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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Key words： batholith characteristic value of the bearing capacity；anisotropy coefficient；rock standard value of saturated uniaxial compressive strength
中图分类号：TU47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07-0208-03
1 绪言
岩基承载力特征值严重受岩体各向异性影响，岩体各向异性影响主要受岩体所处温度、应力状态，岩体结构面的发育程度，岩体内地下水的发育程度和规模，岩体的水理性等因素控制。研究发现，根据波动理论，岩体的各向异性影响系数可用岩体的横波速和纵波速之比来反映，根据不同的岩体情况，根据岩体的横波速与纵波速之比采用不同的各向异性系数，各向异性系数是波速比的n次方，本文研究n=0～3。
2 未考虑各向异性影响岩基承载力特征值的确定方法
根据三轴压缩原理、广义Hoek-Brown强度准则及格里菲斯强度理论，基于均质各向同性岩体之岩基承载力特征值的确定公式[1]：
①岩体的摩擦角和凝聚力法解（抗剪强度参数法）。
式中：Kv为岩体的完整性系数；De为开挖扰动系数，De=1-Kv；η为岩体的软化系数；frk为岩块的单轴饱和抗压强度标准值（MPa）。
改进后的规范法解、抗剪强度参数法、Hoek-Brown强度准则法，虽然弥补了规范中不适用于破碎岩体的缺陷，但仍然未考虑岩体各向异性因素的影响。
3 考虑各向异性影响岩基承载力特征值的确定方法
研究发现，岩体的各向异性影响因素，根据波动理论可采用岩体的横波速与纵波速之比分不同岩体情况确定。设岩体的横波速与纵波速之比为δ，根据波动理论：
式中μm为岩体的泊松比，可按如下方法确定：①对于硬质岩及较软岩，岩体的泊松比μm=0.42-0.2219（Kv）1/2或μm=0.4-0.05log（Em/2），其中Kv为岩体的完整性系数，Em为岩体的变形模量（MPa）②对于软岩及极软岩岩体的泊松比μm=tan（45°-？准m/2）/[1+tan（45°-？准m/2）]，其中？准m为岩体的内摩擦角（°）。
建筑地基基础经验公式法：
抗剪强度参数法可按如下改进或修正确定岩基承载力特征值：
通过工程实践计算检验，改进后的各种解法所求岩基承载力特征值与现场荷载试验、旁压试验结果悬殊不大，而且与《中小型水利发电工程地质勘察规范》（DL/T5410―2009）所给岩基承载力特征值的经验值很接近。
4 确定岩基承载力特征值的规范经验公式法
《中小型水利发电工程地质勘察规范》（DL/T5410―2009）和《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规范》（GB50487-2008）给出的坝基岩体允许承载力基本一致，是根据岩石单轴饱和抗压强度，结合岩体结构、裂隙发育程度做相应的折减后确定地质建议值，暂且称之为工程地质勘察经验公式法，见表1。
根据表1可以通过数学拟合的方法拟合出岩体完整性系数Kv与节理间距d（m）、确定岩体允许承载力的综合折减系数ζ之间的关系，最终得出岩体允许承载力R（MPa）与岩体单轴饱和抗压强度Rc（MPa）的表达式，见表2。
5 岩块单轴饱和抗压强度标准值的确定
各方法中，岩块单轴饱和抗压强度标准值的确定至为关键。岩土参数的标准值是岩土工程设计的基本代表值，是岩土参数的可靠性估值。单轴饱和抗压强度标准值frk应根据规范按场地的工程地质单元和层位分别统计，按下列公式计算平均值、标准差和变异系数、标准值：
式中：Rm为岩块单轴饱和抗压强度平均值（MPa）；Ri为试样的岩块单轴饱和抗压强度（MPa）；σf为岩块单轴饱和抗压强度标准差（MPa）；δ为岩块单轴饱和抗压强度值的变异系数；γs为统计修正系数，式中正负号的选用取决于指标的性质，如对抗剪强度应取负号；Rk为岩块单轴饱和抗压强度标准值（MPa）。
通过工程实践计算检验，并与相关规范规程所给的岩基承载力特征值的经验值比较，抗剪强度参数法、Hoek-Brown强度准则法计算值悬殊不大，工程地质勘察经验公式法和建筑地基基础经验公式法计算值悬殊不大，岩体完整性越好，四种方法确定的承载力特征值越接近，岩体完整性越差，抗剪强度参数法、Hoek-Brown强度准则法计算值较工程地质勘察经验公式法和建筑地基基础经验公式法计算值总体偏小。四种方法确定的岩基承载力特征值均可作为地质建议值，建议将大值作为上限，小值作为下限，符合规范要求，但在工程实际应用时，应以规范法为准。
工程地质勘察经验公式法，已考虑了各种影响，其折减系数本文称其为综合折减系数ζ，已包含了岩体的各向异性影响，是立足于规范通过数学拟合的方法而总结出的经验公式法，更具可靠性。
7 工程实例
某建筑场地地基基础为白垩系上统泥质粉砂岩，微风化，岩块单轴饱和抗压强度标准值为8.9MPa。在基础高程位置，通过直径为300mm的浅层圆形刚性压板试验，试验荷载为承载力设计值的3倍，最大试验荷载为580kN。通过测试岩体的变形模量为610MPa，岩体的完整性系数Kv=0.31，较破碎，最终确定的岩基承载力特征值为0.82MPa。本文方法计算确定验证如下：抗剪强度参数法计算，承载力特征值为1.01MPa；Hoek-Brown强度准则法计算，承载力特征值为0.95MPa；建筑地基基础经验公式法计算，承载力特征值为0.76MPa；工程地质勘察经验公式法计算，承载力特征值为0.78MPa。从计算结果可看出，建筑地基基础经验公式法、工程地质勘察经验公式法与实验值相比，偏小；抗剪强度参数法、Hoek-Brown强度准则法与实验值相比，偏大，但总体上偏离不大，均满足设计精度要求，规范法偏安全。
上述分析知，本文4中方法确定的岩体承载力特征值均可作为地质建议值。
8 结论
①岩体的各向异性系数，可根据岩体的横波速与纵波速之比，根据不同的岩体情况确定，岩体的各向异性系数是横波速与纵波速之比的n次方，本文研究n=0～3。工程地质勘察经验公式法中的综合折减系数ζ已包含岩体的各向异性影响。
②通过计算分析比较，岩体完整性越好，四种方法确定的承载力特征值越接近，岩体完整性越差，抗剪强度参数法、Hoek-Brown强度准则法计算值较工程地质勘察经验公式法和建筑地基基础经验公式法计算值总体偏小。四种方法确定的岩基承载力特征值均可作为地质建议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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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纯粹法学理论
凯尔森认为强制性是法律的重要特征，法律通过用强制性的命令对逆向行为进行制裁。法律秩序的维持所运用的制裁是外在的制裁，是强制剥夺生命、自由、财产或其他被认为是带来灾祸的措施。国家和法律是共存的，国家只不过是强制规范的总和，法律能够保护任何政治的、经济的或社会的体制，任何内容、任何人的行为都可以成为法律规范的内容。法律即是一种强制力量和规范力量。
（三）新分析法学理论
哈特认为法律制度必须是首位规则和次位规则的结合。首位规则是行为的标准方式，这种标准产生于社会大众的需要，因而大多数人可以自愿接受其约束，其目的是为了保证令人满意的生活方式。次位规则是为保证首位规则得以承认和执行的法定手段，这些规则用权威的方式识别法律制度的有效性，通过建立详尽的审判和执法程序确保了首位规则的实施。哈特的法律观避免了奥斯丁命令说的片面性，在法律的命令观与法律的社会学观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但是在道德与法律的问题上，他对自然法做了一定的让步，认为道德与法律有一定的联系，他提出了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概念这些修改使分析实证法学研究范围和应对社会问题的能力得到扩大和提高。
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对法治建设的启示
（一）确立分析实证主义法学观，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
我国应该确立分析实证主义的法学观：首先，分析实证主义是将特定的法律制度作为出发点，通过归纳的方法从法律制度中提取基本的观念，对法律的研究集中在法律的内部结构、体系和逻辑关系方面，这和我国强调制定法的传统相吻合。其次，在推动法律完善和修改方面，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与自然法学相比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强调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应该适应社会的需求，在社会现实变化的情况下相应的法律也应当作出修改。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开始逐渐进行法制建设，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目前我国的法律理论研究和法律体系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我们应该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加强法制建设，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以适应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不断变化的需求。
（二）恶法亦法，树立法律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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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法律的含义与基本特征:
1.政策的含义与基本特征。政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阶级社会的产物,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是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制定政策,以确定行动的目的、方针和措施。政策是国家、政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任务和目标而规定的行动准则和行动方向。政策的基本特征主要有:
(1)政策的针对性和明确性。即政策总是为了解决某种问题而制定的,区别了具体情况,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列宁指出:“方针明确的政策是最好的政策。原则明确的政策是最实际的政策”。政策的核心问题是目标明确。
(2)政策的权威性。政策是按法定程序,经过特定权威机关颁布,具有权威性。没有权威性也就没有政策。
(3)政策的稳定性。由于政策制定基础比较稳定,经济基础不变,社会主要矛盾不变,政策就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2.法律的含义和基本特征。法律是由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具有普遍效力的行为规范体系。其目的在于维护、巩固和发展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法律的基本特征主要有:
(1)法律是调节人们的行为或社会关系的规范,所调整的是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或交互行为。法律作为社会规范,像道德规范、宗教规范一样,具有规范性,规定人们的行为模式,指导人们行为。
(2)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社会规范。国家存在是法律存在的前提条件,法律体现了国家的意志。“法律由国家制定或认可”也意味着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总的法律体系,该法律体系内部各规范之间不能相互矛盾。
(3)法律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社会规范。不管人们的主观愿望如何,人们都必须遵守法律,否则将招致国家强制力的干预,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
二、对当前政策和法律相冲突的现象分析
法律和政策在具体运作中,常常出现政策与法律互相冲突矛盾的现象。以《都江堰“”破局》为例,2007年底,成都做为城乡统筹实验区定下了开展农村产权改革的计划,2008年1月,都江堰成为第一个成为农村产权改革试点,这也是都江堰在集体建设用地流转问题上进展最快的原因之一。5・12大地震十天之后,成都委书记李春城指示把灾后重建和农村产权改革结合起来作为成都市一个独到的安排。6月底成都出台了灾后重建的46号文件,允许社会资金参于开发重建,该措施被当地称为“联建房”。但按照现有《土地管理法》,农村宅基地只允许集体内部成员之间转让,城市居民无法合法获取,统筹城市局试图在现有法律系统中寻找合理依据,各种疑问接踵而来,农民和政府陷入了两难的局面。
8月份,也就是在成都公布灾后重建与产权改革相结合的文件之后,国土资源部与成都市签署了一个协议,在成都开展集体建设用地出让制度试点。国土资源部政策法规司已经初步完成了《土地管理法》的修改草案,其中明确提出集体建设用地以及宅基地应当确认产权和使用权并合法流转。都江堰“”圆满成功,灾区人民不禁松了一口气。事实上,按照现有规定,集体土地只能在集体内部转让,或者将土地退回集体,农民缺乏利益保障,也并不符合物权法精神。中国的特点是采用试验区的形式,以行政力量推动,用这种方式屏蔽现有法律障碍。
成都以宅基地确权和流转为基础,尊重农民权利和意愿来解决问题,这个做法与以往各地以集体形式合作的土地流转试验还是有所不同。首先是应该如何保障农民的利益,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要明确农民的权利,享受同等国民待遇。其次之前的集体合作存在一些问题,农民很清楚转让土地的后果,不用担心他们会失去生活来源。没有个体的宅基地流转,就无法反映真实的市场价格。农民就处于一个很被动的局面,利益就不能得到切实的保障,也违背了交易中的公平公正原则。都江堰的案例中,最后是以新的立法取代了原先困扰农民和政府的政策,从农民的切身利益出发,从灾区的实际情况和重建的需求出发,反映了我国政府在处理政策与法律冲突时的正确决策,体现了我国以人为本的精神。
三、正确处理政策与法律的关系
出于监督机制不完善,缺乏监控的权力往往是腐败滋生的温床,权力远离法律的约束,极易在权力保护下出台一些违反规则和原则的政策,导致政策优于法律的现象。政策和法律在本质上的同一性,及其在规范属性和表现形式上的差异,说明了政策和法律对国家管理的同等必要性和重要性。不能厚此薄彼,又不能互相代替。在现实生活中,或多或少地存在中政策轻法律的现象.主要表现在:
(1)在思想观念上,总是自觉不自觉的认为,政策大于法律、高于法律。正是由于这种社会环境,造成了民众固定的惯性的行为准则、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过分热衷于政策而对法律却较为漠视。在此情况下,如果政策违背法治原则,偏离“法”的运动轨迹,造成的损失是十分巨大的。坚持政策治国,最终要导致政策误国,我们在这方面已有太多的历史教训。
(2)在言论行动上,往往只讲政策不讲法律,甚至对那些明明已经有了法律、法规可循的工作,也不讲依法办事。这种思想和行动,表面上好像特别重视政策的执行,实际上有雨忽视甚至排斥法律对政策执行的制约和保证作用,并不能真正充分、正确地发挥政策的功能、作用和效益,特别是对政策执行的领导层来说更是如此。
要防止和克服中政策、轻法律的现象,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采取具体、切实、有效的措施,主要是:
(1)从思想方法上克服片面性。政策和法律都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和工具,两者都不可或缺、不可偏废,重政策并不错,轻法律就不对,看不到、不承认甚至排斥、否定法律对政策执行的制约和保证作用,就难说是真正的重视政策。
(2)在理论认识上,要全面把握政策和法律的辩证关系。政策指导法律的制定和法律的执行,法律是政策的规范化、定型化和制度化,把经过实践检验而逐步成熟的政策升华为法律,就可以更加增强政策的稳定性、可靠性、权威性和有效性。执行政策时不但不应同法律相抵触,还要接受法律的保证和制约,遇到矛盾按照法律程序解决。
(3)在实际生活中,要具体分析、正确处理政策代替法律的特定问题。有些重要的政策,因某种原因未能制定为法律、法令,又必须通过国家机关及时处理有关问题,这种政策规定就起着法律的作用。政府制定政策必须有规则依据并限于法律授权范围内,对于同一问题,如果已有法律的规定,就不必制定政策来重复调节,除非它是为落实法律。法治与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密切联系,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行为都要受到立法、行政、司法的监督以及社会监督,确保政策不违反规则,不侵犯人民的合法权益。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如果有条件及时或提前出台有关法律当然更好,否则也必须先以政策规定代替法律的作用。这种情况虽然难免,也尽量减少,凡是已有的法律和法规,就要坚决依法办事。
总之,要辩证地认识和处理法律与政策的关系,既不能把二者简单等同,又不能将二者完全割裂、对立起来。在处理两者实践上的矛盾,既要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又要依据新的政策精神适时地修订法律,最终使二者在内容和原则上达成协调一致,相辅相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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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对经济法特征的理解和把握，存在封闭性倾向。任何事物的特征都是在与其他事物的比较过程中显露出来的，经济法也必然如此。要把握经济法的特征，就必须将经济法置于整个法律体系中，将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比较，从而归纳出经济法独具特质的一面。比较的对象、角度、方法不同，经济法将显现出不同的特质。而比较的对象、角度、方法等必定是多元的、开放的，故经济法的特征也应该是多元的、开放的。当前的某些关于经济法特征的表述，试图以一种或几种提法替代经济法的特征的整体，这种封闭性倾向不利于对经济法的特征的全方位研究。
第二，对经济法特征的理解和把握，存在空洞化倾向。某些论者论及经济法特征时，并没有明确的目的，而是带有强烈的“形而上学”的痕迹，想当然地罗列所谓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并不是以具体的比较作基础的，内容十分空洞。这种倾向使人们对经济法产生一种玄妙的印象，自然也不会对正确认识经济法产生积极的作用。
第三，对经济法特征的理解和把握存在主次不分倾向。当前，有关经济法特征的某些表述，其名虽然被冠之以“主要特征”、“本质特征”，但不是基于经济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比较，有的甚至是民商法等法律部门所共有的。这种倾向造成了关于经济法特征的表述混杂。以辩证的观点看待经济法的诸特征，必定有一些是主要的、关键的、本质的，而其他的则是次要的。哪些特征是经济法的本质特征？这应当联系研究经济法特征的目的来确定。从开始对经济法的研究至今，最关键、最困难的问题是如何科学界定经济法同民商法等相邻部门法的关系，这一直是经济法研究的核心。研究经济法的特征应当为这个核心服务。因而，将经济法与民商法等相邻部门法相比较显露出来的特质才应当是经济法的主要特征。
总之，笔者认为，对经济法的特征应当以开放的态度进行个别性、具体性研究，分清主次，在比较归纳的基础上总结出经济法的特征。
二、经济法具有回应性的表现
从普遍意义上说，法作为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一方面，法律的内容、性质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一定的法的变更与发展也取决于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变更与发展；另一方面，法又服务于一定的经济基础，法对其赖以存在与发展的经济基础起引导、促进和保障作用，法对于与其相矛盾的、旧的经济基础加以改造和摧毁。（注：参见沈宗灵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30～133页。）
经济法和民商法等都具有这种反映性。但是，脱胎于传统法律土壤的经济法的这种反映性绝不是仅仅局限于这种普遍意义的反映性的水平，即它已经超越了民商法等相邻部门法的水平而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
首先，经济法对现实的经济关系的反映速度更为敏捷。不论是经济法体系已经相对稳定的西方各国，还是正在建构经济法体系的经济体制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现实经济关系的变动，大到国家整体经济体制的改革，小到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以及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变动都能从经济法的变化中得到反映。这时，经济法或者从立法上发生变化，或者通过司法途径体现出某种变化。其变化的速度十分敏捷，往往与经济关系本身的变化同步，有时甚至超前于经济关系本身的变化。以日本的禁止垄断法为例。日本于1947年颁布了《关于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平交易的法律》（以下简称《禁止垄断法》）。该法明确规定对垄断行为和垄断结构予以严格规制，这是美国对日本实施“经济民主化”改造的产物。这种严厉的结构规制一度给日本的经济振兴造成极大困难，于是“经济民主化”的要求让位于经济振兴的需要，法律上的反映即是1949年修改《禁止垄断法》，缓和对大公司持股的限制，放宽对公司合并的控制。随后，日本还制定了两个《禁止垄断法》的适用除外的法规，即《关于稳定特定中小企业临时措施法》和《出易法》，以后关于适用除外规定的范围逐步扩大并与产业政策法相配套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到了六、七十年代，日本的产业垄断化倾向极其强烈，物价上涨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1977年日本修订了《禁止垄断法》，恢复对垄断结构的规制。以上经济法的变动都是及时地反映了日本经济政策的变动。在美国，其反垄断立法虽然比较稳定，但司法、执法的标准和尺度却随着经济政策的变动也发生了灵活的变动，这突出表现在美国司法部等部门先后的几个《横向合并指南》的内容变化中。至于中国的经济立法变动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步关系则更是表明经济法对现实经济关系变动的反映的迅速和敏感。比较而言，民商法等相邻部门法对现实经济关系的变动的反应则迟钝得多。比如，南斯拉夫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以后一直没有制定新的民法典，旧的民法典除少数与现行法律制度抵触的规范以外仍然得以适用。
其次，经济法反映现实社会关系的范围更广、敏感度更高。不仅经济关系的大的变动会引起经济法的相应变化，而且其他的如政府及其经济目标的变动，社会主流舆论的移转，经济状况的波动，无不会引起经济法某种程度的变化。政府的变化往往意味着经济政策、产业政策的变化，会直接引起某些经济立法的改变。有关经济的社会舆论尤其是一些权威的新闻机构的倾向对经济法变化的推动作用也越来越大。而经济法随着经济状况的波动而变动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各国经济危机时期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经济法的内容往往大相径庭。就连通货膨胀状况、进出口状况等这些细微的经济因素有时也能对一国的经济法产生较大的影响。这种现象若发生在民商法等部门法领域简直不可思议。
再次，经济法与政治联系的紧密程度也远远超过民商法等相邻部门法。政府的更替，政治人物的个人特性，政治利益集
团之间的对抗与妥协，以及各种政治性目标都会或大或小地影响国家的经济政策，而各国的经济政策日益趋于用经济法来体现，因而经济法的有关内容及经济执法与司法也会因此受到影响。在中国，自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政治因素对经济政策的影响作用一直没有消退过。政治体制的状况影响到经济体制的改革和运转，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经济法的内容和形式，同时也影响到经济法的实施。这是造成我国现行经济法文件数量繁多、抵触多、协调性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总之，工具性色彩在经济法尤其是一些具体的经济立法上体现得十分突出。比较而言，民商法对政治的独立性要强得多。1804年制定的《法国民法典》至今已经历近200年的风云却少有变动即是明证。
最后，经济法对社会经济关系的反作用更为明显。适当的经济法能促进经济发展，不适当的经济法只能阻碍经济发展，效果往往立竿见影。另一方面，当今世界各国日益重视通过经济立法，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工具有意识地调节社会经济，使其朝着经济法所设定的方向前进。日本在六、七十年代制定了大量的以基本法为主导的产业政策法，对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进行规范和调整。例如，1961年的《农业基本法》、《农业现代化资金促进法》，1962年的《石油业法》，1963年的《中小企业基本法》、《中小企业现代化促进法》、《中小企业指导法》及《沿海渔业振兴法》，1964年的《林业基本法》，1966年修正颁布的《中小企业现代化资金促进法》以及1967年的《中小企业振兴事业团体法》等。实践表明这些法律对日本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日本经济进入20年高速增长期奠定了基础。而民商法等其他部门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作用是非导向性、间接性和事后性的。
总之，经济法的反映性在程度上已经超越了民商法等部门法。在此意义上，“反映性”已不能十分恰当地体现经济法的上述特色，因而，笔者主张使用“回应性”一词来表述经济法的这种特征。“回应性”一词源出于当代西方一些法学家的论述。即提倡法律应当具有较强的回应性，使法律能够对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变化作出积极回应。美国的诺内特等人还提出了“回应型法”的概念，以区别于“压制型法”和“自治型法”。他们认为“回应型法”的法律目的是权能，其合法性来源于实体正义，其规则从属于原则和政策，执法者具有扩大了的，但仍对目的负责的自由裁量权，其法律愿望与政治愿望达到了一体化。（注：参见［美］诺内特、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和社会》，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页。）可见，经济法的反映性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回应性”的要求，用“回应性”来概括经济法在对社会经济环境中的各种变化作出反应时的特征似乎更为贴切。
三、经济法具有回应性的原因
从本质上说，所有的法律都不是绝对稳定的，因为“单单稳定性与确定性并不足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行之有效的、富有生命力的法律制度。”（注：［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页。）英美契约法巨擘科宾教授终其一生都认为法律不会确定不变，必须符合社会之需要及要求而改变方可。（注：参见杨桢：《英美契约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既然如此，为什么作为部门法的经济法还会具有超越民商法等部门法之变动性的回应性特征呢？
首先，这是由经济法所承担的任务决定的。经济法的任务是规范国家调整社会经济的活动，“以保障国家调节、促进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注：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页。）为完成此种任务，经济法与民商法严格受制于由价值规律所支配的市场机制较有不同，其着眼点不是价值规律在微观经济领域的运用，而是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也即更多地关注社会经济运行的各种具体变动因素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从时间上看，市场机制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而社会和市场中的各种具体变动因素则具有较大的波动性、多变性，针对这些变动因素的国家干预也必然具有多变性。于是，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表现，体现出较强的变动性也就十分自然了。
其次，这也是由经济法的性质决定的。在公法与私法的分野中，经济法的归属目前学界虽然尚无定论，但多数学者都认为，经济法既有公法性质，又兼具私法性质。从公法、私法概念的提出者乌尔比安的定义来看，公法调整政治关系以及国家应当实现的目的，有关国家的稳定；而私法调整公民个人之间的关系，为个人利益确定条件和限度，涉及个人福利。（注：参见［意］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不仅经济法的宗旨体现出公法性质，而且任何一种经济法律关系都体现出国家公权力的存在。然而，经济法的调整手段和途径却又时时与民商法等私法耦合，这就决定了经济法之变动性的程度要大于民商法这类纯粹的私法。因为作为私法的民商法有很多任意性法律规范，在契约自由原则的统领下，民商法主体有很大的自由活动空间，只要不违背民法的基本原则，它们就能以相互间的合意排除民商法的积极介入，因而，民间社会的许多局部的变动都没有引起民商法的变动。而经济法则与此不同，国家作为经济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其权力和义务的运用及承担是不容许任意变通的，社会经济的变化引致旧的经济法的不适应，不能由经济法律关系主体去克服，而只能通过经济法的变动去克服，这样回应性就不可避免地成了经济法的特征。
最后，在国与国之间，民商立法差别不大，而经济法的差别却十分显著。这是因为由价值规律所支配的市场机制在各国有较显著的共性特征，而各国社会经济的构成及其要素却有较大的差别。前者决定了各国民商立法的基本原则及制度的变动性不会很大；而后者使得各国干预本国经济的目标、手段以及与之相应的经济法都有不同。因而，在不同的国家之间，民商法是共性多于个性，经济法却是个性大于共性，经济法对于地域范围的回应性也就变得十分必要了。
四、经济法具有回应性的意义
（一）实践意义
经济法的回应性特征在立法、执法、司法活动中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1.经济法的非法典化。由于经济法需要及时回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化，所以它就不可能在整体上达到高度的、相当稳定的系统化程度，因而在立法方面，经济法很难表现为法典形式。经济法产生以来，唯一一部名为“法典”的经济法是1964年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经济法典》。但这部《法典》的基本部分是关于各种社会主义组织的法律地位和经济活动以及关于经济债的规范，而有关计划工作、经济管理等方面的内容则几乎没有什么规定，许多经济法问题，仍需专门制定单行的经济法规来加以解决，“无怪乎有些法学家认为它只不过是一个扩大了的经济合同法”。（注：陈汉章：《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法理论》，《法律学习与研究》1986年第3期。）在苏联，以b·b·拉普捷夫为首的某些经济法学者也曾主张制定经济法典，但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注：参见［苏联］b·b·拉普捷夫：《经济机制改革的法律问题》，陈汉
章译，《法学译丛》1988年第1期。）在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法学界部分同志也呼吁制定统一的经济法典，动机虽好，但是“缺乏操作性”，（注：刘惊海：《有关经济法学的几个问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6期。）因而应者寥寥。事实上，经济法的回应性特征决定了这样一个事实，经济法的法典化是难以达到的。若为提高经济立法的统一化和整体化水平，可以制定原则性较强的《经济法纲要》之类的文件，而各种具体的经济法规则必须以专项、灵活的形式出现，使之符合“短、平、快”的要求，以便对社会经济的变动作出及时的回应。
2.经济法移植必须慎行。经济法由于具有回应性特征，就必须紧密联系各国的实际情况，从各国社会经济的具体实际出发建构各国的经济法体系。对于民商法领域，在国与国之间进行法律移植也许是一种简便可行的立法模式。但在经济法领域，法律移植却存在较大的障碍。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失败投降的日本在美国占领当局的主导下，直接仿照美国的反垄断法制定了严格的结构主义的反垄断法。事实证明，这样的法律并不适合日本的实际情况，以至于在日本的反垄断法实践中没有出现一个结构规制的案例，日本不得不在旧金山条约生效后自己修改了《禁止垄断法》，淡化了结构主义的色彩，从而才比较适合日本的实际情况。目前，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过程中，许多学者“主张更多并加快移植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制度。”（注：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这种主张对民商法等法律部门也许并无危害，但对经济法而言，则不得不需慎重行事，其理由已不言自明。
3.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的必然。“‘法律必须是稳定的，但不可一成不变。’罗斯科·庞德的这句话揭示了一个永恒的无可辩驳的真理。一个完全不具稳定性的制度，只能是一组仅为了对付一时而制定的特定措施。它会缺乏一致性和连续性。”（注：［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页。）尽管经济法具有较强的回应性和相对较弱的稳定性，但作为一个法律部门，也应当保持一定的稳定性，这是经济法发生效力的基础。回应性与稳定性必须通过某种方式得以协调。实践证明它们可以通过立法、执法、司法过程的精心安排以实现协调。从立法来说，某些基本的经济法律文件的内容应当保持较强的原则性，不宜规定得过细；只有较低层级的法律文件的内容才可以具体化、细致化。这样，原则性较强的基本法律文件与较为具体、细致的经济法律文件配套组成一个体系，可以很好地解决回应性和稳定性二者之间的矛盾。此外，在制定原则性较强的经济法律文件的同时，创设一种较为灵活的执法、司法机制，赋予执法者、司法者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以解决不同情形下的具体法律问题，这也有助于解决经济法的回应性与稳定性之间的矛盾。例如，英国1976年制定的《限制法》，较为原则地规定了限制性协议的定义、种类、处理程序及处罚方式等，对于某种具体的限制性协议是否需要进行登记，是否提交限制法院判决，限制法院是否将之判为违公共利益等问题的处理，授予公平贸易总局长、国务大臣、限制法院等较大的决断权，这使得以法律文件形式表现的经济法保持了较大的稳定性，而经济法对于社会经济的回应能力并没有因此减弱。
（二）理论意义
把握经济法的回应性特征，以更务实的态度从事经济法的理论研究，我们应当重视以下几个环节：
篇5
在我国，关于技术标准的含义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说法：
1.GB39351—83《标准化基本术语第一部分》，将标准定义为：“对重复性事物和概念所作的统一规定。它以科学技术和实践经验的综合成果为基础，经有关方面协商一致，由主管机构批准，以特定形式，作为共同遵守的准则和依据。”
2.《标准化和有关领域的通用术语第1部分：基本术语》（GB/T3935.1—1996）：“标准是指为在一定的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对活动或其结果规定共同的和重复使用的规则、导则或特性的文件。该文件经协商一致制定并经一个公认机构的批准。标准应以科学、技术和经验的综合成果为基础，以促进最佳社会效益为目的。”
3.GB—T20000.1—2002《标准化工作指南第1部分通用词汇》：
标准是指：“为了在一定的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经协商一致制定并由公认机构批准，共同使用的和重复使用的一种规范性文件。（注：标准宜以科学、技术和经验的综合成果为基础，以促进最佳的共同效益为目的）
另外该指南还指出定义了“可公开获得的标准”，即：“作为标准，它们可以公开获得，以及必要时可通过修正或修订以保持与最新技术水平同步，所以，国际标准、区域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可视为公认的技术规则。
二、技术标准与技术法规、强制性标准
WTO《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将技术性贸易壁垒分为技术法规、技术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
（一）技术法规
技术法规是规定强制执行的产品特性或其相关工艺和生产方法，包括可适用的管理规定在内的文件，如有关产品、工艺或生产方法的专门术语、符号、包装、标志或标签要求。
（二）技术标准
技术标准是经公认机构批准的、规定非强制执行的、供通用或反复使用的产品或相关工艺和生产方法的规则、指南或特性的文件。可见技术法规与技术标准性质不同，其关键区别是前者具强制性，而后者是非强制性的。
ISO/IEC导则第2部分（1996年版）强制性标准一词首次出现是在该导则第11章“法规中的标准引用”的第11.4条，其含义是“借助于法律或在法规中专门引用而强制性地应用标准”。这表明，国际上的标准具有的强制作用来源于法律规定或法规引用，不是标准本身。
但是，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七条规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强制执行的标准是强制性标准，其他标准是推荐性标准。这就表明了强制性标准在强制性方面就等同于技术法规。只是在效力位阶上尚未达到法规的地位，而仅仅是一种规范性文件。但是这并不影响其法律规范的性质。
省、自治区、直辖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工业产品的安全、卫生要求的地方标准，在本行政区域内是强制性标准。对于强制性标准的效力，该法第十四条规定：“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禁止生产、销售和进口。推荐性标准，国家鼓励企业自愿采用。并且该法第四章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例如该法第二十条规定：“生产、销售、进口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的，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理，法律、行政法规未作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由此可见我国的技术标准与国际上技术标准的定义不同，并不排除技术标准的强制性，及以国家公权力强制某些生产经营活动符合一定的技术要求。2002年的《关于加强强制性标准管理的若干规定》进一步将强制性标准或强制条文的内容限定在下列范围：（1）有关国家安全的技术要求；（2）保护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3）产品及产品生产、储运和使用中的安全、卫生、环境保护等技术要求；（4）工程建设的质量、安全、卫生、环境保护要求及国家需要控制的工程建设的其他要求；（5）污染物排放限值和环境质量要求；（6）保护动植物生命安全和健康的要求；（7）防止欺骗、保护消费者利益的要求；（8）维护国家经济秩序的重要产品的技术要求。该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强制性标准的适用范围。因此不能简单地用国际上有关技术标准的规定套用我国的技术标准，否认技术标准实际上发挥的规范作用，尤其是强制性标准具有的强制力。
三、技术标准的性质
在我国通说认为法律规范由国家机关制定或认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一般行为规则。规范一般可分为技术规范和社会规范两大类。法律规范是社会规范的一种。在当前技术发展极端复杂的情况下，没有技术规范就不可能进行生产，违反技术规范就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如导致生产者残废或死亡，引起爆炸、火灾和其他灾害等。因此，国家往往把遵守技术规范确定为法律义务，从而成为法律规范。对违反技术规范造成的严重危害，要求承担法律责任。技术规范与作为社会规范之一的法律规范既有区别又有密切的关系，法律规范可以规定有关人员负有遵守和执行技术规范的义务，并确定违反技术规范的法律责任，技术规范则成为法律规范所规定的义务的具体内容。
基于以上理论基础，可以看出强制性标准完全具有法律规范的特征，是一种法律规范。但是有学者主要从法律规范的形式要件上质疑强制性技术标准的法律规范属性。有学者指出：“法律规范所以区别于其他的社会规范，并不仅在于强制力的性质和程度、制定和实施方式、国家参与性方面，更在于其组成结构的独特性。法律规范总是通过一定的结构表现出来，符合结构的一切特点。当然法律规范的结构从不同的角度又可以作出不同的分类，从法律的语言表现角度，存在法律规范文法结构；从法律体系角度，存在法律规范系统结构；从法律规范的组成要素的关系的角度，存在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其中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则是我们研究的重点。”关于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主要有两种观点，其中第一种是“三要素说”，该学说认为，法律规范结构由假定、处理和制裁三大要素组。第二种是“两要素说”，认为法律规范由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两大要素组成。虽然学说存在差异，但是它们都强调了法律规范的整体性，即均应当包括一定的制裁因素或者法律后果在里面，也就是说没规定法律后果的某些规范或者要求并不是法律规范，法律规范的后果是能够在法律上成立，也就是能够由强制力保证相关要求的实施，对违反者施加不利的后果。鉴于此，有学者认为技术标准并不能构成法律规范，因为在相关的技术标准文本中并未规定法律后果。“从标准的外在名称、形式、结构和内容，以及制定和颁布程序来看，它都不符合法律规范的外形。”
但是，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是，强制性标准的法律后果已经被兜底性地规定在1988年《标准化法》之中，其第四章规定了相关的法律责任。例如第二十条规定：“生产、销售、进口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的，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理，法律、行政法规未作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又如第二十一条规定：“已经授予认证证书的产品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而使用认证标志出厂销售的，由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销售，并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认证部门撤销其认证证书。”另外，在《产品质量法》、《合同法》、以及《刑法》中在认定不合格产品时都援引了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由此可见，强制性国家标准已经成为我国法律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已经成为立法、司法、执法以及守法活动的重要指导。判断强制性标准是不是法律规范不能局限于具体的标准行文本身，而应当将其放到整个技术标准法律体系之中进行判断。法律规范并不要求具体的规范表述中直接涵盖所有的要素，而是可以隐含某些要素，或者援引其它法律规范进行补充，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刑法中往往存在空白刑事规范，即相关的构成要件需要援引其它法律规范的刑法规范。“与完备刑法规范相比较而言，空白刑法规范最显著的特征即表现为存在较大规范弹性，其构成要件的完备需要援引具体的非刑事部门法律法规内容进行规范要素判断，才能在具体个案中实现构成要件明确性。”
篇6
篇7
C.按法律制定的适用范围不同 D.按法律的创制方式不同
2.依照国家主管机关的命令或法院的指定而发生的属于( B )。
A.法定 B.指定 C.职务 D.委托
3.把法律分为一般法和特别法的依据是( A )
A.按法律效力范围的不同所做的划分 B.按法律规定的内容不同所做的划分
C.按法律制定程序的不同所做的划分D.从法律制定的主体和实用范围的不同所作的分类
4.一般法和特别法中从对人的效力上看对全国公民有效的法是( B )。
A.特别法 B.一般法 C.两个都不是 D.没有明确的界限
5.( A)，是指行为人实施旅游违法行为尚未构成犯罪，由旅游或其他行政管理部门追究，而且必须接受的强制性义务。
A.行政责任 B.民事责任 C.经济责任 D.刑事责任
6、导游员小王与旅行社签订的聘用合同期满，小王与旅行社都未提出合同终止的问题，小王继续为旅行社带团，旅行社也继续安排小王带团。从这种行为中，可知双方的聘用合同继续存在和有效。这属于合同订立的( C )。
A、书面形式 B、默示形式 C、推定形式 D、口头形式
7、某大厦筹建处以大厦的名义与某旅行社签订了客房租赁合同，约定从开业时起出租20套客房给该旅行社，此合同因( C )而无效。
A内容违法 B 超越经营范围 C 行为人不具有相应资格 D违反社会公共利益
二、多项选择题
1.有关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BCDE )。
A.二者具有一致性，都表现为社会的行为规范 B.表现的形式不同
C.调整的范围不同 D.在上层建筑中所属的范畴不同
E.二者相互补充，共同规范着社会生活
2.法与政策的根本区别在于 ( ACD )。
A.法具有国家意志的属性 C.法具有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性
B.法具有严格的规范性 D.法具有国家强制性
3.旅游关系的产生，有(ABCD )类。
A.委托 B.职务 C.法定 D.指定
4.旅游法律行为的实质要件包括 (ABCD)。
A.行为人要合格 B.行为人的意思表示要真实
C.行为人的意思表示要自愿 D.行为人的行为内容合法
5.下列属于旅游法律责任特征的是(BC )。
A.追究的经济性 B.综合性 C.追究的协同性 D.多样性
6、从法律渊源的角度来看，属于行政法规的是 ( AB )。
A、《旅行社条例》 B、《导游人员管理条例》
C、《风景名胜管理C条例》 D、《国家旅游局局长令》
三、判断题
1.法律的基本特征是具有国家意志性和人们的自觉性。( × )
2.旅游违法行为与旅游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指旅游违法行为是旅游损害事实出现的原因，旅游损害事实是旅游违法行为引起的必然结果，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本质联系。√
篇8
（一）国际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是国家。国际法的性质和国家所具有的特殊的政治和法律属性，决定了国际法的主体主要是国家。国际法是调整国际关系的法律。国际关系主要是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始终处于最主要的地位和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国家拥有，决定了国家能独立自主地对外交往，在国际法律关系中具有完全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是国际法最基本的主体。类似于国家的政治实体和政府间国际组织在相当程度上参与国际交往，它们也应遵守公认的国际准则，在国际法律关系中享受权利承担义务。但是，类似于国家的政治实体虽已具备了国家的某些特征，但因未最终形成为国家，不能像国家一样拥有完全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而政府间国际组织是由国家通过签订条约建立的，其国际交往的能力是国家通过条约赋予的，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交往。因此，类似于国家的政治实体和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只是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范围内构成国际法的主体，受国际法的调整。
在国际法中，尽管有关于人权国际保护、外交代表特权与豁免、对战犯进行审判等的规定，但这并不表明国际法律关系的权利与义务由个人来承受，个人不能成为国际法的主体。同样，包括跨国公司在内的法人可能成为国际私法或涉外经济法的主体，但不具备参与国际法律关系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也不构成国际法的主体。国内法的主体主要是自然人和法人，国家只是在特定情况下才构成国内法的主体。
（二）国际法的法律渊源是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与任何国内法一样，国际法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由习惯规则到成文法的发展过程。国际习惯是国际交往中不成文的行为规则和国家间的默示协议，是各国重复类似行为而被认为有法律约束力的结果。国际法最初的形态即是所谓的习惯国际法，其法律渊源都由国际习惯组成，因而可以说国际习惯是国际法最古老、最原始的渊源。国际条约是指国际法主体之间根据国际法而订立的具有权利、义务内容的书面协议，是现代国际法最主要的法律渊源。古往今来，国际条约汗牛充栋，浩若烟海，能成为国际法渊源的条约，通常是指大多数国家参加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造法性条约，即创设新的、公认的国际法规范或者修改、变更原有的规范的条约。契约性条约不能构成国际法的渊源。
国内法的渊源是一国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和经统治阶级认可的习惯规则，在英美法系国家中，国内法的渊源还包括法院的判例。国家缔结或者参加了国际条约，就负有在其境内善意履行条约的义务，有的国家的宪法规定，国际条约构成国内法的渊源。但相对应的情况却是，国内法的规定仅可能构成国际法的证据，而不能成为国际法的渊源。
（三）国际法的制定者是国际法主体国家。国际社会由国家组成，国家平等原则既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又是国家间进行正常交往的根本保证。国际法是平等者之间的法。在国际社会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凌驾于国家之上的立法机关制定国际法，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是国家之间的组织，而不是国家之上的组织，并且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并不是制定国际法的立法机关。除习惯国际法外，国际法是由其主体，主要是国家通过协商的方法制定，国际法规范从各国间达成的协议中产生。国际法不是由少数国家或国家集团强加给国际社会的；国际法由其主体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制定，各国更能自觉地予以遵守，这是国际社会不存在一个执法机关，但国际法并不比其他法律体系更经常地遭到破坏的原因之一。
（四）国际法效力的根据是各国意志之间的协议。国际法效力的根据是指国际法依靠什么而对国家具有拘束的效力。在国际法的发展历史上，自然法学派认为国际法效力的根据是“人类良知”、“人类理性”和各民族法律意识的“共同性”。实在法学派则主张，每个国家的意志或国家的“共同意志”决定国际法的效力。我们认为，国际法效力的根据既不是自然的法则，也不是每个国家的意志或国家的“共同意志”，国际法是调整国家之间关系的法律，对国家具有拘束力，而国际法又是国家协商制定的，因此，国际法效力的根据就是各国之间的协议，或者说是各国意志之间的协议。当然，国家意志之间的协议并不是指国家自由意志之间的协议，国际法是适应国际交往的需要而产生的，国际经济的发展决定了国际法的发展，因此，国家意志之间的协议是指适应一定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国家意志之间的协议。
（五）国际法的强制力是以国家单独、集体或通过国际组织采取措施为保障的。法律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法律对其主体具有强制性的拘束力，任何一个主体违反了法律，都要承担法律责任直至受到法律制裁。国内法的强制力是由国家有组织的强制机关军队、监狱、警察、法庭等保证实施的。在国际社会，不存在有组织的超越国家之上的强制机关，联合国国际法院以及海牙常设仲裁法庭对国际争端的管辖和裁判权限，是以当事国的自愿为前提，不具有强制性。某些国家自诩为“世界警察”，设立了“人权法庭”，这只是违反国际法的强权政治的表现，根本不能以此来保证国际法的实施。《联合国》第51条规定，联合国的任何会员国受到武力攻击时，在安理会采取必要措施以恢复和维持和平及安全以前，本不得认为禁止国家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的自然权利。这表明对违反和破坏国际法的国家，可以由被害国单独或集体实施相应的惩罚措施，或由国际组织实行必要的制裁，如抗议、警告、召回驻外使节、中止或断绝外交关系、经济封锁、武装自卫等，使有关国家停止侵害行为，以达到保证国际法实施的目的。1979年中国对越自卫还击战，1991年多国部队根据安理会第678号决议对伊拉克采取的军事行动等，是国家单独和通过国际采取措施保证国际法实施的例证。是国际法具有法律强制力的充分体现。
二、国际法的作用
关于国际法的作用问题，有两种完全不同的主张。一种观点是从国际法不是法律的角度出发，认为国际法只是一种国际实在道德，可有可无，最多只能作为国际上评判是非的道德尺度，不具有法律上的作用。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国际法是国家安全的保障，是国家免受侵害的依据，无限夸大国际法的作用。显然，国际法虚无主义和国际法万能这两种主张都是不切合实际的。
国际实践表明，各国都承认国际法是对国家有拘束力的法律，没有任何国家公开声明国际法不是法律，它的行动不受国际法的拘束。国际法经常性地由各国自觉遵守，国家间的交往与联系才得以正常进行，国际法律秩序总的来说是好的。但是，两次世界大战的不幸爆发，战后地区武装冲突时有发生，少数国家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的行为末受到应有的制裁，这些情况也表明国际法并不能解决一切国际问题，它有自身的局限性。在反对国际法虚无主义和国际法万能的基础上，应该正确评价和充分发挥国际法的作用，同时又要看到国际社会和国际关系的复杂性，看到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斗争与发挥国际法作用的相关性和制约性，不迷信国际法。
（一）国际法是衡量和裁判国际行为是与非的法律标准。国际行为主要是指国家之间交往过程中的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两种情况。一方面，国际法作为行为规范，为各国交往提供了行为标准，各国应该以国际法为依据规范和约束自身的行为，以国际法为标准评判自身行为的对与错。另一方面，国际法作为审判规范，是裁判脱离和违反国际法行为的审判标准。国际法要求各国予以遵守，但违反甚至破坏国际法的行为并非就否定了国际法存在的价值，相反，国际法的作用之一，就是对这种违法行为进行制裁，使有关的国家承担法律责任，从而更好地保证国际法的实施。
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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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均采用自愿性标准体系，标准本身不具有强制性。
标准基本上划分为国家标准、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三个类型；标准的形式包括标准、技术守则、标准案例、补遗和公告等。近年来又出现了协议标准和事实标准等新模式、充分体现了标准应尽快反映技术进步和市场需求的原则。同时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的专业团体学会和协会在标准化工作中也发挥主导作用。
2．多层次的技术法规体系
技术法规具有强制性，因此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十分重视技术法规体系建设，重点制定有关安全、卫生、健康、环保等方面要求，这是技术法规的主要内容，也是西方发达国家法律法规的一种重要形式。比如，美国联邦政府17个部门和84个独立机构都有权制定技术法规，美国的州、市、地方政府也制定许多相互差异的技术法规。同时，由国家法律法规对标准化活动本身进行规范，并在法律法规等法律形式文件中引用标准、使标准成为法律法规和契约合同的组成部分。
3．规范的合格评定程序
按照WTO／TBT的定义，合格评定程序指直接和间接用来确定是否达到技术法规或标准相应要求的任何程序，其中包括取样、测试和检查程序，评估、验证和合格保证程序，注册、认可批准以及它们综合的程序。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均有规范的合格评定程序，这是获准进入市场的基本条件。
4．先进的检验检测手段
检验检测是衡量技术法规和标准是否有效实施的重要手段，也是保障合格评定程序的技术支撑。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政府部门十分重视检验检测机构，实验室建立权威的检验检测机构可以得到政府的授权，使技术设备和技术手段能够与技术法规和标准要求的技术相匹配，他们的检验人员业务水平很高，有的还直接负责或参加有关标准的制定和审核工作。
5．政府授权民间机构主导的管理体制
美国、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都建立了适应市场经济和国际贸易发展需要的标准管理体制。政府授权并委托标准化协会或标准化学会统一管理，协调标准化事务，政府只负责监督和财务扶持，学会在标准起草、审查、批准、、出版、发行以及信息服务方面有充分自。如美国国家标准学会（ANSI）是非营利性民间组织，它是美国自愿标准体系协调中心，负责协调和推动国内标准化活动，代表美国参加国际标准化组织活动。
6．标准制定的市场化原则
发达国家的标准制定遵循市场化原则，基本形成了政府监督，授权机构负责，专业机构起草，全社会征求意见的标准化工作运行机制。这种运行机制可最大限度地满足政府、制造商、用户等各有关方的利益和要求。从而提高标准制定的效率、保障标准制定的公正性、透明度。
7．标准服务信息化
发达国家都建立了现代化的标准服务体系，利用现代传媒开设网站使标准信息能够及时准确有效地传播给标准用户。包括标准制定、修订、标准文本及其电子版销售，这不仅符合WTO/T B T的要求，也扩大了本国标准的影响。
8．完善的标准实施保障体系
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拥有完善的标准实施保障体系，与法律体系、市场准入、合格评定三个环节相互衔接配套，政府的主要职责是监督与执法。产品要在市场上流通获得市场准入的重要条件是产品应当符合技术法规和相关标准的规定，需要通过合格评定来证明，企业的任何违法行为都可能带来法律的惩罚和失去进入市场的资格，直接危及企业生存。
9．财政支持与标准化经费来源多元化
标准化属于社会公益事业，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每年都提供政府财政支持，政府财政支持有两种模式：一是按每年通过的标准化活动经费拨款，二是提供专项资金支持标准化的研究工作，日本的每年标准化活动经费约60亿日元（合人民币4.2亿），美国标准技术研究院每年从政府得到的经费为7亿美元。在标准化工作中引入市场机制充分体现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也是国外解决标准化经费来源的主要办法之一。
二．经验与启示
美、日、德、法、英等发达国家的标准化管理体制虽各不相同，但都体现了标准制定以市场为主导，标准的自愿性原则。学习和借鉴国外标准化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对建立我国新型国家技术标准体系是非常有益的：
1．标准体系建设方面
――标准的自愿性特征；
――标准制定以市场为主导的特征；
――标准制定以企业为主体的特征；
――标准的生产属性和贸易属性相结合的特征；
――标准与科技进步协调发展的特征；
2．标准化管理方面
――政府授权委托非政府机构（如标准化协会等）统一管理，规划，协调标准化事务，政府负责监管和财政支持，对标准制定机构有一套严格的管理程序和制度。
――标准化团体在起草审查、和出版发行以及信息服务等方面具有充分自主性。
――标准制定机构技术委员会制定标准，技术委员会成员来自消费者，贸易机构、政府部门、科技组织的自愿者，最大限度的满足各方面的利益和需求。
――标准化团体通过标准版权、销售标准文本和相关服务获取经济回报。
――标准化研究和科学研究受到同等重视。
3．标准定位方面
发达国家在标准的定位方面始终贯穿着通过对标准的发言权争取标准的制定权，通过制定实现科技领域领导权的战略思想。具体表现在：
――极力追求国际标准控制权；
――制定国际标准以其国家标准为基础；
篇11
要想分析企业合同档案的分类管理，就必须掌握企业合同档案的特征，具体包括以下几点。
1.1 法律性
人类社会中，合同制度是一种最为古老的法律制度。对于经济社会而言，合同以法律形式存在，其目的是为了保障市场交易。合同在合同法的背景下，又赋予了法律效力。合同档案是一种原始记录，其记录内容包括合同变更、签订和终止整个过程，因此，合同档案具有法律特征。
1.2 凭证性
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会引发较多的经济纠纷。合同既是当事人履行合同义务和权利的凭证，又是法院及仲裁机构处理和解决纠纷的一种法律依据。因此，合同档案具有一定的凭证特征。
1.3 规范特征
合同的签订、变更和终止等环节，必须要在合同法允许的范围内执行，也因此，赋予了合同档案规范的特征。就合同的内容和形式等方面而言，合同法均有明确规定。例如，订立合同的形式有3种，包括口头、书面及其他形式；内容方面，对合同的当事人姓名、数量、价款和住所等一般条款做了明确规定；还特别规定了合同的格式条款。只有赋予合同法律形式，才具备相应的法律效益。将合同作为档案保存时，一旦丢失某一部分，就失去了合同部分及全部法律效力，难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1.4 相关文件多
企业合同档案既包括签订的合同文本，又包括签订前和签订后的任何一个有关材料，例如，签订前的洽谈、招投标，签订后的变更、解除和签订等。邀请函、招标书、投标书、评标报告、会议纪要、议价单、会签审批表及解除协议等，组成了合同档案，要想确保合同档案的完整性，就必须做好合同档案的归档工作。
1.5 合同档案数量多
与行政机关相比，一个完备的企业，每年内制定的合同档案相对较多，少则几百件，多则几千件。在这种情况下，要区分两种合同档案的分类方法，从而更有效地做好企业合同档案的管理。
2 合同档案集分式归类方法分析
2.1 以集分式归类原则为中心
从旧版及新版电力企业档案分类表来看，主要是依据科技档案和文书档案进行归类，科技档案包括电力生产、科研项目和建设项目准备。而文书档案包括行政管理和经营管理两大方面。在这种归类措施下，既给合同档案的分类整理增加了难度，又不利于合同档案的查找及统计管理。对合同档案进行归类时，要以集分式分类原则为中心，依据《合同法》中无名合同及有名合同的种类，重新制定。
2.2 集分式分类表
根据我国合同法有关规定，适用于企业的有名合同包括：买卖合同，借款合同，运输合同，委托合同，技术合同，承揽合同，供用热力、水、电、气合同，技术合同及建设工程合同9种。依据有名合同和无名合同，制定集分式分类表，并在分类表中，将合同档案分类归档，依次为60～69号。
有名合同，又叫作典型合同，是指在法律规定中，确定其规则及名称的合同。无名合同，又叫作非典型合同，是指在法律规定中，未确定其规则及名称的合同。本科会计毕业论文
2.3 分类表的使用法方法
将合同档案分类归档过程中，年度、分类号以及件号共同组成档号，年度为签订合同的年份，与合同相对应的具体分类号码为分类号，件号是在相同年度、相同分类号中，按照合同签订时间顺序制定的流水号。“—”作为代码间裂解符号，代码用阿拉伯数值0～9标注。例如：2014—62—002，该档号表示2014年度，借款合同中的第二件合同档案。
3 合同档案归类管理的注意事项
在把合同方案转交至档案室前，企业要安排一个部门，做好办理合同的相关工作，防止出现办理人员和部门相对分散，无法做好合同材料收集工作。
对合同编号实行统一编制，并由合同主办部门负责，从而有助于合同材料的统计、保管和利用。要按照相关原则编制合同编号。诸如，将合同分为几大类，同时采用特定符号标记，例如物资类可以采用WJ表示。随后依据时间顺序，在类别号里编制流水号。独立性是各个合同编号的特性，一旦制定，无特殊情况，不允许私自更改。采用合同编号排列法，对未移交的合同材料进行保管，从而实现简便、快捷地查找相关合同材料。
移交前，由合同主办部门统一负责收集合同材料，并保管好。相关文件多和合同档案数量多是合同档案的两大特征，因此，合同主办部门在收集合同材料时，要将与合同有关的一切文件资料进行收集。档案室要监督和检查合同主办部门合同材料的收集和保管工作，各部门相互配合、协调，确保合同档案的完整性。
合同主办部门在规定时间内，将年度全部合同材料上交至档案室。有些合同在签订结束后，存在变更、作废和解除等问题，难以确定合同最终办理时间。所以，尽量不要将刚签订的合同转移至档案室。对于此类档案，先由合同主办部门进行收集和保管，待合同办理时间确定后，转交至档案室。
4 结语
企业合同档案管理，对企业的发展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传统合同方案的归类管理，大多采用分散式归类管理，给合同档案管理带来一定难度，不利于合同档案的查找和利用及统计管理。对于企业合同档案管理来讲，充分利用其管理特性，采用集分式管理能够更好地实现对于企业合同档案的有效管理。由此得出结论，在企业合同档案管理工作中，集分式管理效果更好，更加实用，更符合企业合同管理的需求，能够在企业合同档案的查找、使用及统计中达到显著效果。
参考文献
[1] 李林峰.企业合同档案管理难点问题分析及建议[J].中国科技博览，2013（20）：231.
[2] 王志伟.企业合同档案管理初探[J].机电兵船档案，2015（4）：40-43.
篇12
(1)提出者：英国学者J·蒲莱士1884年在牛津大学演讲时首次提出。
(2)分类标准：宪法是否具有统一的法典形式
(3)定义：
成文宪法是指具有统一法典形式的宪法，有时也叫文书宪法或制定宪法，其最显著的特征在于法律文件上既明确表现为宪法，又大多冠以国名。17、18世纪自然法学派提出社会契约论是成文宪法最重要的思想渊源。1787年《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1791年法国宪法是欧洲大陆第一部成文宪法。
不成文宪法指不具有统一的法典形式，而是散见于多种法律文书、宪法判例、宪法惯例的宪法。不成文宪法的最显著特征在于，虽然各种法律文件未被冠以宪法之名，但却发挥着宪法的作用。英国是典型的不成文宪法的国家。英国宪法的主体有各个不同时期颁布的宪法性文件构成，包括：《权利请愿书》(1628年);《人身保护法》(1679年);《权利法案》(1689年);《王位继承法》(1701);《国会法》(1911年);《国民参政法》(1918年);《男女选举平等法》(1928年);《人民代表法》(1969年)
2.刚性宪法与柔性宪法
(1)提出者：英国学者J·蒲莱士在《历史研究与法理学》一书中首先提出。
(2)分类的标准：法律效力以及其制定修改的程序。法律敎育网
(3)定义：刚性宪法是指制定、修改的机关和程序不同于一般法律的宪法。一般又有三种情况：
①制定或修改宪法的机关不是普通的立法机关，而往往是特别成立的机关;
②制定或修改宪法的程序严于一般立法程序;
③特别的机关依据特别的程序制定修改。
【注意】实行成文宪法的国家往往也是刚性宪法的国家。
柔性宪法是指制定、修改的机关和程序与一般法律相同的宪法。
【注意】实行不成文宪法的国家往往也是柔性宪法的国家。
3.钦定宪法、民定宪法、协定宪法
(1)分类的标准：制定宪法的主体不同
(2)定义
钦定宪法是指由君主或者以君主的名义制定和颁布的宪法。如1814法国国王路易十八颁布的宪法、1848年意大利萨丁尼亚王亚尔培颁布的宪法、1889年日本明治天皇颁布的宪法、1908年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
民定宪法是指由民意机关或者由全民公决制定的宪法。
协定宪法是由君主与国民的代表机关协商制定的宪法。如1215年英国的《大》、法国1830年宪法。
(二)宪法的实质分类
篇13
一、财产犯罪量刑标准的不统一产生之根源
2011年4月8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以结合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在前款规定的数额幅度内，共同研究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备案。这个授权规定就是导致各地诈骗犯罪量刑标准的不统一产生的根源。
二、财产犯罪量刑标准的不统一在实践中所产生的恶果
1、违背适用刑法平等原则
适用刑法平等原则要求在刑法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的法益受到犯罪侵害都一律平等受刑法保护、任何人触犯刑法都应当受到刑法平等的制裁。其主要表现在保护法益、如何认定犯罪、怎样裁量刑罚以及如何执行刑罚方面做到公正平等，不偏不倚。各个省针对同一种违法或犯罪行为规定不同的适用标准无疑会造成针对同一幅度行为规定不同的法律后果,明显违背适用刑法平等原则。
2、公众对司法公信力的怀疑
公信力的概念本身蕴涵着自身的信用与公众对这种“自身的信用”信任两个方面。司法公信力也具有同样的性质。一方面,司法公信力是司法机关在司法权运行的过程中以其主体单位、基本制度、组织结构、功能程序获得公众的信任的地位；另一方面，司法公信力是社会公众对司法权运行的过程和结果的一种主观评价或价值判断，它是司法权运行的过程和结果所产生的信誉和形象在社会公众中所形成的一种心理反映。司法公信力是司法与公众之间的动态、均衡的信任交往与相互评价。司法是社会正义实现的最后一道屏障，如果因为各个省级司法系统出台的司法行政解释而导致司法适用不公，民众将会失去对司法的信心，司法的价值也不复存在，司法的权威也就无从谈起。树立司法权威，保证司法公正是建设法治国家的核心内容之一。
3、破坏司法的统一性，在我国大陆地区形成省级司法区域的危险
法域是法律适用的地域，它的概念不仅仅是地域意义上的，还指法律有效管辖或适用的范围。目前在全国范围内，我国基本上形成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格局，但是在大陆地区理论和实践上认为仍然是一个统一的法域。省际司法行政文件关于相同问题的不同规定容易形成各个省在类似问题上以本省的文件为依据，各自为政，不能从刑事法制的大环境出发考虑刑事政策，形成省级司法区域的危险。
三、财产犯罪量刑标准统一的理性化研究
制定统一的财产犯罪量刑标准已经十分迫切，但是如何协调全国立法的统一性和各个地区司法的实际情况，是制定统一的财产犯罪量刑标准先决问题。
1、制定统一的财产犯罪量刑标准的理论基础
刑事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两大本质特征，长久以来对于刑事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的关系理论界有不同的认识。笔者认为在犯罪的两大特征中社会危害性才是犯罪本质的特征，也是某一具有相当社会危害受刑罚规制的依据。考察和认定社会危害性，要从本质出发，社会危害性形式千差万别，但是在本质上都是对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侵害，而不能把社会危害性只看成对某地区中某物或某人的侵犯。行为人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大小，无疑危害后果具有一定的说明意义，但是危害后果不能起决定作用。以前表中陕西省认定盗窃罪立案标准为例（关中地区1000元，陕南地区800元，陕北地区800元）比如行为人甲在西安分别盗窃乙、丙两人财物人民币800元整，如果事后查明乙为下岗工人，这800元是全家人的基本生活费；丙为公司经理，800元的损失对他来说无关紧要；从危害后果来说，甲的行为对乙的伤害更大。但是从社会关系来说，二者是相同的，即都对被害人的财产权造成了损害；按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法律应当对乙、丙两人的财产权平等的予以保护；同时对甲行为性质的定性上不应由于犯罪对象的不同而区别对待。总之考虑财产犯罪量刑标准的应当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入手，从宏观上考虑影响罪与非罪要素的问题要比每一个省市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决定适用的标准无疑更加公平，会减少“司法诸侯国”的存在。
2、制定统一的财产犯罪量刑标准的可行方案
前面谈过，正是由于最高法院授权性规定的存在，导致实践中在财产犯罪认定上存在不同“司法诸侯国”的存在，为了更加公平适用法律，统一司法权的行使，笔者建议应当制定统一的财产犯罪量刑标准。
以盗窃罪为例，主要有以下可行方案：全国统一认定构成盗窃罪的具体、明确的立案和量刑标准。该标准应当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入手，不再授权各省在授权范围内制定自己的标准，按照犯罪数额所占当地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纯收入的百分比确定立案或量刑标准，实现统一的财产犯罪量刑标准的目标，实现司法标准统一。比如在刑法中规定，盗窃数额所占当地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纯收入的百分之六十的构成犯罪，应当立案；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在盗窃罪的立案标准上既实现了全国打击标准的统一，又不会因为经济的发展而对已经形成的固定的立案标准数额进行改动，实现了立法稳定性。
【作者简介】
王 锋（1979-）陕西咸阳人，法学硕士，西安工业大学法律系讲师.
乔稳波（1979-）陕西渭南人，法学学士，蓝田县检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