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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文学是指盛行于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是保守的封建势力和新兴的资产阶级价值观之间的一次巨大的冲撞。启蒙文学的特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具有鲜明的倾向性和教诲性；2、具有民主性，提出为第三等级的文学地位而斗争；3、注重运用人民的语言和人民乐于接受的文学形式。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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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四川为什么会出现文学期刊繁荣乃至一时成了全国文艺的中心？梳理起来，就会发现一个鲜活的事实，因战争原因，大城市北平、上海纷纷成为日本军攻击的重要城市，大批文艺工作者逼迫离开，来到四川重庆，期刊也被迫迁往重庆。于是，重庆的文艺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地迅速增长起来。如：《文艺月报》、《文艺先锋》、《文艺阵地》、《文艺青年》、《文学》、《文学月报》等。四川重庆成为临时的文化中心。随着作家迁徙，文艺组织、刊物、高校也同时从上海、北京两地向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迁移。标志重庆在40年代开始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的中心。
二、现代四川期刊在抗战文学与时代潮流中漫游
抗战以后的重庆，文学期刊的启蒙被救亡的主题压倒。无论是诗歌、小说还是戏剧、报告文学皆进行抗日的宣传。还对抗战文艺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探讨。整个抗战文艺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
1.自由宽松的独特审美。时期，形成了独特的“渝派文学”特质。“‘渝派文学’正由于其生存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而显示出与前两个十年所不同的审美取向和风格特征。作家自身经历着凄惨苦难的生活，往往对笔下人物的不幸遭遇注入无限的悲悯。‘悲’到让人透心凉，作品也尽显‘悲凉’的美学风格。对人的现实生存的关注，作品所体现出的悲悯人道情怀和悲凉美学风格，正是渝派文学独特的审美取向和创作风格”。集中展示了中国20世纪文学的实绩和成就。作家们满怀深沉真挚的爱，以文人的自由，去表现认定的独特的审美选择。在作品中捕捉并传达那些最感人心灵的悲愤情绪，构成底蕴深厚的抗战文艺，成为当时文化的载体和民族心理探析的杰作。
2.“救亡”与“启蒙”是时代主题。“五四”时期，文学启蒙的目的“重在国民性的改造，从而最后改变中国的政局和社会面貌，这恰好说明它仍未脱离‘以天下为己任’的愤世忧国的文化传统；相反，倒是在更深刻的悖论中显现了文学启蒙中现代化主题的内在复杂性和现代性”。“五四”文学革命乃至抗战爆发前的各种文学思潮，着重强调的是文学与社会改造的密切联系，文学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想启蒙作用。尤其关注个人生存的“危机”，文学启蒙的对象集中于下层社会，把唤起大多数下层人民的觉醒作为文学的基本任务。依然保持着改造国民灵魂的内涵。而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作为国统区的重庆，因期刊纷纷迁至此，再加之大批作家流亡到此，故四川期刊文学发生了重要变革，肩负起民族救亡和民众启蒙的双重使命。当时的一些文学期刊形式多样，呈现出特定历史时期文学想惊醒沉睡的国人的巨大冲击力。文章的标题，常直奔主题，作者想通过血和泪的书写，参军抗战的精神讴歌，传达出一种不屈的中国魂。这些文字以通俗化的语言对抗战进行了宣传，起到了启蒙和民族救亡的双重使命。抗战文化与现代启蒙文化构成了四川期刊文学的空间，这是中国“救亡”与“启蒙”大时代主题的映现。重庆抗战文学的重要成就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把救亡与启蒙结合在一起，继承“五四”传统，发扬光大。
3.抗战情结的抒写。现代四川期刊因表现抗战文学而独树一帜，呈现出鲜明的时代色彩，作家们努力开掘的抗战人物和故事所蕴藏的思想内涵，向读者传达一种感奋的力量，其爱国的情结引发共鸣，反映出那个特定时代社会的根本精神和文化风貌，从而获得独立的美学品格。有关、有关民族精神的题材就构成了现代四川期刊抗战文学的主要部分。
现代四川期刊与抗战文学情结，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最辉煌的一页，谱写了时代的最强音，实现了特定历史时期四川期刊文学审美创造价值，高扬了爱国精神和民族情怀。
[本论文是四川省教育厅重点项目“启蒙、救亡与民族关系――现代四川文学与期刊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为：07Sd1103)。]
参考文献：
[1]司马长：《中国新文学史》(下卷)，香港昭明出版社，19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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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蛮性”书写备受人们关注，基于作家的经历、创作思想和思想资源各不相同，同时，加上环境和文学语境的不断变化，创作出来的作品也各具特色，内涵复杂多样，不仅是对启蒙和救亡的诉求及焦虑，还承载着作家对人和社会的乌托邦理想，为作家们提供特殊的现代性审美价值及体验，并且能进一步探索人性和人的深层次心理状况。
1、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类型及特点
1.1植根乡土—书写“蛮性”之美
在中国新文学开始时，乡土农村就出现蛮性这一特征，作家对故乡和农村的风俗习惯用批判的眼光进行审视，并揭示和批判农村的蛮荒愚昧及落后。早在乡土文学第一个十年时期就出现了“蛮性”书写作品，但数量不多，且立意和宗旨同乡土小说较为相似。研究显示，值得人们关注的是“蛮性”作品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其中，东北和西南为两个浓墨重彩的版块。不管作家是东北的还是西南的，其笔下的地域不仅为故事的发生地，同时，还为作品提供复杂的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作品的感染性及可读性。且作家能通过特定地域，让人们认识蛮性和人性理论，合理的批判道德等，最后将“蛮性”的生存及生命价值发挥得淋漓尽致。
1.2触碰心灵—对个体解放的意义
研究显示，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不仅是表现中国农村边远地区的野蛮生存状况及原始旺盛的生命力，还希望通过书写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来窥探人性及心灵深处的隐私，便于很好地理解人性内涵，观照人生存困境的诗性和质询人为解放自身的途径方法。说到蛮性的这个特点，很多作家便会提高先生的《雷雨》，该作品为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最高成就。事实上，先生的创作也很好地将关于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事实折射出来，该事实为“蛮性”书写的大量出现同当时政治文化之间具有直接关系，在发展中受到政治、传统和地域文化的影响，其中影响较为严重的为政治、地域文化，其对大多数作品艺术风貌和思想水准起到决定作用。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潮流前一些成就比较高的作品，试图超于潮流，他们不仅辨析整合伦理，不依赖于抒写特定地域风情，同时，还用一定方法碰触人性深处，寻找“蛮性”的无限可能，最终摆脱概念束缚。
1.3转向革命—“蛮性”的升华及纯化
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部分作家的眼光便转向乡土中国的蛮荒，在人们生存的蛮荒中具有一定的力量之美，但没有人能明确这股力量的来龙去脉。直至20年代中后期，人们发现蛮性同乡土联系暂时被分割。“蛮性”为一种让人们在受到迫害或是不公时自发发出的殊死反抗力量，该种力量已经被纳入到革命视野中，具有明确的合法指向性，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变革和阶级革命。
2、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价值
2.1连通“启蒙”与“救亡”两大主题
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特点为启蒙和救亡双重变奏，换言之，启蒙和救亡二者一会相互促动，一会又相互压倒。同时，启蒙和救亡还相互交缠渗透，出现了像“蛮性”书写这样的钮结点。通过上文所述，便会发现“蛮性”作为一种书写题材，不仅是启蒙者借用的“辟人荒”和“立人”途径，同时，还是救亡者号召“革命”及“反帝”的方式。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不仅指明对感情和人性国民性的思考，同时还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将“蛮性”书写放在钮结点上能帮助人们更好的认识蛮性的价值。
2.2新的审美品格极端体验
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不仅限于思想内涵上，“蛮性”作为一种写作题材，在现代文学发展后两个十年中，该种题材承载的启蒙和救亡内容有限，钮结点为主要贡献价值。在促成审美风格多样化上，“蛮性”书写具有一定的成就和价值，并且该种成就及价值是其他题材作品难以替代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蛮性”书写逐渐深沉博大凝厚，呈现出摄人心魄的“极端体验”之美以及雄健壮阔的“力之美”。
3、总结
“蛮性”在中国现代文学上作为一种创作题材，并不是只有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只是当时中国环境较为特殊，因此，关于“蛮性”创作风貌较为独特。不管是启蒙诉求还是救亡迫切需求，作家均将眼光转向“蛮性”，逐渐深入认识“蛮性”，并探索和尝试表现内容及方式，为创作提供多样化新质，代表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成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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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申启蒙话语的历史合理性
无论是告别启蒙，还是解构启蒙，都是认为五四和1980年代的启蒙文学思潮存在诸多问题。有批评从后殖民立场来质疑1980年代的“国民性批判”理论，认为其受到了西方权力话语的影响；有批评从底层立场和视角出发，认为1980年代的一些启蒙者持的是一种与主流意识形态同构的精英主义霸权话语；还有批评者将1990年代以来的某些“私人化”、“欲望化”写作的原由简单归结为启蒙文学对人性的张扬。在新的理论视野和时代语境下，1990年代以来对启蒙话语的反思呈现出诸多前人不曾意识到的问题，同时也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偏颇。
为此，对1980年代启蒙话语合理性进行重申，就成为坚持启蒙立场的批评者正本清源的第一步。一些批评者重新论述了1980年代启蒙话语产生的现实意义，学者徐友渔驳斥了“后学”对启蒙的否定态度，认为五四时期和1980年代的启蒙话语并不是如一些后现代批评者认为的是对西方话语的臣属，而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李新宇的系列文章中也以知识分子话语为主题，有力地批判了所谓的1980年代知识分子“启蒙话语霸权”说，论述了启蒙话语之所以成为1980年代文学和知识分子的必然选择，是有着历史和现实意义的。
同样是“重返80年代”，在一些后现代批评视野中，是“为了告别的反思”，目的在于解构1980年代一些理论话语不言自明的合法性；而在一些启蒙话语的捍卫者这里，却是为了重申1980年代启蒙话语的合法性。在这里，“如何反思80年代”，不仅是一种学术问题，还是一种立场和态度问题。
面对1980年代，启蒙话语解构者的立足点多为其倚重的理论资源，他们的反思主要是在一种新的理论视野中展开的，较少关注具体的时代语境。如“后殖民”批评认为启蒙话语是一种“西方化”甚至“殖民化”产物，而一些“新国学”批评则认为1980年代的启蒙话语对传统的批判很大程度上带有激进色彩。这些批评对1980年代启蒙话语的认识是基于新的理论生发的新的批评视角所致，但这些“后见之明”如果不充分顾及1980年代启蒙话语产生的具体时代语境，就难免会在“后见”中渗入一些“偏见”。
与此对应，启蒙话语的捍卫者注重的是1980年代启蒙话语的现实意义，面对那些解构启蒙的话语，这些现实意义固然能够解释启蒙在当时的必要性，但还缺乏足够的理论力量来对抗解构者在理论层面的一些质问和质疑。理论资源的相对薄弱使得他们在咄咄逼人的“反启蒙”理论话语面前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我看来，反思1980年代的启蒙话语应该同时兼顾现实意义和理论反思两个方面。1980年的“新启蒙”之所以遭到如此多的责难，主要是人们将它置入“后现代”、“后殖民”和“新国学”语境中的缘故。实际上，它最应该置入的是1970年代中前期的“反现代”思潮和“蒙昧主义”语境中。谈论1980年代是无法离开“”后这个大的时代背景的，任何把1980年代从具体的历史规定中抽离出来然后加以奚落的做法都是不负责任的。同时，肯定1980年代启蒙话语的现实意义并不是说明后来者的反思一无是处或者毫无必要。面对1990年代以来的时代语境，1980年代启蒙话语的一些命题的意义和价值取向是应该做出一些适当的转换和调整。
因为“意义”从来就是相对于某种特定的话语系统而言的，当一种命题本身所附着的话语系统消逝或者转变之后，它的某些意义也就相应地失去了存在依据。不同的语境也在置换不同的时代命题，一些在当时具有重大意义的话题和选择，时过境迁它所针对的问题已经取消，这种话题本身也就无足轻重了。所以对于启蒙的捍卫者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一味强调1980年代启蒙话语的现实意义，而是如何面对1990年代以来时代语境，来寻找和发展启蒙话语的时代命题。
二、营造启蒙的文化语境，坚持启蒙立场
当下已经“无蒙可启”，这是“启蒙终结论”者宣布“终结启蒙”的重要理由之一。尤其是一些倚重后现论资源的批评者，他们极力将1990年代以来的文化现象纳入后现代主义理论框架来阐释，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以消费为主导的，由大众传媒支配的，以实用精神为价值取向的，多元文化构成的”“后新时期”，启蒙话语的权威性已经结束。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对文学的“世俗化”走向所蕴涵的犬儒化色彩不仅毫无批判意识，反而积极地为之寻找理论支持。
后现代批评之所以宣布“启蒙已无必要”，是认为当下中国已经具备了“后现代性”因素，这种因素潜在地解构了启蒙的文化语境。所以捍卫启蒙的一个重要策略即是对当下的文化现实进行阐释，重新营造启蒙的文化语境。不少批评家对1990年代的文化语境进行了重新阐释，丁帆就将当前的文学形态概括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同步渗透的文学”，更多学者强调，在现代化进程中，启蒙的任务不可逾越，只要这一目标还没有实现，历史就必须进行补课。持这种“补课观”的批评者不在少数。
1990年代中期，“新国学”和“后现代”在“重估现代性”的旗帜下对启蒙主义进行清算时，高远东就以长文《未完成的现代性——论启蒙的当代意义并纪念“五四”》做出回应，十余年过去了，这篇文章的意义仍然不减当年。该文回应了“新国学”和“后现代”思潮对于启蒙主义的质疑，指出了它们内在理路上的同构性，特别对后现代批评做了有力的批判。他指出，后现代反思启蒙主义有着具体语境，即便是在它产生的西方，也不具有一种普遍意义，这些理论旅行到中国之后，又被加以误读。其实在西方被质疑的一些启蒙命题在中国并非都失去了意义。
后现代文化及其理论的植入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启蒙的文化语境，而且增加了启蒙的难度。当下启蒙所处身的文化语境使它面临的任务更为复杂：首先，它必须延续1980年代未完成的对蒙昧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批判；其次，它还要面临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与挤压，对西方启蒙历史上业已出现的问题给予充分警惕；最终它要面临的问题还是当下中国由于“文化滞差”的畸形现实而出现的新的蒙昧，这才是启蒙的真正难题。它既不能依靠启蒙主义的固有思路来解决，也不能在西方反思现代性的理论框架下来解读，而这些关涉到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经验并处于西方学者视域之外的问题，才是我们必须自己面对和解决的。
三、寻求启蒙的思想资源
寻求批评的价值尺度和思想资源，是启蒙批评的最终落脚点。思想资源的找寻大致有两种途径：一是返回历史，在历史中寻觅适合当下的理论资源；二是针对现实的新问题，进行新的体系构造。这两种理路在当下的启蒙批评中都有着自己的实践形态。在这个消解启蒙的语境中，启蒙批评的意义无须多说，这里我要重点分析的是它们在返回历史和体系构造中存在的问题。
先看返回历史的一路。将启蒙话语的思想资源追溯到“五四”，是目前坚持启蒙立场的批评者的一种思路。新时期之初的文学批评曾策略性借用“五四”思想资源将启蒙话语合法化。新世纪来临，文学批评又一次重返了“五四”。2004年，丁帆曾明确宣称“重回‘五四’起跑线”已经成为他近年来为文的“潜在宗旨”，并重申自己的批评立场和价值尺度：“在人类文化发展的任何一个历史环链中都有一个恒定的、超越一切时空的价值标准，这就是以人性与人道主义为底线的人文价值标准。”而“文学批评和研究只有紧扣着五四现代人文精神的母题，才有根本出路”。
重祭“五四”的旗帜，是为了给文学和文学批评重新找到一个价值基点，这就是“人性和人道主义”精神。这种启蒙立场在2005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中体现得更为集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它看做是1980年代之后，文学批评和研究领域对“五四”启蒙精神的又一次重申。
该书的《绪论》阐述了全书编写的指导原则、方法和目的。在开头处，编者就阐明了编写这本教材的初衷是“想实实在在地去思考一些被许多历史阴影遮蔽了的问题”，“做一项正本清源的基础工作”。编者在批评了当前批评界存在的“历史补缺主义”、“历史混合主义”、“庸俗技术主义”等“反现代化立场”后，表明了自己的价值评判标准：“为了使历史‘链条’中的各个环节合乎逻辑地衔接起来，必须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的标准，这就是人、社会和文学的现代化。……所有这些，都是五四启蒙主义与五四的基本精神。’’
在反现代性和消解启蒙成为时髦的今天，作为一部文学史对现代性尺度的坚持、对五四精神的捍卫、对“人的文学”标准的高扬，这一切都因为难能而可贵，但其中的一些方法和立场还是让人有些疑问。
以五四为准绳，以人性为底线，《新稿》一方面将“当代文学”理解为“五四启蒙精神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从消解到复归、文学现代化进程从阻断到续接的一个文学时段”，另一方面以启蒙立场对种种反现代、反人性的症候进行审视。这样，历史的“链条”～如编者所期望的那样完整、合乎逻辑。但是当代文学史是否就是一部现代化与反现代化对立统一的历史呢?在这样的框架中重新解释文学史，显然是将复杂文学现象置于启蒙立场的准绳上衡量，很可能会遮蔽或误读一些作品的意义，对文学史写作来说，也容易将复杂的文学现象简单化，从而将复杂的文学史景观本质化。
同时需要商榷的还有“五四”这个精神旗帜，上述批评之所以能够水到渠成、左右逢源，是它将五四启蒙精神作为文化旗帜的缘故，但是五四精神究竟是什么?目前的文学批评在什么意义上接续了五四精神?这一切都被一个“现代化”笼而统之地覆盖了。实际上，“五四”本身也蕴涵着不同文化精神，由它开始的启蒙运动没有能够继续下去，除了外在的社会变动之外，与“五四”本身身分复杂和充满矛盾是有关系的，这一点在后来的批评者的反思中都可以看到。“五四”作为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固然有着深远影响和意义，但如果将它化约为“启蒙”并成为衡量后来所有时代文学的价值标准，一概用永恒不变的启蒙立场对不同文学时段加以梳理或评判，显然有些不太合适，尤其是对于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现象。启蒙固然是文学必不可少的一种精神，但决不可能也不应该是文学的全部。在当下的文学语境中，担心这种启蒙批评成为一种新的话语霸权可能有些多余，我想诸位主编如此高调地提出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启蒙立场，针对的显然是当前批评界的一种消解启蒙、反对现代化的倾向，以此来重申启蒙立场对于文学批评的必要性。如此看来，这种矫枉过正的姿态不难理解。
回归“五四”，既是一种话语策略，也是一种无奈之举，高调的姿态掩饰不住的仍然是启蒙批评思想资源的匮乏。如何探求新的启蒙思想资源，并重新激活它在当下语境中的潜在能量，建构当下新启蒙主义的理论体系，就成为一些致力于启蒙思想研究的批评者关注的重心。
新世纪开始不久，一场关于“新启蒙主义”的争论将启蒙这个似乎被冷落已久的话题重新置于学术前沿，这场争论是由张光芒的长文《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新文学》引起的。在对中国启蒙思想的特点和缺陷进行分析之后，张光芒试图对中国启蒙资源进行根本上的重构，这就是他提出的以“道德形而上”为核心的“新启蒙主义”思想体系。
“人”的问题是张光芒构筑新启蒙体系的立足点。他认为中国的启蒙本意在于“立人”而不是“救亡”，由此，他将启蒙的问题锁定在“立人”方面。围绕着“人性启蒙”问题，张光芒从历史、理论、现实层面上论述了对“新启蒙主义”的深层需求。历史地看，近现代和1980年代的启蒙运动都是“未完成时”；理论上说，1990年代以来，“现代性”反思的诸种学说将启蒙问题驱逐出理论视域的同时也驱逐了启蒙的内在价值与永恒意义，导致了启蒙问题的狭隘化和边缘化；最后，“新启蒙主义”是对现实深层需求的回应。他认为当下文化表象背后的真实面目是——愚昧与偏见，启蒙在今天非但没有过时，而且是当务之急。“道德形而上主义”即是张光芒为当下“人性启蒙”所开出的一剂药方，也是他给中国屡屡挫败的启蒙历史做出的诊断。在批判了中国启蒙历史过于实用化的特点后，他构建了以道德为核心的“形而上启蒙”，并设计出“人性解放——人性上升——人格完成”的启蒙“三部曲”。
显然，“道德形而上主义”是借助文学启蒙来达到人性启蒙的最终目的。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说的那样，这种观点虽存在着一定偏激，“但却抓住了问题的主要症结所在，具有很强的现实针砭意义”。在这个启蒙备受嘲讽、反启蒙的力量甚嚣尘上，但是人们却被一种“傲慢与偏见”裹挟着的当下社会，在这个蔑视道德、“人性最底线”一降再降的时代，在这个崇尚实用主义、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语境中，道德的启蒙有着它不容置疑的现实意义。“道德形而上主义”将通向人的自由和超越的“人性启蒙”分为三个层面，将启蒙的最终完成归结到“自我启蒙”和“自我拯救”方面，这种具有实践性和操作性的启蒙设想，是有意识将启蒙与现实中国的文化建设结合起来的一种努力。在他看来，当前中国启蒙面临的问题并不是西方的“启蒙的辩证法”，而是“欲望的辩证法”。在这个泛滥、金钱角逐、精神分裂的时代，我们不仅要面对历史遗留的由封建土义，至专制主义造就的蒙昧，还要面对欲望化时代一种新的“愚昧与偏见”，道德形而上主义是批评者面对这种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启蒙任务而提出的一种路径。
仅就当下启蒙的实践层面，张光芒的“道德形而上主义”的“新启蒙”体系不失为一种“人性启蒙”的可行性道路，但是这种新启蒙体系是通过文学途径来阐释的，它实际上是在启蒙问题意识的背景下生发的文学启蒙问题，这就给它的阐释和实施带来了一些纠缠不清的问题。我无意于评判中国启蒙历史的功过是非，也无意于探究道德形而上主义究竟能否最终改变启蒙的困境，在此仅仅在文学范畴内探讨张光芒的这种新体系构建存在的一些问题。
从启蒙的视角来研究文学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但是我并不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无论哪一种思想和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在现时代的实践意义上看来，都具有‘启蒙’的意义”口。启蒙作为一个从西方引进的概念，固然在中国的本土实践中具有自身的文化特征，但同时它还是一个有着特定范畴的概念，如果过分夸大了启蒙的内涵和外延，也就等于在一定程度上取消了它的意义特征。以挖掘中国本土启蒙思想的心态来关照百年新文学，张光芒“从扑朔迷离、错综复杂的历史客体深层中发现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的原创思想与内在逻辑，许多为传统性研究轻视甚至遮蔽排拒的历史现象被纳人‘启蒙文学思潮’范畴，给出新的界定、新的阐释”，这样在使得中国启蒙文学的内在脉络得以延续、启蒙文学思潮不断壮大的同时，却出现了另一种吊诡一——“丰富复杂的新文学”在他的笔下只剩下两个字：“启蒙”。对于本土启蒙文学思潮的挖掘产生了这样的阅读效果，这恐怕是作者始料未及的。
就以他对20世纪“50一70年代文学”“启蒙”意义的阐述为例。首先，张光芒认为这一阶段的文学之所以起到了重大的启蒙作用，是因为它具备了震撼人心的“道德形而上”力量。这个观点是大可质疑的。作者认为它“启蒙”影响大的原因是：存在时间长、受众大、对人生价值观影响深远。这的确是一种实情，但这并非它产生所谓“启蒙”作用的主要原因。如果没有50～70年代的特殊语境，这样的文学是决不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的。那些作品之所以在当时会产生批评者描述的那种“启蒙”效果，既是当时单调贫乏的文化土壤造就的，也是政治意识形态无孔不人教化的结果，如果无视这样的现实，大谈道德对人的净化和影响，可谓一叶障目。
篇5
中国现代文学，最早可以追溯到20年代，在新时期以来走向更加稳健成熟的方向。我国现代文学在文学研究界公认的发展基本脉络为：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可以说每种思想潮流都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留下了自己的祖籍，而现代文学汲取了浪漫主义的一些特征，并将现代主义相融合，与其中的一些特征相结合，在中国传统文学体裁的基础上形成了富有独特特征的以现实主义为支撑的中国现代文学。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拉开了现代文学发展的序幕，这一时期的文学号召是以“白话文”为外在特征的。首先，这一时期的文学是以启蒙主义为内在精神特征。这一时期的文艺界倡导全面实行白话文，否定一切传统模式。这一时期的文艺理论中，除了反对传统士大夫的传统观念，更是反对他们的创作理念以及创作方法。在小说创作过程中，人们已经不再热衷于章回体小说，转而进行西方化的短篇小说创作。西方翻译作品亦是数不甚数。这一时期的文艺界运用西方作品及其反映的社会问题对当时的社会予以批判。他们以相关作品为工具对人们实行启蒙教育。
其次，随着社会以及文艺理论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的西方化更为深入，由初期的单纯模仿转入后期相关观念的继承与发展。文学西方化的浪潮再次出现时，比起前期更甚，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不在满足于外在形式的模式，而是在内在精神方面对文学的现代化进行探讨。文学作品创作过程中，创作者通过作品揭示社会矛盾，反映社会问题，通过深入探索人物内心表现人性的复杂性。文学创作过程中不再盲目模仿西方创作手法，同时也不再盲目拒绝传统文化。从表面看这一时期的文学西方化有所减轻，而从其内在审视会发现，此时西方化更为严重。可以说西方化过于深入对我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这也影响着当今社会对那时文化的解读。
第三，对话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力量之一，中国现代文学一直保持着中外的对话方式，当我国开始的时候，以泰戈尔为首的外国文学家借着诺贝尔文学奖走向世界的舞台。这让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有着更加深厚的缘分。泰戈尔与中国现代作家有着类似的社会与文化背景，并且受到类似文学思潮的影响，都面临着传统话语形式向现代的复调语言形式的转变，因此两者的深度对话形成了当时的发展方向。当时我国在五四时期成立了最早的文学研究会，是当时最大的文学研究性社团，主要成员有郑振铎、沈雁冰、王统照、谢冰心等人，他们通过讨论而提出了“为人生”的文学主张，也因此形成了中国现代诗学的“人生派”，并发表与评论了当时以泰戈尔为首的外国文学巨匠。创造社也是五四时期的影响力较大的文学社团，它的发起人是郭沫若，他的以“为艺术”的文学主张在当时中国文学界也树立了独特的文学方向。他遵从泰戈尔的：“心灵是从自然中聚集起来，而文学是从心灵中聚集起来的。为了把心灵的感受揭示出来，特别需要创造力量。”强调了文学的主体性与创造性。
二、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民族化
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过程中，西方化是文学发展的主流，而民族化亦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现代文学界在探索西方化的过程中，渐渐发现只有从本土出发才可以更深入的发展西方化。创作者们在推广西方化的同时也进行了相关民族化探索。首先形式民族化，重点反映在诗歌创作过程中。现代白话诗歌的创作过程中，不论是题材还是形式，大多都是来自于民间生活以及相关歌谣。诗人在创作过程中积极突出与传统诗歌所不同的地方，重在表现地方味。不仅如此，诗人还通过刻画民间生活群体进行祖国出路的深刻思索。在创作过程中，不管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极具民族化。其次是作品创作精神民族化。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深入民间，进行民间精神探索。鲁迅在刻画乡村气息生活的同时，深刻拷问国民性。另一部分的创作者则试图深入民间文化吸取创作的养分。这些创作者强调作品中应该保存中国的民族特质，以有利于中国文化的长远发展。不难看出，这样的作品中的民族化只是在内容上进行了本土化，其精神实质仍然是启蒙思想所引导的西方化。
我们不可忽视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民族化是不断发展深入的。西方化的过程中，相关创作者指出应该向西方学习。而深入发展的民族化则强调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源头在中国传统中，在中国民间文学中。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现代文学民族化的过程并不是要建立封闭区，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隔离开来。而是强调在创作过程中突出中国传统特色，用传统以及民间的精神养料帮助中国文学朝着更为长远的道路发展。
三、促进中国文学世界化的发展
在促进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不论是西方化观点还是民族化观点都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我们应该从这种二元式的思维模式中跳出来，建立整体发展的世界化文学模式。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文学不存在阶级性，它是重在反映人类审美观念以及审美趣味。文学的发展不是为了保护某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去反对另一部分人。同时，文学也不是为了体现某一部分人的价值观而去否定另一部分人的精神实质。由于世界性的存在，相关文学必定存在一定的冲突，这种冲突的是各种文学自身个性的体现。需要做到的不是无视这些冲突或是加剧相关冲突，而是应该正视它肯定它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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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国维开始,文学美学的专着大部分采取了类似《诗学》的模式,以清晰、逻辑的线索和科学化的语言方式重塑美学与文学理论。这一方面适应了现代大学与分科教育制度的确立,另一方面也是以美学为代表的人文学科肩负起科学与民主启蒙的重任,也更有利于知识的教授与传播。可以说,在以上种种情势下,西方美学(尤其是古典美学)作为陌生的“他者”和知识启蒙的“福音”深刻颠覆了古典美学的话语陌生和价值取向,现代性进程成为中国现代美学的主导。第一,从美学的思维方式和理论构建而言,中国现代美学家们纷纷从西方寻求资源,以期规约、重建中国美学。比如20世纪的美学家或者具有西学经历,或者引介西方最新美学资源等,但无论是对美的本体的论争还是实践美学的调和,都没能跳出哲学式美学的窠臼。其明显特征是先验预设出美学的本质特征,随后使用演绎、分类、例证等模式进行研究,仍然以认识论层面的话语言说对美学进行规约。李泽厚就曾经指出,“美学科学的哲学基本问题是认识论问题。美感是这一问题的中心环节。从美感开始,也就是从分析人类的美的认识的辩证法开始,就是从哲学认识论开始,也就是从分析解决客观与主观、存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这一哲学根本问题开始。”[10]对于美的存在和思维方式的追问演变成为美与美感之间认识论的话题。王国维、鲁迅、、朱光潜、李泽厚、蔡仪、汝信、叶朗等人等纷纷引进西方美学资源,以宏大的学术眼光和学科建设的认知高度,“在当下纷繁复杂的人文知识图景中发展出一种旨在建立‘人的文学’的主导性文论价值与精神”[11],并且以哲学认识论的视角进行系统化的美学研究。王国维是中国现代美学的起点,可谓是以西方美学的火种点燃独立美学形态的文学理论,改变传统中将美学泛化成为诗性话语与人生态度的价值取向。其实,他引进的是一种西方美学意识和话语经验,主体表述依然是中国古典特质的美学术语,如“境界”“隔与不隔”“景语”“无我之境”“壮美”等等。但是这样一种古典美学词汇显然已经不同于雾里看花、淡妆浓抹的古典美学思维语境,而是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完成了西方审美主体、悲剧意志等带有西方现代个性启蒙色彩的话语言说。
比如在《红楼梦评论》和《屈子文学之精神》等着作中,“壮美”作为中国美学话语却实现了与西方古典美学“崇高”的对接。“美之为物有二种:一曰优美,一曰壮美。……若此物大不利于吾人,而吾人生活之意志为之破裂,因之意志遁去,而知力得为独立之作用,以深观其物,吾人谓此物曰壮美,而谓其感情曰壮美之情。”[12]5“意志力”的彰显、生发与毁灭是西方主体论美学的“崇高”范畴,并以此为基础,进而分析《红楼梦》的生命欲求与意志力的关系,此种逻辑架构与话语方式已然体现出“现代”的特质。王国维的西学“新酒”还体现在对美学独立与审美自律原则的考察,在《论教育之宗旨》《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等一系列论文中借鉴康德对人类心理认知模式知、情、意的区分,将“美”从社会学、伦理学等领域中划分出来进行考察与论述,“吾人于此桎梏世界中,竞不获一时救济欤?曰:有!唯美之为物,不与吾人之厉害相关系,而吾人观美时,亦不知有一己之利害。”[13]这正是高扬了审美自我指涉、纯粹静观的“审美现代性”特质,如果说王国维对于古典美学还抱有无限眷恋,以“旧瓶”的形式本人的移民身份对失落的传统进行回望,那么鲁迅就以斗士的姿态直接“终结”了传统意义上的美学,重建具有启蒙色彩的话语模式,“在一切人类所以为美的东西,就是与他有用———于为了生存而和自然以及别的社会人生的斗争上有意义的东西”[14]。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高度赞赏了类似于“酒神”般的主体性力量,并认为人是能动革命、改造社会的有机力量,美学和文学正在于激发他们带有现代性特质的启蒙与革命的精神,从而实现社会的变革,“人得是力,乃以发生,乃以曼衍,乃以上征,乃至于人所能至之极点”[15]。自王国维和鲁迅以来,美学便成为思想启蒙、人性改造和意识形态规约的有力武器,而这也正是中国美学家面对西学资源主动选择的结果。他们相信既然认识论主体性美学给予了西方国家社会改造以强大的理论武器,那么启蒙运动以来的知识体系和话语模式也能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添砖加瓦。于是,美学便成为理论的先导与试验场,被赋予了巨大的话语空间功能。随后,“直觉说”“移情说”“崇高”“意志”“审美距离”“内模仿”等西方美学理论话语在中国生根并生发开来,的《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以美育代宗教说》《美学的研究法》提倡科学的美学建构与美育宗旨,以期通达美学独立和审美教育的目的;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和《悲剧心理学》借鉴克罗齐、尼采、里普斯等西方现代美学思想,建构自身的美感体系,其逻辑框架和语言表述均带有现代色彩;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以及翻译的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具有现代形态的文艺理论;蔡仪的《新美学》,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历史本体论》都引入西方的主体论、反映论、理念、判断、距离等话语,并逐渐形成了成熟的现代美学理论话语。第二,从美学的研究方法和学说命题方面,西方美学有着较为完整的体系话语和美学原则,也出现众多的美学流派,其很多的美学体系引入中国之后无论是在方法论中,还是审美实践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比如康德、黑格尔的先验式宏大认识论美学框架体系启发了现代美学的学科化、系统化框架;叔本华、尼采的唯意志论美学对王国维、鲁迅、宗白华等人的启示,并促使“启蒙”和“自由”作为美学的社会承担;移情论、精神分析美学为朱光潜所“拿来”,成为美感体验和文艺心理学建构的核心话语,在文学上也直接启发了新感觉派文学、现代诗派、朦胧诗派的崛起,给审美经验注入了崭新的活力。直至建国后意识形态规约下的美学大讨论、四大派别的论争和实践美学的张扬,都是以哲学认识论的话语对“美的本质”问题进行解答,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和逻辑建构的美学框架显而易见,由此可以看出西方美学影响中国美学的强大话语力量。在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20世纪以来的中西现代美学产生了明显的“交互转换”现象,西方现代美学开始从中国古典中寻求资源,考虑如何更好地介入文学经验的研究和对人本体生存意义的拷问;中国现代却走上了知识哲学化、学科化、体系化的进程。双重话语空间给予了现代美学以丰富的建构资源,使美学、哲学美学和西化美学“众花齐放”,实现了西方几百年的美学资源积累,但同时也赋予了现代美学复杂性的特质。中国美学一方面需要打破古典资源进入启蒙的现代化社会,另一方面却又看到西方美学已经发生的非理性和现象流,这又给国内学者带来了新的焦虑———是否中国古典美学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呢?于是,以“失语症”为代表的文化焦虑构成了新时期的重要一维,而其代表论点正是通过异质性比较的方式,重新发掘中国古典美学资源,放弃虚伪无根的西方话语。但是,通过对美学话语的“交互转换”分析,我们发现其内在发展的一个重要脉络是:美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决定了与审美实践天然的联系,并且试图以感性的力量探寻人的本质存在问题。任何试图将美学与审美实践分离、与人类生存脱节的历时进程都会被美学以自身调整的方式进行适应,从而继续保持这种张力。当然,这也是与社会、经济、艺术、伦理、哲学等密切相关的,“美学从不拒绝任何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分析审美活动的方法,但拒绝把审美活动肢解开来的独断论的方法。美学要求有适应自己研究对象的内在的统一性方法,这种方法既是哲学的、心理的、社会学的,又不是哲学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而是这些方法的变异和重新组合。”
西方后结构主义的社会现实和人生存的状况促使西方现代美学的转型,因为如果美学继续保持康德式的精英意识,漠视后现代的生存状况,那么最终会走向自言自语的边缘,所以从中国古典获取了整一体验式的理论资源;而中国现代美学为了适应启蒙、政治等需要,也不得不以西方资源武装自身无奈的灵魂。所以,美学必须保持阐释审美实践和人类生存的有效性,才能不断前行。二、美学话语空间中的双重张力西方美学和中国古典美学构筑的“交互转换”话语空间赋予了中国现代美学以独特的多维色彩,在经历意识形态美学和“美学热”之后,新时期的美学家们对“交互转换”的话语空间进行反思,一方面,重新发掘出了中国古典美学的话语资源,树立民族本土的理论自信;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社会的“启蒙现代性”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发展的,改革开放和工业文明深刻影响到中国发展的方方面面,而中国的学科体制已经构成了当前系统化、逻辑化的场景,再次回归前工业时代的古典文明语境已不复可能。所以,必须在已有的话语资源基础之上继续整合中西美学资源,使美学既有明确的学科建构与自律话语,同时又能够有效阐释审美实践与艺术经验,进而通达终极价值的人文关怀。全方位构建有“美”有“学”的民族化、普世性现代美学,则是每一位学者的目标。交互转换的话语空间不仅给予我们理论启示,其本身仍然也是极具张力的存在。其实我们深入探究这一空间话语之时会发现很有意思的状况:它们当中有时间上的差距。中国在20世纪初所接受的西方美学思想更多的是启蒙运动以来的认识论美学,也可称之为现代主义美学,其逻辑与思维模式主要是西方古典时期以来的学科逻辑与理性思维,从时间上来看大致是20世纪中期以前;而对于存在主义美学、现象学美学、阐释学美学以及中国后现代主义美学话语的接受则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我们对于此类“非理性转向”美学似乎是采取“平行接受”的方式,因为当时我国正处在美学第二次转型和第三次转型阶段,美学方法论、主体性探讨、审美独立的讨论如火如荼,对于形象思维和“手稿”的再次发掘似乎使美学家们找到了思想解放和反观政治的文化立场。“主体性”的狂欢使得我们对西方同时期的后学资源只是进行引介,并没有将其渗入到美学体系与美学论争之中。进入20世纪90年代的后实践美学时期,生命美学、主体间性等带有中国反思色彩的现代美学才真正消解了狂热引进的场景,真正从建构与融合的角度重新审视中西美学资源。可以说,自20世纪初期以来,中国现代美学一直处在“赶超”西方美学的尴尬处境中,从学科化、逻辑化的建构、到主体性美学的张扬,再到当代后实践美学的整合,蓦然回首,发现西方美学正在向我们曾经放弃的古典美学靠拢,这一方面使我们看到了现在美学在发展过程中所失落的话语资源,另一方面也使我们和西方现代美学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这恰恰是中国现代美学价值重塑和发展的机遇。交互转换的话语空间给中国当代美学带来了发展的张力,西方美学经历的过于膨胀的理性主体之后,转向了对感性生命的关注和审美经验的话语言说,并试图以此来适应学科互涉和文化研究的巍巍景观;而中国面临的同样是意识形态话语松动之后面对文化浪潮的美学有效性问题,所以,西方现代美学和中国现代美学在经历了时间上错位的“交互转换”,终于在21世纪找到了互补协调发展的双重维度。维度之一是现象直观与感兴妙悟的美学话语。现象学作为一种哲学和美学思潮,发端并兴盛于20世纪中叶,“迄今已成为最有影响、在中国美学界运用最多的一种观念与思潮。”[17]无论是生命美学、生态美学、生存美学、体验美学、空间美学等等都从思维方法、美学观念和审视态度上获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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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影响，作品情感丰富，童话色彩浓厚，想象力丰富，有时带有奇幻甚至恐怖的色彩。
同前一时期的启蒙主义对理性的偏好相比，浪漫主义更加崇尚情感。在19、20世纪之交，浪漫主义扮演着重头戏的角色。让我们从历史、社会和文学的背景探究，浪漫主义出现的文化背景到底是什么。
同时，由于与启蒙主义根深蒂固的联系，我们会将其与浪漫主义对比，通过它们之间的相悖和相同处来更好地理解这一背景。
人们说，所有的浪漫主义作家都是哲学家。同其他欧洲国家相比，德国的文学创作同理论反思的联系更加紧密。很多作家同时也是理论家，他们崇尚写“进步的总汇诗”，也就是包含一切、并不断变化
上升着的文学。哲学思想在他们的作品和断简残篇中处处可见，哲学思想和心理分析方法处处穿插。对他们来说，知识永无止尽，只可能继续发展。由这一点可以看出，浪漫主义同其他文学思潮的区别
，尤其是被人视为与其“相反”的启蒙主义思想。
18世纪，英国和法国已经成为中央集权的国家，已经处于工业革命兴起和资本主义扩张的初期。而此时的德国还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在德国的土地上甚至没有一个民族的身份认同。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
只是一个松散的联邦，没有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30年战争让它开始分崩离析，当时的社会没有统一的、进步的思想，德国人都纷纷仿效英、法两国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将之视为时髦。
18世纪末期，浪漫主义思潮兴起，在一段相对沉默的时代之后，各国都爆发了争端，法国大陆上燃烧的革命战火，开始席卷欧洲，如同法国有拿破仑，英国有尼尔森，德国也需要一个拯救者。而此时德
国的资本主义也开始缓慢发展，市民阶级悄悄崛起，渐渐有了自己的力量和愿望。
浪漫主义星期的另一个原因是市民阶级的形成和上升，他们是传播艺术和文学的主要力量。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使得市民阶级有能力读书、欣赏音乐，去剧院和音乐厅，原先对政治没有兴趣的市民阶级
也有了更高的诉求。
启蒙主义时期，将理性视为最高原则，鼓动大批来自较低社会阶级的年轻人涌入大学，接受教育。在大学里他们生活朴素，渴求能够进入上层阶级，改变命运；教授们教他们要自爱，发展个性。这些促
使他们进一步提升对社会的希望，但进入上层的大门却总是紧闭，于是他们渐渐成为中间的一级，对现实也愈加不满。
接受过了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发现了启蒙主义思想和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对它的允诺大失所望，开始对之进行深刻的反思。带着想要改善自身阶级的现状的愿望，他们渐渐形成了与启蒙主义思想相反的
世界观，这种最初的思想被人们称为浪漫主义。它与任何一种文学或文艺类型都不同，在德国，浪漫主义知识分子分成截然相反的两派：一派放弃了雄心，回到现实。另一派是虔诚主义，崇尚神秘和宿
命论。当时这种情况带动了各种各样社会和哲学理论的出现。从这些理论可以直观地看出当时人们对启蒙主义的理性至上的反思以及对于情感的崇尚。
研究者一般认为，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就像一段绳索的两头。因为它们是如此不同：一个推崇理性、光明、现实和社会革命，反对宗教，另一个则推崇感情、幻想、浪漫和保守，反对政治。看上去这二
者没有一处相契合。但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的联系十分复杂，不应只简单地用“相反”来描述这二者的关系。
恩斯特・卡希尔认为，浪漫主义在方法论上是继承启蒙主义的，并从中汲取了精华思想。浪漫主义是在批判和研究中，以启蒙主义为基础，渐渐发展起来的。浪漫主义者接受了启蒙主义者的世界主义的
理论，将其写作原则、自信和谨慎特点同自己的浪漫主义幻想结合在一起，作品呈现出广大而又自由的一面。他们反对法国革命，却在文学作品中继续发扬了这一精神，简单来说，没有启蒙主义的“进
步的总汇诗”，没有世界主义的思想和乌托邦的梦想，浪漫主义就不会存在。
同时，浪漫主义者并没有极端地反对理性。奥古斯特・威廉海姆・冯・施莱格在他的《论文学、艺术和时代精神》中指出，理性与想象拥有同样的创造力，也是万能的。因为理性追逐统一，想象丰富多
彩，因此他俩看上去完全相反，但是人类的基础却是由二者共同构成的。这一点清晰地表明，德国的浪漫主义是把理性看得很重要的，只是认为理性不应该作为人类的单一精神出现。理性与想象之间的
关系是辩证的，只有共存才能展现人类精神存在的完整性。
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德国的浪漫主义有个重要出发点：二元论。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如同光和影，好与坏，已知和未知等等。他们被费希特的辩证主义哲学所影响。他们所否认的，是启蒙主
义对于理性地位的绝对化。这种二元论还奠定了浪漫主义的一个特征：讽刺。因为讽刺存在于自我否定之中，否定不是消灭或破坏，而是创造的过程。
正如之前所提，浪漫主义在一开始甚至是赞成理性的。事实上，重点问题不在于承认或否定理性的存在，而在于理性的多样化。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战争实质上是极端主义理性和个人理性之间的战争。
如果将理性外化为所有人都认可的东西，人类精神就没有发展的余地了。
虽然启蒙主义照亮了浪漫主义发展的道路，但它主要涉及的还是英法两国的代表者，而非德国自己的。一个理性的现代化社会会压抑个性健康发展。一个理想化的社会不应该只是理性的，还应当是自然
的。早期浪漫主义者的理想社会的模型一定程度上来说有点不太现实，他们的追随者却忘记了这一点，仍旧想要努力使这个社会成为可能。这激励了德国乃至其他国家政治运动的发展。
浪漫主义者认为，虽然理性主义崇尚知识和科学进步，承认人能够认识和改变世界的能力，却会走入极端理性的死角，把人类世界观带向功利主义。赚钱成为唯一的生存原则和动力，进而使人道德败坏
，阻碍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强调内心经验的丰富和自由的浪漫主义，不乐于见到工业化的情景，不愿意看到教会与世俗的分裂，纯粹理性最终导致怀疑论的出现，浪漫主义者之所以倾向情感，也是由
于他们开始对理性产生质疑，他们想要在理性和情感之间找到和谐，只有这样人类才能继续发展。他们并不完全否定理性，而是强调了情感的必要性，想要扭转极端理性已经日趋危险的方向。
总的来说，浪漫主义的兴起是有其社会、历史和哲学背景的，这一切都构成了它兴起的文化背景，撇开启蒙主义的话，我们无法畅谈浪漫主义的特点，如文中所分析的那样：与理想相悖的糟糕的现实使
浪漫主义者意识到，纯粹的理性给人类与自然、生存与理想之间撕出一个巨大的裂缝，、人际冷漠和市民阶级的无力使人们倒向了情感一方。
参考文献：
篇8
2010年选择题儒学社会地位的提高
2010年选择题宋明理学
2011年选择题儒、道、佛出现融合趋势
2011年选择题古代中国文人画的特征
2012年选择题诸子百家的思想
2012年选择题明清时期儒学的发展
2012年选择题古代中国文学的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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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罗马文学和希伯来—基督教文学是欧洲文学的两大源头。重视个体的人的价值的实现，强调人在自己的对立物—自然与社会—面前的主观能动性，崇尚人的智慧和在智慧引导下的自由，肯定人的原始欲望的合理性，是古希腊文化的突出特征。
荷马史诗中“阿喀本文由收集整理琉斯的愤怒就是我的主题”，就是集中体现了个人与群体分离状态的个体本位意识，其中神和英雄们对个人荣誉的崇尚，则表现了古希腊人对个体生命意识价值的执着追求和对现世人生意义的充分肯定，体现了人对个体生命意识与欲望的放纵。在《奥德修纪》中，诗人高度赞扬了奥德修斯“求正道、求知识”的人道观，把人从蒙昧状态中解放出来了，极力肯定人的力量，表现人的思想感情，鼓吹个性解放。古罗马文学是对古希腊文学的直接继承，古希腊文学中的世俗人本意识在古罗马文学中得到了再现，并经由古罗马文学广泛的流传于后世的西方文学中。希伯来—基督教文学中，“灵”取代了“肉”，在关于人的理解上，与古希腊文学表现了明显的分野，“神—理性—人”呈三位一体之势，体现出一种尊重了理性、群体本位、崇尚自我牺牲和忍让博爱的宗教人本意识，则是后世西方文学之文化内核的又一层面。
二.中世纪基督教文学与人的观念
早在欧洲历史上的中世纪，自主精神与个性意识的苏醒则使人们重新理解上帝的内涵和人与上帝的关系，同时在宗教的名义下探讨自我的价值。而此期出现的圣母崇拜则是基督教人性化发展的重要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为此后人文主义思想的弘扬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世纪文学最杰出的代表意大利诗人—但丁，他的代表作《神曲》张扬了中世纪人民努力挣脱精神枷锁，寻求思想解放的革命情绪。《神曲》在西方文学史上最早放射出了人文主义思想的曙光。随后在文艺复兴的早期，人文主义思想是以古希腊—罗马的世俗人本意识为主体的。它的以人为本，以人权反神权，以个性自由反对禁欲主义等思想指导下文艺复兴运动将一度极端化了的人神关系，也即原欲与理性的关系作了调整，从而有了人的觉醒与解放。
三.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与人文观念
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文学成就的最高代表，如果说，文艺复兴确实如布克哈特所说的是一个“人的发现”的时代的话，那么，只有到了莎士比亚的创作中，这个“人”才被发现得最全面、最丰富、最深刻，人文主义的内涵也才发展到了最完整的境地。莎士比亚通过悲剧告诉人们：人的自由是有限的，仅有原欲的解放和满足并不能把人引向自由、平等的理想世界，人性也不仅仅体现在原欲上，而且还体现在其理性力量上，因此，人必须在自然欲求与社会道德律令、原欲与理性、出世与入世、个体与群体、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方面作出准确地把握。莎士比亚的作品既沟通了人文主义与古希腊—罗马文化的传统，又延续了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的血脉，是世俗人本意识与宗教人本意识的融合的典范。由此，以肯定人的世俗的原始欲望之合理性为起点的人文主义文学，到了莎士比亚这里，又融入了基督教人本意识，欧美文学“人”的观念步入了新的世界。
四.新古典主义文学启蒙运动文学与人的理性
17世纪的欧洲强调理性与秩序，这种时代精神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主流—古典主义文学中得到了集中体现，从而也使文学中“人”的观念发生了新变。古
典主义文学所表达的人对自我力量的肯定与颂扬主要是理性意义上的“人”。这种通过对古罗马的崇尚文学，歌颂了从神权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人自己，正好是对人文主义文学之“人”的解放主题的一种延伸，是从另一条道路、另一种意义上延续了文艺复兴运动。
18世纪启蒙时代被称为“理性的时代”。肯定理性的力量也就是肯定个体的人的力量，张扬理性也就是在张扬人自己。启蒙文学肯定人的理智的同时又肯定人的天然情感的合理性，这种肯定理性力量的文学也就是肯定人的力量，张扬理性也即张扬人的个性，表现了自文艺复兴以来人们对人与上帝、人与王权、人与世界之关系的新理解。
五.浪漫主义文学与人的情感
资本主义新的政治经济制度打碎了原有的社会结构，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自我观念得到了强化，人的命运也得到了重大变化。这时期的浪漫主义文学以艺术的方式描绘了这一特定时代人的激荡、亢奋而敏感、纤弱的心灵世界，展现了有着强烈个性扩张欲望的“自我”。
英国浪漫主义作家崇尚“自然”，表达的主要是人对自然纯真的人性的崇尚，对被理性与文明压制下的人的自然情感与欲望的追寻。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展现的是渴望自由、热情奔放，张扬“自我”，个性主义的“人”的形象。夏多布里昂的小说通过狂野的人性、狂放的原欲之爱与宗教的尖锐冲突，显示了潜藏于人们心底的不可抗拒的人性之爱的美，说明了自然人性原本就是美的。总之，浪漫主义文学在自由精神的鼓舞下，张扬个性，肯定自我，揭示了人的丰富而纤弱的情感世界，塑造了充满扩张欲望的“自我”，表达了现代人要求摆脱传统文明束缚的强烈的个性主义愿望，使欧美文学中“人”的形象拥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主体意识。
六.现实主义文学中人的异化主题
篇10
文学研究中常把具有共性的人物形象划为一类进行研究，通过对特定历史时代文化语境、历史任务类型和社会意识移异的研究可以看出人物的心理演进。在屠格涅夫创作《父与子》这部小说之前，俄罗斯文学中最典型的人物形象应该是由普希金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创造的多余人形象。然而，随着俄国国内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贵族阶级作为早期的精英文化的代表已经不足以承担社会变革的历史使命，多余人形象也相应的逐渐退出俄国文学的历史舞台。此时，无论是社会现实还是文学作品，都需要有新的人物形象来接过贵族知识分子手中的接力棒，重新引领俄国社会走向前进。屠格涅夫正是敏锐的察觉到了这一点，才在《父与子》中率先塑造了巴扎罗夫这样一个具有平民背景的新一代民主主义思想启蒙家形象。
尽管屠格涅夫在《父与子》之前已经尝试过塑造平民知识分子形象，例如《前夜》中的英沙洛夫就是一名保加利亚平民启蒙主义者。屠格涅夫通过英沙洛夫的形象，呼唤来自平民民主主义出身的俄罗斯自己的“英沙洛夫”。由此，诞生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父与子》中的巴扎罗夫形象。
巴扎罗夫是整部小说的中心人物。他是俄罗斯新一代平民知识分子的典型，是农奴制改革时期俄国社会当之无愧的“新人”形象。尽管屠格涅夫并未详细叙述巴扎罗夫的生平，但从作者对他的出身介绍和肖像刻画中，同样能看出巴扎罗夫身上鲜明的平民知识分子痕迹。巴扎罗夫出身平凡，祖父是曾充当过礼拜堂杂役的农民，父亲是农村穷医生，然而，尽管生活在贵族阶级占主导地位的俄国，他却从未抱怨过自己的平民出身，甚至引以为豪，公开宣布从不避讳。此外，作者还为巴扎罗夫刻画了一幅生动鲜明的平民新人的肖像：瘦而长的脸，宽广的前额，丘平下尖的鼻子，绿色的大眼睛，淡茶色的连鬃胡子，一个安静的微笑使他的脸显得有生气，而且显出他的自信心和聪明来。他说起话来“懒洋洋地，可是声音响亮”，他的脚步“坚定、快速、勇敢”，他的又长又密的深黄色头发盖不住他隆起的头骨。他穿着朴素，语言平凡自然，常把谚语俗语挂在嘴边，充满了民间的乡土气息。通过对巴扎罗夫肖像的简单刻画，屠格涅夫塑造出一位不同于以往贵族精英的崭新的平民知识分子形象。
巴扎罗夫首先是精神上的强者，他充满自信，生气勃勃，具有锐利的批判眼光。他从不屈从于权威，蔑视贵族阶级的特权、腐化和堕落。在与“父辈”贵族地主老爷巴维尔・基尔沙洛夫的论战中，他始终确信真理掌握在自己手中，富有自主的人格和评判标准，展现了年轻一代独立思考的处世态度和奋勇直前的斗争精神。在理论上，巴扎罗夫坚决捍卫达尔文的进化论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观。他不相信上帝，否认宗教，始终坚持无神论。他笃信科学的力量，主张用自然科学的眼光来看待周围一切事物。他崇尚自然科学的崇高地位，试图以科学实践向俄国社会宣布：俄国的发展要靠科学强国的路线。正是这样一种崭新的现实主义和唯物主义思想，奠定了巴扎罗夫作为民主主义启蒙家的思想基石。
巴扎罗夫与以往多余人形象的不同之处还在于，他既有明确的理想和目标，更注重行动和实践的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巴扎罗夫可以算是行动的巨人。他抨击贵族阶级的泛泛空谈，自己首先从小事做起。他具有实践能力，注重自然科学研究。热爱工作是巴扎罗夫作为平民知识分子区别于贵族地主阶级的鲜明特征。当他来到基尔沙洛夫庄园度假后，马上就开始工作：采集植物标本，从事解剖，进行物理和化学实验，一架显微镜一用就是几个钟头。巴扎罗夫用亲身行动毫不掩饰的表达着对成天无所事事的贵族地主的鄙视。同时，巴扎罗夫的行动还很有价值取舍标准：“凡是我们认为有用的事情，我们就依据它行动。”他的行动目标也很明确：首先将地面打扫干净，为未来打扫地盘。知行统一的巴扎罗夫赋予了新一代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家不同于以往多余人形象的新的文化内涵，表明了平民知识分子们勇于肩负启蒙家历史使命的决心和勇气。
巴扎罗夫还是俄罗斯文学中第一个虚无主义者。小说中屠格涅夫把巴扎罗夫描绘成“完全、彻底的否定”的坚定维护着。巴扎罗夫将人类所有历史遗产――包括音乐、艺术、文化――都置于虚无主义的框架内，他激烈的否定现存的一切制度，包括专制制度、农奴制度和宗法制度。他否认一切历史文化传承。地主老爷尼古拉・基尔沙洛夫“富有情感地”拉着大提琴，吟诵着普希金的诗歌，这一切在巴扎罗夫眼中都是荒诞可笑的。按照他的观点，拉斐尔“不值一个钱”，而俄国的艺术家比拉斐尔也好不到哪去。他否认爱情、友情等一切情感，认为一切人所谓的精神的品质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这同样构造的大脑、脾脏、心和肺”。巴扎罗夫的虚无主义思想，明显受到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西方实证主义在俄国传播的影响，同时与他自身过度崇尚自然科学也是密不可分的，代表了当时平民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家的典型世界观和价值观。
巴扎罗夫形象的塑造与屠格涅夫的思想矛盾是紧密相连的。农奴制改革后的屠格涅夫，对贵族地主阶级的衰败趋势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但是他对新一代平民民主主义者能否承担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仍然充满矛盾。一方面，屠格涅夫在平民知识分子身上看到了俄国新生力量的崛起，因此他强烈呼唤俄国平民民主主义者的出现；另一方面，由于屠格涅夫清楚的看到平民知识分子身上的缺陷，他对这些新生力量能否承担社会历史使命又充满了不确定和担忧。尽管平民知识分子们都出身于平民社会，但他们从未真正了解过社会生活，从未深入过俄罗斯人民的内心。在屠格涅夫看来，启蒙思想家必须和俄罗斯人民、俄罗斯乡土和俄罗斯文化紧密相联，脱离俄罗斯人民的变革是很难成功的。然而以巴扎罗夫为代表的平民知识分子们在崇尚民主与理性的同时，却总是脱离了俄罗斯现实社会的真实生活，这导致屠格涅夫对这些新生力量今后的发展道路充满了矛盾和担忧。小说最后巴扎罗夫的离世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屠格涅夫的心理矛盾，他无法为平民民主主义革命者们指明一条确切的前进道路，也无法将俄国社会进步的责任放心的寄托在他们肩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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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学内容较为广泛，涉及到诗文、散文、小说等多个方面，是文学理论内容的一种体现。德国早期浪漫派诗学中对诗学中的文学理论进行了对应分析，将各项浪漫派文学内容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系统化、规范化的早期浪漫派诗学体系。德国早期浪漫派诗学的话语形态主要来源于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研究内容。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作品中诗不仅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还是一种话语表现形式，人们可以通过其诗学内容完成对话语的理解和研究。这种话语形态不仅可以体现诗学创作所表达的中心内容，还可以展现诗学创作中的经验及理论。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作品具有典型的叙事特征，主要以研究叙事类诗的规律为主，通过对其普遍规律的分析完成诗学话语形式的划分，形成了不同的诗学话语形态。
德国早期浪漫派诗学话语形态研究过程中将重心放在了诗学语言上及诗学技巧上，从诗学话语形态内容出发形成了对应的艺术特征形式。该话语形态对诗学内部特征进行了充分挖掘，以浪漫主义为核心，形成了对应的早期浪漫派诗学语言、结构、技巧等，为德国浪漫主义诗学体系的发展创建了良好的知识系统。在上述德国早期浪漫派诗学话语形态内容下，德国浪漫主义诗学形成了普遍性、真理性的内容结构体系，其诗学框架得到非常好的规范，为后续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在对德国早期浪漫派诗学的话语形态进行研究时我们可以从《诗学》内容出发，借助《诗学》中的话语形态结构实现德国早期浪漫派诗学话语形态的对比和分析。该过程中要首先确定德国早期浪漫派诗学的基本结构，依照自然学内容对诗学规律进行阐述，从而确定德国早期浪漫派诗学框架，依照框架形成具体诗学分层。其次要确定诗学的“种差”。依照诗学媒介、对象及方式对诗学话语形态内容进行分析，确定诗所想表达的内容和所要表达的效果，形成对应的诗学维度，确定诗学话语形态的形式及本质。最后，要确定对应的诗学关系，依照德国早期浪漫派诗学中的层次结构及“种差”对诗学之间的关系进行明确，寻找诗中话语形式的共性及异性。要依照上述内容明确诗学话语形式对表达效果的作用，确定话语形式的价值，明确德国早期浪漫派诗学话语形式的本质。
2.德国早期浪漫派诗学的社会功用
德国早期浪漫派诗学在创作的过程中秉承诗化人生理念，将生命本体论内容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方法展现在了诗学中，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诗文体系。这种诗学并没有特别严谨的结构，但其内容异常丰富，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浪漫主义风格。该诗学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社会文学发展，为文学体系的构建及完善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德国早期浪漫派诗学并非单纯为浪漫诗学，还包含着浪漫主义文学风格，是对人生的一种浪漫化、诗意化。这种诗学将艺术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消除了两者之间的隔阂，对人生意境和诗学意境的提升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德国早期浪漫派诗学可以充分展现人们的精神向往，以浪漫化手法完成诗学内容的丰富，将艺术和生活结合在一起。德国早期浪漫派诗人弗・施莱格尔在诗文学写作的过程中就充分将浪漫主义元素融入到了诗歌中，他将一切诗意的东西灵活运用到诗歌中，形成了宏大的艺术体系，让诗学的魅力得以充分展现。除此之外，诺瓦利斯也认为诗歌需要一种浪漫化的东西，要将浪漫化的质提升，给平凡的事物披上华美的外衣，从而是有限的东西向无限转变，形成一种视觉和感觉上的未知。上述德国早期浪漫派诗人对浪漫诗学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些思想下，浪漫诗学在生活的基础上得到了非常大的丰富，生活的魅力和神奇得以充分展现，这种诗学思想使越来越多的人挣脱心灵的枷锁，挣脱生活的桎梏，提升了艺术的作用。德国早期浪漫派诗学实现了艺术与生活的统一，完成了从艺术环境下生活的蜕变，这种蜕变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社会进步，对社会发展中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提升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德国早期浪漫派诗学可以充分展现人们的审美价值取向，通过浪漫化手法对审美进行救赎，实现审美与道德的融合。康德指出浪漫主义诗学是精神向往的体现，在上述体现的过程中审美价值观可以得到充分展现，具有高度的美学救赎效益，加速了德国文学发展进程。在该过程中审美活动与浪漫主义诗学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统一的内容结构，人们可以从诗学中充分感知人性美及艺术美，对审美观念的培养和纠正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3.总结
德国早期浪漫派诗学是德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浪漫主义及审美救赎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德国文学的社会功用，大大改善了德国文学发展进程。在对德国早期浪漫派诗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人们要把握好其话语形态，依照话语形态内容确定诗学体系中的艺术特色，深入挖掘诗学体系社会功用，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深化德国早期浪漫派诗学研究层次，提升其研究价值。
参考文献：
[1] 刘宁. 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和神秘主义气息的德国浪漫主义文学[J]. 黑龙江科技信息，2009，27：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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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儿童文学满足了小学语文教育的需求
从历史的角度看，儿童文学出现于五四时期，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的基本理论奠定了儿童文学的发展方向，在那个文学繁盛的时期，儿童文学应运而生，儿童文学的产生满足了儿童人群对文化和知识的渴求。与此同时，儿童文学的充分发展更加提高了小学生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在儿童文学盛行的大背景下，时代要求小学语文教育水平和方式必须得到充分提高。小学语文教育是学校众多学科教育中的一种，小学语文教育强调顺应儿童本能和兴趣，唤醒儿童本身对文学的关注。因此，儿童文学的出现满足了小学语文教育的需求。
二、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育中的地位
儿童文学体现了受众本位思想的重要性和儿童文学不同于其他文学的特殊性质，作为启蒙思想，这是非常重要的。更体现了小学语文教育的需要，同时儿童文学肩负着祖国未来教育的重任，这样的特殊任务促使了儿童文学思想上的绝对先进，而儿童文学最重要的功绩体现在对于小学语文的作用上。随着时代的发展，儿童文学也在不断地努力进步。带着自身强大的使命感和源远流长的发展动力，在小学语文教育中形成了一种无可替代的灵魂地位，伴随着知识水平和知识结构的不断优化，越来越多的家长理解了儿童文学作为一种教育形式的重要性，运用儿童文学对自己的孩子进行上小学前的教育，全面打造健康的人格特征，因此，儿童文学对于小学语文教育来说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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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对文学的阐释具有一种进步的正能量，契合中国新时期的文学界思想，进而刮起了一阵强劲的文学变革之风，她从不同的维度展示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女性身份的探寻和女性话语的构建。冰心时代产生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理性启蒙时期。在此阶段也涌现出了许多其他著名的女性主义作家，她们怀有鲜明的现代女性主体意识，她们追求独立、自由、平等，并都从不同程度上反叛以男性主义为中心的传统藩篱，以独特的女性主义视角关注性别、阶级、生存等女性境遇问题，但有些理论仍然过于夸张，鼓动宣泄大于理性思考，与现实女性权益也没有明显的直接关联。冰心则对妇女解放运动中的这些激进的想法提出反对。在这一阶段，冰心接触了印度哲学诗人泰戈尔创建的“爱的哲学”思想，正是“泰戈尔这种‘爱的哲学’，促成了冰心要爱一切人的泛爱主义哲学，彰显了她善良而又宽容的人生态度，使她的文学世界里满是母爱、童真、自然之爱、人类之爱，爱与美成为她本人和她的创作所追求的最高境界”。[2]冰心在自己的诗歌和小说中提出用天真的心和母爱来补救悲观情绪和修正各种社会问题，在她看来，只有母亲的爱才是无私的和永恒的：妇女有天生的爱感，没有妇女的爱，家庭温暖和社会和谐都将不复存在。同样，如果妇女不能充分发挥她们的爱，妇女解放也不能得以实现。“把照耀历史的神圣光辉奉献给只有女性才具有的母爱上，是对男权中心主义的大胆反拨，是对女性生命价值的热忱肯定”。[3]冰心的新“贤妻良母主义”下的婚姻家庭观念深刻地表现出了她对现代女性形象、女性地位、女性职责与现代家庭理想模式的构建，她的女性意识富于浓郁的时代文化特质，进而提供了一种“新女性主义”形象的范式。
冰心无疑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与批评的滥觞，她的作品与思想是中国女性主义启蒙时期的风向标。冰心的文学创作成为一种进步力量，冲击着新时期的中国文学界，刮起了一阵文学变革之风，不但从不同的方面展示了女性身体意识的觉醒，并且冰心将女性独立和自我身份认同作为家庭幸福与否的重要衡量标准。在她的短篇小说《两个家庭》中描写了两位同窗好友，一个生活美满、家庭幸福，另一个却生活愁苦、矛盾尖锐。故事中，家庭和睦的亚茜是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女性，会翻译、理账等；而家庭不和的陈太太是个官宦小姐，没有受过学校教育，不理家政，丈夫死后更是债务累累，生活拮据；她们对待孩子的教育态度也有所不同。“冰心理想中的家庭主妇是像亚茜那样的女性青年知识分子，在婚前要接受完美的教育，在婚后则是能体贴丈夫、会教育孩子的贤妻良母。冰心极不喜欢那种娇慵、懒惰，不理家务，没有受过教育的女人”。[4]亚茜便是冰心塑造的“新女性主义”形象的代表。冰心通过《两个家庭》将“新女性”形象置于备受压抑的传统男权社会与政治语境中，旨在提出女性的教育问题，并揭示良好的教育对女性婚姻家庭的重要作用，使女性得以建构经济上与精神上的独立意识，解构封建男权压制下的女性形象。从西方女性主义的视角看，冰心在其文学作品中着重强调女性的主体意识，深度挖掘女性的自身特质，视女性为爱与美的正向化身，冰心的创作启蒙了近代中国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冰心说：“世界若没有女人，真不知这世界要变成怎么样子！”这是冰心崇尚赞美女性，倡导两性平等和谐之心声。冰心作品中塑造的女性形象较之以往文学史上的女性形象迥然不同，她笔下的人物超越了封建女性那种三从四德，红颜祸水的形象，表现了女性温柔端庄，勇敢坚毅的一面。冰心的小说中满是冰清玉洁的知识女性，她们虽不完美，却是真切实在的。通过这些知识女性形象上的投射，我们能够看到人类的真善美以及女性“爱与牺牲”的典范人格特征。冰心以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表达方式和高度敏锐的洞察力，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女性主义新形象，她把女性同社会和国家紧密相连，体现了加快女性进步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
在中国，妇女解放问题在“五四”运动中第一次被提出，而冰心觉醒的女性意识则在五四爱国学生运动中萌生，并开始了对女性文学发展道路及女性解放道路的探索。冰心书写了一系列“妇女问题小说”，虽未能给予解决问题的真正出路，却向社会揭示了女性生存的不幸。小说《是谁断送了你》，女主人公怡萱在叔叔的帮助下，终于得到父亲的允许进入学堂，然而却误因一封信而失去了上学的机会，最终枉然殒命。怡萱是觉醒女性的代表，她追求思想自由、精神解放，却因一封正常的约信而被父母冤枉，愤恨而死。正是封建礼教使得她最终没能摆脱命运的悲剧，这里的封建礼教不仅包括她的父母，写信的人以及她自己，还包括封建文化的束缚和道德传统的禁锢。又如《最后的安息》中的翠儿，《庄鸿的姊姊》中的庄鸿的姊姊，《秋风秋雨愁煞人》中的英云都是封建礼教迫害的牺牲品，冰心借以这些女性的悲惨遭遇达到反封建的目的。此外，这些聪慧贤德的女性人物身上烙有封建意识的隐忍与懦弱，面对封建束缚与压迫，她们没有奋起反抗，而是选择逆来顺受。严苛的封建制度迫使旧式封建意识在女性的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难以拔除，女性主义文学若要通过文学手段改变女性已有定向思维及其生存窘境，还必须踏过一条漫长而满是荆棘之路，方能取得丰硕成果。
冰心是20世纪第一位把西方女性主义启蒙思想提升到哲学层面的中国女性作家。冰心滥觞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与新女性形象的创作。冰心一生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其小说、诗歌、散文都融合了她对社会的感悟与觉醒以及其思想与智慧抗争的经历，其中，冰心关于女性意识、女性主题、女性主义书写的作品备受学界的关注。“由于社会和历史的种种原因，在长久以来的男权社会中，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意识始终占据着一种‘普遍性’。这实际上是指男性主宰一切，女性完全被排除在主动范畴之外的概念，女人无形中被固化为‘随从’和‘他者’，这种思想在已有的多数经典男性作家的作品中表现的尤为突出。”[5]而冰心的女性主义文学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囊括了对男权社会的反叛和对女性意识、女性独立人格的塑造，她的文学创作既充满着丰富的女性主义思想与内涵，又不乏揭示出深刻的历史指导意义，为理性启蒙时期的女性主义指明了发展方向并赋予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总之，冰心是中国女性文学史上具有独特个性的女性主义作家，她的女性写作表现出鲜明的女性观，并从多角度剖释了妇女问题。对冰心文学文本的研究过程即是对文学中男性中心主义的解构，对于推动中国女性文学的流变与发展大有裨益。冰心的笔触诠释着女性精神的细腻性、情感的敏锐性和审美视角的独特性，她被誉为是20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女性主义作家。从冰心的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到中国女性主义文学与批评的渐进历程，冰心用自己锋利的文笔促进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与批评的研究与发展。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角看，冰心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与批评的滥觞，她推动了中国女性觉醒、解放、平等与进步。
参考文献：
[1] 王军，孙静.冰心笔下女性形象与女性主义批评研究[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2（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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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玲.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意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55.
[4] 肖凤.冰心评传[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