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思想文化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诚”何以能“化”
论中医药的核心价值体系
实用主义和认知科学初探
科举制度和士人社会
麦克道尔论知觉经验的内容
佛教在中国哲学传统中的渗透
佛教在当代中国的文化价值
叶均:南传佛教经典的伟大传译者
规范的符号特征与信息机制
皮埃尔·布迪厄的女性主义观
福柯的“社会治理术”
《〈粹的构造〉序言》译注
近代徐汇公学构建的社会网络
中庸之道为什么必须以诚为基础
国内差序格局研究若干维度分析
秋瑾首次东渡日本留学原因再探析
尊祖-敬宗-收族:宗法的结构与功能
《墨子》对儒家礼乐观批判之检视
论王夫之“理在气中”的哲学思想
李泽厚与莫里斯·石里克论美的本质
1902年梁启超“史界革命”的再审视
试析柯林武德关于历史思维的先验论证
唐律中“同居相为容隐”的法理思想
牟宗三的“自由”与“自由主义”观
托马斯·阿奎那幸福论的人学基础
圣坛之外:民间信仰中的人、鬼、神
牟宗三对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批判
本心与礼教——论邹守益的“礼治”思想
王道“下乡”:重读孟子的“穷人经济学”
思辨之美的奥秘——《读黑格尔》的启示
追寻现代性:民国上海言情文化的历史解读
公、私观念与近世中国的道德焦虑及其转化
奥古斯丁、康德及康有为关于和平的哲学思考
联络中西、调和各教——李佳白与上海尚贤堂
自发性秩序·格式塔心理学·波兰尼和哈耶克
2012-2013年度沪上中国哲学学科发展评议
牟宗三以康德诠释孟子、会通中西哲学的尝试
胡塞尔论生活世界中文化差异的根源与解决
通与独的统一——庄子“逍遥游”的哲学分析
围绕着承认意义的斗争:身份,正义还是自由
以无道而就有道——《论语》“晋文公”章释
反思的文本模型——一种现象学—解释学的视角
西田几多郎的多元文化世界观:当代意义及内在批判
篇2
现代脑科学研究证实，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分工是不同的。右半球主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形象，左半球主要处理形形的语言符号。这表明左右两半球的思维工具不同，右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形象，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形象思维；左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语言，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语言思维。语言是形象的象征性符号，形象是语言代表的意义。在大脑中，形象和语言、形象思维和语言思维之间并不是漠不关心的。相反，连接大脑两半球的胼胝体以难以想象的速度传递左右脑的信息。
人们常说，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它们到底是如何不同呢？这种不同是怎样形成的呢？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我认为，中西书写文字的差异，是造成两者思维方式不同的根本原因。固然，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它不同于语言，不等于思维的工具。但是作为人们最经常使用的交流工具，文字对思维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文字，这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也就是说，它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这种纯粹记录语言的字母文字频繁地、广泛地刺激人们的大脑，就逐渐地形成了西方人长于语言思维的特点，使之语言思维特别发达。而汉语书写符号是方块汉字，它不仅表音，而且还能表形、表意。这种音、形、意互相联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
文字影响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又影响文化的发展特点。中西文字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使中西文化表现出各自的独特风貌。西方学者认为，语言和思维是相互依赖的。如黑格尔就声称：“思维形式首先表现和记载在人们的语言里。”杜威也指出：“吾谓思维无语言则不能自存。”而我们的语言学教科书则反复强调，语言和思维是外壳和内核的关系。与此相反，许多中国学者却认为自己思想的最高境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今本《老子》一章）、“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秋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诗品·含蓄》）等等。
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思维和语言关系上的差异，直接影响了他们对语言学的兴趣。为了更好地发展、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西方人很早就很重视对语言的研究。从古希腊时期以来，语言学就“变成‘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一枚独立学科”，一直到近现代，西方的语言学一直是遥遥领先的。而中国人的思对语言的依赖性小，此相应，中国对语言研究就不那么重视。在中国古代语言学一直没有得到独立发展。孔子早就提倡：“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的音韵学就是文学和经学的附庸，人们只是为了写好诗赋和第才去研究它。学者们甚至把文字、音韵、训诂贬称为“小学”。直到十九世纪末，马建忠才照搬西方的语言理论，写成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此后，中国的语言学才逐渐独立发展起来。
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还深刻地影响了中西文化的不同气质。中国哲学史上的三大流派儒道佛都强调内心的反省、体验与觉悟。儒家先贤曾参早就说过：“吾日三省吾身”（同上书《论语·述而》），以反省为必不可少的修身手段。道家则更进了一步。王弼认为：“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略例·明象》）语言，甚至图象都成了束缚思想的桎梏，思想修养达到了一定程度，图象和语言都不存在了。这个传统在佛教徒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慧能虽然不识文字，却能以力主“顿悟”成为禅宗南宗的鼻祖。后来，禅宗干脆主张“不立文字”，彻底抛弃语言文字，而完全用纯粹的直觉传递那些被认为不可表达的奥妙，“棒喝”就是其主要形式之一。因此，佛教之所以在中国发展起来，禅宗之所以在中国产生，中国形象思维的土壤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与此相应的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形成了一系列玄而又玄的概念，如阴阳、元气、意境、神韵、风骨、虚实……举不胜举。
在语言思维影响下的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表现出了另一种风格。西方哲学家们总是以语言的严密性和思辩性见长。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如此，近现代西方哲学家们也如此。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讲，西方哲学是一种语言思辩的哲学。当然，西方学术史上的概念也是相当明确的。
专家认为，形象思维具有模糊性，这大概是中国人思维的特点；相对地讲，语言思维具有精确性，这是西方人思维的特点。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在各自的语言体系中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固然，这同中国人和西方人对语言研究的不同态度也有一定关系。也就是说，西方语言是比较精确的，汉语，尤其古代汉语则比较模糊（由于大量西方译名的输入，现代汉语正在向精确化发展）。同一个意思，中西哲人的表达风格各异。如老子说：“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也。”（简本《老子》第二篇第九章）类似的意思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却变成了“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所以把它分成两半时，这两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了。”孔子对智慧的定义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亚里士多德却说：“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4]虽然把赫拉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的语录译成了现代汉语其精确性仍未泯灭；而老子和孔子的语录就必须通过一番领会才能得到其真谛。
从上述比较中，我们还可发现，表面上看，古希腊哲学家的语言具有鲜明的抽象性、概括性，而中国先哲的语言具有突出的具象性、比喻性。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其实，在这种具象性、比喻性的背后，却表达了与西方哲人所揭示的同样抽象的道理。所以，有些人认为西方人的思维富于抽象，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这是一个错觉。有谁能说“得意忘象”不是一种抽象？有谁能说“心通”、“冥合”不是一种抽象？只是它们扑朔迷离、难于表达而已。甚至一向贬斥中国哲学的黑格尔也不得不承认，《周易》中“那些图形的意义是极其抽象的范畴，是纯粹的理智规定。”
由于长期以来人们把抽象思维（确切地说是语言思维）与逻辑思维混为一谈，所以那些认为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的人，也往往断言中国人的思维缺乏逻辑。这同样是错觉。所谓逻辑，就是客观规律性。其实，反映客观规律性的思维就是逻辑思维；形象思维也反映了客观规律性，当然也是一种逻辑思维。
当然，我们不否认，语言思维和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具有不同的特点。语言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语言之中，在语言表达中显而易见，因而是外在的；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形象之中，在语言表达中则不那么显著，因而是潜在的。这正是造成以上各种错觉的根源。
中西思维方式的这些不同特点，造成了中西学者在理论体系上的独特风格。也就是说，中国学者的理论体系是潜在的、模糊的；西方学者的理论体系是外在的、清晰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学术并非没有自己的体系，那种认为中国缺乏理论体系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形象思维是通过直观或直觉把握事物的，这就自然地决定了这种思维方式把握的是事物的整体，而非局部人们用直观或直觉去感知一个事物的局部而舍掉其它部分是相当困难的。当我们想象桌子的形状时我们的大脑中出现的总是整个桌子，既不只是桌子面，也不只是桌子腿；同样，我们想象桌子面或桌子腿的形状时，它们总是同整个桌子合为一体的，难分难舍。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相反，语言思维的工具是语言，这就给具体分析带来了方便。人们在运用“桌子”、“桌子面”、“桌子腿”等语词概念进行思考的时候，它们都是完全独立、互不牵制的。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分析性。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和语言思维的分析性各给中西文化打下了自己的烙印。中国学者的著作，大多是非常综合的，一部《论语》，囊括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心理学思想、伦理学思想等内容。而西方的学术著作，一般是分门别类的，如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是《工具论》，心理学著作是《论灵魂》，美学、艺术理论方面的著作则以《修辞学》、《诗学》为代表，此外还有《政治学》、《雅典政制》等政治学方面的著作。在物质文化方面，以北京故宫、曲阜孔庙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具有鲜明的完整性，而西方的建筑则颇具错落有致、不拘一格的情趣。
语言思维的分析性与精确性是相辅相成的。为了更加精确，必然要求具体分析；只有具体分析，才能更加精确。它们表现在艺术创造上，是求真与再现。西方的艺术家们为了把人体画得更逼真，往往在人体解剖学上下功夫，他们力图再现艺术创造的对象。古希腊、罗马艺术家们的雕塑品，使当代艺术大师们叹为观止；达·芬奇的画蛋的求真态度，已成为妇孺知的美谈。这种真的、再现的艺术是符合西方之审美观的。亚里士多德就说过：“维妙维肖的图象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西方艺术的特色，就在于这种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貌的真实感。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与模糊性表现在中国人的美学观上是求似与超脱。中国的艺术家们不在求真上下功夫，而是追求一种“超真”的艺术效果；中国画的特色就在这里，几条线、几点墨就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这就是国画大师齐白石老人所说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无独有偶，司空图早在《诗品》里就说过：“离形求似”，可见这是一个传统。无论是中国的画，还是诗，总能给人一个无限想象的天地，使人们回味无穷。“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苕溪渔陷从话》前集，卷十五）坡对王维的定评，一语道破了中国艺术的特色。其实，在中国艺术史上，何独王维的诗是如此呢？“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这不正是一幅用饱醮忧愁的笔墨描绘出的图画吗？又何独王维的画是如此呢？敦煌壁画中的佛像，那种既大智大悟，又天真纯净；既莞尔而笑，又庄严静思的神态，不正是一首绝妙的诗吗？这都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结出的硕果。
至于在科学技术领域，为什么中国在古代占优势，西方在近代占优势呢？这个问题迷惑过不少人，包括爱因斯坦这样卓越的科学家也感到惊奇。我以为，这是由于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显示出来的不同的优势。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明确两点：第一，确切地讲，科学不等于技术，前者是指一种以理论为主的学术体系，后者主要是指在实践经验基础上的发明创造；第二，科技也是由技术创造向科学理论发展的，古代的科技形态以技术创造为特征，近代以科学理论为主要特征。既然古代科技形态的显著特征即技术创造以实践经验为基础，显然中国人的形象思维会大显身手，而西方人的语言思维就相对逊色了。所以，中国能够成为四大发明的故乡四大发明基本上是技术创造。中国古代的科技著作，主要也是技术方面的，《天工开物》是宋应星对明代手工业生产经验的总结，《本草纲目》是李时珍对中草药的功能与用途研究的记录。另外，中国学者在理论体系和学术概念上的潜在性、模糊性、玄奥性表现在哲学、美学等方面是别具一格的，但与生性精确的近现代科学理论背道而驰。这或许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科技发展一落千丈的一个深刻原因。而以语言思维为主要思维方式的西方科学家，却正是在这方面得天独厚，故能在近现代科学理论的许多领域中独占鳌头。牛顿的力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科学理论体系在近代科技史上显示出了语言思维在这方面的优势。
我时常有这样一种想法：中国的科技形态基于人类的原始经验，而西方的科技形态则是对人类原始经验的转折。原始思维研究证明，原始人具有超乎寻常的直觉能力和经验积累。我认为，中国的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种原始经验，从而形成了中国的科技形态；西方的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则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与原始经验的联系，使之另外开辟出一块天地，从而形成了西方的科技形态。西方科技在现代社会的优势已为人们所共睹。其实，中国的传统科技，尤其中医学，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有待人们去发现、去挖掘。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人类思维之树上的两朵奇葩，互有优劣，各具独特风貌，在历史上争奇斗艳，各领。因此，不能笼统地划分谁好谁坏，贬低一方，抬高一方。那种贬低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抬高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的论调，事实证明是站不住脚的。
二、哲学与宗教
哲学与宗教是文化的更深的层面，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又反映了各个文明的不同风貌。在我看来，哲学和宗教的含义，是一个需要重新界定的前提性问题。这两个概念都来自西方，所以，一般人观念中的哲学与宗教，都是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可谓之狭义的哲学与宗教。以这种狭义的哲学与宗教来考量中国的学术思想，严格地说，中国既没有哲学，也没有宗教。如果一定要以这个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来分析中国学术思想，我们当然可以找到类似于西方的哲学和宗教。依此，或许可以这样说：西方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分离，印度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合一，而中国思想的特质在于以哲学代替宗教。各国的宗教都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但在中国，哲学就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不需要宗教来扮演这一角色。中国哲学通过两条途径来安顿人生，一是自然，二是人自身，它们又往往交织在一起。由于它们都为人生而设，所以都具有人文主义特点。就此而言，我们又可以说中国哲学的特质是人文主义。
不过，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到，中国的传统思想有自己独特的风貌。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讨论中国的学术思想，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正的。所以，我们应该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束缚，在更超越的层面上去理解哲学和宗教，对这两个概念从广义上进行重新理解和诠释。我想，如果把“哲学”看作关于世界根本观点的学说、关于对存在问题的思考，如果把“宗教”看作关于人生的学说、关于信仰的体系，那么，那么就可以说中国思想具有哲学和宗教的两重性；它既是哲学，也是宗教。中国思想立足于人自身，所以这种哲学是人文主义的哲学，这种宗教也是人文主义的宗教。
中国传统思想的这种特质，是殷周之际经过一场以人为本位的深刻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形成的；这场思想风暴，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建立。也就是说，中国哲学是从探究人的本质即人性（德）开始的。透过这场宗教批判运动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哲学是从原始宗教中转化出来的。
西方的情况完全不同。西方哲学尽管也萌芽于宗教，但它是从探究客观世界开始的。所以它的最初形式是自然哲学，然后才转向人，从而具有人文主义性质。不可否认，西方早期的这种人文主义和中国早期的人文主义有许多一致之处。例如，伦理学一度成为古希腊哲学的主要课题，研究形上学是为了解决道德问题。这和先秦哲学家的思路不谋而合。
中西哲学不但出发点不同，而且发展进路迥异。希腊哲学没有经过殷周之际那样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这就为宗教留出了一定的空间。所以，在希腊哲学发展的后期，哲学终于和来自东方的宗教合流了，由此导入中世纪。然而，正是由于西方没有经历过殷周之际那种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西方的哲学和宗教始终禀性各异。其哲学是理性的、人文主义的，其宗教是非理性的、神本主义的。终于，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哲学与宗教又一次分道扬镳了。就这样，西方重新确认了久违的人文主义传统，并跨入近现代社会。可以说，西方的近现代文明是西方人的思想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的结果，所以它表现出对中世纪激烈批判的意识。
但是，由于经历了殷周之际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从那时起，中国的思想就一直是人文主义的。正因如此，中国没有中世纪，也不存在什么封建社会，就象不存在奴隶社会一样。也正因如此，中国人没有必要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重新认定人文主义传统，因而也不可能象西方那样经历文艺复兴运动。
多少年来，在西学的一片凯歌中，学者们千方百计地用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来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费尽心思地寻找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煞有其事地猛烈批判中国的封建主义、专制主义，……所有这一切，皆迹近无的放矢。诚然，中国古代社会有它的弊病、有它的缺陷，甚至严重的弊病和缺陷。然而，这就是封建主义吗？这就是专制主义吗？对此，需要重新考量。我想，中国古代至少没有西方那种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如果说中国有西方意义上的专制主义的话，那应该是斯大林主义传入以后的事情，而是其顶峰。所以，中国的许多问题，我们应该好好反省自己，直面现实，不要总是把账算到古人的头上、总是把祖宗当作替罪羊、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切实地提高自己，发展社会。
三、形上学
形上学不但是某种哲学的核心，也是某种文化系统的核心，所以它最能反映一种学术思想的特点。
形上学所探讨的最普遍的存在是超越一切的，是与现实世界无对的。这就是说，它完全由人心所设。这样，我们就无法回避心这个概念。
上文谈到，心包含生命之心和认知之心两个层面。我认为，相应地形上学也有两种类型，即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它们分别由生命心和认知心所构造。前者乃生命根本特质的投影。哲学家们把他们对心（或者说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把握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然后用它来规定心、安顿心。后者乃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投影。客观世界的根本特质首先投射到认知心，然后又由认知心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
由于哲学家们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对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认识各有不同，故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黄梨洲说：“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6]这里，我要接着他的话说：存在（最普遍的存在）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既然最高形上概念为心的投影，所以，存在的本体，也就是心的本体；“工夫”的不同，决定了心之本体和存在之本体的不同。“工夫”，当然是心的工夫。
中西传统的形上学属于不同的类型。西方哲学一开始就是一种“爱智”的学问，由此形成的亚里士多德以后的西方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用科学性的概念、判断、推理的理论知识体系来把握的，这当然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前苏格拉底哲学或有所不同）。
中国哲学一开始就立足于生命的价值，因而其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生命形上学。儒道佛三派形上学的最高范畴分别为天、道、真如，这些范畴的实质分别为善、自然、空。就是说，三派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分别为善、自然和空。不过，宋明新儒学中的程朱一派的形上学则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它虽然声称其最高范畴“理”具有普遍性，但在实际论证中更侧重社会人伦的一面，所以与西方的认知形上学有所不同。
既然生命心的功能是对其自身的体悟，所以它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而归根结蒂它是主体性的实际承载者。这正是中国哲学主客合一特点的根源。与此相反，对象化是认知心的鲜明特征。它总是把客观世界作为对象去认识；即使对自身，它也是先将其对象化，然后再去认知。换言之，认知心与客观世界本来二分。另一方面，认知心与作为主体性实际承载者的生命心与本二分。这就导致了西方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特点。
由于中国哲学脱胎于早期宗教，所以它难免带有中国早期宗教的特征。就象在原始宗教中人的命运是由天所赋予的一样，在中国哲学中，人性也是由天、道等最高形上实体赋予，从而内在于人自身的。这一点，也是与西方形上学大相径庭的。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近代以来尤其现代以来怀疑、否定传统形上流的实质，在于对认知形上学的背离和对生命形上学的靠近。这样，一些西方哲学家自觉地从中国哲学中吸收养分也就不足为怪了。
以上从三个由浅入深的层面分析了中西学术思想的特点。事实上，这三个层面是相互关联的。
参考文献
[1]黑格尔《逻辑学》，第7页，商务印书馆版。
[2]杜威《思维术》第174页，中华书局1933年版。
[3]《语言与语言学词典》第20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
篇3
二、扎实推进农民群众教育，培育宣传文化品牌
深入推进“送政策、送温暖、送服务”工作全覆盖常态化，整合我镇优势、特色资源，继续打造宣传文化精品。同时积极组织广大群众参与各类讲座、文体活动，通过喜闻乐见的形式寓教于乐，把党的政策、社会建设的成就和农民教育工作渗透到全镇各个角落。
三、深化文明创建活动，巩固文明创建成果
继续开展文明创建工作，让各界群众加入创建活动中来。持续开展好爱老敬老、扶贫助困等系列创建活动，协助政府开展好计划生、综治平安、法律援助等民生工作。
四、做好正面典型宣传，营造争先良好氛围
做好精神文明建设，继续挖掘辖区各类典型，尤其是“道德模范”、“身边好人好事”的评议和推选。同时宣传各级评选评议出的道德模范、好人好事，号召各界群众学榜样、争先锋。此外，加大对道德模范、好人好事的宣传报道，关心道德模范、好人好事的个人和集体，增其强荣誉感和责任感。
五、重视社情舆情工作、加大宣传信息报道
充分利用网络通讯媒体平台，持续做好社情舆情关注与收集工作。与此同时，根据工作开展特色内容，做好各级媒体与重点刊物新闻信息报送工作，加大我镇宣传力度，提升古陂对外良好形象。
六、丰富社区群众文化、着力文体基础建设
篇4
但凡成功学校的校长都具有鲜明的教育思想和理念，他们时刻思考着自己的办学思想和目标。一个富有思想的校长，可以将一所薄弱学校焕发出青春活力，所以办学思想和理念是学校教育实践的指南和方向。校长的教育思想引领着学校的发展，用自己的办学思想赋予学校一个清晰的发展远景，但这种思想必须得到教职工的认同，并内化为教师的自觉行为，即使为实现这个远景困难重重，大家也义无反顾地因这种思想与远景支撑着并一往无前的奋斗与实现。
校长要有先进的办学思想，必须要有善于思考的习惯，乐于思考、勤于思考、善于思考。在教育实践与探索中思考，在教育目标实现中思考，在教育的失误与教训中思考。长期不懈的思考就会变成智慧和力量。为此我们必须带着智慧工作，带着思想前行。有思想的校长会让更多的教师成为有智慧的教师、有特色的教师、有思想的教师。这种思想将引领学校由弱变强，由小变大。
二、用文化成就学校
学校文化是一所学校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积淀和创造出来的，是为其成员认同和遵守的价值体系、行为规范准则和物化环境风貌的一种整合和结晶。它表现为学校的“软实力”。一般包含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层面。
1.学校文化需要学校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不断传承和创新才能逐步完成
在物质文化中的校园建设、教学设施、校园环境，既是师生教育教学的基本设施，又是学校文化的重要载体。它以独特的文化内涵影响着师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在校园的整体规划和建设中，校长应挖掘全体师生的集体智慧，并且要有超前的发展意识和现代化的整体观念进行校园设计，均要让其透出文化的味道，以期达到让整个校园看上去有“无处不文化”的境界。
2.严格的常规管理可以促进校园良好文化氛围的形成，进而形成学校的制度文化
这种文化可以规范学校运行的行为，在实行的过程中起着刚柔并济的作用，同时渗透着对师生的人文关怀。高尚、健康的学校制度文化能从“以人为本”角度出发，注重人的主体意识和自主能力，满足人的缺失性精神需求，体现出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思想倾向，折射出“人性”的光辉，彰显人文关怀思想，使学校师生感到舒心、舒适，充满自信与期望，使每个师生精神面貌更优雅、更富有魅力，进而使学校充满活力，发展得更快。学校制度文化能给师生的生命以更多的呵护与关爱，推动学校发展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产生巨大的凝聚力。所以学校制度文化是一种财富、是一种教育资源，蕴含着丰富的教育意义。
3.精神文化是学校的核心文化
它主要体现在学校领导、教职工和学生共同遵守的基本理念、价值标准、道德风貌等精神意识，它是校园文化的核心和灵魂，体现着校园文化的方向、实质和水准。通过校园文化建设的实施与实践，使师生深刻了解学校的发展历史与蕴含的文化底蕴，发掘学校的文化实质和价值取向，进而形成具有时代特征和学校特色的精神文化。它是一种不可替代的、无形的蕴藏着育人价值的课程资源，它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它跃动在讲台上，充溢在校园里，显现在人们的言谈与行动中，它对师生的健康成长、对学校的和谐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我切身感觉到学校文化能潜移默化地影响师生，陶冶师生的情操，塑造师生的心灵，激励师生的斗志，鼓舞师生的上进心，提升师生的素养，给师生无形的力量，是学校发展的“软实力”，以文化引领学校发展是高层次的发展。校长要想真正打造学校文化的执行力，应切实重视学校文化的精神引领作用，使人人都沐浴在书香文化的氛围中，让和谐的文化成为学校工作的灵魂，真正让学校文化发挥引领作用，引领学校管理向生本化、师本化、人性化延伸，这样才能为学校、教师、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文化根底。
三、用课堂成就学校
篇5
(二)把握“五个开发”，打造特色旅游文化
当前凤凰文化旅游产品很多，但受旅游产品同一化现象影响较为突出，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凤凰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个性，很难吸引游客的眼球，给游客留下深刻印象。如凤凰古城人气最旺的东正街，出售的很多文化旅游产品来自云南、贵州等地，置身其中给人的感觉就如同到了云南大理、丽江或其它的一些旅游城市。这就要求我们从宏观角度对全县的文化旅游产业进行积极引导，使全县的文化旅游产业朝着“文化的视觉、市场的意识、世界的眼光、民族的特色”方向发展。为此，要正确把握好“五个开发”:一是要把握好努力推动凤凰古城内与凤凰古城外文化旅游景点的联动开发;二是把握好现已开放的和尚未开放的文化旅游景点的共同开发;三是把握好重点和辅助文化旅游景点的互动开发;四是把握好外来和原生态文化旅游产品的互补开发;五是把握好文化旅游产品的保护和开发等朝着“文化的视觉、市场的意识、世界的眼光、民族的特色”方向发展。抓好“五个开发”，大力促进凤凰文化旅游向市场化、个性化、特色化、民族化、深层次化发展，为凤凰文化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获取比较优势。
(三)抓住“三种文化”，打造“三类集群”，拓展凤凰文化旅游内涵
凤凰旅游说到底是文化旅游。凤凰文化不是局限于地理位置区域性的地方文化，而是由一个开放的区域文化集成的文化集合体。具体来说凤凰文化的内容可以归为三种:一是以南方长城兵营为代表的军事文化;二是以古城为代表的名人文化和历史文化;三是风情浓郁的以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文化必须借助有效载体才能吸引游客的眼球。要提高文化旅游对财政的贡献率，唱响“天下凤凰”文化旅游品牌，必须扶持一批文化旅游产业集群，开发一批文化旅游产品展示凤凰文化内涵。一是培育军事文化旅游产业集群。二是培育凤凰名人文化产业集群。三是培育民俗文化旅游产业集群。
围绕民族民间文化，开发以傩文化为重点的系列文化旅游产品。围绕赶边边场、椎牛、喝拦门酒等民间习俗，开发独具凤凰民间习俗的文化旅游产品。以苗族服饰为主，开发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服装、银饰等系列文化旅游产品。以凤凰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中心，开发苗族鼓舞、苗族银饰煅造技巧、刘大炮蓝印花布、湘西阳戏、聂氏纸扎、凤凰茶灯等已经具有一定特色的文化旅游产品，形成“城”(凤凰古城，黄丝桥古城)，“边”(南方长城)，“河”(沱江河)，“文”(民族文化，名人文化，历史文化，军事文化)等系列精品旅游，提升凤凰文化旅游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凤凰文化旅游的开发原则
(一)把握文脉原则
在这里我们把“文脉”理解为旅游开发的地理背景，它既包括一个旅游开发地(区)的“文化脉络”，同时也应包括整个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脉络。在一个旅游地的旅游规划的总构思中，首先要把握“文脉”和理解“文脉”，这是一个成功旅游开发的前提。落实到具体的旅游项目的开发设计，所谓的“把握文脉”的应用就存在三种情况:一是顺应“文脉”来营造旅游的意境;二是突破“文脉”以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三是顺应与突破相结合以展示开发项目的更多效果。所以把握和利用好了“文脉”，也就相当于抓住了一个旅游地的灵魂，使其不仅有血有肉，更是有了思想，也使旅游者从对旅游地过眼的初级阶段上升到过脑和过心的高级阶段。在这里，笔者把旅游者对一个旅游地的了解划分为三个境界，过眼(赏心悦目)、过脑(思想碰撞)和过心(灵魂震撼)。
(二)生态文化原则
也即“保护第一、开发第二”，“保护性开发原则”。文化旅游是不同于传统的观光度假和休闲旅游的一种高层次的旅游形式，是负有文化保护责任的旅游，而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凤凰在文化旅游开发中，首先应该树立保护第一的思想，保护文化的原始性和完整性，保持文化原生固有的特色。历史文化名城所包涵的特色文化是名城保护的重要内容之一，所以文化旅游开发的落脚点也应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名城及其特色文化，使其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旅游开发规划的过程中，作为三方主体的旅游规划者、管理者和经营者应把历史文化名城文化的原始性、多样性放在重中之重，推出充满文化内涵和底蕴的旅游产品，让旅游者真正感受到文化的魅力，达到过心的境界，但同时也要规范旅游主体———旅游者的旅游行为符合生态文化的要求，做一个真正文明的生态旅游者。因此，保护文化生态性的原则应始终贯彻于整个旅游开发过程中，包括从最初的目标确定、规划的设计、投资建设到最后的经营管理。由于旅游活动对文化的影响是悄无声息、不易察觉和缓慢的一个过程，因此，应采取必要的措施对文化旅游区进行有效地管理和监测控制，如利用旅游功能分区、容量控制和环境监测等生态措施。
(三)突出特色与品牌开发原则
历史文化名城文化旅游开发要突出自己的异于别地的特色。独特性是旅游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灵魂，旅游产品的独特性越鲜明突出，其吸引力和竞争力就越大，而旅游产品的独特性正来自于名城自身的特色。凤凰要以自身的优势资源为基础，积极创新，突出特色，打造品牌。凤凰的优势资源主要有以凤凰古城、苗疆边墙、黄丝桥古城等为重点的兵战文化、底蕴厚重的楚巫文化、人才辈出的名人文化、风情浓郁的民族民俗文化和以南华山、沱江风光、奇梁洞等为重点的自然山水风光。因此，可以利用和组合这些优势资源形成“城”(凤凰古城，黄丝桥古城)，“边”(南方长城)，“河”(沱江河)，“文”(民族文化，名人文化，历史文化，军事文化)等系列精品旅游，真正树立“天下凤凰”的品牌，提升凤凰文化旅游产业的整体竞争力，将资源优势全面转化为经济优势。
(四)社区参与开发原则
旅游业是一个涉及面广、牵连性大的产业，若单单依靠政府、旅游局等管理部门和相关经营部门是不可能保证旅游的顺畅和高效运行的，旅游地当地居民的理解、支持和帮助对一个好的旅游目的地的开发建设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凤凰重点开发社区是“勾良、山江、老家寨、香炉山、苗人谷等民族村寨”。凤凰历史文化名城通过发展文化旅游，可以使本地方和本民族的文化得到挖掘和展示，使外界了解并接受其文化，当地居民通过参与旅游业，可以增加他们的自豪感和责任感。在这里，我们强调社区参与开发原则，最主要的是要当地居民成为名城旅游开发的一份子，旅游管理人员中除了一些高层管理和技术人员外，一般员工的大部分应由当地居民通过相关的培训而担当，这样可以使名城的服务充满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而受到游客的追捧和欢迎。历史文化名城开发文化旅游，通过给当地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将社区发展、当地居民的利益与传统文化的保护联系在一起，使历史文化名城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进入了良性循环。
(五)系统构建原则
旅游地区并不是独立的一个旅游景区或旅游点，而是一个由若干个旅游景区、点组成的综合性的旅游开发系统。凤凰历史文化名城在开发文化旅游中坚持系统建构原则，就要求凤凰各旅游景区、点在“天下凤凰”的主题指导下，充分展示凤凰亮点的多面性，做到相得益彰。凤凰历史文化名城文化旅游区应形成“点、线、面”的结合开发，并在开发中坚持各旅游区、点的统一性与独立性。
(六)文化与生态协调发展原则
即在旅游开发中要充分考虑到文化和生态环境的相互影响，文化旅游区的开发要建立在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之上，在开发的过程中不能对原生的生态系统造成破坏，而应该通过生态旅游来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文化旅游区文化的原生多样性。自然生态环境的旅游发展需充分挖掘文化内涵，提高其文化含量。凤凰历史文化名城应坚持文化旅游与生态旅游的协调发展，积极促进吉信镇、勾良等地乡村旅游的发展，进而实现凤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凤凰文化旅游的开发定位
历史文化名城文化旅游的开发定位即是要确定其文化主格调或旅游文化的开发方向，重点是首先要清楚本身的文化属性和文化价值，在此基础上，形成准确而鲜明的定位，从而指导名城旅游资源走永续利用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凤凰处在“大湘西”旅游圈的中部，北有山水旅游资源天下一绝的世界自然遗产———张家界，南有以侗文化和和平文化为特色的怀化旅游区。凤凰应利用“大湘西”旅游圈的旅游叠加效应，规避旅游形象的屏蔽作用，把凤凰旅游准确定位为“文化旅游”，重点是要把握好三大文化:一是底蕴厚重的楚巫文化;二是人才辈出的名人文化;三是风情浓郁的民族民俗文化。应充分发挥其拥有的历史、文化、山水、民俗、名人等资源优势，在与省内和周边各大旅游景区形成了高度互补的同时，体现其独特的个性和吸引力，找到其军事历史文化、民族民俗文化和名人文化与旅游的完美结合点。成功的旅游定位能充当指明灯，带领旅游地走上一条光明的旅游大道。凤凰文化旅游的定位明确后，其后续的产品设计、组合、包装、宣传等开发工作都以体现和突出这个定位为重点，因此在凤凰历史文化名城文化旅游开发的第一步就应该确定一个既有着鲜明的个性特色又科学合理的定位。
凤凰历史文化名城整体文化形象的塑造
历史文化名城整体文化形象的塑造目标就是能够形成一个区别于其他旅游地，被广大旅游者接受并赞赏的旅游形象，能够使名城众多的文化形成一种合力和凝聚力。成功的文化形象塑造应该要找到名城所有文化的结合点，既完整地包括各类文化，又能凸显特色，成为名城的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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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发现最古老的类人化石为300万年前。距今170万年前至1.8万年前，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留下了元谋人、蓝田人、马坝人、河套人、丁村人、山顶洞人等足迹，他们的栖息地森林密布，水草肥美。人猿揖别后，人类祖先为了抗击林中猛兽的侵袭，学会了利用木器，制作工具，以群体形式在与大自然的抗争中学会狩猎。利用因雷击产生的林火，使人类尝到熟食，增强了体质。为获得熟食，驱除寒冷，人类祖先学会了保存林火。
森林分布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明的基因型。有了森林就有良好的自然环境，人类才能生存，才能创造文明。历史上绝大多数地区文明的衰落，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恶化。离开了森林，流水就会失去源泉，人类就没有生存的基础和条件。山间水源来自泉眼，也来自渗出的地下水和雨水的汇聚，它们都要依靠森林的涵养，一旦森林被毁，水源失去涵养就有枯竭之虞。没有水，植物就难以生长，动物无法生存，人也无法居住。
森林哲学———认识论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天地万物看成一个整体，而将人和万物看作是天地的衍生。森林作为万物之一，在自然万物中占有重要位置，因而人们的认识也随着自然的变迁而改变。对森林在自然界中地位的认识。夏代开始，人们已萌生“五行”观念。周初，五行思想有所发展。战国时期的五行思想，不仅把“木”作为五行之一，而且将“木”列为五行之首。认为木主生，代表生命，与四时、五方联系起来时，木属东方，属春季。由于日出东方，故把东方作为五行之首，如同东岳属于五岳之首一样。因此，木在五行之中居首要的地位。成熟的五行说，实际上是以木为核心的和谐宇宙生态系统。这就更加强调了森林生态资源的重要性。从现代系统科学视角看，森林是自然界最丰富、最稳定和最完善的系统，与海洋、湿地并称为支撑地球生命的三大系统之一。森林赋有碳储库、基因库、资源库、蓄水库和能量库等多种功能，对改善生态环境，维持生态平衡，保护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环境”起着决定性作用。在各种生态系统中，森林生态系统对人类的关系最直接，影响最重大。同时，森林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在调节生物圈、大气圈、水圈和地圈动态平衡中的重要作用，在生物世界和非生物世界之间的能量和物质交换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是其他生态系统都无法替代的。
对森林与人类关系的认识。人类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与其他生命形式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不可分离。人与自然的关系制约着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人类以文化的方式生存，文化不能反自然。文化与自然的辩证统一，是人类生存的本质。人受自然法则的约束，人类享受物质生活、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权利，只能限制在环境承载能力许可范围之内。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作为人的人”同自然界发生的属于人的关系。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牵涉人对自然的认识、开发和利用。关于自然的心理和意识，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国家和社会有关自然环境的政策和制度，人与生态系统其他成员的关系等层面，分别与物质、精神、制度、行为、生态等文明相对应。
科学技术层面———物质文明：最基础的层面是科学技术层面，即通过自然科学认识自然，通过技术开发利用自然。科学和技术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人把自然作为依赖和可以利用的对象，不断开发自然资源、生活资源和生产资源，以维持人类的生存。它对生态环境产生直接的作用，不同的技术和生产方式对自然环境产生不同的实际后果，与物质文明成果紧密联系在一起。
心理意识层面———精神文明：人们关于自然的意识，如何对待自然，在根本上是由人的价值观、人对自然的欲求和态度决定的，从精神的方面去认识和理解自然，决定着人类对待自然行为产生的结果，这与精神文明密切相关。
政策和制度层面———制度文明：不同国家和地区有关自然环境的政策和制度，它是人们直接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实际约束条件，其政策导向和实际效能影响到一个国家和局部地区自然生态环境的性质和规模，牵涉制度文明成果。
相互作用层面———行为文明：这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以复杂性研究方法对人与自然的整体效应进行的跨学科研究，影响到人类对自己行为方式及其生态后果的全球调节，这同人的文明直接相关，即行为文明。
生存境界层面———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持续繁荣、全面发展为基本宗旨的文化形态。生态是指自然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与规律的一门学科。人类改变了这种规律，把自然生态纳入到人类可以改造的范围之内，就形成了文明。
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三个阶段。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自然中心”“、人类中心”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三个阶段。自然中心阶段。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很弱，一切都受自然的支配，处于对自然的盲目迷信、崇拜、依偎和敬畏阶段，这是原始文明的阶段。人类中心阶段。随着人类知识的积累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试图以自我为中心，征服和改造自然，甚至破坏性和掠夺性地利用自然资源，致使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工业化进程给人类带来物质丰裕的同时，又造成不得不承受自己无节制行为的恶果。
具体表现：一是大面积森林被采伐、火烧和垦殖，导致生境大量丧失，对野生物种造成毁灭性影响。二是对生物物种的过度捕猎和采集等活动，使野生物种难以正常繁衍。三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占用了大量土地，植被严重破坏，造成土壤大面积污染。四是外来物种的大量引入或侵入，改变原有的生态系统，使原生物种受到严重威胁。五是无控制的旅游，使一些自然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六是土壤、水和空气污染，危害了森林，特别对水生生态系统带来毁灭性影响。七是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气候形态在较短的时间内发生较大变化，使自然生态系统无法适应，可能改变生物群落的边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阶段。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将进入到第三阶段，即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阶段。自然界自身具有一定的承载人类实践活动的能力，只要人类实践活动控制在一定限度内，是不会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构成威胁的。
另一方面，人类实践活动从价值或功能上来说，既可以按照人的尺度来满足人的需要，又可以根据自然的尺度来实现其内在目的，如通过人力的作用来抗御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恢复自然界的正常秩序等。稳定的人类生态系统，需要并取决于同生物圈中其他物种的协调关系和平衡。我们不能把养育生命的大地、河流、森林和所有生物物种仅仅当做人类需要的资源来开发和利用，而应把它们视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成员，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遵守生命过程的循环法则，维护生命有机系统的完整性。
森林哲学———价值论
森林的可持续经营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森林生态系统具有重要的经济、生态和社会价值。
经济价值。森林的经济价值是通过人类对森林资源的开发活动实现的。森林除生产木材外，还生产丰富的非木质林产品，如果品、木本油料、药材、工业原料、纤维、花卉、竹藤、林产化工产品和森林食品等，有着巨大的经济价值。
篇7
关键词 ：生态文学；生态哲学；生态教育；生态立法
中图分类号：K5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4）31-0270-02
收稿日期：2014-10-28
作者简介：杨军（1967-），男，吉林蛟河人，助研，研究方向：生态学。
按照我国著名学者余秋雨的定义，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俄罗斯生态文化以其生态环境中多样化的生存方式，呈现了极具个性的文化特征。在工业文明时代以前，多种族共同存在而形成不同的生态文化。在工业文明的高度和广度上创建生态文明，在吸收人类自诞生以来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长期积累起来的生态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极具俄罗斯民族特色的生态文化。
一、俄罗斯生态文学
俄罗斯的生态文化思想发端于十九世纪下半叶，普希金起到了"开端的开端"的作用，他对俄罗斯文明的生存和走向起到启蒙和引领的作用。自由的生存方式是普希金的终生渴求。这就合乎逻辑产生了超前的生态伦理意识：面向大众，返归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诗人的笔下塑造的农奴纯真、自然的个性和品质，正是其对自己所向往的美好自由生活方式的追求。在乡村，有恬静的溪流、牧场，有散发着野花幽香的丛林、山谷，有淳朴、厚道的人民，也道出了诗人返归自然、诗意地栖居于大自然之中的心声，而这种境界又恰恰与生态伦理学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不谋而合。
托尔斯泰则从更加广阔的视野探索回归自然的方式和途径，他向人们展现了原始的生态美，并赋予了自己诗意的人生，完成了对自然审美的超越。“人类心中一切恶的成分，一经和自然接触便应消灭，因为自然是美与善的最直接的表现。”[1]与托尔斯泰相比，屠格涅夫通过更加细腻地塑造了少女形象的自然美，表现了崇高而又朦胧的自然美，从而揭示出自然美的根源和本质。
进入二十世纪的前苏联时期，俄罗斯生态文学呈现繁荣发展的态势，这主要得益于文化生态共同体的形成、引导和积累基础之上的集体人格创建的效应。多产的普里什文用人生、艺术、道德、历史的观点来诠释真、善、美和爱，不仅让人们了解大自然，也让人类了解真实的自己，在他笔下的大自然充满诗意和哲理。弗·阿尔谢尼耶夫《在乌苏里的莽林中》则表达了对平凡人的终极关怀，对普通人的生命的致以崇高的敬意。帕乌斯托夫斯基创作了一系列反思人与自然关系，号召人们保护森林的散文。他的“梅晓拉”系列，描绘出大自然的风光美和当地人纯朴的心灵。阿斯塔菲耶夫《陨星雨》、《最后的问候》、《牧童和牧女》、《鱼王》等，为人们谱写了一首首悲伤而又浪漫的现代田园诗。
俄罗斯生态文学题材内容丰富，体裁多样。在反思人与自然、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和冲突的过程中，呼吁人们以“亲人般的关注”面对自然的态度，以及将人生艺术化的“行为方式”。
二、俄罗斯的生态哲学思想
20世纪20年代，布哈林首先把平衡论作为认识生态问题的哲学基础。其主要观点是，任何事物都可以看成是由互相联系着的各部分组成的整体或体系，周围都有自然界的其他要素即环境，二者之间存在着经常的联系，处于动态的平衡关系之中。“人类是自然的和自己的两重动物”，“生活和工作在生物圈中”。普列汉诺夫强调自然环境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提出了“人为环境”的概念，认为地理环境在不同生产力发展阶段对人产生的结果不同。
20世纪70年代，在苏联哲学界就罗马俱乐部的系列报告开展了深入讨论。从“人及生存环境”、“科学和现代全球问题”的角度加以研究。上世纪80年代围绕“科学技术革命时代中的人、社会和自然”等一系列问题苏联的科学哲学工作者们提出了促进科学技术和国民经济的生态化，培养全体公民的生态意识，保证人类的生存。生态问题的全球性也被首次提出，认为人、社会和自然高度相关。“生态意识”概念出现，主张由过去强调人对自然的改造转变为将人的活动限制在自然生态容许的范围之内，运用生态思维进行生态活动。并在生物圈进化的基础上，提出了智慧圈思想，生物圈正在向智慧圈转化，强调人的智慧（科学思想）对自然环境的巨大作用。“生态活动”的概念，则指人、社会和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作用产生生态效益的过程。
苏联学者对于科学技术解决生态问题持乐观态度。卡皮察认为，人类在原料消耗问题上主要囿于现有技术水平的极限。然而，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几乎每种极限都能为新的技术所突破，人们使用能源的潜力伴随着技术潜能的开发而不断增长。过去生物圈控制着人类种群的动态，能够纠正我们的错误，现在人类摆脱了生物圈的控制。
学者们同时也清楚地看到了科学技术的局限性。人类利用技术文明对自然界的掌握和改造是绝对不能避免的，这个趋势不可改变。人们在利用技术条件创造满足社会的必需品时，不仅需要考虑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的消耗，而且还必须考虑随之而来的污染加剧等生态灾难的威胁，自然资源的无节制利用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不能完全依靠技术自然而然地解决。因此，必须把科学技术的利用，控制在生态环境允许的范围之内。
三、生态教育
俄罗斯的生态教育具有全民性和综合性，生态教育体系涵盖学前教育和普通教育、中等专业教育和高等专业教育、大学后教育、专门人才的专业再培训和业务进修等教育类型。从学龄前开始，生态保护教育渗透到从小学、中学到职业教育、大学的课程教学之中。幼儿园及中、小学的环境教育，培养学生了解认识环境、认识自然。在职业技术课和基础课的教学中，普遍开展环境保护知识的教学活动，引导学生重视自己所将从事的职业中的环境保护的问题。在各高校开设“环境保护”公共必修课，使未来的专家了解环境、了解自然，认识自己的工作对于社会、对于环境的影响和自己的职责，培养应用现代技术手段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能力。
在继续教育方面强化普及生态知识。首先对生态环境组织领导者和专家，尤其是对可能产生不良环境影响的经济活动负有决策责任的决策者，进行环境保护和生态安全培训。其次，发挥公共教育机构生态培训的主导作用。俄罗斯联邦和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机关、地方自治机关、社会团体、大众传播工具，以及承担社会教育职能的教育机构、文化机构、图书馆、博物馆、体育和旅游组织等培训主力机构，承担着生态保护宣传的主要任务。再次，生态教育的协助机构广泛吸收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生态教育。国家自然保护协会、工会等群团组织举办自然保护讲习所，组织环保电视节目、电影观赏活动，开展自然保护知识竞赛，出版宣传杂志和书籍等，及时向居民通报环境保护立法和生态安全立法情况，广泛地吸收公众参加环境保护工作。
四、生态立法
俄罗斯的生态立法紧跟世界主流，注重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俄罗斯的生态文化思想已形成并提升到了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成为全民的共同意识。
1.生态立法体系逐步完善
俄罗斯的生态立法有着较悠久的历史。在古罗斯的法律规范中，就开始从个人财产角度立法保护一些植物和动物。当年，彼得大帝开疆拓土，需要木材，但规定每砍伐一棵树木，一定要补种两棵。1833年禁止在圣彼得堡市内设立对大气产生有害影响的企业。20世纪初期，颁布了“森林法”、“捕鱼法”等法令。1960年颁布《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自然保护法》[2]。1977年把国家和公民保护环境的义务写入宪法。1986年开始进行国家生态鉴定。
俄罗斯法律确定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环境权及其他生命物种的生存权利的宪法地位，创建了实现、遵守和保障公民生态权的法律机制，保障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生态民主权，生态保护社团的组织权、生态教育权及其他生态民主权力。
2.“环保优先原则”
俄罗斯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技术、行政、法律等措施治理污染、改善环境，在生态法领域确认和规定了“环境保护优先原则”。规定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时，不应对其他自然客体和整体的自然环境造成损害。在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发生冲突时，优先考虑环境保护利益。保护生态利益的同时必须兼顾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赋予原本是利用自然资源或者影响自然环境状况的部门相应的环境管理职能。
3.推行生态税收制度
俄罗斯研究借鉴发达国家的综合特别税制、缴纳罚款、环境税等成功的经验，利用生态税收对环境保护的有效调节作用，确保有足够的资金用于恢复环境生态功能。l991年的《自然环境保护法》规定征收自然环境污染税，1998年的《俄罗斯联邦税收法典》正式定名为“生态税”。俄罗斯联邦主体和地方政府制定了增加生态税收的社会发展目标。
4.推行生态保险制度
1991年的《俄罗斯联邦环境保护法》的有些规定过于严苛，操作性不强，被认为同俄罗斯现实严重脱钩，如果严格遵守该法，在俄罗斯至少需要关闭80%以上的国内企业。因此，俄罗斯不得不采取其他应对措施，减少和约束生态损害行为。
俄罗斯建立生态保险制度，设立生态保险基金，用以补偿突发生态事故给第三人或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害。生态保险制度增强了投保人的防范意识，以便采取措施预防事故发生，最小限度地减少保险赔偿的支出。
5.实施生态鉴定制度
生态鉴定是指，生态鉴定机关的成员依照俄罗斯环境及相关法律的规定，根据自身的专业知识或权威的论述、论著评定鉴定对象的环境影响和鉴定对象的合法性，以鉴定结论的形式说明鉴定对象是否符合生态规定。俄罗斯联邦颁布了《俄罗斯联邦环境影响评价条例》和《俄罗斯联邦生态鉴定法》，旨在查明经济活动和其他活动是否符合生态要求，是否获得实施许可，预防对自然环境可能产生的不良的社会、经济及其他后果。
综上所述，俄罗斯在生态文学、生态哲学方面受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如孔子学说和天人合一影响较大，在生态教育和生态立法等方面大量吸收了西方发达国家在教育和立法方面的先进经验，这种融贯东西、为我所用的做法值得我们认真加以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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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现实意义
将传统文化与高职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对于提高高职学生的综合素质意义重大。首先，它能有效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比如说从屈原、岳飞、文天祥、戚继光、郑成功、冯子材等历史英雄人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爱国主义情操能够深深地鼓舞学生，激发高职学生爱国主义情感，培养他们热爱祖国、忠于祖国、奉献祖国的思想品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思想可以帮助学生树立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其次，能够有效增强学生的意志品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自强精神；“头悬梁、锥刺骨”、“梅花香自苦寒来”、“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刻苦钻研精神；“慎独”、“见贤思齐，见不贤自省”的自律精神；等等都是大多数高职学生身上缺少的意志品质。再则，能够有效培养学生的职业素质。传统文化中强调的“术业有专攻”、“业精于勤荒于嬉”可引导高职学生专注于学业，热爱自己的专业，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岗敬业精神。传统文化中“和为贵”、“将相和”、“和气生财”的主张对于培养高职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识大体顾大局意识、协调好人际关系、达到利益双赢不无裨益。传统文化遗产中的众多文化遗址、发明创造、长城、故宫、兵马俑等物质和精神文化遗产时刻提醒着子孙后代要继往开来，刻苦钻研，不断创新，把中国文化发扬光大。
二、传统文化教育在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渗透方法
在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渗透传统文化教育的方法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首先，我们要将传统文化教学融入到日常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去。在平时的教学中将历史故事穿插在教学内容中，既可以提高思想政治课的趣味性，又可以用实例增强教学的效果，避免干巴巴的说教。比如在教育学生要刻苦学习、爱岗敬业时，我们给学生讲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精神风貌，让学生讨论颜回所乐为何事，引导他们专心投入学习，体会忘我的境界。也可以讲匡衡“凿壁偷光”；车胤、孙康“囊萤映雪”；杨时“程门立雪”；孙敬“头悬梁”；苏秦“锥刺股”；孔子“韦编三绝”；祖逖“闻鸡起舞”；等等故事。并以一些当代的励志人物做典范，让学生看到从古到今成大事者都能克服惰性，战胜自我，帮助他们树立信心，明白“功夫不负有心人”的道理。在讲到人生态度、人生目标等问题上，我们可以给学生讲诸子百家的学说，对比他们的思想和观点，让学生体会传统思想文化的奥妙。结合当前青少年中的非主流思想，给学生讲“竹林七贤”的故事、讲王充和范缜的故事，使他们了解到历史上的非主流思想和人物，让他们比较古今非主流的相同与不同，鼓励他们的想法向更深的层次迈进。其次，努力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也很重要。我们向学院相关部门积极申请举办传统文化讲座、聘请传统文化方面的专家定期登上学院的职大讲坛，为学生呈现一场场精美的文化大餐，让学生真正领略到传统文化的魅力；编排、表演优秀传统文化节目，以话剧、戏剧、电影、讲故事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展现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想。比如说庄子“鼓盆而歌”的话剧、三十六孝故事等；组织阅读传统文化书籍等活动，读后组织学生开讨论会，谈阅读心得。向学生大力推荐国学网站，鼓励学生业余阅读，力求使得传统优秀文化深入学生心中，让高职学生从思想观念上能得到触动，帮助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以期从思想到行动上能对学生产生较大的改观，同时能营造出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再次，开展践行优秀传统文化实践活动。在给学生灌输“百善孝为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传统美德之后，以“我做孝子30天”的活动作为学生的课后作业，让他们坚持在30天内，每天为父母或其他长辈做一件尽孝的事情，从而体验古人的孝道思想和守孝三年的不易。再比如对于孔子“吾日三省吾身”的体验，以作业的形式让学生每天休息前做自我反省，将反省的结果记录下来，作为下次课堂讨论的内容。对于日常的行为规范，教育学生做到“礼”（现实中的礼仪规范）与“仁”（内心的自觉维护）的统一，同时让学生讨论实践心得，互相学习，在生活中将好的做法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在这些活动中，我们细致观察学生的进步和每一项活动所产生的效果，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将好的做法予以推广，收到了极好的成效。
作者：徐盛雷张宏单位：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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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物质文化是会计文化的基础层面，是会计产生及其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会计人员从事会计工作的一类物质文化产物，包含会计机构和财政体系的设置，会计报告及记账方法，会计人员的工作环境等一系列的有形的无形的会计硬文化。中国的会计物质文化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逐步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1.1 成熟的会计机构和财政体系
会计机构的设置、会计核算方法和会计核算流程组成了当代的会计核算体系。中国历代在儒家文化所控制下的封建王朝已经形成了成熟的会计机构体系，为现代会计核算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使中国的财政体系逐步走向成熟。
1.2 初步的会计报告和复式记账法
《论语.季氏》中提及“四柱结算法”。 “四柱结算法”核算的基本思想萌芽在后唐之后茁壮成长起来，在此时期，长兴沙洲净土直岁愿达所编的会计报告中也应用了该种方法。该份会计报告内容大致上上分为六个方面：（l）本年度寺院财产的大概请况。（2）“承前账”（旧管）部分。（3）“新附入”（新收）部分。（4）“破用”（开除）部分。（5）本年财物“结存”（实在）部分。（6）会计报告结尾。
1.3 和谐的会计环境文化
几千年来，贯穿儒家思想的一个至始至终不变的特质就是“和”，“和”的原意是“和睦”，可以分成两个层次，低层次上是化解人际之间许多不必要的猜忌和怀疑，有利于会计人员之间的和谐相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一一以儒家的概括，人不是手段而是目标。“人和”处在显要地位，“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遵循自然规律。从高层次上看，中国会计文化立足于“和谐”、“礼之用，和为贵”。
2 儒家思想引领了古色古香的会计制度文化
会计制度文化是指规范和引导会计人员行为模式的准则和标准，是建立在社会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文化，它受到了社会制度的制约，是企业和单位在经营活动中协调会计人员与其他会计人员或组织之间的制度文化产物包括会计人员应遵守的各种规章制度，如会计职业道德规范，会计报告组织形式，会计机构的组织方式等。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会计制度是不一样的，如果说西方会计制度注重的是“法”制，那么中国的会计制度文化受到儒家思想的改变更偏向于“德”制。
2.1 儒家思想在会计职业道德中体现的义礼观
任何一种道德规范都应承担着促进社会进步的职能，这种职能的实现表现为儒家思想的“义”，孔子提出“见利思义”，“义然后利”即就是要求在执行工作时，维护道义，追求道德才是人生的最高道德准则， “道义”应当放在首要地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董仲舒的义利论指出“正其谊不诛某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其中利分为两种，一种是一般的，普通的个人追求的物质利益，一种是划分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他认为“夫万人之求利也，如水之走下。”即追求个人利益是人性的本然，就像水一直朝下流一般。
2.2 儒家思想在会计职业道德中体现的智能观
“智”在儒家思想道德体系中处在不可或缺的位置，孟子将“仁义礼智”四个思想并提，强调“智”的重要性。智是智慧的象征，人是通过后天的不断教育学习挖掘出智慧，孔子强调通过教育的方式培养和开拓人的潜质，将人们教育成德智兼备，能够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人才。
2.3 儒家思想在会计职业道德中体现的诚信观
“会计当而已矣”，孔子的会计思想经众多学者的研究，得出了令人深思的结论：第一，价值相当一一用之于不同财物之间的比较，代替和交易；第二，核算相当一一分类无误，计量准确均衡分配，第三，处理得当一一把握分寸，欲速不达过犹不及，恰如其分，止于至信。
3 儒家思想开创了独特的会计精神文化
会计精神文化是会计文化的核心文化，是建立在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之上的更深层次的文化底蕴，在长期的会计实践活动中形成了会计人员的价值准则，思想意识，审美情趣等基本性情，并贯穿于会计行为之中。其中价值准则是会计精神文化的核心内容。儒家思想的积淀如春风细雨在润物细无声中为中国会计人员营造了共同的精神家园。
3.1 “仁”的思想树立了现代会计的价值理念
中国儒家学派伦理体系思想核心把“仁”作为最高的价值准则，“仁”最初的含义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亲善关系，孟子发挥了孔子的“仁”的思想看作人思想行为的价值准则。价值准则也是最重要的会计精神文化，具体是指一个会计经济活动的判断系统，对于会计群体而言具有精神层面的向心力与凝聚力。正确的会计价值准则规范看会计人员的思维和行为。
3.2 儒家思想提供了完备的思想意识
篇10
1引言
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绵延五千年而不绝，是由其自身适应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其所具备的时代特点决定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农耕文化为主体，并吸收了游牧文化和海洋文化而逐渐形成的，是既恬静、和平又积极进取的文化，而包容、承顺则成了此种文化的核心特征。也正因为中华文化能够承顺前代、包容外来，所以她才能够绵延五千年而不衰。在这五千年的文化长河中，管理思想便是一朵晶莹剔透、翻滚涤荡的浪花。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总起来说分两大类。其中一类属于宏观管理的治国学。所谓的治国学就是探讨治国方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治国平天下是一个终极目标，因此其中也就不乏关于探讨治国方略的思想。这些治国思想虽然在传统社会中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它却指导中国历代统治者完成了诸多辉煌的治国实践。从西周时期的“成康之治”到汉代的“文景之治”，从唐代的“贞观之治”到清代的“康乾盛世”，中国传统的治国管理思想无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妙用；另一类是治生学，就是探讨人生哲理、修身养性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认为，一个人要想成家立业乃至治国平天下，没有好的修养是办不到的。因此说：“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可见治生学在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从教派、学派的角度讲，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又主要体现在儒、兵、道、法四大家的文化当中。
2儒家管理思想的借鉴。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孔子和孟子是儒家主要代表人物。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仁”。论语中讲“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体现在管理思想上便形成以人为中心的基本精神，其本质是“治人”。儒家思想把生产管理的主体———人，推到管理的前沿，符合现代管理思想以人为本的要点。儒家思想的代表作是《论语》，共20篇，492章，是孔子的门人记录孔子言行的一部著作。其内容十分广泛，多半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问题，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及道德行为起到重大的影响作用。直到“”之前，约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是中国人的初学必读之书。在中国封建社会，孔学占统治地位两千余年，已充分说明孔孟之道管理思想的魅力。中国宋代的开国宰相赵普曾标榜说：“吾半部《论语》可治天下。”足见《论语》在古代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以及古人对《论语》的推崇。当人类社会进入了后工业时代，孔子的管理思想再度被人们所重视。日本工业之父涩泽容一的起家就靠“《论语》加算盘”，已故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也是靠《论语》来管理并发展企业的。这些事例都充分说明，在现代管理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中，完全可以继承发扬《论语》中的思想精华。《论语》中的管理思想的要点有如下几点：
2.1“和为贵”的思想。
孔子讲“礼之用，和为贵。”“和”就是和气、合作、和睦、和谐。强调“和”就是强调对人际关系的调整。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而在三要素中人和为上。对于治生来说，和气生财。在一个企业中只有做到“和”，讲团结、讲协作才能使上下级之间关系顺畅，平级之间不互相掣肘，共同努力，创造利润，实现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对于治国来讲，和能兴邦，只有建设和谐世界、和谐社会，和谐城市、和谐社区、和谐家庭，理顺公务员、人民和人民代表之间的关系，才能使一国安居乐业，国富民强。
2.2“中庸”的思想。
中就是正，庸就是融合。中庸讲得是正确解决矛盾的方法，不是和稀泥。任何矛盾都有两个对立面，但两个对立面之间又是相互联系相互统一的。解决矛盾就是把矛盾的两个对立面中正确的东西提炼出来，并将其融合在一起，使事情得到一个较为圆满地解决方式。在一个单位、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的管理中，过于偏执是最简单、甚至是最愚蠢的做法，往往会导致事倍功半的后果，而如果能“执其两端而用其中。”找到事物之间联系的统一的方面并将其融合，则有可能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3“德治”的思想。
孔子在《论语》中讲：“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意思是“统治者要以道德来治理政事、教化万民，就像北极星那样，自己居于固定的方位，群星都会环绕在他的周围”。在管理问题上，不论哪种模式，就其本质而言，都可归入文化和制度的范畴，这是两条基本的管理路线。道德属于文化的范畴是上游，法制属于制度的范畴是下游。二者一上一下、一软一硬、刚柔相济不可偏废。而德治作为一种管理思想的提出，始于孔子。无论是什么团体，他的领导者必须具备较团体成员更为高尚的道德水准，只有如此才能赢得下属的爱戴，其政令的实施也才能更加通畅。所谓“政者正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修己以安百姓”就是这个道理。
2.4“礼治”的思想。
儒家学说以“仁”为最高的思想境界，而要达到这一境界，就必须用礼来规范人们的言行，即所谓的“克己复礼以为仁”。在具体做法上要求不同的人都要立足自己的角色说话，按自己的身份行事，也就是找准自己的位置，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这个道理。在一个团体中各级管理者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也都履行着各自的责任，有的需要统观全局，有的需要独挡一面，有的需要具体执行。处于不同位置的管理者，充当的角色不一样，但都要按照他们各自的“礼”来行事。只有这样，这个团体才能为着一个共同目标，井然有序地安排各项工作，坚决彻底地执行每项任务。
3兵家管理思想的借鉴。
兵家文化在中国起源于春秋时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主要代表作是《孙子兵法》。该著作是我国春秋时期杰出的军事家孙武所著。孙武是春秋末期齐国人，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后被吴王阖闾拜为上将，率军伐楚，大获全胜。《孙子兵法》在军事上的贡献世界各国是公认的，可与二千二百年后德国著名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相媲美。军事离不开管理，管理又可从军事中借鉴宝贵的经验，在我国以《孙子兵法》
为代表的兵家文化内涵了极其丰富的管理思想。
3.1不战而胜的思想。
《孙子兵法》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意思是：
“百战百胜不算最高明的，不经过战争而使人屈服才是最高明的。所以用兵的上策是以谋略制胜，其次是通过外交手段制胜，再次是动用武力来制胜，而强攻敌人防守最坚固的地方则是最下策”。作为管理者要实现管理目标，不能强攻硬取，在制定一项工作计划时，要先进行成本和利润分析，看看所得到的产出是不是能够补偿成本获得利润，否则得不偿失了。在进行成本利润分析之后，还要寻求一种最节约、最有效的方法去完成任务，蛮干必然付出较高的代价，不会获得较高的回报率。
3.2重视战前筹划的思想。
兵家提出“庙算”的思想，所谓：“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这就是强调在战前要进行周密的谋划和详尽的部署。
谋划越周密，部署越详尽，则胜利的把握越大。
作为国家或企业在推行一项政策前也要进行周密的谋划和部署，考虑到方方面面的情况。特别是在信息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管理者就可以运用先进的电子设备和网络信息技术对一项政策的实施进行沙盘推演，或者模拟实验，从而预先估计政策实施所带来的效果，并提出修正意见，改进政策措施。
3.3分级管理管理思想。
兵家提出“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庞大的团体进行管理首先要进行分级，增加管理层级，缩小管理范围，使之符合有效管理的实际要求。管理层级也不宜过多，否则会影响管理信息的有效传达；管理层级又不能过少，否则又会使管理者管理的范围过大，超出其自身能力的要求。如果能进行合理的分级，再庞大的团体管理起来也能得心应手，运作自如。
3.4因变制胜的思想。
兵家主张“因变制胜”。《孙子兵法》说：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而转化者，谓之神。”意思是军事就像水流一样没有固定的模式，能够根据敌方的情形变化而变化的才能叫做用兵如神。山间的溪水缓缓流淌，经过一个狭长的地带，它就变得狭长，而经过一个开阔的地带，它就变得开阔。一泓清水，用一个圆形的容器去盛它，它就是圆形的，用一个方形的容器去装它，它又变成方形。因此，管理行为也没有固定的模式和陈规，只要能够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改变管理策略，最终完成管理的目标就是成功。作为一名合格的管理者要能够根据现实情况的改变来改变管理的策略和方法。在现代管理经济学中，这种变化的管理策略的制定和执行称之为动态博弈。
4道家管理思想的借鉴。
道家的创始人是老子。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春秋时楚国人。他曾做过周朝的守藏室的史官，职位低微，但却能看到周朝收藏的许多文献，这对老子思想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老子的唯一著作是《道德经》，也称《老子》，只有5000多字，但言简意赅、观点明确、论证严谨。在中国哲学史上，老子第一个把道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老子哲学中的管理思想博大精深，涉及管理原则、管理环境、管理策略和管理者自身修养等多个方面，其中“无为而治”是老子管理思想的核心。
4.1“效法自然、无为而治”的管理原则。
老子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种观点反映了人对客观规律的认识。
“道”即规律，而规律又是来源于自然的。管理者要想做好管理工作就必须顺应自然规律，以自然规律为基本原则，制定管理方法和策略，以完成管理目标。而要遵循自然规律就必须尽量减少人为的干涉，于是老子又提出了“无为而治”的原则。主张“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通过“无为无不为”、“必先为而后至于无为”的方法，以期实现“明刑至于无刑，明赏至于无赏，百职不戒而举，万事不劳而成”的最终目标。所谓“无为”，并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要求管理者不要过多地干涉被管理者的行为，只给被管理者营造一种规范，使被管理者在规范之中自由行事，这样才能发挥管理的最高效率。在市场经济改革当中，政府便应当成为一个无为的管理者，不去直接干涉企业和消费者等市场主体的生产消费行为，而是通过制定法律制度的方式营造一个和谐、有序、顺畅的市场秩序，并辅之以税收、法定存款准备金、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操作的各项财政和货币政策，在市场出现问题时进行及时宏观调控。只有这样市场的效率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生产力也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4.2创造清静安定的管理环境。
老子主张：“清静可以为天下正。”就是要求管理者必须为管理工作创造一个清静的管理环境。如果在管理环境中充满了嘈杂的噪音，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必将影响决策；另外，如果在管理环境中充斥着个人的主观欲望，而缺少清静的理性思考，那也必将使管理策略的制定失去方向。因此，管理者要想创造一个清静的管理环境，必须要减少外界事物的干扰。所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之治也，为腹不为目。”“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弱其志，强其骨；虚其心，实其腹。”通过减少人们过分的主观欲望，来净化管理环境。
4.3以退为进、以弱胜强的辩证管理策略。
老子的思想中包含许多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他认为各种事物都有其对立面，并由此提出了后发制人，柔弱胜刚强的辩证管理策略。老子认为：“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
这说明物极必反，对立面可以相互转化。水是天下最柔弱的东西，可是水滴石穿，能够不动声色，击穿顽石的东西又非水莫属。事物发展到极点后必然要向对立面转化，这就要求管理者在管理工作中，要不断地变换管理策略和方法，以退为进、以弱胜强、后发制胜。
4.4管理者谦恭、温和的修养。
老子对管理者的个人修养也提出了具体要求。如“不敢为天下先”、“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要求管理者居上谦下，时时处下、事事居后，不要让自己高高在上，而应永远谦恭、温和像山谷、大海一样容纳万物，从而获得被管理者的爱戴和尊敬，使其政令能够得到顺利地贯彻实施。
5法家管理思想的借鉴。
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后经演变形成体系。法家坚持以法为中心，主张法治，反对人治，主张“尚法不尚贤”，认为管理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是否有健全的法规制度作为保障。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是战国末年韩国的贵族，著有《韩非子》一书，现存五十五篇。韩非总结前代法家思想实践，提出了完整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管理理论，对于现代管理也有非常重大的借鉴意义。
5.1法、术、势相结合的管理方法。
韩非之前商鞅强调“以法治国”；申不害强调“以术统臣”；慎到强调“以势驭民”。所谓“法”就是管理中的各项规章制度；所谓“术”
就是权术，也就是管理者的管理技巧；所谓“势”就是管理者所拥有的权力。韩非子认为，作为一名管理者必须将法、术、势三者相结合，管理者要依靠自身所拥有的权力制定规章制度，如果没有背后的权力，规章制度就不会真正生效。在规章制度颁布以后，还要运用一定的管理技巧去引导被管理者遵照规章制度办事，只有如此才能实现迅捷高效的管理。
5.2重利富国的经济管理思想。
法家的经济管理思想重法而不重德，重利而不重义。韩非认为，只有规章制度确定下来不再变动，人们的利益划分才能明确，权责才能清晰，监督才会有效，人们才会有更高的热情去创造经济效益。只有人民百姓富裕了国家才会富强。
5.3“法治”优于“人治”。
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了三项错误。韩非认为此法不可取，“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也就是说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现实中的错误是无限的，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纠正错误中去，就不可能使天下绝大多数的错误都得到纠正。
作为一名有效率的管理者则应当制定法规并公之于众，违者依法纠正，管理工作就方便多了。
5.4法规应当公开、平等。
韩非子还主张管理法规应当公开、平等。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整个管理范围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法规面前人人平等，不存在任何法外特权。“刑过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各级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不能游离于法规之外。
6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其中的管理思想更是灿若群星，不经过系统地研究和探索无法一一摘取。在如此博大精深的文化面前，任何一名学者都不得不肃然起敬，研究起来也应本着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严谨态度，从而继承先贤绝学，使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并为现代社会管理服务。本文仅从中国传统文化管理思想中的某些侧面以管窥豹，以期抛砖引玉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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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绵延五千年而不绝，是由其自身适应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其所具备的时代特点决定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农耕文化为主体，并吸收了游牧文化和海洋文化而逐渐形成的，是既恬静、和平又积极进取的文化，而包容、承顺则成了此种文化的核心特征。也正因为中华文化能够承顺前代、包容外来，所以她才能够绵延五千年而不衰。在这五千年的文化长河中，管理思想便是一朵晶莹剔透、翻滚涤荡的浪花。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总起来说分两大类。其中一类属于宏观管理的治国学。所谓的治国学就是探讨治国方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治国平天下是一个终极目标，因此其中也就不乏关于探讨治国方略的思想。这些治国思想虽然在传统社会中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它却指导中国历代统治者完成了诸多辉煌的治国实践。从西周时期的“成康之治”到汉代的“文景之治”，从唐代的“贞观之治”到清代的“康乾盛世”，中国传统的治国管理思想无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妙用；另一类是治生学，就是探讨人生哲理、修身养性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认为，一个人要想成家立业乃至治国平天下，没有好的修养是办不到的。因此说：“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可见治生学在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从教派、学派的角度讲，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又主要体现在儒、兵、道、法四大家的文化当中。
2儒家管理思想的借鉴。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孔子和孟子是儒家主要代表人物。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仁”。论语中讲“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体现在管理思想上便形成以人为中心的基本精神，其本质是“治人”。儒家思想把生产管理的主体———人，推到管理的前沿，符合现代管理思想以人为本的要点。儒家思想的代表作是《论语》，共20篇，492章，是孔子的门人记录孔子言行的一部著作。其内容十分广泛，多半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问题，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及道德行为起到重大的影响作用。直到“”之前，约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是中国人的初学必读之书。在中国封建社会，孔学占统治地位两千余年，已充分说明孔孟之道管理思想的魅力。中国宋代的开国宰相赵普曾标榜说：“吾半部《论语》可治天下。”足见《论语》在古代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以及古人对《论语》的推崇。当人类社会进入了后工业时代，孔子的管理思想再度被人们所重视。日本工业之父涩泽容一的起家就靠“《论语》加算盘”，已故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也是靠《论语》来管理并发展企业的。这些事例都充分说明，在现代管理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中，完全可以继承发扬《论语》中的思想精华。《论语》中的管理思想的要点有如下几点：
2.1“和为贵”的思想。
孔子讲“礼之用，和为贵。”“和”就是和气、合作、和睦、和谐。强调“和”就是强调对人际关系的调整。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而在三要素中人和为上。对于治生来说，和气生财。在一个企业中只有做到“和”，讲团结、讲协作才能使上下级之间关系顺畅，平级之间不互相掣肘，共同努力，创造利润，实现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对于治国来讲，和能兴邦，只有建设和谐世界、和谐社会，和谐城市、和谐社区、和谐家庭，理顺公务员、人民和人民代表之间的关系，才能使一国安居乐业，国富民强。
2.2“中庸”的思想。
中就是正，庸就是融合。中庸讲得是正确解决矛盾的方法，不是和稀泥。任何矛盾都有两个对立面，但两个对立面之间又是相互联系相互统一的。解决矛盾就是把矛盾的两个对立面中正确的东西提炼出来，并将其融合在一起，使事情得到一个较为圆满地解决方式。在一个单位、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的管理中，过于偏执是最简单、甚至是最愚蠢的做法，往往会导致事倍功半的后果，而如果能“执其两端而用其中。”找到事物之间联系的统一的方面并将其融合，则有可能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3“德治”的思想。
孔子在《论语》中讲：“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意思是“统治者要以道德来治理政事、教化万民，就像北极星那样，自己居于固定的方位，群星都会环绕在他的周围”。在管理问题上，不论哪种模式，就其本质而言，都可归入文化和制度的范畴，这是两条基本的管理路线。道德属于文化的范畴是上游，法制属于制度的范畴是下游。二者一上一下、一软一硬、刚柔相济不可偏废。而德治作为一种管理思想的提出，始于孔子。无论是什么团体，他的领导者必须具备较团体成员更为高尚的道德水准，只有如此才能赢得下属的爱戴，其政令的实施也才能更加通畅。所谓“政者正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修己以安百姓”就是这个道理。
2.4“礼治”的思想。
儒家学说以“仁”为最高的思想境界，而要达到这一境界，就必须用礼来规范人们的言行，即所谓的“克己复礼以为仁”。在具体做法上要求不同的人都要立足自己的角色说话，按自己的身份行事，也就是找准自己的位置，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这个道理。在一个团体中各级管理者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也都履行着各自的责任，有的需要统观全局，有的需要独挡一面，有的需要具体执行。处于不同位置的管理者，充当的角色不一样，但都要按照他们各自的“礼”来行事。只有这样，这个团体才能为着一个共同目标，井然有序地安排各项工作，坚决彻底地执行每项任务。
3兵家管理思想的借鉴。
兵家文化在中国起源于春秋时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主要代表作是《孙子兵法》。该著作是我国春秋时期杰出的军事家孙武所著。孙武是春秋末期齐国人，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后被吴王阖闾拜为上将，率军伐楚，大获全胜。《孙子兵法》在军事上的贡献世界各国是公认的，可与二千二百年后德国著名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相媲美。军事离不开管理，管理又可从军事中借鉴宝贵的经验，在我国以《孙子兵法》
为代表的兵家文化内涵了极其丰富的管理思想。
3.1不战而胜的思想。
《孙子兵法》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意思是：
“百战百胜不算最高明的，不经过战争而使人屈服才是最高明的。所以用兵的上策是以谋略制胜，其次是通过外交手段制胜，再次是动用武力来制胜，而强攻敌人防守最坚固的地方则是最下策”。作为管理者要实现管理目标，不能强攻硬取，在制定一项工作计划时，要先进行成本和利润分析，看看所得到的产出是不是能够补偿成本获得利润，否则便得不偿失了。在进行成本利润分析之后，还要寻求一种最节约、最有效的方法去完成任务，蛮干必然付出较高的代价，不会获得较高的回报率。
3.2重视战前筹划的思想。
兵家提出“庙算”的思想，所谓：“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这就是强调在战前要进行周密的谋划和详尽的部署。
谋划越周密，部署越详尽，则胜利的把握越大。
作为国家或企业在推行一项政策前也要进行周密的谋划和部署，考虑到方方面面的情况。特别是在信息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管理者就可以运用先进的电子设备和网络信息技术对一项政策的实施进行沙盘推演，或者模拟实验，从而预先估计政策实施所带来的效果，并提出修正意见，改进政策措施。
3.3分级管理管理思想。
兵家提出“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庞大的团体进行管理首先要进行分级，增加管理层级，缩小管理范围，使之符合有效管理的实际要求。管理层级也不宜过多，否则会影响管理信息的有效传达；管理层级又不能过少，否则又会使管理者管理的范围过大，超出其自身能力的要求。如果能进行合理的分级，再庞大的团体管理起来也能得心应手，运作自如。
3.4因变制胜的思想。
兵家主张“因变制胜”。《孙子兵法》说：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而转化者，谓之神。”意思是军事就像水流一样没有固定的模式，能够根据敌方的情形变化而变化的才能叫做用兵如神。山间的溪水缓缓流淌，经过一个狭长的地带，它就变得狭长，而经过一个开阔的地带，它就变得开阔。一泓清水，用一个圆形的容器去盛它，它就是圆形的，用一个方形的容器去装它，它又变成方形。因此，管理行为也没有固定的模式和陈规，只要能够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改变管理策略，最终完成管理的目标就是成功。作为一名合格的管理者要能够根据现实情况的改变来改变管理的策略和方法。在现代管理经济学中，这种变化的管理策略的制定和执行称之为动态博弈。
4道家管理思想的借鉴。
道家的创始人是老子。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春秋时楚国人。他曾做过周朝的守藏室的史官，职位低微，但却能看到周朝收藏的许多文献，这对老子思想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老子的唯一著作是《道德经》，也称《老子》，只有5000多字，但言简意赅、观点明确、论证严谨。在中国哲学史上，老子第一个把道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老子哲学中的管理思想博大精深，涉及管理原则、管理环境、管理策略和管理者自身修养等多个方面，其中“无为而治”是老子管理思想的核心。
4.1“效法自然、无为而治”的管理原则。
老子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种观点反映了人对客观规律的认识。
“道”即规律，而规律又是来源于自然的。管理者要想做好管理工作就必须顺应自然规律，以自然规律为基本原则，制定管理方法和策略，以完成管理目标。而要遵循自然规律就必须尽量减少人为的干涉，于是老子又提出了“无为而治”的原则。主张“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通过“无为无不为”、“必先为而后至于无为”的方法，以期实现“明刑至于无刑，明赏至于无赏，百职不戒而举，万事不劳而成”的最终目标。所谓“无为”，并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要求管理者不要过多地干涉被管理者的行为，只给被管理者营造一种规范，使被管理者在规范之中自由行事，这样才能发挥管理的最高效率。在市场经济改革当中，政府便应当成为一个无为的管理者，不去直接干涉企业和消费者等市场主体的生产消费行为，而是通过制定法律制度的方式营造一个和谐、有序、顺畅的市场秩序，并辅之以税收、法定存款准备金、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操作的各项财政和货币政策，在市场出现问题时进行及时宏观调控。只有这样市场的效率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生产力也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4.2创造清静安定的管理环境。
老子主张：“清静可以为天下正。”就是要求管理者必须为管理工作创造一个清静的管理环境。如果在管理环境中充满了嘈杂的噪音，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必将影响决策；另外，如果在管理环境中充斥着个人的主观欲望，而缺少清静的理性思考，那也必将使管理策略的制定失去方向。因此，管理者要想创造一个清静的管理环境，必须要减少外界事物的干扰。所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之治也，为腹不为目。”“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弱其志，强其骨；虚其心，实其腹。”通过减少人们过分的主观欲望，来净化管理环境。
4.3以退为进、以弱胜强的辩证管理策略。
老子的思想中包含许多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他认为各种事物都有其对立面，并由此提出了后发制人，柔弱胜刚强的辩证管理策略。老子认为：“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
这说明物极必反，对立面可以相互转化。水是天下最柔弱的东西，可是水滴石穿，能够不动声色，击穿顽石的东西又非水莫属。事物发展到极点后必然要向对立面转化，这就要求管理者在管理工作中，要不断地变换管理策略和方法，以退为进、以弱胜强、后发制胜。
4.4管理者谦恭、温和的修养。
老子对管理者的个人修养也提出了具体要求。如“不敢为天下先”、“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要求管理者居上谦下，时时处下、事事居后，不要让自己高高在上，而应永远谦恭、温和像山谷、大海一样容纳万物，从而获得被管理者的爱戴和尊敬，使其政令能够得到顺利地贯彻实施。
5法家管理思想的借鉴。
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后经演变形成体系。法家坚持以法为中心，主张法治，反对人治，主张“尚法不尚贤”，认为管理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是否有健全的法规制度作为保障。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是战国末年韩国的贵族，著有《韩非子》一书，现存五十五篇。韩非总结前代法家思想实践，提出了完整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管理理论，对于现代管理也有非常重大的借鉴意义。
5.1法、术、势相结合的管理方法。
韩非之前商鞅强调“以法治国”；申不害强调“以术统臣”；慎到强调“以势驭民”。所谓“法”就是管理中的各项规章制度；所谓“术”
就是权术，也就是管理者的管理技巧；所谓“势”就是管理者所拥有的权力。韩非子认为，作为一名管理者必须将法、术、势三者相结合，管理者要依靠自身所拥有的权力制定规章制度，如果没有背后的权力，规章制度就不会真正生效。在规章制度颁布以后，还要运用一定的管理技巧去引导被管理者遵照规章制度办事，只有如此才能实现迅捷高效的管理。
5.2重利富国的经济管理思想。
法家的经济管理思想重法而不重德，重利而不重义。韩非认为，只有规章制度确定下来不再变动，人们的利益划分才能明确，权责才能清晰，监督才会有效，人们才会有更高的热情去创造经济效益。只有人民百姓富裕了国家才会富强。
5.3“法治”优于“人治”。
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了三项错误。韩非认为此法不可取，“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也就是说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现实中的错误是无限的，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纠正错误中去，就不可能使天下绝大多数的错误都得到纠正。新晨
作为一名有效率的管理者则应当制定法规并公之于众，违者依法纠正，管理工作就方便多了。
5.4法规应当公开、平等。
韩非子还主张管理法规应当公开、平等。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整个管理范围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法规面前人人平等，不存在任何法外特权。“刑过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各级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不能游离于法规之外。
6结语。
篇12
一、释“群”
《说文解字》释“群”谓：“辈也，从羊君声。”“群”的本义是指羊群、兽群。《诗经・小雅・无羊》：“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礼记・月令》：“玄鸟归，群鸟养羞。”由此而引申出人群、族群等意义。《礼记・檀弓》：“吾离群而索居，亦已久矣。”《论语・卫灵公》：“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由此又引申为动词“合群”、“乐群”。《荀子・非十二子》：“一统类而群天下之英杰。”《礼记・学记》：“三年视敬业乐群。”孔颖达疏：“乐群，谓群居，朋友善者，愿而乐之。”在这里，“群”字意指一种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其实，“群”所包含的这种朴素的伦理要求，是先民时代人们在恶劣的环境中为了生存而与自然斗争的结果。《荀子・王制》云：“（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面对强大的自然界，个体的自我显得是那么的渺小，古人清楚地知道，人之为人而区别于动物就在于人能群，只有彼此之间互相帮助、团结合作，才能使自己成为万物的主宰。
二、“群”的思想在哲学上的意义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诸子百家，争鸣互辩，为数千年的华夏文明提供了享用不尽的思想源泉。然而，那个时代也是一个弱肉强食、礼崩乐溃的大时代，如何在这个动荡的时代中生存下去，如何重建一种和乐友善的社会秩序，这是古代思想家们无法逃避的历史问题。因此，中国的哲学思想从其产生伊始就有着强烈的世俗关怀，与对现世伦理秩序的关注紧紧联系在一起。当然，“群”的思想也不例外，它也带有浓厚的人伦色彩。
如前所述，“群”的思想包含着人们对和谐友爱的人际关系的美好追求。古人理想中的“群”应当是一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上下和悦、相亲互爱的人群、族群。不难看出，“群”的思想与中国文化中“仁”的思想是相契合的。《说文解字》云：“仁，亲也，从人从二。”仁的本义是人的复数，即人们、人群之意，从词源上言，“群”与“仁”是相通的，只是人之众谓之“仁”，兽之众谓之“群”。“仁”的思想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论语・颜渊》说仁者“爱人”，《礼记・经解》曰：“上下相亲，之谓仁。”儒家把人与人之间的“仁爱”看作为人类一切社会行为的基础，并以此维系着整个社会的发展。《汉书・刑法志》云：“故不仁爱则不能群，不能群则不胜物，不胜物则养不足。”可见，“能群”的前提正是“仁爱”，而其目的则是通过“胜物”来实现“养足”，即人的生存发展。
个体的人离开了群体是无法独自生存的，群体的意义从根本上而言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个体的生存，实现个体的价值。如何处理“群”与“己”的关系，也是中国哲学一直试图解答的问题。关于群己之辩，中国哲学总体倾向上是重群轻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哲学对个体价值缺乏重视，只是对个体的关怀最终是以对群体秩序的关怀为目标的。孔子的群己观最能体现中国哲学的这一特点。对于“己”，孔子强调要以“仁”为行为准则。《论语・里仁》：“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孔子要求人的社会行为必须遵循“仁”的道德规范，把“仁”内化为一种人生的审美态度。对于“群”，孔子则突出“礼”的重要性，要求建立一种群而有分、上下有序的和谐的社会秩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礼的秩序是每一个社会群体成员必须严格遵守的。因此，孔子把“仁”和“礼”紧密联系起来，强调“克己复礼为仁”，把是否遵循“礼”作为判断“仁”的标准。应当说，“孔子的‘仁’和‘礼’，代表了他对群己关系的基本思考：前者着眼于个体内在的道德自觉，后者着眼于外在的群体秩序，二者结合起来，就是理想的‘群己和谐’”。然而，当自我与群体发生矛盾、产生冲突时，个体就必须通过“克己”来“复礼”，维护群体秩序的神圣不可侵犯。所以，综观孔子的群己观，其基本价值取向仍然是：把“群”的价值抽象化、神圣化为一种先验的社会生活秩序，对个体的价值则采取克制、泯灭的态度。《论语・子罕》云：“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朱熹注曰：“绝，无之尽者。毋,《史记》作‘无’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执滞一也。我，私己也。四者相为始终，起于意，遂于必，留于固，而成于我也。”（《四书章句集注》）这种“毋我”的精神状态正包涵着对人的欲望的压制。然而，这种思想倾向在孔子那里仅仅是一种思想雏形，但到了宋明新儒家那里，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群本位原则，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使群己关系处于一种紧张的相互对立状态。
三、“群”的思想与古典文论
“群”的思想对古典文论的最大影响要数“诗可以群”命题的提出。“诗可以群”一语出自《论语・阳货》，是孔子关于《诗经》的批评（“兴观群怨”说）中的子命题。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虽然郭绍虞先生怀疑“兴观群怨”观点“早已存在于《诗三百篇》中”，“不一定是孔丘创造的”，“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但是，“兴观群怨”说在孔子诗论中的核心地位却是不容置疑的。古人对“诗可以群”的理解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孔安国把“群”解释为“群居相切磋”（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语），朱熹却说“和而不流”（《四书章句集注》）。由以上两种解释，我们不难发现，前者侧重于诗的交际性和参与性，强调群体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后者则偏重于对社群成员的意识观念、精神修养的塑造。尽管如此，儒家对“诗可以群”的理解大体上还是一致的，即强调诗歌的团结教育作用。所以，“‘诗可以群’反映出儒家对于文学艺术的某种需求，也就是通过文学艺术而达到上下和悦、互相仁爱、协作团结的特殊作用，这是儒家所提倡的‘仁者爱人’即真诚互爱的仁爱精神在美学上的反映和要求”。
自孔子提出“兴观群怨”这一命题之后，历代学者对此加以讨论，绵延了数千年，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概念。“但以诠义之开拓、运用之广泛而言，当首推船山。此一概念于船山诗学意义之重大，亦非比寻常”。方孝岳先生说，王夫之论诗“一切拿‘兴观群怨’那四个字为主眼”。王夫之在《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开篇就说：“兴观群怨，诗尽于是矣。”并在《诗译》中再次强调：“‘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尽矣。辨汉、魏、唐、宋之雅俗得失以此，读《三百篇》者必此也。”可见，强调诗歌的“兴观群怨”正是王夫之诗学思想的中心。那么，王夫之的“兴观群怨”论又有何独特之处呢？我们先不妨来看看他对孔子“兴观群怨”的注解：
《诗》之泳游以体情，可以兴矣；褒刺以立义，可以观矣；出其情以相示，可以群矣；含其情而不尽于言，可以怨矣。其相新以柔也，迩之事父者道在也；其相协以肃也，远之事君者道在也。
王夫之认为，“兴观群怨”是以“情”为核心联系起来的一个整体，情是“兴观群怨”的内在基础，而“兴观群怨”则是情的外在表现，彼此之间紧密相联，不可分割。把诗教和性情结合起来，扬长避短，调和互补，这正是船山诗论的创新之处，同时也反映了处在古典文论总结期的清代文论的时代特点。在对“兴观群怨”的创造性阐释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对“群”和“怨”的理解。显然，王夫之是把“群”和“怨”当作一组既对立又统一的范畴来阐发的。“出其情以相示”强调的是诗人情感的交流与沟通，“含其情以不尽于言”强调的是诗人情感的郁愤与寓寄，不同的情感表现联系着不同的社会作用。王夫之从诗歌的情感表现方式而非思想内容着眼来解释诗歌何以能“群”、“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思路上的创新。另外，在对“群”和“怨”的把握尺度上，王夫之也有所强调。他指出：“可以群者，非狎笑也；可以怨者，非诅咒也。不知此者，直不可以语诗。”他评价《古诗十九首》“该情一切，群怨俱宜，诗教良然，不以言着”。不难发现，对于“群怨”，他采取一种中庸的态度，突出一个“宜”字，也就是要“温柔敦厚”。
总之，在古典文化中，“群”的思想是一个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结构自足的文化概念。但是到了近代，在中国传统思想的内在变革和西方现代思想的外在刺激的作用下，“群”的思想在许多层面上产生了新的异质，并深深地影响着中国文学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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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3
首先，《红楼梦》在艺术上突破了中国传统小说自宋元以来的话本模式注重故事情节的特点，把诗歌这种文学形式完美地融入了小说这种文学样式中，使小说这种文学形式也具有中国古典诗歌富于诗情画意的特色。中国古典小说成熟于宋元时期的话本和拟话本小说。话本和拟话本小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故事的情节性和内容的道德说教性。这与中国古典文学的主流形式诗歌注重诗情画意的意境美和浓郁的抒情性是相悖的。《红楼梦》突破了中国古典小说和中国古典诗歌之间的隔阂，把古典诗歌的审美趣味和表现技巧引入了小说的创作之中，使之呈现出与传统古典小说皆然不同的审美趣味。《红楼梦》不是以情节的故事性取胜，而是以充溢其中的诗情画意吸引读者。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红楼梦》中有大量的诗词歌赋，其数量之多，超过了任何一部中国古典小说，并且这些诗词歌赋不像其他小说那样仅仅是故事情节的点缀，而是全书的有机组成部分，缺少了这些诗词歌赋，整部小说的结构就会受到伤害。另外，《红楼梦》中的这些诗词歌赋几乎都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如《红楼梦曲》、《葬花吟》、《秋窗风雨夕》等。另一方面，《红楼梦》中很多场景和情节都极富诗情画意，最典型的如“宝钗扑蝶”、“黛玉葬花”、“宝琴立雪”、“秦雯撕扇”、“湘云醉眠海棠”、“黛玉焚稿断痴情”等，这些场景和情节都深得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美，简直就是一首首优美的小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