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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图分类号：F83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6）04-0051-07
一、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的认识
2013年9月3日，在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上，总理提出“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开启双边合作的“钻石十年”的倡议。2014年8月26日，第十三次中国-东盟经贸部长会议正式宣布启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谈判，这意味着自贸区升级版已经从概念走向实践。毋庸置疑，“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是一个非常关键而且经济意义甚至政治意义极为重大的战略，它应该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或者说它是“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内容。
然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的相关问题并没有受到学术界的足够重视与深刻研究，对于什么是实际意义上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如何打造真正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甚至打造真正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的深远意义等这些基本问题并没有得到全面而准确的回答。基于此，人们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的理解仍然停留在政策层面上，即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就是“通过谈判实现的拥有更加优惠和便利政策的自由贸易区”。本文并不否认通过谈判获得更优惠政策的重要性，然而如果更优惠的政策没有被实际利用，那么，再多的更优惠政策也不能说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实现了升级。近年来，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越来越受到关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优惠政策的利用率较低（仅仅在20%左右）[1]。也就是说，即使通过谈判实现了更优惠更便利的政策，在较低的利用率下也不能实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真正升级，当然也达不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的目标。因此，我们必须考虑什么是和如何打造实际意义上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
作者以为，所谓实际意义上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就是让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为“市场充分对接、产业深度融合、政策有效协调”的自由贸易区。由此可以看出，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的基本途径是市场对接、产业融合和政策协调，在这其中，产业融合是核心和关键内容。在此需要描述一下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的深远意义，同时通过它来强化作者前述的观点。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的意义不仅在于强化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和政治关系，更重要的是在长远来看，它是应对美国的TPP等遏制中国战略的手段。也就是说，在美国通过政治利益拉拢东盟国家的时候，中国通过强化同东盟国家经济联系来应对美国[2]。在此意义上，中国要实现与东盟国家的经济依赖，最好的途径就是产业融合，或者换一个更形象的词就是“产业钳制”。中国只有对东盟国家实现“产业钳制”，才能让东盟国家自觉地深化与中国的合作，才能打造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
在此认识基础上，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还应该包括许多具体措施，例如加强国家间产业政策的互联互通、建立优势互补的产业链和生产网络、构造多元化的分工“共荣”体系等等[3]，以达到与东盟不同国家的不同产业双向嵌入并在总体上增加产业依赖性的目的。对于这些具体措施，本文会在后面进行更加详细的阐述。
二、 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取得的进展
自中国-东盟自贸区启动以来，中国与东盟相互开放市场、推动贸易与投资发展，使得双边贸易和双边投资快速增长[4]。经济联系的加强推动了双方以整合产业链为主要内容的产业合作，产业融合的加深增强了双方的经济依赖性。
（一）双边贸易快速增长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签订大幅度降低了双方的关税水平，尤其是2010年1月1日自贸区全面建成后，双方对超过90%的产品实行了零关税。中国对东盟平均关税从9.8%降到0.1%，东盟6个老成员国对中国的平均关税从12.8%降到0.6%。关税水平大幅降低有力推动了双边贸易的快速增长[5]。2002年，中国-东盟双边贸易额不足600亿美元，东盟为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中国为东盟第三大贸易伙伴。2012年，中国-东盟双边贸易额已突破4000亿美元，10年增长了8倍，年均增长20.9%。2013年，中国-东盟的双边贸易额占东盟贸易总额的比重达到14%，其中东盟向中国的出口总额占东盟出口总额的比重为12%，东盟向中国进口总额占东盟进口总额的比重达到16%。目前，中国已经是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则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二）双向投资成绩显著
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的推进，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相互投资越来越活跃。2002年，中国与东盟双向投资额累计为301亿美元，2013年中国-东盟双向投资累计超过1100亿美元，10年增长了3倍多。2003年起，中国对东盟投资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截至2013年底，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存量已达356.7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超过20%，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5.4%；中国共计在东盟设立直接投资企业2700多家，为当地创造就业量接近16万人。从投资领域来看，中国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电力、热力、蒸汽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采矿业、批发零售业、制造业等行业[6]。与此同时，东盟对中国直接投资（FDI）自2003年以来也逐年递增，2011年和2012年连续两年达到70亿美元以上，较2003年增加了141% 。截至2013年底，东盟对中国投资累计已接近900亿美元。目前，中国已成为东盟第四大外资来源地，东盟为中国第三大外资来源地。
（三）金融合作稳步推进
东亚金融危机后，亚洲金融合作已走过了简短而有实质性内容的发展历程。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区域合作机制不断健全。在金融危机之后，东盟财长机制、亚欧会议财长机制、“10+3”财长机制相继成立，有效推动了区域内的金融合作。其次，地区监督机制框架基本确立。《马尼拉框架》作为一个区域监督机制，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地区金融监控，同时《理解条约》的签署也加强了各国间的信息交换和政策协调。再次，区域性危机救助机制效力日趋显现。2000年5月在泰国清迈举行的“10+3”财长会议签署《清迈倡议》，同时确立了东亚区域内的危机救助机制，随后几年中又对《清迈倡议》的制度框架、运作机制、运作效率、资金数额等进行了修改和完善。2010年3月，总规模为1200亿美元的东亚区域外汇储备库正式签约生效，在共同防范金融危机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一步。最后，区域债券市场合作初具成效。这主要体现在亚洲债券市场倡议（ABIM）和亚洲债券基金（ABF）两方面，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区域内国家的资金紧张并提高了各国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
（四）产业合作协调机制已取得初步进展
国家间的产业合作与对接是项系统工程，不仅需要企业的合作，还需要政府及行业协会的沟通与协调。目前，中国与东盟为了推进双方的产业合作先后成立了一些产业合作协调机制，这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政府间的行业合作协调机制，如中国-东盟合作行业联席会议机制；另一类是行业协会间的沟通协调机制，如中国-东盟制鞋产业合作委员会、中国-东盟咖啡业合作委员会。产业合作协调机制为双方产业合作提供了交流的平台，解决了市场开放后出现的现实问题，切实推动了中国与东盟的行业合作与产业对接。在产业合作协调机制的推动下，中国东盟双方在农业、生物、食品、能源、中医药、遥感、地震、海洋等领域实施了多个合作项目，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比如，中国-东盟咖啡产业合作委员会根据中国-东盟咖啡业的发展现状提出取消中国东盟进口咖啡关税的建议。事实证明，咖啡关税的取消不但没有削弱中国咖啡业的发展，反而还促进了中国咖啡产品生产成本的降低，因而变得更具有竞争力，从而使得中国咖啡产业受益。
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面临的挑战
尽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启动建设以来双边贸易持续增长、投资不断增多，并逐渐形成了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合作格局，但由于中国与东盟的产业合作尚处于初级阶段，缺乏规划性和组织性，致使出口竞争、引资竞争、生产与消费失衡等问题依然存在，严重阻碍了双边经济合作的深入和自由贸易区功能的升级。
（一）双方产业合作的结构不合理
虽然中国与东盟国家在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双方产业合作存在互补的基础，但目前双方产业合作的结构不合理。第一，中国与东盟产业合作的国别集中度较高。在贸易方面，中国与东盟的贸易主要集中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盟老成员国，而与新成员国的合作较少。2012年，中国自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5国的进口量占中国自东盟进口总量的比重接近92%，向这5国的出口量占中国对东盟总出口量的比重接近95%。国际投资同样存在上述现象。第二，中国与东盟产业合作的产业集中度较高。双边贸易主要集中在机电产品方面。2012年，中国自东盟进口的电子产品（HS85）、机械类产品（HS84）总额分别为359.2亿美元和161.9亿美元，占中国自东盟进口总额的比重分别为25.3%、11.4%；同时出口额分别为536亿美元和373亿美元，占中国向东盟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为30.2%和21%。第三，双方的产业合作没有实现优势互补。东盟国家的能源矿产资源丰富，中国能源矿产资源相对贫乏，资源禀赋的差异为双方的经济合作奠定了基础。然而中国自东盟进口的资源类产品占东盟出口的资源类产品的比重不足10%，且远低于日本自东盟进口的资源类产品。这说明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没有充分发挥东盟的资源优势。
（二）出口商品的竞争
中国与东盟的出口结构高度相似，出口市场高度重叠。尽管中国与东盟在资源禀赋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但由于发展阶段同步等原因，中国与东盟每个成员国之间的产业结构均具有相似性，因而中国与单个东盟成员国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竞争性。东盟老成员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主要在电子、机械等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领域与中国竞争，新成员国（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主要在服装、玩具、制鞋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领域与中国竞争。因此，中国重点出口的加工农产品、纺织品、电子产品和机械产品等也正是东盟国家具有优势的产品。而且，中国与东盟不但出口结构高度相似，在出口市场方面还高度重叠。欧美、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市场均是中国与东盟的重要的出口市场。2012年，中国向美国、欧盟和日本三个主要经济体的出口总额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为40.9%，东盟向美国、欧盟和日本三个主要经济体的出口总额占东盟出口总额的比重为28.7%。出口结构的高度相似与出口市场的高度重叠，导致中国与东盟在第三国市场的激烈竞争。为了保住自己的出口市场份额，各企业之间不得不相互展开激烈的竞争，竞相压低产品价格，使中国与东盟的出口福利下降。中国与东盟贸易的竞争增强了东盟国家对与中国经济合作的顾虑，这为外部力量干扰东亚区域合作提供了机会。TPP就是一个例子，马来西亚和越南等国加入TPP的一个设想就是可以通过TPP获得更多的美国市场份额。
（三）吸引外资的竞争
中国与东盟都属于发展中国家，又均处于工业化阶段，都需要通过吸引外商投资弥补资金不足和提高技术水平，因而引进外资都是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最重要发展战略。显而易见，中国与东盟在引进外商投资方面不可避免存在竞争[7]。事实上，早期东盟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具有与中国竞争外资的意味，当前与中国共同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同样具有改善其引进外资不利局面的意图。目前中国的投资结构是制造业为主，服务领域投资比重逐渐上升；东盟国家的投资也是以制造业为主，且增加对服务业的投资。因而，中国与东盟在引进外资的重点领域方面存在明显的重叠：中国的重点吸引外资的领域是电信、保险等服务业；东盟的重点吸引外资的领域是电信、保险、金融、贸易等服务业。引资领域的重叠进一步加剧了中国与东盟在吸引外资方面的竞争。这将带来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增加东盟对与中国经济合作的顾虑，让东盟在与中国进行经济合作时设置更多障碍；其次是引进外资重点领域的重叠会进一步加剧双方之间的产业趋同，这将加剧双方贸易方面的竞争；另外，中国与东盟的外资竞争也给外部势力提供机会，美、日、韩、欧盟甚至俄罗斯均设想通过增加在东盟投资，加强与东盟合作作为其在亚洲的重要战略部署。
（四）双方最终消费品市场均主要依赖发达经济体
目前，尽管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双边贸易规模扩张速度很快，但双边贸易的主要产品主要集中在中间品方面，而最终消费品的比重相对较低，最终消费品出口主要依赖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8]。2012年，中国自东盟的进口商品中消费品的比重仅为5.61%，而原料、资本品和零部件所占的比重为67.61%。从国别来看，中国自越南进口的商品中消费品所占比重最高，已超过20%，从其他东盟国家进口商品的消费品所占比重均低于10%，从菲律宾进口的商品中消费品所占的比重甚至不足1%。2012年，中国向东盟出口的商品中消费品的比重为20.09%，而原料、资本品和零部件所占的比重为71.10%。从国别来看，中国向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出口的消费品的所占比重较高，分别为28.78%、28.75和22.56%，向新加坡、泰国和印尼出口的消费品所占比重相对较低，分别为15.26%、16.23%和16.78%。中国与东盟之间商品贸易结构表明中国与东盟的贸易主要集中在中间品领域，而消费品所占比重相对较低。这说明中国与东盟在深化合作的同时仍不能摆脱对国际出口市场的依赖，特别是对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市场的依赖。高度依赖国际市场的中国与东盟易受到国外经济波动的影响，比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欧美发达经济体的进口大幅下滑，最终使中国与东盟的出口大幅下滑，经济发展放缓。
四、推动中国-东盟双方市场对接和产业融合的建议
如上所述，尽管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促进了中国-东盟双边贸易规模及双向投资规模的扩张、行业合作与产业对接，但是目前中国与东盟合作还存在产业合作不合理、出口竞争与吸引外资竞争加剧、生产与消费失衡等问题。这些问题均对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严峻的挑战。为了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健康发展与升级，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一）加强中国与东盟国家政府间政策协调
中国与东盟的产业对接关键是双方政府产业部门的对接[9]，而双方政府产业部门对接的核心就是协调和制定有利于双方产业合作的政策。对此，双方政府首先要在现有的政府间合作机制的基础上建立或健全中国与东盟产业合作的政府间合作机制。政府间产业合作机制可以分为中央政府层面的合作机制和地方政府层面的合作机制，目前可以把中国-东盟经贸部长会议作为中国与东盟产业合作的中央级别的政府间合作机制，同时也可以有针对性地建立其他的中央政府层面的合作机制，然后在中央政府层面的合作机制之下通过平等协商的方式建立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机制，在这方面，中国云南-老挝北部合作机制可以作为参考范例。其次，在具有政府间产业合作机制的基础上，双方政府有关部门依据现实产业与政策状况对双方产业政策进行沟通、协调、修订与制定，同时共同制定并组织实施中国-东盟自贸区内的主要产业合作规划，避免产业发展趋同和竞争，积极推动中国与东盟及中国与东盟各国间的产业合作。
（二）充分发挥行业协会桥梁的作用
行业协会在贸易产生和持续方面的作用至关重要，所以要积极发挥行业协会的重要桥梁作用。首先，加强双方行业协会的沟通。中国的行业协会应积极主动地加强和东盟国家行业协会的接触，这可以通过举办行业论坛等方式来进行。比如，针对东盟国家担心中国商品大量涌入会冲击本国商品的顾虑，中国行业协会应当主动与东盟行业协会沟通，了解双方的异同，找出行业和产品的对接点，合理控制出口增速，从根源上解决问题[10]。其次，完善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委员会。比如成立中国-东盟电子产业、机械产业等产业的合作委员会，以化解中国与东盟的产业竞争。再次，充分发挥双方行业商（协）会的灵活性、桥梁性等优势，通过加强信息交流、举办展览、召开会议、组织企业家相互考察等一系列工作促进产业合作。最后，以行业协会为主要载体培植一批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作为专业的服务对外贸易企业的企业，它可以弥补政府部门或行业协会的服务缺位，在自身利益激励下，通过高效率的公司化的服务模式，为外贸企业提供专业的、全面的、针对性的服务[11]。
（三）以互联互通为契机提升中国在东盟产业布局的能力
中国东盟互联互通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双边提供了海陆交通线，这必将成为企业未来投资的重要区域[12]。因此，中国与东盟应在充分分析不同国家竞争优势的基础上，建设沿交通线的经济走廊，从而实现中国与东盟的产业对接与融合。为此，在中国境内的产业布局，应以加工工业为主；而在东盟国家境内的产业布局，应以采矿业、集约化农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电子产业、机械制造业等为主。建设经济走廊的过程，也是产业转移的过程。因此，中国应以此为契机加大对东盟投资，提升中国在东盟国家的产业布局能力。由于东盟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及资源禀赋差异较大，中国应根据不同的情形采取不同的产业对接模式[13]。具体来说，对于经济发展落后的东盟国家可以采用扩散对接模式，向这些国家转移已淘汰的产业，例如把低端制造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越南、柬埔寨等东盟落后国家转移。对于经济发展较发达的国家可以采取连锁对接的模式，向其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进行投资，把中国的竞争优势相对较弱的产业与东盟竞争优势相对较强的产业连锁在一起，以提高中国竞争优势较弱的产业的竞争力。例如，在新加坡的投资应该主要在高新制造业、新能源和现代服务业等行业，在泰国的投资应该主要在汽车零部件等机械制造业及电子产业，对马来西亚的投资应该主要在电子和清真食品。
（四）以 “两国双区”产业园区模式培育相互衔接的产业链
推动中国-东盟产业合作的最高级形式是实现双方的产业钳制，而“两国双区”模式的产业园区是实现双方产业钳接的有效途径[14]。“两国双区”模式是中国与东盟正在探索的产业合作的新模式，其典型案例是位于中国的中马钦州产业园和位于马来西亚的马中关丹产业园这两个姊妹园区。这两个产业园区的建设依据中马两国的比较优势，打造优势互补产业链，并逐渐形成贸易结构不同的产业梯次转移体系，最终形成互利共赢的发展格局。下面以燕窝为例来说明依据两个产业园区实现产业对接的策略。中国拥有庞大的燕窝需求市场同时拥有先进的食品生产技术，而马来西亚拥有相应的原材料。依据中国与马来西亚各自比较优势，可以考虑把燕窝采购营销中心设在马中关丹产业园区，燕窝采购营销中心的主要业务是毛燕采购和出口分类处理。为了充分利用政策优势，还应在钦州保税港区设立燕窝保税仓，主要负责毛燕分拣及进口保税，以降低生产成本，同时燕窝食品的生产和加工设在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另外，还应在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内建立燕窝和食品检测重点实验室与燕窝食品科研中心，以提高产品的质量。通过两个产业园区的合理分工，实现优势互补，打造完整的燕窝食品加工产业链。
（五）通过科技合作提升中国与东盟产业自主升级的能力
在推进中国与东盟的产业对接与合作的过程中，还应提高中国与东盟的产业结构自主升级能力[15]。很显然，如果中国与东盟之间仅是向对方转移各自的落后产业，那么中国与东盟将仍然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并且这种低端产业的流动仍不能解决中国与东盟的出口竞争，并终将在某个适度水平上停止转移。因此，中国与东盟不应只谋求产业转移，而应在产业转移的同时谋求中国与东盟的产业升级。实现产业升级的途径之一是提升自己的自主研发能力，而后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科技成果转移给对方。但对于对方共同提升产业自主升级能力而言，根本的途径是双方进行针对性的以产业共同升级为目的的科技合作。1994年，中国-东盟科技合作联委会正式成立，推进中国和东盟科技合作一直是该机构的重要内容。尽管该机构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距离双方产业升级的要求远远不够。我国政府应该更加积极地寻求与东盟各国政府的科技合作，通过政策或机制的创新为深化科技合作创造更多条件。另外，中国应该对东盟中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国家给予技术援助，以提高其产业自主升级能力。通过这种形式的援助，可以向东盟国家表明：中国追求的不是让东盟国家成为中国的原料产地和商品消费市场，而是“共存共荣”的命运共同体。
（六）提升中国作为东盟最终消费市场的能力
中国与东盟的最终消费品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加剧了中国与东盟的经济竞争和作为整体的脆弱性，不利于中国与东盟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16]。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总量的快速提升，中国在某种程度上逐渐具备了作为东盟国家消费品最终市场的能力。尽管现阶段中国在东盟最终产品出口市场中所占的份额与美国和日本相比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中国进口东盟最终消费品所占东盟出口消费品的比重呈上升趋势，而日本和美国呈下降趋势。为了进一步提升中国作为东盟最终消费品市场的能力，中国应该通过完善国内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国内收入分配制度来提高中国国内的消费水平，以提高中国作为东盟最终消费市场的能力，让中国经济的发展红利惠及东盟。这不仅有利于提升中国与东盟经济发展的稳定性，还可以使东盟国家认识到中国要成为“东亚的中国”，而不是让东亚成为“中国的东亚”，以消除东盟对中国-东盟自贸区发展的顾虑，从而更加积极地投入到与中国的经济合作。
参 考 文 献
[1] 张蕴岭等：《FTA对商业活动的影响――基于对中国企业的问卷调查》，载《当代亚太》2010年第1期.
[2] 赵亮、陈淑梅：《我国区域贸易协定的现状、特征及顶层设计探究》，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3] 丁平、周经：《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发展与挑战》，载《国际经济合作》2013年第6期.
[4] 余振、葛伟：《经济一体化与产业区位效应：基于中国东盟自贸区产业层面的面板数据分析》，载《财贸经济》2014年第12期.
[5] 刘亚萍、李丽、石宪莉：《CAFTA地缘优势下的广西与云南旅游竞争力比较研究》，载《商业研究》2014年第12期.
[6] 左宝琪、梁茂林、刘雪娇：《中国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效应分析》，载《对外经贸》2015年第10期.
[7] 张彦：《经济相互依赖视角下中日与东盟经贸关系比较研究（1990―2011）――基于贸易和FDI的数据分析》，载《经济问题探索》2013年第10期.
[8] 赵江林等：《中国崛起与亚洲地区市场构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9] 许宁宁：《中国―东盟产业合作现状、趋势及建议》，载《东南亚纵横》2012年第6期.
[10] 陈琪、周舟、唐棠：《东盟对中国―东盟自贸区的顾虑》，载《国际政治科学》2010年第4期.
[11] 王鑫：《我国外贸商业模式的重要创新――外贸综合服务企业》，载《管理学刊》2015年第4期.
[12] 梁颖：《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的路径与策略》，载《亚太经济》2014年第1期.
[13] 郭宏宇、竺彩华：《中国―东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面临的问题与对策》，载《国际经济合作》2014年第8期.
[14] 黄建英：《新的战略支点视角下的中马钦州产业园发展思路研究》，载《东南亚纵横》2013年第11期.
[15] 胡新天等：《广东―东盟优势产业的竞争性与互补性研究》，载《南方经济》2010年第11期.
篇2
以下是某一著名外资银行(在广州)2008年处理的一个案例:A企业是广东顺德一个著名的家电企业,有大量的家电产品出口到海外市场,需要银行的金融支持。该企业的金融需求是:尽快回收出口货款,以办理出口退税,加速资金周转,尽量降低应收帐款,减少资金成本及资金占用;另外因为人民币在最近几年升值明显,需要控制外汇应收帐款的汇率风险。
国内某著名的外资银行广州分行(以下简称银行B)分析了A企业的出口情况后,提供以下的金融融资服务方案:
1.A企业美洲市场的最大买家 C和D,是全球性的大企业,而且在B银行纽约总部有额度,经过与总行协调,对于A企业出口给C和D货款,(结算方式是装运后90天电汇),B银行采用无追索权发票贴现融资(类似单保理,Single Factoring)。
分析:B银行是如何来管理和控制此部分资产风险的?
因为A企业的买家C和D客户,在B银行纽约总部有信用额度,也就是说,B银行纽约总部对C和D客户信贷风险有相应的管理。只要C和D客户额度正常,在正常情况下,A企业出口给C和D 客户的货款就是安全的,也就是说B银行对A企业的此部分融资是安全的。B银行通过其纽约总部对C/D 客户的风险管理来实现此部分的融资风险管理,发挥了了其集团优势。
2.对于 A企业美洲市场另外两个买家E和F,(结算方式是装运后60天电汇),则和A企业协商,由E和F的银行开出的备用信用证对其应付货款做担保,(按照国际备用信用证惯例ISP98 开出),A企业签署相关的转让应收货款权利及备用信用证项下权利的文件,将备用信用证下的权利转让给B银行,B银行则采用无追索权发票贴现融资形式,对A企业以融资的支持。
分析:B银行是如何来管理和控制此部分资产风险的?
关键在于A企业的买家E和F 的银行开出的备用信用证 Standby Letter of Credit。根据ISP98,“备用信用证是在开立后即是一项不可撤销的、独立的、要求单据的、具有约束力的承诺。”由于有了E和F的银行开出的E和F对A企业的应付货款的备用信用证担保,B银行对A企业该部分的融资风险得到了有效地控制。
3.对于其他买家,则采用出口信用证项下押汇。
也就是说,对于其他的买家,则要求其银行开出跟单信用证,有B银行对信用证下的单证进行押汇融资。
分析:信用证(Letter of credit),是银行根据申请人(一般是进口商)的申请和指示,向受益人(一般是出口商)开立的承诺在一定期限内凭规定的单据支付一定金额的书面文件。由于有了买家银行开出来的信用证作为付款的保证,B银行对A企业此部分的信用证下出口押汇融资,风险得到了有效地控制。
4.此外,为了提高对A企业出口业务服务效率,B银行采取了各种方法。例如:专门与快递公司签定协议,由该快递公司每天在A企业与B银行之间往返收取文件,保证单据传送的及时性。对A企业交来的出口单据,安排专门审单人员,用最短的周转时间处理,(当天12:00收到的单据,如果没有不符点/或者不符点能及时改好,B银行承诺 在当天下班前寄出单据。)同时,对于出口单据一些非实质性的不符点,A企业签署授权书,由B银行代为修改,减少了单据在银行/企业之间传递的时间。
5.同时,因人民币有长期升值的趋势,所以对A企业出口收汇敞口部分,推介其买入期权/外汇远期产品,以锁定汇率,控制风险。
因为B银行的方案解决了A企业尽早收汇和办理出口退税,控制应收账款资金占用,化解汇率波动风险的需求,银企合作愉快,银行也从此业务中获得丰厚的中间业务收入/利息差收益/汇率差价,赢得客户的信赖。
此案例给我们的启示是:
1.在当前竞争激烈的商业银行市场上,银行面对要求越来越高的客户,既存在控制信贷风险的要求,同时又受到利润指标的压力和监管当局复杂严格的约束等等。如果商业银行能够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推出“择身定做”产品组合给我们的客户;对重点优质客户,提供一揽子的银行金融服务解决方案,让客户与银行“双赢”,那商业银行将更有机会赢得客户,赢得市场。目前国内企业的发展正朝着国际化进程推进,国内采购和销售比例正逐步上升,对于既有国内业务,又有国际业务的客户,商业银行既考虑国内信用证、票据包买、国内保理、货押等国内贸易融资类产品,也结合信用证押汇、国际保理/福费廷、远期外汇买卖、期权等涉外的国际业务产品。另外,在人民币升值趋势明显的当前,多考虑控制外汇汇率风险类产品,将使商业银行的客户在接受银行的服务中,得到收益。
2.对银行产品选择而言,银行可以在全面分析的基础上,重点发展一批优势产品,加强银行的核心竞争力。例如,招商银行在电子银行方面,已取得一定优势;国内花旗银行,汇丰银行在提供给跨国企业服务现金类产品(Cash product,主要包括应收款管理,应付款管理,现金池等,企业与银行计算机系统直接对接等)处于领先地位。对于一些中资的中小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如光大银行,民生银行,浦发银行等)可以在以下方面发挥自身的优势:不仅可以参考外资银行B的一些思路,而且,可以利用国内商业银行国内贸易融资产品的相对优势,针对A企业国内供应链上游企业,为A企业的国内应付款安排国内信用证、国内保理、票据包买、国内发票融资等产品,拓宽合作的广度和深度,而内外贸的结合恰恰又是外资银行目前产品结构的短板,如果能实现内外贸结合、本外币结合的综合营销,有利于中资的中小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差异化和个性化营销。
针对目前人民币跨境结算推出以及人民币远期汇率上升的形势,以下是一个新产品组合初步思路:
人民币远期信用证+境外合作银行的福费廷+远期外汇交易(NDF)
(NDF即人民币无本金交割远期,常用于衡量海外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又常被称为海外无本金交割远期。)
目标客户:需要用人民币购汇、付汇的客户,且境外卖方为其关联公司。
产品基本流程:
1.对于有购汇、付出需求的客户,客户先将人民币资金作定期存款存在银行质押,商业银行开出人民币远期信用证(一年期或半年)。
2.信用证项单证相符的,商业银行对外承兑。
3.境外受益人凭商业银行的承兑向境外银行申请美元(或其他外币)福费廷融资,并购入远期NDF,买入远期美元,卖出远期人民。
4.信用证到期时,商业银行付出人民币;境外受益人用人民币和NDF 偿还美元(或其他外币)贷款。
篇3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the degree of relevance and intensity between different sectors of the textile and garment industry chain is increasing steadily. As a result， the industry has increasing demand for inter-disciplinary skilled talents with both industry and commerce education background. Textile and garment vocational colleges should， based on investigating the industry’s demand for talents， integrate textile and garment schools with business school， set target for cultivating interdisciplinary skilled talents with both industry and commerce education background， set up relevant curricula system， carry out teaching reform based on practical training bases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college and ultimately construct an inter-disciplinary skilled talents cultivation system by building up strong faculty， setting up practical training base， sharing teaching resources， establishing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etc.
Key words： industry and commerce integration； textile and garment industry； skilled talents； reform on cultivation system； security system
随着科技进步与产业转型升级，纺织服装产业对人才的需求正朝着多元化、复合化方向发展，现代纺织服装企业急需“能工会商”的复合型技能人才。如何在新形势下把握区域经济发展特点以及行业对技能人才的要求，培养“工商融合”型技能人才，是纺织服装类高等职业院校进行人才培养改革与创新、同时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的重要举措。
一、“工商融合”复合型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介绍
“工商融合”复合型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是职业院校将工科类专业与商科类专业相互交叉融合，形成具有多元化特色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对工科类专业而言，拓展学习营销、管理、财务、经贸等商科知识；对商贸类专业而言，拓展学习特定行业的生产工艺、流程、信息服务技术等工科知识，就业时能够适应经营管理类岗位。
“工商融合”复合型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的重要举措，也是职业院校适应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路径。通过培养毕业生在复杂就业环境和岗位迁移发展环境下的“能工会商”的复合本领，能够更好地适应当前就业岗位复合化、多元化和层次化发展趋势。这种人才培养模式强调跨学科、跨专业的知识与技能贯通，打破传统工科与商科专业独立培养的藩篱，能够提升毕业生可持续就业能力和综合发展能力。
二、纺织服装产业“工商融合”复合型技能人才培养的必要性
1. 顺应地区纺织行业发展的需要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纺织产业一直是这一地区的特色产业与支柱产业。据江苏人才网的调查数据分析，未来3 年纺织服装行业最为紧缺的人才依次为：纺织技术开发员、纺织品电商员、纺织品检验人员、纺织品设计员、纺织品跟单员、纺织品营销员、纺织品贸易专员、纺织企业管理人员、纺织品采购员。目前特别缺少的是具备纺织服装专业知识与技能的营销贸易人员、电子商务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因此，培养“能工会商”复合型技能人才是支撑纺织服装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
2. 推动高职学生就业的需要
随着国家“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实施，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相互融合、协调发展成为新趋势。如果具备了“一专多能”、“能工会商”的复合技能与素质，高职毕业生不仅能在激烈的招聘竞争中拥有更多的选择机会，增加就业的广度、提升就业率，而且有利于将来的职业生涯发展。例如，在“互联网+”背景下，纺织服装电子商务发展迅猛，该岗位不仅要求学生具备电子商务的专门知识与技能，更要求学生具备纺织服装产品的基础知识，电子商务（纺织服装方向）专业的学生在就业时将更有优势。
3. 促进人才培养改革创新的需要
探索并实践 “工商融合”复合型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是纺织服装专业发展的必由之路。首先，通过复合型专业设置，有利于实现工科与商科专业的相互合作，资源共享，体现出纺织服装专业的办学特色；其次，通过制订复合型人才培养方案，有利于推动复合型师资队伍建设，促进师资队伍专业技能优化拓展；第三，通过制订复合型专业课程体系，有利于探索课程改革新模式，顺应产业的发展要求；第四，通过复合型实训基地建设，有利于探索校企合作的新模式，实现生产、业务、经营、管理领域的全方位合作；第五，通过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有利于通过专业建设的辐射作用带动纺织服装类职业院校的教学改革与创新。
三、“工商融合”角下纺织服装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路径
1. 专业设置与优化
首先，通过对区域纺织服装行业协会、纺织服装企业的实地调研，全面了解区域纺织产业转型升级的特点，分析纺织服装企业对生产、技术、商贸、管理复合型技能人才的需求特点，以此为依据设置一批具有“工商融合”特色的复合型专业。
其次，对现有的纺织、服装、商贸类专业进行整合，开设相应的专业方向，实现专业人才培养的复合化。将传统的纺织服装专业与商贸管理类专业相融合，形成纺织品检验与贸易、服装工艺与贸易、服装营销与管理、纺织品设计与营销、纺织电子商务等新专业或专业方向。
再次，与纺织服装企业合作开展订单培养，支持行业、学校、企业合作建设“工商融合”专业，针对纺织服装产业商贸业务的新趋势开设短期的纺织商贸专业培训班、课程研究班、技能提升班，满足产业对“工商融合”复合型技能人才的短期需求。
2. 人才培养目标及定位
纺织服装类“工商融合”型人才培养的总体目标为：以培养面向纺织服装生产与流通领域，具有相关生产、设计、质量检验等专门知识与技能，兼具营销、管理、贸易、商务等基础知识与技能的应用技能型专门人才。
（1）岗位工作任务与能力要求分析
表 1 列出了典型的纺织服装企业“工商融合”型岗位工作任务与能力要求，相关专业课程体系及人才培养目标应以此为依据进行设置。
（2）就业面向
表 2 列举了典型的“工商融合”型纺织服装专业毕业生的就业面向与职业发展规划。根据岗位任务与能力要求，确定毕业生的就业面向与职业发展规划。
3. 专业课程体系建设
职业院校应在纺织服装专业课程体系的基础上，根据行业的生产过程、产品设计与开发、运营管理、市场开发、客户服务与管理等业务流程的实际需求，将工科与商科课程体系交叉融合，形成具有产业特色的复合型课程体系。例如，“纺织品检验与贸易”专业，通过设置以“纺织品检验”、“纺织品贸易及跟单”、“纺织品电商”三大模块为课程内容的专业课程体系（表 3），培养学生的纺织品检测技能、纺织品贸易业务技能及纺织品电商平台运用技能。
又如，“时装商务”专业，设置以“服装工艺与设计基础”、“服装门店销售与服务”、“服装网店策划与运营”、“服装企业运营管理”四大模块为内容的专业课程体系（表 4），培养学生的品牌服装零售、门店设计与运营管理、品牌服装招商、电子商务运营等技能。
4. 教学模式改革与创新
（1）以课程项目化改造为抓手，创新教学内容
在开展工商融合型课程教学改革时，要充分考虑工、商类课程的特点，以任务为引领，积极开展项目化教学改革。通过“工商融合”型课程项目的设计，展开理实一体化课程教学。例如，《纺织品营销与贸易》课程以纺织贸易公司真实的项目任务为主线，依托贸易平台，安排了“市场调查、贸易跟单、合同签订与履行、客户服务、市场拓展”等环节，要求学生在纺织生产与工艺学习的基础上，针对产品进行市场开发，完成接单到跟单的全业务流程，学生的贸易素养可得到极大提升。
（2）以综合性实训基地为依托，创新教学方法
“工商融合”复合型课程实施要依托综合性实训基地，如服装专业的“前店后厂”模式、纺织专业的“贸易公司”模式，将工科和商科课程教学相互融合。例如，《服装电子商务》课程依托电子商务实训中心，以服装企业真实的项目任务为引领，通过项目化的教学设计，学生组建项目小组，完成服装电商项目总体策划与运作，体现了“产教融合”的教学模式，提升了学生的创新能力。
四、纺织服装产业“工商融合”复合型人才培养保障体系
1.“工商融合”型师资队伍建设
“工商融合”型师资队伍建设是推行纺织服装产业复合型人才培养的保障。高职院校应打破纺织服装专业院系与商贸专业院系的界限，整合双方资源，组建纺织（服装）商贸专业教研室，通过师资配备、师资培训、师资引进等措施为“工商融合”复合型技能人才培养提供支撑。学校层面应制订相关方案与措施，鼓励教师跨专业学习深造并获得相应的技能证书，鼓励商贸类专业教师深入生产与管理一线学习行业知识。通过从企业引进或特聘一批在生产管理、营销、贸易及电子商务领域具有丰富经验的实践专家充实到专业教师队伍中，为“工商融合”项目教学、专业实践提供师资保障。
2.“工商融合”型实训基地建设
实训基地是开展实践教学、提升学生技能的重要途径。纺织服装类“工商融合”型专业实训基地建设要做到“两个整合”，即将生产型实训基地与商贸类实训基地进行整合，将校内外实训基地进行整合。（1）整合工科与商科优质实训资源，如利用商贸专业实训室开展“纺织品贸易跟单实训”、“服装电子商务实训”、“企业资源管理系统实训（ERP）”、“纺织品营销实训”项目；（2）引进纺织服装产品开发与设计、生产、贸易于一体的综合企业，以真实的项目为载体开展实训教学；（3）开发兼具生产与商贸实训功能的纺织服装企业作为校外实训基地，也可以由政府、学校、企业共同出资建设纺织服装综合实训基地，实现“生产、培训、教学、科研、科技创新、创业孵化”等多重功能于一体。
3.“工商融合”型专业教学资源建设
“工商融合”型专业涉及工科与商科的跨界融合，需要团队组织编写具有纺织服装专业特色的商贸与管理教材并形成立体化教学资源库。“工商融合”型教材不是纺织服装专业与商贸专业内容的简单叠加，而是生产设计与贸易管理技术的相互交融。教材内容应取材于纺织服装企业的真实产品或业务流程，教材的编写者理应具备丰富的纺织商贸岗位实践经验。例如，《纺织品营销与贸易》课程项目化教材将教学内容分为 4个情境 ―― 纺织品业务跟单、纺织品客户开发与维护、纺织品贸易合同签订与履行以及纺织品市场拓展。课程配套的网络学习平台涵盖了丰富的拓展学习资源，是纺织服装类专业的学生拓展学习贸易业务知识的重要渠道。
篇4
国际贸易是商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交换，国际直接投资则表现为货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循环。按照蒙代尔的理论，商品资本的国际流动可以完全替代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投资就不会发生。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产业资本的循环依次经过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形式，并且3种资本形式还要保持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并存性。单个产业资本循环的特点也体现在社会总资本的循环中，从世界经济的范围分析，产业资本循环经过上述3种形式才能保持经济活动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市场结构理论来自于产业组织经济学，按照该理论市场可以分为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市场两大类型，不完全竞争市场又分为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3种类型。完全竞争市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别主要体现为产品差异性、进入和退出壁垒以及卖方集中度。完全竞争市场的特点是产品具有同质性，进入和退出壁垒小以及卖方集中度低，而不完全竞争市场则相反。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厂商提供的产品有差异、行业的进入壁垒较大，具有规模经济及由此产生的卖方集中度。古典贸易理论和现代贸易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新贸易理论则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之初就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随着世界经济活动的发展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有融合趋势。
从历史上看国际贸易理论的产生先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早期的国际贸易理论从发源于15世纪欧洲原始积累时期的重商主义开始，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以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垄断优势理论为标志。这两种理论有各自的分析框架，国际贸易理论的逻辑起点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则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统1的贸易市场和资本市场逐步结合，商品、资本、技术和服务的流动日益密切，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呈现相互融合的趋势，但是统1的理论框架还没有建立起来。本文从市场结构的角度分析国际贸易理论和直接投资理论，并指出新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融合的基础在于不完全竞争市场。不完全竞争市场下的新贸易理论解释了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原因和福利影响，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使得垄断竞争厂商都具有向国外出口产品的动机，加之这些厂商生产的是有差异的同种产品，产业内贸易形成。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不完全竞争市场，如果具备贸易壁垒和资本自由流动，国际直接投资厂商进行跨国直接投资就能够实现对国际贸易的完全替代。
完全竞争市场与国际贸易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从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现代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发展过程。按照市场结构划分前3种可以归纳为1类，它们的理论基础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古典贸易理论包括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包括1般均衡理论、相互需求理论和对偶理论，这些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下。现代贸易理论则以要素禀赋论为代表，该理论体系阐述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在于产品的价格差异，价格差异源自于成本差异，成本差异产生于生产要素的丰裕度。主要理论包括要素禀赋论、要素价格均等化原理、萨缪尔森—斯托尔帕定理和罗伯津斯基定理等。
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分析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这些前提假定包括：生产要素在各国内部是自由移动的，而在国家间是不能移动的；国家之间实行自由贸易，不存在政府对贸易的干预或管制；生产和交换是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进行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要素处于“充分就业”状态；贸易双方的出口价值等于进口价值，国际收支平衡；运输费用和其他交易费用为0；没有要素密集度转变的情况，生产同1商品时各国的生产技术1样，生产函数相同；没有规模经济的利益，不存在规模经济递增。从上述的前提条件可以看出该理论体系将国际直接投资排除在外，首先国家之间没有多余的资金可以投资；其次国家之间没有要素流动的可能性。总之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没有给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留下任何成长空间。
要素禀赋论创立后成为最重要的国际贸易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掌握了1国的资源禀赋情况就可以推断出该国的对外贸易走向。然而里昂惕夫的实证分析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学者们提出了各种解释用于修正要素禀赋论的前提条件，如贸易壁垒说、自然资源稀缺说、生产要素异质说以及人力资本说等等。前提中完全竞争的假设在现实中难以满足，完全竞争市场中企业只能作为产品价格的接受者，他们提供的产品是同质的。国际贸易活动中的许多现象无法用完全竞争的市场来解释，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
不完全竞争市场与新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它的创建是建立在两个相关学术领域的发展之上：即产业内贸易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该理论认为资源差异和规模经济均是国家进行专业化和贸易的原因，前者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的产业间贸易，而后者是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的产业内贸易，它更强调的是非比较贸易优势。同时为强调规模经济作为贸易的原因作了3个基本创新：将产业组织引入贸易理论，将贸易理论从完全竞争模式的不现实中解脱出来；摒弃了传统的2维假定和凸性生产可能性曲线，新贸易理论发展了1种“层级结构”的方法来解释贸易和要素流向，即产业间贸易仍由要素禀赋的差异来决定，而某产业内部具有类似要素比例的产品之间却相互分工和贸易，后者在产业间贸易的格局中表现为净贸易量；区分了技术溢出的外部经济和市场规模作用的外部经济。
把新贸易理论看作和古典贸易理论完全对立是不确切的，新贸易理论只是补充了后者在自身假设框架下所难以解释的现象。新贸易理论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而古典贸易理论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
不完全竞争市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垄断优势理论，它由美国学者海默于1960年在他的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经营：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首次提出。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海默则认为，要解释战后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必须摒弃传统理论中关于完全竞争的假定，对不完全竞争进行研究。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不具有支配市场的力量，它们生产同类产品，拥有获得所有生产要素的平等权利，这样就不会有对外直接投资发生，因为它不会使企业拥有高于当地对手的优势。只有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才能获取垄断优势，并通过直接投资在国外予以利用。
金德尔伯格将垄断优势分为4类：来自于产品市场不完全的优势；来自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全的优势；企业拥有的内外部规模经济；由于政府干预，特别是对进入市场以及产量的限制所造成的企业优势。后来学者在海默的理论框架下进1步发展了垄断优势理论，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1是论述跨国公司垄断优势的来源；2是跨国公司在出口、直接投资与许可证交易3种方式中选择直接投资的根据与条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就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
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认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由企业特定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特定优势3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企业特定优势类似于海默提出的垄断优势，即1国企业拥有的高于其他国家企业的优势，并且这种优势只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非充分条件。内部化优势是指企业为避免市场不完全而通过内部化将企业的优势保持在企业内部。市场不完全的含义近似于不完全竞争，邓宁认为市场不完全可以分为两类：结构性市场不完全和知识性市场不完全。企业利用市场不完全通过内部化建立垄断优势，内部化优势越大，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倾向性越明显。内部化优势还不能充分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利用出口照样可以发挥优势。区位优势可以更充分地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因为区位优势属东道国所有，企业无法自行支配，只能予以适应和利用。只有国外区位相对国内区位具有更大优势时企业才可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不完全竞争市场下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
篇5
区域中心城市文化消费比较研究
安徽省文化产业的关联效应研究
我国文化消费水平评价及提升对策
转型与挑战:信息时代的出版业发展
文化科技融合下的文化品牌建设
影响文化产业发展的五大关键问题
创意众筹融资模式的动力机制研究
作为文化议题的创意经济与创意城市
最美乡村空间开发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文化资本对居民文化消费行为的影响
城市居民本土戏曲文化消费提升研究
消费社会学视域中的动漫景观解析
农业创意品的价值估计及其产业前景
当代大众文化产品的生产特点及发展趋势
沿海城市邮轮旅游产业的发展前景与对策
推进江苏文化科技融合的路径与政策举措
中国省级旅游产业效率现状及其经济效应分析
高校在文化产业发展新时期的路径选择
财政补贴对我国旅游景区门票价格的影响
长三角区域文化市场融合及一体化发展研究
城市群文化产业非均衡增长与区域协同研究
电视与新媒体融合背景下城市形象传播研究
文化折扣对我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
日本创意产业贸易结构与竞争力演变研究
网络视频版权资源的增值模式——以乐视网为例
产业价值链视角下的文化产业人才培养策略研究
GRA视角下文化产业的财政支持效应研究
国际镜鉴中我国文化产业财政支持理念革新思辨
中国对外文化产品出口结构研究与调整策略
江苏对外文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文化财产返还诉讼中的法律适用规则探析
从艺术税法视角剖析中国画廊业困境及解决之道
大数据时代创意设计服务平台建设研究
机制与模式:电影艺术如何影响城市创意产业
甘肃省区域文化产业效率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基于DEA-Malmuqist的广西文化产业发展效率研究
国际文化贸易制度环境研究:宏观政策与微观态度
应用型本科高校文化产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中国电影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提升与全球化战略路径研究
融合:制造业与文化产业高质快速发展的可行路径
上海自贸区制度创新与我国文化产业开放发展对策研究
安徽省文化产业竞争力分析与提升——兼与中部省域比较
国外文化产业发展的财政金融政策特征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文化资源、文化势能及我国西部地区文化产业发展误区探析
篇6
另据统计，第八届文博会期间，共签署文化创意产业产品交易、产业园区建设和入驻、项目投资、银企合作等协议总金额1190.36亿元人民币。其中，文化创意产品贸易成交额317.66亿元，投资类项目协议总金额872.97亿元人民币。这一组组令人惊叹的数字也令本届文博会“促进文化贸易，加快经济升级”的主题落到了实处。值得关注的是，与往届相比，本届文博会签约、成交呈现四大特点：首先是文化贸易成交大幅增长；其次，平台类、产业联盟类合作项目比往年增加；第三，文化、科技、创意融合的新兴文化产业项目多，文化与经济融合愈加深入；第四，文化产业园区、集聚区投资类项目规模大，产业集聚和带动性强。
而在全程跟踪报道文博会的过程中，本刊也总结了本届文博会的新亮点，它们指引了中国文化创意产业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力推原创内容、原创品牌原创品牌成为了第八届文博会的生力军。在文博会主展场可以看到，无论是艺汇家原创手工村，还是著名原创卡通品牌阿狸，亦或是其他国内原创品牌，都成为了人气最旺的展区之一。而本届文博会还集中推出了一批影视剧目创作、文艺演出、新闻出版、动漫游戏等领域的最新成果和原创品牌产品。《负二代的幸福生活》等一批新创影视剧亮相，中国首部全三维立体儿童益智动画片《聪聪玩具岛》等多部原创动漫作品首次同时，“红星梦工厂”计划、“2013中国设计红星奖”等重大项目实施，都展现了中国原创的力量。新闻出版与版权贸易展则重点推出了出版精品工程、出版原创推新工程等，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文化产品成为展会亮点。
篇7
一、国际贸易理论与市场结构理论分析框架的产生
国际贸易是商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交换，国际直接投资则表现为货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循环。按照蒙代尔的理论，商品资本的国际流动可以完全替代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投资就不会发生。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产业资本的循环依次经过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形式，并且三种资本形式还要保持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并存性。单个产业资本循环的特点也体现在社会总资本的循环中，从世界经济的范围分析，产业资本循环经过上述三种形式才能保持经济活动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市场结构理论来自于产业组织经济学，按照该理论市场可以分为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市场两大类型，不完全竞争市场又分为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三种类型。完全竞争市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别主要体现为产品差异性、进入和退出壁垒以及卖方集中度。完全竞争市场的特点是产品具有同质性，进入和退出壁垒小以及卖方集中度低，而不完全竞争市场则相反。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厂商提供的产品有差异、行业的进入壁垒较大，具有规模经济及由此产生的卖方集中度。古典贸易理论和现代贸易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新贸易理论则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之初就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随着世界经济活动的发展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有融合趋势。
从历史上看国际贸易理论的产生先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早期的国际贸易理论从发源于15世纪欧洲原始积累时期的重商主义开始，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以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垄断优势理论为标志。这两种理论有各自的分析框架，国际贸易理论的逻辑起点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则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统一的贸易市场和资本市场逐步结合，商品、资本、技术和服务的流动日益密切，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呈现相互融合的趋势，但是统一的理论框架还没有建立起来。文章从市场结构的角度分析国际贸易理论和直接投资理论，并指出新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融合的基础在于不完全竞争市场。不完全竞争市场下的新贸易理论解释了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原因和福利影响，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使得垄断竞争厂商都具有向国外出口产品的动机，加之这些厂商生产的是有差异的同种产品，产业内贸易形成。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不完全竞争市场，如果具备贸易壁垒和资本自由流动，国际直接投资厂商进行跨国直接投资就能够实现对国际贸易的完全替代。
二、完全竞争市场与国际贸易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从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现代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发展过程。按照市场结构划分前三种可以归纳为一类，它们的理论基础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古典贸易理论包括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包括一般均衡理论、相互需求理论和对偶理论，这些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下。现代贸易理论则以要素禀赋论为代表，该理论体系阐述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在于产品的价格差异，价格差异源自于成本差异，成本差异产生于生产要素的丰裕度。主要理论包括要素禀赋论、要素价格均等化原理、萨缪尔森―斯托尔帕定理和罗伯津斯基定理等。
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分析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这些前提假定包括：生产要素在各国内部是自由移动的，而在国家间是不能移动的；国家之间实行自由贸易，不存在政府对贸易的干预或管制；生产和交换是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进行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要素处于“充分就业”状态；贸易双方的出口价值等于进口价值，国际收支平衡；运输费用和其他交易费用为零；没有要素密集度转变的情况，生产同一商品时各国的生产技术一样，生产函数相同；没有规模经济的利益，不存在规模经济递增。从上述的前提条件可以看出该理论体系将国际直接投资排除在外，首先国家之间没有多余的资金可以投资；其次国家之间没有要素流动的可能性。总之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没有给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留下任何成长空间。
要素禀赋论创立后成为最重要的国际贸易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掌握了一国的资源禀赋情况就可以推断出该国的对外贸易走向。然而里昂惕夫的实证分析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学者们提出了各种解释用于修正要素禀赋论的前提条件，如贸易壁垒说、自然资源稀缺说、生产要素异质说以及人力资本说等等。前提中完全竞争的假设在现实中难以满足，完全竞争市场中企业只能作为产品价格的接受者，他们提供的产品是同质的。国际贸易活动中的许多现象无法用完全竞争的市场来解释，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
三、不完全竞争市场与新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它的创建是建立在两个相关学术领域的发展之上：即产业内贸易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该理论认为资源差异和规模经济均是国家进行专业化和贸易的原因，前者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的产业间贸易，而后者是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的产业内贸易，它更强调的是非比较贸易优势。同时为强调规模经济作为贸易的原因作了三个基本创新：将产业组织引入贸易理论，将贸易理论从完全竞争模式的不现实中解脱出来；摒弃了传统的二维假定和凸性生产可能性曲线，新贸易理论发展了一种“层级结构”的方法来解释贸易和要素流向，即产业间贸易仍由要素禀赋的差异来决定，而某产业内部具有类似要素比例的产品之间却相互分工和贸易，后者在产业间贸易的格局中表现为净贸易量；区分了技术溢出的外部经济和市场规模作用的外部经济。
把新贸易理论看作和古典贸易理论完全对立是不确切的，新贸易理论只是补充了后者在自身假设框架下所难以解释的现象。新贸易理论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而古典贸易理论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
四、不完全竞争市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垄断优势理论，它由美国学者海默于1960年在他的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经营：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首次提出。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海默则认为，要解释战后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必须摒弃传统理论中关于完全竞争的假定，对不完全竞争进行研究。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不具有支配市场的力量，它们生产同类产品，拥有获得所有生产要素的平等权利，这样就不会有对外直接投资发生，因为它不会使企业拥有高于当地对手的优势。只有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才能获取垄断优势，并通过直接投资在国外予以利用。
金德尔伯格将垄断优势分为四类：来自于产品市场不完全的优势；来自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全的优势；企业拥有的内外部规模经济；由于政府干预，特别是对进入市场以及产量的限制所造成的企业优势。后来学者在海默的理论框架下进一步发展了垄断优势理论，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论述跨国公司垄断优势的来源；二是跨国公司在出口、直接投资与许可证交易三种方式中选择直接投资的根据与条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就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
篇8
关键词 服务化；服务业；新常态
1 福建省服务业发展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福建服务业蓬勃发展，已成为全省经济增长的助推器，在经济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优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1 服务业总体发展良好
一是规模不断壮大。1997 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突破1000 亿元，2009 年突破5000 亿元，2011-2014 年分别突破6000 亿元、7000 亿元、8000 亿元、9000 亿元，2014 年达9525.49 亿元。（表1）
二是增幅保持平稳。改革开放以来，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3.0%，“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前四年的年均增幅分别为10.5%、13.4%、9%。三是投资快速增长。2014 年全省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11562.26 亿元，增长21.1%，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62.7%，比2005 年提高4.9 个百分点。2005-2014 年，全省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为25.8%，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高0.3个百分点。
1.2 服务业结构有所优化
一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等传统服务业比重有所下降，从2005 年的44.7%降低到2014 年的38.4%。
二是金融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新兴服务业快速崛起、比重加快上升，由2005 年的55.3%提高至2014 年的61.6%；金融业2005-2014 年年均增长16.6%，是三产中增速最快的行业。
三是生产业快速发展。2005 年，全省生产业淤增加值突破1000 亿元，2014 年达5000 亿元左右于，年均增长速度约为13.2%，分别比同期服务业增加值和GDP 增速高1.6 个、0.7 个百分点。（表2）
1.3 服务业对全省经济贡献较大。一是吸纳众多劳动力。2003年突破500 万人，2013 年增加至940.56 万人，平均每年增加23.85万人。服务业从业人数在当年从业人员中占比也不断上升，2004 年突破30%，2013 年增至36.8%。二是服务业成为税收增长的主要源泉。2012 年，全省服务业完成各种税收1422.2 亿元，增长27.2%，占全部税收收入的51.4%，比2005 年提高15.2 个百分点。
1.4 服务业利用外资力度加大一是合同数量不断增多，2014 年全省服务业合同项目790 个，比2005 年增加457 个。
二是合同金额持续增加，2013 年服务业合同金额为38.24 亿美元，比2005 年增加27.76 亿美元。
三是实际利用外资保持较快发展。2014 年，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为25.2 亿美元，占实际利用外资总额35.4%，比2005 年提高了16.5 个百分点。
2 福建省服务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虽然福建省服务业总体上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但无论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与全国平均水平及兄弟省市相比，相对滞后的情况并未改变，仍然存在结构不够合理、发展层次偏低等突出问题。
2.1 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
从全球看，近年来发达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普遍超过70%。
从国内看，我国经济已迈入“服务化”时代、正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加快转变，2011 年服务业成为第一大就业主体，2013 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4 年广东、浙江等12 个省区市服务业已经成为主导产业。从省内看，2014 年省该经济总量居全国第11 位，比2005 年前移2 位，但服务业增加值仍居全国第13 位。2005-2014 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速为11.6%，居全国第14 位。2014 年，福建省服务业比重为39.6%，低于全国平均水平8.6 个百分点，居全国第21 位，比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湖南、湖北分别低9.5 个、8.3 个、7.1 个、3.9 个、2.6 个、2.2 个百分点。
2.2 服务业投资和利用外资的结构不尽合理
全省80%左右投资集中在房地产开发、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行业，其中房地产业投资占比超过40%；而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等行业投资仅占10%左右。大部分外资集中在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等行业，其中房地产业利用投资占比超过40%；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利用外资占比均低于5%。
2.3 生产业发展层次偏低
一是传统生产业占比较高。2014 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业两大传统生产业增加值占生产业的比重约51%。
二是部分新兴生产业发展较慢。2014 年，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增加值占生产业比重约10%，比2005 年降低4 个百分点；2006-2014 年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增加值年均增速约为12%（按现价计算），比生产业年均增速低7 个百分点。
三是生产业供需缺口呈现增大趋势。根据国内外一般经验，每1 元制造业增加值需要1 元以上的生产业为其提供配套服务。2014 年，福建省制造业增加值为9209.47 亿元，但生产业增加值仅5000 亿元左右，缺口超过4000 亿元，而2005 年缺口仅有819.45 亿元。
2.4 服务贸易发展水平偏低
福建省货物贸易规模居全国前列，但服务贸易发展远滞后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整体规模小、比重低、结构不尽合理。“十二五”前三年该省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占全省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分别为7.5%、7.5%、8.2%，均低于同期全国的10.3%、10.8%、11.5%。同期该省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占全国服务贸易进出口的比重约3%。在服务贸易结构方面，全省旅游服务和运输服务贸易两大传统服务贸易占比具有绝对优势，而以专利权使用、信息服务、商务服务等为代表的新兴高端服务贸易发展缓慢。
3 促进福建省服务业发展的建议
顺应我国经济进入“服务化”的形势，进一步优化服务业发展环境，促进服务业与农业、工业及“互联网+”融合发展，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推动经济结构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变，将服务业打造成为新常态下福建省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3.1 优化发展环境
3.1.1 加强政策支持
落实好国家出台的加快发展生产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提升售后服务质量三年行动计划、促进人力资源服务业加快发展等政策措施，尽快研究出台福建省的贯彻实施措施。研究制定促进生活业发展的相关政策。科学制定“十三五”服务业发展规划、产业政策及配套政策。
3.1.2 强化要素保障
进一步完善土地利用规划，制定符合服务业不同行业实际的投资强度和用地标准，逐步增加服务业建设用地总量。加快落实鼓励类服务业用电、用水与工业同价。
3.1.3 加大资金投入
积极争取中央财政促进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逐年增加省级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有关部门在各专项资金中要增加对服务业的投入，重点用于支持带动性强、聚集效应明显的关键领域、薄弱环节、新兴业态的服务业项目。营造公平、规范、快捷、有序的市场准入环境，鼓励引导社会资金投入服务业。
3.1.4 扩大政府购买服务范围
动态调整购买服务指导目录，完善购买服务信息公开机制，逐步扩大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范围和规模，将居民需求强烈、适合市场化方式提供、社会力量能承担的公共服务事项交由具备条件、信誉良好的社会组织承担。探索财政出资为政策性扶持的初创期小微企业购买记账服务，积极推动小微企业健康、持续发展。
3.1.5 鼓励创业创新
继续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降低行业准入门槛，打破行业垄断，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更宽的政策营造有利于大众创业、市场主体创新的制度环境，创造更好市场竞争环境，培育市场化的创新机制，加强保护产权、维护公平、强化激励机制等方面工作。
3.2 促进融合发展
3.2.1 推动服务业与农业融合互动发展
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鼓励涉农服务机构把服务领域向农业产前、产中和产后全过程延伸，向农业信息、金融保险和市场营销等领域拓展，为农业生产提供良种、新型农技、农资连锁经营、农机作业、金融和农产品加工、物流等诸多方面的服务。
3.2.2 推动服务业与工业融合互动发展
加快推进全产业链的整合优化，鼓励企业向价值链高端发展坚持产品创新、内容应用和服务平台的融合，提升产品附加值。坚持生产制造、专业服务的融合，推进产业上下游的协同发展。坚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融合，打造产业发展的良好生态环境。
3.2.3 加快生产制造与信息技术服务融合
充分对接“互联网+”战略，鼓励基于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的服务应用和创新，积极推动创意设计、远程诊断、系统流程服务、设备生命周期管理服务等新业态发展，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融合创新，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有力支撑。
3.3 扩大对外开放
3.3.1 把自贸试验区打造成服务业发展高地
在自贸试验区推进服务业的体制机制创新，复制推广上海自贸试验区服务业改革试点经验，争取在服务业对台开放方面先行一步，取得先行优势。
3.3.2 积极引进国际优质服务资源
吸引外资加大对金融、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领域的投资，以扩大省内服务供给。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的服务业，促进服务业企业创新经营模式、提升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提高本省服务业企业的技术和管理水平。
3.3.3 积极发展服务贸易
顺应国际服务贸易提速发展趋势，主动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引进和培育一批熟悉国际规则和跨国公司运作模式的领军型人才、骨干型人才、实用型人才，培育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服务贸易企业，增强服务出口能力。优化服务贸易结构，加快发展服务外包，重点发展以信息技术外包、研发设计等业务流程外包、知识流程外包，拓宽外包市场。
篇9
[基金项目]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基于港航产业成长的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研究”（批准号：11YS261）
[作者简介]张颖华，上海开放大学管理系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产业发展；
袁蔚，上海开放大学管理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企业管理；
张书源，上海开放大学管理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物流管理。（上海200433）
一、港航业产业融合成长的机理分析
（一）港航业产业融合的内涵
港航业的产业融合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现代信息技术与传统的港航业产业活动融合，整合原来分散的港航资源，扩大了产业外延，最终把传统的港航业改造成兼具多个行业特征的现代港航业。
1.港航业的产业融合是新型产业革命。港航业的产业融合并不是传统产业的简单叠加，而是在信息技术的基础上，突破传统港航业的业务边界、市场边界、组织边界，根本否定传统产业边界的固定化以及产业相互间的分立化，最后通过相互作用融为一体，显示出与原来传统港航业不同的产业属性，因此，可以说它是一种新的产业革命。
2.港航业的产业融合是互补性的融合。格林斯坦和卡恩（Greenstein&Khanna，1997）把产业融合分为替代性融合与互补性融合。港航业融合属于互补性融合，因为融合后的港航业并不是取代传统的港航活动，而是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条件下，依托现代化的经营服务理念，把原属于各个行业的服务内容重新有机整合，依托价值链，创造“1+1>2”的经济效果。
3.融合后的港航服务体现了多重产品的属性。传统的港航业每个行业只提供单一服务内容，仅具有某一产品的单一属性，融合后的港航业提供的服务已经具有了多重产品属性，同时知识产品属性增强。
4.港航业的融合包含产业内融合与跨产业融合。港航业的产业融合既有在服务业内部与金融业、法律服务业、信息咨询业及旅游业的融合，也有与制造业、信息技术的跨产业融合。港航业产业融合是在港航业与其他产业的边界出现的区别于原有产业的新型业态。
（二）港航业产业融合的动因
港航业产业融合的产生是技术创新、放松管制、观念创新和市场需求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产业融合机理分析如图所示。
1.市场需求是港航业融合成长的根本驱动力。市场对多种服务的需求催生了港航业的融合成长，以港航业与金融服务业融合的航运金融业为例，航运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航运业是一个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航运金融能够解决航运公司和港口资金不足的困境，为航运业发展提供资本保障。另外，航运货物运输的过程也是资金在国际间流转的过程。国际结算对于航运业非常重要，它也促进了航运金融迅速发展。同时，航运业蕴含着极大的风险，因此各类航运保险市场需求非常巨大，这也促进了航运金融业的快速发展。
2.港航业的产业特性是港航业融合的内在驱动力。港航业提供的是服务产品，而服务产品相对实物产品而言更有可能产生融合。并且，产业融合的内在动力在于产业间的关联性以及对效益的追求，而港航业本身关联性就非常大，它不仅需要其他产业的支持，同时它的发展也极大地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发展。因此，港航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发生产业融合。
二、港航业产业融合模式分析
（一）港航业的产业内融合模式
港航企业进行横向并购、合资、战略联盟，与资源互补型的港航企业重组融合使得原有企业演化为不管是资源应用能力还是资源占有能力都变得强大的港航服务集团。港口企业产业内融合形式包括：与货主联合、与运输企业、仓储部门联合、与港口码头联合；航运企业产业内融合形式包括：投资港口建设、设立相关物流子公司；中间服务企业的产业内融和则是摒弃传统的提供单一服务的方式，以中间人的身份开展全方位的物流服务。
（二）港航业跨产业融合的模式
港航业跨产业融合主要有三种模式：信息技术的融合、制造业的融合及服务业内的融合。
1.与信息通信技术的融合。现代港航业的服务是以货物为中心，以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为基础的网络系统，它由以下部分组成：货物动态、船舶动态、港口信号、港口通讯、船舶通讯、航道灯标等等。它通过发达的计算机管理系统，联通全球港口以及航运、金融商贸，建立强大的信息网络以及EDI系统，实现资源共享。正是港航业与信息通信技术的融合，才能使港口、航运公司更加便捷快速地得到全球航运动态、港口动态、运价指数等等。
2.与制造业的融合。造船业就是港航业与制造业的融合，随着国际贸易量的激增，航运需求也相应出现了大幅度的迅速增长。并且，造船业随着市场需求的不同也进一步细分为船舶交易、船舶设计、船舶维修、船舶拆除等融合性产业业态，同时造船业的庞大资金需求也带动了航运金融如融资租赁等高端港航服务业。
3.服务业内的融合。港航业附属于服务业大类，它与同属于服务业的金融业、法律服务业、信息咨询业、旅游业产生融合，便出现了航运融资、航运保险、航运高端航运指数期货、海事法律服务、全球航运市场信息服务以及邮轮服务等高端服务。
三、上海港航业产业融合的现状及评价
港航业的产业融合将是港航企业未来发展的趋势，这种联合起初多是微观层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引起港航产业宏观层面的整合，从而促进港航业的整体发展。当前，上海港航业产业融合势头迅猛，相对而言，上海港航业的产业内融合不论是在发展速度上还是在发展层次上，都处于比较高的水平，跨产业融合尽管也积极探索，配套了一些发展措施，但总体上来说还处于低层次状态。
（一）港航业产业内融合发展迅猛
1.航运企业参与投资港口建设。航运业发展具有典型的周期性，近年来上海港口投资预期前景较好，因此，航运企业利用出台《港口法》的契机，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港口和航运两大子市场长期分离，尝试多元化的投资战略，参与到港口的建设和运营当中。比如，中远太平洋有限公司就是中远集团全资拥有的子公司，它是中远集团进行码头投资的主要渠道，该公司目前已进入全球十大码头管理公司之列。
2.港口企业间合作加强。2005年，同样在港口业负有盛名的上港集团与和记黄埔港口集团在共同投资经营上海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后再次合作，共同参与投资经营外高桥五期码头。同年，上港集团又与上海港集装箱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建立了专门经营管理洋山深水港区码头的上海盛东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3.港航产业价值链延伸。以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简称中远集团）为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远集团已经成为以航运、物流码头、修造船为主业的跨国企业集团，经营范围涉及贸易、金融投资、酒店管理、教育、信息技术、高速公路等业务，下属企业遍布内地29个省、市、自治区，在中国香港及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非洲等地建立了境外400多个业务分支机构。
（二）港航业跨产业融合发展滞缓
1.航运金融业市场规模偏小。目前上海航运金融发展保持着良好的增长势头：多家银行成立航运金融部门，经营融资租赁业务。我国金融租赁公司业绩数据显示，2012年，包括新开业的3家金融租赁公司，即浦银租赁、皖江金租、北部湾金租，金融租赁公司已经扩容到20家，总资产规模近8000亿元。截至2013年1月，上海运营航运保险的公司39家，专业保险中介机构300多家，人保、太保、平安、阳光、永安五家保险公司在上海设立了航运保险中心。2009年至2011年，上海地区的船舶险市场规模从6.8亿元增加到20.8亿元，3年增长了2倍，货运险市场规模从11.7亿元增加到13.6亿元，3年增长了16%。虽受航运市场低迷以及制度缺陷等因素制约，上海航运金融市场面临一定挑战，但从长期来看，航运金融市场的潜力仍不可小觑。
虽然航运金融业发展势头迅猛，但是这种跨产业融合并没有取得质的飞跃。主要表现在：第一，航运融资保险提供者等级低、数量少。目前国际航运金融市场份额多由几大国际航运中心城市所控制。上海的航运金融机构无论在硬件还是软件上同国外著名机构相比，都还存在很大差距。第二，航运融资的手段和渠道较少。近年来，我国航运企业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尝试屡见不鲜。但总体而言，通过证券、私募、信托和债券等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在国内还未获得大规模的开展，2012年全年航运企业完成A股新股发行的仅有渤海轮渡一家。第三，上海航运交易所的航运运价指数衍生产品金融化开发不足，尚未形成国际上常规的一些航运价格衍生交易工具，比如：远期运价合约、运价期货、运费期权等。
2.航运法律服务缺乏相应的法律环境支持。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上海海事法院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海事仲裁和法律诉讼机构，但目前提供的海事仲裁海事法律服务并不多，每年只承担几十余件海事案件。航运法律体系不健全，目前伦敦、纽约、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等知名的国际航运中心均属英美法系，航运业的文书、合同都是按照英美法系的法律制定，与英美法系相比，中国更偏重大陆法系，因此不能完全遵循国际航运法律体系。
3.邮轮产业发展需要政策突破。邮轮产业的发展环境在“十一五”期间得到了大幅改善，世界三大邮轮公司均已入驻上海并设立了分支机构，开设了以上海为母港的多条区域邮轮旅游航线。邮轮旅客通关服务效率和能力得到了很大提高，境外邮轮挂靠上海也日渐频繁。但是目前我国邮轮产业的发展缺乏总体规划。边防、检疫、旅游等相关部门并未提出针对性指导意见，邮轮产业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需要健全，邮轮船队经营及航线开发等关键政策尚需研究突破。
4.航运信息咨询业权威性不高。上海航运交易所自1996年成立以来，不仅规范了航运市场行为，而且航运市场信息沟通畅通，有效地调节了航运市场价格，各类航运生产要素不断迅速地流向上海。1998年、2001年、2005年、2009年、2011年上海航交所先后推出了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CCFI）、中国沿海（散货）运价指数（CBFI）、上海地区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SCFI）、新版SCFI、中国进口原油运价指数（CTFI）和中国进口干散货运价指数（CDFI），这些指数正在成为航运市场的参考指标。但是由于目前航运要素市场发育不全，信息收集渠道较少，信息产品多样性差、信息国际认可度低，导致航运信息和咨询服务的权威性并不高。
四、上海港航业产业融合成长的推进策略
（一）依托上海综合保税区，探索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
2009年11月18日，整合了外高桥保税区（含外高桥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的上海综合保税区正式成立。而后并入2010年9月新成立的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已经形成了“三区联动”的局面，三区均由上海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整合之后的上海综合保税区是国际航运中心的核心区域、国际贸易中心的重要载体、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突破点。应该说，上海综合保税区在保税船舶登记、融资租赁、期货保税交割、国际贸易结算中心等方面进行了功能创新，但是园区内还有海关监管，并没有真正实现“境内关外”。另外，在开放程度、功能拓展、管理体制等方面还面临不少制约。而港航业产业融合的跨越式成长必须依托一个能够实施“境内关外”的海关政策，实现完全的航运自由、货物流通自由、贸易自由、金融自由的自由贸易区。
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能够以局部带整体，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并且通过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领域，适当提高自由化标准，可倒逼我们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竞争带动产业健康发展。值得可喜的是，2013年7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已原则通过在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方案，必将为上海发展带来极大“红利”。
（二）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伦敦、鹿特丹、新加坡等国际著名航运中心的发展壮大都是在各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完成的，因此提升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功能的港航产业融合成长也必定需要我国政府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1.制定特殊的航运金融扶持政策。第一，完善航运金融服务功能体系，进行合理而又完整的航运金融机构布局。不仅要引进一批具有较强航运专业能力的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信托公司和融资租赁公司，而且要培育一大批提供配套服务的经纪、法律、公估、船舶检验、会计等机构。第二，发展多种航运融资方式，采取税收优惠或补贴等方式鼓励金融机构开发符合市场需求的航运融资产品，可以进行信托、信贷、租赁、资产证券化等多种形式的组合创新。第三，扶持发展航运保险业务，鼓励国内保险公司积极创新，拓宽业务范围，建立海外服务网络。同时要完善各项政策法规，对航运保险业务实施各项优惠政策，提高海上货运险本地投保的积极性。
2.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培育优质的国际海事法律服务环境。第一，建议对我国的海商法、仲裁法等相关法律作必要的调整修改。对中国海事仲裁条款中一定要写明海事仲裁机构名称，“上海海事仲裁”一律无效等无法与国际接轨的做法必须作出积极的司法探索。第二，司法部门与交通运输部要联合制定航运交易有关的船舶买卖、船舶租赁、船舶建造以及船舶修理的推荐格式合同。第三，要完善海事仲裁制度，大力扶持海事仲裁机构的发展，提升上海海事仲裁的声誉。
3.进行政策创新，促进邮轮产业发展。第一，简化通关手续，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邮轮出入关程序和口岸管理条例。提高邮轮旅客通关效率，创造便捷的服务环境吸引更多的邮轮停靠。第二，规范邮轮业的税费收取标准，大幅降低邮轮港口的收费水平。第三，不断推进邮轮港口建设。对已有的上海国际客运中心、吴淞口邮轮码头要统筹规划，不断完善口岸联检、船舶维护、海事救助、邮轮补给、污水废物处理等服务功能，建设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邮轮母港。第四，与国外旅游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支持大型旅游企业主动“走出去”，与欧美等主要邮轮商进行合资合作，学习借鉴他们的经验；同时，与内地旅行社合作，为内地引进邮轮游客，开发邮轮旅游产品，探索盈利模式。
4.大力促进统一、高效的航运信息管理体系的建立。第一，建立专门的航运信息服务战略研究机构，统一信息管理制度和信息采集标准，建立国际化的航运信息统计指标体系和评价体系。第二，上海航运交易所应挖掘、整合客户的信息服务要求，扩大数据收集范围，对数据进行深加工，真正形成具有国际性、权威性航运信息中心。第三，大力推进区域港口信息一体化进程，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同时加强与网络运营商、软件开发商和航运研究机构的合作，确保航运信息传输的安全性和高效性，提高信息技术水平。
（三）完善教育培训机制，建设国际航运复合型人才高地
篇10
“10+1”将导致东亚经济格局的进一步调整，大珠江三角洲面临压力与机遇并存局面，在某种程度上压力远远大于机遇。前20年的粤港澳合作形成了互惠互利的格局，这种格局导致人们今天在探讨粤港澳融合时，仍过多的关注合作的利益因素，对周边环境的变化压力、合作的进展速度、区域内经济社会的深层融合所带来的放射效应并未予以足够的关注，尤其是对粤港澳实质性合作的僵持而导致整个区域竞争实力削弱的深层及长远影响的关注不够。
目前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引起的经济格局改变，已显示出对粤港澳合作所形成不进则退的压力。大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与东盟国家在发展阶段、依赖外部市场外向带动的发展策略、产业分工方式等方面有较大的相似之处，比如新加坡在某种程度上扮演香港角色，大港口为龙头，带动服务业发展。相邻地区有类似广东的腹地，成为外发加工基地。
店厂分工明确。东亚市场开放度的扩大，2010年后东盟和中国之间进出口实现零关税，使得香港、澳门的产品和服务进入内地相对困难，不光会被挤占货物，同时还会挤占掉服务市场，从而将大大抑制大珠江三角洲的拓展空间，挤占已有的既得利益份额，出现国际国内两头受挤格局。如果在2010年之前粤港澳之间不能实现比“10+1”更紧密的合作，大珠江三角洲的整体国际竞争力必定会呈下降趋势。
框架形式
“10+1”使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大圈套小圈的发展模式，启示大珠江三角洲融合也可以在开放式的基础上，按圈外有圈方式扩展外延。可按阶梯思路，以小圈为核心，扩展区外合作，寻找新的区域合作伙伴，以各种合作方式形成更大的合作圈。尤其注重发展大珠江三角洲与台湾的经济合作，以台湾的IT产业优势作为拉动区域经济长远发展动力之一。大珠江三角洲可以先通过两岸四地的沿海合作，进而推动内地整体参与的全面的四地合作。
发展方向
“10+1”贸易自由化措施启示大珠江三角洲必须跨越一切疑虑与障碍，锁定实质自由贸易区目标。中国和东盟快速达成自由贸易协定，说明深度的区域合作必须朝贸易自由化方向发展，此外别无中间路线好走。中国和东盟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差不一，均能如此迅速彻底地锁定自由化目标，按照传统的理论是难于解释的。同时这次“10+1”的谈判，在形式上进行了很大创新，有早期收获协定，有敏感产品保护和相对落后国家的优惠等等，说明自由贸易的框架也是可以创新的。
粤港经济合作在港澳回归后，进展不大，主要原因是顾虑重重，人为地设置了太多的障碍。到目前为止，还缺乏一个整体合作框架，珠三角的融合还停留在自发的资源组合过程，没有引导和组织，没有一个整合平台，致使出现大家都知道要加强合作，但又无从下手的局面。因为没有框架，没有协调机制和争端调解机制，所以无法形成合力。
在整体性和全面性基础上，寻找合作框架，成为新形势下进行合作的当务之急。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粤港两地都有学者提出建立粤港澳自由贸易区的动议。现在看来，这种建议大方向是正确的，如果粤港澳之间的不达到自贸区的密切程度，最终会失去区域竞争的优势。可以说，深化粤港澳合作，在某种程度上说应像“10+1”的进程一样，具有创新精神。
融合基础
“10+1”实现了多种社会制度之间经济的深度融合，启示“一国两制”是粤港澳之间经济融合的基础所在。“一国两制”基础上能否实现经济融合，一直是争议颇大的问题。有人认为只要谈融合便会损害“一国两制”，担心经济融合会导致政治体制融合。
“10+1”的建设证明这种忧虑是不必要的。“10+1”可以看作是不同制度国家之间成功合作的典范，说明制度差异不应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障碍。
从东盟的发展历程看，原来的六国在社会制度上是一致的，后来在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四国加入以后，东盟便不在是一个由单一制度国家组成的共同体，不同社会制度经济体之间不存在区域合作的障碍，合作的平台是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和东盟自贸区的建设更说明这一点。
在粤港澳之间社会制度的差异将长期存在的条件下，“一国两制”不仅不是经济合作的障碍，相反还是合作的优势所在。如何发挥利用这种差异性优势，是将来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产业调整
“10+1”迫使大珠江三角洲要大大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进程。大珠江三角洲产业调整已经启动，但进展不快，而“10+1”带来的首先是要摆脱区域内产业同构化的压力。从产品结构来看，珠三角和东盟均以生产劳动密集产品为主，如纺织品、家用电器和服装等，成本接近，生产手段和效率相似。从市场结构看，出口商品国际市场分布同以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为主，存在广泛的竞争性，在市场需求量一定的前提下，双方的份额便会相互挤占。
当“10+1”达成，来自统一经济区的产品不可能在单一市场上无限制的扩大，会加速国际市场竞争的白热化。在“10+1”自由贸易区建设过程中，大珠江三角洲和东盟又会在中国内地新兴市场上展开更激烈的撕杀。东盟之所以跟中国签订自贸协定，主要是看中中国内地广阔的市场。
而在广东的以港资为主的外发加工企业，正在争取享受国民待遇，产品内销国内市场。这样以来，珠三角和东盟便有可能同时在两个市场上成为竞争对手。竞争的压力不光表现在制造业上，同时在服务业上。东盟部分国家，在第三产业上比较发达，功能较强，特别是新加坡将有可能给香港在各方面带来压力。应对竞争，首先是寻找自己的优势，产业转型主要是摆脱同构化，掌握主动。
企业趋向调整
“10+1”带来的市场机遇，将改变大珠江三角洲企业的市场趋向和资金投资方向。中国东盟贸易投资自由化，实质上为大珠江三角洲的企业，打开了一扇市场、投资之门。
从产品市场结构来说，珠三角产品可以南下寻找东盟5亿多人口的市场，将改变对美欧市场的单一依赖，促使产品市场结构的调整。同时带来的是绝好的投资机会；珠三角的资金目前苦于找不到足够的投资项目而出现滞止现象，东盟地区投资的便利化，带来充分的投资机会，无论从资源、市场还是劳动力成本上看，均有很大的投资诱惑力，将促使资金南下成为趋势。
纵观广东企业走出去战略，之所以十多年来一直成效不大，主要是投资地选不准，而现在东盟市场的开放，将有可能使企业走出去的战略重点可以先锁定地理相邻、文化相近的东盟。在投资带动下，许多企业将向跨国公司方向发展。
策略篇
策略一
实现大珠江三角洲融合在发展策略上必须认真考虑区域内资源的整合、功能重新定位问题，立足珠江，辐射华南，影响东南亚。以一体化小三角，带动经济大区域。使之成为南中国核心区、东亚的一个重要中心和增长极。在区域内进一步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深度合作。粤港之间目前建立自贸区仍存在不少障碍，如广东或珠江三角洲不是单独关税区和香港企业的认定问题等。
但是我们可以参照“10+1”谈判的一些做法，在某些方面进行创新，如利用香港是自由港的条件，珠三角定为自由贸易的特区，将关税口岸内移，实现实质的对接，连成粤港澳经济区。
策略二
中间过度，先建“大珠江三角洲深度紧密经贸合作区”。小范围先突破，采取变通。小范围，如可以先建立深港经贸合作区，再到大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再到包括整个广东的粤港澳经济区。所谓“粤港澳深度紧密经贸合作区”，是指在内地与港澳“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的总体趋势下，广东比全国领先一步和港澳实施更为灵活的措施，单独作出更为互惠的安排，实现更深层次的产业融合。
“深度紧密经贸合作区”特色是可以参考世界自由贸易区的做法，除了不实行“零关税协定”外，尽可能进行自由流动、自由贸易的安排。可以签定互惠协议，可以局部关税减让，可以在WTO规则大原则下实行各种灵活措施。深度紧密经贸合作区是一种外松内紧的模式，它对外保持高度的开放度，各自能保持独立性，而在内容实质上又可以达到融合的目的。
具体建设思路有三：一是局部突破，先进行小区域的实验。比如先在深港建立类似于自由贸易区的架构。在“放开一线，管住二线”的原则下，直接把深圳特区内辟为保税区式自由贸易区，与作为单独关税区的香港、澳门对接起来，在两地率先实现人员、资金、商品、资讯上的对接。二是选择行业突破，先在某些行业开展自由贸易。如参照日本与新加坡商谈的自由贸易协议的做法，搞投资协议，而不是整体的关税减免，主要选择某些行业，如电子信息产业作为切入点来展开自由贸易，然后逐步扩大到其他方面。三是利用CEPA实施机遇实施专项互惠安排。主要有专项货物贸易的关税和非关税互惠措施，对于某些有产地来源证的香港生产的产品，实行专项关税减让，指定在广东市场销售；专项投资的便利化措施，对港澳在广东投资的企业和机构率先真正实行“国民待遇”；服务贸易的专项互惠措施，扩大金融业开放等等。
策略三
寻求比较优势，跳出同构陷阱。实现大珠江三角洲融合必须正视竞争压力，跳出狭窄空间，进行合理的区域大布局。寻求新的产业转移与分工模式，发展新产业，如服务业、物流业等，迅速实现区域内的产业升级、腾飞。
首先可以着手进行的是利用我国入世后服务领域开放的契机，先探讨加速服务业对港澳开放具体方式与领域，粤港合作完全可以作到不受目前戒律过多约束的格局，甚至在文化产业，在传媒合作、在教育合作上均可以放开，只是在广东的经营必须跟其他企业一样，遵守相关的法律，将开放和监管在性质上分开，在监管上统一。
同时利用中国与东盟两个贸易通道之一的海上通道的发展契机，依托粤港澳港口优势，积极探索将粤港澳构建成为中国和东盟海上贸易通道的方式与战略。
策略四
同时抓住两个机遇，实施西进南拓并举的战略。粤港澳的发展应同时利用西部大开发和东盟市场开放的两个机遇与优势，创造大三角洲技术、资金与西部资源和东南亚市场有机结合的新模式。
西部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实现“10+1”后，非关税壁垒的降低、区域内贸易便利化、通关程序的协调简化等将使资金、技术和商品的流动更为便捷，我国与东盟在服务领域有较大的互补性，双方在承包工程和劳务、旅游业、文化交流、人力资源开发和培训等方面的合作会得到有效的促进。
因此，应采取有效的措施鼓励促进珠三角产品和资金南下，形成产业合作新方式，以实现西进南拓双重丰收。
策略五
加速加工类企业的转型。鼓励企业向东盟投资，力争使我们的产业结构在整个东盟形成梯次。迅速使区内外发外加工企业转型为享受国民待遇的一般企业，在中国与东盟零关税之前先抢占国内市场，建立网络优势。同时在合作中坚持开放性，既注重内部整合，又注重不断延伸合作区域。尤其是加强和台湾的经济联系，让台商在大珠江三角洲扮演着重要角色，进而优化整合成两岸四地经济圈。
“9+2”是从粤港澳脱胎而来，反映了区域经济成长的客观规律。 粤港澳经济整合的加速和实力的膨胀，出现了一种强烈的外扩冲动，需要寻找新资源、新的市场，扩展腹地。
从粤港澳产业成长的特性来说，粤港澳合作建立了庞大的外向型加工业，为了保持外销产品的竞争力，需要有大量的原材料、人力资源和能源，只有在充足的、廉价的和高质量的要素的支持下，大珠江三角洲的国际竞争力才能得于保持。
从产业成长的规律看，粤港澳目前的一些产业、产品或生产环节，需要进行调整，部分生产外迁成必然之势，只有腾出空间，才能进行高层次产业的引入。产业的梯度转移，总是要寻找成本或其他环境落差大的地方。
珠三角的加工产业 大部分本来就是在国际产业的梯度转移中承接港澳等地的转移而来，随着产业不断升级，一些产业链必然要伸展出去。建立”泛珠三角”经济区，可以建立产业族群成长所需要的大平台，可以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劳动密集产业的转移，装备制造业的配置。无论对粤港澳还是周边省区，都是极为有利的。同时，周边省区愿意接受其辐射。
粤港澳服务业比较优势明显。港澳服务业经过深圳和广州的放大，具有强大的辐射和拉动功能。香港、深圳和广州，由外到内组成一条服务业城市链，也是一条增长极叠链，这条链产生的强大的吸引力，可以带动整个南中国的经济增长。
粤港澳具有完善的对外通道优势。中国各地的经济，在国家加入WTO、CEPA和10+1等开放措施下，日益显现外向性；无论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看，周边地区以至南中国各省在发展外向型经济首先选择大珠江三角洲作为他们急需的畅顺的对外通道。根本上来说，从粤港澳扩大到泛珠三角，符合要素互补与效益最大化的共同要求。资源互补要求大范围的资源整合。粤港澳2002年出口中，成衣和纺织品、鞋、玩具和家用电器是主要产品。
这说明其仍处在资源密集的外发加工作为产业核心的时期。大量的、稳定的、低廉的生产资源的供给，是关键环节。由于周边省份具有丰富经济资源，尤其是矿产、人力和电力资源，但缺少资金，缺少管理经验和市场网络，而大珠江三角洲资本雄厚，融资能力强，相互间可以充分的互补。
既然“9+2”是粤港澳经济区的扩大，“10+1"进程对珠三角经济进程的影响也会顺理成章的影响到泛珠三角。况且泛珠三角的几个西南省份本身就和东盟相连，处于中国与东盟陆路连接的板块上。所以，中国-东盟经济合作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进程，将对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模式、战略与方式产生重要影响。
“10+1”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也是“泛珠三角”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牵引力量。纳入“泛珠三角”的周边其他省区，都对“10+1”表示了极大关注。正采取有力措施抢抓这一战略机遇。
对泛珠三角而言，要抢抓“10+1”的机遇，除上述和加快粤港澳融合相类似的策略外，还要关注三点：
一是要通过泛珠三角的要素整合，带动“泛珠三角”产品和资金南下。泛珠三角省区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实现“10+1”后，非关税壁垒的降低、区域内贸易便利化、通关程序的协调简化等将使资金、技术和商品的流动更为便捷，泛珠三角与东盟在服务领域有较大的互补性，双方在承包工程和劳务、旅游业、文化交流、人力资源开发和培训等方面的合作会得到有效的促进。
篇11
转身回眸，中拉经贸已经走过艰辛的开拓期。站在2013年的新起点上，极目远眺，未来10年将是中拉经贸发展的黄金期。
回头看贸易和投资的增长点
贸易是主力
进入新世纪，中拉贸易总量实现跨越式增长，进出口总体维持平衡，贸易结构不断优化。从贸易总额看，从2001年的149亿美元飙升至2012年的2612亿美元，增长16.5倍。
这至少表明：其一，始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只是暂缓增长的步伐（2009年贸易总额为1219亿美元，同比下降15%），没有改变中拉贸易增长的长期趋势。其二，贸易发展呈现加速增长态势。从2000年突破100亿美元到2007年突破1000亿美元用时7年，而此后在2011年突破2000亿美元关口仅用4年，中拉经贸合作平台提升的时间大为缩短。
从重要性看，双边贸易占中、拉各自对外贸易的比重都逐年上升，而金融危机客观上更加凸现中国在拉美对外贸易，甚至是世界贸易中的地位。
以美国、欧盟和日本为主的发达经济体与拉美国家的贸易总额，占拉美外贸总额的比重逐年下降，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兴国家所占比重逐年上升。笔者根据CEIC Data中国经济数据库计算，中拉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从2001年的2.9%上升到2012年的6.8%。按出口目的地划分，2000～2011年美国和中国占拉美总出口的比重呈相反的走势，美国所占比重从57.8%降至39.5%，中国所占比重从1%跃升至9.2%。
另外，从贸易结构看，中拉商品结构互补性强，主要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中国向拉美出口的商品集中在工业制品中的“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和“机械及运输设备”，而从拉美进口的商品集中在初级产品中的“非食用原料（燃料除外）”和“矿物燃料、油及有关原料”。
根据拉美经委会报告，除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和萨尔瓦多向中国出口大量的高技术制成品外，大部分拉美国家向中国出口的初级产品集中度非常高。从这一角度讲，中国经济高增长对初级产品的旺盛需求，正是金融危机期间南美国家经济复苏早于墨西哥和中美洲的重要因素之一。
同时，拉美国家也认识到，中国已经成为其亚洲邻国向发达国家间接出口的平台（它们是中国制造业所需的资本品和中间投入品的供应商）。因此，拉美国家积极参与亚洲供应链和价值链，将成为中拉贸易结构不断优化的强大动力。
投资是新支点
在投资方面，尽管中国对拉美的直接投资仍有超过90%流向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但是自2008年以来，特别是随着中国在拉美地区能源和矿产领域投资步伐加快，区域内分布状况有所改善。
根据CEIC数据库计算，截至2011年底，中国对拉美地区的投资存量达到552亿美元，占中国对外总投资存量的13%。拉丁美洲已是仅次于亚洲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最为集中的第二大地区。而根据拉美经委会统计，2010年，中国继美国（17%）和荷兰（13%）之后，已经成为拉美地区第三大投资来源国（9%）。
尽管仍有90%的投资集中在油气、矿业等资源开采领域，但是随着华为和中兴通讯进入电信行业，比亚迪汽车、奇瑞汽车和江淮汽车进入汽车行业，中国在拉美的投资多元化战略逐渐形成。中期而言，制造业、基础设施建筑和服务业也将被纳入。未来中拉经贸关系的发展可获得贸易结构优化和投资多元的“双引擎”驱动。
金融合作成催化剂
随着中拉贸易和投资的快速增长，对金融合作深入发展的需求也“水到渠成”，而国际金融危机在客观上也促使中拉加快金融合作。
例如，2009年1月12日中国正式成为美洲开发银行第48个成员国；中国和阿根廷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中国与巴西、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签署“贷款换石油”协议；智利央行正在研究把人民币纳入其外汇储备投资组合。
从这些举措不难看出，第一，无论是中国参与区域多边贷款机构增资，还是双方积极推动货币、能源领域合作，都反映出金融合作已是中拉经贸关系迅速发展的客观需求。第二，世界经济衰退产生的贸易融资缺口，为中拉金融合作提供了契机。
一方面，凭借庞大的经济规模、充裕的外汇储备、较高的金融盈利能力和在国际金融领域日益增多的话语权，中国能帮助拉美国家积极应对贸易融资萎缩、金融机构流动性短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足等困难。另一方面，不断创新的金融合作模式不仅有利于中国外汇储备管理多元化，而且有助于中国克服资源“瓶颈”，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
向前看贸易和投资的着力点
金融危机给中国和拉美都提供了结构性调整的外在压力，使双方能够认真反思经济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问题。“十二五”规划提出中国经济增长率年均达到7%的预期指标，与“十一五”时期实际年均增长率11.2%相比，这种主动调低经济增长速度的做法，已经释放出中国正在进行发展模式战略转型的信号。
而对于拉美国家而言，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之后，改革促成了该地区由长期的内向发展模式向外向发展模式的转变。经历这次金融危机冲击之后，拉美国家要重新走上可持续增长之路，也急需进行一些重大的结构与政策调整，特别是改变长期以来出口严重依赖欧美等发达国家需求的局面。
在吸引FDI方面，随着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对外投资能力的明显上升，拉美国家可能会加大从这些国家引进直接投资的力度。在这种形势下，中拉经贸合作虽面临着一系列挑战，但也蕴藏着巨大潜力。这是需要中国企业去把握的方向和趋势。
增加产业内贸易
尽管短期内优势互补的结构仍是中拉贸易发展的重要基础，但是从长期来看，贸易结构需要拓展和优化。在经历20世纪80年代“去工业化”过程之后，目前拉美国家已经认识到重塑工业化模式的重要性，这种支持知识和技术密集型部门的结构变化对优化中拉贸易结构是有利的。中国企业可考虑渐进性放弃低附加值产品出口，通过国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增加与拉美国家进行产业内贸易的可能性。
提速服务贸易
在“中国与智利”、“中国与秘鲁”和“中国与哥斯达黎加”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示范效应下，未来将有更多的拉美国家成为潜在谈判国，在多哈回合陷入僵局的情况下，积极开展双边自由贸易谈判不失为一种务实的选择。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将为中拉经贸关系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与内涵。在此框架下，作为“短板”的服务贸易将得到快速发展，而贸易便利化程度应继续深化。
篇12
[作者简介]刘佳（1986-），女，湖北武汉人，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研究人员，研究方向：港澳台经济；龚唯平（1956-），湖南益阳人，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理论经济学、港澳台经济。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区域金融学研究内容之一，区域金融合作主要探讨区域金融运行的相互补充、协调，以促进整体金融均衡发展的可能性和有效途径。经贸往来是金融合作的基础，广东长期以来是大陆利用台湾地区直接投资最多的省份，且毗邻港澳，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和“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的有利政策环境下，深入研究粤台的金融合作十分必要。
区域金融合作的最终目的不仅在于促进金融、经济交流，而且在于充分发挥互补效应，推动双方金融业、服务业发展，进而为提高其竞争力奠定坚实基础，而这种合作的最终目的能否实现，关键取决于合作方是否具备相应的条件，涉及到合作方能否创造机会，促进双方人员和技术尤其是高素质人员和高新技术在彼此之间的自由流动，能否创造机会促进贸易自由度和扩大投资开放度，能否创造机会推动与金融业相关的信息、知识、网络等高新产业与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能否创造机会促进金融业内部各企业之间的正常合作和良性竞争，利用市场规则培养各金融企业的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能否创造机会培育合作方各自区域内人员对银行业、证券业及保险业的兴趣与需求，从而拓展合作方区域内的金融业市场，进而间接起到支持金融业发展的作用。对相关文献梳理后可知：以往学者只是以钻石模型为理论框架来研究产业竞争力，很少用此模型来剖析金融业竞争力，因而可以尝试以波特的“钻石模型”为分析工具对区域间金融合作进行研究。
二、新钻石模型视角下粤台的金融合作
（一）新钻石模型简介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创立者迈克尔・波特建立了“解释在现代全球经济下一国经济持续繁荣的源泉”的钻石模型，用于分析区域或产业竞争力。本文尝试把技术纳入波特的“钻石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改进，以合作前提、合作基础、合作载体和合作关键四项要素为支点的新钻石框架来分析区域金融合作带来的竞争力。
（二）基于新钻石模型的粤台金融合作
1. 合作前提：自由贸易、开放投资
金融业作为生产业的一种，旨在为其他产业或经济活动服务。区域间金融关系是由区域间商品交换关系引起的，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此外，由于区域资源禀赋差异带来的产业外移也会促使区域间投资加强，区域间货币流动加快。可以说区域间贸易投资不断发展，必会带来区域间金融合作的加强，反之亦然。
广东是台商第一批进行贸易和投资的内陆区域，粤台的投资与贸易金额一直居于全国前列。与如此庞大的经贸与投资往来相配套的应是较为完善的金融合作。但目前两岸金融服务便利基础尚未完全建立。一方面，大量贸易投资活动带来的贸易结算、投资融资等金融服务需求无法满足，影响了贸易投资活动的效率。另一方面，两岸银行业也错失相互合作时机，不仅导致双方合作机会减少，而且招致实务经济与货币经济发展的极度不平衡，更严重的是，造成外资银行对台商业务及由此带来的利润的垄断。
粤台贸易发展迅速，但总体上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以贸易结算为核心的两岸直接通汇问题。台湾当局为适应两岸经贸发展态势，通过国际金融业务分行 (OBU)与外汇指定银行（DBU）开通两岸“直接”通汇业务，这未能真正摆脱间接通汇模式。二是在当前美元大幅贬值的背景下，承担两地间经贸与资金往来的货币仍然是除人民币和新台币外的第三种货币，这种“新台币―美元―人民币”的二次汇兑成本高，时间长，手续繁琐，且面临汇率风险。基于两岸贸易往来的“单向性”特点，流入大陆的新台币数量要远高于人民币流入台湾岛内的数量，因此，粤台货币兑换问题主要集中在广东。广东作为大陆经济最发达和台商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对台金融业务进展缓慢，直到2010年才开始允许试点办理人民币/新台币双向兑换业务。
对于以中小台资企业为主（平均投资规模约350万美元）的广东而言，融资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广东是台湾在内地的第二大投资地区，目前，台商在大陆的融资渠道主要以台湾金融机构、大陆金融机构、国际银团贷款为主，然而他们的审查标准较高，服务对象以中大型企业为主，无法为中小台资企业解决燃眉之急。ECFA后，若台资银行与广东银行能加快相互进驻的速度，对粤台金融业的发展可提供不少机遇。台湾金融机构进入广东市场，不仅能摆脱岛内激烈的竞争，还因其在了解台商资信的能力上远远超过当地银行及外资银行，且台资银行在服务中小企业融资方面有丰富的经验，能为驻粤台商提供适应性更强的金融服务。广东金融机构进入台湾市场，既有利于提升经营管理经验和业务水平，长远而言对广东企业在台湾的贸易投资、产业升级也不无裨益。
2. 合作基础：人员自由流动
目前台湾岛内经济结构主要以第三产业为主，重心逐步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足够的客源是服务主导行业的关键。2008开放大陆赴台游后，广东赴台旅游人数一直稳居大陆各省市前列，2009年广东赴台旅游人数达12.5万人次，占大陆各省（区市）的1/5；2010年广东赴台旅游人数在大陆各省中排行第一，占大陆赴台游客总数的15.84%。广东频繁的人员流动不仅有助于平衡台湾长期以来的旅游贸易逆差，而且对台湾餐饮、娱乐、住宿等消费的提升提供了很大动力。
广东居民赴台人数增加带来的消费必然需要金融方面的支持，2009年8月起，银联卡台湾受理业务正式开通，意味着大陆居民在台可使用银联卡，但因两地货币清算机制尚未建立，大陆游客不能使用ATM提款，只能刷卡消费。广东若能成为两岸货币清算机制试点，无论对于两地经贸、投资往来，还是人员流动消费的便利，都会产生积极效用。
3. 合作载体：储蓄积累、环境引资
从现阶段情况来看，两岸经贸合作主要是台湾对大陆单向投资，而台湾方面直到2009年才允许陆资来台。粤台要进行金融合作，良好的引资环境和广东本地金融业发展水平都是客观的影响因素。
从2006年起，广东存贷款余额占全国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贷款总额的10%以上，居全国首位。广东近几年贷款余额和存贷余额比例不断增加反映出对该地区的投资及信贷资金不断注入，相比之下，台湾的金融机构存贷余额比例在下降。台商制造业大量转入内地后对金融服务的持续需要，提出了岛内金融业赴海外投资设分行的要求。广东已基本形成了以货币、外汇、产权等市场为主体的金融市场体系。从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规模来看，2010年广东省共有上市公司294家，占全国11%，累计融资1387.66亿元，位居全国首位；保险业保险费收入1593.25亿元，位居全国第一。银行、证券、保险及各类金融机构业务长足发展，包括大额和小额支付系统、支付清算系统进一步完善，金融服务效率不断提高。广东金融业的发展态势是吸引台湾金融合作的有利条件；对广东而言，长期以来广东省外资（包括台湾对广东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造成近几年第二产业的发展速度超过第三产业，这种偏差应得到校正，把台资引导到相对缺少资金的第一和第三产业。
4. 合作关键：R&D投入、人才培养
内生增长模型强调技术的重要性，技术水平可以被诸如R&D支出、人力资本所推进。要提高粤台两地金融业合作的竞争力，应提高要素投入的质量，实现要素优化配置。
高层次人力资源对先进技术的产生至关重要，高层次人力资源可以通过引进来获得。台湾金融业开放时间已有20余年，在国际金融业运作中铸就了大批优秀人才，大陆众多股份制银行都争相引进台湾银行高管来提高企业管理水平。粤台如能实现金融的全面合作，一方面，两地人力资本要素合理流动，能带来干中学效应，对广东人力资本开发起到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台资金融机构登录广东，产生技术外溢效应，能完善广东金融结构，加强金融创新，提高技术要素的贡献率。
5. 作用：政府政策
台湾与大陆间各项经济往来都以一定的政府政策推进为前提。两岸的政策开放性决定上述四个要素功能发挥的程度。
宏观上，粤台金融合作的有利政策在于“两岸金融监管合作备忘录”（MOU）与ECFA的实施。ECFA在MOU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了台湾金融机构在大陆的准入门槛，随着ECFA内容的不断完善，粤台金融合作中的政策支持将会逐步加大。
中观上，粤台金融合作的有利机遇在于CEPA的经验。首先，CEPA能为粤台两地的银行业带来极大机遇。在CEPA推动下，港资服务业进驻广东，能为台商提供良好的生产性配套服务，利用CEPA享受相关优惠，可以吸引台资专业服务业对珠江三角洲的投资。其次，CEPA为现阶段台商在广东的融资起到了“搭便车”作用。虽然两岸在积极筹备建立两岸清算机制，ECFA的实施缩短了台湾银行、保险、证券等机构在大陆从办事处升级为分行的时间，但这些措施的实行还需要一段过程。在现阶段，港澳银行对台企在广东的融资还十分重要，香港的金融结算作用依然凸显。CEPA后，港澳金融行业进入内地的门槛降低，台资金融机构通过并购港资机构或者直接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的方式，以曲线方式进入广东市场，可以解决众多台资企业最需要的流动资金支持问题。
微观上，粤台金融合作的助推器在于政府的支持。从合作的主体上看，广东和台湾两个区域中政府的助推是两地金融合作最基础、关键的部分。双方今后在对台企融资、粤台金融结算中心建设以及金融合作试点区的建立这三方面的支持，有利于粤台金融合作的深化。
三、结论与展望
经济发展是金融发展的基础，而金融发展反过来也能进一步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区域金融合作作为一种交流方式，旨在促进区域金融发展乃至经济发展。粤台金融合作以促进两地经济发展为最终目标。本文以区域金融合作前提、合作基础、合作载体和合作关键所组成的“新钻石模型”为分析工具，对粤台区域金融合作进行较为细致的探讨。但由于粤台区域金融合作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相关方面还有待深入思考。一是粤台金融合作是个长期过程，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两地应以承认地域差异为前提，以交流、合作、互利为内涵进行合作。合作的不断加深，最终能否带来粤台两地金融一体化，粤台金融合作能否以区域金融一体化为目标，这是后续值得探讨的问题。二是当前粤台金融业的重点应是为两岸日益增长的贸易投资活动提供金融便利。目前福建在开展与台湾金融合作的进程上先于广东，广东可否与福建建立经济联盟，将自己纳入“泛海西区”，从而借助有利地理和政策来加速金融业发展与合作，也有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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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Fundamentals and Policy Requirements of Guangdong-Taiwan Financial Cooperation
Liu Jia , Gong Weiping
篇13
发展综合商社不仅要选择合适的组织管理形式与产业组建模式（以贸易企业为主结合相关产业形成商社、大型企业发展成兼营贸易的商社、中等企业战略联盟形成商社），融贸易、金融、投资、信息、综合组织功能与服务功能为一体，更要促进多元化产业布局的内部相互融合，发挥1+1>2的集成效应。形成产业相互融合与集成，提高企业的国际化程度与市场竞争力，方式有多种。作为企业战略性资产的客户资源，实现并强化其共享，进而创造新的业务交接点、拓展多元产业价值利润提升平台，正是这样一种产业集成的有效组织形式。
A集团是上市的主业多元化现代企业集团，国有企业性质，主营业务为汽车贸易与服务、房地产业、国际贸易、机电实业和金融事业等五大版块，其中汽车业务、期货经营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整体经营规模、经济效益、综合实力等主要经济指标一直名列全国同行前茅。然而，随着市场竞争加剧、企业规模的逐渐扩大，集团各业务版块均面临着发展瓶颈，竞争优势不再明显，迫切需要转型升级，寻找新的增长点。A集团各业务版块在行业内均具有一定优势，并具有各自相对稳固的客户群体，然而各版块间相互独立，各自为战，缺乏联系，产业集成度低，版块融合潜力巨大。因此，内部结构优化、实现客户资源共享对A集团转型升级、突破瓶颈、强化市场控制能力、巩固行业地位、保持竞争优势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2客户资源共享的模式
21客户资源类型
本文论及的“客户资源”是广义的概念，有别于传统意义的概念。在一个发展渐趋于国际综合商社模式的集团的多元企业平台上，我们将资源分为三种类型：①传统客户资源，即企业产品或服务最终流向的终端用户，它是企业价值、利润实现的途径；②集团各项产业公司自身。在A集团内部，它是一个下属公司，但如果横向与相关产业公司发生业务联系，那该公司自然形成了业务单位的客户；③下游的供应或承包商。在一个公司的业务链上，这些单位是产品或服务的下游供应或承包商，但如果集团内部兄弟公司的产品或服务流向这类企业的话，它们自然就形成了另一类客户资源。
22客户资源共享的实现机制
客户资源共享是供应链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客户资源共享以中心企业为核心，通过优化内部结构关系，与客户（含下游、供应商、核心企业内部交易对象）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组建“命运共同体”，通过信息共享、资源共享，实现由各自为战转为整体竞争，加强“命运共同体”对市场的控制能力，提升整体竞争力，以便在竞争中取得有利地位。
客户资源共享通过核心企业驱动，共享过程包含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核心企业内部实现客户资源共享，即核心企业通过内部结构优化，创造新的业务交叉点，提升自身经营效率。核心企业内部客户资源共享过程也是企业构建内部供应链的过程。第一阶段是一个重要的过程，只有企业实现内部效率提升才能确保内外部客户资源共享体系的建立；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企业内部结构优化的基础上，核心企业强化与客户合作关系，在各业务领域与客户广泛合作，提升合作深度和广度，建立比较完整的客户资源共享网络，这一过程也称“内部客户资源共享”；第三阶段，围绕内部客户资源共享网络，客户与客户之间建立起外围客户资源共享网络，形成外部供应链，内部网络与外部网络良性互动，构建了完整的“客户资源共享网络”。
客户资源共享的实现机制
客户资源共享是企业及客户市场活动由外部化向内部化转变的过程，通过内部整合及资源共享，达到优势互补，对外协调统一，增强竞争优势，对内优化供应链业务结构，促进内部交易，降低交易费用。
3A集团客户资源共享构思
31集团业务发展存在的问题分析
A集团内部版块多、业务跨度大、企业跨地区发展、分公司数量众多、平时经营独立往来甚少，对于上述存在的问题，究其原因，首先在于缺少业务融合理念，缺乏内部结构优化机制，以至于难以形成集成化供应链管理体系。当前，A集团开始重视结构优化，但还未提升到企业管理理念与制度的高度，因此业务融合范围、深度均非常有限；其次在于缺少集团归口管理部门，部分单位在集团内部进行业务联系、开拓，其经营模式与对待外部业务单位基本无区别，各事业部或集团总部均未设置集团产业融合集成归口管理部门；最后在于缺少促进业务融合、集成的组织形式或拓展途径。业务集成的途径有多种方式，如相互参股控股、企业整合优化、管理或业务人员相互流动、客户资源共享等。
32集团内客户资源共享的案例
A集团高度重视内部客户资源共享，首先是强化人际融合，通过各种渠道，如MBA学习班、定期会议机制、培训等，促进各业务版块人员的沟通与协作，了解彼此的业务范畴与产品特点。在人际融合的基础上，通过各种业务对接尝试，探索适合集团各版块业务发展实际的客户资源共享模式，主要案例有：
案例之一：地产的电梯供应商和元通不锈钢公司进行合作。电梯供应单位是地产公司的上游供应商，需要大量的不锈钢原材料，因此可以通过客户资源共享，使其成为元通不锈钢公司的客户，如此不仅可以增加双方业务量，而且有助于降低成本费用，实现共赢。通过地产集团与电梯供应商的友好协商与互惠双赢战略合作，促成电梯供应商和元通不锈钢的长期合作，无疑是集团的又一大经济与品牌影响收获。
案例之二：期?公司与国际贸易公司的棉花、小麦、玉米等进行现货和期货的套保合作，以及信息和客户资源的共享过程，如新疆阿克苏棉花生产客户与期货旗下纺织企业客户直接进行业务交集和对接。国际贸易公司在2011年12月承接和了新疆兵团某师的棉花供给5000吨，其间现货价格为20500元/吨。期货公司与国际贸易公司多次沟通跟进，综合分析后于2012年1月提出操作方案和建议：为了防止价格下跌造成亏损，提前锁定销售利润，5000吨棉花以21000元/吨的价格在期货市场上卖出保值；现货市场上，在期货公司现有客户资源里寻找相应纺织企业进行仓单和现货对接。通过贸易公司和期货公司的客户对接，5000吨棉花于2012年5月销售完毕，比往年同期提早3个月，不仅避免了亏损，还超额完成了利润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