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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邻之鸡,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请损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己。’――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
在这里,孟子虚拟了一个(偷鸡的)情境,他要表达的是:对于加重人民负担的弊政,既然已经认识到了其不仁不义,就应当立即革除,没有理由等到来年。他虚拟的这个情境是修辞手段,即所谓“喻证法”,具有一定的论证功能。这个比喻的本体(“去关市之征”)与喻体(不再偷鸡)之间,在价值上一致――都是向善的:即改掉错误。这种价值方向上的相同,是这个修辞具有论证效力的关键所在。但是,在两者之间,也确实有一定差距:“关市之征”是国家行政,而“偷鸡”则是民间的个体行为。这种差别正是其论证效力的薄弱之点。因为,国家行政的改变,即使是革除弊政,也可能需要一个过程,往往并非朝夕可致。
其实,孟子要彻底消除的“关市之征”,作为国家对商业活动的征税制度,是古代国家和现代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一般来说,只能“轻之”,而难以“去之”。孟子认为其不仁不义,才把它比喻成“偷鸡”的。孟子的这种思维方式,反映了“价值理性”的特征,即把是非善恶当作判断的标准,立场鲜明,嫉恶如仇。但在它的对面,还有另外一种理性:即考虑到可能性和具体方法的理性,所谓“工具理性”。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以修辞手段进行说理的方法,也许不能用正确与错误这样的硬性标准,而应该用“强”和“弱”这样的柔性标准。特定的修辞手段,有说服力强的一面,也有说服力弱的一面。对于有些人可能是强的,对于另一些人可能是弱的。判断其强弱,要看具体的受众。一般说来,孟子这种通俗、形象的论证方法,更容易能够得到普通大众的认同。在今天也是这样。但是,对具体问题的分析研究,特别是对方法和可行性的研究,则是我国古代思想资源的缺项。孟子尤其突出。
对于今日中国的公共问题来说,人们应当以孟子这种以民为本的价值理性与“何待来年”的紧迫心情来积极推动政府革除弊政;而政府有关部门和专家,也应当向公众耐心说明一些改变的具体困难来求得公众的理解。
梁惠王向孟子请教。孟子先提出一连串问题:
“用棍棒和刀子杀人,有什么区别吗?”
梁惠王答:“没什么区别。”
孟子问:那么,用刀子杀人和用(弊)政杀人,有什么区别吗?“
梁惠王答:“也没什么区别。”
孟子说:“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肥马,而百姓面有饥色,郊野里横陈着饿死的尸体,这就等于率领着野兽一道吃人啊!”
篇2
ZHANG Yuan-yuan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23)
【Abstract】Chinese Wushu boasts of rich and colorful aesthetic thoughts and value, with a strong sense of aesthetic cultur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both its contents and structure. So long as the aesthetic value of Wushu is recognized, it will attract more attention from people. Wushu can realize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between humankind and the nature, the society and human itself.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so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reater and greater importance will be attached to the aesthetic value of Wushu.
【Keywords】Aesthetic mode of Wushu, dialectical unity, unity of Heaven and Human
武术审美看重“天人合一”的境界。张岱年先生说:“中国哲学有一个根本观念，即天人合一，认为天人本来合一，而人生最高理想，是自觉地到达天人合一之境界，物我本为一体，内外原无判隔”〔1〕。“天人合一”即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统一。
1 武术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1.1 武术与自然界的和谐美
武术中，无论什么动作，都会将它与自然界中相关事物相联系，与有关情感相沟通，体现了中国武术“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即物化为我，我化为物，万物与我合一。大自然的无穷奥妙使人们产生了不少灵感，仿生自然就是重要的审美表现特征。自然界中的山川河流、飞禽走兽都可以与人的情感相联系，进而类推到动作之中，不断丰富武术动作意象。因此，无论是武术的技术原理、招术或动作等，都充分展现了武术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美。
第一，动作中的自然仿生性。自然界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我们的祖先在适应大自然的同时，出于对许多自然现象的仰慕，形象地用动作名称的形式将自然界的物象融入武术之中，以提示动作要领。这种自发的自然仿生，生动地反映出武术有自然的审美情趣。武术中自然仿生的例子很多。模仿山水的动作名称有“泰山压顶”，“顺水推舟”;模仿风云的动作名称有，“来风复雨”，“浮云起落”等等。“还有大量技法上借形喻势的动作意象，如“动如涛”、“静如岳”、“站如松”、“重如铁”、“轻如叶”、“快如风”，还有“拳如流星、眼似电”、“行步如流水”〔2〕，这些都是自然仿生的范例。
第二，动作中的动物仿生性。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在与动物的频繁接触中学习动物，创造了熊经、鸟伸、兔浴、虎顾等仿生动作。东汉末年，华陀仿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特长创五禽戏，以除疾病，利蹄足。少林五拳就源于这种仿生，经改造提炼的龙、虎、豹、蛇、鹤五拳，可练神、骨、力气、精，五者相合，健身强体。象形拳的动物仿生特征更加鲜明。演练者将自身置于所表现的动物之中，从而获得表现生命，表现自然的审美体验。其它许多拳种也不乏动物仿生的动作和术语名称，如长拳的“起如猿、落如鹊、立如鸡、缓如鹰”，少林拳的“黑虎掏心”，八卦掌的“白蛇吐信”，太极拳的“白鹤亮翅”，都有力地说明了武术审美的动物仿生性特征。
自然仿生和动物仿生都说明，武术在形成和发展中，远取诸生，近取诸物，象其形，取其意，学其长，利其用。这种对动物、自然界非生物从动作、名称、方法、特点等全方位的效仿，正是武术返朴归真的和谐美，是武术对自然美的追求，体现为崇尚生命，崇尚自然，生命就是美，而这种美的最高理想就是“天人合一”的境界。武术中练习从动物与自然界中找出的合理动作，求得与自然的同步和谐统一。
1.2 武术与自然规律的和谐美
武术理论认为，人与自然在本质上是相同结构的体，一切人事活动只有顺乎自然，遵循其运行规律，生命才能得以存在和健康地发展。也就是说，人们习武练拳必须遵循自然的变化，服从客观规律，并与之保持适度的和谐，武术的这种合自然规律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练习时讲究顺应四季节气。春夏秋冬四季是自然界年复一年、周而复始的规律。历来习武要“从春练到冬”，强调循序渐进和持之以恒。但是在不同的季节，又各有侧重和讲究。如《形意拳理论》一书认为，“形意拳之锻炼，须要春发、夏放、秋收、冬藏。春天练拳时，应注重内气、内劲的焕发，走势宜悠，发劲宜柔，使筋络渐渐舒伸开展。夏天练拳则要适宜发放劲力，不至于伤筋扭骨或拉伤了韧带。中秋、深秋时节练拳，则应少发暴力，练时内收劲力。至严冬时节，更应随之而深藏劲力，不可急发暴力，因为这个时节发放劲力最容易伤筋骨，损坏韧带”。拳谚中有“朝练寅”的说法，其所依据的正是“天人合一”的中医学理论。按照中医理论，寅时是人肺气旺盛之时，肺主一身之气，此时习武采气，可以增长功力。
第二，依乎地理方位。武术锻炼除了要求因时而变化外，对方位和地理环境也有相应的要求。不少拳谱在预备势中都有“面向正南，立正姿势”(《少林十二钩》)，以及“面向南自然直立”(《太极拳》)等要求。南为阳，北为阴。武术中这种面南背北之势，与中国的“万物负阴而抱阳”(《老子》)的哲学思维有关。对于地理环境，在传统武术训练中，一般要求训练场所“须择山林茂盛之地，或奇观庄严之处，或房屋洁净之区”。八卦掌大师程廷华认为，训练中“得天气之精者为之精，得地气之灵者为之灵。两者皆得，方为神化之功。”无论四季节气，还是依乎方位和地理位置，都说明武术审美追求与自然界的时空变化规律的和谐统一。
2 形美与神美的和谐统一
武术之美，是在对生命现象的无限和谐中建构自身的，是注重身心的内外运动，符合生命的自由运动。身心关系这一范畴体现在武术中就是形神关系，它最能反映武术审美的本质特征。因为，武术运动是身心共同参与的身心合一、形神兼备的运动。中华武术强调形神兼备、内外合一的和谐美，既注重练形，又注重练神。练形是非常重要的，但形美是初级的、肤浅的，而神美是高级的、深奥的，由形美到神美是由量的积累所获得的质的飞跃。练形是一种长期而又艰苦卓绝的练功过程，形体之阳刚美和阴柔美是武术审美的基本特征:神美是一种境界美，是在形美的基础之上对内在性的超越，表现出“静”和“虚”的审美特征，是武术审美的本质特征。
2.1 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的和谐统一
武术理论认为人的生命根基是气，而气分阴阳。“武术中阴阳二气的运化是极其丰富的，表现在开合、刚柔、仰俯、起落、进退、屈伸、蓄发、呼吸、吞吐等，但武术美的基本特征不外是形体之阳刚美与阴柔美对立统一。”〔3〕中国古典美学认为，阳是主动的，武术中的阳刚之美是与动态分不开的。武术动作有快慢之分、大小之别，大动作，肢体要充分舒展;小动作，肢体要尽量裹缩。动作在空间层次、方向、位移上千变万化，层出不穷，错落有致，高如鹰击长空，低似鱼翔浅底，就其劲力而言，刚劲有快、猛、狠，发力短促，快速多变。武术中无论哪一拳种都具阳刚之美，如南拳因勇猛、快捷而具阳刚之美，即使是偏重阴柔之美的太极、八卦、形意拳也不例外。阴柔之美则与武术中的静态动作密切相关。静态指动作与动作之间相对静止的定势美。静态的定势有高低之分、仰俯之别，高的动作定势、低的动作造型，塑造出千姿百态的形象。就其劲力而言，阴柔之美指柔劲、化劲、螺旋劲、滑劲、粘劲、绵劲等。最能体现出阴柔与阳刚之美的拳种莫过于太极、八卦、形意拳 。在武术的演练过程中，特别是传统拳种，其阴柔美与阳刚美的和谐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如太极拳从刚到柔、从柔到刚的刚柔相济运动，使刚柔和谐统一，阴柔美、阳刚美相储并蓄，相互转化，构成了一个动态的、完美的境地。阴柔与阳刚之美分别从动作的运劲过程中和动作的落点上表现出来，其变换则是通过神态上的隐与显表现出来，隐则柔，呈阴柔之美;显则刚，呈阳刚之美。
2.2 静与虚的意境美
武术在形神共练的基础上，偏重于练神。神美是一种意境美，是一种和谐美，它是以审美主体的合目的性去契合审美客体的合规律性，这种审美客体的合规律性就是武术运动的规律，而审美主体的合目的性无非是健身性和技击性两种。健身性与武术养生规律的契合使武术之美表现出一种静的审美特征:技击性与武术运动规律的契合使武术呈现出一种虚的审美特征。
2.2.1 静的意境美
静，是对动的超越，是武术审美对生命主体的一种内在性超越，是形体对自身越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神韵之美。它充分体现了形美与神美的和谐统一。养生武术就是通过以动练形和以静练神的思想达到对生命主体的内在性超越的。太极拳的动中求极静，充分说明了武术的养生之道。“太极者，无极而生，动静之机，阴阳之母。静时寓动意，动中求静息，动静之机，即为太极。太极拳以动静的运动规律来体现千变万化的弧形运动，练太极不知动静之理，不懂运用动静之法，那就难达太极殿堂。”〔4〕
综上所述，武术这种合健身之目的的静之美是对内在性的超越，是武术审美方式的本质特征。
2.2.2 虚的意境美
“虚实”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首先是由老子提出的。老子认为“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道德经》)也就是说:现实世界的天地万物是虚与实(有)的对立统一。
技击武术审美方式的本质特征―虚之美。虚与实，有形与无形，作为阴阳二气化生的两个方面，首先，二者相互包含，表现出彼此吸引的趋势;其次，二者相互贯通，表现出彼此转化的势态。太极拳就很好地体现了武术的虚实统一。太极拳术以分虚实为第一要义，要求在动作中要体现出虚实。传统拳中，所谓虚并不是全无力量，所谓实也不是全然占煞。从技击方面来说，太极推手所表现的“不丢不顶，粘连相随”的粘化劲更具有虚实的普遍意义和说服力，虚的方面的粘化总是以实的方面的击发为前提，目的是后发制人。没有虚便没有实，没有粘化，就没有发放。粘即是化，粘即是发，是一个由虚到实的转化过程。太极拳的虚实融合在刚柔动静快慢之中。虚实的变化将太极拳的技击招法加以美化，偏重于艺术化的感染效果，从而产生一种朴实、含蓄的风格和“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朦胧之美，外看虽似无技击之用，而实却无中生有。如太极拳的“白鹤亮翅”“手挥琵琶”等都有极高的含蓄委婉的欣赏价值，也包含一定的技击攻防含义，这就是虚实并存，互相依赖，又虚实分明。武术运动把进入虚静状态视为高级阶段和终极目标，即“实中求虚、动中求静”，要求在运动中把精神、意念贯注于一招一式之中，达到“心中无物，极其虚灵”的境地，在虚静至一的状态中直接与道冥合，将主体与客体浑然相融，以虚灵为极致，并在虚灵状态中将身心与动作融为一体。武术招式演练中的实虚相参，虚实难辨，幻中有真，真中有幻。不仅在技法上给人造成扑朔迷离的感觉，更能给人以美的享受，使习练者和观赏者都能体验到内心宁静、超脱、恬淡和适意，从而产生一种潇洒、挺拔、抒情达意、柔和自然的艺术效果。
综上所述，武术这种合技击目的的虚之美是对内在性的超越，是武术审美的本质特征。无论是静之美，还是虚之美，都是武术对意境的追求。
3 追求善与美的统一
中国传统美学历来强调审美对象在伦理道德、人格品性上的感染作用,始终以美、善统一作为根本性的主题。这使得武术经常把审美和人的高尚精神品质和情操相联系,要求审美具有高尚的道德观,注意审美所具有的社会价值。东方古典美学的这一特征,使得武术由一门杀人的技艺变成惩恶扬善、除暴安良、驱邪扶正的教化手段。这就对习武的人提出更高层次的要求:习武者要有纯正的动机,用武者要能明辨是非,授武者要遵循清规,其目的都是避免因为武术给和谐的社会以及人际关系带来损害。中国武术不主张主动出击,而认为自卫防身、后发制人更能表现美德。以善为美的社会伦理道德,加之人道主义精神的渗入,使得武术的技击性得以弱化,武术的杀伤力得以隐匿,武术的功利价值得以淡化。超越了单纯技击格斗的功利性和局限性,武术具备了一种间接的、潜伏于感性形象之中的精神上的审美取向。正是由于有了这种精神上的审美取向,使武术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向美善统一、向德艺并重方面发展,从而也使得中国武术在世界技击格斗中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4 结论
武术之美集自然、人、社会(主要是指武德之美)三位一体，表现出辩证统一性特征∶第一，追求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美。表现出自然仿生性、动物仿生性和合自然规律性的特征。第二，形美与神美的统一。表现阳刚美与阴柔美的统一、静之美和虚之美的特征，并认为静之美和虚之美是武术审美方式的本质特征。第三，追求善与美的统一。
最后，本文在武术审美价值的现实评定与展望中取得以下建设性意见:在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过程中，武术的审美价值将越来越受到重视。充分发掘武术的审美价值功用，就是要重塑人类身心的和谐发展。
中华民族对于审美文化,自古以来就有着无限追求,由它所哺育、成长的武术也从头到脚,从外及内,处处闪耀着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魅影。通过武术,人们可以自觉地修养身心,养凛然正气,获得独特的而崇高的精神品质,个体人格得以充实和完善,进而使人格的力量提升壮大,实现审美的理想人生境界。
参考文献
〔1〕江百龙.武术理论基础〔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5. 40.
篇3
20世纪30年代，德国文艺评论家弗朗茨.罗最早使用了“魔幻现实主义”一词，用于评论后期表现派绘画。其后意大利的文评家再次使用了该词。然而，魔幻现实主义并未被欧洲的文学评论家所接受，而是飘洋过海到了拉丁美洲，在当地作家的文学创作中生根、发芽。当拉美评论界点评马尔克斯的长篇巨著《百年孤独》（1967年）时，“魔幻现实主义”一词首次被运用。结合拉丁美洲的社会现实，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具有与欧美主流文学截然不同的特征。它将写实和幻想相融合，以神化模式表现当地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表达作家对时代洪流中的巨变所产生的理解和观点。换言之，利用幻想和现实相结合的效果，将现实的场景和出于虚构幻想的非现实情景相加，其中穿插夸张、怪诞、虚实交错，打破生死和时空界限，置入神话、传说等具体手法[1]。
然而，经笔者研究发现，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作品《海边的卡夫卡》也具有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特征。
二.《海边的卡夫卡》中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特征
作为村上春树的代表作，《海边的卡夫卡》具有明显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特征。这些特征主要体现在不同人物以以不同方式游走于虚幻与现实之间。
1.人物病态的精神特征实现魔幻效果
主人公田村卡夫卡是个有妄想倾向的少年。由于自幼缺乏母爱，不断受到来自父亲的诅咒的刺激和孤独感，令其产生妄想，从体内分裂出一个守护自己，聆听自己心声的“叫乌鸦的少年”。这些症状实则为典型的青春期精神分裂症。作品中身患精神疾病的人，除了田村卡夫卡，更有田村的父亲。一个知名的雕塑家，却有人格分裂的症状。其双重人格中的一个人格为残忍虐杀猫咪的琼尼.沃克。作家通过为作中人物赋予精神病患特征，令其有了在虚幻世界与现实世界间游走的能力和条件。这一特征的设定助推了作品魔幻的色彩效果，为以魔幻方式表现现实社会特征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东西方古老文化的有机结合营造魔幻效果
在作品中，作家运用了古希腊著名的“俄狄浦斯”王的故事，令少年身负同样的诅咒或神谕。但作家并没有照“俄狄浦斯”的故事情节那样令人物出走躲避诅咒，而是安排人物出走主动迎合诅咒。《海边的卡夫卡》中，田村在去四国的路上遇到一年轻女子，他便想着眼前人或许就是自己的姐姐，因而对其产生性幻想。不仅如此，田村卡夫卡在怀疑佐伯是自己母亲的情况下，仍在梦幻与现实间与其发生关系，并在梦中强行与姐姐交合。对古老希腊神话的创造性发挥，使得该人物、情节更具后现代主义色彩，更有现实意义。然而，村上春树不仅创新了希腊神话，还在故事情节的助推器上安置了日本古老神话中的“生灵”文化装置。例如，作品中提及少年中田在昏迷事件醒来后失去了部分记忆却拥有了听懂猫语的神奇能力，还失去了一半身影。作家借医生之口点明这种现象类似于《源氏物语》中所描写的“生灵”现象。在笔者看来，作品中古老传说的出现实则是作家提醒人们对过去进行重新思考，重新审视自身文化，包括对战争的反省。
3.“万物有灵”思想增强了魔幻现实主义效果
《海边的卡夫卡》中作家曾多次提及战争，表达自己的反战意识。例如作者借杀猫者琼尼.沃克之口对中田说“世上讲不通这种道理的地方也是有的，谁也不为你考虑什么合适不合适的情况也是存在的。（中略）战争就是一个例子。（中略）一有战争，就要征兵。征去当兵，就要扛枪上战场杀死对手，而且必须多杀。你喜欢杀人也好讨厌也好，这种事没有人为你着想。迫不得已，否则你就要被杀。”作者更借“叫乌鸦的少年”之口说出战争是“活物”的观点，“哪里也不存在旨在结束战争的战争。（中略）战争在战争中成长。（中略）战争是一种完完全全的活物”。这一观点明显受到日本“万物有灵”传统思想的影响，认为战争也是一种有灵性，有意识的存在。正是这一传统观念的影响，增强了作品的魔幻色彩，并深化了作品现实主义的主题。
三.村上的魔幻现实主义具有原发性
通过上一章的分析，读者或许已可以接受《海边的卡夫卡》具有魔幻现实主义特征的论点。笔者想进一步阐释――没有证据显示村上春树作品中的魔幻现实主义是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而产生，但却有证据表明，早在村上之前，日本文学中早于拉美产生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即日本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具有原发性。对此，笔者翻阅日本近现代的多数作家的代表作品后发现，早在夏目漱石的《梦十夜》里已具有魔幻现实主义特征了。《梦十夜》中的“第一夜”、“第三夜”、“第十夜”都在以梦境的魔幻性讲述日本明治维新以来西洋舶来文化和日本传统文化间的冲突，对日本社会造成的巨大改变，以及人们面对改变时所表现出的不适应、迷茫之情。以“第十夜”的故事为例，主人公庄太郎头戴巴拿帽象征着人们接触并接受了一部分西洋文化。而素不相识的美女象征着对日本国民来说有陌生感的西方舶来文明，对于这一文明，代表着日本普通民众的庄太郎不知所措，美女建议要么跳崖，要么接受被猪舔。这无外乎隐喻国民要不选择灭亡，要不接受本不愿接受的外来文化。庄太郎和猪抗争了七天，最终还是被猪舔。他回到小镇后感慨再也不要随便看美女了。这一情节表达了日本国民艰难的、被动的接受西洋洗礼的过程。而《海边的卡夫卡》中，村上数次提及作中人物阅读夏目漱石的作品，至少暗示该作品的完成受到夏目漱石的影响。
综上所述，《海边的卡夫卡》具有魔幻现实主义特征，这些特征的产生与其说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毋宁说是受到本国传统文学的影响，可谓具有原发性特征。这一原发性并非一日形成，而是早在明治时代就已初见端倪。
参考文献
1.村上春树，林少华译.《海边的卡夫卡》.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2.夏目漱石，周若珍译.《梦十夜》.文汇出版社.2011
3.徐哲韧，罗志祥.日本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漫谈.金田.
4.刘喜萍.论《海边的卡夫卡》战争隐喻的两面性.长城.2009年3月
5.姜海涛.游走于虚幻和现实之间――从《海边的卡夫卡》透视村上春树的世界观.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0年2月
注 释
篇4
信息收集。信息是医学论文得以传播的来源，而作者是信息的直接提供者，作者队伍的稳定和充实，是期刊赖以生存的基础，开发和选择优质信息是期刊质量的保证。编辑要善于发现作者，并对其提供的信息的科学性、准确性、实用性加以鉴别。对于信息的收集不能仅仅停留在传统的约稿上，可通过学术交流、调研或座谈、网络约稿等多种方式进行。另外，信息的收集还包括反馈信息的收集，主要体现在医学论文的引用率方面，反馈信息的好坏可以使编辑的工作目标更加明确，并有目的地选择和培养作者群体。
编辑加工。作者提供的信息往往不够规范、严谨，只有经过编辑的选择、甄别、分类，并经过整理、加工后，才能以出版物的形式输出。从信息再创造的角度看，编辑在科学知识的积累方面既是协力开发者，又是择优传播者，肩负着推动医疗信息正确传播的使命。促使信息的传播是编辑活动的主要内容，要想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对编辑的文字加工能力、医疗动态的掌控能力、信息的鉴别能力都有很高的要求。医学期刊编辑的主要任务就是对信息的筛选，帮助作者或直接参与原始信息的加工，使之既符合科技期刊的规范化要求，又具有临床指导或科研学术价值。
出版发行。医学期刊只有在有效时间内广建传播渠道，才能使最新的医疗信息及时、广泛地传达给读者，才会产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因此，医学信息的传播，还有赖于期刊的出版和发行。互联网的发展为医学期刊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平台，与传统出版传播方式相比，网络具有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便于查询等优点。有效利用网络，办好医学期刊的网络版，可以更好地传播医疗信息及科研成果。
医学论文具有的新闻特征
注重时效。19世纪80年代美联社提出新闻应具备五个条件：时间(when)、地点(where)、人物(who)、事件(what)、原因(why)。其中时间(when)排在第一位，可见其重要性。医学论文具有新闻的特征主要体现在注重时效方面。医学论文应当提供当前最新的医疗信息，所探讨的内容应是先进的、前沿的。GB／T7714-2005国家标准规定：医学论文参考文献的引用宜选用3～5年内公开发表的文章。这充分说明了医学论文不同于其他论文，它特别强调时效问题。
人称的运用。尽管在人称的使用上大家一直有争议，但在新标准颁布之前医学刊物仍要遵循使用第三人称这一规范。医学论文中，第一人称一般指代的是全体作者、某实验室或科研机构，因此，在论文中多用“对……进行了研究”、“报告了……现状”等记叙方法，一般不用“我”。如果是作者本人的意见所指，用“笔者”、“本实验”或“本课题”等代替更好一些。闫建军等也认为在科技论文中不用第一人称“我”为好，这样能够更客观地说明问题，使文章更有说服力和可信度。[1]
修辞手法的选择。修辞手法包括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吴士文先生在《现代汉语修辞手段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认为：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陈望道则认为：积极修辞是为了表达特定的思想内容，适应具体题旨意境而采取的语言超常规运用的方法、技巧或规律，为增加语言的形象性、生动性，常采用排比、拟人、比喻、反语等表现手法；消极修辞是为了表达特定的思想内容，适应具体题旨意境而采用的常规的语言方法、技巧或规律，一般以词义明确、语句通顺、布局严谨、语言平稳、无歧义为特征。[2]无论是新闻写作还是医学论文，都应将准确叙述、措辞严谨放在首位，二者在文中均不应夹杂任何修饰手法来夸大或缩小事实，也无需刻意渲染所报道的内容，文字表达力求准确无误，阐明事实即可。因此，新闻写作和医学论文均应选择的修辞手法是消极修辞。
准确报道，客观评价。无论是新闻报道中的事件叙述，还是医学论文中医疗信息或科研成果的推广，都应尽量使用标准化语言，切忌使用模糊词语、添加个人情感的议论和评判。医学名词要以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医学名词》为标准，中文药物名称以2005年出版的药典《法定药物》或卫生部药典委员会编辑的《药名词汇》的名称为准，英文名称则采用国际专用药名，不得用商品名称。医学论文在强调科技标准用语的同时，还要使用标准的计量单位、符号和缩略语，应做到三忌：忌含糊，忌歧义，忌随意轻率。[3]不使用各种副词，比如“大约”、“几乎”等程度副词，或“马上”、“一会儿”等时间副词。[4]
独创性。与新闻报道一样，医学论文对所报道的实验结果、医疗成果或讲述的科研过程不能重复、模仿，更不能有抄袭他人的情况，要在充分的事实依据、严密的论证下得出结果，具有创新性、专业性及科学性，是可以经得起实践检验、科学论证的。比如：“Raman光谱法与经典方法验证尼群地平固体分散体的研究”一文就是讲述拉曼光谱法是一种快速、直接、对样品无损伤、不同于其他方法的、当前最新的、最理想的检查固体分散体分散性的方法，全文围绕一种新方法的介绍，具有独创性，并列举了许多实验方法和数据，经得起同行的评判和科学验证。
借鉴新闻学特征，提升期刊编辑质量
加快信息传播速度。时效性在期刊的编辑发行中体现在保证期刊质量的前提下，提高稿件处理效率，缩短刊期。我国《著作权法》规定30天内要明确答复作者稿件的处理结果。医学期刊尤其注重研究成果的及时报道，如果出版时间过长，就会失去意义，甚至出现知识产权被他人抢先注册的麻烦。因此，加速编辑出版的现代化步伐，利用网络资源建立并优化工作流程，科学地控制编辑出版的各个环节，增强期刊的时效性，是避免信息贬值的关键所在。
扩大信息传播范围。由于医学期刊受众范围有一定的局限性，选择合适的传播渠道是信息得以有效传播的关键。随着因特网的普及，人们不满足于传统的阅读，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从网络上获得信息，各种数据库的建立为期刊信息的传播提供了快捷和便利，积极加入数据库，加大宣传力度，可最大限度地增强医学期刊的影响力，同时，也有利于开放式访问的进行。扩大传播范围，还体现在增加刊物的信息量方面，信息量的增加有利于期刊的推广和普及，同时可以吸引更多的作者踊跃投稿，使期刊出版发行得以良性循环。
严格遵循规范化标准。医学论文的规范性是科学研究的基础，是符合科学规律、经得起实践检验的，论文中所提供的研究方法、实验数据是读者和同行可以依照步骤实施的。规范化处理医学论文，具体体现在对信息加工的准确、客观、真实。所以，在广泛收集信息的同时，对作者文字陈述的真实性，实验的过程、结果及所得数据应准确判断，并严格执行国际流行的准确(correct)、简明(concise)、连贯(consistent)、完整(complete)的4C标准进行编辑［5］。
综上所述，从新闻学角度分析医学期刊的特征和共性，能更客观、准确地把握期刊编辑各个流程的特性，可以将新闻学中的时效性、客观性、准确性、创新性等特点运用到医学论文的编辑中，并依此优化编辑出版的各个环节，将最新的科研成果以及医疗动态及时、广泛地传播给受众群体，进一步扩大期刊的发展空间，增强期刊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1］闫建军，杨丽霞.论科技期刊编辑的著作权职业敏感性［J］.编辑学报，2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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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吴彤.新闻视角下科技论文的编辑特点［J］.新闻爱好者，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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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西北地区按自然地理区域划分，除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省区外，还包括西半部与山西省。自七十年代以来，探讨历史时期气候变化与动植物分布关系的著述很多，本文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历史时期气候变化与西北地区竹林分布的关系进行探讨，敬请诸方家指教。
一、仰韶温暖时期的气候变化对竹林分布的影响
仰韶温暖时期是我国全新世气候最温暖时期，距今约8000——3000年之间。仰韶中期（距今约5000年）西北地区的年平均气温较现代高2—3ºC，正月的平均温度比现在高3—5ºC。在黄河中游地区存在有大片竹林的分布。考古发现属于仰韶文化的西安半坡遗址有竹鼠的骨骼遗迹，竹鼠是专门栖息在热带、亚热带竹林中一种穴居性小型啮齿动物，主要以竹笋、竹根或竹林下的其它草木植物为食。现在在西安地区这种动物已经不存在了，仅分布在长江流域以南的竹林中。甘肃天水市渭水支流藉河北岸的师赵村新石器时代古文化遗址第五期文化（距今5400年——4700年）出土可鉴定动物遗存1606件，其中就有竹鼠。竹鼠生活在渭水上游，表明当时生长着茂密的竹林，供竹鼠等动物生活。陕西汉中地区新石器时代龙岗遗址中有不少野猪、野牛、华丽黑鹿、水牛及大量竹子残骸，说明距今7000—6500年间的汉中地区气候十分温暖，与西安半坡遗址的自然物候大致相当。从临近地区的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考古发掘也说明，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黄河流域有大面积竹林的分布。
二、先秦时期气候变化对竹林分布的影响
历史学常将秦朝建立以前的夏商周时期称为先秦时期。西北地区这时期气候较现在温暖，适宜于竹类的生长。从陕西临近省份河南安阳地区的古代遗址——殷墟也可佐证。殷墟是殷代故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那里发掘出大量的古生物遗骸，其中有同西安半坡遗址相同的竹鼠等亚热带动物。殷商甲骨卜辞中有“箕”、“筐”、“笰”、“箙”、“簟”等竹部文字。说明陕西地区有竹林的分布。
随着周朝的建立，国都设在镐京（今西安附近），当时的官方文字先铭于青铜，后写于竹简。中国的许多方块文字，用会意象形来表示，在那时已形成。方块字中如衣服、帽子、器皿、书籍、家具、运动资料、建筑部分以及乐器等名称，都以“竹”为头，表示这些东西最初都是用竹做成的。由此可以想象到当时竹类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曾起到了何等重要的作用。因此可以推测，在周朝初期气候温暖，可使竹类在黄河流域的陕西地区广泛生长。在周代成书的《诗经》中也有记述。如《诗•秦风•小戎》中云“竹闭绲縢”，反映了渭河与千河上游，今天水、陇县一带有竹林分布。到西、东周之交有竹制弓箭的记载。《山海经••五藏山经•西次二经》载：“高山，其木多梭，其草多竹。泾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渭”。泾水源出六盘山东南，高山即是六盘山，说明六盘山区在当时有竹林分布。《诗•小雅•斯干》曰：“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足见当时镐京附近终南山（今秦岭）北坡一带，有不少竹林的分布。春秋时期董安修建晋阳城（今山西太原南）时，就使用了当地所产的大批竹材。从《诗•国风•秦风》诗句中“终南何有？有条有梅”也可以看出，梅树和竹类当时在终南山分布的相当普遍。梅树是亚热带植物，现今仅分布于淮河以南地区，说明在春秋战国时期西北地区的气候之温和。
三、秦汉魏晋六朝时期的气候变化对竹林分布的影响
秦汉时期实现了中国的完全统一，经济文化达到了繁荣。这时期气候较今温暖湿润，竺可桢先生认为“到了秦朝和前汉（公元前221—公元23年）气候继续温和”，平均气温较今大约高1.5ºC左右。西汉时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描写当时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时说：“蜀汉江陵千树橘”、“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内中“渭川千亩竹”正是西汉时期关中地区自然景观的一大特色。也反映出当时这一地区气候较今温暖湿润，有类亚热带型。因此，西汉时期陕西的关中地区有大面积竹林分布。《汉书•东方朔传》载东方朔以“有秔稻、粱粟、桑麻、竹箭之饶”，称关中为“天下陆海之地”。《汉书•地理志》中称“秦地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陆海”，为“九州膏腴”之地。《史记》中司马相如称宜春宫（今西安市南）是“览竹林之榛榛”。《汉书•扬雄传》中扬雄曰：“望平乐，径竹林”。张衡《西京赋》称长安一带的竹林分布是“篠簜敷衍，编町成篁，山谷原隰，泱漭无疆”。等等，均说明当时关中地区的竹林分布之广。以至于西汉王朝在今周至和户县一带的竹林，建立官竹园“竹圃”，并设官管理，称司竹长丞。西汉末年，义军首领霍鸿曾以该园为根据地，表明其竹林面积之大。由上所述，秦汉时期的亚热带植物的北界比现时推向北方。《后汉书•郭伋传》载：“伋为并州牧……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儿数百，各骑竹马，于道次迎拜。”美稷在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北纬39.6º）西北，长城以北，当时是否有竹则难以肯定，需要进一步考证。
到东汉时代即公元之初，我国天气有趋于寒冷的趋势。如《汉书•王莽传》载，王莽天凤三年（公元16年）二月乙酉，“大雨雪，关东尤甚，深者一丈，竹柏成枯”。说明陕西渭河平原及函谷关以东地区的竹林大面积被冻死。到东汉后期，随着寒冷程度的继续加剧，竹子的生存和生长受到很大的威胁，竹子被冻死是很正常的。《后汉书•郎凯襄楷列传》载，桓帝延熹七年（公元164年）“冬大寒，城旁竹柏之叶有伤枯者”。《汉书•五行志》则载，延熹九年，天气寒冷，使洛阳城“竹柏叶有伤者”。这种寒冷气候直到公元第四世纪前半期达到顶点。徐中舒先生曾经指出汉晋气候不同，那时年平均温度大约比现在低2—4ºC。使竹类失去了适宜生长的条件，关中地区大面积分布的竹林已经不复存在。
南北朝时期，气候仍持续寒冷，年平均温度比现在低1ºC以上。竹子因不适于严寒的天气，从关中地区及临近地区逐渐消失。北魏郦道元著《水经注•渭水》称渭水流域的官竹园“竹圃”已废置，原有的竹林已尽成“田墟”，仅留有竹圃一地名了。《水经注•淇水》说到“寇恂为河内，伐竹淇川，治矢百余万以输军资”后指出：“今通望淇川，无复此物”。表明气候的极度变化，使竹林在关中和中原地区已不能大面积分布。
四、宋元时期的气候变化对竹林分布的影响
北宋时期气候开始转寒，到十一世纪初，陕西关中地区已无梅树。著名诗人苏轼在他的诗中哀叹梅在关中消失（“关中幸无梅，赖汝充鼎和”《杏》）；王安石曾嘲笑北方人常将梅误认为杏（《红梅》诗有“北人初未识，浑作杏花看”）。由此可见，宋代气候已开始转寒。但这种逐渐变冷的天气对竹林分布影响不大。关中地区竹林仍很普遍，范围益广，从北宋苏轼诗可看出，当时
竹林分布由盩厔、鄠县，经武功县，直到凤翔原上；宝鸡阳平以南也有竹林的大量分布。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颢在游鄠县草堂寺作《咏草堂》诗注：“寺在竹之心，其竹盖将十顷”。《太平寰宇记•凤翔府•司竹监》载：“皇朝唯有鄠、盩厔一监，属凤翔。”可见其地仍有官办的竹林园，苏轼称“官竹园十数里不绝”。据《孝肃包公奏议》称，北宋司竹园一次供澶州（今河南濮阳）、河中府（今山西永济）治河与修架浮桥用竹就达150万竿以上。可以想见该园面积之大，产竹之多。山西中条山虞乡（今运城）和芮城间的王官谷当时水源充足，是当时产竹区之一，宋代有“绿玉峡中喷白云，溉田浇竹满平川”（清乾隆《蒲州府志·艺文》）诗句称道。北宋时商洛山区的山间竹林也颇众多，著名诗人王禹偁在《竹Liu》诗描述了商州一带的竹林盛况：“商山多修篁，苍翠连山谷”。
十二世纪初期，中国气候加剧转寒，金人侵入华北地区，北宋灭亡，南宋迁都临安（今杭州）。这时期，南方的太湖、苏州附近的南运河，在冬天经常结冰、遍地皆雪。杭州在南宋时期（十二世纪），四月份的平均温度比现在要冷1—2ºC。北方地区势必更加寒冷，竹林的分布区自然南移。据《太平寰宇记》载，南宋初期只凤翔府的司竹监依然保留，河内（今河南博爱、沁阳一带）和西安的司竹监因无竹生产而被取消。十二世纪刚结束，气候又开始变暖，继续到十三世纪的后半叶（元朝初期）。元朝在西安和河内又重新设立管理官办竹园的“司竹监”，但到十三世纪末又被停止了。这些都说明了气候变化使陕甘地区的竹林分布面积在不断地减少，竹林已失去了汉唐时代经济作物的地位。
五、隋唐五代时期的气候变化对竹林分布的影响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最重要的发展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空前繁荣。中国气候在第七世纪的中期变得和暖，公元650年、669年和678年的冬季，国都长安无雪、无冰。第八世纪初期，梅树生长于皇宫，到第九世纪初西安南郊还种有梅花，柑桔也种植于长安。由于气候转暖，竹林的分布范围再度北移。陕甘地区有大面积的竹林分布。《太平寰宇记》载，唐朝在京兆府（今陕西户县）、歧州（今陕西周至）和凤翔（今陕西凤翔）设有管理竹园的机构——“司竹监”。说明唐代关中有大面积竹林的经营。《新唐书•平阳公主传》载隋末平阳公主起兵之初曾招降据有司竹园的何潘仁。司竹园中能屯驻兵马，可见其范围之大。《大唐六典•司农寺》载：“司竹监，今在京兆、鄠（今户县）、盩厔（今周至）”，上引宋之问文谓长安城南有“千亩竹林”，可知产竹地区的广泛。唐王维描述其蓝田辋川别业中竹景点“斤竹岭”、“竹里馆”。“斤竹岭”因山岭所种高大竹子而称，“竹里馆”是因在溪边竹林中修建的建筑，说明蓝田也有竹林的分布。渭水上游的秦州（今甘肃天水）一带，杜甫于唐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在该地所作的诗中有五首提到当地之竹。其中《石龛》、《铁堂峡》、《秦州杂诗》等明确描述当时秦州山地及其东的铁堂峡、东南的东柯谷等地多竹，是供朝廷制弓箭、箭竿等用的竹林。唐《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甘州•张掖县》提到兰州西北祁连山东段，“多材木箭竿”，这种“箭竿”之竹可能就是高山竹种箭竹类、巴山木竹类。反映当时从兰州向西北经乌鞘岭沿祁连山到张掖一带有竹林分布。
持续的天气干旱对竹林分布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玉堂闲话》载，唐天复四年（公元904年）陇（指陇州）、褒（今分归汉中市和勉县）、梁（梁州）之境，数千里内大旱，这些地区山中的竹林皆开花结子，饥民采之舂米而食。反映了当地竹林颇多，面积较大。同时也说明了天气持续干旱对竹林分布的影响。
六、明清时期的气候变化对竹林分布的影响
从十四世纪初的元末开始到二十世纪初的清末，我国的气候进入了一个很长的寒冷期，历经500余年。在这个期间的最温暖时期，气候也没有达到汉唐期间的温暖。汉唐时期梅树生长遍布于黄河流域，已退至淮河流域。竹林在陕甘地区的分布也受到很大影响，十四世纪以后即明初以后，竹子在黄河以北不再作为经济林木而培植了。历代朝廷设立的官竹园亦被取消了。明清时期关中地区由于水湿条件较好，耐寒的刚竹类刚竹、斑竹、淡竹有零星分布。周至东的筠溪亭，康熙年间“茂林修竹”，县东斑竹园之竹“其大如椽，其密如箦”，生长良好。清乾隆《鄠县新志》载户县草堂寺一带在北宋为千亩竹林，明正德十五年却“根株尽矣”。明隆庆《华州志》称州内“唐村地瘠民贫，率习为竹器之艺，已数百家”，想必其竹林不小。清康熙《续华州志》载州内刘氏园“多竹，竹岁入可数十千”。《华州乡土志》载：“傍山（秦岭）东西峪口多竹园，总计有二千亩。”又载：“太平河，州东郊，其源出太平峪五眼泉，北流经城内，其地竹园甚多。”反映出竹林分布与水源关系密切。清《重修辋川志》记载蓝田辋川龙口竹园是：“西园流泉灌中，曲折北出，门前置小桥，园中修竹万个，绿阴合围。东园竹亦森列，泉低不可引溉。”清康熙《凤翔府志》载：“明末张应福于凤翔东湖，植竹万竿。”这些竹林的规模已远远不及汉唐时代，且是长期进行引水灌溉、高度集约经营的结果。
山西中条山永济的明代栖岩寺一带是“竹声清杂水声寒”，至清代已是“竹千亩”；万固寺一带是“直排峰万笋，况有竹千竿”。上文中提及的中条山虞乡（今运城）王官谷在清代仍是多竹之地，号称“修篁茂密，溪水暗流，拨竿寻径，宛然陶公结庐处。”（清乾隆《虞乡县志》）说明水源是影响该地竹林分布的主要原因。
西北泾渭上游和北洛河上游也有竹林分布，明清文献中有记载。清道光《兰州府志》称道光十二年（1832年）兰州仍有竹生长。清《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平凉府部汇考》载六盘山西的静宁县和六盘山东的华亭县有竹，《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西安府部汇考》载邠州（今彬县）也有竹。可见陇东、六盘山一带在明清时期仍有竹林分布。志载北洛河上游的陕北佳县箭括坞，从明弘治到清嘉庆间“多产竹箭”。由于道光年间的极度严寒，该地竹林消失了。这些分布的竹林都是耐严寒的高山竹种，如箭竹类、箬竹类，而它们的经济价值不大。
七、结束语
现代西北地区的竹林分布大致是起自甘肃东南部渭河上游的天水一带，经六盘山南麓和千河上游，到渭河平原南部。主要有甘肃的天水，宁夏的隆德、泾源，陕西的陇县、眉县、周至、户县、蓝田、华县等地。竹林在沟谷、小平原等背风向阳、水源丰富处散布，呈不连续的斑点状分布。
建国后，在政府的支持下，开展了南竹北移活动。陕西秦岭北麓的周至引种毛竹成功，形成了成片生长的毛竹林。兰州大学先后从临近地区引种刚竹、淡竹和毛竹，经7年培育已分布在校内各个景点，成为优良观赏竹。今后西北地区发展竹林生产应充分利用本地区的乡土竹种，选择背风向阳、灌溉条件好的地方种竹，扩大竹林分布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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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科技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信息资源中的信号应用日益广泛，信号的结构越来越复杂，为了更加清楚地分析和研究实际工程信号的有用信息，对信号进行预处理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对于环境的监测，其中对空气成分的检测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环节，其方法是将空气中的某一成分(例如丁烯)进行特征的提取，提取的信息中仍然会存在着由一系列高频信号构成的噪音信号。由于这些边缘部分的存在，使原信号的基本特征在光谱信号中不能完全清晰地呈现，导致某些信息的细微环节部分难以识别，致使研究目的无法实现。
本文通过对小波变换所进行的理论分析和计算机模拟发现，利用小波变换具有的高低频分离的特点，可在不丢失原信号重要信息成分的前提下，将原光谱信号的边缘部分进行滤化处理，消除了噪音信息，重构出更加清晰的光谱特征图形，从而提高了信号的清晰度，为信号的预处理提供了更加方便的条件。
二、傅氏变换与小波变换
近年来，小渡变换已经成为对信号、图像等进行分析不可或缺的实用工具之一，其实质是对原始信号的滤波过程。与傅氏变换相比较，小波变换的优势在于，对分析信号可进行任意的放大平移并对其特征进行提取。对复杂信号作小波变换，进行多分辨率分析，在信号图象分析领域已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已有的科研成果表明，物质的荧光光谱取决于物质的原子分子结构，所以不同的物质具有不同的荧光光谱。非线性荧光光谱是利用大功率超短激光脉冲和气体的非线性作用得到的；对于这种非线性荧光光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形成原理、光谱强度等方面。①由于采用传统的光谱分析方法分析该光谱存在很大的困难，所以这方面的研究还处于刚刚起步的状态。笔者发现，由此得到的非线性荧光光谱与超短脉冲激光器的波长以及强度无关，只与气体的分子原子结构有关；对于混合气体，则与其组成成分(包括浓度的不同)有关，因而可以用来进行混合气体成分识别。含有不同成分的混合气体的非线性荧光光谱虽然不同，但不同的气体在同一波段上可能有很大成分的交叉重叠，因此很难像吸收光谱那样找出每种气体特有的非线性荧光光谱，然后利用最小二乘法进行拟合而加以识别。神经网络对于不能精确识别或用数学公式近似加以描述的模式识别具有非常好的识别能力和推广性。对此，已有不少关于气体传感器(电子鼻)联合神经网络识别分析气体组成成分的报道，这些方法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必须对检测的气体进行取样，因而不能实时地检测混合气体的组成成分。本文正是基于这种原理，提出利用混合气体的非线性荧光光谱联合神经网络模式识别的方法，来实时检测识别混合气体成分的新方法。
傅氏变换②和小波变换⑦，在通信技术和其他工程技术方面，是两种非常有用的工具，也是数学中一个十分活跃的研究领域④。但在对丁烯特征提取的实验过程中不难发现，用傅氏变换仅仅只可以将时域中的现象反应到频域当中去。对于简单的信号来说，傅氏变换可用于观察并且一目了然，但对于复杂信号来说，由于傅氏变换只能表示成各频率部分的叠加和，对于时域，傅氏变换没有任何能力去改变，无法从傅立叶变换后公式F(w)中分析f(t)在任意一点的形态，而小波变换虽不能反映出垒局观，但是利用基函数窗口形状可任意改变的特性，通过平移放大，像是显微镜头一样，对任意一点可进行细致的观察。
总之，傅立叶变换由干正弦波是无限宽度的，这使得被分析的信号也需要具有从负无穷大到正无穷大都有意义的特性，所以傅立叶变换不能很好地处理一些局部信号。比如，一个在局部范围内有非0值而其余所有地方都等于0的函数，它的频谱会呈现出一幅相当混乱状况。这时，频域的信号反而不如时域的直观，频谱分析变得很艰难，而小波变换则克服了这些缺点，这也是小波变换的优势所在。
小波函数是不具备唯一性的，这与傅立叶变换是截然不同的，比如说Matlab工具包提供的小波函数就有8种小波函数⑤。同一个工程应用问题，用不同的小波函数进行分析得到的结果相差甚远。小波函数的选择是小波分析中的一个难点，⑥也是小波变换研究的一个热点，往往只是通过实验或不断地实验来选择小波。
三、小波函数的选取
小波函数不是唯一的，选取最优的小波函数是小渡应用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根据小波选取原则，因为信号的滤波对实时相移方面的要求并不高，所以小波的支撑尺度和对称性不在选取小波的考虑之中。笔者选取小波的准则是要求小波的正则性好，基于小波选取的四个基本原则经反复比较各小波函数实际的滤波效果后，决定采用dB5小波，它正则性很好，在频域方面具有较好的局部性。在实验中选取Matlab工具包提供的dB5小波，用waveinfo(‘dB5’)命令可以获得该函数的主要性质。
小波变换的实质是对原始信号的滤波过程，由于小波是一种开窗口的傅立叶变换，其主要应用之一是对非平稳或时变信号的分析，基于经典小波变换的去噪方法明显优于非线性和线性滤波方法。对于一般白噪声，可以证明它几乎处处奇异，且具有负的奇异指数，随着尺度J的增加，噪声小波变换模极大值点的平均幅度和随稠密度减小。但是一般信号，它的奇异指数大干0，也就是说，随着尺度j的增加，信号小波变换模极大值点的平均幅度会平稳地增大，即使出现不连续的情况，其幅度随尺度增大基本不变，表征信号重要特征的极大值点能从小尺度传播到大尺度，并且尺度空间模极大值点的相对逶迤在一个锥形范围内。这样一来，在大尺度下剩余的极大值将属于信号，以位移在一个锥形范围内。以此为基础，可以采用由粗及精的策略跟踪各尺度下的小波变换模极大值，找出属于信号的部分，并将属于噪声的部分去除。因此，如果某个信号的小渡变换局部模极大值的幅度及稠度随尺度减小而快速增加，表明该处的奇异性主要由噪声控制，在消噪时应予以祛除。
在信号奇异性为正的点上，有时叠加了噪声更大的负奇异性，严格地讲，结果呈现负的奇异性。但是，若信号在该点上具有比噪声更大的幅值，根据传播特性在较大尺度上由信号奇异性控制的模极大值点，仍能够同噪声的模极大值点区分开来，而且随着尺度的减小其幅度只是轻微增加。在较小的尺度上，当信噪比较低时，局部模极大值的位置和幅度主要由噪声控制，此时很难直接利用该尺度上的模极大值信息来恢复信号。
四、小波变换信号特征提取的优点
基于小波变换的多分辨率分析，是时间(空间)一频率域上的分析方法已得到广泛应用。首先，小波方差是基于多分辨率分析的一个有效特征量，可以表征不同尺度的信号特征，它撇开了直接处理大量的小波系数，而是建立在挖掘这些数据及共蕴涵信息的普适量上；其次，小波方差具有意义明确、计算简单，对噪声不敏感的特点。同时，笔者注意到，单一尺度下的小波方差对信号特征的提取效果依赖于尺度的选择，但对于事后分析来说，这一点并不难做到。
利用混合气体的非线性荧光光谱联合神经网络可以识别混合气体的组成成分。而且如果有足够多的样本，利用此方法不仅可以定性识别混合气体的组成成分，还可以判别其组成浓度；此方法和其他方法相比较具有如下优点：
1不需要采集被测气体样本，避免了采集过程中所带来的误差，而且通过对自聚焦距离的控制可以对有害环境进行遥控检测；
2可以实时检测大气污染情况或检测气体成分，得到所希望空间的气体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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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科技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信息资源中的信号应用日益广泛，信号的结构越来越复杂，为了更加清楚地分析和研究实际工程信号的有用信息，对信号进行预处理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对于环境的监测，其中对空气成分的检测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环节，其方法是将空气中的某一成分(例如丁烯)进行特征的提取，提取的信息中仍然会存在着由一系列高频信号构成的噪音信号。由于这些边缘部分的存在，使原信号的基本特征在光谱信号中不能完全清晰地呈现，导致某些信息的细微环节部分难以识别，致使研究目的无法实现。
本文通过对小波变换所进行的理论分析和计算机模拟发现，利用小波变换具有的高低频分离的特点，可在不丢失原信号重要信息成分的前提下，将原光谱信号的边缘部分进行滤化处理，消除了噪音信息，重构出更加清晰的光谱特征图形，从而提高了信号的清晰度，为信号的预处理提供了更加方便的条件。
二、傅氏变换与小波变换
近年来，小渡变换已经成为对信号、图像等进行分析不可或缺的实用工具之一，其实质是对原始信号的滤波过程。与傅氏变换相比较，小波变换的优势在于，对分析信号可进行任意的放大平移并对其特征进行提取。对复杂信号作小波变换，进行多分辨率分析，在信号图象分析领域已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已有的科研成果表明，物质的荧光光谱取决于物质的原子分子结构，所以不同的物质具有不同的荧光光谱。非线性荧光光谱是利用大功率超短激光脉冲和气体的非线性作用得到的；对于这种非线性荧光光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形成原理、光谱强度等方面。由于采用传统的光谱分析方法分析该光谱存在很大的困难，所以这方面的研究还处于刚刚起步的状态。笔者发现，由此得到的非线性荧光光谱与超短脉冲激光器的波长以及强度无关，只与气体的分子原子结构有关；对于混合气体，则与其组成成分(包括浓度的不同)有关，因而可以用来进行混合气体成分识别。含有不同成分的混合气体的非线性荧光光谱虽然不同，但不同的气体在同一波段上可能有很大成分的交叉重叠，因此很难像吸收光谱那样找出每种气体特有的非线性荧光光谱，然后利用最小二乘法进行拟合而加以识别。神经网络对于不能精确识别或用数学公式近似加以描述的模式识别具有非常好的识别能力和推广性。对此，已有不少关于气体传感器(电子鼻)联合神经网络识别分析气体组成成分的报道，这些方法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必须对检测的气体进行取样，因而不能实时地检测混合气体的组成成分。本文正是基于这种原理，提出利用混合气体的非线性荧光光谱联合神经网络模式识别的方法，来实时检测识别混合气体成分的新方法。
傅氏变换和小波变换，在通信技术和其他工程技术方面，是两种非常有用的工具，也是数学中一个十分活跃的研究领域。但在对丁烯特征提取的实验过程中不难发现，用傅氏变换仅仅只可以将时域中的现象反应到频域当中去。对于简单的信号来说，傅氏变换可用于观察并且一目了然，但对于复杂信号来说，由于傅氏变换只能表示成各频率部分的叠加和，对于时域，傅氏变换没有任何能力去改变，无法从傅立叶变换后公式F(w)中分析f(t)在任意一点的形态，而小波变换虽不能反映出垒局观，但是利用基函数窗口形状可任意改变的特性，通过平移放大，像是显微镜头一样，对任意一点可进行细致的观察。
总之，傅立叶变换由干正弦波是无限宽度的，这使得被分析的信号也需要具有从负无穷大到正无穷大都有意义的特性，所以傅立叶变换不能很好地处理一些局部信号。比如，一个在局部范围内有非0值而其余所有地方都等于0的函数，它的频谱会呈现出一幅相当混乱状况。这时，频域的信号反而不如时域的直观，频谱分析变得很艰难，而小波变换则克服了这些缺点，这也是小波变换的优势所在。
小波函数是不具备唯一性的，这与傅立叶变换是截然不同的，比如说Matlab工具包提供的小波函数就有8种小波函数。同一个工程应用问题，用不同的小波函数进行分析得到的结果相差甚远。小波函数的选择是小波分析中的一个难点，也是小波变换研究的一个热点，往往只是通过实验或不断地实验来选择小波。
三、小波函数的选取
小波函数不是唯一的，选取最优的小波函数是小渡应用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根据小波选取原则，因为信号的滤波对实时相移方面的要求并不高，所以小波的支撑尺度和对称性不在选取小波的考虑之中。笔者选取小波的准则是要求小波的正则性好，基于小波选取的四个基本原则经反复比较各小波函数实际的滤波效果后，决定采用dB5小波，它正则性很好，在频域方面具有较好的局部性。在实验中选取Matlab工具包提供的dB5小波，用waveinfo(‘dB5’)命令可以获得该函数的主要性质。
小波变换的实质是对原始信号的滤波过程，由于小波是一种开窗口的傅立叶变换，其主要应用之一是对非平稳或时变信号的分析，基于经典小波变换的去噪方法明显优于非线性和线性滤波方法。对于一般白噪声，可以证明它几乎处处奇异，且具有负的奇异指数，随着尺度J的增加，噪声小波变换模极大值点的平均幅度和随稠密度减小。但是一般信号，它的奇异指数大干0，也就是说，随着尺度j的增加，信号小波变换模极大值点的平均幅度会平稳地增大，即使出现不连续的情况，其幅度随尺度增大基本不变，表征信号重要特征的极大值点能从小尺度传播到大尺度，并且尺度空间模极大值点的相对逶迤在一个锥形范围内。这样一来，在大尺度下剩余的极大值将属于信号，以位移在一个锥形范围内。以此为基础，可以采用由粗及精的策略跟踪各尺度下的小波变换模极大值，找出属于信号的部分，并将属于噪声的部分去除。因此，如果某个信号的小渡变换局部模极大值的幅度及稠度随尺度减小而快速增加，表明该处的奇异性主要由噪声控制，在消噪时应予以祛除。
在信号奇异性为正的点上，有时叠加了噪声更大的负奇异性，严格地讲，结果呈现负的奇异性。但是，若信号在该点上具有比噪声更大的幅值，根据传播特性在较大尺度上由信号奇异性控制的模极大值点，仍能够同噪声的模极大值点区分开来，而且随着尺度的减小其幅度只是轻微增加。在较小的尺度上，当信噪比较低时，局部模极大值的位置和幅度主要由噪声控制，此时很难直接利用该尺度上的模极大值信息来恢复信号。
四、小波变换信号特征提取的优点
基于小波变换的多分辨率分析，是时间(空间)一频率域上的分析方法已得到广泛应用。首先，小波方差是基于多分辨率分析的一个有效特征量，可以表征不同尺度的信号特征，它撇开了直接处理大量的小波系数，而是建立在挖掘这些数据及共蕴涵信息的普适量上；其次，小波方差具有意义明确、计算简单，对噪声不敏感的特点。同时，笔者注意到，单一尺度下的小波方差对信号特征的提取效果依赖于尺度的选择，但对于事后分析来说，这一点并不难做到。
利用混合气体的非线性荧光光谱联合神经网络可以识别混合气体的组成成分。而且如果有足够多的样本，利用此方法不仅可以定性识别混合气体的组成成分，还可以判别其组成浓度；此方法和其他方法相比较具有如下优点：
1不需要采集被测气体样本，避免了采集过程中所带来的误差，而且通过对自聚焦距离的控制可以对有害环境进行遥控检测；
2可以实时检测大气污染情况或检测气体成分，得到所希望空间的气体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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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自从熊彼特首次提出创新概念并建构了其作为一种经济发展理论的创新理论体系以来，技术创新就一直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并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经验研究、理论概括和统计测度，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和显著的社会效益。透过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技术创新主要是在经济与科技相结合的领域中得到生成和发展，故而首先主要是在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由技术经济学、科技管理学和企业管理学等学科作出了较详细的考察和研究。但是，随着对技术创新研究层次的深入及研究范围的拓展，而且也随着技术创新活动逐渐越出单纯的经济系统并在社会整体系统之中功能凸显趋势的增强，其所具备的社会行动性质和社会关系结构等非经济特征就远非纯粹的经济学理论框架所能涵括的了。而这实际上就是为对技术创新的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契机，即对技术创新进行社会学研究的必要性。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对技术创新给出这样的解释性定义：技术创新是由创新主体（企业）所启动和实践的、以成功的市场开拓为目标导向、以新技术设想的引入为起点，经过创新决策、研究与开发、技术转化和技术扩散等环节或阶段，从而在高层次上实现技术和各种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及其社会化和社会整合，并最终达到改变技术创新主体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社会行动或行动系统。从这样一种定义出发，可以看到，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行动或行动系统，技术创新无论其创新资源的获取与社会动力的提供，还是其社会运行机制的展开和社会功能满足方式的呈现，都总是离不开其社会环境的。因此，考察技术创新行动或行动系统的社会环境变量及其特征，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了。
在社会学理论中，环境是与行动相关联的。从社会学中行动或行动系统的概念来看，任何社会行动总是行动者与其环境之间的某种关系，而社会行动之所以具有区别于行为或“观念的流溢”的规定并从而具有客观的自主性正是从这一关系中得出的。一般来讲，社会行动具有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与行动的主观方面即行动者相对应的有两个因素：①目的——行动过程所要达到的未来状态；②规范——与行动目的相一致的价值标准和行动规范。与行动的客观方面即环境相对应的也有两个因素：①条件——环境中不能为行动者所控制的因素；②手段——环境中能够为行动者所控制的因素。这四种因素的组合即构成了所谓的社会行动的“行动参照构架”。正是这种行动参照构架（又可简化为手段——目的构架或条件——规范构架）的形成，不仅从整体上规定了社会行动的基本特征，即社会行动本身是包含其环境因素的行动参照构架整体，或者说是一种行动系统，而且也规定了社会环境的性质，即环境是作为行动的客观方面而参与了行动参照构架的形成，环境是不能脱离行动而自在成立的。这也就是说，社会行动不仅是有目的的，而且它总是在一定的客观环境中进行的，这种客观环境一方面作为条件限制了行动的取向和范围，另一方面又为行动提供了手段或工具；行动者在其行动过程中不能超越于环境之外，但却能从环境中获取行动的手段或工具。同时，环境也不是自在和孤立的，而是在和行动的关联中存在着和发展着的；其对行动的条件限制和手段提供只有在和行动的目的相连接时才能成立，才有意义。更进一步地讲，环境只有在和行动的互动关系格局中才能获得自身的存在意义和价值，才能获得其与行动者相对应的独立性和外在性。行动者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以文化为中介的，文化的作用是为行动者提供了行动规范。
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行动或行动系统，技术创新也必然具备上述的行动参照构架的特征。也就是说，在技术创新行动中，它必然要以其主观方面即技术创新的目的与规范同其客观方面即技术创新的手段和条件之间的关系来建构自己的行动构架。这一方面表明，技术创新行动不仅有着自己特定的目标指向，而且也必然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并与之发生关系，它或者受到环境的限制而调整自己的行动路线和范围，或是从环境中获取技术创新的手段和资源以达成自己的行动目标，并在此过程中同时也参与了对环境的重建。另一方面则表明，要考察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就必然离不开技术创新行动本身，因为环境已经成为了技术创新行动构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对技术创新之社会环境的考察应以环境和行动之间的互动关系为出发点。但是，遗憾的是，在以往的对技术创新的研究文献中，不仅对环境因素的作用强调不够，而且即或有所提及，也只是把技术创新行动和其环境当作两个无内在关联性的分离系统来处理的。而从社会学的角度以社会行动参照构架为理论出发点来考察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变量及其特征、技术创新行动与其环境的互动作用关系以及由此引发的环境变迁的社会过程和机制等就更是殊见。因此，在本文中笔者将主要以技术创新行动之行动参照构架为理论基点，去考察技术创新行动其特有的社会环境变量及特征，而技术创新与环境的互动作用关系和环境变迁的社会过程及特征则留待它文中再作阐述。
从一般的意义上讲，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就是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大系统。社会系统是由多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因素集合而成，其中经济的、政治的、科技的、文化的乃至自然环境的等等因素，构成了社会这一复杂的有机体。因此，广义地讲，这些因素及其关系均可作为技术创新的社会环境因素而存在。但是，由于我们在这里考察技术创新之社会环境因素的理论出发点是技术创新的行动参照构架，这种行动参照构架中的环境因素或者作为创新手段为创新主体所把握，或者作为条件因素制约着创新目标的达成。这就表明，要确定技术创新的社会环境因素就必须从其与技术创新行动的关联性特征出发，才能从广泛的社会环境因素中获得技术创新之独特的社会环境因素的恰当的定位。从环境因素与技术创新行动的关联性或技术创新之行动参照构架出发，我们可以确定出作为技术创新行动之特定社会环境因素的几个变量，即社会物质资源、社会制度模式和社会文化背景等三个环境变量。
1.社会物质资源
社会物质资源是影响和制约技术创新行动的最基本环境变量，是社会环境系统中对技术创新行动的“硬性”约束要素。如果社会物质资源出现短缺，或者其与技术创新行动系统的互动交换关系发生障碍，则势必导致技术创新之行动参照构架中手段要素的比例减少而条件要素的比例增加，其结果，是在限制了创新主体对创新资源的有效获取的基础上也阻碍了技术创新行动的正常展开和顺利实现。
如果以文化的主层次结构的标准来看待技术创新行动之社会环境系统的话，则社会物质资源这一环境变量是居于该系统结构的器物层次，其和技术创新行动的互动作用和交换关系是最直接的也是最领先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居于技术创新行动之社会环境系统结构的器物层的社会物质资源环境变量并非纯然是一种具自然物质性的要素的集合，而是一种包含了生产要素资源、人力资源、资金投入、市场需求和信息资源等在内的广义性社会物质资源系统。
生产要素资源包含了技术创新所必须的原材料和机器设备等，它是影响技术创新的社会物质资源环境变量中的最基本的成份。如果缺乏这种最基本的环境要素的供给，技术创新行动将无从谈起。在熊彼特的创新概念中就曾指出，所谓创新就是把一种从未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现有生产体系之中，而其中的一种新组合形式即获得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新的供应来源的实现就是一种创新。由此可见，虽然生产要素资源不能涵括技术创新之社会环境要素的全部特征，但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物质资源性环境要素却是技术创新行动所不可缺少且必须与之发生互动关系的。
人力资源主要包括企业家群体和技术创新各环节所需的专门人才，它构成了技术创新行动的人才性资源环境。技术创新作为一种包含诸多运行环节或阶段的社会行动，其全过程的顺利展开和成功实现必须通过人的活动或行动才能完成；其各个环节、各个阶段的运行质量和速度都取决于从事该环节工作的专门人才的科技水平、创造能力和管理能力等的高低。企业家群体是技术创新的启动者、协调管理者和风险承担者，而技术创新各环节所需的专门人才则是创新能否正常运行和顺利实现的技术性保证。因此，如果技术创新行动系统不能同其人力资源环境要素发生通畅的社会交换和互动，则势必导致创新所需的企业家和各类专门技术人才的匮乏和枯竭，从而也必将导致技术创新行动的瓦解。在这一点上，美国著名经济学家T·舒尔茨也曾指出， 在通过科技进步提高生产力的问题上，“资本的传统概念必须加以扩大，以便容纳人力资本”（[2]，p.1），“从分析的角度来说，如果有可能将所有不同形态的人力资本集中在一起，其作用会大大超过全部非人力资本”（[2 ]，p. 2）。这种看法实际上是以一种经济学投入产出分析框架中的资本概念阐明了人力资源的贮备以及对其进行的投资对于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的重要性。
资金投入是技术创新的社会物质资源环境变量中又一重要的约束性因子。由于技术创新行动的高风险、高投入和高效益性质，从而决定了资金投入作为一种技术创新之社会物质资源环境要素的独立性和重要性。西方的一些发展经济学家曾经指出，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因为根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在一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 社会资本总拥有量与总产出之间存在着由资本产出系数所表示的关系；若资本产出系数不变，增量产出则完全要依赖增量资本投资。据此，他们认为，大规模的投资和由此造成的资本累积是使一国经济实现起飞的前提条件。不管这种纯粹的经济学增长模型的假设是否恰当，单从技术创新行动本身来看，如何选择合理的资金投入方向以及降低资金投入的风险- 效益比，则的确是制约技术创新成功实现的前提条件。
市场需求既是促进技术创新的外部社会动力，也是技术创新之社会物质资源环境变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世界范围内的技术创新实践来看，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压力。市场发育不健全，市场体系不完善，则以市场需求信号为主要表征的市场机制就不能有效地起到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并引导其创新发展方向的作用。因此，在技术创新行动中，如何准确地把握市场需求的类型及其发展趋势，如何建构良好的市场体系和市场运行机制，从而把市场需求从技术创新行动参照构架中的条件取向转化到有利于技术创新的手段取向上，并形成技术创新行动系统和市场需求之间灵敏通畅的社会互动关系，乃是技术创新能否顺利启动和成功实现的重要保证。
信息资源是技术创新之社会物质资源环境变量中的又一重要成分。从信息论的角度看，技术创新行动实际上就是技术创新行动系统内部以及该行动系统与外部社会环境之间信息的输入和输出关系的总和。就技术创新行动系统和环境之间的信息交换来看，在创新的启动和决策、R&D、生产、销售和创新扩散等诸环节或阶段上， 都存在着大量的信息的流动和交换活动。如果缺乏这种从外部社会环境中获得或输入的足够的信息资源，如科技发展信息、市场需求信息、地区和行业技术改造信息、技术引进信息等，则势必导致技术创新行动由于得不到适度质量和数量的信息保证或是无法作出决策而启动，或是创新诸环节之间联系纽带中断，或是创新产出过程受阻，或是创新扩散过程失效等。因此，在阐述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物质资源这一环境变量时，就不能只定位在人力、资金、市场或生产技术要素等物质性的成分上，还必须充分认识到信息资源的重要性和制约能力，从而充分发挥信息资源在技术创新行动中的触发作用、纽带作用以及创新资源集聚作用等。这实际上就是要求在技术创新行动中，必须谋求有效的技术创新行动系统与其社会环境之间的信息沟通，并建构出有效的沟通渠道。这种信息沟通的渠道大致有以下几种：①大众新闻媒介；②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③政府部门的信息；④技术市场；⑤行业之间的信息网络；⑥同学、同乡、熟人等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络等。
2.社会制度模式
在社会学看来，社会制度是“被历史地加以传递的外部社会安排以及在社会化过程中加以传递的内化了的社会价值”（[3]，p.316）。帕森斯则更明确地指出，“制度是规范的一般模式，这些模式为人们与他们的社会及各种各样的子系统和群体的其他成员互动规定了指定的、允许的和禁止的社会关系行为的范畴。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总是有限制的模式”（[4]，pp.144—145）。这就表明，社会制度作为人们社会行动和社会关系的制度化规范价值体系，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而出现、发展而发展的。它在规范人们社会行动、实现社会进步以及必要的社会秩序的维系等方面都发挥着核心的作用。
从上述界定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制度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征：第一，社会制度具有相对于社会行动的外在性和独立性。社会制度是在人们为满足某种社会需要并维持社会秩序的整合过程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建构出来的；但社会制度一经建构出来，由于其组织人类社会生活的形式化程序和合法化价值，从而导致了它逐渐地同具体的人类社会行动相脱离而具有了外在性和独立性的特征。正如P.布劳所指出的：“社会制度构成一种历史现实，它至少部分地存在于人类之外并独立于构成社会的人类”（[3]，p.316）。第二，社会制度对人们的社会行动具有限制性和规定性。由于社会制度的外在性和独立性，导致其表现为一系列形式化的规则和程序，从而为人们的社会行动提供了一种限制性和规定性。作为制度的外在安排，这种形式化的规则和程序往往是由制度建构者或提供者通过强制性的方式建立起来的，从而也使得社会制度本身具备了一种强制性的力量。
对于技术创新行动而言，社会制度的这种外在性和独立性特征必然导致其作为技术创新行动系统的外部环境变量而出现；而社会制度的强制性和规定性力量则决定了它必然成为技术创新行动系统所必须面临的最为重要的环境变量的性质。作为技术创新行动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环境变量，社会制度或制度模式不仅为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企业提供了一种共享的行动规范，从而使企业之间或企业与其环境之间的互动和交换能够按照某种稳定的或可预期的方式进行，而且在这种互动或交换活动的制度化过程之中，它也历史地塑造出了一种企业之间、企业和社会之间的利益分配格局。企业在共享这一制度安排后果的历史过程中，随着其合法化和形式化程度的提高。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对这种制度化安排付出不断的、大量的利益投入尤其是机会成本投入，并对其抱有长期的利益收益预期。由于这种在历史过程中所付出的成本投入- 利益收益行为选择模式是很难更改的，因为更改意味着企业以往的成本投入可能全部或大部分作废，因此，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利益分配格局往往具有很强的刚性，从而对企业从事具“更改”性质的技术创新行动构成了强大的障碍和挑战。这就正如帕森斯所说的，社会制度模式以及其所塑造出来的利益分配格局“它们在满足处于某种典型条件下的系统功能必要条件的意义上，维持一种稳定状态的条件。它们规定的限制使经济和其他方面的约束得以生效。这种限制一旦被打破，不仅会涉及利益的得失，还会涉及权力和义务的破坏和侵犯。”（[5]，p.90）对于企业的技 术创新行动而言，其具体表现为技术创新行动的功能目标要求与企业既定利益分配格局之间的摩擦和冲突，表现为那些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利益得失不同的企业或企业成员对由技术创新行动所建构出来的新的制度安排或原有制度安排的调整其社会认同方面的严重差异和分歧，等等。而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企业从事技术创新行动并由此建构新的行动规范和组织形式以及实现其制度化过程的严重障碍。
根据社会需要类型的分类标准，即根据社会制度满足人类社会需要和规范协调人们社会行动与社会关系的不同维度，我们可以把社会制度模式划分成如下类型：经济制度、科技制度、教育制度、政治法律制度、文化制度、宗教制度、军事制度、婚姻家庭制度及福利保障制度等等。其中能够纳入技术创新之行动参照构架中成为技术创新之社会环境变量的主要制度类型有经济制度、科技制度、教育制度、政治法律制度和文化制度等，而其他社会制度类型虽也可作为环境因素影响技术创新行动系统的结构、过程与实现，但较之于前述几种的影响而言则仅具有一种间接性和边际性，因而在一般情况下可以对它们存而不论。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社会制度这个词在社会科学或社会学中的使用其涵义是十分广泛且有较大差别的。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它不仅指“由周密制定、易于确认和相对稳定的规范、价值观和法律控制的社会行为的各个方面”（[6]，p.298），不仅“指日常意义上在社会中出现的各种社会组织模式”（[6]，p.299），而且也指控制着社会生活的某些重要方面的制度领域或社会系统中各种独立完整的结构功能层面。上述社会制度的不同层面或维度均构成了技术创新行动必须面临且不得不产生和运行于其中的一种制度环境，而不论这种环境是表现在制度建构的发生学维度上还是表现在制度转轨的结构过渡维度上。新制度学派经济学家戴维斯和诺思曾对所谓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作了区分，在他们看来，“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和分配基础的基本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7]，p.270），而“制度安排”则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的方式的一种安排”（[7]，p.271），它可能是正规的、长期的，也可能是非正规的、暂时的。其实，这种区分从社会制度之作为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变量来看，并不是一种制度之作为技术创新行动的环境变量和内生变量的区分，而只是表明了社会制度作为技术创新行动的环境变量其作用方式的正式性与非正式性之分，表明了在社会制度模式中正规的制度安排或制度化的行为规则同非正规的制度安排或非制度化的行为规则即所谓社会潜网的区分。但是，从这种经济学家对制度所作的区分中却可以启发我们看到，在技术创新行动中，由于技术创新行动本身也体现为一种新的制度规范或创新潜网的建构过程，而这种创新潜网作为更广泛的社会潜网之一部分往往对技术创新行动发挥着更直接更具体的影响。因此，同上述新制度经济学家不同，我们在阐述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制度模式环境变量时，应当更为关注这种社会潜网及其作用，因为不仅在现实生活中大量起作用的就是这一类行为规则，而且对于具创造性、新颖性和超前性的技术创新行动来说更是如此。
3.社会文化背景
社会文化背景是影响和制约技术创新行动的又一重要环境变量。前面已经指出，社会制度模式由于其外在性、独立性、强制性和规定性的特征而对技术创新行动发挥着重要的决定性的环境影响，它构成了技术创新行动赖以发生、运行并实现其社会化和社会整合的制度性依附。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技术创新行动中所依循的社会规范和社会价值并不完全是由社会制度来体现和承载的，也就是说，在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系统中还存在着一种无所不在且强有力的社会力量来补充社会制度模式在规范现实的技术创新行动时之所不及。这种力量不是一种与社会制度模式相对立的，也不能仅仅被理解成是社会制度模式的补充力量，而是一种包含社会制度模式在内的、更广泛、更深层的影响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价值规范体系，它甚至还成为了社会制度赖以创生、演变和发展的基本依据。这就是以文化价值规范为核心内容的社会文化背景。
在对技术创新行动的规范和制约中，社会文化背景作为一种技术创新行动之特殊环境变量具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作用方式的非正式性。社会文化背景对技术创新行动的制约作用或者说社会文化价值规范的功能发挥并不完全以正式形式为条件，不一定具有相应的正式组织或设备作为其实体性物质基础；但正因为其不具备完整的、正式的实体形式，才显示出其对技术创新行动的无所不在的制约力量来。可以说，它不仅广泛地影响着技术创新行动的各个环节和层面，不仅涉及了技术创新行动的具体行动方向、范围和路线，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从事技术创新行动的企业家及相关人员的心理定势、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第二，作用层次的内在性与外在性相统一。社会文化背景对技术创新行动的制约力量具有超越于单个技术创新行动主体之上的外在性，同时又具有影响每一个技术创新行动主体的内在性。前者指的是任何技术创新行动主体在进行技术创新行动的选择或决策时，不得不依从既有的文化价值规范，从而力求为技术创新行动的开启、展开和实现谋求一种普遍的社会认同；后者则指社会文化背景具有深远而广泛的历史经验和文化累积的性质并积淀在每一个技术创新行动者的意识之中，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其在技术创新行动中的具体表现。社会文化背景的这种内在性与外在性相统一的特征，体现了其对技术创新行动制约作用的张力范围，塑造了其对技术创新行动的既促动又限制的作用性质。
最后我们可以说，作为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变量之一，社会文化背景对技术创新行动的影响或作用虽不如社会物质资源环境变量那样直接，也不如社会制度模式环境变量那样具有决定性，但它却通过自己作用方式的非正式性和作用层次的内外统一性的作用特征为基础，以一种文化规范潜网的方式发挥对技术创新行动的功能影响，并填补了此二种环境变量对技术创新行动影响不及的作用真空地带。
4.技术创新行动之社会环境的特征
上面我们从技术创新作为一种社会行动其行动参照构架出发，阐述了作为技术创新行动之社会环境因素的社会物质资源、社会制度模式和社会文化背景等三个环境变量。当然，这并不是说它们就已经包含了影响技术创新行动的所有社会环境因素，而只是表明在和技术创新之行动参照构架的关联中它们被确立为技术创新行动之特有的社会环境因素的恰当性和重要性。但尽管如此，通过上面对三种环境变量的阐述，我们已基本上可以把握住技术创新行动其社会环境因素的主要内容和面貌，并且进而也可归纳出以上述三种环境变量及其关系为主体的技术创新行动之社会环境系统的基本特征。
第一，关联性。这是指构成技术创新行动之社会环境的各种要素或变量之间都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着的。社会物质资源的交换与获取离不开社会制度模式的规范限制和社会文化背景的价值影响；社会制度模式的规范性限制离不开社会物质资源的支持和社会文化背景的认同；而社会文化背景的力量也只有通过社会制度模式和社会物质资源为载体才能具体表现出来。应当强调指出的是，正是这种社会环境诸要素或变量之间的关联性，表征了我们前面把技术创新视为一种行动系统并以其整体性的行动参照构架作为考察其社会环境的理论出发点的正当性。因为，由于环境变量之间关联性的存在，使得技术创新行动主体在和任一环境变量发生互动交换关系的时候，都必然牵连着其他环境变量乃至整个环境系统的影响，如果不从系统的角度来把握技术创新行动的特征，不以技术创新行动的整体行动参照构架为理论基点来把握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的内容，就势必导致技术创新行动与其环境之间互动交换关系网络的离散，并最终导致技术创新行动其社会环境系统之结构和秩序的紊乱。
第二，层级性。从社会系统论的观点看，我们可以把技术创新行动其社会环境系统的结构划分成分别以上述三种环境变量为表征的三个层次，即器物层、制度层和价值观念层。其中，器物层是以社会物质资源表现出来的社会环境，制度层是以社会制度模式表现出来的社会环境，价值观念层是以社会文化背景表现出来的社会环境。同时，如果我们从技术创新行动与其社会环境系统之互动作用的顺序考察，也可以看到环境结构的很明显的层级性，即首先是技术创新行动和社会物质资源之间发生互动交换关系，其次涉及到社会制度模式，最后是社会文化背景。而反过来，则是形成一种作用调节的信息控制等级次序结构，即在信息方面社会文化背景制约着社会制度模式与技术创新行动的互动作用并限制着其互动关系的变化范围，而社会制度模式作为对扮演技术创新主体角色的企业的期望，又限制着其在和社会物质资源之间发生互动交换关系的动机、目的和决策过程。
第三，差异性。在技术创新行动中，由于存在着不同的创新行动主体，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目标取向、收益预期、行动方式和功能要求，从而决定了技术创新行动和环境之间的互动交换关系在形式和内容上会有差异，而这实际上也就表明了社会环境的差异性特征。对于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企业来讲，其可能采取不同的创新方式，或产品创新，或工艺创新，或组织创新。而对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而言，其所面对的社会环境因素可能主要是社会物质资源和社会制度模式，而对组织创新或制度创新而言，其所面对的社会环境因素可能主要是社会制度模式和社会文化背景，等等。社会环境的差异性一方面可以为技术创新行动提供适宜的行动契机和行动方向，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创新主体获取创新资源和手段的机会和位置的差异，从而导致创新主体之间在技术创新行动中的不平等竞争。
第四，动态性。这是指技术创新行动之社会环境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创新行动的展开会处在变动不定的状态之中。首先，社会环境的各种要素或变量具有较大的可变性。一方面每一环境变量都处在其他环境变量所构成的环境中，为了自身的存在和发展，每一环境变量都将在获取资源的过程中不断改变自身的形式和内容从而表现出一种动态的适应过程；另一方面，由于技术创新行动本身也参与了其周转环境的构造与重建，因此由技术创新行动所体现出来的更新取向也必然导致环境变量的动态性发展。其次，各种环境要素或变量之间的结合方式或互动作用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常地具有新的内容和新的结构。
最后，利用上述的技术创新行动的环境变量及特征的分析框架来对照中国现实的技术创新状况，可以看到在中国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结构的三个变量层次上，明显地存在着短缺效应、转型效应和迟发效应等三种环境变量的影响和制约，并形成了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行动其社会环境结构的刚性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它们阻碍了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行动的顺利启动、运行和实现。因此，从理论上讲，要消除这种环境影响的障碍和限制，就必须在对技术创新行动的目标选择和具体操作上要有一种系统的观念，即不单是把技术创新行动同其社会环境看作是两个互无内在关联的系统，而必须是把环境因素纳入到对技术创新之行动参照构架的建构过程之中，从而通过行动建构系统的过程不断地把环境因素中的条件成分转化到手段成分中去，形成一种技术创新行动与其环境的共同创新和重建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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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和权力》，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 。
[4]T.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 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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桉树在我国引种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在我国林业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随着桉树人工林大面积的发展，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负面效应开始凸现，从而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学术界的许多争论[1-3]。有人认为有计划地发展桉树是必要的、可行的，也有人则把发展桉树与保护生态环境对立起来，甚至有的环保人员把发展桉树与紫茎泽兰的蔓延危害相提并论[4-6],因此，有必要开展桉树人工林对土壤肥力的演变与调控机理的研究，为合理发展桉树生产提供一定依据，而土壤化学性质是衡量土壤肥力最关键的因素，本研究通过不同林龄的尾巨桉人工林土壤化学性状的研究，揭示其变化规律，为合理利用林地提供参考。
1研究区概况
本次研究土样采自福建省平和天马国有林场，桉树的树种以尾巨桉为主，成土母岩为石英岩和石英砂岩。调查地地处东经117°29′，北纬24°28′，气候温和农业论文，雨量充沛，年均气温20℃，年降水量1760mm，属南亚热带气候，无霜期336.5d，极端气温：-2℃、40℃，年均相对湿度78%，年均日照时数2068h，取样地点：海拔高度260-450m，地被物主要有五节芒、芒萁骨、鹅掌柴、桃金娘、蕨类等。
施肥情况：底肥每穴下磷酸二铵200g，种植当年2次追肥，第一次每株施复合肥100g+尿素100g，第二次每株施磷酸二铵150g+尿素150g。综上所述，即每亩人工施肥计磷酸二铵38.5kg，复合肥11kg，尿素27.5kg。上述肥料成分：磷酸二铵含P2O546%、N15%；复合肥含N15%、P15%、K15%；尿素含N46%。
2土样采集及研究方法
在福建省境内选择代表性相同尾巨桉的不同林龄(2、3、4、7、9a生)人工林样地，其种植密度为1400株·ha-1。并将距林分较远处杉木×火力楠混交林(10a生) 林地的土壤作为对照，其种植密度为1200株·ha-1。在每个样地上中坡随机选择三个点，每个点之间相隔至少100米，并按不同土层0-20cm、20-40cm、40-60cm从下到上的顺序分别取全层土样，同时采集根际样品，每个土样0.5kg左右，在室内风干后，研磨过筛（2mm、1mm、0.25mm）供土壤分析测定。土壤容重用环刀（0-20cm、20-40cm）采集。采样日期为2006年04月。
2.2分析项目与方法
有机质采用重铬酸钾氧化-外加热法；全N采用半微量凯氏法；水解N采用碱解-扩散法；有效P采用0.03mol/L氯化氨—0.025mol/L 盐酸浸提法；速效K采用1mol/L乙酸铵浸提--火焰光度法；pH采用电位法；阳离子交换量（CEC）采用1mol/L乙酸铵交换法；
3结果与分析
3.1土壤氮的变化
由图1、2可知，土壤全N和水解N随着林龄的增加逐渐减少，对同一林龄的土壤随土壤层次的增加全N、水解N含量逐渐降低。根际土全N含量略高一些。与对照(混交林)相比，除根际土全N含量外，4、7、9a生桉树林地土壤全N、水解N含量均小于混交林含量。而且9a生桉树林地土壤40-60cm土层处全N、水解N含量最少，全N仅为0.4g·kg-1,而水解N为4.036 mg·kg-1。
3.2土壤有效磷的变化
由图3可知，对有效P含量的变化规律并不明显，其根际土含量很高论文提纲怎么写。其混交林有效P含量随土层的增加而减少。对照(混交林)的全P含量与3a生尾巨桉林地土壤基本相近，说明混交林对林地土壤影响较小，有利于森林的可持续发展。尾巨桉的生长对土壤速效量有一定的影响，在0-20cm 土层影响较大，在该土层随着林龄增大有效磷含量逐渐降低，而其它土层影响不是很明显。
3.2.3土壤有效效钾的变化
如图4所示农业论文，速效K在0-20cm土层处含量相对较高， 根际土含量最高。除40-60cm土层外，其它各层及根际土都随林龄的增加速效K含量逐渐减少。说明尾巨桉的生长对土壤速效K的影响较大。
3.2.4土壤pH、有机质含量、阳离子交换量的变化
如图5、6、7所示，对尾巨桉林来说同一层次土壤pH值随林龄增加大部分呈下降趋势，而同一林龄土壤pH随土壤层次的增加而减少。而混交林土壤pH大于桉树林土壤pH值。对土壤有机质其变化规律不太明显，0-20cm土层和根际土含量较高，其它层次含量较低。这与有机质的来源有重要关系。对同一层次土壤阳离子交换量大部分呈下降趋势，而对同一林龄的尾巨桉随土壤层次的增加而减少，根际土阳离子含量较高。2a、3a生的尾巨桉林地土壤有机质、阳离子交换量均大于对照(混交林)，而7a、9a生的大都小于混交林土壤。
4.结论与建议
4.1桉树人工林的生长对土壤化学性质产生一定负面影响，随着桉树生长，土壤N、P、K、有机质含量均有所降低。但小于4a生的桉树林地土壤化学性质差异不大，自第4年起桉树对土壤化学性质的负面影响较大。
4.2本研究主要对尾巨桉人工林林地土壤化学性质的大量元素、有机质以及PH进行研究分析，而对其它微量元素以及生物酶等未进行研究分析，因此，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探讨。
4.3土壤肥力衰退的问题是所有人工林普遍的问题。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的发展，必须采取合理的技术措施，加强科学合理施肥，特别增施有机肥。同时广泛推广合理的混交林种植配置模式、适宜的轮伐期、采伐剩余物回归、科学的耕作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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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志辉,李跃林,杨民胜,等.桉树林地土壤酶分布特点及其活性变化研究[J].中南林学院学报,2000,20(3):29-33
3.李跃林,李志辉,彭少麟,等.典范相关分析在桉树人工林地土壤酶活性与营养元素关系研究中的应用[J].应用与环境生物学报,2002,8(5):544-549
4.林业标准汇编(三).林业部科技司编,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91
5.周礼恺,土壤酶活性的测定[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
篇10
自1980年认知语言学兴起以来，很多语言学家都从认知角度开始研究语言。在研究语言的过程中，空间介词占了很重要的位置。比如，莱考夫和约翰逊所著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当中，就提出通过空间介词研究空间隐喻，同时标志着第一代认知语言学的兴起。之后在他们的《肉身哲学》[2]（p30-p32）一书当中，也提到了空间介词，并标志着第二代认知语言学的兴起以及具身认知理论的形成。然而，通过观察发现，无论是第一代认知语言学家还是第二代认知语言学家，他们仅仅研究空间介词的两极化特征，并没有关注空间介词之间的渐变特征。
二、空间介词
自认知语言学兴起以来，有许多认知语言学家都对空间介词进行了研究。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莱考夫，约翰逊，泰勒和埃文斯。莱考夫和约翰逊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和《肉身哲学》当中都提到了空间介词。泰勒和埃文斯提出了关于空间介词的原则性多义网络。而汉语当中的空间介词相对较少，直到20世纪初中国语言学家才开始研究空间介词。比如，蓝纯，蒋婷以及李瑛都对空间介词的不同侧面做了研究。
综上所述，通过这些学者目前的研究状况，可推断出他们都是对空间介词做单独研究，而忽视空间介词的渐变特征。因此，本文旨在对空间介词in-out的渐变特征进行初步探析。
三、渐变
简要来说，渐变一词指的是过渡过程，渐变现象在日常生活中到处都是，极为常见。从专业角度来说，这个词常常出现在电脑科技，生物科学，电子工程以及心理学等方面。本文作者通过观察发现虽然渐变一词出现在不同学科领域，但仍有一些相似的特征，即空间特征，时间特征以及情境和环境特征。
渐变特征与空间有关。任何事物都离不开空间单独存在，无论是具体空间和抽象空间。例如：当人们从一个空间转移到另一个空间，这个过程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另外，空间介词和空间有关。因此证明空间介词和渐变特征中的空间特征有一定的联系。
渐变特征与时间有关。如从生物学的角度出发，人在这一生中，要经历幼年、青年、壮年、到老年。而这一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需要渐变的过程。而颜色渐变也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变化。并且在空间介词当中，空间介词的渐变过程也是随着时间的不断变化而变化的，因此证明空间介词和渐变特征中的时间特征有一定的联系。
渐变特征与环境和情境有关。在心理学当中，人的性格会随着环境和情境的改变而改变，而这一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逐渐变化的过程，也就是渐变的过程[12]（p153-p159）。另外，人们表达的空间介词时常常同环境和情境有关。因此，空间介词同渐变特征中的环境和情境特征有一定的联系。
四、具身认知理论的主要观点
具身认知理论的形成标志着第二代认知语言学的兴起。在研究认知的过程中，具身认知理论常常同情境、身体状态以及感知运动有密切联系。
莱考夫、约翰逊、克拉克以及威尔逊都从不同侧面对具身认知理论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根据他们所提到的观点，作者主要归纳了以下几点：认知是情境化的：认知活动发生在一个真实的情境当中，并且内在地涉及人的知觉和活动。认知是具有时间压力的：也就是说，认知的产生常常会受到时间的限制。人们常常把认知工作放到自身的环境中：在实际认知中我们自然地利用环境来减少我们的认知负担。环境是认知系统的一部分：环境和认知系统密不可分，认知常常受到环境的影响。认知是为行动的：心智的功能是为了指导行动的，而诸如知觉和记忆这样的认知机制必须根据他们有益于情景的适当行为来评价。离线认知是基于身体的：即便是离开环境，心智的活动也是基于适合环境相互作用的进化机制，即感觉处理和运动调节的机制。
五、空间介词in-out的渐变特征
空间介词in-out的渐变特征同环境和情境有关，人们在表达空间介词in-out时，往往同自身所处的环境和情境有关。并且具身认知理论当中提到，认知是情境的，环境又是认知系统的一部分，在上文中也提到渐变特征包括环境和情境特征，可见空间介词的渐变特征同环境和情境有关。也就是说，空间介词in-out的渐变特征包含情境和环境特征。
另外，空间介词的渐变特征同时间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任何一种渐变过程都离不开时间单独存在，空间介词in-out也不例外。从空间介词in到out的这一过程也需要时间的不断变化才能形成。并且在具身认知理论的指导下，认知是具有时间压力的。因此空间介词in-out的渐变特征也包括时间特征。
综上所述，在具身认知理论的指导下，空间介词in-our的渐变特征包括情境、环境及时间特征。
参考文献：
[1] Lakoff， G. & Mark，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Chicago Press， 1980： 14
[2] Lakoff， G. & Mark， Johnson.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30-32
[3] Tyler， A. & Vyvyan， Evans. The Semantics of English Prepositions： Spatial Scene，Embodied Meaning and Cogni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37-63.
[4] Wilson， M. Six views of embodied cognition [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and Review. 2002， 9（4）： 625-636
[5] 蒋婷.Up和Down的空间隐喻研究[J].外国语言文学研究，2005，5（1）：41-47
[6] 蓝纯. 从认知角度看汉语的空间隐喻[J]. 外语教学与研究，1999（4）：11-15
[7] 李瑛. “前后”域方位隐喻初探[J].重庆交通学院学报，2002，18（7）：52-53
[8] 林笛. 汉语空间方位词的语用考察[J].语言学论丛，1993
[10] 王寅. 认知语言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 171-179
[11] 王墨耘，傅小兰. 内隐人格理论的实体论-渐变论维度研究述评[J].心理科学进展，2003，11（2）：153-159
篇11
一、试题回顾
(09广东卷23)关于运动有几种看法：甲说：“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乙说：“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丙说：“飞鸟之景未尝动也”。这些观点按照顺序分别是
A、辩证法、相对主义、形而上学B、二元论、形而上学、辩证法
C、辩证法、相对主义、两点论 D、辩证法、形而上学、相对主义
解析：甲观点说明事物是变化发展的，乙的观点是只承认绝对运动而忽视相对静止的相对主义和诡辩论，丙的观点是只承认相对静止而忽视绝对运动的形而上学不变论。据此选A。
二、厘清相对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关系
从答案的选项设置我们可以看到辩证法、相对主义、形而上学三者并列，但是我们明确地知道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是对立的，对立于人们对世界存在状态的不同理解。辩证法引申为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看待世界；形而上学引申为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看待世界。如同马克思把世界的本原划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一样，对于世界的存在状态的划分也分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外无其他本体论，二元论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同样道理关于世界存在状态的分类不属于辩证法的，则一定属于形而上学，除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之外没有第三种状态。
因此，试题中关于世界存在状态的三种观点都可以也应该划入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之中。乙说：“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是一种与辩证法的观点对立的割裂运动和静止辩证统一关系片面的观点，应当归入形而上学的观点。这样就自然而然得到一个结论：相对主义和形而上学有某种关系，而这种关系就是相对主义从属于形而上学。
结合对相对主义概念的理解可以证明上述结论的合理性，“相对主义是一种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哲学学说。”它的主要特征是片面地夸大绝对运动而否认相对静止，抹煞其确定的规定性，取消事物之间的界限，从而根本否定事物的客观存在。在认识论方面，相对主义夸大人们的认识的相对性，把相对和绝对完全割裂开来，否认相对中有绝对，否认客观的是非标准。从相对主义的概念和特征中可以看出“夸大绝对运动而否认相对静止”、“把相对和绝对完全割裂开来”使它成为形而上学；“根本否定事物的客观存在”则使它滑向唯心主义，相对主义从世界状态上划分属于形而上学，而从本体论上划分则属于唯心主义。
通过上面的分析并不能彻底否定试题的设置和选项的选择，即使乙观点也是形而上学的观点，但是更具体为相对主义的观点，因此选择A选项并没有问题。从上面的论述可以得出如果A选项改为“辩证法、形而上学、形而上学”也没有问题。
三、厘清相对主义和诡辩论的关系
但是问题在于答案的解析中“乙的观点是只承认绝对运动而忽视相对静止的相对主义和诡辩论”，乙的观点属于“只承认绝对运动而忽视相对静止的相对主义”这个解析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在于“诡辩论”三个字。从相对主义和诡辩论的关系不难看出问题的所在，“相对主义是诡辩论的认识基础，它把一切都看作是相对的、主观的、任意的，取消了真理和谬误的客观标准，为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大开方便之门，成为进行诡辩的最应手的工具。”相对主义成为诡辩论的“最应手的工具”不等于诡辩论只有相对主义这一个工具。在西方哲学史上，黑格尔可以说是第一个对诡辩论做系统批判的哲学家，他曾经指出：“诡辩这个词通常意味着以任意的方式，凭借虚假的根据，或者将一个真的道理否定了，弄得动摇了；或者将一个虚假得道理弄得非常动听，好像真的一样。”从黑格尔的论述中不难看出“凭借虚假的根据”动摇真理是诡辩论的典型特征，那么凡是违背辩证法原则的观点都有可能成为诡辩论的“工具”。那么丙的观点“飞鸟之景未尝动也”，只承认相对静止而忽视绝对运动，与常识与真理不相符也属于诡辩论。这样说来形而上学的不变论也能够导致诡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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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专家吕淑湘说过：“撇下语言教文字，是半瘫痪的语文教学，口语交际课作为小学语文语言训练的一种新课型已经被大纲列入了重要的位置，但是由于研究不够，大部分教师执教时仍然深感困惑、力不从心，实施口语交际的教学过程中，如何引导学生学到交际的本领，如何让学生真正实现交际，尤为重要，我觉得我们应在课堂中引导学生学会交际，在生活中实践交际的能力，实现练于课堂，得益于课外，让学生掌握交际的技能，养成与人交往、待人处事的交往能力。
《走上辩论台》是一次操作性极强的口语交际课。例文向大家展示了一次辩论会的实录，通过主持人的发言以及正反双方的发言使学生们能了解什么是辩论，什么是辩论的语言，明白辩论会的具体过程，并且以此为根据，搜集相关资料，在班级里开展一次真正的辩论会。内容是“辩论：讲诚信与善意的谎言”。
对于辩论，小学学生接触得比较少，辩论前要适当讲解辩论的方法和注意事项：比如明确正方和反方 ，用事实说话，事实胜于雄辩；从不同角度分析，以理服人；运用反问，增强语气，辩论时说话要讲文明，懂礼貌，得体大方、机智敏捷而不失诙谐幽默。最好能组织学生观看辩论赛的录像。
辩论是一门充满思辩魅力的学问，辩手们鲜明的观点，严密的论证以及那 “三寸不烂之舌”都是辩论会的魅力所在。但小学高年级的孩子们还达不到正规辩论会的水平，这次口语交际的目的只是借助于这种辩论的形式，尽力营造一种宽松和谐的课堂气氛，调动学生踊跃发言的积极性，从而达到训练学生口语交际能力的目的，因此这次口语交际的目标设计如下：
1、培养学生搜集、整理、加工、运用信息的能力； 2、发展学生陈述、倾听、应对的交际能力； 3、发展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 4、在辩论的过程中受到真情的感染，爱的教育。重点放在提高学生搜集资料整理资料和口语交际的能力上。
目标的达成需要有合理的教法学法的支持，口语交际的教学方法的理论基点是“注意激发兴趣，引导互动交流”。模式的建构要从学生的生活经验出发，创设情境，引导学生乐于参与交际，为展开互动交流创造条件。同时，要在交流的过程中，不露痕迹地指导学生表达的方法。基于以上观点，我将模式的基本特征用下图来表示：
教师活动特征：
创设情境、进入主题——交流资料、同桌试辩——师生互辩、小组学辩——引导互动、全班参辩——辨证统一、评价延伸
学生活动特征：
情景导入，唤起参与——寻找话题，积极试辩——小组学辩，相互促进——全班交流，互动提高——回顾总结，辨证统一
在这种“交际”、“互动”中，学生是主体，但也强调老师引导、参与，老师是学生学习的“共同体”。 “口语交际”的课堂应该是一种开放的、富有生命活力的，充满着尊重与沟通，张扬着个性与智慧的课堂。
为了使我的学生享受到这样的课堂，在教学过程中我努力去实现两个重要突破。
突破一：增强学生的互动性，体现口语的“交际”性。
口语交际的核心是“交际”二字，脱离“交际”的谈话只是一种自我表达。离开了交际性，口语交际的实施如同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为此，我在教学设计时注重形式的多样化、互动化，努力在教学中体现出充分的交际性。
突破二：注重口语训练的有效性、实用性。
目前许多口语交际课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日常生活的简单模拟。学生在课堂上所说的话，都是原来就会说的话，与提高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关系不大。二是远离生活，随意找个什么话题来进行一下讨论，甚至把口语交际课变成了道德的灌输场。口语交际课，既不该是生活的简单模拟，也不该是远离生活的道德灌输，应该是培养孩子在日常生活中与人交往、待人处事的能力，实现练于课堂，得益于课外。
基于以上的设计理念我安排了下面的教学环节：课前准备。
说到课前准备，我觉得口语交际课组织、指导学生搜集、整理、加工信息很重要，这也是我们这节课的难点所在。学生的资料准备不足，交流时可能就会出现只能磕磕巴巴地念自己带来的材料，或者许多学生想说，由于准备不充分而无话可说等情况。如果课前组织学生从正反两个方面搜集资料，课外的、课内的、生活中的，还有名言警句等。面对这些一手资料，老师最好还能指导他们整理加工，分门别类，将长文读短，长事说短，用三言两语概括下来。把“名言”变成自己的话说出来，力求语言精练，运用方便。课堂上，老师再加以引导，点拨。渐渐增强学生搜集、整理、加工信息的能力。
谈到教学评价，我想说两个方面。
1、评价的方式。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注重运用激励性的评价语言，激励学生由敢说到爱说再到会说，激励善于表达的学生，让他们更加能言善辩，同时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激励不善言谈的学生，给予他们更多的自信，让他们感到“我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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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课堂辩论有利于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
其一、有利于学生全面正确的理解和把握知识内容。围绕课本知识，通过辩论，能使学生在亲身感悟中掌握知识，形成正确的价值情感体验，全面正确的掌握知识。
其二、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思维水平、论证能力和创新意识。辩论是以反向思维和发散性思维为特征。在课堂中，学生们的辩论，有利于学生思维水平的提升。学生都能够透过申论、质询、资料搜集与辩论稿撰写等训练，达到思辨能力、口语表达能力和论证能力的提升。同时在思考问题的过程中，求异思维也会得到发展。一些新观点、新想法的产生会促使创新意识的逐步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