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经济增长的概念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1经济增长的源泉分析
哈罗德.多马提出：g=s/v，其中g代表产出增长率，v为资本产出比，因为这里v为常数，所以这里的资本产出比也即增量的资本产出比。这个方程式表示：厂房和设备投资所创造的资本，是增长的决定因素，而个人与公司的储蓄，则使投资成为可能，这代表的是以重化工业为主导产业的早期增长理论；后来，新古典经济学家索洛在哈罗德-多马的基础上强调了技术的重要性，认为资本收益存在递减，技术进步才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后来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则提出了技术的内生性。索洛还率先提出一个建立在实际数据基础上的会计分析框架，企图解决经济增长有多大部分可以归因于资本存量、劳动力的增长以及总体效率的变化，这种做法也即增长的源泉分析，推导后的方程为：gY=a+WK*gk+WL*gL
上式中，gY，gk， gL分别为，Y、K、L的增长率，WK， WL用于衡量资本，劳动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这样可以计算出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率a相对应的值。这个公式可以推算要素积累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
如果一国强调增加投入，主要通过增加生产要素的数量来实现经济增长，那么这种靠投入驱动的增长类似于一种“粗放型”增长。这种增长方式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通过外延扩大再生产来实现经济的增长，片面追求产值和产量，不注意节约资源、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开发新产品，不注意提高资本使用效率，不注意保护环境， 因而也被称为数量型、速度型、外延型的增长方式；而可持续的增长方式类似于一种“集约型”的增长，即强调改善投入产出关系，主要通过提高效率和效益来实现经济增长，它的增长动力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劳动力素质的改善， 通过内涵扩大再生产，提高综合生产率来实现经济的增长，被称为质量型、效益型、内涵型的增长方式。这种增长方式与“粗放型”增长方式相比，伴随着比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2要素积累是主要贡献力量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经济上的高速增长，其增长率几乎达10%，远远高于美国、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同期的增长水平。而Young 在对我国的官方统计数字做了详尽的调整和修正后，在测算了我国1978- 1998 年间的经济增长率和要素生产率后，他的主要结论是：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实物投资的增加、劳动力投入的增加、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劳动力的跨部门流动(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的农村经济改革)；Chow和Lin的研究也认为，在1978-1998年间我国GDP增长中，物质资本、劳动力和TFP的贡献率分别为62%，10%，和28%左右。世界银行得出的结果也是资本与劳动力的贡献达到将近2/3。这说明，虽然教育普及程度的改善，劳动力从农业向外的转移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所贡献，但是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对增长并不快。从一系列数据的统计中可以看出，要素积累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力量，这种增长方式势必会引发一系列问题。
①无效的资本积累。我国改革后，虽然在消除先行工业化国家早期增长模式和社会主义传统工业化道路影响的工作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还是存在很大的不足。
由于要素价格严重扭曲的情况依然存在，基础产业供应不足，能源、原材料、运输服务的供给缺乏市场价格这种筛选机制，有没有竞争力并不是企业能否取得这些资源与服务的条件，由此形成了基础条件与运行不佳的高速度，造成了投资过热，这种粗放型的靠投资驱动的高速增长往往并没有伴随着效益的提高，实际上是以对效率的损害为代价的。
②“流汗而非灵感”的增长。我国人口基数大，并拥有丰富的人才资源，可以在可能的范围内实现技术升级与产品升级，例如，在制造业中尽量向自主研发、品牌营销等具有较高附加值的上下游延伸。但是，正如上文所说，许多地方政府看重的还是短期效益，由于高技术产业很难在短期内有回报，投入不能立即收回，所以他们宁愿依靠投入廉价的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生产技术含量不高的产品，以数量扩张取胜，而不愿在人力资本积累和自主技术开发上做出更大的努力并取得较大进展。
所以，由于出口企业产品附加值和盈利率过低，我国许多出口加工企业只能以量取胜，靠增加出口数量来维持。这种出口战略导致贸易摩擦、倾销诉讼的增多，据江苏省外贸厅统计，单江苏省今年1月至九月的贸易摩擦案件就达31起。
3技术进步的作用不容忽视
虽然中国改革开放后的集约程度还是不高，但是快速增长的中国，资本积累在GNP的比例减小，劳动力人数也开始减少，而GNP的增长率从1979年以前的4.5%增至9%，由此数据可知相比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还是存有较快的全要素增长率。实际上，在1973-1994年间，非洲、拉美和中东的平均要素生产率增长全部为负值。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中国大陆地位明显。因此，即使全要素生产率不是中国增长的主要推动者，但它确实为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①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生产率提高最显著的一个部门是农业。国家对农业的投资比例虽然不高（通常低于10%），但从1978到1984，农业部门年增长率达到7.3%。这一期间地方农产品市场开放，实行自由贸易，以比国家收购价格更高的市场价格直接向消费者出售。同时集体化生产体制解体，到1983年新的以家庭为中心的农业生产体制就建立起来了，也就是农民从市场得到了生产动机，能自由地采取相应的措施。由集体耕作到的改革，以及一些农产品价格的上调，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释放了大量生产潜能，导致了农业生产率和产出在数年内的快速上升。②非国有企业尤其是乡镇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国家通过对微观经营机制进行改革，放松了管理机制，为非国有企业，包括城镇集体经济、农村乡镇企业和城乡私人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虽然这些企业得不到政府提供的优惠，职工得不到政府发放的各种补贴，必须在市场的竞争中维持生存与发展，然而，也正是因为市场竞争的压力，使这些企业产生优化资源配置的动力，而职工报酬与他做出的实际贡献相对应的分配制度，也极大地激励着每一个劳动者的积极性。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和按付出的有效劳动进行分配的激励机制，使非国有企业迅速地发展起来了。③FDI对技术进步的贡献。FDI不仅为我国带来先进技术，更为重要的是还具有技术扩散与外溢效应。由于FDI的进入，导致我国企业采取相应措施，从而以间接的方式获得技术。技术外溢是通过示范和竞争及人才流动过程实现的。外企会为潜在的供应商提供生产设备，向供应商提供技术支持和信息以提高供应产品的质量，在质量管理和组织方面给予培训帮助，在供应商购买原材料和零部件时给予技术和信息支持等，随着外企与本地企业建立起越来越多的联系，技术扩散会越来越普遍。技术转移、技术外溢和技术扩散促进了我国产业的技术进步。
4怎样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
中国改革三十年来的高速增长依靠的主要是要素的积累，但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渐渐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因此，要实现我国增长方式的转变，就必须对旧式增长方式中潜在的问题予以改进，同时努力提高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的份额，逐渐地使我国走上依靠“灵感”持续发展的现代化增长道路。
①确保国民经济适度稳定的增长。适度增长是可持续的，是动态有效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指出：建设不能急于求成，对速度要求过高，往往导致经济不稳定。在改革中的急于求成，会使得高速增长没有伴随着效率的提高，形成“活—乱”循环，经济出现过热，进而速度与“瓶颈”相互制约。②健全适合新增长模式的制度环境。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是技术创新基础性的条件，要使得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产业都力争技术进步，这些不能依靠政府的指令，也不是靠政府的政策，而需要市场竞争环境和盈利的激励，让每个企业根据价格信号来选取最适当的技术，改革后乡镇企业等非国有企业的发展正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国有企业因为负有一定的政策性任务，改革还未完全奏效，其生存尤其是发展要靠制度的改进，此时，政府要灵活地进行调控。③加大教育投入，推动学校改革。仅仅增加资金投入是不够的，目前我国的教育机制存在问题，学生无法好好发挥自己的爱好和特长，“死读书，读死书”的现象十分普遍，所以，要对现有教育制度进行改革，为广大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关心学生的身心健康，使他们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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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新兴经济体面临的挑战与其说类似于东亚金融危机，不如说是经济增长的回潮，有些国家将从增长的螺旋上甩出来，而少数国家有望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新兴经济体分化正在进行中。
谁是新兴经济体
新兴经济体一开始被称作新兴市场国家，是一个投资的概念，一些大型投资公司将具有投资前景的国家列为新兴市场国家，这并不是一个经济增长或者发展的概念，而是关乎投资与收益的概念，很多国家刚刚进入全球市场，资产升值的空间要远远大于成熟市场经济体。冷战结束之后，有30多亿人加入了市场经济体系之中，进而带来新一波经济增长的浪潮，新兴市场国家也就从投资概念变成经济增长的概念。
进入21世纪，新兴经济体集体发力，除了中国、印度等大的发展中国家之外，非洲、南美等地区也进入高速增长的轨道，年增长率超过5%的国家将近100个，远远超过成熟的欧美经济体的增速。这一轮增长并没有因为华尔街金融风暴而中断，相反，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发达经济体，世界经济中心转移的说法也就变得流行起来。甚至很多人乐观地估计，新兴经济体正在与发达经济体“脱钩”，所谓的脱钩就是新兴经济体有了独立自主增长的能力与空间，这也是对二战结束以来发展中国家长期的依附性增长的修正。经济快速增长期间容易滋生一些不切实际的乐观情绪，而这些乐观情绪让人们忽视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风险，一旦风向大转，增长势头逆转，由乐观骤然进入悲观，企业或者政府会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
2013年5月底，时任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释放信号要改变美联储第三轮量化宽松，此消息一出，印度、印尼、土耳其、巴西、俄罗斯等一大批新兴经济体国家货币一改升值势头，调头贬值。为了维持本币币值，新兴经济体一方面不愿调高基准利率，另一方面卖出美元资产，买入本币资产。
美联储主席的一句话改变了全球的资金流向，新兴经济体在2013年6月集体面临“钱荒”的危机，之前人们津津乐道的“脱钩论”显得过于乐观和没有根据。美国以及美元依然是全球金融市场的核心枢纽，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危机中的快速增长有赖于廉价美元的供给，宽松的信贷环境让企业和政府大量举债，因此，新兴经济体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债务基础之上的。当信贷环境和利率水平发生变化，债务经济就会难以为继，尤其是以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为代表的国际“基准利率”不断上升之后，全球会自动出现避险情绪，经济增长基础不牢固的国家将面临资本外逃的挑战。
美联储从2014年开始减少购债规模，新任美联储主席耶伦萧规曹随，坚持缩减购债的政策不变，她并不认为新兴经济体的波动会影响美国经济复苏。可以预见，2014年新兴经济体将过紧紧巴巴的日子，经济增速下滑也是难免的，新兴经济体集体飘红的日子已经不存在了。当潮水退去之后，裸泳者才会暴露在世人面前，而新兴经济体也会出现结构性的分化，外汇储备不足、举债过多、经济结构单一的国家将面临着危机的压力，从货币贬值延伸到贸易，直至实体经济领域，最终可能会引起社会与政治的动荡。
新兴经济体作为一个高歌猛进的标签已经慢慢褪色了，金砖四国的发明者吉姆・奥尼尔又提出一个新的概念“薄荷四国”（MINT），即墨西哥、印尼、尼日利亚和土耳其。从“金砖四国”到“薄荷四国”，经济增长的引领者只是少数国家，涵括几十个国家的新兴经济体本身就没有同质性，除了经济增速较快之外，共同点太少。这与发达经济体有很大不同，发达经济体的数量比较少，经济增长水平都比较高，在社会发展程度上也有很大的共同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预测报告认为，2014年世界经济增长将回归常态。何谓常态？就是经济增长由美国、欧洲及其他高收入国家来牵引，全球化的动力从新兴经济体转向发达经济体。2013年美国、日本、英国的对外出口都有较大幅度增加，发达经济体将再次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牵引动力。从另一方面说，常态意味着危机时代的终结，新兴经济体作为一个群体将在危机的考验下出现结构性分化，也许未来几年人们会逐渐淡忘新兴经济体这个概念，或者会赋予它新的含义。
经济增长波浪
新兴经济体面临的种种问题与其归咎于美联储的政策调整，不如说是世界经济增长潮起潮落的自然反应。世界经济史上还没有出现过几十个国家集体崛起的现象，更引人关注的是很多国家经过一段时间经济增长之后重新跌落，拉美地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经济增长的奇迹并不可能偏离经济规律的轨道，反倒是很多奇迹都会遭遇泡沫破灭的窘境。
新兴经济体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高歌猛进，其实是21世以来新一轮经济增长波浪的延伸，在这一轮增长中，大宗商品出口国获得较长时间的增长，弱势美元政策使包括石油在内的大宗商品价格暴涨，直接拉动原料生产国的经济增长。而首要的需求方就是中国。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开启了长达十年的高速增长，同时中国也经历了一场工业化的，中国对煤炭、石油、铁矿石的需求拉动拉美、非洲、澳大利亚等原材料生产国家和地区的增长，从而形成世界经济中的“中国周期”。中国经济从两位数下滑到7.7%的速度，首度跌破8%，这对于原材料出口国的增长来说并不是什么好消息，加上美联储改变持续数年的货币扭曲政策，拉动新兴经济体增长的外部动力正在减弱，甚至逆转。
2013年下半年以来，新兴经济体的疲弱态势也代表着这一轮经济增长周期正处于下行状态，经济减速甚至经济衰退的危机正在叩响新兴经济体的大门。经济增长有起有落才是正常，经济低落期间正是改革与转型的良机，纵观世界的改革史，几乎所有的改革都源于压力倒逼。而经济周期的形成与产业变革息息相关，抓住世界产业变革契机的国家和公司就能立于潮头之上，成为新的引领者。
新兴经济体的高速增长既有赖于外部动力的牵引，也有内部工业化的驱动，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多数新兴经济体都没有越过中等收入阶段，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潜力巨大。但新兴经济体同样也面临着后发劣势，处于赶超状态意味着无法获得技术领先优势，而任何产业在初创阶段都会存在巨大的垄断租金，等到技术大规模扩散之后，利润水平自然会下降。形象地说，创新型的公司出售的是创意与技术，而当这种技术被大规模的商品化之后，商品就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利润被摊薄，因此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市场网络中处于下游状态。而随着生产的分解与服务业的转型，无论国家还是公司都需要在价值网络中寻求最佳的位置，维持创新的能力，显然，新兴经济体在这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劣势。
正因为新兴经济体无力定义和规范未来产业发展的潮流，就更容易受到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而几十亿人加入全球市场网络之中，供需失衡的结构性矛盾严重，产能过剩是通病，尤其是一些老旧厚重的产业更是如此。真正具有超额利润的产业集中于发达经济体，比如苹果手机，在最开始几年获得了巨额利润，随着三星以及中国手机厂商的跟进，苹果的超额利润被挤压，但后来者也只是依靠低价战略赢得了一席之地而已。
全球化已经打破了政治与经济的界限、国内与国际的区隔，国家的竞争最终要分解为企业之间的竞争，具有创新产业集群的国家自然就成为创新型国家。而如何打造一个国家的竞争力需要政府与企业不断对话，识别出新的具有发展前景的行业。一个亲市场的政府是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要素，而很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却不拥有这样的政府，一旦经济增长下滑，失业率增加，社会震荡，进而引发政局不稳定，政府的产业政策无法一以贯之地执行下去。毋宁说，政府被利益集团或者大众绑架，一些无效的补贴不仅牺牲了本国的财政资源，还制造了通货膨胀，牺牲了市场效率。
经济增长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而处于高速增长的社会或者国家往往会习以为常，形成较高的增长预期，恰恰是在过于乐观之中丧失了创新的机会，当一个新时代来临之后，增长周期遽然终结。大宗商品周期正在终结，与其追忆过去的美好时代，不如尽快融入到一个创新时代。
中国例外？
当人们论述新兴经济体的危机的时候，似乎需要加上一句限定语“除中国之外”。在24个主要国家货币中，除了人民币之外，其余兑美元都处于贬值之中，有些国家还出现暴跌的状态。人民币已经逼近破6的关口，预计2014年破6将是大概率的事件。从货币来说，人民币确实例外了，这是否说明中国经济可以继续一枝独秀呢？
篇3
首次使用“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术语的是前苏联经济学家。苏联在1928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其经济增长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经济增长水平的记录，此后，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表现出恶化趋势，令人不解的是，其经济增长的恶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率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不得不使苏联的经济学家对其经济“增长方式”展开了研究。当时，他们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长方式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依靠投入实现产出量增长的“粗放增长”，另一种是依靠提高效率实现产出量增长的“集约增长”。并且指出，苏联过去的高速度增长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倾全力动员资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结果，然而由于资源的有限性，随着可动员的资源的日益减少，在忽视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情况下，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水平的下滑（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概念于60年代从苏联传入我国（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国经济学界尽管没有使用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但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低效率，高浪费现象进行过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别在1979—1980年我国对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讨论（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广泛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是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之后。
二、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定义
从经济增长方式概念形成的渊源看，经济增长方式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生产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虽然国外学者不常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但对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或原因的分析，实质上也是对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关于这一点，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曾作过比较，就我国学者们而言，尽管对粗放和集约型增长方式概念的解释不尽相同，但经济增长方式的含义是明确的。因此，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指一国总体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所依靠的因素构成，其中增长因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技术进步、经营管理、资源配置、规模经济等。通常把土地、劳动、资本的投入称为要素投入，其余因素的总和称为综合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地，根据要素投入与综合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大小，把增长方式划分为粗放型经济增长和集约型经济增长，主要由要素投入增加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粗放型经济增长，主要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集约型经济增长。为了能定量反映经济增长的粗放程度或集约程度，笔者引入粗放度概念。所谓粗放度是指要素投入增长率的贡献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注：对于一国总体来说，土地是固定的。因此，在考虑要素投入的增长率时，舍象掉了土地要素的影响。），用公式表示为：
δ＝αL''''＋（1－α）k''''／Y''''
*式中的α表示劳动的贡献份额；
（1－α）表示资本的贡献份额；
L''''表示劳动投入增长率；
K''''表示资本投入增长率；
Y''''表示经济增长率。
当δ≥0.5或δ＜0且Y''''＜0时，增长方式为粗放型；
当0≤δ＜0.5时，增长方式为集约型。
对于粗放型增长方式又可按不同的粗放程度划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型：当0.5≤δ＜0.7时，为低度粗放型；
第二类型，当0.7≤δ＜0.8时，为中度粗放型；
第三类型，当0.8≤δ＜1时，为高度粗放型；
第四类型，当δ≥1或δ＜0且Y''''＜0时，为超高度粗放型。
三点说明：
1.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关系。
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人均实际产出量的增加和实际生产能力的增加。经济增长特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不仅指更多的产出，还包括随着产出的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而经济发展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所以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方式的定义可知，经济增长方式是获得经济增长的手段、途径和方式。
2.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经济效率是指资源的优化配置。具体讲包含二层含义：其一是指全社会以优化的资源配置获得较好的经济增长；其二是指生产单位如何把得到的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效地组合起来，以最少的资源耗费创造最多的产出。经济效益的高低可以用综合要素生产率来度量。所谓经济效益，则是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由经济效率所引起的相应的收益或收入。那种不是由于提高效率而增加的收入，就不能叫作效益，而只能叫作收益或收入。因此，经济效率是经济效益的实质，经济效率高意味着经济效益好；反之，经济效率低则意味着经济效益差。
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明确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第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标志；第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关于第一个问题，学术界的认识比较多，而第二、三个问题则涉猎的比较少。本文旨在通过对粗放度指标的划分，拟解决第二、三个问题。
δ＝0.5作为划分粗放和集约经济增长方式的标志。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集约型，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粗放型，这与我国经济理论界对粗放与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解释是一致的。把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又细分为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和超高度粗放，是为了便于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
三、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模型
1.模型。
本文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所采用的模型为：Y''''＝A''''＋αL''''＋（1－α）K''''，这是由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求导后得出的，其中Y''''代表经济增长率，A''''代表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K''''代表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率，α为劳动产出弹性系数，αL''''为劳动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α）K''''为资本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因此，粗放度的公式为：
δ＝αL''''＋（1－α）K''''／Y''''
2.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1953至1993年四十一年的经济增长方式，按三种不同的时期来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及粗放度：一是按一年期，二是按五年计划期，三是按改革时期。需要说明的是，改革时期从1979年算起，由于资料所限，我们仅考察到“八五”前期（1991—1993）为止。
3.对统计指标的说明。
（1）经济增长率指标Y''''。我们均采用国民收入增长率指标。
（2）劳动要素投入L。以历年全社会劳动者人数计算各时期劳动投入量增长率，而舍象掉象劳动质量、劳动强度的大小和劳动时间的变化情况。
（3）资本要素投入K。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K值应为直接和间接构成生产能力的资本总存量，它包括直接生产和提供各种物质产品及劳务的各种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也包括为生产过程服务的各种服务及福利设施的资产。关于K值，有的同志已估算出有关数据（注：参见张军扩：《“七五”期间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经济研究》1991年第4期。），其具体作法是：先估算基期年1952年的资本总量；再估算各年的净投资额（以积累额代替）并扣除价格指数；然后根据投资转化为资本的时滞系数计算各年的新增资本数量；最后，用上年的资本总量加上当年新增资本，得出各年的资本总量。
（4）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所谓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是指要素投入每增长1％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的百分比。西方经济学家们认为直接估算产出弹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在进行增长因素分析时，通常要作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以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来代表它们的产出弹性。然而既使要计算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内容和某些比例的分割。在我国情况就更为复杂，首先，我国实行的并非市场经济，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其次，由于缺乏必要的统计资料，要全面计算劳动和资本的收入份额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长期以来经济中存在着大量潜在劳动力的过剩现象，与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相比，劳动投入增长的贡献十分有限。所以，我国经济界通常把劳动的产出弹性取为0.2或0.3相应地资本的产出弹性取为0.8或0.7（注：史清琪等：《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采用0.3和0.7。
表1
*注：不带括号的数字为各要素对经济增长所贡献的百分点，括号内的数字为贡献的百分点占经济增长率的百分比率。
3.对我国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
我们分别计算了1953年—1993年41年的粗放度并根据粗放度的五种类型作了统计整理，整理结果如下：
表2（单位：年）
*投资，其最高值也未超过32％。而美国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更新改造投资所占比重1947—1950年为55％，1971—1978年提高到77％，其中机器设备投资中更新投资分别占51％和81％（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实际上，我国还存在着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而进行的基本建设投资，如1981年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完成的二百多亿元投资中，新建项目占10.2％，扩建项目占38.5％，真正用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资中用于新建扩建的竟达70％以上（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扩大再生产。
2.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表1可见，我国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主要归因于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在要素投入中又主要是资本要素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我们用资本要素的产出系数即Y''''／K''''的比值来衡量投入与产出的效果。当资本投入的增长率K''''大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率Y''''，即资本的产出系数Y''''／K''''＜1时，经济增长就表现出高度或超高度的粗放型特征，如：
*
表中反映出不同粗放度类型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显然，粗放程度越高，其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越小，也就是说越粗放，资本的投入产出效果越差，效率越低。具体到我国能源与物质的消耗情况，如果仅就我国自身纵向进行对比，每万元国民收入消耗的能源以及每亿元基本建设投资平均消耗的钢材、木材、水泥量呈不断下降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每亿元国民生产总值主要生产资料平均消费量也呈下降态势。但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我国在能耗与物耗上的差距是很大的。根据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资料：1993年，能耗产出率最高的是贝宁，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20.4美元；最低的是蒙古，只有0.2美元；我国为0.6美元，在全世界121个有资料可比的国家（地区）中居第113位。从不同收入国家看，低收入国家平均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0.9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为1.0美元，高收入国家为4.4美元，全世界平均为3.1美元。可见我国能源产出率不仅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另据有关方面作出的比较分析，我国钢材、木材、水泥的消耗强度分别为发达国家的5—8倍，4—10倍和10—30倍。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3.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强烈波动。
关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数量界定，有人把高速度与低速度的临界值定为4％（注：刘彪、王东京：《经济发展阶段论》，《经济研究》1990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定为6％，还有人认为3％以下为停滞，3—6％为低速增长，6—9％为中速增长，9—12％为高速增长，12％以上为超高速增长（注：赵磊：《对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若干看法》，《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我国在1953—1993年间，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为7.1％，改革前为6.0％，改革以来达到了9.3％。如果按4％或6％的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已属高速发展之列，即使按最后一种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可进入中高速之列。再看实物增长情况，1993年比1952年，人均粮食增长1.34倍，人均煤炭增长8.17倍，人均钢增长32.07倍，人均发电量增长55.52倍，人均石油增长160.06倍（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第41页有关数据计算而来。）。
我国在1980—1993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是低收入国家平均增长率的2.9倍，中等和高收入国家的4倍，即使与发展速度比较快的韩国相比也高出0.2％，可见我国的粗放型增长是以其高速度为特征的。
如果考察不同粗放程度与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关系方面，从我们分别计算的41年的粗放度可知：在超高度粗放型增长的年份中，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在绝大部分年份都低于高度粗放型。同样地，高度粗放型低于中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于低度粗放型，低度粗放型又低于集约型。如下表：
表5
*
国民收入增长率与粗放度之间存在着反向变动的关系，即粗放程度越高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低；反之，粗放程度越低则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高。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在我国长期快速增长时期集约型所表现出的是高速度，高效率，越粗放，其速度越低，效率越差。
如果更进一步地考察粗放度的波动与经济周期的波动情况，则不难看出：经济增长率周期的波峰恰好位于集约型年份或粗放度较弱的年份，而周期的波谷位置恰好处于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改革前，我国粗放程度是两头多中间少，即超高与集约型年份多，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少，这种粗放程度的巨大落差的反复出现必然使经济增长大起大落。改革前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为53％，五个周期的振幅平均为23.4％（注：关于经济周期的划分参见刘树成：《论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阶段》，《经济研究》1996年第11期。）；改革以来，粗放度的稳定性增强，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增多，超高与集约型年份明显减少，相应地，改革开放以来四个周期的平均振幅为9.9％，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也降为12.1％。因此，粗放度的稳定性是影响经济增长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4.粗放型增长表现为居民消费水平的缓慢提高。
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并不低，但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福利状况并没有因此而相应地得到快速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的平均增长速度改革前的26年内只增长了2.2％，主要食品中的粮食，食用油人均消费量不仅没有上升，而且有所下降，家禽的人均消费量基本上没有变化；改革后的15年内居民消费水平增长了7.0％，除了人均粮食消费量受粮食需求的收入弹性低的影响而增长较慢外，其他主要食品都增长得非常快，少则翻一番，多则超过了两番。这说明了经济增长越粗放，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越缓慢。关于这一点，从我们模型本身也可以得到，粗放程度越高，要素投入增加就越快，资本积累速度也越快，过度积累必然会影响居民的消费，相应地减少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我国要素的过度投入通常表现为经济过热，虽然经济过热在不同经济体制下，表现形式不同，但其本质却是一致的。在计划体制下，由于价格是政府统一制定的，即使经济过热也不会使价格上升，但却会出现严重的物质短缺，这恰好说明了改革前居民消费水平的低下。改革后，随着价格放开，过去潜在的，隐蔽性的通货膨胀公开化，使物质短缺表现为价格的上升，即通货膨胀，如果工资增长率低于通货膨胀率，则通货膨胀意味着居民实际消费水平的下降。
从表2中可知：在41年里，有13个年份属超高度粗放型，8个年份属于高度粗放型，6个年份属于中度粗放型，2个年份属于低度粗放型，12个年份属集约型。粗放型增长的年份占整个年份数的70.7％，集约型年份占29.3％，表明我国从总体上看属于粗放型增长方式。由于超高度粗放型占整个年份数的31.7％，集约型占29.3％，高度、中度、低度分别只占整个年份数的19.5％、14.6％、4.9％，也说明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比较大，集约型增长的稳定性较差。如果把改革时期与改革前作一比较，则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的36％，降低为改革以来的25％；高度粗放型由16％上升为25％；中度粗放型由12％上升为18.8％；低度粗放型由O上升为12.5％；集约型年份由38.5％下降为13％。尽管改革以来粗放型增长的年份由改革前的64％上升为81.3％，集约型增长的年份由29.3％下降到18.7％，但改革以来的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明显减弱稳定性增强。
由表1所示，1953—1993年间的平均粗放度为0.92，属于高度粗放型，此间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达到7.1％，其中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就占了91.8％，表明41年来的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结果。改革前的平均粗放度为1.05，属超高度粗放型；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为0.80，属高度粗放型。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由改革前的6.0％上升到改革以来的9.3％；要素投入的贡献率由104.6％下降为80.2％；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由－4.6％提高到19.8％。说明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减弱，要素投入的贡献率降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提高，改革为经济注入了活力，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高。
按计划期计算的粗放度有四种类型，分别是集约型、低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超高度粗放型。恢复时期的1963—1965年的δ值在区间［0，0.5）之间，属集约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高达68.8％，要素投入的贡献只有31.2％，经济效率高，效益比较好。“一五、三五、六五”时期的δ值在区间［0.5，0.7），属于低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达到34％，36.8％，40.4％，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分别为66％，63.2％、59.6％，表明由要素投入增长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低，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高，因此，这三个时期的经济效率比较高，经济效益也比较好。“五五”、“七五”、“1991—1993”时期的δ值在区间［0.8，1）内，属于高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只有2.5％，7.3％、6.0％，而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却分别高达97.5％、92.7％、94％，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贡献，经济效率比较低，经济效益比较差。“四五”时期的δ值大于1，“二五”时期的δ值小于零且国民收入为负增长，均属于超高度粗放型，经济效率很低，经济效益最差。
综上所述，尽管我国在某些年份或某些时期表现出集约型增长方式，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属于粗放型增长，要素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较小，经济效率低，经济效益差。
四、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分析的结论
1.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
通常把新建扩建项目视为外延扩大再生产，更新改造项目视为内含扩大再生产，因而我们用基本建设投资指标以及更新改造投资指标来反映外延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情况。表3是根据1953—1993年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构成计算出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基本建设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看，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趋势是不断缩小，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比例不断增大。但从整个年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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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在经济生活中居于核心地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各国追求的目标。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很多，如劳动力、生产资料、社会结构、自然资源以及技术进步。众所周知，资源作为经济增长中的投入要素，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Ayres和Kneese（1996）指出，应该关注经济增长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考虑资源限制因素。由于资源的限制，经济增长速度比没有资源限制情况下的增长速度降低的程度，可以定义为经济增长的阻力（growth drag）。虽然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出现了由于资源丰富反而导致经济增长落后的现象，国内外学者称其为“资源诅咒”，有关此方面文献很多（赵奉军，2006；程志强，2008），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源短缺日渐凸显，已经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的严重束缚作用；并且在同一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资源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阻力也不尽相同。因而非常有必要研究在资源约束下经济增长问题即资源增长阻力。本文拟从资源“增长阻力”的研究对象、研究模型、研究假设、研究方法等方面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系统总结，有利于进一步厘清研究思路和方向。
二、增长阻力概念
资源是指经济活动中土地、能源和矿产等可开采的自然资源以及特定地区的包含特定环境容量或管制标准的可用要素。对于资源约束导致的增长阻力，国外学者作了较多的研究。Dasgupta Heal（1974）指出，考虑到不可再生资源的“增长尾效”，稳态的经济增长路径仅存在于不可再生资源在生产中不重要的情况。Nordhaus在1992年首次提出了“growth drag”的概念，他认为“growth drag”是指有资源限制下的经济增长与无资源限制下的经济增长之间的差异。Noel（1995）分析了能源不足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影响。Romer在1996年再次提及“growth drag”概念。Bruvoll在1999年提出了“environmental drag”的概念。关于“growth drag”的中文翻译，国内学者的译法不尽相同。现将国内外学者对“growth drag”概念内涵的对比情况列示在表1中。
从表1中可以看出，王根蓓（2001）、王学渊（2008）、霍艳丽等（2010）、刘耀彬等（2010）、李文杰等（2010）、谭鑫等（2011）的“增长阻力”概念内涵，薛俊波（2004）、庞丽（2006）、崔云（2007）、雷鸣（2007）、葛扬等（2010）、王家庭（2010）等、沈坤荣等（2010）“增长尾效”的概念内涵，余江（2006）的“增长阻碍”的概念内涵，杨杨（2008）的“增长阻尼”的概念内涵其实与Romer（2001）的“growth drag”保持了一致，均是指无资源限制情形中的经济增长与资源限制情形中的经济增长之间的差额。谢书玲等（2005）、刘耀彬等（2007）与Romer（2001）的原始定义有一定差异。他们认为“growth drag”是指由于资源的有限性，上一阶段对资源的消耗必然引起下一阶段经济增长的要素持续投入，这个现象叫“增长尾效”。
对于“growth drag”如何翻译更为贴切呢？笔者认为阻力是指拖累、绊脚石、摩擦力的意思，较符合原义。而“尾效”一般是指一种滞后的效果或在当前没有发挥完的作用，其在后面的阶段还会继续产生效果，“尾效”一词不适合用来描述经济发展中资源和土地制约；而“阻碍”有人为的障碍的含义在里面，用来指资源约束经济增长不甚恰当；“阻尼”一词过于深奥，较难理解。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将“growth drag”译为“增长阻力”较符合中国理念。
三、增长阻力测度研究
1、测度模型
在研究模型的构建方面，基本的生产函数是Romer在2001年构建的一个包括自然资源和土地的C-D生产函数模型，具体形式为：
Y（t）= K（t）？琢R（t）βT（t）γ[A（t）L（t）]（1-α-β-γ） ？琢>0，？茁>0，？酌>0，？琢+？茁+？酌
式（1）中：t为时间；Y（t）为产出；K（t）为资本投入；R（t）为自然资源投入；T（t）为土地投入；L（t）为劳动投入；A（t）为知识或者劳动的有效性；？琢为资本的产出弹性；？茁为资源的产出弹性；？酌为土地的产出弹性。
随后绝大部分学者在索洛的增长模型以及Romer的C-D生产函数的基础上进行改进或简化，如薛俊波等（2004）、谢书玲等（2005）、庞丽（2006）、杨杨等（2007）、刘耀彬等（2007）、崔云（2007）、雷鸣等（2007）、王学渊（2008）、霍凌汉等（2009）、刘耀彬等（2010）、霍艳丽等（2010）、李文杰等（2010）、葛扬等（2010）、王家庭（2010）、谭鑫等（2011a，2011b）。也有部分学者采用CGE函数模型，如Bruvoll和Glomsroda等（1999）。最近有一批学者开始采用二级三要素CES生产函数模型，如杨杨（2008）认为已有研究主要是基于C-D生产函数的模型框架，为了克服C-D生产函数替代弹性为1、忽略技术进步以及规模报酬不变的缺陷，他们选择改进的二级三要素CES生产函数模型作为基础模型度量土地资源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他们构建的CES模型为：
Y=A[？茁（Ak-？籽1+（1-？琢）T-？籽1）？籽/？籽1+
（1-？茁）L-ρ]-m/ρ （2）
各位学者构建的增长阻力模型汇总在表2中。
2、测度假设
各位学者的研究假设及相应的表达式列示在表3中。
（1）土地资源。Nordhans（1992）、Romer（2001）、薛俊波等（2004）、谢书玲等（2005）、庞丽（2006）、刘耀彬等（2007）、崔云（2007）、雷鸣等（2007）、李文杰等（2010）、王家庭（2010）、刘耀彬等（2010）、葛扬等（2010）、万永坤等（2012）对土地资源存在约束时的假设是“土地资源数量固定”，在土地资源不受约束时的假设是“人均土地面积保持不变”。霍艳丽等（2010）对土地资源存在约束时的假设是“土地资源数量固定”，在土地资源不受约束时的假设是“土地以一定速度增长”。杨杨等（2007，2008）、霍凌汉等（2009）对土地资源存在约束时的假设是“土地资源按照一定比例增长”，在土地资源不受约束时的假设是“人均土地面积保持不变”。万永坤等（2012）假定特定地区土地总面积保持不变，但区内未利用土地会随着技术的进步而发生变化，从而影响经济的增长。
（2）水资源。谢书玲（2005）、庞丽（2006）、雷鸣等（2007）、刘耀彬等（2007，2010）对水资源存在约束时的假设是“水资源总量固定不变”，在水资源不受约束时的假设是“人均水资源量保持不变”。杨杨等（2007）、霍凌汉等（2009）对水资源存在约束时的假设是“水资源以一定的增长率增加”，在水资源不受约束时的假设是“人均水资源保持不变”。王学渊（2008）认为水资源受到约束时的假设是“水资源以一定的增长速度上升”，在水资源不受约束时的假设是“农业用水随着农作物播种面积变化而同比例变化”。霍艳丽等（2010）对水资源存在约束时的假设是“水资源数量固定”，在水资源不受约束时的假设是“水资源以一定速度增长”。万永坤等（2012）认为水资源作为一种资源禀赋，主要依靠自然循环，在考虑全球气候变化的条件下，特定地区的水资源数量会出现变化，即长期内总的水资源数量会改变，从而制约着经济增长。
（3）能源。庞丽（2006）、刘耀彬等（2007）对能源存在约束时的假设是“能源保持固定”，在能源不受约束情形时的假设是“人均能源保持不变”。雷鸣等（2007）、霍凌汉等（2009）、沈荣坤等（2010）、谭鑫等（2011a，2011b）对能源存在约束时的假设是“能源以不变的速率在下降”。在能源不受约束时的假设是“人均能源保持不变”。霍艳丽等（2010）对能源存在约束时的假设是“能源以不变的速率下降”，在能源不受约束时的假设是“能源以一定速度增长”。
（4）其他。Nordhans（1992）、Romer（2001）、余江（2006）对“自然资源存在约束”做出了“自然资源均匀下降”的假设，在自然资源不受到约束下做出了“人均资源保持不变”的假设。
3、测度公式
在增长阻力计算上，尽管大多数学者基于索洛增长模型基础来考察资源约束对经济增长的限制程度，但是他们推导出的资源“增长阻力”测度却并不相同，如：谢书玲（2005）的Drag=？茁n/（1-？琢）；薛俊波（2004）的Drag=γn/（1-？琢）；余江（2006）的Drag=？茁b/（1-α）；庞丽（2006）的Drag=（？茁+γ+？兹）/（1-？琢）；崔云（2007）的Drag=？茁n/（1-？琢）；杨杨（2008）的Drag=？茁m（1-a）（n-d）/（1-？琢？茁m）；霍艳丽（2010）的Drag=[？茁（n-a）+？酌（n-b）+？兹（n-c）]/（1-？琢）。这不仅仅是因为各经济模型中的要素有所区别，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的前提假设存在很大差异。各位学者的测度公式列示在表3中。
4、测度方法
在数据处理方法上，几乎所有学者都是采用时间序列回归方法来求增长阻力，在回归时绝大部分学者采用的是最小二乘法，如薛俊波等（2004）、谢书玲等（2005）、庞丽（2006）、雷鸣（2007）；少部分学者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如王学渊（2008）；还有少部分学者采用岭回归方法如杨杨（2008），详见表4。在回归分析时，可能存在数据非平稳性以及自相关问题，因此在回归分析前，应做数据平稳性和协整检验，以及消除自相关。在目前的文献中，只有一部分学者阐述了这一数据处理过程，如薛俊波等（2004）、谢书玲等（2005）、崔云（2007）、杨杨（2008）、沈荣坤等（2010）、霍凌汉（2009）、霍艳丽等（2010）、万永坤等（2012）。
5、测度结果
每个研究学者通过采用测度模型，在做出相应的假设基础上，得出增长阻力公式，然后通过计量分析，得出增长阻力系数结果。计算出来的增长阻力效应结果不尽相同，有些还差别较大，这其中固然有因地区和时间差异造成的，但更有因采用的生产函数和假设的不同造成的。各位学者测度结果见表4。
四、文献评述与研究展望
从增长阻力概念、测度模型、测度假设、测度公式、数据处理方法及测度结果的对比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点。
1、在研究对象方面
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的学者仅考虑了单个自然资源对经济的增长阻力，也有学者将多种自然资源要素纳入考虑。从理论上来说，同时考虑几种主要资源约束对经济增长的阻力效应的准确性可能要高些。那么什么时候应该只考虑单一资源，什么时候应将多种自然资源要素全部纳入考虑？这一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索。
2、在基础模型构建方面
在基础模型构建方面，绝大部分学者是基于C-D生产函数，也有部分学者采用CGE函数模型，最近还有学者采用的是二级三要素CES生产函数模型。C-D函数比较容易计算，但该函数考虑的因素与实际经济增长不尽相符，而且C-D函数的缺陷是替代弹性不可变，这也与实际不符。而增长阻力测算结果的大小却取决于生产函数模型的选择，生产函数有很多，如线性生产函数、里昂惕夫生产函数、CES生产函数、VES生产函数、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等，需要针对不同情况选择恰当的生产函数模型来科学地度量增长阻力。
3、在研究假设方面
在研究假设上也不尽相同，有些学者对资源存在约束时做出“资源数量固定”的假设，有些学者做出“资源按照一定比例增长”的假设。在资源不存在约束时，有些学者做出“资源按照一定比例增长”的假设，有些做出“人均资源保持不变”的假设。这些假设在不同情况下可能不尽合理，应考虑资源的特点，尤其是其发展状况，对过去的模型前提假设进行必要的修正。
4、在数据收集整理方面
在数据收集整理方面，一是要收集尽可能长的时间序列，这样计算出来的结果误差相对来说要小些。另外在计算资源总量时，应选择恰当。如薛俊波（2004）、谢书玲（2005）在分析资源限制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时，使用耕地、林业用地和可利用的草地面积三者之和来代表土地资源总量。但是考虑到土地资源不应该仅包括第一产业用地，对经济总量有巨大贡献的二、三产业用地也应该考虑进来，即应该将建设用地纳入模型中进行计算。这也是薛俊波（2004）、谢书玲（2005）计算出来的土地资源增长阻力远高于杨杨（2007），刘耀彬、陈斐（2007）计算出来的增长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由于刘耀彬、陈斐（2007）在计算中考虑能源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故他们计算出来的土地资源的增长阻力最小。对于水资源，谢书玲（2005）、杨杨（2007）采用的数据均是水资源总量，笔者认为这有失妥当，因为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的应该是水资源利用量，就像计算土地资源投入并未包括未利用土地一样，因此在计算水资源投入时也不应该将未利用水资源量计算在内。
5、在数据处理分析方面
在数据处理分析方面，应考虑恰当的数据处理方法。目前各个学者的数据处理方法不尽相同，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是采用时间序列回归方法，绝大部分学者采用的都是最小二乘法（OLS），少部分学者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还有少部分学者采用岭回归方法。OLS虽然简单，但效果不一定好。在回归分析时，可能存在数据非平稳性以及数据自相关问题，在回归分析前，应做数据平稳性和协整检验，以及消除自相关。目前，很多学者在论文写作中并未体现这点。今后在参数估计过程中还需要进一步借鉴更前沿的计量经济研究方法，以便科学地度量资源约束对经济的增长阻力。
（注：基金项目：浙江省社科规划项目《水资源对浙江经济发展的阻力效应研究》（13XKGJ015YB）；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水资源脆弱性评价技术及耦合机制研究》（13YJA79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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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早是由总书记2007年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提出的,但研究者们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的研究是在十七大报告之后才正式开始。因此,专门研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成果还很少见。如:曾培炎在《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文中系统全面地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论述,并特别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途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实现 “三个转变”[1]。周叔莲在《深刻领会和把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文中对什么是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给出了定义及其理解。这些研究成果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意义、定义以及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系作了阐述,但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以及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关范畴的辩证关系未作具体论述[2]。本文拟从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统计学、国民经济核算学的角度对发展、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方式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内涵进行论述,并与增长、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对应范畴进行全方位的辨析。
二、发展的内涵及其与增长关系的辨析
发展本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落后到先进)。包含了丰富的内涵,有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等,最终体现在人的发展。但对发展内涵的表述并不统一,有代表性的表述,如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Todaro,M.P)认为,“发展既是一种物质现实,又是一种精神状态:通过社会的、经济的和制度过程的某些综合,社会取得了美好生活的手段。”[3]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提交社会发展世界高峰会议的文件中则指出:“发展是一个综合过程,目前这已被国际社会承认。经济增长是一种动力,但其本身并不是目的,因此除经济增长之外,发展首先是社会性的。发展还与和平、人权、民主管理、环境以及左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文化和人们生活方式有着密切联系。”[3]可见,发展比增长的内涵更为广泛和丰富。因此,要正确认识发展的内涵,必须正确区分“发展”与“增长”的关系。
从统计学角度观察的“发展”与“增长”,即仅仅从二者的数量计算关系上来测定“发展”与“增长”。有以绝对量表示的“发展水平”与“增长量”,“发展水平”是计算“增长量”基础性指标;还有以相对量表示的“发展速度”与“增长速度”。
从经济学角度观察的“发展”与“增长”,不是简单的观察二者的数量关系,即不是把“发展”与“增长”简单地用数量计算关系来表达。即“增长”主要是指GDP的提高,是以产出量的增加作为衡量尺度的;“发展”则不仅包括物质财富的增加,还包括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劳动就业充分、社会保障完善、卫生发达、教育普及、科技发展、文化繁荣、秩序井然等方面。可见,增长强调的是物质生产方面的问题,而发展则从更大的视野更大的范围研究人类经济、社会、环境的变迁和进化。因此,增长不是发展的全部内涵,增长只是发展的一个必要前提,增长只需回答“涨多少”,而发展既要回答“涨多少”,还要回答“涨得有多好”,这正是我们十七大指出的“经济又快又好发展”的具体体现。
从发展经济学角度观察的“发展”与“增长”则认为,“发展”与“增长”是两个紧密相连的概念,在有的场合还可以互相替换,但它们的含义又是有区别的。并认为发展是以增长为核心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转换和全面进步,包括投入结构、产出结构、产业比重、分配状况、消费模式、社会福利、文教卫生、群众参与以至文化结构的变化[3] 。
我们从现代意义上出发,结合十七大报告精神,将发展的内涵表述为:是改变传统的发展观(主要是以眼前GDP增长论英雄),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持续、稳定、健康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这种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发展,其发展目标应由单一目标转化为多层次发展目标,增长只是一个重要的目标,结构目标、资源环境发展目标、社会生活目标等;发展政策调整为重视速度、规模、数量转变为强调效益、结构、质量;发展模式需培育新经济发展模式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三、经济发展的内涵及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辨析
对经济发展的内涵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观察,即从经济运行过程来看,经济发展是经济运行四个环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有效健康运转,只强调某一个环节的发展都会是跛脚的发展、不协调的发展。过去我们一味地强调生产的发展,过分追求GDP的快速增长。从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关系来看,经济发展应该是在追求GDP增长的同时,社会和谐、环境友好的社会安定局面。从科学发展观来看,经济发展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经济增长是指一个经济中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的持续增加过程[4]。早期发展经济学是把经济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的,后来,发展经济学接受了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Colin C. Clark)的观点,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内容是结构转变、工业化和城市化。因此,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相同的概念,二者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概念。经济增长主要反映经济活动的数量关系的变化,是一个偏重数量的概念,对增长的速度与数量有明确的要求。而经济发展主要反映经济活动质量关系的变化,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对增长的速度与数量仍有明确的要求,但更注重增长的质量与效益。故我们认为,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而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并反过来促进经济增长。这两者之间一般来说不应当相互矛盾。但在现实中也还存在着另一种情况:一个社会可以有经济增长,但却不一定有发展或者发展起来十分缓慢。俄罗斯便是如此。俄一直没有正确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四、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及其与经济增长方式关系的辨析
经济发展方式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实现经济发展的方法、手段和模式,既是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的一个大系统的共同协调发展,也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环境“五位一体”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按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发展的程度不同,将经济发展方式分为传统经济发展方式(以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的发展,是跛脚的发展状态)和现代经济发展方式(以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的发展,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传统经济发展方式是在传统发展观(主要是以眼前GDP增长论英雄)的指导下,只注重生产环节创造的物质成果,以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的发展,是跛脚的发展状态。其主要特征有:发展的观念陈旧;发展目标单一;发展模式陈旧――农业经济发展、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发展不平衡(结构、区域、城乡);发展的不协调(经济与社会、经济与环境);发展质量不高等。现代经济发展方式是在科学发展观(持续、稳定、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指导下,既注重生产环节创造的物质成果,又考虑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共同协调发展创造的各类成果,主要以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其主要特征有:发展的观念更新;发展目标多层次(经济增长只是一个重要的目标,结构目标、资源环境发展目标、社会生活目标等);发展模式创新――新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平衡、协调高质量的发展等。可见,经济增长方式只是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内容之一,是经济发展方式大系统中的一个主要分支。
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及其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关系的辨析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指通过转变传统发展观为科学发展观,改变过去粗放型增长方式带来的跛脚的发展(即 “经济发展一条腿长,社会发展另一条腿短”)――不全面、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发展为集约型增长方式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内容除了包括十七大报告指出的实现“三个转变”外(即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还应包括五大转变:发展观念的转变――传统发展观向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目标的转变――单一目标向多目标转变;发展环境的转变――资源耗费、环境污染向资源节约型、社会和谐、环境友好型社会转变;发展政策的转变――从重视速度、规模、数量转变为强调效益、结构、质量;发展模式的转变――农业经济发展、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向新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转变。
参考文献:
[1]曾培炎.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J].改革CHINA REFORM,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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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性增长的内涵探析
包容性增长是在总结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新增长理念，虽受到普遍关注、认可甚至接受，但至目前为止并无一个统一和公认的概念，即人们对包容性增长内涵的认识和定位存在显著不同，这是因为研究者思考问题的维度、观察现实的角度不同所致。但仔细推敲后不难知，学者们的研究角度和关注对象、内容虽各有侧重，但一般皆认为包容性增长是参与经济增长过程和分享经济增长成果及其从事这两者活动所应需的“机会平等”的一种探索，故“参与”、“分享”及“机会平等”是包容性增长的要义。
作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新概念，包容性增长一词译自英语复合词“Inclusive Growth”，以“增长（Growth）”作为核心词，常与“经济的（Economic）”搭配使用。包容性增长中作为定语的“包容（Inclusive）”有“兼容并包”或“兼容并蓄”之意：一种主动、积极的意愿，体现出以我为主的包容，既能容许对立面的存在，又以积极、开放的心态交流、学习，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断地丰富、充实发展完善自己，进而增强其生命力。当然，包容一词亦可引申为“容忍”、“融合”、“容纳”或“宽容”。包容性增长与“社会”一词搭配就成为社会学的一个常用定义，被表达为“社会包容”或“社会融合”，而亚行所指的“Inclusive Growth”中的“Inclusive”亦指“社会包容”或“社会融合”之意。包容性增长的研究是基于治理贫困的角度出发，强调机会平等，公平获得和参与增长的机会，合理共享增长成果，拒斥贫富分化的“马太效应”。包容性增长一般涵盖以下几种要素：让更多的人分享全球化成果；让弱势群体获得保护；加强中小企业与个人能力建设；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维持平衡；强调投资与贸易自由化，反对投资与贸易保护主义；重视社会稳定等。在政策层面，包容性增长主要是通过高速、有效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来争取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和发展机会，确保民众有基本福利保障和机会平等、公平参与（陈柳钦，2011）。
一般而言，包容性增长是经济增长过程和经济增长成果只有被人们在“机会平等”的基础上“参与”和“共享”时，方具有真正价值：增长强调的是效率和效益，其是包容性增长的关键和内在前提。包容性增长之所以区别于以往的经济增长，关键在于其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对环境友善的增长、对穷人友善的增长、充分就业的增长以及公平、均衡、广泛的增长于一体；包容不仅是包容性增长的本质特征，也是包容性增长理念的核心，其强调的是公平、平等、合理、和谐。包容性增长的“包容性”有最广泛的容纳和吸收之意，即在考虑过去经济增长所排斥、忽略因素的基础上，最大范围、最大程度、最大可能地照顾各方面的发展愿望、满足社会各阶层的增长利益诉求、保护社会公众的福利不被侵犯，其不仅表达了一种对公民权利、社会排斥问题的重视，即认为贫困群体不应因其个人背景、地位、收入的差异而被歧视和排除在分享经济增长成果之外，而且意味着在通过帮助提升最广大人民参与能力的基础上消除其参与经济发展及分享其成果方面的羁绊，公平合理地分享增长成果，促进人口、经济、社会、环境、生态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机会平等则强调受贫个体或群体应享有与他人一致的社会、政治、文化权利，在参与经济增长过程和分享经济增长成果方面不受能力缺失、体制障碍及社会歧视的阻碍。从此意义上讲，包容性增长亦是强调实现公平、正义的增长、机会平等的增长、实现全体人民利益的增长、解决好民生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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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表现为在不断增长的人口环境下，为人们不断提供人均商品和劳务能力的不断提高，投资的定义指的是物质的资本的基本投资，包括人力和资本的双重投资。由于投资对于社会的整体社会投资率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国家的投资行为与国家的经济增长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本文在研究中国投资与经济增长战略研究的基础上，旨在分析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经济增长的概念有不同的解释，最后对中国投资与经济增长战略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1. 投资与经济增长概念的界定
1.1投资
资本指的是物质资本，投资的定义指的是物质的资本的基本投资，包括人力和资本的双重投资。由于投资对于社会的整体社会投资率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只有正确理解了投资的涵义与投资结构，才能实现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而对于投资对经济增长做出的相关贡献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联系。
1.2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的涵义是国家的经济能力给居民提供日益增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上升的因素，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建立在以先进技术为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所相应调整的相关基础之上。经济增长表现为在不断增长的人口环境下，为人们不断提供人均商品和劳务能力的不断提高。国家的经济增长表现在社会的经济活动成功的增长与国民产出的相关提高，可以用GDP、GNP等总量指标及相应的人均量指标（如发展速度、增长速度等）来予以衡量，国家的投资行为与国家的经济增长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投资与经济增长在时间上有着显著的区别，投资对于经济的供给有着需求效应，而投资的供给效应属于长期分析，主要是在经济增长理论中进行，目的是分析积累或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因此，在国家的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对于投资的效应需要有着中短期的分析，对于在宏观经济在经济的调节过程中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投资状况不仅要寻求经济波动的研究寻求投资调节经济的发展。
2. 中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在中国投资与经济的增长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投资对经济的影响有着良好的推动或者促进的作用，固定资产的投资具有双重性质，能够对生产形成需求，促进生产的需要，又能提高生产能力，这样一来，投资效果对经济增长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投资对经济的增长也具备需求效应和供求效应。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投资的增长与需求量是投资过程中产生并互相影响，投资的供给效应是在形成固定资产交付使用或投入生产并与流动资金相结合之后才能显现。
2.1投资的需求效应
投资的需求效应指的是在生产过程中对于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的投资需求，由于消费需求对于一定时期内的投资环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能够影响投资的稳定性，因此，消费需求和出口构成的社会上有了总体上的需求。出口需求有着不确定因素，只有在社会需求量不足的时候，经济增长较为缓慢，通过提升投资需求来扩大总需求才能实现刺激经济增长。
2.2投资的供给效应
众所周知，投资的供给效应指的是投资在社会上的新要素，从而形成新的资本，来满足社会上的生产资料的供给。为了保持社会资本存量不变，需要有相应的投资形成的资本加以弥补，投资对于社会的整体社会投资率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国家的投资行为与国家的经济增长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本文在研究中国投资与经济增长战略研究的基础上投资是实现社会资本增量的重要途径。自然条件的好坏、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经营组织方法的改进、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国家政局的稳定、政策的正确、国际环境的制约等能够对于经济投资的供给效应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 中国的投资结构与经济增长
投资结构是宏观投资经济问题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为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安排投资总量时，必须首先确定投资的使用方向、投资资金的流向和分布比例关系，从而形成了投资的结构。研究和优化投资结构，对促进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3.1投资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投资的产业结构是国民经济中产业结构的先导，在产业结构的形成及调整中起着主导乃至决定性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基础瓶颈的影响，国民经济就出现一次周期波动而使经济增速回落。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部门与加工工业间的失衡状况是明显的，产业结构造成了长期以来经济增长的低效。因此，就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加快基础部门投资的发展，促进基础结构协调是投资结构优化的标准之一。
3.2政府地位的变化及对投资结构变化的影响
在传统计划体制下，投资决策权高度集中于中央，地方政府只有计划建议和执行权，而从财政体制上看总体上也以统收统支为基本特征。因此传统体制下的地方政府并不具有独立利益主体和投资主体的地位。同时地方政府不仅是投资主体同时还是本地区投资管理者，能通过立项审批、影响银行贷款和企业筹资等渠道对企业投资方向选择产生影响，由此对产业投资中基础结构变化和失衡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4. 对中国投资与经济增长战略采取的对策
中国投资与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增长需要投资的带动才有得到有效的实现。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各级政府和企业总是习惯于把启动经济的希望寄托于一轮又一轮的投资上，这种低效率的投资正是导致经济剧烈波动的直接原因。因此，在保持合理的投资规模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提高投资效率，调整投资结构，使经济增长在投资的带动下保持快速、稳定、持续的发展。确保适度的投资规模是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在国家的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对于投资的效应需要有着中短期的分析，对于在宏观经济在经济的调节过程中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投资状况不仅要寻求经济波动的研究寻求投资调节经济的发展。
3.1调整投资结构
投资结构在现实生活中科院分为增量投资和存量投资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指的是新增国民收入中使用在生产建设的相关投资情况，第二种情况是对原有资产的相关有效的投资。增长投资结构的相关调整主要表吸纳在新增投资基础上，这样一来，也能够有效改变结构中的相关有效调整，生产能力只有在达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的要求下，也显得较为合理。中国现有企业的存量投资处于短缺和过剩并存的状态，即明显的表现为结构不合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缓慢，中低技术产业则畸形扩张，经济效益很不理想。因此，投资与经济增长在时间上有着显著的区别，投资对于经济的供给有着需求效应，而投资的供给效应属于长期分析，主要是在经济增长理论中进行，目的是分析积累或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国内投资规模在得到有效的扩大的时候，注重资产的投资存量和投资效率。发挥规模效益，调整存量投资结构。另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强化中央政府的经济调控能力，依靠增量投资影响不同产业的投资比重，并在此基础上使产业结构逐步趋于合理，更好的促进经济的发展。
3.2转变投资方式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竞争力也日趋激烈，这样一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的方式的转变对于投资方式的转变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与作用，由于在中国，我国的经济增长的方式属于粗放型经济增长，这种经济方式属于高投入、低产出、低效益的特征。经济社会与投资转变的方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投资技术含量，这样一来，中国在投资上应该增加企业的技术上有所改变，也可以增加高新技术的投资比例，争取以较少的投资增量带动更多存量资本的改制和重组；只有这样，我国能够有效控制国家规模大、周期长和见效慢的项目，以求进一步提高和固定国家的资产的交付使用效率。
参考文献
[1]马慧敏.投资形态差异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以江苏为例[J].经济问题，2011（09）：78-79
[2]郭嘉志.政府公共支出、私人投资与经济增长，基于东部、中部和西部省际面板数据差异化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2（06）：122-124
[3]于长革.经济增长与政府公共投资分析[J].经济科学，2014（06）：6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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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这个概念最初是在经济学领域中使用，19世纪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庞巴维克和马克思经济学创始人马克思都曾提出过"社会资本"但他们所使用的社会资本或社会总资本是与"私人资本"、"个别资本"相对应的，不是我们现在把握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本。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最早是由海尼凡提出，但这些均未引起学术界的较大注意。直到法国学者皮埃尔・布尔迪厄用英文发表"社会资本随笔"的论文正式提出社会资本的概念后，此概念才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接着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于1988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题为《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创作中的作用》这篇经典论文，社会资本理论在社会科学各领域中渐成研究的焦点和热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资本概念更为流行，引来了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不同领域学者的研究。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将社会资本量化进入经济增长模型，来说明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斯蒂格利茨在1999年世界银行出版的《社会资本》一书中指出："社会资本包括隐性知识、网络的集合、声誉的累积以及组织资本，在组织理论的语境下，它可以被看做是处理道德陷阱和动机问题的方法"。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更关注的是企业的市场价值。因此在解释有着广泛内涵的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时，他考虑的对象主要是企业，讨论的核心问题是组织理论、社会资本与市场制度的关系。
社会资本是指人们在一个组织中为了共同的目标而进行合作的能力， 是一系列社会品德的统称， 如诚实、守信、对他人的责任感、善于合作等等。它本质上是社会性的， 而非个人美德。信任、组织、规范、信息是它的主要构成因素。
二社会资本对经济的作用
社会资本在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一种不能忽视的因素，但社会资本如何影响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学家想要探寻的话题。本文通过从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两个方面来探讨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积极作用
（1）社会资本通过影响信任和社会规范，进而影响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关系能减少经济活动中的交易成本， 有助于物质资本的积累和集中， 形成规模经济， 从而促进经济增长。高信任度的社会容易聚集大量的中小资本， 形成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大型企业组织， 从而提高生产率， 降低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 取得规模经济。而且在一个高社会资本的社会中，监督的难度较低，对违反制度的行为实施制裁的投入较少，从而大大节约了正式制度的实施成本
（2）根据卢卡斯模型的假设， 人力资本对产出有重要影响， 而人力资本增长率取决于人均资本的平均水平。对教育事业的共同努力， 会极大提高全社会人力资本平均水平，培育出高素质水平的人才，优秀的人才往往会在社会网络中获得更多的信任，获取"公共资源"的支持，并通过各种社会网络建立口碑，树立起一种无声的威望，从而产生一种精神激励，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凝聚成一种强大的力量，从而表现出对人力资本的凝聚、导向、约束和激励作用，以促进经济快速增长。
（3）社会资本的溢出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技术的创新。人们的很多知识和技能是通过与别人的交往和交流获得的，从而能够带来收益。高社会资本的社会中，普遍的互惠规范和密集而良好的人际网络有利于个体知识，特别是隐性知识的传播，从而有助于创新以及知识的共享、发展与扩散。因此，企业可以通过与外部知识源和信息源（如大学和科研机构等）建立各种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来提高技术创新的能力。社会资本使不同企业之间的网络更方便，技术创新更容易实现，从而引致经济增长。例如，硅谷的成功就在于技术创新及其商业化， 技术创新的基础来自于人们之间通过互相交流而产生的思想碰撞。
（4）社会资本与正式制度的关系应该是一种相辅相成，而不应该将它们放在对立的层面。社会资本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改善政府的行政效率。成员彼此关爱的社群更愿意参与投票，社会资本的普遍信任、社会网络及公民参与可有效促进政府效率，减少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同时社会资本有利于"集体行动困境"的解决，减少机会主义行为，高一致性的集体行动可有效遏制制度供给过程中的"搭便车"行为。
2消极方面
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社会资本可以增强组织团体之间的信任，降低交易成本。但另一方面又会产生负面效应增加不必要的社会成本，例如寻租等行为。如果一个人或者组织利用他人对其的信任来谋取私利最终却损害了更集体的利益，而且一些利益集团彼此互相勾结，为了孤立狭隘的目的而不是生存性的服务，如卡特尔，这些组织的存在严重损害了经济秩序，阻碍了经济增长，造成了资源的浪费。这时候就需要国家正式制度的存在，发挥政府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社会资本需要正式的国家制度来维持和促进其繁荣，而且国家制度的存在提供了有效了经济运行环境，维护了经济发展的秩序，保证经济资源合理利用，从而保证经济的稳定增长。
三结束语
现代社会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极力寻找通过增加社会资本来促进经济增加的方法。文中所提到的社会资本在通过影响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正式制度方面来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显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社会资本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点我们无可厚非，但是社会资本如果运用不当势必会带来许多负面效益，如人际关系和政治权利结合可能会滋生腐败现象，常常会因为个人利益而损害更大团体的利益等等，这些因素均可能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导致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极为不稳定。因此，我们要应在充分利用社会资本的正面效应时警惕并避免社会资本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更大的发挥社会资源带给我们的巨大收益。
参考文献：
[1]刘国亮，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综述[z1，产业经济评论，2004年第2辑
[2]郭少新，何炼成，社会资本：解释经济增长的一种新思路[A]财贸研究，2004（2）
[4]郭晓宇，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宏观效应分析，硕士毕业论文，200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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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增长不等同于经济发展
一般而言，没有增长就没有发展。最初人们把经济增长简单地当做发展，认为只要经济增长了，人们的物质财富和福利就会增加，社会就会富裕起来，认为这就是发展。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观备受睹目，甚至联合国也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只要向发展中国家注入资金，就能使这些国家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并有效地提高社会福利。经济学家赫里克和金德尔伯格认为，在经济学理论中，增长与发展有时做同义词使用，在某些场合这种用法完全可以接受。但是当这两个词在一起使用时，应该区分它们的词义。经济增长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则既包括更多的产出，同时也包括产品生产和分配所依赖的技术和体制安排上的变革。经济增长包括了由于扩大投资而获得的增产，也包括由于更高的生产效率，即单位投入所生产的产品的增加。而经济发展的含义则不止这些，它还意味着产出结构的改变，以及各部门之间投入分布的改变。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如同人的成长一样，增长着眼于身高、体重，发展则注重于机能和素质的协调和改变，如学习能力等[1]。
总之，经济发展应是伴随着经济结构、社会和政治体制变革的经济增长。一般认为它包括以下几层含义：一是经济增长即产出的增加；二是结构改善，包括人口结构的城市化、产业结构协调与优化；三是人民生活的普遍提高，包括实现充分就业、社会保障、公平分配、生活环境的优化和美化、居民物质生活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四是政治和经济体制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并不是简单等同于经济发展，如果只有产出的增加而无其他的改变那只能是有增长而无发展。
二、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不必然同步
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不一定是同步的，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带来社会的稳定。相反经济增长如果不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体制、社会领域的变革，还会造成社会不稳定。其实关于社会稳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早已不是一个新的命题。在19世纪、20世纪，把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作为衡量国家进步的唯一标志的理论曾一度占据了主流。这种理论认为，经济的不发达是政治动乱的根源，只要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就能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社会的持续进步，各种社会矛盾就会迎刃而解，社会也就会保持稳定。但社会发展的现实却证明其武断性和不合理性。因为，在现代社会中，正是由于人们过于关注GDP的增长而忽视了对于生态的保护、忽视了人文关怀，片面地追求经济的高增长率，导致了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和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
因此，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对社会稳定是具有双面效应的，即同时存在对社会稳定正向的促进效应和反向的破坏效应，而最终结果则取决于两类效应的角力。由于这两类效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人为控制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关注经济增长对人类发展、人民福利的作用[2]。因此，要使经济增长在社会稳定中起到正向作用，就要在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之间求得一个相对的和谐与平衡，也就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三、经济稳定应是建立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之上的稳定
经济稳定的内涵包括：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微观经济活动充满生机活力；经济结构的合理性和宏观调控的有效性[2]。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是保持经济稳定的一个重要基础。
过去那种以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把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是一种单纯追求增长的片面发展战略。这种战略的缺陷在于其仅仅关注发展的手段，却忽视了发展的目的，无视普通民众的需要；把环境当做可无限获取的资源，而没有意识到自然环境是人类得以延续下去所必须珍惜的必不可少的外在条件，以及其作为生产资源的有限性。随着20世纪80年代“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局面正在被打破。人们认识到，把经济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把当代的生存和后代的持续发展，把人类自身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和谐有机地统一起来，这样的发展才能保证经济增长的持续、稳定和协调。离开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离开协调有序性的经济增长，最终将导致社会经济生活的紊乱、衰退乃至危机。为此，必须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合理调节社会分配关系，消除贫富不均的两极分化，建立和完善各种社会保障体系，以保证社会的稳定[3]。
综上所述，维护社会稳定的最终决定力量是经济的持续发展，这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任务决定的。只有极大地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经济繁荣，才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保持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稳定。经济稳定是建立在经济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的稳定，其内涵应包括生态持续、经济持续和社会持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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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罗默（1986）的著作以来，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步入了它的第二次繁荣阶段。现在增长理论的研究仍然十分活跃，不断取得突破，已成为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之一。当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相互结合。理论研究的突破，为实证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分析框架，而实证研究在技术方法上的不断发展和改进，为发现新的增长理论提供了有力的工具，这两者相互结合的结果是：一方面促使增长理论研究不断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在新的理论分析框架下，利用更新的实证技术方法建立了能更好地解释现实的实证模型，直接指导人们的经济实践，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科学的依据。根据一定的理论分析，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应该做出适合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选择，来推动我国经济增长。
二、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发展
自从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76)开始，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就一直受到关注，而拉姆齐（1928）的经典论文则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起点。在此基础上，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在1956年索洛―斯旺模型的提出之后，经历了它的第一次繁荣，人们把这一时期的增长理论称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不仅对经济增长给出了一定的解释，更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点。但是，至20世纪70年代早期，由于缺乏经验联系的缘故，经济增长这一研究领域已变得死气沉沉了。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罗默（1986）和卢卡斯（1988）的著作为开端，有关经济增长的研究又经历了第二次繁荣，使经济增长理论得到革命性的发展，相关成果被称为新经济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注重研究经济增长的内生性，特别是在对技术进步和扩散等进一步分析的基础上，完善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的解释，为人们认识和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观念。
1.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特别是索洛―斯旺模型为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点，其后的研究包括现在非常活跃的新增长理论，都以它作为分析问题的起点。该理论提出的收敛性的概念，也一直是新增长理论的研究重点之一。所以，要说明增长理论的新发展，必须先对索洛―斯旺模型有一个了解。
索洛―斯旺模型的关键特征是其新古典形式的生产函数。它假设规模报酬不变，各种投入报酬递减，以及投入之间存在正的且平滑的替代弹性。该模型的突出贡献，一是提出了经济稳态这一关键概念，指出储蓄率对经济的稳态增长率没有影响，各种经济体的平衡增长路径是平行的；二是以稳态增长的概念为基础，预测了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在新古典的生产函数的假设下，索洛―斯旺模型首先预测了绝对收敛性，即相对于富裕经济，贫穷经济倾向于有更高的增长速度。在其随后的发展中，该模型又给出了所谓条件收敛的预测，即各经济体真实人均GDP的起始水平相对于各自的长期或稳态水平越低，增长率越快。收敛之所以是有条件的，是因为在索洛―斯旺模型中，人均资本和人均产出的稳态水平依赖于储蓄率、人口增长率以及生产函数的位置，而经济将收敛于各自不同的稳态。在近些年来的实证分析中，经济的条件收敛性已被越来越多的用作一个经验假说。实证分析表明，索洛―斯旺模型所指出的资本积累率（包括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和条件收敛机制，对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确实有着相当大的解释能力。可以说，索洛―斯旺模型为人们洞察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分析工具。但是，该模型的一个明显的缺陷是，长期人均增长率完全被模型外的因素――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率所决定。
2.新增长理论。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之后，如何将长期人均增长率内生化便成为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下一个课题。罗默（1986）和卢卡斯（1988）在这方面首先取得了突破。他们在阿罗（1962）、谢辛斯基（1967）和宇泽（1965）的基础上，进一步描述了干中学的模型。在干中学模型中，观念是生产或投资的副产品，使得投资的边际报酬不一定递减，从而经济可能长期增长。将长期经济增长真正内生化的是技术变迁模型。在这类模型中，技术进步是有目的的R&D活动的结果，而且这种活动以获得某种事后垄断力量为激励。这样，如果经济中不存在新观念、新发明耗竭的趋势，增长率在长期中就可得以保持。由于R&D活动的一些外部性、知识技术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如何促进R&D活动，促进技术进步，从而提高长期增长率便依赖于政府的行动，如税收、法律的维护和基础设施的提供等。这使得经济增长理论与发展经济理论融合在一起，这种融合正是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的一个趋势。
与新古典增长理论分析相一致，实证分析也告诉人们条件收敛是一个事实，于是新增长理论又提出了预测条件收敛的技术扩散模型。该模型的主要思想是，因为对发明的模仿和使用比创新来的便宜，相比经济发达的领先国，经济落后的跟随国会具有更快的技术进步率。也就是说，技术扩散模型将新古典增长模型的条件收敛的经验含义进行了引申，在此基础上预测了条件收敛。技术扩散模型还指出跟随国的人力资本积累将促进技术扩散速度，从而加快经济的收敛速度。这为发展中国家增加人力资本投入，加快经济增长提供了理论分析。
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另一个关键外生变量是人口增长率。更高的人口增长率降低了每个工人的资本和产出的稳态水平，因而趋于减少对于某给定的人均产出的初始水平而言的人均增长率。所以通过人口增长率内生化，也可以实现长期增长率的内生化。劳动/闲暇选择模型和迁移模型解决了这个问题。
总之，在解释了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的决定后，新增长理论或内生增长理论，使我们能够对经济增长给出更加合理的解释，特别是解释了长期的经济增长的决定。
3.新古典增长理论。与新增长理论的关系内生增长模型解释了长期增长的决定因素――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率，但不应将它看作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替代物，而应视其为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补充。内生增长模型明确了索洛模型中的技术进步的可能原因，但是并未说明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重要因素。这方面的工作仍然是古典增长模型的任务。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对于长期经济增长是关键的索洛模型，则指出投资、人力资本积累、储蓄等对于生活水平也具有重要影响。只有结合这两个理论，人们才能对经济增长的两个中心问题:生活水平随时间的增长和世界各地生活水平的差异有一个较全面的解释。
三、我国经济增长的发展选择探讨
根据前面的理论分析，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应该做出以下发展选择来推动我国经济增长：
1.坚持改革。经济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一个国家经济落后的原因很多，但是，经济制度落后是其中原因之一，因此需要建立和完善我国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和完善分配制度，建立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等，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经济制度。
2.适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首先，应该调整农业与工业结构，我国目前农业从业人数与总从业人数的比重要比美国高出18倍，这对经济增长很不利；其次，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东部个别发达地区比西部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出6倍以上，调整地区间的产业结构势在必行；最后，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还应该以资金、技术密集型替代劳动密集型产业。
3.积极扩大对外贸易。对外贸易是发展中国家完成向发达国家过渡的必经之路。目前我国人均进出口总额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异，存在巨大发展空间，我们应该利用这一发展空间来加速我国的经济发展。
4.增加R&D的投入。美国R&D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比我国高出3.7倍。经济的增长离不开科技水平的提高,科技水平的提高与R&D的支出密切相关,如果我们不增加R&D的投入，我国要在未来成为世界经济领先的国家是不可能的。
5.提高职业教育水平。美国的大学生人数占25和25岁以上人口数的比重要比我国高出17倍，这说明我国人力资本资源是比较匮乏的，我国的职业教育水平急需提高。
6.培育完善的市场体系。无论是从市场的规模，还是从市场的效率来看，我国的各种市场都不完善。要完善市场，首先要完善市场规则；其次是建立和完善市场监督机制；第三是提高市场管理人员的管理水平。与此同时，我国现阶段急需完善债券和股票市场。
7.治理环境污染。我国在经过前一段时间对环境污染的大力整治之后，目前的环境状况有所改善，但是，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工作不是一朝一夕的工作，必须长期进行。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技术、物质资本、人才资本、市场、经济制度、产业结构等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是整个经济系统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相互结合，是当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而实证研究在技术方法上的不断发展和改进，为发现新的增长理论提供了有力的工具，而根据国情，我国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发展选择是：坚持改革，适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积极扩大对外贸易，增加R&D的投入，提高职业教育水平，培育完善的市场体系和治理环境污染等，是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关键。
参考文献：
[1]周爱民:高级宏观经济学[M].经济出版社,2001
篇11
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经济飞速发展。为了更好地理解山东经济发展的各个影响因素，笔者对影响山东经济增长的各个因素做一浅析，以期更好地运用各个因素来发展山东经济。
一、经济增长理论
（一）经济增长定义。宏观经济学中，经济增长通常被规定为产量的增加，这一产量既可以表示为经济的总产量，也可以表示为人均产量。经济学家们通常是通过GDP（或GNP）和人均GDP（或人均GNP）来测量经济增长的。所以，经济增长在统计上反映为GDP（或GNP）或其人均值的持续上升。
（二）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是经济理论和实践中频繁出现的两个词语。如果说经济增长是一个“量”的概念，那么经济发展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质”的概念。经济增长通常意味着某经济总产出（如GDP）的扩张。而发展的定义，很大程度上是个哲学的问题。发展包含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它追求的是通过物质现实和精神状态的改善，过上美好的生活。增长虽然是发展的手段和核心内容，但不等同于发展。不少发展中国家经历过“无发展的增长”，GDP虽然增长了，但人们的生活质量却没有得到改善，分配不均、自然环境恶化等问题日益突出。
（三）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经济增长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既有“软”因素，如区域文化、思想观念、生活习惯、价值观、道德观、创新与守旧意识、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也有“硬”因素，如区位优势、历史沉淀、政策因素、制度因素等。因此，要完全找出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几乎是不可能的。本文主要就一些影响经济增长的可靠量化的因素进行分析，找出这些因素对山东经济增长的贡献。
二、模型估计
（一）建立模型。我们用索洛经济增长模型来研究经济增长，首先必须确定产出和资本、劳动投入指标的选取和测算。只有确定了这些指标和测算方法，才能得出所需的数据资料，然后才能利用模型对现实经济增长进行分析。
本文以宏观经济理论中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AKαLβ为基础，A表示技术，K表示资本，L表示劳动力，α、β分别为产出的资本弹性和劳动弹性，对上式两边取对数，得出索洛经济增长模型GY=GA+αGK+βGL。此式说明经济增长率GY取决于资本增长率GK、劳动增长率GL、产出中的资本份额α、产出中的劳动份额β及技术增长率GA。表1是1991～2006年山东GDP、固定资产投资额、就业人员数的历史数据。（表1）
运用EVIEWS软件，利用表1的数据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表2）
（二）模型检验。该模型为索洛经济增长模型，符合经济意义。拟合优度检验：由表2中的数据可以看到，修正可决系数为0.991670，故模型对样本的拟合度很好。F检验：由表2可得F=893.8237，由于F=893.8237＞Fα（2，13）=3.81，故回归方程显著。T检验：由表2中的数据可得GA^、α^、β^对应的t统计量分别为-4.973288、11.38509、6.032217，其绝对值均大于t0.025（13）=2.160，这说明回归系数不为零。
从得到的经济增长函数可以看出，产出的资本弹性和产出的劳动弹性都是比较大的。资本弹性α=0.506201，劳动弹性β=2.248511，说明1991～2006年山东GDP的增长主要是靠加大资本的投入和劳动的投入，并且可以看出α+β远大于1，说明山东经济增长处于规模收益递增的阶段，因此加大资本和劳动投入，加快了经济的增长。
三、测算结果
平均发展速度是各个时期环比发展速度的序时平均数，说明社会经济现象在较长的时期内速度变化的平均程度。平均发展速度与平均增长速度指标的数量关系是：
平均增长速度=平均发展速度-1
本文中平均发展速度是各个时期环比发展速度的平均数，山东产出、资金和劳动力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均按平均法计算，以产出为例，计算公式为：
Y=｛［Yt÷Yo］^（1/t）－1｝×100%
Yt：计算期t年的产出；Yo：基期的产出。
测算1991～2006年山东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资金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和劳动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根据以上公式得：
山东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
=｛（22077.36÷1810.54）^0.0625－1｝×100%=16.9%
山东资金的年平均增长速度
=｛（11136.06÷439.82）^0.0625－1｝×100%=22.38%
山东劳动的年平均增长速度
=｛（5960.0÷4219.3）^0.0625－1｝×100%=2.18%
由表1可计算得到1991～2006年山东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GY=16.9%、资金的年平均增长速度GK=22.38%和劳动投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GL=2.18%。由公式GY=GA+αGK+βGL可得，资本对山东GDP增长的贡献αGK＝11.32%，劳动力投入对山东GDP增长的贡献βGL＝4.90%，技术进步对山东GDP增长的贡献GA＝GY－（αGK+βGL）＝0.68%。如果用贡献率表示，则在山东1991～2006年年平均16.9%的GDP增长率中有66.98%来自资本的投入，29.0%来自劳动的投入，只有4.02%是除资本和劳动以外的综合要素的贡献。
四、政策建议
第一，由结果看出，山东劳动力资源丰富是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尤其是对劳动密集型产业。但素质低下的劳动力造成就业的困难，也制约了经济的增长。因此，要重视劳动的投入。劳动力的投入不仅仅是劳动者数量的投入，更重要的是劳动者质量的投入，这就要求重视对劳动者的高等教育，并加强对技术人员的技术培训，培养高技术人员；另一方面要重视公民的保健及饮食，改善公民的生活水平，这些对提高生产率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篇12
首次使用“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术语的是前苏联经济学家。苏联在1928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其经济增长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经济增长水平的记录，此后，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表现出恶化趋势，令人不解的是，其经济增长的恶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率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不得不使苏联的经济学家对其经济“增长方式”展开了研究。当时，他们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长方式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依靠投入实现产出量增长的“粗放增长”，另一种是依靠提高效率实现产出量增长的“集约增长”。并且指出，苏联过去的高速度增长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倾全力动员资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结果，然而由于资源的有限性，随着可动员的资源的日益减少，在忽视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情况下，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水平的下滑（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概念于60年代从苏联传入我国（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国经济学界尽管没有使用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但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低效率，高浪费现象进行过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别在1979—1980年我国对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讨论（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广泛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是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之后。
二、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定义
从经济增长方式概念形成的渊源看，经济增长方式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生产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虽然国外学者不常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但对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或原因的分析，实质上也是对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关于这一点，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曾作过比较，就我国学者们而言，尽管对粗放和集约型增长方式概念的解释不尽相同，但经济增长方式的含义是明确的。因此，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指一国总体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所依靠的因素构成，其中增长因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技术进步、经营管理、资源配置、规模经济等。通常把土地、劳动、资本的投入称为要素投入，其余因素的总和称为综合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地，根据要素投入与综合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大小，把增长方式划分为粗放型经济增长和集约型经济增长，主要由要素投入增加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粗放型经济增长，主要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集约型经济增长。为了能定量反映经济增长的粗放程度或集约程度，笔者引入粗放度概念。所谓粗放度是指要素投入增长率的贡献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注：对于一国总体来说，土地是固定的。因此，在考虑要素投入的增长率时，舍象掉了土地要素的影响。），用公式表示为：
δ＝αL''''＋（1－α）k''''／Y''''
式中的α表示劳动的贡献份额；
（1－α）表示资本的贡献份额；
L''''表示劳动投入增长率；
K''''表示资本投入增长率；
Y''''表示经济增长率。
当δ≥0.5或δ＜0且Y''''＜0时，增长方式为粗放型；
当0≤δ＜0.5时，增长方式为集约型。
对于粗放型增长方式又可按不同的粗放程度划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型：当0.5≤δ＜0.7时，为低度粗放型；
第二类型，当0.7≤δ＜0.8时，为中度粗放型；
第三类型，当0.8≤δ＜1时，为高度粗放型；
第四类型，当δ≥1或δ＜0且Y''''＜0时，为超高度粗放型。
三点说明：
1.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关系。
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人均实际产出量的增加和实际生产能力的增加。经济增长特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不仅指更多的产出，还包括随着产出的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而经济发展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所以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方式的定义可知，经济增长方式是获得经济增长的手段、途径和方式。
2.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经济效率是指资源的优化配置。具体讲包含二层含义：其一是指全社会以优化的资源配置获得较好的经济增长；其二是指生产单位如何把得到的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效地组合起来，以最少的资源耗费创造最多的产出。经济效益的高低可以用综合要素生产率来度量。所谓经济效益，则是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由经济效率所引起的相应的收益或收入。那种不是由于提高效率而增加的收入，就不能叫作效益，而只能叫作收益或收入。因此，经济效率是经济效益的实质，经济效率高意味着经济效益好；反之，经济效率低则意味着经济效益差。
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明确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第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标志；第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关于第一个问题，学术界的认识比较多，而第二、三个问题则涉猎的比较少。本文旨在通过对粗放度指标的划分，拟解决第二、三个问题。
δ＝0.5作为划分粗放和集约经济增长方式的标志。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集约型，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粗放型，这与我国经济理论界对粗放与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解释是一致的。把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又细分为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和超高度粗放，是为了便于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
三、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模型
1.模型。
本文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所采用的模型为：Y''''＝A''''＋αL''''＋（1－α）K''''，这是由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求导后得出的，其中Y''''代表经济增长率，A''''代表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K''''代表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率，α为劳动产出弹性系数，αL''''为劳动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α）K''''为资本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因此，粗放度的公式为：
δ＝αL''''＋（1－α）K''''／Y''''
2.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1953至1993年四十一年的经济增长方式，按三种不同的时期来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及粗放度：一是按一年期，二是按五年计划期，三是按改革时期。需要说明的是，改革时期从1979年算起，由于资料所限，我们仅考察到“八五”前期（1991—1993）为止。
3.对统计指标的说明。
（1）经济增长率指标Y''''。我们均采用国民收入增长率指标。
（2）劳动要素投入L。以历年全社会劳动者人数计算各时期劳动投入量增长率，而舍象掉象劳动质量、劳动强度的大小和劳动时间的变化情况。
（3）资本要素投入K。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K值应为直接和间接构成生产能力的资本总存量，它包括直接生产和提供各种物质产品及劳务的各种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也包括为生产过程服务的各种服务及福利设施的资产。关于K值，有的同志已估算出有关数据（注：参见张军扩：《“七五”期间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经济研究》1991年第4期。），其具体作法是：先估算基期年1952年的资本总量；再估算各年的净投资额（以积累额代替）并扣除价格指数；然后根据投资转化为资本的时滞系数计算各年的新增资本数量；最后，用上年的资本总量加上当年新增资本，得出各年的资本总量。
（4）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所谓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是指要素投入每增长1％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的百分比。西方经济学家们认为直接估算产出弹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在进行增长因素分析时，通常要作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以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来代表它们的产出弹性。然而既使要计算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内容和某些比例的分割。在我国情况就更为复杂，首先，我国实行的并非市场经济，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其次，由于缺乏必要的统计资料，要全面计算劳动和资本的收入份额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长期以来经济中存在着大量潜在劳动力的过剩现象，与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相比，劳动投入增长的贡献十分有限。所以，我国经济界通常把劳动的产出弹性取为0.2或0.3相应地资本的产出弹性取为0.8或0.7（注：史清琪等：《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采用0.3和0.7。
表1
时期国民收入劳动投入的贡献率aL''''资本投入的贡献率(1-a)K''''
增长率Y''''L''''aL''''K''''(1-a)K''''
一五0.845.04
(538.92.87.2
-57)(9.4%)(56.6%)
二五0.517.07
(583.11.710.1
-62)
恢复
时期1.023.57
(63-14.73.45.1
65)(6.9%)(24.3%)
三五1.14.13
(668.33.75.9
-70)(13.4%)(49.8%)
四五0.635.53
(715.52.17.9
-75)(11.5%)(100.5%)
五五0.635.32
(766.12.17.6
-80)(10.3%)(87.2%)
六五0.994.97
(8110.03.37.1
-85)(9.9%)(49.7%)
七五0.786.23
(867.62.48.9
-90)(10.3%)(82.4%)
(910.611.34
-93)12.72.016.2
(4.7%)(89.3%)
改革
前时0.785.18
期(536.02.67.4
-78)(13.7%)(90.9%)
改革
时期0.816.65
(799.32.79.5
-93)(8.7%)(71.5%)
(530.785.74
-93)7.12.68.2
41年(11%)(80.8%)
时期要素投入的贡献率综合要素生产粗放资本的产出系数
aL''''+(1-a)K''''率的增长率A''''度Y''''/K''''
一五5.883.02
(530.661.24
-57)(66%)(34%)
二五7.58-10.68
(582.45-0.31
-62)
恢复
时期4.5910.11
(63-0.312.88
65)(31.2%)(68.8%)
三五5.243.06
(660.631.41
-70)(63.2%)(36.8%)
五四6.16-0.66
(711.120.70
-75)(112%)(-12%)
五五5.950.15
(760.980.80
-80)(97.5%)(2.5%)
六五5.964.04
(810.601.41
-85)(59.6%)(40.4%)
七五7.010.59
(860.930.88
-90)(92.7%)(7.3%)
(9111.940.76
-93)0.940.78
(94%)(6.0%)
改革
前时5.96-0.26
期(531.050.81
)-78(104.6%)(-4.6%)
改革
时期7.461.84
(79)0.800.98
-93)(80.2)(19.8%)
(536.520.58
-93)0.920.87
41年(91.8%)(8.2%)
注：不带括号的数字为各要素对经济增长所贡献的百分点，括号内的数字为贡献的百分点占经济增长率的百分比率。
3.对我国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
我们分别计算了1953年—1993年41年的粗放度并根据粗放度的五种类型作了统计整理，整理结果如下：
表2（单位：年）
粗放度类型超高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中度精放型低度粗放型集约型
时间
41年1386212
改革前26年943010
改革以来15年44322
从表2中可知：在41年里，有13个年份属超高度粗放型，8个年份属于高度粗放型，6个年份属于中度粗放型，2个年份属于低度粗放型，12个年份属集约型。粗放型增长的年份占整个年份数的70.7％，集约型年份占29.3％，表明我国从总体上看属于粗放型增长方式。由于超高度粗放型占整个年份数的31.7％，集约型占29.3％，高度、中度、低度分别只占整个年份数的19.5％、14.6％、4.9％，也说明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比较大，集约型增长的稳定性较差。如果把改革时期与改革前作一比较，则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的36％，降低为改革以来的25％；高度粗放型由16％上升为25％；中度粗放型由12％上升为18.8％；低度粗放型由O上升为12.5％；集约型年份由38.5％下降为13％。尽管改革以来粗放型增长的年份由改革前的64％上升为81.3％，集约型增长的年份由29.3％下降到18.7％，但改革以来的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明显减弱稳定性增强。
由表1所示，1953—1993年间的平均粗放度为0.92，属于高度粗放型，此间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达到7.1％，其中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就占了91.8％，表明41年来的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结果。改革前的平均粗放度为1.05，属超高度粗放型；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为0.80，属高度粗放型。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由改革前的6.0％上升到改革以来的9.3％；要素投入的贡献率由104.6％下降为80.2％；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由－4.6％提高到19.8％。说明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减弱，要素投入的贡献率降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提高，改革为经济注入了活力，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高。
按计划期计算的粗放度有四种类型，分别是集约型、低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超高度粗放型。恢复时期的1963—1965年的δ值在区间［0，0.5）之间，属集约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高达68.8％，要素投入的贡献只有31.2％，经济效率高，效益比较好。“一五、三五、六五”时期的δ值在区间［0.5，0.7），属于低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达到34％，36.8％，40.4％，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分别为66％，63.2％、59.6％，表明由要素投入增长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低，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高，因此，这三个时期的经济效率比较高，经济效益也比较好。“五五”、“七五”、“1991—1993”时期的δ值在区间［0.8，1）内，属于高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只有2.5％，7.3％、6.0％，而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却分别高达97.5％、92.7％、94％，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贡献，经济效率比较低，经济效益比较差。“四五”时期的δ值大于1，“二五”时期的δ值小于零且国民收入为负增长，均属于超高度粗放型，经济效率很低，经济效益最差。
综上所述，尽管我国在某些年份或某些时期表现出集约型增长方式，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属于粗放型增长，要素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较小，经济效率低，经济效益差。
四、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分析的结论
1.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
通常把新建扩建项目视为外延扩大再生产，更新改造项目视为内含扩大再生产，因而我们用基本建设投资指标以及更新改造投资指标来反映外延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情况。表3是根据1953—1993年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构成计算出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基本建设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看，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趋势是不断缩小，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比例不断增大。但从整个年份看，
表3
时期一五二五"1963-1965"三五四五五五六五
基本建设投96.292.384.580.777.573.564
资所占比重%
更改投资%3.87.715.519.322.526.528.1
时期七五"1991-1993"改革前改革以来
基本建设投58.858.881.360.2
资所占比重%
更改投资%31.828.318.729.3
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中绝大部分用在了基本建设投资上，用在更新改造上的投资，其最高值也未超过32％。而美国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更新改造投资所占比重1947—1950年为55％，1971—1978年提高到77％，其中机器设备投资中更新投资分别占51％和81％（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实际上，我国还存在着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而进行的基本建设投资，如1981年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完成的二百多亿元投资中，新建项目占10.2％，扩建项目占38.5％，真正用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资中用于新建扩建的竟达70％以上（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扩大再生产。
2.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表1可见，我国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主要归因于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在要素投入中又主要是资本要素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我们用资本要素的产出系数即Y''''／K''''的比值来衡量投入与产出的效果。当资本投入的增长率K''''大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率Y''''，即资本的产出系数Y''''／K''''＜1时，经济增长就表现出高度或超高度的粗放型特征，如：
“二五”时期，Y''''／K''''＝－0.31＜1，则δ＝－2.45，超高度粗放型；
“四五”时期，Y''''／K''''＝0.7＜1，则δ＝1.12，超高度粗放型；
“五五”时期，Y''''／K''''＝0.8＜1，则δ＝0.98，高度粗放型；
“七五”时期，Y''''／K''''＝0.88＜1，则δ＝0.93，高度粗放型；
“1991—1993”Y''''／K''''＝0.78＜1，则δ＝0.94，高度粗放型；
“改革前”时期，Y''''／K''''＝0.81＜1，则δ＝1.05，超高度粗放型；
“改革”时期，Y''''／K''''＝0.98＜1，则δ＝0.80，高度粗放型；
整个时期，Y''''／K''''＝0.87＜1，则δ＝0.92，高度粗放型。
为了进一步地考察资本的投入产出效果，我们分别计算了41年的资本产出系数，并根据不同粗放度类型作了统计整理，如下表：
表4
粗放度类型集约型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
资本产出系[1.64,3.48][1,24,1.47][0.97,1.15][0.70.0.92]
数所在区间
粗放度类型超高度粗放型
资本产出系[-3,0.69]
数所在区间
表中反映出不同粗放度类型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显然，粗放程度越高，其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越小，也就是说越粗放，资本的投入产出效果越差，效率越低。具体到我国能源与物质的消耗情况，如果仅就我国自身纵向进行对比，每万元国民收入消耗的能源以及每亿元基本建设投资平均消耗的钢材、木材、水泥量呈不断下降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每亿元国民生产总值主要生产资料平均消费量也呈下降态势。但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我国在能耗与物耗上的差距是很大的。根据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资料：1993年，能耗产出率最高的是贝宁，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20.4美元；最低的是蒙古，只有0.2美元；我国为0.6美元，在全世界121个有资料可比的国家（地区）中居第113位。从不同收入国家看，低收入国家平均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0.9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为1.0美元，高收入国家为4.4美元，全世界平均为3.1美元。可见我国能源产出率不仅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另据有关方面作出的比较分析，我国钢材、木材、水泥的消耗强度分别为发达国家的5—8倍，4—10倍和10—30倍。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3.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强烈波动。
关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数量界定，有人把高速度与低速度的临界值定为4％（注：刘彪、王东京：《经济发展阶段论》，《经济研究》1990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定为6％，还有人认为3％以下为停滞，3—6％为低速增长，6—9％为中速增长，9—12％为高速增长，12％以上为超高速增长（注：赵磊：《对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若干看法》，《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我国在1953—1993年间，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为7.1％，改革前为6.0％，改革以来达到了9.3％。如果按4％或6％的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已属高速发展之列，即使按最后一种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可进入中高速之列。再看实物增长情况，1993年比1952年，人均粮食增长1.34倍，人均煤炭增长8.17倍，人均钢增长32.07倍，人均发电量增长55.52倍，人均石油增长160.06倍（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第41页有关数据计算而来。）。
我国在1980—1993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是低收入国家平均增长率的2.9倍，中等和高收入国家的4倍，即使与发展速度比较快的韩国相比也高出0.2％，可见我国的粗放型增长是以其高速度为特征的。
如果考察不同粗放程度与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关系方面，从我们分别计算的41年的粗放度可知：在超高度粗放型增长的年份中，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在绝大部分年份都低于高度粗放型。同样地，高度粗放型低于中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于低度粗放型，低度粗放型又低于集约型。如下表：
表5
粗放度类型越高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度粗型集约型
国民收入增-1.85%7.9%9.7%10.65%16.1%
长率的平均值
国民收入增长率与粗放度之间存在着反向变动的关系，即粗放程度越高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低；反之，粗放程度越低则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高。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在我国长期快速增长时期集约型所表现出的是高速度，高效率，越粗放，其速度越低，效率越差。
如果更进一步地考察粗放度的波动与经济周期的波动情况，则不难看出：经济增长率周期的波峰恰好位于集约型年份或粗放度较弱的年份，而周期的波谷位置恰好处于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改革前，我国粗放程度是两头多中间少，即超高与集约型年份多，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少，这种粗放程度的巨大落差的反复出现必然使经济增长大起大落。改革前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为53％，五个周期的振幅平均为23.4％（注：关于经济周期的划分参见刘树成：《论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阶段》，《经济研究》1996年第11期。）；改革以来，粗放度的稳定性增强，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增多，超高与集约型年份明显减少，相应地，改革开放以来四个周期的平均振幅为9.9％，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也降为12.1％。因此，粗放度的稳定性是影响经济增长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篇13
经济发展既包括经济增长，还包括伴随经济增长过程而出现的一个国家或地区按人口平均的实际福利增长过程， 它不仅是一种财富和经济机体量的增加和扩张， 而且还意味着其质的方面的变化， 即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创新， 社会生活质量和投入产出效益的提高。简而言之， 经济发展就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 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持续高级化的创新过程或变化过程。
从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看，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基础和核心，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就不会有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无论从字面含义、还是深层含义都是有联系的，这点不难理解。只是二者的区别就很少有人能说清楚了。有人干脆就会混为一团，不加区别。普通人不知二者区别或干脆认为二者可互相代替，无关紧要，可是如果国内经济主管部门人员、大大小小的企业主也没有一点这样的经济学理论，恐怕就使区域经济甚至国家经济陷入只追求增长，而没有了发展。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手段，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目的。不能离开经济发展这个目的去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那样会导致经济发展中的比例失调、经济大起大落和社会不公及社会剧烈动荡。使企业陷入蛮干，导致社会发展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甚至会引起社会的倒退，最终我们每一个人都逃脱不了受害者的命运。
掌握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二者的区别，刻不容缓。20世纪50-60年代前，传统理论认为：经济发展意味着国家财富和劳务生产增加以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提高。60年代后，这种观点受到了若干国家现实的挑战，一些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迅速增长，但其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并未得到相应改善，贫困和收入分配不公正情况仍十分严重。20世纪80年代之前，经济学家把增长与发展分为两个问题。增长研究发达国家长期中实际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问题，发展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走向发达的问题。80年代以后，经济学家逐渐从世界角度来研究增长与发展问题，把经济发展同经济增长区别开来。经济发展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不仅涉及物质增长，而且涉及社会和经济制度以及文化的演变。既着眼于经济规模在数量上的扩大，还着重于经济活动效率的改进。同时又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进化过程。
首先，二者是“量变”和“质变”的不同。经济增长只是社会财富“量”的变化，经济发展则是“质变”。经济发展不仅仅包括社会财富在数量上的变化，还包括社会结构的优化，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人民精神生活的丰富，自然环境与生态环境的改善等社会方面的进步。
其次，衡量二者的方式不同。对一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度量，通常用经济增长率来表示。本年度经济总量（通常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的增量与上年所实现的经济总量的比率，即经济增长率。经济发展的衡量指标除经济增长的指标外，还包括社会发展指标，教育发展指标，如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等；社会公平与稳定指标，如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国民幸福指数、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等；环境指标，如自然资源和能源利用效率、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