，成为1990年以来年度增长额最少的一年。金融危机过后，出口又实现回升，1999、2000年出口总额分别比上年增加112.2、542.7亿美元。2001年又出现出口下降，只比上年增加169.0亿美元。2001年出口下降主要是由于当年全球进出口贸易下降。2002年可谓是中国出口贸易辉煌时期的开始，因为从2002年开始，中国出口贸易稳步发展，出口贸易年度增加额逐年攀升。2002年出口总额3256.0亿美元，2007年为12177.8亿美元，增长8921.8亿美元，年均增长54.8％。
从绝对贸易额来说，出口美、日、香港的贸易额远远高于其它11国家(地区)。1990年，占中国出口总额比重最大的香港(42.9％)出口额为266.5亿美元，比重其次的日本(14.5％)出口额为90.1亿美元，比重第三的美国(8.3％)出口额为51.8亿美元。然而，除了新加坡(19.7亿美元)、德国(20.3亿美元)，1990年中国对其余国家的出口额都没超过1亿美元。而到了2007年，中国对美、日、香港的出口额分别为2326.8、1020.1、1844.4亿美元，而对其余11国家(地区)出口额则都在500亿美元以下，并且主要集中在200亿美元左右的范围。从图形上说，14国家(地区)的贸易额也基本呈指数增长，且贸易量越大，指数增长形态越突出，美、日、香港的贸易额曲线与中国出口总额曲线形态十分接近，尤其美国的和香港的。然而其余11国家(地区)的出口额图形走势则比较平缓，相当于美、日、香港在90年代早期阶段的图形表现(参见图五)。
分析出口贸易总额增长背后各个贸易伙伴国的贸易额增长表现。对美国的出口贸易额每年都比上年有所增加。美国的年度出口增加额与全国出口贸易总额的年度增加额的变化趋势几乎一致，即2001年前是起伏增加，2001年后是稳步攀于卜。对香港的出口贸易额有4个年份是比上年减少，即在1993、1996、1998、1999年分别比上年减少154.6、30.8、50.4、18.8亿美元，其余年份都是比上年增加。1993年减少是因为西方国家对中国制裁基本解除，中国部分出口不再需要取道香港做转口贸易；1996年减少是因为该年全国进出口贸易整体下滑；1998、1999年减少则是很大程度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对日本的出口贸易额仅在1998年是比上年下降(下降21.8亿美元)，其余年份都比上年有所增加。在1998年因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而使出口贸易额比上年减少的目的地国家还包括韩国(减少28.8亿美元)、新加坡(减少3.8亿美元)、马来西亚(减少3.3亿美元)。对台湾的出口虽然没受到金融危机影响，1998年出口额仍比上年增加4.7亿美元，但是1996年全国出口贸易下滑和2001年全球进出口贸易整体下滑都影响到了对台湾的出口，这两年的对台出口额分别比上年减少3.0亿美元和0.4亿美元。1996年全国出口贸易下滑也同样使对意大利出口比上年减少2.3亿美元；2001年全球进出口贸易整体下滑也使对法国出口比上年减少0.2亿美元。除此之外，对各目的地国家(地区)的出口贸易额在其余年份都是比上年有所增加。
总体来说，各目的地国家(地区)的出口贸易额变动与全国出口贸易总额的变动比较一致，在2001年前虽然各年都有增长，但是波动较大，2001年后，各目的地国家(地区)都出现大幅增长。14国家(地区)中出口额增长变动最大的当属香港，这与香港可在特殊时期发挥转口贸易功能的属性有很大关系，因此在几次大的宏观环境变动下，香港的出口贸易额变动都表现得比较强烈。
中国对美、日、香港的绝对出口贸易额逐年大幅增长，但是三地的合计比重却在下降，说明中国出口市场的集中化程度下降，出口市场结构已经朝着多元化健康发展。其他国家(地区)出
口份额的增长，使中国不再单纯依赖几个传统的贸易伙伴，而是发展了新兴贸易伙伴，这在扩大中国出口的国际市场的同时，也使出口市场风险被分散，中国的贸易多元化战略已经取得积极成效。
贸易增长率
1990--2001年期间，各国家(地区)贸易增长率波动比较大，而且变动基本一致，即类似锯齿状。在1993年，中国对英、美、加、法、德、澳大利亚的出口贸易额有一个猛增，增长率都超过60％，其中英、美、加甚至超过了100％，但是在其前后的1992年和1994年，这几个国家的增长率却都只有30％左右。对日本的出口贸易增长率变化比较平稳，并不随大流那样大起大落，当1994年多数国家增长率骤降时，日本增长率却几乎与1993年持平，甚至还高出1.7个百分点。香港增长率波动最大，尤其在2001年之前，高的时候达到46.8％(1994年)，低的时候甚至负增长，――41.2％(1993年)。对澳大利亚的出口增长率普遍要高于同期其他国家(地区)。这段时期需要特别指出韩国和台湾。中国对韩国、台湾的经常性出口贸易往来分别开始于1992和1993年。对韩国的出口激增发生在1992年，该年对韩国出口贸易额增长率达到358.3％，而此前1991年增长率才有46.5％，1992年后每年都保持30％左右的增长率(除了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而为负增长)。对台湾的出口激增发生在1993年，该年对台湾出口贸易额增长率达到110.8％，而此前1991、1992年增长率分别只有86.1％和16.6％，1993年后一致保持增长态势(除了1996和2001年分别因全国出口贸易下滑和全球进出口贸易下滑影响而为负增长)。在此前，中国对韩国、台湾的出口贸易绝对量非常少，1990年对韩国、台湾的出口贸易额分别只有3.58和3.20亿美元，属于14国家(地区)当年贸易额最少的三个国家之一(另一个是西班牙，只有3.41亿美元)。所以，虽然在当年实现超高增长率，但那年的贸易额却仍然分别只有24.0和14.6亿美元。
2002-2007年期间，14国家(地区)全都实现正增长，且国家之间的增长率差异也不像前一时期那样巨大。这段时期日本增长率一直处于相对最低水平，从2002至2007年，实现增长率分别只有7.8％、22.7％、23.7％、14.3％、9.1％、11.3％。法国增长率波动最大，在2003、2004和2007年分别达到79.1％、36.0％和46.1％，而在2002、2005和2006年却分别只有10.5％、17.3％和19.5％。其余国家贸易额增长率主要集中在30％左右水平，而加拿大、意大利、德国、荷兰、新加坡等国增长率相对高些(参见图六)。
虽然在1990-2001年期间，中国对14国家(地区)的出口贸易额增长率差异巨大，但是此后，各国的增长率开始趋同，2002-2007年期间，对14国家(地区)的出口贸易额年增长率都在50％左右，而且相互之间比较接近，其中只有日本例外，该时期的对日出口贸易年均增长率只有18.1％。虽然从增长率数据来看，14国家(地区)之间的增长率大小有接近趋势，但是14国之间的绝对出口额差距却一直呈喇叭状扩大，这其中还是贸易基础量大小在起作用。像美、日、香港这样的出口目的地国，虽然出口贸易增长率可能低于一些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兴贸易伙伴国，但是其绝对胜出的出口贸易量才是一直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