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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文化是艺术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东西,它赋予艺术神奇而特殊的魅力,艺术是文化外在的表现形式,它极大地丰富了文化的内涵,并将文化的深厚底蕴得以更好地发扬。这种文化与艺术在相互促进和相互交融、升华中不断形成了文化特有的艺术精神。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绝不仅仅是指我国传统文化艺术中拥有的那些丰富多彩的艺术样式和作品,而主要是指贯穿于我国文化艺术传统中的那种极富感染力的艺术精神。艺术精神指的是在古代文化传统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心理模式,它超越于儒、道、释不同文化体系之上,深藏于整个文化传统的深层结构之中,左右了中国古人几千年的精神风貌。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艺术精神的价值传承并发扬光大,为弘扬我国传统文化艺术和丰富世界文化艺术做出贡献。
二、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精神的价值
1.文化中的艺术精神对人们的道德、情感、人格都有积极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道德修养和艺术修养是人生修养中两个不可缺少的方面,而传统文化艺术在陶冶人们的性情、提高人们的思想境界、完善人格方面都有积极作用。经过对文化艺术理论的提升和认识的自觉,渗透于社会、人生的各个领域,中国文化中的艺术精神更主要地体现为一种对社会、人生意义的理解、人生价值的判断、个人生活态度和方式的思考、对完善人格的追求乃至对为人处世的态度方法的把握与运用等等。
2.文化中的艺术精神指导着人们的艺术实践活动。艺术精神的养成是离不开艺术实创作和欣赏,但艺术精神高于艺术创作和欣赏,并在发展中不断的指导着艺术实践活动。无论是创作还是欣赏,都反映了人们对人生的理解与追求,是人们内心情感的直接表现。文化艺术的熏陶提高了人们的艺术修养和高尚的艺术欣赏趣味,文化艺术精神不断提升,在艺术实践活动中提高了人们的创造灵感、欣赏水平,对人们参与实践活动有较好的引导作用。
三、如何更好的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精神
在当代多元文化形式并存的环境下,如何更好地发展我国传统文化艺术,并能够对中国本土文化艺术精神有很好的领会与把握,同时,能够发展出一种较为有效的艺术方式并提炼我国传统文化艺术中最重要的精神,将我国传统文化精神传承并发扬,是非常重要且必要的。
篇2
著名油画家、出版人。1958年生于天津, 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油画系、中央美术学院油画创作研究班。现任《中国油画》杂志主编、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油画学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油画艺委会委员。
关于王琨先生,我是先观其画,后识其人。每届全国美展的获奖作品中都不乏高原题材,而王琨的《高原魂系列》尤其令我印象深刻。我常常想那一群群厚重而又坚实的牦牛背后是怎样的一个画家。直到多年后见到王琨先生,他的朴实和真诚印证了“画如其人”。三十多年来,王琨一直如同一头耕耘在画坛里的“牦牛”。
民族艺术中的牦牛魂
王琨自上世纪80年代初步入画坛,三十余年的个人艺术之路与中国当代油画同步。回顾改革开放至今的中国艺术创作,王琨感触最深的一点就是,“我们开始寻根了。”
王琨说:“在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年,我们一直跟在西方的后面模仿他们的艺术。到最近的十几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了,国际地位提高了,中国艺术家在文化上有了自信,开始寻根,开始画有中国内涵的,中国自己的油画。这种回归和文化寻根也是时展的一种必然。”
最先接触到80年代思潮的一代画家依然是中国油画的中坚力量,这一代画家经历了漫长的向西方学写实、学写意的模仿阶段,艰难地寻找自己的语言。而这种大家都苦苦寻找的,在王琨看来正是我们最易忽略的东西:传统民族文化。
王琨自幼酷爱书法,多年的创作一直扎根传统,取法水墨,融会书法。他认为油画虽然是从西方传来的画种,但不代表画油画一定要学习西方。油画本身是一种材料,与我们的毛笔和墨一样,在艺术创作上不应因材料而拘泥了表现力。他将东方水墨的写意之美与油画材料的意向精神巧妙结合,创作了一批享誉画坛的名作,尤其是他早期的高原系列。
生长在严酷的高原环境中的牦牛与王琨的艺术世界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开始用大量的笔墨画牦牛。牦牛在王琨的心中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物种,它象征着,象征着一个民族。王琨说:“牦牛生存能力极强,耐高寒。一到冬天,高原上全是雪,在雪地里找半天,才能吃到那么一点点草。它和藏民的性格是统一的。没有牦牛就没有藏族,没有。它就是的魂。”
每当我们看王琨笔下的牦牛都会在形式感上受到强烈的触动。雪山、黑牛,色彩的视觉反差与中国传统水墨不谋而合,厚重的造型里讲述着一个个关于高原人的淳朴往事。高原魂与王琨的精神世界水融。
做植根传统的文化艺术家
篇3
人与文化一刻不能分离,人创造了文化,文化造就了人。不同文化对人的思维习惯、行为方式、思想观念都有不同的影响。文化既是个体成长的环境,也是个体发展的手段,同时也可以是影响个体思想和行为的主要因素。因此,在以传承文化为己任的教育实践活动中,教师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更是无需置疑的。一般而言,传统文化对教师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表现在对教师职业形象的塑造上;二是表现在教师个体心理结构的建构上。
(一)传统文化对教师形象的塑造。
“教师形象是人们对教师教学行为表现的一种宽泛的界定,是教师特定姿态和风貌的一种表征。它折射出时代和社会对教师的期望,也反映了特定的教育理念与价值追求。”①一定的教育理念和价值追求必然会体现一定的文化传统。譬如,西方各国对教师职业的道德要求只是一种职业伦理底线的保证,而在我国及深受儒文化熏陶的东南亚、韩国、日本等国对教师的道德要求就不仅仅反映在职业伦理底线的保障上,从某种程度上他们被视为道德的偶像、知识的化身。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教师的论述十分丰富,在教师地位上,荀子认为教师是一切言行的准则,所谓“言而不称师谓之畔,教而不称师谓之倍(背),倍畔之人明君不内(纳),朝士大夫过诸涂不与言”(荀子《大略篇》)并首次将教师的地位与天地君亲并列;在教师品质上,要求“以身作则”、“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在师德修养上,强调“克己内省”、“改过迁善”,对待学生要“诲人不倦”、“循循善诱”、“不耻下问”;在教师观上,强调“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理想人格;在师德规范上,要求教师既要教书,又要育人,通过“立人达人”去启发每个人的内在自觉,教会学生如何“做人”;在师德养成上,重视“慎独”、“内省”、“自律”②。正所谓“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这些高标准的道德要求与传统文化伦理特征密不可分,对于树立和丰富教师形象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其批判性的缺失同样会在教师的职业要求和教学过程中有所反映,如孔子的“述而不作”,孟子的“言必称三代”,朱熹的“是知圣门之学,别无要妙,彻头彻尾,只是一个敬字而已”等言论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教师去效尤;在教育教学过程中,长久以来教师也贯穿着一种“孔孟之徒教授孔孟之道”、“唯古是法”、“遵古崇威”的价值取向;在教学内容上把古人的著述经典化,变成绝对权威,使得一般的教育对象或学子的学习只能囿于经学的有限范围;在教学方法上要求教育者“信而好古”,安然于“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为学之道。这些传统的教师规范往往将教师塑造成一种因循守旧、抱残守缺的“卫道士”形象。
(二)传统文化对教师个体心理的建构。
“民族文化心理及其结构作为人的一种‘高级心理机能’,是在人们利用物质工具和‘心理工具’改造自然、社会与人自身的过程中通过‘双重建构’(即‘内化’与‘外化’)并在同化与顺化的两种作用中积淀而成的”③。而个体心理结构的建构就是在这种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不断形成和发展的。由此可知,在传统文化中“凝积沉淀”下来的民族文化心理对教师个体心理发展具有稳定的、内在的影响。
推崇集体意识和个别权威及求稳、求静、不喜变化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表层特征③。一方面,它是农耕民族在长期生活中形成的一种文化心理,要求个体服从强有力的绝对权威,从而抑止了个体自我的个性发展。另一方面,这种追求稳定、宁静、不喜变化的心理结构致使中国人形成一种以封闭性、单向性和趋同性为特征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和服从权威的文化心理对于作为文化传承者的教师来说,影响更为深远。这种影响一般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第一,以传承文化为己任的教育完全“复制”和“同构”传统文化,学校组织全然沿袭传统文化家长制模式,在教育中追求“统一”、讲求“规范”、注重“权威”。传统教育中“强调整体,轻视个体”的整体化倾向,谋杀了教师个体主体能动意识和批判意识、忽视了学生个体的客观存在。更重要的是其“偏重人伦,以情为重”的人伦化倾向,致使教育领域的认识出现了事实判断让位于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局限于道德判断的现象,进而导致教师个体对日常生活、教学领域及自我的认识、判断和批判出现了偏差和扭曲。所以,此时任何一种判断首先表现的不是对客观事实的一种真假判断,而是涉及到个人或集体的价值层面的是非判断。
第二,只有通过社会认可,教师才能获得一种合法的身份。社会的这种认可渗透着传统文化的标准,并通过对教师教育理念、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精神风貌等各方面的规训来实现。因此,个体在获得教师身份的同时就等于形成了一种与自己知识分子身份相违背的“身份性人格”④。由于我国传统文化的特殊性致使其在强化或者优化教师身份的同时恰恰就等于在弱化其知识分子身份⑤,致使教育领域中听不到作为知识分子的教师坚持独立自由的批判声音。
二、教师批判精神缺失的深度归因——传统文化的抑制
本尼迪克特有一个著名的命题:文化是人格在典章上的扩大。反之,我们也可以说人格是文化在心灵上的延续。教师文化作为一个群体文化、作为文化的一个很小的子系统,它不仅形成于某一文化系统的孕育之中,同时其自身对社会和个人所产生的影响也更多的取决于文化这个大系统的整体特征和作用。这不仅是文化与亚文化的一般关系,同时也真实的反映了我国教师文化与主流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从这一角度思考,我们可以发现,教师批判性缺失的现状与传统文化及其影响下的教师文化的作用密不可分。
众所周知,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化传承中,儒、释、道思想逐渐沉淀并构成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框架,传统文化的一切特征均可以在它们的思想中找到理论根源。具体来说,儒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体,而佛家与道家文化分别是这一主体的双翼。所以,与传统文化密不可分的教师文化和教师个体批判性缺失的事实必然可以在儒释道三家的主要思想中找到依据。
(一)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文化批判性的先天不足。
“仁”是儒家文化的最高旨趣。孔子认为仁是诸德之全,是人生的一种精神境界。这种精神境界是“忠”和“恕”的合体⑥。
“忠”字在《论语》中出现了十八次,它的基本含义是对别人(尤其是对上级)尽心竭力。如:“为人谋而忠乎?”(《论语·学而》)“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居之无倦,行之以忠”(《论语·颜渊》)、“君使臣以礼,臣使君以忠”(《论语·八佾》)等等。“忠”还常与“信”、“敬”等连用,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论语·公冶》)、“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公冶》)、“主忠信”(《论语·学而》,又见《子罕》、《颜渊》)。其意思都是指尽心竭力,也有全心全意、一心一意、忠心耿耿、忠诚等含义。它一般泛指人对人的态度,尤其是臣子对君主、下级对上级的态度。所谓,仁者爱人,“忠”则是爱君、爱人的表现,侍君、待民的要求。
“恕”字在《论语》中仅有一处,《论语·卫灵公》:“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之相关的论述有:“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由此可知,“恕”,有“推己及人”之义⑥,乃是体现“仁”之精神,实现“仁”之德政的方法之一。《孟子》中有一段非常经典的话乃是对这一思想的发展,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皆反求诸己”。(《孟子·离娄上》)由此可知,儒家文化是一种内倾性的文化⑦,其为人、处世的生活始终贯穿着一种“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且“己立则人立、己达则人达”的“推己及人”的思维方式和“反躬自问”、“克己复礼”“自省”的道德修养方法。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忠”和“恕”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鲜明的特点,是对中国人心理影响最深的文化因子。“忠”的文化要求大则忠于国和君,小则忠于父和友,其文化形象分别是誓死效忠的“忠臣”、千依百顺的“孝子”、舍生取义的“知己”。“恕”的文化则更多表现在个体的思维方式和道德修养行为上,其所追求的文化偶像是克己复礼的“君子”、反求诸己的“圣人”。一方面,“忠”文化要求的首先是“忘我”、是“奉献”、是“牺牲”。传统文化塑造的是一种对客体于我的存在世界持“忘我”和“无为”态度的国民形象。这种文化对普通民众的要求仅有一点,那就是“顺从”,培养的国民也只有一种,那就“顺民”。顺民的顺从所营造的文化也只能有一种,那就是没有主体我参与的“听”的文化。另一方面,“恕”文化对个体内倾性的思维方式和道德修养的极度崇尚,使得国民尤其是社会精英——知识分子对自我德性养成及精神境界表现出过分的关注和过高的要求,往往使其终其一生也未能触及“内圣”理想的边缘,就更无法奢谈“外王”了,从而更加束缚了一批本有可能也有能力关注外在于个体存在的客观世界的知识分子的视阈。所以,从根基上全面的封杀了整个民族产生批判的可能。因为,批判需要主体的参与,它是主体通过“思想”,进而通过“言说”才能实现的。没有自我、局限思想、限制言说、主张听话的中国传统文化先天缺乏批判性。
(二)传统文化的双翼——道佛文化对个体批判性格的再次消解。
如果说,儒家文化是一种“入世”文化,关注的是政治伦理,还原的是周礼秩序。那么,道家文化则是一种“出世”文化,关注的是普世伦理,安顿的是每个个体的心灵。所以,传统文化的内倾性特征离不开道家文化的润色。如果说,儒家文化的内倾特征表现在思维方式和道德修养中,其外倾的特征只是在“未知生,焉知死”的人生态度中遭到放弃,“内圣”的旨归依然是“外王”的话,那么,道家文化的内倾特征则体现在一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泯合天人、混同物我的无所谓“内外”的独抱孤怀的个性人格和艺术化的人生哲学上⑧。
在道家看来,“道”是世界万物的终极本源,即所谓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尽管“道”是道家思想中最为核心的概念,但对其的定义,老子却认为,“道可道,非常道”(《老子·第一章》),指出能用语言表述的道,不是永恒的道。他认为,“道”是永恒的,是不可用语言表述的,而只能凭直觉去体会。譬如,有学者通观《老子》,概括出了“道”的几个特征,即道是无形的、道是无名的、道是无为的、道是无欲的⑥。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处世态度,使国人的世界观少了西方人的客观性和规律性,对外界事物的探讨也没有了西方人追求“逻格斯”的那份执着,进而放弃了对外界事物的探索,所谓“德性”生活就只能仅仅局限于精神境界的提升上,甚至将放弃“外物所累”也视为道德个体追求内心宁静和心灵纯洁的手段。
庄子认为人意识到自己常常为身外之物所累,为时空所限的无奈,即所谓的“有待”、“有己”,指出要达到自由,就是要超越出“有待”、“有己”,从而达到一种“无待”和“无己”的境界。如何超越自我思想对自身的束缚、外物对自我的羁绊,庄子提供的方式是“遗物离人”。“遗物”,是指剪断自我同外物的联系,不为任何外物所累;“离人”就是剪断自己同社会的联系,不为社会和国家所绊。由此我们发现,道家是用消极“出世”的态度来追求一种仙风侠骨、逍遥自由的诗性生活。这种文化精神数千年来安顿着中国数以千万计的文人墨客或失意的知识分子的灵魂。
儒道互补的文化结构使中国知识分子“进退自由”,进可安顿苍生,治国平天下,退可安顿心灵,因时顺势,“存,则吾顺事;没,则吾宁也”(张载《观棋》)。一方面,道家主张“无我”、“无为”、“无执”、“与时迁移”、“不敢为天下先”的“游世”态度,显然是一种对社会不负责任的混世主义人生哲学。相比之下,它少了儒家那种“自强不息”愈挫愈勇的进取精神,少了儒士那种“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的英雄气概。另一方面,道家文化长久以来便是失意的知识分子灵魂安顿的唯一栖息之所,灵魂的安顿减少了他们对外在世界的关注、焦虑与不安,从而也就等于“瓦解”了批判意识产生的心理基础。试想,如果没有这一最后的心灵居所,焦虑、犹豫、彷徨的遭受挫折的儒生们又会如何呢?会不会能够促使儒学文化中“为他之学”(与“为己之学”相对)和“外倾性”文化特质的萌生和发展呢?
佛教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主要集中在被儒道文化本土化了的禅宗思想里。禅宗思想既吸收了印度大乘空宗(一切皆空)和大乘有宗(佛性实有)的思想,也继承了我国儒家传统的人性论学说和道家主静说思想,它是印度佛教文化和中国固有文化相融合的产物。佛家人生哲学模式具有超人人格的特征,主张心如枯井、随缘而安和与世无争⑥。佛教的这些思想对中国社会心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宋代黄庭坚曾写道,“百战百胜,不如一忍;万言万当,不如一默”(《赠张叔和》),这种鼓吹不思进取的人生旨趣对于批判性格的形成也是一种致命的打击。如果说,道家文化是对文人墨客的一种精神慰藉,具有一种上流社会附庸风雅的气质的话,那么佛家文化由于其 “砍柴挑水,无非妙道”的普及性、“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宽容性以及“顿悟成佛、直指本心”的便捷性,而成为了生活在下层社会普通民众的精神慰藉。譬如当生活无着、冤屈无处申诉的时候,人们往往将希望寄托于冥冥之中的力量,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和精神上的安慰。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就是人们在遭受委屈和心理难平时最常想起的话语。所以说,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的融合实现了对全体国民灵魂的安顿,从而使我国的传统文化最终成为一种缺少批判性的文化类型。
显而易见,佛教与儒家、道家思想的融合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倾性特征,它们之间既有联系,也可互相补充。总体看来,没有儒家的“为己”,就不可能有道家“安时处顺、无为不争”的个性人格和佛教“随缘而安、心如枯井”的超人人格的存在。相应地,如果没有道家和佛家文化对千年来国民精神世界的安顿,那么儒家的这种“为己之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和“内圣外王”入世路径在大多数知识分子饱受挫折和迷茫之时就会遭到质疑、扬弃。
本尼迪克特认为,人的心理特征是由文化制度所塑造的,或者说文化是一组人格心理特征在规范、组织、习俗和制度上的投射⑨。所以说,从文化与人格的关系而言,批判性缺失的传统文化必然塑造一种没有批判性的国民性格,尤其是对与传统文化密切相关的教师职业来说,其影响更为深刻。
注释:
①杨明全.反思型教师:教师形象演变的新取向[J].外国教育研究,2002,(9):50~53.
②黄永刚,张健华.关于中国传统师德的批判与继承[J].道德与文明,2001,(4):61~62.
③刁培萼.教育文化学[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121,124.
④身份性人格:是美国文化心理学派奠基人之一美国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提出的。
⑤本研究认为,知识分子应该热衷于哈贝马斯所言的那种“批判的知识”,热心于揭示限制与支配的条件,体现出为争取发展与进步的自由的解放的知识兴趣。而作为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教师不应该仅仅执着于经验分析的知识和解释学的知识。
⑥番万木,李孝华,上官司政洪.简明中国传统文化[M].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4:120,122,142,168.
篇4
一、十个德目内容的展开和丰富,帮助学生能懂、能悟、能行
1.“仁”──善心善行的基元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孟子・公孙丑上》)。在此,“恻隐”或者“不忍”情感的显现,是“仁之端”即仁爱的发端。因此,仁就是出自于内心专使别人获益的一种美好动机的表述,仁爱乃是所有一切的大本大源,仁是人们一切善心善行的基元。人固有“仁心善性”,学校就是要使学生尽其仁心尽其善性。“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心从自身做起、从当下做起,做到“己欲达而达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2.“忠"──尽己报国的责任
忠,是一种责任意识,用责任理解“忠”,就能够扬弃其过时的“愚忠”,弘扬“忠”的精华。人要对自己、人生、家庭、单位、社会、国家负责任。对自己的学习负责任,做到尽心尽力,竭尽所能;对今后自己从事的工作要负责任,做到忠于职守,尽职尽责;对同学、对朋友要负责,做到“为人谋,而不忠乎?”对人民、对国家,要忠心耿耿,做到精忠报国。
3.“孝”──生生不息的爱心
孝乃德之本。孝,是形成其他品德的起点与情感基础。孝是社会和谐之源,无孝难有天下和谐。孝道,是血缘亲情之伦理,它具有永恒性,并能延伸到整个社会。爱己、爱人、爱家庭、爱社群、爱国家、爱和平、爱天地。孝育,是爱的教育,是人性的教育,“愚孝”是束缚学生个性发展的精神枷锁。
4.“诚”──求真务实的品质
诚,一是真,二是实,它是人的一种内在品质,是人类精神境界的一种追求。真与假对立,实与虚同在,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普遍现象,当下以假乱真、以虚代实现象时有发生,要开展“诚”的教育,强化“诚意”。
5.“信”──立身兴业的基点
人无信不立,家无信不睦,业无信不兴,国无信不宁,这不仅是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文明,而且具有普世性。若不能"言而有信",社会难有和谐。“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6.“义”──人间正道的向导
义,是"应当"、"合理"、"善"、"美","义者,宜也"。义,是人生观。。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一身正气。义,是价值观。在义与利面前,重义轻利,以义取利,反对见利忘义。义,是利他奉献。义举行善,无私奉献。义,是一种道德境界,高尚人格。人生观、价值观和奉献精神的教育,就是"义"的教育。
7.“礼”──人际文明的规范
礼,是明人伦、守分寸,显平等,是人际文明的规范。博文约礼,礼是规规矩矩的做人。礼是自敬、敬人,敬是礼的灵魂,敬生礼、礼生和、和为贵。明礼而守法,礼,是法律的前身,法从礼生。礼是个人、家庭、学校、社区、国家的文明与尊严的象征。行礼,重在“明礼”,要知道“不学礼,无以立”,要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8.“耻”──人之为人的底线
耻,是耻辱。知耻,是人性以及人类文明程度的标志,是人与禽兽的重要区别,“无羞恶之心,非人也”。耻,是一种道德心理,知耻,是明善恶、知是非、辨美丑的一种道德判断,它既是个体一种品德素质,也是个体形成良好品德素质的一种内在机制和动力。知耻,才能有所不为。有了羞耻之心,就可以自觉地不去做各种可耻之事。,就会无所不为。不知人间有羞耻事的人,容易成为无恶不作的之徒。知耻之心,不是与生俱来的,需要通过教育和培养形成的。
9.“勤”──成就人生的关键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勤是成就一切事业的关键,凡事以勤为先,勤能补拙,只有通过勤奋才能实现人生的目标,所谓“业勤于精荒于嬉”。勤与刻苦连在一起,作为新生代的学生,家庭条件优越,缺乏的往往是勤奋与刻苦,遇事不能持久、三天打鱼,两天撒网,事情往往半途而废。勤往往与俭相连,“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尚书・虞书・大禹谟》)。“俭为德之恭,侈为恶之大”(《周书・韦孝宽传》)。“为政之要,曰公与清;成家之道,曰俭与勤”(宋・林逋《省心录》)。“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左传・庄公2104年》),光俭不勤无源水,光勤不俭水断流。“人惰而侈则贫,力而俭则富”。
10.“宽”――心灵安宁的前提
“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宽容的解释是:宽大有气量,不计较或不追究。宽容即允许别人自由行动或判断;耐心而毫无偏见地容忍与自己的观点或公认的观点不一致的意见。不会宽容别人的人,是不配受到别人宽容的。“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宽容别人,其实就是宽容我们自己。多一点对别人的宽容,其实,我们生命中就多了一点空间。有朋友的人生路上,才会有关爱和扶持,才不会有寂寞和孤独;有朋友的生活,才会少一点风雨,多一点温暖和阳光。其实,宽容永远都是一片晴天。宽容就是忘却,宽容就是不计较,宽容就是在别人和自己意见不一致时也不要勉强, 宽容就是忍耐。“宽容是在荆棘丛中长出来的谷粒”。
二、十个德目的主要教育策略
学校为了让学生具有为人的基本德性,通过渗透、浸润、无痕的方式进行化育,通过各种活动载体进行传承,期望他们带有中国文化基因的人,一个堂堂正正大写的人,一个现代世界的中国人。我们的主要策略:(1)寓教育于文化熏陶之中;(2)寓教育于系列活动之中;(3)寓教育于习惯培养之中 ;(4)寓教育于校园景观之中;(5)寓教育于系列评比之中;(6)寓教育于家校合作之中;(7)寓教育于仪式举行之中;(8)寓教育于课程学习之中。
三、十个德目教育的活动层级设计
按照学生在不同年段道德成长与发展的需求,对"十德"教育的布局做出了设计:
初一年段,进行孝(爱心)、礼(明礼)、勤(勤奋)、诚(诚实)、耻(知耻)"五德"教育。体现了贴近生活、易懂易行,知行统一,重在行为习惯的养成。
初二、初三阶段,进行仁(仁心)、忠(责任)、信(信用)、义(奉献)、宽(宽容)"五德"教育。体现了关注社会、理性思考,强调公民意识,重在道德价值认同和道德境界的培养。
希望经过若干年的连续教育,每个学生若能在仁、孝、礼、勤、诚、耻、忠、信、义、宽这十种美德上面有所修炼与成长,就能成为精神不缺钙的中国人、以至国之栋梁。
四、十个德目教育的活动示例:春节开展"过中国年"的活动
1.价值:以2014年寒假春节为教育时空与载体,以孩子为中心,向家庭、社区、社会辐射道德文明。
2.主题:心中有人、目中有事──自我道德教育行动
3.内容:初中生:说三句话:您辛苦了、您好、新年快乐。做三件事:拜师、礼让、助人。要到小学母校的老师家里去拜年──让老师感到自身价值和欣慰。在公共场所要礼让,对于需要帮助的人进行力所能及的帮助。
4.养成:尊长敬师、礼让助人的良好行为习惯。
5.理念:知中行、行中悟、悟中从。知行统一、净化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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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及其特点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以儒学为中心,兼收诸子百家及古代各个学派、教派和其他外来文化,从而形成的综合文化共同体”。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传统文化相较而言,西方传统文化属于海洋文化、商业文化,这也直接促成了西方人讲究求真、重物质的性格和严格遵守契约精神的特质。中国传统文化属于大陆文化和农耕文化,早在远古时期中国内陆地区就有大面积的土地可供人类进行农耕活动,于是中国祖先就以定居农业和血缘氏族为基础,从而形成了特点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不同的生存背景,造就了东西方传统文化的不同特质: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重精神,典型代表就是孟子的“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大丈夫也”,就是对重视精神的最好诠释。而西方人则非常看重物质满足。二是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和谐之道。中国人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讲究“天、地、人一统于道”。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就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西方人则注重“人为万物之灵”。三是中国传统文化重集体主义。中国人的行为强调的是以大局为重,不能因个人的私利而损害国家集体的利益,强调集体至上的原则。而西方传统文化更推崇个人主义,个体的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是深入人心。虽然东西方传统文化都是基于一定的历史、地理条件而形成的,本质上并没有高下之分。但是对于中国大学生而言,使用本土传统文化来培育其创业精神,对大学生在中国开展创业活动更有实际意义。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培养大学生创业精神的价值
1.“天人合一、贵和尚中”的和谐精神培育大学生“同心同德、顾全大局”的创业精神“天人合一”、“贵和尚中”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突出了人自身的发展必须与自然环境取得平衡和统一。而“贵和尚中”同样也是中国人自古以来所认同的。贵和即“调和”、重视和谐之意;“尚中”可理解为孔子的中庸之道,即做人做事不偏不倚、不懈不满。中国人对于“中”的追求在意识里根深蒂固,使得“贵和尚中”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安定和发展。“天人合一”、“贵和尚中”可谓是一脉相承。于是中国人就形成了自觉维护整体利益、集体利益的价值取向。人们都将天地人看作一个统一整体,将个人、家庭和国家的利益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将维护整体的和谐视为每个人的责任。这种“重整体、尚和谐”的文化意识,对于培育大学生“同心同德”、“顾全大局”的创业精神非常有现实价值。
2.“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培育大学生“勇于创新、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精神,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处理人际关系的总原则,也是中国人积极的人生态度的直接体现。早在三千年前《易经》中就向世界豪迈的宣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历经多少风风雨雨,始终信守这一理念。“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核心精神是“求新”、“革新”。《礼记•大学》中记载:“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所强调的就是要保持日日新、天天新,新了还要更新。只有坚持一种长期的革新姿态,才能推动社会的不断发展。正是在“生生不息”的革新理念之下,中国才有了“四大发明”,张衡才发现了地动仪、祖冲之才对圆周率进行了精密计算,等等。无数中国先祖们高超的发明,反映了中国人杰出的创造精神。“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正好以创业精神中的创新意识达成了天然的契合。大学生如果没有与时俱进、不畏险阻的创新精神,在创业过程中不怕艰难险阻、不会墨守成规,勇敢地接受迎接挑战。
3.“仁者爱人、修己安人”的伦理精神培育大学生“以人为本、无私奉献”的创业精神“仁者爱人、修己安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伦理精神。“仁者爱人”出自孟子,意为仁者具有大智慧,人格魅力。凡是有大智慧的人都是充满慈爱之心的。这一理念强调的是人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在社会中处理人际关系时必须承担一定的道德义务和责任,并且要注重自觉达到一定高度的道德水平。人不能为了突出自己就论人长短、传人是非。真正的智者应是知人善任,尤其善于正确识别评价他人。“修己安人”则突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精神的重视。“修己安人”强调的是一个逻辑关系,即人提高了自身修养才能为社会安定发展作贡献。具有独立创业精神的大学生,不应是高高在上、固步自封的自私自利者。应是对团队具有人文关怀,对国家和社会具有高度责任感的个体。“仁者爱人、修已安人”换做今天的语言就是,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要学会换位思考、以人为本、在处理个人与国家、个人与集体的利益关系时要严于律己,、无私奉献。“仁者爱人、修己安人”应当成为当代大学生创业者必备的道德品质。
三、培育大学生创业精神的基本途径
1.增加中国传统文化在课程教学中的渗透
中国传统文化向课程教育的渗透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向大学生创业教育课程中的渗透。高校可在创业教育课程体系中,增设“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国学与创业学”“儒商文化与创业文化建设”等必修课或选修课,使用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传统文化品质来丰富大学生的创业精神;另一种是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的渗透。例如在“思想道德修养”的课程讲授中,教师可以着重讲授中国传统文化以伦理为核心的文化系统,尤其是突出“仁者爱人”“修己安人”“天人合一”等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使大学生养成知行合一的创业精神和创业行为。
2.增加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的实践活动
高校需要拿出一定的资金来支持和保障大学生的文化生活,营造出充满传统文化元素的创业文化氛围,来培养大学生的创业精神和创业能力。例如每个月举办有关传统文化的征文比赛、作品展、歌舞晚会等文化实践活动或引进优秀的充满传统文化特色的电影、电视剧供大学生鉴赏和剖析,用这种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增加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同时,可以聘请校外传统文化研究专家定期到学校讲座,让专家来分析传统文化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和成长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样更能加深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进而培养大学生良好的社会责任感。
3.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增加传统文化元素
校园文化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物质层面,高校的园林景观设计可以尽量引入一些传统文化元素,如在校园中开辟一些单独的艺术经典,将中国传统的古典园林、楼台亭阁、梅兰竹菊等融入其中;或将学校的广场、小湖、操场、教学楼等建筑以历史文化名人或杰出创业家的名字命名;精神层面,首先要打造富有传统文化精神追求特色的校风校训,这样不仅可以提升学校的品味,还能加深传统文化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对大学生的熏陶。还可以在学校图书馆、宣传栏和教学楼墙壁等处,加入与创业有关的格言警句、书法绘画等作品,使学生每天都能接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从而提高大学生的创业精神和综合创业能力。
作者:钟芳勤 单位:赣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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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紫砂的手工制作
紫砂壶的设计、制作,是利用紫砂泥的特有性能,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的过程。而全手工制壶则是紫砂壶市场最闪耀的亮点,制壶的整个过程不借助任何模型,都是由创作者亲手完成,这样不但提高了紫砂壶本身的艺术性,更是大大地提高了壶的经济价值。
全手工制壶需要传统文化知识的积累和很强的基本功,没有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制壶经验是没有办法做出一把精良的全手工壶的。学习传统制壶技艺中要求的“三年全手工学徒期”就是为了强化基本功。开始时学习理论、素描、白描、陶瓷设计、毛笔字,还有打泥片、打泥条,这些都是基础功夫。另外,传统文化对现代的壶艺设计也有着极大的影响,以书画的功力以及人格气质来综合表现作者的艺术造诣,作品论艺之法度和任何一种艺术一样以韵律为主,而非“模象体势,形虽似而无精神之态”。这一点在陶刻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传统风格的陶刻讲究装饰与器形的和谐协调,着重推敲各体书法、文学诗句、词章与短句;对于绘画则重写意笔墨,镌刻时,广泛运用金石用刀方法中的双入正刀法、单入侧刀法等近十种刀法。
二、传统造型
1.全手工制壶在跟随时代潮流的同时结合了传统造型设计。探索壶艺的创新,既要有取舍地继承传统的优良特色,又要能吸收新的东西。前辈陈鸿寿(陈曼生)的紫砂造型据记载共十八式,这是工艺美术设计历史上的一件重要之事,“曼生壶”的十八式及其题款为后辈的学习提供了经验,为紫砂壶造型设计提供借鉴。“曼生壶”的设计新颖明快,古雅宜人,其壶题词题句都为当时书画名家撰制,典雅隽永,耐人寻味,的确是文学艺术的精湛作品。“曼生壶”的造型勇于革新,敢于改变过去繁琐、守旧、题材狭窄贫乏,形成简洁、明快、新颖、美观的新作品,对现代全手工制壶造型设计留下了很多创作经验。
作品《龟松千岁》是现代设计理念和传统设计理念的结合,在传统设计理念的基础上加上自己对作品的感情理解以及不断进步的社会审美理念,造就了这样一个设计新颖、寓意深刻的新时代全手工紫砂壶作品。整个作品以遒劲的松为基调,壶身为稳定大方的井栏为基础,给人以虚怀若谷的气度;壶嘴、壶把以松枝相连演化,合体中空,曲中求直,构想巧妙;“的子”是是一只金钱龟,暗喻益寿延年,浑然一体,相映成趣,故名之曰:“龟松千岁”。
全手工制壶始终围传统紫砂工艺对形、气、神的理解。壶艺的创新如能做到形、神、气三者融会贯通,方可称为佳作。
2.形象,也就是形状式样,这来源于对造型的熟习深度,取决于自己的精心设计。要明确地安排制作壶的大的“面”,即壶身;要鲜明地强调壶体每个部分所支配的方向、由点、线到面,交待清楚线条的来龙去脉,缓冲过度,明暗转折,虚实对比,这样才能深入空间而获得形的深度。把点线面处理好以后,一切也就找到了,作品就已经具有了生命。
神,即壶的神韵,也就是通过形象趣。创作的时候,万不可仅在平面上探求,而要在起伏上思考。一切生命都是从一个中心迸生出来,然后由内到外,滋长发芽,灿烂开花。这样的作品才会有神韵。
3.气,即壶的气质,也就是形象内涵的实质性的美的素质。紫砂壶艺是具有艺术气质的实用品和装饰品,要求作品的气质要美,装饰生活,陶冶性情,从使用中获得美的感受。艺术的本身就是感情,如果没有轮廓线条体积比例的学问,没有基本功扎实又灵敏的手,最强烈的感情也是瘫痪的。完美的作品其本身就具有充沛丰富的感情再抒发,是内在真实的标志。我们的目光透过表面潜入内心,当我们表现形象时,便会用内涵的精神――气质来丰富形象的本身。气也可理解为壶内腔仿佛被贯气并在外表所呈现的张力和骨力,这需要形制设计的巧妙和手上深厚的理坯功力才能做到!
由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收藏并留作教学资料的《高竹壶》充分地表达了形气神三者的融合,壶形饱满,壶表玉气,氛围恰到好处,不矫揉造作,质朴中透出勃勃生机。这样的作品具有了精神、生命,表现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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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拥有上下五千年悠久历史和文化文明的国度,中国的56个民族拥有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各名族共同尊崇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精神特征核心,这个文化精神特征核心离不开传统文化推崇的忠孝、仁义、诚信、道德、交融、天人合一、艰苦探索、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尽忠职守、坚持正义、独善其身、奋发图强,总之,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特征离不开仁、义、礼、智、信,注重和谐交融、重实际与稳定、重延续性凝聚力、重包容性和应变力。
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特征对高校学生就业的影响
高校对学生的教育是综合性的,涉及到的范围广泛,内容丰富,除了对学生的专业性教育之外,还有很多通识教育也是高校教育的内容,对于高校学生来说,很多通识性的教育对学生本身来说教育意义重大,教育影响深远,高校作为为社会提供和培B输入各方面专业人才的机构,更应该注重和重视对当代大学生的综合能力的培养、道德情操的培养、优秀精神精髓的传授。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特征在高校对当代大学生仍然具有较为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特征在很多方面也为当代大学生提供了优秀的榜样、思想的引领、道德的约束等,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特征对高校学生的就业起到了积极正面的引领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提倡的积极正能量的精神和内涵正是当代大学生在择业和就业中不可或缺的品质和气概,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特征很多优秀的核心精髓正影响着大学生的就业目标和就业成效,高校学生的择业和就业是一个相对复杂的过程,高校学生想在众多的求职者中脱颖而出,展现的不仅仅是求职履历上的介绍也不是短暂的面试,对于用人单位来说,更看重的是求职者的气质、气度表现,而个人的气质和气度不是一时展现出来的,它一定是在家庭、学校以及自我成长中的修养和历练中形成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工作中,高校学生在求职中对领导和前辈的尊重非常重要,表现了一个晚辈学习者的谦虚和诚意,与同事之间应相互关心,互帮互助,相互团结,做到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做到相互交融的自然和谐状态,相互交融的工作状态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特征追求的交融以及融会贯通、天人合一;其次,对于高校求职者来说,应做到主动了解和学习自己的工作内容和职责,热爱自己的岗位工作,工作中,应遵纪守法,尤其涉及到经济领域,更应该严格职守,公开公正、态度严谨,这种严谨的工作态度正是受中国传统文化中尽忠职守精神的影响;同时,对于高校学生来说,想在工作岗位上立足稳定,要有对自己事业忠诚的决心,在工作中做到不诋毁不泄密,这也正是符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坚持正义,独善其身的精神内涵;对于高校求职者来说,要在工作中对自己和工作负责,对自己的事业有规划,有上进心,有追求,一方面要保持艰苦勤劳的工作精神,发扬不怕吃苦,勤劳肯干的传统精神,另一方面要对自己的未来有追求,要有勇于拼搏,敢于创新的探索精神,这正是我国传统文化所提倡的艰苦探索、奋发图人的精神核心;高校学生将来无论从事什么工作,从事什么岗位,都应该在工作中尽忠职守,脚踏实地,注重工作实际,重实践,重事实,用职业道德和道德标准规范自己,这项要求正符合了我国传统文化中忠孝、诚信交融,注重和谐融合、重实际与稳定的精神。
三、结语
高校所培养的大学生,正是将来为社会服务和贡献的中流砥柱力量,所以高校应加强学生在校的综合教育,让学生成为能够符合当代社会要求的合格人才,所以除了高校的专业教育,高校的通识教育及对学生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都对当代大学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特征出发,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表述的天人合一、厚德载物、艰苦探索、独善其身等内容找到了传统文化与当代高校学生在就业中必备的求职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处,可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特征对高校学生就业有着深远的影响性和重要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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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台湾地区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腾飞,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的发展,带动了社会的进步,也让台湾成为了许多人热切向往的宝地,“宝岛”之称名副其实。而令人好奇的是,究竟是一群怎样的人,创造了台湾这部丰富多彩的历史?
如今生活在台湾的居民,除了一部分原住民,最主要的有两大族群:闽南人和客家人。他们的祖辈,大多是明清时期从福建、广东迁徙而来,所以台湾人的身体里,流淌着中国古老族群的血。
到达台湾的先辈们,为了与地震、台风作斗争,为了开创更加美好的生活,练就了不畏艰辛、敢于冒险、勇于斗争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的不断传承,让他们的后辈在世界上声名鹊起……
从不喜欢“机车”的群体
只身闯荡江湖的冒险精神
要是在美国唐人街做一次特别的人口普查,你会十分震惊地发现,这里百分之六七十的中国人都来自台湾。这还真不是吹牛,仔细想想遍布天下的“台商”你就会相信了――正是他们骨子里独具一格的冒险精神,才让他们的身影遍布在世界各地。
在台湾,最不被周围的人所喜欢的,就是那些“机车”的人――他们脑子里全是条条框框,顾虑重重,总是不敢放开手脚去大干一场。如果台湾人知道谁看上了一个女孩儿却不敢表白,肯定会立即跳出来对他说:“你太扯了啦,喜欢就去追,哪有那么机车了啦!”
台湾人的这种冒险精神,是有着历史渊源的。台湾人祖辈们大多是闽南人和客家人,三四百年前,他们从福建、广东等地渡海而来。历史上,明、清政府是不允许人们私自渡海的,而要想跨越台湾海峡,也有生命危险,所以老一辈人有一个说法,叫“6死3留1回头”,就是指大陆渡海来台的民众,10人之中会有6人在渡海中死去,3人会留在台湾,1人会因不适应而返回大陆。
虽然传说难免有些夸张,但在明清时敢冒死来台的人,确实都有不安分的闯荡精神。哪怕几百年过去了,这种精神依然铭刻在台湾人的骨髓之中。
45岁的李成,如今在浙江拥有两家工厂,成为“台商”这个庞大群体中的一员。据他回忆,自己16岁就跟着师傅出远门,跑到东南亚做橡胶生意。多年来,他辗转奔波于世界各地,甚至还曾经连续两个月待在船上,没吃过一粒米,仅靠黑面包充饥,30多岁他去了美国,终于赶上商机而发了财。当问他为什么要背井离乡,甚至在生活最窘迫的时候也没想着要回家的时候,他笑着说:“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人说我机车啦,所以我就立志要靠自己闯出一片天。我爷爷和爸爸都是水手,他们跟随远洋货轮跑遍了大半个世界,出门闯荡也是咱们家的传统啦……”
坚守传统的“郑家子孙”
见庙就拜只求心安
台湾人的冒险精神,确实让他们在全世界闯出了很大的名气,也树立起一种锐意进取、敢于革新的群体形象。但同时,他们有时对某些传统的态度,却又显得有些固执,让人非常意外。
在台湾,随便找个高山族的年轻人,问他知不知道大唐盛世、大清王朝,他可能说不出两、三句话,但你要是问他知不知道郑成功,他就一定会表情十分激动且自豪地跟你说:“那当然认识啦,他老人家是咱的祖先!”然后就手舞足蹈地开始长篇大论了……
台湾岛上有超过100间郑成功庙,每一处都香火鼎盛。台湾人都自觉地把自己当成是郑成功的后人,每逢纪念日或者节庆日都要去诚心祭祀一番,这郑家子孙的香火,算是延续得相当好了。
在台湾,许多传统活动已经成为了习惯,比如人们每年都要参加的大甲镇澜宫迎妈祖活动――据说这已经成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三大宗教活动之一了,与麦加朝圣和恒河沐浴齐名。到了那一天,大家都要停下手里的工作去妈祖庙,还要追随妈祖像游行,最长要走上7天8夜。当妈祖的轿子经过的时候,虔诚的人们或跪或趴在地上,让轿子从身上经过,据说这样才会得到妈祖的庇护。那些妈祖庙的神汉回到澜宫的时候,会用刀或狼牙棒把自己的头部和背部砍得鲜血直流,以此示对妈祖的虔诚信仰。
台湾人把看得较重,从遍布岛上的6万多座庙宇可见一斑,除了规模宏大的妈祖庙、孔庙、观音庙之外,还有隐藏在街头巷尾的众多无名小庙。台湾民众并不是特别迷信,但不管是佛家还是道家的庙宇,或者是西方宗教的寺庙,他们一般都会进去拜一拜,他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人在做,天在看”,平常求神拜佛,为的是图个心安。
不仅如此,处于现代文明前沿阵地的中国台湾虽然很开放,却也固执地保留着中华民族的很多传统元素。比如很多大陆人都不太理解的繁体字,台湾人都称之为“正体字”,表示它其实并不“繁”,而且很美,很有历史感,他们有时还会举办汉字文化艺术节。有些台湾人看到大陆人写自己的名字时,会不厌其烦地劝说:“你们为什么用简体字?繁体字多好看啊,不仅象形,还有历史传承,这些都是祖辈们留传下来的珍贵遗产呢!”
舌尖上的台湾
“捞个零嘴就能活”
在中国,舌尖上的味道是源远流长的文化,四川有川菜、湖南有湘菜、山东有鲁菜、广东有粤菜……但就是没听说过台湾菜。不过,可千万不要认为台湾就没有好吃的了――台湾小吃,绝对比“台商”更有名气。
台湾人可以不吃正餐,却每天必须到街头巷尾的某个小吃店光顾一下,用他们自己的话说,那是“捞个零嘴就能活。”在很多街头小店甚至路边小摊,经常见到公司老总开着豪车,带着三五员工,一边喝奶茶、吃蚵仔煎,一边正儿八经地聊着公司的发展规划。这要是让大陆的生意人看到了,肯定要说这老板太没场面了,但台湾人却早就习以为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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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日,在我们平时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依然无时无刻的不在接受着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的影响,这些思想的渗透方式是无声无息的,往往在我们不自居的情况下就会接受这种文化的熏陶和感染。并且传统音乐文化中具有很多思想内涵,这些都是儒家所倡导的“仁”反映的思想,儒学的基本特征是仁、义、礼、智、信,是把理想的道德和伦理意识作为衡量处世做人的价值标准,主张利人利己,强调爱人,对等,互利和诚信等原则。因此,传统音乐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更能通过“爱人者人亦爱之”的儒家思想得以展现,渗透了“不独享其享,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的道德理念。且在距离感上更加接近自然,在无形中使传统音乐受到了自然的熏陶和感染。
由于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使得我国传统音乐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与传统文化之间存在较大的关联性,讲究声音“中正和平”,强调“礼乐治国”与“和而不”。但是贯穿于传统音乐发展始终的思想理念却一直都是“天人合一”,这也是多少年来我们一直所追求和达到的,即人际关系和天人关系的统一,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代表了我国传统音乐的主流文化。早在春秋时期的五行音乐思想中就曾认为“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在其思想观念中认为只有使音乐平和才能够促使阴阳调和、人心和乐,如果声不平的话则会造成阴阳不调以及民离神怒的问题。就像《吕氏春秋》一样,正是根据阴阳家和道家思想的综合借鉴,以五音配五时,十二律配十二月构成宇宙图式,在其主旨上更加注重对自然统一的追求,并且在音乐文化方面也一直主张平和、适中,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以天人合一为主要内涵的传统音乐就是从此时期开始得以形成。而直到《乐记》的出现,在其人文精神上更加强调音乐能够做到以气和天和人进行沟通,促使天人之间能够进行互相感应,进而做到改变自然事物,影响到社会政治方面的相关决定。到此阶段标志着以天人感应为主要人文精神的传统音乐文化开始走向成熟。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传统音乐在人文精神上具有自身的独到性,能够从一个侧面发现出相应的品质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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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礼法严格规定了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五伦”之间的关系,其核心是君臣关系。其中君臣关系具体体现在古代的建筑上,因为建筑在古代是作为一种彰示上下等级制的重要形式,它们是服务于“礼”的形式建筑。城市与宫殿的关系,是以君王的权力为中心的形式设计,将宫殿的位置设计在王城中央最重要的位置,就是强调了统治者的权威。宫殿式帝王朝会和居住的地方,除了满足帝王的物质生活要求外,更主要的是以其巍峨壮丽的气势、宏大的规模和严谨的空间格局给人以强烈的精神感染,体现帝王的权威。另外在服饰的设计上也充分体现了等级分明,中国服饰的形式设计,自周朝以来,不断加强和完善,形成了一整套制度。在中国古代,什么样的人,什么等级的人必须穿什么样的衣服,已经形成了传统和习惯。如在唐朝时规定,黄色只有皇帝和皇亲可以使用,而官员的等级也以服饰的不同色彩来区分,如三品以上是紫色,五品以上是朱色,六品的是绿色,七品的是青色,这种以色彩来区分的形式非常醒目明了,封建社会这种等级观念在服饰设计上是体现的淋漓尽致。
生态保护观念在设计中的体现
中国古代生态观念相对来说形成时间较早,中国历来就是一个具有全局、生态大平衡观念的民族。对于自然生态的保护、对人文生态的重视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各个时期的各个派别中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着自然生态保护观念,甚至是人文生态的平衡观念,这样的生态观念指导着现实生活中设计的方方面面。如中国传统民居的选址在风水术应用上都有所研究,在建造民居时,一定会在强调周围要有风水林,这样繁茂的草木藏风得气,可使子孙后代气运昌盛。现在有人认为风水是迷信,其实这正是古人对自然生态的观察和思考之后得出的一些适合人类生存和居住的法则。在这些法则中,渗透着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合理利用。而中国古代生活用品设计之中也有这样的体现,如汉代铜灯—虹管灯,灯体有虹管,灯座可以盛水,利用虹管把烟吸入有水的灯座中,可以防止空气污染。这样环保的设计在古代就已经有体现。而在当今社会,人类生存环境情况越来越不乐观,全球气候异常,温度不断升高,城市化,现代化带来的负面效应正在爆发。人们已经重视到这个问题,自然环境保护观念早已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各类设计中普遍度能够看见环保概念的元素。绿色环保设计已成主流。作为处于同一宇宙中的自然和人类社会,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是息息相关的,人文生态的平衡也能促进自然生态的平衡。
我们不能将自然与人类社会割裂开来,单独谈自然生态的平衡,这一重要性我国古代先人们早已有了充分的认识。天人合一,为生态和谐而设计。“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理思想的主干,也是中国生态平衡思想的核心,它的思想起源于《周易》的“天、地、人,三才之道”,表现为人与宇宙万物的和谐统一。中国古代的万物和谐的整体思想,使中国两千多年来的设计呈现出整体、协调、祥和的井然有序的状态,是人文生态平衡和自然生态平衡的完美统一,是人类设计的理想境界。
篇11
在经历了传统与时尚的互补、中国与世界的交融,春节这个舞台上所展示出的是一幕幕立足本土、土洋并举、中外辉映的文化盛景, 我们似乎从中日渐明晰地发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节日文化风景线。
如果抛开形式,从春节这个节日的内核上看,从过年人们获得的巨大精神满足上看,回家过年、全家团圆、祝福彼此、追求和谐,这是我们在春节里的最大感受,而在大红灯笼、福字临门、饺子飘香、拜年贺喜的浓浓氛围中,我们深深沉湎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和血脉里共同涌动的团聚和情感交流。在这样的节日里面,我们才更多地在节日里感受到了和谐,这种和谐,有传统习俗与现代生活的携手,有城乡经济文化生活的交融。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刘魁立说:“节日是历史和文化传统的积淀和再现;节日是民族性格、民族文化的集中展示;节日是社会群体和谐团结的黏合剂;节日是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标志。”而春节,正是在民族文化的旗帜下飞舞。
一个民族的文化是有其恒常性的, 一种文化风俗会超越其伴生的具体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而流存下来,成为长久的传统。它也许会不断容纳进新的内容,也许会同外来的文化共存并受其影响,但它却不一定非得消亡。有时候一个民族世世代代传下来的东西不是外来的东西所能取代的。尽管外来的东西也无可厚非,比如西来的阳历年也不是假年,但它却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取代春节。作为一个节庆,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春节更有感觉,更有气氛。这是一个感情问题,一个血缘问题。一个心理认同问题。
本民族的传统习俗与精神才可以寄托感情甚至寄托人生,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汲取外来的新的文化是必辩的,且新旧不妨共存。鲁迅后来也感到“只有这仅存残喘的废历”或‘古历’ 还是自家的东西,更加可爱了。那就格外地庆贺这是不能以‘封建的余意’一句话,轻轻了事的”。何况现在的春节还越来越融进了现代生活内容,承担起一些现代文化功能,甚至还可以作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一个范例。
古老的文明如何向现代化整体转化,怎样才能有创造性,几代人讨论了一百多年,竟然无果。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生活一直在经历着真实的变迁,文化一直在进行着自然的选择。一些东西留下了,比如春节;一些东西作古了,比如皇帝。当然还有更多新东西出现了,比如自由恋爱、原子弹与因特网。百余年间经历了几乎是脱胎换骨的变化,但也没有变到非我的程度。当然一直有人在提醒着文化危机,外来文化的压力使得我们自己文化的创造空间愈加逼仄。事实上,一种文化如果没有外来挑战反而会在封闭中走向凋敝。一点视挑战为机会的豪气还是很重要的,气盛运即不衰,而那种因恐惧而生的自闭与自缚才是一种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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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闽都传统工艺造物
“工艺”一词,广义的解释如《辞海》,指“技艺、手艺,将原材料或半成品加工成产品的工作、方法、技术等”。狭义的解释如《中文大辞典》,指“应实际生活的需要,在各种器物上施以美术之技巧或装饰,如细木、髹漆、陶瓷、染织、刺绣、铸造、饰物等”;《考工记》中记载道:“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铄金以为刀,凝土以为器……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工艺不仅意指制作器物的巧妙技艺,也需配合社会需求、时代环境、自然风土及材料质感。
所谓“造物”,即指人工性的物态化的劳动产品,是人类为生存和生活需要而进行的物质生产。造物活动是人类造物的劳动过程、方式及其意义。人类的一切生活离不开造物文化,造物文化承载着一个国家或地区民族衣食住行的生活文化,是民族文化的根和脉。人类从磨制石器、烧结陶器、冶铸青铜,到髹饰漆器、雕琢玉器、编织竹器、纺印布衣、火镀金银等造物活动,无不与工艺有关,正是这些用自然材料创造的从石器到金银饰物的造物所形成的工艺文化形态,构成了造物文化的主体。工艺是造物的手段,具有独特的文化品格。可以说,工艺文化是造物活动及其物质、精神文化内涵的总和。
闽都传统工艺造物是闽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6000年前,福州先民就在平潭壳丘头以泥土塑造、贝齿装饰与火焰结合,创造了原始的陶器。这表明福州传统造物历史悠久。经过岁月长河的洗礼,如今以福州区域为核心,形成了文化底蕴深厚、艺术特色鲜明、传播影响深远的传统造物资产,如油纸伞、角梳、脱胎漆器、寿山石雕、竹草编织、美术陶瓷、灯彩等传统工艺品。这些大都被列入了国家、省、市级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彰显着独特、浓郁的闽都文化魅力。其中,油纸伞、角梳和脱胎漆器并称为“福州三宝”,蜚声海内外。
二、闽都传统造物的工艺文化精神
本文选取福州“三宝”之一的福州油纸伞为例,具体分析闽都传统造物所折射出的工艺文化精神。
福州油纸伞,本是历史悠久的汉族传统手工艺品。五代时期,王审知率兵南下入闽时由中原和江浙一带将其带进福州,距今已逾千年。清末民初,福州油纸伞业高度繁荣,不仅在国内深受欢迎,而且还出口远销国外,曾荣获美国芝加哥百年进步博览会优秀奖,在国际上口碑极好。这种伞制作工艺讲究,用料质量过硬,既能遮挡炎炎烈日而不发泡、不爆裂,又能抵挡倾盆大雨的冲淋而不脱骨、不漏水,甚至伞面绘制的图案色泽不会变淡。福州油纸伞的做工十分精细,一般流程为制伞骨、制伞、伞头、伞柄、绘花五部分。伞骨必须是闽北五年以上的青山老竹,韧性大、弹力强,经过特殊处理,能防霉、防蛀、防烂;伞面采用精致棉纸,拉力强,刷上纯洁无污的柿油,再刷上粘性大的桐油,绘上花鸟、人物、山水图案,画面生动,永不褪色,十分雅致美观。一把伞必须经过80多道工序才算完成。不论日晒、雨淋、风吹,都不破裂、不褪色、不变形,还可防雷电,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工艺品格。若将伞收起,它就像一根无缝隙,光亮的竹筒,可以做到滴水不漏;若将伞展开,伞面透明亮丽、色泽均匀,伞架光滑、匀称,伸展自如。福州人把它称之为“包袱伞”,意指大家出门时都带有包袱和伞,足见其与福州大众生活的关切程度。福州油纸伞所传达出的工艺文化特征可凝练为:自然美、手工美、实用感、质文化、大众化、乡土性。
福州传统工艺造物无不与油纸伞一样,在手工制作的年代里,讲求生产制作者的技巧和物品特色。造物者利用灵巧的双手,取材地区原生材料,凭借个人生活文化修养,创造出精美的生活用品,实现工艺造物与现实生活的互动,将工艺造物与生活紧密融合,互为表里,营造了闽都地区充满人文、工艺的生活环境。这些传统造物投射出的工艺文化精神可归纳如下:
(一)实用精神。传统工艺造物必须有其特定的功能,以满足不同使用者的需求。以福州油纸伞为代表的传统造物中,造物者充分考虑了使用时的便利、人体工学、贴近生活等层面,凸显了实用为传统工艺造物最基本的文化精神。虽有讲求装饰艺术性,但并非为单一的装饰,而是将工艺之美融入现实生活之需。
(二)本土精神。传统工艺造物根植于本土,展现所在地文化的自信。闽地盛产青山老竹,这种竹材弹力强、韧性大,适合做伞骨,这造就了福州油纸伞在地造物、在地消费的特色,体现出浓郁的乡土性和民族性。
(三)传承精神。传统工艺造物的传承依赖师徒制,一代传一代地继承发扬。福州油纸伞造物工艺肩负着的传承精神,不只是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其自身工艺文化的传承,它将地方油纸伞的工艺特色、技术等,流经千年,承袭至今。
(四)工作精神。传统工艺造物的制作过程中,每一道工序,每一个环节都必须专注、投入,坚持尽善尽美的执著精神,并且注重工作伦理责任。一把福州油纸伞的制伞架、伞骨、褙纸、上漆、上色、绘画等工序流程复杂,经验丰富的师傅也需要半月左右完成,足见造物者令人可敬的工作精神。
(五)质美精神。传统工艺造物的精准性和精细度,透露出工艺对品质的要求,以及追求卓越精美的精神,达到工艺造物最精致的表现。福州油纸伞素有“选料精,上油腻,绘花雅”的特点,所制伞骨如同一节麻竹筒,看不见缝隙,注水不漏;纸伞反复收撑不起顶、不断线、不裂槽;伞面以手工绘制各种图案,上世纪80年代曾获得福建省工艺美术“百花奖”。
(六)原创精神。传统工艺造物要有求新求变的创新精神,不断的自我挑战,提高造物创新的价值。福州油纸伞虽由江浙和中原传入,但工艺家根据本土人文生活、天气特点、材料特性等进行了创新,比如伞画师构思新颖,技艺精湛,不仅表现中国传统韵味的仕女花鸟山水,还创新绘制“洋山水”,远销海外,独树一帜。
(七)人本精神。传统工艺造物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最终为人所用。以人为本的精神,表现在工艺家与消费者的自我实现,是工艺造物最高境界的表现。福州油纸伞不仅承载着造物者智慧的精华,更反映出它在福州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结语
以福州油纸伞为代表的闽都传统造物所透射出的工艺文化精神,有着强烈的人文性。在机械工业文明造就的大量人造物大行其道的时代,其刻板的生产过程和劳动情景侵蚀了既有的社会关系,造成自我异化、人际疏离与社会冲突。如果对于传统人文资源多一份保护、修复与创新,就可以唤醒人们对生活世界的文化感受和文化认同,适应当代的社会变迁,并促进生活品质的提升。
(注:本文为福建工程学院人文社科课题“闽都传统工艺文化对创新工业设计区域特色的意义研究”,课题编号:GY-S13027)
参考文献:
[1]林怡,肖剑南.闽都文化争议[J].福建理论学习,2011(3):46-47.
[2]李砚祖.造物之美――产品设计的文化与语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篇13
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自从油画传入中国,它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西方油画,以怎样的一个形式才能让它在中国的文化大地上一直发展下去,这是值得几代油画家深思的问题。现在所谓“地道的油画”即西方写实油画,在人类科技进步的背景下已经毫无出路了。要让油画继续在中国大地上发展,那么改革是不可避免的。
一、油画初入中国
西方油画是随传教士的文化传教活动传入中国的,明末清初更多的有绘画才能的西方传教士陆续进入中国。在中国20世纪初的出国留学热潮中,早期留学生名单中,系统学习西方绘画艺术的年轻人有李铁夫、冯钢百、李叔同等,他们是中国第一批走出国门、有意识的学习西方油画体系的先行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法国是西方艺术的中心,中国留学生转而直接去法国。这时期留法的人有潘玉良、林风眠、徐悲鸿等,之后还有吴冠中、群、赵无极等也在巴黎学画。在这里我主要以林风眠体系为主线来介绍一下艺术家在油画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实践。
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是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地区,激进与保守、前卫与传统。坚持国粹与全盘西化各有一片阵地,同时也使艺术家对艺术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林风眠的《芦雁》体现出艺术家欲将现代主义与中国传统绘画相溶的努力。林风眠作为中西融合的实践者,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现代绘画开拓者。他的艺术思想也影响到一批年轻的艺术家。林先生在东西方艺术融合论方面的哲学观点是“优势互补”,即西方艺术之所短,正是东方艺术之所长;东方艺术之所短,正是西方艺术之所长。短长相补,世界新艺术之产生。这种互相取长补短和互相融合,也并不会真正否定各自具有独特风格的存在。
二、油画在中国的发展中
在1937年的抗战爆发,中断了蓬勃发展的中国油画,艺术家的心态在战火中扭曲。在这抗战时期,由于艺术为政治服务等原因,中国油画一直以写实道路为主,得以填补了中国写实油画的空白。这时期也有油画民族化的继续探索,林风眠的学生群、赵无极、吴冠中发展和实践了他的艺术观点。吴冠中有着深厚的国学修养,诗歌、散文、书法方面知识的积淀使他的油画语言典雅清新如水墨写意一气呵成。给人一种具有东方神韵的画面。群、赵无极的绘画作品则是西方绘画的框架之上有意识的吸取中国文化的营养,他们的作品是具有东方意味的抽象表现主义,讲究宏大的气势,惊人的视觉震撼。赵无极的绘画作品立意于中国山水,十分讲究构图、布局,收、放有节;群则特别重视笔触表现,将中国书法的“写”融入到西方的抽象表现形式中,酣畅淋漓、挥洒自如。
群、赵无极、吴冠中师从林风眠的艺术体系,实践着林风眠的艺术精神,他们受西方现代语言滋润但却植根于唐、宋、元、明、清及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实践着中西融合的这条道路,符合了我们中国人的审美观念,也给中国的油画界带来了奇观异彩。
三、当代油画的发展
改革开放直至现在,虽然宽松的政治环境和自由的学术氛围使我国油画水平的到进一步发展,各种风格齐头并进,但占主流的依然是写实主义。国内众多的油画家目光紧紧锁在西方博物馆里几百年前写实大师的作品,孜孜不倦专研油画大师们的写实技巧,誓与他们一比高下。然而西方的写实技术早在安格尔、德拉克罗瓦、伦勃朗之前已经达到了我们无法企及的高度。而且越来越多的有关绘画终结论、油画已经死亡等的言论、著作,这些都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我们当代油画家也渐渐的认识到了这些问题,我们的油画要在中国文化的大地上立足,也应该走“转新型油画的道路”。陈丹青在一次讲座上回答一位美院学生的问题时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们不打中国牌,难道打外国牌?”这是多么睿智的回答!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其文化之博大精深虽没有西方文化之咄咄逼人的气势,但她那恬静优雅、外柔内秀却隐含着东方精神无限的诱人精神,待我们去挖掘,去创造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油画。
参考文献: