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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查情况
调查采取问卷调查形和访谈形式的进行，共向咸宁职业技术学院外国语学院双语幼教班在读学生发放问卷调查表150份，收回128份，先后走访了咸宁市30多家幼儿园和学前培训机构等用人单位。调查内容涉及双语幼教专业课程设置、能力素质培养、改进人才培养模式建议等方面的问题。
二、调查结果分析
（一）关于五年一贯制双语幼教课程设置的调查结果
问卷调查显示，对于目前五年一贯制双语幼教专业课程设置，45%的调查对象认为设置比较合理，60%的调查对象认为设置不是很合理，20%的调查对象认为设置非常不合理。其中，在调查结果中显示，40%的调查对象认为课程设置方面存在中职与高职课程开设重复较多的问题，没有从考虑五年一贯制课程体系的整合性，不能体现出五年一贯制的特色。60%的调查对象认为课堂理论教学较多、实训实践时间较少；38%的调查对象认为专业技能课设置不够。在改进课程设置方面，75%的调查对象认为应多到实习基地进行实际训练，30%的调查对象认为学校要增加英语语音和视听说课时，45%的调查对象要求加强美术和音乐等其他技能培养。在本校学生就业单位走访座谈中，80%的单位认为在学前教育人才的职前培养中应加强英语口语课、学前儿童英语教学法、学前心理学等。
（二）关于五年一贯制双语幼教人才能力素质培养的调查结果
90%的调查对象认为应突出培养专业知识，75%的调查对象认为应突出提高综合知识，65%的调查对象认为应突出提高自学能力，70%的调查对象认为应突出培养口头表达沟通协调能力。而在幼儿园教师工作情况来看，多数毕业生偏重理论知识，专业技能水平较低，表现在舞蹈、钢琴、美术等基本技能欠缺，理论转化为实践能力薄弱等方面。
（三）关于五年一贯制双语幼教人才素质需求情况的调查结果
65%的用人单位要求双语教师能够进行课堂全程简单的英语教学，75%的用人单位要求双语教师能够熟练运用双语进行课堂教学，95%的用人单位要求双语教师能熟练运用英语为幼儿讲故事、做游戏、唱儿歌来调动课堂气氛。
（四）关于改进五年一贯制双语幼教人才培养模式建议的调查结果
80%的调查对象认为学校应想方设法多为学生创造更多实践锻炼机会，75%的调查对象认为学校应灵活掌握专业课程和学生选择自修课程设置，70%的调查对象认为学校应适当增加校内外实训实习时间，65%的调查对象认为学习应避免学习内容的单一性；70%的调查对象认为学校应改革创新课程教学体系；85%的调查对象认为应从中专和大专学习过程中加强优势互补。
三、存在的问题及改进人才培养模式的思考
从问卷调查情况看，目前五年一贯制双语幼教在培养人才过程中主要存在着课程设置不太合理；师资队伍教学经验不足；学生知识面窄、动手能力不强、实践能力较弱等问题。从学校层面来看，主要原因对五年一贯制教育在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上有偏差，对学生今后从事幼儿教学所需要的专业技能、实践能力、教研能力等方面的能力培养不够，在课程内容设置方面不合理，没有把中职、高职两个阶段课程的有机整合与衔接，导致课程结构体系和内容不协调，也没有五年一贯制的特色。在教学组织上缺乏互动协作、资源共享度低。在人才培养评价标准上存在评价考核体系构建不合理，考核内容不明确，考核重点不明确，考核形式不完善等问题和不足。这些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当前五年一贯制双语幼教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人才培养过程的短板和弊端，这也是五年一贯制的学前教育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准确定位培养目标，突出工学结合特色。目前五年一贯制双语幼教在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以及培养规格的层次不够清晰，在某种意义上定位为职高幼师专业的延伸，只注重专业基本技能的训练，而忽视了专业以外各方面能力的提升。同时，由于幼儿教学和中小学教学有明显区别，幼儿园教师一方面要进行知识教育活动，另一方面更要进行幼儿日常生活保育护理活动。因此，双语幼教专业人才要针对当前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不仅要能够照顾好幼儿日常生活游戏娱乐活动，还要能够满足幼儿知识学习需要，更要充分考虑幼儿今后发展的需要。在具体教学过程中的英语运用能力方面，要求幼儿教师在掌握较为流利的英语口语能力的基础上，还可以较为熟练地运用英语来引导和组织幼儿开展各类日常活动，打破以往死板的课本式英语教学，尽量使幼儿教学活动生活化、儿童化。因此，双语幼教人才的培养目标就是要使他们了解和掌握一定的幼儿成长特点和心理发展规律，以及较为熟练的英语基础语言知识，还要掌握多种英语教学技巧。而学生要具备这些能力，仅仅在学校专业理论学习的基础上是很难全部掌握的，这就需要突出工学结合特色，除了在校期间学习专业理论知识外，还要有一定时间到行业进行观摩、见习实习、社会实践等，使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学生的职业综合素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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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互联网金融的产业融合特征分析
（一）互联网金融的产业概念特征
“产业（industry）”是经济学和管理学中最常用的概念，也是使用最模糊的概念之一，通常与“行业”、“产业领域”等概念混同在一起。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产业概念内涵也在不断变迁，学术界对产业的定义研究也不断深入。
古典经济学家在讨论分工时，用行业的概念描述产业分工。如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指出：“各行业之所以分立，似乎也是由于分工有这种好处。一个国家的产业与劳动生产率的增进程度如果是极高的，则其各种行业的分工一般也都达到极高的程度”。贝恩、波特等人从产业组织理论和战略管理等理论出发，将产业定义为“生产同类或相互间具有密切替代关系产品、服务的企业集合”。这种产业定义曾被广泛接受，成为美国标准产业分类系统（SIG）进行产业分类的前提和基础。但这种产业分类方法是基于对现有产品和过去产品替代性考虑的静态产业定义。随着技术的进步和产业形态的演变，这种定义的科学性越来越遭到质疑。默雷和阿布雷汉森（Murray&Abrahamson，1997）从产业演化的动态角度将“产业”定义为“一组具有相同组织形式的企业，即用类似的投入和生产技术，生产类似产品或者类似消费者服务的具有相同组织形式的一系列企业”。塞普勒（J.L.Sampler，1998）将“产业”定义为“拥有足够的关于同一市场关键信息的企业群”，他认为信息时代的到来，从根本上改变了产业的竞争特征，企业对消费群体拥有的信息已成为企业取得竞争优势的关键资源。梅里和菲利普（K.A.Munir&Phillips，2002）建议用“活动网络”（activity network）的概念来替代“产业”，并将“活动网络”定义为“直接或间接致力于塑造或执行一项特定活动的一组企业”{1}。由此可见，关于产业的概念是一个变化的过程。从产业边界明晰确定的静态定义，向动态的产业边界观转变。特别是塞普勒关于“关键信息”企业群、梅里和菲利普（K.A.Munir&Phillips，2002）“活动网络”对产业的界定，反映了信息时代企业面临的动态化竞争环境，对于分析产业融合背景下的互联网金融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从塞普勒的定义出发，互联网金融业所依赖的战略资源就是海量的客户和市场信息，通过社交网络生成和传播信息，通过搜索引擎组织、排序和检索信息，通过云计算处理信息，最终形成连续、动态变化的关于市场和客户的信息序列。因此互联网金融业不同于传统静态定义下的“产业”概念，既不等同于互联网信息服务业，也不等同于传统的金融业，而是由“关于同一市场关键信息的企业群”组成的新型产业业态。从“活动网络”（activity network）的概念出发，互联网金融业是围绕借贷关系和资金融通这一“特定活动”而关联的一组企业，包括金融企业（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基金公司）、电子商务企业、个人、独立的互联网金融企业。不同领域的企业尽管采用不同的商业模式参与其中，但围绕的是共同的“中心活动”。
因此，从产业的概念特征上看，互联网金融业具有不同于传统静态产业定义下的金融业和互联网信息服务业的特征，具有动态产业定义下的产业特征，具有明显的“市场关键信息”和“活动网络”指向，是产业融合背景下产生的新型产业形态。
（二）互联网金融的产业边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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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4月,时任陕西秦岭曾氏有限金属公司总经理的任文超探讨了利用“物资银行”解决企业的三角债问题,是这一概念的一个突破。随着物流学的不断发展,物资银行的概念也逐渐发展成熟。2003年9月,西安交大管理学院的学者于洋、冯耕中,2004年任文超以及2005年华中科技大学的王治等,都对物资银行的含义重新进行了研究,得出了比较规范的概念。仓单质押业务的理论总结始于1997年6月,当时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张平祥、韩旭杰对粮棉油货款的仓单质押业务展开了研究,但是并没有将物流的概念结合进来。
此后,随着物流学的兴起,相应的研究开始增多。2001年,烟台大学的房绍坤;2002年,学者孙宁;2003年,东南大学的郑金波;2004年,学者邵辉等对此都进行了研究。该业务与物流业发生紧密联系只是近几年的事。对于保兑仓业务的研究则是基于仓单质押业务而衍生出来的。
物流金融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成果是“融通仓”的研究。2002年2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罗齐和朱道立等人提出“融通仓”的概念和运作模式,迄今仍有系列成果推出。2004年5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邹小、唐元琦首次提出“物流金融”的概念,定义了它的内涵和外延,“物流金融”被正式确立为一个新的研究平台。至此,物流金融的研究对象、研究方向基本确立,并且与实践相结合归纳出了一系列的运作模式。在学科概念的发展过程中,也有学者做出探索。2005年3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陈祥锋、朱道立提出了与物流金融相类似的“金融物流”的概念。但因其相对于“物流金融”在表达上不够准确,续用者不多。物流金融领域的另一项标志性成果是“物流银行”业务的出现与普及。2004年,广东发展银行在“民营100”的金融平台基础上及时推出了“物流银行”业务,期望有效解决企业的融资与发展难题。从2004年底至今物流银行业务迅速在各行业中得到应用,如中储与华夏银行的合作,福建中海物流公司、泉州正大集团与中信银行的合作等等。物流银行业务是以产品畅销、价格波动幅度小、处于正常贸易流转状态且符合质押品要求的抵押或质押为授信条件,运用实力较强的物流公司的物流信息管理系统,将银行资金流与企业的物流有机结合,向客户提供集融资、结算等多项银行业务于一体的银行综合服务业务。可以看出“物流银行”是“物资银行”业务的升华,具有标准化、规范化、信息化、远程化和广泛性的特点。物流金融近期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基于网络技术的物流金融产品设计和风险管理等领域。
物流金融的相关概念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的邹小芃、唐元琦首次定义了“物流金融”的概念。他们认为物流金融就是面向物流业的运营,通过开发、提供和应用各种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有效地组织和调剂物流领域中资金和信用的运动,达到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的有机统一。这些资金和信用的运动包括发生在物流过程中的各种贷款、投资、信托、租赁、抵押、贴现、保险、结算、有价证券的发行与交易,收购兼并与资产重组、咨询、担保以及金融机构所办理的各类涉及物流业的中间业务等。物流金融是为物流产业提供资金融通、结算、保险等服务的金融业务,它伴随着物流产业的发展而产生。物流和金融的紧密融合能有力支持社会商品的流通,提高全社会的福利。该定义指出了物流金融所研究的领域和基本的研究方向,它还强调金融创新思维和金融工程技术的运用。
“融通仓”作为物流金融领域的重要概念最早是由复旦大学的罗齐和朱道立在2002年提出。朱道立等人系统地介绍了融通仓理论。他们认为,因为融通仓所涉及的对象数量众多,要想把这些分散的个体有机地连接起来,实现资金、信息和物流的结合,除了借助先进的信息通讯系统和交通技术之外,还要用系统的思想和方法设计出切实可行的模式和结构,包括基于动产管理的融通仓运作模式、基于资金管理的融通仓运作模式、基于风险管理的融通仓运作模式等三种。他们设想的融资结构有纵向结构、横向结构、星状结构和网状结构四种。这些结构的设想主要是来自对不同环境与规模类型的企业给出的因对象而异的分析。基本思路是以“仓”为突破口,运用各种各样的信息传递程序,实现对仓中动态的物资的计价,使它们可以与资本实现转化。资本、物流、仓储是企业运作过程中流动资产的三个代表性的形态,它们覆盖了企业日常运作的全部流程。朱道立等人的理论研究强调物流对金融的融资功能的辅助,注重基于银行服务的讨论,给出了第三方物流企业扩大服务范围,开发新的高利润服务项目的思路。其中虽然涉及了物流金融的结算职能,但没有把它作为重要的内容加以讨论。
物流金融理论在实践中另一个重要的应用是物流银行业务的开展。物流银行打破了固定资产抵押贷款的传统思维,创新地运用动产质押解决民营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广发银行在国内物流银行业务的开拓上走出了第一步。广发行对生产企业的一个(或多个)品牌产品在全国范围内的经销给予支持,改变了以往单个经销商达不到银行授信条件而无法获得银行支持的局面,同时银行通过全国范围内的经销商和生产商内部的调剂,分散了风险。“物流银行”与前面的“融通仓”在寻求对流通中的资产进行评估的思路上保持了一致,区别是它更多地站在银行努力寻求在扩大贷款的同时控制风险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物流金融理论的研究发展
在“物流金融”概念问世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涉足这个领域,他们的研究丰富了物流金融学的内容。刘高勇(2004)从网络技术的角度讨论了企业物流与资金流的融合。他论证了网络环境下企业物流与资金流融合的可能,其中信息充当物流和金融整合的媒介,对生产和经营过程产生重要的影响。陈祥锋、朱道立(2005)提出了面向供应链的金融物流的概念,尝试从物流金融提供者的角度转换到物流金融的客户角度来开展分析。徐莉、罗茜、熊侃霞(2005)介绍了物流银行业务的特点与作用,指出开展物流银行业务面临的风险,并就风险防范和利益分配等问题提出设想。王颖琦(2005)介绍了物流保险在现实的生产过程中的应用,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唐少艺(2005)以UPS和和广东发展银行为案例,描述了第三方物流企业和金融机构开展的物流金融业务,向准备在我国开展物流金融业务的企业提出了针对市场现有状况合理运作的建议。邹小(2005)在《管理塑料价格风险的利器:网上中远期仓单市场》一书中指出,在传统现货批发市场基础上综合运用现代网络技术和电子商务模式而建立的中远期仓单市场,是全新的流通方式,极具创新意义和推广价值,能大幅降低物流成本,有效满足业界规避价格风险和违约风险的需求。该书以浙江塑料城网上交易市场为代表的仓单市场作为研究对象。从阐述仓单交易市场的基本内涵、形成、现状、功能作用和市场运作等角度入手,对网上中远期仓单市场的组织架构、市场管理、交易者、交易行为、交易目的等进行论述,对市场的操作流程和基本制度作了详细的解说,研究了衍生品交易和物流服务如何结合并产生效益和控制风险。唐少麟、乔婷婷(2006)用博弈分析的方法从风险控制的角度论证了对中小企业开展物流金融的可行性,指出相应的风险可以通过规范管理制度和采用新的管理工具(主要是管理信息系统)加以有效控制。
现实世界里,“资金”、“原材料”、“库存”这三种资产形态经常相互转换,而转换过程通常很难受到全程不间断地跟踪,特别是“物流”的过程在先进的通讯和信息技术得以广泛应用之前是很难被考察的。因而传统的会计学和金融学在研究企业运作时通常取其“现金”或“库存”的静止状态进行分析,很少涉及动态的转换。“物流金融”的长处就是能解决运动中或处在不稳定状态下的资产利用的问题。它好比社会科学中的“微积分”,使商业领域中的变量可以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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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望咨询公司总裁、互联网分析专家吕伯望认为，目前美股暴跌，造成美国投资者信心受挫，市场资金紧张，从而在短期内影响中国概念股表现。但从基本面上看，如果中国宏观经济能够在这场危机中保持较为稳定的增速，中国概念股仍然能够保持前期的高速增长。
从不同的收入来源看，以提供互联网资讯服务而获得广告的门户网站以及网络游戏企业所受到的影响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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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10-0047-03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政府都采取相关措施应对危机，学术界也利用这次危机在理论研究上进行思考，使得供应链金融这个领域得到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企业对现金流量需求的波动性增加了金融产品的需求，供应链金融就是在这样背景下产生的。企业需要资金用于投资，同时也要留存资金以抵抗风险。供应链金融的运作模式恰恰可以解决企业资金短缺的困境，但是目前企业还很少熟悉和了解供应链金融的结构框架和运作方式，没有看到供应链金融在解决资金限制中发挥的作用，因此，了解供应链金融的框架并将其应用于企业资金配置中具有重要意义。
供应链金融相关研究已得到广泛关注，国内外文献已有很多从供应链金融的发展模式、风险管理、融资渠道等方面展开探讨。国内文献主要集中在促进扩大中小企业融资渠道、风险防范等方面展开，针对供应链金融的结构和模式研究有限。胡跃飞等从供应链金融发展的实体经济的角度，讨论供应链财务管理到供应链金融的演变过程，并从学理上对供应链金融进行界定。徐学锋等从供应链金融概念的界定和理论基础阐述出发，分析我国供应链金融存在的业务模式、技术实施和组织制度的问题，提出从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上解决我国供应链金融发展问题。冯静生介绍了供应链金融的产生和发展，通过我国的实际情况分析供应链金融的优势和风险，研究供应链金融的运作规律，并对改善我国供应链金融发展环境给出建议。张Z等从物流金融与供应链金融的融资方式的概念、运作主体、运作模式等分别进行论述，指出了两者的区别及在融资活动中可能产生的问题，提出对策解决运作主体收益最大化问题。刁叶光等研究了供应链金融下的反向保理业务，并将该模式与采购订单融资和存货融资相结合，并对国内商业银行的反向保理业务进行分析并给出建议。张玉馨介绍了反向保理业务的模式和供应链金融的概念与发展，结合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特点，分析了反向保理在我国发展的潜力。国外文献也从一些角度对供应链金融问题进行研究，Pfohl等研究了供应链中的财务流，优化财务流能够减少供应链的资本成本，并提出了供应链金融的数学模型和分析框架。Gomm根据供应链和物流的财务问题提出分析框架，指出供应链财务管理更有利于供应链管理，能够改进资本成本率。Wuttke等建立关于供应链金融的知识，分析公司如何采用供应链金融来发展企业，并指出供应商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最后利用六家欧洲企业的实例说明供应链金融的优势。
供应链金融的研究能够减少企业的资金成本，增加企业的融资手段，有利于企业资金的安排和配置。现有资金优化和融资已成为企业面对的主要问题，如何使企业资本运营更有效率，供应链金融可能会产生比较好的效果。因此，理解供应链金融的基本概念和运作流程，同时分析供应链金融的主要形式的运作情况，将有利于企业发展。
1 供应链金融主要业务的运作模式
供应链金融在企业中具体的运作模式主要表现为反向保理模式，方向保理业务主要指金融机构或相关企业针对有信誉企业，提供给有信誉企业供应链的上下游企业更多有利的贷款选择，通过货物抵押、应收账款抵押等方式。反向保理业务能够以更灵活的形式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同时根据主要核心企业的信誉程度实施风险控制，能够获得有效的收益，实现金融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多赢。图1显示了反向保理业务的运作模式。
在很多企业都采用了反向保理业务，该业务能够减少担保交易的风险，同时降低了担保交易的成本。原来的供应链管理中，只强调供应链上企业之间的合作和沟通，但是，由于资金的限制和过度依靠核心企业，上下游的中小企业往往得不到很好的保障，在应收货款和应付货款的问题上要消耗很大的沟通成本，增加了供应链管理的难度。反向保理业务能够有效避免这种风险，通过金融机构共同承担这种风险，减少了沟通成本，使供应链的运行更加顺畅。供应链金融的运行为企业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增加企业之间的关联度，将功能整合为一体，在供应链中创造出更大的价值和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2 供应链金融业务的发展
很多学者尝试为供应链金融下定义，虽然定义的细节中有些不同，但是大体的含义是一致的，研究主要包括在如何协调供应链内部金融合作、如何创造利益相关者的价值等，实质为供应链各相关成员之间的资金调节。供应链金融特别适合于核心企业为大型制造业企业，企业在采购设备或关键部件时，可以将信誉授权给供应商，当确保产品满意后支付货款，减少很大的风险。供应链金融这种授权信誉的运作模式主要受财务调节的控制、价格歧视、降低交易成本和质量保证等需求的推动。供应链金融模式在实践中也得到很多应用，从最原始的物流金融开始发展到更多的模式，主要发展状况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2.1 企业间金融合作的进一步融合
现在大多数企业之间的交易已公开账户的形式展开，这种方式增加了企业间的透明度。传统的交易主要体现在先付款后发货，或是先付一部分款再发货，这种交易模式加大了对资金的占用，要有很充足的流动资金才可以保证企业的顺利运行。供应链企业之间虽然要比一般的企业交易关系更牢固，但是这种交易模式也需要占用很多资金。而供应链金融形式的引入，使得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到供应链中，开展更广泛的金融合作，无形中加大了供应链资金的数量，提供更多的交易机会，减少供应链的交易风险。
2.2 利用供应链金融调节加强风险管理
供应链金融也能够增加风险管理能力，交易信誉能可以作为一种机制分担供应链中的风险。通过一些企业的实际表明，反向保理业务和核心企业的资金援助能够减少供应链的干扰和波动，加强风险的控制能力，提高客户需求满意的能力。同时，供应链金融的调节还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引入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可以减少关于交易支付方式的讨论，避免供应链的企业之间关于交易付款方式的协商和沟通，这样无形中减少了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保证了供应链的稳定性。
2.3 供应链金融调节的网络效应
供应链金融在供应链中能够产生多种资金配置的方式，建立在双方的信誉基础上。通过供应链将更多的企业联系到一起，形成资金配置的网络。网络的产生可以提供更多的企业之间的联系，通过资金支持和金融支持产生更多的资金流，保证企业网的有效运行，减少网络中的风险，提高供应网络的效率。在盘活更多企业的同时，也能保证金融机构创造更多的交易和保理方式，更好的服务于企业。
3 供应链金融实施的效果
一般很多依靠供应链的企业都具有庞大而复杂的供应网络，需要与很多企业发生财务往来，这就为供应链金融提供了应用的基础。每个企业都在思考如何利用供应链金融来实现供应链资金的充裕和保证，都想将企业的战略和执行策略顺利完成。企业利用供应链金融能够获得很多优势，在财务协调方面：为企业间的资金调节提供战略向导、减少资金的运作成本、提供企业的财务信誉评估等。在风险管理方面，通过支付期的延展降低资金运行成本、减少产品的价格、标准的支付期降低交易成本等。在供应链网络方面，增加供应链中资金的流动性、扩大供应链网络的效用、提高网络间企业的合作性。
不同企业针对供应链金融的运用也有不同的理解，对于反向保理业务，有些企业主要利用反向保理提高占用资金的流转速度、降低采购成本，通过标准化的资金支付期限的延长来减少财务成本。而另一些企业主要集中在面对顾客需求波动时，提高供应商的供应能力，在需求波动条件下的供应商能力能够影响未来收益、利润和市场份额。反向保理提高供应商的流动性，降低短期财务成本，减少运行时的财务障碍等。改善供应链的绩效情况，以顾客需求变动为核心的供应链管理方式。
企业不同的战略目标也能影响供应链金融实施的状况和财务调节的作用，以风险管控为主的企业和以扩大业务量为主的企业在具体的供应链金融实施会有差异。供应链金融成为供应链企业间协商的一种策略方法，能够评估企业的供应资金成本和资金运作时的成本，资金支付期限和支付比例的不同，会导致多种合作方式产生，能够为企业间的沟通与合作带来更灵活的方式。有些企业以收益最大化为目标，要求更低的资金运作和持有成本，实现更大的交易比例。另一些企业针对不同的供应商实施相同的标准，不区分具体的资金支付期限和资金支付比例，实现全供应链网络的合作紧密化。
总之，供应链金融在企业中的实施会有不同效果，根据企业的不同目标会产生不同的供应链金融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是，不同的实施方式都有助于企业供应链的合理化，有助于企业增加更大的资金流动性以实现更大的交易范围。企业在利用供应链金融业务时，要确定与供应链之外的金融机构和融资平台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要增加企业财务和业务运作时的透明性，将更多的相关机构吸引到供应链网络中，扩大资金的获取渠道，加快资金的周转速度，以更低的资金运作成本实现更大的效益。
4 结论
供应链金融的概念和运作模式还在不断的发展中，这种融资形式能够改变供应链的运作方式，提高供应链的资金供给，为供应链带来竞争力。供应链金融不但提高了供应链中企业的竞争力，减少供应链的波动性和干扰性，保持供应链有效的运行。但是，在如何构建供应链金融的统一模式，有利指导企业以顾客化为导向的供应链最大收益，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供应链金融。通过对供应链金融概念的认识，运作模式、发展状况和实践的效果，能够供应链金融的基本框架，说明供应链金融在企业供应链交易中应用的潜力和优势，为企业及其供应链的合理运行提供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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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金融风险相关概念
（一）企业金融风险的含义
企业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盈利，而置身于全球化市场这样一个复杂多变的环境中，承担风险是无可避免的。金融风险是企业在长期运营中所遇风险的一种，其具体含义是指，限定在企业中所发生的金融风险，是利率、证券价格和汇率等金融变量发生的非预期变动。企业金融风险事件涉及到三种，即经济、政治、社会事件，它们分别指的是在经济。政治、社会具体事件发生之前企业无法提前预知的金融变化。严格说来在这三类风险事件中，只有经济风险才能说得上是一般意义上的金融风险。
（二）企业经营中所面临的金融风险类型及其联系
企业面临的金融风险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的环境诱因会导致产生性质不同的风险类。以《企业风险管理》所明确划分的类型来看，可以把企业金融风险分成七种，其一，市场风险，这是指由于交易对象违约，不顾法律义务产生的风险；其二，流动性风险，即在企业的运营管理过程中出现资金紧缺情况，导致无法正常支付的风险；其三，结算风险，它是指一种因交易的商品或付款未按时收到导致的风险；此外，还有声誉风险、法律风险和违规风险、运行风险三种。至于各种不同的企业金融风险之间存在何种具体联系，则需要一分为二，加以论述。首先，各种风险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是相互独立存在的。然而，在经济发展加快的作用下，各种风险逐步被动建立了较为紧密的联系，发生一种风险衍生发展成其他另外风险的现象也并不少见。企业的声誉会受到所有其他风险的影响，而所有的风险都会受到运行错误的影响。
二、企业经营中面临的主要金融风险及其影响
（一）企业经营中面临的主要金融风险
说到企业在经营中面临的主要金融风险，首先需要谈到企业的汇率风险，它指的是公司的盈利和市场价值可能面临因汇率变动而引发波动的风险。具体而言，又可以细分为交易风险、转换风险和经济风险三类。第二点，是利率风险，其含义指的是借贷双方在遇到利率升降变动剧烈的情况时，可能随之变动的风险。
（二）金融风险对企业经营的影响
社会的快速进步，加快了经济全球化的步伐，政治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化已经引起了各方面人士的注意。越来越广泛的经营范围，给企业带来许多经营中的不确定因素，从而增加了发生金融风险事件的机会，给置身于其中的各个现代企业造成了极其大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增加了经营成本和经营决策的难度。
三、企业金融风险管理的一般程序
(一）金融风险识别
企业置身于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遇到金融风险是不可避免的，最能减少风险带来损失的措施就是加强风险识别。只有科学地辨别出了所受风险属于哪种具体形态，才可以对症下药，解决风险困难。
（二)金融风险衡量
经过前文所述的风险识别，便是据此做出科学的决策。企业应该在决策前期，就对风险加以分析，判定随之而来可能出现的风险状态，并对比各类风险孰轻孰重，把握住最可能给企业带来最大损失的风险类型，把握时机，优先控制解决。
(三）金融风险管理
金融风险管理，要求首先了解风险的数量和程度。企业遇到的风险越较，且其波及的企业经营领域越广，就越需要重视风险管理工作的开展。其次，是分析企业自身风险管理的能力与条件。从分析企业内部的资金实力、人力资源等等方面入手，如果内部能力欠佳，可实行风险委托管理。第三点，考虑风险管理的外部环境，判断金融衍生市场是否发达等。第四点，则是测算风险管理的成本，必须保证风险管理的成本低于所获得的利益。
四、衍生金融工具与企业金融风险管理
（一）衍生金融工具的特征以及风险因素
企业在处理其金融风险的过程中，如果对相关的衍生金融工具有清楚全面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恰当运用，无疑可以帮助解决金融风险管理问题。首先，需要明确衍生金融工具的五个性质，即杠杆性、融资性、高风险性、虚拟性、表外性。
（二）衍生金融工具对企业金融风险管理的影响
只有严格遵守衍生金融工具的交易规则和交易制度，避免一切的不适当运用，企业就能够克服由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引发的甚至是所有的各类金融风险，企业通过衍生金融工具的交易，可以使企业对套期保值能够顺利进行。五、结语综上所述，企业在长期的经营管理中，遇到金融风险是兵家常事，而加强对金融风险的管理则是成败关键。因此，企业不可小瞧了金融风险，而是应该了解企业金融风险的具体概念和进行风险管理的一般程序，包括金融风险识别、金融风险衡量、金融风险管理，同时利用衍生金融工具与企业金融风险管理的关系，在把握衍生金融工具的特征以及风险因素基础上，明确衍生金融工具对企业金融风险管理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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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工具准则规范的是金融工具交易活动，包括发行、持有、转移等方面的会计核算和列报披露的规则。所以，首先需要理解金融工具的概念。
金融工具无疑是与金融市场紧密相关的，没有比较发达的金融市场，则不可能存在相应的金融工具。金融市场的基本功能是资金融通，即提供资本流动和交易的场所。
金融市场提供了资金融通和流动的场所及规则，金融工具就是促使资金在金融市场上融通和流动的具体媒介。根据准则的定义，金融工具是指形成一个企业的金融资产，并形成其他单位的金融负债或权益工具的合同。
从金融工具所约定标的类型可分为基本金融工具和衍生金融工具两类。基本金融工具中关于权利义务约定对象直接对应的是资金流，包括企业持有的现金、存放于金融机构的款项、普通股，以及代表在未来期间收取或支付金融资产的合同权利或义务等，如应收账款、应付账款、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存出保证金、存人保证金、客户贷款、客户存款、债券投资、应付债券等。衍生金融工具中关于权利义务约定对象直接对应的不是资金流，而是基本金融工具或者其他衍生金融工具，包括远期合同、期货、期权等。
二、金融工具准则体系和规范范围
金融工具准则具体包括四项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保值》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具体规范金融工具的确认、计量和列报事项。我国金融工具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本一致。
引入金融工具概念是2006年颁布的新准则亮点之一，金融工具概念下，既包括了各类企业普遍涉及的货币资金、往来款项、长短期借款和证券投资事项，也包括一般企业可能较少涉及的期权、期货、远期合同等衍生工具投资事项，这些事项均属于金融工具准则规范范围。
三、主要核算和披露规定
1.金融工具的分类与确认
从会计核算角度，金融工具分为以下六类：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其他金融负债；权益工具。
（1）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
具体又可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和直接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
（2）持有至到期投资
是指到期日固定、回收金额固定或可确定，且企业有明确意图和能力持有至到期的非衍生金融资产。
（3）贷款和应收款项
是指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回收金额固定或可确定的非衍生金融资产。
（4）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对于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的金融资产，企业可以将其直接指定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其他金融负债
主要指经初始确认后没有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的其他金融负债。包括一般企业的应付账款、长期借款等。
（6）权益工具
权益工具是指能证明拥有某个企业在扣除所有负债后的资产中的剩余权益的合同。例如，企业发行的普通股。
（7）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重分类的特别规定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经初始确认后不得随意变更，准则对重分类行为进行了规范并设立了惩罚性条款。
2.主要计量属性的应用
关于金融工具的计量共有公允价值、摊余成本、历史成本和现值等计量属性。所有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及权益工具的初始确认均以公允价值计量。对于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按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且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3.金融资产转移的特别规定
《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着重规范了企业将持有的金融资产转移给该发行方以外的其他方的会计处理，包括票据背书转让、应收账款保理、资产证券化、债券买断或回购等结构化融资业务等。
四、新旧准则主要变化
新金融工具准则中规范的内容，在新准则颁布之前，分别在《企业会计制度》、《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和财政部印发的《关于企业与银行等金融机构之间从事应收债权融资等有关业务会计处理的暂行规定》（财会[2003]l4号）及《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05]12号）等规范性文件中有相应规定，部分内容没有明确规定，与这些制度相比，新准则的主要变化有以下方面。
1.重新分类
旧制度对金融资产主要分为：货币资金，短期投资，应收票据，应收股利，应收利息，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长期股权投资，长期债权投资等。新准则将企业取得的除长期股权投资准则所规范的股权投资等之外的金融资产划分为四类：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旧制度对金融负债主要分为：短期借款，应付票据，应付账款，应付股利，其他应付款，长期借款，应付债券，长期应付款等。新准则划分为两类：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其他金融负债。
此外，新准则规定了旧制度中没有涉及的权益工具概念，并将衍生工具由表外披露纳入表内核算。
新准则主要按各类金融资产、金融负债的性质进行分类，同一类别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应用相同的计量属性和核算方法，与国际会计准则实现了趋同。
2.计量属性
旧制度对股票债券等短期投资采用成本与市价孰低计量；新准则要求对交易性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对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采用实际利率法计算的摊余成本计量。
五、主要关注点
金融工具准则在金融资产初始分类方面给予公司管理层较大自主权，虽然准则对金融资产的分类及重分类做了相应限制性规定，但管理层还是有相当的会计政策选择空间。此外，在公允价值具体标准的确定等方面也有相当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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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消费者保护在国际上很早就开始了理论研究，其中最著名的是Michael Taylor在《A Regulatory Structure For The New Century》（1995）提出的“双峰理论”（Two Peaks），他认为金融监管存在两个并行的目标，一是审慎监管目标，二是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目标。前者旨在保护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和金融体系的稳定，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后者通过对金融机构经营行为的监管，防止与减少金融消费者受到欺诈与不公平待遇。
而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的研究成为热门。其中，Sharon L. Tennyson在《Analyzing the Role for a 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Agency》（2009）中提到之前很多讨论都集中在消费者是不是非理性以及辨别能力不足，所以需要家长式的监管机构来进行“照顾”。而且不当的消费者保护是否会带来金融危机。而Sharon L. Tennyson认为这种讨论其实是错位的，消费者保护是金融市场中是必须的。因为金融市场中信息不对称，消费者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辨别金融产品的品质。而消费者要获得这些信息需要付出的成本是巨大的。所以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来看，消费者保护是非常有必要的。而Erik F.Gerding在《The Subprime Crisis and the Link between 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and Systemic Risk》（2009）一文从次贷危机入手，首先认为次贷危机的产生告诉我们审慎监管与消费者保护必须分离。其次，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意义不仅仅是对个人进行风险保护，同时也可以防止系统性风险。该文所提到的系统性风险，是指在次贷危机中消费者借贷的高违约率，这种不可预测和高度相关的违约会使整个市场都处在风险之中。而金融消费者保护可以通过降低消费者借贷违约的层级、使违约更可预测、降低违约的高关联性等方法来缓和这种风险。Susan L. Rutledge在名为《Consumer Protection and Financial Literacy： Lessons from Nine Country Studies》（2010）的报告中考察了九个中等收入国家的金融消费者保护与该国民众理财常识（Financial Literacy）的联系。该报告认为良好的消费者保护可以确保消费者做出较为明智的决定，并且不会受到到欺骗和不公平的待遇以及个人隐私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基于这个原因，金融消费者保护也需要得到重视与加强。
另外，还有很多学者基于各个角度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必要性进行论述。Gail Hillebrand在《Before the Grand Rethinking： Five Things to Do Today with Payments Law and Ten Principles to Guide New Payments Products and New Payments Law》（2008）一文中从消费者分期付款的角度看到金融创新的快速发展是监管当局需要提供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原因。Bruce I. Carlin和Simon Gervais在《Legal Protection in Retail Financial Markets》（2009）一文中，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理论分析，同时对金融机构时常提供信息服务给金融中介这种行为进行考虑，由此提出一个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分析框架。通过对模型进行分析，认为金融消费者保护不仅仅是法律上的义务，更是对市场参与和经济增长的有益驱动。Roman Inderst和Marco Ottaviani在《Consumer Protection in Markets with Advice》（2010）则着眼于中介的佣金模式，认为现有的佣金模式存在道德风险，会导致金融中介给予消费者不恰当的购买建议，在此基础上提出对金融消费者进行保护。
二、我国关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理论的研究
相比国外，我国学者在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上通过建模来进行论证的较少，大部分都是通过法学或法经济学角度进行阐述。如吴弘、徐振在《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理探析》（2009）指出，由于金融市场上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在经济实力、专业知识、产品信息等方面实质性的不平等，以及金融创新的不断推进，会不断出现金融消费者利益受损的现象，金融监管当局应当整合立法、司法、执法资源，加大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力度。同时，他们还分别从社会学、经济学以及金融监管理论的角度，分析了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理论依据，认为经营者阶层与消费者阶层的利益冲突，需要金融消费者保护来平衡；契约人的“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需要金融消费者保护来矫正；逐步取代“经营者”的“消费者”，需要金融消费者保护来保障。
朱晓磊、姚佳在《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消费信贷法律规制的重思―以保护金融信用消费者为视角》（2009）一文中站在经济法学的角度认为，金融消费者保护始终根源于消费者本位理念，是公平理念和以人为本理念的体现，是消费者本位理念的升华，因此，充分地重视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实属必要，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平衡金融信用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利益关系，才能充分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实现，也才能进一步促进金融消费的发展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韩冷那在《从征信体系实践论金融消费者信息权益的保护》（2010）从征信问题入手，认为在金融消费中，金融机构站在绝对的优势地位，金融消费者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在消费者金融知识和信息普遍缺乏的情况下，金融机构没有履行“一对一”的告知和教育义务，可能造成个人的信用记录在无主观故意的情况下产生不良信用信息。从这个角度来看，金融消费者保护势在必行。
另外，高明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基于委托模型的研究》（2011）、孙天琦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市场失灵、政府介入与道德风险的防范》（2012）、顾根银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探究》（2012）分别集中于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与信息严重不对称、消费者金融专业知识贫乏与认知偏差等方面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进行研究。
三、我国关于金融消费者法律界定的研究
金融消费者作为消费者概念在金融监管领域的延伸，我国早已有学者对消费者概念进行研究。如王利明2002年就在《消费者的概念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范围》一文中认为消费者是指非以盈利为目的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人。消费者这一概念是与经营者相对应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指的“消费者”原则上仅限于自然人，而不应当包括单位，单位因消费而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应当受合同法调整。
王伟玲在《金融消费者权益及其保护初探》（2002）一文中较早地使用了金融消费者的提法，并结合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阐述了金融消费者的权利内容。2006年12月，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第一次采用金融消费者的概念，指出要更好地满足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日益增长的需求，充分维护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利益。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频繁使用金融消费者这一概念，我国学界也开始大量涌现关于对金融消费者基本理论的探究。
如张伍愚和刘敏的《金融消费者概念合理性探析》（2010）从金融消费者的特征与投资者概念的区别及该群体适用法律规则的特殊性进行分析。该文作者认为，“金融消费者”较“投资者“有着理念及规则适用上的优越性。首先，在外延上具有伸张性。因为金融消费者一词统摄了金融诸业中的一方当事人，无论金融创新的速度多么快捷，“金融消费者”皆能以不变应万变，囊括这些金融产品或服务的自然人购买者。而“投资者”的概念仅出现在我国的证券类法律法规中，一般仅指称证券市场上有价证券的购买者。其次，除了专业投资人进行的营利性投资之外，普通的证券投资仍可以看成是一种金融消费。并且随着随着金融技术、金融科技的发展，金融产品的日益复杂，作为金融消费者的“投资者”日益趋于信息弱势地位，对投资者、股东如若采取民商法上私权救济的制度设计，停留于权利义务的简单设定，难以确保其利益得到合理保护。邢会强在《澳大利亚金融服务督察机制及其对消费者的保护》（2009）与《金融危机治乱循环与金融法的改进路径――金融法中“三足定理”的提出》（2010）明确提出应将“消费者”概念延伸至金融领域，金融领域中的客户、存款人、投资者、股东、持有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者等，无论是个人还是符合一定标准的小企业，都应视为金融消费者。李健男在《金融消费者法律界定新论―以中国金融消费者特别保护机制的构建为视角》（2011）认为金融消费者的法律界定，应该以解决金融消费者在金融消费交易中的“信息严重不对称与对信息的严重依赖并存”这一核心问题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由于金融消费交易的特殊性，即使是企业法人（不含金融企业法人），在金融消费交易中，与个人消费者一样会陷入“信息严重不对称与对信息的严重依赖并存”之中，都需要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的特别保护。最后他做出界定：金融消费者，是指在金融交易中处于信息严重不对称的弱势地位，同时对金融经营者一方的信息披露存在严重依赖性的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组织，但不包括金融企业法人。
从比较法的视角来对金融消费者概念进行研究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廖凡的《金融消费者的概念与范围：一个比较法的视角》（2012）。他在文章中指出传统消费者概念适用于金融领域时存在的不确定性，以及现有金融行业立法在保护性上的不足，使得在我国构建金融消费者概念具有现实必要性。同时国外立法实践表明，金融消费者概念与范围主要是实践塑造的产物，与金融监管模式和监管体制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而对于我国来说，应从现实情况出发，现今较为可行的做法是对金融消费者进行宽松的界定，使其涵盖整个金融服务领域，而在消费者保护制度方面则遵循最低限度协调原则，只做出总体性、原则性的规定，由行业监管部门基于行业特点和监管需要指定实施细则；与此同时，保留和延续既有的证券投资者概念和投资者保护制度，实现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两个概念、两套制度并用。还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局长焦瑾璞的《金融消费者概念的内涵与外延》（2013），因作者的官员身份，某种程度可以代表官方对金融消费者概念的认识与理解。焦瑾璞在该文中分析认为金融消费者的内涵首先是具备一定专业能力的自然人与一般自然人，其次还包括证券、保险投资者。在外延上为：一、已接受、正接受以及正考虑接受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产品或服务的自然人都应在金融消费者保护范围内。二、间接因其他人金融消费而与金融机构产生权利义务关系的自然人也属于金融消费者的范畴。
此外，还有郭丹的《金融消费者之法律界定》（2010）、于春敏《金融消费者的法律界定》（2010）、周荃《金融消费者概念之提倡》（2011）、谢松松《金融消费者保护基本问题研究》（2012）等文献均对金融消费者概念进行研究。
由上可知，关于金融消费者概念的探讨，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金融消费者的概念界定、金融消费者是否应限于自然人、传统意义上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是否应纳入金融消费者范畴这三个问题。
四、小结
可以看到，尽管金融消费者早已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但在金融消费者概念的界定与保护等相关理论上许多重要问题仍旧未能达成共识，存在较大的争议。甚至如金融消费者的概念本身是否应该被单独提出，是否应该被格外立法保护这样的基本问题，都没有一个共同的声音。从我国来说，虽然有争议，但“一行三会”均已各自在其之下成立了金融消费者（投资者）保护机构，金融消费者保护是大势所趋。而现今急需的是在立法上对金融消费者的概念进行界定，同时对金融消费者保护具体化，精细化，构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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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价值作为金融工具以及衍生金融工具的计量属性在表外披露过程中由于对企业影响不大，所以没有引起太大的争论。但一旦牵涉到在表内确认，便遭到主要使用者——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反对。AICPA1994年的调查报告(Jenkins报告)证明使用者并不主张以公允价值模式代替历史成本模式，主要是出于对财务报告信息的一贯性、可靠性和成本效益原则等的考虑。公允价值作为单一的具体计量属性在应用过程中存在如下的问题：
(一)反映的动态性与报表的稳定性之间的矛盾
公允价值作为计量属性被准则制定者寄予了太多的期望，希望通过公允价值的计量动态实时反映企业的价值，提高会计报表的有用性，满足更多信息使用者的需求。但从目前发展来看，公允价值却只被发展成主要围绕金融工具进行计量的一种属性，脱离了其字面所含的本源思想。众所周知，金融市场风险和不确定性极大，信息瞬息万变，希望通过一种计量技术来完全定量化金融市场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确定某项资产和负债的价值，难度很大。公允价值在制定时就被赋予实时和动态反映企业目标价值的作用这一点从FASB的财务会计准则公告157号中公允价值的定义“在计量日，市场参与者在有序市场上出售资产收到的价格，或者转移负债付出的价格”就可得到证明。该计量日是指从初始计量到资产退出或负债结算之间所有可能的日期，可以是任何一个日期(葛家澍，2008)。所以计量日期的不确定性表明这种计量需要动态实时反映计量对象定量化的信息变化，动态实时本身就包含着信息的不稳定性。而对于财务报表编制来说，却是定期反映的，这种定期报告内含着静态和稳定的要求。把一种动态的计量赋予一个相对静态的报表，本身就是矛盾和不合理的。所以期望公允价值动态、实时地反映企业的价值是不合理的，并且定期编制的报表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下也达不到这种要求。
(二)价值的衡定性与价格的波动性之间的矛盾
按照劳动价值论，价值是由凝结在商品中人类无差别的劳动构成的，在一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它应该由生产某种商品所消耗的平均社会劳动时间来衡量。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形态，它不会完全脱离价值，在一定时期内价格将围绕着价值上下波动。从劳动价值论出发，我们可以得出价值在一定时期应该是一个衡定的数字，价格只是捕捉价值的工具，这种捕捉是需要较长时间、多角度的信息反映才能实现的。但是准则制定机构却把会计报表上反映的价格定性为价值，通过波动来反映衡定的价值，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所以狭义具体的公允价值计量难当此重任。
(三)公允概念的全局性与应用的局部性之间的矛盾
公允是一个描述会计人员会计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全过程的全局性概念。正如James W. Pattillo(1965)所说的，财务会计的基础是公允。“真实与公允”观念没有多少技术操作性，它的主要作用有两点：一是支持会计职业的发展，二是约束会计师的行为，使其遵从公认会计原则。而后一个作用的发挥，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会计师的素质。目前无论FASB还是IASB在发展公允价值概念时都把公允价值定性为一种狭义的计量属性。但是，把一个全局性的概念用来定义一个目前只能部分应用到金融工具计量的“狭义的计量属性”，这显然有违公允的本义。这种把全局性的概念运用到狭义计量属性还容易产生下列后果：
1.计量过程中的错配问题。会计错配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由于确认引起的会计错配，也就是承担金融风险的一些资产和负债在资产负债中进行确认，而另外一些则不予以确认。第二种是由于计量引起的会计错配，也就是承担金融风险的资产和负债按照不同的基础进行计量，例如，企业可能会发生一笔固定利率与浮动利率互换业务，以便管理其固定利率债券，如果互换按照公允价值基础进行会计处理，而债券以摊余成本作为基础，那么就会产生会计错配，因为市场利率的变化会造成互换的损益立即确认，但是在债券上却无法体现(苏莉，2007)。公允价值作为计量属性，发展之初是希望运用于所有项目的，但由于政治以及实际可操作的原因未能坚持其最初的发展方向，而变成部分计量确认的工具，即主要只对金融资产和负债进行确认和计量。另外，即使对于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也未能完全做到全部采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部分金融资产和负债仍然采用摊余成本(历史成本的变形)进行确认和计量。这就把不具有可加性的由不同计量属性计量的资产和负债累加在一起，会使会计信息的有用性降低，产生计量过程中的错配问题。
2.公允概念单独被赋予一种计量属性的合理性问题。公允价值在发展之初是包含统合理念的，这一点可以从FASB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第7号的论述之中得出结论。在SFAC No. 7第7段中FASB认为“近年来，FASB以公允价值作为多数初始确认及后期新起点计量的目标。第5号概念公告中没有采用‘公允价值’这一术语，但其中提到的一些计量属性与公允价值是一致的。在初始确认时，除非有反方面证据，否则收入或支出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即历史成本)通常会被假定相当于公允价值。现行成本和现行价值均在公允价值的定义范围内。但第5号公告所述的可实现净值和现值的概念与公允价值的定义不相符。”如果贯穿这种思想，则公允价值概念应该是一种广义的、包括所有计量属性的混合计量属性①。只要没有相反的证据证明，则被公允价值统合的这些计量属性在一定的条件 下都符合公允价值概念。但FASB与IASB当前逐渐把公允价值发展成一种狭义的计量属性，是与其他几种计量属性相提并论的一种计量属性。他们强调公允价值的理由无非是在运用这种狭义的计量属性时，由于估值基础是建立在假想交易基础上的，所以会计人员必须要注意公允的立场。这种强调本来无可厚非。但单独把公允概念运用在一种计量属性之上，却会引出另外一个问题，即其他计量属性得出的信息到底公允不公允，如果不公允的话，则当前的会计实务中还能不能使用。James W. Pattillo(1965)曾指出，财务报表的编制应该建立在公允的基础之上，会计人员在编制报表过程中无论使用任何方法都应该保持公允无偏的立场。这样说来，公允的前提条件取决于使用者的立场。无论使用何种计量属性，只要反映了交易发生时的客观情形，应该都是公允的。如果把报告者的立场单独赋予一种计量属性(狭义的公允价值)，则容易给信息使用者造成错觉，即只有这一种计量属性得出的计量结果是公允的，而其他计量属性得出的计量结果都是不公允的。
(四)公允价值运用在现实过程中的困境
公允价值作为狭义的概念，对于衍生金融工具是最相关的计量属性，这是建立在市场流动性较好基础之上的。但如果市场流动性消失，估计公允价值的基础也完全消失，则衍生金融工具也无法计量。就是说，真正的公允价值，可能就是在活跃市场(也就是交易频繁又正常有序流动性较好的市场)中金融工具的市场公开报价。对于生产经营用的资产来说，公允价值作为狭义规定所需要的运用条件，显然无法满足。另外对于生产的实物商品来说，他们显然不像金融衍生工具一样具有较高的流动性。
(五)从公允价值的三级估计来看更适合于虚拟经济
社会经济交易按形式可分为实体经济(各种实物的生产和交易)和虚拟经济(金融工具及衍生工具)。从公允价值的发展及估值过程要求的条件来说，公允价值更适合在虚拟经济下运行，而历史成本却更适合在实体经济下运用。虚拟经济的发展繁荣离不开实体经济的支持和发展。对于实体经济来说，持有资产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直接销售，而是希望通过生产增值。因此，建立在脱手价格基础之上的公允价值，由于对资产的市场流动性要求较高，其能在多大程度上衡量所持有的各种生产性资产，以及衡量的可靠程度是值得怀疑的。
(六)公允价值作为具体计量属性的先天不足
1.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公允价值难以承担作为主要计量属性的重任。财务会计分为表内确认和表外披露。表内确认的数字应该是企业已经实现的、有历史数据可以稽核的信息。就这一点来说，作为历史成本的计量属性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它表述的信息具有可靠性、如实反映以及可核性的特点，在实际运用中符合会计核算系统的要求以及作为纳税机关征税的基础，是审计单位进行审计的重点部分。表外披露的信息是表内不能确认而又对企业产生重大影响的信息，如果不进行披露可能对利益相关者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导致决策失误。但表外披露的信息重点在于解释和说明，需要应用会计进行核算的信息非常之少。如果把公允价值仅仅作为表外披露的补充计量属性，显然有违IASB与FASB的初衷，但如果把公允价值作为表内确认的主要计量属性，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又难担此重任。因为通篇的报表如果都建立在估计的基础之上，所有资产(包括企业长期持有、并不准备出售、也无公开市场的资产)都按估计价格估计，财务报表变成了估计报表，这样的报表很难使使用者接受和相信，会计的基本功能在这里也消失了。
2.中介机构难以对公允价值提供的信息发表有效的审计意见。传统的审计是进行账证、账实、账账核对，随着企业经济业务的增加，在不影响审计质量的基础上为了有效地节省审计成本，审计变为制度审计。后来随着企业经营不确定性增加，审计单位为了规避审计风险，同时节约审计成本又发展成为风险导向审计。但无论审计如何发展，审计师审核的最终基础都离不开凭证和账簿，并且其承担的风险在统计上也是可以确定概率的。但是如果让审计部门去对根本没有凭证、并且又以瞬息万变的市场价格为基础的公允价值编制的报表发表审计意见，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下，很难对表内的相关信息进行有效的审计。在不能有效审计的情形下，如果让审计师发表相应的审计意见，显然审计师承担的风险将会被无限放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要么是审计师不愿意承担相应的风险，要么就是审计收费会大幅度提高，或者是审计行业全部变成价值评估行业。
3.IASB与FASB在处理公允价值中的困难处境。从公允价值的理论基础上来看，在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尤其是在提高会计信息的决策相关性方面，无与伦比，其他计量属性根本做不到公允价值那么完善，具有及时性、动态性及决策相关性。因此IASB与FASB非常急于把公允价值纳入到制定的具体准则中去。尤其FASB更是出台了一系列的准则指南，如FRS133号以及后来的FRS157与FRS159。尽管这些准则出台了，但在具体操作上却困难重重，因为准则实施的市场条件要求较高，如活跃的市场、最高最佳使用等一些定性的条件，虽然理解并不难，但操作却非常困难。FASB花了很大代价以及很多年制订的公允价值相关准则只能沦落为进行表外披露或者编制辅助报表才能使用的计量属性，这可能有违FASB制订公允价值准则的初衷。同样IASB虽然想在FASB公允价值相关准则的基础上尽快出台有关公允价值的国际准则，并在国际范围内推行，但FASB花费如此长的时间尚且不能有效增加公允价值计量的可操作性，何况IASB。加之IASB制定的准则准备在全球推行，但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条件根本不适合推行公允价值计量，所以从这方面看，IASB无论从需要的时间角度，还是从需要的支持力度来看，都离公允价值的推行很远。而历史成本虽然广受非议，但却还得依靠其进行确认计量。
由此可见，公允价值作为单一的具体计量属性的发展无论从理论层面上还是实践层面都难以承担确认与计量的重任，这是与公允价值不恰当的发展方向有关的。即公允价值不能作为单一的具体计量属性，而应该作为统合其他计量属性的广义属性进行发展，这才是公允价值正确的发展方向。
三、计量属性体系的重构
公允价值本身不是一种计量属性而只是一个检验尺度，一种计量属性是否符合公允价值的含义，要看此计量属性提供的信息是否对决策有用(石本仁和赖红宁，2001)。公允价值分为 广义和狭义两部分，广义的公允价值涵盖了其他几种计量属性，是一种抽象概念，而狭义的公允价值是与其他计量属性并列的一种计量属性(黄学敏，2004；杨晓磊，2006；周春明，2009)。但更多的学者认为公允价值应该是一种复合计量属性，葛家澍和刘峰(2003)指出，公允价值的目的在于确定由市场机制决定的当前市场价格(脱手价)，历史成本就是过去的市场价格，现行成本也是当前的市场价格(买入价)，它们都符合公允价值概念，因此公允价值是一种复合计量属性，包括历史成本、现行成本、现行市价、可变现净值。谢诗芬(2004)认为公允价值的表现形式有：历史成本、现行成本、现行市价、短期应收应付项目的可变现净值和以公允价值为目的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并概括了各种会计计量属性之间的关系。
严格地说公允价值应当被视为“公允价格”，因为公允价值最理想的代表是市场价格(葛家澍、杜兴强，2003)。在市场经济中，通过无数交易被买卖双方普遍接受的公允价格，应是由市场形成的价格。市场价格是动态的。任何时候，从时态分，市场价格都可以分为过去、现在和将来(预期)三种。财务会计与财务报表的一个重要的基本职能，就是将一个企业已发生的，过去已经交易的事项作为处理对象，即APB Statement No. 4所明确指出的“财务会计与财务报表主要是历史性的，即有关业已发生的事项信息”。因此，公允价值应当作为统合性的概念，而把当前应用到金融工具及其衍生产品上的计量属性更名为现行市价将更有利于公允价值概念的应用和推广。
(一)公允价值概念作为统合性概念的优点
1.公允价值作为计量企业整体价值的统合性概念更符合该定义的本源。公允是一个支持会计职业发展的概念，如果提供的信息不公允，则会计职业将会失去社会公众的信任，最终将导致会计职业不复存在。作为会计核心任务的计量过程必须贯彻公允的立场，这样才能使得会计信息建立在公允的立场之上。在某一时刻的价值是一个均衡的概念，而我们只能通过各种计量技术手段去模拟和近似反映某种商品的价值。如果把公允价值作为一个统合性的概念，则意味着利用所有其他的计量属性来模拟和近似取得公允价值。采用不同的计量属性提供不同的信息，只要这种信息是相关和可靠的，则提供的信息就属于能反映企业经营情况的公允价值信息。这样规定的结果将更加符合公允价值的本源。
2.可以解决运用的局部性和概念的全局性之间的矛盾。如前文所述，概念的全局性与运用的局部性的矛盾是公允价值发展不顺利的原因之一。但如果把公允价值概念作为统合性的概念，则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这种矛盾。(1)解决会计错配问题。以公允价值统合所有计量属性，根据不同的要求提供以不同计量属性基础生成的会计报表，可以一体解决会计错配问题。比如对于历史成本计量属性来说，其只能反映已发生的交易事项信息；而现行市价则只能反映当前及未来的信息，它们之间如果混合计量则可能出现会计错配问题。在公允价值复合概念统合下，分开列报以不同计量属性生成的汇总数字，比如以现行狭义的公允价值(本文提倡变为公允价格)与历史成本双重列报，这样可以避免不同计量属性所计量的数据在累加后变成毫无意义的会计信息情形的出现。(2)解决公众误解情形。如果把公允概念单独赋予一种独立的计量属性，可能会导致公众对其他计量属性的误解，认为除了狭义的公允价值以外，其他计量属性提供的信息都是不公允的。这与当前为了取得不同的信息需要采用不同计量属性的现实情况是不符的，对于会计职业的发展来说也是极为不利的。如果以公允概念统合所有的计量属性，则可以表明所有计量属性在不同的情况下只要正确采用都是公允无偏的。比如在市场高度发达且流动性较强的情况下，可以采用现行市价获取当前及未来信息，而在市场不发达或者流动性消失的情况下，采用历史成本获取过去的信息等都是公允的，它们都是企业公允价值的近似。不同的具体计量属性可以从不同侧面全方位反映企业的相关信息，方便使用者的不同需要。
3.可以使概念框架逻辑一致，解决计量属性的混乱问题。随着人们对计量属性重要性认识的不断增加，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曾提出过九种计量属性，它们分别是：过去的购买价格、过去的出手价格、修正的账面记录、当前的购买价格、当前的出手价格、当前的均衡价格、使用中的价值、将来的购买价格、将来的出手价格(见FASB与IASB联合概念框架计量阶段的讨论稿)，而且这几种计量属性已出现了在财务报表中混合使用的实际情况，哪一种计量属性都有存在的理由，FASB和IASB在制订概念框架时也难以取舍。IASB与FASB在目前情况下虽然力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但由于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在实务中主要对金融工具及其衍生品有效，对于其他不存在活跃市场的资产及负债难以计量，因此这两大机构也没有指定主导的计量属性，这体现在IASB与FASB在联合概念框架的声明中。研究者为了得到估计可靠的公允价值，加大了对计量属性的研究。但作为概念框架来说，我们认为不应该出现计量属性混乱不堪的现象，而应该出现一个主导的计量属性。因为财务会计概念框架②是由一部章程、一套目标与基本原理组成的、互相关联的内在逻辑体系。这个体系能够指导前后一贯的会计准则，并指出财务会计和财务报表的性质、作用和局限性。目标辨明会计的目的与意图，基本原理则指引应予以进行会计处理的事项的选择、各项事项的计量以及汇总并使之传递给利害关系集团的手段。由这类概念派生的其他概念，在制定、解释和应用会计与报告准则时又必须反复引用他们。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类概念是最基本的(葛家澍，2000)。概念框架的目的是为了导致一个逻辑一致的概念体系，现在连自身的计量属性概念体系都混乱不堪，又如何能对外部进行指导，以使外部制定的概念和准则内部逻辑一致呢？如果以公允价值作为复合概念来统合全部的计量属性，则可以贯彻和实现概念框架的意图和本源。
4.可以为公允价值的研究与推行争取时间。按照Irji(1975)的观点，会计计量应该属于会计的核心，缺少会计计量属性的概念框架必然是有缺陷的概念框架。如果能够将公允价值定义成统合的概念并作为诸多计量属性的集合，则弥补了概念框架的不足，也为新出现的业务选择计量属性时提供了原则性的指导。由于最初的会计信息披露只有几种报表，因 此长期以来会计信息披露的途径都被称为财务报表，但随着经济形势的复杂化，信息瞬息万变，仅仅依靠几张报表远远不能反映企业所需要的信息，也满足不了决策者的决策信息需要，于是产生了表内报告与表外披露联合进行，对外的会计信息披露的称谓也从财务报表变成了财务报告，从而也使概念框架在会计信息表达的定义方面更加准确。那么对于当前的计量属性的多样性，同样可以从其本质方面去定义。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会计的目标是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这种信息要想对决策有用，必须符合会计信息质量的特征。但是会计数据的产生离不开会计人员的估计，如固定资产使用年限的估计、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资产折旧的分摊等等。要想使估计和判断能如实反映经济事实，离不开会计人员的立场，即站在公正、公允的立场处理经济业务。因此会计人员的立场对于会计信息的决策相关性的影响至关重要。建立一个能够给人以公允反映态度的信心也至关重要，这就是公允价值在颁行之初虽然研究结果与经济决策关联性不大，但却能够给投资者提振市场信心的原因。因此在概念框架中可以从广义方面对公允价值进行定义，即能够提供给决策者决策相关的公允信息的计量属性。同时作为统合的计量属性，只要能找到公允计量企业价值的计量属性，都属于公允价值计量的范畴，这就为公允价值的研究和推行争取了充分的时间。因为作为统合性的计量属性，包含了各种计量属性，为公允价值的广适性打下了基础。
(二)计量属性体系的重构
公允价值作为独立计量属性存在不足，而作为统合性的概念却有诸多优点。因此，需要对作为统合性概念的公允价值和其他计量属性的关系进行重构。
1.以公允作为目标。公允是会计职业存在发展的必然，作为贯穿会计实务全局的会计计量属性在应用过程中离不开公允概念的支撑。当然，公允是一种个人判断，不是估价规则，使用公允价值一词是一种有趣的策略；这个聪明的标签使得反对者在辩论起始便处于劣势(Sunder，2008)。以公允作为计量体系的目标对于计量体系的稳定发展是极为有利的，它既可以起到保护会计人员的作用，也可以作为反击的工具。所以在重构的会计计量体系中以公允作为目标可以保持计量体系的稳定。
2.以市场交易价格为基lwxz8.com 北京写作论文础寻找企业的价值。市场是商品实现自身价值的场所。在市场经济中，商品都以公平交易中形成的价格为基础进行交换的。而交易价格是价值的外在表现形式。价值正是在买卖双方力量达成均衡时的发现。对于信息使用者来说，企业的价值是他们进行决策的基础之一。同时市场交易价格应该作为计量属性体系首选的参照基础，因为市场交易价格具有客观性、可观察性，可以满足会计上的可稽核性、可验证性的要求，保证会计信息的如实反映或可靠性的要求。但如果没有直接的市场交易价格可以作为参照，则利用的各种估值模型也要尽量以市场获取的参数作为首选，因为市场才是价值实现的真正场所。
3.以脱手/购入价作为外在表现形式。按照FASB157号第16段的陈述：所谓购入价格(entry price)是指在资产或负债交易中购买一项资产或承担一项负债的交易价格，交易价格代表了购买资产所支付的价格或者承担负债而收到的价格；所谓脱手价格(exit price)是指以资产或负债的公允价值，代表销售资产将会收到的价格，或者转移负债将会支付的价格。就概念而言，购入价格和脱手价格是不同的。主体未必按照取得资产时支付的价格出售该资产。同样地，主体未必按承担负债时收到的价格来转移负债。但在相同市场上对于买卖双方来说，在相同时点脱手价格应该等于购入价格。脱手和购入价格恰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反映企业的不同信息，“购入价”反映企业的投入成本，“脱手价”反映企业的产出价值，价值和成本对比可以计算企业盈利。
购入价代表的是企业的投入，表明企业在生产组织方面的效率。这部分是结合市场从主体角度对企业的考量。如果一个企业生产相同的商品，但投入较少，这个企业必然会在竞争中处于有利的位置，也必然是投资者投资的首选。相反，则企业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位置，最终必遭市场的淘汰。购入价还是衡量企业价值的基础，因为成本是企业价值的有效组成部分。购入价与时点结合可以衍生出过去的购入价、当前的购入价、未来的购入价。这三种购入价格可以反映企业不同的信息。过去的购入价即历史成本可以反映企业过去的投入信息，通过横向对比，可以反映企业的经营实力和经营效率，通过纵向对比，可以反映企业的经营实力和经营效率的变化情况，并可以分析这种变化的原因；当前的购入价可以反映企业当前的经营实力、经营效率和财务弹性，同时当前的购入价为实物资本保持提供了相关信息；至于未来的购入价则可以衡量企业的未来投入情况，可以间接反映企业对未来风险的把握情况。一个善于经营的企业通常可以锁定未来的投入，使得企业的风险被确定在较低的范围之内。而相反，一个不善于经营的企业对于未来投入的把握能力较差。
脱手价代表的是企业的产出价值，表明企业当前所占有的资产或承担负债的市场风险情况。公允价值所定义的脱手价值仅是指单项资产、负债或资产组的脱手价格。如果能够把企业整体脱手，脱手价格代表的就是企业的整体价值，所以脱手价只能是企业整体估值的基础。从资产角度来说，脱手价表明企业拥有的资产对市场的适应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衡量企业的市场风险；从负债角度来说，脱手价格代表企业承担的义务情况。同样脱手价格与时间结合可以衍生出过去的脱手价格、当前的脱手价格和未来的脱手价格。通过对比当前与过去的脱手价格可以反映企业的价值变化情况，这种变化结果在某种情况下(比如市场完美)可以作为企业综合收益的计算的直接依据。如果知道未来的脱手价格，则可以确定未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例如，持有或买入的衍生金融工具必须以买入价记账，在后续期间或摊销或与脱手价进行对比可以得出持有收益或者已实现的收益。
对于企业来说，作为价值的产生单位，投入和产出是企业的价值创造的起点和终点。有了这两方面的信息，再与时间结合，就可以把握企业的过去、现在、未来创造价值的能力、未来的财务状况、现金流的分布以及财务弹性。历史成本、现行成本、可变现净值、公允价值、现行市价等无不是购入价与脱手价 在不同时点的称谓。即使估值模型的使用也离不开购入价与脱手价等相关参数的输入。因此我们从中也不难理解IASB和FASB的联合概念框架中，为什么抛开历史成本、现行成本、可变现净值、公允价值、现行市价等形式，而直接采用购入价与脱手价与不同时间结合衍生出不同的计量属性了。
4.计量属性体系的重构。综合上面的论述，并参考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图解，同时根据IASB和FASB的联合概念框架计量阶段的初步设想与会计计量属性形成的相关观点，本文试图按图1构建统合的计量属性体系：
图1 统合的计量属性体系重构
该体系以公允为目标，各种计量属性为形式，但计量属性以市场价格(价值的表现形式)为基础。所以会计计量的合理体系是以公允价值统合的计量属性体系。公允价值不应是计量的具体属性，过去与当前的市场价格才是可信的计量属性。如果将来预测科学有了长足的发展，未来的价格有80%以上的概率能够证实，未来价格也将成为公允价值计量体系中的新成员。此外，狭义的公允价值即当前的市场脱手价(或买入价)也可以成为独立的计量属性。因为它毕竟对金融工具计量最相关，对衍生工具的计量唯一相关。但它应当是金融工具活跃市场中公开公正有序的报价，使公允价值真正产生于市场，并由市场参与者共同裁决，而不带主观的利益偏向。如果此种工具确实没有市场公开报价，也要进行估计。然而估计的假设与方法、技术及其数据来源必须充分披露且整个估计过程与结果应由社会上独立的、公正的、有定价经验的估价与定价机构全程参与，以确保其得出的结果可靠和客观。在统合计量属性体系之下，通过多种计量属性的并列使用，可以从不同侧面提供与企业相关的信息，以帮助报表使用者根据企业的相关信息做出相关的评估与判断。而不是由公允价值直接实时、动态地去反映企业的各种信息，从而导致狭义公允价值的使用而出现的各种问题。
篇10
个人资产禀赋；企业资产；微观基础
1.引言
在会计理论中，我们看到大量的资产尤其是企业资产概念；在经济理论尤其是现代经济理论中，我们也看到无数的资源、资产乃至资产市场概念；但在管理理论中，我们发现大量的企业资源概念而不是资产和企业资产概念。直觉地，我们可以立刻感到会计理论、管理理论、经济理论中对资源和资产概念的论述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同时存在着某种差异。那么这种必然的联系以及这种差异到底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的方法直接来源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对一切经济活动和人类社会的现象的分析和解释，最终都将归结为对个人的心理、信念、态度和选择等等微观分析，并且我们的分析还直接建立在现代管理理论、经济理论尤其是契约经济学的基础之上。
我们的结论是，会计理论、管理理论对资产及企业资产的解释之所以与经济理论对资产及企业资产的解释出现不相容的地方即差异性，恰恰在于会计理论、管理理论忽视了经济理论尤其是新古典经济理论所十分强调的微观基础或个人主义方法论，但会计理论、管理理论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有关内容却没有贯彻经济学的方法论。这便是三者出现分歧的根本原因。要消除这种分歧并重新将三者相统一，我们需要重新在企业资产分析中加进微观基础或个人主义方法论。
通过加进微观基础，我们得出企业资源与企业资产在理论上是统一的，是同义反复。然而这时的企业资产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已经不同于传统会计理论中的企业资产。考虑微观基础的企业资产所涉及的内容将包括人力资产和非人力资产，非人力资产又包括实物资产和契约资产，其中契约资产又包括金融资产、企业文化、企业商誉等。为了论述这一观点，我们将从企业资产的微观基础即个人资产禀赋出发，结合有关管理理论、经济理论（主要是新古典经济理论新制度经济理论）对企业资产进行逻辑论述。显然，本文的论述将直接将会计理论、管理理论和经济理论相关知识相融合，这种融合将使得我们对企业的认识进一步加深。
2.资源、资产与资产的本质
在经济理论中，资源总是被假设为稀缺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如何有效的配置稀缺资源。然而对于什么是资源，经济学似乎并不太关注。但我们可以这么说：所有可以满足人们的需要的要素均可以称为经济资源。在人的理性假设和资源相对于人类需要相对稀缺的假设条件下，根据产权理论的观点，任何经济资源都应该为经济行为者所有才能保证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或者说，经济行为者最终都应该对所有相应的经济资源拥有财产权利即产权。按照阿尔钦(ArmenA.Alchian)的观点，这些产权可以分为私有产权、企业或公司产权、政府产权、非存在产权、共有产权。当任何资源都对应一定的产权形式的时候，资源不再仅仅是一种经济理论中的概念，更是一种经济行为者的资产。在这个时候，经济行为者的资源实际上与其资产是同义反复，企业拥有或控制的资源也便成为企业资产。
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办公室编著的《会计》对企业资产的表述如下：资产是过去交易或事项形成、为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资源，该资源能够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资产具有如下特点：1.资产能够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2.资产都是为企业所拥有的，或者即使不为企业所拥有，但也是企业所控制的；3.资产都是企业在过去发生的经济业务事项中获得的。这种观点实际上将企业拥有或控制的资源定义为企业的资产，而这实际上是对我们上述观点的某种支持。
如果我们将上述资产定义中的企业主体抽象掉，我们将得到资产的本质性的东西：经济主体拥有或者控制的、能够给主体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这就是资产的本质！从这一本质性规定出发，显然地，除了传统的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当人力资本、社会契约能够为经济主体拥有或控制并带来经济利益的时候，我们同样在理论上应该将其视为一种资产。
下面我们首先阐述个人的资产禀赋，然后阐述企业的契约性质，综合这两个方面我们将推出企业资产构成。
3.个人资产禀赋
新古典经济理论假设理性的经济行为者追求财富最大化，而在微观经济学中，经济行为者的财富则通过资产来表现。经济行为者追求财富最大化等价于追求资产或资产增值最大化。然而，经济行为者参与经济活动总是基于一定的资产禀赋，任何一项经济契约的签订也以一定的资产禀赋为前提和基础（但传统的资产概念仅仅包括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我们要问的是：经济行为者的资产禀赋到底包括哪一些？
新古典经济理论虽然注重微观基础，但同时却又作出经济行为者同质性假设：所有的经济行为者都具有相同结构的效用函数等。这种同质性假设遭到阿罗(Arrow)的质疑和批判：自斯密(AdamSmith)开始，经济学分析的真正基础就是经济行为者之间存在个体差异。而关于非同质性，我们可以追溯到卢梭(J.J.Rousseau)的思想，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卢梭论述道：“我认为在人类中有两种不平等：一种，我把它叫做自然的或生理上的不平等，因为它是基于自然，由年龄、健康、体力以及智慧或心灵的性质的不同而产生的；另一种可以称为精神上或政治上的不平等，因为它是起因于一种协议（契约），由于人们的同意而设定的，或至少是它的的存在是大家所认可的。第二种不平等包括某一些人由于损害他人尔得以享受的各种特权，譬如：比别人更富贵、更光荣、更有权势，或者甚至叫别人服从他们。” 即便是马克思，还要“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我们想强调的是，会计理论和管理理论之所以没有注重企业资产的微观基础，不仅源于没有贯彻新古典经济个人方法论，还源于沿袭了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经济行为者同质性假设。当我们将非同质性假设加入微观资产分析时，我们将得到与传统理论很不相同的资产禀赋结构。而由个人及个人资产的非同质性，我们在逻辑上可以推论企业及企业资产的非同质性，这正是现代企业资源基础理论(Resource-basedTheory)所强调的。
我们将个人资产禀赋首先划分为人力资产与非人力资产，而非人力资产又划分为实物资产与契约资产，如此层级递分，得出如下表所示的个人资产禀赋结构。
关于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现有文献已经多有论述，本文不再论述。但契约资产尤其是非金融契约资产则是本文提出的新概念。下文将对资产禀赋进行解释。
表-1：个人资产禀赋的构成
个人资产禀赋人力资产人力资本资产脑力劳动力：技能、知识、信息、阅历
体力劳动力：强壮、健康
个人的道德、信誉、品质、性格
非人力资产实物资产
契约资产金融资产货币金融资产
非货币金融资产股票
债券
衍生金融工具
非金融契约资产社会地位、关系网、权力、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3.1人力资产
显然地，按照本文对资产的本质性规定，人力是一种资产并且成为首要资产。现代会计理论首先提出“人力资产”、“人力成本”、“人力资产摊销”等概念，但由于缺乏经济理论的支撑，会计理论并没有比其他理论走得更远。个人人力资产包括哪些？事实上该概念的外延和内涵目前尚无统一的规定。我们暂时采用现有理论的观点，认为个人人力资产的一个主要构成是人力资本，包括脑力劳动力（如技能、知识、信息、阅历、能动性等）和体力劳动力（如健康、强壮等）。不同的是，本文将道德、品质、性格等因素也视为一种不同于人力资本的人力资产：显然，良好的道德、信誉、优秀的品质、宽厚的性格等也应该属于一个人获得经济利益的资源，而鉴于我们采用的个人主义方法论，我们也将不可能不涉及个人的品质、信念、目标等。而正是道德、信誉、品质、性格等成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不可忽视的极其重要的因素。
需要强调的是，在这里我们所研究的对象是单个的自然人。当我们将个人放进企业框架中论述企业的人力资产时，我们将在人力资产中加进一个很重要的构成部分：企业家才能。
新古典经济学中之所以没有人力资产，而简单地将资产划分为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一方面与新古典试图将经济学精确科学化的追求有关，因为加入难以定量化的人力资产，将使得经济学理论的精确表达遇到困难甚至遭受破坏，有如加入企业家因素一样。另一方面则在于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行为者的同质性假设。将非同质性假设加进企业理论分析的一个例子是张维迎在其博士论文《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中所进行的假设：在只有经营活动和生产活动的经济中，个人存在如下三方面的差异1.经营能力（企业家能力）；2.个人财富；3.风险态度。附加的假设是：对所有个人来说，每人的资产财富是共同知识，而经营能力则是私人信息。但按照本文的逻辑，张维迎进行假设所依据的标准不过是个人资产的不同：经营能力、风险态度属于人力资产；而财富则属于实物资产或契约资产中的金融资产。
3.2契约资产
我们首先解释契约概念及社会的契约本性，然后回答为什么契约为什么成为个人的一项资产。
基于博弈概念，我们将契约概念定义如下：契约是人们基于满足和维护某种需要，在连续的博弈过程中形成的人和人之间的某种约定。其三个要素为：需要、博弈、约定。显然，这里的契约概念是广义的，我们可以将契约简明的定义为博弈规则，如伦理道德、风俗习惯、法律、社会期望等；另一方面，我们还可将契约定义为对社会关系的界定，而社会关系包括血缘亲族关系、朋友关系、民族关系、阶级关系、政治关系，尤其是在马克思哲学中占重要地位的、与生产力一起构成生产方式的生产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契约作为一种约定，其内容则是社会关系，或说契约是社会关系的载体。
在我们看来，整个社会的背后无非是无穷无尽交错相连的契约，而作为主体的人、组织、集体、民族乃至国家则是契约的节点。这就是社会的契约本性。
契约资产的提出乃在于人的社会本性，正如马克思所说：人在本质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按照我们的经济哲学，人总是生活在契约之中，人的任何经济活动都是在一定的契约框架中进行，而马克思的社会关系事实上成为我们的契约概念的内涵。人们一方面总是受一定的契约所约束，但也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具有主观能动性，这种主观能动性加上我们的理性假设，不难得出：理性的经济行为者将会利用这种遍布极其广泛的契约（社会关系）来谋取自己的财富或效用最大化。马克思指出：“······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来说，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当这种契约被当作经济行为者牟取自身财富最大化的资源时，我们说，这种契约事实上已经成为经济行为者的一种资源或资产，我们称之为契约资产。这是与我们的经验相符合的：关系网络（契约网络）同样可以为经济行为者带来经济利益。然而一般的经济文献却似乎忽视了这一点，但是正如下文我们在企业资产中所看到的一样，正是个人的这种非金融契约资产，在组织或企业中演变成了极其复杂而重要的企业的另一种资产或资源：企业非金融契约资产。
显然，正如金融理论所阐述的，金融资产是一种契约结构尤其是法律结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将金融资产也归入契约资产的原因，这是一般的文献所没有注意到的。我们可以断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将会有更多的资产可以归入契约资产的范畴。将个人契约资产划分为金融资产和非金融契约资产，一方面在于任何金融工具不过是一种契约结构尤其是法律结构，另一方面则在于诸如社会地位、权力、关系网等固然来源于社会契约，还在于我们无法将这些契约结构以一个类似于金融资产的合适的概念来表达，只好将它们全部归入非金融契约资产中。
4.企业的契约性质
按照我们的定义，企业资源与企业资产是同义反复，然而目前管理理论中用得较多的概念则是企业资源。但出于概念上的统一，我们采用企业资产概念。并且基于我们采用的新古典经济学个人主义方法论，我们试图由个人资产禀赋的构成以及企业的契约性质引伸出企业资产的构成。但在此之前，我们得首先论述企业的契约性质。
科斯(Coase,1937)将市场和企业看作配置资源的两种相互替代的手段，二者的转换取决于交易成本；张五常(StevenN.S.Cheung)明确指出，科斯关于“‘企业替代市场’的观点并不是完全正确的，不如说要素市场替代产品市场”，“正确的观点是一种契约代替另一种契约”；阿尔钦和德姆塞茨(Alchian&Demsetz,1972)提出企业的“团队生产”观点；詹森和麦克林(Jensen&Mecking,1976)在论述成本时同时提出“契约关系是企业的本质，不仅对雇员来说是如此，而且对供应商、顾客和信贷者等来说也是如此。”明确将企业定义为不完全契约的是格罗斯曼和哈特(Grossman&Hart)，在他们之前，经济学家们强调的是企业作为一种契约的长期性(Long-runContracts)，相对而言，市场被理解为一种短期契约(SpotContracts)。杨小凯和黄有光(Yang,Ng,1994)发展了一个关于企业的一般均衡的契约模型。事实上，交易成本理论、产权理论和理论之所以被归入契约理论中，在于这些理论均将企业看作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企业的契约性成为契约理论的中心和发展的假设前提。作为对企业契约性质的进一步发展，我们有必要再次引用前文张维迎的个人非同质性假设，见前文。由于作此非同质性假设，作为一种帕累托改进(ParetoImprovement)，通过契约建立一个企业而相互合作对经济行为者而言是有利可图的。
然而建立契约的前提是经济行为者拥有个人资产。周其仁进一步将企业的契约视为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之间的一种特别契约。尽管周其仁使用的是人力资本概念，但按照本文的逻辑，我们可以提出相似的命题：企业是经济行为者人力资产和非人力资产之间的特别契约。这样，个人为建立企业契约而按照契约规定投入的个人资产的组合便构成了企业资产，而企业资产也便相应地逻辑地以人力资产和非人力资产的形式存在，企业资产和个人资产在逻辑上取得了形式上的统一。
5.企业资产构成
如上文分析，由于企业的契约性质，与个人资产禀赋的构成相对应，我们认为企业资产也具有同样的资产结构：人力资产和非人力资产，非人力资产又划分为实物资产和契约资产，契约资产再划分为金融资产和非金融契约资产。我们首先给出企业资产的构成，然后再进行解释。
表-2：企业资产构成
企业资产人力资产人力资本资产脑力劳动力：企业家才能、技能、知识、信息、阅历
体力劳动力：强壮、健康
委托人与人的道德、信誉、品质、性格
非人力资产实物资产原材料、机器设备、厂房、矿山
契约资产金融资产货币金融资产：现金、银行存款、资本金
非货币金融资产股票
债券
衍生金融工具
非金融契约资产基础结构资产：内部契约安排、企业战略、企业文化等
组织经验
组织资本
品牌资产：商誉、企业形象
知识产权资产：企业专利、版权、商标、商业机密
外部关系网络资产：供应渠道、营销网络、行业关系、企业同外界力量所形成的各种协议安排和制度安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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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曾谈到会计理论对企业资产的定义。企业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按照资产流动性而划分为流动性资产和长期资产（或非流动性资产），流动性资产包括现金（货币资金）、银行存款、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存货等；长期资产又分为固定资产、长期投资、无形及递延资产、其他长期资产。可以看出，除了无形资产，资产负债表上反映出的其他资产均可归入我们前文所提出的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即便能够将无形资产归入我们的非金融契约资产，但人力资产（尽管现代会计理论首先提出“人力资产”、“人力成本”、“人力资产摊销”等概念，但这种努力仍在探索之中）和其他更为重要的非金融契约资产如何表现呢？我们的结论是，财政部工业会计中的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内容实际上并没有真实的反映资产的定义，以致人们一直以为资产仅仅指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等可以计量的资源，但这并不符合资产的本质规定，资产概念的外延决不应该仅仅指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尤其是，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忽视了作为企业的根本的、对企业其他资产起着整合作用的、至关重要的企业人力资产和非金融契约资产，其中人力资产是人力资产管理理论所强调的，而企业非金融契约资产则是组织理论、企业战略理论、核心竞争力理论等重点研究的。但要将非金融契约资产定量化，将遇到一定的难度或尚需一个统一的标准。
管理理论中的企业资源概念似乎更接近于本文提出的企业资产概念。芮明杰的《管理学：现代的观点》中将企业资源归纳为：1.人力资源；2.金融资源；3.物质资源；4.信息资源；5.关系资源。杨瑞龙认为“企业资源包括企业所有的资产、能力、组织过程、企业的性质、信息、知识等”。然而与会计理论一样，管理理论由于忽视了经济理论所强调的微观基础，因此也和会计理论一样不能基于微观基础对企业资源（资产）进行全面的阐述。
需要强调的是，企业作为人力资产和非人力资产之间的一种特别契约，其对人力资产和非人力资产的组合或整合并不是线性的或机械的，正是这种非线性作用机制导致企业资产虽然基于个人资产却比个人资产更为复杂和难以理解。我们的问题是：个人资产与企业资产在形式上相同，那么在内容上有何区别呢？我们的回答是，关于人力资产、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二者的形式和内容并无多大差异；关键的是非金融契约资产在个人与企业之间的重大差异。在前文我们曾有所提示：由于企业契约的非线性作用机制，个人资产按照企业契约组合之后将导致非常不同的非金融契约资产。
下面我们对上表所阐述的企业资产进行解释。我们将首先并且将重点对企业非金融契约资产进行解释，然后再对企业人力资产进行一下解释。同样，我们略去对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的解释。
5.1企业非金融契约资产
我们将企业非金融契约资产分为基础结构资产、组织经验、组织资本、品牌资本、知识产权资产、外部关系网络资产。其中组织经验、组织资本的思想直接来自J·弗雷德·威斯通(J.FredWeston)等的思想。基础结构资产、知识产权资产则直接来自安妮·布鲁金的思想。不同的是，威斯通认为企业人力资本是组织经验和组织资本的产物，但我们并不同意这一观点（参见下文对企业人力资产的解释）；布鲁金将将无形资产划分为：市场资产、知识产权资产、人才资产和基础结构资产，但我们认为将企业资产划分为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则是笼统的，并且布鲁金的划分将产生逻辑悖论。
(1)基础结构资产
企业本身是人力资产与非人力资产的特定契约，事实上企业设立过程中的设立契约（单人业主制企业无所谓设立契约，合伙制企业和公司制企业的设立契约则首先表现为发起人契约再表现为企业章程或公司章程）首先初步奠定了企业的权力安排或组织结构。企业所有的行为都将被限制在设立契约的范围之内。这是在这个意义上，芮明杰认为企业管理活动总是在限于一定的组织框架之内，从而将管理定义为：管理是对组织的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以达到组织既定目标和责任的动态创造性活动。然而，本文的企业资产在内涵和外延上应该说大于芮明杰意义上的组织资源（见上文）。
企业的基础结构主要指企业的内部契约安排（包括组织结构、规章制度）、企业战略、管理哲学、企业文化。之所以把企业的基础结构当成企业的一种资产，是因为它是企业经营运作的一个框架，对企业的获利能力产生直接的影响。这种资产的创新（如制度创新）、积累和升级将成为企业重要的竞争优势源泉。企业基础结构资产对于企业其他非金融契约资产如下文的组织经验、组织资本、品牌资产、外部关系等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制度安排、企业文化、企业战略可以转化为企业的竞争优势。
(2)组织经验
我们将组织经验(Organizationexperience)定义为雇员由于参与企业契约，而在企业内部通过对经验的学习而获得的技巧和能力等。应该说，这是与自然人的经验相对而言的。罗森(1972)在解释由什么构成了“生产知识”时指出，一种情况的经验存在于经济地组织和维持复杂生产过程的企业家才能或管理能力的领域之中即管理经验。我们将组织经验划分为一般管理经验和行业专属经验。前一种形式的组织经验可以称为原始管理经验，指的是在策划、组织、指挥和控制等一般管理职能中以及财务策划和控制中发展起来的能力，如企业的成本控制方法和流程、企业内部有机的信息交流机制、企业的新产品开发管理流程、企业的创新管理机制等。后一种形式包括行业专属管理经验，指的是与某特定行业的生产、营销特点相关的特殊管理职能能力。第三种形式的组织经验则属于非管理领域：如生产工人的技术水平通过对经验的学习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提高。
这三种领域中的组织经验存量——一般管理经验、行业管理经验和非管理性质经验——本身（指单纯的管理经验）在企业理论种并不重要，因此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的离开企业，跳槽到另外一家企业中。然而当组织经验与企业专属信息或组织资本结合起来时，从而无法通过劳动力市场自由地转移到其他企业中时，组织经验就变得相当重要了。一个现实的问题是：经济行为者参与某个企业可能仅仅是获得或锻炼组织经验而不是为了物质报酬。
(3)组织资本
罗森(1972)、普雷斯科特和菲瑟尔(1980)对组织资本(Organizationcapital)进行了详细论述。第一种类型的组织资本是雇员（有别于人）拥有的关于所属特定企业的私人信息，是体现在个别雇员中的企业专属信息。当雇员逐渐熟悉企业所特有的生产安排、管理和控制机制，熟悉企业内部其他雇员的技能、知识程度和工作责任时，就会获得这种信息。第二种类型的组织资本可以称为雇员最优职位安排的信息，包括关于雇员特点的信息，它使得企业可以在工人和工作间进行有效的组合，由具有特殊天赋和技巧的人来更好的完成一些工作。第三种类型的组织资本则是关于工人之间的组合信息：最优工作团队安排信息。
第二种和第三种组织资本被称为协作效应资本。企业的所有者（管理者）可能比工人更能了解产生协作效应的有关工人的信息，而这种信息转移到另一个企业时，可能只是一个错误的信息，并且这种转移过程会产生交易成本。
(4)品牌资产
在博弈论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是威胁或承诺的可信性。经济行为者可以发送或传递某种信号以表明自己的行动的可信性。但是，这种信号必须承担足够大的成本，否则其他的经济行为者也将可以轻易的选择同样的信号发送，所产生的均衡结果将是混合均衡(PoolingEquilibrium而非分离均衡(Separatingequilibrium)。企业为增强自己行动的可信性而付出的成本将成为一种“沉没成本”，构成企业的品牌资产，如企业的良好声誉。
前文所阐述的企业资产负债表上所反映的商誉无形资产实质是一种品牌资产。
(5)知识产权资产
从法律意义上讲，知识产权是一种受到法律保护的资产。具体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企业的知识产权资产主要包括企业的专利（专利技术和专利技能）、版权、商标、商业机密以及各种设计专有权。前文阐述的企业资产负债表上所反映的无形资产如专利、商标等实质上是企业的一种知识产权资产。
知识产权是保护企业资产的一种有效的法律机制。企业的各种技术可以受到一项或者多项专利的保护。由于企业的知识产权资产（如企业的专利、商标等）受到法律的保护，因此，企业在一定的期限内对受到保护的法律对象拥有垄断权；企业凭借这种垄断权可以转化成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但是，对于企业来说，并不是已拥有的所有知识产权资源都转化成了现实的竞争优势源泉，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企业并不具有相关的一些技能，从而使得相应的知识资源不能商品化。
(6)外部关系网络资产
这是与企业的契约性质直接相关的，我们将企业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如顾客、员工、供应商、分销商、广告商、政府等市场经济主体之间所建立的关系视为一种契约，显然，这种契约关系也应该属于企业的一种资产，并且是典型的企业非金融契约资产。
科特勒(PhilipKotler)指出，关系营销的最终结果是建立起企业的最好资产，即营销网络。营销网络由公司与其所有利益相关者：顾客、员工、供应商、分销商、广告商、大学科学家和其他人，建立互利的业务关系。这样，竞争不是在公司之间进行，而是在整个网络之间进行，一个建立了更好的关系网络的公司将获胜。
5.2企业人力资产
前文曾指出，人力资产的主要构成部分为人力资本。马歇尔(A.Marshall)在1890年《经济学原理》中提出生产的四要素：土地、劳动、资本和企业家才能。在马歇尔那里，企业家才能似乎是独立于资本的。然而马歇尔的资本概念属于古典的物质资本概念，从而企业家才能独立于物质资本是成立的。但在上表中，我们在企业人力资本中加进了企业家才能，企业家才能并不独立于人力资本，而是属于人力资本的一部分。李忠民将人力资本划分为四类：一般型、技能型、管理型、企业家型，并将企业家型人力资本定义为“人们面对不确定性市场具有决策、配置资源能力的人力资本，即在不确定性市场中，构建新生产函数的人力资本。”然而这里的企业家的内涵事实上是颇为奈特(Knight)主义的。而我们所采用的也正是这种观点。芮明杰将企业家才能与企业的管理资源相提并论，应该说是一种不同于本文的观点。
舒瓦茨(TheodoreSchultz)将人力资本划入生产函数的资本要素中，使新古典主义的资本概念既包含物质资本又包括人力资本，其中人力资本投资可以用教育支出、保健支出等来衡量。在贝克尔(GaryS.Becker)看来，人力资本是通过人力投资形成的资本。如李忠民所指出的，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物资本分析范式。
按照本文的逻辑，我们将人力资产分为：1.签约前人力资产：微观主体即个人在加入企业契约前便已经具有的人力资本；2.签约后人力资产：个人在参与企业契约后所拥有的人力资本。显然，后者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之上并受到企业非金融契约资产的影响，并且有可能来源于企业的投资。前文提到威斯通将企业人力资本视为组织经验和组织资本相结合的产物，但这显然和经验相违背：人力资本的形成并不完全由企业所决定。
会计理论已经试图将人力资本确认为企业的一项资产并努力建立起人力资本会计核算体系，但会计理论的这种努力仍在探索之中并且尚未得到企业界的普遍承认和实行。而我们的分析应该支持并更加坚定了这种努力。
6.区分企业资产的意义
上文对企业资产的构成及其微观基础进行了详细的理论分析，所缺乏的是我们尚未对现实中的单人业主制企业、合伙制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的实际资产进行实证研究。我们的理论分析使得会计理论、管理理论、经济理论在资源、资产和企业资产概念上取得了逻辑上和形式上的统一，尽管这种分析较具争议性。下面我们补充解释区分企业资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借助于个人主义方法论，企业行为的背后将是理性微观主体的理性行动。而理性主体追求的则是财富的最大化或资产增值的最大化，这将直接导致一个传统的问题：企业行为的目标是什么？企业的性质是各个资产所有者所投入的人力资产和非人力资产的特定契约，那么企业的契约安排也必须符合“参与约束(Participationconstraint)或个人理性（追求自产增值最大化）约束(Individualrationalityconstraint)”与“激励相容约束(Incentivecompatibilityconstraint)（或自选择(Self-selection)）”，那么企业首要的目标也应该是追求资产增值最大化，用传统经济理论的话说就是利润最大化，这是我们从企业资产及其微观基础分析所得出的逻辑命题。认为企业应该首先承担社会责任的观点，我们认为是缺乏微观经济理论支撑从而也是行不通的，除非社会责任成为利润最大化行为的组成部分，如罗宾斯(StevenP.Robbins)所探讨的一样。
2.既然企业行为都围绕着企业资产增值最大化原则进行，那么有关企业的理论（无论是经济学的、管理学的乃至会计学的）都应该建立在企业资产的基础之上。人力资本会计、组织理论、核心能力理论、企业战略理论、人力资源理论应该说均基于企业资产。事实上，组织理论、企业核心能力理论、企业战略理论与企业非金融契约资产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主要建立在企业非金融契约资产的基础之上。
3.企业行为如企业兼并、企业资产重组、企业股份制改造、股权控制等的背后，其实是企业资产增值最大化这只无形的手在指挥着，而一旦政府超经济力量对企业行为的介入导致企业行为原则的破坏，均衡结果将不再是满足契约约束的纳什均衡，而按照博弈论，这必将导致效率的损失。
4.有待发展的问题：(1)企业哪些资产构成企业的竞争优势？这将涉及现代企业核心能力理论；(2)企业人力资产和非人力资产的相对重要性如何演变？这将涉及资本雇佣劳动还是劳动雇佣资本的古老命题；(3)企业资产理论如何与会计理论、管理理论、经济理论进一步相结合？(4)中国企业的资产结构及其竞争力如何？这将涉及经济全球化及中国企业所面临的威胁问题；等等。
注释
A·A·阿尔钦，“产权：一个经典注释”，载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办公室编：《会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第12～13页。
张维迎著：《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2页。
阿罗：“经济理论与理性假说(EconomicTheoryandtheHypothesisofRationalily)”，载载约翰·伊特韦尔等编，陈岱孙主持翻译，《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
（法）卢梭的《论社会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出版社，1962年，第70页。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页
杨瑞龙、胡琴：“资源基础分析方法及其对现代企业理论的拓展”，《中国经济问题》，2001年第1期。
明确提出“人力资本资产”概念并将资产分为人力资本资产和非人力资本资产的学者是李忠民，参见李忠民著：《人力资本——一个理论框架及其对中国一些问题的解释》，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7、58页。现代会计理论明确提出“企业资产”概念，而管理理论则仍然限于人力资源概念。
在贝克尔(GaryS.Becker)看来，人力资本是通过人力投资形成的资本，如教育支出、保健支出等，这些支出形成人力资本。另参见李建民著：《人力资本通论》，上海三联出版社，1999年。
事实上，宏观经济学中的资产概念也偏重于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多恩布什论述到：“资产可以归属于两大类别，即金融资产和有形资产。”参见多恩布什等著：《宏观经济学》（第六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83页。
张维迎著，《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页。
我们将博弈定义为人和人之间的一种互动，类似于康芒斯(mons)制度经济学对分析单位即交易的定义：个体间的相互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页。
有的文章将金融资产视为一种有形资产，这显然是对金融资产的误解。金融资产更多的被认为是一种虚拟资产，这种虚拟，在我们看来，正是来源于其契约性质。
Coase,R.H.1937.TheNatureofFirm.Economica,NewSeries.Vol4,Issue16.386-405.
张五常：“关于新制度经济学”，载李风圣等译:《契约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72页。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生产、信息费用与经济组织”，载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Jensen,MichaelandWilliamMeckling,“TheoryoftheFirm:ManagerialBehavior,AgencyCosts,andOwnershipStructure,”The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3(1976):;305-360.
周其仁：“市场中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经济研究》，1996年第6期。
芮明杰主编：《管理学：现代的观点》，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22页。
杨瑞龙、胡琴：“资源基础分析方法及其对现代企业理论的拓展”，《中国经济问题》，2001年第1期。
J·弗雷德·威斯通等著，唐旭等译：《兼并、重组与公司控制》，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80～83页。
安妮·布鲁金著：《第三资源：智力资本及其管理》，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
同上，第82页。原文如下：“企业可以获得的作为生产投入要素的最后一项的人力资本资源是由组织检验和组织资本的结合所带来的产物。”
按照布鲁金的划分，金融资产应该属于有形资产，但金融资产显然是一种虚拟资产，这是一种逻辑悖论。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文献同样将金融资产视为无形资产。这就是我们对布鲁金的划分进行修正的原因。
芮明杰主编：《管理学：现代的观点》，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页。
雇员概念有别于人概念，雇员与雇主（所有者）相对，而人则与委托人相对。委托关系未必是一种雇佣关系，因此这里不采用人概念。
（美）菲利普·科特勒著，梅汝何等译：《营销管理：分析、计划、执行和控制》（第九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页。
李忠民著：《人力资本——一个理论框架及其对中国一些问题的解释》，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5～36页。
马克·卡森(MarkCasson)：“企业家(Entrepreneur)”，载《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另参见张维迎著：《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35页。
芮明杰主编：《管理学：现代的观点》，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03页。
张维迎著，《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03～408页。
篇11
一、企业竞争优势根源的一般性分析
当代企业竞争优势根源理论揭示了企业知识、企业文化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长期以来，在企业优势根源的研究中存在着各种理论流派，人们通常用这些理论研究的结论作为对企业竞争优势预期和判断的依据。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企业被视作一个“黑箱”，由于完全竞争的假设，无所谓竞争优势，并由此得出经济学关于竞争优势外生论的S-C-P梅森——贝恩范式，将竞争优势的分析放在市场结构(structure)——市场行为(conduct)——市场绩效(performance)的要素结合中进行。而以迈克尔·波特占主流地位的战略理论同样把竞争优势归结为外生优势，其核心是分析市场结构。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企业竞争优势的研究转移到企业的层面，产生了以资源为基础的企业观、企业动态观、企业能力观、核心能力观等。这些理论为企业竞争优势研究提供了认识论平台，即与企业外部条件相比，企业内部条件对于企业获得市场竞争优势具有决定作用，企业内部资源、能力的积累是解释企业获得超额利润和保持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真正将竞争理论、管理理论更新的是企业能力理论，这是企业文化研究不断演绎和推进的前提。能力理论将知识所固有的性质作为企业的核心刚性，把测度企业竞争优势的基本尺度定为创新能力、难以模仿、可持续性及学习能力。在这里，企业作为知识集合体，企业资源发挥效用程度上的差异、创新能力的差别，都是由企业现有的知识存量所决定的，彼得·德鲁克把知识看作是企业所拥有的、且唯一独特的资源，在企业竞争优势根源理论的发展演变中，我们可以看出当代的各种流派已经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企业知识存量和认识结构的研究上，据以得出知识决定创新能力、管理能力并进而决定竞争能力的结论。这些结论可以说是目前正在热烈讨论的有关企业文化与核心竞争力关系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
二、核心竞争优势取得与保持的一般原理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所有企业无不期望获得制胜市场的长盛不衰的竞争优势，基于此，企业管理理论出现了产业组织理论和企业战略理论的融合，其标志是1990年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一文，首次明确提出了“核心竞争力”的概念，并由此开始将企业核心能力的取得定义到企业内部，强调企业核心竞争力产生于企业组织内部，其后在关于核心竞争力的讨论中形成了基于资源的战略观和基于能力的战略观，后者更为强调企业的无形知识和能力方面。在我国的管理研究中，核心竞争力的培育与实践作为过去10来年间我国管理工作中的十大问题之一，引起了理论界与实务界的极大关注，致力于研究本土文化制约下我国企业(当然包括金融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构造与内涵、培育与提升等问题，其中核心竞争力的取得和保持这一命题是讨论的中心内容。随着研究的延伸，人们似乎承认持续的竞争优势是企业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表现，假若一个企业能够在动荡环境中保持其持续的竞争优势，可以认为这是拥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因此，所谓核心竞争优势的取得与保持，实际上就是企业在各种环境中怎样形成并保持住较长时期的竞争优势问题。
借鉴美国管理学家坦南鲍姆和施米特提出的领导模式连续统的概念，可以类似地用“连续统”的概念来描述企业核心竞争力问题。在“连续统”中，企业总是在竞争优势的第一阶段，当其竞争优势尚未出现下降时，就转入其竞争优势的第二阶段…，直至第N阶段，从而构成周而复始的循环，使得每个循环的起点都高于前一个起点，每一循环的终点也高于前一个终点，由此一环推一环，不断往上发展，进而形成企业竞争优势的连续统，为企业创造整体的持续的竞争优势。然而，如何才能使循环不致中断，“连续统”的运行能够始终持续下去，从国内外成功企业实践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他们将文化力作为一种新型管理力而进行的有益实验。
三、金融文化力的内涵及基本结构
文化，是人类创造性地改造自然和改造自我活动的产物，它由文化最基本的单位——文化特质聚合形成文化丛，由文化丛的系统联结形成文化模式，从根本上影响着人们看待事物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文化不仅影响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还影响着人的行为方式和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作为行业文化的金融企业文化具有亚文化的形态和管理学属性，前者表明它是相对于社会主流文化的一种微观经济的文化，后者主要说明它充满了管理科学、管理思想、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按照企业竞争优势根源的一般分析，金融文化力可以这样表述：它是以金融企业的知识为基础形成的对企业及企业成员的凝聚力量、动员力量、鼓舞力量、推动力量。其基本结构和包含的要素是：
1．金融企业知识。利用国内外学者对知识的分类，金融企业的知识可以分为哲学角度的知识和管理角度的知识。从哲学的角度，企业知识被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从管理的角度，与企业核心竞争力密切有关的是企业组织中累积性的常识、协调不同生产技能的有机结构和多种技术流的学识，尤其是构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互补性知识。金融企业的技术性知识、管理性知识、制度性知识、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个人知识和共有知识是互补性知识，他们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金融企业的互补性知识意味着知识的专用性，它只有在特定的环境中才能发挥作用。这些知识的特点是：专业性和互补性决定了工作效率的提高和知识积累速度的加快；具有递增效益，只能在企业内部渐进积累；是在长期的学习过程中形成的，其具有的路径依赖性使企业知识流量的选择受现有知识存量的约束；具有整体性和模糊性特征，其他企业难以成功模仿；由于包含个人知识及企业共享知识，使得员工在企业内部的价值大于市场价值；互补性知识构成企业创新的基础；在互补性知识中决定技术性知识能否很好发挥作用的因素是企业的制度性知识和管理性知识。因此，制度高于技术。企业所积累的互补性知识，是企业长期竞争行为的基础和利润来源，核心互补性知识构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2．金融企业精神与企业文化。美国管理大师托马斯E·L·彼得斯在《成功之路》一书中认为：日本企业的高效，是在企业中培育了一种良好的文化品质，特别是树立了共同遵守的正确价值观，并能够把它保持下去，因而导致了“日本奇迹”的出现，这种良好的文化品质集中地表现在塑造了突出群体凝聚力和团队精神的企业精神上。中国金融业在早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汇通天下、信誉至上、法至精密等充满礼、仪、仁思想，迎合当时的需要、体现自己存在价值的金融企业文化。在建设现代金融文化时，我国金融业已经将其作为合理内核加以吸取。企业精神与企业文化是一种力量已为所有企业所共识，将其作为塑造人、培育人、凝聚人的第一要素，这是因为是否拥有忠诚于本企业的比较稳定的与企业发展相适应的人才群体是决定企业兴衰的关键。自然环境的差异造成植被和动物种群的不同，同样的道理，企业人文环境的优劣也必然决定人才群体的优劣，人才群体的优劣则决定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好的企业文化和企业精神培育人、凝聚人、激励人。反之，即使人才也会因环境不适而渐渐退化失去光泽。这是将其作为金融文化力构成要素的意义之所在。
3．金融企业的文化自觉与文化主导。管理科学发展到企业文化阶段已经根本不同于泰罗制、行为科学、理性主义管理，也不同于过去的行政型管理。倡导“以文化人”的管理观念，强调文化自觉和文化主导。在文化自觉的要求下，金融企业家会用文化的视点去查找企业问题的根源，这不仅是管理科学不断发展的内部动因，也是管理科学发展进步的结果；用文化主导的观点，在所有的管理要素中必须有一项是主导因素，就像泰罗制以经济为主要因素、行为科学以满足每一个体的需要为主要因素一样，文化自觉和文化主导都将主导因素强调为企业文化的培育。
四、金融文化力与金融核心竞争力的关系
什么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按照普拉哈拉德和G·哈默的定义，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有3个基本特征：第一，核心竞争力提供了进入多元化市场的潜能；第二，核心竞争力应当对最终产品中顾客重视的价值做出关键贡献；第三，核心竞争力应当是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有一种非常形象的说法：将核心竞争力比作一株成长中的大树，分为8大根系、7大主干、6大果实。8大根系是基础层，分别是企业的文化、理念、价值观、形象、创新、特色、人才和信息。7大主干是载体层，为企业结构、机制、规模、战略、品牌、关系和制度。果实也被称作转换层，由服务、质量、成本、营销、技术、能力组成。可见，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和提升需要多方配合，系统推进。而且，不同的企业对核心竞争力的理解也不同，如中海油的标杆管理、华为的技术为王、联想的刷新理念、格兰仕的比较优势，等等。那么，金融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它与金融文化力又是什么关系？
1．金融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含义。金融企业核心竞争力是能够充分体现金融行业的固有特征和本企业的价值观念，对本企业职工具有极高亲和力和凝聚力，内化于经营活动过程之中，为竞争对手难以学习和模仿，进而使本企业能够长期处于竞争优势地位的能力。金融核心竞争力是以企业能力理论为基础整合企业资源理论、企业战略管理理论、企业知识理论、企业创新理论而得出的管理科学概念。它的特征是：核心竞争力是金融企业的一种内在的品质，是在长期积累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时代服务文化、竞争文化、金融文化的有机结合，是一种团队精神。
2．金融文化力与金融核心竞争力的关系
(1)金融文化力是金融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讲求综合国力，一个企业讲求企业力，有一个公式把企业力归纳成：企业力=商品力销售力形象力，不论这个公式是否全面，但却已经说明了决定企业力大小的所有因素中都包含文化的要素。文化向企业经营的各个环节渗透是当代企业运营的重要特点。文化是一种力量，在企业运作中具有导向、凝聚、激励、约束、纽带和辐射6大功能，每个功能都与核心竞争力有关。导向功能的作用在于引导全体员工奋发向上，兢兢业业于本职工作，将个人目标与企业目标一致化。凝聚功能激发员工的内在动力，增强企业凝聚力和向心力。约束功能形成全体员工的行为准则，是一种单纯依靠制度所无法起到的作用。纽带功能可以将来自各方面的信息通过员工个人加工进行反馈，使企业及时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准确信号。辐射功能可以通过企业形象和员工形象传达给社会。这些功能综合所形成的力量就是企业文化力，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篇12
不过，正是基于自贸区目前还只是试验田，其总面积只有28.78平方公里，因此就自贸区对中国股市的影响来说，还是相对有限的，不会对股市大局构成影响。其影响总体上只是局部性的，尤其是以上海本地股为主。
从目前的舆论来看，股市对自贸区的正面影响谈论得比较多。但实际上，自贸区的建立对股市也存在负面影响的一面。比如国务院的“总体方案”明确表示，支持试验区内各类投资主体开展多种形式的境外投资，鼓励在试验区设立专业从事境外股权投资的项目公司，支持有条件的投资者设立境外投资股权投资母基金。与此同时，在证监会出台的支持自贸区资本市场建设的五项措施中，其中的第二项措施是，支持自贸区内符合一定条件的单位和个人按照规定双向投资于境内外证券期货市场。其中规定“允许符合条件的区内金融机构和企业按照规定开展境外证券期货投资；在区内就业并符合条件的个人可按规定开展境外证券期货投资”。可见，不论是国务院的“总体方案”，还是证监会的支持性措施，都为国内资金投资境外证券期货市场打开了大门，这势必造成国内资金的外流，对A股市场起到一种资金分流的作用。
而且自贸区放开了一些原来外资不能参与经营的领域，如此一来，外资对这些领域的经营，势必对国内同类公司构成冲击。如在自贸区这次对外资开放的商贸服务领域，允许外资企业从事游戏游艺设备的生产和销售。并且在首批进入自贸区的25家企业中，上海百家合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就是由上海本地上市公司百视通与微软共同组建的一家从事游戏开发的合资公司，微软Xbox或借道落地，这将对国内同类公司构成一定的冲击。
篇13
企业金融化的研究植根于经济金融化的研究，是经济金融化研究的深化与细化。企业金融化的研究范围，包括企业金融化的涵义、度量、历史背景与原因，以及企业金融化的经济后果与防范措施等多个方面；其研究目标主要是从微观角度为经济金融化提供证据与解释，以更为可靠地认识和防范经济金融化发展趋势。
一、企业金融化的内涵与原因
（一）企业金融化的内涵
“企业金融化”一词源自金融化概念，是金融化概念的一种延伸。
1 金融化的概念。“金融化”一词的缘起至今不明，但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屡被使用。从G.阿瑞吉（1994）开始，包括福鲁德、多尔、菲利普斯、爱泼斯坦等在内的学者们对“金融化”的概念进行了广泛的定义。这些定义一般都是针对经济金融化展开，大体可以概括为四大类别：（1）金融化是一种资本积累模式，意味着利润日益并主要通过金融途径而非贸易和商品生产生成。（2）金融化是一种更注重财务价值创造的商业模式，是财务价值成为主动性制度和组织设计标准的过程，意味着各类资本运作和投机稳定地取代制造、扩张和运输活动（实体经济活动）。（3）金融化是金融业、金融控制者和金融资产日益增长的支配权。（4）金融化是非金融化公司参与金融市场，经济活动的重心从产业部门（甚至从诸多正在扩大的服务业部门）转向金融部门。
刘骏民、成思危、李晓西等国内学者普遍使用“虚拟经济”概念代替“金融化”。与西方学者比较，他们在定义中更强调金融化是脱离实体经济独立运行、自我增值部分，是经济的货币化过程。
2 企业金融化的内涵。
（1）企业金融化的概念：现状与问题。相对于金融化的多样化定义，企业金融化处于更加模糊的境地。虽然自21世纪初以来学术界和实务界就开始广泛地使用企业金融化这一概念，但从未专门就企业金融化进行过正式的界定。因此，企业金融化的内涵只能从金融化的定义中去寻找蛛丝马迹。前述阿瑞吉和克里普纳、福鲁德等、菲利普斯和多尔以及奥汗格兹的金融化定义，可以推导并衍生出企业金融化的定义来。阿瑞吉和克里普纳认为，金融化是利润日益并主要通过金融途径而非贸易和商品生产生成；菲利普斯和多尔认为，金融化是金融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支配权、各种资本运作（包括财务转移、风险管理、公司重组、资产证券化、衍生交易和其他形式的金融化包装）稳步取代实体生产（制造、扩张和运输活动）；奥汗格兹认为，狭义的金融化是指NFCs和金融市场之间的关系变化，这种变化之一就是NFCs的金融投资和由此带来的金融收益的增加。
西方学者关于企业金融化的上述定义，分别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企业金融化的内涵：第一，企业金融化是企业更多地投资或依赖金融市场；第二，由上述行为导致的企业利润来源的变化。
这些定义至少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这些企业金融化定义仅仅局限于非金融企业，对金融企业是否存在金融化现象、如何解释金融企业的金融化尚存在疑虑，而“一个完整的（企业）金融化概念必须既包含金融企业，也包括非金融企业的活动”。另一方面，从奥汗格兹的狭义定义（这种认识具有一定普遍性）来看，企业金融化涉及非金融公司金融投资的增加和对金融市场支付的增加，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一个属于资金运用范畴，一个属于筹资和利润分配范畴。那么，金融化究竟是投资问题还是筹资问题？是利润来源问题还是利润分配问题？
（2）企业金融化的概念。综合上述定义，我们认为，企业金融化可以从行为和结果两个方面进行认识和界定：第一，从行为角度看，企业金融化是企业采取的一种偏重资本运作的资源配置方式，表现为企业资产更多地运用于投资而非传统的生产经营活动；第二，从结果的角度看，企业金融化就是企业利润更多地来源于非生产经营业务的投资和资本运作，追求单纯的资本增值而非经营利润。这个定义的好处是：一方面可以清楚地解释企业金融化的过程和后果，方便对企业金融化程度的度量；另一方面这个概念对非金融企业和金融企业同样适用，可以克服前述企业金融化概念的缺陷。
（二）企业金融化的原因分析
1 企业获利能力危机。一些学者认为，20世纪70年代困扰美国企业获利能力的危机，是美国企业金融化的源头。马格多夫和斯威尼就曾认为，金融化趋势的根源在于实体经济增长的停滞。在G.克里普纳看来，20世纪70年代及其以后，“面对国内劳工的战斗性和海外与日俱增的国际竞争力，非金融企业不断下降的投资回报的反应，就是将资本从生产领域抽走，将其转移到金融市场”，这种观点也是托宾、J.克罗蒂、O.奥兹格尔等众多经济学家的共识；G.克里普纳还认为，美国公司的这种“金融化”是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全球化相一致的，反映了在全球视野下市场的空间重组。J.克罗蒂进一步认为，在实体投资利润不断降低的背景下，结合马克维茨等提出的企业是“根据可赚取的短期回报率配置或重新配置的一个资产束”的“企业投资组合观”，导致了非金融企业（NFCs）管理者的短期行为和金融化。与此同时，金融化时代使金融市场发生了从“耐心”向“急躁”的转型，与以前的注重追求长期增长的制度不同，“急躁的”金融市场迫使NFCs将更多的盈余份额用于金融市场的股权债权支付，改变了管理激励，反过来又导致了企业金融化的加重。
与上述学者普遍认为实体投资利润不断降低和更高的金融利润导致NFCs金融化的观点不同，T.I.帕利认为，金融化的主要诱因是金融部门利益的变动，它对经济结构、经济政策和公司行为产生影响，并通过金融市场对公司行为的影响导致公司的金融化。
2 公司治理观念转变。E.斯托克汉默尔同时认为，更高的金融利润与公司治理的变化，导致了优先的管理目标和管理激励的变化，NFCs的管理者开始更多地利用金融市场。这种制度性变化，反映了NFCs更加积极地利用金融市场和关注短期回报，这是20世纪70年代盛行的“‘管理的企业制度’（managerial firm regime）向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迎合机构投资者利益、依靠短期内股票升值的变化”的结果。霍姆斯特朗和卡普兰也认为，加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公司治理发生了戏剧性变化，20世纪80年代的敌意收购运动，迫使公司管理者采取了股东利益导向；20世纪90年代股票期权开始在公司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导致了公司管理者的短期化行为。这些行为的最终结果，都导致企业企图更多地依靠金融市场投资获取丰厚的回报，从而加剧企业金融化程度。
3 股东价值观念的压力。拉佐尼克和奥沙利文对于美国NFCs金融化根源的认识近年来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拉佐尼克和奥沙利文认为，美国发生了一系列公司制度的变化，包括管理者更加关注通过公司收入的分配提高公司股票价格和股票期权价值、股东价值优先观念和机构投资者在企业中越来越占据优势地位，以及由于使用股票期权激励导致管理者利益与股东利益的一致，还有公司控制权活跃市场上收购的威胁。这些制度性变化是公司短期行为的根源。拉佐尼克进一步认为，来自日本的商业模式的挑战，促使美国的商业模式发生了转型。“美国企业高管薪酬与股票期权挂钩，这种激励方式驱使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高管进行股市的投机与操纵股价的变动从而提高自身报酬，并且他们普遍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合理的”。美国NFCs的金融化源于公司高管“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压力，高管基于这一压力，竭力以股票回购等投机性手法抬高股价、实现股东价值和高管股票期权价值的最大化。公司的高管为更高的股价而奋斗，而不是为了“公平与稳定的”经济增长和就业而奋斗。股东价值理念是美国企业金融化和破坏美国经济的罪魁祸首。
4 阶级剥削的观点。西方著名左派经济学家迈克尔-赫德森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为基础，采用历史分析的方法，认为19世纪末以来金融的日益膨胀，金融资本的扩张及其所采取的“高利贷”掠夺性、投机性资本形式，是降低甚至周期性地消灭一部分产业资本，促使企业金融化的根源。J.B.福斯特更为深刻地指出：“目前经济体系的特征是日益高涨的产能过剩与消失的净投资机会。……真正的问题在别处：整个阶级剥削体系植根于生产过程之中。在这个意义上金融化仅仅是一种补偿方式，补偿潜在问题对资本积累本身的影响。”
国内关于企业金融化产生根源的研究尚不多见。秦晓曾指出，金融化源自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和爱德华.S.肖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金融深化理论。值得注意的是，吴立波、郦菁曾研究认为，资本的出现，使生产的目的从“为了人类的福利增加”异化为“为了资本增值的实现”，这是金融化发展的社会动机。金融化是实体经济停滞的情况下为实现资本增值而找到的救命稻草。对于企业金融化而言，股份制、交易所制是其微观企业制度基础和制度环境。
综合上述观点，企业金融化的原因主要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1）企业实体投资获利能力危机；（2）股东价值观念的压力；（3）企业经营从“扩大再生产”观念向“资本增值观念”的转变，以及公开资本市场提供的土壤与契机。就这些观点而言，其中实体生产获利能力下降导致金融投资成为一种替代性选择得到经验数据的检验，似乎很有说服力；而股东价值观念的压力和企业经营向资本增值观念的转变这两种观点尚处于理论探讨的阶段。但实体生产获利能力下降是否必然导致金融化？金融化的根源究竟是什么？仍然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二、企业金融化的度量
（一）基于企业投资与筹资角度的度量
J.克罗蒂选择了20个测度企业金融化的指标：（1）NFCs税前利润与企业净财富（市价计量）的比率；（2）NFCs税后会计利润与企业净财富（市价计量）的比率；（2）NFCs非住宅固定资产的净投资；（4）NFCs净投资与总产出比率；（5）金融企业利润与NFCs利润的比率；（6）所有部门短期信贷市场总债务与GDP的比率；（7）NFCs总投资与内部基金的比率；（8）信贷市场债务与NFCs净财富的比率；（9）NFCs内部基金中净金融负债比率；纽交所股票年度换手率；NFCs净利息支付与现金流量的比率；NFCs股利分配与现金流量的比率；NFCs股票回购与现金流量的比率；NFCs对金融市场总支付与现金流量的比率；NFCs对金融市场总支付与净利息加现金流量之和的比率；NFCs金融资产与有形资产的比率；NFCs金融资产净购入与内部基金的比率；NFCs其他杂项金融资产与NFCs总金融资产的比率；NFCs总金融资产扣减杂项金融资产后与NFCs有形资产的比率；NFCs总投资收益与现金流量的比率。从总体上看，几乎所有这些比率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都是上升的，验证了美国企业金融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总体趋势。J.克罗蒂的这些度量企业金融化的指标，涵括了对企业金融化的两种理解：一是资产构成（资金运用）角度的金融化；二是权益构成（资金来源）和利润分配角度的金融化。
O.奥汗格兹以美国1952-2002年的数据，从NFCs金融资产占有形资产比重、NFCs利息和股利收入占内部基金的百分比、NFCs总金融支付占税前利润的百分比、NFCs非住宅固定资产净投资年度百分比变化、NFCs金融资产占所有资产比重、NFCs利息和股利收入占NFCs总增加价值的比重、NFCs利息支付占NFCs总增加价值比重、NFCs持有的净基金占NFCs资本支出百分比、NFCs净权益发行占NFCs资本支出百分比等角度，衡量了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程度，并且实证检验了NFCs金融投资对实体投资的挤出效应。
菲拉特・德米尔根据J.克罗蒂等的观点，将金融化的特征概括为实体企业短期金融资产净增加、固定投资率降低和金融资本回报率增长超过固定资本投资回报率的增长，然后以阿根廷、墨西哥和土耳其三个新兴市场的数据为依据，通过金融资产/固定资产比率模型、金融利润/销售净额比率模型、真实固定资产投资净额模型，实证检验了发展中国家实体企业的金融化。结果发现，随着国家风险、不确定性、波动性和实际利率的增加，实体企业的金融化是不断加深的，NFCs已演变成为食利者。
T.I.帕利以美国1973-2005年的数据，从多个角度对美国经济的金融化进行了剖析，其中一些指标涉及企业金融化度量问题，包括NFCs债务及其构成指标、NFCs股票发行和新增借款指标等。这些指标表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NFCs债务不断增长、股票筹资不断萎缩并且（由于股票回购等原因而）成为资金黑洞，美国NFCs是不断萎缩、企业金融化程度是不断加深的。总体而言，帕利主要是站在企业权益构成（资金来源变化）的基础上展开企业金融化度量研究。
（二）基于积累角度的度量
G.克里普纳侧重从积累角度考察了美国企业金融化程度。G.克里普纳通过考察非金融企业收入的来源，证明同产生于生产活动的收入相比，“证券收入”（由利息、股息和资本收益组成）越来越重要。她将1950-2001年美国NFCs来自金融投资的非生产活动的收入（即证券收入）与NFCs现金流量（利润加折旧）对比，用逐年的和5年的移动平均数估计了美国NFCs利润来源构成的变化趋势。结果表明，整个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非金融企业证券收入与现金流量的比率是非常稳定的，大致保持在接近10%的水平；但从70年代开始证券收入相对于生产活动的收入开始攀升，在整个80年代急剧上扬，在80年代后期是一个峰值，90年代前半期略有回落，后半期再度急剧攀升，比率接近50%。G.克里普纳认为，非金融企业证券收入与现金流量比率的这种变化趋势，很好地说明了美国NFCs的金融化程度与变化趋势。她还对美国制造业、非制造业企业证券收入与现金流量比率进行了估计，证明美国NFCs的金融化程度一直在加深，制造业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的金融化（即证券收入与现金流量的比率）程度非常显著，制造业部门越发依赖金融收入去弥补生产利润的不足。
（三）国内的研究
国内关于企业金融化度量的研究仍然较为鲜见。张国庆曾从企业利润来源与构成变化的角度，探讨过企业金融化问题，但其研究对象仍然是美国企业，研究方法也与J.克罗蒂、T.I.帕利等人的研究相类似。张慕濒、诸葛恒中在关于中国经济金融化的研究中，从部门层面和行业层面探讨了中国企业的金融化问题。他们参照G.克里普纳等的研究，从NFCs利润来源与使用的角度，考察了我国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企业金融化程度。部门层面的数据表明，从利润来源的角度看，金融部门上市公司自2005年以后来自证券收入的利润在企业总利润中占比激增，而制造业则一直在低位徘徊；同时FIRE上市公司来自证券收入的利润占企业利润的比重，显著高于制造业，意味着FIRE部门的金融化程度更高。从利润使用的角度看，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高于FIRE部门，2002-2009年一直呈上升趋势，而FIRE部门一直维持稳定的固定资产投资比例；制造业的金融化现象并不显著。行业层面的数据表明，从利润来源的角度看，行业差异迥异，通信、计算机行业证券收入占企业利润比例一直上升，服装、仪器仪表及办公机器制造业的证券收入占比大起大落并与宏观经济周期呈反向变动，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证券收入占比则一直较高，饮料行业处于最低水平，并平稳变化、不受宏观经济影响。从利润使用的角度看，上述五个行业均出现了固定资产投资占利润比例下降的趋势。总而言之，中国实体经济部门并未出现显著的、持续的类似美国企业的金融化现象。
对于企业金融化度量的研究，目前主要存在如下局限：（1）所有研究几乎都是围绕NFCs的金融化度量展开的（国内张慕濒等的研究涉及了FIRE部门），金融部门甚少被提及；（2）所有研究几乎都是企业金融化趋势的研究，关于企业金融化程度的研究较为缺乏；（3）从目前的研究看，囿于对企业金融化定义的分歧，对于企业金融化的度量，究竟应该立足何种角度（资金来源与利润分配、使用角度是否合适），仍然是一个有待从概念角度澄清的问题。
另外，对中国的企业金融化研究来说，还必须认真思考另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管理和决策部门一直认为中国企业的金融化程度在加深，但是学术界实证检验的结果却不支持这一判断？
三、企业金融化的后果
除了H.马格多夫和P.斯威尼早期曾对企业金融化持正面看法以外，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持负面看法。
早在1984年，J.托宾在题为《金融体系的效率》的演讲中就认为，由于企业金融化使剩余资本日渐被用于投机性、赌博性的逐利行为，而非用于实体经济的长期投资，资本主义的经济效率将不断降低。J.克罗蒂也认为，企业金融化导致金融资产投资挤占了实体投资，实体生产处于不断萎缩的状态，导致经济的重心从实体部门转移到金融部门。这种变化与美国20世纪后期的“去工业化”趋势是一致的。
P.斯威尼认为，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发生了急剧变化，由原来较小的金融附属部门支撑的生产体系，演变为急剧膨胀的金融部门获取了高度独立性，并且高高凌驾于实体生产体系之上。
G.克里普纳、J.B.福斯特认为，企业金融化意味着巨额财富的积累日益与金融活动而非生产过程相关。社会最富有和最贫穷阶层在金融财富和收入方面的差距拉大到极端程度，造成严重的收入分化和社会分配不公，腐蚀了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社会契约”关系。
W.拉佐尼克也认为，美国经济和美国企业的金融化不仅导致收入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而且使工人大量失业，企业金融化带来的是“无就业复苏”（jobless recovery）和失业率居高不下，中产阶级急剧减少；同时，美国企业的金融化也是美国经济脆弱性的根源。W.拉佐尼克还认为，20世纪90年代，在“股东价值最大化”压力下，美国企业（和股东）以较高的股票收益率为目标，而管理者提高股价的途径有三种可能――创新、投机以及操纵，美国公司摒弃了传统的“留存与再投资”、通过创新提高股价的战略，转而采用“缩小和分派”战略，通过投机和操纵，实现股价提高和股东价值、管理者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企业金融化事实上带来了公司行为和公司治理的改变。
在著名经济学家戈拉德A・爱泼斯坦主编的、集中了各方经济学家观点的《金融化与世界经济》一书中，系统地论述了包括企业金融化在内的金融化的后果：“金融化深刻而又主要是负面地影响了全球经济运行，导致国民收入分配有利于金融机构和金融资产持有者即食利者，导致工人的工资和福利被削减，经济欺诈增加，制造并放大了金融市场泡沫，引发了新兴市场的数次金融危机，导致外国金融资本日益控制发展中国家的核心公司，使它们的经济缺乏足够的信贷支持，这些国家的国内外精英大发其财，但是经济却陷入停滞。”不仅如此，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后，危机根源也越来越多地归咎到经济金融化和企业金融化上来，并引发了美国的“去杠杆化”和“再工业化”运动。国内学者尚未从企业这一微观主体角度深入展开金融化后果的研究，更少有对中国企业金融化后果的研究。
四、企业金融化的治理
对于实体投资萎缩、投机易不断泛滥的趋势，J.托宾一方面批评赌场性质的资本市场，另一方面有针对性地提出对企业泛滥的投机性外汇金融交易开征“托宾税”的政策建议，第一次提出了治理企业（和经济）金融化的政策措施。进入21世纪以后，由于金融化引发的问题日渐显现并日益突出，关于企业（和经济）金融化治理的研究也逐渐多起来。
T.I.帕利认为，关于治理公司金融化方面，改革新的公司行为模式是治理金融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公司可以采取三种不同政策方案：第一种方案是主流公司社会责任方案，强调对CEO薪金过高、公司缺乏社会责任的担当、公司内部激励方式不当等进行治理；第二种方案是重新构建公司的法律意义和义务，以使公司在关注股东利益的同时不忽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第三种方案是调整对投资管理者的激励措施，以促使他们成为共同基金储蓄者的利益代表。”
格拉德.A.爱泼斯坦主编的《金融化与世界经济》一书中，对企业金融化治理同样有集中和集大成的研究。在该专著中，托德提出了遏制泛滥的衍生品交易活动、降低社会成本的监管政策框架，认为“精心设计的审慎监管措施，除能提高效率外，还能有效增强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与合理性”，同时他提出“适用于任何市场或工具的审慎监管包括三大支柱：强制性注册和报告制度、资本与担保品要求、健康有序的市场规则。”站在金融化与国际货币体系的角度，布莱克尔提出了管理汇率、管制资本并配套实施其他重大改革的建议；格拉贝尔根据墨西哥、阿根廷、韩国的案例分析结果，提出了治理金融化的一系列政策主张：征收国内资产交易税（凯恩斯税）、外汇交易税（托宾税），实行资本流入保证金制度，实施外汇管制，建立预警和快速反应机制。波林提出了征收证券交易特许税以保证国内金融稳定的政策主张。
显然，上述治理措施绝大多数都立足宏观经济视角。从企业金融化治理的角度看，这些措施大多具有方向性的指示意义，但具体落实到企业层面明显不够。立足企业金融化治理的相关措施，应该既具有宏观视野又具有微观基础，保证具体措施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国内，政府管理层对企业金融化治理有着明确的态度，但囿于认识的局限，政府对企业金融化治理的呼吁大多停留在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唤起企业家的责任与良心层面，而不是建立在建设治理制度的“藩篱”上。而学术界由于对企业金融化研究的关注不够，企业金融化治理对策措施的研究理所当然地被忽略。从这个角度来说，学术界加强对企业金融化及其治理的研究，具有紧迫性和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