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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四：国际世界货币体系改革走向何方。以美元作为一个国际货币的基础，一旦美元衰落便将导致美国破产乃至整个世界的灾难。
主题五：全球化继续发展，国际社会如何在全球治理中进行合作。新兴经济体崛起以及各方面的多元化使原有的世界经济体系要调节世界经济已经不现实。
趋势一：美国经济地位相对下降。这场危机使美国受到重大冲击，它的经济在世界中的比重进一步下降，它的金融业受到重大的冲击，深层次讲，美国金融界绑架政府势必会产生潜在的道德风险。赚钱是金融界的，出了问题是政府负责，我们今天看到的占领华尔街，它的直接原因就是人们对美国经济的不满，要求解决就业，再深层次来看，实际上他们是对美国政府拯救危机的措施不满，对美国经济体制的不满，所以它的本身体制逐步受到挑战。
趋势二：贸易保护主义继续蔓延。这个过程中不论是已经发生，还是未来将要发生，中国将都是受保护主义措施的数量影响最大的国家，而这个过程还会继续延续，贸易摩擦可能是今后若干年中值得高度关注的重要项目。
趋势三：世界产业结构调整加快。这场危机进一步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整个经济发展和大自然供给资源的不平衡、新兴经济体崛起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增加，以及整个国际经济结构发生变化都成为整个世界必须回答的问题，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都已经提出这些话题。从中国来说，跟上这样一个潮流、趋势，是我们需要去回答的问题，而中国的转型将成为未来发展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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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征之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国际分工的发展，技术与信息作为生产要素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技术的输入和转出越来越多地建立在统一分工的基础上，构成一个过程的不同环节，使得各国经济发展中的发展联系和彼此依赖进一步加深。在这种条件下，生产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不仅迅速，而且进一步突破了民族的国家的界限，形成了生产力的国际化和生产的国际化，把国际分工的发展推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高度发展及与此相适应的国际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使世界经济趋于集团化。国际贸易远远超过过去，资本国际化急剧发展，私人投资、商业贷款迅速增长，国际债券市场规模迅速扩大。贸易、资本和技术从小到大、从国内到国际的不断发展加深了人们经济生活的国际化，加快了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步伐。
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萌芽或准备阶段。19世纪中叶，即在1834年由北德、中德与南德等三个关税同盟联合起来建立的德意志关税同盟，它可以说是经济史上最早开始的集团化的雏形。第二、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开始形成的阶段。二战后区域集团化进入其形成阶段，还在1944年9月，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就签订了建立关税联盟的协定，1946年三国又将关税联盟扩大为经济联盟。1949年1月前苏联、东欧等国家建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实现生产协作与专业化。1952年西欧六国建立欧洲煤钢联营，1958年建立西欧共同市场。20世纪60年代、20世纪70年展中国家也建立了一系列地区一体化组织。第三、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蓬勃兴起阶段。1960年以后的20多年间，国家、地区间的大多数经济联合发展较慢。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进程明显加快,原先建立的区域经济集团有的进行了调整或改组,范围上有所扩大，新的区域经济组织不断涌现,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浪潮席卷世界各个地区各种类型的国家。目前影响比较大、成果比较突出的三大区域经济组织有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合组织。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三大经济区域集团有可能形成鼎足对峙之势；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结成了区域经济集团；在广度与深度、外延与内涵方面有了新发展，突破了洲的限制，开始跨洲发展；自由贸易区成为建立经济区域集团比较流行的主要模式；区域经济集团相互之间、其内部各参加国及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不平衡的，其结构也是多层次的。
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发展有着广阔前景，它是全球一体化大趋势在当今的表现形态之一，是通向全球一体化的一个历史阶段。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加强国际资本的扩张与渗透，推动生产与资本的国际化，促进整个世界经济的国际化、全球化；促进区内各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资本的跨国兼并引进了新的竞争机制，将给国际金融与世界经济带来新的活力。建立区域集团不妨碍各国对外开放与世界市场的扩大，可以促进市场容量扩大，总体上是有利于促经济贸易与世界经济的增长。
区域集团化对世界经济乃至各国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从积极的方面来看：第一、经济区域集团的形成，为各国进行平等对话和协商解决问题提供了组织和制度保障，有利于减少和解决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和摩擦，有利于地区和国际形势的稳定，为各国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第二、有利于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区域经济集团将促进内部贸易增加，生产要素得到不同程度的自由流通，资源得到更合理的利用和配置，促进科技发展，增强竞争能力，提高经济增长率。区域性集团经济贸易的增长将使世界经济贸易总量增长，这将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机遇。第三、区域经济集团化将对国际资本、技术、商品和人才的流向产生重大的影响。集团化将促进生产要素在集团内部流动，并促进产业结构在地区内部跨国界流动。区域性经济集团化也促进了资本的跨国界流动。区域性经济集团内部加强联合科研，与此相适应，科技人才的流动在加快。第四、今后的区域性经济集团将以发达国家为主，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混合组成，发达国家将作为资本、技术的主要提供者和产品的主要吸纳者，促进经济集团的发展。集团内的发展中国家如政策得当，将可通过区域合作，加强产业结构调整，取得较快的经济发展。
从消极的方面来看：第一,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严重影响了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发展，使发展中国家贸易收益减少。第二,由于各个区域经济集团内各国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发达国家取得的利益要大于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集团化可能使南北经济差距从总体上拉大。区域经济集团还会使发展中国家受到地区上的分割，削弱了发展中国家原来的统一和合作关系，将使全球南南合作，难以取得进展。第三,任何一国加入区域经济集团组织，都是以民族的部分让渡为代价的，在这方面发展中国家面临更大风险。
区域集团化的影响是一种客观存在，既不能夸大也不能忽视和回避。这就需要我们对这种影响进行全面的分析，既要认识到它的积极一面，又要认识到它的消极一面，只有这样才能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我国应顺势而动，抓住机遇，制定相应对策。第一、积极倡导建立区域经济集团、次区域经济集团。我国应采取主动出击的策略，在国际上尤其是周边地区，寻找同自己在政治上、经济上有共同利益的国家、地区组成区域性、次区域性经济集团，创造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国际环境。第二、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应在更广泛的空间进行分工与合作，我国海外企业也应注重专业化分工与合作，以求得经营效率的提高和竞争能力的增强。第三、积极参加APEC，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亚太经合组织中有一多半的成员是发展中国家，我国应更多地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坚持自主自愿的原则。我国应利用同APEC中发展中国家的良好关系，充分发挥适用技术优势，在这些地区进行投资及输出技术。发达国家拥有先进的技术和大容量的市场，中间技术领域有许多空隙，我们可以利用适当的中间技术和传统技术打入发达国家市场。第四、发展跨国公司，提高国际竞争力。在世界经济舞台上，跨国公司在国与国之间架起了联系的纽带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展跨国公司不仅是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发展趋势所迫，更是我国经济发展和走向经济强国之列的必然。我国大企业的成长必须要有国家的宏观指导和政策扶持，健全和完善市场体系，形成有序有效的市场竞争制度。
参考文献：
[1]王曰痒等: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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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发生的一般原因是资本全球化运动和价值实现过程中矛盾的尖锐化。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不仅同发达国家一样有生产过剩、金融过度膨胀的问题，还有本国货币与国际货币之间的矛盾。商品价值、金融资产价值和国际价值的实现这三重矛盾相互交织和日益发展是金融危机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前提。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对称依赖或中心主导与外围从属的经济体系，则是金融危机在发展中国家产生、发展的现实基础。在资本主义生产由中心向外围扩散，中心对资本的垄断和对商品市场的控制加强时，发展中国家内部生产过剩、金融过剩和与外部联系中的国际价值实现问题正不断深化发展。由于历史造成的经济脆弱，在国内要求经济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压力下，发展中国家极易陷入依赖外部推动、三重矛盾日益发展的状况。这就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因西方资本流入和出口发展而快速增长，又因对外收支状况恶化和西方资本回流而爆发金融危机以至金融危机反复发作的原因。
21世纪初期世界金融危机的发展前景最终取决于世界经济中各地区、各国之间相对经济实力的变化。前述世界经济运动的模式已经表明，世界经济运动的状况和金融危机的发生与否根本上在于中心与外围依存关系的发展，从本质上看，这就是两部分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状况。市场经济的竞争法则也就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经济主体以实力为基础的博弈。货币金融垄断是经济实力的集中体现，就是竞争优势；处于垄断地位的一方总是支配着另一方和整个经济运动的方向，这就是世界运动的法则，也就是决定世界金融危机走势的基本规则。
世界经济中经济实力反映为科学发展、生产力水平、经济规模、金融市场规模和其货币是否充当国际货币。科技发达、经济和金融规模大、货币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国家或国家集团从经济金融到文化都对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产生影响。这种客观规律决定着世界经济和金融运动的发展趋势，也决定着世界金融危机发展的前景。未来世界金融危机问题根本上取决于世界体系中各地区和各国经济实力的消长变化。
世界金融危机集中于发展中国家这一趋势将很难改变。首先，如前所述，世界经济格局不会有大的变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仍将处于严重不对称的地位。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1975-1995年，除东亚少数所谓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中国之外，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相对发达国家的人均GDP都处于连续下降状态。西方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得益者，发展中国整体经济地位下降。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又给予东亚经济严重打击，从而使中经济全面受挫。目前，发达国家占有世界财富的3/4，最不发达国家则增加到49个。从历史来看，金融危机发生后，在经济格局不变、依存状况总体上不变而作部分调整时，几乎所有受危机打击的发展中国家都不得不再度依赖外部资本流入和外部拉动。
其次，许多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的外部债务（见表1），国内经济结构和社会调整面临诸多困难，出口创汇又因技术革命发展滞后和西方国家的限制十分艰难，当西方资本流入时，可能导致新的生产和金融失控，而不会产生较多国际收益。这势必成为新危机的隐患。
表1 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和负担率
年
份 债务额（亿美元） 债务出口率（%）
1980 1990 1998 1980 1990 1998
所有发展中国家 6095 14728 24651 85.3 155.8 146.2
东亚及太平洋 941 2861 6978 93.1 113.4 107.4
欧洲及中亚 755 2210 4354 44.8 96.9 126.7
拉美及加勒比 2573 4754 7358 201.9 256.1 202.5
中东及北非 838 1830 2058 41.4 119.1 137.4
南亚 380 1299 1645 160.5 317.5 201.0
撒哈那南部非洲 609 1774 2258 66.4 209.8 232.1
再次，经济全球化将继续发展。国际资本和国际货币的多元化，以及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与金融竞争总会对世界金融贸易和资本运动产生难以预料的扰动和冲击。在世界经济不对称结构和发展中国家债务沉重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和出口方向的多元化不仅不会缓和或抵御这种冲击，反而可能严重化。如果实行金融和资本自由化，再度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即使发展中国家认识到这种危险性。
金融危机与经济周期分离的趋势进一步加强
传统的金融危机主要是由经济危机发生而引起的，金融危机所反映的是实物经济严重过剩的状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推动西方经济长驱直入金融资本主义，也促使一些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加速发展虚拟经济，虚拟经济在所有发达国家和一些所谓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占据重要地位，成为金融危机的主导因素。金融危机所反映的是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后的崩溃。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金融危机和90年代的金融危机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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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始自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世界经济目前正处于转型和调整之中，这是国内外学者的基本共识。但是，对于世界经济转型的核心是什么、转型的动力来自何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是什么、我国将受到什么影响等问题，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此，笔者认为，对于世界经济当前的转型和调整，需要从更深的层面来认识，把握其基本发展规律。
正在进行的世界经济转型和调整是从技术革命到国际分工以及产业结构和世界经济调控机制全面的转型调整。初露端倪的世界经济转型和调整，其特征可以总结为如下几点：
一是科技成果大规模扩散和运用的期走向尾声，新科技革命处于孕育期，新技术革命推动的新一轮产业革命也处于襁褓阶段。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高速增长之后，以始自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为标志，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增长速度相对缓慢的新技术革命孕育期。根据卡德拉耶夫长周期的判断，这个下降期可能要到2020-2025年结束，全球正在为2020年前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大发展积蓄能量。下一个周期的科技突破口将主要表现为新能源、生物工程和生命技术的重大突破。在这些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并实现产业化之前，其他领域内的技术进步并不会停止，成熟技术的扩散和进一步广泛运用也会继续推动生产力发展，但是与新技术革命带动的大规模技术扩散和运用不同，它们对经济的促进是局部的，尚无法掀起新的产业革命，也无法带动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全面高速增长。
在原有技术基础上的生产力发展将主要依靠外延的扩张，但是世界经济面临的资源瓶颈、环境承载瓶颈已经使以物质商品生产为核心的世界经济生产力无法再盲目扩张。因此，在新的科技革命取得突破之前，推动生产力增长的动力将更多地转向资源和环境友好的“新型制造业”，以及满足人类精神文化需求的“新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这些变化不仅将使全球增长速度无法回到上个世纪90年代的高水平，而且还将改变原来以制造业全球生产为特征的国际分工格局。
二是全球国际分工格局正发生重大变化。在跨国公司的主导下，成熟的制造业在全球转移已经基本完成，发达国家控制研发、品牌以及销售网络等产业链高端，发展中国家处于制造业低端的基本格局也将逐渐发生变化。一些发展中国家将通过技术升级和利用信息技术向产业链的两端转移。与此同时，经历产业外移和外包而出现了“产业空洞化”的发达国家在经济危机之后则试图将一些制造业重新回归本土，以便实现“再工业化”。这些力量都对国际分工格局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电脑的广泛运用，也促使国际分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人的受教育水平和人适应新技术能力的差异将在国际分工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全球产业在国际分工细化的影响下，将进一步呈现出在国际空间的转移与外包的特点，继制造业之后，服务业梯度转移也将不断强化，国际服务贸易将获得新的发展空间。全球性产业的不断升级换代和国际分工的细化将使原来隶属于生产过程的服务被剥离出来进行专业化的分工与合作，新技术的运用和信息技术进一步高级化、智能化的发展，也将创造出更多新的服务业态和形式。国际分工正在由货物商品生产的分工向服务和知识商品生产的国际分工拓展。
三是全球产业结构“服务化”和“弱重化”的调整方兴未艾，全面的智能化产业将获得快速发展。由于经济发展动力和国际分工格局的改变，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特征正在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服务业已经出现了快速增长的势头。随着越来越多国家实现工业化，服务业的大发展将进一步在全球展开。更为重要的是，粗放的制造业生产导致资源和环境瓶颈越来越严重，迫使后进的工业化国家不能完全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也无法像发达国家那样通过向落后地区的梯度转移完全将制造业转移出去，它们必须寻找新的产业发展路径，更加集约地使用资源成为必然选择。通过新技术的使用，大规模生产和工业化所具有的重化工业为基础的特点将被削弱，不仅服务业更多地被剥离出来独立发展，重化工业的重要性也将在“智能化”的生产过程中被弱化——发明一种新3D打印材料可能比建一座钢铁厂更重要，所获得的利润更高。
四是世界经济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发展中国家正在全面崛起，新兴经济体将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国际分工格局的上述变化，给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带来了新的空间。发展中国家承接成熟技术和在制造业上的原有优势将使它们的工业化加速完成，缩小其与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总量差距。发展中国家经济规模占世界经济比重不断上升，它们的经济比重将超过发达国家，这将给世界经济带来深刻变化。金砖国家地位的上升以及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增强，将改变近代以来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世界经济正在向多极化、非极化方向发展。但是，这种以GDP衡量的力量对比的变化能否真正引导世界经济向更加平衡的机制发展，能否推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尚需冷静客观地加以考察。
五是世界经济治理以及新秩序和新规则制定主导权的竞争将在多个层面展开。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国家为了改变在世界经济中实力相对下降的不利局面，正试图对世界经济的上层建筑，即全球经济的调控模式和世界经济的协调方式进行修改和调整，以便获得新的主导权，协助其从现有的经济增长困境中走出。美欧试图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多层次双边和区域贸易投资协定，从而维持自己的主导地位。在全球经济治理上，美欧发达国家一方面继续维持G8原有的机制，并试图将其改造成G20的咨询和议程设定者，另一方面则在它们不愿承担更多义务的领域，要求G20中的新兴市场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以及它们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上升，也使得新兴国家试图改变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和规则，并从各自的地位和利益角度开始抱团，组织不同类型的区域合作组织来影响现行国际规则的改变。金砖国家峰会机制以及其他南南合作框架的诞生与发展，反映出规则制定主导权的竞争将在世界经济各个层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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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显著的放慢也是伴随着技术的重大飞跃(所谓“新经济”)和提高了在第三世界的剥削的全球化的扩大而发生的。像计算机、因特网等信息技术的进步，即使考虑它们对办公室工作和库存管理等的所有影响，也仍未提供资本主义维持较高增长率所必需的重大刺激。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未接近主导了20世纪大部分经济史的以汽车为中心的地面交通体系的发展所带来的长时间的刺激效果。
尽管有停滞趋势，但核心国家的资本确实从近几十年的全球化趋势中获得了巨额利润。但是在第三世界，情形并非如此，这可以从以下三点看出：(1)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般工业国的增长率普遍下降；(2)富裕国家对初级产品需求的快速增长对于刚经历非殖民化的穷国的较大增长作出了贡献；(3)然而，不平等交换和欠发展的进一步恶化等状况很快抓住了这些贫穷国家。它们中的很多采取了由北方鼓励的战略：增加制造业出口(由寻求低工资劳动力的多国公司所促进，并由寻找新的贷款市场的外国银行融资)。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剩余作为利润和债务利息流向富裕国家。不利的贸易条件、相同市场上日益增加的竞争和核心经济体的增长放缓，共同导致了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和增长率的决定性下降，同时很多贫穷国家出现负增长。
因而第三世界国家除少数例外在增长率上遭受了20年的严重下降，而且很多国家降到零以下。现在，随着一个新时期的全球增长减慢，它们的状况已从严重发展到严峻了，这可以以阿根廷的深重经济危机和最大的外债拖欠为证。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2000年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写到，使金融不稳特别是威胁欠发达国家的潜在问题还没有消失，1995年墨西哥和1997—1998年亚洲的金融／外债危机很可能是三幕剧的前两幕。2001—2002年围绕阿根廷比索的灾难很清楚地代表了第三幕的开始，但是该剧的剩下部分如何展开，我们仍不得而知。
资本过剩的趋势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下半期，很多经济学家指出，商业周期已成为过去的事物。“信息时代”的“新经济”如此有效，以致资本家在对当前和未来状况有更确定的了解的情况下，将作出更理性的决定。然而，卡尔·马克思的洞见，即“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障碍是资本本身”仍然是真理。经济增长减慢的最通常的原因之一是，投资率趋向于超过最后需求的增长。在经济上升期中，为了满足需求的快速增长和增加市场份额所需要的产出的快速增长导致创造出过剩的生产能力(闲置的工厂和设备)。当需求的增长不能达到设计规划时，公司会出现大量未使用的生产能力和未售出的存货。于是进一步的投资被抑止了，因为面对相当多的过剩生产能力，公司不愿意投资——这有时被称为“资本过剩”。
应当清楚的是，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能力的过度扩张问题没有真正的解决办法，因为资本不断地面对这一事实：投资的主要障碍是投资本身。尽管投资可能很有用，但是它被它的最后产品市场的最终饱和所限制。每一个大公司在竞争的持续推动下为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而斗争，最终使投资的有用贡献转化成为其反面。在这样的环境下，过剩资本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任何一次经济减速中都发挥了特殊的突出作用。寻求保护它们利润空间的大企业往往通过减少其生产能力的使用而不是减价(主流经济理论引导人们如此期望)来保护它们的利润空间。
制造业生产能力的使用最高点在1964—1975年的10年间，而最低点在1975—1984年间。初步的数据显示，自1983年以来，2001年是生产能力年平均使用水平最低的(过剩资本水平最高的)。
像上面所指出的，由于公司极不愿意在面对相当数量的过剩生产能力和存货时投资，增长减速是自我强化的。这种情形今天在高科技中，特别是在电信领域特别明显。
生产力万应灵丹
面对增长减速，经济学家经常转向以提高生产力作为万应灵丹。生产一般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动机，因为它被期待着能作为内在机制运行以推动这一体系的自我扩张。它被设想成这样运行：(1)技术的提升和／或劳动密集程度的提高产生不断增长的劳动生产率；(2)相应的资本剩余的增加被用来降低价格和／或提高工资；(3)其中任一种方式将导致需求增长；(4)需求的增长又成为资本扩大生产的刺激力量。
在1980—2000年间真实发生的事情和这种教条根本不同。从1980年开始价格没有下降，也没有出现可能支持需求的有意义增长的工资增长。植根于实际工资停滞的每小时产出和每小时实际工资之间的鸿沟意味着，从1980年开始从生产力增长中获得的几乎全部好处被资本作为剩余价值剥夺了。制造业部门既没有降低价格，也没有提高工资，以跟上每个工人产出的增长。这(和新的工厂工作的缺乏一起)不能为产出的增长提供有效需求。相反，就业持续地在服务部门扩大，而服务业中的很大部分工作工资极低或者是非全日制的。
日益攀升的债务
债务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通常的、必然的组成部分。它在这些方面发挥作用：推进对外贸易，为季节性产业提供运行资金，补充对私人企业的投资，而且当然也通过国债的方式帮助在税收和支出之间达到平衡。债务也能刺激经济。例如，大多数人没有足够的积蓄购买新房、汽车或居室家具。当以信用卡购买时，没有房产抵押、信用卡贷款就不能发生的经济活动发生了。当资本家贷款建立一座新厂或一个零售店，或一家医院贷款建设一栋新病房楼时，经济最初由建筑中的工作岗位的创造所刺激，后来由新机构中的人员充实和供给所刺激。
债务作用的重大变化发生在1980—2000年间，正是在这一时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决定性地减速了。从1945年到1980年，全部未偿还债务在gdp中所占比例一直相当稳定。主要和“二战”开支联系的政府债务下降，但相应的别的债务，如公司的、消费者的和金融机构的债务却增长了。甚至在1980年以前，经济相对较快的增长越来越大地依赖私人债务的作用。这种债务刺激消费者购买并推动建立生产能力。但是在1980年之后，未偿还的私人债务的增长以更快的速度飙升。也就是说，它成为保持经济增长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到2000年，未偿还私人债务总额是gdp的2.15倍，而全部债务(私人加上政府)达到gdp的3倍。生产性经济现在全部地依赖于如山的债务，这种依靠债务而维持的经济生命需要越来越多的债务。
而且金融部门持有总债务的越来越大部分。这里我们又一次将1980年看作经济变化的一个关键点。从1945年到1980年，金融债务占gdp的百分比增加了20％。在以后的20年中，它上升了70％。单单金融部门的未偿还债务总额现在几乎占gdp的90％，并且占非政府未偿还债务总额的35％。
到衰退阶段消费部门债务仍在增长，这是这次衰退迄今为止表现得相对温和的主要原因。尽管十多年来实际工资没有增长、失业率在增加，工人仍力图维持开销。然而要这种情况持续很长时间而不被突然打断是不可能的。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家庭债务第一次高于家庭可支配收入。
赌博资本主义
如上所述，服务部门是投资和就业的重大领域之—。另—出路是投机，实际上，这只是赌博的另一个说法。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部门不再局限于生产、雇佣和投资的需要的范围之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它已变成一个不断增长的自主挣钱形式，这在衍生市场尤其明显。一种金融衍生工具从另一种金融工具衍生出价值。例如，一种金融期货就是在未来某一时刻购买某种其他金融工具比如股票或债券的协定。衍生工具倾向于放大收益和损失。如果一种衍生工具所基于的利率或股价上升了，通过衍生工具获取的利益将飙升。另一方面，如果它所基于的金融资产下降了，那么衍生工具的价值可能骤然跌落。金融价值升降的速度增加了个体参与者的风险，同时也增加了整个金融部门和整个经济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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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对外开放已经进入了第30个年头。作为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对外开放推动了我国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和动力，加快了我国融入全球经济的步伐。目前，我国已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有重点的对外开放新格局。随着国际分工地位的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为扩大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一、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
(一)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突出。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
从世界经济运行的总体态势来看，全球经济失衡具有一定的长期性和规律性。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中国、印度及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经济保持较强的增长势头，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尽管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长期性还存在争议，但新兴经济力量的崛起已经显现出一定的整体性。目前，凭借着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巨大以及日益开放和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新兴市场受到国际资本更多的青睐，开始分享国际分工和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更大利益。从而不断提升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和国际经济秩序中独领的局面有所松动，世界经济多极化的发展趋势逐步增强。在未来的全球治理机制中，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和声音日益凸显，新兴经济大国将获得更多参与国际事务的机会。然而：国际经济关系的主导权并不单纯倚仗GDP的规模，从经济运行质量、体制的完善性以及处理国际经济关系的经验，特别是从金融领域的控制力来看，世界经济格局的变革将是一个漫长、渐进的过程，发达国家仍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占主导地位，调整、重组甚至是局部的对抗将成为未来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主旋律。
(二)国际分工形成产业间、产业内和产品内分工的多层次格局
随着全球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以及贸易、投资自由化趋势的增强，以商品贸易和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传统国际分工格局迅速向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产品分工和要素分工并存的新型国际分工模式演进，形成动态、多层次、网络化的国际分工体系。在这种新型体系下，国际分工的边界由不同产业转向同一产业或产品价值链的各个增值环节，国际分工的接点由产品转变为要素。在未来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大跨国公司作为全球生产和交换的“组织者”作用将更加突出。大跨国公司对未来国际分工体系和国际贸易的控制不仅将体现在对某一技术或市场的争夺上，更反映在构建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的平台，并通过这样的平台，将内部分工和贸易的触角伸向世界各个角落。同时，尽管世界经济的多极化趋势不断增强，但由于发达国家拥有的高技术、高素质人力资本等要素具有相对稀缺性，因而，发达国家仍掌握着国际分工格局的主动，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虽然以通过引进资本和技术一定程度上改变要素禀赋结构，但迄今，发展中国家主要以劳动力要素参与国际分工，其所获得的分工利益也仍然主要是劳动要素的报酬，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劣势地位将导致其对外来资本、技术和制度安排产生一定的依赖性。
(三)世界范围内产业融合趋势增强，产业升级的路径日益多样化
进入21世纪，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以及信息技术在传统领域的推广应用使各产业之间的技术趋同性增强，导致产业之间的边界趋于模糊，三次产业之间特别是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技术和市场重叠化程度显著提高。产业技术的融合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单一知识及其技术的产业划分标准，致使“产业融合”逐步取代“产业分立”成为产业演进的重要方式。全球产业结构在不断融合的过程中，产生强大的后发效应以及更多的学习机会。各国产业结构调整将不再简单地延续传统的“农业工业服务业”的线性升级路线，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承接服务外包和服务业产业转移，适时把产业发展的重点转向新兴服务业领域，实现服务业的超前发展，从而把产业升级带入全新的路径，提高产业发展的整体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在国际产业转移不断深化的条件下。世界各国产业结构的关联度和开放效应大大提高，逐步形成世界产业结构的大系统，各国产业结构作为一个开放系统，在与其他国家产业结构的互动中变迁。
(四)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次级贷风波”的影响仍不明朗
众所周知，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汇率制度、国际储备结构、国际收支协调机制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的组织管理等方面均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随着美元不断贬值和欧元的崛起，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权地位进一步弱化，全球金融体系的弹性也随之有所增大，而以“石油美元、亚洲各国央行、对冲基金以及私人股本”为主的新金融元素逐步成为影响国际金融市场甚至是主导全球经济走向的重要力量。在这一大趋势下，国际货币体系的储备安全、汇率制度的稳定性以及各国收支调节的有效性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另外，在“次级贷风波”中，主要发达国家的大商业银行和投资机构损失惨重。累及全球金融业和证券业的稳定运行。目前，各国和相关国际组织对“次级贷风波”影响的判断存在一定的分歧。一些银行和咨询机构认为，目前全球金融业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而另一些观点则认为“次级贷风波”对世界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的影响远未释放。在这种情况下，主要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纷纷调低全球和各自国家2008年经济增长率，其货币政策的基调也由紧转松，而在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下，我国货币政策的走向却不断趋紧，出现与发达国家逆向操作的局面，从而将进一步加大我国宏观调控的难度，影响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五)能源和资源性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持续在高价位波动
受美元贬值、国际投机活跃以及生物燃料产业迅速发展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近年来，国际市场上石油、粮食、食用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的价格持续上涨。如自2005年以来，粮食的国际市场价格平均上涨了80％，粮食短缺已经在世界部分地区引起了恐慌。在需求保持刚性的条件下，日益脆弱的供给体系使国际市场价格持续走高。使未来资源产品的供给弹性缩小。同时，为应对传统能源价格攀升，在各国政府扶持政策的激励下，全球将掀起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然而，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在现有技术条件和产业发展模式下，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仍大量倚重不可再生的资
源，如太阳能电池板、稀土等，从而必将带动这些要素及其上游产品价格的上升。尽管国际市场能源和初级产品价格的波动具有一定的周期性特征，而且也不排除重大技术突破对资源性产品产生的替代效应以及资源利用效率的显著提高，但资源性产品不可再生的特点决定了其稀缺性将长期存在，未来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将呈螺旋式上升的趋势，并将在高位持续频繁波动。能源和资源性产品价格走高一方面将刺激世界范围内新能源、新技术的开发应用，迫使更多国家和地区加快转变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另一方面，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食品和能源价格的大幅攀升将部分抵消其经济快速增长的福利，加剧其宏观调控和社会保障的难度。特别是对于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大国，经济增长和加速工业化、城市化造成能源、原材料需求激增，新兴经济国家对分享世界资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大了对海外市场的开拓力度，对国际资源市场的原有供求格局造成一定的冲击。
(六)多边贸易体系中的利益主体多元化趋势增强
在WTO及各种区域安排的推动下，国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主基调不会改变。但由于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以及国际贸易格局中新兴力量的崛起，现行多边贸易体制运行的障碍增加，WTO利益主体多元化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并将直接影响多边贸易谈判议题的设立、谈判进程以及未来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使WTO在处理一些新的贸易争端中陷入两难处境。目前，在投资自由化、农产品贸易、服务贸易等谈判议题中，新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主要表现在：一是WTO成员特别是发展中成员仍大量采用反倾销、反补贴等传统贸易保护手段：二是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环境标准也出现被滥用的趋势。另外，随着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国家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以及区域经济组织的发展，未来多边贸易体系中将形成更加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不同的谈判议题会催生各种形式的利益联盟，导致超经济的谈判手段不断向贸易谈判中渗透，从而增加多哈回合乃至日后多边贸易谈判的变数。由于WTO倡导的多边协定的谈判模式一再受挫，一些国家和地区转而采取更现实的策略，积极推进双边FTA谈判。同时，也将迫使WTO加快改革进程，调整现行的谈判规则和模式。从而更好地适应多元化的国际贸易利益新格局。
(七)节能和环保成为各国共同关注的问题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突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意识到节能和环保的重要性，主动参与相关领域的国际合作。2007年底，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取得了重大进展。通过的“巴厘岛路线图”明确了2012年后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目标，并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下，构筑起给全球“降温”的国际合作框架。全球发展理念和增长模式的渐变将带动世界范围内节能和环保技术的创新应用，刺激私人资本对相关产业的投入。同时，对节能和环保的关注还将对各国贸易政策产生重大影响，环境标准和“绿色壁垒”将成为未来多边贸易谈判的重要内容。目前，通过国际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问题已成为世界共识。然而，由于各国在资源储备、技术水平以及消费理念等方面的差距，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甚至同为发达国家的美国与欧盟之间在这一领域存在较大分歧。尽管近来美国关于减排问题的立场有所松动、但美国在有害气体减排等议题上不会对国际社会做出很多积极的承诺。美国的这种态度与欧盟各国形成较大反差。以法国和德国为首的欧盟主要国家积极推动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合作，其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意愿也比较明朗。但欧盟这种作法是以其可再生能源和减排技术等方面的优势为支撑的，主要目的是为欧盟企业进入发展中国家环保产业和减排市场创造条件。同时，发展中国家虽然意识到节能和环保的重要性，但受制于资金、技术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些领域的制度建设和投入严重滞后。并与发达国家之间在减排目标及其权利与义务安排等方面产生了诸多矛盾，而这些分歧和矛盾将直接影响未来有关国际谈判的进程。
二、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对我国经济发展和开放环境的影响
(一)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互动性不断增强
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中的“中国元素”凸显。世界银行的分析指出，2007年中国已成为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虽然通货膨胀、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环境容量缩小等因素给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和结构转型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但总体来看，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中积极因素居多。可以预见，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化和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高。中国经济仍将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并将在日益广泛的范围内对世界经济增长产生更重要的影响。同时，由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全球经济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世界经济的风吹草动将不同程度地影响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受美国“次级贷风波”、美元贬值、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石油和粮食价格上涨等全球因素掣肘。我国经济运行的复杂性加大，出口产品成本控制的难度增大。其中，单纯利用中国低成本劳动力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外商投资加工贸易企业，将有可能遭遇撤资风潮，进而对部分地区传统出口产业的发展和就业造成一定的冲击。反过来，作为世界制成品出口大国，中国出口成本和价格的上涨也将直接影响世界制成品市场的供求关系，导致相关进口国消费者享受的“中国制造”红利减少。
(二)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为我国产业升级带来新的机遇
目前，我国进入了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又一重要历史时期。价值链的全球整合为我国实现结构优化、转变增长方式带来新的机遇。一是凭借30年来确立的优势，劳动密集型产业仍是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重要领域。在这一领域。随着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我国企业将逐步由被动接单的“代工者”加快向具有完整配套体系、一定自主设计开发能力和谈判能力的合同制造商转变；二是面对结构调整、城市化和消费升级带来的巨大国内需求，我国钢铁、汽车、石化、建材、工程机械等行业的扩张势头十分强劲，企业“走出去”的意愿增强；三是在高技术领域，在充分发挥我国已拥有的组装能力和规模优势基础上，通过承接更高层级的产业转移，我国高技术产业将由最终产品加工制造逐步向上下游的研发、设计、营销、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等价值链的核心环节或高增值环节渗透和辐射；四是在新型全球价值链上，生产环节和服务环节日趋融合。雄厚的制造业发展基础和强劲的国内需求为我国发展生产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三)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面临全方位的“软制约”
尽管我国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平衡贸易关系，但短期内出口增长出现较大幅度回落的可能性不大。随着我国出口市场份额的扩大和竞争力的提高，不仅进口国的相关企业会感受到来自“中国制造”日益明显的竞争，而且与我国出口结构相似的国家和地区的原有出口市场也受到一定冲击。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仍将是全球反倾销最大的受害国之一，资源
和制造业领域的贸易摩擦仍将频繁发生，甚至有可能出现为局部的贸易战。而在国内企业“走出去”、加快国际化的进程中，由于普遍缺乏海外运作经验，不了解国外的商业法规，在知识产权保护、定价策略、并购活动、经营方式等方面，国内企业也屡屡受限。更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服务领域开放进程的加快以及信息技术的普及应用，我国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的联动性大大增强。由于我国银行、保险、证券等行业的对外开放和市场化程度较低，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较弱，加之参与金融领域国际协调的能力和制度建设相对滞后。势必对我国相关领域的稳定运行造成一定的影响。
三、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思路与政策建议
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在对外开放条件下实现的。对外开放既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顺应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分工深化、国际竞争加剧、国际经济合作日益紧密的历史潮流。我国对外开放采取了渐进式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我国各领域、各地区的开放程度并不均衡，导致政策运用能力参差不齐。其中，外贸政策和外资政策相对比较成熟，而汇率政策、资本市场政策、竞争政策以及国际协调策略则存在不同程度的滞后：东部地区外向型经济比较成熟，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仍主要依靠优惠政策。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及其影响来看，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外部环境总体上是有利的，但也将不可避免地面临诸多不确定性。针对对外开放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从而进一步明确了对外开放的政策导向。这既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应对全球化挑战的理性选择。我国应在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对外开放的新模式。提高对外开放的整体水平，满足对外开放不同层次及其阶段性变化的政策需求。
基于以上战略思路，充分考虑和预判对外开放新形势下的各种风险和不确定因素，应采取以下政策措施，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
(一)逐步确立对外贸易均衡发展的政策目标，完善对外贸易管理体制
随着我国贸易顺差存量以及外汇储备的增加，我国贸易政策的目标应由单纯追求出口规模和贸易盈余。转变为优化外贸结构、提高出口效益。这不仅有利于增加国内消费者福利，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外部压力，缓和与主要贸易伙伴的摩擦。为此，需对我国的进出口制度进行全面整合，构建与WTO规则相吻合的新型外贸体制。应着眼于形成动态比较优势和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将合理的产业保护、规范的进口限制、温和的出口鼓励以及适度的贸易救济相结合，使我国贸易制度的定位趋向中性化，具体政策手段趋向弹性化、柔性化。
(二)积极引导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
2004年以来，国家对加工贸易采取了稳定、控制、适度收缩的政策，限制低层次加工贸易的发展。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但不应全盘否定加工贸易对吸纳就业、扩大出口、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而应积极引导加工贸易的升级转型。一是继续采取法律和行政手段，严控高耗能、高污染的加工贸易项目。避免低水平的项目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防止中西部地区出口发展重复东部的老路；二是鼓励高端加工贸易的发展，增强国内配套能力。提高加工贸易的技术水平和附加值，增强加工环节向产业上下游辐射的能力；三是引导加工贸易企业加强采购、订单、库存、交货等环节的管理，改善加工贸易发展的微观机制。
(三)加快自主创新，进一步优化贸易结构
从长远来看，一国国际竞争力的形成和提升归根结底要依靠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掌握产业发展的关键和核心技术。在研发创新活动日益全球化的条件下，我国应实行开放、集成式的创新模式，充分利用科技要素全球流动的机遇，有效吸纳、利用、整合国际创新资源，在国际合作中改善创新机制，增强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为此，应依据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改进完善技术标准体系。加强自主技术创新和自主品牌的培育。同时，综合运用出口退税、进出口信贷、信用担保等政策工具，加大对自主创新产品出口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在此基础上，积极推进服务业的全面开放，大力发展生产业和服务贸易，发掘对外贸易新的增长点。
(四)创新利用外资方式，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
今后，应以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为首要目标。改善利用外资的结构。首先，加强对外资并购的监管，规范外资并购活动。引导外资并购，参与企业治理结构优化与产业升级；其次，以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为契机，鼓励企业开展软件、电信、金融、设计等服务外包业务，加快服务外包的人才培养，形成一批外包产业基地；再次，地方政府要根据经济发展的环境、土地、能源指标，制定合理的“招商选资”标准，明确外资项目的进入条件。对有意转移和撤资的外资企业做好法律咨询、资产清理维护、区域间政策协调等善后服务工作。同时，完善《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并购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执法力度，维护外商投资的合法权益，有效遏止跨国公司的不正当竞争活动，督促跨国公司践行其应尽的社会责任。
(五)加快对外投资和国际合作方式创新，支持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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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外直接投资来看，新兴大国正日益成为对外投资的新主体。在经历了连续5年的上升趋势之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FDI流出量收缩了21%。但FDI流出的收缩量远低于发达国家。尽管目前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外资流出的份额依然较小，但所占比重正加速提升，目前已占全球FDI流出量的1/4。其中，中国香港、中国大陆和俄罗斯已跻身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20强。
新兴经济体输出直接投资的区域主要是在本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并已涉足欧美发达地区。在过去的数年间，主要新兴大国的跨国公司正不断加大对非洲的投资。从2005到2008年，这些跨国公司对非投资占流向该地区FDI的21%，而在1995-1999年这一比例仅占18%。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和海湾合作委员会的投资者最为积极，其中，中国对外投资最为抢眼。对矿产资源不断增长的需求，以及后危机时期全球产业重构创造的并购机会，推动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持续扩张。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逐步消散，新兴经济体作为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的新主体，正引领全球国际直接投资的逐步复苏，这也将提升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投资领域的话语权。
三、新兴经济体财富基金正成为国际直接投资来源的新渠道
2009年，财富基金的筹资也由于初级商品价格的下降和贸易顺差的减少而遭受挫折。但是其直接外资活动并未下降，反而逆势增长了15%，这反映出拥有这些基金的新兴经济体较高的增长率。目前，财富基金的新投资调整了投资方向，其资金逐步投向初级部门、较不易受金融动荡影响的行业以及发展中区域。
据估计，2008年全球财富基金的规模就已超过3万亿美元。世界银行集团认为，通过建立股本投资平台和基准可吸引财富基金的投资者，即使有百分之一的财富基金投入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也会为它们的增长、发展与机遇带来300亿美元。可以说，财富基金的发展对新兴经济体来说是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机遇。如世界银行集团行长罗伯特・B・佐利克所言，世行集团将与财富基金合作，为非洲的股本投资创造一个“百分之一解决方案”，他认为非洲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大陆，有潜力成为像今天的中国、印度及其他国家一样的世界经济又一个增长极。
四、新兴经济体吸引外资前景向好
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际金融环境。2003-2007年间，十分宽松的国际金融环境和低廉的资金成本，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繁荣和经济增长而不引发严重通胀，如今这一环境已不复存在，重建这种环境既无必要，也不可行。从长期来看这种情形也难以持续。因此，在未来数年内，与危机前的繁荣期相比，国际资本成本将会上升，投资率将会下降。
据贸发会议预测，从中期看，外国直接投资（FDI）预计将会从2007年约相当于发展中国家GDP3.9%的峰顶下降到2.8%至3%。鉴于FDI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欧洲中亚和拉丁美洲的投资总额中所占比例高达20%，这一前景的影响不可低估。
世行发展预测局局长汉・蒂莫说：“虽然在可预见的未来，资金会变得更加稀缺，更加昂贵，这是不可避免的，但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扩大地区性金融中心，改善当地银行业的竞争和监管，降低国内借贷成本，促进当地资本市场的发展，从而在长期上获得巨大裨益。”事实上，这一调整需要相当时日才能见效，但地区金融中心的发展却可以让发展中国家重返高速增长的轨道。
五、新兴经济体引领国际直接投资发展的新趋势
新兴经济体相互间的国际直接投资推动了非洲等欠发达地区的投资和经济增长。近年来，来自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等新兴大国FDI输出为非洲大陆特别是南部非洲的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与日俱增。新的FDI来源为非洲国家提供了更具弹性的资金来源和更广的金融资源，也为非洲国家抵御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形成了有效的缓冲。
正如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所言：“我认为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可能是非常有利的，能够帮助非洲国家开发基础设施，帮助这些国家利用它们拥有的自然资源。”近年来，新兴经济体对非投资份额的不断上升，而全球金融危机从客观上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这既有利于强化新兴经济体内部的投资与经济合作，也对非洲经济的长远发展大有裨益。
此外，南南投资降低了对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依赖。全球经济动荡强化了发展中国家间对外投资的重要性。来自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大多流向其他发展中国家，促进了“南南”的投资合作与经济增长。目前，不计离岸金融中心的南南合计流量约占发展中国家合计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的25%。因此，事实上，许多低收入国家如今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方面主要依赖其他发展中国家。这种南南投资的快速增长促进了南南贸易和经济的增长，有效降低对发达国家的依赖，也利于新兴经济体走出危机，实现经济复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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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跨国直接投资流入的整体格局没有显著变化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依然是跨国直接投资流入最多的地区，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地区次之，跨国直接投资对初级产品出口国（包括石油、天然气输出国和矿产资源的主要输出国）的流入相对较少。从总量的角度看，2000年以来，发达国家吸引的外资大约在4000―13000亿美元之间波动，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在1000―3000亿美元之间，而初级产品出口国大约在200―2300亿美元间波动。
分工格局中不同地区受危机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发达国家吸引外资受危机的冲击较大，从危机前的1.3万亿美元降到2009年的6028亿美元，2011年恢复至7532亿美元；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跨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已恢复，高于危机前水平，而主要初级产品出口国虽有所回升，2010仍低于危机前水平。
（二）跨国直接投资流入格局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均出现一些变化
从发达国家内部来看，欧洲地区的流入量在持续下降后强劲反弹，美国增势不稳。欧洲地区和美国的跨国资本流入格局受其经济复苏的不同态势影响，呈现出不同的特征。2011年流入欧洲地区的外资增长23%，美国的跨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在2011年出现下降，降幅达8%。流入欧洲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强劲反弹，主要是欧元区国家受债务危机的影响，金融市场动荡，经济增速下降；一方面，受公司重组、提高资产利用效率和降低成本等因素的驱动，另一方面，也存在一定的欧元贬值情况下的机会主义交易，导致对欧元区国家的跨境并购增多，2011年对欧洲地区的跨境并购增长55%。
从发展中国家内部看，拉美地区资源型国家的跨国直接投资流入较为活跃，增幅超过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地区。2011年流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不再主要依靠南亚、东亚和东南亚，拉美、加勒比地区以及转型经济体增长显著。流入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不包括西亚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较2010年增长11%，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分别吸引外资2090亿美元、920亿美元和430亿美元。而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增长34.6%，达2160亿美元。
（三）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跨国直接投资流入连续两年高于发达国家
发展中经济体受内部需求强劲、经济加速增长和南南投资上扬影响，2010年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上升12%，高于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5%的增速，达5740亿美元，占当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总量的52%，首次超过发达国家。而2010年流入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7%。2011年发展中经济体吸引外资继续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一半以上；而流入发达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虽呈强劲反弹态势，较2010年增长18％，但仍略低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外资流入量。
二、美、日发达国家和印度跨国直接投资的主要特征
（一）美国的跨国直接投资复苏缓慢
整体上看，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对美国的直接投资的复苏，慢于美国经济的复苏步伐，并且在结构上出现了一些新趋向：
一是从跨国直接投资的流量看，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对美国直接投资的流量均低于危机前水平。危机后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出现下降，回升趋势不稳，2009年大幅减少50%，2010年上涨49.3%，但2011年又出现了8%的下降。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出也受危机影响出现显著下降，虽出现回升，但仍低于危机前水平。
二是从跨国直接投资头寸的收益率看，对美国直接投资头寸的收益率已高于危机前水平。对美国直接投资头寸的收益率在2009年降为4.18%后，2010年已恢复至6.12%，高于2007年6.07%的水平。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头寸的收益率则有所下降，2009年降到9.45%，2010年略升为10.48%，但仍低于2006年的12.26%。
三是从跨国直接投资的国别结构看，基本格局没有发生变化。美国的跨国直接投资主要来源于欧洲、加拿大和亚太地区，2009年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入量下降50%，主要来自欧洲地区和亚太地区的直接投资大幅下降，2010年来自两个地区的投资出现增长，涨幅分别为87.97%和220.66%。美国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出也以欧洲地区为主，占一半以上，拉美和亚太地区各占20%左右，国际金融危机后，对欧洲地区的投资出现大幅下降，2010年有所回升。
四是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和流出都出现了逐渐集中于制造业的迹象。2011年前三季度，制造业领域的流入量占总额的41%，而金融和保险行业的流入量仅占10%。美国的跨国直接投资流出，金融和保险业受危机影响下降非常显著，制造业的冲击较小。金融和保险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从2007年821.7亿美元直降至2010年的135.1亿美元，2011年三季度跨国直接投资流出量转为负值，制造业领域的对外直接投资受金融危机冲击也出现大幅下降，但降幅小于金融和保险业。
（二）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受危机影响较大
一是总体上看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从2009年以来下降较为明显，对外直接投资在2011年有所增长，而引进外资形势仍然严峻。首先，2010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继2009年下降42.03%后，下降23.35%，2011年前三季度逐季度增长，一至三季度累计值已超过2010年全年水平，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加成为主要的带动力量。其次，日本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在大幅下降后继而出现净资本流出，集中在非制造业领域，这意味着日本作为主要的发达国家，引进外资面临着比较严峻的形势。
二是从三大洲的分布来看，对亚洲的投资基本上较为稳定，对北美洲和欧洲的投资波动较大，对北美洲的投资大幅下降，而对欧洲地区的投资在大幅下降后2011年出现较大增加。从2011年的初步估计数据看，对欧洲地区的直接投资为399.86亿美元，占比34.6%，略大于亚洲地区34.0%，而北美洲地区仅占比13.4%。并且，日本对外投资的大幅增加主要来自对欧洲地区直接投资的增加，对欧洲地区165%的增速远高于亚洲地区77.4%的增速。
三是从亚洲的布局看，中国仍然是日本在亚洲最大的投资国，泰国仅次于中国，对新加坡和韩国的投资也有较大规模。近年来，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持续增加，而对印度尼西亚、越南和印度的直接投资出现较显著的增加，但对这些国家的投资总量仍然较小。
（三）印度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和流出均出现较明显的下降
印度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入自国际金融危机后持续下降，2009年和2010年分别下降1.04%和33.5%（数据来源于印度央行提供的财年数据，本段所提的年份均为财年）。从国别结构来看，自由港和发达国家仍是其主要的资金来源地。从行业结构看，服务业仍是跨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流入领域，但2010年大幅减少45.5%，其中，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降幅较大，计算机服务和通信服务部门的流入量也出现下降，而制造业有所下降，降幅相对较小。
印度对外直接投资危机前快速增长，国际金融危机对其产生的冲击较为显著。2006―2008年从29.8亿美元增加到193.9亿美元，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2009年和2010年分别出现17.9%和8.19%的下降（数据来源UNCTAD数据库）。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的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跨国并购已经历了从发展中国家为主向发达国家为主的过程。从行业结构看，印度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制造业领域的生物医药产业和汽车业，以及软件行业和通信服务业。
从印度引进外资的政策看，进一步扩大自由化的同时，加大了对战略性产业的监管。印度了更新的FDI名单，其中很多的产业领域FDI实行自由化，包括生物技术、医药和生命科学领域的基础性和应用性的研发，以及教育部门的建筑活动，印度还允许外国投资者对单一品牌的零售贸易的投资比例限制从51%扩大到100%，但是对于投资比例超过51%的FDI中，要求销售总额中至少30%的商品来自国内供应商，印度政府还决定，外国投资者对医药领域的并购申请提案只能实行政府批准，不再实行原先自动审批的模式。
三、跨国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及我国的对策
预计2012年或近几年，跨国直接投资可能会呈现出以下主要趋势：第一，根据当前世界经济复苏形势，以及跨国公司的运营情况，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对2012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保持谨慎乐观，预计全球FDI将温和复苏。第二，跨国直接投资流向可能在地区之间调整。第三，世界经济整体增长乏力，在资金流动性充裕的情况下，能源资源领域必然成为资本争夺的领域，而新兴技术领域对各国培育新竞争优势具有战略性意义，因此，对能源资源领域和新兴技术领域的跨国并购可能增多。
全球经济调整背景下，跨国直接投资的发展对我国的影响及对策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国际跨国直接投资的格局在短期内不会发生大的变化，这将意味着我国面临的国际分工格局较为稳定，短期内我国面临的国际跨国直接投资的形势将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因此，一定意义上说，我国跨国直接投资政策具有一定的延续性，根据世界经济形势和跨国直接投资的发展，可适时地、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整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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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宏观”和“冷微观”的中国经济何去何从？
一、 世界经济大乱局：滞胀？衰退？失速？
世界经济看来正陷入久违的大乱局中，人们目前喋喋不休地争论着的，不是世界经济的曙光在哪里，而是黑夜有没有到尽头。早在1999年，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发表惊人之作――《萧条经济学的回归》，警告可能出现的全球性经济萧条，当时美国“新经济”正方兴未艾，而亚洲亦舔干了自己的伤口，出现“V字形复苏。然而，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美国高科技股票象可怜的“自杀鲸”一样接连表演“高台跳水”，企业家、投资家们无不看得惊心动魄。悲观预言由此相继而来。摩根斯坦利一反常态，不再“兜售繁荣”，而是宣称“需求休克”，警告全球经济有可能面临长期衰退。美国《商业周刊》作为“新经济”的最大吹鼓手，曾刊文说“新经济消除了经济周期”，现在却以号称为“新经济新知”的曼德尔编辑为急先锋，抛出新著《即将到来的互联网大萧条》。世界经济怎么了？
1、美国经济：可怕的并不是在大峡谷中下落，而是不知道下落到何时是谷底。以美国而言，美国商务部预期美国经济在2001年第一季度将增长2%，公布的数字却只有出乎意料的1.3%，最近更修正为1.2%，而公众的预期更悲观，以为实际上只增长了0.5%而已。国际货币基金在其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已经将对美国2001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从原来的1.7%下调到1.5%，而对2002年的增长预期更从 4.2%陡降到 2.5%。目前美联储的连续6次降息为什么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这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是这显示出美联储没有看到美国经济的底部在何处，降息反而恶化了市场预期；二是这显示出美国经济“长腿”变短容易（新经济投资疲弱、市场萎缩地挤出泡沫容易），但“短腿”变长艰难（“空心化”的传统产业难以重新夯实）。因此，过去8年作为世界经济增长发动机的美国经济可能处于熄火或半熄火的状态，并步入“L”型中期调整。
2、欧洲经济：“从不受影响”到“不可否认的事实”的尴尬。在2001年初，欧盟曾骄傲地宣布：欧洲经济不受美国的影响。欧盟委员会今年4月发表的经济预测报告乐观地宣称，2001年，欧元区经济增长率将达到2.8%，2002年将达到2.9%。然而，欧元区12国财政和经济部长目前无奈地承认，由于美日经济不断减速，欧洲经济经济增势减弱已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而且其强度“出乎意料之外”。 2000年欧盟经济增长达3.4％，是近十年以来的最高速度，但2001年的经济表现却差强人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其2001年经济增长速度仅为2.4%，最近的数据显示，欧洲的主心骨德国和法国这两个国家目前的经济形势也不妙，德国政府已把对经济增长的预测下调至2%，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洛朗·法比尤斯则预计，法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将不足2.5%，远低于早先预计的3.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德国经济增长的预测数则仅为1.9%。与此同时，欧盟的失业率却在令人不安地上升。
3、日本经济：当日本的经济巨头把中国的大葱和大蒜视为生死攸关的挑战时，我们真的为日本经济担忧了！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容不得矫饰，对其无非有三种态度，一是“驾驭市场”，即政府以为自己可以俯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通过所谓“强政府”的“产业政策”来超越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二是“增强市场”，即政府以为市场是某种外在变量，可以通过关系型融资等奇思妙想来使得“市场机制”更锐利；三是“紧随市场”，即政府承认自己经济干预能力的有限性，只是遵从市场信号尽量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迄今为止，试图驾驭和增强市场的国家毫无例外地已在承受市场的严厉惩罚，其中尤以日本为甚，财政已经扩张至极至；而货币则更曾达“零利率”的尴尬，但日本经济硬是毫无反映，财政货币双失灵。日本自从小泉政权亮相以来，已经坦言将在未来3-5年内不看重GDP增长指标，而全力重构日本经济，但至今则仍为“景气优先”还是“结构优先”在吵闹不休。对于日本经济，我们已经陷入了深深的误区：也许我们并不能用80年代初如日中天的日本经济来衡量现在的日本经济，否则我们将以为其经济永远处于衰退之中；如同我们不能用历史新高的股市综合指数来衡量股市，否则我们将总以为现在的? 墒性诼苁兄校毡揪媒鼋鍪窍慈チ饲某L⑶夷岩栽倩馗吹焦獠收杖说纳鼗小?/P>
4、亚洲经济：曾经梦想的“21世纪是亚洲世纪”已经遥不可及，谁来领导亚洲？面对已经整合的欧盟，以及正在整合的美洲经济，亚洲经济滑落到分崩离析之中。《圣地亚哥宣言》和《行动计划》显示出目前的大势是：2005年1月1号作为谈判达成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协定的最后期限，并在2005年年底前由各国审议通过，正式生效。这样，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包括北美、南美以及加勒比海地区的34个国家，涵盖8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5%。如此欧盟、美洲自由贸易区和APEC三大区域性组织构成全球贸易和投资基本架构的格局将基本确立。可以预期的是，美国自身的政治经济的困扰、对拉美后院的传统重视、以及对APEC非制度化的清谈而不务实的失望，必然使其对充当整合亚洲经济的热情多少有些冷却，而产生新一波的面向美洲内部的贸易转移和投资转移，即美国在选择贸易和投资伙伴时，会将美洲国家置于更优先的地步，对东亚国家显然意味着某种程度的“挤出”。由于亚洲经济一体化明显滞后于欧盟和美洲，并且美、日、中等大国对机制化的亚洲经济合作态度暧昧，利益纷争。亚洲经济，因为缺乏清晰可信的领导者，无人填补美国因启动FTAA而对APEC丧失的热情和形成的真空；无人勇于改进APEC的清谈和制度建? 璩倩骸Q侵匏坪跞允前敫鍪兰颓埃窦档哪茄貉侵蓿磕侵皇歉龅乩砀拍睿∷坪跛济挥锌吹揭桓錾缁峋蒙詈托车难侵蕖J澜缈吹降模咽歉直览胛觥⒍皇歉系难侵蘧谩?/P>
5、世界经济：是滞胀？是衰退？还是急剧失速？对当前的世界经济格局，大致有三种判断，一是从高速增长意外地突然失速（sudden slowdown）；二是已经陷入到经济衰退中 （recession）甚至是大萧条又回来了；三是我们重新回到了20世纪70年代全球性的经济癌症-----滞胀（stagflation）中。在尽可能理性和冷静之后，我们认为世界经济在急剧失速之中，至于衰退则是目前仍是可能性尚非普遍的现实性；而滞胀，则多少还有些遥远。下表显示出世界经济增长的确有明显的放缓迹象。
表1、主要国家的经济增长变动（单位：%）
时间/GDP%
美国 欧盟 德国 法国 英国 日本 中国
2001.
(1-3) 1.3 2.0 1.5 2.0 1.7 -0.8 8.1
2001 1.6 2.2 1.6 2.4 2.2 0.5 7.3
2002 2.9 2.5 2.3 2.5 2.7 1.3 7.5
资料来源：《The Economist》2001-05-21.
至于世界性经济衰退，至今仍然只是有待证实的预言。30岁以上的人们对经济衰退印象最深的就是“牛奶倒进海里”的画面，那是从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以及政治经济学教师的讲解中得来的刻骨印象。如果21世纪初衰退重演，则也许天之骄子式的硅片亦将弃于山谷，类似于上个世纪30年代的产品过剩、需求不足情形将重现于整个世界，并成为中长期全球经济的大敌！经济衰退在若隐若现之际，通货膨胀的威胁已悄然降临。2001年5月，G7的通胀率已从1999年初的1%上升至2.8%，这是8年来的最高水平。其中美国通胀率从1999年的1.6%上升到2001年5月的3.6%，欧元区国家通胀率从0.8%上升至3.4%。这使人们不能不警惕世界经济重蹈20世纪70年代的覆辙。我们尚可幸运的是：西方国家通货膨胀的上升很大程度上是受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扣除能源、食品价格因素后的核心通胀，在美国为2.5%，在欧元为2.1%，日本尚在通货紧缩之中。世界经济的大乱局，是新经济光环不再带来的全球性振荡；是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导致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危机的阴影再度聚拢；是亚洲经济再度边缘化的威胁。此际中国经济往何处去？
二、世界经济乱局里的中国：忧思何在？惊喜何在？
世界经济乱局，迫使中国面临较之亚洲金融危机更为险峻的外部环境，尽管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也许不在同一条战壕，但无疑却在同一个经济增长失速的地球上，全球化的迅速推进，和20年来我国经济已经从封闭走向开放型大国经济，因此，世界经济增长失速将通过贸易和投资等多种渠道传递和影响我国。忧虑者说，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君不见，阿根廷已陷入金融危机的困苦中，新加坡正跌落到11年来最糟糕的经济状况，而台湾，泰国、菲律宾等经济体，则有山雨欲来、黑云压城的意思。而有人则说，天欲堕，赖以拄其间！多年来中国经济一直苦苦培育内需，并没有像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那样，仰仗欧美经济之鼻息，世界经济突然失速，与中国经济，在投下了浓重阴影的同时，却也带来了一抹意外的亮色。
1、忧思何在？受国际市场不景气的影响，扮演了我国2000年经济增长引擎之一的出口将急剧滑坡，甚至成为经济成长的羁绊。世界经济增长失速的直接冲击是我国外贸的陡然滑坡。中国经济增长中，来自对外贸易增长的贡献在1/4左右，我们的实证研究表明：过去6年来，美国经济每向下滑落一个百分点，世界经济就将跌落0.4个百分点，而世界经济每跌一个点，中国出口就滑落10个点。由此来看，美国经济滑坡无疑将使得我国出口严重滑坡。
在2000年度，我国出口增长了27.8%，而2001年一季度因为惯性订单出口勉强达到了14.7%；但到二季度就降为4%，还不到一季度的一个零头，5月份我国出口仅增长3.5%，比上月回落7.6个百分点，其中对欧美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增速均下滑了2-3个百分点。1-5月份，中国累计对美国出口增长7.6%，为203.19亿美元，比1至4月份累计增速回落2.3个百分点；1-5月份，中国对日本出口额为179.5亿美元，仅同比增长16.5%，远低于去年同期31.3%的增幅。到了6月份更仅出口220.8亿，这甚至比上年同期还下降0.6%，出现近两年来的首次月度负增长。出口的滑坡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影响。上半年我国外贸累计实现贸易顺差81.4亿美元，比上年同期的123亿美元下降了41.6亿美元。净出口的减少使得今年上半年我国GDP增速放慢了将近1个百分点。二是间接影响。出口的萎缩使得企业生产受阻，外贸出口对工业生产的上拉作用由去年上半年的3个多百分点，下降到今年上半年的不到1个百分点。
作为负责任的地区大国，我国显然不可能通过人民币贬值这样“以邻为壑”的做法来换取出口竞争力的喘息性恢复，此外，其余可以刺激出口增长的“立竿见影”的渠道也已近枯竭。如出口退税的力度已相当大，而出口信贷扶持则不可能为所有产业分享，而2001年11月前后，我国则又可能因加入WTO而加速市场准入。上述因素显示：世界经济增长失速将使我国外贸扶持手段和空间弱化，经常项目收支的顺差将显著缩小，如果按照1-6月份外贸出口变化的趋势来看，2001年我国出口增长可能维持在5%-6%左右，基本无望达到8%的预期目标，目前我国外贸出口的陡然失色将是世界经济乱局的直接祭品。
2、惊喜何在？纷乱的世界经济更衬托了“中国魅力”，并引致国际资本向我加速分流的新格局。在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前后，国际资本流动的格局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根据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发展展望2001》统计，在1998-1999年度间，全球直接投资分别为7590亿和10910亿美元，其中发达国家间的相互投资为5650亿美元和8780亿美元，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仅为1941亿和2121亿美元，流向亚洲的直接投资分别为846亿和869亿美元。在2000年第三季度以前，由于美国经济走势强劲，大量国际游资都被吸引到了美国。根据美国第一波士顿信托银行的估计，美国一家就占用了全球净储蓄的72%！因此，在世界经济增长失速之前，欧盟和日本是最大的资本净流出地区，而美国则是最大的净流入地区，至于亚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则基本上是无足轻重的。
在美国经济增长出乎意料地一蹶不振之际、美国股市已经辉煌不再、美联储连续降息三大负面因素的冲击下。长期汇聚美国的国际资本，必然要寻找新的出路，是否有可能分流到亚洲等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国家？鉴于国际资本往哪里流，哪里的经济短期内就会迅速升温，那么亚洲经济是否会因祸得福，因资本大量内流而加速增长？这种可能性并不大。从2001年上半年的资本流动格局看，2001年第一季度欧元区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资本净流出860亿欧元，而去年第一季度净流出为429亿欧元。日本今年第一季度资本净流出22292亿日元，其中，直接投资净流出16422亿日元，证券投资净流出908亿日元，其他投资净流出4963亿日元。尽管2000年下半年开始,美国经济增长和股市双双跳水，但流入美国股票市场的国际资本却仍高达1718亿美元(1999年为987亿美元)；流入美国公司债市场的国际资本达2941亿美元（1999年为2328亿美元）。2001年第一季度，流入美国证券市场的国际资本仍达到了1550亿美元！但毕竟国际资本有从美国分流的某种迹象，例如，2001年第一季度，共同基金从美国股市抽走了越数百亿美元。因此国际资本流动的新近格局是：美国作为国际资本安全港的荣耀有所削弱，可能产生国际资本分流，但其作? 啡兆时镜闹饕ハ蛉晕薷谋洹?/P>
新兴市场并不能够担当吸收从美国分流的部分国际资本的角色。世界银行2000年的《东亚：恢复及更多》（East Asia: Recovery and Beyond）中显示，东亚金融体系并无根本改善。此轮世界经济增长的放缓反而给新兴市场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为了抵御出口的滑坡，部分发展中国家隐现了新一轮货币贬值风潮。拉美的巴西和阿根廷的货币已有危机征兆；而亚 洲则泰铢走势明显不稳，新加坡经济疲弱不堪，台湾经济风声鹤唳，国际投资者对新兴资本市场的重重疑虑，足以使得从美国分流的资本不可能注入新兴市场。
在世界经济增长放缓之际，新兴市场作为整体在引资方面是弊多利少，但中国却可能是重重乌云中唯一透射出来的一缕阳光！这样的判断是基于以下理由：（1）、中国的经济本质上是大国经济，据称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成长中的内需拉动因素达到了93%！其在吸引国际资本方面的突出表现是小型开放经济体无法相提并论的。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国际投资报告2001》的披露，新兴工业化国家NIEs吸引国际资本仅仅是在1999年以后才有了恢复性增长，除了NIEs、日本和中国以外，南亚和东亚国家在1998-2000期间乏善可陈。而中国则明显是例外，自1995年以来，利用外资始终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2）、中国具备吸引国际资本的稳定的基本面，这同样是其他新兴市场不可比拟的。根据亚洲开发银行2001年度亚洲发展展望的预测，在亚洲国家中，中国仍然是经济增长最为强劲和平稳的国家，只有印度经济稍可和我国比拟。稳健成长的中国经济，将在世界经济乱局中，越发凸现其“中国魅力”，并令国际投资者凝眸注目。
表2、波动的亚洲经济和稳定的中国经济（单位：%）
年份/GDP%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新兴工业化国家 -2.9 7.9 8.4 4.3 5.6
亚太发展中国家 -2.0 4.1 -1.8 3.4 5.0
东亚 6.1 5.8 5.7 5.8 6.5
中亚 1.5 4.7 7.8 3.3 4.8
印度 6.6 6.4 6.0 6.2 7.0
篇10
2001年上半年我国外贸的失色大致为消费和投资的增色所抵销，外需黯然失色，内需稳健爬升。甚至国家统计局得出了今年经济增长93%靠内需，7%靠外需这样令人咂舌的结论来！（1）、就消费而言，1-6月份消费品零售总额17915亿元，同比增长10.3%，比上年同期加快0.2个百分点，其中，城市消费品零售总额11209亿元，增长11.6%；农村消费品零售总额6706亿元，增长 8.1%。可见我国居民的日常生活，并没有感受到多少新经济光环破裂后的寒意。（2）就投资而言，上半年全社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1899亿元，同比增长15.1%，比上年同期加快4.1个百分点。其中，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8928亿元, 同比增长17.9%，集体和个体投资增长7.5%；基本建设投资4685亿元，增长11.8%，更新改造投资1776亿元，增长26.9%，房地产开发投资2123亿元，增长28.2%。和意料之中的国有经济投资的异乎寻常的增长，和同样并不奇怪的欲振乏力的民间投资相比，房地产投资的急速增长显然是一匹引人注目的“黑马”。
鉴于房地产投资升势强劲，我们不能不细探究竟。在2001年5月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因住宅投资和更新改造投资的强力拉动而增长了17.6%，增速比去年同期平均加快了8.1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投资的增长尤其引人注目，2000年我国完成房地产投资4902亿元，增长19.5%，比基建、更改和其他投资增幅分别高13.4、6.3和12.5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20.2%。今年上半年，房地产业继续保持着繁荣势头。2001年1-5月，全国房地产开发到位资金2300亿元，增长幅度比去年同期高出20个百分点。1-5月份，全国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1535亿元，增长幅度比去年同期提高3.7个百分点。其中，完成商品住宅投资1057亿元，同比增长30.7%；商业营业用房投资164亿元，同比增长38.5%；而办公楼投资则继续保持负增长，同比下降4.3%。可见此次房地产创1998年以来景气的最高点，和1992年以后那一波的房地产狂热有根本区别。区别一在于当年房地产泡沫的吹大和开发商获得银行大量融资有关，而此次则是最终消费者获得银行消费信贷扶持有关。更可贵的是：早在央行禁止“零首付”之前，各商业银行的住房信贷部已警觉地将个人住房按揭从8成降至7成。二是当年房地产泡沫和写字楼、楼堂馆所的无序膨胀有关，而此次则是和住宅业的异军突起有关。不仅85%的住宅为个人购买，中国人的消费习惯也决定了买了新房就意味着装修，意味着家用电器等等的更新换代。回顾我国消费，不难发现明显的轮次更迭性，20世纪80年代以后每个十年的“大三件”都有不同的内涵；回顾亚洲金融危机时，美国人曾经说“亚洲人的财富都挂在身上”，戴着劳力士，喝着XO，坐着奔驰，却住得局促不安，这样的炫耀性赶超性生活方式显然面对经济危机时将脆弱不堪。也许我国住宅业的崛起不仅仅是一个新经济增长点的形成，而表明国民正形成新一轮的，和“后短缺经济”的轻工制品消费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追求，此需求的启动可望得到中期性维持。
2、国际经济乱局难以扰动我国公众的乐观预期心态，这样的情绪因为申奥成功和入世在即也可得以中期性维持。在世界经济增长失速时，我国政府、企业和居民对未来乐观预期基本稳定，这对上半年经济增长平稳也功不可没。美国新经济之所以突然褪色，和其消费和投资信心从季度乐观到悲观的突然逆转有关。反观我国，企业和居民预期不仅没有逆转，反而随着即将到来的7年的“奥运经济”和“入世振荡”而得以强化。
外国人对我国公众乐观预期如是看：万事达卡亚太区消费者信心指数的调查显示出，中国大陆消费者对未来的信心处于持续增高的状态，其79.1的信心指数成为自1997年万事达卡在全球举办调查以来的最高记录，列亚太区第一位。在亚太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日本等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低迷到低于50的焦灼不安的悲歌中，中国大陆消费者的信心指数却继续攀升并在亚太区独占鳌头。不仅如此，和2000年12月的那次条长相比，我国大多数大陆消费者对生活质量、经济状况和固定收入等项的反映尤其良好，这几项的指数分别达到90.9、88.2和83.4，此外，就业情况方面的指数也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点61.1，而去年12月，这个数字是54.8。上述调查显示出：我国经济成长既和众多小型开放经济体高度依赖外部需求的历史轨迹并不雷同，也和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不完全同步，从从1997年来，我国已经悄然步入培育内需之路并渐收成效。
国家统计局对我国公众乐观预期如是看：2001年5月，我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在4月份97.5的基础上，微降0.3点；同期全国企业家信心指数为120.7点，比一季度降低了1.3点。这使得我国内部需求中的投资在快速增长的同时，消费也保持相对平稳。6月份，上述两个指数双双平稳攀升。不仅如此，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健也鼓励了境外投资者的信心，据美国全球商业政策委员会2001年4月的调查，外商直接投资中国的信心指数为1.69，居世界第二位，是世界上最具投资吸引力的地区之一。我们的结论是：外部需求中，外资流入的增加，内部需求中，房地产投资的增加和公众预期的平稳乐观，构成了2001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的新“三驾马车”。如果我们比照周边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指标，我们很难说中国经济在衰退中，因为7%以上的数字已经十分骄人；如果我们比照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的“井喷式”膨胀，则这种增长速率似乎低于公众所预期的。加上中国经济处于“过大关”的“尖峰时刻”，不能不依赖快速增长靠新成果化解旧问题。无论是上坡路还是下坡路，度是中国经济成长的同一条路，中国经济正拖曳着渐进体制改革的沉重包袱，艰难地爬坡，期待着击水三千里的驰骋，但路虽清晰行进却难，致使人们感觉到了“蓝灯? 钡暮狻?/P>
四、中国经济何去何从？狭路相逢智者胜
预测之一：中国经济体制处于微妙的深层变革时期，2001年下半年宏观经济将“微妙地”平稳。从根本上说，世界经济陷入大乱局，使得我国面临自1997年以来最为严峻的外部局势，但应该看到，中国经济的深层调整也从1997年开始就悄然展开。大国经济的现代化，不可能完全沿袭小型开放经济体高度依赖外部需求的旧巢穴。故世界经济动荡不休对中国经济的直接损害程度还是相对有限的。（1）、“微妙”一词，于外部局势来说，是下半年世界经济能够多大程度上收拾乱局很微妙。据美国总统首席经济顾问林赛预测，今年二季度美国经济成长将趋近于零，三季度可能到达1%，四季度则有望进一步扬升至2%。另据联合国、OECD等预测，美国今年GDP增长约在1.7%-2%之间，稍高于上半年。而近日欧盟财长会议上，各国财长们也对欧盟在下半年出现复苏充满信心，这也许是哀兵鼓勇之辞，但毕竟，世界经济增长陡然失速后，可能于下半年有所回稳，舒缓我国的外需氛围。（2）、“微妙”一词，于内部局势来说，是我国能在多大程度上化解“热宏观”上的“冷微观”十分微妙。高通货膨胀和双位数的增长，和基本无通货胀威胁的适度增长之间孰优孰劣还难下定论。总体分析，今年下半年对我国经济发展不利因素的影响要略大于有利因素的影响，预计下半年我国GDP增长幅度约在7.3%左右，比上半年约低0.6个百分点，全年增幅约为7.6%。全年出口增长维持在约6%左右，外资流入约450亿美元，国际储备可能突破2000亿美元！为什么公众和企业却普遍感觉中国经济在蓝灯区运行？甚至这种“冷”感觉让政府决策部门也产生了寒意？这显示出中国的改革开放处于关键性的阶段，从中期角度看，我国经济体制潜伏已久的战略性问题几乎已经开始要进行总决算了。
预测之二：和上半年的经济增长相比，下半年经济增长的稳中滑落为体制改革提供了恰当背景。2001年下半年的经济增长仍然会平稳但稍有滑落。理由如下：一是下半年国际经济格局仍将基本维持旧观或回稳，但此轮美国经济的调整将是和10年来新经济的超长景气相对应的中期性调整，因此不能期望外部环境会出现一个意外的外部需求来刺激我国经济。去年我国外贸快速增长对GDP的拉动作用为0.47个百分点，而2001年我国利用外资的急剧上升可能使GDP多增长0.3-0.5个百分点，因此资本内流的急增大致可以抵销外贸滑坡的影响。二是中国经济增长中，显性的不稳定因素基本消除，甚至到2003年以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外部显性不确定因素，例如加大对外开放，国有企业改制、社会阶层稳定等，均已无大碍。而隐性的问题则又属于“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三是公众预期平稳依旧，而房地产的投资和消费尽管繁荣，但却是市场自主性的内需启动，中期内不会大起大落，就算十五计划末，我国以住房消费贷款为龙头的消费信贷达到2万亿，在整个贷款中的比重也不过10％。四是一些不确定性因素，例如全年粮食种植面积的减少，城镇就业状况的加速恶化和农民总体收入增长的持续下降等等，对GDP增长的负面扰动冲击? 淮蟆R虼耍欣碛上嘈牛?001年下半年，甚至在中期角度，中国经济都有可能在7%-8%的箱体内宽松运行，而不是紧运行。这恰恰是中国经济体制进行重大变迁时比较恰当的战略背景。
预测之三：和难以量化入世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影响一样，至今我们也并不确知所谓“奥运经济”对我国经济的拉动力度，对此宜冷静不宜热衷。这样的否定式预测也许经典预测相去最为遥远，但却值得警惕。下半年的两个外部提材，一是入世在即；二是申奥成功。入世冲击之所以量化，就在于其不仅可能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体制提出了新范式，更在于也许政府不能不经历痛苦的涅磐，形成以权力制衡为基础的“政府内部治理结构”。同样地，目前包括高盛、摩根斯坦利、国家统计统计局到经济专家们对“奥运”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预测也是千奇百怪，从拉动GDP的0.3%-1.0%等各种说法都有，这提醒我们对“奥运经济”需要保持清醒和理智。
篇11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其中也暴露出一些结构性矛盾。随着危机过后，世界经济的重整和变革，过度依赖外部需求和高投资的经济增长的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矛盾更加突出，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
经济结构出了问题，不仅会影响经济增长质量，还会影响总量平衡；不仅会加剧社会生产与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还会加剧社会生产与再生产中的社会矛盾。投资、消费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但我国最终消费率水平长期以来一直不高，近年来甚至出现不断下降的情况，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外部需求和投资高速增长，且我国投资增长速度一直持续明显高于消费增长速度，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很不协调。金融危机爆发后，外部需求急剧萎缩，我国由外部需求形成的拉动力已严重削弱，同时连续几年积累的高投资日益暴露出产能过剩，低水平重复建设等严重问题。另一方面是我国第二产业比重过高。我国工业化进程更是迅猛发展，造成我国的产业结构长期处于不平衡、不合理状态，我国第三产业不够发达占比偏低，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导致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不强，大批劳动力只能聚集于第一、二产业，形成了过量的剩余劳动力供给。同时，造成能源消耗较大，加剧了资源环境的矛盾。
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全球经济深度调整，外部需求的扩张短期内难以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随着外需的收缩，曾经严重依赖外需拉动的中国经济减速的压力越来越大；同时，内部规模扩张带来的产能过剩使这一模式难以为继，而资源环境硬约束强化、人口老龄化的逐渐到来和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都对我国由传统的比较优势向新优势转变提出了要求。目前，我国已进入只有调整经济结构才能促进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任务。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在大调整大变革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趋势，全面复苏可能是一个缓慢而复杂的过程，原有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孕育着新的突破，国际环境存在许多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这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既形成巨大压力和倒逼机制，又提供了新的重大机遇。因此，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深层次问题的根本举措，也是巩固当前经济回升向好势头的迫切需要。
二、财政政策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主要着力点
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首先要尊重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然后政府采取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应该在以下几方面着力。
（一）完善税收制度，构建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的约束激励机制。重点是进一步实施并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减轻企业税负，促进企业增加自主创新和技术改造投入，调整出口退税率及相关条件，促进对外贸易健康发展。
（二）加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强化财政政策的激励措施，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加大扶持力度，重点促进支持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型企业发展。注重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以财政资金撬动金融资源，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提高自主发展能力，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
（三）确保财政支出进一步向民生倾斜。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进一步加大对“三农”、教育、就业、住房、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投入力度。增加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充分发挥财税政策在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重要作用，以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和结构优化。
（四）用好财政贴息和政府采购政策，发挥示范效应。财政贴息能够降低企业成本，带动更多的民间资本投资，可以有目标地对国家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以及环保产业进行投入。政府采购为新兴产业化开辟初期市场，提高风险企业产品的变现能力，对节能减排产品的政府采购还可以提高全社会的环保意识，更有效地发挥产业引导作用。
三、金融危机后经济结构调整中的财政政策取向
金融危机后，要根据我国经济结构的突出矛盾及内外部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趋势，选择各种有效的财政政策手段和措施，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当前，扩大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对解决产能过剩，经济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具有重大意义，根据居民消费不足的各种影响因素，财政政策应发挥其相应调节功能和作用，促进居民消费合理稳定增长。
一是调整和完善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增强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合理性，建立起居民收入随经济发展而稳定增长的机制，提高社会整体的边际消费倾向。
二是加大财政对农民及城乡低收入者的补助力度，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进而提高其消费能力。
三是强化税收等收入再分配调节性政策工具的作用如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等，抑制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悬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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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洁净室工程与其应用的相关简介
洁净室行业工程按照客户需求，为客户提供对细菌、微粒和有害空气等污染源的控制，洁净室能够满足静电、震动、气流分布与气流速度、洁净度、噪声、湿度、温度、照度和室内压差等各项生活安全指标以及生产安全指标的需求，为生活和生产提供洁净的工作和生存环境。洁净室最主要的作用是提供生活和生产所需的健康环境，它能营造出满足照度、噪声、微振动和温湿度等健康指标的环境，使相关的服务和产品能够满足人们对健康环境的需求，提供良好的、可控的空间环境，从而有效地提升产品的合格率，全面提升和改善相关服务质量的目标。
在洁净室行业工程建设过程中，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建设内容，即设计环节、施工环节以及运行管理环节，要想建造出质量优良的洁净室工程，就必须前后贯彻三个环节的建设内容，确保在洁净室建设过程中不出现质量纰漏。设计是保证洁净室质量的核心和根本，洁净工程施工过程中的建设内容与施工一般的工程建设内容不太一致，其包括了围护结构，也就说我们所说的房中房；空调洁净系统；弱电、自控、供电系统；物料供应、特气供应、纯水供应等系统；废水、废弃处理系统和相关的处理设备。运行管理环节包括：设备维护；人员培训；实时监测，用以确保生活科研环境能够持续的符合人们对环境的需求。这三个建设环节包含了动态、静态和空态三个状态。环节受控也融合了生产认证程序和概念以及风险评估程序和概念，再加上洁净具有跨学科、跨专业和跨行业等特点，使洁净室行业工程的建设复杂度和难度有所提升。因此，在洁净室行业工程建设过程中，优化工程设计方案，强化现场施工空间的管控力度和协调能力，积累相关的应用细节，尽可能地满足客户提出的要求，以及对相应程度和设计变更准备活动等都是丈量洁净室建设队伍能力的关键性指标。
二、洁净室行业在我国发展的现状
1、行业在市场中的规模
从当前洁净室在我国市场发展的状况来看，由于医药卫生、电子信息和航空航天等事业的不断发展，极大程度上加速推动了洁净室行业的市场化需求，从而带动我国洁净室行业工程的快速发展。据我国电子学会统计结果显示，尽管2008年由于全球金融危机蔓延影响了洁净室行业的需求量，波及洁净室行业工程，但是自2009年下半年起，由于我国电子信息行业的振兴规划与结构调整措施的出台，电子类产品的市场需求量开始释放，推动了我国洁净室行业的市场回暖速度。2011年我国洁净室行业工程的市场需求规模已达387.77亿元人民币，在这五年内洁净室产业的符合增长水平达到了15.6%。
2、市场竞争态势分析
（1）金字塔结构的竞争局面。当前我国洁净室行业工程已初步形成金字塔式的竞争局面，在洁净室行业工程等市场需求中，国际领先的企业以及我国几个少数的领先企业占据主导地位。很多在我国投资办厂的大型国际企业承担着主要的任务，这些大型的洁净室企业与日韩和欧美等国家的很多半导体生产公司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但是，由于我国洁净室公司的能力在不断提高，许多大型的国外公司出于成本因素的考虑，逐步将公司手里的洁净室业务交给我国一些大型的工程单位实施规划。在高端市场中，竞争的主要内容集中于运营维护、整合工程、创新设计和水平等方面，其主要以洁净室行业工程所提供的价值作为衡量建设方的关键性选择标准，促使企业必须不断创新企业经营方式和积累总量。低端市场内，洁净室的需求量不是很多，很多工程类企业参与到洁净室市场的竞争当中，致使市场竞争成为了价格竞争，最终导致工程的利润率有所降低。基本上洁净室需要性能较高的显示器制造水平、LED照明设备的制造水平和芯片制造水平，其次需要可控的医药卫生水平，除此之外，精密仪器加工和航空航天也对洁净室有着一定的特殊需求。
（2）国内企业的竞争情况分析。由于洁净室行业工程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很多企业在竞争环境中不断分化市场需求与市场定位，在不同的行业内争取占据一席之地，比如在电子领域中，集成电路洁净室工程设计方面一路保持领先地位的是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当前在企业竞争环境中，很多类似于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的企业都形成企业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其中包括综合实力、创新能力和特长等，这些企业都力求在市场竞争环境中占据一席之地。
三、洁净室行业经济发展趋势及前景预测
1、广阔的市场前景
最近几年，由于我国食品、化工、医疗卫生、电子信息等产业的增长速度十分迅速，洁净室工程行业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期，其市场规模的需求量正在不断增加。尤其是自新版的GMP-2010和医疗结构改革实施后，极大程度地推动了洁净室产业在食品行业和医药制造行业中的需求量，进而带动了洁净室行业工程的整体需求量，使得行业前景越发的广阔，据我国电子学会估测结果显示，截至2016年，我国洁净室行业的生产总值会从387亿元人民币快速增长至945.72亿元人民币，年均复合增长率大约为19%。市场规模需求量的不断增长使得领先行业的企业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也迎来了崭新的扩展机遇。
2、市场竞争环境会由竞争价格转为竞争价值
随着电子信息产品越来越功能化、微型化、集成化和精密化等必然发展趋势的推动，元器件必须具备越来越高的可靠性才能满足市场需求，由此就能推断出，电子制造产业也会对洁净室制定越来越严格的标准，微小的静电都极易造成元器件形成的大幅度降低，从而直接影响到公司经济效益，当前，硬盘磁头静电压值以降至3V，很多IC封装环境以到达FS209标准，电子产业的高性能需求和产品需求改变了洁净室企业的竞争方向。由上述内容我们可以了解到，只有企业具备自主研发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才能使企业满足客户的切身需求，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才能将高端的、符合客户需求的洁净室设计出来，在未来，从产业经济竞争关系分析，洁净室企业必将从传统的价格竞争模式转变为服务能力和相关竞争模式，并且以上两项内容也必定成为今后市场经济竞争的主要方向。
3、市场需求会向节能领域迈进
洁净室厂房的能源消耗数值十分惊人，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洁净室能源消耗通常是写字楼的30倍左右。我国8英寸的芯片厂，其洁净室平均面积的能源消耗数值照比美国相同类型的工厂要高出15%左右。以某单位为例，其全年的电能源消耗量大约有51%用在维持洁净室运转和相关维护方面，如果将上述电能源耗损量有效降低，对公司而言就意味着经济增长，所以，洁净室相关企业会越来越重视节能环保问题，因为只有确保其节能性能的提升，才能全面降低企业能源消耗的投入，从而节约企业运作成本，降低资金投入量。在这种情况的促使下，洁净室企业就必须以客户的切身需求为出发点，创新设计理念，优化建造施工方法和设备配置以及运行等方面的节能程度，采用全方位、多角度的节能措施，使洁净室整体行业实现良性的、可持续性的发展。
4、发展态势
空气污染问题是工厂最为关心的核心内容，近年来，IC卡的发展势头十分迅猛，IC芯片呈现出微型化和集成化等特点，当前已有直接0.4mm的芯片诞生。AMC 对当前的IC生产其潜在的污染比粒子污染要广泛多，粒子污染控制只需要确定粒径及个数，但对AMC 控制而言，除了受芯片线宽的缩小而变化外，还受工艺、工艺设备、工艺材料及传送系统等的影响；更有甚者用于某一工序的各种工艺材料（化学品、特种气体等）在很多情况下其微量的分子残余对下一工序往往可能就是污染物。因此，IC生产过程中的某些加工工序及工序间的材料传送和存放环境中，AMC 已成为严重影响成品率的重要问题，AMC 分子控制成为洁净室设计与施工建设的主流趋势。
四、总结
洁净室产业正在朝着经济化、个性化的发展方向迈步，根据文章介绍内容可以了解到，在未来几年，洁净室企业要想在复杂的市场竞争关系中占据一席之地，就必须从传统的价值竞争模式转变为竞争模式和服务竞争模式，只有更好地满足客户的需求，为客户提供更有质量的服务才能保证企业经济效益的不断提升，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与此同时，企业必须全面节约建设成本和运营成本，将最优良的节能模式投入到各项生产活动中，全面降低企业的能源消耗数值，从而降低企业运营的成本，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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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衢道中》这首诗描写的是初夏季节。农历五月,梅子由青转黄,即将成熟,明显是初夏季节的景色。
2、《三衢道中》是南宋诗人曾几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此诗首句写出行时间，次句写出行路线，第三句写绿阴那美好的景象仍然不减登山时的浓郁，第四句写黄莺声，路边绿林中又增添了几声悦耳的黄莺的鸣叫声，为三衢山的道中增添了无穷的生机和意趣。全诗明快自然，极富有生活韵味。
（来源：文章屋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