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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国贸易的进出口负增长已经持续几个月了，9月衰退式贸易顺差扩大到603.4亿美元，为历史上第二高。按人民币计价，当月贸易顺差为3，762亿元人民币，创历史新纪录。
有分析指出，9月份中国进口跌幅扩大，并连续第11个月出现负增长，为2008年国际金融海啸以来持续最长的跌浪，显示中国内需疲弱，经济还在下行。
其实，对于这些进出口数据，市场不要对此太敏感。因为，就当前全球的经济形势来说，进出口贸易数据下降十分正常，不仅中国是这样，国际上其他国家也是如此。
全球经济疲软，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要增长快是不可能的。更何况中国的出口形势已经开始好转，应该是可喜的成绩。
最为重要的是，中国的进口之所以会出现持续11个月的负增长，而且这种负增长越来越大，这不仅在于中国的外部需求减弱，或中国内需比以往要少，更在于全球大宗商品的价格快速下跌。以同比计算，哪一项大宗商品的价格不是大幅下跌。
比如石油的价格、矿产品的价格。当这些大宗商品的价格大幅下跌时，即使是进口量增加，进口额大幅下跌也十分正常。比如，石油的价格同比下跌幅度那样大，中国进口额岂能不降低？
如果说，由于大宗商品的价格大幅下跌而导致中国进口额下降，这对中国来说是好事，可以用更少的钱购买更多的东西。何乐而不为？市场根本上就不用想到中国对这些产品的内需在减少。
况且，早几年中国经济过度增长，导致对外部产品的过度需求并由此引起中国不少产品的产能过剩，目前中国经济调整，对这些产品的需求减少也是正常。比如对矿山资源产品就是如此。
还有，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战略的转型，早就从以往对外部的经济过度依赖逐渐转向为内在需求的扩张上，从早几年开始，中国GDP的增长已经开始转移到内需上。
如果说，这个目标真的在逐渐实现，这不仅会导致中国经济对外部需求的减弱，也是中国经济真正走出困境的正解。
如果说，中国经济真的走上这条路并导致当前中国进出口贸易增长放缓，市场对这些数据就不用太敏感了。
还有，8月份人民币的贬值，尽管对中国的出口起到作用不会想象的那样大，但肯定会有积极的影响，第三季度出口跌幅在收缩，有此因素。
当前更为重要的是今年以来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的经济增长之政策，估计会在第四季度显现出来，因此中国内外需求都可能在这过程增加与扩张。
篇2
一、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和世界各国贸易往来越来越多。不仅出口在迅猛增长，进口也是在逐年增加。2004年进口贸易总额5612亿美元，2006年7914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进口产品种类和进口来源国数量也在不断增加。《海关进出口数据库》显示，2004年中国进口产品种类6994种，2006年7114种；2004年中国从2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2006年这一数量增加到216个国家和地区。从总量上看，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关系是持续稳定增长；从微观层面上看，公司是贸易关系的承载者，基于公司层面的考察，或许可以从更深层次揭示国际贸易关系。当我们将考察视角定位在公司层面上，即一个公司从某个国家进口某种产品被视为一个特定的贸易关系时，发现中国2000年有166万对进口贸易关系，2001年183万对，2002年199万对。表面上看，中国外贸公司似乎与各伙伴之间的进口贸易关系是持续、稳定、长期的，在新的贸易关系产生的同时，旧有的贸易关系也在继续。但在作进一步分析后发现，情况完全相反，中国公司与各国之间的进口贸易关系是不断变化、不断调整的，旧有的贸易关系不断结束，新的贸易关系不断产生。在2000年的166万对进口贸易关系中，只有68万对贸易关系持续到了2001年，大约60%的贸易关系没有持续到第二年。2002年，仅有38万对贸易关系（占22.8%）还存在。只有10万对贸易关系（占6%）持续时间超过7年。究竟是什么因素在影响着贸易关系呢，他们又是如何影响的呢？
在传统的国际贸易模型中，人们经常忽视了贸易关系持续时间问题。一些理论模型总是倾向于假定贸易模式是静态的和稳定的，在这些模型中，他们认为贸易关系一旦确立就会持续到永远。例如俄林的要素供给比例理论认为，贸易是基于两国间要素禀赋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说只要这种要素禀赋差异在两国中存在，这种贸易关系就会保持下去。尽管有另一些模型涉及到贸易的动态关系，但也很少讨论出口市场的退出问题，这些模型更多的是考虑新的出口商的进入，而对于已经存在的贸易关系会怎么样，则没有进行分析[2-5]。
除了利用理论模型来考察国际贸易关系之外，学者也利用数据进行了不少实证分析。如利用生存分析方法分析了美国的进口贸易关系及其持续时间以及德国的进口贸易关系[6，7]。
以下将根据2000～2006年《海关进出口数据库》的进口贸易数据，运用K-M曲线以及Cox比例风险模型，考察贸易关系的持续时间。同时，与Besedes & Prusa（2006）关于美国的进口贸易关系持续时间的相关研究不同，这里考察的视角定位在公司层面的贸易上，以能够更为细致地描述和揭示中国的对外贸易关系的持续时间问题。
二、 数据、模型和变量选择
（一）数据的说明及其描述性统计分析
《海关进出口数据库》（2000～2006年）包括出口和进口贸易数据，这里使用的是进口贸易数据，该数据库的产品分类标准为8位国际HS编码，逐月统计了中国进口贸易公司从各个国家进口的各种产品的金额、数量、价格等信息。为分析方便，以及借鉴同类文献的做法，本文使用经过整理后的年度数据，即只要以年为单位发生了一次或以上的贸易，都认定贸易关系持续，否则认为贸易关系中断①。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该数据可能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存在删失数据（censor data）。因为考察期间是2000～2006年，共7年（表1表明，贸易关系持续时间超过7年的仅占5.12%，绝大部分不超过7年，所以，7年样本数据可以说明问题），有些贸易关系一直持续到2006年，但我们却不能观测到2006年之后的状态，因而存在删失数据问题；二是Multiple spells问题②。它涉及到进口贸易关系中断后又再产生的问题。为了简化问题，同时又与Besedes & Prusa（2006），Nitsch（2009）的处理方法保持一致，将中断后再产生的贸易关系视为新的贸易关系。
表1描述了进口贸易关系数量及比例。我们发现在所观测到的1 967 613对进口贸易关系中，有1 191 671（60.56%）对贸易关系只持续了1年；有100 757（5.12%）对贸易关系持续了7年以上。删失数据（censor data）有209 523对贸易关系，占到整个贸易关系的10.65%。存在Multiple spells问题的贸易关系（即贸易开始年份不是2000年）306 064对，占整个贸易关系的15.56%。
四、结论
以上使用“公司-产品”层面数据考察了中国进口贸易关系持续时间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发现：中国公司与各贸易伙伴之间的进口贸易关系持续时间短，大部分（80%）贸易关系仅能持续1～2年，很少（5%）的贸易关系能持续超过7年。这表明从“公司-产品”层面看，中国进口贸易关系是动态调整的：大量贸易关系结束的同时，不断产生新的贸易关系。进一步使用KM图形方法和COX比例风险模型实证分析发现：语言与贸易关系持续时间正相关，当贸易双方语言相同时，贸易关系结束可能性小，贸易关系持续时间长；初始交易额、产品交易额、GDP和人均GDP等四个因素与贸易关系持续时间正相关，其数值越大，贸易关系结束可能性越小，贸易关系持续时间越长；距离因素与贸易关系持续时间负相关，贸易伙伴距离越远，贸易关系结束可能性越大，贸易关系持续时间越短。
注释：
①
例如：从2001～2005年A公司都从B国进口第C种产品，但2006年A公司没从B国进口第C种产品，那么该贸易持续时间为5年。
②例如，从2001～2003年A公司都从B国进口第C种产品，2004年A公司没有从B国进口第C种产品，但在2005年A公司又开始从B国进口第C种产品。
参考文献：
[1]Besedes， T.Prusa， T.J.Ins， outs， and the duration of trade [J]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LVIII（39），2006，（3）：266-295.
[2]Evenett，Simon J.，Venables， Anthony.Export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market entry and bilateral trade flows[OL].http：//.2002.
[3]Baldwin， R.， & Krugman， P.Persistent trade effects of large exchange rate shocks[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LVIII （104）， 1989，（3）：635-654.
[4]Rauch J E.Business and social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LVIII（39），2001，（3）1177-1203.
篇3
2095-3283（2013）03-0018-03
作者简介：郜志雄（1967-），男，宁波工程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跨国公司与外国直接投资；郭（1970-），男，宁波工程学院理学院，博士，研究方向：国际金融与投资；李秀娥（1983-），女，山东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博士候选人，英国利兹大学访问学生，研究方向：跨国公司与外国直接投资。
基金项目：宁波工程学院校级科研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9年度重大项目（2009JJD7900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前言
自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逐年提高，1993年仅为71%，2011年达到565%，这意味着中国一半以上的石油消费量来自国外。获取海外原油需要国家进行能源外交，需凭借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来实现，但原油获取的根本渠道和最终实现形式是对产油国的直接投资或与产油国实现双边或多边经贸合作。“十二五”期间，中国海外投资的实际功效不仅要讲企业的实际经营效益，还要把进口中国所需资源和扩大中国海外市场作为战略目标（裴长洪，2011）。为了研究近年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以及双边贸易对中国原油进口量产生的影响，本文选取2003―2010年中国对24个主要进口原油来源国的OFDI流量、OFDI存量、进出口贸易联系和原油进口量作为研究变量，实证检验中国OFDI、进出口贸易对原油进口的影响。首先，计算中国与这24个国家的货物进口贸易结合度、出口贸易结合度，并检验各变量的平稳性。其次，运用面板数据的变截距模型和变系数模型，分析FDI存量、贸易结合度对原油进口量的静态影响以及FDI流量、贸易结合度对原油进口量的静态影响；其后，建立VAR模型，检验FDI流量、FDI存量、贸易结合度和原油进口量的滞后期对当期原油进口量的动态影响。
二、数据来源与双边贸易结合度的计算
1数据来源
2003―2010年中国原油进口量（JK）的数据来自《国际石油经济》。中国在24个主要原油进口国的FDI流量（Flow）和FDI存量（Stock）的数据来自商务部、统计局和外汇管理局联合的《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1）。2003―2008年中国与24国的双边贸易额数据来自IMF主编的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Yearbook（2005―2009）；2009年和2010年的数据来自《国际贸易》（其中伊拉克的数据来自UN comtrade；其他数据来自WTO数据库）。
对上述的原油进口量、FDI流量和FDI存量取对数，即这3个变量为Lflow、Lstock和Ljk。
2进口、出口贸易结合度的计算
本文选取贸易结合度指数表示中国与24个原油进口国之间的贸易联系。贸易结合度指数最早是由经济学家布朗提出，后经小岛清、德拉斯戴尔和山泽逸平等学者完善，它是指一经济体对某一个贸易伙伴的出口（进口）占该经济体出口（进口）总额的比重与该贸易伙伴进口（出口）总额占世界进口（出口）总额的比重之比，该比值反映了两经济体贸易相互依存的程度。贸易结合度以1为平均值，数值越大，两经济体的贸易联系越紧密；数值越小则贸易联系越松散。
按照贸易结合度的计算公式，可计算出中国对24个主要进口原油来源国的货物出口结合度（ETCD）和进口结合度（ITCD）。
三、中国OFDI、双边贸易对原油进口量影响的实证分析
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时间序列或面板数据的平稳性通常通过单位根检验来判断。对于面板数据单位根的检验，Levin and Lin（1993）、Im et al（1997）和 Breitung（2000）分别提出LLC 法、IPS法和Breitung 法，Maddala and Wu（1999）提出了ADF-Fisher和PP-Fisher法。LLC 、Breitung的原假设是各截面序列具有一个相同的单位根，IPS、ADF和PP检验的原假设是假定各截面序列具有不同的单位根过程。本文采用LLC、IPS、Breintung、ADF-Fisher 和PP-Fisher 5种方法对面板数据的单位根进行检验，当检验结果不一致时，若前两种检验、后三种检验结果中各有一个拒绝原假设，本文即认为被检验序列为平稳序列。据此，运用Eviews60软件检验，可以判定：在5%的显著水平下，Lstock、Lflow、Ljk、ETCD和ITCD都是平稳序列（见表1）。
2FDI存量、双边贸易关系对进口量的静态影响
把Lstock、ETCD、ITCD作为自变量，Ljk为因变量，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检验中国OFDI存量、货物进口结合度和货物出口结合度对原油进口量的影响。利用Eviews60对上述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回归结果拒绝原假设，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包括变截距模型和变系数模型。通过变截距模型全面分析FDI存量、ETCD、ITCD对原油进口量的影响情况，运用变系数模型来讨论国别之间影响的差异。
变截距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在1%显著水平下，中国的OFDI存量对原油进口量的影响效果显著；10%显著水平下，出口贸易紧密程度与原油进口量是负相关，影响显著；进口贸易结合度的影响则不显著（见表2）。
变系数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在1%显著水平下，中国在哈萨克斯坦、巴西和马来西亚的FDI存量对原油进口量的影响显著，中国与利比亚、伊拉克、澳大利亚和尼日利亚出口贸易联系对原油进口量的影响显著，中国与科威特和马来西亚进口贸易联系对原油进口有显著影响；在5%显著水平下，中国在澳大利亚、阿尔及利亚的FDI存量对原油进口量的影响显著，中国与巴西、马来西亚出口贸易联系对原油进口量的影响显著，中国与阿尔及利亚进口贸易联系对原油进口量有显著影响；在10%显著水平下，中国在安哥拉、委内瑞拉、尼日利亚的FDI存量对原油进口量的影响也非常显著，中国与越南的出口贸易联系对原油进口量有显著影响，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进口贸易联系对原油进口有显著影响，在其余国家的FDI存量对原油进口的影响不显著。其中，在马来西亚与尼日利亚的FDI存量与原油进口量之间呈负相关，巴西、利比亚、澳大利亚的出口贸易联系与原油进口量之间显著负相关（见表3）。
对上述变截距模型和变系数模型的回归残差进行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残差序列是平稳数列，回归中不存在“伪回归”现象（见表3）。
3FDI流量、双边贸易关系对原油进口量的静态影响
以原油进口量为因变量，FDI流量、出口结合度和进口结合度为解释变量分别建立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和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的检验结果表明，在1%、5%的显著水平下，FDI流量、出口贸易联系对原油进口量有显著影响，但出口贸易联系与进口量之间负相关（见表4）。
变系数模型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5%显著水平下，在哈萨克斯坦和巴西的FDI流量对原油进口量的影响显著，中国与利比亚和澳大利亚的出口贸易联系对原油进口量有显著负向影响，中国与马来西亚、阿尔及利亚的进口贸易联系对原油进口量有显著影响；10%显著水平下，在越南的FDI流量对原油进口量呈负向关系，统计结果显著。回归后对残差进行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残差序列是平稳数列，回归中不存在“伪回归”。
4FDI流量、双边贸易关系对原油进口量的动态影响
分别以Ljk、Lflow、ETCD、ITCD和Ljk、Lstock、ETCD、ITCD为内生变量，建立两个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根据AIC准则，将模型的滞后阶数P确定为1。回归结果表明，原油进口量的滞后一期对当期原油进口量有正向影响且显著，FDI存量滞后一期、FDI流量的滞后一期对当期原油进口量有负向显著影响，而进口结合度和出口结合度的滞后期对当期原油进口量影响不显著。
四、结论与建议
从静态角度看，2003年以来，中国的OFDI、双边贸易联系对原油进口的影响作用存在明显差异。总体看，中国的OFDI流量和存量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原油的进口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国与进口原油来源国的出口贸易联系对原油进口没有明显促进作用，而进口贸易联系的影响不显著。就国别而言，中国OFDI、双边贸易联系对原油进口的影响效果不同，可分为七种：FDI流量与存量双促进作用（如哈萨克斯坦、巴西）、FDI存量促进作用（如安哥拉、委内瑞拉、澳大利亚和阿尔及利亚）、双边贸易促进作用（如马来西亚）、进口贸易促进作用（如阿尔及利亚）、贸易阻碍作用（如澳大利亚、利比亚）、贸易影响模糊（如哈萨克斯坦、伊拉克、科威特、尼日利亚和越南）和没有影响（其余国家）。从动态影响效果看，原油进口量主要是前期产生的，前期FDI存量与流量对原油进口没有促进作用，前期货物贸易联系的影响甚微。
基于FDI、双边贸易关系对原油进口量的不同影响效果，从投资角度来看，中国应进一步发挥FDI的促进作用，加大对原油生产国的投资以稳固原油进口量。据统计，2011年中国OFDI流量的627%流向中国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而流向苏丹的仅占12%。因此，中国需要通过发放优惠贷款等措施引导中国企业增大在产油国的投资，既可以促进中国原油的进口，也可把过剩的外汇储备转变为石油资源。从贸易角度而言，一要巩固与扩大原油的进口量，二是基于与产油国货物贸易的现状，调整国别间的贸易发展方式，逐步优化商品贸易结构。
[参考文献]
篇4
PTAs对果品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
1模型构建
引力模型最早是由Tinbergen(1962)和Poyhonen(1963)分别开发并应用，长久以来被用于对国际贸易的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其中一个主要用途是用来评估特惠贸易协定对国际贸易流量的影响，即测度“PTAs效应”（TristanKohl，2011）。Cheng&Wall（2005）归纳了引力模型的扩展过程，指出引力模型的标准形式为：（略）。Peter（2009，2010）年指出，两国建立PTAs关系的可能性会随着国家规模相似性和资本—劳动要素禀赋差异的增加而提高。基于贸易政策的内生性考虑，本文在PCS模型中加入关税、汇率、国家规模相似性以及资本—劳动要素禀赋差异变量，从国家规模、贸易冰山成本以及要素禀赋差异等方面扩展PCS模型，得到：（略）。为能够详细考察各国关税变动对我国果品进出口贸易的影响，需要对上述PCS模型进行调整，即在（3）式基础上进一步放松对关税的系数约束，构建一个关税变系数的扩展引力模型：（略）。由于式（5）是对PCS约束条件的放松，更贴近于现实，所以首先在理论上是合理的。根据以往经验研究，除距离（disij）、关税（Tijt）和汇率（RTt）变量系数预期为负值外，预计其余变量系数均为正值。
2研究对象及数据来源
选取2010年中国水果和坚果产品（HS分类中的08类）前49位贸易伙伴国作为研究对象国（地区），双边贸易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库（UNcomtrade）。2010年中国与前49位贸易对象之间的贸易额分别占中国果品贸易总额的97.90%和98.96%，因此这样的分析是比较切合实际的。各解释变量数据来源出处复杂，需进行简单介绍。（1）各国国内生产总值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库。个别缺失数据来自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缅甸GDP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缅甸联邦共和国大使馆的数据资料折算所得。（2）人口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3）研究涵盖现有的已经生效的9个自贸区协定，双边签订PTAs信息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际经贸关系司信息。资料出处为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在确定实施期时，对签订有早期收获计划的自贸区，规定实施期为早期收获计划开始日。（4）关税数据来源于WTO关税数据库，对于签订有PTAs的贸易伙伴国，将根据自贸区协定中的关税削减公式计算得到双边关税实施税率，并将所得税率与WTO关税数据库的税率做协调处理。假定2002年以来非PTAs成员国之间的关税保持不变。（5）disij是用微软必应地图测量得到两国家（地区）首都空中直线距离。（6）langij和bordij是虚拟变量，若贸易对象使用汉语（汉字）及与中国在陆地疆土上临界，则分别赋值为1，反正赋值为0①。
3实证结果与分析
由于研究时间区间为2002~2010年，进出口贸易对象分别有48个（缺少朝鲜贸易数据），横截面个数远大于时序个数，所以回归时允许不同的截面存在异方差，从而选择按截面加权的方式。估计方法采用面板校正标准误（PCSE）方法，运算工具为eviews6.0。
(1)果品出口模拟结果分析
表3显示了果品出口贸易的模拟结果。从模拟结果可见，调整后的PCS模型对中国果品出口贸易的拟合情况较好，多数解释变量能够通过显著性检验，且模型的拟合优度达到0.944431，表明该模型可在一定程度上用于解释中国果品的出口贸易问题。首先，代表国家规模变量的模拟结果显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进口贸易伙伴的经济规模每提高1个百分点，中国对其果品出口额将提高2.2%；而进口国人口每增长1%，中国对其果品的出口额会下降0.39%。虽然本国GDP变量没能通过检验，但与果品出口呈现负相关关系；中国人口每增长1%，果品出口会提高314%。由此推测，在果品出口方程中，用国内生产总值变量代表国民对果品的消费能力，而用国家人口数量表示果品供应能力进行解释将更为合适，即国家经济增长会促进果品消费需求增长，而人口增长会促进果品供给增长。贸易成本角度的实证结果显示，拥有共同的语言和边界降低了交易成本，对果品出口有正向作用，尤其是语言对出口的正向促进作用显著；距离造成的运输成本对果品出口具有负向作用。另外，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虽然没有通过检验，但变量系数为负值，证明人民币升值不利于果品出口。此外，实证结果还显示，与贸易伙伴的国家规模相似性提高会抑制中国果品出口，相似度每提高1%，果品出口会降低1.01%。劳动力—资源禀赋差异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对果品出口影响不显著。多数国家削减进口关税对中国果品出口具有明显地促进作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贸易对象关税每降低1%，中国果品出口将平均提高0.27%。塔吉克斯坦的关税减低对中国果品出口促进作用最大，塔方关税每降低1%，中国对其果品出口额将提高2.27%；其次是美国、日本和韩国，关税每降低1%，中国果品对其出口额将分别提高2.14%、2.12%和1.12%。另外，出口模拟结果中存在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存在相当数量的国家（关税系数为正的有23个，在5%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的有18个），其进口关税与中国果品出口呈正相关关系，即关税削减反而抑制了中国对其果品出口的增长。在关税系数通过检验的国家中，多数国家都是与中国建立有PTAs关系的国家，涉及到东盟自贸区（越南、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泰国、新加坡）、港澳地区以及中国—新西兰自贸区和亚太经贸组织（斯里兰卡和孟加拉）。
(2)果品进口模拟结果分析
篇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0)11-0010-05 收稿日期:2010-06-10
产品是技术的载体,产品进口会使得所体现的技术在进口国发生外溢,开放经济条件下,通过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是一国实现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在当前全球贸易迅猛发展的条件下,进口贸易的技术进步效应开始引起学者们极大的研究兴趣,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研究了进口贸易的技术进步效应,涌现出大量的研究成果,本文首先对相关研究进行系统的梳理,然后简单地加以评述,并指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一、进口贸易影响技术进步的理论基础及作用机制
(一)理论基础
新贸易理论、内生增长理论、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发展为动态贸易利益的量化研究提供了可能,为进口贸易技术进步效应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以Krugman(1979)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学家放松了传统贸易理论完全竞争、产品同质、收益不变等强假设条件,将规模经济、产品种类、技术转移等因素引入到贸易理论分析框架之中,将贸易理论的发展推进到新的阶段,构成了国际贸易与技术进步关系研究的理论基点。Romer(1990)、Grossman and Helpman(1991)、Yong(199I)、Aghion and Howitt(1992)等学者将内生增长理论模型加以拓展,在开放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了投入品种类、产品质量等变量,考察贸易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了国际贸易在技术转移、模仿和创新中的作用,为增长理论与贸易理论的融合奠定了基础,成为进口贸易技术进步效应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Melitz(2003)、Meliiz andOttaviano(2005)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研究表明,开放条件下生产率异质企业对于外部竞争压力的不同反应对行业生产率的变动产生重要影响,这为进口竞争的技术进步效应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
(二)作用机制
为了实证分析进口贸易的技术进步效应,许多学者对上述基础理论模型从不同层面进行了拓展,具体地解释了进口贸易影响技术进步的内在机制。
Coe与Helpman(1995)在Grossman、Helpman(1991)研究的基础上,利川进口份额作为权数衡量了国外研发对于本国TFP增长的贡献,为衡量和测度国外技术溢出对进口国技术进步影响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和方法上的借鉴。Connolly(1997)发展了一个内生增长模型,从理论上证明进口贸易对模仿进而是技术扩散产生的正向影响,发展中国家可以从中获得静态和动态贸易利益。贸易通过降低南方国家的模仿成本,产生重要的技术扩散效应,促进南方模仿国的增长,因为贸易可使南方模仿者廉价地获得关于北方创新者新产品的知识,而进口种类和数量的增加提高了成功模仿的概率,会对南方模仿产生正的影响。南方国家销售进口产品,提供售后服务,会增加对于进口产品技术知识的了解,降低对这些产品逆向工程(reverse-engineering)的成本。同时,贸易开放还会通过对国内企业带来的竞争效应,影响企业的模仿行为和国内企业数目,进口贸易降低了模仿者了解国内市场需求的成本,保证了有效率模仿的实现。Connolly(1999)在一个南北贸易的质量模型中,在创新和模仿过程融入了学中学(learning-to-learn)的概念。他认为,学中学(learning-to-learn)不同于干中学(learning-by-doing),因为学中学获得的技术更具有一般性,因而可应用于不同类型的研究,而不是仅仅限于特定所学任务。当一个企业成功模仿了质量越来越高的特定种类产品时,他将获得产品工程中的知识,并且改善它,因此模仿不仅使得企业在未来的模仿中更有利,而且提高了企业独自成功发明更高质量水平产品的可能性。
Keller(2001)认为通过与国内外企业相互作用的学习是促进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方式。国内发明的效率随一国知识存量的递增而递增,它与国内所知的产品设计的数量是成比例的,通过增加国内知识存量,国际溢出提高了国内发明活动的效率。Chen、Imbs、Scott(2009)扩展了Melitz(2003)和Melilz、Ottaviano(2005)的企业异质性国际贸易模型,把理论模型分析与实证检验有机结合在了一起,认为贸易的开放导致了竞争效应,在更大的国外竞争和更多的进口产品的压力下,国内企业的利润会下降,异质性企业中生产率水平较低的企业会退出市场,只有技术水平较高的企业才可以适应市场竞争,并且会在竞争中增加市场上所占的份额,这样产业的平均生产率水平也会上升。
理论模型的构建为实证研究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基础,基础理论模型的拓展把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深刻地揭示了进口贸易影响进口国技术进步的内在机制,进口贸易可以通过进口贸易总量、进口贸易模式和进口产品的竞争效应对技术进步产生重要的影响。
二、进口贸易总量的技术进步效应
(一)国家层面进口总量的技术进步效应
Coe、Helpmanfl995,以下简称“CH”)利用21个OECD国家和以色列1971～1990年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贸易伙伴国的R&D资本存量通过进口贸易的传导机制对进口国技术进步的影响,发现国内外研发资本存量都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重要影响,一国进口占GDP比重越大,国外研发资本存量对国内生产率的影响越强,开放度高的经济比开放度低的经济从国外研发中获益要大。方希桦、包群、赖明勇(2004)使用CH的方法计算了中国主要贸易伙伴国的研发资本存量,实证分析发现通过进口的技术溢出对中国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许多学者以CH模型中的数据为基础,利用新的方法进行了拓展研究,得出了与CH相似的结论。Liehtenberg、Potterie(1998,LP)认为CH(1995)模型中计算国外研发资本存量的赋权方法存在汇总上的偏误,因而提供了一个理论上产生更少偏误和更好实证结果的赋权方法,在修正了指数偏差的基础上,分析了国外研发的产出弹性对于一国贸易开放度的依赖,研究证明一国贸易越开放,该国从国外研发中获益越大。喻美辞、喻春娇(2006)利用LP方法计算了相对于中国的国外R&D资本存量,并将人力资本因素引入到进口贸易技术溢出的计量模型,证明通过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促进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Keller(1997)也质疑CH
(1995)的赋权方法,而采用随机赋权方法计算了国外知识资本存量,同样得出了与CH模型相似的结论。但是Coe、Hoffmaister(1999)认为Keller(1997)的随机赋权实际上是带有随机误差的简单加权平均,这种随机赋权只会得到一个随机变量,它和生产率之间是不存在联系,他们利用替代的赋权方法作为双边进口份额回归证明,随机创造的贸易模式并不能产生国际研发溢出的估测。
鉴于上述学者研究中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方法中可能出现的伪回归,有学者根据CH研究的数据,利用面板协整方法重新考察了进口的技术溢出对进口国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通过进口的研发溢出效应要么是微弱的(Kao、Chiang和Chen,1999),要么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不存在长期协整关系(Funk,2001),因此,他们认为之前对于进口贸易技术进步效应的研究高估了进口的作用,但是忽略了其它传播机制的作用。
Altair and Cieeone(2004)测度了贸易的实际开放度对国家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进口和出口加总的贸易开放度是一国全要素增长的重要因素。Falvey、Foster、Greenaway(2004)区分了知识的性质,认为通过发达国家的研发生产的知识能够通过贸易溢出到其他国家,利用21个OECD国家1975～1990年的面板数据集中考察了进口作为技术传播途径的作用,发现无论国外的知识是公共还是私人的,进口的技术进步效应都非常显著。Lumenga-Neso、Olarreaga、Sehiff(2005)通过引人间接与贸易相关的研发溢出的概念扩展了CH的分析,认为与贸易间接相关的研发溢出也会在国家之间发生,他们利用114个国家的向量矩阵实证研究发现,国外研发的间接流量要远高于直接流量,间接流量对于TFP的贡献要远高于直接流量的贡献,并且全部(直接加间接)国外研发流量明显地要比国外直接研发流量要稳定。由于间接效应的存在,双边贸易相对来说并非国外研发通过贸易溢出的重要决定因素,这调和了CH(1995)与Keller(1997)的结论,但也提供了贸易作为国际知识传播机制重要性的支持。
Madsen(2007)使用16个OECD国家1870～2004年间技术进口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新数据库,验证了知识是否通过贸易渠道发生了转移。实证估计表明,在过去135年中通过贸易发生的知识转移始终非常重要,TFP与知识进口之间存在很强的关系,在过去一个世纪中93%的TFP增长要归于知识的进口,知识的外溢是1870～2004年间OECD国家TFP收敛的重要影响因素,通过贸易的国际技术外溢是OECD国家TFP增长的重要贡献因素,有助于OECD国家TFP的收敛。
(二)企业和产业层面进口总量的技术进步效应
企业和产业层面的实证研究证明,进口和技术进步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Blalock、Veloso(2003)利用印度尼西亚制造业的详细面板数据,证明供给进口密集部门的企业比其它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进口是国际技术转移的推动因素,与国外厂商的垂直供应联系是进口推动技术转移发生的渠道,这从企业层面证明进口是促进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Aeharya、Keller(2007)把技术转移和进口联系起来,利用17个工业化国家1973～2002年的详细数据实证分析发现,进口是技术转移的一个主要渠道,国际技术转移对于生产率的贡献常常超过了国内研发的贡献。
李小平、朱钟棣(2006)总结了国外学者计算R&D存量的六种方法,并用这些方法分别计算了同外R&D存量通过进口贸易对中国工业行业技术进步的影响,虽然不同的实证方法所得出的结论不近相同,但基本上肯定了产业层面进口贸易技术进步效应为正的结果。李小平、卢现祥、朱钟棣(2008)利用DEA方法进一步研究了中国工业行业生产率的增长,发现进口是技术进步的重要原因,但是出口促进技术进步的作用并不明显。
三、进口贸易模式的技术进步效应
(一)资本品进口的技术进步效应
与CH(1995)研究方法相一致,Coe、Helpman、Hoffmaister(1997)采用77个发展中国家1971～1990年的数据,研究了这些国家通过机械设备进口从工业化国家的研发中获益的程度,结果显示,国外研发资本存量的知识通过机械设备进口能够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率,国外研发资本存量越大,对于来自工业化国家机器和设备进口越开放,本国劳动力的教育水平越高,该发展中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也就越高,而总进口中许多消费品和服务的进口对于生产率并没有影响,国外知识存量只是通过机器设备的进口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率。
Connolly(1999)考察了国内外创新对于实际人均GDP增长的贡献,发现来自发达国家的高技术产品的进口在国际技术扩散中作用的证据,国内模仿和创新对发达国家先进技术进口存在持续的正依赖性,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对于人均GDP增长的贡献要高于国内创新的贡献。Xu、Wang(1999)认为资本品比非资本品拥有更高的技术含量,因资本品贸易是国际技术溢出的重要渠道。他们考察了资本品贸易作为国际研发溢出渠道的重要性,估测结果表明,在G7国家中,研发投资大约一半的收益溢出到了其它OECD国家,其中大约一半的溢出是通过资本品外溢渠道发生的,资本品衡量的研发溢出变量统计上是显著的,比总进口衡量的溢“{变量更多解释了国家间生产率的差异。Eaton、Korlum(2001)也认为国际贸易可以把技术进步的好处传递过国界,他们通过研究世界生产和资本品的贸易,评估了这一机制的重要性,证实一国的生产牢取决于该国对国外资本品的可获得性以及该国使用资本品的意愿和能力。
(二)中间品进口的技术进步效应
Keller(1997)引入一个研发驱动的增长模型,技术通过体现在不同中间产品的贸易传递到国内其它部门和国外部门,他使用来自8个OECDI业国1970～1991年13个制造业的数据研究发现,在同一行业中,国际贸易是国外技术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随后使用相同的数据,Keller(1999;2000)量化分析了贸易模式在决定技术流量中的重要性,发现一国的进口模式会影响到一国的生产率,如果一国主要从技术领先国进口,该国获得的体现在中间产品上的技术将高于主要从技术跟随者进口的所得,与进口模式相关的技术进口的差异解释了这些国家生产率增长上20%的差异。Hakura、Jaumotte(1999)利用87个国家1970～1993年的数据,在区分产业内贸易和产业间贸易对于技术转移影响的基础上,考察了贸易在技术从工业化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溢出中的作用,证明产业内贸易能够比产业间贸易更多地促进技术转移。
Amiti和Konings(2007)利用印尼1991～2001年间制造业的普查数据,估测了贸易自由化对于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他们区分了源自最终产品关税降低的生产率增长与源自中间投入品关税降低的生产率增长,研究结果表明,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源于投入品关税的降低。Topalova(2007)利用制造业部门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印度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贸易改革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发现中间品关税的下降导致的生产率增长远高于最终品关税下降产生的影响。Kasahara、Rodrigue(2008)利用智利制造业企业的面板数据估测了国外中间品的进口对于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国外中间产品的进口提高了生产率。Halpern、Koren、Szeidl(2005)利用1992～2001年问匈牙利制造业企业产品层面的进口数据估测了一个生产者结构模型,研究显示,进口的技术进步效应在统计上与经济上都是显著的,进口解释了匈牙利90年代总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30%。
(三)对贸易模式技术进步效应的质疑
对于贸易模式与技术溢出、技术进步的关系,也存在一些不同的认识。Funk(2001)使用面板协整技术考察了贸易模式与国际研发投入溢出间的关系,没有发现支持进口模式与研发溢出之间关系的证据,因此认为,先前的研究可能高估了进口投入品在国际研发溢出中的作用,却低估了其它传播途径的作用。Lumenga-Neso、Olarreaga、Schiff(2005)对与贸易相关的间接技术溢出效应存在的研究,似乎也证明双边贸易模式并非国外研发通过贸易溢出的决定因素,一国外部研发溢出流量对于贸易模式的依赖可能是很低的。
四、进口竞争的技术进步效应
进口竞争的技术进步效应早已引起学者们的注意,但是受传统贸易理论严格假设的束缚和统计数据可得性的限制,这方面理论和实证研究的进展相对缓慢。随着企业层面统计数据可得性的提高和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开创性进展,进口竞争的技术进步效应引起学者们极大的研究兴趣。
Bertschek(1995)利用德国80年代制造业企业的面板数据,分析了进口和内向型FDI对于国内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发现进口和内向型FDI增加了国内竞争,降低了国内企业的盈利,对产品和过程创新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Lawrence、Weinstein(1999)通过对日本1964～1973年间进口贸易的研究发现,进口竞争是促进日本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原因,并且进口竞争的作用要大于中间产品进口对于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多竞争性产品的进口刺激了创新,向国外竞争对手潜在的学习是效率增长的主要渠道。
Pavcnik(2002)利用企业水平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智利贸易自由化对于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发现企业内生产率的进步要归于进口竞争部门中的贸易自南化,总的生产率进步源自资源从低效率生产者向高效率生产者的重新分配。Schor(2004)利用巴西制造业企业的面板数据研究了贸易自由化对于企业生产率演进的影响,发现进口产品和中间投入品关税变动与生产率的变动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表明贸易自由化后,竞争的增加和可获得的体现更高技术的中间品进口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Topalova(2007)的研究表明,进口关税的下降增加了国内竞争,导致了产业生产率的提高。
Gorodniehenko、Svejnar、TerrelI(2008)利用27个新兴市场经济的数据,估测了来自国外的竞争、与国外企业的垂直联系以及国际贸易对国内企业几种创新的影响,发现有很强的证据表明国外竞争和创新之间存在正向的关系。Chen、Imbs、Scott(2006)利用欧盟1989～1999年间制造业的详细数据研究发现,进口竞争的技术进步效应在短期和长期中存在着很大的区别。短期内贸易开放具有促进竞争的效应,由于进口竞争的增加,无效率的企业退出市场,产业中产品平均成本降低、生产率出现上升。但是长期来看,当竞争力更弱的经济体也开始出口时,这些效应会逐渐减弱甚至会逆转,虽然增加的贸易对欧盟的生产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是很小的。Acharya、Keller(2008)使用1973～2002年间工业化国家的样本数据研究发现,长期内进口自由化通过选择效应降低了本国产业内的生产率。
对于进口贸易技术进步效应的研究,以上我们按照进口总量、进口模式和进口竞争几个维度进行了系统梳理,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三种机制并非各自独立地发挥对进口国技术进步的影响,它们分别都是从进口贸易的一个侧面反映出进口贸易可能对技术进步带来的影响,对于一国整体进口来说,三种机制都在共同发挥着对于技术进步的影响。
五、结语
进口与技术进步关系研究隶属于动态贸易利益研究的范畴,是对贸易影响经济增长机制研究的深化与发展。国内外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成果证实了进口贸易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内生关系,进口是影响一国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这深化并丰富了我们对于进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和认识,有力证明了自由贸易所蕴藏的巨大动态利益,为发展中国家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定的指导和借鉴。
目前,对于进口与我国技术进步关系的研究相对来说还不够充分,不够深入,主要还是停留在进口产品总量上的研究,缺少对进口贸易模式、进口竞争技术进步效应的研究,因而对进口与我国技术进步的认识还不够全面。我们认为未来对于进口与技术进步关系的研究应当考虑一些忽略的变量可能产生的影响,深化对于新的机制的研究,同时对于我国进口贸易与技术进步的关系应当进行更加全面系统的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方希桦,包群,赖明勇2004,国际技术溢出:基于进口传导机制的实证研究[J]l中国软科学(7)
李小平,卢现祥,朱钟棣,2008,国际贸易、技术进步和中国工业行业的生产率增长[J],经济学(季刊)(2)
篇6
（一）研究背景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方式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出口贸易方式结构方面，从以一般贸易为主的贸易结构逐渐演变为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不相上下，以至加工贸易较多的贸易方式结构。在进口贸易方式结构方面，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加工贸易进口在我国总进口中占的比重不断上升并趋于稳定，以及我国一般贸易进口的不断下降，并在近期逐渐上升和逐步稳定。
图1 我国出口贸易方式结构变迁图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年
图2 我国进口贸易方式变迁图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年
我国进出口贸易方式结构的变化，体现了进出口贸易方式的多样化发展。其中，加工贸易在90年代取得了显著的发展。这不仅与我国的经济发展历程相一致，也是我国对外贸易政策，尤其是汇率管理政策改革和汇率水平调整作用的结果。
（二）相关文献综述
1、国外相关研究
Clark，Ethier（1973）、Hooper和Kohlhagen（1978）、Cushman（1983）等研究的结果表明汇率波动与进出口贸易呈负相关关系；Frankel和Wei Shangjin（1993）运用横截面数据证明了汇率上升抑制了亚洲国家的出口贸易；Sauer和Bohara（2001）发现，汇率波动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贸易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尤其对于拉美国家更为显著。
另一方面，Assery和Peel（1991）则发现汇率对贸易量有促进作用；Ying Qian和Panos Varangis（1994）研究发现汇率波动与瑞典、英国、荷兰的出口具有正向相关性；Eleanor Doyle（2001）采用GARCH模型、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等方法发现，汇率波动对爱尔兰的出口产生积极影响。而Gotur（1985）以及Bailey，Tavlas和Ulan（1987）等额研究结果却显示汇率波动对贸易没有显著影响。
2、国内相关研究
黄锦明（2010）对1995～2009年的季度数据采用Engle-Granger两步法分析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结果显示：在长期内，我国的出口贸易对于汇率水平的变化不敏感；在短期，只有进口贸易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存在着负相关关系；肖扬、徐晟（2010）对1999年1季度到2007年2季度的数据进行Granger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得出的结论是：实际有效汇率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都是长期的，且大多数是反向的。即人民币升值抑制了我国的进出口贸易；何建奎、马红（2012）对1995～2011年的数据进行基于VAR的Johansen协整检验和向量误差修正（VEC）分析，得出：人民币汇率与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呈负向相关性，即人民币贬值，进出口贸易增加。
另一方面，吴玉兰（2008）根据1985～2006年的数据，运用协整分析法研究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我国加工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 人民币升值使得加工贸易进口增加， 出口减少；李建伟和余明（2003）利用1995年1月至2003年6月的季度数据，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进出口贸易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是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的重要因素，实际有效汇率下降会刺激出口增加、进口减少。这里特别强调一点，李建伟和余明还讨论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加工贸易出口、进口和与一般贸易出口、进口的关系。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加工贸易出口、进口和一般贸易出口、进口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
二、人民币汇率对我国进出口贸易方式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选取
本文选取1992～2008年的实际有效汇率（以2005年为基期）、加工贸易进出口额、一般贸易进出口额，进行具体的实证分析。其中，实际有效汇率来源于IMF的《International Finance Statistics》。因为从2010年开始，统计局没有公布关于我国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的进出口分类数据，因此本文的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的进出口数据来源于2009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其中，实际有效汇率表示为REER，加工贸易进口额表示为JIM，加工贸易出口额表示为JEX，一般贸易进口额表示为YIM，一般贸易出口额表示为YEX。
（二）平稳性检验
在对变量进行协整分析之前，需要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只有变量是同阶单整的，才能进行协整分析。本文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对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为了方便研究，并考虑到对各时序数列取对数之后不会改变时序数列的性质和关系，且得到的数据易形成平稳序列。因此，首先对时间序列进行对数处理，然后采用ADF检验方法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五个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但二阶差分后的序列都是平稳的，即都是I（2）序列。
（三）协整分析
由于五个时间序列均是二阶单整的，故可以进行协整分析。
1、LJEX 和LREER
运用OLS法对LJEX 、LREER的长期均衡方程进行估计，并用ADF法检验其残差项是否为平稳序列，检验结果如下：
可见，残差项是非平稳序列。因此LJEX 、LREER不存在协整关系。
2、LJIM 和LREER
运用OLS法对LJIM 、LREER的长期均衡方程进行估计，并用ADF法检验其残差项是否为平稳序列，检验结果如下：
可见，残差项是非平稳序列。因此LJIM 、LREER不存在协整关系。
3、LYEX 和LREER
运用OLS法对LYEX 、LREER的长期均衡方程进行估计，并用ADF法检验其残差项是否为平稳序列，检验结果如下：
可见，残差项是非平稳序列。因此LYEX 、LREER不存在协整关系。
4、LYIM 和LREER
运用OLS法对LYIM 、LREER的长期均衡方程进行估计，并用ADF法检验其残差项是否为平稳序列，检验结果如下：
可见，残差项是非平稳序列。因此LYIM 、LREER不存在协整关系。
（四） ARMA模型估计
1、LJEX 和LREER
从以上结果中可以看出，实际有效汇率与加工贸易出口、加工贸易进口、一般贸易出口、一般贸易进口存在负相关性，即每当实际有效汇率升高1%时，加工贸易出口下降0.3%，加工贸易进口下降0.68%，一般贸易出口下降0.16%，一般贸易进口下降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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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7）03-0097-05
一、引言与相关文献综述
对外贸易、投资和消费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加入WTO以来，我国对外贸易迅猛发展，进出口贸易总额从2001年的4.22万亿元人民币，增长到2015年的24.59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进出口总额居世界第一。2015年，受低迷的国际经济形势和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我国进出口贸易出现了“双降”，全年进出口总值24.59万亿元，同比下降7%。其中，出口14.14万亿元，同比下降1.8%；进口10.45万亿元，同比下降13.2%，但进出口贸易总额仍占GDP的36.3%，其中出口占GDP的20.9%，进口占GDP的15.4%。在经济新常态下，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增长中仍起着重要作用，更是新形势下提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影响进出口贸易的因素很多，而汇率水平无疑是最直接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汇率水平，尤其是实际有效汇率水平直接影响了进出口商品的价格。本国汇率贬值将降低以外币计价的出口商品价格，从而增强本国出口商品竞争力，有利于出口；本国汇率贬值将提高以本币计价的外国商品的价格，从而不利于进口。相反，汇率升值则有利于进口，不利于出口。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以来，人民币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大幅升值。截至2015年6月末，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升值45.62%，实际有效汇率升值55.75%。汇改后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性进一步加大，这无疑将直接影响未来我国进出口贸易的走势。
关于汇率与对外贸易的关系，国内外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基于国际收支调节理论的马歇尔―勒纳条件（Marshall-Lerner Condition）认为：当出口商品的汇率弹性与进口商品的汇率弹性之和大于1时，本币贬值有利于改善一国的国际收支；相反，当进出口商品的汇率弹性之和小于1时，本币贬值会恶化一国的贸易收支。随后的大量研究围绕着马歇尔―勒纳条件的验证展开。Rose（1991）利用1974年到1986之间的年度数据对5个主要OECD国家贸易收支的实证研究表明，实际有效汇率水平对贸易收支的影响并不显著，马歇尔―勒纳条件不成立①。Bahmani-Oskooee（1998）利用协整方法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弹性，结果表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弹性足够大，货币贬值有利于改善贸易收支，马歇尔―勒纳条件成立②。Wilson（2001）通过分析货币贬值对马来西亚、韩国和新加坡的贸易收支的影响，得出马歇尔―勒纳条件在这些国家不成立③。Inrandoust，Ekblad和Parmler（2006）利用基于似然估计的面板向量协整方法分析了1960年到2001年瑞典和主要贸易伙伴之间双边贸易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结果显示8个主要贸易伙伴国中仅有两个国家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④。Sastre（2012）通过实证研究认为贬值有利于改善西班牙的贸易收支⑤。从已有的研究来看，汇率对国际收支的影响还没有一致的结论。
学者们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中国进出口贸易也做了大量的研究，但研究结论差异较大。谢建国、陈漓高（2002）通过协整分析及冲击分解，验证人民币汇率贬值对中国贸易收支的改善并没有明显影响，中国贸易收支短期主要取决于国内需求状况，而长期则取决于国内供给状况⑥。卢向前、戴国强（2005）利用1994―2003年月度数据对人民币实际汇率与进出口贸易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存在着显著的影响⑦。谷宇、高铁梅（2007）认为在长期，人民币汇率波动性对进口、出口的影响显著不同，对进口表现为正向冲击，对出口表现为负向冲击；在短期，对进口、出口都表现为负向冲击，但对进口的冲击效应稍大⑧。Zhang和Sato（2012）利用1987―2009季度数据建立和估计了VAR模型，研究发现中国的贸易平衡受到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不大，主要影响为外部需求冲击⑨。丁正良、纪成君（2014）建立VAR模型对1978―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进出口贸易以及实际汇率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实际汇率贬值促进出口贸易，对进口贸易影响较弱；实际汇率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均衡关系⑩。杨凯文、臧日宏（2015）使用GARCH模型测算人民币汇率波动，运用ARDL协整方法研究在现行汇率制度下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国际贸易的传导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国际贸易具有负面的传导效应，国际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会受到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11}。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利用不同的计量方法对汇率和进出口贸易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得出很多有价值的结论。但由于数据来源、模型建立、计量方法等方面的不同，所得结论并不相同，有的甚至截然相反。本文在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采用2001年1月至2015年9月的月度数据作为样本，研究实际有效汇率波动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文以月度数据代替年度数据与季度数据，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且在构建模型时加入外商直接投资这一变量，从而更好地评估实际有效汇率波动对进出口贸易的短期与长期影响。
二、模型的构建和数据、变量的选取
1. 分析框架
考虑一个不完全替代模型，进口商品与出口商品均为非完全替代品。我们假定本国的进口需求M是本国的国民收入水平YD、本国商品价格P、贸易伙伴国的出口商品价格PX*，人民币名义汇率E的函数。本国的出口需求X是贸易伙伴国的国民收入水平YW、本国出口商品价格PX、贸易伙伴国的商品价格P*、人民币名义汇率E的函数。假定本国的出口商品价格PX等于本国的商品价格P，贸易伙伴国的出口商品价格PX*等于其国内的商品价格P*。我们不考虑供给方面的影响，假定出口商品的供给弹性无穷大，则进出口贸易的函数可以表示为：
实际有效汇率REER（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是对名义汇率进行物价调整后得到的汇率，反映了两国货币的购买力之比，有：
因此，式（1）和式（2）可改写为：
为了甄别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我们进一步将FDI这一变量引入进出口方程，有：
本文将对模型（6）和模型（7）分别建立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
2. 数据和变量的选取
鉴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进出口贸易的短期波动性大，本文采用月度数据，样本期为2001年1月至2015年9月。进出口月度数据来自EIU数据库，并根据进出口价格指数调整为定基数据。进出口价格指数来自中经网月度数据库，并根据2009年1-12月《中国对外贸易指数》各期进行了向前和向后的定基转换为以2005年为100的定基数据。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REER来自国际清算银行（BIS）数据库。本文中，REER上升表示人民币升值，REER下降表示人民币贬值。FDI数据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由于缺乏GDP的月度数据，所以国内收入水平YD以工业增加值指数代替，工业增加值指数来自BVD的EIU数据库。国外收入水平YW是以美元衡量的实际的外国收入，由中国主要的出口贸易伙伴国的国民收入按照各国占中国出口贸易的权重加权得出，YW=∑wiYi。其中，i槲夜主要的十大出口贸易伙伴国，即美国、日本、韩国、德国、荷兰、英国、俄罗斯、新加坡、印度和澳大利亚。wi为贸易权重，根据IMF《国际贸易方向统计》各期贸易伙伴国占中国出口贸易的权重计算得出。Yi为各国的月度GDP，由各国季度GDP通过二次函数插值法计算得出。以上数据都转换为以2005年为基期的定基数据，并采用X12加法模型进行季节调整后取自然对数，分别记为lnexport，lnimport，lnreer，lnfdi，lnyd，lnyw。
三、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由于进口、出口、国内收入水平、国外收入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都具有内生性，因此本文采用向量自回归 （Vector Auto-Regressive，VAR）模型进行分析。VAR模型是由Sims（1980）最先提出的一种多变量数据分析方法。该模型不以经济理论为基础，直接考虑时间序列中各经济变量间的关系，采用多个方程联立的形式，把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模型的每一个方程中，内生变量对模型的全部内生变量的滞后值进行回归，进而估计全部内生变量的动态关系。VAR模型的一般形式为：
其中，yt是k维内生变量列向量，xt是d维外生变量列向量，p为滞后阶数，T为样本个数，k*k维矩阵Φ1，∧，Φp和k*d维矩阵H是待估计的参数，ξt为k维扰动向量。
VAR模型只有在变量是平稳的条件下才是稳定的。如果时间序列不平稳，但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可以建立具有协整约束的VAR模型，即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VEC模型的一般表达式为：
其中，ecm是误差修正向量，反映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系数矩阵a反映了变量之间偏离长期均衡状态时将其调整到均衡状态的调整速度，系数矩阵Γi反映各个变量的短期波动对作为被解释变量的短期变化的影响。VEC模型既衡量了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也反映了变量之间的短期变化。
1. 变量单位根及协整检验
在利用变量建立模型之前，需要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扩展的迪克―富勒（ADF）检验对lnexport，lnimport，lnreer，lnfdi，lnyd，lnyw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零假设。
由ADF检验可以看出，lnexport，lnimport， lnreer， lnfdi， lnyd，lnyw均为非平稳序列，而它们的一阶差分项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因此，所有的变量均为一阶非平稳的时间序列I（1）。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着协整关系。Johansen在1988年及1990年与Juselius一起提出了一种以VAR模型为基础的多变量协整检验方法，将所有的变量都视为内生变量，相对于单变量协整模型而言，残差更小，解释力更强。我们对模型（6）和模型（7）分别进行协整检验，根据赤池信息准则（AIC）确定合适的滞后期。检验结果见表2、表3。
检验结果显示，模型（6）和模型（7）都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没有协整关系的零假设，并接受至多有一个协整向量的零假设。因此，模型（6）和模型（7）存在协整关系，且仅存在一个协整向量。
括号内的数字为t统计量。进口协整方程显示，长期内，实际有效汇率会对进口形成正向的冲击，汇率升值增加进口，汇率贬值减少进口，但这种影响并不显著。国内收入对进口产生正向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口产生负向的影响，并且两者在统计上都是显著的。国内收入和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口的影响的弹性都大于1。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实际有效汇率对进口的长期影响不显著。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进口主要受国内需求的拉动。2001年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年均增长率达到9.6%，国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拉动了对进口商品的需求，进口商品的需求受价格因素的影响较小；另一方面，我国的进口贸易主要以初级品和资本品的进口为主，这些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小，因此汇率水平导致的进口价格变化对需求量的影响也较小。出口协整方程显示，长期内，实际有效汇率对出口形成负向的冲击，国外收入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形成正向的冲击，并且统计上都是显著的。这一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升值将不利于中国出口的长期增长，相反，实际汇率的贬值则将促进中国出口的长期增长。由出口协整方程可以看出，国外收入的提高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扩大对中国的长期出口也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从变量的系数大小来看，汇率、国外收入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的影响的弹性都大于1。
2. VEC模型
由Johansen协整检验的结果可知，进出口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国内收入或国外收入、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建立VEC模型研究各变量之间动态的短期和长期关系，VEC模型的最优滞后期根据赤池信息准则（AIC）确定，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从进口VEC模型可以看出，短期内，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口产生负向冲击，国内收入对进口产生正向冲击，并且这些影响都是显著的。实际有效汇率在短期内会对进口产生负向冲击，汇率升值会抑制进口。汇率升值1个百分点，进口将在滞后两期时减少1.2个百分点。国内收入在滞后两期对进口产生正向的影响，国内收入上升增加进口需求，收入每增加1个百分点，进口将增加0.626个百分点。外商直接投资在短期对进口产生正向的影响，但影响较小，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个百分点，进口增加0.08个百分点。这与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口的长期影响方向相反，表明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短期内会带动相关设备、产品的进口，增加进口，而长期则会产生替代进口的作用。进口VEC模型表明，短期内汇率对进口会形成负向冲击，出现汇率升值抑制进口的现象，与谷宇、高铁梅研究得出的结论相似。这一结论与传统的国际经济学理论相悖。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去解释：一方面，汇率影响具有滞后性。汇率升值后，由于合同期的存在以及价格和市场的滞后反应，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滞后才会对进口产生正向的影响。另一方面，这与市场的汇率升值预期有关。当市场存在升值预期时，理性的进口商会推迟进口，以获得更多的利益。2001年以来，我国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幅度较大，市场的确普遍存在着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此外，长期协整关系对短期进口贸易的调整非常微弱并且不显著。
从出口VEC模型可以看出，短期内，除了实际有效汇率对出口的影响是统计显著外，国外收入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的影响并不显著。短期内，汇率对出口形成负向冲簦汇率升值增加出口，汇率贬值减少出口。汇率的影响在滞后两期才产生效果，汇率升值1个百分点，短期出口将下降1.315个百分点，低于长期中的出口汇率弹性，但大于短期的进口汇率弹性。国外收入的增加转化为出口需求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时滞，因此短期内不影响进口需求，长期会对进口需求有正向的影响。同样，外商直接投资短期内无法转化为出口生产力，不影响出口；长期有促进出口的作用。当变量之间偏离长期均衡时，长期均衡关系对出口的短期波动的调整也是非常微弱的。
3. 汇率变化的脉冲响应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描述的是VAR和VEC模型中的一个内生变量的冲击给其他内生变量所带来的影响，观察模型中的各变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冲击是如何反应的。在VEC模型的基础上，我们运用脉冲响应分析我国进口贸易、出口贸易受到国内外收入水平、实际有效汇率、外商直接投资扰动时变动的方向与变动的范围。
图1显示了我国进口贸易对实际有效汇率、国外收入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冲击响应。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间数（单位：月度），纵轴表示进口对冲击的反应。本期汇率的一个冲击会对进口产生负向的影响，这种负向影响并没有立即形成，从滞后两期开始，在滞后三期达到最大值，并且此影响具有较长的持续效应。国内收入冲击会对进口贸易产生正向的影响，在滞后三期时达到峰值，并从第五期开始形成稳定的正向影响。尽管收入的冲击影响幅度较小，但影响的持续时间较长。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口贸易会形成正向冲击，冲击在滞后两期时达到最大值，然后逐步减弱，直至冲击影响消失。从进口贸易的脉冲响应可以看出，进口主要受汇率和国内收入的冲击影响，且汇率的冲击影响大于国内收入的冲击影响。
下图2显示了我国出口贸易对实际有效汇率、国外收入和外商直接投资的脉冲响应。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间数（单位：月度），纵轴表示出口对冲击的反应。从图中可以看出实际有效汇率冲击对出口会形成负向的影响，在滞后三期时达到最大值，且影响具有较长的持续效应。比较图1和图2可以看出，汇率冲击对出口的影响要大于对进口的影响。国外收入冲击对我国出口贸易短期内几乎没有影响。外商直接投资会对我国出口形成正向的冲击，在滞后两期时形成最大的冲击，且冲击的影响时间较长，但冲击的影响幅度较小。从出口贸易的脉冲响应看出，出口主要受汇率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冲击影响，且汇率的冲击影响大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冲击影响。脉冲响应分析结果进一步证实了前文的结论。
四、结论及启示
本文利用2001年1月到2015年9月的月度数据，建立VEC模型分析了我国进出口贸易与实际有效汇率、国内收入、外商直接投资的长期协整关系和短期动态关系，研究结果显示：（1）在短期，实际有效汇率、国内收入和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口的影响都是显著的。实际有效汇率对进口表现为负向冲击，汇率升值减少进口，汇率贬值增加进口；国内收入和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口都表现为正向冲击。在长期，实际有效汇率对进口产生正向冲击，但并不显著；国内收入对进口产生正向冲击；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口产生负向冲击。（2）在短期，实际有效汇率对出口表现为负向冲击，即汇率升值减少出口，汇率贬值增加出口；国外收入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没有短期影响。在长期，实际有效汇率、国外收入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的影响都是显著的，实际有效汇率对出口产生负向冲击，而国外收入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产生正向冲击。（3）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出口的影响大于对进口的影响，出口的汇率弹性大于进口的汇率弹性。
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都是显著的，尤其对出口贸易。实际有效汇率波动影响国际收支的路径主要是通过影响出口而非进口，从实证分析结果来看，汇率贬值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能增加出口，进而带动国内经济增长。实际有效汇率的升值将不利于中国出口的长期增长，相反，实际有效汇率的贬值则将促进中国出口的长期增长。一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外贸依存度很高，出口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在进出口出现双降的2015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仍达到36.3%。在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直接影响着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关系着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水平受名义汇率、价格水平、外部冲击等多方面的影响，汇率的调整要综合考虑国内外多方面的因素，谨慎行事。
注释：
① A. K. Rose， The Role of Exchange Rates in a Popular Mode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Does the “Marsholl-Levner” Condition Hol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1， 30（3-4），
pp.301-316.
② M. Bahmani-Oskooee， Cointegration Approach To Estimate the Long-run Trade Elasticities in LCD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Journal， 1998， 12（3）， pp.89-96.
③ P. Wilson， Exchange Rates and the Rrade Balance for Dynamic Asian Economies―Does the J-Curve Exist for Singapore， Malaysia and Korea？Open Economic Review， 2001， 12（4）， pp.389-413.
④ M. Irandous， K. Ekblad and J. Parmler， Bilateral Trade Flows and Exchange Rate Sensitivity： Evidence From Likelihood-Based Panel Cointegration， Economic Systems， 2006， 30（2）， pp.170-183.
⑤ L. Sastre， Simultaneity Between Export and Import Flows and the Marshall-Lerner Condition， Economic Modelling， 2012， 29（3）， pp.879-883.
⑥ 谢建国、陈漓高：《人民币汇率与贸易收支协整研究与冲击分解》，《世界经济》2002年第9期。
⑦ 卢向前、戴国强：《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的影响：1994―2003》，《经济研究》2005年第5期。
⑧ 谷宇、高铁梅：《人民币汇率波动性对中国进出口影响的分析》，《世界经济》2007年第10期。
⑨ Z. Zhang and K. Sato， Should Chinese Renminbi be Blamed for its Trade Surplus？ A Structural VAR Approach， The World
Economy， 2012， 35（5）， pp.632-650.
篇8
1.1指标选择与数据处理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选择中国进口总额、出口总额、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研究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指标。本文数据选取区间为我国实施改革开放国策后的1980年至2014年的相关数据，数据来源为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和Wind资讯。主要的操作过程为：借助Eviews软件的统计和计量功能，第一步,对进口总额、出口总额、国内生产总值这三个变量作变化趋势分析；第二步，对进口总额、出口总额、出口额、国内生产总值进行平稳性检验；第三步，对进口总额、出口总额、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协整分析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1.2指标实证分析
1.2.1单位根检验。通过进行ADF检验可以对上述指标的单位根进行检验，不仅可以减少数据的误差，还能规避伪回归的出现，进而可以确保数据的平稳。ADF检验由以下三个模型组成：通过采用上述三个模型进行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本文选取的三个变量在0.95的置信水平下均为非平稳的。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不存在单位根，即为一阶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1.2.2协整关系检验。通常地，变更间的协整关系可以通过EG检验得到。结合上述数据，采用该检验法，分别对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进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对外贸易出口总额、对外贸易进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均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即进出口额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1.2.3Glanger果关系检验。进一步地，通过构建VAR模型、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分析、方差分解等步骤，不仅可以更加准确的分析出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因果性影响，而且能够更加精确的测算出口贸易比进口贸易对国内生产总值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2研究结论
结合统计数据，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实证过程，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较短年份时期内，中国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是对外贸易（出口和进口）；在较长的年份期间，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均与中国经济的增长保护稳定的协整关系。进一步地对协整方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均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但是进口贸易的作用更为显著。这与《世界发展报告》中披露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各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既依赖于对外贸易,而对外贸易的发达程度又取决于经济增长。二者相互作用，彼此影响。
3新常态下做好对外贸易工作推进经济发展的若干建议
历经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展已到了一定的规模程度，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均出现了新的变化，在2013年提出了“新常态”，要求全国上下认真思考“新常态”、尽快适应“新常态”，攻艰克难，努力在新常态的背景下做好各项工作更好的推进经济增长。鉴于此，结合本文的研究结论，就新常态下做好对外贸易工作推进经济发展的提出两点建议:
3.1扩大进口，调配出口，助力供给侧改革
根据本文研究观点，相较于出口，进口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更能发挥效用，所以应适度扩大进口。当然，要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引进，重点是高新技术的进口，适应新常态下从粗放式资源消耗向质量效率、技术密集转型，通过创新驱动经济快速增长。
篇9
一、文献回顾
按照主体的不同，对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的关系的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以东道国为主体，研究东道国外来投资和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这种研究除了母国和东道国之外涉及到第三国，投资和贸易之间的关系也相对疏松。另一类以母国为主体，研究母国对东道国投资与两国贸易之间的关系。在此只涉及母国和东道国，投资与贸易之间的关系相对密切。本文的研究即属于后者，本文中的国际投资指对外直接投资，即fdi。
首先对国际投资与贸易关系进行研究的是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mundell(1957)。mundell的研究以标准的古典国际贸易模型为基础，通过严格的假定，得出了国际投资替代国际贸易的结论。在随后的60年代，又有学者的研究支持了投资替代贸易的结论，其中较著名的是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按照该理论，一般情况下，投资和贸易只是一种转化关系，只有在投资提早发生的情况下，才发生投资对贸易的替代，而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条件下，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因此国际投资对国际贸易的替代越来越明显。另一个研究来自于johnson(1967)。johnson认为，关税导致的对外投资使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进口替代部门获得了发展，因此减少了对外贸易量。
70年代开始出现投资和贸易具有互补性的研究成果。helmberger和schmitz(1970)的研究证明生产要素流动和商品贸易可能既有替代关系也有互补关系。这一时期最著名的论著来自于。日本小岛清教授(1977)。小岛清特别强调国际分工的重要性，将对外投资和贸易统一在国际分工的基础上，指出国际投资不是简单的资本流动而是包括资本、技术、管理方式和人力资本的总体转移。因此，对外投资应从本国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依次进行，这就是本文所谈边际优势战略的理论基础。按照小岛清的理论，国际投资一方面可以通过相近水平的技术转移把东道国的比较优势发掘出来，另一方面使母国集中资源开发新的技术并形成新的产业，因此将会扩大两国的贸易。
无论是mundell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还是小岛清的互补模型，都是从传统理论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来的，并没有经过实证的检验(梁志成，2001)。这既有统计数据残缺不全的限制，也有计量方法与工具上的局限。20世纪80年代以来，贸易和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同时更多的研究成果证明投资与贸易之间具有互补关系。lipsey和weiss(1981)依据美国70年代的统计数据，对美国跨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所设立的子公司的生产和母公司的出口行为进行了研究，发现同类产品的子公司的年产量与母公司对这些国家的出口总量呈正相关关系。lipsey等人(1984)还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正相关或至少非负相关广泛存在于美国近80%的产业部门中。helpman和krugman(1985)的研究表明，在要素禀赋不对称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况下，由于跨国公司的专有资产很难通过外部市场达成交易，就会存在大量的公司内贸易和对中间产品的需求，对外投资将会带动母国的出口贸易。ethier(1986)的研究给出了同样的结论。grossman和helpman(1989)把产品的成长内生化，证明了在一个动态的模型中国际化生产和贸易可以是同时扩大的。然而，markuson和svensson(1985)则利用要素比例模型揭示了商品贸易和要素流动(fdi)的相互苯系，指出两者之间究竟表现为替代还是互补，依赖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是“合作”还是“非合作”的问题。
90年代的研究延续了80年代的趋势。hufbauer、lakdawalla和malani(1994)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上述lipsey和weiss(1981)的结论，他们重点研究了美国80年代以来的情况，发现在整个时间跨度中出口与fdi一直保持着正相关关系。随后gramham(1996)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pattie(1994)根据对外投资的动机不同将fdi分为市场导向型、生产导向型和贸易促进型3类，认为只有市场导向型fdi容易替代对外贸易，而后两种类型投资则增加贸易。gray(1998)的研究得出了近似的结论。pfaffermayr(1994)就奥地利fdi和出口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它们之间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jun和singh(1992)研究了1969—1993年间11个世界上最大引资国的出口和fdi的关系，其中有4个国家显示出口是fdi的格兰杰原因，只有一个国家显示fdi是出口的格兰杰原因，其余6国显示出口和fdi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与此同时，porter(1990)、hein(1992)、lucas(1993)、crosse和trevino(1996)、crosse(1997)等都证明了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但不可忽视的是，beldelbos和sleuwaege。(1998)的研究支持了mundell的结论，即在东道国存在贸易保护的情况下，fdi会替代母国的出口贸易。
2000年以后的研究以大量具体的实证研究为特征，且研究结果以fd!与贸易之间具有互补关系为主。张如庆(2005)的研究显示我国对外投资不是进出口变化的原因，对外投资对贸易总额的影响不明显，而项本武(2005)得出的“中国对外投资是出口创造性和进口替代型”的结论对此给予了解释。王洪亮和徐霞(2003)证明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和中日贸易之间的确存在着长期的互补关系，fdi和制成品的出口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但fdi和进口仅有单向的因果关系。王洪庆、张浩和朱荣林(2004)的研究表明，美国在华投资与对中国总进口、工业品进口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与工业品出口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投资与出口以及中美的初级产品进出口之间均不存在因果关系。同时，王洪庆和朱荣林(2004)的研究表明，东盟对华直接投资积极地推动了中国与东盟贸易的发展，且投资对进出口贸易的贡献率较高。李保明和刘震涛(2004)的实证结果显示，两岸贸易总额、大陆进口和出口均表现出关于台商投资的显著正相关性，这说明台商投资对两岸贸易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stone和jeon(2000)研究认为贸易与海外直接投资之间为互补关系，且两者之间贸易更倾向于为主导因素；韩国学者lim和moon(2001)证明，当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投资，而投资是新设立的或者投资产业在母国是夕阳产业时，fdi和贸易之间是正相关关系；blonigen(2001)深入到产品层次进行了分析，发现贸易和fdi之间既有替代也有互补的关系，而且替代效应的发生不是逐步的，而是短时间急剧变化的。
基于本文研究的侧重，在此再对边际优势战略和小岛清的边际优势理论进行进一步的说明。边际优势战略的概念来源于小岛清的边际优势理论，但应该注意的是，边际优势战略所代表的经济行为早已存在，只是由小岛清概括出来。边际优势理论更多地是一种国际投资理论，但因为它把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在同一基础上进行分析，所以对投资和贸易的关系也给予了研究。同时也正因为它侧重于国际投资的研究，对两者关系的研究也并不全面。按照边际优势理论，对外投资应该从国内处于边际优势即相对劣势的产业开始，而处于相对优势的产业则进行对外贸易。按照小岛清的分析，对边际产业的产品需求应通过向海外投资的企业进口来实现。所以，小岛清论述的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更多地是母国投资与进口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单向的正相关关系。但与此同时，小岛清也论述了两国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扩张和贸易总量的增加，间接地论述了投资和出口的关系，这同样是单向的正相关关系。但是，基于边际优势战略，对投资和贸易之间的关系作这样的理解还远远不够，况且如上所说，小岛清的理论是基于对现象的描述与分析，没有通过计量方法得到实证检验，而本文将在上述方面给予补充和进一步的研究。
二、日本对东亚投资和贸易的历史进程及两者关系的描述
二战以后至20世纪60年代，通过美国的帮助和自身的经济改革，日本经济得以恢复并实现了高速增长。而正是在60年代以后，很多东亚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亚洲“四小”、东盟四国和中国)纷纷实现了经济起飞和长期快速发展，使东亚地区成为了世界经济发展的热点，以至于使人将这种发展状态称为“东亚奇迹”。很久以来，对“东亚奇迹”的研究存在着大量的各种形式的成果。在这些成果中，我们不难发现两个最受人关注的词汇：东亚模式和雁行模式。通过这两种模式的论述，可以发现，先期发展起来的日本对上述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东亚模式揭示了上述东亚国家和地区对日本经济发展经验的借鉴和模仿，因而东亚模式被认为源于“日本模式”(孔凡静，1999)，同时东亚模式更多地强调了贸易尤其是出口的重要性。雁行模式揭示了日本与这些东亚国家或地区的国际分工关系，强调了日本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尤指直接投资)的重要性。所以，东亚模式和雁行模式的研究都说明了日本与这些东亚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联系在“东亚奇迹”中的关键作用。在此也可以理解，本文研究的日本对东亚国家或地区的投资和贸易之间的关系反映了东亚模式和雁行模式的本质联系。
如上所述，本文采用的作为日本投资和贸易对象的东亚国家和地区是亚洲“四小”、东盟四国和中国，这是基于“东亚奇迹”研究的惯例，而且这些国家或地区与日本有更强的经济联系，因此也具有更好的代表性。在此不再对日本与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双边关系下的数据进行描述，而是对日本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总体之间的数据及其表示的关系进行研究。这是因为，东亚作为一个密切联系的整体，日本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双边经济联系往往会延伸到第三方，在此意义下，单独描述日本与一方的经济联系并不比描述日本对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总体的经济联系有更好的解释力。而且，后者让我们保持了与后面研究的连贯性。
图1显示了日本对上述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和贸易(出口和进口)自1965—2003年的变化趋势。不难看出，无论投资、出口和进口都保持了长期快速增长的态势。同时，图1也显示了投资和贸易(出口和进口)之间很好的相关性，但是这种相关性只延续到1997年。1997年对3种数据来说都是一个波峰，相对于1997年，这3种数据在1998年都大幅下降。而且之后，出口和进口状况在短期内得到恢复，而投资始终(截至2003年)没有恢复到1997年的水平。我们知道，1997年发生了举世闻名的东亚金融危机，因此不难理解，日本的投资战略发生了重大调整，使相关数据发生了结构性变化，这在后面的检验中也得到了证明。
三、数据分析和模型设定
(一)数据说明
本文日本对上述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出口和进口的数据均来自日本总务省统计局网站的统计资料，这些数据是以日本与单一国家或地区的统计值列出的，基于前面谈到的理由，本文将这些数据进行了加总。对于出口和进口，1985年(含)以前的数据单位为百万日元，之后的数据单位为十亿日元。为了统一单位，本文将1985年(含)以前的数据单位转化为十亿日元，并作了四舍五入处理。对于投资，原始数据的单位为百万美元，本文将之乘以汇率并将单位转化为十亿日元，并同样作了四舍五入的处理。其中，汇率数据来源于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库，汇率为年终值。
(二)断点检验
在上面日本对东亚投资和贸易的历史进程的描述中我们看到，发生金融危机的1997年，投资和贸易的金额开始了大幅度减少，在之后的几年中，出口和进口得到了恢复，而投资却延续了下降的趋势。这似乎显示，相对于1997年(含)以前，日本对东亚投资和贸易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下面对此给以检验，即断点检验(chow breakpoint test)。既然投资相对于出口和进口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我们的检验依据投资为因变量、出口和进口为自变量的单方程模型来进行。根据断点检验的原理，考察在1997年前后投资与出口和进口的关系是否发生了变化，即考察出口和进口的系数是否发生了变化。检验结果如下(见表1)。
通过表1的检验结果显示，无论是通过f检验法还是似然比法，都可在1%的显著水平上拒绝“无断点”的原假设。也就是说，在1997年的前后，投资相对于出口和进口发生了趋势变化，或者说，投资与出口和进口之间的关系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因此，本文对边际优势战略下投资和贸易关系的研究采用1997年(含)以前的数据。
(三)单位根检验
由于经济数据一般具有长相关性，上述3种数据可能存在单位根，也就是说它们的时间序列可能是非平稳的。为了避免由于数据的非平稳性带来的伪回归，下面对3种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
根据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单位根检验的要求，最优滞后结构的选择主要依据aic(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和sic(schwarz information criterion)两个准则，如果两者一致则选择一个最优滞后阶，不一致则选择两个。本文首先是对水平(1evel)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而后对一阶差分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但基于文章篇幅的考虑，检验结果合并于一表中(见表2)。
通过表2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投资、出口和进口的水平数据都存在单位根。为了确定变量的单整阶数，本文对投资、出口和进口的一阶差分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同样从表2可以看出，投资、出口和进口的一阶差分数据不存在单位根。由此也说明，上述投资、出口和进口的水平数据为一阶单整或（1）过程。
（四）模型设定
由于本文研究的是日本对东亚投资与其对东亚出口和进口两个方面的关系，即要验证投资与出口之间和投资与进口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本文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granger causality test)作为主要研究手段。
根据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可以认为有关投资(fdi)、出口(ex)和进口(1m)的预测信息全部包含在这些变量的时间序列中。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原理是判断某些变量的信息是否能改进对其他变量的预测，具体到本文，即为检验过去的投资、出口或进口是否会对未来的出口、进口或投资有影响。可以通过估计var模型来实现这一目的。对于本文的研究，有两种var模型可供选用：一种是直接表示投资与出口或投资与进口的关系的两变量的var模型；另一种是在考虑到另一变量影响的条件下综合反映两变量(投资与出口或投资与进口)关系的三变量的var模型。笔者认为，在考虑到其他变量影响的条件下来考察两个变量的关系更加符合本文研究的实际。因此，本文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fdi、ex、im分别代表日本对东亚的投资、出口和进口，α、β、γ为不同变量的系数，u1t、u2t、u3t为随机扰动项，t表示时间。检验投资对出口是否具有格兰杰因果关系，即检验β1i和β2i是否全不显著；检验投资对进口是否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即是检验γ1i和αi3是否全不显著。该模型还可以检验日本对东亚出口和进口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但这不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因此只做附带性的考察。
四、经验结果及相关分析
根据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原理，我们应该首先进行上述var模型的参数估计，而在此之前一项重要的工作是进行最优滞后结构的确定。然而限于文章的篇幅，在此只能省略最优滞后结构的确定过程而仅显示其结果，即：
由日本对东亚的投资、出口和进口组成的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为6。在此基础上，我们进行var模型的参数估计。同样基于篇幅的考虑，估计结果不再列出。下面，我们对var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进行f检验，即得到如下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3)。
通过表3可以看到：(1)可以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投资不是出口的原因”的原假设，所以投资是出口的原因，但不能拒绝“出口不是投资的原因”的原假设，所以出口不是投资的原因，因此，投资对出口具有单向的因果关系；(2)可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投资不是进口的原因”的原假设，所以投资是进口的原因，同时，可以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进口不是投资的原因”的原假设，所以进口也是投资的原因，因此，投资与进口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3)从程度的比较来看，投资与进口的关系相对于投资与出口的关系更加密切。
此外，通过表3还可以发现，出口是进口的原因，但进口不是出口的原因，出口对进口具有单向的因果关系。这并非是本文关注的问题，但与此相关有一个问题值得关注和解释：出口是进口的原因，进口是投资的原因，那么是否能推论出出口也是投资的原因，如果能如此推论，则和前面得出的结论相矛盾。如何对此给以解释呢？当然，答案是不能做此推论。这是因为，与日本对东亚出口相关联的进口是对一些在日本居于相对优势产业的具有较高科技含量的产品的进口，这部分进口构成日本出口生产要素的需求；而与日本对东亚投资相关联的进口是对一些在日本居于边际优势(即相对劣势)产业的产品进口，这些产业尽管在日本有需求但由于生产成本或经济结构调整等因素而无法生产，因而构成了对外投资。所以，出口推动的进口和推动投资的进口不具有相同的内容，因此上述推论不成立。但是，这个不成立的推论更深刻地说明了本文研究的边际优势战略下日本对东亚投资与出口和进口之间的关系。
五、结论和相关研究展望
本文的研究证明，在边际优势战略下，对外投资与本国出口和进口之间存在如下关系：(1)对外投资推动本国出口的增加，本国出口对本国对外投资没有作用或作用不明显；(2)对外投资推动本国进口的增加，本国进口同样推动本国对外投资的增加；投资与进口的关系相对于投资与出口的关系更加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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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对外贸易现状
据老挝工贸部统计，2012年，老挝对外贸易总金额达42.63亿美元，同比下降0.9%。其中，出口16.96亿美元，下降16.3%；进口25.67亿美元，增长7.8%。纵观全年，老挝对外贸易主要呈现以下几方面情况：
（一）进出口总额与上年基本持平。近年来，老挝对外贸易总体保持增长态势，2012财年老挝对外贸易同比基本持平，略有下降。
（二）贸易逆差大幅度增加。2012财年，老挝对外贸易逆差8.71亿美元，贸易逆差大幅增加，主要原因是国内消费、项目带动的车辆、工业用商品及粮食等进口增加。
（三）主要出口商品。矿产品出口8.13亿美元，电力出口2.54亿美元，农产品出口1.77亿美元，矿石出口1.69亿美元，工业产品出口1.61亿美元等。
（四）主要进口商品。各类车辆（包括飞机、摩托车）及零配件进口5.54亿美元，燃油燃气进口4.70亿美元，建材进口3.91亿美元，工业用品进口3.61亿美元，电器进口1.92亿美元，粮食进口1.41亿美元，电子器材进口1.20亿美元等。
1.2 外商投资现状
2013年老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功，为了2015年准备加入东盟经济共同体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老挝改变了很多贸易和投资的规则，改善该国的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运输的发展，因为老挝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和预计在2013年至2014年的增长速度是8%。1989年至2012年根据规划和投资部提供的数据，外商直接投资（FDI）最大的国家是越南，有429项目，价值49，13亿美元，第二是泰国有742项目，价值40，82亿美元。
2.老挝的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实证检验
本文主要利用协整分析和Granger非因果检验方法来探讨老挝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相互关系。所谓“协整关系”，指若两个或两个以上变量的值呈现非平稳，但他们的某种线性组合却呈现的平稳性。同时，本文进一步用Granger非因果检验方法来检测各相关变量之间在数据方面的波动性，从实证角度来论证老挝国际进出口没贸易与投资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得出论文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相互关系。在实证分析中，本文选取外商直接投资流量（y）、老挝年进口额（x1）、老挝年出口额（x2）以及净进口额（x3）进行分析。
2.1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为2001——2010年的时间序列，来源于老挝工贸部和国家数据统计局，所设计模型的样本容量为1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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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在国家层面上的经验研究都支持我国工业部门对外贸易能够拉动就业增长,出口和进口对就业增长的拉动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效应。杨玉华利用中国1978年~2004年的工业部门数据,借鉴并使用附加了贸易变量的C-D生产函数进行计量检验,得出结论认为,1978年~2004年间,出口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呈现逐渐增强的态势;同时,进口对就业的冲击也呈现逐渐增强的态势。[1]而若从贸易总量上看,根据蒋荷新的研究,国际贸易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呈递减趋势。出口拉动就业、进口冲击就业的效应不仅可以在工业部门总体上得到验证,在分部门的检验中也同样成立。[2]盛斌、牛蕊检验了1997年~2006年中国工业部门贸易流量对就业的影响,认为对不同技术水平的工业部门而言,出口总是拉动就业,进口总是对就业造成冲击。[3]明娟等人通过系统GMM方法对2001年~2008年的制造业数据进行检验,结论是制造业出口每增加1%,将引起制造业吸纳就业增加0.1%。尽管如此,不同技术水平工业部门的国际贸易对就业影响的差别仍然值得重视。[4]叶霖莉使用广义矩估计法对2001年~2008年的动态面板数据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技术程度越高的工业部门,出口贸易对就业的拉动作用越大,而进口贸易对就业的冲击越小。[5]在总量的研究中有两个方向性的问题值得探讨:第一,贸易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是否存在阶段性差异;第二,进口贸易对就业是否只存在冲击效应。对于第一个问题,研究者多是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阶段划分依据,并且在实证检验中得到一定证据,如蒋荷新、[2]温怀德和谭晶荣[6]的研究。对于第二个问题,王燕飞、蒲勇健认为,在考虑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的情况下,工业品进口对第二产业就业造成冲击,但对总体就业表现为拉动效应。[7]喻美辞做了更为深入的研究,认为中国从发达国家的进口存在一定的R&D溢出效应,这种效应增加了整个制造业部门的就业,但是受到本土企业技术吸收能力和投资回报周期的影响,进口对就业拉动效应的显现存在一定的时滞。[8]
(二)区域或省级层面上的研究
研究国际贸易对就业的影响在空间上的差别,目的是能够有助于国内产业转移背景下区域贸易政策的制定。李永杰、张华初对1979年~2006年广东省的数据进行了检验,得出结论认为,广东省出口每增加1%,其城镇就业就将增加0.76%,而进口每增加1%,其城镇就业将减少0.77%。[9]尽管这一结论和其他学者关于全国或者其他地区的研究存在数量上的差别,但结论在定性上并没有显着不同,类似的结论可见于李永杰、刘欣[10]和黄菊英、蒙西燕[11]的研究。张亚斌、王颖把湖南省进口贸易对就业造成冲击的原因归结为该省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结构。[12]温怀德、谭晶荣认为,东部地区出口对就业拉动作用在减小,而加入WTO后中西部地区的出口对就业存在显着的促进作用,因此主张出台鼓励相关外贸企业向中西部转移的政策。[6]
二、服务业部门国际贸易对就业的影响
按照发达国家的经验,尤其是美国、英国、德国所显示出来的经验,在工业化完成以后,服务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会显着上升,服务业的产出值占GDP的比重以及服务业吸纳就业量占全部就业量的比重都将出现大幅度提高,同时服务贸易额的增速及其在对外贸易额中的比重也将凸显。这样,在中国逐步向工业化后期过渡的进程中,研究服务贸易及其对就业的影响就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我国目前有关服务贸易对就业影响的实证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差异。周申、廖伟兵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时间为界,对中国1997年~2000年和2001年~2004年两个阶段的数据进行检验,认为服务贸易总体上对就业有拉动效应,服务进口偏向资本密集型部门,对就业产生了冲击效应。[13]赵成柏对1982年~2006年的数据进行了检验,认为服务贸易与就业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服务出口每增加1%,就业量将增加0.338%;但与工业对外贸易不同,服务的进口也对就业有拉动效应,但比工业进口的就业拉动效应要弱得多,其原因被推定为中国服务贸易主要集中于传统服务部门。[14]范爱军、李菲菲对1982年~2010年的数据进行了协整分析,认为服务贸易进口每增加1%,就业量将增加0.069%,这高于服务出口的拉动效应(0.039%)。[15]这些研究结论存在差异可能是数据选择及统计口径的不同。同时也要认识到,中国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履行开放服务贸易领域的承诺需要一段时间的政策调整,相关的效应显现可能也存在一定的滞后期,因而分析短期数据未必能够甄别经济运动的真实逻辑。就中国“入世”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具体承诺来看,现代服务业部门是开放的主要领域,而在中国现有的劳动就业结构下,有限度地开放这些领域对总体就业所造成的冲击应该是比较小的,而进口高端服务所产生的外部效应完全有可能拉动就业以更大的幅度增长。
三、国际贸易结构对就业结构的影响
国际贸易结构对就业的影响可以从两个层次上来考察:其一,工业或服务业内部不同行业对外贸易量的变化(即工业或服务业内部对外贸易结构的变化)对就业产生的影响;其二,三次产业综合对外贸易结构的变化对就业的影响。周申、杨春梅对1992年~2003年的数据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在考察期内,资本密集品出口对就业的拉动效果显着低于劳动密集品出口对就业的拉动,这样在资本密集品出口所占比重增加的情况下,出口贸易的整体就业拉动能力会下降;综合来看,在考察期内,纯贸易结构引起的就业下降超过3000万人。因此,研究者主张注重发展劳动投入系数较大的行业。[16]范爱军、刘伟华检验了出口贸易对劳动力跨产业流动的作用,认为从长期看,出口贸易对第一产业就业有冲击效应,从而出口贸易实际上推动了第一产业劳动力的流出,但流入第三产业的劳动力主要来自于第二产业,这样第二产业实际上形成了对第一产业就业的负扰动。[17]王燕飞、蒲勇健认为,1980年~2006年间,农产品贸易对第一产业的就业影响不显着,但促进了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更进一步,对外贸易产品结构的升级总体上有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第二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的转移。[7]阚大学对1985年~2006年的数据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2003年以后,第一产业对就业产生冲击效应,第二产业贸易的劳动就业效应在减弱,第三产业的平均贸易就业弹性高于第一产业,所以第三产业国际贸易对拉动就业仍有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研究者主张应积极发展第三产业贸易。[18]国内关于贸易结构对就业结构影响的研究,在理论上其实并未超出配第-克拉克定理所包含的范畴。在开放条件下,产业结构的变动势必影响到贸易结构的变动,这样内涵于产业结构变动的就业结构变动必然与贸易结构变动相关联。从国内现有文献来看,研究结果基本上支持了以下观点,即贸易结构的优化实际上推动了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因而综合性的政策主张是积极发展低技术、劳动投入系数较高的产业贸易,从而实现增加就业的目标。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受劳动者收入、地域、政策等诸多方面的限制,在这种现实条件下,部分研究中利用贸易结构偏离度指标来分析就业结构与贸易结构之间的关系,这一方法是必须谨慎对待的。
四、贸易模式对就业的影响
加工贸易因其规模巨大、涉及就业人数众多而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民族工业技术能力的不断提升,加工贸易因其“两头在外”、利润摊薄而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但不可回避的是,加工贸易对积累贸易盈余和解决低技术劳动就业有着突出的作用,尤其是其就业吸纳效应对解决中国当前所面临的就业问题更具现实意义。在国内已有的文献中,研究贸易模式对就业影响的文章较少,并且几乎都是以加工贸易为研究对象。王怀民认为中国劳动力成本和商务成本的提高使得东南沿海地区的加工贸易逐渐失去比较优势,在外部需求因西方经济危机等影响而减少的背景下,加工贸易的发展愈加艰难,所以主张适时地促进加工贸易企业及其配套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以进一步降低其成本。[19]乔晶、刘星对2000年~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后认为,加工贸易出口利用外部需求扩大市场带动就业,并且拉动了关联产业的就业,但随着中国加工贸易企业的技术升级与转型升级,加工贸易出口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在减弱;加工贸易进口主要是指企业从发达国家进口先进的机械设备,这会引致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从而对就业造成冲击,随着我国技术消化能力的增强,这种负面影响在弱化。[20]童永霞对中国东、中、西部15个省市近年的加工贸易与就业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西部的加工贸易就业效应最突出,贸易就业弹性为0.985,高于中部(0.92)和东部(0.96),其原因被推定为西部地区的加工贸易更加偏向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因而就业拉动效应显着。[21]
五、贸易开放度对就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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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间经贸合作自2000年以来有了迅猛发展。中国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和主要的投资国，中国的发展正以多种渠道影响着非洲国家。但同时，西方国家对中非的这种密切联系提出了很多批判性的言论，如 “以贷款和投资换资源”，新型的资源掠夺和殖民主义。本文主要关注中-非贸易问题，分析相比西方国家而言，非洲同中国的产业贸易是否更能促进当地经济增长。
通过观察非洲的贸易数据可知，非洲主要的进口对象分别来自美国、欧洲和中国。本文根据UNcomtrade中的贸易数据，并根据Lall（2000）年的文章中提到的按照技术含量水平将SITC03版的三位数编码商品分类为资源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其中资源型产品包括农产品、金属矿产等未加工的原材料；劳动型产品主要是像纺织品、玩具、金属铸件等技术含量偏低的加工品；资本型产品的技术含量偏高，如汽车及配件、化工制品、钢铁机械等；而技术型产品的技术含量最高，产品如办公自动设备、电信设备、医药、航空等。
根据分类数据，非洲国家从不同贸易伙伴国进口各类商品的比重的变化情况如表1所示。
从表中可以看出，非洲国家主要从中国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从美国和欧洲国家主要进口资本型和技术型产品，但由2000年到2010年的发展趋势来看，非洲从中国进口资本品和技术品的份额在稳步上升，而从其他国家的进口比重却逐年下降。尤其是技术密集型产品，在2010年已经超过了美英法德等发达国家的份额，成为非洲进口技术型产品的主要来源国。
文献回顾
对于中国和非洲之间贸易的日趋紧密关系，我们会自然想到两个问题：首先，为什么会出现如此迅速的增长，特别是在技术含量相对高的产品类别上的贸易量增长。其次，这种贸易关系的发展对贸易双方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到目前为止，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二个问题上，如Asche & Schuller（2008）、Alden（2007）指出尽管存在着区域间和部门间的差别，中国对非洲国家在国际收支平衡、储蓄率、经济增长率、投资水平等方面都具有正向的影响。与此同时，关于不同类别的中-非商品贸易的影响的实证研究还很少， Edward & Jenkins（2005）等基于行业层面的研究，得出除少数行业外，非洲国家从中国进口对非洲当地企业有很小的负面影响。
在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模型方面，目前有大量“南北”之间关于贸易产生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如Krugman（1979），Grossman and Helpman（1991）等。另一类研究关注进口能产生的替代效应，Young（1993）用Dixit_Stiglitz生产函数计算这种替代和互补效应；Xie（1999）延续这种思想并构建一个“南南”的贸易模型，指出只有当技术差异在一定范围以内时，欠发达国家才能从发达国家进口所产生的替代效应中获益，否则欠发达国家会更偏向于从与他技术差异不大的发展中国家进口。
本文在Xie（1999）南-南贸易模型的基础上，利用2000-2010年的面板数据，从实证角度研究非洲与中国及主要发达国家（美国、法国、英国和德国）的产业贸易对本地区各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实证模型：动态面板模型
结合理论模型，初步构建存在时间固定效应的动态面板回归模型（DPD）：
其中gdpit 表示非洲各国经济增长率，考虑到经济增长存在一定惯性， trend表示时间固定效应。上标CN、US、UK、FR和GE分别表示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trade表示五个国家与非洲各国四种不同类型的产业贸易（即技术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uit 是模型的残差项。
Hansen（1982）提出的对于面板数据的广义矩（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GMM）估计方法并不要求对模型残差有过多的假设，只要求模型满足一组矩条件即可。对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DPD），采用OLS或ML估计方法估计得到的结果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偏倚和组内估计量不一致的问题，而采用GMM估计则可以得到DPD模型的一致估计量。而对于DPD模型，一般将工具变量估计（IV）和GMM估计相结合，因此在GMM估计中一个关键环节是工具变量的设定。工具变量主要是为了解决变量内生性的问题。
数据选取和模型设定
（一）数据选取
根据第一节的回归模型，取非洲各国GDP的增长率，用gdp表示；产业贸易分别选取技术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四种类型的进口额，分别用HT_im、PP_im、LT_im和MT_im表示；非洲各国到中、美、英、法、德的距离用自然地理距离代替，用D表示；对于虚拟变量land，如果是内陆国家，值为1，反之则为0。非洲的国家选取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博茨瓦纳、布隆迪、喀麦隆、佛得角、中非共和国、乍得、科摩罗、刚果（金）、刚果（布）、贝宁、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吉布提、加蓬、冈比亚、加纳、几内亚、科特迪瓦、肯尼亚、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摩洛哥、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尼日尔、尼日利亚、几内亚比绍、卢旺达、圣多美-普林斯比、塞内加尔、塞舌尔、塞拉利昂、南非、津巴布韦、多哥、突尼斯、乌干达、埃及、坦桑尼亚、布基纳法索、赞比亚50个国家。结合数据的可得性，选取2000-2010年的年度数据。面板数据共有10年50个国家的数据，550个样本。贸易、地理数据来源UNcomtrade数据库，GDP增长率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二）模型设定
由于本文所选取的面板数据只有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有50个国家的截面数据，呈现出“宽而短”的特征，因此这里并不需要对数据做面板单位根检验。值得注意的是，GDP增长率数据本身就是平稳的，而且在动态面板回归中本文将采用差分的方法来消除截面固定效应，因此，这里也无需对数据平稳性进行检验。
为了避免出现多重共线性，在回归模型中，分别分析四种类型的产业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设定回归模型中：，工具变量设定为D、land、gdpit-1、gdpit-2、tradeit-1，对解释变量Trade去差分消除截面固定效应，对工具变量tradeit-1取差分变换，采用GMM估计采用n步（n-step）迭代（n步迭代之后收敛），考虑到不同国家残差的时间序列自相关结构可能存在差异，设置GMM估计的权重矩阵（Weighted Matrix）形式为White Period，根据最后一次迭代的White period权重矩阵来计算标准差。
实证结果及分析
根据模型设定，构建了四个模型，采用Eviews 8.0对这四个模型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如表2所示的实证结果。从表中可知，四个模型的J统计量都接受原假设，从而表明四个模型的设定是正确的。根据动态面板GMM估计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非洲地区的经济增长存在惯性，前一年的经济增长会显著的影响当年的经济增长。第二，非洲地区国家从中国进口技术、劳动 和资本密集型能够促进本国经济增长，特别是进口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能够显著提升其经济增长率。第三，当非洲地区国家从中美英法德进口技术密集型产品时，只有从中国进口能够有效促进本国经济增长，从其他国家进口并不能带来本国经济增长的效应，特别是从英、法、德进口会显著抑制非洲地区国家的经济增长。第四，非洲地区国家从中国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能够推动该地区经济增长，但从美国和法国进口却会阻碍经济增长，而从英国和德国进口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第五，非洲地区国家从中国和德国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能够有效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增长，而从美国和英国进口技术密集型产品会显著阻碍经济增长，但从法国进口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作用。
综上，近年来，中国和非洲国家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这种贸易关系对非洲落后国家的发展是利是弊一直是国际关注的话题。本文利用双边贸易的分类数据，对2000-2010年50个非洲国家，从不同的产业贸易类型角度，实证研究产业贸易对非洲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 首先，非洲地区从中国进口技术、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品能够有利于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增长。其次，将中国与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这些发达国家相比，除了从德国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能够有效推动非洲地区经济增长外，从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劳动和资本密集型都不利于非洲地区的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Alden，C.China in Africa： Partner， Competitor or Hegemon？ Zed Books，2007
2.Alden，C， Large D. & Soares de Olivieria， R. China Returns to Africa， a Rising and a Continent Embrace. Hurst Publishers，2008
3.Edwards，C. & Jenkins，R. The Effect of China and India’s Growth and Trade Liberalization on Poverty in Africa. IDS/Enterplan，2005
4.Helpman，E. & Krugman，P.R. Market Structure and Foreign Trade.The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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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外的研究情况来看，Wei（1999）基于1986—1996年间的月度数据发现，中国的人民币实际汇率与国际收支在短期有着显著的关系，但是长期来看并不存着稳定的关系。Wilson（2000）基于1970—1996年间的韩美日的实际汇率和贸易数据研究发现，实际汇率变动对于韩美以及韩日之间的贸易并没有显著的影响。Silvana Tenreyro（2004）用美国 1970—1997 年的数据，对名义汇率变动与美国贸易收支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关系。更进一步，Tanfiq Choudhry（2005）运用1974—1998年的名义和实际汇率数据对美加，美日之间的贸易数据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名义汇率的变动会对美加和美日的双边贸易产生显著的影响，实际汇率的变动则不会产生显著的影响。有些国外学者的研究则表明实际汇率与国际贸易之间确实存在着显著的关系，Krugman和Baldwin（1987）通过对美国的实际汇率与国际贸易收支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实际汇率贬值可以改善国际贸易收支。
从国内的研究情况来看，学者们目前主要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出口的影响不明显。强永昌（2004）和殷德生（2004）研究表明，我国出口汇率弹性较小，汇率变动对我国出口影响不显著。殷德生（2004）甚至发现中国的实际有效汇率弹性为0.6772，这表明人民币升值竟然会导致我国贸易顺差的扩大。毕玉江（2005）对中国出口的产品按照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的细分研究发现九大类产品中有六大类产品的实际汇率弹性小于1。陈平、谭秋梅（2006）的研究考虑了回滞问题，发现人民币存在汇率回滞，汇率变动对我国出口影响不大，因此认为汇率改革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不会受到很大的冲击。
第二种观点认为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的出口有明显的影响，卢向前、戴国强（2005）对1994—2003年的人民币加权汇率与我国进出口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马歇尔—勒纳条件在我国存在，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出口有显著影响，并且汇率变动对出口存在着J曲线效应。
二、模型设定
从目前已有的文献来看，很多文章都是研究名义汇率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即使有一些选择使用实际汇率作为研究变量的文献，也存在一定的分歧。一般可以分成双边实际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相对于使用双边实际汇率，笔者认为实际有效汇率更适合作为中欧贸易的汇率变量。原因如下：一是实际有效汇率是对本国和其他所有贸易国的双边实际汇率的加权平均，它更能够真实地反映一国货币的总体价值；二是本文研究的对象是汇率对中国和欧盟贸易的影响，不仅仅只是针对欧元区。
在国际经济学的框架下，两国模型中本国产品的出口（EX）由贸易国的收入（YF）、国内物价水平、贸易国的物价水平、名义汇率等变量所决定。同理，本国产品的进口（IM）由本国的收入（YD）、国内物价水平、贸易国的物价水平、名义汇率等变量所决定。用公式表示如下：
LNEX=α0＋α1LNREER＋α2LNYF＋ε1
LNIM＝β0＋β1LNREER＋β2LNYD＋ε2
其中α1、α2分别表示的是实际有效汇率和贸易国收入的出口弹性，β1、β2分别表示的是实际有效汇率和本国收入的进口弹性。ε1、ε2 表示随机误差项。
三、变量选择及数据说明
（一）变量选择
本文选择2005年7月—2012年2月区间的月度数据。由于国民收入变量一般没有统计月度数据，所以分别选择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工业生产指数作为中国、欧盟的月度GDP替代变量。
实际有效汇率指数是经本国与所选择国家间的相对价格水平或成本指标调整的名义有效汇率。
（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中欧盟进出口贸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有效汇率指数等数据来自WIND资讯中的EDB数据库。
欧盟的工业生产指数来自于欧盟统计局epp.eurostat.ec.europa.eu。
为了解决异方差以及单位度量问题，本文将所有的数据都换算成以2005年7月为基期的指数，并取对数。
四、实证分析及结果
（一）平稳性检验
本文采用的是单位根ADF检验（采用AIC信息准则），结果表明所有上述序列均为一阶单整，故序列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二）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分析
本文分别对出口方程、进口方程建立VAR模型确定VAR最优滞后阶数。结果表明：出口方程、进口方程最优滞后阶数分别为2、 6阶。故协整检验最优滞后阶数分别为1、5。
根据Johansen协整检验，我们发现出口方程具有3个协整关系，进口方程存在2个协整关系。
当协整关系超过一个的时候，一般选择以最大特征值所对应的协整向量作为该经济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故出口方程、进口方程的协整关系式（括号内表示标准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