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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民族问题，指的是由于城市民族成份日益齐全，城市少数民族常住和流动人口不断增加，从而在城市管理与服务等方面出现的新旧问题。
沈林在城市化进程中需要关注的若干民族问题探讨中，将城市化过程中的民族问题概括为九个方面：一是少数民族被边缘化。即由于体制和城市化发展对人才需要的特性，导致少数民族群体在城市竞争中很难生存下去，甚至受到排挤。二是城市化与民族文化关系问题。即城市化同民族文化脱节或结合的问题。三是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生态问题。即城市化进程对民族生态环境的破坏问题。四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平等权力的保障和管理问题。五是旧城改造中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消失问题。六是如何做好城市社区民族工作问题。七是城市少数民族文化心理需求与城市少数民族社团发展的困惑问题。即建立单一少数民族社团同法律法规的抵触问题。八是城市民族工作中的一个理论问题。即谁来关注重视城市中的多元民族和多元文化问题。九是法律缺失问题。即有些民族问题的处理尚没有可参考的法律依据。⑴吴大华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研究中，将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分为普通务工型、特色经营型、盲目流动型和迁徙城郊异地开发型四类，并指出某些少数民族人口进入城市后会引起城市管理难度增加问题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犯罪问题等。李筱文对广州民族社团组织在城市中的作用研究中，认为城市民族社团为增进民族之间的融洽关系发挥着参谋作用、桥梁作用、示范作用、纽带作用和带头作用，民族社团的建立及活动的开展问题是促进城市各民族关系和谐的关键。周建新将移居社区向移民社区转化模式分为文化象征模式以瑶族“千家峒”为代表、唐人街模式以侨居国外的华人社区为代表、新凤凰模式以广州新凤凰村为代表和终结模式，对城市外来民族群社区问题进行了分析。杨庭硕从城市功能的定位分析了影响城市民族街区形成的因素问题，认为影响民族街区能否形成的关键是城市规划者是否将其纳入规划中，是否对民族街区的形成给与了支持和帮助。⑵杜发春从新型城市化的生态观出发，突出了城市化进程中对生态环境、公共资源保护问题的重要性。⑶陈运飘讨论了城市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性问题，将城市文化及城市少数民族文化概括为宗教、少数民族族群、象征符号意义、亚文化团体及文化、饮食文化等，指出城市少数民族文化对城市社会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⑷
二、少数民族城市化问题研究
城市化进程中的少数民族问题主要指的是，少数民族人口进入城市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包括进入城市的原因、对城市的适应性、社会关系网的建立及文化特征的体现等问题。
马建钊、陈晓毅对深圳“民俗村”的实地考察研究中，从少数民族员工在物质层次（吃、穿、住、行等）、制度层次（道德伦理、社会规范、典章制度、法律等）和精神层次（艺术、音乐、文学、戏剧、宗教等）三方面讨论了文化适应性问题，并指出外来少数民族文化适应对推进少数民族的现代化进程、缩小东西部差距和社会和谐均有所裨益。⑸
王琛、周大鸣以深圳为例研究了城市少数民族的社会交往与族际交流，将少数民族迁移模式分为：一是因调动、转业、毕业分配和应聘等形式。二是因招工扶贫而来。三是少数民族个体来深圳务工、经商和作小生意。将少数民族居住模式分为：一是企业招工形成的民族聚居。二是进城经商形成的少数民族聚居点。进而分析了不同模式下的少数民族社会交流网络，并指出在族际交流融合过程中，风俗习惯、民族性格、语言、宗教等方面的文化差异仍是影响民族交往的深层次因素。⑹
刘朝晖、杨正军在厦门市外来穆斯林的城市适应问题研究中认为，厦门市外来穆斯林社会关系网络的建立，首先是从寻求牛、羊肉开始的，这是网络关系建立的内部因素；外来穆斯林同当地人群的文化差异是这些穆斯林相互之间形成联系的外部因素，外来穆斯林主要通过“拉面馆”这一传统职业形式来积极融入城市生活；其次是通过自己的宗教文化来加强“族群边界”，在城市文化的包围中力图保留自身的文化特色，并借此塑造了“内敛性”的社会关系网络。⑺
马强对广州穆斯林群居现象研究中指出，穆斯林哲玛提（伊斯兰教对哲玛提的理解，是相对不稳定的、没有时间确定性的，临时组成的穆斯林人群的称谓）是城市穆斯林宗教社区的重要形式，并将哲玛提分为：一是清真寺（怀圣寺、濠畔寺、先贤古墓、小东京寺和新市回族坟场）。二是家庭型或家庭联合型（主要是外来穆斯林中建立在业缘、地缘和朋友关系基础上家户之间的互动）。三是公司型或公司联合型（中外穆斯林开办的公司之间的相互联系，尤其指在斋月时期同一写字楼或同一楼层公司之间的频繁往来）。四是清真餐厅型（位于大街小巷的清真餐厅，经常会成为来广州找工作或旅游的穆斯林首先接触的穆斯林象征物）。五是学生构建的哲玛提（到广州读书的穆斯林学生）。六是国内外旅行社宣教团（台布里厄－主要指民间传教组织）。七是网络哲玛提（主要指从事阿拉伯语和英语翻译工作的，国内外穆斯林创办的BBS论坛）。认为在都市社会中，一方面看到的是少数民族传统的失落，另一方面却也能感觉到民族文化、信仰的回归。⑻
张莹、马京在昆明回族移民“城中村”迁移者的文化适应和社会调适研究中，认为迁移调试是一个持续的进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决定时期、与过去断绝时期、过渡时期和适应时期。⑼周大鸣、王挺以广州H区为例研究了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治理对策。认为城市外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治理并不是单一的政府职能部门单方面的公共行政行为，而是牵涉群体摩擦、文化变迁、族 群认同等多方面内容的复杂过程。其有效实施的关键是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之间的良性互动和相互认同。⑽
三、民族地区城市化问题研究
民族地区城市化问题是指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人口分布、生产生活习惯等，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有别于散杂居地区的一些问题。近年，我国西北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城镇人口数量迅速增加，一方面，这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有益表现，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不少问题。
高永久、刘庸在西北民族地区社区研究中，认为由于民族因素的影响西北民族地区城市社区丰富多样。并从六个角度进行了分类：一是按民族特色分类（单一民族社区和混合民族社区）。二是按功能特征分类（经济型社区、文化型社区和旅游型社区）。三是按民族文化类别分类（汉族文化社区、回族文化社区、藏族文化社区等）。四是按地域特点分类（中心社区和边缘社区）。五是按宗教信仰分类（无宗教信仰社区和有宗教信仰社区）。六是按社区管理归属分类（单位型社区、寺院型社区、混合型社区和特殊社区）。指出西北民族地区城市社区多元化发展趋势，对民族社区的存在和发展有利有弊。一方面，多元化发展方向有助于民族社区保留民族特色文化和传统；另一方面，民族社区内部在财产、地位等方面产生了很大差异，这种差异有可能导致社区的分异和流动。⑾
梅方权在以西藏昌都地区为例的非工业化与藏区城市化研究中，认为藏区城市化的支撑机制不应过分依赖工业，而是要突出藏区贸易中转站作用（昌都地区位于川藏线和滇藏线上，基本与以前的茶马古道的驿站重合，应进一步发展大区间的贸易流通）、以牧业为本实现牧业现代化，促进相关产业发展、以旅游业为龙头促进城镇经济增长、发挥特色产业的带动作用（民族手工艺制造业和藏药业等）及鼓励农牧民进城。昌都乃至整个藏区缺乏发展工业的生态条件，完全可以通过发展畜牧业、特色产业和旅游业等来推动城市化进程。 12
张来成在流动人口和甘南州社会转型研究中，认为在推动甘南州经济发展的诸多因素中人口及人口流动变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人口流动、迁徙、聚居、城镇化推动着甘南州社会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逐渐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牧村社会向城镇社会的转型。并将甘南流动人口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指令性流动（1949-1978）。二是自主流动（1979-1992）。三是经济诱导流动（1993-2004）。同时指出制约甘南州人口流动的主要因素有经济社会基础因素、体制限制和思想观念限制。加快甘南州工业化、城镇化向现代化转型的思路为：一是发展县域经济，提高城市化水平。二是以劳务输出为动力，引导州内人口流动。13
张涛对甘南州牧民定居与效益分析中，指出甘南州在发展过程中面临最突出的问题是生态环境退化。生态环境退化和牧民贫困的广泛存在，放大了生态不安全、社会不安全之间的循环累积效应，制约着区域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影响着整个国家的生态安全和社会安全。为此，必须选择一种全新发展模式，消除牧民贫困的同时减轻生态环境压力。而牧民定居正是改变传统牧业生产方式，建立现代化牧区生产与生活模式的根本保证。14
文章对城市化进程中民族问题三个层面的主要研究成果及观点作了简要综述，除上述研究成果以外，还有诸多学者均作了深入研究，这一方面的理论探讨不断得到完善，所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备受学术界及管理部门的广泛关注。
参考文献：
[1]沈林. 民族工作缺失与民族工作过度——城市化进程中需要关注的若干民族问题[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⑵-⑾、⒁ 周大鸣、马建钊主编.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民族问题研究[C].民族出版社，200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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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培养任务主要是由各类民族院校来承担的，但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以及国家对少数民族教育的大力扶持，加之近年来高校的大幅扩招，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学生进入非民族类高校学习。而非民族类高校对少数民族学生的教育管理体制尚不健全，导致各种问题不断涌现。对于非民族类高校中的少数民族学生这一特殊群体，如何做好其日常管理工作，使之能够与汉族学生融洽相处，已经成为非民族类高校必须考虑和研究的重要问题。民族生的教育和管理不仅是人才培养的问题，更关系到党的民族政策是否落实。对于维护国家稳定和民族团结、推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和高等教育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将会直接影响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复兴。
一、高校少数民族学生日常状况
本文研究以西北大学为例，该校少数民族学生人数众多，现已达到500人以上，但却尚未形成一整套有针对性的、行之有效的管理与教育模式。该校是地处西部地区的综合类院校，在少数民族人才培养方面具有地域与学科优势，因此承担着培养少数民族学生的重任。与此同时，也相继出现了少数民族学生纪律观念淡漠、人际关系处理不好、缺乏学习兴趣、学习成绩较差、违反校纪校规等负面现象。但由于民族问题的敏感性和复杂性，这就需要我们对此加以研究，探索出一套适应当前形势，符合少数民族学生具体情况且行之有效的日常管理模式。为此，我们在该校对少数民族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深入了解少数民族学生的具体情况。我们采用了问卷调查与座谈的调查研究方法，共发放问卷170份，回收有效问卷153份，对问卷进行深入分析得出少数民族学生在生活状况方面具有以下特点。
1.人际交往能力不断增强，但新疆、少数民族学生依然存在沟通问题。调查显示，在对“是否愿意与汉族同学同寝室居住”这一问题的回答中有80.21%的少数民族学生选择了“愿意”；同时，在对“在学校讲本民族语言”这一问题的回答中有51.64%的少数民族学生选择了“从不讲本民族语言”，由此可见大部分少数民族学生愿意与其他学生进行交流或沟通，且有一半学生一直使用普通话与其他学生进行沟通，可见，少数民族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也在不断地提高。此外，新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中有73%的同学认为与汉族同学交谈偶尔或经常存在困难，可见，新疆、的少数民族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受到他们语言沟通的约束。
2.小团体现象明显，缺乏集体意识。在对少数民族学生进行调查过程中发现，在对“是否经常参加本民族学生聚会”这一问题的回答中有64.48%的学生选择了是，在新疆、少数民族学生中回答经常参加聚会的学生比例为98%。而对于“朋友都是本民族的”这一问题的回答中有3.5%的选择全部是本民族的朋友，有42.39%的选择大部分是本民族的朋友，而新疆、少数民族学生98%选择的是“全部是本民族朋友”或者“大部分是本民族朋友”，由此可见，有接近一半的少数民族学生喜欢结交本民族朋友，存在与本民族同学和睦相处的小团体现象，而这一现象在、新疆少数民族学生中表现的尤为突出。而在我们日常的学生活动经验中也发现大部分少数民族学生有小团体现象，并不热心参与学校的各项活动。
3.基础教育薄弱，学习成绩较差。据调查显示，少数民族学生中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中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到63%，同时，少数民族学生中有74.72%的来自于我国贫困的西部地区，这使得少数民族学生在中学以前，不仅无法获得良好的家庭教育，也没有条件得到更好的基础教育，加之，语言障碍等因素的存在，少数民族学生普遍存在基础教育薄弱的问题。
二、高校少数民族学生日常管理现存问题
1.区域文化教育水平差异带来学习状态的不适应。在历史、地域、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影响下，致使边疆少数民族同学家庭生活条件较差，基础教育、个人阅历都与内地高校的汉族学生存在一定差异。少数民族学生生活的边疆地区由于教育条件有限，而使得少数民族学生学习基础薄弱，文化素质普遍较低，知识面窄，自学能力较弱。因此，大部分新疆、少数民族学生在入校后都感到学习上不适应，压力大，课程难度高，难以跟上进度。
2.民族习惯的差异带来民族意识的强烈凸显。所谓民族意识是指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凝结起来的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心理状态。内地新疆学生从小生长在本民族聚居的地区，在民族文化积淀下形成了本民族的民族意识和强烈的民族情感。他们来到内地大学就读，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希望自己的民族习惯得到大家的认可和尊重，期待在融入学校环境的同时保持纯正的民族习惯，民族自我保护意识也随之增强。甚至由于少数民族学生与同学、教师缺乏有效沟通和必要的理解与信任，使得他们在一些琐事上的不满情绪得不到及时的疏导，容易产生一些过激的情绪或行为。
三、高校少数民族学生日常管理问题的解决途径
1.加强少数民族学生党员和干部队伍的建设。注重从少数民族学生中培养一批学生干部，使他们成为学校开展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得力助手。少数民族大学生党员和干部因为语言和生活习惯、民族意识等方面的优势更易亲近和了解少数民族学生的思想与心理，能更好地预测民族学生的行为趋势，能及时、有效地反映少数民族学生中的热点问题与民族问题。同时，通过这部分骨干可以加强少数民族学生的自我管理，如在学校成立由少数民族学生所组成的民工部、学生组织，以协助相关部门开展检查少数民族学生的宿舍卫生等，组织少数民族学生活动为主要工作内容，让他们成为少数民族学生自我管理的重要力量，进而更方便管理少数民族学生。此外，还应该在平时注重对少数民族骨干进行思想素质协调能力、沟通能力等方面的培训，让他们能够更好地协助处理各项少数民族学生所遇到的问题。
2.关注学习，因材施教，切实解决学业困惑。高校应在今后的人才培养目标、教学计划等方面，专门针对少数民族学生学习基础差、汉语水平低等问题做有针对性调整。在加大民族学生的基础课教学学时的同时，还应该注重实践课程的学习，引导学生学好各类基础课程，打好坚实基础，并不断提高他们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同时，在班级设置和教师配备上给予倾斜性照顾。任课教师和学生工作人员要明确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基础情况，对其基础差、底子薄的状况予以接受，多给予他们鼓励与帮助，提高他们学习的积极性。此外，还应组织综合素质全面的学生党员与少数民族学生结对进行“互帮互助活动”，同时还可以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开展一些有针对性的帮助或举办各类活动，切实帮助他们提高语言的应用能力和水平。为了拓展少数民族教育渠道，也为培养更多少数民族人才创造更好的条件和环境，学校还应积极开设民族文化、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等相关课程，加强对学生的民族文化教育。
3.提高学生工作人员处理民族事务工作的能力，增强工作前瞻性意识。学生工作人员应树立“民族工作无小事”的高度工作敏感性和责任心，注重积累处理各类问题的方式方法。学校要建立全方位的民族工作培训体系，将日常培训与分类培训相结合，通过讲座、授课、主题论坛等形式辅导学生工作人员学习民族知识、了解民族工作内涵，力求打造一支懂民族工作、热爱民族工作的学生工作队伍。
参考文献：
[1]普丽春.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教育管理调查分析[J].民族教育研究，2008，（06）.
[2]黄一诚，许海东.新时期制约少数民族大学生和谐发展的原因及其对策分析[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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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关注。建国以来，民族学界受前苏联民族学研究的影响，把主要目标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斯大林在《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这个定义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四个特征之一，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许多学者著书立学，（注：参见熊锡元：《略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吴团英：《民族心理素质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顾学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谈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贺国安：《刘克甫谈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自我意识》，《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华：《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锡元和吴团英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锡元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为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生活风俗、宗教信仰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吴团英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点，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气质及民族自我意识等诸种要素构成。”（注：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特点理解方面，学者们大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渐变性；但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以及民族自我意识均成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代名词。甚至《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在对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等词条的解释中，均写着参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兴未艾。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四个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限制，于是开始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纳入心理学分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参见周星：《民族心理论》，《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国民族心理形成的四个历史时期》，《理论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凯：《民族心理研究概论》，《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理论问题补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戴桂斌认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的性格与能力）和民族心态（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及民族情趣等）两个部分组成。（注：参见戴桂斌：《略论民族心理》，《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心理分为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三个要素。（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认为，民族心理划分为四个层次八个要素：(1)民族群体价值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民族群体规范，包括价值观念和规范意识以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个因素；(2)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气质、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练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维方式；(4)民族自我意识。（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戴庆渲认为民族心理结构应该由四个层次八个要素组成：第一层次，民族自识性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层次，民族思维方式；第三层次，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气质三个要素；第四层次，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民族群体规范意识，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道德观念、民族审美情趣等。（注：参见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李尚凯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历史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爱好、习俗、成见、信念、心理状态等等精神素质的总和。民族心理的内部结构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可将民族心理分为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三大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质是该民族在人类种系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较为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认知特点、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气质、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状态是该民族对社会面貌、社会变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较为不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民族情绪和情感、民族兴趣和爱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识是对本民族所处社会地位、所具身心特点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以及对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维护，表现着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的统一，包括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气节、民族中心主义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的统一整体，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质为基础。（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韩忠太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内涵是一个民族的成员以先天的神经系统为基础，在后天的环境作用、教育影响、文化熏陶下，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各种心理现象的总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内涵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共同”和“素质”两个根本属性。从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个民族成员发生的各种心理现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外延只能包含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在学科归属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属于民族理论学，民族心理则归属于心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学的范畴。在研究课题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学研究工作者的理论问题之一，他们的研究具有宏观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则通常以心理现象为单位，具有微观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则是运用心理学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测验法、实验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论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为了解释斯大林有关民族定义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与整个心理学的研究目的联系起来，即研究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和民族心理是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概念。（注：参见韩忠太：《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的区别》，《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从以上作者对民族心理的理解来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纳为民族心理的一个层面，有的作者则认为两个概念在含义上大相径庭。另外，作者们对民族心理包含的内容持不同意见。
第三，个体民族心理研究逐渐兴起。如熊锡元对回族、傣族、汉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试论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思想战线》1986年第6期；熊锡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质探微》，《思想战线》1990年第4期；熊锡元：《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论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质时，他认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个民族特征并不明显，故共同心理素质在其形成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从强烈的民族意识、开拓与进取精神、心理状态和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的交织、保族与卫国——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回族的优秀心理素质，同时也指出回族应该防止和克服民族狭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质。”（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荣丽贞则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为例，认为祭祀风俗属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也是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关系。（注：参见荣丽贞：《蒙古族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浅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苏世同认为苗族主体心理深受以农耕为基础的苗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出许多优良的心理素质，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质，这在文化风俗上有所反映。（注：参见苏世同：《论苗文化与苗族主体心理结构》，《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则认为敢于冒险、敢于出家门、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观念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不轻商等是维吾尔人经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这种特征的历史根源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环境及宗教。（注：参见伊力合木·克力木：《维吾尔族的经商心理及其历史根源》，《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对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质进行了研究。如周兴茂论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注：参见周兴茂：《论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那顺呼吁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参见那顺：《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闫丽娟、钟福国论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闫丽娟、钟福国：《裕固族心理素质透视》，《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渊则综述了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况，（注：参见南文渊：《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评说综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国义论述了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注：参见石国义：《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思辨》，《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锦论证了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注：参见崔英锦：《略论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4期。）马丽华论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注：参见马丽华：《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讨了欧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参见云公保太：《欧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银军和杨顺清论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银军：《试论侗族共同心理素质》，《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杨顺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质初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施建业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注：参见施建业：《论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戴小明则对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质进行了对策性研究。（注：参见戴小明：《关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质的思考》，《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从民族发展和繁荣的角度探讨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对民族本身发展的影响，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点，消除与民族发展有害的心理特点。但由于受民族学界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讨论的影响，许多作者对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其实，从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内容来看，均属于民族心理特点的范畴。
第四，与民族心理相关的问题也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如钟元俊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的关系进行了论证；（注：参见钟元俊：《试论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郭建荣、郭广瑛探讨了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的影响；（注：参见郭建荣、郭广瑛：《论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张践认为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注：参见张践：《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论述了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的关系；（注：参见郭大烈：《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地区要改革开放，必须对民族心理结构方面的不良因素进行调整；（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则认为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相互作用，经过民族和阶级交织在一起的微观环境中介，经过民族心理构成因素和阶级心理构成因素叠加渗透在一起的个人心理素质和自我观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阶级心理对民族心理的决定性制约和民族心理对阶级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现在既属于民族又属于阶级的主体行为中；（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李景春讨论了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的关系；（注：参见李景春：《论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李尚武则比较了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的异同点；（注：参见李尚武：《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比较》，《中国国情国力》2000年第4期。）卜鼎焕论述了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的关系。（注：参见卜鼎焕：《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哲学动态》1994年第12期。）另外，还有学者对“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进行了探讨。（注：参见施国光：《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虽然重点不同，但讨论的均是与民族心理有关的问题，其最终目标还是希望通过学术探讨，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质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心理学界也从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发展变化规律，但从20世纪80-90年表的有关论文来看，以研究个体民族心理和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为主。如汉族和裕固族儿童心理发展比较研究、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诺族德育心理调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调查研究、北方少数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凯将其总结为六类：各民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各民族个性和品德形成发展的比较研究，民族社会心理行为的比较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凯对20世纪以来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已经进行了详细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复。
二、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在民族心理学研究方面无懈可击。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学研究在定位、概念、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缺陷。
第一，在学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学的定位不正确，即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哪个学科没有解决。多少年来，心理学研究者总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但它在心理学方面的内容便决定了它属于心理学科范畴；民族学研究者则一直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心理学研究内容，但其研究对象又是以民族为基础，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民族学研究范畴。其实，这两种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心理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但心理学的基础是个体心理学或普通心理学，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许多心理学分支均属交叉性的学科，如政治心理学、伦理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均涉及到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的内容。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对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是一门集民族学和心理学为一身的交叉性的学科。再从民族学角度来说，民族学虽然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但它研究内容涉及民族历史、文化、政治、经济、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如果民族学研究民族心理，必须具备心理学和民族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学基础上产生的民族心理学无疑属于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即民族心理学与民族学和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同时又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任务就是研究民族心理发展的轨迹，总结民族心理发展规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学的根本使命。
第二，在概念方面，关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认识分歧很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辩论来看，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多达数十种。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无论从外延和内涵来看，均缺乏普遍意义上的规定性和概括性。首先在“民族心理”概念研究方面，有的学者将民族心理概括为四个层次和八个要素。这样虽然能够全面表达作者对民族心理这一概念的理解，但内涵过于膨胀，外延势必缩小，而且作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炼性。有的学者则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包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但对民族心理的本质理解方面缺乏概括性和普遍性。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属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因此必须采用普通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遵循普通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普通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科学，它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其中心理过程是一个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它包括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等三种过程。人们通过感觉、知觉、记忆、注意、想像和思维实现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并在认识客观事物的同时，会对客观事物表示自己的态度，如满意、喜欢、爱慕、厌恶、憎恨、妒忌、惧怕、愤怒、悲伤等，这就是情感过程。由于人们在进行心理活动时经常会遇到环境的影响，而人不肯屈服于环境，就要立志，拟定计划和步骤，坚持不懈地执行，这就是意志过程。个性心理特征又称个性差异，它表现在能力、气质和性格等方面。能力包括人的智能、知识和技能等；气质则是高级神经活动在人的行动上的表现，是人的相当稳定的个性特点之一，如直爽、活泼、沉静、浮躁等；性格是人对别人和事物的态度和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如刚直不阿与弄虚作假等。也就是说，人们的心理现象就是能力、气质、性格之间的差异性和认识、情感、意志之间统一性的结合。民族心理学作为普通心理学的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现象的科学，它也包括民族心理过程和民族个性心理特征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民族心理过程则是指特定民族认识、情感和意志过程，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则是指特定民族能力、气质和性格上的差异。由于民族是由不同年龄、性别、经历的人结合起来的共同体，因此民族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上存在着差异。民族心理就是特定的民族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的结合体。（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概念研究方面，有的作者将其与民族心理概念等同使用，有的作者则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自我意识或民族意识，还有一些作者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指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笔者认为，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中，素质特指民族心理素质，即与民族心理有关的素质，而素质这一词汇在心理学上则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96页。）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共同特点。所谓神经系统，是由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和自动神经系统组成。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脑和脊髓两部分，脑有头盖骨保护，避免外界的损害；脊髓是脑的延长，深藏在脊髓骨的管内。神经由中枢系统分支遍布全身，对行为具有整体统一的效能。感觉神经趋向脊髓，而运动神经则远离脊髓，两者构成外周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则包括周身、躯干、内脏等器官的神经系统。（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自动神经系统则专管营养生长过程，如胃的消化、血的循环、肺的呼吸之类，它的机能自动进行，不受意志的指使，故称自动神经系统，又称植物性神经系统。以上所说的神经系统，则是心理产生的条件，一般来说，神经系统越简单，则心理活动越简单；神经系统越复杂，心理活动则越复杂。另外，除了这些神经系统以外，感觉器官也是心理产生的条件，如身体外部的眼、耳、鼻、舌、皮肤，身体内部的动觉、静觉、触摸觉及机体觉（如消化器官的饱、饿、渴，呼吸器官的顺畅、喘逆等）。（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第115页。）有了以上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心理现象也能够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民族心理素质实际上是指民族心理产生的生理条件，即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共同拥有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心理产生的物质性条件，两者不能同等看待。
第三，在内容方面，民族学界重视民族心理的宏观研究，心理学界则重视民族心理的微观研究。多年来民族学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近年许多学者开始将其纳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畴内，并且构建中国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论框架，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仍是许多研究者热衷探讨的问题，即使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也要贯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关于此点，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但由此可见，斯大林关于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学界仍有巨大的影响。心理学研究者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绝大多数成果仍属于个体民族心理或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领域，如民族儿童心理特征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有关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可以说，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民族心理理论的研究，而对一些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遵循民族心理理论的指导；心理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个体民族心理现象和个体民族成员心理现象的探讨。这种状况的存在，虽然表明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同时也说明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内容方面存在着差异。如果双方不及时沟通，差异会逐渐扩大，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得不到有机地结合，民族心理学的发展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鉴。我国民族学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和具体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实地调查法，它是民族学研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所谓实地调查，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注：参见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它包括许多具体的调查方法，如观察与参与观察、个别访问、调查会、问卷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查法、定点跟踪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法等等。除此之外，跨文化比较研究法、历史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综合研究法、数理统计方法也成为民族学研究的方法。（注：参见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342页。）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民族学进行的心理研究问题来看，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一直束缚着研究者们的头脑，因此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学者也并非全部遵循民族学的实地调查法（亲自到民族地区体验和考察），即使有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者为本民族成员，但要研究本民族心理发展中的共同规律，不深入到本民族中间去，也很难得出客观和公正的结论，因为民族个体的心理现象千差万别。一般的学者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依靠文字资料，因此熊锡元先生倡导的使用实地调查法进行民族心理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要加强民族心理的调查与研究——〈民族心理调查与研究：基诺族〉序》，《民族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学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和其他心理学研究方法相同，即从选题开始，经过文献综述，形成假设；选择研究类型，对变量进行分类；选择被试，制订研究方案；收集和整理资料，得出结论；最后撰写科研报告。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一般采用非实验法，而非实验法又有五种具体方法，它们分别是调查法、测验法、实地考查法、历史研究法、地域比较法。（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心理学者使用这些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在个体民族成员心理和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对一些不良的民族心理进行了对策研究。但由于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理论方面内容很分散，很难从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总结某一民族或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发展规律。另外，民族学和心理学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有许多雷同之处，但由于双方很少交流和合作，致使许多重复的研究项目出现，改变这种状况已迫在眉睫。
三、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前景
民族心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的、交叉性的学科，尽管在定位、概念、内容及方法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随着各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各民族的心理研究将受到普遍关注，民族心理学研究前景光明。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已势在必行。属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畴的内容很多，我们目前所接受的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无一不与民族心理有关。例如，在处理两个民族关系问题时，如果不了解这两个特定民族的心理现象和心理特点，从而对他们的行为做出预测，就无法制定出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对策。笔者在甘宁青地区研究民族关系问题时经常看到民族干部不了解少数民族群众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而采取了不合时宜的方法，致使民族成员之间的纠纷上升为民族关系问题。（注：参见徐黎丽：《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发展趋势》，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又如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如果不考虑各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个性心理特征，即使这些政策能够帮助各个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他们也不会接受。在西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尽管从长远角度来看，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各民族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多子多福的心理特征，使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接受这一政策，因此执行难度较大。（注：参见郭正礼主编：《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疆民族关系的对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38页。）另外，诸如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均与民族的心理活动有关。因此民族学界要深入地进行民族研究，必须与心理学界建立广泛和长期的联系。从心理学界来说，尽管心理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日趋成熟，但民族心理学作为它的一个分支，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民族学界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实地调查材料和理论研究成果，均可以成为心理学工作者进行民族心理研究的素材，因此民族学和心理学携手研究民族心理问题势在必行。如果合作得当，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将结出累累硕果。
篇4
一、贵州省高校毕业生目前的就业现状
从大西部整体就业水平来看：中国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等十二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疆域辽阔，但大部分属于我国经济欠发达、需要加强开发的地区。2013年，西部高校毕业生数量高达176.08万，而贵州高校毕业生人数为9.6168万人，就业率为87.3%，乍一看贵州省高校的就业率颇高，较当年全国就业率平均水平高出近10个点，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得出，仅2013年贵州高校未就业人数就高达26000余人。加之前几年的遗留未就业人数，来年的就业形势仍然不容乐观。
从全省就业状况来看：全省的就业工作总体呈现“一稳、二法、三缓、四新、五服务”的特征，即就业形势基本稳定，“一法一条例”得到较好的贯彻落实，高校毕业生、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城镇就业困难人群的就业压力得到了较好的缓解，但“一大两难三突出”的特征仍然存在。
二、“未识别民族”――“穿青族”大学生的就业境遇
（1）贵州省高校近年来的蓬勃发展，招生范围的扩大，“未识别民族”学生进入学校学习，给高校的教学管理都带来了一系列全新的课题。贵州师范学院（以下简称“我校”）作为新建地方高等院校，其主要生源对象多来自贵州西南地区，其中贵州生源超过每年招生生源半数以上，其中以“穿青族”学生为代表的“未识别民族”群体身份认证问题在全校各个专业都有体现：①根据现存问题的产生，笔者对我校学生进行随机抽样调查，通过被调查的100名学生发放的问卷统计得出，拥有像“穿青族”一类的“未识别少数民族”群体占抽样群体的11%，数量庞大，但该群体学生普遍表示在日常的学习和集体事务办理时，民族身份难以界定；②该群体的民族文化具有浓厚的神秘色彩，但是民族文化在现代的学生群体中不能很好地得到发扬和认可；③在面对相关的少数民族扶持政策时，“未识别民族”显然处于一种尴尬地位，能否享受少数民族身份待遇多半依赖当地职能部门负责人员主观判断。
特别是近两年来，我校第一、二批全日制普通高校大学毕业生逐渐踏上社会，“未识别民族”学生群体的就业初现端倪：一方面，少数以“穿青族”为代表的“未识别民族”从各自的民族意识中，他们认为自己拥有自己的文化、语言、风俗习惯，同时也愿意传承自己的民族风俗，不愿意被汉族或者其他民族同化，后期会由于民族问题未明不能办理有效身份证，甚至有些因证件不全无法参加国家组织的相关资格考试，最终导致无法顺利就业；另一方面，多数的“未识别民族”在民族方面的特殊性使得他们不得不妥协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他们文化和待遇得不到充分的理解和享有，如许多“穿青族”学生在进入高校学习之后，只能将民族改为汉族而不能享受少数民族政策。
（2）据调查拥有这样“未识别民族”身份的“穿青族”学生在贵州省的各个高校都确实存在，且占全体学生总人数的比例不低于3.17%（民族大学除外），这样一个庞大的学生数字，这样一个庞大的不能“平等对待”的就业群体，对贵州省的高校就业工作是有一定影响的，而越来越多以“穿青族”学生为代表的“未识别民族”群体得到来使得这个问题的解决变得颇具必要性。
三、化被动为主动，抓机遇迎挑战
1.把握政策，产业兴“族”
首先，充分利用各方政策。现今，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关注热度一直呈上升趋势，大到国家中央，小到地区单位，民族政策的制定还是相对宽松的，随着《贵州省就业促进条例》的出台，以及国家少数民族骨干计划的推出，无论是否是“未识别民族”身份，都应该充分了解，积极准备，主动出击，趁势而起。
其次，正视自身民族特色，合理选择就业途径：“未识别民族”就是“特色民族”，“穿青族”就是“穿金族”。2013年来贵州考察时说：“要坚守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将来贵州可以生产‘空气罐头’”，这是奠定了贵州旅游文化城市的发展方向，同时也是贵州拓宽就业发展上的一条特色之路。在贵州大山深处的神秘的民族，正是贵州生态旅游文化发展道路上的瑰宝，特殊民族身份的高校学子在选择就业途径的同时应该着重选择富有自身民族特色的工作，创造民族特色文化旅游地，建立神秘未知民族风俗民情馆，同时带动地方食品、民族饰品等民族特色产业链的发展。
最后，走出大山看世界，走进大山促发展：弱国无外交，弱族识别难。无论是穿青、尔苏还是摩梭族人，他们被划归为“未识别民族”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共同存在的原因有一个，那就是“弱”，弱在人口稀少，弱在经济贫困，弱在科技落后，弱在文化缺失。一个人的富裕并不能带动一个民族的兴旺，要想“被识别”首要做的就是带动民族的共同发展，走出大山不易，走进大山更难。当一批高校的学子回到当地，通过自身努力带动起一个特色民族产业的兴起时，“被识别”不难，“就业”更不难。
2.“反哺”促建，特色富“族”
（1）“未识别民族”的成因就是因为该族群的可识性很少，人口、文化、饮食、风俗皆有待挖掘，“穿青族”作为贵州特有的民族之一，若能充分对该民族文化进行研究、挖掘及发展，对贵州省的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有着重要影响。
（2）发展特色经济文化是开拓贵州省就业渠道的有利途径之一。在贵 州这样工、农、服务都欠发达的地区而言，特色民族文化经济是发展的首选途径。以“穿青族”为代表的“未识别民族”高校毕业生既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又有先进的思想观念，既有蓬勃的服务热情又有扎实的知识功底，作为回乡“反哺”的不二人选，他们不仅能解决个人的就业，更能带动一大批的当地人群就业。
（3）“高校就业”和“特殊民族”作为两大当今热门话题，期间特殊人群遭遇特殊境遇更是引人深思。笔者从实际工作得出感悟，力求改善社会之中各矛盾关系，旨在促使贵州省就业工作真正做到“特殊民族特殊就业，充分解读政策需要；正视自身民族特色，发展本族文化产业；‘反哺’就业优势强大，链条产业劲头更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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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俗节庆中民族体育运动的文化内涵
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化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适应生存环境，且在生存环境中进行生产斗争而逐渐形成民族特有的文化积淀。民俗节庆是少数民族的文化瑰宝，不仅发挥着促进民族间文化交流的作用，而且还为民族文化传承创造了载体。少数民族在民族节庆中，多会开展体育活动，无论是生产类的节庆，还是宗教祭祀类的民族节庆，都与民族体育存在着必然的联系[1]。比如，纳西族、土家族的传统节日中，会举行各种体育赛事以作为节日庆祝活动，诸如飞石锁、打飞棒等等，而广为熟知的骑马、射箭等等则是许多少数民族在民俗节庆中必须要举行的体育活动。这些体育运动都是从最原始的狩猎活动中演化而来。水上少数民族体育运动传承至今，则是源于渔文化。比如，京族在民俗节庆中会开展游水捉鸭活动；苗族的独木舟、傣族的赛龙舟都会在传统的民族节日中举行；高山族在民族节庆中会举行顶壶竞走等等。由此可见，少数民族的体育运动在民俗节庆中展开，不仅仅是作为节日间的娱乐活动，更是将其作为民族文化。很显然，民族体育运动都与当地的生产活动存在着直接的关系。进入到商品经济时代，这些生产活动逐渐被技术更为先进且极具科技含量的工具来完成，于是，生产活动转化为体育活动[2]。比如，赫哲人的“狗拉雪橇”，西南独龙族人的溜索和天梯，原本早期是为了适应生存环境而使用的民族交通工具，现在已经成为一种运动项目，同时也将该种运动作为体育文化得以传承。
二、少数民族民俗节庆中民族体育运动的文化特征
（一）民族体育运动具有民族文化的传承性
少数民族的节庆往往会与民俗相融合，形成了特有的少数民族文化。少数民族体育就是民族节庆中的一道独居特色的文化风景。民族体育与社会意识存在着不解之缘，主要在于少数民族生存于特殊环境中，为了对自然现象有所控制而酝酿的各种行为方式成为了原始民族体育活动的萌芽。少数民族对于自然环境中的万事万物都赋予了精神色彩，如此而形成了信仰而扎根于意识深处。一些民族体育运动就源于这些信仰，因此会在民俗节庆中举行，代表着更深层次的文化涵义[3]。伴随着文体活动在各民族的节日中展开，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与民族的风土人情和道德规范相融合，成为了民族文化中一部分，由此而使得民族体育运动发挥着民族文化传承的作用。
（二）民族体育运动实现了人文互动
少数民族的生活环境决定了生活方式，他们要不断地与大自然搏斗，才能够生存下去。如果对少数民族的体育文化追根溯源，可以追溯到狩猎活动，这是古老的生存来源。少数民族的祖先采用这种方式解决生存问题，满足自己的物质生活。随着生存环境的稳定，也具备了改造自然的能力，使得这些古老的生活方式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习俗。民俗节庆是少数民族定期举办的活动，信仰色彩浓重，将体育运动融入到这种民族节庆活动中，不仅为节庆增添了喜悦气氛，对于民族祖先的生存方式也是一种尊重和怀念。民族体育运动作为文化符号，促进了民族体育和民俗文化的水融[4]。民族传统文化丰富多彩，将体育运动融入其中，民族文化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这种节日与体育活动的互动，使得民俗节庆的文化内涵更为丰富。
三、民俗节庆中民族体育运动的文化价值
节庆民俗中所开展的民族体育运动将各个民族的文化气息展示出来，其中所蕴含的丰富文化是不言而喻的。诸如，彝族在节庆中所举行的跳火绳运动、达斡尔族所举行的曲棍球运动、藏族的赛牦牛运动等等，都具有鲜明的民族体育文化特点，更是民族体育演变过程的诠释。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而言，少数民族体育的延续，融合了各种时代性因素，经过体育文化的积淀而形成了文化结构，民族性决定了民族体育文化的特有风格。目前中国社会处于文化大融合时期，同时也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正处于传承的关键时期，鉴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本质上与体育存在着趋同性，虽然其在显性上以体育运动的形式呈现，但是这种肢体活动是建立在教育文化的层次之上。特别是当民族体育运动被融入到民俗节庆活动中，就使得体育活动成为了文化的一种表达形式，也可以认为体育运动是以媒介的方式发挥教育功能[5]。
少数民族体育活动带有浓重的少数民族文化色彩，在民俗节庆中展开，与民俗文化活动产生互动效应，使得民俗节庆不再是单一的纪念性活动，而是更能够满足多种民族活动需求，使人们在维护民族文化的同时，还通过体育运动赋予了民族以更富于时代特点的新的涵义。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与民俗文化的融合，如果从民族的原生态的角度研究，其更具有民族文化传承的价值。
结论：
综上所述，少数民族节庆中的民族体育运动是民族社会文化的浓缩，特别是在现代的社会中，民族体育更能够体现人文性特征，在目前的多元文化中独树一帜，更为突出文化的传统型和传承性。在民族节庆中开展民族体育运用，是以节庆为载体传承体育文化的一种途径，以彰显民族价值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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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作者简介】 王宏涛，宁夏大学新华学院教师，信息与计算机科学系教学办主任，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在读博士，研究方向是民族学、高等教育管理;章治宁，宁夏大学讲师，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2013级博士，研究方向是民族史学理论及西夏历史与文化等。
【中图分类号】 G75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103（2015）01-0044-02
自古以来，我国都是一个多民族共居的国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各个民族已经实现了地位的平等，并且进一步实现了民族的团结与融合。在这种背景下，进一步提高少数民族教育的质量和效率，能够推动民族教育的发展，也能够进一步提高国民教育水平，并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基于此，本文立足于民族学视角，对少数民族教育问题进行若干研究，以期能够为相关人士提供有益参考，促进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并推动我国国民教育的进一步建设。
一、民族学视角下少数民族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1. 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不强
从实践调查的研究显示，我国部分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不强，导致其不愿意主动积极的配合教师的教学工作，不愿意在学习中付出足够的努力，最终使得少数民族教育得不到学生的配合，始终无法达到预期理想的效果。首先，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大部分少数民族的族群相对较小，其自身的知识文化水平并不高。在这种背景下，这部分少数民族对知识的重要性没有明确的概念，对学习也就没有足够高的认识。其次，我国大部分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少数民族家庭还不能承担相对高昂的教学费用。基于此，学生家长通常对学生的教育不够支持，而部分学生也从主观上认为学习是家庭的负担，也就不愿意主动积极的学习。最后，从宏观上说，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对落后，导致当地政府更加重视经济的发展，从主观上忽视教育的发展与建设，同时也没有充足的资金投入到教育领域。在这种背景下，少数民族教育得不到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也无法在当地起到有效的宣传作用。因此，少数民族居民的观念始终得不到改善，始终无法使其认真对待教育工作。可以说，少数民族教育始终难以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家庭的不支持，这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有极大关系。正因为经济和教育的欠发达，导致大部分少数民族家长不愿意支持学生的教育，导致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不强。
2. 辍学率较高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辍学率远高于汉族地区。简单地说，少数民族学生更容易在学习过程中放弃自己的学业，部分学生甚至没有接受完整的初中教育就走上了就业岗位。一方面，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相对落后，家庭难以承担较高的教育费用，只能让学生被迫放弃学业。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教育相对落后，办学的质量也相对较差。在这种背景下，部分少数民族学生看不到希望，从主观上产生自暴自弃的情绪，对学习失去信心，无法在学习的道路上坚持下去，最终只能半途放弃学业。
3. 教材的不合用
我国少数民族教育使用的教材并不适用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独特文化，也无法迎合少数民族学生的基础与能力。具体地说，我国中小学课程设置和教材内容一直以来都是由国家统一管理制定的，虽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有所改变，但现行的教材内容和课程设计适用于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小学，还存在诸多问题。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现行的教材内容和课程设计大多数是以发达地区和以主流文化――汉族文化为主，没有考虑到少数民族地区学生的实际情况，民族学生对有些脱离生活实际的课程内容难以理解。课程内容没有考虑到民族学生的学习接受能力，影响了教学效果，使得少数民族学生对课程和教材的学习兴趣不浓。其次是在实施双语教学的背景下，相当多的民族地区采用将汉语教材翻译为民族语言文字的教材教学，这样的教材不但受语言表达方式和翻译水平的影响难以保证质量，而且形式单调，内容陈旧，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教学效果，不能调动民族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教材更新速度慢，不能与时俱进，不受师生欢迎。在这种背景下，少数民族教育没有合适的教材进行有力支撑，进一步降低了教育的质量和效果，也降低了学生的学习信心，使大部分少数民族学生看不到学习的前途，而只能放弃学业走上工作岗位。
4. 教学资源的匮乏
从资源角度来说。少数民族教育相比于主流的交流而言，其拥有的教学资源明显更加匮乏，远远无法与城镇中学校所拥有的教学资源相比。首先，少数民族教育缺乏优秀的师资力量。因为经济的落后，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很难招收到优秀的教师，也就无法建设高质量的师资队伍。其次，教育经费短缺也一直是少数民族学校头疼的问题。虽然在我国教育不断发展的进程中，国家在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但这种措施无法从根本上改善少数民族地区学校经费短缺的问题。具体地说，少数民族地区学校难以配备完善的硬件设施，无法为学生提供更高质量的教学环境。最后，因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落后，当地政府无力为贫困学生承担学杂费，导致家庭困难的学生无法进入学校学习，使得教育公平的机制受到进一步挑战，也成为少数民族教育的一大问题。
二、解决少数民族教育问题的策略
1. 加大投入，转变认识
要解决少数民族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政府首先要做的是进一步加大财政的投入，要通过更强有力的宣传，使少数民族家庭和学生充分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意义。随着宣传工作的开展，少数民族家庭和学生才能够意识到自身思想的局限性，才会产生“知识改变命运”的观念。基于此，少数民族家庭才会更支持学生进入学校参加学习，而学生才会产生学习的动力和积极性，进而在教学中更加努力获得更大的成就。
2. 要因地制宜发展少数民族职业教育
为了进一步转变少数民族家庭以及学生的意识，政府应该充分发挥因地制宜的观念，要在特定的地区发展少数民族职业教育。换言之，政府应该通过因地制宜的职业教育，使少数民族学生能够成为被市场需求的优秀人才，切实解决少数民族学生的就业问题，将教育的成效突显出来。随着职业教育的普及与发展，少数民族家庭与学生才能够感受到学习的重要性，才能够进一步转变认识，从抵触到支持。这就需要政府充分考虑各个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发展情况，应该根据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需要制定职业教育的目标和专业，才能够培养被市场需求的应用型人才，显现出教育的巨大力量。
3. 对教材进行改革
同时，政府需要对少数民族教育现行的教材进行改革与创新。一方面，少数民族教育的教材应该具有民族语言的版本，特别是在中小学中，教材是否具有民族语言版本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具体地说，当前少数民族的教材往往是对汉族教材的直接翻译，这就导致部分教材在翻译过程中的表述不正确，使少数民族学生难以领会真实的意思，降低了教学的质量和效果。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教育的教材应该能够融入少数民族的文化与历史，要能够切合各个民族不同的历史背景，要在提高学生知识技能的同时进一步继承与宣扬少数民族历史和文化。换言之，少数民族使用的教材不但要包括现代的科学文化知识，还应该囊括各个少数民族独有的文化风俗、工艺等知识。这样的教材更能体现出少数民族教育的特色，也更能迎合学生的需求和兴趣，能够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与积极性。
4. 取得家庭教育的配合
要解决少数民族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达到切实提高少数民族教育质量的目的，少数民族学校就应该在不断提高教学质量的同时取得家庭教育的配合。从调查研究显示，少数民族教育成效不高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家长对学习的不重视和不支持，以及错误的家庭教育方式，使学生的学习主动积极性逐步降低，同时也降低了学生的学习效率。因此，少数民族学校应该加强与家长的沟通，要改变家长错误的观念，使教育得到家长的支持，为学生的学习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同时，家庭教育应该包括对学生家长的教育，要不断提高学生家长的素质和意识，使其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也要培养家长的家庭教育意识。
总的来说，少数民族教育关系到国民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也关系到民族的团结与融合。这就需要政府部分正确分析少数民族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促进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切实提高少数民族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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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少数民族文化产业融资问题突出
（一）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缺乏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发展主要依靠自筹以及少量的银行信贷，且信贷规模很低。据统计2013年少数民族文化产业信贷总额不到民族地区信贷总额的0.4%。少数民族文化产业从各级政府文化专项扶持资金中获得的资金总额和比例也远小于主流文化产业。目前资本市场上真正从事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的上市公司几乎没有，只有两家“旅游”与“丽江旅游”两家旅游公司，融资额度也很低。至于债券融资、文化产业基金、风险投资、外资投资、融资租赁、互联网金融等融资方式在少数民族文化产业融资活动踪迹难觅。
（二）少数民族文化企业融资差异性较大
少数民族文化产业中不同类型企业融资难易程度是不同的。从企业性质角度，国有企业、区域垄断企业、事业单位等具有“公有”性质的企业融资渠道更多，融资额度大；而民营企业融资渠道狭隘，获得融资数额很小。从企业规模分析，在我国无论是政府扶持资金，还是银行、资本市场、风险基金等金融机构，都更偏好支持大型企业。少数民族文化企业90%以上都是中小民营企业，很难获得融资机构青睐。
（三）少数民族文化产业融资成本普遍较高
少数民族文化产业80%的融资来源于信贷，据估计贷款利率比基准利率普遍高10到20%左右，企业还要承担除利息外的融资交易费用，如资本管理费、财务顾问费、审计费、抵押评估费、担保金等，核算下来目前少数民族文化产业融资成本年化利率高达13%至15%，其中利息费用占总融资成本的60%至70%，融资交易费用占30%至40%。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平均的融资成本要高于目前平均利润率，因此很难依靠长期融资来推动产业发展。
二、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产业融资问题分析
(一)产业高风险特性导致融资能力较弱
少数民族文化产品与服务的生产过程具有高风险特性，经营收益很不稳定。文化产品研发过程是人的思维创作过程，主观性较强，生产过程很难统一控制，产品质量波动相对较大。少数民族文化产品属于非生存必需的小众文化产品，其需求受市场口味、经济形式、政府政策、推广渠道等多种不确定因素影响，销量很不稳定。少数民族文化产品投入成本较高，而消费成本与复制成本较低，很可能因为盗版、仿制等问题导预期产业投资的预期收益大幅降低。除了经营风险较大外，少数民族文化企业轻资产较多，以民族元素为内容资产价值很难评估，而可抵押的有形资产较少，担保能力相对较差，这都使产业吸引外部资金能力不足。
（二）薄弱的产业基础造成融资途径狭窄
少数民族文化企业规模普遍较小，治理程度低，财务管理制度不完善，经营效益差，自筹资金能力很弱。从产业整体发展程度分析，产业盈利模式还不成熟，企业大都分散经营，缺少龙头企业，产业流程较短，产品附加值低，类型雷同，产业内部大量企业无序竞争，没有知名品牌，产业间缺乏联系，依存度很低，无法形成产业集群，对民族地区经济辐射性推动不足。弱小的企业实力、较低的产业化水平，导致少数民族文化企业很难利用现有的融资渠道。
（三）落后的金融发展水平阻碍产业融资效果
少数民族地区的金融体系发育迟缓，很不完善，主要表现在金融机构种类、数量较少，区域分布不均。在民族地区，产业融资高度依赖政策性融资、大型国有股份银行、农村合作性质银行、信用社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社会直接融资的比重很低，资本市场几乎不发挥作用，股权与债权融资效率低下；产业基金、信托、保险、融资租赁、互联网等金融组织稀缺；融资中介与服务组织严重不足。此外，现有金融机构发展也很滞后，金融人员素质较低、设备技术不足。落后的金融环境直接阻碍了产业融资效果。
(四)融资政策难以支持与保障产业融资
民族地区基层政府对于文化产业融资重要性认知不足，重视程度不够，少数民族文化企业融资政策制定与执行体系很不完善。首先，基层具体融资扶持政策稀少，缺乏差异化的融资扶持措施，中央精神难以落实；其次，现有的融资政策在扶持对象，条件、覆盖范围、扶持内容、实施方法等方面都存在与实际脱节的现象，其合理性有待改进。再次，少数民族文化产业政策执行效果差，存在资金投入不足，政策宣传力度小，资金分配与使用机制混乱，资金投入效率低等各种问题。
三、促进少数民族文化产业融资优化的对策
（一）增强产业对融资的吸引力
政府合理规划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产业发展，既要打造区域内的核心企业和特色企业，又要因地制宜培养大量“小、精、尖”文化企业，提高企业内部管理水平。重点支持具有区域资源优势的产业，构建完整的文化产业链条和一定规模的产业集群，初步形成具有本区域民族特色并具有一定竞争力的民族品牌。
(二)创新产业融资渠道与方式
借鉴东部发达地区新型信贷产品，引入或者创新适合少数民族文化产品与服务的信贷产品，因地制宜的采用知识产权质押、预期收入质押、融资租赁贷款、小企业集合贷款、产业链集合贷款等多种贷款模式来支持不同的类型、行业的文化企业。加大资本市场对少数民族文化企业的支持力度，支持有条件的企业通过创业板、新三板、企业债券融资。引入资产证券化、风险投资、众筹、产业基金等新型融资方式。
(三)增强对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的政策支持
政府应根据民族地区文化资源、金融资源以及企业发展情况，出台一系列具体的、可操作性强的少数民族文化产业融资支持政策。政策重点是落实中央文化支持精神，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降低非公资本进入门槛，形成多元化的投资主体。要以政府为主导打造民族地区文化产业融资服务平台，实现区域内融资政策咨询、扶持资金申请、企业信息与融资需求信息共享，文化产权交易等多种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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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一、内地高校少数民族学生适应性研究
（一）调查目的和方法
1.研究目的和意义。一方面，内地高校少数民族学生适应性情况是不断加强高校思政工作的必然要求，有助于更好的丰富大学生思政教育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打造高素质高水准的少数民族人才队伍维持少数民族地区安定团结的重要基础。
2.研究方法。主要采用开放式问卷调查的方法，涉及学习适应性、心理适应性和人际交往适应性三个方面。调研自9月12日开始收集至9月26日止，共收回样本218份，有效样本215份，包含15个少数民族，其中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占大部分，另有乌孜别克族、柯尔克孜族等民族学生参与问卷，涉及26所大学，本科在读学生占99.07%，专科学生占0.93%，性别比例为男性33.49%，女性66.51%，来自城市的有39.53%，来自乡村的有60.47%；家庭条件优越的占1.4%，困难的占38.14%；大学所在地是东南沿海的占54.88%，在西南地区的占44.19%，东北地区的占0.93%。
（二）调研结果分析
1.样本整体趋同性和个体差异性相伴。
少数民族学生群体适应性情况普遍不容乐观，适应性呈整体趋同性；同时，不同院校的少数民族学生也存在适应性方面的差异，就读高校的层次和来内地求学时间长短的不同也是造成适应性差异的一项原因。
2.样本群体带有明显的民族特色，有着强烈的民族诉求。
少数民族学生对于民族地区的宣传、民族文化的传承、民族L俗的尊重有着较强烈的心理需要，对于开设民族课程、改善民族食堂、提供民族学生展示平台等有着现实的诉求。
3.样本有着强烈的上进意识，政治上敏锐，重视个人发展。
超过半数的少数民族学生都有强烈的入党意愿，并对当前的学习状态有着忧患意识，积极寻求参与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去，对未来发展有着长远的打算。
（三）归因分析
1.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文化差异是导致适应性问题的最根本原因。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产生的文化差异必然的带来文化的冲击，少数民族学生进入内地高校学习后，要尝试接收内地高校的主流价值和文化，难免和长期以来从母体文化中吸收的价值和文化产生冲突。
2.近年少数民族地区和内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是深层次原因。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大多是自然经济低水平简单再生产循环，基础资源和基础设施缺乏，制约教育发展速度和教学方式的改革，阻碍了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的发展，也阻碍了少数民族地区人才的培养和开发。
3.民族地区的不稳定是影响适应性的重要原因。
纷繁复杂的民族问题在我国已经由来已久，民族关系的和谐与否也影响着在内地高校就读的少数民族学生的心理状态。随着多媒体和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上歪曲和夸大民族地区现实情况，往往造成民族学生更强的防备和敌意。
二、增强高等教育教育的包容性：重视多元文化教育模式的树立
起源于美国的多元文化教育理念是指在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共存的国家和社会背景下，各民族文化能够平等和自由的发展，以丰富整个国家的文化教育资源，保持民族文化繁荣发展。树立广阔的文化视角和包容的文化情感，对提高少数民族学生对于跨文化的学习生活的适应性有着重要意义。
（一）加深多元共生的理解，辩证看待“一元”与“多元”的民族关系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关系“一元”与“多元”辩证统一，我们是华夏民族的一元整体，又是多个具体民族的多元单元，我们是汉族一元的主导和各少数民族的多元共享，增强高等教育的包容性需要正确看待我国民族关系的差异性和共同性，立足当前和长远，用更包容的民族概念理解一元与多元的和谐共生。
（二）从思政教育整体目标出发，不断增强多元文化教育能力
思政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有着基础性和保障性的重要作用，对国外成熟的教育理念，我国思政教育模式应有包容和借鉴之意，思政教师要有多元化的工作思路，充分考虑文化差异，多方面的发展学生的认知、情感和修养，为学生营造平等充满活力的学校多元文化氛围，创造条件和加强引导培养学生的多元文化意识，更好的传承民族文化。
（三）教育现代化和民族化结合，切实加强多元文化课程设计和教学
多元文化课程是提高跨文化适应性的有力保障。内地高校少数民族学生的教育必须同时满足现代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变革和民族化发展的双重标准，一方面，通过现代高校专业的教育和培养，培育少数民族学生与主流文化对话和接轨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避免在将来的社会竞争中被隔离和边缘化②；另一方面，尊重和保护民族文化，加强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通过对民族文化的创新和加工，重新演绎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少数民族文化内容。
（四）建立科学合理的多元文化评价体系
多元文化教育模式的顺利实施需要切实可行的目标和评价体系，从根本上调整当下教育评价思想，破除长期以来对少数民族学生群体的种种偏见和刻板印象，摒弃传统的文化教育中存在着测评的局限，教育工作者应该深刻思考、重新测定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学生学习能力和认知水平的评价方法，评价体系要既能评价绝大部分学生的认知情况，更要能让学生用多元文化的视角得到合理的评判，来促进多元文化教育理念的完整性。
多元文化教育理念的传播担负着多元文化普及和传播的使命，是我国现代教育应有之义，只有多元文化的教育理念真正的融入我国教育体系各个环节当中，才能有效的促进多民族文化和谐共生，才能培养出真正有用武之地的现代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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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一、少数民族区域科技政策的主要问题
少数民族的科技发展长期落后于其它地区，影响了国家整体科技水平的上升。而科技创新能力的高低与科技创新意识、科技资金的投入、科技人才的培养、科技发展制度的运行机制等都有很大的关系，即少数民族地区科技发展的落后，主要体现在这四个方面。
（一）科技创新意识的薄弱
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位于我国内陆，由于地理环境的制约，严重的影响了少数民族地区与外部的交流。而少数民族地区自身的文化倾向和社会习俗均有别于发达地区，这使得本来就地处落后地区的少数民族在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上、创新的意识上都得不到良好的改观，而这一点和科技的发展需要有超前意识的思想是柑障的。
（二）科技资金投入的缺乏
科技资金的投入，是保障科技可持续发展的“血液”，没有了科技资金，科技研究就没有了动力之源。长期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区域由于自身的经济基础薄弱，加上国家对地区科技发展支持又不足，缺乏足够的资金投入，科技发展速度至今落后于全国的步伐。以科技研究与开发经费投入为例，如下表1所示，从2005年到2010年，全国R&D经费支出以每年几乎百分之二十几的速度增长，而少数民族地区的增长速度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如表2和表3所示，少数民族各省份每年的经费支出也不足100亿元，占全国科技R&D经费相当低的比例。相比于发达省份的经费支出，如京、沪、浙等地区的经费支出，少数民族地区的支出不仅数量上差距很大，即使在比例上也明显落后于发达地区。相比于西部省份的陕西，在资金投入上也远远落后。从中不难看出，少数民族地区的经费投入远远不够，是需要得到明显改善的地方。
（三）科技人才的大量流失
科技人才是科技发展的“第一资源”，没有人才做为保障，发展科技便无从谈起。少数民族地区人才不足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才存量不足，少数民族区域由于地方高等院校数量少、分布不均衡等特点，致使科技人才的数量难以满足当地的需要，同时，在外省培养的人才，不愿意回到本地区工作，造成本地区的人才流失。根据国家科技部统计公报显示，到2010年，五个少数民族省份总共有科技人员8，09万人，只占全国科技人员的3，17%。二是专业结构、行业分布不均，少数民族的科技人员大部分留在了高校和政府，只有少数人才留在了企业。正是这两方面的因素，导致了少数民族区域科技人才的供不应求。
（四）科技发展机制的滞后
科技发展机制是与科技发展有关的各方面因素互相作用构成一定的结构及其运行方式，是科技发展的内在机理。少数民族地区由于本身经济发展水平低、政府政策与法律等还不完善、高等院校的数量少等因素的影响，科技投入机制、科技管理机制、科技评审机制等运行不通畅，相互作用因素构成的科技结构组织比较松散；同时，民族地区科技创新意识比较薄弱，在科技发展机制上表现为科技发展缺乏动力源，造成科技发展机制并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相比于其他区域，少数民族地区还是相对比较落后的。
二、少数民族科技发展的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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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群中，节日文化研究是其内容构成的基本事项。在众多的节日中，选取具有浓郁中国传统文化特色、最具代表性的传统年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四大节日进行关注，考查中州民族在这些传统节日中的特色传统体育文化活动，挖掘中州区域特色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探寻中州区域特色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特征。
结合、参考本人《年节视阈下中州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一文，本研究的中州特色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指河南区域内发生、发展、延传的特色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二、春节期间中州特色民族传统体育现象及特性
（一）社火
春节期间，中州多地都有由民间的文化组织―“社”、“会”组办的诸如高跷、龙灯、耍大头和尚等多种喜庆活动，俗称“社火”。较有特色的社火有，灵宝东西常骂社火、浚县社火、陕县大营社火等，其中灵宝的东西常骂社火特色鲜明。
灵宝东西常骂社火是豫西灵宝市阳平镇春节期间开展的年节传统体育文化娱乐活动，颇具豫西地方特色。骂社火，当地民间谓之，由于统治阶级不怕人民哭，而怕人民笑，所以广大的劳动人民创造了这种诙谐幽默、滑稽取笑的表现形式，以讽刺手法表达对统治阶级的不满。灵宝东西常骂社火是一边踩着高跷，一边骂，它把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才能与传统体育活动巧妙的结合在一起，既有肢体语言，又有口头语言。现今的骂社火吸纳、采用了现代声、光、电技术，手持麦克、脚踩高跷进行对“骂”。东西常“骂”社火这一独特表演形式，代代相传，并不断创新，容大雅大俗一体，美丑尽显，寓教于乐，对百姓起到警示教育作用，对转变社会风气，弘扬农村正气，提升村民素质，促进社会和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实现以叫骂促和谐，以竞争促发展之目的。
灵宝东西常骂社火这一特色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活动表现出节令性、集体性、智慧性、娱乐性、健身性、技巧性、区域延传性以及创新发展性等。同时由于该文化活动在肢体活动上重技巧轻力量，因而有女性的参与，是中州众多特色传统体育文化活动中少有的有女性参与的文化活动。
（二）舞火龙
中华民族是龙的子孙，信仰龙图腾。因此，各种与龙有关的事项异彩纷呈，绵延传承，具有吉祥寓意。春节期间，中州各地都有舞龙灯活动，且器具、舞灯方式不尽相同。研究发现，河南孟州的“舞火龙”是传统年节中颇具特色的又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现象。
“火龙舞”起源于焦作孟州槐树乡龙台村。该村地理位置特殊，是孟州的制高点五龙庙所在地。龙台村的火龙造型奇特，龙头极像麒麟，十分罕见。这里延传着用“火龙舞”纪念火龙为民除害的极其生动的民间传说。材料显示，火龙舞经过了数千年的历史演变，至今仍深受当地群众欢迎。每年正月十五期间，龙台村的“火龙舞”都要在当地演出，该活动有锣鼓和螺号伴奏，场面热烈、喜庆、蔚为壮观，在豫西地区有“天下火龙一绝”之称。“火龙舞”与常见的舞龙有很大区别，一方面，其表演工具的制作具有很高的遗产价值，另一方面，该活动是典型的民间祭祀风俗、舞蹈、文化遗存，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孟州舞火龙这一特色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活动表现出声势浩大的集体性，同时表现出文化活动的生产性、力量性、节令性、健身性、娱乐性，融图腾崇拜、祭祀风俗以及阵舞于一体的文化遗产特性等。
（三）焰火
考查发现，中州地区近年来的元宵灯会、闹灯等文化活动表现出传统与现代并存的现象，一方面，传统的灯具制作、展示方式仍在延续；另一方面，结合现代科学技术制作的灯具、展示方式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并表现出随科技的发展而不断改革、创新的态势。河南旧时民间的大型焰火会，其是“点老杆”，即在搭设的高杆上用烟花表现各种民间故事。这里作为特色文化现象进行关注的是豫南确山的“打铁花”。与其他基本使用以火药为原料制成的“礼花炮”进行燃放焰火不同，确山的“礼花”是以“铁水”为原料，通过人工的“浇”、“打”而成的，被誉为“民间焰火之最”。
资料显示，确山打铁花起源于北宋，鼎盛于明清，在民间延传，至今。该活动对场地的高度和宽度有一定的要求。具有“出花”作用的棚或墙的高度一般要求有丈余高，称为“花棚”或“花墙”，在“花棚”或“花墙”顶部铺以树枝，树枝上根据活动需要绑上各种烟花、鞭炮等。打铁花的原料是用铁融化成的铁汁。打铁花时，先把铁汁注入打花工具―“铲”或“棒”，打花者需要手持“铲”或“棒”快速跑至“花棚”或“花墙”前，将铁汁浇向“花棚”或“花墙”，铁汁遇到“花棚”或“花墙”上的柳枝立刻迸散开来，形成铁花，铁花又点燃棚上的烟花、鞭炮。整个活动场面既有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又有震耳发聩的听觉冲击。活动人数一般几到十几人不限。
确山打铁花作为河南民间传统焰火，2008年获批“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传统文化活动融入了豫南地区的民间信仰、民间舞蹈、民间音乐等生活内容，文化内涵丰富，表现出河南人民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性格和朴实、智慧，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价值理念。也正是由于这一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文化内涵，使得其在历史发展中能够在年节及喜庆等活动中传承、绵延于今，是年节中最赋特色的中州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现象。
确山打铁花这一特色传统体育文化活动表现出浓郁的生产性、智慧性，同时表现出区域延传性以及创新发展性，还表现出文化活动的节令性、技巧性、健身性、娱乐性，融民间信仰、舞蹈、音乐为一体的文化遗产特性等。
（四）跑帷子
跑帷子是豫北安阳汤阴县人民在元宵节期间举行的大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活动。跑帷子萌芽于春秋战国时期，是一种大型、多人集体进行的技艺。从现有的资料看，该活动既有类似于舞中幡的器械以及活动方式的要求，又有类似舞武排兵布阵―阵形的要求，同时兼聚两者集体性的特征―活动一般需要几十至二、三百人左右参加，并配以音乐。该活动有特殊的步法要求―独特的舞步；活动器具―帷，是一种两米多长的木杆，在杆的顶部即帷头或称帷帽，根据需要绑以灯火、龙头、彩带及铜铃，还有的在帷头上绑以十二属相的画面。
考查显示，该传统文化活动仅存于河南省汤阴县古贤、白营两个乡。2008年获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传说该活动源于古代战争，这样它就具有古代军队训练士卒时舞武的性质和作用。经过后世的发展、演变，当今人们在跑帷子时，通常舞前以“龙头”开道，舞后以“凤尾”告终，演练过程中舞者持帷子跑动变化呈现出各种阵形、图形―阵图，迎合、体现了汉民族 “龙飞凤舞”、“龙凤呈祥”，热烈隆重的文化需求和文化心理，是传统年节中颇具汉民族文化特色的河南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现象。
汤阴跑帷子这一特色传统体育文化活动表现出宏大的集体性特性，同时表现出生产性、生活性、节令性、娱乐性、健身性，还表现出区域延传性，融民间信仰、舞蹈、音乐于一体的文化遗产特性等。该文化活动重布阵轻体力且参与人员众多，因而现今活动有女性参与，是中州众多特色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活动中少有的有女性参与的文化活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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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生于原始宗教的云南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有这样一句话“：神是游戏的恋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游戏与神的关系非常密切，很多项目都是为了娱乐神灵才出现的，这句非常准确地描述了体育与宗教的关系。云南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也是伴随着宗教活动而发展和形成的。在云南省少数民族的传统生活中，每逢重大节日或庆典都要举行相关的祭祀活动，这些活动开始于少数民族先民，由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不高，人们对大自然的认识不够充分，对打雷、森林大火、洪涝灾害这些自然显现充满了畏惧，在人们的心中了神灵的存在。为了能让神灵保佑自己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少数民族先民们就形成了独特的祭祀活动，来娱乐神灵，求得神佑的庇护。在这一背景下，少数民族先民们创造了很多具有很大难度和观赏价值的传统体育项目。如荡磨秋、响铃舞、爬油杆、虎舞、摔跤、斗牛等活动，都是云南少数民族人们在生活中与相结合的产物。此外，在云南少数民族中还有很多民间神话传说，也包括文物史料都表明，某些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形成与发展都与本民族的有直接的关系，这种关系还比较密切。例如云南黑彝他们居住在昆明西山区的谷律一带，到了正月十五的时候就举行祭祀仪式，这一祭祀仪式主要是祭星辰又称祭秋架，在这个时间，村里杀一头猪，然后给每家每户都分的一份，回家后煮熟了，要与酒一起，等月亮升起的时候，放到秋架下祭供，焚香磕头，感谢神灵。祭奠完成后，人们就要踏上秋千进行荡秋，这一活动与云南省彝族先民们对星辰的崇拜有关。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人民对自然现象的认识更加的准确，对神灵的依附心理不见淡薄，现在很多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已经拜托了宗教的神秘色彩，成为一种独特的体育文化现象。
3古代军事战争催生了云南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云南少数民族在其发展历程中也难免要经历战争，彝文典籍《西南彝志》就是一部记载彝族分支部落间相互倾轧和抵御外族进犯的流满刀光剑影的血泪史。彝族自命为虎族，“强悍”“、武勇”“、善战”是彝族人共同的心理品质。云南彝族村寨多在茂密的森林的，在打仗之前，也会有一个相应的祭祀仪式，来保佑族人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打仗获得了胜利，战后，还要举行一个隆重的仪式，来感谢神灵的庇护。在这祭祀仪式上的很多是用身体语言来表达，最后就形成了彝族传统体育项目。与此同时，战争需要必要的队列、布阵等手段，还必须经常的参加格斗，掌握技击的本领，在云南少数民族人们的积极创造下，通过不断完善，逐步形成了，少数民族摔跤、马术、射箭、武术等项目，经过时间的发展，这些带有浓重军事色彩的项目，逐渐成为云南省少数民族人民喜闻乐见的传统体育项目。云南少数民族人民非常重视跟军事有关的技艺，并且有意识、有目的的进行相关的训练与教育，这就使得云南少数民族人民对跟军事有关的运动项目得以传承，为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起到的很重要的作用，时至今日，很多原本跟军事有关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已经更多的体现的是它的表演功能，原本的军事功能已经退化，这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来源于军事的事实是不可磨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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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室内设计与民族文化
面对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现代室内设计呈现出个性化、人性化和多样化的发展趋势，文化全球化促使英式风格、美式风格、意大利风格及非洲文化等国外设计风格、外来文化在国内室内设计中的流行。如今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生活方式愈来愈多地吸收着外来影响，现代化运动强调了共性但忽略了民族文化的特殊性。面对室内设计风格多样化、现代化的发展现状，民族文化在室内设计中的创新性运用是中国室内设计发展的必然诉求。
室内设计通过科学技术手段和建筑美学原理，创造了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需求的室内环境，既能满足人们对空间的功能要求，有反应了一定的历史文脉、民族文化等精神因素。民族文化在室内设计中的创新性运用是在满足室内空间的使用功能基础上，对空间文化、氛围的制造，对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在室内设计中的创新运用可以从传统文化、配色、造型、结构等方面入手，室内空间界面装饰、软装陈设等对民族元素的运用须结合空间的功能性质、使用者心理需求、审美要求入手。
二、中国文化元素在室内设计中的借鉴与运用
一部优秀的室内设计作品应该是在充分地吮吸民族文化元素之中创造出来的。它必须不断地汲取民族传统文化元素，将传统文化元素与室内设计相融合。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结合现代文化特征和其他艺术形式的特点创造出符合本民族审美意识和审美理念要求的、具有中国特色艺术风格的室内设计才是真正的优秀作品。
（一）文化元素的借鉴
我国的民族文化凝聚了几千年的智慧与精华的结晶，在五千年的历史洗礼中始终闪烁着自己的光芒。它博大精深，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艺术源泉。室内设计对其借鉴有如下几种表现：
1.整体环境的和谐统一。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天、地、人”自然融和是儒家和道家的哲学思想，他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理解为融合一致、顺其自然的关系，这正是室内设计审美意识的根源。
2.室内设计中环境与空间的分割。道家和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它的等级严格和层次分明的哲学观点在室内设计中得到了运用。环境与空间分割布局是中国文化元素在室内设计中的具体表现。作为人们活动的室内场所，体现的等级就是要重视空间分割的规范化。文化元素的“中规中矩”“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的哲学思想，为室内设计提供了重要的艺术借鉴。
3.象征意义的借鉴。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在中国文化元素中，如：梅、兰、竹、菊、木雕、瓷器等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代表着高风亮节、清廉正直的人品和作风。室内设计使用这类代表典型的文化意向的植物，表现了人们对于这种高洁品质的追求。
（二）文化元素的运用
民族元素涵盖的意义十分丰富，中国传统的儒、道、禅思想精神的符号，传递着一种文化理念和哲学思想。它包括各种不同的引申意义和意向寄托，如数字、图形、文字、色彩等等。这些文化元素是人们对劳动的总结，是对美好的向往。
1.数字上的运用。中国民族文化中对于数字以及图形都有自身的理解，通常都习惯趋吉避凶。室内设计对于有不吉利的物体、数字、形象等要避免或谨慎采用。应该多采用吉利的数字和图像。例如房间设计，中国人讲究数字的寓意，认为“九”为尊贵、“八”为发财、“六”为顺利、“四”与“死”字谐音等等。现代设计应该巧妙运用这些技巧，趋利避害，并进行延伸，满足人们心理诉求。
2.色彩与光处理上的运用。在中国民文化中对于热烈积极的色彩采用得比较多，这也是一种民族传统文化元素热烈向上的精神传达。辉煌的颜色彰显贵气与典雅，浅素色显示出心灵的恬淡。室内设计应该重视色彩与文化元素的融合，因为色彩能通过视觉作用于心理，不仅包括情绪还包括情感，甚至行为。色彩的组合和分配要反映室内设计所包含的文化意义，即传统文化元素的情调与意境。
3.空间与环境处理上的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思想“天人合一”，提倡人与自然相辅相成、和谐统一。现代室内设计应该运用这一文化元素使设计得到升华。人们在紧张的都市生活中，回到室内，渴望精神放松，追求和谐共存的环境。如增设适当国画和盆景，以及古色古香鸟笼莺鹊等，就能让人们在充分享受自然天乐与室内温馨的融合之美的同时，在民族传统文化元素中深深陶醉，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现代室内设计也因此而充满活力。
三、结语
总的来说，传统文化思想的思维方式已根植于我们文化创造的意识中，它蕴含着中华民族共同的伦理观，人生观，价值观。它是中国各民族文化继承和创新必须遵循的内在规律。当一种传统的继承和当代背景相结合时，就不只是简单的继承了，它是历史文化的再发展，是传统文化的现代的演绎，对于中国室内设计来说就是中国室内设计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