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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网络游戏的概念
在理论缺失的情况下,研究机构对网络游戏的定义却具有相当程度的规范性。目前,在这一领域较有影响力的两个机构分别是中国互联网络中心(ChinaInternetNetworkInfor-mationCenter,以下简称CNNIC)和艾瑞咨询集团(iResearch,以下简称艾瑞咨询)。二者给出的定义在目前的理论研究中(多为产业经济学领域)引用率较高。根据它们的定义和分类来提炼概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现实需求并满足理论研究的需要。CNNIC将网络游戏定义为以电脑为客户端,互联网络为数据传输介质,必须通过TCP/IP协议实现多个用户同时参与的游戏产品,用户可以通过对游戏中人物角色或者场景的操作实现娱乐、交流的目的。艾瑞咨询将网络游戏定义为依托于互联网进行、可以多人同时参与的电脑游戏,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达到交流、娱乐和休闲的目的。二者从市场角度进行的定义在考察市场规模进行定量研究时比较符合实际情况,但是缺乏准确的界定以及理论概念所需要的普遍性和前瞻性。它们关于网络游戏概念的内涵都局限于电脑游戏。事实上,在目前的阶段,还存在通过电视网络、通信网络等来进行游戏的情况。而且,通过手机进行网络游戏还是重要趋势之一。随着各种网络的融合,未来网络游戏通过何种媒介进行并不确定。它们唯一的共性是联系人与人的网络,至于以何种形式来体现则不影响理论研究。因此,从经济角度对这一概念的界定只需保留两个要素,即“网络”和“游戏”,可以表达为“通过网络进行的游戏”。在进行理论研究时,这一表述是有效和清晰的。其中网络隐含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游戏是其目的和表现形式。“网络”的界定随着技术的发展会在外延上发生变化,而“游戏”更多体现的是经济学中“博弈”的含义,而不是用来娱乐的游戏。明确这一点至关重要。其他的限定条件都无助于改善最终结果,反而会使概念不具备普遍性。随着后续研究的开展,对“网络”和“游戏”的界定将更加准确。
(二)虚拟世界的概念
在现阶段,网络游戏是虚拟世界存在的基础和主要表现形式。事实上,虚拟世界的发展正在逐渐改变网络游戏的“游戏”性质。它不仅是游戏,而且具有社会性。当通过货币将两个层次的世界联系起来时,这一特征更加明显。因此,在其发展初期,虚拟世界总是作为网络游戏的一个产物,但是如今的虚拟世界渐渐具备相对独立性。虚拟世界的“虚拟(virtual)”会给人虚幻的错觉,因此也有很多学者称虚拟世界为“syntheticworld”,即人工世界或者合成世界,此种表述更符合其本质。在中文里,二者都被译为虚拟世界。早期的学者认为虚拟世界是一个供大量参与者以化身形式存在的、持续性的虚拟环境。这一定义界定了虚拟世界的部分关键要素,但是并未指出虚拟世界存在的手段和形式。而Bell认为虚拟世界是指通过计算机系统建立的供人们以化身形式存在的网络空间,它具有同步性与持续性的特点[1]。在欧美学者的研究中,这是认可程度较高的定义。计算机系统是其建立的工具,包括因特网和移动终端等各种网络系统。每个单独运营的网络游戏都是独立的次级虚拟世界,它们的总和就是虚拟世界的整体。网络游戏是现阶段虚拟世界的主要载体。分析虚拟世界与网络游戏的关系是进行相关研究的出发点。在Bell的定义中有四个关键词:Synchronous、Persistent、Networkofpeople和Representedasavatars。其中,同步性强调的是空间和时间的一致性,这是虚拟世界稳定的基础;持续性是虚拟世界存在的前提;关系网强调的是虚拟世界的本质;以化身为表现是虚拟世界中人们的存在形式。狭义的虚拟世界主要指大型多人在线游戏MMOG(Mas-siveMultiplayerOnlineGame)所构成的虚拟空间。而广义的虚拟世界则包括所有类别的网络游戏及类似属性的存在(即通过某种网络使人们进行交流,例如论坛及社交网站)所构造的虚拟空间。广义的虚拟世界是一种动态的网络社会生活空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虚拟世界是一个不同于现实世界的由人工高科技技术如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等所创造的一个人工世界,它包含了信息技术系统、信息交往平台、新型经济模式和社会文化生活空间等方面的广泛内容及其特征。虚拟世界和虚拟现实是不同的。虚拟现实是由人工智能、计算机图形学、人机接口技术、传感器技术和高度并行的实时计算技术等集成起来所生成的一种交互式人工现实,是一种能够高度逼真地模拟人在现实世界中的视、听、触等行为的高级人机界面。也有学者将虚拟现实视为狭义的虚拟世界。虚拟世界的类别有很多,但大多是以游戏类型进行的分类。从经济研究的角度来看,最有意义的分类是根据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是否能发生直接的经济联系来进行,分为虚拟现实世界和虚拟主题世界。虚拟现实世界的代表有Secondlife(简称SL)和EntropiaUniverse(简称EU),通常运营商会规定游戏货币与美元能够直接兑换。虚拟主题世界通常具有明确的目的和主题,更接近于一种娱乐而不是一种生活,其代表是WorldofWarcraft(简称WOW)和永恒之塔。无论是虚拟现实世界还是虚拟主题世界,通过第三方交易平台都可以和现实世界发生经济联系①。
二、虚拟世界经济的界定与解析
虚拟世界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概念。不论在信息、管理以至于法律和哲学领域都是相同的。在经济学领域也是如此。在此基础上的虚拟世界经济概念比较明确。
(一)虚拟世界经济的概念
虚拟世界经济是指和虚拟世界相关联的经济现象和活动的总称。考虑到经济联系,除了传统意义上的虚拟世界,还有三类情况也符合虚拟世界的特征。第一,根据Bell对虚拟世界的定义,我们通常所说的局域网游戏②最初并不是虚拟世界的组成部分,但是当第三方利用互联网平台提供长期稳定的服务和空间,那么也应将其视为虚拟世界。第二,QICQ类即时聊天软件最初仅是沟通工具,但是基于此的人们之间的网络也构成了虚拟世界的基础。特别是QQ农场之类游戏的开通,使其虚拟世界的特征更加明显。这类形式的典型代表是Facebook。第三,论坛类网站增加服务内容后,例如提供游戏类和下载类增值服务,并需要支付“论坛币”,这种情况下,以论坛为基础的人们之间的联系也成为虚拟世界的构成要素。虽然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经济联系在不断加深和多样化,但是基于网络游戏的虚拟世界还是主体。与虚拟世界相关的经济现象和经济活动非常多,但其基本模式是通过现实世界中的资金交易,带来虚拟世界中的改变,达到双方的目的。从行为上分析,一端发生服务或者虚拟物品的交易,另一端对应的是资金的流动。正是这种资金的流动,成为联系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媒介,也使对虚拟世界的分析越来越重要。通过这种媒介,虚拟世界的经济变化会传递到现实世界中。
(二)虚拟世界经济的解析
虚拟世界经济包括虚拟世界内部经济和虚拟世界关联经济。前者存在于虚拟世界内部,通过虚拟世界货币与现实货币的兑换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后者则是依托虚拟世界所产生的衍生经济,主要包括RealMoneyTrade(简称RMT)与代练服务。虚拟世界内部经济是现实经济的反映和模拟。JesusDi-az计算出WOW北美服务器的货币供应量超过90亿“gold”,折算为1.92亿美元。假设全球WOW玩家的货币持有量是相等的,那么WOW总的货币供应量是7.47亿美元。这意味着运营WOW的暴雪公司成为一家可以发行多国货币的国际银行①。同时,他验证了在虚拟世界中,货币供给量增加同样导致货币贬值,或者至少说明二者是相关的。虚拟世界货币的价格从2007年9月到2008年12月一直是下降的,它失去了2/3的价值。这期间,货币供给量持续上升至3倍。如果虚拟世界的规模持续扩大,那么其间的货币贬值将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②。RMT通常指虚拟物品的现实货币交易。在虚拟现实世界中,因为虚拟世界货币与现实货币是直接挂钩的,因此,虚拟世界内部的交易会产生和现实货币交易等价的效果。而在虚拟主题世界中,RMT多通过第三方的交易市场来实现。
现实中,RMT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第一,在SL之类的虚拟现实世界中,玩家需要先将美元兑换成LindenDollar(简称LD,中国用户可以通过PAYPAL或者部分外币信用卡来兑换),然后用LD来购买虚拟世界中的物品及服务。运营商主要出售“土地”,而其他物品的生产与交易则会于用户之间实现。如果用户来自不同国家,那么他们之间的交易便是国际经济研究的范畴。虚拟世界的内部经济和关联经济是密切相连的。虽然SL运营商提供即时交易数据,但是由于没有统一的国际机构进行协调和管理,因此虚拟世界内部交易的整体规模难以进行准确统计。在不严格的情况下,业内人士倾向于按RMT数字的10倍来近似估计虚拟世界的内部交易。
第二,在WOW之类的虚拟主题世界中,运营商通常是禁止RMT交易的。然而,“虚拟经济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活动,也是围绕着一定的经济利益运行的”[2],由于无法监管,且RMT交易行为不违反法律,因此在现实社会中并未受到限制③。RMT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当一个用户在网络游戏中获得一种虚拟物品(可能是武器、装备或者其他道具),他可以通过虚拟物品交易网站将其出售,获得人民币。也可能某个用户具备某种特殊的技能(例如可以强化武器或装备,这种服务是游戏内部服务,与代练之类的游戏外部服务不同),那么也可以通过出售这种服务来获得现实货币。如果某个网络游戏规模非常大,并且游戏中的货币对现实中货币的汇率较为稳定,那么这种交易也会体现为通过交易获取游戏货币,然后再统一出售以获取现实货币的行为。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即虚拟主题世界发展到比较高级的阶段,交易的实现形式与在现实世界中是极为相似的。游戏货币被当做一般等价物,成为交易的媒介。当这种交易发展到极限,便会产生一批专业用户,他们通过各种游戏技巧获取游戏货币,之后直接出售给玩家或者通过虚拟物品交易网站出售。在墨西哥和中国等国家,基于这种行为的工作室数量非常多。
第三,在低端虚拟主题世界中运营商直接向玩家出售虚拟物品。这种情况下,由用户提供的虚拟物品非常少。这种运营模式会加快虚拟世界的折旧,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缩短运营时间,因此主要存在于低端虚拟主题世界,在中国网络游戏产业中较常见。与现实世界不同的是,这里的“通货膨胀”不仅指虚拟世界中流通的货币增加了,也包括虚拟物品的增加。因为在这类虚拟世界中,游戏内部货币不一定是一般等价物,或许只能购买低端产品。很多物品是不能通过游戏货币购买的,因此某些道具和虚拟物品的发放成为和货币发行并列的行为。运营商相当于现实世界的政府,其发行游戏货币与虚拟物品的成本都接近零,具有纸币的某些特点,过量发行便会导致“通货膨胀”。代练在某种意义上属于“微型”服务外包。在虚拟世界中,用户希望实现各种个人目标,这些目标的实现需要投入时间,并且可能需要一定的技巧和能力。无论时间的投入或是技能的提升都存在机会成本。当用户认为将这些任务交给专业服务提供者完成能够使自身利益最大化时,便会采取将任务外包的做法来达到目的。最初代练之所以能够产生是为了规避运营商设定的规则。在大型虚拟主题世界中,运营商通常规定一部分高端物品是不能够交易的,但通过代练服务可以获得这类非交易产品。代练通常是通过专业的中介及担保机构进行的。在网络游戏多国同时运营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用户通过登录发达国家的服务器进入游戏,完成客户指定的要求,获取收益。个别情况下,即使网络游戏仅在发达国家运营,这一过程理论上也可以实现。但是,由于运营范围小,发展中国家的用户缺乏对这一网络游戏的理解与掌握,因此不具备用户基础及基数,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用户关注这一市场的可能性大大下降。这种活动属于服务贸易的研究范畴。虽然物品的转移是在虚拟世界中,但是资金的流动却是在现实世界中。如果把虚拟世界看做一个“黑盒子”,我们所观察到的只是资金从中国转移到美国,但是并不了解它流动的原因和决定其资金量的因素。在现阶段,虚拟世界的关联经济以“金币”采购与交易为主,而作为将来最适合中国国情的“代练”,却并没有成为主流。平台的缺乏是其主要原因之一。
三、虚拟世界经济理论研究的相关问题分析
由于虚拟世界经济的发展时间较短,并且直到2001年才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①,因此理论研究的历史并不长。很多基本问题至今未被明确梳理过,从而导致很多错误的解读。这种状况在中国更加明显。
(一)虚拟世界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
很多不同的相关或相近概念在中国都被译为虚拟经济。第一是FictitiousEconomy,主要指的是虚拟资本,比如证券、期货等交易活动。第二是VirtualEconomy,是指以信息技术为工具进行的经济活动,比如外包、资源共享、电子商务等。第三是VisualEconomy,即用计算机模拟的、可视化的经济活动。在中国,通常所说的虚拟经济一般指第一种。虚拟世界经济在西方的文献中称为virtualeconomy,直译过来应该是虚拟经济。但是在我国“虚拟经济”这个词组已经成为和实体经济对应的概念,并广为接受。因此,为避免混淆,我们的研究将virtualeconomy称为虚拟世界经济。当然,也有学者提出重新规范概念,将“虚拟经济”的名称“归还”给基于网络游戏的虚拟世界经济,但社会重置成本太高,有待商榷。因此,我们将与实体经济对应的称为虚拟经济,而将与现实世界经济对应的称为虚拟世界经济。虚拟经济是在实体经济基础上产生的衍生经济,而虚拟世界经济则是围绕虚拟世界产生的直接和衍生经济行为的总和。现阶段,虚拟世界的主要载体是网络游戏。虚拟经济是各国经济学家讨论和研究的热点,而虚拟世界经济在现阶段主要体现为与网络游戏产业相关的经济行为。成思危认为虚拟经济是指与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简单地说就是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3]。这是相对狭义的虚拟经济定义。刘骏民认为如果从广义上来为虚拟经济定义,那么它是观念支撑的价格体系,而不是成本与技术支撑的价格体系[4]。从这个角度分析,虚拟世界经济属于广义虚拟经济的一种。虚拟经济是在实体经济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而虚拟世界经济的交易规模则受虚拟世界内部经济发展的影响。当然,虚拟世界同样受现实世界经济状况的影响,但是其影响和传导机制不同。它主要是通过影响用户的经济状况来改变虚拟世界中的经济形势。(二)虚拟物品的价值和价格问题关于虚拟物品交易的问题在法律界讨论较多,但是从经济角度进行的研究并不多。有种观点认为虚拟物品不具有实体,不能在现实世界中使用,因此不具有价值,不应该进行交易。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虚拟物品的所有者付出了金钱和劳动,从这一角度分析,虚拟物品是具有价值的。在中国的虚拟物品交易中,偶然获得的装备可以以数万人民币甚至更高的金额成交。那么,价值规律是否还起作用呢?事实上,这一虚拟物品的获得对个体来讲是偶然的,对群体来说却是必然的。衡量价值的不是个体劳动时间,而是社会平均劳动时间。考虑对裸钻的定价和彩票业的类似特点,理解虚拟物品的价值会更加简单。在此基础上,供求则成为重要影响因素。当然,主流经济学只考虑供求决定价格,其结论更加明确。价格问题是进行经济理论研究的出发点,这一问题明确之后才能使用经济学的研究工具②。
篇2
从文学媒介演变进程来看，文学符号媒介和物质媒介都是人自身能力的体现和延伸。媒介的发展是基于人的需要，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人的延伸，不同的媒介可以满足人不同的感知需要，并且这种满足逐渐走向融合。文学传播媒介也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体内到体外化、由单一到融合的过程，每个时代的文学传播媒介在符号和物质载体上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组合。口语和文字在媒介历史上出现的时间相隔很远，口语传播时期，人自身就是物质媒介，在时间流里和人捆绑在一起的声音是得天独厚的工具。面对面的口语传播是一种“全媒体”的传播，因为语言符号的抽象性需要多方面的补充，所以在口头传播活动中，人除了用语言之外，还通过声调、表情、姿态、动作等来补充和加强语言信息，甚至表达语言所无法表达的内容。人将自身变成物质媒介，调动自身所有的器官和表达手段参与到传播活动中，使自身感知能力发挥到传播环境允许的最大可能。但是自身媒介毕竟受到生理条件的限制，所以文字和书面媒介的出现就成为一种补充，语言是听觉的符号，使人类把某种声音和与之相对应的东西分离，而文字是视觉的符号，使人类进一步把声音固化，使之和发出这种声音的人分离，不用再依附于人的身体器官而传播，从而突破了时空局限。文字是人类发明的第一套体外化传播系统，沃尔特•翁认为:“文字和印刷术需要各自的物质材料和工具……它们把语词从其自然栖息地迁徙出来，使参与性的语词退居到或明或暗的地位，使之等同于一个符号或一个平面，在文字和印刷术中，真实的口语词是无法存在的。”［3］(P41)文字进一步发展了口语的抽象特性，突破主体的生理局限实现体外化异地、异时传播，从而使文学文本脱离人自身成为自足的存在，标志着文学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书面文学并不是口语文学的记录，而是完全不同的活动，因为它们的载体或者说媒介发生了变化。从以语音为媒介到以文字为媒介，从以自身为媒介到以各种书籍纸张为媒介，口语传播的互动性、随意性、生动性、明确性都丧失了，但同时文字媒介也弥补了口语媒介的不稳定性、依赖性等不足，文学获得了自足的独立性，脱离创作主体的文本获得了多种阐释可能性。“人类的传播活动只有过渡到写一读阶段，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活动才算开始，才有了现代意义上的作家、作品和读者，人类才开始借助文字的魔力建构神奇的文学空间，文学交流才与人的日常活动拉开了距离，进入审美的国度”［4］。语言和文字这两种抽象符号媒介具有极强大的生命力，尽管物质媒介在技术推动下发生了巨大变化，语言和文字却始终存在。几千年的历史演变说明这两种媒介必然有其存在的理由，原因也许是因为人的抽象能力的需要和体现。保罗•莱文森认为言语和文字都是人类抽象思维能力的产物，同时也是人类抽象机制存在的理由。虽然当代媒介越来越走向视觉化、形象化，但是始终无法完全取代语言文字，因为这些媒介都无法满足我们创新思维和抽象能力的要求。到了大众传播时代，各种电子媒介进入文学传播活动，对文学的符号媒介和物质媒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时的符号媒介虽然仍以文字为主，也出现了很多不同于传统文学文本的表达方式，物质媒介则走向多元化和交互式，传统的纸质媒介受到冲击，影视、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成为主流媒介，新兴的以目标用户为中心的网络“终端”媒介终端是网络社会的触角和节点，如今正在走向智能化，终端本质上是人类自身的延伸，从收音机、电视、一直到ipad、笔记本电脑等，终端经历着不断更新、覆盖的跨越式前进，追求人机合一的体验目标。
二、文学传播媒介的动态结构
当我们把文学传播看作动态的信息传递过程时会发现，文学传播媒介是贯穿始终的能动性活动因素，它在不同的信息传递阶段作为不同形式的中介发挥作用，通过多重媒介化把创作主体、传播主体、接受主体组织成一个交互式的媒介结构。文学传播活动的主体是人，人在文学传播过程中的不同位置和作用决定了不同的主体定位。从文学活动的整体来看，创作主体、传播主体和接受主体构成人的主体性的不同形式，这三种形式并不是绝对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出现不同的交叉，在不同的文学传播过程中也会有不同的重叠。媒介进入文学传播活动意味着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之间产生了依托媒介的结构性关系，不同时代出现并使用的媒介塑造着不同的创作与接受之间的互动关系。就像文学传播媒介并非一个单一、固定的所指而需要从多重层次上去分析阐释一样，文学传播媒介也是多重媒介化的结构过程。
篇3
（一）未来十年这三个要素的增长速度可能会减缓
1.人口统计显示，劳动力供应增长正在放缓据联合国预测，未来十年劳动人口的平均增长速度为0.23%，与过去20年的1.28%相比相去甚远。由于劳动人口与就业之间存在相对稳定的关系，这意味着劳动力供应增长也将相应减缓。
2.储蓄率和资本形成双双走低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储蓄者（35岁-59岁）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会下降，而纯消费者（65岁以上）的比例则会上升。这将导致家庭平均储蓄率的下降。我们预期政府将加大力度，要求盈利能力强的大型国有企业向国家支付红利，而这又将导致企业储蓄的减少。政府储蓄并不会因为收取国企的红利而增加，但国内储蓄却会因此而减少。储蓄率的下降将导致投资率以及资本形成的走低。
3.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来自两个主要因素
(1)劳动力从低生产率活动（如农村地区的农业活动）向高生产率活动（如城市地区的制造业活动）的转移。鉴于过去30年间中国在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我们认为后者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进一步增长空间已经十分有限。
(2)技术创新和结构性调整。虽然未来十年中国经济仍有可能继续得益于技术创新，但结构性改革为全要素生产率创造的潜在收益已经不大可能像前30年那么强劲了。这是因为经过30年的结构改革，经济中最明显的扭曲方面（即触手可及的果实）大多已经消除。随着经济增长达到更高的水平，要想推进更深层次的改革，解决根深蒂固的结构刚性（尤其是在既得利益已经形成势力的情况下），将会越来越困难。
(二)减速的幅度究竟有多大还存在许多不确定性
目前还有多个因素在发挥着对冲作用。
1．潜在的农地改革和户籍制度的放松：这些改革措施可以使更多的劳动力脱离农业生产，加速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有效增加劳动力供应。当然，这取决于潜在的政策变革。
2．投资占GDP的比重的下降可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是因为现有的增长模式和资源配置还有强大的惯性，而迄今为止，再平衡措施的力度依然比较温和。中国的国民储蓄依然高于国民投资（其佐证就是居高不下的经常账户盈余）。在此情况下，我们认为至少在未来五年内，储蓄或低成本资本的可得性不大可能成为资本形成的有效制约因素。
3．更艰难的改革可能会出台：虽然“触手可及的果实”已经基本摘光，但是如果更为艰难的改革措施得以实施，则可能会推动效率和生产率的大幅提升。这些改革措施包括通过发展债券市场及/或放松利率管制改善金融中介，放宽国家垄断行业（如医疗、教育、电信、媒体、运输等）对私人投资者的市场进入限制等。世界银行在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对未来十年中国的增长做了非常有用的预测。据世行预测，2011年-2015年中国的GDP增长将平均达到8.4%，2016年-2020年将为7.0%。这一预测与此前的一些研究基本一致或略低，这些研究预测未来十年中国GDP增长将在7.5％-9.6%之间。
二、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
世界经济史也表明，一个经济体在达到一定的增长速度之后通常会开始减速。这一模式在安格斯•麦迪森的（AngusMaddison《）世界经济千年史（》TheWorldEconomy:AMillennialPerspective)一书中得到了详尽的数据支持。具体而言，我们发现当一个经济体的人均GDP达到7000美元时，随后十年的GDP增长通常会大幅减速。1据麦迪森的数据，过去100年间约40个经济体的人均GDP达到了7000美元。这40个经济体中，31个在达到上述收入水平之后增长速度开始减缓（表1）。在拐点出现之后的十年间，平均增长速度低于此前十年2.8个百分点。根据麦迪森的数据，我们预计中国的人均GDP在2008年左右达到了7000美元。如果历史规律和万有引力对中国起作用，则中国经济增长的减速在所难免。
（一）增长减速如何发生：日本和韩国的经验如果增长减速已无争议，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它会如何发生？就这一点而言，我们认为日本和韩国提供了特别有用的参考。中国的经济成就并非独一无二，而是“亚洲经济奇迹”的一部分。在我们看来，中国经济发展其实是延续了其他较为发达的东亚经济体的模式。据麦迪森教授的数据，日本和韩国的人均GDP分别在上世纪60年代末和80年代达到了7000美元。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经济正面临类似于40年前（1969年左右）日本经济以及20年前（1988年左右）韩国经济的拐点。此外，我们还发现，在这一拐点之后，日本和韩国的整体GDP增长均有所减缓，而通货膨胀则出现了加速（表2、表3）具体而言，在经济增长方面，1960年-1969年日本的GDP增长和1979年-1988年韩国的GDP增长在十年间平均达到了10.4%和10.0%，随后在1970年-1979年和1989年-1998年间分别下降至5.2%和6.3%。在通胀方面，在1960年-1969年这十年间日本CPI的平均增长幅度为5.4%；而在1982年-1988年这8年间韩国CPI的平均增长为4.0%。而它们的平均CPI增长在1969年-1974年和1989年-1993年的十年间则分别达到12.4%和6.2%（表3）。应当指出，这一比较因为两个“偶然事件”而有所失真：
1．1970年代中期的石油危机：这使日本的经济增长大幅下降，通货膨胀急剧上升。
2．19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这造成了韩国增长的急剧减速。若没有这些冲击，经济增长的减速和通货膨胀的加速不会那么剧烈：拐点之后，日本经济增长的平均下降将为4.1个百分点（而非实际发生的5.2个百分点），而韩国则为2.4个百分点（而非3.7个百分点）；日本CPI的平均增长幅度将为6.3%（而非实际发生的12.6%）。
（二）从地区角度看，中国有其特殊之处
中国的经济成就并非独一无二，而是“亚洲经济奇迹”的一部分。我们认为，从经济发展水平的角度来看，中国目前所处的阶段类似于40年前的日本和20年前的韩国，因此，1960年代末日本的发展经验以及1980年代韩国的经验正可以帮助分析未来十年中国的发展趋势，并日本和韩国的发展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分析未来十年中国经济趋势的有力基准，几个要点如下:经济增长的大幅减速在所难免，持续通胀幅度将更高；消费增长将快速于整体经济增长；服务业增长将快速于整体经济增长；假以时日，劳动力的话语权以及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将会增加；贸易平衡趋势不明。
此外，如果中国拐点之后经济增长出现的日韩一样的增长趋势，则未来十年中国的GDP增长将在6.0%-8.0%之间，或从过去十年10%的平均增幅下降2个（如韩国）至4个（如日本）个百分点。事实上，我们不排除中国完全沿袭日本和韩国老路的可能性。但是，我们相信中国作为一个有着巨大地区差异的大陆经济体，其经济发展与其他东亚国家相比更符合渐进的特征，原因在于：“亚洲经济奇迹”可以通过“雁行模式”来解释（表4）。根据这一理论，亚洲国家将通过地区内渐次转移的方式赶上更发达的经济体，即商品生产将从发达国家向落后国家依次转移。
这一模式的领头雁是日本，第二梯队包括新兴经济体（韩国、台湾、新加坡和香港）。紧随这两个梯队是主要东盟国家：菲律宾、印尼、秦国和马来西亚。最后，本地区最不发达的主要国家：中国、越南、印度等组成这一队形的后卫。我们认为，考虑到中国巨大的经济和人口规模及地区差异，中国的赶超将类似其他东亚经济体的“雁行模式”，其头雁是几个经济特区，第二梯队包括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紧随其后的是其他东部省份，然后是中西部省份（表4）。
根据这一模式，我们相信日本、韩国等东亚经济体的转型经验可以成为中国经济潜在的不利情况的有用参考。换言之，如果中国经济像日韩一样出现减速，其减速幅度不会像这两个国家这么大，亦即中国从高增长转变为中速增长将会比日韩持续更长的时间。这一观点与东亚的增长经验是一致的。在拐点出现之后，日本、“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以及“亚洲四小虎”（马来西亚、秦国、印尼、菲律宾）的平均增长速度快于日本（表5）。换言之，整体“雁阵”的减速幅度远低于头雁(日本)的减速幅度。
三、2020年前的中国经济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得出了2020年前经济情况的一个基本设想和两个替代设想（表6）的参数。
(一)基本设想
我们认为未来十年中国经济仍有可能维持平均8%的年增长率，比此前十年的平均增幅下降略超2个百分点。我们预期中国经济增长的降幅将会小于日本和韩国。另外，未来十年平均CPI增长将达到3.5%，远高于此前十年1.9%的均值。通货膨胀率的上升主要反映了劳动力市场的日益正常化。按照这一增长速度，2020年中国的名义GDP将在目前的水平上再翻三番，达到103万亿元。假设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每年上升3%，以美元计价的中国名义GDP将在目前的水平上翻四番，达到20万亿美元。我们预计经济结构将发生重大转变，但是其幅度将会小于日本和韩国的转型。消费占GDP比重将会上升，投资占GDP的比重将会下降：具体而言，我们预期到下个十年末，消费占GDP比重将上升5个百分点，而投资占GDP比重将下降5个百分点。平均而言，这将需要消费增长快于GDP整体增长约0.5个百分点，而投资增长则慢于GDP整体增长0.5个百分点。我们预期贸易顺差将大致稳定在GDP的3%左右。劳动力收入占GDP的比重将会上升，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将会下降：我们预期未来十年的另外一个重大变化是劳动力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将会有所上升。劳动力收入比重的上升在很大程度上将因为政府收入比重的温和下降而被抵消。这是因为目前政府收入的比重已经较高（尤其与日本和韩国相比），且存在减税空间。工业比重有所下降，服务业的比重有所上升。我们预期，2020年工业占GDP比重将下降5个百分点，同时服务业的比重将相应上升。不过，工业的比重仍将维持在35%的较高水平。
（二）替代设想
1.替代设想一：目前的趋势得以延续（可能性20%）
在替代设想一框架下，中国经济将大致延续“正常情况”，与前20年相比没有大的变化，表现为强劲增长、温和通胀，无重大经济结构变化。如果这一设想成为事实，则将证明中国经济的确独一无二，并质疑日本和韩国的发展模式。我们认为这一情形出现的概率为20%。这一设想发生的条件是：
(1)全球经济出现强劲复苏并恢复危机前的水平，并在其后保持这一扩张步伐；或
(2)中国经济凭借强大的竞争力成功渗透至其他新兴市场，中国的出口增长与危机前同样强劲，且其市场份额的进一步扩大不会引发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2.替代设想二：日本式的调整（可能性10%）
在替代设想二框架下，中国经济将出现与日本一样剧烈的增长减速及结构性调整。这一设想的实现有两个催化剂：一是非常激进（甚至严厉）的政策干预，以人为纠正经济结构；二是外部冲击，如外需的完全瘫痪以及因供应冲击导致国际商品价格的持续飙升等。鉴于日本的经验，我们不能完全排除这一可能性。但我们认为这一情形出现的概率仅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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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注意的就是关于出发点的问题。在《导言》第三节中马克思提到，“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研究起来，这是错误的”，因为“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就算是“阶级”概念，“如果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其实，从“人口”着手，这本身在形式上是没有错误的，但是我们要意识到此时的“人口”只是一个关于整体的混沌表象。那么如何处理这一“关于整体的混沌表象”呢？在第三节接下来的部分，马克思给出了他认为科学正确的应对方法：我们要通过借助“更切近的规定”来分析这一混沌整体，逐步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这个过程概括起来就是“从表象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然后在经过一个简单概念的综合过程，这时的“人口”概念已不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从“表象整体”变成了“思想总体”，在我们的思维里进行了概念式的具体再现。经过以上的分析，由彼及此，同样的思路也可以用来理解“物质生产”是“当然的出发点”的含义了。既然是作为当然的出发点，“物质生产”如果仅仅是停留在整体表象的层面上肯定是不行的，必须借助“个人”、“社会”这些更加“切近”的简单规定作为达到最简单概念的桥梁，从而为“物质生产”最终成为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做好准备。只有当“物质生产”不再是关于整体的混沌表象，而是整体在思维上的具体再现时，其才能够被当作是一个“当然的出发点”。
其次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作为“桥梁”的“切近”概念——“个人”。第一，“个人”是“在一定社会中的进行生产的个人”，物质生产是“人”的一系列现实可感的生产活动。人类是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的物质生产就是宇宙物质生产某种形式的发展和继续，只有达到了一定的阶段，生产才能以人的物质生产这一高级形态展示出来。那么，当下的人的物质生产对于我们理解包括第一生产在内的以往的生产有什么样的意义呢？维科对此有一个观点，历史是由人创造的，那么人当然能够理解他所创造的历史。马克思十分赞同并且对此观点进行了发挥，人们可以在物质生产过程的不断循环创造中理解把握当下的高级阶段的生产形式，并且这种理解对于人们了解和把握以往的生产形式，甚至是终极的第一生产都有很大的帮助。所以马克思说：“低级动物身上所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第二，在马克思眼中，“个人”是一个具有历史张力的概念。这个概念从一定的时代中产生，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其所指代的意向对象也就有了相应时代的维度和界限，不可轻易跨越。所以，“个人”概念不能够像文化史家那样随意使用，对其理解要遵循其产生的时代的原则和各种细节上的契合。在马克思看来，以往文化史家对于“个人”的理解和运用类似于编造神话，他们的错误在于把“这种个人”当作了“历史的起点”，而不是“历史的结果”。在马克思看来，文化史家所理解的有关于“人性的观念”，“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自然造成的，而是从历史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认为，我们应该如此理解个人概念：“个人”，而且是“18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来说，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必然性”。只有明白了产生“孤立个人”的时代条件，我们才能在此基础上了解“物质生产”的时代规定性，理解到只有“这种”物质生产才是“我们研究的本题”，即“某个一定的历史时代”下的生产——现代资产阶级生产。
二、“生产一般”与各个现实的历史生产阶段的关系
马克思提到的，生产总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社会的个人”的生产，也就是被特定时代规定的生产。但是生产是从人类出现之后就伴随着的存在，所以在马克思眼中，“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的标志，共同规定”，被称之为“生产一般”。当然那种完满、能够将所有时代的生产的共同点都提取出来的纯粹“生产一般”概念并没有实际出现过。对马克思来说，“生产一般”只要是一个能够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抽象”。而且，这个“生产一般”概念有它的内在结构，它“经过比较而得出的共同点”，有些内容是属于一切时代的，而有些则是几个时代所共有的。虽然我们永远无法到达绝对纯粹的“生产一般”，这也是通过归纳法所得到的概念的先天缺陷，但这个缺陷并不妨碍“合理抽象”发挥作用，“没有他们，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在马克思眼中，像“生产一般”这类合理抽象概念构成了我们设想或表述研究对象的一个基础。
不过，在马克思看来，这个“合理抽象”对于人们认识和把握对象的价值也就止于此。在《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承认铜矿、铁矿等可以被归纳为一个“合理抽象”——矿石，但是我们不能把“矿石”当作所有具体矿石的“真理”和“原则”。一个渊博的矿物学家的水平肯定不是指他知道对于新发现的矿石都用“矿石”来表达，而是能够比较出具体的差别，哪怕是细小的不同，他们对各种矿物的“特殊性”都有一个充分而具体的认识。再举一个例子，在刚到异国他乡时，我们会感觉外国人的相貌和举止神态都差不多，肤色上要么全白，要么全黑，难以分辨麦克和吉姆。但是待的时间久了，我们就会越来越感觉到他们之间的差异所在，脱离了之前关于他们相貌的混沌表象认识，走向每一个具体的人。人们之所以常说马克思的学说是历史的、现实的，就是因为马克思并没有把历史看作是某种“合理抽象”的展开——一种“非历史”的描述方式，而是表现为“合理抽象”不断地在历史的进程被否定，被充实进更加丰富的规定。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认同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很多同时期或稍前的资产阶级学者就是在追求那个“合理抽象”，并力求这一“合理抽象”契合一切时代。此处那些学者所追求并最终提出的一些“合理抽象”，其实在马克思看来，已经不再那么合理了，他讽刺道，“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并且这些“现代经济学家”在一定程度上致力于把“资产阶级关系”这一“特殊”趁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悄悄塞进“合理抽象”中去，就好像这些资产阶级关系是“与历史无关的永恒自然规律之内的事情”。在马克思看来，大多数“现代经济学家”所做的工作就是“在生产中提出一些共同的规定来”，从而把一切历史差别“混合或融化在一般人类规律之中”。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那些经济学家到底是如何看待生产，并得出了哪些关于生产的一般的、普遍性的规定。“一切经济学家在这个项目下提出了两个要点：财产，司法、警察等对财产的保护。”马克思对于第一点的反驳是很容易理解的，那些经济学家对财产存在形式的描述在他看来是“一步就跳到财产的一定形式，如私有财产”，但是从人类学所得出的证据表明，私有财产只是人类近来才发展出来的财产存在形式，而财产作为共同财产的形式存在却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对于第二点规定，马克思则批评这些经济学家错误地把“有机联系着的东西看成是彼此偶然发生关系的、纯粹反思联系中的东西”。这些对生产来说似乎不可缺少的警察制度其实只是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作为历史的结果出现的，经济学者却将它们当作起点。他们忘记了生产在“强权”下进行生产的历史，也看不出他们所推崇的司法警察制度只是“强权”存在的另一种形式。
经过以上两点的批驳，最后对于“生产一般”和现实的、历史上的生产的关系问题，马克思给出了自己的批判性总结，首先他承认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即“合理的抽象”是可以被人们所发现提取出来的，但是我们要正确地对待这个“生产一般”，要认识到这些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抽象要素永远无法帮助我们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生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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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将本节课的内容整合为三个教学环节“史实认知――经济全球化的概念”“温故知新――经济全球化的历程”“问题探讨――经济全球化的应对”，增强课程的逻辑性，重塑学生的知识体系最终结束经济史的学习。
本课三维目标确定如下：
知识与技能：大致知道经济全球化的概念、特点和发展历程，认识经济全球化是过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未来历史发展的趋势。初步理解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各国要善于把握机遇、勇于应对挑战。
过程与方法：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回顾，学会用回顾历史，对话当代的历史思维来分析问题。
情感态度价值观：树立关于经济全球化是过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未来历史发展的趋势这一观点。认可和接受全球化的趋势。
我把探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及其应对定为本课重难点，原因在于这关系到同学们如何把所学的历史知识用于对话当代。
（一）导入环节
材料1：英国《卫报》近日制作了一份地图，反映美国连锁巨头麦当劳在全球的数量分布。地图显示麦当劳在全球有着数量繁多的连锁店，确切数量是34392家。
设计意图：初步感知身边的经济全球化现象，由此提出问题，经济全球化的概念是什么？并过渡到“史实认知”环节。
（二）史实认知环节：经济全球化的概念
材料2：用一幅由70多个国家制造的波音飞机图片解释经济全球化中的两个概念――相互联系与相互依存。在这幅图中，美国生产的飞机壳里装着英国产的发动机，法国生产的座椅下面惦着日本造的底盘。
通过这些观察，向学生提问，造这架飞机时各国间经济活动的如何联系以及资本、技术、劳动力如何流动与配置？
设计意图：用此图揭示经济全球化包含各经济体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
材料3：
（1）1997年，韩国爆发金融危机，韩元贬值一半以上，韩国政府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紧急贷款以稳定汇率，得到了其提供的195亿美元的巨额贷款，经过短短的两年，韩国金融秩序稳定，经济迅速恢复。
（2）
设计意图：通过阅读这两则材料，经济全球化中国际合作和发展援助越来越多，国际协调机制越来越完善，进一步感知经济全球化概念。
活动设计：
组织学生自主讨论，根据以上几则材料归纳，经济全球化的基本概念是什么？教师随后根据学生发言加以总结。
设计意图：界定概念，明确经济全球化的概念是指各经济体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国际协调机制越来越完善等两方面。
（三）温故知新环节：经济全球化的历程
材料4：根据“史实认知”环节的材料向学生提出一个问题，世界经济全球化是当今时代横空出世的吗？
带着问题，过渡到“温故知新环节”，开始对全球化历程进行回顾。以表格的形式总结已经学过的与全球化有观的知识点，组织学生讨论它们与全球化趋势的关系。教师填表总结。
设计意图：此则材料，温故知新，对话当代。将已学知识放在现代全球化的语境中。认识经济全球化是过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未来历史发展的趋势。
（四）问题探讨环节：经济全球化的应对
将从两方面来探讨问题，第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第二方面：我们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
第一方面，由老师给出全球化下世界经济的相关数据：
材料5：据世界银行网站上提供的数据，2002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322524.80亿美元，其中低收入国家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40.6%、这些国家的GDP仅占世界GDP的3.51%。高收入国家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14.9%，而这些国家的GDP却占世界GDP的80.59%。
从1980年来看，发达国家比不发达国家人均收入平均高出16倍，2002年这种差距则为22.5倍。
设计意图：从中看出世界经济发展和繁荣加剧全球竞争中的利益失衡。
如果学生能够通过自主的讨论回答出老师的问题，则过渡到下一方面。
若不能，则把学生较难理解的数据化为统计表和漫画后再引导学生观察，提问全球化如何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影响？又如何给全球竞争态势带来影响？
材料6：
设计意图：进一步解释，更加形象直观体现全球竞争中的利益失衡。
第二方面，我们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将分两个层面对问题进行探讨，层面一：由世界经济组织主导的应对――以世界贸易组织重点讲解；层面二：发展中国家的应对――以中国为重点讲解。
层面一首先由教师讲述世贸组织关税贸易协定到世贸组织的发展之路，点明其宗旨，以及运行流程。
材料7：《进口许可手续协议》第3条第12条款规定：“在考虑到需要对有经济意义的、一定数量的产品发放许可证的客观需要时……对进口原产品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的产品进口商应给予特殊考虑。”
《反倾销措施协议》第13条规定：“发达国家应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给予特殊考虑。如侵犯了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利益……应在实施前仔细研究建设性补救措施。”
设计意图：给出世贸组织在国际贸易中保护发展中国家的材料，组织学生讨论，设置引导问题，“世贸组织把国家分为几种类型？为什么？”以达到世界贸易组织承认其成员国的发展差异，并努力通过一些优惠措施，来对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利益给予足够重视。
在层面二，首先组织学生讨论，自主结合以前所学知识讲述中国历时十三载的入世之路。
设计意图：教师结合教材对中国入世以来对世界经济和本国经济的双向推动作用加以总结。以此来证明发展中国家主动融入全球化的浪潮是正确应对方法。
以学生为主的讨论法、讲述法可以调动课堂积极性，巩固学习的效果。教师给出经典的史料、图片由学生自主归纳的方法。这是历史学最为常见和有效的教学方法。
当然，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学生千差万别，如果碰到比较沉闷或是对历史学比较不感兴趣的班级，在老师第一次给出史料时学生归纳不出结论，不要紧，这时提几个台阶性的问题，让学生一步一步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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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经济周期的概念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世界经济周期的概念进行界定。从定性的角度，Canova和Dellas(1993)给出了世界经济周期定义的简单描述，即世界经济周期是在国别总量经济的跨国周期中存在的共同特征。而对这种共同特征，宋玉华(2004)加以进一步的明确，她认为世界经济周期就是在世界经济运行的过程中，由于某些特定因素的影响，导致世界主要国家的实际经济活动呈现同步的扩张、衰退、萧条和复苏，表现出高度相似的周期性运行形态，这种运行形态会重复发生，最终形成持续时间不同的世界经济周期运动。从定量的角度，Gerlach(1988)用波谱分析研究经济周期的跨国行为，发现大量国家的产出运动在经济周期频带上是相互联系的，世界经济周期是多国工业生产指数的变动在一定的周期频带上的高度相关性存在；Gregory等(1997)则用时间序列相关性来界定世界经济周期，即全世界(国家)的经济时间序列(数据)表现出一个序列相关的共同特征。
二、世界经济周期是否存在
(一)世界经济周期存在的研究
很多实例证明国家之间的确存在经济周期的共振现象和经济波动的传播行为。如，Dellas(1986)发现在英、美、德、日四国间，几乎存在长久的同一的经济周期。Backus，Kehoe，Kydland(1992)扩展了RBC(真实经济周期模型)模型，建立了包含跨国经济协动现象的I—RBC模型，在这个扩展的开放经济理论里，国家之间的消费是高度相关的，由此说明国家之间的协同性是存在的。Sarkissian(2001)也认为国家之间的消费波动与世界经济波动高度相关，特别是在萧条时期更是如此。而Canova，Dellas(1993)发现显著增强的国际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和全世界面临着的共同的外部或内部经济扰动是生成跨国的经济周期行为的共同因素。Baxter，Kouparitsas(2004)的研究发现，如果两国之间有较高的双边贸易相关度，那么这两国之间的经济周期相关度就会提高；同时，经济发展程度相近的国家之间的周期相关度一般会比较高。Ravn(1997)的研究表明，除OECD国家政府支出显示了较弱的正相关性外，其他经济变量(包括产出、消费、总投资、出口和进口)都显示了很强的正相关性，并表现出良好的跨国协同运动性。Kouparitsas(2001)研究发现，七国集团的经济周期存在着极高的相关性，尤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束以后更是如此，他认为世界经济周期(特别是发达国家之间的世界经济周期)的确是存在的。
(二)世界经济周期不存在的研究
Hickman，Filatov(1983)的研究发现，经济波动的国际传导通常表现得相当微弱，这种微弱的传导很易于被国内的经济环境和经济发展趋势所控制而失去扩散能力。唐海燕(1999)也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初期或以前时期，各国经济周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时间错位，同一时期各国所处的经济发展周期中的不同阶段所产生的抵消效应在一定程度上熨平了世界经济周期性特征。Kollmann(1996)通过与完全资产市场的对比，发现在不完全资产市场(即国际金融市场只能买卖债券合约)的两个国家实际经济周期模型里，国家之间消费的相关关系比完全资产市场情况要明显弱得多。Selover(1997)在研究美国和日本的经济互动关系时，进一步发现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因为相互驱动而导致同步波动的假说并不成立，两国经济趋向同步波动是因为低水平的或者弱的冲击所致。
(三)区域性经济周期增强而世界性经济周期减弱的研究更多的学者研究了区域性经济周期的存在。所选择的区域范围主要集中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东盟两个区域。Clark，Wincoop(2001)比较了美国各州的经济周期和欧盟内部的国别经济周期的协同性，指出无论在过去20年还是40年中，美国各州之间经济周期的协动性都要强于欧盟国家经济周期的协动性，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存在消除了由于区域边界而衍生出的大量交易成本和经济波动的非协动性。此外，Chiquiar，Ramous，Francia(2004)认为美国和墨西哥两国之间贸易与投资关系的加强，导致了美墨两国之间经济周期的协动性增强。在东盟区域经济周期方面，DavidD.Selover(1999)研究了东盟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传导的相互依赖性。他们主要考察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及东盟国家，与它们的主要贸易伙伴——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欧盟之间的经济周期的国际传导，用主成分分析法、自回归分析法和光谱分析法研究了贸易量的相关性，并找到了东盟区域经济周期存在的证据。Choe(2001)研究了十个东亚国家的经济周期与双边贸易的影响，并得出经济波动随着区域内贸易依存度的加深而具有显著的同步性。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世界性经济周期在减弱。Heathcote，Perri(2002)利用一个简单的模型以帮助理解冲击的国际相关性、国际资产贸易程度及宏观总量的国际关系等之间潜在的相互作用。他们的研究指出，1972至1986年间，美国与欧洲总量、加拿大和日本之间的GDP、就业和投资相关性分别是0.76、0.66和0.63，但在1986年至2000年间，这些相关系数降低了，分别为0.26、0.03和-0.07，他们认为，金融全球化导致国际借贷的自由化，从而导致资产风险的分散化，并伴随着经济的区域。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与其伙伴国之间的产出、就业和投资的相关性就大幅度降低了。JamesH.Stock，Markw.Watson(2003)研究发现，即使在七国集团内部，经济周期的协同性也降低了，并发生了明显的分化，即出现了欧洲区域国家和英语语系国家各自内部的协同性增加。
三、世界经济周期的产生与传导
综合学者们的研究，世界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主要包括特定国家冲击、技术冲击、石油冲击、需求和供给冲击等。Dellas(1986)研究发现，世界范围的共同冲击(如石油冲击、共同的技术进步等)是产生世界经济周期的驱动力量。康特和马克(CantorMark，1988)建立了一个两国家模型，每一个国家有相同的工业，但这些工业受不同的国家特色(主要以技术为主)的冲击。他们的研究证明经济周期风险来源于国家特色的技术冲击，而国际证券市场正是经济周期的媒介。Stefanc.Norrbin，DonE，Schlagenhauf(1996)指出，特定国家冲击和特定技术冲击是世界经济周期的重要来源，而特定国家冲击是产出波动的最重要的因素。Bruno(1997)建立两国家、两产品模型，并假定国内外投资品具有不完全替代性以及资本的使用效率各不相同，结果表明，国内外投资品的替代弹性是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产生的重要变量，特定国家的技术冲击是造成两国经济波动的根源。MichaelBergman(1996)利用产出和通货膨胀两变量的VAR模型检测了德国、日本、瑞典、英国和美国等五国的宏观经济波动的原因，结果证明需求和供给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因素。同时，他们还发现，德国、英国和美国三国的经济周期的频率具有极大的相似性，而他们产出和通货膨胀的误差方差的50％以上来源于供给冲击，日本和瑞典产出的90％以上的误差方差来源于供给冲击。
世界经济周期的传导渠道主要包括贸易传导和金融传导。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贸易渠道的传导，近期的研究则更多关注金融渠道的传导，而这是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相适应的。Dellas(1986)的经验研究发现，经济扰动的跨国传导中，贸易条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有学者持相反观点，认为贸易和资本的流动并不能解释世界经济周期的产生。国内有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是宋玉华(2007)等，其研究表明贸易发展与经济周期的协动性具有正相关关系。早期的研究中，金融交易主要是指国际货币借贷和国际资本投资，基于这种认识，学者们主要研究了利率在世界经济周期传导中的作用。Choudri和Cohen(1980)、Cantor和Mark(1988)、Baxter和Crucini(1995)等的早期研究确认了这些传导渠道的存在性和合理性。Daniel(1981)、Flood和Marion(1982)等的研究发现实际利率和相对价格是扰动跨国传导的因子。Blankenau等(2001)则从另一角度确认了世界利率在传导外部冲击方面的作用，能够导致净出口、净外国资产及产出等的跨国波动联系。Cantor和Mark(1987)、Stockman(1990)等认为资本边际产出是生产率冲击多国传导的重要因子。Jansen，Stokam(2003)从国际直接投资角度对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动性进行了分析。他们指出，在1995年以前，并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投资关系与国际经济周期的协动性有关，那时密切的贸易关系一直是两国经济周期的协动性的重要原因。WilliamBlankenau，M，AyhanKose，Kei—MuYi(2001)认为作为世界经济波动向小型开放国家传导的众多的渠道之一的世界真实利率是世界经济周期向小型开放经济传导的重要机制，并指出世界真实利率对世界经济周期有着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对净出口、净外国资产和产出等。
四、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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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独特的危机视角
在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体系作一般性分析的基础上，布哈林还着力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体系崩溃和破产进行分析。布哈林重新阐释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与再生产概念，提出了用以研究资本主义危机与崩溃的“消极扩大再生产”理论。布哈林在对资本主义危机的研究过程中，仍然坚持世界经济的整体性视角，他指出：“对于危机，不应当从单独一个国家的角度去研究，而应当从所有国家的普遍联系中，从整个世界经济范围中去研究。”［3］378而研究的方法则是“先把危机抽象掉，然后再对危机进行必要的研究”［3］301。布哈林认为，马克思的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理论是研究一切社会经济形态的科学方法论，对于研究发展的危机时代则更是双倍必须的。在此方法论基础上，布哈林以分析资本主义体系的矛盾为出发点，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进行研究。布哈林认为，再生产理论是研究重复生产循环的条件，也就是研究社会体系动态平衡的条件。消费资料的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生产都提供成为再生产过程的必要条件的产品，没有这种条件，再生产过程就不能进行。帝国主义战争使得生产力重新分配，军事工业的产品不会变成新的生产循环的要素，也不创造劳动力，是一个纯粹消极的量。“战争使得再生产过程具有一种歪曲的、倒退的、消极的性质，实在的生产基础随着每一次的生产循环而愈来愈薄弱：发展不是按照日益扩大的，而是按照不断缩小的螺旋线进行。”［4］30因此，社会生产的现实基础随着社会资本的每次周转而变得更加狭小了。布哈林将这种日益增长的生产不足过程称作消极的扩大再生产。布哈林还敏锐地看到，在“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主义收入的形式具有转化变为以公债券支付利息的倾向。这些纸券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未来的实在价值的权利，同时它们可以流通，甚至可以大量的积累。但是大量积累起来的纸券的价值，是在未来才能得到实现的。它们一方面取决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条件，另一方面取决于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存在。“各种形式的纸券价值的大大泛滥，是同现实的劳动过程绝对不能比较的，这在资本主义结构的条件下将成为这种结构崩溃的一种标志。消极的扩大再生产就这样同纸券价值的累积平行发生。”［4］311907—1908年美国银行危机爆发之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主要表现为工业危机，但自1907年美国银行业危机起，1929—1933年世界大萧条，1987年纽约股市崩盘，1990年日本股市和房产泡沫破灭，1994—1995年拉美债务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等，直接表现为银行业危机或者金融危机。布哈林当时已敏锐地注意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由工业危机转变为金融危机的趋势，并作出了科学的分析和预测。布哈林对世界经济的现代特征进行了高度概括，指出世界经济是结构上高度的无政府状态，而世界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结果表现在两个事实上：一方面是世界性工业危机，另一方面是战争。布哈林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消除了自由竞争、以资本主义的垄断代替竞争就能够消灭工业危机”的理论，认为只要世界经济的无政府状态的结果依然存在，危机也将依然存在。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的竞争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不仅保存了下来，而且通过在世界经济范围内自身的再生产而深化了。布哈林对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本质进行了分析，认为资本主义的全部发展过程，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在愈来愈扩大的基础上继续不断的再生产过程。并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有计划地组织经济活动才能克服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世界经济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各种矛盾，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已经明显地暴露出来。生产力的增长与分配的对抗形式相冲突，与资本主义生产各部分之间的不均衡相冲突，因此造成了资本的扩张。另一方面，社会化的劳动与私有的企业资本的组织相矛盾。其表现是之间的竞争。社会机制各部分没有均衡、没有协调的发展，比任何时候都更严重，因此发生深重的危机和急剧的变化”［1］64。“至于世界经济的未来，只要它还是资本主义经济，就不会克服它内在的不适应性。相反，它将在愈来愈大规模的基础上继续再生产这种不适应性。这些矛盾将在社会有机体的另一种生产结构中，通过社会主义有计划地组织经济活动，得到真正的解决。”［1］113布哈林关于危机的观点，是以当时的经济条件为依据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新兴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德国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都得到迅速发展，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和法国也体现出与战前不同的特性，得到新的发展。但布哈林认为，资本主义危机并未消失，虽然危机的形式有所不同，但资本主义总危机仍在继续，而且在发展。直接的革命形式已经转移到东方和整个殖民地区，美国与力图摆脱美国霸权的欧洲之间所谓不平衡现象，都意味着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结构变化。资本主义国家国内市场的缩小，殖民地的凋敝和赤贫化也以另一种方式提出了生产与消费相互关系的问题。“资本主义自身的一切经常不断的矛盾的发展：争夺市场、生产机构的发展超过购买力的增长以及其他我们所熟知的矛盾。这就意味着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矛盾正在尖锐化。”［3］377而这些变化必然会千百倍地加剧资本主义体系的一切矛盾，而最终导致资本主义体系的灭亡。
三、丰富的经济全球化思想
经济全球化下的世界经济关系是一个历史范畴，经济全球化的本质蕴含在资本主义扩张的历史进程中。布哈林关于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的理论体系对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形成过程中资本“国际化”和“民族化”两种趋势进行了分析，从整体上概括出帝国主义的全球特征和发展趋势，蕴含着丰富的全球化及其应对的思想。布哈林的全球化思想是对全球化理论的继承、丰富和发展。19世纪70年代以前，资本主义属于自由竞争阶段，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伴随着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的过渡，社会经济关系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经济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布哈林并未明确提出经济全球化的概念，但提出了“资本国际化”这一与经济全球化相对应的概念，他对“资本国际化”发展过程的分析实质就是对全球化进程的分析，对帝国主义体系基本特征的全面揭示，也从整体上概括出了帝国主义的全球特征。布哈林指出，国际经济联系的发展，促进了世界范围的生产关系体系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发展；科学技术取得的巨大进步，使得世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得到空前的提高；交通运输业取得巨大发展，几个大洲的经济有机体的结合成为可能，从而使世界商品流通以惊人的速度扩张起来；电话网同运输工具一样，以飞快的速度发展着，使商品价格和股票、债券价格的国际均等化得以依靠电讯完成。国际商品流通促进世界市场的形成，表现为国际贸易的蓬勃发展和世界市场的范围持续扩大，国际人口移动形成世界劳动力市场，实现了世界经济范围内的劳动力再分配。劳动力的移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极，与此相对的另一极是资本的移动。以资本输出为主要形式的国际资本移动是促使经济生活国际化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也是促使世界资本主义成长起来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世界经济的发展，不仅使各国的生产关系进一步紧密结合起来，而且产生新的经济组织———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中从未有过的新的经济组织。世界经济领域里资本主义发展的集中倾向更明显地表现出采用组织垄断性企业的办法，以限制自由竞争趋势。通过交换过程，存在着经常性的市场联系，整个世界的社会劳动划分在各个国家中，各国的劳动通过国际范围的交换而成为全世界社会劳动的一个部分，成为受一定规律支配的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种过程。由于交换而形成的各国相互依赖的关系，也成为社会继续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每个资本主义国家都囊括在世界经济体系之中，成为世界经济的构成部分，使直到目前还是“民族的”和经济上隔绝的地区彼此接近，并且为新的、更高的、非资本主义形态的世界生产建立愈益扩大的基础。因此，“‘国民经济有机体’早以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单位，恰恰相反，它们只是一个广阔得多的领域，即世界经济的一个构成部分。”［1］1布哈林所描述的这一形式极其复杂的过程，便是经济生活国际化的过程，是使地理上隔离的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彼此进一步接近的过程，也是资本主义关系均等化的过程。但是经济生活的国际化，决不等同于资本家利益的国际化。经济生活的国际化会加剧，而且正在加剧各“民族的”资产阶级集团之间的利害冲突，使这个冲突极度尖锐起来。国际商品交换关系的扩展，不能增进各交换集团间的“团结”，与之俱来的是日益发展的各交换集团间的极其激烈的竞争，是生死攸关的大搏斗。资本家利益的国际化只不过是表现经济生活国际化的一个方面，它的另一个方面是资本家利益的民族化过程。“这个过程最明显地表现出在世界经济领域里资本主义竞争的无政府状态。它造成最剧烈的震荡和最深重的灾难，造成人类精力的极大浪费。”［4］41布哈林从资本主义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矛盾发展过程入手，比较透彻地分析了经济全球化和与之相伴的资本利益民族化进程，深刻分析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
四、布哈林世界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
布哈林世界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和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布哈林在考察世界经济时都强调其资本主义的特性，将资本主义与世界经济历史地统一起来，从一个更加明确的分析框架来观察世界经济和国际体系的静态结构和动态进程。将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对象“从国家限定的经济空间转移到世界经济的空间”。市场不再被视为局限于每一民族国家内部的独立经济空间，世界经济也不再被理解为连接独立国家经济空间的国家间经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统治着全世界，并且用牢固的经济联系把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各个部分连结在一起。在我们这个时代，世界经济是社会经济的具体表现。世界经济是一个现实地存在的统一体。”［4］2布哈林从世界经济的形成来论述资本主义新的发展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把对资本主义的分析，置于“世界经济”的宏观背景中的研究方法，是我们分析和认识世界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科学方法。
篇8
4月5日，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首脑在柏林与默克尔总理会面，并联合新闻，指出全球经济再次受挫，新兴市场经济不景气，初级产品价格大跌，金融市场继续动荡，世界各地的地缘政治危机居高不下，呼吁经济大国采取紧急措施，促进全球经济尽快恢复增长活力。
地缘政治一词日渐成为当今世界讨论世界政治经济议题不可避免的术语。何谓地缘政治？通俗地说，就是从地理区位上拉帮结伙，包围竞争对手，挤压其生存空间。在中国很少使用地缘政治一词，因为中国坚守永不称霸，不参加军事同盟，主张和谐世界，互利共赢。中国深信和世界各国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衰俱衰。
过去30年的现实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个真理。融入世界不仅使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也为抵御全球经济危机和实现全球可持续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成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引领一大批国家加入多边贸易体系，充分发挥贸易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促成了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全球供应链迅速发展，为更多的国家提供了机会，分享全球贸易扩张带来的发展机遇。应该指出的是，全球价值链到目前为止基本上是由工业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所主导，它们是最大的受益者，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发达国家都是天大的利好。但令人费解的是，发达国家有些人却把近十年来发生的两场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所产生的破坏性影响归咎于世界经济全球化。频繁的金融危机暴露了国际金融货币制度存在弊端，需要进行重大变革以适应全球经济格局变化，而中国成为了西方国家攻击的主要目标之一，“中国”等谰言不胫而走。
在笔者看来，这些危言耸听的蛊惑言辞都是地缘政治推动者刻意编造的，将极大地危害全球经济健康发展。其实，西方不乏有远见卓识，着眼全球经济大局的学者。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4月22日刊登梅丽登・瓦拉尔署名文章《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不能只靠中国》。他指出，现在人们把这个典故的逻辑颠倒过来，企图暗喻中国在挑起不可避免的战争。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典故说的是，强大的雅典帝国推行帝国主义政策，使正在崛起的斯巴达国感到恐惧，雅典帝国实力的继续增长使得战争不可避免，最后导致雅典帝国的衰亡。瓦拉尔的结论是，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不能单靠中国，而要双方都尽到自己的责任。多数人误以为“修昔底德陷阱”是经济理论，是任何国家不能回避的经济发展阶段。瓦文解开了这个秘密，它不是个经济理论概念，而是现代人把历史学家讲的历史事实演绎为地缘政治战略概念，用以作为打击竞争对手的借口。
在全球经济不容乐观的情形下，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应该摒弃地缘政治、中国，将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全球经济尽早恢复增长提上重要议事日程，这样世界经济才能全面复苏。
篇9
一、经济全球化的概念
经济全球化的概念,至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一般说来,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各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融合。它是世界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其推动力是追求利润、取得竞争优势和谋求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趋势。随着全球范围内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各种生产要素跨国界的不断流动,使得世界各国经济联系越发紧密,成为一个相互依赖的统一整体。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深远而复杂的,在提高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效率,推动世界经济的总体增长,促进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的进一步大发展的同时,经济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带来了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总起来说,经济全球化的特征主要有:(1)生产国际化。(2)贸易自由化。(3)金融全球化。
二、经济全球化的本质
生产力的发展和不断深化的国际分工,在客观上要求打破国家对资源配置的地域限制,要求对生产要素进行跨国家或地区集中生产自己具有或可以实现较大利益的商品,使生产要素配置更加合理,最终将增加产品总量和生产规模,使各国受益。各国在当代经济交往中,一直在追求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趋势,它标志着先进的生产方式,是未来社会的经济基础。全球资源可以得到最有效、最合理的优化配置。全球范围内有效的分工协作可以产生新的巨大生产力,而且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从而可以开发最先进的产品,获得最经济的成本和最贴近的市场,从而具有最大的竞争力。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不仅是空间先进方式,而且开辟了人类更先进的生产方式的道路。它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化,主张在世界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的干预,充分发挥价格和利润在市场中的作用,建立一种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式,而全球经济通过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使各种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从而实现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最优配置。
三、经济全球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1.经济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近十几年来,全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及其矛盾运动,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多方面质变。整个世界的经济技术水平大大提高,创造的物质财富大大增多。但是,收益分配的不公在加剧,可持续发展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加剧。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比较复杂,但它们的市场经济模式不同,因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在加剧。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加剧引发了一股又一股的反全球化运动。这对于改善贫富差距扩大的不合理、不公平状况有一定促进作用。但要真正改变世界范围内的分配不公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主要应靠发展中国家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制定和实施科学合理的战略和策略,促进自身经济的发展。
篇10
推动“全球化”进程的，从面上看起来是经济活动的作用；但就其根本却是科技进步。“全球化”作为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的“世界化”，其实是在互联网建立后才真正确立的，这种“世界化”程度的提升也是互联网不断创新、发展的产物。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的“网络化生存”就是“全球化进程”的当下写照。因此，正视“全球化进程”就意味着必须正视科技进步对人类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和深刻影响。
篇11
威尔逊：我们的动机是给未来数十年世界经济的发展勾画一个轮廓。在考虑这些问题时，我们发现，主要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崛起和经济力量向它们的转移，很可能成为世界经济变化的主要因素。我们从以前的研究中选择了4个主要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我们认为这4国在全球政策制定中应当获得更大的发言权，因为只有通过它们才能理解经济重心如何从发达国家转移。我们发现，上述4国在过去几年中已成为投资者日益关注的目标。
记者：你们提出的“BRICs”受到了学术界和媒体的关注和热烈讨论，也出现了许多反馈。您如何看这些反馈，人们同意还是不同意你们的提法？
威尔逊：我们发现许多人赞同这个概念，BRICs国家日益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学术界的反应不一，有人认为我们过于乐观，但也有人认为我们的展望过于保守。许多人对于BRICs国家实现我们描述的“梦想”需要具备的条件看法不一，也有人对这一梦想的实现是否对世界有利持不同看法。当然，围绕着这些观点产生了许多不确定性，尽管我们一般倾向于乐观一方的观点，但我们的目的却是要引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而不仅仅是提出一种观点。
记者：您对BRICs概念有进一步的发展吗？如何看2004年BRICs国家的经济表现？您是否认为它们现在的情况与你们当年的预期一致？
威尔逊：我们在最近的研究中发展了BRICs概念，我们试图进一步认识BRICs国家的发展对三个市场的影响：对油市、车市和对股市的影响。同时，我们也更详细分析了我们设计的预期对BRICs国家中产阶级的影响、对全球增长前景的影响。这些国家2004年的经济表现相当好，2005年看上去也会更好。实际上，这些国家目前的经济增长比我们当初预期得更快。
发展模式和障碍
记者：您认为这些国家发展模式的优劣何在？
威尔逊：在BRICs中，每个国家都有机会成为地区和全球经济大国，但就经济发展模式来说，每个国家又都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中国的崛起说明了开放贸易和投资的重要性；俄罗斯的增长证明了资源的重要性，但资源既可以成为优势，也可转变为劣势；巴西的增长更依赖外资流入，这也使它经常受到危机的冲击；印度发达的高等教育、廉价的劳动力、信息技术优势弥补了基础设施落后和经济相对封闭等不足之处。
记者：BRICs国家的未来发展将会面临哪些障碍？您认为它们应如何克服这些障碍？
威尔逊：中国近期主要问题是如何通过金融体系提高资本分配效率，如何应对经济迅速增长带来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印度的困难是如何解决中等教育和基础设施落后问题，同时要保证政策的有力和连续；巴西需要解决境外和公共债务不断增长的问题；俄罗斯制度的稳定和过分依赖资源的增长模式是一个严重问题。
记者：BRICs国家的经济发展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能源的主要提供和消费者。您认为它们的发展将对全球能源市场造成压力吗？它们如何突破能源“瓶颈”？
威尔逊：在最近的一项报告中，我们特别谈到了这个问题。我们认为，BRICs国家的发展，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的发展，将使全球原油年需求增长比我们过去20年估计的高出2―2.
5个百分点。最大的压力可能来自未来10年，这对BRICs和世界其他国家来说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从短期看，可能造成国际能源价格居高不下。这一“瓶颈”有两个解决方式，第一是增加能源生产，第二是寻找石油的替代品或在生产和消费中采取节能措施。
与G7共处是可能的
记者：您认为BRICs国家能够与G7共处吗？
威尔逊：BRICs国家与G7之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当BRICs国家变得更加重要后，它们会在政治上进行角逐。我们认为，从总体上看，BRICs崛起对全世界都有利，它们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而G7经济发展主要将取决于各自的政策。G7需要承认BRICs国家正在增长的经济实力、需要更多发言权的要求。BRICs与G7共处是可能的。
记者：在高盛的报告中，你们为何只选择了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4个国家？难道没有其他国家吗？你们选择的标准是什么？
篇12
新兴经济体面临的挑战与其说类似于东亚金融危机，不如说是经济增长的回潮，有些国家将从增长的螺旋上甩出来，而少数国家有望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新兴经济体分化正在进行中。
谁是新兴经济体
新兴经济体一开始被称作新兴市场国家，是一个投资的概念，一些大型投资公司将具有投资前景的国家列为新兴市场国家，这并不是一个经济增长或者发展的概念，而是关乎投资与收益的概念，很多国家刚刚进入全球市场，资产升值的空间要远远大于成熟市场经济体。冷战结束之后，有30多亿人加入了市场经济体系之中，进而带来新一波经济增长的浪潮，新兴市场国家也就从投资概念变成经济增长的概念。
进入21世纪，新兴经济体集体发力，除了中国、印度等大的发展中国家之外，非洲、南美等地区也进入高速增长的轨道，年增长率超过5%的国家将近100个，远远超过成熟的欧美经济体的增速。这一轮增长并没有因为华尔街金融风暴而中断，相反，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发达经济体，世界经济中心转移的说法也就变得流行起来。甚至很多人乐观地估计，新兴经济体正在与发达经济体“脱钩”，所谓的脱钩就是新兴经济体有了独立自主增长的能力与空间，这也是对二战结束以来发展中国家长期的依附性增长的修正。经济快速增长期间容易滋生一些不切实际的乐观情绪，而这些乐观情绪让人们忽视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风险，一旦风向大转，增长势头逆转，由乐观骤然进入悲观，企业或者政府会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
2013年5月底，时任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释放信号要改变美联储第三轮量化宽松，此消息一出，印度、印尼、土耳其、巴西、俄罗斯等一大批新兴经济体国家货币一改升值势头，调头贬值。为了维持本币币值，新兴经济体一方面不愿调高基准利率，另一方面卖出美元资产，买入本币资产。
美联储主席的一句话改变了全球的资金流向，新兴经济体在2013年6月集体面临“钱荒”的危机，之前人们津津乐道的“脱钩论”显得过于乐观和没有根据。美国以及美元依然是全球金融市场的核心枢纽，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危机中的快速增长有赖于廉价美元的供给，宽松的信贷环境让企业和政府大量举债，因此，新兴经济体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债务基础之上的。当信贷环境和利率水平发生变化，债务经济就会难以为继，尤其是以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为代表的国际“基准利率”不断上升之后，全球会自动出现避险情绪，经济增长基础不牢固的国家将面临资本外逃的挑战。
美联储从2014年开始减少购债规模，新任美联储主席耶伦萧规曹随，坚持缩减购债的政策不变，她并不认为新兴经济体的波动会影响美国经济复苏。可以预见，2014年新兴经济体将过紧紧巴巴的日子，经济增速下滑也是难免的，新兴经济体集体飘红的日子已经不存在了。当潮水退去之后，裸泳者才会暴露在世人面前，而新兴经济体也会出现结构性的分化，外汇储备不足、举债过多、经济结构单一的国家将面临着危机的压力，从货币贬值延伸到贸易，直至实体经济领域，最终可能会引起社会与政治的动荡。
新兴经济体作为一个高歌猛进的标签已经慢慢褪色了，金砖四国的发明者吉姆・奥尼尔又提出一个新的概念“薄荷四国”（MINT），即墨西哥、印尼、尼日利亚和土耳其。从“金砖四国”到“薄荷四国”，经济增长的引领者只是少数国家，涵括几十个国家的新兴经济体本身就没有同质性，除了经济增速较快之外，共同点太少。这与发达经济体有很大不同，发达经济体的数量比较少，经济增长水平都比较高，在社会发展程度上也有很大的共同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预测报告认为，2014年世界经济增长将回归常态。何谓常态？就是经济增长由美国、欧洲及其他高收入国家来牵引，全球化的动力从新兴经济体转向发达经济体。2013年美国、日本、英国的对外出口都有较大幅度增加，发达经济体将再次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牵引动力。从另一方面说，常态意味着危机时代的终结，新兴经济体作为一个群体将在危机的考验下出现结构性分化，也许未来几年人们会逐渐淡忘新兴经济体这个概念，或者会赋予它新的含义。
经济增长波浪
新兴经济体面临的种种问题与其归咎于美联储的政策调整，不如说是世界经济增长潮起潮落的自然反应。世界经济史上还没有出现过几十个国家集体崛起的现象，更引人关注的是很多国家经过一段时间经济增长之后重新跌落，拉美地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经济增长的奇迹并不可能偏离经济规律的轨道，反倒是很多奇迹都会遭遇泡沫破灭的窘境。
新兴经济体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高歌猛进，其实是21世以来新一轮经济增长波浪的延伸，在这一轮增长中，大宗商品出口国获得较长时间的增长，弱势美元政策使包括石油在内的大宗商品价格暴涨，直接拉动原料生产国的经济增长。而首要的需求方就是中国。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开启了长达十年的高速增长，同时中国也经历了一场工业化的，中国对煤炭、石油、铁矿石的需求拉动拉美、非洲、澳大利亚等原材料生产国家和地区的增长，从而形成世界经济中的“中国周期”。中国经济从两位数下滑到7.7%的速度，首度跌破8%，这对于原材料出口国的增长来说并不是什么好消息，加上美联储改变持续数年的货币扭曲政策，拉动新兴经济体增长的外部动力正在减弱，甚至逆转。
2013年下半年以来，新兴经济体的疲弱态势也代表着这一轮经济增长周期正处于下行状态，经济减速甚至经济衰退的危机正在叩响新兴经济体的大门。经济增长有起有落才是正常，经济低落期间正是改革与转型的良机，纵观世界的改革史，几乎所有的改革都源于压力倒逼。而经济周期的形成与产业变革息息相关，抓住世界产业变革契机的国家和公司就能立于潮头之上，成为新的引领者。
新兴经济体的高速增长既有赖于外部动力的牵引，也有内部工业化的驱动，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多数新兴经济体都没有越过中等收入阶段，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潜力巨大。但新兴经济体同样也面临着后发劣势，处于赶超状态意味着无法获得技术领先优势，而任何产业在初创阶段都会存在巨大的垄断租金，等到技术大规模扩散之后，利润水平自然会下降。形象地说，创新型的公司出售的是创意与技术，而当这种技术被大规模的商品化之后，商品就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利润被摊薄，因此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市场网络中处于下游状态。而随着生产的分解与服务业的转型，无论国家还是公司都需要在价值网络中寻求最佳的位置，维持创新的能力，显然，新兴经济体在这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劣势。
正因为新兴经济体无力定义和规范未来产业发展的潮流，就更容易受到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而几十亿人加入全球市场网络之中，供需失衡的结构性矛盾严重，产能过剩是通病，尤其是一些老旧厚重的产业更是如此。真正具有超额利润的产业集中于发达经济体，比如苹果手机，在最开始几年获得了巨额利润，随着三星以及中国手机厂商的跟进，苹果的超额利润被挤压，但后来者也只是依靠低价战略赢得了一席之地而已。
全球化已经打破了政治与经济的界限、国内与国际的区隔，国家的竞争最终要分解为企业之间的竞争，具有创新产业集群的国家自然就成为创新型国家。而如何打造一个国家的竞争力需要政府与企业不断对话，识别出新的具有发展前景的行业。一个亲市场的政府是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要素，而很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却不拥有这样的政府，一旦经济增长下滑，失业率增加，社会震荡，进而引发政局不稳定，政府的产业政策无法一以贯之地执行下去。毋宁说，政府被利益集团或者大众绑架，一些无效的补贴不仅牺牲了本国的财政资源，还制造了通货膨胀，牺牲了市场效率。
经济增长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而处于高速增长的社会或者国家往往会习以为常，形成较高的增长预期，恰恰是在过于乐观之中丧失了创新的机会，当一个新时代来临之后，增长周期遽然终结。大宗商品周期正在终结，与其追忆过去的美好时代，不如尽快融入到一个创新时代。
中国例外？
当人们论述新兴经济体的危机的时候，似乎需要加上一句限定语“除中国之外”。在24个主要国家货币中，除了人民币之外，其余兑美元都处于贬值之中，有些国家还出现暴跌的状态。人民币已经逼近破6的关口，预计2014年破6将是大概率的事件。从货币来说，人民币确实例外了，这是否说明中国经济可以继续一枝独秀呢？
篇13
生产力的发展和不断深化的国际分工,在客观上要求打破国家对资源配置的地域限制,要求对生产要素进行跨国家或地区集中生产自己具有或可以实现较大利益的商品,使生产要素配置更加合理,最终将增加产品总量和生产规模,使各国受益。各国在当代经济交往中,一直在追求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趋势,它标志着先进的生产方式,是未来社会的经济基础。全球资源可以得到最有效、最合理的优化配置。全球范围内有效的分工协作可以产生新的巨大生产力,而且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从而可以开发最先进的产品,获得最经济的成本和最贴近的市场,从而具有最大的竞争力。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不仅是空间先进方式,而且开辟了人类更先进的生产方式的道路。它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化,主张在世界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的干预,充分发挥价格和利润在市场中的作用,建立一种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式,而全球经济通过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使各种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从而实现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最优配置。
三、经济全球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1.经济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近十几年来,全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及其矛盾运动,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多方面质变。整个世界的经济技术水平大大提高,创造的物质财富大大增多。但是,收益分配的不公在加剧,可持续发展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加剧。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比较复杂,但它们的市场经济模式不同,因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在加剧。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加剧引发了一股又一股的反全球化运动。这对于改善贫富差距扩大的不合理、不公平状况有一定促进作用。但要真正改变世界范围内的分配不公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主要应靠发展中国家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制定和实施科学合理的战略和策略,促进自身经济的发展。
2.推动了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进程,并为世界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全球化和区域化都从不同领域和范围推动了上一世纪已经兴起的科技革命进程、全球范围的电子信息技术应用和区域安排内的科技开发分工。具体表现有三个方面,一是信息技术产业在世界高新技术发展中已成为关键。二是全球化和区域化安排实现了高新技术从发达国家向全世界的扩散和转移。三是以信息技术、生命科学和材料科学为主的新技术将逐步与传统工农业结合,形成新的产业增长周期。
3.对世界经济秩序产生深刻的影响。各国、各地区间经济存在巨大差异的现实状况使全球化的进程只能是次优安排附加一系列例外。区域化方式虽然基本上解决了体制内的最优安排,但由于它严格的排它特征,使之与非成员之间又形成了新的贸易与投资壁垒。但从总体上和发展进程上,经济区域化恰恰是经济全球化的阶段性补充,而且在结果上,区域化最终将促进全球化,已有的区域化实践已经证明,区域化关税壁垒与非关税壁垒的逐步消除,扩大了成员间的贸易,其进一步的结果是随着相互间市场的开放,资本、技术、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实现了利润最大化和最优效率,促进了经济增长。而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必然增加对区域外产品和生产的需求,到这时,区域内经济就需要跨越区域界限与区域外经济交流,或者是扩大区域化的范围以实现经济进一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