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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以前，物资、商业、粮食行业的流通主体基本上是国有企业，投资主体是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集体性质的比例不大。供销社虽是集体经济性质的，但其经营管理也基本上与国营商业无异。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家鼓励支持集体经济、股份制经济、个体经济、港澳台经济、外商经济等投资内贸领域，内贸投资、融资的渠道大大增多、拓宽，国内贸易投资体制已经基本完成由计划模式向市场模式的转变，投资主体发生了根本变化，由政府这单一的投资主体发展为多元投资主体。
国内贸易投资体制的变化使我国物资、商业、粮食、供销等系统基本上形成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在国有资本有进有退的战略调整中，大多数国有内贸中小企业已经退出市场，而大中型国有流通企业正进行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重组兼并，形成若干实力较为强大的企业集团。股份制企业将成为国有企业的主要实现形式。个体商业、民营企业大量涌现，很多已发展为资产颇具规模的大型企业，并逐渐成为投资内贸流通业的主要力量。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给中国流通业带来了繁荣和活力。
（二）加大对内贸行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
尽管我国国内贸易的投资机制越来越市场化，但政府仍对与国内贸易发展相关的基础设施进行必要的投资。主要投资于关系国计民生、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能产生正外部效应的公共物品，例如粮食储备库、救灾物资储备库，以及大型农副产品流通设施、社会化的物流配送中心、公用性信息网络和电子商务平台等。政府对流通设施的引导性投资，吸引了民间投资出现阶段性快速增长。
即使是政府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也越来越注重市场化运作。例如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国家储备糖、肉制度，在保持国家储备糖重点调控市场的同时，将国家储备肉的调控重点由保障大城市和节假日改为应急救灾，并按照市场化运作原则实行了新的办法；公布了一批国家活畜储备基地等；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具备资质条件的国储糖和国储肉的代储库点。
除直接投资于基础设施之外，其它主要财政资助方式和手段是（1）参股。主要应用于大中型股份制企业，借此推动国有内贸企业的体制创新和经营机制转变。（2）资金补助。对城市郊区的商业改造项目和需要扶持的服务行业等采取直接补助的形式。（3）奖励：对龙头企业的示范型、科技型项目，边远及民族地区商业设施的设立开办，给予奖励。
（三）吸引外资，不断扩大内贸领域的对外开放
我国商业领域从1992年开始实行对外开放；自1999年开始，零售业的开放试点从沿海地区扩大到所有省会和中心城市，外商被允许进入直辖市的批发环节；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WTO，外资根据数量和地域限制分阶段进入我国；2004年12月起对外商投资零售领域的限制全部取消。国际著名商业集团进入我国，不仅为我国的商业发展提供了资金，而且给我们带来了先进的营销理念、管理经验和流通先进技术，带来了各种先进的经营业态，促进了我国流通现代化。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置采购中心，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制造业的发展。
（四）推动国有内贸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在国家试点政策的指导下，内贸行业改制取得重大进展。在改制过程中，注重引导内贸企业学习和引进国外的先进管理制度和经验，结合我国内贸发展的实际，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内贸管理、发展模式。
目前国有独资商业企业转制基本完成，国有控股、外资企业、民营企业三分天下。在零售行业，国有企业退出得更快。但总体上看，目前在内贸领域，国有大中型企业仍占有一定比例。国有大中型企业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正在深入进行，这一改革包括企业组织形式和经营机制的转变，它是企业管理的基础。许多内贸企业大胆探索，在实践中建立了有特色、比较科学和合理的管理体系。湖南长沙的阿波罗公司在转制中实行三个置换：职工身份的置换、产权置换和机制置换。身份置换后，职工成为主人（股东）；产权置换以后，由国家独资成为国有控股股份制；在股份制、合作制职工持股的情况下，完成了机制的置换，为企业管理改革提供了前提条件。
（五）推动内贸行业资产重组，培育大型内贸企业集团
自2000年起内贸企业开始资产重组，强强联合，做大做强，出现了一批商业集团。由上海物资、上海一百、华联和上海友谊等四大商业集团公司合并组成了百联集团，注册资本10亿元，总资产规模280亿元，年销售收入近700亿元，旗下拥有6大上市公司，共拥有遍布全国20余个省市自治区的4000多家经营网点，基本涵盖了商贸领域的所有业态。2004年4月北京首旅集团、全聚德集团、新燕莎控股公司合并为“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企业的著名商标字号作为品牌予以保留，重组后首旅集团控制的总资产量将超过150亿元，年经营收入总额近100亿元，年实现利润超过6亿元。另外还有北京物美集团计划用3年时间投资改造天津市1000家国有商业网点。在重组中还有股权收购的形式，例如山东三联成功收购“郑百文”，2003年公司股票得以重新上市交易。
为了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深化流通企业改革、加快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流通领域大公司、大集团，2004年，商务部颁布了《流通业改革发展纲要》，对大型流通企业并购重组方面可能涉及的问题做了相关规定。
二、各地促进国内贸易发展的主要做法
（一）将促进国内流通发展纳入地方经济发展战略
近年来，许多地方在制定本地经济发展战略中都把促进国内流通发展作为重点内容，比较典型的是上海市和大连市。
上海市是我国综合竞争能力领先的大都市，90年代以来，上海确立了“一个龙头，四个中心”的发展战略和“三、二、一”产业方针。作为第三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内贸流通产业随着城市经济增长进入不同发展阶段。以规模化连锁经营为标志，90年代初人均GDP超过1500美元时，开始发展连锁超市；90年代中后期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进一步推进连锁商业的规模化；21世纪初，上海人均GDP达到4500美元，连锁经营向更多业态延伸。根据上海城市发展的战略规划，到2015年，上海将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适应这一战略，内贸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发展和提升城市的商业功能；满足“长三角”都市圈区域市场一体化推进的要求：加强流通的集聚和辐射功能；调整完善都市消费服务业功能布局；积极推进商业对外开放和互动发展；进一步扶持和促进中小商业企业发展；大力推动商业技术应用和创新。
大连是东北的窗口。大连市政府在其经济发展规划中把促进国内贸易发展作为一个重要内容，提出抓住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这个机遇，进行大跨度产业联合。在商业开放中实现“你进我的零售市场，我进你的销售网络”的目标，使大连产品更多地进入国际连锁集团的全球性采购和销售网络，参与国际化大流通，并以大流通带动大生产，积极支持商贸业与相关产业的相互延伸，相互渗透，促进商工结合、商农结合、商旅结合，以流通促生产、以生产促流通，不断开辟新的生产、经营和服务领域。目前，国际知名连锁商业集团沃尔玛、家乐福、百盛等都已在大连开店，其地区性总部和采购中心也设在了大连。
（二）实行合理的城市商业布局
我国多数城市能够根据城市规模和人口、经济发展程度规划三级商业中心，使零售业态分布均衡、合理。较大城市的商业布局一般由城市中央商业区、区域商业中心、社区商业等三级商圈组成。城市规模越大，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的大城市，这种分层次的商业区的特点就越鲜明。中央商业区集聚效应和幅射效应明显，集中了一批以大型百货店为主体的大店、名店、专卖店、特色店，其设施现代化，商品丰富，客流量大。区域性商业中心是处于城市中心商业区之外的若干次一级商业圈。商圈不局限于地理和行政街区的限制，是一个经济地理概念，由服务的消费群体的区域范围构成。区域商业中心是以大中型百货店、大型综合超市、建材、灯饰、服装、花卉等专业市场、仓储市场、日用品批发零售市场、农产品批发零售市场等商业设施为服务主体的。它的服务对象是该经济区内常住居民、集团消费单位以及部分区外消费者。社区商业则主要服务本社区居民，辐射有限，由各种小店为主体，经营生活服务业，满足就近居民的日常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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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工料件本地采购率较低及国内产业链条短。在我国当前的加工贸易中,多数外商企业对我们国产料件的使用率较低。比如,日资制造业企业在中国本地采购比重只有29.1%,不仅低于全世界日资企业本地采购比重44.1%,也低于东南亚地区日资企业的45.8%,更低于美国日资企业的60.1%。从企业分布上看,日资企业中本地采购率在30%以下的企业占到全部在华日资企业总数的37.1%,明显高于在美日资企业的13.5%的比重,也明显高于东南亚日资企业的26.3%。[2](70-71)较低的加工料件本地采购率,反映了当前我国加工贸易的国内产业链条偏短,使得我国经济对外商的依赖增大,既容易丧失对市场的控制,也容易导致我国加工贸易的后劲发展不足。
3.加工贸易在国内区域发展上存在不平衡现象。加工贸易在我国区域分布上,呈明显的东高西低、进出口规模依次递减的不平衡发展态势。资料统计,我国加工贸易进出口金额前9个省市,均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其中,广东、江苏和上海3省市的加工贸易进出口规模均在200亿美元以上。而加工贸易进出口额最小的5个省份均分布在西部地区,除西藏至今仍未开展加工贸易外,内蒙古、贵州、宁夏和青海的加工贸易进出口额合计仍然不足0.6亿美元。
(二)加工贸易中高耗能和高污染产业所占比重较大
这表现在:1.加工技术落后对环境造成了严重负面影响。由于过于注重短期经济效应和扩大就业率,特别是由于加工技术落后,在我国加工贸易引进和发展过程中,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比如,在我们所引进的化工、造纸、橡胶、塑料和制药等产业或项目中,由于我们落后的加工技术手段,使得这些产业在污染物排放的强度上排列前位。尤其是沿海的加工贸易地区,成为我国污染最集中的地区,虽然这一地区只占全国土地面积的13.5%,但排放了占全国45%的工业废水和47%的工业废气,废物历年贮存量达到全国的41%,并且该比重还呈逐年增长趋势。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半数以上土壤遭到重金属污染。[3](1)
2.外商企业将高耗能产品加工业转移到中国。由于我国对工业产品缺少环保标准或标准比发达国家低,导致一些外商通过直接投资转移其被限制的生产设备和工艺流程,甚至把一些垃圾转移到我国境内,进行循环再利用。据统计,在世界各国工业化过程中,原煤、电力消耗对GDP增长的弹性系数一般保持在0.8-1.0之间,而我国原煤、电力等能源消耗的增幅明显高于GDP增速,消耗弹性系数呈不断扩大趋势,该系数已经提高到1.6左右,[4](33)这跟外商企业将高污染、高耗能产品加工业转移到中国有密切关联。
(三)加工贸易中外资企业占据了主导的地位和分额
这表现在:1.加工贸易的经营主体是外商投资企业。以高技术产品的加工贸易经营和增长速度为例:外资企业是以外商独资企业为主导,保持着出口与进口同样较高的增长速度。比如,2006年在高技术产品的加工贸易进出口中,外资企业的出口额和进口额分别达到2478.6亿美元和1974.5亿美元,占出口和进口总额的比重分别达到88.1%和79.8%。相比之下,内资企业的进出口额规模很小,出口额仅为335.9亿美元,进口498.5亿美元,分别不足外资企业出口与进口的1/7和1/4;与2001年相比,外资企业加工贸易中增长速度最快的是外商独资企业,5年来出口年均增速达到53.9%,进口为48.5%;在内资企业中,国有企业进出口的增速缓慢,5年间出口年均增长21%,而进口增速不足10%。④
2.外商独资进料加工贸易发展趋势增强外商独资企业仅以我国作为生产加工基地,产品出口以进料加工生产为主,生产经营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而国有企业的加工贸易是以来料加工装配为主体,生产经营的主动权无法控制在自己手中。近几年来,外资企业加工贸易在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上占比更大,且外商独资进料加工贸易发展趋势增强。这说明国内企业目前参与全球化的能力仍很薄弱,使得我国原有的工业基础和技术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从而严重阻碍了整个加工贸易的升级和国内配套程度的提高。
3.人员的流动也主要发生在外资企业间。外资加工贸易企业集中在我国加工贸易发展最好的东部沿海地区,这导致加工贸易的配套主要是在外资企业间进行,人员流动也主要发生在外资企业间,产业关联和技术外溢效应有很大的局限性。另外,我国由于缺乏高效的人才流动机制,不但跨国公司人才向本土企业流动存在障碍,还导致了本土企业人才的逆向流动。这既不利于外资的技术溢出,也削弱了我国自主创新的能力基础。
二、推进我国加工贸易持续健康发展的对策措施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为改变外贸依存度过高的现状,优化产业结构,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快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和持续健康发展。
(一)抓住国际产业转移机遇
目前,新一轮全球生产要素优化重组和产业转移呈现新的特点,跨国公司开始将具有更高技术水平、更大增值含量的加工制造环节和研发机构向外转移。为此,我们国内企业应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进一步提升加工贸易的发展水平。
1.要把加工贸易作为承接新一轮产业转移的载体。纵观全球产业与贸易发展格局,跨国公司总是通过产业转移,将一种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放到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地区。而产业链条越长的产品,越可能成为加工贸易产品,传统上从源头到最终产品在一国内完成的所谓“一般贸易”产品,在国际贸易中所占比重越来越低。由于加工贸易是当前中国接受跨国产业转移的重要方式和参与国际分工的基础手段,中国也是加工成本最低、效率较高的地区,因而促使我国加工贸易产业升级和新的发展已成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又一新趋势。
2.要坚持引用外资与对外投资齐头并进的新型模式。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发展壮大,仅凭国外引进已远远不够,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应该齐头并进、共同发展。要通过对外投资直接参与国际资源开发,与那些资源丰富但缺少开发能力的国家合作,并且拥有对稀缺资源的股份,以保证我国重要资源供给的长期安全性。要鼓励国内有实力的大企业到海外人力资源密集的地方设立研发中心或者设计中心,利用和发展原有的技术优势,保持和寻求新的技术优势。要鼓励国内有实力的大企业到海外收购或兼并有核心技术的国外企业,通过利用已有的核心技术、顾客资源和品牌优势,提高技术效率和技术竞争优势,从而缩短时间、降低风险,迅速获取经济效益。
3.承接境外高端产业转进同时将我国饱和产业转出。目前,在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研发、制造和服务业的三大重点转移中有三个值得注意的新动向,就是这些企业的市场的中国本土化、研发的中国本土化和制造的中国本土化。这些本土化动向表明,新形势下外资的转移是完全奔着中国市场的、面向中国的本土消费而来的,这无疑将对我们国内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挑战。为此,我国政府和企业要主动培育竞争优势以应对挑战,在注重境外高端产业输入的同时,搞好境内产业的对外输出,谋求双向努力、互动发展的格局。我国在境外投资行政审批、境外投资资格条件、申报程序、金融信贷等政策与措施上,要给予境外加工贸易企业更多的支持、鼓励和保护。要选择那些实力强、管理科学、产品信誉好的加工企业做为扶持重点,通过加工贸易的方式向一些欠发达国家进行垂直型投资,开拓国际市场;同时,还要引导一些有实力的企业向经济发达国家进行水平型的跨国投资,努力培育我们自己的跨国公司,带动国产设备、材料、技术出口,促使我国加工贸易向更高层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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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国内中小企业贸易融资问题的现状分析
自从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国内发展政策的实施，使得我国经济能够更深的融入现今的国际社会，同时，国内企业对于全球经济市场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使得企业能够中分的利用国际资源发展市场竞争力，增强国际经济合作，促使国际贸易融资快速发展的根源还在于中小型企业的发展，但是在中小企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企业的资金却受到了制约，贸易融资难是所有中小企业面临的重要问题。现阶段，国内学者根据以往中小企业在国际贸易融资上遇到的问题，依据具体的情况分别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见解，总结各方面的意见，主要的问题有，目前贸易融资难的原因主要在于，企业对于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缺乏有力的支持，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对于国内中小企业的贸易融资的支持力度不够，同时还有国内中小企业的自身缺陷例如：企业的资产信用度不够、市场竞争力不强、企业的财务政策制度不健全、财务报表数据的可信度达不到金融机构的信任等等，这些都是中小企业国际贸易融资难的主要根源。
2 国际贸易融资的概述
一直以来，在国际市场上，贸易融资业务的发展演变一直都在，确切来说，国际贸易的发展史就是贸易融资的成长史，贸易融资一直是国际贸易的一种金融方式，它有着能够促进国内进出口贸易发展的重要作用，贸易融资一般是指在国际贸易结算业务的各个环节中，能够为国内进出口贸易提供所需的资金以及融通渠道的一种资金融通活动。国际贸易融资和一般的信贷管理不同，有着鲜明地业务特点，贸易融资主要强调控制企业的货物流以及资金流，具有业务流转快以及自偿性强的特点，能够在进出口的各环节在较短的时间内有效深入，时效性强，对于业务要求的背景一定要清晰，有明确的还款来源；另外，贸易融资还有着多种化的融资方式，这种多样化的让融资方式不仅为贸易企业的业务提供了便利条件，而且也为国内等行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带来了丰厚的收益，更甚者推动了国际上的结算业务的快速发展。
3 国内中小企业在国际贸易融资的发展趋势
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国际贸易业务的范围扩大，国内中小企业的贸易融资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主要的发展趋势有以下几个方面。
3.1 中小企业贸易融资的后期资金补给不足
20世纪70年代，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移位固定汇率为主要内容而崩溃，逐渐的浮动汇率开始取代固定汇率，呈现出了剧烈波动的局面，以至于引发了一系列的经济风险，为规避这种经济风险，就必须要使得贸易融资与金融衍生工具相结合，同时金融市场的激烈竞争以及多样化的融资方式的需求也为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中小企业的贸易融资的后期补给资金不足，造成了现代的金融市场不得不采取更为创新性的手段进行改进，尤其近年来，金融理论在国际贸易市场上的发展以及计算机通信技术的不断突破，为这种创新性的而结合手段提供了技术支持。国际贸易融资与金融衍生工具的相结合的发展趋势成为现今国际市场上普遍采用的一种方式。
3.2 中小企业贸易融资方式出现形式单一的趋势
一般而言，国内中小企业的进出口融资已经成为企业国际化经营的主要内容，我们主要采取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种方式，借助直接融资通过货币市场发行商业票据等货币工具以及间接融资通过商业银行等专业机构提供专门融资服务为媒介进行企业的贸易融资。但是，从目前的货币市场上看，企业的进入门槛由于货币市场的不完善必须付出极大的成本，同时企业要上市也需要很大的资金保障，从我国中小企业的自身条件出发，现今上市的中小企业基本上都是由于资金的需求不能满足而导致不能上市。融资形式的单一是导致这些结果的主要原因。
3.3 能够给中小企业提供融资的金融机构较少，没有足够的融资工具
与当今的国际贸易市场相比，我国中小企业的贸易融资市场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融资方式上都与之有着巨大的差距，发达国家日益繁多的融资方式主要体现在，发达国家能够为企业提供足够的金融融资机构，而我国的中小企业由于一直以来采用传统的融资方式，即采用信用证结算与融资相结合的方式为主，融资品种少，而且功能单一，没有与之相适应的金融工具做辅助，再加上国内金融机构发展的缓慢，技术规模的限制造成了金融机构不能为企业提供融资渠道。
4 国内中小企业国际贸易融资的建议
4.1 改进中小企业贸易融资体系，借鉴国际融资经验
由于世界各国的文化背景不同，经济实力以及经济的发展阶段也高低不一，同时由于各国政府对于贸易的支持力度的不同也使得国际贸易融资在国内中小企业的实施上存在较大差异，为进一步改善国内中小企业的这种现状，我们鼻息要不断地吸取国内外的先进经验，建立属于中小企业自己的国际贸易融资体系。为此，我们应该采取的措施有：注重进出口银行对于国内中小企业贸易融资的支持，通过采取各种优惠的信贷政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金融手段不断地促进进出口贸易的快速发展，为进一步的加强中小企业的贸易融资提供有力的保障，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解决进出口银行资金不足的缺陷，适时的减轻政府压力，将整个社会闲置的资金吸收进入中小企业，促进融资体系的建立，为中小企业的贸易融资提供信用支持，用少的财政支出利用信用性高的中介结构建立杠杆效应，这样才能够调动更多的社会资金，不断地完善金融贸易融资体系。
4.2 改进政府对于中小企业贸易融资的支持力度
根据多方面的调查显示，只有在政府支持下的贸易融资才能够得到更好地发展，纵观国内外各大型企业融资发展快的经验，就可以知道，政府应该设立专门的金融融资机构，不断地扶持国内中小企业的发展，并能够通过法律为中小企业的融资提供资金支持，主要的融资渠道有：政府补贴政策、税收优惠政策、政府贷款援助等，为中小企业开辟直接的融资渠道。另外，政府应该为中小企业提供全方位的贸易融资服务，为他们提供国际市场上贸易融资支持的机会，通过举办各种研讨会以及报告会议，将国内外金融市场上的具体情况分析清楚，帮助中小企业在国内外找到更多的就业机会，建立进出口服务中心机构，通过对目标市场的调研情况，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并且政府应该定期的统计分析公布各时段的经济数据。
4.3 改进国内中小企业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发展速度
现阶段，出口信贷与信用保险两大促销手段被认为是国际贸易融资的重要手段，出口信用保险可以为中小企业提供保障，并能够适时的规避风险，保证充足的资金支持，这样有利ide保障了进出口商的收汇安全。另外为保证中小企业在贸易融资上的顺利进行，贸易融资应该坚持一定的原则：坚持本国产品出口的原则、坚持审贷分离的原则、坚持融资多元化的原则、坚持竞争原则。根据这些原则不断地尽快完善国际贸易融资担保机制，由于中小企业贷款具有时间紧、管理成本高、信贷风险高的特点，建立完善的贷款担保机制，最终才能够在积极筹建信贷的基础上，更适时的规避金融风险，为中小企业争取更多的融资条件。
4.4 改进贸易融资的产品评价系统，完善内部控制机制
商业银行必须针对法律制度的不完善性，进一步加强中小企业国际贸易融资的产品评价系统，不断地完善融资风险控制机制，通过不同类别的国际贸易融资手段为产品作担保，根据所带来的风险不同，针对每一种业务建立各自的评价系统，通过相对权值的大小给出改进建议，同时为中小企业管理层提供融资建议，为进一步的企业融资做好防范准备工作，另外也可以通过改进宣传方式的不同，为各种融资业务制定合适的方式，提供与之相适应的衍生工具，不断地扩大市场上的融资占有率，拓宽结算手段，引导企业采用出口保险业务，满足企业资金需求，完善内部风险控制机制，增强中小企业国际贸易融资的积极性，在规避风险的前提下更好的进行贸易融资。
5 结束语
在我国当前的国民经济以及市场经济结构中，中小企业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小企业应当不断深化自身财务管理，提高信誉及经营素质，取得银行更高的信任度。国家相关管理部门也应扩大对中小企业国际贸易的扶持力度，为其贸易融资提供更多便捷。通过改进贸易融资产品评价系统，对产品担保做出更加细致科学的分析，在做好支持的条件下也有风险防范措施。在国家部门、银行以及企业自身三者的共同努力下，国内中小企业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必定会有可靠的资金保证和未来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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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部化、内部贸易与跨国公司转移定价
研究企业内部化理论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末，代表人物是英国学者巴克利(p．j．buckley)卡森(m．casson)和加拿大学者鲁格曼(a．m．rugman)。鲁格曼(rugman)把内部化定义为：在企业内建立一个内部市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内部市场取代外部不规则市场，由行政命令来解决企业资源配置问题。企业组织由内部价格(或转移价格)来调节，并且使内部市场像潜在的规则市场一样具有效率。
跨国公司内部化是内部化定义的延伸，即当内部化的范围超越国界时就形成跨国公司内部化。通过内部化扩张，跨国公司建立起跨越国界的一体化的生产经营网络，其结果是国际市场上存在着数量惊人的公司内部贸易，即由跨国公司进行的、发生在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的跨国界交易，而转移定价是这种内部转移的结算工具。随着国际生产专业化和分工的发展，跨国公司总部控制下的相关子公司之间的产品与劳务的内部交易就更为频繁，在全球国际贸易中占了相当重要的比重。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一项调查显示，全球64，000家跨国公司已拥有870，000家分支机构，全球60％的国际贸易是在跨国公司内部进行的，另外，80％的国际技术贸易也是在同一企业内部发生的内部交易。以美国为例，1984年美国出口品的43％是在跨国企业集团内部有关公司之间进行的。经济合作组织国家的商品进出口也有1／3是在子公司之间的内部交易，而这些内部交易的完成都应用了转移定价这一策略。
在跨国公司内部交易过程中，转移定价不仅是内部贸易的结算工具，而且可以实现逃避税收等多重目标。利普敦(c．lipton)曾对转移价格作了如下界定：“转移价格是用于描述在一个跨国公司内部的关联实体间以及关联公司的家族间为购买或销售商品或服务而索取的价格。为了避免扭曲，索取的必须是公平市场价格。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跨国公司对集团内部交易索取的价格可能比公平市场价格较高或较低，通常使用的是多开或少开发票金额的办法。这种做法被称为‘滥用转移定价’(transfer pricing abuse)。作为一种贬义词，有时简单地称为‘转移定价’。”
一般认为，跨国公司通过运用转移定价、实现逃避税收目的，可以采取两种办法：一种是通过直接转移利润来避税，一种是通过间接转移利润来避税。
1．通过直接转移利润避税
众所周知，跨国公司是分散在不同国家但存在某种控制关系的公司群体，而各有关国家的税收制度在税率高低、费用列支、征免范围及幅度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因此，跨国公司在内部交易中有可能人为地抬高或压低价格，不合理地进行费用分配，轻而易举地将利润由税负较高的国家转移到税负较低的国家，从而减轻集团的整体税收负担。
如果母公司处在高税率国家，子公司处在低税率国家，母公司在向处在低税率国家的子公司出售商品和劳务时，则采用低的转移价格；反之，该子公司向母公司出售商品和劳务时，则采用高的转移价格，以提高母公司的成本，降低母公司的利润。这样，利润就会从高税率国家转移到低税率国家纳税，减轻了整个公司的所得税负担。
2．通过间接转移利润避税
间接避税是通过把利润转移到设在避税地的控股公司进行避税。避税地(tax havens)指这样一些国家或地区：由于其较低的税率和众多的税收激励措施使得跨国公司能够有效地转移或减少从当地获得的收入所需缴纳的税收。例如香港对发生在香港境内的收入征收15％的名义税率，但不向来源于国外的收入征税，在香港也没有任何资本税、资本所得税、外国股东股利所得税。其他避税地如加勒比海周围的巴哈马、百慕大、卡曼岛等。巴哈马每年向境内的公司征收100美元的低税，并且巴哈马没有与任何其他国家签订要求它向这些国家提供信启、的协定。由于外国公司在避税地的税率很低或根本不纳税，而当地政府对跨国公司的法律管制也极为松弛，公司的资金调拨和利润分配有较大自由。因此，跨国公司利用避税地，设立控股公司或虚设中转公司，操纵转移价格，以达到逃避税负的目的。英属维尔京群岛，仅153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却汇集了35万家公司，在这里注册的公司中约1万多家与中国有关。在中国2002年的外资来源地中，英属维尔京群岛仅次于香港名列第二，超过了美国和日本。之所以有许多公司愿意到一个自然资源匮乏的小岛上注册，是因为这里是世界上著名的“避税天堂”。
跨国公司运用转移定价实现逃避税收的行为，显而易见损害了东道国利益。据美国参议院2001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全美的跨国公司在2000年共避税达450亿美元。截至2003年12月底，我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65277个，大量的迹象表明，外商通过关联公司之间的转移定价大量逃避了在我国应缴纳的税款，国家统计局《利用外资与外商投资企业研究》课题组完成的一份关于外资的研究报告指出，亏损的外商投资企业中约2／3为非正常亏损，每年通过转让定价避税的税款损失有300亿元。
针对跨国公司利用转移价格避税的现象，各国政府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转移定价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仍然象复杂的哲学难题一般困扰着世界各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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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达国家反避税主要措施及最新进展
现在世界上已有70多个国家实行转移定价税制，其中最具典范性的当推美国规则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规则。美国倡导的“正常交易准则”(basic arms length standard，简称bals)被各国广泛接受。依据此原则，在确认跨国公司某一项转移价格是否合理时，美国税务局将参照同类产品在相似的销售条件下，由相互独立的买卖双方交易时形成的价格为标准价，将二者进行比较，得出结论。美国税法规定：如果转移价格超越了“正常交易准则”确定的标准，税务局有权实施“转移价格审计”，调整并重新分配该公司的利润，扣除额及其它收入项目，按照调整后的数额确定纳税人的真实应税所得额，强制其交纳税款及罚款。
为了评价跨国公司的转移定价是否符合“正常交易准则”，美国税法中规定了三种计算交易价格的方法：可比不受控制定价法(comparable uncontrollable pricing method)；转售定价法(resale pricing method)；成本加成定价法(cost plus method)。事实上，确定转移价格困难重重。显而易见的是：许多转移对象不存在或缺乏可比产品或可比交易，如垄断性很强的无形资产，就很难确定转移价格的合理标准。
近年来，特别是1995年以来，美国和oecd对各自的转移定价规则进行了一系列的补充修订，增加了更加科学有效的约束机制的新内容。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1．预约定价制(apa)
按照正常交易原则对转移定价事后进行调整已有近80年的历史，但事实证明它并不是一种十分理想的方法。对于税务当局而言，有种种执行方面的困难。跨国纳税人亦认为事后税务处理的不确定性影响了企业的经营决策，并有可能使企业处于被双重征税的危险。预约定价协议制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预约定价制也叫预先认定制(advance pricing agreement，简称apa)，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995年关于转移定价指南规定：“预约定价协议是这样一份协议：它在受控交易发生之前，为这些交易的转移定价预先确定一系列恰当的标准(如方法、可比性数据等)，且规定该标准将在一个确定的时期内有效。”
预约定价制的核心在于税务机关对跨国公司内部交易的定价事先加以确认。其一般程序是：跨国公司在开始内部交易之前，向税务机关提交有关申请，并报送必要的材料。税务机关经过认真审查，确定内部交易的价格。跨国公司应遵照此价格进行交易，税务机关亦不再调整。与事后调整做法相比，apa具有有利于减少转移定价调整的不准确和不确定性、避免重复征税、减少征纳纷争、提高工作效率和降低成本等优点，而且由于相关国家税务机关共同参与跨国企业税收事宜，也便于达成国际共识。apa因而受到各国税务当局的普遍重视。
2．纳税人举证制度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在避税与反避税的博弈中，跨国公司总是居于主动地位，于是美国在1991年公布的《收入程序法规》中正式列入纳税人举证责任制度，规定转让定价或预约定价应由跨国公司负举证责任，即纳税人有义务提出证明其内部交易定价正常的确凿证据。如若不能，则依税务机关的裁定执行。
纳税人举证制度出台以后，受到征纳双方的欢迎。跨国公司按照事先确定的价格进行交易不必有所顾虑，税务机关也由此摆脱了烦琐费时的事后审核工作。该制度还有利于保证国家税收收入的稳定性。正因如此，不少国家也已开始在本国推行预约定价协议制度。如经合组织1995年准则肯定了预约定价协议制度，加拿大于1994年底了预约定价协议制度的信息公告，并在1999年的转移定价信息公告中予以重申。英国税务机关则于1995年颁布了《预先交易法规》，日本、德国、西班牙等国也已开始实行预约定价协议制度。
3．有关资本金弱化问题的专门条款
在关联企业之间通过人为的内部金融操作，在某一企业减少自有资本数量、增加贷款数量，可增加利息扣除，造成关联企业间的利润转移和相关税收问题，因为不同的国家对债务利息和红利的征税政策是不同的。企业的债务规模远大于与资本金对应的正常水平的状况被称为“资本金弱化”(thin capitalization)。
资本金弱化实际上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转移定价行为。对付资本金弱化，oecd提倡两种方法：一是正常交易法，即由税务机关确定关联方的贷款条件是否与非关联方的相同，如果不同，则关联方的贷款可能被视为隐蔽的募股，要按资本金弱化法规处理，对利息征税；二是固定比率法，即如果公司资本结构超过特定的负债／权益比，超过的利息不允许税前扣除，并将超过的利息视同股息征税。目前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美国等大多数国家采用固定比率法，英国等少数国家采用正常交易法。
4．对转移定价的处罚措施
美国从1996年就转让定价违法问题增加处罚规定，根据违反规定程度不同，处罚措施分为两等：如果净利润调整金额达到或超过500万美元、达到或超过调整后总收入10％，或者转移价格等于或高于正常交易价格的2倍、等于或低于正常交易价格的1／2，处以所逃避税额20％的罚款；如果净利润调整金额达到或超过2000万美元、达到或超过调整后总收入20％，或者转移价格等于或高于正常交易价格的4倍、等于或低于正常交易价格的1／4，处以所逃避税额40％的罚款。力度之大，让避税企业望而生畏。
三、监管与防范跨国公司转移定价任重道远
跨国公司转移定价除了涉及公司内部的利益分配外，更主要的是涉及母国和东道国政府的利益分配，所以国际转移定价问题为各国政府高度关注。发达国家政府对跨国公司内部转让价格进行越来越多的干预，仅在英国，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专职转让定价的人数就在近年增加了3倍，尽管如此，跨国公司内部转移定价仍没有得到根本的遏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跨国公司内部转让价格的管制更为困难。这主要是由以转贴于
下几个方面的因素促成的：
1．转移定价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很难判定
由于转移定价牵涉到一些极为复杂的客观因素：转移定价行为的认定、关联企业的确认、正常交易原则的建立、转移定价调整方法、相关国家的初步调整与相应调整。其中关联企业的确认和正常交易下独立企业成交价格的计算是转移定价税制的核心和难点。究竟什么样的价格才算为“正常交易”或“公平”价格，并无十分明确标准。特别是许多公司以提供劳务为主，更多地依赖品牌和知识产权等其他难以定价的无形资产。
2004年，美国国税局调查了英国最大的制药集团葛兰素制药集团(glaxogroupltd)，起诉该公司在1989－1996年期间在美国少纳所得税52亿美元。该案争执的核心在于为葛兰素公司带来巨额利润的治疗胃溃疡专利产品，善胃得(zantac)的利润创造源。究竟是在英国的研发活动创造了利润还是在美国的广告或营销活动创造了利润?显然，两者都创造了利润，那么它们各占多少比例?如何分摊成本、利润和税赋成为一大难题。
2．转移定价是跨国公司的核心商业机密，其制定与实施过程都高度保密
由于转移价格属跨国公司内部价格，一一般是由公司的高层领导会同财务与会计主管人员制定的，属于公司内部最高商业机密，外人难以了解且更难约束。因此，即使是美国这样会计制度发达、监管力度大的国家，对跨国公司滥用转移定价的做法也常常是感到有迹可循却不能查到水落石出。例如，美国会计总署的研究表明，67％的外国公司，每年在美国进行着数千亿美元的生产和交易活动，却没有交纳一分钱的所得税。据某个经营于美国的外国公司透露，1998年，它们曾经以171美元一支的价格，从本企业内部进口牙刷，而以13美元一个的价格，向属于同一企业系统的其它分支企业出口导弹，以此成功地逃避了应交所得税。为了加强对滥用转移定价的防范，近年来美国国内收入局增加了100名审计师，每年大约花费1600万美元聘请外部专家加强审计。但即使如此，针对一些巨人公司如日立、三菱电器、东海银行和大宇等大公司的转移定价调查仍是悬而未决。
3．世界各国税收制度差异以及税收优惠政策，为跨国公司避税筹划提供了空间
由于世界各国税收制度与税收政策存在‘定差异，且还有为数不少避税港的存在，为跨国公司内部化充分运用转移价格和信息不对称优势，最大限度地避税提供了有利条件，使跨国公司在国际避税与反避税博弈中处于优势地位。
特别一提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为了吸引更多的国际投资，纷纷提供了包括财政、金融在内的各类优惠政策，甚至是有害的恶性竞争，这种“贫困竞赛”(race to thebottom)使跨国公司在与备选东道国的讨价还价中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发展中国家要约束跨国公司转移定价等不正当行为就显得尤为困难。在联合国贸发会议最近的一次调查中，被调查的84％的发展中国家认为，跨国公司明显地在利用转移价格来转移收入，以实现逃税的目的。
4．电子商务使跨国交易变得更加难以确认、跟踪和量化
电子商务交易参与者的多国性、流动性、无纸化操作的快捷性等特征，使传统的税收观念受到了极大冲击，因为：
第一，在跨国电子商务活动中，跨国纳税人在收入来源地国除了设置一个网址或者服务器之外，并不需要另行设立任何的“有形存在”(physical presence)，从而根据既有国际税法规则难以确定该笔收入的来源地；
第二，跨国电子商务活动中，纳税人所从事的商务活动所涉及的大多数是无形的数字化产品交易，因此根据既有的国际税法规则亦难以确定该所得究竟属于何种所得。
第三，在网络空间，跨国纳税人可以从事各种数字化产品等无形资产的商务活动，也可以通过加密等手段保护和隐瞒收入和财产，以及征税国据以征税的相关会计资料。跨国纳税人可以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带来的便利，在来源国逃避根据现有的税法所承担的纳税义务。
澳大利亚税务专员米歇尔·卡莫迪(michael carmody)曾描述过一个名为“抓得住我们那就来吧有限公司”(catch us lf you can ltd)，及其所反映出来的相关问题：该公司的所有业务都是通过因特网完成，产品直接销售给客户。其业务遍布于世界许多不同的国家，各方只通过电视电话会议进行交流。而公司注册地却为某一零税收地区，利润十分丰厚。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就像各国政府永远不能控制公海一样，它们也无法控制网络空间，因此网络空间将成为跨国公司谋求避开政府控制者的新的“避税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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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2010年，我国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由16.7亿美元上升到11577.6亿美元，增长约693倍，年均增长23.1%，高出同期外贸总增速的10%—15%;占外贸进出口总额的比重1980年仅为4.4%，1991年—2010年始终保持在40—54%之间，加工贸易已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不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二)以进料加工为主要的经营模式
我国加工贸易在改革开放初期是以来料加工为主，但从1989年以后进料加工的比重开始超过了来料加工的比重并保持逐年增长，进料加工进出口占加工贸易比重由1980年的20%上升到2008年的约80%;2008年进料加工进出口金额达8532.4亿美元，相当于来料加工的4.3倍。进料加工比重的提高，意味着加工贸易企业自主经营能力的提升，标志着我国加工贸易附加值不断提高。
(三)加工贸易的出口产品结构不断优化
我国早期的加工贸易主要是依靠劳动力资源的优势，从服装、鞋帽、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开始起步，1991年之前，我国加工贸易出口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占70%—80%。2010年我国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机电产品5906亿美元，增长26.6%，占同期我国加工贸易出口总值的79.8%。这表明我国加工贸易的出口产品结构呈现不断优化和升级。
(四)深加工结转产业链不断延长，增值率逐步提高
深加工结转是衡量加工贸易国内增值、产业带动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据海关统计，2007年加工贸易深加工结转进出口总额达2000亿美元，同比增长15.3%，占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的20.1%，平均结转2—3道左右。加工贸易国内增值率显著提高，1989年、1998年和2008年分别提高到20.7%、52.4%和78.4%。进料加工的国内配套值由1993年的41.6亿美元上升到2008年1万亿元人民币以上。
(五)外商投资企业是加工贸易的经营主体
在跨国公司全球战略布局以及我国利用外资战略的推动下，我国加工贸易投资主体已经由最初的东南沿海国内企业为主转变为外资企业为主。2010年我国外商投资企业以加工贸易方式进出口9709亿美元，增长27%，占同期我国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的83.9%;同期，国有企业加工贸易进出口992.8亿美元，增长18.4%，占8.6%;私营企业667.9亿美元，增长43%，占5.8%。
(六)加工贸易进出口具有明显的地区特征
目前，我国加工贸易进口的主要来源地为日本、台湾、韩国和东盟，合计占62.7%。加工贸易出口目的地主要是美国、日本、欧盟和中国香港，合计占73.4%。基本形成从东亚进口上游料件，在内地完成生产环节，销往欧美的格局。
二、加工贸易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加工贸易总体上处于国际产业链低端
我国加工贸易大部分还停留在“贴牌生产”，部分高科技、深加工产品的出口也存在加工过程短暂、增值不高的问题，核心技术、设计、关键零部件、品牌等被跨国公司控制。目前我国生产每部手机售价的20%、计算机售价的30%、数控机床售价的20%—40%支付给国外专利持有者。虽然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很高，但企业并没有成为科技成果的最大吸纳者、创新人才和经费的主要投入者、知识产权的主要拥有者。因此，缺乏自主研发能力，自主营销渠道、和网烙、自主品牌、产品附加值低，是导致我国加工贸易企业缺乏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原因。
(二)加工贸易的国内产业配套率和增值率仍然偏低
我国加工贸易的主要中间产品仍未实现国内替代，而是依靠进口，很多高科技产品仅从国内采购一些低价值的辅助材料和包装材料，国内配套率和采购率比重还比较低。这是因为随着中间产品科技含量的提高，跨国公司倾向于将包含核心技术的制造环节留在母国，之后再从母国进口这些中间产品，由此东道国便很难实现相关产业的升级。目前我国加工贸易实施的“两头在外”的出口导向还未彻底改变，大量进口相关原材料，影响了国内相关原材料产业的发展。而加工贸易中间产品的国内采购率却是体现国内加工贸易的配套产业关联度的关键环节。
(三)加工贸易东、西部发展严重不平衡
由于加工贸易具有“两头在外”的特点，因此客观上东部沿海地区从事加工贸易具备了地理优势。虽然现在加工贸易已经遍及全国各地呈现出“遍地开花”之势，但一直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如广东、福建、江苏、上海、山东等地。根据相关的统计资料，2008年东部十个省市的加工贸易出口额占了全国加工贸易出口额的97.%。由于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落后、产业配套能力不足、运输成本高、物流效率低、经营环境较差，许多地区尚不具备承接加工贸易的条件。2008年中西部地区二十二个省市加工贸易出口额仅占全国加工贸易额的3%。这充分说明东、西部在加工贸易的发展上存在着巨大的反差。
(四)加工贸易加剧了我国与欧美的贸易摩擦
首先贸易摩擦的根源在于双边贸易的不平衡，而我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加工贸易的顺差，而一般贸易则为逆差。其次，我国加工贸易出口的产品大多数为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使得我国加工贸易的出口商品极易遭受反倾销、反补贴的指控。最后，在我国的加工贸易中很大一部分为其它国家和地区加工的产品再出口，许多出口产品是经香港转口或委托加工的外商出口，而按照国际原产地统计原则，这些大量的进口部件则被计入我国的出口额，扩大了我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加剧了贸易摩擦。
(五)出口加工区出现的问题没有相应的解决政策
首先，研发中心进口所需的设备、原料没有保税政策，影响了跨国公司研发中心落户，企业不愿加大研发中心投入。其次，来料加工、进料加工以及深加工结转的有关政策有待协调。目前，来料加工企业增加设备投资部分由客户提供，部分购买，由于进、来料加工仍然实行差别税收政策，导致加工企业从国内配料越多越吃亏，影响了外资企业国内采购。随着高新技术产品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分工越来越细，加工贸易的深加工结转环节也越来越多。由于海关、国税等部门对深加工结转的政策、规定不一致，各地在实际执行中也不统一，企业为了避免深加工结转的麻烦，就会选择先出口再进口，影响了国内的增值。再次，区外委托加工难以开展。出口加工区内企业在产能有余的情况下，希望能够承接区外企业的委托加工业务，而海关没有相关操作规定。最后，中小企业在首次申办加工贸易手册时，海关要求缴纳相当于手册备案金额全额税款的风险担保金，增加了企业的资金负担。
三、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政策建议
(一)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动加工贸易结构调整和升级
首先，要加快产业战略转型，使加工贸易逐步向生物工程、航空航天、新材料、新能源及节能等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促进产业化和国际化;要下决心淘汰一批产能落后、污染严重的化工、造纸、印染等传统加工贸易企业。其次，要制定有关支持加工贸易升级的配套政策。要把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与服务业发展、服务业引进外资等政策结合起来。鼓励设立研发中心、区域总部、物流中心、销售中心、检测维修中心等，对为加工贸易配套的研发、设计、物流等内外资企业，可以从信贷、税收、工商等方面加以扶持，使加工贸易的价值链环节和增值活动更多地向国内延伸，同时营造出自己的生产网烙体系，逐步从OEM向ODM、OBM发展，从根本上改变“研发、销售”两端在外的局面。再次，出台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企业标准。对于符合标准的企业，从税收、通关、物流等各层面予以优惠和扶持。再次，设立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基金，扶持加工贸易企业研发创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和专有技术。最后，围绕自有品牌引导企业对外代工转向对内代工。可由政府牵头结合市场进行精细筛选，对符合条件的少数企业予以重点扶持，打造自主品牌，引导国内多数企业由为国外企业代工转由为国内品牌企业代工，抱团走向国际市场。
(二)延伸价值链，发展和扶植配套产业，发挥加工贸易的溢出效应
加工贸易的价值链包括原材料和零部件的采购、生产加工、仓储、运输以及销售等各个环节。因此要延长我国加工贸易的国内价值链就必须促进我国的加工贸易沿着其价值链由简单向复杂、由单一生产向综合服务的方向转型。发展配套产业，实现产业溢出效应是最主要的渠道。要解决配套产业关联度低这一问题，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解决。第一，提高中间产品的质量和技术含量，加大国内采购率。提高国内产品的质量是增加国内采购这一环节的关键，同时也是延长国内价值链最重要的一步。我们要鼓励加工企业提高工人的素质、利用先进生产技术、增加研发投入，提高产品质量、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第二，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应逐步弱化来料加工的海关优惠政策，不断提高进料加工比重。可根据国内产业配套条件，实行境外来料非全额海关优惠办法，促进从国内采购料件。对于加工贸易出口产品中使用的国产料件，在出口退税方面可视同进口料件予以保税，以促进加工贸易中间投入品的国产化。根据国内产业配套率的高低来细化出口退税率的差别，实行鼓励提高国内产业配套率的退税政策。总之，要鼓励和引导加工贸易企业引进先进技术、更新设备和加强自主研发，逐步从简单加工向深加工，从低端制造环节向核心元器件制造、研发、设计和物流等环节，延伸价值链，发展配套产业，充分发挥加工贸易的溢出效应。
(三)积极推进加工贸易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首先，要进一步优化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环境，增强承接加工贸易转移的能力。加强中西部城市交通运输、通信、水电等基础设施及城市环境建设力度;逐步增加中西部出口加工区的数量;提高产业配套能力;建设中西部综合性物流园区，降低物流成本。其次，继续实行地区差别政策，对中西部地区在出口退税、加工贸易产业目录调整、进口料件免税等方面实行优惠政策，适当放宽准入条件。(四)提高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参与程度，推动加工贸易以外资企业为主向以本土企业为主转变首先，要在融资、信贷、外汇保险等政策上给予大力支持，尤其是鼓励中小企业通过为外资企业配套，逐步增加国内零部件和原材料采购比重，扩大企业规模，增强技术溢出效应。其次，加强各种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建立加工贸易信息服务系统，金融担保、研发设计、专业咨询、教育培训、国际展览等服务体系，为中小企业接单创造条件。
(五)积极调整加工贸易政策，保持稳定性、连续性和协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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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环境成本内部化。环境成本内部化是指将环境成本纳入生产的总成本之中，消除了环境成本的外部性。将环境成本作为生长成本的一部分，就能让商品价格反应全部的社会成本，这样一来市场和价格就可以重新作为配置资源的有效手段而存在，达到环境保护和国际贸易都能够顺利进行的目的。
（三）环境成本内部化的理论分析。在实际运作中，实施环境成本内部化存在着环境成本的确认、计量和汇总等方面的困难，可却不能否认它是解决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的有效方法。以下是对环境内部化用局部均衡法进行的具体分析。
如图一，表示了不产生外部成本的情情况，即不存在外部不经济。这种状态，市场自身力量就能够达到消费者的效应最大化和生产者收益的最大化的目的，完全都不需要要政府对之实施干预手段。其中，Q0表示的是均衡产量，P0表示的是均衡价格，MC表示的是际私人成本，MR表示的是边际私人收益。
如图二，是外部成本存在的状况，其中横坐标Q表示的是生产和消费时所产生的污染产品数量，纵坐标P表示的是该产品的价格，SMC表示的是边际社会成本，PMC表示的是边际私人成本。由图可知，当存在外部成本时，SMC大于PMC。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制造商将会把产品价格定为P2，生产量控制为
Q2。可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制造商的产量超出太多。图中ac部分表示的是政府的征税数额，即制造商所应承担的外部成本。曲线D表示需求曲线，Q1表示的是有效产量，P1表示的是相应价格。当政府征收了外部成本之后，制造商的商品实际生产量降到了Q1，生产商的产品价格降到了P3，同时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上涨到了P1。这表明了生产者与消费者共同承担了环境成本税。当政府不采取征税措施，而是通过明确界定环境资源产权，则消费者有权向制造商索取他们所支付的环境污染税，此时PMC移动到了SMC的位置，同时产品的产量就下降到了
Q1即社会最优水平。
图三所示的情况是接近实际的存在，此时的SMC相对
PMC来说更加的陡峭。污染度的增加是的外部成本也越来越大，用图表示就是曲线SMC和PMC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工资收入的增多，对产品的需求量也会增加，在图中表示的是曲线由D移动到D1，此时生产成本外部性产生的影响更重要[1]。
由上面分析可得，环境成本内部化一定要得到重视。
二、环境成本内部化实施在国际贸易中的存在的问题
现今的环境内部化得不到足够的重视，主要存在以下方面的问题。
（一）没有对环境资产的所有权进行界定。环境资源的产权没有得到界定，就没有人会愿意主动承担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所造成的损失，也会助长有些单位部门的不良排污风气。比如，共有的土地上建造两个工厂，工厂甲是有污染性的，而工厂乙是不具有污染性的，当工厂甲对土地的污染影响到了工厂乙的生产效益，但由于没有产权界定，工厂乙得不到赔偿，而甲工厂还是继续恶习不改。
（二）环境资产定价不合理。环境资产的价值包括：直接使用价值和简接使用价值两种，直接使用价值可以量化，而简接使用价值难以做到量化因而常常被忽视，所以就造成了对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所以，如果不对环境资产价值进行合理而又全面的定价，环境资源的可持续使用就得不到保障。
（三）没有坚持排污者付费原则。目前的环境成本内部化过程中，并没有做到坚持排污者付费原则，导致了许多企业污染了环境，却没有承担相应的治理环境问题的费用，这就使得这些企业一直钻空子，对环境和生态造成更大的伤害。坚持排污者付费原则就是要求制造污染者去承担减少环境污染的费用，使污染制造者积极主动的治理自身所产生的污染物，进而促使生产者产生环保意识。比如，发达国家每年会排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对环境造成了极大的污染，所以必须多支付治理环境问题的费用。
三、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实施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一）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实施对发达国家的影响。由环境要素禀赋和发展水平决定了环境成本内部化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是有利的，它进一步的提高了发达国家在贸易中的主导地位[2]。这是因为发达国家本身在资金与技术力量上具有极大的优势，而且生产力水平又相对较高，所以在环境内部化过程中，发达国家所受到的价格波动较小。而且发达国家在制定政策时，一般只从自身利益和实际需要出发，不考虑发展中国家的“死活”；另一方面就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资金与技术力量薄弱，发展水平较低，环境成本内化后使得制造出的产品成本大大增加，将原本优势产品变得不再有优势，使得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大大降低。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入。
再者，发达国家将发展中国家当成了“污染避难所”，发达国家为了避开本国的高环保标准和高昂的环境保护费，把那些生产过程会产生大量污染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所用的名目是却是技术援助。这样做使得发达国家省掉了环境成本，而低环境标准的发达国家就做了“替罪羊”承担了环境成本。比如：日本将三分之二的污染产业转移到了东南亚和拉丁美洲，而作为世界第一发达国家的美国，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已经有百分之三十五的污染产业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大量的污染产业入境，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恶化，对人类的生命健康也产生了危害。发达国家还会通过各种手段来限制进口，扩大出口，久而久之，发达国家将成为生产产品过程中造成严重污染的净进口国和在产品消费过程中造成严重污染的净出口国。
（二）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实施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环境成本内部化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既有利又有弊。从短期来看，发展中国家会因环境成本内部化而降低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发展中国家以初级产品制造和加工工业为主，它们会消耗掉大量的自然资源，而且对环境的破坏也很大，所以产生的环境成本就会高于科技产业的环境成本。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品比较优势较低，致使其国际竞争力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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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内分工是指特定的产品在其生产过程中的不同环节，在空间上分布到不同国家，各个国家凭借自身的比较优势，参与产品生产价值链中的特定环节，并进行专业化生产的形式。
目前我国传统劳动力比较优势正在被削弱，我国加工贸易应该由纯粹加工装配环节逐步向产品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生产环节转移。以产品内分工理论指导加工贸易升级，提升我国加工贸易在产品价值链中的位置，不仅能够提高产品附加值，获取较高的利润，而且能够使相关产业在国际产品内分工体系中获取有利地位，是比较符合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变化趋势的。
二、产品内分工与加工贸易
产品内分工的内涵将特定产品生产过程中不同工序根据各国的比较优势进行分散化。加工贸易符合产品内分工与生产的基本特征，是产品内分工的一种主要形式。发达国家可以将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密集型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集中从事资本密集型环节，节省本国生产成本。发展中国家则利用本国的劳动力优势，从事劳动密集型环节，在“干中学”中积累经验和资本，利用加工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降低学习成本和缩短学习时间。因此，产品内分工不仅为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合适的条件，也为发展中国家发展加工贸易创造了更多的机会。从产品内分工的角度研究我国加工贸易的问题，将有助于提升我国加工贸易在国际产品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实现我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三、产品内分工条件下我国加工贸易发展现状
2013年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统计数据显示，来料加工装配贸易2012年的出口额达到9881881万美元，与2011年相比稍微有所下降，但依旧保持着较高数额。2012年进料加工贸易额从2011年的72763304万美元增长到了76385772万美元，保持着较高的增长劲头。加工贸易进口设备金额也体现了较为明显的增长，外商投资企业作为投资进口的设备、物品金额保持较高数值。但出料加工贸易与进料加工贸易相比出口金额较小，2011年只有19858万美元，2012年下降大约399万美元。我国加工贸易主要在中间产品环节进口国外的半成品或原料，利用本国廉价劳动力完成加工装配环节，再将制成品运送至国外厂商进行贴牌营销。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我国加工贸易的出口产品主要以工业制成品为主，其次为高技术产品，初级产品所占比重较小。如图1所示，2010至2014四年间，工业制成品出口额持续增长了约8千多亿美元，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也有明显提高，初级产品出口额基本持平。
四、产品内分工条件下中国加工贸易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我国加工贸易技术水平不高，处于全球价值链最底端
如图2所示，“微笑曲线”的两端，价值链上下游分别为附加值高的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环节，底端是加工组装环节。产品价值链和“微笑曲线”都表明，在产品内分工中，在上游环节加大研发和设计的投入，产品增值程度和收益率上升；在下游环节建立品牌及营销渠道，产品增值程度和收益率也会随之上升。而位于中游则是技术含量低、产品附加值少的加工组装环节，很容易被成本更低的同行取代。中国加工贸易技术水平不高，只能利用劳动力等低成本要素比较优势从事中间环节的产品加工组装，处于全球价值链最底端的位置。
2.我国加工贸易国内采购率低，“飞地效应”明显
我国加工贸易方式主要为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容易形成“飞地效应”，即从国外进口具有高技术水平的零部件，在国内完成加工组装后，再出口到发达国家。外资加工贸易企业国内采购率低，导致加工贸易的产业关联度差，这就阻碍了我国加工贸易中间产品供应能力的增长以及加工贸易配套产业的发展，导致我国加工贸易在国际产品内分工链上无法延伸。
3.劳动力成本优势渐趋衰弱
我国的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且廉价，但大多数劳动力并不符合加工贸易企业对熟练技术工人的需求，这就产生了结构性需求矛盾，成为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发展障碍。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也日益增强，我国加工贸易面临的竞争压力进一步增大。
4.民族品牌缺失，企业核心竞争力不足
长期以来我国加工贸易以简单装配，贴牌生产方式为主，在研发、设计、物流、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十分薄弱，大多数加工贸易企业尚未具备核心竞争力。再者，由于民族品牌缺失，加工贸易企业在国际中辨识度低，可替代性高，严重阻碍了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升级。
五、基于产品内分工理论分析我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路径及策略
1.提高产品附加值，延长产品价值链
一是沿着产品分工链向上游延伸，不断提升研发设计能力，提高加工贸易产品附加值。企业必须形成自主研发设计，高技术水平零部件生产的能力，才能真正改变我国加工贸易在国际产品内分工中的底端位置。
二是向下游拓展。我国加工贸易企业要努力打造自有品牌，扩展自身的销售渠道，完善物流体系，在商品流通中也能得汲取到更大的利润，提升在品牌运作和营销服务环节的竞争力。
2.提高中间产品的国内采购率，完善配套产业
应鼓励国内加工贸易企业在中间产品的投入中多采用国内原料，并自主生产高技术水平的零部件。在政策上对为生产加工配套中间产品的企业给予一定的优惠，充分发挥政府、科研单位的作用，为有能力进行配套生产的企业提供人才培训、技术研发等各项服务，推动国内加工贸易企业相关配套产业的发展。
3.充分发挥要素禀赋优势，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转变
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土地、水电等低成本生产要素上，而中间产品的原料主要以进口为主。这就需要在原有静态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进口中间产品的技术外溢来提高我国的整体技术水平，加速资本积累，并通过教育和科技政策转变比较优势，提高技术水平及劳动力素质，实现我国动态比较优势的提升。
4.创建世界知名品牌，充分发挥跨国公司促进作用
在产品内分工条件下我国的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过程中，跨国公司发挥着重要作用。跨国公司不仅为产业发展投入资金和技术，同时还会产生竞争效应、示范效应、溢出效应。因而，必须加大力度扶持本土跨国公司的发展，支持其创建更多的世界知名品牌，更大程度地提升跨国公司在国际产品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才能充分发挥其促进作用。
六、结论
国际产品内分工体系把世界各国的贸易和经济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一旦游离在国际产品内分工体系之外，就必然会丧失发展良机。面对国内传统比较优势弱化，周边国家优势日渐突现等多种挑战，中国必须建立起新的竞争优势，打造核心竞争力，重视培育本土跨国公司及民族品牌，提高加工贸易技术水平，积极延长国内价值链，推动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全面升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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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国际贸易对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我国的出口疲软，在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如何保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成为了大家关注的问题，大家不约而同将研究的目光转向了国内市场。有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1978年的15586亿元上升到了2012年的210307亿元，增长了超过130倍，国内贸易的快速发展对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2文献综述
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在一国或一个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是同时存在的，在该国或该地区经济增长中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可是，学术界对这两种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热度却相差很大，主要集中在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国外有关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外贸上，而研究国内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相对而言却不是很多。Helliwell和Verdier以加拿大为样本，运用人口加权平均测距法来研究贸易的省界效应，他们发现，规模较大的省份有较强的省内贸易偏好，而规模较小的省份这种偏好则相对较弱，也就是说，贸易的省界效应因省份的大小不同而不同。Frankel和Romer以德国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对于拥有更多国内贸易机会的大国来说，控制国际贸易将更有利于其收入水平的提高，国内贸易如同国际贸易一样是通过增加资本积累和提高资本产出率来提高收入的。
在我国，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国内贸易发展较快，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与日俱增，但有关二者关系的研究却相对不足。高国力认为国内区际贸易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程度。熊贤良较早且较为深入地研究了二者的关系。他指出：如果我国轻易放弃适合于自己的贸易与发展战略，将可能为自己的长期发展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铸成“历史性的错误”。周怀峰认为国内贸易对产品、产业以及国家竞争力提升具有重要作用。上述文献主要从理论方面对发展国内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可行性、重要性及方式、方法进行分析。在实证分析上，徐映梅、田静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协整检验验证了国内贸易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正向作用。而沈坤荣、李剑运用逐步回归、残差分析等方法进行研究，发现国内贸易比重和人均产出呈现显著的负相关性。云松研究了国内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出国内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比较密切的关系。
本文通过对各变量进行相关性检验和多元回归分析来考察国内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比较国内贸易、固定资产投资和进出口等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3实证分析
31模型介绍
国内贸易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原因，所以有必要分析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此，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32数据说明
本文分析中，采用GDP（Y）代表经济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X1）来代表国内贸易，对于投资用固定资产投资（X2）来衡量，而进出口是用进出口额来衡量的（进口总额为X3，出口总额为X4），对这些数据取自然对数以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所有分析用的数据都来源于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分析时间段为1991—2011年。
33相关性分析
首先看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使用Eviews计量软件分析见表1：
从相关性系数看，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都很大，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固定资产投资的相关系数高达09931，固定资产投资与进、出口总额的相关系数都在098以上，进口总额和出口总额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相关系数比较接近，同样也很高。这说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进口和出口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各变量之间存在着高度的正向相关性，同时，也表明各变量之间很有可能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34多元回归分析
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比较多，因此我们需要分析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与国内贸易这个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进行比较。我们在做多元回归之前，都需要看这些变量之间是否具有相关性，也就是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
我们可以通过方差膨胀因子（VIF）来检验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
四个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都大于30，表明模型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这些自变量的相关性很高，且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在自变量存在多重共线性时，估计量的误差往往会变得很大，造成估计不精确，甚至无意义。为此需要寻找一个能够克服多重共线性的分析方法，处理多重共线性的方法有很多，比如逐步回归法、岭回归法和主成分回归法。因为本文分析的所有变量都是具有经济意义的，所以采用主成分回归法。
因此可得主成分表达式：
从回归方程可以看出，各变量对经济增长都起着正向的促进作用，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X1）增加1亿元时，GDP（Y）平均增加0499亿元。同理，当固定资产投资（X2）、进口总额（X3）、出口总额（X4）增加1亿元时，GDP平均增加05亿元。国内贸易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前些年相对比较弱势的国内消费日渐壮大起来，这也表示促进国内消费是重要且正确的举动。
4结论与建议
本文主要运用定量研究的方法来对相关变量进行分析，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国内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关系。为了进一步了解国内贸易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因此在原来的基础上加入了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投资、进口和出口。通过实证分析，可以得知经济增长与国内贸易的相关性非常高，同时也说明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现实情况也与之相符合，在经济保持平稳发展的同时，全国消费品市场也保持了稳定的增长态势。国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固定资产投资次之。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位居第三。因此，在关注国外市场的同时，对国内消费应该给予更多的引导，提高国内贸易的水平，改变过去依赖出口、投资来带动经济增长的做法。根据前面的分析，可以知道我们国内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比较密切的关系。因此，为了加快经济增长，在继续开展国外市场的同时，应该主要着力于国内贸易水平的提高，为此给出以下建议。
41积极发展农村消费市场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较快的发展，国家对农村支持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农民收入相应稳步增长，农村消费状况逐渐改善，消费水平也逐步提升。可是与城市消费市场相比，农村消费市场的总体水平依然偏低，城乡之间的差距仍旧明显。我国农村约有8亿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近2/3，却只消费了全国1/3的商品，由此可以看出农村消费市场潜力巨大。2009年以来，为应对金融危机，国家实施汽摩下乡、家电下乡等一系列政策，使得农村消费市场潜能得到开发，发展农村消费市场的政策效果比较明显。广大农村消费市场的启动，将会成为推动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
42促进零售业态发展
鼓励和引导连锁经营企业采取多种投资方式，促进连锁经营规模的迅速扩张。重视各种超市、折扣店、购物中心、便利店、百货店、专卖店及专业店等为代表的各类零售业态的发展。同时，鼓励和吸引国内外流通主体向我国投资、到我国发展。
43重视国内贸易，科学发展对外贸易
从世界其他国家内外贸发展历程来看，内贸发展一般是先于外贸，内贸是外贸的基础，外贸是内贸的补充和扩展。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使得我们需要依靠和发展外贸，但作为大国拥有大国优势，贸易应当立足国内，优先发展内贸，因此，发展贸易要讲求科学合理。
44完善信用体系，创新国内贸易方式
信用是市场经济的灵魂，完善的信用体系是贸易得以发展的必要条件。完善国家信用体系有利于促进国内贸易发展，在完善信用体系的同时，要积极借鉴国际贸易经验，创新国内贸易方式，从而平衡信用体系建设滞后对内贸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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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篇10
这份由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农业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工商总局、质检总局等10部门联合的《规划》，是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的背景下出台，这对于完善内贸流通体制机制，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加快构建现代流通体系，推动从流通大国向流通强国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规划》全面总结了“十二五”期间内贸流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分析了“十三五”期间内贸流通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根据对流通发展趋势的研判，提出了流通升级战略，消费促进、流通现代化、智慧供应链三大行动，9项主要任务和17个重点项目。
《规划》提出，“十三五”期间我国内贸流通发展的指导思想是，以提升流通质量和效率为中心、以流通信息化、标准化、集约化为主攻方向，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信息技术应用为支撑，实施流通升级战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内贸流通体制机制，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扩大流通对外开放合作，构建现代流通体系，充分发挥内贸流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重要贡献。
《规划》提出了“十三五”时期让沉魍ǚ⒄鼓勘辍W芴迥勘晔堑2020年，新一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内贸流通转型升级取得实质进展，全渠道经营成为主流，现代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大流通、大市场体系基本形成。流通新领域、新模式、新功能充分发展，社会化协作水平提高，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增强，流通先导功能充分发挥，供需实现有效对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更加凸显，现代流通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
针对“十三五”期间内贸流通发展，《规划》提出推进实体商业创新转型、提升流通供给水平、推动消费结构升级、提高流通信息化水平、加强流通标准化建设、促进流通集约化发展、统筹区域城乡协调发展、加强对外开放合作、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等9项工作任务。
围绕“十三五”时期我国内贸流通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规划》提出了7个方面的保障措施，主要包括健全管理体制机制、加大财政金融支持、调整优化税费政策、优化土地要素支撑、推进人才队伍建设、完善统计监测体系、落实规划推进机制等内容。
篇11
1.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基本现状。近十几年来，我国的对外贸易额有了大幅度的增长。自2002年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已经连续4年保持20%以上的高速增长，2005年继续稳居全球第三位。2006年中国对外贸易规模高达17606.9亿美元，比2005年净增3385.7亿美元，增长23.8%，实现贸易顺差1774.7亿美元，外贸出口9690.8亿美元，增幅回落1.2个百分点；进口7916.1亿美元，增幅上升2.4个百分点。
我国长期采用的是“重在鼓励出口”的外贸政策，使得我国出口连续增长，外汇储备不断增长，贸易顺差持续扩大。但是，我国的出口是低效率的，产品的价值增值与规模的增长是不相称的，出口的数量优势远远大于出口的质量优势。但是巨大的贸易顺差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正在逐渐的显露出来。(1)人民币升值压力。近年来人民币汇率问题一直是经济界争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日渐高涨，最终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中国巨大的贸顺差就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而由此企业将面临更大的风险、出口的利润空间萎缩，国际收支不平衡已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宏观调控的棘手问题。(2)贸易摩擦增多。我国的低价产品冲击外国市场，贸易顺差的急剧扩大,引起贸易伙伴国的不满,进一步激化贸易争端。2005年以来，已有12个国家对中国发起了33起反倾销调查，其中大案件增多，涉及金额上升约20%。很多国家采取各种手段加紧在制度层面对我国实施贸易限制，对我国产品频频设限。
2.对外贸易增长分析。(1)对外贸易增长的效率。在世界经济论坛（WEF）最新的2006年～2007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中，中国名列第五十四位，相比去年下跌6位。中国的2004年至2001全球竞争力排名分别为49，46，39和33，些数据分析与我国的贸易状况是相吻合的。国家竞争力是贸易增长效率的重要指标，中国国家竞争力的连续下降，说明了中国外贸增长效率的不断降低。(2)对外贸易增长的协调性。外贸易增长的协调性的重要指标是外贸依存度。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是大幅度增长的，截止至去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已达到了63.86%。比照发达国家，如美国的外贸依存度从1993年至2003年都基本维持在20.4%～25.7%，上下波动幅度不过5个百分点。过高的外贸依存度意味着我国经济的增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于外部需求，使我国经济发展的风险增大。(3)中国对外贸易增长的可持续性。中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性则与中国经济本身的可持续性相关。我国劳动力受教育的程度是成逐年上升趋势的，在2004年接受义务教育人口已经达到了一半以上。但是随着劳动力水平的提高，我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劳动力廉价优势已经在逐渐失去。
二、外贸增长方式的影响
长期以来，我国的外贸增长方式都是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出口的产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或资源密集型初级产品，始终处于国际分工价值链的低端，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都不高，贸易额的增长大部分是纯数量的增长，而出口量的增加并不等同于出口的增加。纯数量的出口增加，使得我国在初级产业中不断的重复低效率、高成本且技术含量不高的劳动，并且在这些产业中投入大量的重要资源，造成资源产出的低效率。粗放型的模式促进了我国对高技术及其产品的进口依赖，这非但不能促进我国的技术创新，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阻碍我国的科技发展。即使在部分高新技术产品的制造上，也主要从事中低端的加工装配环节，研发部分基本不在我国。
与国际贸易相对比，我国国内贸易倒是能够比较稳定健康。我国提出了建立和谐社会的理念，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在国内贸易的可持续性发展上，我国通过立法手段，保护环境和资源，开发高新技术，使用替代型能源等方法。
我国外贸易依存度相当高，并不具备国内贸易的相对比较完善的制度体系，还没有国内贸易发展成熟，其贸易增长方式已经显露出它的不适应性，需要借鉴国内贸易改革的经验，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型。
三、中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对策及途经
中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关键中的关键是政府如何进行引导，采取何种贸易政策，做好宏观调控。这是转变得基础，是进行转变的整体框架。在宏观政策确定的基础上，我国应该采取相应措施促进外贸质量。
1.改进出口商品结构。中国目前出口产品大多是规模大价格低，是中低档产品的出口，只赚取其中的加工费用。出口商品由数量型转向质量型，使外国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不再仅仅因为低价格，而是因为质量需求，一定程度上减少外贸风险，减少外贸的依附性。
2.提高外贸增长的效率、质量，以及可持续性。完善对外贸易制度建设；加快自主品牌建设，增强外贸企业竞争力；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加快自主技术创新，实现外贸增长的可持续性。
3.借鉴我国国内贸易增长的方式。国内贸易的增长是可以借鉴的，各省之间的贸易一定程度上可以与对外贸易相类比，各省市的企业可以与各跨国公司类比。学习借鉴国内经济增长的模式，避免资源浪费，减少贸易摩擦，以提高增长效率及质量。
四、结束语
虽然我国已经是一个贸易大国，但是距离贸易强国还是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中国在未来的对外贸易方式转变得过程中，最需要关注的是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而我国则应在充分利用自己要素禀赋的基础上，运用比较优势，实施有计划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使我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由粗放式贸易向集约式贸易转变，同时提高外贸的数量和质量。
参考文献：
篇12
其实早在2009年，内贸信用保险补助项目就已经拉开帷幕，至今已持续三年，试点地区包括北京、上海、天津等12个省（市）地区。中国信保2011年报显示，2011年国内贸易信用保险承保金额1335.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8.6%；已决赔款6411.7万元人民币，追偿收入1791.5万元人民币，但未公布其保费金额。目前，业务范围涵盖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涵盖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批发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20多个行业。
那么这一特殊的信用险产品究竟能为企业提供怎样的帮助，企业所面临的成本又有多高呢？
投保内贸险降低赊销风险
据保险公司有关专员介绍，内贸险属于信用保险的一种，进一步说，它所承保的是信用风险中的商业风险，包括买方破产、买方的债权人已接收买方的全部资产、买方逾期未支付或未付清货款等。而国内贸易信用保险则是指我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注册的法人企业之间开展国内贸易业务时，保险人对被保险人因买房商业信用而导致的应收账款损失进行赔偿的保险业务。因此，也有人将这类保险称为应收账款保险。
从保险责任中可以看出，内贸险的第一个作用就是有效降低企业的赊销风险，减少坏账损失，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企业售后应收账款管理的后顾之忧，这对于任何一个经营者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除了弥补企业货款损失外，内贸险还可以对法律费用部分予以赔偿。如必要的仲裁费用、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和诉讼、仲裁过程中发生的鉴定费用等。不过，保险公司通常会规定这一费用的最高上限，如不超过保险人承担货款损失赔偿金额的30%。
保险公司为小企业风控把关
投保内贸险的过程并不同于其他保险，保险公司除了对投保人的资质予以审核外，更重要的是对下游买家的还款能力予以调查，因为这与风险高低息息相关。
据保险公司有关专员介绍，内贸险的投保过程从几周至几个月不等，与银行审核贷款颇为类似，这其中会就保额高低与投保企业进行磋商。“保额一般是以买卖双方一年的赊账额度来确定的，投保企业若有多个下游买家，那么保险公司会就不同买家的实际情况给出不同的核定限额。”这一工作实际上是在帮助企业对买家资信进行衡量，换句话说，内贸险可有效帮助企业完善销售管理渠道，而这一作用对小企业来说尤为重要。因为大部分的小企业往往不会设立专门的风控人员，除了身兼多职的财务经理外，没有人员对下游风险予以监控。而投保内贸险后，保险公司可以第三方身份对企业销售行为进行约束。企业还可以以保险公司给出的限额为参考，减少买家逾期风险。
有助企业申请银行保理业务
我们知道，银行的保理业务是指银行为国内供应商和买方之间的赊销方式而设计的金融服务。银行作为应收账款受让方以融资方式供应商清收应收账款，并负责应收账款账户管理和债权回收。
尽管这一业务对企业的抵押物没有太多要求，但通常只会受理核心实力企业和信用程度较高的企事业单位的供应商提出的融资申请。而若企业已经有了内贸险保障，申请保理业务将会更加顺畅。因为对银行来说，风险已经一定程度上转嫁给了保险公司，只要保险公司有充足的赔付能力，风险性就会很低。
一些银行还会与保险公司签订意向协议，这更加便于内贸险被保险人向对应银行申请贷款。例如人保财险上海分公司就与工行、建行、交行、中行、兴业银行、浦发银行等多家银行建立了合作关系。在人保财险上海分公司投保后，向上述银行申请保理业务会比较容易通过。
不过有关保险专家也指出，有了保单并非一定能获得银行贷款，因为保单中含有除外责任，比如被保险人（卖方）的故意行为、违约行为或违法行为；依法可以终止履行买卖合同时，仍向买方发货；买方所在地区、洪水、地震、海啸等等。也就是说，银行同样可能面临一定风险，因此银行势必会对贷款申请予以审核，也就存在不予批准的可能。
内贸险索赔亦有不同
相比一般保险来说，内贸险的索赔方式较为特殊。首先是被保险人申请赔偿的时间。人保财险有关专家介绍，当被保险人发现买方已经破产、买方的债权人已经接收买方的全部资产、买方已收获但拒绝付款或是买方逾期2个月未付或未付清货款时，应尽快通知保险公司，填报有关资料。
“之所以不是在逾期后立刻通知保险公司是因为企业在赊账、还款的过程中出现逾期并不少见，逾期的原因可能只是企业主的习惯问题，或者一时疏忽，所以通常保险公司都会设置一个‘观察期’，等过了之后再由企业提出索赔。”
而在保险公司接到报案后，并不会立即实行赔付，而多是要求被保险企业自行催缴货款。这一段时间也可称为“等待期”，若买方企业资金周转顺畅了，偿还了欠款，那么保险公司就无需赔付了，反之，若买方企业宣告破产，或是仍无法还款，那么保险公司会按合同约定的比例给予赔偿。“等待期”的长短在保单中会事先约定。
篇13
一、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对贸易理论的历史考察
新兴古典经济学派对贸易理论的创新正是始于对贸易理论发展主流评价的重新思考，其中包括对贸易理论的源头和发展线路的考察。
1.重新定位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原理的相互关系
传统观点认为，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说明，只有当两国之间在同种商品生产上存在生产率的绝对差异从而仅当绝对优势存在时，两国才有贸易的可能。而李嘉图的理论则将这种条件放宽，认为不必有绝对优势，而只要两国在两种商品的生产上具有相对生产率的差异，即只要存在比较优势时就有贸易的基础。也就是说，在斯密认为没有贸易可能的条件下，李嘉图证明了存在贸易的基础，因此认定是后者包含了前者，前者是后者的特殊情况。
新兴古典经济学不同意这种主流观点，认为二者不只是比较方法的差别及由此导致的适用范围大小的不同，而是具有本质上的区别。按照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斯密的理论认为，是分工带来的生产率差异内生出的绝对优势形成了贸易的基础，而李嘉图则认为是先天存在的差异即外生比较优势导致了贸易的产生。绝对优势是一种后天创造的内生优势而比较优势是天然存在的外生优势。这种本质的差别使得贸易理论应该重新思考二者的关系，以确定哪个是特例，哪个是更为一般的情况。一方面，即使按照传统的对“一般情况”和“特例”的评价标准，从适用范围上进行对比，李嘉图理论中贸易的产生要求两国之间天然地存在着差别，即一国在某种商品上存在比较优势，而斯密的理论中则不要求这一条件，即使两国没有事前天然的差别，只要存在专业化报酬递增，通过分工和专业化仍然可以创造出优势，即创造出贸易的基础。这样看来，在李嘉图认为没有贸易可能的情况下，斯密认为可以有。因此也可以说，斯密理论比李嘉图理论的适用范围更广；另一方面，斯密认为，“人们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并不像我们所感觉的那么大”[1]，新兴古典经济学也认为，即使个人之间天生存在着生产率的差异，这种差异也远不如个人之间由于后天的分工演进而产生的生产率的差异来的重要。因此内生比较优势应是较李嘉图理论中的外生比较优势更为重要的贸易产生的原因，斯密的绝对优势是较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更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
2.重新归纳贸易理论的发展线路
基于对斯密绝对优势理论和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的重新定位，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贸易理论的发展分为内生优势和外生优势两条线路，其源头一是起源于斯密，一是起源于李嘉图。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奠定了外生比较优势的基础及其在贸易理论中的核心地位。此后的贸易理论中，新古典贸易理论沿袭了李嘉图外生差别的思路，将李嘉图理论中的比较成本的差异引入到生产要素层面，把贸易的成因归结为先天存在的自然禀赋的差异。无论是李嘉图的技术比较优势还是以后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中的自然禀赋比较优势，都是以两国之间有先天存在的生产条件的差别为基础的。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产生并占据贸易理论的核心地位之后，斯密的内生优势理论一直被主流的贸易理论所忽视。在新古典贸易理论创立的过程中，俄林曾经注意到了促成内生优势的规模经济对国际贸易产生的重要意义但也只是将规模经济所导致的贸易作为要素禀赋差异贸易的一种补充而未作重点考察。20世纪70年代，林德贸易模式[2]和产业内贸易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对贸易理论的新思考，发展出了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修正了传统理论关于市场结构的假定，考察了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提出了独立于先天因素的规模经济思想，将贸易的原因归为后天分工和专业化的结果。贸易扩大了市场规模，规模经济成为贸易利益的来源。这种贸易动因和利益来源内生化的思想是对斯密内生优势理论的继承和回归，因此可以列在内生优势的发展线路之内。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与斯密的绝对优势之间的区别比我们一直认为的那样大得多。内生比较优势的概念与经济组织问题联系紧密，而外生比较优势概念只与资源配置问题相关。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本质上代表着经济学的不同发展思路。在贸易理论研究中，忽略斯密的分工和内生优势思想，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置于贸易理论的核心是经济研究的重心从经济组织问题转向资源配置问题的一个重要表现。新兴古典经济学正是以新框架为依托，在对贸易理论的发展历史重新考察和深入研究之后，将斯密的分工和内生优势的思想形式化并且放在核心位置，对贸易问题给出新的解释，将经济研究的重心重新从资源配置问题转向经济组织问题。
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基本内容
新兴古典经济学弥补了新古典经济学框架的重要缺陷，从每个个体既是消费者同时又是生产者的现实出发分析个体的决策过程及其结果。基于个体是消费---生产者的新框架更适合国家层次上对单个国家的分析，新兴古典经济学把对个体之间分工和贸易的分析用于分析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用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及其折衷解决的个体专业化决策思路重新考察了国际贸易理论，用分工演进模型对贸易理论的基本问题给出了新的解释，构成了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主要内容。
1.贸易的原因。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贸易是个体专业化决策和社会分工所带来的直接结果，贸易的原因是分工和专业化引发和强化的内生优势。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模型假定每个人的人生相同，不存在先天差别，在社会分工中各人后天选择了不同的专业才产生了同种产品的生产率的差别和某一方面的优势，从而形成了贸易的基础。而且，这种优势与社会分工水平互相促进。分工和专业化带来了各人之间在某种产品上的生产率的差别，形成生产成本的优势，而这种差别和优势又会进一步促进和强化分工，从而进一步强化差别和优势。可见，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的贸易优势是后天获得并且具有自我强化的性质，是一种内生优势。但仅有生产方面的内生优势并不是开展贸易的充分条件，还要同时考虑其相对面——交易效率的高低。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认为，贸易的开展取决于一种综合优势，既要考虑生产上的内生优势或劣势，也要考虑交易效率优势或劣势，要取决于二者的相对关系，即内生的生产率和交易效率的综合比较优势。
2.贸易的结果。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中，分工和贸易同时产生，贸易是专业化生产和多样化消费这一矛盾的解决方式，贸易的结果本质上是分工的结果。分工使个体的自给率降低，每个人生产的产品种类数更少而相互交换的产品种类更多，产品生产的集中程度和个体的贸易依存度提高。贸易品种类的增加意味着市场种类的增加和社会商业化程度的提高，每个人对他人的依赖程度加强。随着分工的深化，个体的生产结构差别越来越大，经济结构则由自给自足时的单一结构趋于多样化。经济由自给自足时的互不往来到局部分工时的市场分割最后发展到完全分工时的市场一体化，市场从无到有，一体化程度逐步提高。所以，分工和贸易的直接结果是提高了个体的贸易依存度、产品生产的集中程度、社会的商业化程度、经济结构的多样化程度和市场的一体化程度。而且，分工减少了每个人必须的学习时间和费用，提高了专业化水平，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使得人力可以用于新的专业产品的生产。在高水平的分工模式中，不同的人可以通过专业化生产不同的产品而增加不同的专业种类数，因此分工和贸易还促进了产品种类的增加。
3.国内贸易向国际贸易的发展。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最重要的特点在于该理论能够揭示国内贸易为何和如何发展到国际贸易。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这一解释力源于该理论依托的经济学框架。新兴古典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不同就在于其前提中摒弃了新古典经济学生产者和消费者两分的假设，从消费-生产者个体开始分析，认为一切经济现象都可以用个体权衡专业化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决策进行统一的解释。国内贸易的产生是二者作用的结果，而同样的原因也可以解释国内贸易向国际贸易的延伸。每个消费者同时是生产者，当交易效率很低时，人们自给自足，没有交换和贸易产生。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首先出现一些地方性市场，但尚不需要统一的国内市场。随着交易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各分割的地方性市场逐渐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同样的理由，当交易效率提高，分工进一步深化到可以突破国内市场规模的限制时，国际贸易就产生了。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消费---生产者的假设非常贴切，因此将个体决策过程应用到分析国家的经济行为也同样有解释力。只要国家之间分工的好处超过了国际贸易带来的交易费用，各国就会选择专业化生产并与他国交换，贸易也就由国内贸易发展到了国际贸易阶段。国际贸易之所以在国内贸易之后产生，原因就在于国际贸易较国内贸易有额外的交易费用。
4.贸易政策内生化。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不但解决了传统贸易理论的基本问题，同时将贸易政策的选择在模型中内生化。新兴古典经济学把交易成本和内生比较优势概念引入李嘉图模型[3]，证明政府的贸易政策体制、分工的均衡网络规模与整个经济的生产力是相互依赖的，均衡的贸易政策和国际分工水平密切相关。分工演进模型表明，随着交易效率的改进，经济结构的一般均衡会不连续地从自给自足跳到部分劳动分工继而跳到完全分工。在部分劳动分工的情形下，交易效率较低的国家分工水平比交易效率高的国家要低，在参与国际分工后，国际贸易中的贸易条件更有利于分工水平更高的国家，这些国家更倾向于采取单边自由贸易政策。而分工水平落后国从贸易中获利甚微，因此，落后国试图通过关税手段来改变贸易品的相对价格以获得较多的贸易好处。随着交易效率的进一步改进，一般均衡会从低水平的分工状态非连续地跳到高水平的分工状态。这时贸易品的相对价格不再由任一国的国内生产条件决定，而由两国的生产条件和消费偏好共同决定。每个国家都可以通过关税手段来争取更多的分工利益，由此可能引发关税战从而使分工的好处全部消耗。在这种情况下，两国都有意愿参加纳什关税谈判，谈判的结果是双边自由贸易。这一分析一方面解释了单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贸易政策的选择问题（即从单方保护转向双边关税谈判到最终参与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的转变），而且能够解释世界范围内在经济发展过渡期贸易政策的二元结构问题（即发达国家追求单方自由贸易，而发展中国家追求单方贸易保护），也揭示了在经济发展的成熟期通过多边关税谈判形成多边自由贸易的局面。基于上面的分析，在政策主张上，新兴古典经济学派认为，一国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应该通过分工的自发演进来确定贸易模式。政府应该致力于通过谈判实现多边自由贸易，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降低交易费用，以促进劳动分工的扩张和深化，带来更大的生产率收益。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新兴古典超边际分析甚至比边际分析更支持自由贸易政策。”[4]
5.贸易与经济发展问题。贸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也是传统贸易理论中经常涉猎的问题。与传统结论不同的是，在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贸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不是遵循互为条件、相互作用的机制，而是作为分工的不同侧面相伴而生，二者都是分工产生和深化的结果。分工引起了贸易，同时也是分工带来的生产率的增加促进了经济发展。内生比较优势随着分工的演进会带来一国贸易结构和格局的动态变化，并且带来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能性。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新的研究成果还考察了一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开展国际贸易对一国国内和国家之间二元经济结构和收入分配的影响。[5]
三、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与传统贸易理论的比较
1.与斯密绝对优势理论的比较。新兴古典经济学是对斯密分工思想的形式化，斯密的思想是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渊源。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对斯密理论的继承体现在：第一，贸易理论是分工理论的一个侧面。斯密在《国富论》中的核心思想是分工，以分工来解释国民财富的源泉。交换和贸易是分工的共生物，交换和贸易促进分工，而分工的利益是交换和贸易利益的源泉。斯密并没有专门独立的贸易理论，他的绝对成本理论是建立在他的分工和国际分工学说基础之上的。[6]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同样是分工和专业化，贸易作为分工的一个侧面来体现，贸易理论是分工理论的一个方面。斯密的分工理论认为，分工受制于市场范围，运输费用是交易费用的一种具体形式。斯密强调决定市场范围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政府政策两个因素。新兴古典经济学遵循了这个传统，使用了交易费用这一现代概念，揭示了市场的范围怎样被经济人之间的交易成本所影响，交易费用的存在限制了分工和专业化的程度，并用交易费用和专业化经济的两难冲突解释贸易的产生和发展。同时，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发扬了杨格的思想，用严密的数学模型阐述了分工和市场范围的相互依赖关系，并用知识的积累解释了分工的自发演进。第二，国内交换与国际贸易具有统一基础。在斯密的理论中，无论是国内交换还是国际贸易，直接动因都是交换比自己生产成本更低，也就是为了获得分工和专业化的好处。同样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用个人对专业化经济和交易费用的权衡决策解释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产生，并且揭示了国内贸易发展到国际贸易的动态过程。第三，内生优势理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和斯密绝对优势理论都描述了生而相同的个人之间通过选择专业化而形成生产率的差别，内生出了个体的优势，并且专业化不断强化这种优势。这两种理论都认为，不是生产力的差别导致分工，而是分工带来了生产力的差别，因此二者都是内生优势理论。
2.与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的比较。在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模型中，只有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其边际生产率和平均生产率都是不变常数，既没有新古典边际分析中假定的单一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也没有新兴古典经济学中考察的分工导致的规模报酬递增。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是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之间的分水岭。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存在着本质的区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是一种外生静态优势，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是内生动态优势。李嘉图理论中贸易的基础是国家间天然存在的生产率或技术差异，这种差别不依赖于个体配置劳动资源的决策。存在这种外生优势就存在获利的条件。在没有交易费用的前提下，贸易的展开是必然的。李嘉图模型将天然的生产率的差异作为分工的前提条件，重点在于揭示贸易的结构和贸易的结果，而没有分析也无需分析一国是否开展贸易的决策。这种外生静态优势的缺陷在于容易导致贸易结构的静态化，形成比较利益陷阱，而且理论认为各国会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原则进行完全的专业化生产，这与现实状况也有较大的出入。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贸易的基础是一种内生的动态优势，理论不但分析了生产率的差异是贸易的基础，而且用分工和专业化解释了生产率差异产生的原因，分工的演进能够不断创造和增进生产率差异，形成动态优势，克服了李嘉图理论的缺陷。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用自己的思路和方法对李嘉图模型进行了重新分析。对于李嘉图模型而言，当存在外生技术差异时，外生技术比较优势可以带来分工经济，是否利用比较优势所带来的分工的好处，要同时考虑交易效率的高低，这种分工经济与贸易带来的交易费用是一对两难冲突，二者折衷的一般均衡结果决定一国是否开展贸易。由此可见，相比较而言，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较李嘉图的贸易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但在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史上，李嘉图比较优势原理的价值和意义不容低估。李嘉图理论中最具启发意义的是比较的方法。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沿用了比较优势的概念。在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贸易的基础即分工带来的内生优势未必一定是绝对优势，也可以是内生比较优势。而且，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还借此创造了交易效率比较优势的概念。
3.与新古典贸易理论的比较。新古典贸易理论是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内建立的标准的贸易理论形式。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兴古典经济学两种框架的不同特点决定了贸易理论在经济学中的不同地位。新古典贸易理论是从新古典经济学的概念和前提出发，利用新古典的边际分析、均衡分析方法考察国际贸易问题，是新古典经济学基本框架外的一个理论分支。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则是该学派理论框架中的基本问题，即分工问题的一个侧面。就贸易理论的内容而言，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的思想渊源不同，二者分别沿袭两条不同的贸易理论的发展线路，两种理论对贸易基础的认识不同，前面关于斯密理论和李嘉图理论的区别也适用于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2001年，杨小凯、张永生曾撰文批评新古典贸易理论的逻辑矛盾和缺陷，并指出，新古典贸易理论中产品要素密集度在两国相同并且保持不变的假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是容易被的。[7]“用传统的资本密集或劳动密集这类概念来解释贸易的原因和结构等问题就缺乏实用性，这种概念也变得没有意义了。”而这些问题完全可以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中的专业化经济和交易费用的对比来解释。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可以将新古典贸易理论含于解释框架之内。
4.与新贸易理论的比较。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与新贸易理论相比，二者既有相同之处又存在区别。相同之处在于两种贸易理论模型都是内生优势模型。这两种贸易理论的前提都是个体或国家的先天条件完全相同。二者都假定不存在先天优势而专于分析后天优势。而且，在创造内生比较优势的同时伴随着生产率的提高、贸易依存度的增加和经济增长。尽管都是斯密内生理论的继承，但两种理论依托于不同框架，这就决定了二者仍然存在区别。第一，虽然都是后天获得的比较优势，但是这两种内生优势产生的基础不同。新贸易理论中内生优势的基础是规模经济，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是专业化经济。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经济是互不相同的两个概念。在新古典框架中两分的假定之下，专业化经济变得没有意义，而只用规模经济反映分工经济的量的方面。而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用专业化经济代替规模经济概念，认为只有专业化经济才是递增报酬的真正原因，经济增长的促进因素是分工和专业化而不是规模经济。而且，在新兴古典框架中，专业化经济和消费多样性是可以相容的。第二，新贸易理论不能解释国内贸易向国际贸易的演进。新贸易理论基于新古典框架，国内贸易是消费者和生产者两分假定的自然结论。贸易理论只用于解释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二者间没有联系，也就没有国内贸易向国际贸易的演进。而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修订了基本的前提假定，从而将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联系起来，给出了统一的解释，同时，用解释贸易产生的原理解释了国内贸易向国际贸易的演进。
总体看来，与传统的贸易理论相比，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创新优势体现在：
第一，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是内生动态比较优势模型。新兴古典贸易模型不仅将贸易原因内生化，还同时考察了分工演变的不同侧面，将产品种类、商业化程度、市场一体化程度、一国卷入贸易的程度、经济结构、收入分配、贸易政策等问题同时在模型中给出解释，把内生性贯彻到底。同时，模型中的内生比较利益会随分工的发展而不断被创造和增进，因此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模型是动态优势模型。
第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是理论和政策统一的模型。传统的贸易理论分为纯理论和政策理论。国际贸易纯理论论证贸易利益的存在，之后再结合政策制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对各国贸易政策选择做出说明。而新兴古典贸易模型则既解释了贸易理论的基本问题，也说明了一国贸易政策的选择和演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