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现当代文学文学常识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一是改革课程教学内容,力求使学生的审美能力和人文素质有所提高。以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型教学,主要是从历时的角度梳理文学史的线索,在此基础上,评述重要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和文流,目的是使学生获得应有的文学史知识。而作为文学史最基本的构成要素的作品,其美感特征和审美教育的功能,常常被一些纷繁的文学史知识和抽象的理论分析所遮蔽和掩盖,并没有充分发挥它在培养学生审美能力、提高学生人文素质方面的潜在功能。从教学实践看,许多同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名作的理解,过于依赖文学史教材中的学术定论,而忽略了个体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对作品的感受和理解,未能将自身的情感体验、生命意识融入对作品的审美体验,因而虽然获得了知识,但对自身的人格养成和素质培养并未产生太大的影响。加之课时的限制,如当代文学部分在我校是开设一个学期,每周3 个课时,却要讲授从1949年到1997年近50年的内容,更使得这种讲授浅尝辄止。为使这种知识型的教学模式向素质型的教学发生转变,笔者在教学改革中,对《当代文学作品选》教学大纲做了较大调整,在宏观把握当代文学史发展脉络的前提下,把教学的重心倾斜到了作品方面。绪论部分对当代文学的概念、分期、发展概况、重要的文学史事件进行介绍,通过这部分内容,学生对50年的当代文学史就有了一个整体的轮廓和印象。正文部分精选能够覆盖当代文学三个发展阶段的十几部作品进行精讲,作品的选择原则是既要考虑审美性,又要兼顾文学史方面的代表性,同时在文体方面兼顾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多种体裁。
与所讲篇目有关的文学史知识会在篇目讲授时再次强化,以区别于一般的当代文学作品鉴赏,这样在讲授过程中就能进一步把文学史教学具体深入到作品的阅读和解析中去,虽然讲授篇目不多,却能通过引导学生细致深入的阅读和体验作品的思想与艺术特质,把获取文学知识、提高审美能力、增强人文素质结合起来,在学习本课程的同时,不知不觉地接受艺术的感染和人文精神的浸润。内容表述方面也作了革新,一改传统表述主题思想、人物形象、艺术特色等几个方面刻板的套式,代之以一些富有诗意或哲理的小标题,如“人———诗意的栖居”、“了悟死亡”、“活着,永远的追问”等,给学生以耳目一新之感,直观上也给予了学生美的感受。
为了弥补讲授篇目有限的不足,我在第一节课就拟定了一份本课程的必读书目,让学生课下阅读,并要求他们制作索引卡片,写出评论摘要和自己的阅读感悟,期末检查评分,作为平时成绩的一部分计入期末总成绩。每堂课后再为他们提供与本节课有关的阅读文献与参考资料,使学生了解最新的科研资讯,拓宽了学生的学术视野。同时我还要要求他们充分利用教材。本课程所采用的教材是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该书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果,被国内学术界公认为本专业和本课程的最好教材之一。教材着重从“文本”的角度出发,在编写方法上,注重宏观考察与微观分析相结合;在编写内容上,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作品做了深入的讲述和评析。配套作品选(四卷)更保证了学生的一定阅读量。与学界其他《现当代文学史》相比,它有着突出的优势,即所触及的内容相当扎实、条理清晰、详略得当。尤其注重史和作品相结合,力争多角度、多维度、多侧面地向读者展示现代文学史丰富的内蕴。教材编写重点旨在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阅读、写作和批判、审美能力。正因为教材具有先进性,因此对教材的研读成为学生必做的功课。这样,课内与课外结合,点与面结合,经典性、人文性与审美性结合,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二是多种教学方法与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尝试。传统的教学方法以教师为中心,整堂课基本是教师一个人的自我表演,这种教学方法有其优点,可以条理系统地传授知识,但缺点也很明显,即不能有效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生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十分被动,作为学习主体的作用无法发挥,因而不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现代教育思想则要求在教学过程中,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突出启发性和学生能力的培养,尤其是突出学生的自学能力和研究性学习能力的培养。为达到此目的,我根据课程内容特点采取了多种教学方法。有的内容以老师主讲为主,但重视课堂上师生的交流,经常采用“提问式”教学法,提一些富有启发性的问题激发学生思考,每次上课开始,都将上次教学中的精华和难点用提问的方式进行回顾,加深学生印象,促进学生有重点地理解和掌握有关知识。有的内容采用“讨论式”教学法,前几周就告诉学生要讨论的题目,让学生提前阅读作品,搜集材料,整理思路,写好发言提纲,然后课堂上围绕问题展开讨论。因为课前学生作了充分准备,所以学生参与积极、讨论热烈, 05级本科班的《黑骏马》讨论课,学生思维活跃,争相发言,主体性得到了充分发挥,我再加以点拨引申,对学生不懂处详加阐述,将讨论导向了深入,教学效果相当出色。
篇2
（一）丰富教学手段
作为文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当代文学自身具有非常强的文学属性，文学作品中具有非常强的形象性以及想象性。教师在进行现当代文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认识到现当代文学的实际特点，并且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需要给予对该特点的重视以及体现。传统的现当代文学的课堂教学大多是采取口述讲解的方式，同时利用板书来穿针引线，这样的教学方式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文学方面的现象性，但是却存在着形象性不足的特点，整个课堂教学缺乏生动性、形象性。将信息技术引入到现当代教学过程中，信息技术能够实现声音、动画、图像以及文字等多种因素的整合，实现信息平台的拓展，拓展课堂教学的信息量；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信息技术能够使得整个教学更加的具体、更加的形象，使得课堂教学表现形式更加的丰富，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之内实现感觉上的刺激，实现思维上的充分调动，最终让学生形成一种更加深刻、更加强烈的印象，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例如，在进行余华作品《活着》的教学过程中，为了能够让学生更好的了解文本，该作品思想性非常强，并且具有非常深刻的现实含义，信息技术教学优势非常的明显。由于其实际的文本篇幅非常的强，如果在有限的时间内实现总体的把握，其需要借助信息技术来进行影视素材的引入，对整个教学进行编排，体现出其精神实质，让学生对其思想具有更深层次的了解，让学生对其思想以及社会等具有更深层次的了解。
（二）注重教学方式上的丰富性
从高校现当代教学来看，介绍学生了解现当代文学常识的同时，还需要引导学生提高对艺术审美以及思想意蕴方面的领悟能力，提高学生对现当代文学作品的实际鉴赏能力，让学生树立对于文学、现当代文学的整体性概念。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课堂教学的目的性决定了现当代文学的教学需要重视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实现互动性、研究性的学习方式。现当代文学的传统性教学限制在了单一性的教学方式之中，“教师讲、学生听”的单一式教学限制了学生发散性思维的发展，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缺乏积极性，教学中过度了放大了学生的主导作用，使得整个课堂呈现出一种灌输性的教学方式。信息技术与现当代文学教学相结合，促使课堂教学在技术和方法上呈现出一种多样性、丰富性。通过信息平台的建立，能够提高学生参与性，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同时还能够引导学生不断进行思考，提高其鉴赏能力以及文学素养，最终形成一种新型的研究式学习和教学模式。
（三）考核环节的多样化
篇3
作为高校汉语言专业主干课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课程，也是刚刚完成高中阶段教育的大学新生在中文系文学类的入门课程，因此对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效果、教学理念的重视和更新直接关系着大一学生对于文学的兴趣、文学文本的解读、文学史和文学理论掌握等能力的培养。对于大学新生来说，现当代文学的地位可谓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中兼有兴趣引导员、学科领路人和文学能力普及者的角色。特别是对于一些地方高校，近年来有相当数量的入学学生已非第一志愿报考中文专业，甚至有部分学生在高中阶段为理科学生，他们对于文学文本的阅读、文学史的掌握、文艺基础知识、文本理解能力等本来就很薄弱，这为地方高校的中文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和模式提出了严肃的课题，而作为中文系大一学生专业必修课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肩负着使这一类学生完成角色转变、知识结构转变、实现中文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重任。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对话式教学即被教育人士提出和重视，今天已经成为大部分课程教学的重要理念之一，它使课堂中的教师与学生地位平等，变以前满堂灌“独白”与填鸭式的教学形式为互动、交流、交往式的教学。但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对话式教学需要对话双方对话题有深入的体验和认识，特别是需要对话双方对同一话题在对话进中有火花般的碰撞，继而对参与对话者观点、思想有所影响和改变。在实际课堂中，许多对话式教学却仅流于形式，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学生对教师提出的话题缺乏必要认识，所以无奈之中对话式的教学就又变成教师的“独语”或只有少数学生与教师开展的对本文由收集整理话。“先有‘间性’，而后才有‘交往’，因为‘交往’就是至少两种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互往来。‘有来有往’才能谓之‘交往’，这意味着，失去了反馈联系的交往系统并不存在，而交往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沟通。”[2]可见，仅仅有对话的姿态和形式是远远不够的，它还需要学生的密切配合，而配合的关键即在于学生素质的整体、全面的提高（孤独的个体的提高对于对话式的课堂教学是远远不够的，这会造成教师只与个别学生有良性的对话，而其他人彻底“沦为看客”），加之专业学时的整体性压缩，所以学生自主性的学习成为对话式教学得以良性互动并取得效果的关键。
此外，仅仅靠学生独自摸索的自主性的学习是不够的。自主性学习需要在专业架构之下完成，需要在成熟的、合理的指引下确立学习目标、补充学习动力、完善学习方法、调整知识结构。可以说仅仅有自主的姿态是不够的，仅仅赋予学生自主的权利也是不行的，因为依赖学生素质的自主性学习如果缺乏指引和规范就会沦为无“主”可“自”、“六神无主”的学习。“除非对话双方进行批判性思维，否则真正的对话也无从谈起。”[3]在实际的教学之中，往往教师与学生一对一的教学方式，甚至小班教学都因为种种原因难以为继，所以非常有必要在课堂有限时间里，以课堂教学形式来规范和强化学生的自主性学习，在课堂的对话性结构里来学生的自主性学习确立起来，完善展开。
二、对话—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的教学实施措施
（一）按照学生层次有针对性地实施对话—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的教学
学生学习兴趣、能力、态度不尽相同，与其让所有学生在一堂课上“一勺烩”，不如分层次教学的效果来得好，而这种层次的划分无论通过考试、凭借志愿报名等形式都无法做到绝对准确和科学，所以怎样划分出层次是重点与难点。因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学习时间比较长，因此，教师可以在新生入学第一个月的教学之中，对授课的对象予以考察，并通过提问、填报志愿、兴趣、及作业的完成效果等来确定其属于哪一个小组。因为学生精力、课时安排等问题，可将一个自然班级编制的学生可以分为两个大组：研究组与基础组。研究组由显示出浓厚的现当代文学学习兴趣、水平大体相当且有一定的文学鉴赏基础和能力的学生组成，基础组则由余下学生组成。基础组以一般文学常识的传授和文学基本鉴赏能力的培养为主，教师根据成员的自主学习能力的共性问题调整讲授思路，调整教学方法，对文本的深度问题上根据学生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研究组则重在对小组成员文本解读与研究能力的提升，略去基础型、常识性知识的介绍。如面对伤痕—反思文学的内容时，基础组可以以讨论有代表性文本为主；研究组则在重点文本解读的基础之上，可以在深度、广度上进行拓展，如将伤痕—反思文学与十七年文学进行比较，或从当时引起争议较大的伤痕—反思文本来看待八十年代文学对既有文学规范的延续和调整等等。
（二）在对话中针对学生个体差异渗透自主学习能力培养
无论是研究组还是基础组，教师都需要根据两组学生个体成员的实际兴趣、关注程度来调整对话教学内容，并在与学生对话中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自主学习是指学习者根据自己具体情况通过确立学习目标，制定学习计划，选择学习方式，监控学习过程及自我评估学习效果等方式进行自我管理。”[4]学生自主学习的自觉和能力是不能依靠教师单纯的“教”和“布置”就能得以完成，而需要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之下主动地发现文学的“妙味”、“趣味”，并在这种体味中探求适合自己的专业学习方法。教师在学生自主探索中并不是袖手旁观的，而是要利用每一节课与学生对话的机会来对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方法进行评估，并在恰当评估的基础之上因材施教，加以适时、适当引导，直至他们每一个人都探索到适合自己的学习路径和学习方法。
转贴于
（三）立足课程特点，在与前沿研究成果和当下文学现象对话中建构能力
作为一门年轻学科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毋庸置疑的是它是一门行进中、不断延伸至当下的课程，可以说今天的文学实践就可能是明天文学史的一部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这样的特点既给它带来了一定的不稳定性，因此它的经典作家作品时过境迁后经常引起争议纷纷；另一方面也因为这种不稳定性使它具有一种别样的活力和动感。中国现当代文学课堂上，教师可以积极吸收最新的、前沿性的研究成果，即使富有争议亦可引入教学之中，这样显然能拓宽教师教学思路与学生视界，使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活力与动感的特点在课堂中彰显；同时，这样的方式又能够将本学科的知识延伸至文学理论、古代文学、语言学、人类学等领域。此外，中国现当代文学又是不断面对当下的文学现状的，因此本课程不应该是一门封闭的课程，它更应该带领学生直面当下文学热点，通过师生与当下文学现象的对话、争鸣，使学生作为一个亲历者、文学批评者真正参与到课堂教学的实践之中、参与到文学现场里，那么这样获得的收获是空前的。
（四）以多种对话形式提升学生学习动力
真正的对话就是“让学生自己去‘听’，让学生自己来‘说’，再加上教师是对话者之一而‘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这体现了教学对话理论、阅读对话理论的精神”。[5]这种理想的对话氛围的创设需要适当改革传统的文学类课程授课模式。传统的文学授课模式是“教师台上本文由收集整理站，口若悬河；学生记笔记，头昏脑胀”，由于许多高校中授课班级班额较大，教师无法也无条件与学生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和交流。在目前无法该变的状况下，教师可以根据教学进度来安排具体课程的形式和教授方式，化整为零，采用多种形式力图与学生个体产生对话，在这种对话之中使学生的学习动力自主地加以提升。教师可以建设课程学习bbs，利用课下业余时间对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答疑，对其中有共性的问题亦可在课堂上集中讲解。教师还可以利用博客、微博等来与学生进行互动，这样将一个更加丰富、多元、多层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呈现给学生。在课堂教学之中，对话式的教学也不应拘泥于狭义的对话的形式——学生提问，教师来答的形式，可以以多种形式促成师生思想的交流，如小组讨论式的教学、根据课程内容适当应用多媒体、原著与改编的影视作品对比分析讨论、方言读诗会等，力图立足严肃教育的基础之上，以一个轻松性的教学环境创设来使学生达到能力的提升。
（五）考核方式的调整与匹配
对话式教学形式是与考核方式的调整息息相关的，传统的文学课程考试在本质主义的思路之下侧重知识点的考核，学生文本解读的个性化在“普遍性”的名义下予以武断地“排除”，因此考试对于学生而言成了死记硬背才能应对的、谈不上兴趣的所在。同时这样的考试方式也反身成为了枷锁，牢牢地桎梏在教师头上，扼杀了他们对内容的解读和发挥。由此可见，教师欲创设与学生对话的课程语境，欲培养并激发学生对于现当代文学的自主性学习能力必须也要对课程考核方式进行调整，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相配套。可见，只有考核方式根本改革之后，学生才彻底摆脱“存储”式的u盘人，真正成为一个主动摄取知识、主动思考的主体，与此同时，教师也不再是一个“照本宣科”的“复读机”。考核方式的调整可以在两个方面进行，一是从考核内容入手，二是从考核形式入手，而这种考核内容与考核方式的调整也可按照对话教学的分组来分层次考核。从考核内容的调整来说，考核的内容应该以考察学生文本分析、解读的能力为主，学生的分析和解读只要立足文本、论据较为充分、文章精彩即符合考核要求，那些死记硬背的文学常识可以渗透到考核内容里。考核形式应允许多种灵活的考核形式，不再单一地用一张试卷来决定学生对这门课的掌握程度，可以在一个学期中，多维度地衡量学生对于现当代文学的理解，如学生可通过提交文学批评文章、与教师交流阅读心得或文艺现象看法等，老师以此作为考核的指标之一，而不再依赖一张考卷；教师也可以适当利用互联网，让学生课后提交论文，只要保证文章原创性即可，不需组织统一考核；还可以在基础组中允许学生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对于作品的理解，如排演、拍摄自己改编的现当代文学作品等。
韦勒克和沃伦在谈到文学的评价的问题上认为：“艺术作品的成熟指的是它的包容性，它的明晰的复杂性，它的冷嘲和紧张性等；小说与经验之间的对应和符合关系决不能用任何简单的逐项相应配对的方法来衡量，我们所能采用的合理方法是以狄更斯、卡夫卡、巴尔占课或托尔斯泰的整个世界来同我们的整个经验即同我们自己想到和感觉到的‘世界’来作比较”。[6]既然文学与经验、与世界比较而言，它们同是一个复杂的“世界”，那么用单调的、程式化的、忽略个性和创造力的考核方式来衡量学生对于课程的理解，显然是极其缺乏合理性，这也不符合现当代文学学科要求。
三、需注意的问题
（一）对话教学和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应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
篇4
1、文学的人文属性和文化价值。新时期，不论是在创作还是阅读的领域，纯文学的领地都在不断缩小。“纯文学”在“纯”方面就是我们常说的单色的丝织品;而“文”方面就是我们说的色彩交错、斑驳的器物或者是图案。“纯”与“文”两个字就是一对对立的定义。“纯文学”虽然属于文化方面，但是一方面体现出一个科学主义的口号，另一方面展现出一个很难摆脱其想象性的东西形式。我们已经将一种本属人文领域的东西强行纳入科学的体系，但是结果出现的是很难不陷入一种难以克服的困境。假设我们用这样一种科学主义的观念去寻找文学性，我们能得到的将是对文学语言的极端重视。而如果文学活动一旦脱离生活价值的领域，那么就将变成纯粹的“语言游戏”，这样他的存在意义也就走到了尽头。文化价值其实就是一种关系，也就是能够满足一种文化需要的客体和某种具有文化需要的主体，在文学理论和研究领域中，我们需要不断增强的对通俗文学的重视，而且对正体现关于文学史的本体性追求的那种，并且采取以形式演化为中心的文学史写作。我们也需要在适度释放了它的写作激情之后，但是最后慢慢的显出了它空洞与苍白的一面。人们在“纯文学”中认识到关于理论、实践都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所以在以后，我们只有不再执着于那种科学的追求，而应该是从充分承认文学活动的人文性和文化价值，才能使得文学活动才能焕发出真正的活力。那么同时，对于新世纪以来，在文学研究或者是从文学转向文化研究，已经很极具说服力的证明标准。
篇5
如何有效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延伸课堂教学内容，一直是笔者这些年来探索的问题。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让原本陌生遥远的传播功能实现得轻松化和个性化。许多学生陶醉于在微博、微信等网络媒体上发表各种自拍的图片和视频，乐此不疲。结合这种新兴的现象，笔者在教学的过程中让学生尝试着将经典文学作品改编成情景剧，拍摄成视频，既满足了学生喜欢拍摄、随时分享的爱好，也能促进大学语文的实际教学效果。
2.1从被动阅读到主动阅读
大学语文的开课目的，是通过经典文学作品的欣赏和思考，引导当代大学生提高汉语水平与运用能力，传承中国优秀文化，提升精神境界。围绕这一开课目的，阅读经典文学作品成为大学语文课程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温儒敏先生谈及北大中文专业的现当代文学教学时说：“文学课主要依赖阅读,作业往往就是布置读作品,对学生的要求可能比较‘软’,不像其他课如语言课那样有非常明确的刚性的要求,学生读作品的时间就容易被挤占”[2]。中文专业的学生尚且不能有效阅读，非中文专业的学生本来就对文学作品缺乏了解，也谈不上兴趣，所以没有检查机制的阅读任务，最后往往会不了了之。强制布置作业，硬性抽查学生的阅读情况，又容易引起学生的反感情绪。如何有效引导学生阅读，成为摆在大学语文面前的一重障碍。我们在长期的教学实践过程中，发现要求学生对经典文学作品进行改编，转换成情景剧表演的形式，可以有效引导学生主动阅读。一方面，学校的话剧社招聘演员有限，大部分学生没有表演戏剧的体验，因此把优秀的文学作品排演成情景剧，甚或拍摄成微电影是一件新奇的事情，学生尝试的热情比较高昂。而要把经典文学作品表演出来，显然首先需要阅读和理解这些文学作品。课堂上表演的情景剧的效果，便是对阅读的一个最好检验。通过这些年的实际教学效果来看，在布置了情景剧表演任务后，学生通常会认真阅读原文，甚或比较揣摩文学原著和影视改编作品之间的差别，从而化被动阅读为主动阅读。上课讲解相关知识点的时候，明显感觉到学生参与积极性大为提高，课堂气氛比较活跃。另一方面，没有参加该情景剧演出的同学，通过观看表演，在获得乐趣的同时也激发了阅读好奇心，潜移默化当中起到了文学宣传效应。从笔者近四年多的调查结果来看，阅读的比例大幅度上升。
2.2从理解欣赏到改编创造
大学文学课对学生的要求，除了阅读和理解作品之外，更高层次的应该是赏析和创造能力。在课堂教学环节融入情景剧表演，可以有效地实现这一教学理想。与大学语文课程相关的古代、现当代经典文学作品，以诗歌和小说居多，一般选取长篇叙事诗歌或者是小说作为主题，请学生排演成情景剧或微电影，大部分没有现成的剧本。即使是原本写成剧本形式的，也往往情节复杂，故事冗长，不经改编不可能浓缩在课堂情景剧设定的十分钟时间内。因此学生在阅读诗歌、小说，进行完整的审美体验之后，需要对诗歌内容和小说情节进行改编，以使其符合情景剧的表演。作品改编，本身就是在理解文学作品的基础上进行重新创作，是一种文学创新活动。学生在这一过程中感受的不仅是小说、散文、诗歌、戏曲带来的阅读体验，也是对作品进行完全解构之后的剧本创作。这是一个伴随着文学审美体验和想象力、创造力协同合作的过程，因此编剧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学生的文学创作过程。
2.3从批判评论到激励促进
小说、诗歌甚或戏剧与真正表演出来的情景剧其实属于不同的艺术形式，每一种艺术形式都有各自的特性。如果说情景剧表演带来直观感受的话，那文本阅读带来的是情感体验和想象性思维。两者同源异质，仔细比较，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别和特点。情景剧在课堂上表演或播放的时候，没有参与该剧的同学也表现出极大的观赏热情。课堂上适当地请观赏的同学谈论观看感受，符合学生的兴趣点所在，往往可以引起热烈的讨论，从人物眼神的表现到情感的传达，从表演对白的改编到剧情先后的调动，从结构框架的调整到表现方式的转变，从文本意义的探讨到现实影响的衍生，都是学生谈论的话题。每一次讨论背后引发的不仅是对文学作品与情景剧异同的文学批判，更是思想火花的碰撞和人文灵感的涌动。把课堂从沉闷的灌输式讲解转变成思维创新与主观表达的场所，使得原本不爱阅读文学作品的学生在别的同学的讨论中找到兴趣激发点，使得粗浅式阅读向精深思考型阅读转变。情景剧与大学语文之间的融合，可以在课堂上找到了默契的接触点。
篇6
后来，我在山东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又上了博士，毕业后调入母校山东师范大学工作，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进入高校后，不自觉地感到压力加大，原来那种优哉游哉的心情没有了，职称的压力，课题的压力，上课的压力，还有繁琐的家庭事务，高额的房贷，都都像一座座大山般，让人喘不过气。在这种焦虑下，文章写得多了，反而更干涩了，缺乏灵感，而且也落入了窠臼，让理论化束缚了自己。时间长了，不断反思自我，特别是对批评的文体问题，也有了一些感悟。
谈到当下文学批评，第一，问题意识是关键性。没有问题意识，或者只是虚假的问题意识，会造成整个文学批评的软弱乏力，这是文学批评的根本问题。而这些问题，必须是经过深刻的文本体验和深思熟虑后的产物，是对一个作家和一部作品的独特的洞见。如果没有问题意识，文章自然空洞、拉杂，文体难看。当然，问题意识的表述，也是要朴素的。若要华丽，更难看，听着花团锦簇，但一想，又空无一物。而我们很多所谓的“问题意识”，往往是别人给的问题，而不是自己“发现”的问题，如我们见惯了诸如某某小说的性别意识，某某诗歌的苦难意识，某某散文的民族国家想象之类的“伪问题”。这里之所以说它们是“伪问题”，并不是说它们不存在于文本之中，而是因为它们是将一些似是而非的“成见”加诸于文本之上，结果反而造成了“真正的问题”，或使得独特的问题不能得到凸显。真正的问题意识，既是这部作品和作家的独一无二的问题，又是文学史，文坛和文化上的普遍问题。这需要批评者能有独特的慧眼和发现的能力。
第二，理论过量问题。理论拓展了我们的思维范式和思维空间，可以说，在今天文学批评的方法论范畴内，文学批评已经变成了一部复杂精密的机器，完全回到点评的传统上来，似乎是不可能了。但太多的理论往往会形成牢笼，束缚批评家进入文本的能力，削弱批评文体的美感，削弱批评家对创作规律的熟悉和理解。例如，重读别林斯基，给我的启示是，无论有多么宏大的文学史观和概念，必须建立在文本，敏锐的、扎实的，又是准确的概括和分析之上。例如，别林斯基的《论俄国的中篇小说和果戈里的中篇小说》，谈到果戈里的小说，他说：“构思的朴素，民族性，十足的生活真实，独创性和那总是被深刻的悲哀与忧郁之感所压倒的喜剧性的兴奋，这一切素质，都产生于一个根源，果戈里是诗人，一个生活的诗人。”又如别林斯基分析，艺术家独特的感受和发现的过程：“艺术家感觉在自身里面 有一种被他感受的概念，可是如一般所说，不能够明显地看到它，由于要使它对自己，对别人变得可被感知，而感到十分痛苦，这便是创作的第一步。假定这概念是嫉妒。那么，我们来看他在诗人的灵魂里是怎样发展起来吧，他关切而痛苦地把它保持在自己的感情的幽深殿堂，像母亲肚子怀着胎儿，这概念逐渐显现在他的眼前，化为生动的形象，变成典范，于是，他仿佛在浓雾里看见有着肤色黝黑，满布皱纹的前额的热情的奥赛罗，听到他的爱恨，绝望和复仇的粗野的号叫。”这种分析，既贴切，又准确，还有着饱满的情感，令人击节称赞！
应该看到，不能以理论本身替代文学性。理论的使用，无论是社会学的，意识形态的，还是纯文学概念，都是起到一个意想不到的，却又是深刻的意义拓展和启发，但这些东西不是文学性的。文学的理解，在于通过理论的辅助，达到理性的，又是感性的总结。如谢有顺在评价《中》时提出“软弱也是一种权利”，而孙绍振认为余秋雨的散文是“从审美到审智的断桥”。在这些优秀的批评文章中，这里的理论，既是从作品文本中自然流淌出来的，又有着批评家本身的思想和艺术的鲜明烙印，如谢有顺本身思想中的自由的、宽容的精神，影响到了他对文本的认知，但又能提炼出一个契合文本，又在作者和读者意料之外的观点。而孙绍振的文章，则是对余秋雨散文中的智性和感性的纠葛，有着独特的内蕴性发现，才会有这样的角度。而对那些不太好的文章而言，文学理论的运用，总是有一个巨大的，先入为主的，非文学的概念，然后，再以文本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这无疑是很粗暴的。也不是在文本本身成长出来的，更难说可以真正地体现作者的慧眼发现和独特认知。我们经常会写这样的文章，如“生态文学中的张炜”，“狂欢化的莫言”，“传统现代转型下的贾平凹”，“乡土的沈从文”，“日常叙事的毕飞宇”，“70年代小说家的抒情性”等，一开始还新鲜，但多了，就是陈词滥调。而文学是最害怕陈词滥调的了。
第三，要明白晓畅的说理，不要粗暴和自以为是的所谓批判情绪。要心贴心地写，要将理论与创作本体的规律的揣摩结合起来，要做个“文学的内行”，而不要做一个高高在上的“审判者”，或者仰望作家的“守文奴”。要在理论的运用和文本的分析中，体察作者微妙的情感变化，体验作者的良苦用心，要看到他成功之中的失败，失败之中的成功，要学会欣赏他的软弱，也要学会理解他的粗暴与野蛮。只有这样，一个批评者才能真正进入作家的创造的心灵，以及文本所搭建的美丽世界，才能真正理解不同风格的作家的优劣，并提出关键性的看法和建议。张炜曾批评那些生硬的文学批评：“多么可怕，没有共鸣，只有一些自上而下的俯视，与似是而非的推论。”而要做到明白晓畅的说理，能真正把握文学的规律，就有对作家和作品深层意蕴的把握，细密严谨的推理能力，也要有形象的概括能力。这一点也很重要，是评价批评家能力的重要标尺。如吴义勤教授的《难度・长度・速度・限度――90年代长篇小说文体问题的思考》，从长篇小说的文体意识入手，条分缕析，却形象生动，将枯燥的理论分析和逻辑推演，讲述得明白清晰，入情入理，这是非常令人敬佩的。而作为一个批评家，你能否对一部小说中的人物做出令人过目不忘的准确认定？如批评家李敬泽，评论艾伟的小说《露天电影院》的人物滕松，就概括为“中国乡村的甘地”，一语道破了这个人物的秘密。
篇7
仔细披阅此书，最鲜明的感觉是书中充溢的古典人文情怀。作者衡估一切优秀文学艺术作品的标准有四条，“第一，关心民生疾苦，理解他们的血泪与心声;第二，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将人类的健全作为一个重要的标尺;第三，有天地情怀，不能仅仅限于从‘人’的视域理解问题;第四，强调美的力量，因为没有文学性和艺术性的文学艺术是缺乏生命力的”。这个标准及评论体系就续接上了中国人文传统和文论传统。关注世道人心、追求天地境界、强调“言而有文”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精神的核心命题与追求向度。
但这种源远流长的人文传统，在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中却没有很好地继承下来，一种“惟新是务”的“现代性”冲动带领中国文学向前迈进，因此，古典情怀的表达与古典情怀的书写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显得有些不合时宜。而中国文学的“中国性”身份却建基于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的基础之上，古典人文情怀有如中国文学的血脉生生不息，正如人无法走出自己的皮肤一样，这股传统人文趣味深潜于种种“合时宜”或者“不合时宜”的文学书写之中。由此，“传统与现代”一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与评论中的“元典”性问题，选择的两难性存在决定了该时段文学的丰富复杂性。而古典人文情怀的包容性与选择的多元性却可以超越这种选择的两难。从这个角度而言，王兆胜标示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的标准，真正体现了古今中西的交融互补特征，因此尤其能够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性与显著的“中国性”。
王兆胜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局限性分析得很到位，“由于20世纪中国文化先驱的载道思想、忧患意识和偏激思维方式，所以在矫枉过正、推动文学革命向前发展的同时，总体说来，他们又犯了顾此失彼的错误，那就是:第一，对天地自然之道失去了关注的热情;第二，丧失了宗教信仰和对神的敬畏之心;第三，缺乏纯粹文学的本体性建构;第四，忽略了人类文化健全发展的理性自觉”。中国传统文学中固然有关注世道人心的优良人文传统，但这种传统却不易操之过急，使用过度。在王兆胜的衡估体系与价值分层中，还有一个更高的层次，那就是天地境界，他认为21世纪的中国文学，应该处理好如下关系:“现实社会与天地自然、人与神、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自由与道德、快与慢等。打一个形象的比方:文学应该如同飞机一样，从地面起飞，它可以穿越人为的各种疆界，在高天自由地飞翔，最后还要落到大地。只有这样，文学才会真正获得它的高远、广大与深厚，也才有可能达到自由、丰实、优美和神圣的品格及境界。”这种论断是合情合理、很能服人的。
现代文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显示出时代的丰富性与历史语境的复杂性。王兆胜以《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为题，细致地分析阐释了《红楼梦》这一足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经典之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意义关联，从主题上的“反叛专制与追寻自由”，哲理上的“存在悲剧与人生况味”，人物艺术形象上的“女性形象谱系”，工具技术层面上的“叙事模式及技巧”等角度，全面论述了中国现代文学对《红楼梦》的超越与局限，于个案分析中寄寓总体性意义，足堪说明中国古典之于现代文学的重大意义。在20世纪激烈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的整体语境中，出现那么多对《红楼梦》情有独钟的作家和作品，本身就是一件发人深思的事情。《红楼梦》鲜明的反专制反权威的自由诉求，与20世纪中国文学具有内在契合性。而贯穿于《红楼梦》全书的存在悲剧，则以其深刻性、超越性和超强的感染力，深深地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学。同时，王兆胜也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取法《红楼梦》的局限性作了三点归纳:“第一，对于《红楼梦》，20世纪中国作家将更多时间和精力或用在繁琐的考证上，或用在政治、阶级斗争的解释上;而对其哲学文化思想和文学艺术价值重视不够”。正确的态度还是应该立足于文学本位，视《红楼梦》为一本真正的“元典”。“第二，过于模仿《红楼梦》势必影响作家的突破与创新”。“第三，20世纪中国作家的《红楼梦》情结从一方面说是好事，但从另一方面说也是限制，它极容易为作家设下一个陷阱，使他们容易沉落其间，一面僵化了创造性，一面乐不思创作”。这种在经典面前，“眼前有景道不出”的“失语”或者“沉迷”是应该引起创作家们特别注意的。
《文学的命脉》强烈的古典情怀还表现在作者论文评世时的“仁者”胸怀。在《作家与评家》中，王兆胜这样规劝某些势如水火、对峙不已的作家与评家，他说:“在如今的文化语境中，在当前的文坛，一个人要想完全摆脱功名利禄的影响，成为庄子笔下的‘真人’，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否则就是虚伪和做秀。但作家将心怀放得宽大些，容忍评家自由地论说;评家也能够设身处地，更多地以友善和理解的方式与作家对话，从而使文坛更加宁静、自由和健康，这恐怕是明智之举，也是必要和可能的。同时，每一个文化人包括从事文学的人如果能够多一些自我反省和批判的精神，恐怕也是相当重要的。关于这一点，当然包括我本人在内。”
具体到对某些作家作微观批评时，王兆胜亦秉持这种“中允平和”的文学批评观，在论述有些散文家在处理“知识”材料的失误时，他说:“在散文中，知识是一些材料，它必须被思想和智慧点燃，才会获得个性及其生命。最为重要的是，任何人的知识都是有限的，一旦崇拜知识，越过了自己研究的疆界，那是极容易将常识当新知而津津乐道，有时还会出现难以避免的知识硬伤。这也是余秋雨散文常遭批评的一个原因。在这方面，王英琦散文的问题不少。比如，任何知识、概念、命题都是有前提和语境的，也是有其历史感的，如果脱离了这些而一般化地谈论是靠不住的。”这种批评持论公允，言辞温逊，相较于那些剑拔弩张，与批评对象势如冰炭的批判式文章，相信会更让人折服。
篇8
文学理论课程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重要课程，承担着将文学从现象上升为本质，培养学生文学鉴赏、批评、进行理论思考的任务，长期以来，文学理论课程陷入了教师难教、学生难学的困境。不少学者提出诸多对策：有从教材编写角度进行反思①；有从中文学科角度指出“当前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教学存在的问题，是过分注重‘概论’、‘通史’的教学，而不注重经典原著，特别是古代经典原著的阅读与教学”〔1〕；还有从培养目标、教学目的和教学理念等方面进行探讨②；与此同时本质与反本质主义论争此起彼伏③，文学本质争论却未进入文学理论课程教学的探讨中，形成文学理论界论争如火如荼，课程探讨置身事外的“奇观”。笔者认为对文学理论课程的探讨离不开对文学理论的反思，只有将相关争论引入文学理论课程探讨中，方能厘清和解决问题。
学科定位、教材编著、教学活动是文学理论课程的三个核心，是“三位一体”的，共同构成了文学理论课程的“阿基米德点”。学科定位直接决定、塑造着教材编著和教学活动的展开。学科定位是对自身特质的界定，只有确定了此才能展开教材编著，由此在教材基础上进行相关的教学活动。学科定位是先在的，决定了该学科的知识核心，教材是围绕此构建的知识谱系，教学活动则是该谱系的传承与自我增值，三者缺一不可。应该看到，文学理论课程的困境是普遍而非偶然的，只有从现状出发，反思旧“阿基米德点”，催生出新“阿基米德点”，方能脱文学理论之困。
一、旧的阿基米德点
1.窄化与散乱的学科定位：
文学理论又称文艺学，1949年后从苏联传入，是我们学习苏联的结果。就西方传统而言，无中国意义上的文艺学或文学理论，只有如亚里士多德《诗学》所研究的广义诗学，包括音乐、绘画、雕塑、建筑、诗、演讲术等即艺术，塔塔尔凯维奇指出：“在古代的希腊，‘艺术’一词适用于每一件运用技巧完成的作品，也就是依照常规与法规所产生的作品。”〔2〕P82此概念到18世纪“巴多列出五种美术——绘画、雕刻、音乐、诗歌与舞蹈——并且还加上了两种相关的艺术——建筑与雄辩。这个名单不久便获得了公认，不仅是美术之概念被建立了起来，而且它们的名单也就是美术的系统，也被建立了起来”〔2〕P23，后世对艺术的看法在此基础之上略有损益。相较而言，我国的文学理论在范围上较窄，它不研究音乐、绘画、雕刻、舞蹈等，只言“研究文学及其规律的学科统称为文艺学”〔3〕P1，文学也只是指经典文学作品。本世纪初国内有学者提出文学理论边界应该移动，却只将文学从狭义拓为广义，未从本质、种类上对研究范围有所变更。
学科定位窄化切断了文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血脉联系，使原本活泼、新鲜的审美现象沦为僵死的教条，学科之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成了应有之义，有学者指出：“汉语言文学专业各门各类课程的细分和自我封闭达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往往是搞中国文学的不了解外国文学的发展和动态、搞古代文学的不了解现当代文学发展动态、搞文学的不了解文学理论的发展动态，反之亦然”。〔4〕成因固然离不开教师的自身知识结构，却也暴露出了文学理论课程定位的窄化，导致了自身知识的空疏。
学科定位窄化切断了相关学科的血脉联系，导致了文学理论课程在教学计划中的散乱，不少高校将文学理论课程放在大学一年级。我国现行高考体制下，学生不可能广泛阅读大量文学作品，更无相关文学积淀。在这种条件下，将文学理论这样要求有较深的文学积淀和理论思考的课程放在大学一年级，真是天方夜谭！有老师认为将文学理论课程放在大学一年级，有助于学生的学习，理由竟是：学会了理论，好读作品。仿佛后面的阅读都只为了印证先前的理论，所有作品都为理论而存在。这与学哲学记结论有何差别？学科定位的模糊使课程设置成了任人任意摆弄的“拼盘”，使学科间应有的逻辑勾连消失得无影无踪。
2.封闭的教材：
教材是一门学科的基础，传授给初学者该课程最一般性知识，使初学者能快捷地知晓、掌握本门课程的基本问题和学术前沿，是该学科的知识谱系，是该学科最简明、扼要的叙述。就国内使用的文学理论教材现状而言，封闭性是其共同特征，主要突现为：
（1）绝对的真理观：文学理论教材有着较强封闭性，陶东风先生曾言“当大学文艺教学中一元、绝对的真理观与认识论得到了体制化的支持以后，就更加‘如虎添翼’，成为压抑性、排他性的知识与话语霸权……本质主义的文艺学知识以及僵化的教学——评估——考试体制导致了文艺学的研究与教学人员思维方式的僵化。”〔5〕P18不少教材编著者认为文学理论教材本身提供的是一些最根本“真理”，殊不知其所持传统之主观与客观相一致的真理观早已被扬弃，正如刘象愚等先生所言：“所谓真实，其实只是人们对真实的看法，有什么样的‘真实观’，就会有什么样的真实，所谓惟一的客观的真实其实并不存在……人们不能将自己的真实观当作唯一的真实，而将所有与自己的真实观不吻合的文学全部当作‘虚假’而加以排斥或拒绝。”〔6〕P6
“真实”如此，真理更如此，当我们不断沉迷于理论时，忘却理论本身只是一种假设，一种达到本质的“脚手架”，诚如汪丁丁所言“黑格尔在《逻辑学》导言里指出：科学由以出发的那套公理体系，是科学无法证明的，故只好求助于人心的共识，即‘常识’。可是，常识无法提供‘真理’。后者是确定性的，前者则可对可错。于是，科学因前提的不科学而成为不科学。对此，黑格尔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建构一个从问题的核心出发加以循环论证的体系。如同一群盲人，既然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都无法确定地指出大象的样子，那么，为什么不采取盲人之间广泛对话的方式呢？围绕‘大象’这一问题的核心，通过‘对话’—— 与‘辩证’分享同一个希腊词根——循环往复并且不断上升，从而可以趋近那个真实的‘象’。”〔7〕P54
人类知识如此，文学理论教材亦如此，我们在编著文学理论教程时，应将这种诚实传授给学生，它是我们文学理论不断自我更新的根源，认真考察国内文学理论教材时我们却发现，众多文学理论教材仍沉溺于提供绝对真理，忘记了真理只是我们对“真理”的“意见”。
（2）封闭的知识结构：卡西尔曾指出“我们的确一方面看到近世自然科学不断从简单的元素或质点开始去追问事物的‘理由’或‘原因’，而却对只谈形式结构的理论表示高度怀疑。另一方面人文科学在沉吟于系统性的形式结构的对比之余，却对其系统的起源问题讳莫如深。”〔8〕P20—21文学理论教材亦如此，当我们沉溺于各种体系理论的建构，表述各种相关理论知识时，忘却对来源进行探究。教科书中不乏文学发生、文学本质等章节，却缺乏对文学来源追根溯源式的探问，结果是我们的文学理论只会就事论事、随波逐流，向上不能达到对文学规律的把握，向下不能解释具体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只沦为僵死的教条。
封闭知识结构还表现在对知识等级性的遗忘上，必须明确一点，人类知识的产生本身具有等级性，体现为下一学科的合法性由上一级学科保证，即“不同学科的真理有高下之分，低级学科的真理缺乏充分的根据，它只能借助高级学科的真理来确定自身的真理。而最高学科的真理则一方面能确定其他学科的真理地位，另一方面又不需要任何其他学科的真理来确定自己的真理地位，换而言之，它或是自明的，或是可以自证为真的，或是根本无需证明。”〔9〕真理等级观历史上有不同建构核心，这种等级制度始终存在，虽在现代主义哲学中遭遇困境，作为历史性先在，人类知识曾经被这样规划，无论合理与否，必须将其作为先在结构加以接受，这是理解的前提。
文学理论学科也存在着这种真理等级观，从文学始呈现为：文学——文学理论——美学——哲学——第一哲学（形而上学）结构，可称之为知识之树。这种真实存在的学科层级在现代经历了尼采所言的“拉平”，它使各门学科之间原先的高下、隶属关系变为平行、独立。这必然斩断了其“源头活水”，从内在方面造成了文学理论的封闭性。上文从学科定位角度指出了这种封闭性，此处则从根源上予以深化。
3.僵化与流俗的教学活动：
教学活动是教师——教材——学生三位一体的互动，是整个知识传授中最重要的环节。就现状而言，文学概论教学活动日益陷入僵化与流俗之中。它不仅仅包含教材编著的封闭性、知识僵化上，还表现在教师在教学活动中不对相关学科知识穷根溯源，只满足于照本宣科；不是培养学生对本门课程的探究兴趣，而是扼杀学生的求知欲。在教学活动中，由于教师视域、学养的不足，使得教学活动中片面地、盲目地迷信教材，致使教材中的错误得不到有效批判，更谈不上培养和锻炼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以往，在教学活动中我们偏重知识传授，忽略了对学生情感、心灵的塑造；偏重于建构体系，忽略了对体系本身的质疑，结果是学生得到的是大而无当、充满了宏大叙述的“知识”，扼杀学生的灵性，无怪乎李泽厚先生指出现在文艺理论“摧残人才，很多有天分的人，被磨得没了”。〔10〕P44
文学理论教学如不以文学作品为根基，不致力于文本的细读，从中升华出文学理论，再用经典作品来检验、完善，只能产生大而无当的概论和僵死的教条。更可虑的是，大多数学生不可能终生从事文学理论的研究，他们对文学理论的认知，必以大学课堂上的印象为主，如果我们教授的是上述僵死的文学概论，必然导致其对文学理论的轻蔑。假以时日，这种轻蔑会导致文学理论的社会影响力不断萎缩，文学理论为了抵抗这种趋势，必然会将自身边界扩大，即“今天占据大众文化生活中心的已经不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绘画、雕塑等经典的艺术门类，而是一些新兴的泛审美泛艺术门类的活动。如广告、流行歌曲、MTV、KTV、电视连续剧、网上游戏乃至时装、健美等。”〔11〕
笔者认为，这种扩容实质在于文学理论的自身危机，正如西蒙指出垃圾文化即大众文化“无一不是古典文化在当代新现实中的翻版。”〔12〕P2通俗或大众文化本身只是变了形或被降解的精英文化或对文学经典的降格与戏仿。如果我们能够将文学经典研究通彻，大众文化的研究自可举一反三，毕竟文学经典中审美经验的沉淀和表达最为充分。
要克服上述弊端就有必要重塑新阿基米德点——对学科定位、教材编著、教学活动进行重新思考，以新“阿基米德点”代替旧“阿基米德点”。
二、新的阿基米德点
1.学科定位的广义诗学化
文学理论课程定位上，不要求在学科定位上做全面调整，而应有广义诗学眼光和背景，注重学科间的勾连，从更广的审美现象出发，对其进行概括和归纳，克服课程设计上各自为政、凌乱散化状态，从广义诗学角度整合相关课程。具而言之，文学概论课程应成为文学课程和文学批评课程的总结和集大成，以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外国文学等课程为根基，沟通中西文论，勾勒出文学的脉落史，培养对具体文本的细读能力，使之成为上述课程的逻辑汇合点，整合其他相关课程，给学生提供一个完整、自洽的知识体系。
2.溯源、开放性文学理论教材的编著：
文学理论教材封闭性主要肇始于：绝对真理观和封闭性知识结构。20世纪西方文论与19世纪及以前的文论截然不同，如用地震震级表示则它属于“推倒了我们的信仰和观念中最稳固和最坚实的东西，把属于过去的广大地域夷为废墟。它怀疑整个文明或文化，并疯狂地另起炉灶，这就是第三级地震。”〔6〕P25
20世纪西方文论属于颠覆一切的震级，与过去截然不同，我们编著教材应考虑这一根本性转变。考察国内相关文学理论编著后，会发现大多数教材观点仍停留在19世纪及以前，少数教材力图反映20世纪西方文论，却对19世纪及以前的文学理论不屑一顾。目前，国内教材的编著，要么执旧即偏向于19世纪及以前的文学理论，要么趋新即沉迷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论，忘记了二者相互内在的逻辑勾连，呈现出断裂趋势。20世纪西方文论全面颠覆了19世纪及以前的文论传统，却仍以其为参照系，没有对19世纪及以前文论的研究，要全面、完全理解20世纪文论是困难的。笔者认为文学理论教材应该反映和兼容20世纪文论，详参笔者的《断裂与融合》一文，其结果必然打破绝对真理观在教材中的统治，使教材呈现溯源和开放态势。
打破知识封闭性必须有以下两个基点：一是重新认识理论，教学中理论往往被神圣化，被视为真理。这不符合理论本身的特性，理论从其本质上而言是人对事物的一种设想，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工具，理论有潜在公设和应用范围，如果对其公设进行不同思考，必产生不同理论，可以说理论就是用来回答这门学科根本问题的，它将这些思考回答通过一条列的方式整理成系统，通过系统本身来保证其真值，一旦对其根本问题产生不同的回答，则原本建构的知识大厦有颠覆危险。
就人文学科而言，最根本的问题虽经过几百乃至上千年研究，仍处于暧昧不明中，比如哲学是什么，人是什么，文学是什么？皆是人类永恒的问题，不同的回答必然会产生不同的知识核心，其通过一系列结构方式形成成体系的知识，有学者指出“文学研究的模式大致可以分为规范型、描述型和反思型三种。”〔13〕他是以研究方法为核心建构出不同知识类型，是对文学研究的再研究，本质上并未回答文学是什么的问题，这种趋势在国内文学理论界有不少认同者，有论者直言“暂且把‘文学是什么’这一问题搁置一旁，存而不论，转而考察‘文学活动’，也即把‘文学活动’作为文学理论最基本的研究对象，把关于‘文学活动’的追问作为文学理论最根本的问题。”〔14〕
这样只能使原来活泼、开放的文学理论陷入封闭和僵化，将文学确定为一种活动，只是一种尝试，并非对文学是什么的最终回答，视为思维方式转变未尝不可，用此置换文学根本问题则不足取，遗憾的是我们常将这种尝试视为理论探索的最终答案，将其作为真理来传授，导致了对文学理论根本问题的遗忘，封闭了由“文学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带来的开放性思考，更可怕的是一旦确定某一核心，就会以其为中心，建构起相关的知识体系后，理论就会进行不断地自我增值，将根本问题遗忘或遮蔽。
笔者认为文学理论根本问题是“文学是什么？”我们可以说文学是人学，紧接着就会回答“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笔者赞同马丁？路德金的看法“‘人是什么？’这个问题，是任何一个时代所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一个社会的整体政治、社会和经济架构，在很大程度上亦决定于他对这个问题的答案。”〔15〕P41文学理论不能回避这个问题，不同的文学理论是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由此亦可标出19世纪及以前与20世纪文学理论的差异。19世纪及以前认为人是有理性的动物，能够通过现象把握本质，20世纪则宣告这种理想的覆灭，高扬了人非理性的一面。应看到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还是象征主义、荒诞主义、虚无主义等文论差异皆是有对文学是什么的不同回答，背后正是对人的本质即人是什么的重新界定。
因此，笔者认为我们文学理论著作的编著，有必要重新回到文学理论根本问题，从尝试回答这一问题为中心，对文学理论进行细致地梳理，才能使得文学理论教材从封闭走向开放，方能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兴趣和创造能力。
其二、明确理论限度：文学理论在以文学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为核心，梳理不同的理论和知识时，必须标出各种理论和知识的界限，知识的产生就其方法而言“主要是对一类对象中的大量个别事物进行观察实验研究，以此得出这类对象的一般性结论，从而形成从个别到一般的认识，即达到规律性的认识。”〔16〕P122这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对大量个别事物的归纳，由于种种限制和归纳的有限性必然决定了所产生的理论不可能涵盖所有事物，波普就指出“在任何特定数量的证据下，所有理论，无论是科学的理论还是伪科学的理论，其数学概率都等于零。”〔17〕P4就有必要对理论的适用范围进行限制。同时，由于人认识能力的局限和理论须接受实践检验，必然决定了任何理论都是未完成的，都是开放的。
因此，我们文学理论教材在编著时应从根本问题出发，对各种理论标识出理论范围和限度，尤其重要的是要注意经典文本的细读，因为缺少了文本的介入，我们的文学理论一方面失去了产生的源头，另一方面失去了完善自身的可能。
3.以心灵为对象的活性教学
文学理论是人文学科，是以人为对象的学科，注重对学生健全人格、高尚情操的培养，由于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勃兴，人文科学生存空间日益狭窄，人文科学对心灵的陶冶功能日益置换为单纯地传授知识，遗忘了文学经典著作具有的对人性的净化、陶冶。我们文学理论教学中经常出现了“空对空”的情况：脱离作品空谈理论，有了理论却不能在实践中将以运用。我们须高度重视对文学经典的阅读，它们不仅仅是理论基础和实践对象，更在于“伟大作品给出了关于什么是美好生活、什么是美好德行等紧要问题的深刻思考与解答。”〔18〕P5通过阅读文学经典作品，学生收获的不仅仅是悟性的培养，想象力的丰富，更在于心灵的陶冶，在用理论解读文学经典，用文学经典检验、发展文学理论的过程中，我们收获了鲜活的理论和对人生命运的思考。
课堂是学生接受知识的场所，是心灵与心灵碰撞交流的地方，通过阅读文学经典，解析文学经典，古人今人之间时空距离消失了，有的只是心灵与心灵的对话，这种对话基于对文学作品细读的基础之上，通过互相之间的对话而达成，正如海德格尔对logos的解释一样“是让看某种东西，让人看话语所谈及的东西，而这个看是对言谈者（中间人）来说的，也是对相互交谈的人们来说的。话语‘让人’〔从〕某某方面‘来看’，让人从语题所及的东西本身方面来看。只要是话语是真切的，那么，在话语中，话语之所谈就当取自话语之所涉；只有这样，话语这种传达才能借助所谈的东西把所涉的东西公开出来，从而使他人也能够通达所涉的东西。”〔19〕P38这种对话将有效地启蒙学生的心灵，同时也使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告别独白式的“一言堂”，也将有效地打破学科—教材—教学活动的局限导致的封闭性。。
笔者认为文学理论课程有学科定位—教材编著—教学活动构成的阿基米德点有必要从封闭、僵化中走出，重新厘定自身，使自身呈现出开放、活泼的特性，只有从旧的阿基米德点中走出，才能迎得新的阿基米德点，才能有效地走出文学理论课程自身面临的困境与危机。
〔参 考 文 献〕
〔1〕童庆炳.回归文学经典的“教”与“学”——高校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改革的方向〔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03）.
〔2〕〔波〕瓦迪斯瓦夫·塔塔尔凯维奇.西方六大美学观念史〔M〕.刘文潭，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3〕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4〕陆以宏.多重视域中文学理论教学的再思考〔J〕.教育与职业.2009，（27）.
〔5〕陶东风，王南.文学理论基本问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刘象愚，杨恒达，曾艳兵.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7〕汪丁丁.情境笔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8〕〔德〕恩斯特·卡西尔.人文科学的逻辑（译者序）〔M〕.关之尹，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9〕常健.真理的等级论与交互文本论〔J〕.文史哲.2003，（04）.
〔10〕李泽厚，刘绪源.该中国哲学登场了？——李泽厚2010年谈话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11〕金元浦.当代文学艺术的边界的移动〔J〕.河北学刊.2004，（04）.
〔12〕〔美〕理查德·凯勒·西蒙.垃圾文化——通俗文化与伟大传统·（译序）〔M〕.关山，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13〕王元骧.对于文学理论的性质和功能的思考〔J〕.文学评论，2012，（03）.
〔14〕马大康.面向文学实践的理论转向——关于“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思考.文艺争鸣.2009，（09）.
〔15〕〔美〕马丁·路德·金，霍玉莲.我有一个梦想〔M〕.王婷，戴登云， 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16〕王路.逻辑的观念〔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篇9
莫言的作品刚一红起来，立马就有人发出声音：让莫言的作品进入中学语文教材！据媒体报道，“10月13日，语文出版社中学语文教研组已经确定将莫言的作品《透明的红萝卜》收录在高中语文选修教材中。《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李敬泽也表示，不要低估现在中学生的理解能力，莫言早期的短篇小说充满诗意，非常适合中学生读。”①诚然，莫言获“诺奖”有广泛的社会影响，让更多的孩子了解他的作品无可非议。“诺贝尔文学奖，代表的是该年度世界文学创作的最高水平，莫言的获奖可以说是圆了几代现代中国文学家的梦，其作品应该得到推广和普及，而对当下的许多中学生来说，莫言和他的作品还相对陌生。因此，语文出版社决定把莫言作品编入高中语文读本，也算是顺应了时代潮流。”②
也有人指出，“莫言被‘诺奖’认可的主要原因就是其魔幻现实主义的风格。魔幻现实主义源自于拉美，是一种夸张、突兀、充满奇异想象力，甚至有些荒诞的描法。这种源自西方的风格不是所有人都接受。”③而且，莫言作品中存在一些的大胆描写，一些暴力血腥场面的描写，这种鲜血和悲怆交织的残忍，历史与魔幻的狂欢，其实并不符合中学语文教材对“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正统要求。即使是《透明的红萝卜》，也仍有相当的成分和男女情爱的大胆描写，并不适合中学生阅读，当然也不适合在课堂上进行讲解。
总而言之，莫言的作品该不该入选语文教科书，众说纷纭。我们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否作为范文而被收入语文教材中去，是否适合中学生在课堂上阅读，应该从“语文”的角度进行分析。
二、语文教材的内涵
莫言的作品获得诺奖是中国文学界的大事，其作品中闪现的对人性的挖掘之深入细致是无与伦比的，对于中学生来说也有了解其作品的需要。但是，“教材与一般文学作品有很大区别，不仅要看作品是否具有典范性，是否符合教学需要，还要看是否对学生语文能力的提升有所帮助。此前之所以没什么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作品入选教材，主要还是因为这些作品太过晦涩难懂，成年人都不爱看，更别说是中学生了。”④所以，在决定能否入选之前，我们必须了解语文教材范文的概况。
（一）教材范文标准：榜样之文
教材范文，必定要是榜样之文。何为“榜样”？这就与教材的“语文性”密切相关了。“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⑤那么，语文教材作为语文课程的重要载体，就必须承载工具性和人文性，也就是既要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又要有利于学生形成高尚的道德情操、正确的价值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作为“语文”的榜样，必须文质兼美。“文”，体现“知识和能力”的课程目标；“质”，体现“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课程目标。比如鲁迅的《祝福》，让学生掌握叙述人称转换、社会环境描写、倒叙手法使用，这就是“文”；让学生了解吃人的封建礼教，引起情感体验，这就是“质”。文质结合，才能成为语文课上的教学范文，才既能培养学生的读写听说能力，又能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
同时，范文的“榜样”，更指语文“课堂教学”的榜样，也就是说，在一两个“四十五分钟”内，教师能够通过这个“榜样”，有效地教会学生一定的知识，培养学生的读写听说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对学生进行人文熏陶。从文本的结构而言，必须有相对的独立性。从字数而言，据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教育教材语言分中心的统计，在四套通行的义务教育教材中，四套教材平均每篇课文约913个字符。⑥我们认为，义务教育阶段的教材范文字符取这个数字比较科学；当然，这仅仅是平均数字，还要考虑随着年级的递增字符数也应相应增加等各种因素。总之，义务教育阶段语文课本范文最高不宜超过2000字符，高中课本范文字符数可略高，至于文言文，最多取其一半。所以，入选的文章必须在结构上有整体性，篇幅符合教学要求，否则会让课堂教学重点过多而难以把握，破坏教学的有效性。
另外，范文的“榜样”，还指“学生摹写”的榜样，也就是说，学生学过范文后，其“初级阶段”能以范文为榜样，写出自己的文章，然后逐步走向写作的自由王国。因此，“榜样”之文要符合学生的实际情况，不能过高或过低。
（二）教材的选文来源
了解了语文之“榜样”，那么如何遴选这些教材范文呢？
由于历史和审美的原因，优秀文学作品、名家名篇和经典这三者的交叉部分一向是教材范文遴选的主体部位。优秀文学作品、名家名篇和经典都属于“名篇”，它们之间虽有共同之处，但也各自有着其独特的“个性”，它们之间有交叉重合的部分，但是绝不能混为一谈。⑦但同时还必须注意，不是所有在这个范围内的作品都应该入选，更必须考虑到上文所提及的“语文”的因素。
三、什么作品进教材，应由“语文”说了算
再看莫言的小说。莫言是继承鲁迅之后，写农民写得最贴近底层、最细腻真实的。他笔下的作品，无论是《生死疲劳》里的地主西门闹、长工蓝脸，还是《丰乳肥臀》里的上官一家，抑或《檀香刑》里的赵甲孙丙钱丁，都代表了最现实的农民形象，充满了最底层农民的呐喊，虽然他们身上满是丑陋不堪的模样，甚至呈现的是肮脏的、乱七八糟的样子，但是在深挖人性这一点上，莫言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无疑是极其鲜亮而成功的。可见，从文学造诣上来看，莫言的作品作为优秀文学作品选入中学语文教材未尝不可。
然而，什么样的作品可以入选教材，不取决于文学时尚风向标，也不取决于文学奖项，更不取决于专家领导的一时冲动。语文教材应该有“语文”之范，有“语言味”。
首先，语文界早就达成广泛共识：课文要选取内容健康、文字规范的文本。
其次，从范文应该适应“课堂教学”这个意义上说，莫言精彩的作品大部分都是长篇小说，其内容都有很强的连贯性，历史与魔幻并存，如果只节选一部分内容放在课本里，不仅让学生难以体会文章的主旨，也会影响教学效果。
另外，莫言的作品有着相当深厚的文学积累，小说中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般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不仅沉淀着他生活的年代和环境，也让乡土气息和魔幻并存。中学生对各种文体的把握还处在初步的实践阶段，从“范文摹写榜样”的角度而言，起点就显得过高。一下子以这样高的起点为范本，往往可望而不可即，甚至画虎不成反类犬。
因此，笔者认为，莫言的作品精彩与局限并存，但其过于激烈的言语和深刻的内涵难以达到通过“工具”渗透“人文”这一“语文”的特殊要求，反而会让中学语文教学难以驾驭。得了诺贝尔奖，并不能就此认定莫言的作品立刻适应了语文“范文”的需要。我们认为，莫言的大部分作品并不适合进入中学必修语文教材，即使可以进，也必须在作者同意的原则下对原文进行仔细的挑选和修改，使其符合“语文”的“范”，并不能凭一时的冲动。
四、语文教材选文不能赶时髦
总的来说，近些年来，几乎每次教材文本的进出改动都会引起争议。其实莫言作品《透明的红萝卜》已经发表20多年了，如果确实优秀到了足以入选中学语文教材的程度，那么，20多年来为何始终未能进入有关选材专家的法眼？定要等到现在——莫言获得诺贝尔奖才能选入教材？前倨后恭，“超速”入选教材，令人惊讶。如果说莫言的作品确实有“经典”之处，也符合教学的需要，过去选择有所遗漏，增选进去，未尝不可；但如果仅仅是因为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就要顺势选取，我们的“语文”不就过于势利吗？
回过头再去想想，因政治风向或其他原因而使有关文章跻身语文教材的例子难道还少吗？诸如一些大人物的文章和一些因政治的需要而临时上升的“名篇”。然而，这些“赶时髦”的产物，如今何在？让语文教科书范文变成了心血来潮或者社会风向的产物，审美价值及职业操守何在！
同时，随着“莫言热”在国内持续升温，文坛歌舞升平，热力四射，一些出版部门只是期望能靠趁热打铁“经营”莫言来赚个盆满钵满。“作为语文教材出版者，语文出版社自然不甘落后，便不假思索地将莫言作品收录在高中语文选修课程中，促使教育部门及学校因热捧莫言、膜拜诺奖，而让高中生人手一册。因此，与其说是高中语文课本选修莫言作品，不如说是语文出版社在选修功利。”⑧更有甚者，大部分高中生并不关心莫言作品是否入教材，他们更关心的是莫言作品会不会是今后高考的热点阅读题目。⑨语文教材编写部门本着让学生了解莫言、了解他的作品的目的而让莫言的作品入教材，但在学生们的眼里，却只与考试的风向标相连，显得可笑。
对莫言获奖，没有必要像打过鸡血一样亢奋。莫言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在世界文学界的地位毋庸置疑，让更多的中学生了解莫言，了解他的作品，十分必要。但要，让学生对现当代文学感兴趣的途径，绝对不只是入选教材。除了课本，学生也可选择其他途径阅读莫言的作品。莫言的作品选入语文教材，学生会读；不放入语文教材，也会有很多学生去追着读。在语文考试与语文教材“脱轨”的现实下，莫言作品无论是否进语文教材，也都应该成为一个学生必须知道的文学常识。如何在莫言获得诺奖之后，给我国学生创造更大的阅读空间，回归读书本身的价值，才是教育部门和教育工作者应该思考的。
我们认为，就目前而言，本着让中学生了解莫言作品的目的，可以适当挑选作品进入语文读本，引起学生阅读莫言精彩作品的兴趣，进而拓展到更广阔的语文阅读天地。
————————
注释：
①周逸梅，田超，张晓鸽：《莫言作品将编入语文社高中选修读本》，《京华时报》，2012-10-14（13）.
②《莫言作品进教材，支持or质疑》，2012-10-16
③王秒：《莫言作品入教材应慎之又慎》，沈阳日报，2012-10-15（11）.
④⑧《莫言作品是否该入选中学教材》，西安日报，2012-10-16（8）.
⑤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社，2011年版。
⑥周美玲，苏新春：《四套基础教育语文教材的用字状况调查及思考》，《第二届全国教育教材语言专题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8年版。
篇10
距今已有六百多年历史的昆曲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剧种，2001年联合国评鉴首批“人类口述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就将其列入其中，这同时也意味着，像许多传统文化一样，昆曲也正面临着生存危机。如何更好地保护这种古老的传统戏剧形式，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一个令我们思考的问题。
传统文化的传播离不开媒介，随着媒介形态的发展，昆曲施展魅力的场所由最初的舞台，走向广播、影视。由于昆曲在文学和艺术上的特殊性，需要读者（观众）具备一定程度的文化、艺术积累才能理解其内容、欣赏其表演艺术。而大学生作为接受过高等教育，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群体，使得高校成为昆曲生存的沃土。因此，倘若能够借助网络媒体的力量，将高校文化建设与传统文化传承相结合，无疑是一条可行性路径。
一、古莲种子的新土壤：互联网时代的昆曲传播
莲花种子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植物种子，千年前的古莲种子经过培育，依然能发出新芽，绽放出绮丽的花朵。倘若我们将以昆曲为代表的民族传统文化比喻为沉睡千年的古莲种子，那么互联网便是能使它们焕发出全新生机的土壤。
网络媒介具有跨时空传播、即时性强的特点，其强大的多媒体功能更是兼具了纸媒的文字表达和电视、广播的视听功能。常见的网络传播形态有门户网站、论坛、搜索引擎、博客（微博）、播客、即时通信工具等，以此呈现的昆曲文本形态也十分多样。例如，中国戏曲学院“雅音新赏乐团”在推广昆曲艺术时，充分利用微博和微信公众账号的平台，推出微博“雅音新赏昆曲在线”及微信公众账号“雅音新赏”，通过这些平台最新演出资讯、昆曲常识，及演员个人动态，既及时有效地传达信息，又能够通过一幅幅精美的图片让青年观众从视觉之美进入到昆曲的绮丽天地。
此外，网络媒介还具有鲜明的交互性和信息小众化的特点，与受众间的互动加强，使得大学生可以通过网络媒介与昆曲专家、演员进行互动。如“昆曲义工”白先勇的个人微博，内容涉及昆曲演出信息、幕后花絮、昆曲v座、昆曲研究文章等与昆曲相关的方方面面。而微博同时也为昆曲观众提供了参与的机会，观众可以通过微博平台，撰写自己对昆曲的认识，成为其他媒介有效的补充手段。在这个过程中，观众兼有信息接收者和传递者的双重身份，体验感增强，并能自觉推进昆曲更为广泛地传播。
二、珠联璧合：昆曲与高校文化建设
昆曲进入高校，在传播昆曲的同时传承民族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与我国现代大学创立同步的。早在我国第一所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创立之初，时任北大校长的就聘任昆曲学家吴梅担任词曲教授。20世纪40-50年代，俞平伯在清华大学组建“清华谷音社”，赵景深在上海组织“上海昆曲研习社”，其成员大多是高校师生。改革开放以后，高校又有了普及昆曲的学术、实践活动，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就是白先勇的“北大昆曲传承计划”，以及青春版《牡丹亭》的各地公演。
2009年秋，在白先勇的倡导下，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启动“白先勇昆曲传承计划”，该计划“将在北京大学开设昆曲公选课，举办包括演出、展览、讲座等活动在内的昆曲文化周，推动数字昆曲工程等，力求保护昆曲文化、培育昆曲传承新生血液、用全社会的力量推动昆曲文化的复兴。”这项计划一经展开，立即引发不小的影响。而这一传承计划之于我们的意义并非只是对昆曲的传承，它在传承民族传统文化，推动校园文化建设方面所做的尝试，无疑也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北大作为一所历史悠久的名校，本身有着深厚的人文传统。以昆曲教育为例，自将昆曲教育引入北大后，北大一直有昆曲传统，以吴梅、俞平伯、吴小如为代表的几代师生不遗余力地研究、创作、推广昆曲艺术，让昆曲之美在北大校园内不间断地一直传承下去。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白先勇为何选择将他的“白先勇昆曲传承计划”率先在北大校园进行推广了。北大的昆曲传统为“白先勇昆曲传承计划”提供了最佳平台，而在这项传统艺术中，北大的校园文化亦在无形中得以丰富、深化。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与校园文化建设其实有着相辅相承的互动性，我们甚至可以说，传承民族传统文化本身就应当是高校文化建设的一部分。因此无论传承民族传统文化还是进行高校文化建设，都需要长期坚持下去。校园文化是高校办学理念、校园精神、管理水平的集中展示，它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项持久的、集各方力量共同完成的事业。建设校园文化不能存功利主义之心，须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
三、“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传统与“今天”对话
正如昆曲经典《牡丹亭》里的唱词那样：“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在将民族传统文化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一部分的过程中，我们唯有真正进入传统艺术的“园林”之中，让传统与“今天”对话，使传统文化能成为大学生生活中的一部分。在这一方面，“白先勇昆曲传承计划”便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样本。
（一）让多元主体为高校文化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推动高校文化建设需要高校自身的努力，同时更离不开高校与市场、社会之间的多元互动。“白先勇昆曲传承计划”得以成功，与高校、市场、社会之间的合作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当前，我国已迈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依据美国学者马丁・特罗对高等教育发展不同阶段特征的描述，从精英教育阶段到大众化教育阶段，其表现并非仅是毛入学率数量指标的变化，数字表象背后所呈现的，则是高等教育若干方面质的变化。在诸种质的变化之中，无法忽视的便是高校与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正不断发生着变化，随着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发展至普及阶段，高校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同市场、社会的互动协作，适当地借助来自于校外的力量，不失为一种为高校文化建设注入“新鲜血液”的良好方式。
市场可以为高校文化建设提供强大的资金支持。在“白先勇昆曲传承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其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分别得到了来自可口可乐公司、美国FCCH基金会的资金赞助。在“白先勇昆曲传承计划”中，经费的投入是各项活动如演出、展览、讲座等得以开展的必要条件。当前高校的文化建设，其经费多来自财政拨款，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商业资本同文化之间不断交织缠绕并形成复杂丰富的耦合机制。文化事业同文化产业的发展并行不悖、相互促进。只要建立起完善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高校文化建设也可以充分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顺应社会主义市场机制，与企业、演出机构、个人等市场力量共同搭建平台，携手促进高校文化建设的繁荣与发展。
社会对于高校文化建设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专业技术支持上。“白先勇昆曲传承计划”中所开展的一系列昆曲课程、讲座中，其师资团队囊括了国内昆曲研究方面的专家、学者及昆曲表演艺术家，而以青春版《牡丹亭》为代表的昆曲演出则依托苏州昆剧院等演出团体。由此可见，高校文化建设离不开市民和社会的支持，高校应打开校门“拥抱”社会，寻求全社会范围内专业社会团体及个人的技术支持。借由此路径，以昆曲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也可以传播至更广的范围。
（二）利用新的传播平台进行传播
“白先勇昆曲传承计划”设有官方网站、官方博客、官方微博、微信公众账号，最新的演出、讲座等活动资讯及详情，会通过这些平台，使学生可以第一时间了解。此外，这些平台还会进行一些昆曲相关知识的介绍，虽然这些介绍在学术深度上稍有欠缺，但其富于趣味性，对于昆曲的普及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同时，网络媒体的交互性特点也使得其成为学生与昆曲专家、表演艺术家互动的平台，在互动的过程中，他们不仅是知识的接受者，同时也能真正参与到昆曲的传承之中。
（三）创新学生参与形式
2010年3月，北大进行了一场校园版《牡丹亭》海选，通过海选，北大昆曲工作坊接纳了80名学员，这其中大部分学员都是不具备戏曲基础的。经过一系列昆曲教育后，进入排练阶段，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张继青、姚继j以及青春版《牡丹亭》主演都曾多次到F场指导这些学生的表演，到2011年4月，校园版《牡丹亭》终于在北大进行公演。这种让学生参与到民族传统文化之中的新形式，使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学生之间的距离不再遥远，而是具有一种新鲜的吸引力，让学生乐于接近、了解，无形中达到了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目的，并在此基础上建设了时代意义与民族传统兼具的校园文化。
四、结语
互联网时代，以高校文化建设为依托，传承民族传统文化是一种很好的方式。我们今日的努力，可以守住那些不应被时间隔断的文化，让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一代代传承下去。
参考文献：
[1]白先勇北大昆曲传承计划. http：///maywalk/KunOpera/.
[2]江巨荣.汤显祖研究论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3]汤显祖.牡丹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4]吴安新，邓江凌.政府和社会力量参与高校治理问题研究――基于“外部利益相关者”视角[J].现代教育管理，2012，（3）：55.
篇11
3.教学手段落后。随着教学设施不断更新,近几年现代化教学设备迅速在高校之中普及,但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来讲,在大多数高校,普遍采用的是“灌输式”“填鸭式”教学方法,受教学内容的影响很少使用现代化的电教设备,在课堂上很少能形成声文并茂、生趣盎然的教学情境,也难以激发学生的高度热情,不能丰富见闻,更无法培养浓厚的兴趣。由于教学手段的落后,导致了在教学过程之中,只有教师一个人在津津乐道,学生只是消极地接受知识,而没有积极地参与到教学过程之中,他们动脑的思维能力及动手的实践能力受到了严重的禁锢。
4.对学生的评价体系单一。现行的教育评价体系只注重学生知识的评价,而忽视了学生能力的评价。在汉语言文学专业考试中也只是重视考察学生知识掌握的程度,评价的依据基本上是笔试的成绩。奖学金的评定,优秀学生、预备党员的选取,很大一部分依据学习成绩,而对学生的视野广度、电脑技能、职业规划及交际交往等非专业能力则没有明确的评价标准。
二、构建以就业为导向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新模式
1.学科定位要有层次性。不同类型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应根据社会需求和自身条件,来制定不同的人才培养目标。例如:国家重点文科院校师资雄厚,图书资料齐全,其人才培养目标应该定位在全面发展,不仅能从事以后的教学及各行各业文字工作,还应有较强的科研和管理能力,培养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高级汉语专业人才。综合性大学、重点师范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应基本定位在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能从事汉语教学与训练,具有文字编辑和新闻采编能力,同时也应该兼有社会文化工作的指导能力的综合型人才。普通专科院校、高职院校和“专升本”时间不长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其人才培养目标应将重点转向为农村、社区培养专门人才,培养出既能在艰苦办学条件下担任教学与训练任务的学校教育工作者,又能够胜任其他行业的专门人才。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划分不同的层次,就可以改变原来“一刀切”的弊端,使学科定位明晰,并具有明显的层次性。
2.专业方向要有多向性。当前社会各种部门和行业之间的融合渗透越来越多,所以,单纯的语言文字工作者已经不能满足各个部门和行业的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在人才培养目标上进行深入研究,重新对本专业的方向设定问题进行全方位的考虑。我们应该根据社会的具体要求,根据不同行业、领域对人才规格的需求模式进行方向分流,形成基础加特色的培养模式。我们可以在汉语言文学专业之下分设语文教学与教育管理(即师范类)、涉外高级文秘、文化产业管理、新闻学、对外汉语教学等方向。实施低年级通修专业基础课,侧重培养专业基本能力;高年级分流主修专业方向限选课,侧重培养主攻方向能力的模式,并鼓励跨专业方向兼修。这样就能使学生在掌握系统知识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兴趣与需要,选择不同的方向学习,从而完成从单一性到多向性的转型。
3.课程设置要有科学性。课程设置是人才培养的具体体现,是实现培养目标的必要条件,因此,课程体系的改革是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整体改革的核心。新的人才培养模式下,对于课程设置的改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优化传统专业基础课。当今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等十余门课程的专业基础课程,存有繁琐重复之弊,所以,新的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首先要精简课程内容,每门课都要根据对本领域最新知识结构的分析来设计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确定教学重点和难点,强化核心内容。其次要整合各课程之间的内容,避免内容交叉重复,如文学概论和写作学都讲文体学知识,文学史和文学概论都涉及文学思潮,前面的课程已经讲过的,后面的课程不要再重复,使整个专业基础课的结构严密而紧凑。其次,增加专业技能课。刘颖聪先生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结构分为考研模块、教育与教学模块、文秘与公关模块、新闻传播模块、社区文化管理模块等五大模块,其中后面三个模块基本就属于专业技能课。专业技能课程的系统设置与强化,是实现培养本专业应用型人才目标的基本保证。在现有的课程设计中,我们设置的应用性课程相对来说较少,且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根 据社会的需要和专业方向的要求,我们应该相应地增加新兴的课程,如在文秘与公关方向之下,应该开设应用写作、秘书学、行政法学、公共关系学、新闻采访与写作、公务员基础知识管理学、广告学、人力资源管理学、档案管理学、办公室礼仪等课程,培养学生从事企事业、机关文员及秘书的能力。在新闻传播方向之下,应该开设编辑与采访及相应的新闻传播学的理论、实践的系列课程,培养学生在文化及新闻领域从业的能力。对外汉语教学方向之下,应该开设教学理论、外国文化及相应的实践课程。这种课程体系的设定能够使我们在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与用的矛盾之间建立一种合理的平衡,能更大限度地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4.技能培养要有实用性。原来培养的汉语人才往往是只懂得运用语言文字工具、与书本打交道的人。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汉语人才必须要多方面地掌握实用性的技术。如,现代科技日益发展,各种网络、传媒技术日新月异,并成为安身立命的必备技能,所以,我们培养的学生就是要既能耍笔杆子,又能扛摄像机,还懂得编辑与制作,能够将语言文字传播、影像传播和网络传播等知识和技能融会贯通。再如,汉语在国际上地位日渐突出,世界各地有众多外国人在学习汉语,对外汉语教师极其紧缺,特别是汉语言文学基础深厚又熟悉一门外语的人才更是倍受青睐,对此,一定要指导有意于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生熟练掌握英语技能,这无疑比单纯的汉语人才更具有竞争优势。
5.教学环节要有实践性。实践性教学环节的作用十分重要,是保证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具有稳定与广阔就业前景的重要一环。2007年,教育部等十部委就大学生就业政策联合采取五大新举措,其中有一条是“广泛组织开展高校毕业生技能培训和就业见习活动。使一大批高职学校的毕业生获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虽然只是对高职院校毕业生提出的要求,但也是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改革、人才培养方案调整的重要参考。在教学环节之中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提高职业竞争力,我们必须转变传统的教学模式,使教学不仅仅局限于教室,还要让学生走出教室,注重课内与课外的结合。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性、综合性比较强,打好扎实的专业功底,将会为学生的发展提供不可替代的原动力,所以对于专业课程,不能采用一律压缩的态度,在引导学生掌握好专业基础知识的基础上,引导和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学校和学生社团的各类活动,创造一切有利条件努力培养和加强学生各个方面的能力,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进行有效的衔接,帮助学生完成由学校走向职场的过渡。加强实习基地建设,也是教学环节的一个重要的步骤。老师要积极借用,整合教育资源,为学生搭建课外训练平台,加强学校和用人单位的合作,建立学校与实习基地间的直接通道,扩大实习基地的选择范围。鼓励学生利用寒暑假到有关部门学习锻炼,或参加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学校相关部分也要专门为在校学生提供实习和国际交流的机会,要及时各类信息,使学生在第一时间收到公司短期实习或者校内研究助理等招聘信息,从而建立以学生为核心的教育培养机制。
篇12
企业在市场活动中出现资产并购、企业重组会形成自然品牌积淀。比如格林柯尔。格林科尔在入主科龙集团后，就必须面对科龙历史沉淀下来的科龙、容声、康拜恩、华宝等品牌，2003年05月，格林柯尔控股美菱，这样格林柯尔旗下就出现了四个冰箱品牌（科龙、容声、美菱、康拜恩）、三个空调品牌（科龙、华宝、康拜恩）的多品牌交叉运营的品牌格局。同样，TCL集团在市场并购过程中也出现了TCL、乐华、施耐德等多品牌并存市场局面。历史原因形成的多品牌我们认为由于多种原因很难在短期内消除，因此中国企业必须学会在历史遗留的多品牌领域奋然前行。
竞争需要多品牌
与中国家电业被迫接受多品牌战略不同，中国的快速消费品在宝洁、联合利华的示范下，几乎是毫不犹豫地主动选择了多品牌战略。日化、食品、烟草等行业，造牌运动从未停止。如丝宝集团的舒蕾、风影、顺爽等，拉芳集团的拉芳、现代美、雨洁、缤纯等。五粮液集团的五粮液、五粮春、金六福等。快速消费品的多品牌战略主要是基于市场竞争需要以及消费定位需要。因为多品牌策略的主动性，快速消费品的多品牌战略在运作上比较活跃。
发展创造多品牌
当企业进行多元化运营时，选择多品牌战略成为企业必然结果。如中国希望集团很多区域性品牌、白酒企业策略性品牌等。在手机行业这种发展需要推动的多品牌战略也十分明显。如普天通讯集团的波导、首信、CECT、普天、东信等手机品牌。
形成多品牌的原因有时还是基于文化背景需要。如可口可乐在中国市场推出的一系列碳酸类饮料以及果汁类饮料品牌。
对于多品牌战略，行业类一直有比较强烈的争论声，特别是耐用消费品如家电。但是就好象我们知道人口众多是中国一个现实一样，中国的所有政府策略都必须是基于中国人口众多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不可能来发动一场战争迅速消灭中国庞大的人口。同样道理，我们不可能在一夜之间使中国家电业进入单品牌经营时代，我们必须面对的是基于中国家电企业多品牌现状，组织有效的多品牌管理、经营体系。任何超越中国家电现实的理想和理论可能都不会为中国企业家所瞩目。
中国企业多品牌经营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国企业的多品牌策略之所以受到专业人士的口诛笔伐，主要是因为中国企业在多品牌管理上确实出现许多令人啼笑皆非、难以忍受的低级错误。中国的企业家在信息接受传递中出现严重信息失真，导致中国企业多品牌经营外表上形势一片大好，内在却危机四伏。试举一些中国国内企业多品牌经营的问题点供参考。
1、定位高度重合 内斗不断
品牌定位的高度重合使中国企业面临着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当推出新品牌时，没有击败竞争对手的品牌，往往是首先击败了自家的品牌。
有一个白酒企业，非常精心地推出一个自认为定位比较清晰的白酒品牌某某家酒，经过轰轰烈烈市场推广，该白酒品牌迅速在区域市场风起云涌，但不久他们就发现，企业原来的老品牌市场份额大面积委缩。企业大叫冤枉，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两个品牌是有着比较清晰的差异化定位的。但关键是这种定位只是企业的一相情愿，至于消费者沟通，该企业只是在报纸上做了一些平面说明，消费者的市场测试完全成为摆设。类似这样的例子在中国的企业可以说是举不胜举。因此，中国的品牌往往成为市场流星，很少成为像外资企业的恒星品牌。
中国家电业多品牌战略是最受非议的行业，为什么？因为中国家电业的雷同面孔使中国消费者很难建立差异化消费需求。因此错误的不是多品牌战略，而是多品牌定位策略。我认为，从目前中国市场复杂的消费结构、复杂的消费观念、复杂的经济地理去看，我以为中国市场客观上存在多品牌运作的市场空间，只是看中国家电企业宏观把握多品牌的能力。在我的《格林柯尔系冰箱品牌定位思考》中会有关于中国家电企业多品牌运作的一系列观点供参考。
2、资源严重失衡 营养不均
我们在进行品牌研究中发现，中国企业在品牌资源匹配上缺乏起码的常识。
首先是喜新厌旧。中国企业对新品牌总是情有独钟，新品牌很容易出成功，因此往往中国企业推出新品牌就是老品牌沉默的时候。消费者在浮躁的心态引导下变也迅速地做着移情别恋式的消费尝试；
厚此薄彼的调整资源分配。可能是基于人动，可能是出于审美价值的变化，可能是品牌本身的先天不足，中国企业的多品牌战略永远在上演厚此薄彼的闹剧。
3、手段极其匮乏 创新不亮
中国式教育是以创造共同价值认知为特征的求同教育。因此，中国学生在回答问题时往往答案是惊人相似。西方教育是以创造差异化为特征的教育，所以，哈佛对优秀学生的认定标准是独立思考精神、广泛的兴趣、创新意识。
由于国家教育的求同属性，中国企业的品牌手段高度雷同，即使不是同一个人，当有相同的教育背景时，我们的品牌手段便变得似曾相识。更何况有一些企业多品牌策略完全出自一人之手。除非品牌策划者是一个阅历丰富、视野开阔、知识广泛、兴趣高雅、特立独行的通才，否则，中国企业的多品牌战略一定只会是面目相似的复制品。所以，品牌专业人士往往出于对企业的爱护大声疾呼推动单一品牌战略。
4、命名语言干瘪 僵化腐朽
中国的方块汉字以多含义、多想象而著称，中国的汉字组合也是以词汇众多而闻名。但面对中华文明的语言文字，我们的多品牌策划往往在命名上显示非常的弱智！中国人对于名称的玩味与把握较西方国家更加讲究，所以中国古代的个人名字中会有小名（通俗）、大名（正式）、别名（性格）、字（社会地位）。然而，综观我们企业的品牌命名有时让人非常费解。
在企业品牌命名上，我认为古代与现代有两个著名文学家的命名技巧值得品牌策划人员借鉴。其一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命名的技巧，另一个就是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小说家金庸。通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也是取得命名能力的法宝。胸无点墨何谈才情勃发。
品牌命名在安徽白酒行业显得十分明显。安徽白酒企业在品牌命名上显得让人难以忍受蹩脚。十年窖、五年窖、八年窖、百年某某、精品某某、在白酒主品牌名进行前后缀式的延伸都显示出安徽白酒企业在品牌命名上江郎才尽式的品牌创意能力，这样的品牌命名纯粹是在跟中国消费者玩文字游戏，纯粹是在考验中国消费者文字辨别耐性。消费者在这样情况下只能选择模糊。
6、市场动作失真 自相矛盾
我们在从事品牌管理咨询与品牌推广中发现一个问题，企业的老总在谈到市场推广时非常兴奋，但谈到品牌推广便不知所措。市场动作经常性伤害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品牌价值与品牌资产。
有一个空调家电企业在市场推广中选择了购++品牌，送格力空调的促销行动。从品牌的角度，这完全是一次伤害自身品牌的拙劣的市场活动，不仅于销售无补，而且降低了作为主流空调品牌的身份与档次。类似这种缺乏大智慧的点子促销在我们的市场活动中比比皆是。这种见别人发财自己动作失真的做法对创造多品牌管理的作用有时甚至是负数。
有一家日化企业见别人在多品牌建设中收获颇丰，于是怀揣100万的现金找到我们，要求我们为其推出三个洗发水品牌，并力数自己在品牌管理上的创新想法，我们只能礼貌地告诉他另寻高明。市场不是橡皮泥，想捏什么样就捏什么样，市场是征询一定的规律运行的。希望用一招先吃遍天的捷径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系统制胜的时代。
7、管理已经失控 自暴自弃
管理一个品牌对中国企业来说已经是严重的挑战，管理多品牌对于中国企业更是绝无先例。中国企业惟有用勇气与智慧在学习外资品牌管理经验基础上结合中国市场与消费者实际，实现中国企业多品牌逐鹿市场的梦想。上海板块曾经是中国国产洗发水品牌的发源地。面对二合一的洗发水行业发展浪潮，上海洗发水品牌固守洗护分开的传统。后来推出洗护二合一产品，品牌维护与管理有严重滞后，以致于在中国洗发水市场版图上逐渐消失。
8、危机意识全无 自生自灭
中国企业品牌管理上危机处理不当造成的失败已经有作者通过《大败局》进行了总结。诸如三株、巨人、爱多等品牌的沉沦，既有企业发展战略的错误，也有品牌管理危机意识不强，导致企业的大厦坍塌。
就目前来说，中国企业多品牌管理必须在一些根本性问题上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主张和态度。因为根本性问题可以从源头上回答多品牌策略存在的理由。
1、 根据消费者分析定位品牌
有一则笑话是说某餐饮企业老板在车子上觉得用自己的名字的后两个字做洗化产品品牌名非常贴切，不知是酒精使然还是专家意见使然，某迅速注册了一个品牌名并开始招兵买马大干一场，结果是血本无归。这个行业类笑话说明决策者对品牌决策的随机性。目前我们有些私营企业的老板在多品牌决策上并不比这个餐饮老板高明到什么程度。鉴于此，我们认为选择多品牌战略必须回归消费者需求分析的原点，有需求才有生存的理由，品牌一定是为消费者而舞！
对于历史遗留多品牌企业，我们认为必须根据该品牌主流消费群特征进行品牌发展的二次定位。当出现该品牌与既有品牌定位重复、交叉，则必须建立新的可以改变的品牌再定位。
对于快速消费品多品牌战略，必须从产品关联的深层把握品牌差异化。定位经得起时间与空间考验，而不是过眼云烟的短暂品牌策略。一旦确立迅速占位。
对于多元化发展中的多品牌战略，建议进行优胜劣汰式的品牌兼并。为一统全国市场奠定良好基础。或者在特定文化背景下进行小众传播，成为区域霸主品牌。毕竟，品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创造进入市场的壁垒与获得品牌利润。
2、 根据品牌性格决定品牌手段
如果说根据消费者需要确定多品牌战略的方向是品牌内容内涵的话，那么根据品牌性格确立品牌手段无疑就是在方式方法是给多品牌战略以坚定的承诺。
我们有时会发现快速消费品品牌较少绝对界限分明的品牌内涵，但差异化的品牌手段也可以形成个性鲜明的多品牌形象。当然，一般情况下，品牌手段都是从属于内容，加大消费者对品牌差异化的深度认知。
3、 根据企业资源匹配市场手段
就好象并不富裕的中国农民养了三、五个儿子，中国农民的做法通常是保证普遍成人、突出各自性格、优化有限资源、培养内在精神的思考一样，我们发现中国农民的儿子往往多成功了。当然是在各自的领域有所收获。中国的企业家在经营多品牌时需要的其实就是这种中国农民式的简单的智慧。普遍成人，各自成功。
4、 根据竞争方向确立与时俱进品牌精神。
中国市场是现代社会最复杂的市场，中国消费者无疑是最复杂的消费者，因此，多品牌经营还有一个原则就是保证每一个品牌不断地与时俱进。切记不要顾此失彼。
有了这些最基本的多品牌经营规则，中国企业在直面多品牌经营中还必须正确处理好五大市场关系，这样才能保证多品牌战略的实施是在一个完整的系统中运行。
1. 企业内部产品品牌与产品品牌之间关系处理
绝对做到品牌之间没有竞争是不可能的，即使品牌管理能力如宝洁也不能保证内部同类品牌间没有竞争。但宝洁聪明之处在于宝洁的每一个品牌在源头上与操作方式给消费者截然不同的品牌感受。因此宝洁在最大限度上保证了企业内部多品牌之间合理竞争与错位消费。中国企业在多品牌策略上往往缺乏旗帜鲜明的指向，总是遮遮掩掩希望借力。产品品牌这种不明晰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处理使消费者无所适从。
2. 行业内竞争品牌相互之间关系处理
行业内竞争品牌关系处理取决于竞争定位。如果选择跟随性竞争策略，产品品牌与行业竞争品牌应该选择温和的创新策略，不触击领导品牌根本利益，建立符合生态关系的温和的品牌环境；如果选择挑战性竞争策略，产品品牌必须选择挑衅性定位策略，专门寻找领导品牌软肋，打其薄弱环节，出奇制胜。等等。
3. 品牌推广与市场推广之间关系
很多中国企业在处理企业资源时常处于摇摆不定的状况。他们缺乏打通市场推广与品牌推广的技巧，使得品牌推广与市场推广一直处于关系紧张的境地。要处理好在资源不多情况下两者之间关系，必须有卓越的企划力，以智力成本弥补资金成本不足。建议企业在多品牌管理中使用相应的资源模型为市场与品牌之间建立健康合理的关系系统。
4. 品牌经营与现代企业制度之间关系
选择品牌经营必须对现有的企业管理架构进行适当的改革。在现今的中国企业普遍还沿袭着传统的企业管理体系。建议企业在选择品牌经营中调整企业管理模型，适应品牌管理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